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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长根（1979-），男，江西南昌人，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经济法；曾素文（1963-），女，江西南昌人，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
课题项目：本文系江西省高校省级教改立项项目“课程评价导向下的经管类专业《经济法》教学改革”（编号：JXJG-09-34-3；主持人：曾素文）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7－0062-03
一、 课程评价对课程建设的导向作用
课程评价是课程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由于研究者对课程概念认识的不同以及评价目的的不同，表现在课程评价对象上人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本文讨论的前提是基于“大课程观”的课程评价，既包括对课程标准、课程方案、教科书等的评价，也包括对教师教学的评价、师生相互作用的评价。在国外，第一个提出把课程评价纳入课程论研究的，是美国著名课程论专家拉尔夫·泰勒。泰勒认为，课程评价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确定课程与教学计划实际达到教育目标的程度的过程。继其之后，斯塔弗尔比姆提出了背景、输入、过程、结果评价模式（简称CIPP模式），强调了评价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证明，而是改善。无论何种定义，课程评价作为衡量课程建设效果的价值判断和方法是毋庸置疑的，其导向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课程评价发展和激励的体现。课程评价的内容与标准体现了课程开发和管理的指导思想。从课程目标来说，课程评价可以起到评估的作用,其应根据社会或学生的需要，以此作为课程开发的直接依据。从课程实施过程来说，课程评价对课程的实施起着重要的导向和质量监控的作用，有利于改进课程管理与决策。从教学效果来说，也要靠课程评价来衡量与检验。课程评价也是激励教师进行教学方法与手段创新的现实动力。
二、经管类专业《经济法》课程评价中的不足
有效的课程评价，一定要立足于课程特点。由于近几年高等教育领域对课程建设工作的普遍重视，从而形成了不同行政层次下的课程评价实践活动，但其表现出高度的标准化和同一性，并没有根据课程特点来进行个性化的评价，不利于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与学习过程中的创新。
（一）评价理念过于重视知识标准而忽视了能力发展
评价理念体现了人们对教学活动的看法和持有的基本态度和观念，行为都是受理念支配的，可以这样说，有什么样的评价理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教学行为。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同一化教学不可避免。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高等教育有没有必要、可不可以实现多样化？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大量标准化的人才，但是创新性、特异化的人才也是必不可少且更为高端的。然而，本质主义教学观主导下的现代同一化教学在培养具有多样化知识背景与独特竞争优势的人才存在着天然的缺陷。现代教学观念的演化已体现出“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 强调对个体的注意”、“强调学习过程的创造性”的趋向。学生的主体性不再仅仅是进行自主学习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学生主体性形成本身也成为教育的目标之一。而在中国，中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并没能承担起培养学生主体性的责任。我国高校课程评价在理念上过分注重评价的奖惩功能，忽视了改进与激励的功能；过分关注评价的结果，忽视了评价过程本身的意义；过分注重学生的学业成绩，而忽视了学生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的评价。
（二）课程目标较为笼统
