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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作为汉民族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尽管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依旧以其特有的形体构造和表意性而显示出其独特的风韵，但是依旧可以从汉字的形体构造中窥见先祖造字时的本义及其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信息。本文选取了部分与婚姻密切相关的汉字，从婚姻制度和婚姻习俗方面探究汉字蕴涵的婚姻文化。
一、汉字与婚姻制度
婚姻制度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作为社会构成基本单位的血缘团体的形成、发展、延续，都直接依赖于人们的婚姻活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将人类的婚姻制度划分为群婚、对偶婚、专偶婚和多妻婚四个阶段。汉字对其中的婚制有所反映。
(一)“姓”、“舅”、“姑”与远古群婚制度
远古群婚是汉民族最早的婚姻制度，也是全人类最早的婚配方式。在那个时代，人类处于原始的蛮荒时期，过着最原始的部落、氏族群居生活，同猎同食、同耕同住，在这样混乱的生活形态下，没有固定的配偶，只有混乱的交媾。所以，这种婚姻形态下出生的孩子只知道自己的母亲，他们的母亲也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但是为了维系血统流传，人们就只能用孩子母亲的血统来确定血缘关系了，也就产生了许许多多与女人相关的汉字来。
1、姓
既然是在混乱的婚姻形态下出生的孩子，他们当然只知道自己的母亲，而无法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了，就像前边提到的，为了维系血统流传，人们就只能以孩子母亲的血统来确定血缘关系了，“姓”就是这时产生的最能说明这种关系的汉字。
汉字与人最直接的联系就是人的姓名，一个人的名字是相对开放的，可以自由选择的；但是，一个人的“姓”却是不能选择的。人的“姓”是世袭的血缘延续的基本标志，因为人是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不能选择父母的，更不能选择“姓”什么了。在现代社会里，我们都是随父亲而“姓”的，但是为什么“姓”字是“女”字旁呢?《说文·女部》：“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日，天子因生以赐姓。”…鳃意思就是说，“姓”表明人由谁所生，是一种血统遗传的标记，这也正与字型造义相符合，显然，汉族先祖造“姓”字的时候，在他们的观念里，孩子的血统只与母亲有直接的关系，也就说当时的人都是随母亲而姓的。史料中记载的大量的汉族的先祖圣贤的姓都是“女”字旁：黄帝姓姬，神农姓姜，少吴姓赢，虞舜姓姚，夏禹姓姒等等心j8。，这些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姓氏与母系氏族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为先祖圣贤们不知道父亲是谁，所以当时的人就认为这些圣贤都是神仙的儿子，尊称他们为“天子”，还给他们编造了奇怪的出生故事。《史记·三代世表》中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的是商祖先契的母亲简狄吞食了燕卵后怀孕，生下契的神话故事。“文王之先为后稷，后稷亦无父而生，后稷母为姜螈，出见大人迹而履践之，知于身，则生后稷”。说明后稷也是没有父亲，而是他的母亲因为踩了巨人的脚印后怀孕生下后稷的。还有其他圣贤的出生几乎都是这样的，这里就不再列举。这些传说表明圣贤们的父亲都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中的神怪，所以，《白虎通·号篇》：‘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既然孩子的母亲不知道孩子的父亲，那么，孩子的血统就只能根据母亲来确定，也就必须姓母亲的“姓”。这样的话，我们的先祖造一个从“女”的“姓”字也就理所当然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姓”字的造字结构所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即汉族先祖的群婚习俗。
2、舅姑
“舅”和“姑”本是两个没有直接联系的汉字，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婚姻亲缘下产生的亲属称谓，在此将它们放在一起来探讨。众所周知，“舅”在我们现在的人的观念里，就是对自己母亲兄弟的称谓；“姑”则是对自己父亲的姊妹的称谓。“舅”在古代，是指母亲的兄弟，也是媳妇对公公的称呼，还是女婿对岳父的称呼。而“姑”在古代除了是对父亲的姊妹的称呼外，也是媳妇对婆婆的称呼，还是女婿对岳母的称呼。“舅”“姑”的古义是“一名三用”的。以我们今天的观念来说，“舅”、“姑”作为最常用的亲属称谓，它的一名三用似乎不合理，但是，从这些汉字产生的原由来说，却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亲属称谓是婚姻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产生了家庭以后才出现的，所以说，婚姻制度与家庭是亲属称谓出现的根本原因，亲属称谓也就受到了家庭以及婚姻制度的约束。所以，“舅‘姑”的一名三用可以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曾经有过这样一种亲属关系：一个男人的岳父往往是自己的舅舅，或者岳母是自己的姑姑；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同样可能公公就是自己的舅舅，或者婆婆是自己的姑姑。这样的亲属称谓反映的是史前时代的固定族团群婚习俗。这样的群婚习俗在解放前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仍有遗存。据学者研究，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中盛行源于原始氏族外婚制的姑舅表婚。这种婚俗有三种形式。一是单向姑表婚，即舅家的儿子娶姑家的女儿为妻。苗族、彝族、瑶族、侗族、怒族、纳西族、傈傈族中皆流行这种婚俗。二是单向舅表婚，即姑家的儿子娶舅家的女儿为妻，而舅家的儿子则不能娶姑家的女儿，所谓“血不倒流”。景颇族、独龙族20世纪50代仍有这样的婚俗。三是交错姑舅婚，这在云南沧源侗族中曾十分盛行。即姑家与舅家互嫁女儿。这种婚俗很容易形成“姑舅”就是“公婆”或“岳父母”的称谓现实。在陕北地区，解放前以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很盛行姑舅表婚，这种姑舅表婚也是一种单向舅表婚，也即舅家的女儿可以嫁给姑家儿子为妻，而舅家的儿子却不能娶姑家的女儿为妻，因为舅家娶了姑家女儿，称为“倒买骨血”，被认为是野蛮的不明事理的行为。后来随科学知识的普及，人们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姑舅表婚遂大大减少，但在一些较为闭塞的山区，至今仍有这种婚姻现象。无论是少数民族抑或陕北汉族的这种婚俗，皆可印证远古时代曾存在过的氏族集团固定群婚习俗，也证明“姑”“舅”二字确实蕴涵了今人难以理解的婚姻习俗现象。
(二)“家”“室”与对偶婚制度
