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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设计的首要任务是科学地认识处于改革大潮中经济、文化等从无序走向有序的特点和规律，找到自己的坐标和设计的基准线。企业的生存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发展能力都取决于企业质量，企业设计的基础任务首先是提高企业质量。企业危机的出现，是由于企业的结构性缺陷所导致的。企业设计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对企业内部的结构进行全面的调整，将企业的感性管理上升到理性管理的高度，使企业具有健康的身体。
从企业的内部看，健康企业是由科研、工业、贸易和金融四大支柱支撑的，如果出现某一方面的偏差，企业根基就会出现动摇；从企业的外部看，企业的产业结构、资本组合结构更需要建立科学的体系；从企业管理方面看，产权的明晰化、资本的人格化、企业的现代化、市场的全球化等都十分重要。企业结构的设计就是要对内外诸多因素进行明晰的定位，建立科学的结构。
科技力设计
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国策。对于企业来讲，将科技作为企业的驱动力也成必然趋势，企业的发展战略要变纯粹的市场驱动为科技驱动，即知识驱动。
海尔集团早已实施了“科技驱动”的发展战略，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结构式：变以往的生产与市场的单一结构式为现在的科研、生产和市场的结构式，使科技成为市场的动力。
我国货币政策一般是“逆经济方向行事”，也就是说在经济过热时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在经济低迷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对信贷市场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信贷市场中的货币供给，降低贷款成本，非正规金融的信贷规模也随之增加。但经济在宽松的政策中仍处于低迷状态，借贷资本一般会流向实体经济这些收益稳定、风险较低的部门。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减少货币供给，借贷利息上升，正规金融信贷成本上升，更多借贷需求者转向非正规金融市场，此时经济处于高涨状态，因此借贷资本更多会流向房地产等那些收益高、风险大的非实体经济部门。
非正规金融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
评价一个阶段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通常通过统计数据指标来反应，如货币乘数、货币流通速度、存贷款流量、利率变化等。由于非正规金融游离于监管之外，其发挥的作用往往被忽略掉，影响了对货币政策效果的正确评价。一是对利率的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利率由国家确定，而非正规金融的借贷利率是根据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非正规金融信贷大部分都是在资金需求紧张、迫切而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一个卖方市场，在供求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利率水平远比银行同期利率高，那么单凭正规金融机构利率并不能真正全面反映我国金融运行情况，从而对货币政策的全面实施也造成相当大的阻力。
二是对货币流通速度测算的影响。评价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货币流通速度，如果政策制定者未能有效预测或在估算其变动幅度时出现小的差错，都可能使货币政策效果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可能使本来正确的政策起到反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各种非正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一些非存款金融机构也具有了一定的货币创造能力，从而使得以商业银行为中心设计的货币控制方法显得力不从心。现实中，大多数非正规金融交易是以现金方式进行的，大规模的现金交易势必会导致统计过程中的现金漏损率的增加，从而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测算。非正规金融的现金交易并未被纳入到官方统计范畴内，也很难被准确计量，这都增加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流通量控制难度和货币政策的制定难度，从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全面实施与综合评价。
三是对融资总量与投资方向的影响。非正规金融体系资金融通过程中的显著特征是高利率，民间的闲置资金和正规金融体系中相当一部分的沉淀资金被高利率吸引到非正规金融中去，从而导致资金从正规金融机构流出，这些脱离了政府监管的资金与民间资金汇集在一起，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隐形融资市场。由于非正规金融体系中的信贷活动未被纳入国家统计和监管范畴，大量的民间资金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信用总量被隐性放大，国家对全社会资金供给结构和总量无法准确把握，从而影响国家对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正确判断。
非正规金融对金融秩序稳定性的影响
货币政策效果的衡量集中于正规金融市场，而对于非正规金融而言，虽然“非正规”不等同于“非法”，但对其监管缺失和定位不清晰使其往往容易诱发非法集资、非法放贷等非法金融活动，不利于金融市场和社会的稳定。民间借贷存在较大的自发性和分散性，不利于国家在资金上进行宏观控制，不利于信贷结构的调整。
1关于现代技术和现代审美意识了解
技术是设计的依托和保证。现代科技日新月异，新技术、新材料不断发展和涌现，再加上有利于快速交流的信息网络和电脑技术，使我们的设计思想和设计能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高技术、高情感”就变成一句口号。美国未来学者约翰·奈斯特认为：“高技术和高情感是我用来描述我们怎样对技术作出反映的一个公式。每当社会采用新技术就必须有人的平衡的反映——那就是高情感——不然的话，这种新技术会受到排斥。高技术越多，高情感越深。”
科学技术是美学观念的动力，当科技发展之时，也必然导致审美意识的变异。“高技术、高情感”，这就是现代审美意识。现代的审美层次从单一的形式美转向文化意识，人们更重视艺术风格、文化特色和美学价值的追求以及意境的创造。人们在探索科技的进步的同时，对以往的文化传统并不是否定和抛弃，而是以强大的内聚力包容了传统文化所创造的传统技术、传统工艺，并在现代设计的基础上，拓展了包括作为“新传统”的现代设计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传统设计和社会文化等内容，使传统的涵义得到提倡。现代审美意识的发展使现代设计比以往具有更多的立足点和更广泛的内容。
2室内装饰设计的传统风格与现代技术特征
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室内设计必须兼顾传统和现代，但是有些人往往一提传统就会理解为复古，一提现代就会理解为照搬西方风格，通过对传统风格与现代特征的探讨，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室内设计”将有一个较深刻的理解。
当代哲学家保罗·利库尔在《历史与真理》一书中的一段话曾被许多谈论全球化问题的学者广泛引用:全球化的现象，既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又起了某种微妙的破坏作用。它破坏了传统的文化，并由此产生了冲突。我们的感觉是:这种单一的世界文明同时正在对缔造了过去伟大文明的文化资源起着消耗和磨蚀的作用。这种冲突表现在它呈现于我们面前一种平庸无奇的文明——在世界各地，人们看到的是同样的电影、同样的由宣传所歪曲的语言。看来似乎人类在“成群”地接近一种消费文化的过程中，也“成群”地停顿在一个次文化的水平上了。于是，我们遇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了走向现代化，是否必须抛弃使这个民族得以生存的文化传统?事实是:每个文化都无法承受及吸收来自现代文明的冲击。这就是我们的谜:如何复兴一个古老的、沉睡的文明，使其参与到全球文明中去。
民族的传统复兴是指经过一段非传统的历程之后出现的传统复兴，是以自然的方式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应在本体基础上进行自身进化，灌输以新鲜的内容。当代的人们常产生一个误解，把传统归结为或者等同于“过去的东西”，认为只有古代的东西才能代表民族性，这是一种将传统凝固化的观点。实际上，传统并不仅代表过去，同时也代表现代和未来。包豪斯的创建人格罗皮乌斯有句名言:“真正的传统是不断前进的产物，它的本质是运动，不是静止的。传统应该推动人的前进”。因此，对传统复兴的本身不等同于照搬和模仿传统，“传统”本身更要求和包含着文化发展中的积累性和继承性。这样，传统在发展中才能流传和保持，不是原有东西的延续，而是不断地进行适应新时代的改变和增添的新内容。由此看来，当代人所要找寻的文化传统，是“古”与“今”的统一，是对现代人仍然产生影响力和支配力的传统，这种传统指向未来。只有指向现代和未来的传统才是有生命力的传统。发扬传统的最高境界是，来源于传统，不似传统。
