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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章结构。论文应依次包含论文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及通讯地址、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作者简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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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文格式
正文以前部分
(1)中文格式
论文题目：三号黑体，居中排，文头顶空一行。
作者姓名：小三号楷体，居中排，两字姓名中间空一全角格，作者之间用逗号区分。
作者单位及通讯地址：按省名、城市名、邮编顺序排列，五号宋体，居中排，全部内容置于括号之中。作者单位与省市名之间用逗号，城市名与邮编之间空一全角格。作者单位多于一个在作者姓名处用上角标注。
摘要：摘要二字小五号黑体;内容小五号宋体，不少于200字。
关键词：需列出3～5个。关键词三字小五号黑体，其他小五号宋体，第1个关键词应为二级学科名称，学科分类标准执行国家标准(GB/T13745-92)，中文关键词之间用分号。
(2)英文格式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过去只包含了社区矫正的一些内容,例如,管制、缓刑、假释等,却没有社区矫正这一法律概念。直到2011年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确提出社区矫正这一概念,确定了它的法律地位,但是《刑法修正案(八)》并没有对社区矫正进行界定。对于社区矫正的定义,学者们对此概念有不同的诠释,实践中也有不同的分类。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们普遍接受两高两院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定义: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放在自己家庭生活的社区,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是:主要包括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
一、纵向的“历史”钩沉。不管人们对高考的看法如何不同，有一点认识是一致的：高考写作深刻地影响着中学写作教学，因此，研究中学写作教学就不能不研究高考作文。20年来，俞老师一直参与福建省高考阅卷并主持作文评卷工作，这一经历成为他写作教学研究极其宝贵的资源。本书第一章即对1977年以来30年高考议论文写作测试做了较为全面的爬梳与反思，这使得本书具有一种别样的“景深”。30年的高考写作是一段注定无法回避的历史，是当下写作教学的基因，它深刻影响着当下写作教学的样式及未来可能的走向。
二、反思性的“元”研究：对议论文争议之“争议”。“元”研究是一种反思性研究，它跳出争议作文之外，以理性的标准反思人们对高考争议作文的“争议”。俞老师在众多的争议中遴选出与议论文写作有关的问题：议论文文体特征，满分作文，说真话、写真事，论据真实，议论文的逻辑性……通过对这些争议的讨论分析，引导读者隐隐窥见人们对中学写作教学若干本质问题的认识正在发生着缓慢却较为深刻的变化。
三、横向的“域外”借镜。国外写作课程与教学研究相对成熟，俞老师参考美国SAT作文考试命题与评价标准，对比分析了我国高考作文命题与评价标准需要改进与完善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议论文写作教学的几点建议：培养批判精神、开展批判性阅读、高考测试以论述类作文写作为主、高中开设形式逻辑课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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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罪的行为要件，各国刑法规定的不尽一致，大体可分三种情况：
1、概称窃取、偷取、盗窃等。如德国、法国、日本、巴西、意大利、瑞士、韩国、泰国、原苏联、蒙古、中国等。
2、不使用窃取等，而称占有、取得、转移等。如美国、英国、奥地利、阿尔巴利亚等。
3、在占有、取得、转移等词前，加上未经同意，未使用暴力或胁迫手段，从他人的占有之下，无正当权利等定语。如加拿大，西班牙，印度，罗马尼亚，格陵兰等。
从上述2、3种的立法来看，盗窃罪在客观上不以秘密为必要。如加拿大刑法称“不以秘密或企图掩饰为必要”，阿尔巴利亚称“公开或秘密”。从我国的刑法规定来看，盗窃罪在客观方面应以秘密行为为要件。在理论上，一般也认为盗窃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秘密窃取。也有的认为，秘密窃取的提法不准确。“窃”有“偷”的意思，即窃取就是秘密取去，在窃取前加秘密一词，语义反复，没有必要，而且秘密窃取的说法在我们也没有法律依据。因此认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1 对于何为窃取或秘密窃取，在理论上也有不同看法：
1.《刑法实务若干问题的研究》中指出，所谓窃取，是指以非暴力的手段，违反所有人的意思，而取走财物。2
2.《全国刑法硕士论文苔苹》中认为：秘密窃取，就是行为采取自认为不会被财物所有人、持有人当场发现的手段窃取财物。3
3.《刑法学》则认为：所谓秘密窃取，是指犯罪分子采取自认为不使财物所有者、保管者发现的方法，暗中窃取其财物。4
4.《罪与罚一侵犯财产罪和妨害婚姻家庭罪的理论与实践》中认为：所谓秘密窃取，是指乘人不觉，偷偷窃走公私财物。5
上述几种定义各有侧重，第一种观点突出了“非暴力”和“违反所有人意思”，有利于划分盗窃与抢夺抢劫罪和诈骗罪的界限。第二、三种观点主要突出了行为秘密窃取的主观内容，即“自认为”不被人发现。第二种与第三种观点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第二种观点还对“自认为”不被人发现的时间范围进行了限制，即“当场”。第四种观点主要突出了盗窃是乘人不知不觉、秘密或隐密的方法取得财物的特征。
我们认为，盗窃罪在客观方面的基本特征是窃取。从“窃取”一词的构成来看，它是一个偏正词组，“窃”是“取”的限定词，即限定“取”的方法或手段是“秘密”，而不是“欺骗”等。“窃”是手段行为，“取”是结果行为。目前理论上关于“窃取”的解释，一般都是对手段行为特征的解释，而没有对结果行为的特征进行分析。从目前通常的提法来看，一般都认为“取”是秘密“取走”、“拿走”或“窃走”等。我们认为使用“取走”、“拿走”等提法尚不能揭示窃取行为中的结果行为“取”的特征。因为，许多盗窃对象是行为人无法用“取走”、“拿走”的方法获得的，如电力等能量。还有一些盗窃对象，不需使用“窃走”或“拿走”的方法，行为人即可以将他人财产化为己有，“如偷打电话等。因而，我们认为，”窃取“行为中的”取“不能解释为”取走“或”拿走“等，而应解释为”据为己有或他有“，即改变原来的所有状态或持有状态。据此，我们认为，所谓”窃取“就是秘密占有，即行为人采取不让人知晓的方法，将他人财产据为自己所有或他人所有。
二、窃取行为的特征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窃取行为具有如下特征：
1.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不让人知晓的故意。
所谓“不让人知晓”是指行为人在主观上不愿让人知道，不想让人知道。伸而言之，就是行为人意欲避开财物所有人或持有人的发现，在其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将其财产据为己有。这就是说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决定或选择秘取的故意。只要行为在主观上具有决定或选择秘取的故意，在实施秘取的过程中，即使被人发现，而行为人自认为他人还未发现，也应认定为秘取。
2.行为人实施的是不让人知晓的行为。即行为人在客观上，是以避开他人知道的方法获得财物，这是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在客观上的反映。
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窃取的故意，必须表现在客观上实施秘取行为。客观上实施的是窃取行为，就应认定为盗窃。即是财物所有人或持有人发现或知道了行为人的窃取行为，但并没有对行为人进行干预或告知，行为人的行为仍具有隐蔽性的，仍是盗窃。如被监视下的盗窃，或所有人虽然发现但因怕反抗而不干预的盗窃，行为人并不知其行为被监视或被发现，并不是故意明目张胆地实施取财行为，仍然是盗窃。
3.窃取行为，主要是针对财产所有人或持有人而言。
行为人窃取财产的行为，其秘密性并不针对社会上的一切人，主要是针对财产所有人或持有人而言，对财产所有人或持有人以外的人来说，可能是公开的，明目张胆地将财产拿走，即公开明取。如广东省中山市胡振雄、麦明汉等人盗窃汽车一案即是。胡振雄、麦明汉等人租用一辆货车，开到中山市区载车棚内，一次就“装走”摩托车3辆，群众还认为他们是运走自己的车，直到失主前来取车，才发现被盗。象这种情况，仍然构成盗窃罪。
4.窃取行为主要是针对实行行为而言。
盗窃行为的窃取并不是贯穿在盗窃犯罪的全过程，即并不是从盗窃预备行为起就是秘密的或不让财产所有人或持有人知晓的，行为人为实施窃取行为而在预备阶段，玩弄某种花招为窃取作准备，而在着手取得财产时是秘密行为的，仍为盗窃。如某甲在地下黑市交易市场高声呼喊“工商局干部来了”。然后乘众商惊慌外逃之机，窃取他人财物。这里的欺骗手段是为实施窃取创造条件，其非法占有财物仍然是秘密窃取手段，因而，本案仍应定盗窃罪。
5.窃取行为在客观方面还表现为获取财产时未使用暴力，未经财产所有人或持有人同意或交付。
窃取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不让财产所有人或持有人知晓，以秘密手段而取得财物，因而，不存在使用暴力强取问题，如果行为 人使用暴力手段取得财物，那则是抢夺或抢劫了，而不是盗窃。如 果是行为人采取欺诈手段，使财产所有人“自愿”通过处分行为将财物交付给行为人，也不是盗窃，而是诈骗。因而，行为人取得财物到底是通过自己的行为窃取而得，还是通过财产所有人或持有人的处分行为而得，也是区别是否构成盗窃罪的一个客观方面的标志。
注释：
1赖宇等主编：《中国刑法之争》。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页。
2王定：《刑法实务若干问题的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1.刑事责任在刑法中的地位