“对偶婚”也是汉族早期的婚姻形式之一，虽然只是群婚制度与后来的一夫一妻制度的过度阶段，但是它也曾作为一种婚姻形式而流行一时，这也与古代社会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人类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男性地位的改变，使得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式，男人地位逐渐高过了母系氏族时期的女人主导地位。人们开始不再满足于原始的婚配方式，开始追求固定的配偶，尽管还不可能实现一夫一妻的理想婚姻形式，但是形成了另外一种较为合理的婚姻形式，也就是配偶的相对“固定”，一个男人只与几个固定的女人婚配，一个女人也只和几个固定的男人有婚姻关系，逐渐产生了部分物品的“私有”，如家禽等。这样的话，就产生了最原始的“家”“室”。《左传·桓公十八年》：“女有家，男有室。”就是说男人是一个家的主人，在这个家里起主导作用，女人只有有了丈夫才有了家。《礼记·曲礼上》：“三十日壮，有室。”“室”，妻子。郑玄注：“有室，有妻也，妻称室”也就是说男人必须有了妻子才是有了室。《说文》：“室，家也，从，从至，至所止也。”…∞说明丈夫在自己的氏族内没有室，只有到了女方的氏族才有室。《孟子·滕文公下》：“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也说明的是男人成年后必须要有自己的“室”，女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家”。《说文》：“家，缎居也，从缎省声。”这里的缎在《汉语大字典》中被解释为“公猪”，就是说男人就像公猪一样，女人占有了他，女人才有了家，但是当时女人的家不是唯一的，可能同时有几个“家”，男人亦然。所以，“家”“室”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没有“家”也就没有“室”的存在。虽然我们现在的“家”“室”已经不再单指丈夫或者妻子了，但是仍然包含这里所说的概念。由于这种婚姻方式依然不合理，所以，“对偶婚”制度很快就被较为合理的“一夫一妻”制度取代了。
(三)“媵”、“妾”、“姒”、“娣”与“多妻婚”制度
“一夫一妻”制度从实际意义上来说，是可以满足人类的共同愿望的最为理想的婚姻形式，但是，由于奴隶制度的出现和王权的存在，使得君主可以肆意而行，也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男人破坏了这种制度，形成了男人对女人的独占的婚姻制度，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夫多妻”制度。
古代文献记载中有一种奇特的婚嫁形式，叫做媵制。《仪礼·土昏礼》郑玄注：“古者嫁女，必侄娣从之，谓之媵。”说明媵制其实就是一个女子出嫁，必须有自己的妹妹、侄女陪嫁，也就是姊妹、侄姑共同服侍一个丈夫的婚姻制度。但是，“媵”字的本义与它的初形相符，并不是特指“侄娣从嫁”。这在许多文献中对“媵”的解释都可以看到，指的是送女出嫁的行为。单对“媵”字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从“朕”的汉字都是古音蒸部，自然是有着同样的来源。所以，从“朕”得声的汉字基本上都有“增义”，而“媵”的本义又正好是随嫁的女人，即嫡妇之外增加的庶妇，它的增益之意就十分明显了。所以，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媵”字的得名与造字都与前人对侄娣陪嫁制度特点的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正说明了“媵”制确实在我国曾经出现过。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于是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这个传说说的是古代一个部落的首领，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同时嫁给了虞舜的事实。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媵”制在中国古代社会曾流行一时，而且是贵族之间的势力联姻。这表明一个男子可同时娶多个女子为妻。
“妾”字从“辛”从“女”。“辛”是低贱的标志。在《汉语大字典》中解释为没有经过明媒正娶的女子。《广雅·释亲》：“妾，接也；接，续也。”从这个意思来讲，许多从“妾”的字都有续补的意思，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妾”所持的观念：“妾”只不过是作为“妻”的续补而存在的。传统上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妾的一个作用，就是续补“妻子”生育上的缺陷，这是“妾”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其实，对“夫”来讲，“妻”往往还有一个更为普遍的缺陷需要“妾”来续补，那就是“妻”的年老色衰，或者虽然年轻，但是已经失去了对丈夫的吸引力，便要娶“妾”来续补，既然只做续补，就没有数量的限制了。可以随男人的势力和财力而定。所以，可能有很多“妾”存在于同一个家里，那么这些人的关系又该怎么看待?在古代，众“妾”相互称为“姒娣”。
“姒”，同嫁一夫的女子年长者。《尔雅·释亲》：“女子同出，谓先者为姒，后者为娣。”“娣”则恰好与“姒”相反，指同嫁一夫的女子年轻者。综合上述妻妾地位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于妇女地位的区分还是有一定的规矩可以遵循的。这些都可以说明古代社会中，女人的地位不是固定的，有高低贵贱之分，按常理来说，“妻”的地位要高于妾，但是，如果一个“妻子”在丈夫跟前失宠，那她的地位也就可能不如一个“妾”，这在贵族，特别是皇室中最为明显。而女人则绝对不能有两个丈夫，否则就会被看作是不守妇道的，受到全社会的谴责。总之，妾、姒、娣等字，证明一个男子可先后娶多个女子为妻。
二、汉字与婚姻习俗
汉字中也蕴涵了丰富的婚姻习俗信息。掠夺婚、买卖婚和包办婚都是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婚姻习俗，都曾流行一时，影响甚远。我们在这里探讨婚姻习俗，自然少不了对“婚”“嫁”“娶”“媒”“妁”这些文化蕴涵深厚的汉字进行必要的分析。
(一)“婚”“娶”与掠夺婚俗
“婚”在《说文·女部》中的解释是：“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日婚。从女从昏，昏亦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婚”字是个从“女”从“昏”的会意兼形声字。许慎在这里说了两个理由：一是周礼规定“娶妇以昏时”；二是“妇人阴也”。显然，我们可以肯定，第一个意思才是我们想要的能够真正理解“婚”的涵义的。“娶妇以昏时”是当时的民间婚姻习俗所造成的，当时认为黄昏是吉时，所以，日落黄昏后娶亲就成了一种风尚，晚上迎亲，也有另外的原因。有些男人通过正规的礼节也有可能娶不到妻子，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抢老婆。他们出去抢个女人回来，“生米煮成熟饭”后，女子也只能认命了，就乖乖地和这个男人生活一辈子，有的男人原有老婆，又看中了不愿意嫁给他的女子，就在夜间去抢。既然是“抢”，当然会有人抵抗，而且还要逃跑，自然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抢了，必须要在天黑后才能实施的。《礼记》中记载的“婚礼不贺”、“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烛，思相离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就是抢婚习俗的体现。甚至现在，我国有些少数民族仍然保留了这种原始的婚俗，还是黄昏迎娶新娘，假抢新娘。瑶族现在还是这样的迎亲方式：夜晚，男方的迎亲队伍高举火把冲向女家，抢到新娘后回走，半路上女方队伍杀出来回抢新娘，这时，就轮新郎出现了，他找到新娘后，偷偷带着新娘逃出混乱的“战场”，溜之大吉，双方才停止抢夺，一起享受婚宴。这种婚俗能在现在的社会中出现，自然与先民的抢婚习俗脱不了关系，也正是这种婚俗确曾有过的有力证据。所以才出现了从“女”的“婚”字。
娶妇在古代其实也是一种抢婚。《说文·女部》“娶，取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j3粥也就是说“娶”就是“抢个女人来做自己的老婆”。 (螂然而男婚女嫁，用我们现在人的思想来说，就是莫大的喜庆，但是在当时要在黄昏时去强取，说明当时的人没有严格的婚娶规定，只要能抢到女人做自己的老婆就可以被世人认可，这也是父权与母权的争夺。父权制度下，女子一旦嫁人，就要跟丈夫一起生活，也就丧失了各种原有的优越地位，变成男人的附庸，需要做家务，照顾孩子和丈夫，时刻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了。所以，女子在婚姻上的反抗，使得男人就干脆使用武力来解决婚姻问题了，这或许就是抢婚的根本原因。