一般而言，课程目标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课程知识应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能力培养和技术训练的总体要求；二是确立课程预备知识和技能的基本要求，本门课程对满足后续课程在知识与技能上的基本需要。课程目标确定之后，课程的内容体系、教学方法与手段的选择便有了明确的依据。因此，正确制定课程的目标是课程发挥最佳功能的必要前提。然而，当前的课程评价实践忽视了对经管类《经济法》课程目标的准确定位，更没有对其进行层次性的细化。比如，理论知识要达到何种深度和广度，实践能力要达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都欠缺研究。经济法是法学专业和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但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内容。法学领域的经济法，是和民商法、行政法并列的独立的法律部门，主要由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市场运行监管法律制度等部分组成。经管类专业的经济法，更多的指代与经济有关的常用法律。其教学体系既包括合同法（传统的属于民商法范畴、公司法、票据法等，也有反垄断、证券监管等经济法范畴的内容。这从相关的执业资格考试和职称考试也可以反映出来，例如注册会计师考试、会计职称考试。但这种专业背景和培养目标的差异在教学过程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从教学理念、教材到教法都没有做明确的区分，影响了教学的效果，不能很好地实现非法学专业学习法律课程的意义。如果《经济法》的课程定位目标不清晰、不细化，则会相应地导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不协调。是侧重理论讲授还是应用实践能力开发，哪一方面应作为教学的侧重，不同地区、不同专业的学生的特殊偏好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较为系统的研究。
（三）评价内容不够全面
我国的课程评价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局限于对某些方面的评价，缺乏整体性。综观世界范围内课程评价发展的实践，评价的内容早已从单一的对课程方案实施结果的评价发展到对目标、过程和结果的全面评价。
虽然国家精品课程评审指标提出“在教学内容方面，要处理好经典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重视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可是理论和实践在经管类《经济法》课程中的体现，是体现在理论课时和实践课时上的划分，还是教学方法上的，抑或是教学内容的设计？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对结果的评价标准模糊。是相关考试的通过率还是思维方法的改进，而这种思维方法的改进又该如何检测？是否主要依据专家评教，学生评教在其中占多大分量？对课程评价者的评价对又该如何进行？
（四）评价方法过于突出量化功能，导致评价质量不高
目前的课程评价较多地注重教学材料的齐备性、学生出勤率、多媒体的应用和教学成果的规范性等因素，评价标准偏重对学科知识特别是书本知识掌握，而忽视了在课程学习中对学生学习方法、思维方式、创新精神的培养。并且，这些因素并不能很好的通过量化指标体现出来。虽然许多学者提出应采取“质性评价”的范式，但其不可计量性也确实带来了操作上的困难。例如，经管类《经济法》是非常适合采取案例教学的课程，但是当前的课程评价实践只重视了教学方法的多样化，而未关注这种多样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没有关注案例教学与理论讲授如何结合。
（五）评价的有效性仍在验证阶段
根据评价主体的不同，课程评价可以分为学生评教、教师自评、专家评教以及社会评价。囿于学生个人的认识和短期功利目标的影响，学生评教的情况往往不能真实反映课程学习的实际情况。学生对要求严厉的老师可能会评分低，对于内容深奥的课程也往往评分不高。有的教师在学生评教的压力下，较易产生功利的短期行为。部分教师为了赢高的评教分数，只讲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有的教师由于担心学生的打分，只拣简单的、学生能很快接受的知识点授予学生；甚至还有教师为迎合学生而放松要求、大给高分的情况。另一方面，以用人单位和行业团体为主体的社会评价的缺失导致当前的课程评价工作看上去还是在教育系统内循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与社会要求接轨的问题。这些现象的产生，降低了高校课程评价的效度。
三、改进经管类《经济法》课程评价的建议
（一）在科学评价理念下合理定位课程目标
现代教学观念的演化已体现出“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对个体的注意”、“强调学习过程的创造性”的趋向。学生的主体性不再仅仅是进行自主学习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学生主体性形成本身也成为教育的目标之一。经管类《经济法》在课程评价的价值取向上，应立足于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在这一评价理念下，可以对课程目标进行具体分解。《经济法》课程的浅层次目标是让学生了解和熟悉《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规则，更进一个层次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与执行业务相适应的实践技能。实践能力又分为正确确定案件性质和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以及掌握文件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这样，可以针对分解后的目标根据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的模式逐项达标，有利于课程目标的实现。