我国刑法总则分为五章，依次为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犯罪、刑罚、刑罚的具体运用、其他规定，明显表现出是按照刑法-犯罪-刑罚的结构加以规定的。刑事责任只是作为第二章犯罪的第一节与犯罪并列作为节的标题，总则中虽有12个条文20处提到刑事责任，并且根据刑法第5条的规定， 似乎将刑事责任与犯罪和刑罚相提并论，但由于对刑事责任缺乏专门规定，因而并未形成犯罪-刑事责任-刑罚的刑法总论体系，更谈不上形成犯罪-刑事责任的刑法总则体系了。这种情况与刑事责任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因而有的学者提出完善刑事责任立法的建议，以解决刑事责任与其在刑法中的地位不相称的问题（注：张文等：《刑事责任要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261页。）；但建议还没有成为现实的立法。所以我们只能说按照现行刑法，刑事责任是与犯罪和刑罚同样重要的范畴，但它在刑法中的地位在刑法总则的结构上并未得到应有的反映。
2.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中的地位
刑事责任在我国80年代编写的刑法教材中，或者很少提到，或者着墨不多，可以说在刑法理论中没有什么地位。80年代中期，部分学者开始对刑事责任进行研究并发表研究成果，一些硕士研究生也以刑事责任为论题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刑事责任问题逐渐引起重视。进入90年代后，随着研究的深入，相继出版了多种研究刑事责任的专著，一些教材也大多增加了论述刑事责任的章节，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中逐步占有一定的地位。由于认识的不同，学者之间对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中应占的地位，看法还不一致。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
（1）基础理论说， 认为刑事责任在价值功能上具有基础理论的意义，它所揭示的是刑法的基本原理，其具体内容应当有犯罪论、刑罚论和罪刑各论。因此在体系上不能把刑事责任论放在犯罪论和刑罚论之间，而应作为刑法学的基本理论置于犯罪论之前，并作为刑法的基本原理来把握（注：张智辉：《刑事责任通论》，警官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个别教材即将“刑事责任”作为一节置于“刑法的性质和任务”一章之中，先于犯罪论予以论述，可以说是上述理论在刑法学体系上的表现。
（2）罪、责平行说， 认为刑事责任是与犯罪相对应并发生直接联系的概念。犯罪是刑事责任的前提，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刑罚虽然是实现刑事责任的基本方式，但不是惟一的实现方式，非刑罚处理方法也是实现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所以刑罚与非刑罚处理方法，同是刑事责任的下位概念。因而犯罪论-刑罚论的体系，应改变为犯罪论-刑事责任论的体系，这样才能摆正犯罪与刑事责任的关系（注：张明楷：《刑事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153页。）。个别教材以刑事责任论取代传统的刑罚论，就是这一理论的体现。
（3）罪、责、刑平行说，认为犯罪、刑事责任、 刑罚是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三个范畴，刑事责任则是介于犯罪与刑罚之间联结犯罪与刑罚的纽带。刑事责任与犯罪的关系是：犯罪是刑事责任的前提，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关系是：刑事责任是刑罚的前提，刑罚是实现刑事责任的基本方式。因而刑法学的理论体系应当是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刑罚论的体系（注：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编：《全国刑法硕士论文荟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一些教材都将刑事责任作为一章置于犯罪论内容之后、刑罚论内容之前，均系以上述观点为理论根据。
我们认为，基础理论说，将刑事责任看作凌驾于犯罪和刑罚的最上位概念，它的内容包括犯罪论、刑罚论和罪刑各论，这无异将刑事责任等同于刑法，这样扩大刑事责任的内容，既不符合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在理论上也难于在刑法学体系上给刑事责任以应有的地位。因而这一观点为我们所不取。罪责平行说，认为刑罚与非刑罚处理方法都是刑事责任的下位概念，主张以刑事责任论代替刑罚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因而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但我们感到这种体系还值得研究，从刑法立法来看，这种体系明显与刑法体系不符，如前所述，刑法是按照刑法-犯罪-刑罚的结构规定的，此其一。其二，在刑法理论中刑罚理论内容丰富，占有很大篇幅，非刑罚处理方法内容单薄，所占篇幅很小，使两者处于同等地位，未必合理。如果刑法按照有的学者关于完善刑事责任立法所设想的那样修改，在刑法教材中自应采用这种体系；但在刑法未作修改之时，这种体系还不宜在教材中采用。罪、责、刑平行说，认为刑事责任是连结犯罪与刑罚的纽带，三者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主张建立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刑罚论的体系，基本上符合现行刑法的规定，刑法总则第二章第一节的标题是“犯罪与刑事责任”，即将犯罪与刑事责任并列，第三章、第四章均为对刑罚的规定。设置刑罚论，正是这些规定的反映。从理论上看，刑事责任确实是联结犯罪与刑罚的纽带，这可以从刑事责任与两者的关系上得到说明：
（1）刑事责任与犯罪的关系。 犯罪是刑事责任产生的法律事实根据，没有犯罪就不可能有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是犯罪的必然法律后果，只要实施了犯罪，就不能不产生刑事责任。这体现了犯罪与刑事责任的质的一致性。同时由于各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序不同，犯罪人承担的刑事责任程度也不相同。一般说来，犯的罪重，刑事责任就重；犯的罪轻，刑事责任就轻。这体现了犯罪与刑事责任的量的一致性。二者的密切关系，于此可以窥见。
（2）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关系。 刑事责任与刑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刑事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刑罚则是一种强制方法。第二，刑事责任是以犯罪人承受刑法规定的惩罚或单纯的否定性法律评价为内容，刑罚则是以剥夺犯罪人一定的法益为内容。第三，刑事责任随实施犯罪而产生，刑罚则随法院的有罪判决生效而出现。但二者具有密切的关系，它表现在：第一，刑事责任的存在是适用刑罚的前提。没有刑事责任，决不可能适用刑罚；只有存在刑事责任，才有刑罚的适用。第二，刑事责任的大小决定刑罚的轻重。刑事责任大的，刑罚就重；刑事责任小的，刑罚就轻，刑罚轻重根据刑事责任的大小来确定。第三，刑事责任主要通过刑罚而实现。非刑罚处理方法等虽然也是刑事责任的实现形式，但那是次要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为数很少的，而刑罚则是实现刑事责任的主要形式，并且在司法实践中是大量的；同时在刑法立法中，仅用两个条文规定非刑罚处理方法，而用两章十六节五十六个条文规定刑罚，可见二者在刑法立法中地位多么悬殊。因而非刑罚处理方法与刑罚不宜处于并列的地位。据此，笔者认为宜将刑事责任设为一章，置于犯罪论内容之后、刑罚论内容之前，采取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刑罚论的体系。
二、刑事责任的发展阶段
刑事责任从产生到实现，如何划分阶段，意见不一，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刑事责任的产生阶段
刑事责任的产生是否刑事责任的开始？刑事责任从何时开始？我国刑法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1 ）刑事责任始于犯罪行为实施之时。理由是刑事责任伴随犯罪而产生，无犯罪则无刑事责任，有犯罪必有刑事责任。犯罪行为实施之后，不论是否发现这种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即同时产生，并客观地存在着。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只是使这种客观存在的刑事责任现实化的过程，并不是刑事责任产生的过程。（2）刑事责任始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时。 理由是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只能由犯罪人来承担。而在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决之前，很难说行为人就是犯罪人，也就不能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开始必须同时具备如下条件：一是被告人被查获，证据确凿，犯罪事实昭然若揭；二是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决，犯罪最终被证实（注：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4—585页。）。我们认为，第一种意见是正确的，第二种意见是不恰当的。因为：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只能随着犯罪而产生，所以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客观上同时自然产生刑事责任，此其一。其二，行为人犯罪后，司法机关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就是因为刑事责任客观上的已经存在；如果根本不存在刑事责任，司法机关怎么可能无中生有地进行追究呢？其三，从刑法的规定看，刑事责任的开始总是同实施犯罪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刑法第17条第1款规定：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应当负刑事责任，以存在刑事责任为前提，表明实施了犯罪，客观上即产生了刑事责任。此外第17条第2 款、第18条第2—4款的规定，都表明了同样的思想。其四，从刑法规定追诉时效制度来看，也应当认为刑事责任开始于实施犯罪之时。追诉时效，指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有限期间。刑法规定，犯罪经过一定的期限不再追诉。所谓不再追诉，即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说明实施犯罪后刑事责任即产生了，否则，就不发生不再追诉的问题。第二种观点之所以错误，在于它把刑事责任产生的时间与人民法院使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时间混为一谈。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或者说是刑事责任的不同阶段。并且人民法院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行为人已产生刑事责任为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人民法院根据什么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呢？所以刑事责任产生的时间，就是刑事责任开始的时间。