(二)“嫁”与买卖婚俗
买卖婚是把女子看作金钱财物，娶妻纳妾，必须要用钱财交易才能进行，而且自己不需要时还可以将妻妾转卖给别人，把钱财再换回来。如古代以马换女人，以女人换女人都曾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男人来说，女人只不过是自己传宗接代的工具，与其他财产并无多大区别；对于女方来说，女子既然必须送出去为他人使用，可以关注的也只有女子的物质价值了，对于出嫁的女子本人来说，既然已经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就只能听从他人的摆布了。然而，这一切都表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古人的观念里，买卖婚制下的女子就只是男人的一种私有财产而已。结婚，对于男人来说是“娶”，对于女人来说就是“嫁”。《说文解字》：“嫁，女适人也，从女家”。j李梵《汉字简史》认为：“嫁”得名于“贾”、“沽”，“嫁”、“贾”、“沽”上古均“见”母“鱼”部。而“贾”“沽”皆有买卖义，女子嫁人，其实就是卖给了人家，可见，“嫁”表现了古时的买卖婚俗。也正是有了买卖的实质，所以才产生了嫁女的补偿问题，也就出现了女人的高低贵贱之分；如果某女子无偿出嫁，则是女子自身及其家族的名誉损失；相反则是给整个家族带来了极大的荣誉。
1我国文字规范的形成及现状
汉字产生之前“上古结绳而治”，自然是没有规范的。后世从图画和契刻受到启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约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规范。
汉字规范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范。旧中国长期以繁体字为正体，那么，以繁体字为代表的正体字也就成了当时的规范字。虽然当时以繁体字作为规范，但是，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手头字、俗字已经开始流行。这便是对汉字的丰富和发展。
两表的调整表明我国语言文字规范的一个立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没有终止的时候，需要从语言文字的自身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国情出发，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使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使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成为积极引导规范而又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研究了目前作为字形规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认为此表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在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
1.1笔形的变化规律不够统一
①末笔是横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横变成提，“车”和“牛”作左偏旁时改变笔顺把横变成了提，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革”字作左偏旁时也应改变笔顺把横变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时末笔不是横，四点上面部件的横不应该就提。
②末笔是竖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时，竖变成撇，如:翔、邦、等，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韩、郸、韧等字也可以变，特别是“”变“艳”字，左边部件与“邦”相同，理应变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时撇变成竖，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却没变。
④“木”字做底时，如果上部是撇捺对称且覆盖“木”字的部件，要把捺变成点，如:条、茶等。如果上部不与撇捺对称的部件为邻，则不必改变捺的笔形，如:桌、梁、棠等。可是“杂、亲、杀”三个字本属后种情况，却按前者的规律把捺变成了点。考查这三个字的来历，原来它们在繁体字时代只是该字的左边部件，简化时把右边简掉，却没有把作为整字时“木”字该有的捺恢复过来。与此相反本应根据避重捺的原则把其中的“米”字的捺变成点，然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却设计为两个捺。
1.2笔顺的规则也不够统一
汉字的笔顺基本上是按人体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点和视觉审美要求约定俗成的，这叫作自然笔顺;规范笔顺是在自然笔顺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制订出来的。规范的笔顺主要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外到内和先外后内再封口等几条，除此之处，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但一般都应该符合人的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性。
汉字的历史太久远，形成的因素太复杂，要想通过几条规律把它们统一起来，简直是办不到的。不过，作为汉字的规范标准，是文字继续丰富和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有规律、越容易掌握，推广起来就越有效率。我们应该从“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原则出发，尽可能地使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的现状得到改善，使汉字构形及组合时的变化规律趋于统一，为语文教学、社会应用和对外汉语教学开创新局面。
2文字规范发展的方向和措施
汉字喜逢盛世，必须抓住机遇，尽快适应世界汉语热的需要、中国加人WTO后因交际的需要、科技发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发展速度。
2.1调动国家与民间两个个积极性，加大汉字研究的力度
国家“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民间的积极性调动得不够充分。汉字产生于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生活，如果只有国家主管部门的研究而没有民间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只盯着民间用字出现混乱现象的消极因素，而忽视人民群众使用和创造文字的积极因素。语言文字的政策应该适当放宽，鼓励民间建立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并积极征求汉字使用者特别是语文教师的意见，吸收民间汉字研究的成果，使语言文字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