（二）评价时要重视课程所承载的知识量
现实中的一个误区就是用课程评价替代了“去评价课程”。很多人把“评价”看作是为课程改革配套的东西，课程在前，评价在后，是对既定的课程进行具有“促进功能”的评价。这导致对课程本身的研究不足，突出表现在对课程内容的设计并没有很好的契合社会需求和学生特点。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了同一化教学的状况。反映在课程内容的选取上，有的高校甚至要求教学大纲要与所选教材大致相同（不能有过多不讲的章节），教学计划要与教学大纲完全一致。从效率的角度来讲，评价标准统一化有助于考核，但是从学科知识标准来讲，同一化也是一种代价。学术自由中教师教学的自由和学生学习的自由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笔者认为，要重视探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教学内容的设计还应考虑能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即教学内容既有基础学习领域、又有专业学习领域、还应有拓展学习领域的要求。在当前经管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设计上，哪些内容略讲、哪些内容详讲、哪些内容自学，往往不是根据实践技能来设计的。基于经济法的易变性，教师一方面要不断了解经济法理论与立法的最新动态，不断补充、更新教学内容，扩大学生的知识吸收量；另一方面要避免沦为不断追赶最新发展情况的介绍者，而要从立法理念与背景、思维方式与逻辑上培养学生自学新法律法规的能力，不但要向学生介绍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还要使学生掌握经济法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能具体运用法律原理和具体规范来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
（三）课程评价的内容应包含对评价者的评价
课程评价者的知识水平、兴趣及价值观等直接关系到评价结果。因此，课程评价者的评教活动也应成为评价对象，其评教有效性也应归属于评价的内容。教师是对课程加以理解和设计的“专业特权者”，也是课程实践即教学行为的承担者，因此，教师也应成为评价主体。评价标准应强调认识对象的整体性、差异性和丰富性，强调真实情景中的主观感受。目前的评价标准更多地体现了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统一化，把教师排除在外。应当根据授课的具体内容和授课对象来考察其教学方法，例如不是所有的内容采取案例教学都能效率最大化，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的案例教学不是例子加理论的简单描述和说明，而是帮助学生形成知识网络，指导其运用相关理论自主解决问题，并不是仅仅教给学生现成的答案，更不是提供唯一的答案。此外，现行的评价模式往往将任课教师排除在课程评价主体之外，这容易使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沦为传递课程的教学机器或工具，使教学变为程序性的劳动，教学的过程成为机械地传授他人材料的过程。当前教育理念的转变中强调了以学生为主体，但以教师为主导的理念却相对失落。如果规范化下带来的是重复和雷同，这也是值得深思的。
总之，有效的课程评价，一定要立足于需要评价的课程特点。评价标准应该是能表现授课行为的丰富性、灵活性，并具有情景性的。课程既是静态也是动态发展的，课程评价应体现开放性和个性化。
参考文献：
对于行政法的渊源，过去国内教科书几乎无例外地解释为：行政法律规范的载体形式，大致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法律解释、国际条约和行政协定九种形式。异口同声之下，偶然也能听到少许不同的声音，有少数学者已经注意到行政法渊源中的不成文部分，甚至有学者干脆提出："行政法渊源包括习惯法、成文法和法律原则与法律解释三种形式。"(注：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面对这些孤掌难鸣的声音，我们有必要反思，究竟什么是法律渊源?在中国，行政法的渊源只限于成文法吗?如果不是，那又应该包含哪些不成文法源?
一、法源的内涵
法的渊源，简称为法源，是一个多义词。台湾学者张家洋在其《行政法》一书中介绍了八种不同的理解。(注：详见该书第57-59页，三民书局1991年印行。)大陆学者姜明安则介绍了六种不同的理解，它们是法存在形式说、法原动力说、法原因说、法制定机关说、法律规范说、法事实说。姜教授在其主编书中采法存在形式说，即将法源界定为各法律部门法律规范的载体形式。凡载有某一法律部门法律规范的各种法律文件或其他法的形式均为该法律部门的法源。把法源普遍理解为法的表现形式是可以接受的。(注：德国行政法学研究上，对何为法律渊源也存在多种定义，从法理上分析，大都认为"实在法的识别标志"即为法律渊源，它是法律规范产生和存在的表现形式。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问题在于：大陆学者在概括法源类型时都"遗忘"了非制定法，将行政法法源的界定限于成文法。(注：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7页。)我国法理学教科书也普遍认为，法律渊源是指法的表现形式，即由不同国家机关制定并且有不同法律效力的各种表现形式。(注：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页。)