因此，传统和现代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个体，实质的特征都是一致的，都是建立在反思基础上，遵循适时变化和发展的本质。而不是把“传统”和“现代”当作某种形式或风格的“标签”。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一个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族传统如何扬弃，如何创建适时性的新文化的问题。生活方式世界化、现代化与文化形式的民族化这两种趋势并非矛盾而是密切相连的。中国室内设计专业的室内设计师只要明晰民族传统与现时代的关系和特征，明确新时期对继承和革新民族传统风格的探索依然是中国现代室内设计发展的主流，加之在设计师中产生民族的回归意识，笔者相信，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室内设计会有崭新的明天。:
3室内装饰设计与现代技术结合的意义
室内装饰设计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产物，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文化类型。世纪之交，在经济、科技等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文化趋同的问题引起了各国的普遍关注。从过去强调室内设计的艺术或技术属性，到现代关注“室内设计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体现出一种由文化衍生出的设计样态不可避免地承担了表达其文化旨意的任务，同时展现了世界多元化的格局。新世纪，室内创作向文化观念的转变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阶段，整体看室内装饰设计的风格，传统与现代技术的结合过于生硬，传统装饰形式直接的运用，民族性的表达依然处在直白的彰显时期，只能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本文旨在探讨现代室内装饰设计的中国风格，室内设计将更多地承载着隐性的文化内涵和不断进步的现代技术气息。现代的室内装饰设计风格，呈现着凝炼的文化传统精神与现代抽象的思辨形式融合的语境，并且，必将从彰显走到隐性、含蓄的呈现。
参考文献：
[1]李惠斌.全球化与公民社会[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郑时龄.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城市与建筑[J].建筑学报，2003.
二、回乡
进城的女性农民工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来到了城市，经历了艰难的挣扎和巨大的心理落差，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在城里，他们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工资，却还得不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基本待遇。在精神上还要承受异样的冷漠和拒绝，甚至歧视。他们的城市梦不仅没有实现，却陷入了另外一种贫穷。当乡村女性在城市里找不到她们的理想生活，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时，她们只能做最后的打算——回乡。她们真的还能回去吗？即使回去了，她们还能适应乡下的生活吗？实际上回乡只是一种设想，因为回乡的路和进城的路一样困难重重。且不说他们的土地已荒废已久，种地无望，她们已习惯在城市的生活节奏，不愿再回到贫穷落后的乡村。回乡是再一次的寻找。
本文结合欧洲近代化启动时期的历史背景,分析了欧洲近代化启动时期的文化根基:哲学 文化、宗教文化、自然科学、文学、马克思文化,以此探讨了欧洲近代化启动时期的文化根基对西方文化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欧洲近代化 哲学文化 科学文化
一、欧洲近代化启动时期的文化根基
(一)宗教文化
中世纪的西欧,天主教会是最有势力的封建主集团,也是封建主阶级进行精神统治的有力工具。因此,西欧早期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往往采取反对天主教神学的兴盛。15、16世纪,天主教会成了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天主教会拥有天主教世界地产的三分之一,英语论文并在领地上享受政治、经济特权。它采取各种手段搜刮钱财,如征收什一税、特赦税等。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它宣扬天主教神学,给封建制度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中世纪的西方各国,几乎人人都是天主教徒,因此人们从生到死都和天主交互发生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都受到天主教会的严密控制。
琅邪王氏自汉代兴起，儒学背景深厚，可谓礼法世家。王氏成员的思想中，儒家的成分、现实的内容占主导地位。他们关注现实，积极入世，比较重视实务和事功，且由于他们长期处于权利的中枢位置，比较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和礼仪，因此，王氏家族可以称之为礼法世家。在家族中，他们讲求伦理道德、提倡孝道，以维持家族的亲善和睦，从而形成长盛不衰的局面。在国家，王氏家族的成员则研习朝廷典制仪理，重视实务。无论谁建立王朝，他们都不敢不看重王氏的门第，而且还要借重他们的学识和特长，这样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往往能够成为旧朝之重臣、新朝之佐命。礼仪已经成为王氏人物维系门第的重要工具之一。
作为两晋长盛不衰的世族，琅邪王氏在文化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除以儒学为立身之本外，对玄、释、道也兼容并蓄。这使王氏家族文化更加多姿多彩，这更利于王氏子弟的与时推迁。在当时，玄学可谓名士的文化标志，由儒入玄也是一个家族地位上升的必具条件。王氏一门自王戎、王衍始，子弟多善清言，尤其是王导作为东晋权相，亲自参与、组织谈玄，对东晋玄风的盛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总的说来，王氏家族是玄儒兼修。王氏子孙从王祥、王览那里继承了儒学伦理的因子，从王戎、王衍那里因袭了玄化的细胞，以儒学持家、治国，以玄学博取名誉、地位。正因为儒玄双修，故王氏子弟鲜有过于放浪颓废者。
两晋以降，佛教对士族思想、生活影响日益显著。如王导与高僧交往甚是频繁，与他们谈论义理，为其子孙接受佛理打开了方便之门。王羲之与名僧支道林等交往甚密，支道林是一位玄化很深的高僧，他以佛理释《庄子·逍遥游》，新义迭出，对王羲之颇有启益：“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①]。王羲之的《兰亭序》很明显受到了佛理的影响。此后王氏子孙多有信佛法者，如王珉、王珣皆信佛，《晋书》有这样的记载：
时有外国沙门，名提婆，妙解法理，为珣兄弟讲《毗昙经》。珉时尚幼，讲未半，便云已解，即于别室与沙门法纲等数人自讲。法纲叹曰：“大义皆是，但小未精耳”[②]。
这说明东晋时王氏与佛教已有不解之缘。
另外，琅邪王氏还世代崇信道教。《晋书·王羲之传》记载：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③]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④]
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王羲之在浙东隐居期间，就与许迈等道士往来甚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对道教更是痴迷，以至因此被害。这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氏家族的。据陈寅恪先生研究，我国东部滨海地区为天师道之发祥地，而琅邪王氏正生活在这一区域，自然也会接受这一普遍的地域性宗教文化的影响。即使王氏家族后来逐渐崇尚儒学，但在宗族内部仍然信仰天师道。陈寅恪先生曾说：
天师道以王吉为得仙，此实一确证，故吾人虽不敢谓琅琊王氏之祖宗在西汉时即与后来之天师道直接有关，但地域风习影响于思想信仰者至深且锯。若王吉贡禹甘忠可等者，可谓上承齐学有渊源，下启天师之道术。而后来琅琊王氏子孙为五斗米教徒，必其地域熏习，家世遗传，由来已久。此蓋以前读史之人所未曾注意者也[⑤]
不仅王氏如此，本地域其他家族也多是这样。这一是王氏家族文化的一个传统。王氏子弟名字多有一“之”字，父、子皆如此，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便如此，这明显有违当时宗族内避讳的原则，但这是天师道信仰的符号，故照常流行。