汉字本身就是图形，每个字都是经过设计的，都可以独立成形，它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是特殊的平面图形设计。设计者在了解、分析汉字结构的基础上，将内心深厚的“情”放在里面。通过结构简化、疏密结合、改造形式等，在不影响结构美的情况下，将字形的结构进行变化，在梳理汉字造型结构视觉特点的同时赋予其新的意义，不仅可以深刻传达主题又可以增强标志的视觉冲击力。并非简单地对文字拷贝、挪用，这是标志生动具备感染力的重要所在。如中国邮政的标志，“中”字来自古形“中”整体造型以横与竖的平行线为主构成，代表秩序与四通八达，有快捷安全的意思，像一枚旗帜象征旗帜性的作用，又像一双手托着一份信交给收件人的形象，寓意中国邮政礼貌以服务为本。香港中信泰富的标志虽然是以企业的简称CITIC五个字母组成的，但外形也呼应着“中”字的形状，在亚洲文化里极受欢迎，像传统灯笼图案有热闹、吉祥的意思。汉字的联想功能特别强大，是情感化的形意相融，在把握汉字“意”的基础上，对汉字的“形”进行合理而巧妙的异化处理是标志设计中常用的手法。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便是运用汉字“京”字艺术变形再夸张的手法幻化成一个向前奔跑去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会徽也沿用了这样的手法，以中国汉字“世”字的书法创意为形，寓意三人合臂相拥表达了世博会“欢聚、沟通、合作”的理念。在追求图形视觉表现的同时，要准确传达信息和文化内涵，确保从创意构思到图形组织的构成，都有较高的思想情感和理想的审美表现，利用平面设计形式美法则，使标志的整体和局部相统一、和谐，最终达到形与意的相融。
(二)招贴设计中汉字的异化
广告招贴有简洁、更新快、易制作的特点，是一种有效的广告形式。其形式多变生动活泼，为了引起消费者的注意易于记忆往往图文并茂言简意赅。汉字的演进史为招贴设计提供了多样化的灵感，把汉字作为素材应用于招贴设计中可以使主题直观、明了、有力度，而巧妙运用汉字资源构思独到的招贴设计让人印象更为深刻。汉字是当今世界仅存的象形文字，每个字都像一幅深邃而有内涵的图画，即使不熟悉汉字的人也可以从字的形态上解读字意。《互动》是靳埭强先生为上海平面设计专业委员会设计的主题招贴，设计极其简洁，采用了“互”字作为设计元素对其字进行变异，意在表现当代人与人间的沟通关系。设计者采用水墨的表现手法，通过墨色浓淡变化，空间的虚实结合表现出清淡典雅的格调。“互”字本身就有互动的意思，设计者通过客观事物与人之间的结合形成一种默契，醒目突出了所要表现的内容。汉字是一种抽象的符号，虽然经历了从繁杂到规范化，但文字结构依然符合图案审美的构成原则。汉字以象形、图形为基础在韩家英的设计语言中更为直指人心，不细腻不粗糙，黑白两色创造的汉字解构再重建、元素替代等，建立了《天涯》的独特形象。韩家英的作品在平和中叙述了东方中庸之道给人的强大力量，汉字通过异化作为新鲜的血液注入到现代设计作品中，对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传达有着重要的影响。把汉字作为平面设计中的重要元素作为设计中的主体，既能表达汉字自身的魅力与特点同时又能明确阐述设计的主题。极为丰富、多姿多彩的汉字资源使得海报的设计画面感更完整、内容更丰富、拥有更多的表现形式。
所谓表意，即观察字形就可推知其大体的意义范围，通过意义再和语音联系起来，成为形音义的统一体。
汉字是以“六书”理据造出的，但不论哪一“书”，首先都是以“象形”字为基础造字的。起源于象形记事图画的象形字经隶变、楷化后虽完全摆脱了象形图画的特征，变成了抽象的符号，但点、横、竖、撇、捺、提、转、折、钩之类的笔画部件，仍保留着象形文字的遗迹。以象形为例，象形的手法是由图画文字和文字画发展而来的，如最初的象形文字“人、马、日、月、山、水”等就具备写实性，传达着丰富的感性信息。“羊角象其曲，鹿角象其歧，象象其长鼻，豸象其竭尾，犬象其厥尾，宏象其博首宛身，鱼象其枝尾细鳞，燕象其称(上竹下尔)口布翅，龟象其昂首被甲，且也或立或卧，或左或右，或正视或横视，因物赋形，恍若较画无茅。”
会意字也设法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具体实在的事物去象征它的意义。如“家”，在甲骨文、金文中都是从豕，表示屋内有猪之义，象征私有财产。再如，一人为“你”，二人为“从”，三人为“众”。汉字的表意性特征，可以使人们在阅读时看到文字后可以直接在大脑中理解意义，而不必经过音声转化过程来靠听觉言语中枢进行理解，为加快阅读速度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合体字则以形声字最多。据有关研究统计，汉字中的形声字约占80％以上。其特点是形旁标义，声旁标音，如：方――访、纺、芳、肪、舫、坊、房、妨、防、放、仿、钫等一组字，在字形结构上大都有基本字(声旁)，基本字加偏旁部首(义旁)，就构成新的合体字，这是汉字中形声宇的构字规律，使汉字易于学习、掌握，这是汉字的优越性。
二、蕴藏信息，观照思维
汉字蕴藏着较为丰富的文化信息，显示出国人与世不同的文明传统和感知世界的方式，积淀了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及各方面的朴素思维。
许慎在其《说文解子・叙》中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汉字产生于我国原始社会后期奴隶社会前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生产主要是农业、家畜饲养业和制陶、铸铜等手工业。如与“田”字有关的有“男、畴、峻、甸、畜”等，与“禾”字有关的有“黍、稷、稼、穑、秋、利”等，陶铜制品有”鼎、皿、酉”等都是那个时代物质条件的反映。“贩、贸、买、卖、费、财、贿、贫、贪、价、购、赔、偿、质、赘、贷、贳、赊、债、赞、贽、赂、赠、贶”等字表现了远古的货币和贸易类型。与“车”偏旁有关的字如“、轩、轾、轺、轻、蝤、、删、舆、轼、辕、辂、轨、、辙”等（《说文解字》中有102个字），反映古代士大夫外出时的交通工具情况。
汉字中“马”的名称相当丰富：如“骘(公马)、黔(母马)、驹(两岁马)、(三岁马)、骢(浅黑色)、职(赤白杂毛)、驷(浅黑带白色)、骊(纯黑色)、雕(苍黑杂毛)、骆(白色带黑)、骢(青白杂毛)、(黄白杂毛)、联(有青黑色纹理)、浆(青白杂毛)、骧(右足白色)、舁(后左足白色)、骠(黄马发白色，白鬃尾)、骈(驾二马)，骖(驾三马)、驷(驾四马)、骠(马行疾)、驵(壮马)、簸(马摇头)、耽(马肥盛)、驳(马跑得很快)、骧(马低头)骗(马饱)、骛(马奔)、鹱(马行威礼)”等等。表现远古的畜牧业已奠定基础。
“姓”这个字以“女”为表义的偏旁，表明在古代的某个阶段，孩子的血统只同母亲有关，那时候经历了一个“民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武”是由“止”和“弋”组成，表达的意思是“武”的目的不在于“武”，而在于“止弋”，或者说战争的目的在于和平，反映出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理想和愿望。“孬”由“不好”组成，“泉”是清澈的，故说“白水”，“岩“实际上是“山石”，“女子”娇媚故为“好”“男”则田里的出力者，生活在山里的人则为“仙”……我们往往可以从汉字的构造中窥视到古代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
三、结构方正，字形美观
从书写形式看，汉字是平面型方块体文字。尽管甲骨文笔画细瘦，象形性强．金文肥大厚实，结构整齐：隶书棱角分明，字形扁方．楷书平直、方正，结构紧凑；历代的字体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却脱离不了它的方形，表现了严整、划一之美。汉字纵有行、横有列，具象的可视形体，像一幅的抽象画，用于书法则成为一种艺术品，故人们说汉字最适合作艺术品，是华夏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瑰宝。 例如，草书，今草字体一笔到底，一气呵成，不仅是一个字各笔画的连写，有时还是几个字连起来一笔写成，形成了字与字之间藕断丝连、若即若离、俯仰相合、彼此呼应的格局。至于传统建筑中的碑刻、屏刻、夹纱字画、牌匾、对联等，则是汉字装饰在传统建筑中的一种运用形式。它往往引伸哲理，突破建筑景物的有限时空，指引鉴赏者从心里的角度产生人生的、历史的、宇宙的哲学感悟，增强了汉字的独特魅力。2008年奥运会会徵采用了汉字“京”的变形体，这个独特的徽标被彼得・T・莫舒斯(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设计与景观主任)评价为“就是当世界另一端的人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这就是中国的，同时又表达出了基于悠久历史传统沉淀之上的现代感”。
四、超越时代，传播稳定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1-0094-01