美国著名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把法源分为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两大类。(注：[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395-396页。)"正式渊源"是指那些可以从体现于官方法律文件中明确条文形式中得到的渊源，主要有宪法与法规、行政命令、行政法规、条例、自治或半自治机构和组织的章程与规章、条约与某些其他协议，以及司法先例。"非正式渊源"是指那些具有法律意义的资料和考虑，这些资料和考虑尚未在正式法律文件中得到权威性的或至少是明文的阐述和体现。它包括正义标准、推理和思考事物本质的原则、个别衡平法、公共政策、道德信念、社会倾向以及习惯法。当一种正式的法律渊源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时，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就无需也不应当去考虑非正式的渊源；但在极罕见和极端情形下，亦即适用某种法律正式渊源与正义和公平中的基本要求、强制性要求以及占优势要求发生冲突时，例外也成为必要。当正式法律文件表现出可能会产生两种注释作法的模棱两可性和不确性时，应诉诸非正式渊源，以求得一种最利于实现理性和正义的解决办法。另外，当正式渊源不能为案件的解决提供审判规则时，非正式渊源理所当然应变为强制性渊源。
E·博登海默的划分，尤其关于非正式渊源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虽然在西方法学中一直存在争议，但其所表现的经验和睿智是值得肯定的。如果相信成文法永远落后于时代的现实，相信运用语言表述的成文法或多或少存在理解上的差异性，相信正义偶然游离于成文法文字之外的可能性，就应该考虑法律的非正式渊源。由此上溯，不难发现我国学者在给法源作界定时的教条主义和理想主义；据此才可能全面理解为什么西方发达行政法治国家在谈到渊源时总包含非制定法的成份。正象日本著名比较法学家大木雅夫所言："法源是一个多义词，在比较法学中，使用这一用语是指决定对社会成员具有约束力的规范的全部要素、原因及行为。因此，法律、命令、判决、习惯法、伦理性规范、宗教启示中的戒律、巫术或宗教信条、惯例、习俗等等，不拘形式，都包含在法源的范畴中。"(注：[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至此，笔者同意如下界定：法律渊源是指因产生形式与来源不同因而对于法律制度和法律适用具有不同效力和不同法律意义的各种表现形式。不成文法源对于立法者来说是"立法理由"；对解释者来说是"客观标准"；对于法官来说是"参照依据"。行政法上的不成文法源主要指：习惯法(特别是行政惯例)、法院的裁判、一般原理与法理、学说以及国家政策。博登海默对非正式渊源的理解意义重大，但那是法理学意义上的。作为部门法学的渊源应该着重于它的规范效力，只有那些可以为法官统一适用、明白表达、直接引用的规范，才属于渊源的范畴。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学说"作为私人就法律从事科学研究所表示的意见，(注：[台]王伯琦：《王伯琦法学论著集》，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213页。)始终没有成为一度被称为法学家法的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源形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陆法系国家没有用泛泛的"法理"，而是用"法的一般原则"或"行政法的一般原则"作为一类不成文法源形式，因为法理必须上升到法的一般原则的高度，才具有规范意义。同理，政策，作为"指导立法、行政、及政府处理国内外事务的行政措施的一般原则"，(注：见吕世伦主编：《当代西方理论法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中国的政策，一般分为党的政策和国家(包括地方)政策(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页)。国家政策中包括行政政策。)只有演绎成法的一般原则或被法院判例所吸收，才具有渊源的地位。
学者孙笑侠把行政法的渊源分为行政的渊源和行政法的渊源。(注：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这种划分对提醒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对"行政依据"的理解上有很重要意义。但作为部门法的渊源，它必须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其内容能够创制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二是司法的统一适用性。在中国，行政规章是行政法的渊源，并非指它为"行政的渊源"，而是因为它符合上述两项特征。