天师道信仰对王氏家族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史籍中的许多记载都显现了天师道影响的痕迹。但在诸多影响方面，对中国文化意义最大的，莫过于促进王氏之好书法。书法艺术在东汉后期日渐摆脱一味实用的束缚，不断雅化、艺术化，受到士人的重视，名家辈出。但在晋代，尤其是东晋，书艺最盛、贡献最大、成就最高者无疑是琅邪王氏，家族中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这样的大师。王氏家族之所以成为典型的书法世家，除了一般的社会文化原因外，也与其重视实用和笃信天师道有着很深的渊源。在古代，宗教与文学艺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艺术的发展往往受到宗教的影响，不断从宗教思想与信仰中获取资源，而宗教的传播和发扬广大则多以艺术为媒介。这不但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一个普遍的规律。基于这种通识，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关系》一文中专门讨论天师道与书法之关系这一问题说“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⑥]陈先生此文发前人所未发，在他看来在普遍好书法的两晋南朝，王氏等尤精于此，其主要原因在于天师道信仰要求写经文，而写经文正与功德相关联，故道教信徒皆致力于书，以至薪火相传，成为家族传统，终于从中孕育出了最杰出的书法艺术家。
总之，王氏书法世家，在崇儒之外，对当时主要的文化思潮及诸“才艺”，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这使王氏之家族文化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弹性，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这也是王氏书法世家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郡谢氏是东晋时期与琅邪王氏齐名的侨姓世族的杰出代表，后人合称此二家为“王谢”。不过与王氏相比，谢氏名流在数量上不如王氏密集，更重要的是在人物性格上，谢氏子弟与王氏也有所不同，谢氏似较“率性、自然”，而王氏则“务实、隐忍”。而谢家子弟这种性格直接影响到了谢氏在政治上的消长，权势上的得失。谢氏人物这一普遍的性格特征，显然与其独特的家风有着必然的联系。
唐代李延寿曾用“雅道相传”[⑦]来概括谢氏的家风，它是维系谢氏门第的精神力量。在魏晋南北朝之际，老庄思想盛行，士人以高蹈出尘、任情背礼为高雅，而以世务经心、拘于礼法为卑俗。这固然是极而言之，但这一时期一流的世族大都徘徊于这两种人生取向之间，而并非非俗即雅、非雅即俗。不过，要做到完全的平衡与中庸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同的士族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或倾斜，相较之下，王氏略偏向“俗”一点，而谢氏则“雅”的成分多一些。晋代陈郡谢氏几代，皆不同程度的表现出尚自然、轻礼法的风格，这可谓谢氏家风中最突出的特征。此诚如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谢氏文化传统的殊相是名士家风，这种家风的精神底蕴是老庄心态，这种心态的结构是轻礼重情。陈郡谢氏家族乃“新出门户”，是一个晚起的家族，与显名于汉代的儒学世族相比，其家族“资本”比较薄弱，可谓起自寒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家族中旧观念的积淀也较少，儒家礼法传统的制约也轻，由儒入玄的转变也较容易和彻底，在玄风的熏染下，谢氏很快便形成了重情轻礼的新门风。
作为一个传承
数代的世家大族，陈郡谢氏虽然表现出了鲜明的名士风采，并以此形成了其家风的显著特征，但在宗族内部，谢氏与其他家族一样，仍然有着坚实的儒家礼法传统。
总的看来，谢氏的门风是以玄为表，以儒为里，这与琅邪王氏有相同之处。但谢氏的玄化更重些，礼法则更自然些；王氏更注重事功，又信天师道，故门风显得较为刻板。另外作为一个一流书法世家，谢氏子弟具有多方面的才艺修养。在书法、围棋、音乐等方面，皆代有人才，留下了许多令人称道的风流雅事，尤其是谢氏“雅道相传”与江南风光相交融，孕育出的精美山水文学，更是令人称道。
以上以王氏和谢氏书法世家为例，简单地介绍了两个书法世家的家风和文化的一些个性。通过对王、谢两家个性的考察，对以此两家为代表的晋代书法世家的共性作一个简单的概括：
第一，每个士族书法世家都是一个群体，带有不同程度的集体性。在同一代人中，一般有多人爱好书法。他们彼此影响，互相促进，在共时性阶段创作了许多重要的书法作品。从历时性来看，都是几代人上下承接，连绵不断，每一代都有人在书法上取得杰出成就。书法世家中的书法家，既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同时也离不开其家族而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晋代士族书法世家都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相结合而构成的书法创作力极强的群体。
第二，书法世家之间关系盘根错节，联系密切。两晋书法世家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师承和婚姻两个方面。两晋的书法世家大族出于种种原因，互相联姻的很多，如被称之为“中古第一豪门”的王氏书法世家，曾与同是书法世家的谢氏、郗氏都有通婚。因为师承和婚姻，书法世家之间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原来相对封闭的家族内部的传授扩展为家族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正是导致两晋书法世家之间书法风格相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书法世家之间彼此取长补短，差异逐渐缩小，共同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第三，每个士族书法世家，在书法方面都有几个核心人物，如王氏家族中的王导、王羲之、王献之；郗氏家族中的郗鉴、郗愔；庾氏家族中的庾翼、庾亮；谢氏家族中的谢鲲、谢安等等。这些核心人物在家族中有相当大的权威，在书法上都有贡献。他们有感召力，重视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和培养。核心人物的多少，书法水平的高低，影响的大小，寿命的长短，是决定和影响士族书法世家的地位和演变的重要因素，当然这些核心人物也离不开书法世家。法国艺术家丹纳说过：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⑧]
丹纳讲的是艺术家与“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息息相关，其实从历时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就晋代的士族书法世家来说，如果没有书法世家内几代积累的集体性文化环境，书法世家中的核心人物恐怕也难以出现。
第四，晋代的士族书法世家的书家除了书法之外，大多还长于文学和兼善其他门类的艺术，如绘画、音乐等。如王氏书法世家中擅长文学的书法家就有王导、王廙、王濛、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王珉等，同时王廙、王濛、王羲之、王献之、还擅长绘画，另外在音乐方面王羲之、王献之均有较高的造诣。
第五，在书法世家中，最流行的字体是行草书，其中书家最擅长的书体主要是行书。如在东晋长于行书的书法家当中，影响大、生命力强的也多是出自门阀士族书法世家。北宋《宣和书谱》卷七收有东晋著名行书家九人，其中有七人是门阀士族子弟。赵宋御府所藏行书十五帖中，有十三帖是出自门阀士族书家之手。从上面的品评和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到，爱好书法，热心于书法创作，且成就卓著，确是晋代门阀士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晋代书坛上，占据峰颠的是门阀士族中的书法家。
第六，书法世家书法风格的相似性。在中国书法史上，晋代是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美学思潮、政治经济状况等因素，以及字体演变的完成、书法世家之间的交流等具体条件，使两晋的书法世家在书法风格上具有大致相同的时代风格。即如后人所说的晋代书风尚韵。
通过对以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个书法世家的比较，可以发现在两晋的这些书法世家中，一方面都有自己的个性，有着不同于其它世家的独特的地方；另一方面，这些书法世家又有着共同性和相似性。总之，两晋的书法世家既“和而不同”，又“不同而和”，其中“不同而和”尤为突出。
主要参考文献和书目：
1、王永平《六朝江东——士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2、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3、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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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南京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6、《晋书》（唐）房玄龄等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74年。