刑事责任的产生阶段，从行为人实施犯罪时起，到司法机关（或公安机关）立案时止。所谓实施犯罪时起，不同的犯罪形态，起始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对于故意犯罪来说，实施犯罪预备时，刑事责任即行产生；如果犯罪预备不受处罚，着手实行犯罪时，刑事责任便产生；对于过失犯罪来说，犯罪结果发生时，刑事责任才产生。在这一阶段，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虽然已经客观地存在着，但司法机关还没有进行追究刑事责任的活动。这可能是因为犯罪没有被发现；或者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被害人没有告诉。如果在法定的追诉期限内没有追诉，刑事责任就可能消灭，从而就不存在刑事责任的下一阶段。在司法机关（或公安机关）立案之前，行为人可能出现自首或立功等情况，会影响刑事责任的程度，这仍然属于刑事责任的产生阶段。
转贴于 2.刑事责任的确认阶段
这一阶段从司法机关（或公安机关）立案时起，到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生效时止。在这一阶段，要确认行为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应否负刑事责任，应负怎样的刑事责任以及如何实现刑事责任。因此这一阶段，无论对国家或对犯罪人来说，都很重要。为了保证这一阶段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国家立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必要的程序，公安、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理，正确确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所谓从司法机关（或公安机关）立案时起，指由公安机关管辖范围的案件，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时起，由检察机关管辖范围的案件，从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时起，人民法院依法直接受理的案件，从人民法院受理时起。公安、检察机关进行侦查时，必须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收集证据必须全面，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都应收集、调取。在侦查过程中，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等活动，都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以保证有效地开展侦查工作。
对侦查终结的案件，需要提起公诉的，一律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 必须查明：（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二）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三）是否属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四）有无附带民事诉讼；（五）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经过审查，如果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应当作出提起公诉的决定；如果认为不构成犯罪或者有其他法定不起诉情形的，检察机关应当或者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审判机关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符合开庭审判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在审判中主要解决如下问题（1 ）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否负刑事责任？（2）如果应负刑事责任， 还应综合考虑各种有关情节，确定应负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3 ）如何实现刑事责任？即主要应判何种刑罚？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以事实为根据，以刑法的规定为准绳。
上述侦查、起诉、审判三个刑事诉讼阶段，就大多数犯罪来说，是刑事责任的确认阶段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只有经过这三个刑事诉讼阶段，刑事责任才可能得到确认和实现。
3.刑事责任的实现阶段
这一阶段从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生效时起，到所决定的刑事制裁措施执行完毕或赦免时止。刑事责任的实现是刑事责任的最后阶段，也是刑事责任阶段的核心。刑法规定刑事责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刑事责任。所以这一阶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刑事责任的实现，基本方式是执行刑罚。执行刑罚，主要由司法行政机关完成，持续时间的长短，则因刑种的不同和判决刑期长短的不同而不同。至于因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案件，法院仅宣告有罪而免予刑罚处罚。这种免予刑罚处罚的判决，只要一经发生法律效力，刑事责任即行实现，不存在时间上的持续过程。
在刑事责任的实现阶段，可能出现刑事责任变更的情况。这主要是：（1）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的减刑；（2）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减刑；（3）特赦；（4）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时罚金的减免。如何看待假释，意见不一：有的同志认为假释也是刑事责任的变更，有的同志认为假释宜视为刑事责任实现方法的变更。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在假释时，所确定的刑罚并没有变更，只是将犯罪分子附条件提前释放，被假释者违反法定的条件，假释即被撤销，而且在假释考验期限内，被假释者还要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可见，刑事责任本身并未因假释而变更。
与刑事责任的实现密切相关的，是刑事责任的终结。如何理解刑事责任的终结？理论上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责任的终结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因刑事责任的实现而终结，终结时间由于刑事责任实现的方式不同而不同：以刑罚为实现方式的，终结时间是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之时；以非刑罚处理方法为实现方式的，终结时间为非刑罚处理方法执行完毕之时；以免予刑罚处罚为实现方式的，终结时间为法院有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时。二是因刑事责任的消灭而终结。刑事责任的消灭有犯罪人死亡、犯罪已过追诉时效、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撤回告诉。终结时间就是上述情况出现之时。另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责任的终结是指刑事责任的实现，而刑事责任的消灭是没有追究其刑事责任，二者的性质和效果完全不同，所以认为刑事责任的消灭也是刑事责任的终结，这就将两种不同性质、不同效果的情况混为一谈（注：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6—587页。）。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刑事责任可以因其实现而终结，也可以因其消灭而终结。例如犯罪在未过追诉时效期限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时刻都处于可以追究之中；如果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刑事责任即归于消灭，不能再予以追究，这在事实上也就是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已经终结。与刑事责任的实现不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在这一根本点上并无差别。
三、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
刑事责任究竟有哪些实现方式，见解较多，但由于刑法的修订，原来的一些单行刑法已经失效，有些见解现在已失去法律依据，所以我们认为，关于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的不同见解主要是：
1.认为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指国家强制犯罪人实际承担的刑事制裁措施，计有以下三种：（1）基本方式， 即通过给予刑罚处罚的方法来实现。（2）辅助方式，即通过非刑罚处理方法来实现。（3）特殊方式，即通过宣布行为是犯罪、行为人是犯罪人的方法来实现。