二、发达国家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源
大陆法系的理论中，法源常被分为基本渊源和辅渊源。前者是指制定法和习惯，具有绝对重要的地位。有时"一般性法律原则"也列为一种基本渊源。辅渊源是在基本渊源阙如、不明确或不完备时，或可以发生作用，但其适用并无拘束力。判例法和法学家的著述就是这类辅渊源。制定法在大陆法系国家常形成一个以宪法为顶端的等级系统。习惯一般视为一种主要渊源，但常被认为没有什么实际上的重要性。"一般性法律原则"或者来自于实在法规范，或产生于既存的法律秩序本身，在法国，这是一种重要的法源。丰富的制定法使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解释成为一门艺术，从而使法律解释成了当然的法源。法律学说则在法律不确定或在某一问题上尚无固定法律的情况下发挥直接影响。(注：参见[美]格伦顿等：《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5-87页；第154-168页。)
英美国家的学者常把法源分为成文与非成文两类，前者是指正式制定的法律；后者指非制定法，包括司法先例、习惯法和惯例，以及在英国十分重要的皇家特权。制定法仍是英国、美国等普通法系国家最基本的法律渊源，就是人们常提到的英国"不成文宪法"实际上大部分也是成文的。判例法指法院的判决构成先例，本法院和下级法院以后遇到同样案件，必须按照先例判决。因为司法的权威性，判例法当然也是行政的法根据。判例法在英美法系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种现象起源于诺曼人征服英格兰时的1066年，那时就形成了由法院所作的判决而形成的判例法为法的主要存在形式的传统。(注：参见[美]格伦顿等：《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5-87页；第154-168页。)
由上可知，无论英美法系代表国的英、美，还是大陆法系代表国的法、德，发达法治国家都承认行政法存在不成文法源，它们通常包括习惯法、判例法、法的一般原则三类。
(一)习惯法、判例法。在英国、美国，习惯通常都通过判例得以认可，所以习惯法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为判例法。在英国，即使今天制定法早已成为最基本的法源，但判例法仍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英国行政法上一些重要的原则和规则很多都来自判例法的创造，象著名的自然公正原则、越权原则、《王权诉讼法》制定前的国家侵权责任规则都是通过法院判例确立的。美国虽然建国时间不长，能够成为习惯法的习惯通常必须获得法院判例的确认，但习惯在行政和司法领域仍然获得尊重。判例法在美国，也是行政法的主要渊源。
法国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判例本没有当然的拘束力，但在行政法中，(注：其原因见本文的第"三"部分。)行政法院的判例是法国行政法的重要法源，行政法上重要的原则，几乎都由判例产生。即使有成文法的规定，成文法的适用也由判例决定。法国行政法中以习惯形式存在的规则很少，学者们认为，公产不能转让规则，在成为制定法之前，已经以具有法律效力的习惯规则存在。由于行政关系变动迅速，习惯难以形成，即使形成其范围又难以确定，且必须依赖法院认定，所以，习惯法在行政法法源中只处在边缘地位，起一种补充作用。(注：[法]莫里斯·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龚觅等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3页。)
在德国，习惯要成为法律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长期的、同样的作法；二是当事人确信这种习惯应成为法律。内容上的充分确定是习惯法有效的要件，但非产生条件；法官认可也非习惯法的产生条件，(注：早年，奥托·麦耶持严格的"行政合法律"原则，认为法治国家只能依法律、及其授权制定的法规行政，行政机关不能当然地引用习惯法作为其自行填补法律基础漏洞的工具。)但出现疑义时，有利于当事人一方的习惯是否具有法的地位则有赖法官的认可。(注：习惯法可经法律明文承认，如无法律承认适用，通常由法院认定适用，所以德国学者有"习惯法不过是法官法"的断言。转引自[台]林腾鹞：《行政法总论》，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66页。)制定法的发达和社会多元化使习惯法始终处在法律渊源的次要地位，但在制定法缺位或不完善时，习惯法仍起从属作用。由于法官在制定法的适用过程中以一定方式产生司法原则，而这些司法原则总是得到适用和尊重，所以它被称为法官法。
在日本，学者对习惯法属于不成文法法源没有异议，但在何为习惯法的认识上却存在承认说和确信说两种学说。承认说认为，只有为法律或地方自主法承认的习惯才具有法源地位。确信说认为，长期形成的习惯，作为一般法为国民所确信的，即使无制定法承认，也有法源地位，当然如有争议，最终由法院裁决。日本并不承认英美法中的判例拘束原则，但国民和行政当局通常把判例看成法律，许多人把它解释为独立的不成文法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判例解决个别事件，具有一次性性质。但是，各个判决中的法律解释、运用标准，经不断重复，最终经最高法院承认，判例便在事实上制约以后的法院。"(注：[日]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杨建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反复出现的判例，有的学者把它归于习惯法的一种。