7、《世说新语》（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光绪十七年思贤讲舍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8、《魏晋南北朝史拾遗》唐长儒中华书局1983年。
9、《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中华书局1985年。
二、商业银行信贷工作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性
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金融环境,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工作的改革与发展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
1.传统银行信贷业务的审批流程存在一定的风险惯性。
我国传统的商业银行针对贷款业务的审批流程，它的依据就是“三查”流程,这种流程的主要内容就是在贷款前调查,贷款时审查,贷款后检查。因为流程太过于简单，即使是银行开展贷款业务的工作基础，还是会在工作中造成巨大的失误。因此，为了更好的落实“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重要内容，商业银行应该根据相关规定,面对固贷、流贷和个贷这三个方面的要求,力求在原始的审核标准的基础上，对原来的审贷标准进行彻底的细化,真正落实好精细化管理,从而来降低风险惯性对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冲击。我们一般所说的风险惯性，就是指金融学上所说的传统信贷业务的开展过程中,银行所通过采取“三查”流程而促使不良贷款增加的现象,或者是指资金回笼速度过于缓慢等问题。如果对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审批的流程还不进行正确的改革,则这种持续性增加的风险与损失的增加,最终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么一来，就需要银行建立新的审批流程来提高信贷工作的严谨性，使得一些不良的贷款业务被过滤掉。
2.优质信贷业务被挤占。
银行的信贷资金被挪用的状况大多发生在我国的楼市与股市之间，如果我国的经济一旦发生泡沫风险，就会对我国银行的经济效益造成巨大的冲击。因此，在“三个办法一个指引”没有提出之前,银行一般会选择与大型企业或集团进行合作,展开相应的贷款业务，这样做就是因为考虑到大客户的强大的经营背景、还款能力以及合作前景等等，以便降低信贷危险。但是这些信贷资金被挪用的同时,也直接挤占了优质信贷业务的比例，所以这种做法也存在不合理性。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今，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客户急需要商业银行提供信贷资金,而且这些经营项目也受到了政府的关注和支持,这样更加有利于降低信贷的风险。但是基于现状，这些优质客户受信贷资金被挪用的影响,要想与银行信贷取得合作就必须在贷款政策、审批流程上进行进一步的对接,当然，这也是我国商业银行加强信贷工作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方向。
3.信贷风险的控制需要相关行业的联动。
因为商业银行出现不良贷款的现象每年都会发生，尤其在流动资产信贷方面更加不容易控制。因此，银行应该主动与担保公司进行合作，主要来针对银行的固贷、流贷和个贷的审批工作。比如,个体客户在进行贷款买车的时候，就需要通过担保公司进行相应的审核，以免发生骗贷的现象。这表明了银行仅仅依靠自身的信贷风险防范机制来完全避免信贷风险的发生是不可能的,还需要银行与相关行业的联动。根据现在的金融形势,银行不论是在降低信贷风险方面，还是在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方面,都应该积极的与其他行业进行合作，来发展“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精神。
三、商业银行信贷工作改革与发展的举措
作为金融服务机构，我国的商业银行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在日益复杂的金融形势,应该大力加大对“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工作要求的落实力度,务必加大对审批环节的改革力度,使传统与新型的信贷业务可以有机的结合起来,以便降低商业银行信贷的风险,使得可以发展更为优质的信贷模式。
1.对传统信贷业务的审批流程进行改变。
就传统的商业银行信贷业务而言,对审批流程的改革存在很大的重要因素。银行机构应该在现有的管理系统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增强监控预警的功能,如果借款人资金的流向一旦发生问题,就可以及时的在银行的系统中做出相应的反应,方便了银行对资金流向的追踪管理，可以及时的查出自己的具体流向，最后做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2.通过信贷转型防止贷款资金被挪用。
商业银行应该着重发展新型优质信贷服务,扶植优质实体经济发展,调整信贷资金的占比，来防止信贷资金被挪用。根据当前企业从单一的投资方式转变成多元化的投资方式的的社会现状,商业银行作为信贷业务的主要承担者，应该在贷款政策方面，一步一步向国家大型重点建设项目迈进。
图2
图4
图5
作为全球三大DLP投影机制造原厂之一的明基BenQ，始终把投影技术的持续改进放在首位，并且一直处于色彩技术的领导地位。BenQ数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追求DLP色彩的真实感与视觉的舒适度，从04年第Ⅰ代黄金色轮技术的推出到第Ⅱ代、第Ⅲ代，BenQ一直以来秉承的理念就是关注消费者的使用感受，将最好的画质呈现给用户。
2004年，当大多数DLP品牌仍采用四节点色轮的时候，BenQ推出第Ⅰ代黄金色轮技术，在传统四节点色轮（RGBW）中，加入比例正确、精准的黄色，构成五节点色轮（RGBWY），从而可以在不降低亮度的前提下, 大幅改善色彩还原表现，特别是能将一般投影机最难表现的肤色、草绿色、金属色做比较忠实的呈现，媲美于黄金分割，而被誉为“黄金色轮”。
2005年，明基在第Ⅰ代黄金色轮技术的基础上，运用更为领先的色轮涂布技术对色轮五个色段的比例进行了更为精准的调整，增加全域色彩的表现范围。同时，依据多年来在最佳γ值调校技术领域积攒的经验，研发出Notebook模式（演示模式）和通过国际认证的sRGB模式（照片模式）。一改DLP投影机色彩软肋，使得投射出的色彩可以符合市场主流笔记本所采用的液晶显示色彩标准。
2006年，第Ⅲ代黄金色轮技术的推出，让BenQ继续领跑DLP投影机色彩革命。
第Ⅲ代黄金色轮技术
第Ⅲ代黄金色轮技术是运用在DLP投影机上的一种色彩处理技术。它糅合BenQ最新的软硬件技术，能获取比第Ⅱ代更宽广的色域与丰富的色阶，除了色彩还原能力得到更大提升之外，其图像处理能力更比一般色轮技术提高4倍。呈现饱和亮丽的色彩与细腻的画面。
第Ⅲ代黄金色轮技术与第Ⅱ代最大的差别在于色彩管理、影像处理器、色轮涂布三项技术的提升。它包括三维色彩管理技术( 3D Color Management)、先进色轮涂布技术(Advanced Colorwheel Coating Technology)、10位图像处理技术(10-bit image processing)，在色彩还原和图像处理方面有了质的飞跃。
原理介绍
三维色彩管理技术?穴3D Color Management?雪
三维色彩管理技术，不仅可以精准的确定色调与饱和度，同时还可以提升画面的亮度。从工程光学上来讲，颜色有三种表现特征，即色调、饱和度和亮度。色调是区分不同色彩的特征，饱和度表示颜色接近光谱色的程度，亮度表示颜色明亮的程度。（如图示1）
一般的色彩管理方法是二维的（如图示2），这样对于同一色调的颜色，其饱和度与亮度将是一个“天平”的关系。即二者往往不可兼得，在保证了亮度的情况下，饱和度很难提升。而BenQ最新的三维色彩管理技术（如图示3），对各种颜色的管理，在不影响饱和度的情况下，同样可以提升亮度，从而得到更加亮丽、真实的色彩。
先进色轮涂布技术（Advanced Colorwheel Coating Technology）
色域主要由色轮涂布决定，BenQ第Ⅲ代黄金色轮技术，采用了最新的先进色轮涂布技术(A.C.C.T.)，扩大了整个色域，与第Ⅱ代相比，在不需要牺牲亮度的情况下，能带来比第Ⅱ代sRGB模式（照片模式）更佳的色彩饱和度。（如图示3）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04-0004-05
一、金融稳定：界定与评估
尽管从瑞典中央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率先履行金融稳定职能以来，又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货币当局将金融稳定作为重要的操作目标，但直到目前，人们对金融稳定的认识和理解并不一致。根据IMF(Houben、Kakes和Schinasi，2004)的归纳，各国政府、中央银行和学术界对金融稳定的定义达数十种之多。大致看来，这些定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金融稳定时不应有的表现和特征来间接描述金融稳定的内涵；另一类是用金融稳定的具体表现和特征来直接描述其内涵。