2.认为实现刑事责任是指为了使犯罪行为人承担其刑事责任而采取的具体行动，实现的方法包括：（1）刑事强制措施，主要指刑罚， 此外还包括免予刑事处分、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强制措施。（2）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指拘传、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逮捕和拘留。不过只有在行为人的行为经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并发生法律效力时，此前所采取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才成为实现刑事责任的方法。（3）其他强制措施， 指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得被选举或任命担任某些职务。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3.认为刑事责任的实现方法只有刑罚一种。除此之外，不存在或者说法律并未规定其他实现刑事责任的方法。
1.刑事责任在刑法中的地位
我国刑法总则分为五章，依次为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犯罪、刑罚、刑罚的具体运用、其他规定，明显表现出是按照刑法-犯罪-刑罚的结构加以规定的。刑事责任只是作为第二章犯罪的第一节与犯罪并列作为节的标题，总则中虽有12个条文20处提到刑事责任，并且根据刑法第5条的规定， 似乎将刑事责任与犯罪和刑罚相提并论，但由于对刑事责任缺乏专门规定，因而并未形成犯罪-刑事责任-刑罚的刑法总论体系，更谈不上形成犯罪-刑事责任的刑法总则体系了。这种情况与刑事责任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因而有的学者提出完善刑事责任立法的建议，以解决刑事责任与其在刑法中的地位不相称的问题（注：张文等：《刑事责任要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261页。）；但建议还没有成为现实的立法。所以我们只能说按照现行刑法，刑事责任是与犯罪和刑罚同样重要的范畴，但它在刑法中的地位在刑法总则的结构上并未得到应有的反映。
2.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中的地位
刑事责任在我国80年代编写的刑法教材中，或者很少提到，或者着墨不多，可以说在刑法理论中没有什么地位。80年代中期，部分学者开始对刑事责任进行研究并发表研究成果，一些硕士研究生也以刑事责任为论题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刑事责任问题逐渐引起重视。进入90年代后，随着研究的深入，相继出版了多种研究刑事责任的专著，一些教材也大多增加了论述刑事责任的章节，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中逐步占有一定的地位。由于认识的不同，学者之间对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中应占的地位，看法还不一致。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
（1）基础理论说， 认为刑事责任在价值功能上具有基础理论的意义，它所揭示的是刑法的基本原理，其具体内容应当有犯罪论、刑罚论和罪刑各论。因此在体系上不能把刑事责任论放在犯罪论和刑罚论之间，而应作为刑法学的基本理论置于犯罪论之前，并作为刑法的基本原理来把握（注：张智辉：《刑事责任通论》，警官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个别教材即将“刑事责任”作为一节置于“刑法的性质和任务”一章之中，先于犯罪论予以论述，可以说是上述理论在刑法学体系上的表现。
（2）罪、责平行说， 认为刑事责任是与犯罪相对应并发生直接联系的概念。犯罪是刑事责任的前提，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刑罚虽然是实现刑事责任的基本方式，但不是惟一的实现方式，非刑罚处理方法也是实现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所以刑罚与非刑罚处理方法，同是刑事责任的下位概念。因而犯罪论-刑罚论的体系，应改变为犯罪论-刑事责任论的体系，这样才能摆正犯罪与刑事责任的关系（注：张明楷：《刑事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153页。）。个别教材以刑事责任论取代传统的刑罚论，就是这一理论的体现。
（3）罪、责、刑平行说，认为犯罪、刑事责任、 刑罚是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三个范畴，刑事责任则是介于犯罪与刑罚之间联结犯罪与刑罚的纽带。刑事责任与犯罪的关系是：犯罪是刑事责任的前提，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关系是：刑事责任是刑罚的前提，刑罚是实现刑事责任的基本方式。因而刑法学的理论体系应当是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刑罚论的体系（注：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编：《全国刑法硕士论文荟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一些教材都将刑事责任作为一章置于犯罪论内容之后、刑罚论内容之前，均系以上述观点为理论根据。
我们认为，基础理论说，将刑事责任看作凌驾于犯罪和刑罚的最上位概念，它的内容包括犯罪论、刑罚论和罪刑各论，这无异将刑事责任等同于刑法，这样扩大刑事责任的内容，既不符合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在理论上也难于在刑法学体系上给刑事责任以应有的地位。因而这一观点为我们所不取。罪责平行说，认为刑罚与非刑罚处理方法都是刑事责任的下位概念，主张以刑事责任论代替刑罚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因而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但我们感到这种体系还值得研究，从刑法立法来看，这种体系明显与刑法体系不符，如前所述，刑法是按照刑法-犯罪-刑罚的结构规定的，此其一。其二，在刑法理论中刑罚理论内容丰富，占有很大篇幅，非刑罚处理方法内容单薄，所占篇幅很小，使两者处于同等地位，未必合理。如果刑法按照有的学者关于完善刑事责任立法所设想的那样修改，在刑法教材中自应采用这种体系；但在刑法未作修改之时，这种体系还不宜在教材中采用。罪、责、刑平行说，认为刑事责任是连结犯罪与刑罚的纽带，三者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主张建立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刑罚论的体系，基本上符合现行刑法的规定，刑法总则第二章第一节的标题是“犯罪与刑事责任”，即将犯罪与刑事责任并列，第三章、第四章均为对刑罚的规定。设置刑罚论，正是这些规定的反映。从理论上看，刑事责任确实是联结犯罪与刑罚的纽带，这可以从刑事责任与两者的关系上得到说明：
（1）刑事责任与犯罪的关系。 犯罪是刑事责任产生的法律事实根据，没有犯罪就不可能有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是犯罪的必然法律后果，只要实施了犯罪，就不能不产生刑事责任。这体现了犯罪与刑事责任的质的一致性。同时由于各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序不同，犯罪人承担的刑事责任程度也不相同。一般说来，犯的罪重，刑事责任就重；犯的罪轻，刑事责任就轻。这体现了犯罪与刑事责任的量的一致性。二者的密切关系，于此可以窥见。
（2）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关系。 刑事责任与刑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刑事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刑罚则是一种强制方法。第二，刑事责任是以犯罪人承受刑法规定的惩罚或单纯的否定性法律评价为内容，刑罚则是以剥夺犯罪人一定的法益为内容。第三，刑事责任随实施犯罪而产生，刑罚则随法院的有罪判决生效而出现。但二者具有密切的关系，它表现在：第一，刑事责任的存在是适用刑罚的前提。没有刑事责任，决不可能适用刑罚；只有存在刑事责任，才有刑罚的适用。第二，刑事责任的大小决定刑罚的轻重。刑事责任大的，刑罚就重；刑事责任小的，刑罚就轻，刑罚轻重根据刑事责任的大小来确定。第三，刑事责任主要通过刑罚而实现。非刑罚处理方法等虽然也是刑事责任的实现形式，但那是次要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为数很少的，而刑罚则是实现刑事责任的主要形式，并且在司法实践中是大量的；同时在刑法立法中，仅用两个条文规定非刑罚处理方法，而用两章十六节五十六个条文规定刑罚，可见二者在刑法立法中地位多么悬殊。因而非刑罚处理方法与刑罚不宜处于并列的地位。据此，笔者认为宜将刑事责任设为一章，置于犯罪论内容之后、刑罚论内容之前，采取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刑罚论的体系。
二、刑事责任的发展阶段
刑事责任从产生到实现，如何划分阶段，意见不一，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刑事责任的产生阶段