(二)法的一般原则。与大陆法系以缜密的逻辑推理解释成文法规则，并从这些规则的精神和法理(或称条理)中总结出法的一般原则不同，英国人强调遵循先例，他们以先前的判决为前提，由分析案件事实归纳出法的一般原则，所以，法的一般原则当然是行政法的法源。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是，这些法的一般原则通常包含在判例法的法源形式之中，它没有被独立划分的必要。在美国，作为行政法法源的法的一般原则，无论来自普通法的理念，来自宪法的精神，还是来自于其他部门法，它们通常都是通过法院的判例产生的。(注：大陆法系国家通常把法的一般原则列为单独的行政法不成文法源，在美国，它被判例法所包容。)
在法国，法的一般原则概念，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由最高行政法院提出，指具有法律效力的不成文法规则，既有实体的，又有程序的；既有宪法规范效力的，又有法律规范效力的；既可能存在于制定法中，也可能存在于非行政法领域中。最常引用的法的一般原则有：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公民的各种平等权，包括法律面前、租税面前、公务面前、公共负担面前及其他方面的平等在内，为自己辩护权，不溯既往原则、既判力原则等。(注：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203页。)
德国行政法的一般原则主要是通过司法判决和学理发展起来的，至今它们还不是一种独立的法律渊源，可以作为其效力基础的根据主要有：(1)习惯法为昔日之重要法源，不成文习惯法一旦被采用，通常以法的一般原则对待。(2)许多原则都是从宪法的规定和原则中延伸而来，是具体化了的宪法。(注：例如，即使建筑法没有直接保护邻人的规定，邻人依据宪法保障人民财产权的规定，也享有请求权，要求建筑执照核发遵守期待可能性原则。详阅[台]陈清秀：《行政法的法源》，翁岳生编：《行政法》，第129页(1998年)。)(3)通过对现行各类行政法律规范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比较获得的行政法的一般原则。行政法的一般原则甚至还可能从私法规范中适用类推或对比方式获得。(注：详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5-66页。)(4)从法律原则中推论出一般行政法原则。
在日本，作为合乎正义的普遍原理而得以承认的诸原则，称为一般法原则，或称为条理。具体包括依法律行政原理、平等对待原则、比例原则、禁止翻供原则、诚实信义原则、(注：地方政府的工厂招标政策的变更，本来是法所允许的，但是，由于其背叛了投标企业的信赖，在与企业的关系上违背了信义原则，该变更行为应视为违法。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信赖保护原则等。
三、我国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源
无论是大陆法系代表国的法国、德国，还是继受德、法法治底蕴的日本，他们都认可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源。即使与大陆有同样文化积淀的我国台湾地区也认为，法源包括成文与不成文，不成文法源包括习惯法、解释与判例、一般法律原则(与法理)。(注：详见[台]陈清秀：《行政法的法源》，翁岳生编：《行政法》第3章(1998年)；[台]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第5版)，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49-64页。)我国传统上是个成文法国家，法律体系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继受于大陆法系，但却不承认不成文法源。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广为流行的习惯常常是法律的重要渊源。其中，普遍实行的习惯在一定的时候被公认，便会在司法上接受、采纳并在其后适用于其他案件而成为习惯法，或由于教科书的作者的阐述而具有法律效力，或通过立法程序加以确认。(注：《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习惯法在世界历史上一直广泛存在，13-14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甚至出现了主要以习惯法为基础的法律汇编。习惯法至今仍在世界上广泛存在，但在行政领域却日渐衰落。