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曾经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但是最近20年，随着汉字文化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的以表意为主体的文字，“构形的最大特点是它要根据汉语中与之相应的某一个词的意义构形，因此，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虽然说世界上各民族文字无不凝结着一定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在它自身的结构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反映了汉民族的文化特征，这一点在象形意味浓厚的古代文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是其他表音体系文字无法比拟的。因此，汉字与文化的关系越来越为人们所乐道，再加上历史底蕴的深厚，我们在认识汉字、更深层次理解汉字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汉字与文化的关系
在汉字没有产生之前，先人通过口语进行交流，凭借记忆一代一代往下传，但记忆容易遗忘或走样，同时还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不能长远流传。因而，我们的祖先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逐渐创造了汉字。从没有语言到语言的产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大飞跃；从没有文字到文字的产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又一大飞跃。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由于汉字的产生和发展，自古以来汉民族长期积累的哲学、文化、科技和历史才得以记载和流传至今；我们祖先的思想、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才得以广泛传播和日益提高。所以汉字是既反映文化又与文化相互依存的文字体系。
二、汉字推动汉文化的发展
（一）汉字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汉字推动了汉文化中书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中国书法艺术是以中国汉字的文义为内容，以某种字体的书写为形式，书写出来的有章、有法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是随着中国汉字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汉字推动了篆刻艺术的发展
汉字推动了汉文化中篆刻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篆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汉字、书法雕刻相结合的艺术。在纸张发明之前，人们的书写材料为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器，木简等。人们是将汉字刻在材料之上，这为篆刻艺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汉字的以形表意所具有的图画性、艺术性及字体多变性又是其产生发展的条件。
篆刻艺术起源于实用，开始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及当权者表示象征权利的证物，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作为欣赏的艺术。
（三）汉字推动了修辞艺术的发展
汉字推动了汉文化中修辞艺术的发展。在古汉语中，词汇多为单音词，即一音一词一字，这样字与词就建立起一对一的关系。而汉语表义是靠语序排列的，这就为同一语句的顺读，倒读皆可诵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同一语句的顺读，倒读皆可表义就是回文。
三、研究汉字与汉文化关系的意义
（一）有利于正确认识汉字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汉字不是落后的。有人认为汉字是落后的。汉字是汉文化的一部分，其形成与发展都要受到汉文化的制约和影响，甚至可以说什么样的文化决定什么样的文字。如果弃之不用，人们就不能通过研究汉字来考察远古已逝的文化。
其次，汉字不是万能的。汉字负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但并不是所有的汉字都与汉文化有关，二者并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汉字是反映一定的历史文化，人文信息，但绝不是每个字“都是一页恢宏的历史”。
（二）有利于拓宽汉语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现今中国汉语的研究，多用国外研究拼音文字的方法加以研究，且不说这种方法是否适合汉语，但可以肯定地说，研究汉语只用这种方法是完全不够的。因为汉字与拼音文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汉字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这需要人们用符合其特点的方法加以研究，这需要人们不断地探讨，深入地研究。而将汉字与汉文化联系在一起，一并研究，从汉文化的角度看汉字的产生和发展，及汉字是如何构形等，这可以说是汉语研究的一部分，扩大了汉语的研究范围。
四、结论
上世纪末韩剧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就曾一度以其势不可挡的潮流影响中国观众。近期韩流似乎以其更为凶猛的潮流再次席卷中国，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以下简称《星星》）相当火爆，“目前的平均收视率高达21.2%，瞬时最高收视率甚至突破31%”，[1]据有权威数据显示，“在中国《星星》网目前网络点击量已超过10亿次”[2]，这种火爆程度让国产电视剧望尘莫及。而实际上如果细细分析《星星》火爆背后的诸多原因，不难发现其是在一系列成熟的传播文化动因中催生出来的结果。本文将从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主客体三个方面来论述韩剧《星星》在中国传播的诸多文化动因。
一、 张力十足的故事内容和精良的制作
“韩剧在‘炮制爱情’的道路上坚贞不渝。具备当下价值观的女性遇到完美男性（男一或男二）是韩剧屡试不爽的灵药”[3]《星星》也不例外，它塑造了一个神经女神千颂伊来引发女性观众的“代入感”：千颂伊堪称是国民妖精、引领韩流的女神，但她同时也是一个没有常识、不爱学习、脾气大、虚荣心强、爱名车名鞋名衣、爱吃垃圾食品的女性，这些所有特质简直就是现代广大女青年都梦寐以求的，契合了具有当代价值观的女性观众的心理诉求。而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二姐”、“国民女神”遇到了完美外星男人都敏俊，他400多年前从外太空来到朝鲜，他视力如鹰、听力如狼，还具有瞬间移动、暂停时间、隔空移物等“超能力”；他满腹学识、无所不知，各种法律、人生哲思信手拈来，有着爷爷辈老教授的智慧；但更重要的却是他那精致帅气的不老容颜，腰缠万贯还收藏着价值连城的古董……这样精彩绝妙的人物设置极大程度上满足了绝大多数女性观众对于爱情的幻想，又怎么可能不拴住观众的眼球？更何况《星星》故事情节本身引人入胜，集各种极具“吸睛力”的元素于一体，既有“悬疑”、“谋杀”、“超能力”，又有“穿越”、“爱情”、“娱乐喜剧”等等，并且所有这些元素混合杂糅的同时并没有破坏故事本身的合理性、流畅性。可以说，整部剧人物关系设定极具戏剧性引发力，而故事内容的发展又在“精彩不断”和“悬念从生”两方面给出了卓越的平衡力，既给观众间歇性的精彩“爽点”，又在剧情发展过程中不时安插下悬念“看点”，这种张力十足的浪漫爱情故事对于现代多数女性来说自然成了“攻无不克”的利器。