刑事责任的产生是否刑事责任的开始？刑事责任从何时开始？我国刑法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1 ）刑事责任始于犯罪行为实施之时。理由是刑事责任伴随犯罪而产生，无犯罪则无刑事责任，有犯罪必有刑事责任。犯罪行为实施之后，不论是否发现这种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即同时产生，并客观地存在着。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只是使这种客观存在的刑事责任现实化的过程，并不是刑事责任产生的过程。（2）刑事责任始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时。 理由是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只能由犯罪人来承担。而在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决之前，很难说行为人就是犯罪人，也就不能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开始必须同时具备如下条件：一是被告人被查获，证据确凿，犯罪事实昭然若揭；二是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决，犯罪最终被证实（注：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4—585页。）。我们认为，第一种意见是正确的，第二种意见是不恰当的。因为：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只能随着犯罪而产生，所以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客观上同时自然产生刑事责任，此其一。其二，行为人犯罪后，司法机关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就是因为刑事责任客观上的已经存在；如果根本不存在刑事责任，司法机关怎么可能无中生有地进行追究呢？其三，从刑法的规定看，刑事责任的开始总是同实施犯罪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刑法第17条第1款规定：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应当负刑事责任，以存在刑事责任为前提，表明实施了犯罪，客观上即产生了刑事责任。此外第17条第2 款、第18条第2—4款的规定，都表明了同样的思想。其四，从刑法规定追诉时效制度来看，也应当认为刑事责任开始于实施犯罪之时。追诉时效，指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有限期间。刑法规定，犯罪经过一定的期限不再追诉。所谓不再追诉，即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说明实施犯罪后刑事责任即产生了，否则，就不发生不再追诉的问题。第二种观点之所以错误，在于它把刑事责任产生的时间与人民法院使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时间混为一谈。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或者说是刑事责任的不同阶段。并且人民法院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行为人已产生刑事责任为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人民法院根据什么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呢？所以刑事责任产生的时间，就是刑事责任开始的时间。
刑事责任的产生阶段，从行为人实施犯罪时起，到司法机关（或公安机关）立案时止。所谓实施犯罪时起，不同的犯罪形态，起始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对于故意犯罪来说，实施犯罪预备时，刑事责任即行产生；如果犯罪预备不受处罚，着手实行犯罪时，刑事责任便产生；对于过失犯罪来说，犯罪结果发生时，刑事责任才产生。在这一阶段，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虽然已经客观地存在着，但司法机关还没有进行追究刑事责任的活动。这可能是因为犯罪没有被发现；或者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被害人没有告诉。如果在法定的追诉期限内没有追诉，刑事责任就可能消灭，从而就不存在刑事责任的下一阶段。在司法机关（或公安机关）立案之前，行为人可能出现自首或立功等情况，会影响刑事责任的程度，这仍然属于刑事责任的产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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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刑事责任的确认阶段
这一阶段从司法机关（或公安机关）立案时起，到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生效时止。在这一阶段，要确认行为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应否负刑事责任，应负怎样的刑事责任以及如何实现刑事责任。因此这一阶段，无论对国家或对犯罪人来说，都很重要。为了保证这一阶段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国家立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必要的程序，公安、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理，正确确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所谓从司法机关（或公安机关）立案时起，指由公安机关管辖范围的案件，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时起，由检察机关管辖范围的案件，从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时起，人民法院依法直接受理的案件，从人民法院受理时起。公安、检察机关进行侦查时，必须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收集证据必须全面，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都应收集、调取。在侦查过程中，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等活动，都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以保证有效地开展侦查工作。
对侦查终结的案件，需要提起公诉的，一律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 必须查明：（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二）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三）是否属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四）有无附带民事诉讼；（五）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经过审查，如果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应当作出提起公诉的决定；如果认为不构成犯罪或者有其他法定不起诉情形的，检察机关应当或者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审判机关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符合开庭审判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在审判中主要解决如下问题（1 ）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否负刑事责任？（2）如果应负刑事责任， 还应综合考虑各种有关情节，确定应负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3 ）如何实现刑事责任？即主要应判何种刑罚？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以事实为根据，以刑法的规定为准绳。
上述侦查、起诉、审判三个刑事诉讼阶段，就大多数犯罪来说，是刑事责任的确认阶段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只有经过这三个刑事诉讼阶段，刑事责任才可能得到确认和实现。
3.刑事责任的实现阶段
这一阶段从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生效时起，到所决定的刑事制裁措施执行完毕或赦免时止。刑事责任的实现是刑事责任的最后阶段，也是刑事责任阶段的核心。刑法规定刑事责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刑事责任。所以这一阶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刑事责任的实现，基本方式是执行刑罚。执行刑罚，主要由司法行政机关完成，持续时间的长短，则因刑种的不同和判决刑期长短的不同而不同。至于因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案件，法院仅宣告有罪而免予刑罚处罚。这种免予刑罚处罚的判决，只要一经发生法律效力，刑事责任即行实现，不存在时间上的持续过程。
在刑事责任的实现阶段，可能出现刑事责任变更的情况。这主要是：（1）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的减刑；（2）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减刑；（3）特赦；（4）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时罚金的减免。如何看待假释，意见不一：有的同志认为假释也是刑事责任的变更，有的同志认为假释宜视为刑事责任实现方法的变更。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在假释时，所确定的刑罚并没有变更，只是将犯罪分子附条件提前释放，被假释者违反法定的条件，假释即被撤销，而且在假释考验期限内，被假释者还要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可见，刑事责任本身并未因假释而变更。