在我国，习惯法在某些领域仍是有效的重要法律。苏力教授通过一个司法个案的分析认为，习惯在当代中国社会司法实践中实际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在特定条件下置换制定法。各种物质性的社会制约条件决定着习惯的变迁。(注：苏力：《中国当代法律中的习惯》，《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鉴于这种判断，笔者认为，对于习惯能否成为行政法的法源应该借鉴大陆法系的观念，尤其是德国法。在下列条件下，习惯应该成为法源的一种：(1)客观上存在长期未间断的习惯并得到民众认可；(2)该习惯具有明确性和合法性。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习惯法作为法源，惟有将习惯法在个案之情形，可以符合一般行政法法理，而认为符合公平正义时，才可以具有实质拘束力。(注：[台]陈新民：《行政法总论》，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79页。)(3)原则上习惯法只具有补充成文法缺位的功能，不能据此推翻制定法。事实上，和大陆具有同样文化传统的台湾地区早已有判例承认习惯法的法源性。(注：行政法院判例认为，私人土地成为道路供公众通行，已历经数十年之久，应该认为此土地已因时效完成而成立公用地役关系，原土地所有人不得对该既成道路进行违反公共通行的目的。此处既成道路公共使用关系的成立，实为习惯法。)习惯法并不以法院确认为前提，像行政先例(注：台湾学者林腾鹞认为：行政先例，是行政机关处理行政事务之惯行，在法规不完备或法规复杂性导致适用困难时，实务上常为公务员所引用。见[台]林腾鹞：《行政法总论》，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66页。)就是在行政活动中确定的习惯法。当前学术界比较肯定重大行政问题需开新闻会是一项行政惯例。行政法领域习惯法的地位虽日趋衰落，但作为一种法源形式弥补成文法的缺陷实有存在的价值。 转贴于
判例是指法院的判决(指判决中的理由部分，不包括讨论)构成先例，本院和下级法院以后遇到相同的案件(注：所谓相同案件指案件的必要事实相类似，必要事实指对于作成判决结论有必要的基础事实。)必须按先例判决。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不承认判例拘束原则，但同时，他们又把判例法作为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源对待。笔者分析，这是大陆法系国家坚持成文法主义和法院判决实际作用的妥协。试想，等级较高的法院能够坚持同类案件不同判决吗?实际存在等级体系的文官式司法制度中，下级法官凭什么"对抗"上级法院已有的判决!(注：依司法审查规则，行政机关更无能力对抗法院的判决所确立的原则或对制定法的理解。)德国就法规与宪法相一致的裁决，具有法律效力；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的解释，依其性质也具有与宪法、法律或命令同等的法律效力。在司法判决构成方面，大陆法实际在向英美法接近。面对英美判例法体现出的法的公平对待性、相对高效性和法的持续性优点，大陆法系国家能够无动于衷吗?(注：美国弗莱德里克·肖教授甚至巧妙地用日常生活例子支持遵循先例原则。"有个孩子坚持说他不该穿短裤上学，因为他的哥哥7岁时就曾被允许穿长裤上学"(见[美]杰弗瑞·格罗夫：《美国政府的法治》，载《法治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这一特征可概括为判例法的亲近生活性。)
由上可见，像大陆法系各国一样，在中国大陆，判例能不能成为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源已不是一个应然的问题，而是一个承不承认事实的问题。就目前来说，虽然最高法院努力通过司法解释使法院判决的精髓成为制定法，但这毕竟不是解决判例作为法根据的唯一模式。经过认真筛选、甚至加工过的最高法院的典型案例在实质上早已成为下级法院的"参照依据"和行政机关的"行动准则"。(注：即虽无形式上的法源地位，但具有实质的拘束力，所以可认为具有事实上的法源地位。)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注：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中，法院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这一认识从表面上看是对制定法的理解，实质上是用判决界定了一种新的行政权领域。以后各级法院遇到同类案件恐怕很难以不属行政争议为由拒绝受理。(注：正象德国罗伯特·霍恩等所云："实际上，较高审级法院所作的判决，哪怕是孤立的判决，也总是让人感到敬畏，而且这是一种即时发生的，而不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产生的敬畏。"[德]罗伯特·霍恩等：《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需要限定的是，能够成为判例的判决，在中国大陆目前应限于最高法院公报中的典型案例，这既有质量上的考虑，也有他国经验的借鉴。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判例法并不是指对某个案件的整个判决，而是指某一判决中所包含的某种法律原则或规则。"(注：沈宗灵：《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另外，最高法院在其公报上公布的典型案例如果成为法源，它只起补充作用，毕竟中国仍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判例法也有其固有的缺陷。可以说，典型案例作为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渊源，已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有权机关承认的时期。