从这些界定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1)金融稳定的涵义十分广泛，与金融体系各组成部分均有关联，涉及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等，需要用系统的观点来分析；(2)金融稳定与货币稳定、银行稳定密不可分；(3)金融稳定不仅要求不发生大的金融危机，也要求金融体系自身能够抵御并消化一定的不平衡；(4)评判金融稳定应十分关注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5)金融稳定是一个宏观的、全局的、综合的、连续的、动态的概念，不是一个微观的、局部的、离散的、静态的概念，并不需要每一个金融机构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最优状态。如果有几家金融机构在竞争中破产倒闭就认为金融不稳定，是以偏概全；如果在某一时点上出现了暂时的金融困难，就认为是金融不稳定，也同样是小题大做。
鉴于此，可以认为，金融稳定包括：货币供求均衡从而币值(通货)稳定；资金借贷均衡从而信用关系和秩序稳定；金融企业在无外界援助或干预下能够履行合同义务从而金融机构稳定；金融资产价格稳定并能够反映经济基础因素从而金融市场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从而汇率基本稳定；金融体系内部不同系统之间协调、并与经济和社会及其发展阶段有良好的适应性从而金融结构稳定(吴念鲁，2005)。在这样一种金融稳定状态之下，金融市场平稳，金融运行有序，金融监管有效，金融体系能够较好地履行其配置资源、分散风险、便利支付清算等经济职能，而且在受到内外部因素冲击时，金融体系整体上仍然能够平稳运行。
在对金融稳定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以后，还应该对金融稳定状况(或程度)做出一个基本的评估。近年来，世界各国和一些国际经济组织都推出了一些方法来对金融部门的稳定状况进行评估。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99年5月推出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简称FSAP)，对成员国和其他经济体的金融体系进行全面评估和监测。这一规划主要关注成员国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及金融脆弱性问题，通过采取金融稳健指标、压力测试、标准和准则评估等三种分析工具，评估一国的宏观经济，衡量宏观审慎监督的效果，判断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承受损失的能力，判断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部门监管的完善和有效程度，控制其主要的危机及风险源，提供有关政策措施的优先安排，增强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再比如，欧洲中央银行(ECB)专门成立了金融稳定性评估工作组，通过银行体系健康性的系统指标、对银行体系有影响的宏观经济因素、蔓延因素等来判别金融稳定状况。还有，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金融稳定工作组1997年4月发表了一份关于新兴市场金融稳定性方面的工作报告，将金融稳健性指标分为：法律及司法框架；会计、披露和透明度；利益相关者的控制和机构的治理；市场结构；监管与规制当局；社会安全网的设置等。另外，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逐渐兴起和研究的深入开展，人们开始从制度层面探讨金融稳定的框架，涉及到金融稳定的管理架构、监管机构的独立及金融体系标准的执行与金融稳定等问题。在金融稳定制度框架的构建方面，主要包括六个方面：规则的制定、监测和管理、激励结构、市场约束、政府干预、公司治理。
事实上，可以从多个方面、运用多种指标、采取多种方法来对金融稳定状况进行评估，而且这些指标和方法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监管当局会有不同的选择。比如，可以通过金融风险的程度来评估金融稳定状况(见表2)。
二、后WTO时代影响金融长期稳定的新因素
目前来看，影响金融长期稳定的新的因素主要有：
1．外汇储备过高情形下货币政策稳健性难度加大。
从1999年初开始，中国外汇储备就逐月攀升，尤以近年来为甚。
外汇储备增多固然意味着国力的增强，但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
就金融稳定来说，过高的外汇储备加大了央行的对冲操作成本，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苑德军，2006)。首先，在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外汇统一由央行购买，而外汇储备增加导致央行的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规模亦相应扩大。由于基础货币投放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多倍扩张，因而央行为了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缓解基础货币大量投放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要采取经常性的“对冲”操作措施，从商业银行回笼资金以减少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近年来，由于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基于外汇占款的基础货币投放已经成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央行每年为“对冲”操作要支付一笔不菲的成本。其次，这种旨在弱化基础货币大量投放的负面影响的“对冲”操作还带有很大的被动性，限制了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空间和主动程度，也影响了央行的政策调控效果。面对巨额的基础货币投放，央行的“对冲”操作常常显得力不从心，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对冲”完全释放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同时，“对冲”规模激增会导致市场利率上升，在人民币存在很强的升值预期下，外汇会大量流入，从而又抵消了“对冲”的政策效果。所以，“对冲”只能说在一定程度有效，但不应该作为日常政策工具而无限期、无休止地使用。
2．产能过剩条件下银行不良资产增加。
2006年初以来，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态势不仅未出现好转的迹象，反而出现扩大的苗头，特别是煤炭、铁合金、纺织、水泥、汽车等行业产能进一步呈现扩张态势，对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构成潜在威胁。产能过剩会造成市场上的竞争加剧和产品价格的下降，企业盈利空间的不断缩小和银行不良资产的反弹。
尽管从目前不良贷款统计数据来看，尚看不出
不良贷款率上升的势头(2005年底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为8．9％，2006年上半年为7．8％)。但随着产能过剩负面影响的扩大，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产能过剩行业的利润缩减和亏损很可能会增加银行不良贷款规模。
不良贷款的增加必然会影响到银行业的稳定性，而银行业的不稳定势必影响甚至破坏金融稳定。因此，对我国产能过剩条件下可能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要引起高度警觉，特别是要防止因不良资产增加造成银行危机，进而破坏金融稳定。
3．汇率机制弹性增强以后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随着人民币汇率机制弹性的增强，人民币表现出较明显的升值趋势。在金融稳定方面，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本市场方面，人民币升值以及升值预期的强化将会对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资本产生巨大吸引力。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特别是随着QFII制度实施和以及进入门槛的降低，金融资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将逐渐取代产业资本而成为进入中国的主要外国资本形式。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一个谨慎的逐步开放过程中，随着开放步伐的加快，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互动关系将更为明显。由人民币升值预期引起的外国金融资本流入短期内无疑会增加国内证券市场的资金供给，刺激市场行情上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一旦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减弱，短期资本的流入就会反转成流出，从而造成资金的抽离，对证券市场构成很大的冲击，增加市场剧烈波动的风险，也将使监管当局面临巨大压力。