与刑事责任的实现密切相关的，是刑事责任的终结。如何理解刑事责任的终结？理论上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责任的终结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因刑事责任的实现而终结，终结时间由于刑事责任实现的方式不同而不同：以刑罚为实现方式的，终结时间是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之时；以非刑罚处理方法为实现方式的，终结时间为非刑罚处理方法执行完毕之时；以免予刑罚处罚为实现方式的，终结时间为法院有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时。二是因刑事责任的消灭而终结。刑事责任的消灭有犯罪人死亡、犯罪已过追诉时效、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撤回告诉。终结时间就是上述情况出现之时。另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责任的终结是指刑事责任的实现，而刑事责任的消灭是没有追究其刑事责任，二者的性质和效果完全不同，所以认为刑事责任的消灭也是刑事责任的终结，这就将两种不同性质、不同效果的情况混为一谈（注：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6—587页。）。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刑事责任可以因其实现而终结，也可以因其消灭而终结。例如犯罪在未过追诉时效期限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时刻都处于可以追究之中；如果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刑事责任即归于消灭，不能再予以追究，这在事实上也就是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已经终结。与刑事责任的实现不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在这一根本点上并无差别。
三、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
刑事责任究竟有哪些实现方式，见解较多，但由于刑法的修订，原来的一些单行刑法已经失效，有些见解现在已失去法律依据，所以我们认为，关于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的不同见解主要是：
1.认为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指国家强制犯罪人实际承担的刑事制裁措施，计有以下三种：（1）基本方式， 即通过给予刑罚处罚的方法来实现。（2）辅助方式，即通过非刑罚处理方法来实现。（3）特殊方式，即通过宣布行为是犯罪、行为人是犯罪人的方法来实现。
2.认为实现刑事责任是指为了使犯罪行为人承担其刑事责任而采取的具体行动，实现的方法包括：（1）刑事强制措施，主要指刑罚， 此外还包括免予刑事处分、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强制措施。（2）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指拘传、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逮捕和拘留。不过只有在行为人的行为经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并发生法律效力时，此前所采取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才成为实现刑事责任的方法。（3）其他强制措施， 指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得被选举或任命担任某些职务。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3.认为刑事责任的实现方法只有刑罚一种。除此之外，不存在或者说法律并未规定其他实现刑事责任的方法。
关键词：涉众型经济案件；定性；犯罪预防
中图分类号：DF7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53（2012）06004906
On Determining the Nature of the Mass Related Economic Cases and Its Prevention
——Taking the“Fuding Biding Case”and“Wanjia Shopping Network”Case for Examples
LIN Zhikun，ZHENG Hui
（Public Security Bureau of Ningde City，Ningde 352100，China）
Abstract：The determination of crime or noncrime of the mass related economic cases is one of the main difficulties to deal with such cases.Investigating the Fuding biding case and“wanjia shopping”network case，we know that the entity identification of the mass related economic case，which we need dissect the operation mode of the economic behavior and the nature of profit source and analyze its legitimacy，and then determine the nature of crime or noncrime correctly.Meanwhile，we should regulate economic behavior；strengthen its guidance，management，supervision and prevention against economic crime；give more publicity and raise public awareness to prevent mass related economic crimes.
Key words：mass related economic case；determination；prevention of crime
涉众型经济案件是对一类案件的统称，尽管法学界研究者常使用这一称谓，但是并未对其作出准确的概念界定。目前，对涉众型经济案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刑法学界，刑法学者的研究更多关注于涉众型经济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是指涉及众多受害人，特别是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众的经济犯罪。[1]根据公安部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的9个典型案例和16种形态，涉众型经济犯罪主要集中在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经营罪，以及金融诈骗犯罪，同时还包括合同诈骗犯罪、假币犯罪、证券犯罪以及农村经济犯罪和非法销售未上市公司股票等涉众因素的经济犯罪。由此可见，涉众型经济犯罪是指某行为危及了多数、不特定社会公众的财产利益，触犯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而涉众型经济案件根据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包含涉众型经济纠纷和涉众型经济犯罪两类。在司法实践中，涉众型经济案件罪与非罪的定性问题是该类案件的难点之一。笔者从具体案件出发，归纳涉众型经济案件定性争议的难点所在，再结合案例，分析涉众型经济案件罪与非罪的认定方法和认定标准，并进一步探寻减少和预防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具体举措。
一、问题的提出
（一）“福鼎会案”与“万家购物网”案引发的思考
“福鼎会案”，即福鼎点头镇民间标会倒会事件（以下简称“福鼎会案”）。民间标会又称“互助会”，是群众在亲友之间通过互助方式积少成多筹措资金的一种方式。一个标单通常由一个会首和数十名会脚组成。筹集的资金既不直接投入生产，也不直接投入资本流通市场，而是依托参与者之间的裙带关系或者相互信任，由会脚竞标。所出利息高的会脚可以获取标会所筹资金的支配权。获得资金支配权的会脚可以在规定期限内自由支配筹集的资金，并按照竞标条件支付给其他会脚承诺的利息。2011年以来，随着房地产等上游产业的衰退，所集资投入上游产业的会钱难以还本付息，加上少数参会人员恶意透标，将标会的钱用于购房、购车等挥霍，甚至参加赌博，因而出现倒会事件。福鼎标会的倒会事件波及该市5万多人，会套会总共牵扯资金60多亿，实际涉案金额15亿元左右。本案系2011年11月宁德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组织侦办的“福鼎会案”。
“万家购物网”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万家购物网”是浙江省金华市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旗下设立的网站。“万家购物网”并不直接提供商品服务，而是宣传其百业联盟运营模式，邀请商家加盟，让公众到万家购物加盟店消费。“万家购物网”在每个县域设一名区域商，由其推广介绍商家加盟。任何人只要填写一名“万家购物网”介绍人后均可以上网注册成为“万家购物网”开户会员，然后到加盟商处消费。网站要求加盟商上交会员所消费商品价格的16%，并宣称会拿出前一天上缴营业额16%中的10%均分给当天消费者，以消费满500元为一个积分返还点进行返还，直到会员原先所消费金额还完为止。另，该网站为了快速圈钱又提出“1元促销计划”的广告，即明确告诉会员每消费500元每天返还1元，500天内返还完毕。根据发展商家和发展消费者情况，“万家购物网”将商家和消费者分为四个层级：网站总部—各区域商—加盟商（含金牌商、金牌与普通加盟商）—开户会员，各区域商享受区域交易额15%返利，加盟商中金牌商享受其直荐会员消费额04%返点奖励，金牌则享受其直荐会员消费额02%返点奖励、普通加盟商需要努力发展会员成为金牌商和金牌后才能享受返点奖励。该网站极具欺骗性，要求商家上缴商品价格16%，其实很多商品利润空间根本达不到16%，商家就“羊毛出在羊身上”把这部分价格转嫁到消费会员身上，因此会员通过“万家购物网”所购买商品价格远比正常商品价格高。网站发展到后期存在着消费会员只要上缴16%商品价格的钱做假单进行“虚拟交易”，就可得到网站100%商品价格金额返还，没有店铺的只要拍个店铺照片随便提供个工商执照复印件就可申请成为加盟商。该网站的最终结果就是资金链断裂，致使大量被卷入会员血本无归。本案系2012年5月宁德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组织侦办的“万家购物网”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