另外，《星星》从表演、造型、画面、音乐乃至字幕等各方面都极为用心，显示了韩剧专业而又精良的制作水准。“金秀贤出道时间并不长，但他无疑是韩国的票房灵药，从剧集《Dream High》、《拥抱太阳的月亮》再到电影《夺宝联盟》、《伟大的隐藏者》，但凡有金秀贤加盟的影视作品无一例外大热大卖”，[4]《星星》让炙手可热的金秀贤饰演男主角无疑是明智之举，他以其俊美的外表、多层次内心表演呈现了从冷漠、挣扎到多情的完美教授形象，将外星人身上冷峻的酷和多情的可爱融合于一体，演绎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与之相呼应的女主角全智贤，作为有着十几年演绎经验的她来出演盛气凌人的女明星千颂伊自然能够轻松驾驭。在剧中全智贤不仅霸气外露尽情展现其成熟美艳的身姿，还毫不顾忌表演各种自毁形象的粗俗形态，如“衣衫不整拿着吹风筒在洗手间五音不全地乱吼一气”，将兼具神经气质和女神气质的千颂伊诠释的精妙绝伦，一会儿傲骄嘴硬，一会儿又无赖俏皮，蠢得不做作，美得有力度。同时，全智贤在剧中精致时尚的穿衣风格也是此剧的一大亮点，“每一集换装不下十次，从头到脚一丝不苟，每换一件衣服所有配饰重新搭配，女王范、少女风样样手到擒来”，[5]足以使《星星》成为一部时尚教科书……还有“多年来，韩剧OST（背景音乐）一直深入人心，网友称其为韩剧最大功臣，一煽情必有擦狼（爱你）”，[6]《星星》同样不例外，每一集一到动情时就会有Lyn演唱的《我的命运》无限循环，渲染氛围、动情之至！好故事、好制作乃是韩剧《星星》成功打入中国市场的坚韧基石，也是其在传播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环节。
二、“韩流”持续预热和新媒体拉网式互动传播
韩剧自上世纪末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就以其浪漫温情的故事内容博得了中国观众的认同，初来乍到的韩剧大多以主角得病、兄妹相恋等虐人故事赢得收视，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和眼球。随后一部具有颠覆性的电视剧《我的野蛮女友》，以其全新的观念塑造了一个任性霸气的女汉子形象。自此，韩剧故事模式不断变化，接连不断的向中国推送一部又一部精彩电视剧，既有主打轻松搞笑讲述纯爱故事的《浪漫满屋》，又有充满坚韧隐忍、聪明励志精神的《大长今》……韩剧“招式”不断变化，在不断的创新中不仅聚集起极高人气，而且形成了良好的口碑评价，在中国市场上形成绝对品牌认同。
而近两年，这种品牌认同感似乎愈演愈烈，韩流文化再度掀起更高狂潮。2012年一首《江南style》唱响全中国，鸟叔“骑马舞”蹿红大街小巷；超人气组合EXO风靡少男少女，集唱跳颜俱佳优势轻松成为新一代人气偶像；去年接连两部电视剧《主君的太阳》、《继承者》的持续火爆；下半年引自韩国版权，并轻松成为同时间段收视之王的亲子类节目《爸爸去哪儿》，更是“当仁不让地夺得聊天、相亲、斗嘴话题TOP1”，[7]接着人气“偶吧”李敏镐荣登央视春晚，演唱了一首别样风味的《情非得已》并成为春晚热门话题之一，成功抢镜。这股新韩流持续不断，其传播范围之广、影响速度之快更是前所未有，不仅成功俘获了大批忠实粉丝对韩文化的习惯性消费，而且也预热了新一轮的韩流风潮――《来自星星的你》。
自去年年底，这股“星星”之火便开始并逐渐形成“燎原”之势。《星星》开播之初，就获得较好收视，春节过后，“炸鸡和啤酒”、“叫兽依赖症”、“教授救我”等相关话题更是长期占据新浪微博话题榜，就连平时“高高在上”的大牌明星都开始对《星星》“欲罢不能”，纷纷模仿千颂伊拿着咖啡自拍的姿势来“摆俏”。据不完全统计，杨幂、赵薇、高圆圆、唐嫣、蒋欣、张歆艺等众多女明星都曾在微博公开自己正在追这部剧，还自称患上了“教授依赖症”。而根据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引爆点》一书，引爆流行需要三大法则，而其中颇为重要的即“个别人物法则”。因此，中国女明星在韩剧《星星》的传播过程中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们于无意中对这部电视剧进行推销、宣传，并由此引发更多粉丝纷纷加入“观剧热潮”，也正是在这种借助微博等新媒体的互动过程中引发《星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流行开来。事实也正是如此，据新浪微博指数表显示，《星星》态势逆转出现火爆，是在年后“杨幂、高圆圆等微博中调侃《来自星星的你》引起关注，剧粉争相呼应，大V也开始纷纷制造话题，效应迅速扩张”。[8]
与此同时，关于韩剧《星星》的相关新闻报道“蜂拥而至”、抢占头条。剧中“下初雪就应该吃炸鸡喝啤酒”的一幕，让现实中的情侣们纷纷仿效，还一度引发餐厅套餐热卖，“提供冷冻鸡翅原材料的一家企业表示，因为禽流感疫情，春节之前大幅减少备货，对于近来激增的订单感到相当意外。”[9]不仅如此，更有“土豪粉丝买下情人节《新京报》整版广告向金秀贤示爱，剧中线衫义卖更是拍出5亿韩币天价”； 金陵晚报报道：“星星频现中文书，都教授让旧书加印”，“自电视开播之后，该书（指《爱德华的奇妙之旅》）就引起热购潮，不仅仅在韩国，中国不少网上书店都一度断货。‘这书2007年就印刷过，之前几年的销售成绩也就500多本，不过这几天却卖了100多本。’南京新华书店告诉记者书店里的库存也不多了”……一时间，所有新闻话题似乎都与这部热播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是在这一拉网式互动传播过程中，《来自星星的你》不断“发酵”，并最终形成“燎原”之势。
三、中国观众审美选择和引进方价值选择的双重结果
尽管《星星》凭借着持续火爆的话题预热以及众多明星、媒体的自觉性宣传与报道，可谓占尽了“天时”、“人和”的优势，但如果没有“地利”的优势，恐怕也难以成就今天如此火热的态势。
所谓“地利”的优势是指中国当下文化环境要素，具体来说包括中国目前相对开放宽松的文化政策、影视行业的市场状况以及观众的审美习惯和心理诉求等诸多方面。自上世纪七八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的时代背景下便开创了一个开放、宽松的文化政策环境，包括韩剧在内的美剧、日剧等流入中国市场。然而尽管如此，总体来讲国内影视剧相比美剧、韩剧则呈现创作水准较低、创新力不足等诸多诟病。著名媒体研究者张国庆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产剧很多时候，只是在很浅的层次中迎合人们的兴趣”。国产电视剧创新力不足，如果某一内容题材的电视剧受到欢迎，便很容易出现“扎堆”现象，在这样的市场状况下，较容易引起观众“审美疲劳”继而引发反感。而当引进方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引进别国电视剧之后，获得观众认可的首先是一种“新的血液”，观众最初是因为“获得新的审美体验”的心理预期而主动选择观看一部韩剧，在这一基础上，新的故事、新的面孔、新的思想便自然而然“抓住”观众注意力。
同时在当前社会中，大多数人长期生活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以及巨大的工作学习压力中，这使得人们更加自觉的转向主题温暖、基调轻松的电视剧观赏。然而，现如今国产电视剧大多为严肃的现实题材，从“奋斗”、“青春”到“蜗居”、“裸婚”再到“养儿”、“养老”等一些列话题的电视剧近几年来几乎占据了整个国产电视剧题材的“半壁江山”，就像张国庆教授所说“好像身边坐了一个和你一起抱怨生活的人，短时间可以，长了谁受得了？”而《星星》却以其全新的外星人题材的故事，给观众炮制新的爱情幻想，为其枯燥的现实生活增添一个“新鲜剂”，契合观众审美心理诉求。
另外，国内影视公司在制作电视剧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诸如演员片酬、宣传成本、播放平台等各方面压力，使得其不得不在考虑自身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想方设法削减成本，而“相比起国内明星堪比‘楼市’的片酬，韩国明星的性价比远远高于国内明星”[9]在拍摄《神都龙王》时，导演徐克曾说“选金范出演贵公子，也是有缘由的。第一眼见他就觉得帅，养眼。此外，相对便宜，可以把更多的钱花在制作上。”与此同理，在某种程度上《星星》等极具特色的韩国电视剧的引进也是中国引进方价值选择的结果。