4．金融全面开放背景下外资金融机构的冲击。
经过5年的保护过渡期之后，根据WTO国民待遇有关条款，外资金融机构将与中资金融机构实现平等的同台竞争。
在金融全面开放的背景下，外资银行将利用资金雄厚的优势和综合化经营的优势，向客户提供多种产品的交叉销售和“金融超市”式的服务。对每一个境外金融机构在我国设立的分支机构来说，它们的业务投向不会像国内的银行、保险、证券公司那样被限制在单一的范围内。如果对国内金融机构的政策仍按照目前的情况进行，外资银行将在我国享受一定程度的“超国民待遇”。因此，这种实际上的不平等将使我国的金融机构在激烈的竞争中面临不利的处境。
总体上，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必将使我国金融业潜在的风险进一步显露。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区域的全面放开，将使国内银行业在负债、资产和中间业务上开始直面真正的竞争；金融新产品的不断推出，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将使居民金融投资渠道和手段增多，分流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存款将是一个趋势；国家以拉动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将给银行业负债业务带来巨大压力。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依靠负债业务快速增长来掩盖资产业务风险的状况，将会逐渐消失，资产特别是信贷风险将会进一步暴露。商业银行内部的管理风险、人员的道德风险将暴露得越来越明显，银行稳定面临新一轮的考验。
此外，金融领域的全面开放和全球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还将对我国现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造成冲击和提出挑战。交叉性金融业务是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交叉性金融业务往往涉及多种金融工具，体现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之间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蕴藏着较大的跨机构、跨市场和跨境风险。在投资者风险意识不足，金融机构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交叉性金融业务风险防范和内控机制的条件下，这一方面会增加投资者和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同时也给金融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尽管目前的“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国内经济和金融发展现状要求，但随着外资金融机构多元化业务的展开，很有可能由于职能设置的重叠或者信息沟通的不畅等原因而造成监管盲区的出现，这可能会使一些不稳定因素被进一步放大。
三、构建后WTO时代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
显而易见，后WTO时代，实现金融稳定不能仅仅依靠或寄希望于某些短期的、临时的应急措施，而需要建立一种长效机制。这就要求除了平时密切关注金融开放条件下的金融运行状态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如预防、救助、危机处置等)以外，更为重要的还是要通过深化金融改革、加快金融创新和健全法制规范来促进金融业自身的稳健发展，增强和提高金融体系整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和竞争力。
1．深化改革以完善金融业的体制和机制。
从促进金融业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必须坚持以市场为中心或导向的原则，全方位地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从大的方面看，改革的重点：一是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断加强金融市场制度建设，疏通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二是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的要求，加快国有商业银行在组织结构、管理体制、运作机制、经营模式、产权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健全决策机制、监督制约机制和内部激励机制，不断提高风险管理与内控水平；三是要迅速推进非国有商业银行(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的改革，壮大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实力，建立健全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不断增强综合竞争力；四是要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步伐，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因地制宜改革农村信用社组织形式，强化内部管理，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健全完善内控制度，防范和化解农村信用社风险；五是要稳步推进证券业、保险业的改革和发展，提高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通过深化改革，建立一个功能齐备、分工合理的较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一个高效、安全、稳健运行的金融市场体系，一个与金融业发展水平和要求相适应的金融调控与监管体系，一个以人为本、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金融保障体系。
2．加快创新以提高金融业的综合实力。
金融发展源于金融创新。因此，基于我国金融的现实，仍然要坚持创新、加快创新，为我国金融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
后WTO时代的金融业竞争除了传统的同业竞争、国内竞争、服务质量和价格竞争以外，还面临全球范围内更激烈的金融业与非金融业、国内金融与国外金融、网上金融与一般金融等的多元化竞争。在这样一种竞争日益加剧的格局之下，加快金融创新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金融机构不仅要加快自身科技进步和网络化建设，而且在发展传统业务的同时，大力开拓和提供各种综合业务服务，推行以资本运营为纽带的金融业兼并重组，实行资本扩张，增强实力，扩大竞争优势。
根据世界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有必要迅速调整我国金融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发展战略，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主要内容包括：推进金融工具的创新，如增加金融工具的数量和种类、提高金融工具的质量等；推进金融技术的创新，如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电子网络等的作用，加速资金周转，提高经
营效率等；推进金融服务项目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如增加个人金融服务、家庭理财服务、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银行中间业务服务等；推进金融体系、金融管理和金融制度的创新。通过不断创新和不断突破，我国的金融企业(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的经营管理将越来越好、资产质量将越来越高、运行将越来越稳定、核心竞争力将越来越强，真正充满生机与活力，从而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3．强化竞争以增强金融业的活力。