倒会事件并非新闻。当前标会融资往往还裹夹着“公司”、“投资”和“担保”等外衣，一旦标会得来资金在外所从事上游行业资金链断裂，就可能导致整个产业的倒闭。倒会潮不仅易引发标会所在地民间借贷的危机，也会冲击所在地区的经济秩序，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引发当地银行业的危机。“万家购物网”打着新型消费模式的经营方式，如果按照其面上的宣传让利，作为会员的消费者将获益。但该网站目的是为了“圈钱”，里面大量“虚拟交易”和网站不及时返利的事实导致消费者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大量会员利益遭到损害，不仅导致消费者大量无休止的投诉，甚至严重影响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稳定。“福鼎倒会”案和“万家购物网”案虽然涉及不同领域：一个涉及备受关注的民间借贷，一个涉及商业领域的新兴消费模式，但是两案均有一定共同之处：其一，“福鼎倒会”案和“万家购物网”案均发生在经济活动领域，且影响人数多、范围广、金额大，同属公安部规定的涉众型经济案件的范畴；其二，案件定性存在争议。“福鼎会案”存在着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还是已经涉及金融安全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争议；而“万家购物网”的运营模式仅仅是一种新型的销售模式，还是已构成一种传销行为，抑或是一种集资诈骗行为，也难有定论。换言之，类似案件都存在属于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行为界定不清的问题。
（二）涉众型经济案件定性难点之所在
“福鼎会案”和“万家购物网”案属于典型的涉众型经济案件，处理该类案件的难点在于行为的定性。“福鼎会案”是民间借贷融资行为，民间借贷在我国一直有存在的空间。但是在利息越来越高，部分参会人员将资金用于高利贷或者非法活动，因而出现跑会等行为时，这种互助行为是否仍然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抑或已经发展成了涉及金融安全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万家购物网”的运营模式仅仅是一种新型的销售模式，其发展会员必须填写介绍人并将会员进行等级划分并根据所属级别进行层级返利的行为是否已构成一种传销行为？由于其返利的无法实现，是否又衍化成一种集资诈骗行为？其推出的500元500天内返还的“一元促销计划”承诺也极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特征。类似案件都存在难以界定属于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行为的问题。
理论界将同一法律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争议的案件纳入刑民交叉案件的一种[1]31，[2]1112，将其称为疑难型刑民交叉案件。[4]涉众型经济行为是合法的民事行为，还是一般的违法行为，抑或为经济犯罪，这是处理涉众型经济案件的重要难点之一。涉众型经济案件定性之难点所在，即为涉众型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的认定问题。该类案件之所以定性困难，主要是因为其多发生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其行为往往具有合法经济行为的表现形式，其涉案人数多，涉案金额大。如果过于严格，会对市场经济行为造成干扰，阻碍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但倘若对具有潜在危害的涉众型经济行为不加规范，一旦危害结果发生，就会涉及众多社会公民的利益，如果处理不当，还极易发展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当前随着社会经济活动日益朝多元化方面发展，涉众型经济行为层出不穷，这些涉众型经济行为不同于传统经济行为，其违法性判断更加困难。
区分犯罪行为与民事违法行为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步骤：第一，判断行为方式是否具有违法性。如果其行为仅属于民法规制的范围，刑法对其未作规定的，那么该行为仅属于民事违法行为；如果该行为方式同时应受到刑法和民法的制裁，则需要进行第二步判断。第二步是程度的判断。对于违法程度，刑法分则往往通过“数量和金额”、“手段方式”、“社会影响”、“对象”、“结果”、“时间”、“地点”、“主观目的”、“动机”等方面体现违法性的严重性。[5]，[6]77有的程度方面的规定刑法在罪状中已有明确体现，即使罪状未作明确规定的，最高司法机关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司法经验也往往有所规定。相比而言，界定行为的违法性是认定涉众型经济案件的难点所在。而在经济形式不断变化、经济行为日新月异的市场经济中，界定具体经营行为方式的类型成为涉众型经济案件定性的难点所在，也是该类案件区分罪与非罪的共同问题。
二、涉众型经济案件定性争议的解决思路
罪与非罪的认定是刑法学研究的任务。在讨论犯罪认定时，有必要探讨犯罪行为与民事违法性的关系。刑法仅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以及重大的生命财产利益”[7]，因此，只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才构成犯罪。如果联系到犯罪行为与民事行为的关系，在社会发展需要和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刑法立法者对包括民事违法行为在内的违法行为进行比较筛选，将社会危害性大、违法性严重的行为规定在刑法规范中，并制定与其危害性相匹配的刑罚。由此可见，犯罪行为与民事违法行为之间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
尽管明确了区分犯罪行为与民事违法性质之关键所在，但在具体案件中，犯罪行为与民事违法行为之间的程度差异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准确定属于刑事犯罪还是民事违法并非易事。由于涉众型经济案件与经济纠纷紧密关联，使得其在实体的刑民交叉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下文以“福鼎会案”和“万家购物网”案件定性为例展开具体剖析。
（一）“福鼎会案”：合法民间借贷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在“福鼎会案”中，标会成员均是民事自然人主体，参与者都是自愿的，且对收益和风险事先均有认识，所有参与者都有均等参与竞标的机会，可以说标会参与者的行为符合民事行为的形式条件。但是标会参与者进行资金筹集，然后由参与者支配资金，并给其他参与者支付利息的借贷行为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抑或为非法集资行为，则需要对其行为方式作进一步界定。
区分公民之间的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界定：第一，合同当事人。民间借贷行为的双方当事人都是特定的，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多具有比较稳定且密切的社会关系，彼此之间的认识程度和信任度较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表现为借款一方是特定的，而出资方是不特定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出资人，且一般涉及多人。第二，合同的形成。民间借贷行为中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亲自协商，并根据自由意思表示签订书面合同，或者形成口头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合同的成立一般由筹集方单方制定书面合同，并以此向所有社会公众发出要约，出资方对于合同的形式没有意思表示的权利，通过存款签字达成合同。第三，合同利率等内容。民间借贷合同内容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决定，借款金额、借款利率和借款期限均由双方当事人协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合同内容中的权利义务完全由筹集方一方决定，这属于民法上的格式合同。第四，资金的用途和去向。民间借贷行为中借款人往往将资金用于满足其生活需要或者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筹集的资金一般按照更高利率借贷给他人，或者用于其他资本投资等资产升值活动，甚至可能用于其他非法犯罪活动。
福鼎标会由一个会首发动，数名会脚参加而组成。会首一旦发动标会，只要具备资金，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成为会脚，“福鼎会案”中就出现城关很多人员跑到点头镇去加会，甚至周边温州地区很多人也跑过来加会。参加标会的会脚需要提交会首发动时规定的资金。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会首是筹款者，会脚是存款人。由于竞标有一定周期（或者月，或者日，甚至半日），但是使用标会资金的期限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可以说借款的期限是由会首按照其印制会单明确规定的。另外，尽管标会筹集的资金由会脚竞争轮流使用，但是在笔者看来，标会资金的使用者及其去向并不影响会首组织标会并筹集资金的行为，由会脚支配资金的行为不过是标会借贷给会脚使用的行为。尽管资金的来源和使用对象可能有重复，但是标会支付利息的返本付息行为以及借贷给他人并收取费用的行为已经和银行的存贷行为无异，因此其筹款行为是一种变相的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由于民间个体并无吸收公众存款的资质，因此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根据“福鼎标会”的金额，其已经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如果以正常的标会形式收集资金的，属于变相的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的行为。当然在标会活动中，不乏部分人员利用投资者盲目追求利差或高额回报的心理弱点，实施各种诈骗方法，非法骗取、占有受害群众的投资款。这样的行为属于集资诈骗行为，如果达到集资诈骗罪的金额要求的，则构成集资诈骗罪。
（二）“万家购物网”：新型销售模式还是传销行为
“万家购物网”的运营模式是一种新型的销售模式，其发展会员必须填写介绍人并将会员进行等级划分和根据所属级别进行层级返利的行为是否已构成一种传销行为？由于其返利的无法实现，是否又衍化成一种集资诈骗行为？其推出的500元500天内返还的“一元促销计划”承诺也极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特征。换言之，类似案件都存在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行为界定不清的问题。对于难以界定是经济纠纷还是经济犯罪行为的涉众型经济案件，不能完全依据其行为方式定性，也不能完全依据其影响定性，需要剖析经济行为的运行模式和获利来源的实质，分析其正当性和合法性，揭开其打着民商事行为或者经济活动的幌子而进行经济犯罪活动的“面纱”，对其准确定性。