这样，《星星》凭借自身精良的制作水准以及良好的故事架构，及时有效的抓住新一轮韩流热潮，并在当下新媒体互动传播的机制下，成功在中国影视市场中绽放异彩！可以说，高质量的传播内容、多渠道有效的传播方式以及传播主客体的共同努力构筑了韩剧《来自星星的你》背后的传播文化动因。
[参考文献]
1 前言
纵观宜兴紫砂数百年的发展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文环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断地被熔炼、升华的壶艺文化独树一帜，并流传至今。
在宜兴的文化积淀中，陶瓷艺术自六朝以来，先后有以火青瓷为特色的“宜兴窑”，以月白、天青等彩釉为特色的“欧窑”和以紫砂器为特色的“蜀山窑”三种陶瓷体系在此产生、发展。正是在这种地域的文化背景下，宜兴以手工成形为主的紫砂壶艺作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工艺和由此产生的紫砂文化，融合了宜兴七千多年的陶瓷文化和几千年的茶文化累积的精髓，融合了周边地区其它民间工艺的文化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 独具特色的宜兴紫砂泥
宜兴紫砂壶造型千姿百态、色泽淳朴古雅、表现形式独具匠心、手工工艺精美绝伦，以及独特的泡茶功能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广誉海内外。紫砂壶艺之所以在宜兴起源、发展，其中—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其独特优质、名冠天下的紫砂泥。据考古学家证明，紫砂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被宜兴先民们夹杂在“夹泥”陶土中使用。宜兴紫砂壶的制作原料就是深藏于丁山黄龙山黄岩石中薄薄的一层紫砂泥，号称泥中泥，其泥特点是：（1）含砂低，可塑性强，易于造型；（2）含有较多的硅、铝、铁、钙、镁、钾、纳等有益人体的多种微量元素；（3）烧成后呈双气孔特殊分子结构，透气而不渗水，故沏出之茶不失原味，盛暑隔宿也不馊；（4）紫砂壶扶揭不烫手，而且越用越光亮；（5）色泽纯朴古雅，并非单一紫色，还有红、黄、绿、青等色泽，人称“五色土”。难怪古人留下“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的赞语。为了丰富紫砂壶的外观色泽，满足制壶工艺变化和创作设计的要求，可以把几种色泥混和配比，也可以用其他方法使产品烧成后呈现多种色彩，产生各种不同的视觉效果。配制后的紫砂泥呈现铁青、深紫、海棠红、墨绿等多种颜色，成为实用性与欣赏性俱佳的艺术品。由于紫砂泥具有以上先天的优良条件，用紫砂泥制作的紫砂壶就成为最理想的茶具。宜兴紫砂壶是集造型、书画、金石、篆刻、雕塑为一体，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再加上它天成的古色古香的质地，仿佛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都沉淀到—把小小的壶里，甚至都渗透到了泥土里。
3 紫砂壶艺的发展与进步
1976年宜兴羊角山紫砂窑址的发现，确立了北宋前期开始的紫砂壶造型、工艺、制作和烧成的紫砂壶艺传统文化，在发达的宜兴陶瓷文化的催化下，经过明、清两代快速发展期，紫砂壶艺传统民族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进入现代，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更是进入了黄金发展期，人们对紫砂壶艺文化的审美情趣也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作品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如前所述，由于紫砂泥的可塑性适宜造型审美的变化，可使茶的色、香、味得到最佳发挥，是茶壶的最佳材质。因而紫砂壶被精于品茶的文人墨客、士大夫钟爱，并积极参与，赋予了其工艺美术品的性质。大诗人坡在谪居宜兴时，不仅好茶爱壶，并亲自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的紫砂壶，“松风竹炉，提壶相呼”，品茶赏壶，悠然自得。为了称颂其对紫砂壶的贡献，后人把他设计的提梁壶定名为“东坡壶”，历代制作，相沿至今。
关键词:本土化;中小型韩资银行;金融;研究
近年来,外资银行在中国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截至2010年6月末,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了35家外商独资银行、2家合资银行、1家外商独资财务公司,另有24个国家和地区的70家外国银行在华设立了91家分行。同时,近5年来外资银行总资产也以年均12%的速度增加。随着在华市场的拓展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外资银行加快推进自身的本土化进程,力争通过尽快实现人才、金融产品、技术和管理模式与本土文化的契合而获得在华发展的先机。按照发展战略及业务重点的不同,外资银行本土化模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一是以花旗、汇丰等大型国际型银行为代表的业务全面推进型;二是以荷兰银行为代表的专业化服务重点突破型;三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依托母国总行的目标业务型。不同的发展模式产生不同的发展轨迹,韩资银行因母国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天然地域联系,实施紧跟母国在华企业投资地域和产业领域,服务于母国企业的目标业务型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既给韩资银行带来差异化服务的发展优势,同时又造成银行的发展受制于母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甚至在本土化进程中衍生出一系列问题。本文在对韩资银行经营发展特点及本土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山东烟台的2家韩资银行(分别简称h银行、q银行)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深层次剖析韩资银行本土化进程中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和建议。
一、韩资银行本土化进程及经营现状
2006年12月,中国加入wto后5年过渡期结束,中国金融业进入全面开放时期。随后,银监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贯穿了以外资银行法人为导向的监管理念。自此,外资银行开始实施法人改制,成立本地注册法人。本地注册法人的成立,其管理架构与经营理念的巨大变化成为外资银行本土化进程的里程碑。外资银行本土化进程由此也分法人成立前时期和法人成立后时期两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其本土化路径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以笔者所调查的烟台市2家韩资银行为例,在2007年和2009年,两家银行分别转制为本地注册法人银行,成功翻牌并开办了人民币业务,迈出了本土化的关键一步。在华法人成立前,韩资银行没有统一的管理行,经营管理以韩国母行为主,采取业务跟进式的发展方式,主要经营战略为服务本国企业。这一时期,韩资银行缺乏统一、明确的本土化战略,业务范围局限于外币业务,绝大多数客户为韩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外籍员工占比较高,银行自身的本土化意愿与程度均不强。法人银行成立以后,韩资银行结合自身优势,提出了统一、明确的本土化发展战略,大力开拓中国市场,如h银行(中国)确定以私人银行业务和财富管理经验及技术引入中国市场,在东北三省和山东省大力拓展个人零售业务的发展战略,q银行(中国)确定结合中小企业金融业务优势,努力拓展中国市场的战略;获准开办人民币业务,业务范围实现本土化;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对业务、资金等实施了集中化管理,建立了统一的内部审计模式;不断开发本土化产品,非韩资客户占比逐步提高(见表1)。