这些年我国金融业虽然逐渐引入和培育了竞争机制，但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垄断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竞争机制在金融业中的整体功能和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目前，我国多种类型、多家金融机构的存在决定了金融业势必存在一定的竞争，而且表面上这种竞争似乎还非常激烈，但实际上这种竞争是非充分的，或者说还远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竞争。具体有这样一些明显的表现：一是金融业的进入壁垒还较高，特别是成立新的金融机构的难度还很大，外资、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门槛较高，从而减弱甚至限制了来自于“潜在进入者”的竞争；二是还存在较为严格的价格管制，存贷款利率管制以及其他多种金融服务价格的管制也导致了金融机构的竞争手段匮乏；三是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经营模式单一，仍然主要依赖传统的“吸收存款与发放贷款’’的利差收入，中间业务和其他服务的不足致使银行业竞争十分有限；四是寡头垄断竞争的特征非常明显，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存款份额和贷款份额，国有金融机构仍占据着明显的垄断地位；五是竞争缺乏公平性和理性，公平竞争本来是市场竞争有效的最重要标志，而我国的金融机构依然不同程度地控制在各级政府手中，政府对金融业的垄断继续实行某种保护，金融机构软约束现象还是比较严重，这就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秩序，也致使市场的评价与约束功能失灵；六是竞争环境不完善，国家隐形担保、各级政府干预、法制建设滞后、创新动力不足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竞争的充分展开。
也正是基于此，我国的金融机构在竞争策略上出现了少有的“同质化”：在盈利模式方面，均是以息差收入为主、其他收入所占的比重甚低；在增长方式方面，基本上是规模驱动型；在发展战略方面，都是以追求数量扩张为第一要务；在竞争手段方面，差不多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是通过开设网点向客户提供综合，同时辅之以有限的价格竞争以抢占市场；还有在具体的服务产品、营销手段、产品结构、管理模式、人才培养以及文化建设方面也都表现出了较强的趋同性。
在后WTO时代，为了提高我国银行业的整体实力、综合效率和竞争力，构建一个有效的金融业竞争机制已经刻不容缓。具体而言，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银行，并努力把它们建设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创新积极的现代金融企业。另一方面，要在注意防范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和促进相关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再一方面，政府和相关监管部门要为银行业营造公平的、良好的竞争环境。
4．加强监管以提高金融业的稳健性。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的企业经济管理特征
1综合性的企业经济管理
企业的最终目的是盈利，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企业想要盈利就必须控制成本，因此就必须对企业经济进行综合性的管理。就是说要对企业进行财务、经营、人力等各方面的全方位管理，才能达到控制成本，提升效益的目的。
2企业经济管理的广泛性
综合性的企业经济管理涉及到企业的资源分配问题，使得企业经济管理部门与其他管理部门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这几乎囊括了所有管理人员与员工，毕竟企业经营成绩的好坏与员工收益是成正比关系的，所以营造一个健康的经济管理氛围也会促使企业其它方面的管理顺利进行。
3通过财务报表来反应经营情况
企业的财务报表是对企业的经营情况的一个直观上的反应。这就包括了企业全年上、季度上和月份上的财务指标，所以企业决策高层通常是根据财务报表的反应情况来调整企业的工作重心，一方面促使企业达到生产指标，另一方面也有效的节省人力物力，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机遇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市场环境也随之有了回暖的倾向，近年来我国总外贸出口额相比金融危机时有了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就意味着经济贸易即将复苏，市场经济将迎来第二个春天，这就是我国企业发展的机遇，而且金融危机下许多企业遭遇了重大损失，这时如果能采取海外并购的方式就能很好的优化产业结构，淘汰一些不适合经济发展的老旧型产业，为市场环境注入活力。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的改革创新
1更新管理理念
为创新改革企业经济管理，就必须更新企业经济管理的理念。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企业必须从高到低的进行新型经济管理理念的培训，使管理人员以及员工都要认识到更新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形成敢于创新的动力，才能为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气氛。再适时引进战略意识以及危机管理等新观念，指引企业高层制定年度生产目标时能够从大局方面出发，科学先进的制定出一个战略目标。
2控制财务支出
控制财务支出的目的是节约成本。即对油费报销、公关接待、电话费、办公费等一系列成本的控制，做到不铺张浪费，合理有效的投入资金，使每一分钱都用到实处，发挥作用。为了做到这点就必须重视财务支出的约束制度和预算制度，成立财务约束制度能有效的节约成本、填堵漏洞，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而成立科学的预算制度则是为了提高企业的预算和计划能力。每一个企业都应该结合自身财务实际情况来执行约束制度和预算制度，避免出现对必要管理经费投入不够的情况出现。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企业应该将财务预算管理当作财务管理的核心，控制协调企业资金的投入，这样不但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也能够更深入的控制企业，实现对企业全方位的管理。
3创新经营方式
企业经营方式的好坏决定了企业盈利的多少，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企业若想得到发展，就必须形成新的经济管理制度，更新以前的经营结构，有弹性的创新经营方式，提高企业收益，为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而努力。供应链方面应当扩展自己的业务，不仅只担当采购、生产、验货等方面的职责，应该转变思想，积极寻求合作、整合市场、提供信息和服务，综合性提升竞争力，而销售链方面则应该开拓市场，积极寻找新的买家，提升品牌效益或者结成经营联盟来巩固自己的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7-163-02
一、温州借贷风波的成因分析
1.产业结构“低小散”与新经济时代的矛盾。低成本时代结束，产业转型升级未能跟上，产业结构“低、小、散”，产品技术含量低、低附加值，许多产品处在价值链低端的状况，无法应对“工资提高，原材料价格升高、环境成本拉高（节能减排）”的“三高”局面。全国制造业平均利润只有5%，温州制造业由于技术含量低，平均利润只有3%左右，而工资升高平均都在10%以上，企业处在微利或亏损状态。有的企业困难面高达60%。温州产业结构“低、小、散”局面不改变，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企业发展路子越走越窄。由于企业利润菲薄，很难靠自身积累投入扩大再生产，于是温州80%的企业用“短贷长投”办法进行生产经营。根据市银监部门的统计，6个月内的短期贷款占贷款总额的80%多，这种状态，容易造成资金链断裂。产业是经济的基础，这是以经济基础层面分析产生借贷风波的原因。
2.资本逐利性引发的投资冲动。部分企业老板在实体经济低利润面前动摇了信心，受资本逐利性影响，中小企业老板投资冲动强烈而导致盲目投资。很多企业过渡融资、过渡对外投资、过度对外部担保。项目的需求资金大大超过了预算，项目不能按期取得回报，导致资金链断裂。温州人被冠以胆大，民间借贷风气尤为严重，到处举债投资。这种思维和投资的方式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创业成功率高，谁的胆子大，谁就能成功。而一旦进入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速放缓，企业进入精细化经营，需要的是理性的分析和投资，需要加强管理来节约成本，提高技术含量。那种靠拍脑袋、靠大量借贷，没有任何风险评估下的赌徒式的投资必定遭遇重创。如某集团近年来的业务涉及太阳能、房地产等产业，投下五、六亿元巨资，光伏发电成本回收缓慢，房地产业遭遇楼市调控，巨大的投资规模把集团公司推到了资金链断裂的边缘。一些企业虽然还在经营，但随着利润空间的挤压，背地里却以主业为遮掩，把重心转而投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炒煤矿、炒股等等，在这些炒作资金里面不全部都是温州人自己的钱，借贷投资的现象较为普遍，三角债关系中一旦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其他环节的资金马上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是发生借贷风波直接导因。