在行政法学研究中，认为行政法包含不成文法法源的学者所占比例很小。但这些学者都主张作为非正式渊源之一的法理，是指一种能反映一国社会规律的、体现本国传统的、在法治实践中被社会公认了的正当的法律原理。法理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般法律原则(注：法的一般原则本身是需要界定的概念。对此，美国学者迈克尔·D·贝勒斯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认为，法律原则是需要去证成的东西，而规则通常又由原则证成。规则以要么有效要么无效的方式适用，原则不是这样并且可能互相冲突，所以原则是有"分量"的。详见[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3页。)也是法理。(注：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115页。)另有学者指出，法理与行政法的一般原则是不可分割的。在部门法内运用法理绝大部分是通过承认这些法的原则表现出来，它们是法理参预的最光辉的表现。(注：参见方洁：《论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源》，浙江大学2000届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论文。)在我国台湾和日本，的确有不少学者把Principle of law译为"法理"或"事理(条理)"。台湾学者潘维和在《中国民法史》(第17页)认为，Principle of law或"法理"，乃指法律之原理而言，即适应时代环境需要、合乎正义之道，而一般信为通常事理之谓，所以补成文法或习惯法之不足其也。(注：详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第11-12页。)笔者认为，台湾和日本学者所指"法理"或"条理"仅指法的一般原则，它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工具。
阅读前述大陆法系德、法、日三国的行政法不成文法源，我们就会发现，法的一般原则或称行政法的一般原则可能直接来源于成文法或其精神，也可能是合乎正义的普遍原理。他们的存在意在弥补成文法的漏洞、解决成文法的冲突。即使某项原则已为制定法吸收，不成文的法的一般原则也有补充作用。一项在某一部门法中已成文的原则，因为具有性质上的相溶性，它也可以成为行政法中的法的一般原则。英美法系国家对法的一般原则作为不成文法源形态的态度也十分明朗，所不同的是这些一般原则通常都依赖法院的判例确定。就我国大陆而言，至少应包括下列原则：(注：它们具体的特征有待学者和实践者挖掘，理论探讨可参阅[台]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一)、(二)两册，三民书局1994、1997年版。笔者《行政违法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的部分章节，对上述原则曾有详略不同的讨论。这些原则基本上是公理性原则，而不是政策性原则。)
法定有限职权原则要求一切行政权力应该是有限的且须由法律设定或授予。具体标准是：立法高于行政，行政权应合理干预社会而不是全面接管，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实行法律保留，非依法不能剥夺、限制公民的权利或增加其义务，非依法不可免除公民的义务。
尊重人性原则属于宪法性原则，行政法上它指每个人均有独立的尊严，它受行政权的尊重和保护。先于国家而存在的人应有自治的权利、私生活受保护的权利、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拒绝非人道侵害的权利。
平等对待原则指在实体和程序上，对于相同的事件，无正当理由的，禁止差别对待。
诚实信用原则是私法原则类推适用于行政法的结果。它要求行政领域的当事人在行使权利(权力)、履行义务时，应遵守诚实信用的道德准则。
信赖保护原则是二战后西德成功发展的原则。初始适用于撤销授益行政处分，考虑补偿相对人信赖利益。以后经该国不断引用，成为宪法层次的法则。(注：详见李春燕：《论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浙江大学1999届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学位论文。)
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存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时，应选择对相对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手段；行政主体选择的手段具有可行性、适当性和平衡性。可行性指被选择的方法有可实现性；适当性指行政主体应选择最合适的手段实现行政目的；平衡性指被选择的手段造成的损害相对于欲达成的行政目的间需合乎一定的比例。
合理原则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应符合法定的动机目的；拒绝考虑不该考虑的因素，积极考虑应该考虑的因素；拒绝结果显失公平；拒绝差别对待。合理原则与前后列举中的各项原则存在交叉关系，这里的列举意在避免遗留。
明确性原则指行政行为应具有明确性、可预见性和可测量性，以安定行政法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