在销售活动中，通过抽奖、打折和返利等形式的促销手段并不少见。但是要申请成为“万家购物网”会员需要上线介绍人，加盟商根据销售金额及吸纳会员人数进行分级，并以此为根据支付加盟商不同比例的奖励金额，这与传统传销行为在形式上极为相似。如果认同“万家购物网”的行为是正常的促销形式，那么其属于民事行为，其促销手段虽有违市场经济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但仍不构经济犯罪。如果“万家购物网”的行为属于传销行为，根据其网站的覆盖范围、涉案金额及其影响，部分行为人应当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断万家购物网站的行为是正常的促销行为还是传销行为，需要对其营销模式进行分析。
第一，运行模式。根据“万家购物”联盟返利模式，网站返还给加盟商和会员的资金来源于会员的消费，而加盟商为提高销售量和营业额，将上交费用转嫁在消费者（会员）头上。如果此模式能够一直运行，那么消费者能够真正享受促销优惠，如果网站不兑现或者不能兑现，则消费者的权利无法实现。“万家购物网”不仅未能实现对消费者的预期返利承诺，反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不符合让消费者受惠的促销行为。
第二，经营的真实性。“万家购物网”推出“1元促销计划”，明确消费500元500天内返还完毕，但又宣称具体返利多少是根据前一天的交易额定，并且对每天的积分多少不予保证，且送完为止。在这一点上，公司的宣传前后不一致，误导了消费者。在具体的经营行为中，“万家购物网”按照后一种方式给消费者返利，而根据后一种返利方式，消费者受惠的可能性和受惠金额都是不确定的，且该网站有时宣称网站维护甚至停止返利，也即万家购物的经营行为不具有真实性。
第三，返利的可行性。购物返利的额度取决于上一日的交易额和有效积分权总数，如果交易额的增幅跟不上有效积分权数的增幅，就会导致返利额度越来越少，但事实交易额变化不大，而有效积分权数呈几何级数增长。网站用于返利的资金来源于加盟商向其交纳销售和服务金额的提成。要实现返利的持续跟进，需要后来更多的消费人数和消费金额作为补充，如果后期数量跟进不足，必将导致资金链的断裂而使活动难以为继。现有返利需要后期经营活动的跟进和补充的返利模式使得返利的可行性大打折扣。
经过上述分析可知，“万家购物网”的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促销模式的内容，与促销的目的和具体运作相左。“万家购物网”对以消费金额作为会员申请的条件，以发展会员作为加盟商的条件，并以发展的邀请人作为申请注册的必备条件等行为，已经是一种变相的传销行为。由于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范围广，应当追究相关领导者和组织者的刑事责任。
三、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预防
涉众型经济案件的准确定性是处理该类案件关键所在，但是，以上两个典型案件，也同样促使我们认真反思另一具有现实紧迫性的问题，即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预防。市场经济的不健全是涉众型经济犯罪产生的直接原因，要预防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必须从市场经济角度入手，发现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问题，减少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发生的土壤。此外，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决定了作为其他部门法后盾和保障的刑法具有谦抑性，谦抑性要求刑法仅有在其他法律（主要包括民法和行政法）无法调整的时候才启动。因此应当尽可能地运用刑罚外手段对涉众型经济犯罪进行预防。要减少和预防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应当健全经济监管机制，规范市场经济活动。规范市场经济活动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规范经济行为，加强对经济行为的引导和管理
经济活动活跃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但是为防止经济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对经济活动进行正确引导。具体要求是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活动，但是又需要对经济活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确立标准，以防止违法经济活动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障碍。尤其对于新型经营模式的经济活动，一方面应当对其加以鼓励和支持，以实现活跃市场，满足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要对新型经济模式的可行性和规范性进行及时审查，一旦出现与法律抵触或者违反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应当及时加以引导纠正，必要的时候应当谨慎对待，加强监管。
规范经济行为的渠道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市场监管主体应当及时了解市场经济活动变化，通过经济政策和制度对经济活动进行引导。市场准入部门应当严格市场准入制度，严格审查市场主体的准入资质。具体而言，工商登记部门应当严格审查市场主体注册资本的真实性以及资金的来源，且严格监测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是否在注册经营范围内；税收部门应严格审查市场主体的税收情况，质检部门要严格产品质量的检测。对于目前涉众型经济犯罪高发的金融领域，在加强金融公司准入资质严格审查的情况下，经贸委和银监局应当对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来源和投资用途的流动进行严格监管，避免大面积的银行贷款和民间资本的卷入。另一方面，完善市场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实现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和监管有章可循。对于尚无法律法规加以规制的领域，例如民间借贷，应当尽快立法，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实现对其监管，正确引导民间资金规范流转。对定性有冲突的法律法规尽可能协调一致；对规定模糊的法律规定应当尽可能具体详尽，明确适用标准和权利义务。
（二）加强对经济行为的监督和防范，遏制经济犯罪苗头
在引导经济行为的同时，监管机构还应当对经济行为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进行监督，防范合法的经济行为演变为非法的经济犯罪，遏制经济犯罪的苗头。对经济行为的监督和防范主要由经济主管和监管部门进行。监管部门通过市场主体的税收状况、经营内容和盈利情况等对其经济活动进行监管。对于新型的经济活动，对其营利模式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进行分析，分析其是否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是否有损其他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是否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秩序，是否会危机金融体系和经济安全。对于经营活动存在异常情况的，监管机构应当加强监测，并主动排查风险，及时发现问题，做到早发现、早预警，防患于未然。
在发现可疑问题后，监管机构应当及时备案，且立即对经济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对经济行为进行及时甄别定性。对于定性结果应当及时向社会披露。如果经营活动定性为合法，应当及时撤销相关检测，减少对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妨碍；如果经营活动被定性为非法，应当果断处置。对于曾经因为非法经营活动受过处罚或者备案过的市场参与主体，应当加重监管。
当发现有违法或者不规范的经营行为时，相关监管机构应当果断处置，防止经济行为的损害结果进一步扩大或恶化。具体而言，监管机构应当及时备案，侦查机关应当及时介入。应当及时制止相应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纠正其不实宣传，维护市场秩序。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取缔资格、冻结财产等方式控制涉案人员和资产，保护证据，防止事态扩大或失控。在具体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各监管部门和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协作，保证处置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公众的防范意识
有关机构和组织在社会大众中进行与经济行为有关的经济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宣传，积极引导广大消费者科学、理性参与经济活动，防止其因为盲目轻信或者被利益所诱惑，导致自身权益受到损害。宣传内容既包括合法经济行为的形式、违法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包括相关权利义务内容及其救济途径。尤其对于新型的涉众型经济行为，相关机关应当及时发现和研究违法涉众型经济行为的新形式、新特点，帮助社会公众认清非法经济行为的本质和危害，提高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对于社会公众受到损害的权益应当及时予以救济，且做好群众情绪疏导工作。
参考文献：
[1]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严打涉众型经济犯罪[N].企业导报，2006（11）.
[2]江伟，范跃如.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J].法商研究，2005（4）.
[3]庄绪龙，刘艳.正本清源：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理念的重塑[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1）.
[4]刘宇.民刑关系要论[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