3.融资操作中的问题和缺陷。虽然银行实行了“三办法一指引”，对银行资金的第一手资金用途进行监控，但是对资金后手的用途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使其资金仍然流向于股市、楼市等非实体经济。二是银行对优质的大企业存在“抢食”的现象。对大型企业各大银行重复“授信”使信贷资金不断向大型企业倾斜。同时，中小企业往往大部分存在财务制度不健全、管理薄弱、信用等级偏低等瓶颈，银行认为为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较高，贷款利率定价也偏高，使企业的负债和利息增大，企业负担不断加大。目前企业实际的融资成本已经达到15%～20%，而一个正常企业的回报率仅在10%。三是中小企业贷款存在担保难。中小企业要取得银行贷款，就要具有一定的抵押资产或相当实力的企业进行担保。但实际上，愿意为中小企业担保的不多，即使有些企业愿意担保，但符合银行条件的担保企业也为数不多。另一方面，目前抵押物仅限于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很多中小企业土地多为集体、国有划拨土地，无法落实有效抵押。专利权、排污权、商标权等由于“登记无门、交易无市”，未得到融资应用。
二、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任务和要求
1.国务院规定的12项任务。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依法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引导民间资金依法设立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机构；开展个人境外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支持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创新发展金融产品与服务，建立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服务中心；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依法合规开展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技术、文化等产权交易；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推动更多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建立健全小微企业再担保体系；拓宽保险服务领域，创新发展服务于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的保险产品，鼓励和支持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防止出现监管真空，防止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防范机制，清晰界定地方金融管理的职责边界，强化和落实地方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
2.省政府提出温州金改目标。省政府提出明确的金改目标，着力实现三个对接：即实现民间小资本与大项目大产业有效对接，银行大资本与小微企业有效对接，最终实现各类资本与经济转型升级的有效对接。努力实现“三降三升”：即企业融资成本、地下金融比重、银行不良贷款金额和不良率明显下降，民间资金转化为产业资本的比重、小微企业融资覆盖面和满意度、民间借贷风险管控能力明显上升。
浙江省李强省长指出：既要对温州金改充满信心，更要看到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探索性，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充分认识到，温州金改是一项区域性、渐进型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金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系统谋划；温州金改是一项开创性的改革，必须在摸索中前行。因此，胆子要再大一些、力度要再大一点，勇于探索，不断创新。
3.民间融资有望实现阳光化、规范化、合法化。一年来，已在鹿城、苍南、平阳、乐清、瑞安、永嘉、文成7县（市）、区设立7个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累计成交借贷1499笔，成交总额5.13亿元。温州市各县（市）、区设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公司，为民间资金借贷双方进行借贷交易提供登记和公证等综合服务。公证处、担保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配套服务机构共同设立和进驻。民间借贷以抵押贷款为主，如温州民间借贷服务公司的借款，车辆抵押货款占60%，股权质押、小房产抵押占20%，担保贷款占20%，整个运作比较扎实稳健。司法部门为温州“金改”保驾护航，为此，温州中院设立了金融审判庭。今年5月，《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送审稿已由全省金融办报送省政府，省人大有望在年内审议该条例，为温州民间借贷提供地方性法规，它是我国民间首部民间借贷法规，从此，温州民间借贷走向阳光化，规范化、合法化道路。
4.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是国务院给温州金融综合改革重要任务之一。地方资本市场的发展，能为温州创业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大量资金，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温州现有境内外上市公司12家。目前，已有电光防爆、强盟实业、福达合金、伟明环保、红蜻蜓鞋业和迦南科技等6家温企报到证监会待发行审核。12家上市公司共募集到资金达135亿元，计划到2015年末，温州上市公司超过30家，融资达到200亿元以上，成为温州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
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是温州金改的重要内容之一。2012年，2家企业发行私募债，总额1.5亿元；4只企业债券成功发行，募集资金38亿元；首笔20亿元的企业中期票据业务成功注册；通过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业务募集资金18.7亿元。
进入2013年，首支民营企业债“12华峰债”顺利发行，“13温机场债”获国家发改委批复，温州港集团短期融资券发行成功，“区域集优”温州首单即将发行。根据温州金改实施细则，积极争取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扩大企业债、公司债、金融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债券）、资产支持票据等各类债券产品的发行规模，争取2013年度发债80亿元以上。
5.加大银行参与“金改”，更好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为解决企业在正常经营中遇到的流动资金短缺问题，温州银行推出“续贷通”信贷服务，帮助企业“无缝”续贷，其创新方式受到人行与银监部门认可，并作为试点行推广。
开设温州辖内首家小微企业专营支行——温州平阳水头小微企业专营支行。目前，温州银行已分别开设三家，并正在筹建三家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数据证明，温州银行这一年来加大了对温商、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和风险把控能力。截至2012年末，该行小企业贷款增速40.81%，超各项贷款增速17.41个百分点，增量增速均领先辖内，为破解温州小微企业融资难做出了很好的贡献；与市金融投资公司的战略合作，授信10亿元用于固定资产项目贷款、保函等业务融资；通过信托方式引入17亿元资金支持保障房建设工作，全年通过信托模式引入资金超过30亿元，有力支持了温州民城建设和社会发展；其2012年末不良贷款率控制在1.35%，比温州同业水平低2.4个百分点，经受住了区域性金融风波的考验。
珍惜参与金改的机遇，温州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温州特色”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内涵。“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使温州开启了规范发展小型金融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新锐探索。唯有创新，才能突破。”，当前，温州银行正满怀激情地在这场金改“突围战”中扮演尖兵角色，助推转型升级，共促地方破解“金改”核心命题。
参考文献：
1.李卓林.民营银行的风险防范对策[J].经济参考，2005（31）
2.张学庆.拷问温州跑路老板.理财周刊，20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