明确、统一的本土化发展战略的确立及实施,也推动业务的快速发展,截至2010年6月末,h银行(中国)贷款余额89.12亿元,较年初增加23.57%;各项存款70.18亿元,较年初增加15.09%。q银行总资产为56.53亿元,较年初增加13%;各项存款23.04亿元,较年初增加108%(见表2)。
二、本土化问题与瓶颈
从两家韩资分行的运营特点看,转制为法人分行后,其人员配置上出现华人管理中层,业务方面国内客户逐年上升,这说明两家韩资银行在逐步融入本地市场。但总体看,韩资银行本土化进程缓慢,本土化瓶颈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突破,相关的经营问题和风险也逐步显现。
(一)市场融入度低、运行质量不高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业务规模小,市场占有率低。从总量上看,两家分行平均资产规模只有10亿左右,平均负债规模9亿左右,整体市场占有率不足0.5% 。二是客户群体较为狭窄,授信集中度高。两家分行的信贷投放均集中于烟台、威海地区韩资出口导向型企业,分布在电子、机械、服装、造船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对外贸政策和劳动力成本的敏感度高,出口退税及劳动力成本的
较小调整,就会带来经营业绩较大波动,引发银行信用风险的集中暴露。三是金融融入度低。目前,欧美外资法人行普遍与中资银行在资产、负债及中间业务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内容涉及资产管理、转受让、资金结算、银团贷款、拆借市场等,但两家韩资银行仅在拆借市场与中资银行有过简单合作,且金额较小,业务合作参与度低。
(二)管理体制难以达到本土化要求
一方面公司治理尚不完善,如q银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履职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还存在不足,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薪酬由董事会决定,并由董事会对其考核,同时外部监事与母行间尚未建立直接有效的汇报路径;h银行存在未经董事会决议,高级管理层审批修订银行基本管理制度等情况。另一方面,内部控制“形不像、神难似”。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应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架构并保证顺畅运转,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两家外资银行的组织架构均不是按照要求设置,而是根据人员情况和业务发展情况设置,比如q银行只有三个内设部门,h银行也是类似设置,以审贷会为例,2名业务主管+1名风险主管+1名行长的运行模式很难保证审批的独立性和公允性,诸如合规、会计、技术岗位等均是兼任,也很难发挥监督作用。
(三)流动性满足本土监管指标压力大
一是存贷比指标高居难下。截至2010年6月末,h银行(中国)的存贷比为126.99%,q银行(中国)存贷比为145.89%,距75%的监管要求差距较大。同时,为达到存贷比监管要求,部分行在拓展负债业务较为困难的情况下,采取了限制资产业务发展的经营策略,使得资产业务发展也一度停滞。二是韩资银行资金来源主要为同业存放和单位存款,同业拆入和储蓄存款所占比重较小,对于批发性资金依赖性高,核心负债依存度低,资金来源稳定性较弱。三是日常资金管理目标以满足即期资金需求及流动性监管指标为主,以短期资金支持中长期贷款,期限错配情况较为突出,7天以内的短期资金压力较大。
(四)信贷文化“水土不服”凸现风险
韩资银行的信贷文化与国内存在显著差异。以流动资金贷款为例,韩资银行认为对客户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并进行贷款展期,既能有效满足客户资金需求,又能降低客户财务成本,让经营良好的客户适时展期有利于“服务客户”宗旨的实现,因此展期贷款一般归于正常类贷款。基于这种信贷文化,韩资银行在国内经营时也大量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并对客户一再展期。但现场检查发现,部分贷款通过办理借新还旧、在异地分行发放新贷款的方式变相展期,展期期限最长达到6年。同时,在部分客户经营亏损的情况下,银行仍为其办理展期手续,并归为正常类客户,造成潜在的信用风险。
(五)人力资源本土化瓶颈难以突破
一是高管层本土化问题未突破。目前,两家行的高管人员均由韩籍人士担任,与成熟外资行高管人员由本土金融资深人士或母国中国通担任相比,现任韩籍高管对中国社会生活认知少,文化熟悉度较低,制约了银行管理的有效性。二是普通员工对银行认同感不强。两家银行的人力资源管理缺乏长远规划,一些新进员工也多以积累工作经验、作为跳槽跳板为主,对银行文化认同度不高,人员流转快。以h银行烟台分行某4人编制的部门为例,从成立初至今已先后有5人跳槽。三是对母行派遣人员的本地管理不足。外籍管理人员的选择、任用、薪酬及考核等由母行决定,本地行权限不足。同时,外籍派遣人员流动性较强,稳定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经营发展的连续性。四是受银行社会认知度和待遇制约,两家外资行难以吸引到本地的优秀人才,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三、本土化问题深层原因分析
(一)发展战略制约本土化发展
目前韩资银行的发展战略可归结为目标业务型,即银行紧跟本国在华企业投资地域和产业领域,服务于本国企业。这一战略在银行介入中国市场初期具有独特的优势,但也受制于本国在华企业的数量和发展规模。因为金融资本的扩张速度远高于产业资本的扩张速度,韩资银行改制后经历了较快速度的规模扩张,如不及时更新发展战略,重新定位市场,为本国企业服务的异国化特质就会不断固化,出现客户资源“天花板”现象,更严重的是东道国企业被排除于银行服务行列。目前部分中小韩资银行受其发展战略所困,本土客户拓展困难,客户本土化停滞不前。
(二)企业文化融合性不足
目前韩资银行企业文化仍沿袭母行文化,未能结合东道国文化特质,融合形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企业文化。如韩资银行倡导员工自主自律的企业文化,倚重员工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因此内部岗位设置中不兼容岗位制衡及授权管理存在不足,不符合国内监管部门对银行内部控制的监管要求,也不适于目前国内经营管理环境,因此产生大量操作风险问题。对q银行现场检查发现,该行未建立资金业务
及交易系统授权管理制度和审批程序,个别分支机构存在不具备交易资质人员使用他人用户名和密码进行交易的情况。
(三)社会影响力及认知度不够
银行是经营货币信用的特殊机构,受依赖心理制约,社会和企业对本土银行的信任要高于外资银行,因此国民认知度对外资银行的本土化程度也起着较为关键的作用。与资金实力雄厚、国际知名度较高的欧美外资银行相比,公众对韩资银行的认知及信任仍有差距,2007年又发生了韩资企业非法撤资事件,使得大众对韩资企业的警惕心理进一步提高。据半岛网报道:52%以上的大众和企业不愿同韩资银行发生业务往来,90%以上的大众和企业表示不会把钱存在韩资银行,社会氛围的排斥,不利于韩资银行进一步扩大本土市场。
四、相关建议
(一)加强文化融合,树立外资银行服务品牌
外资银行在实施全球化标准服务的同时应着力探索文化融合之路,寻找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契合点,关注本地市场的需求,设计和提供符合目标客户潜在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在提供的银行产品雷同的情况下,在营销行为、合作习惯、谈判风格、后续管理等软文化和软技能上突出客户管理特色,取得竞争优势,形成独特的外资银行文化及服务品牌。
(二)完善管理模式,奠定本土化发展基石
如何将母行良好的管理文化和管理模式与当地实际结合,建立起既保留母行管理特色,又兼顾当地实际的本土化管理模式,是韩资银行能够做强做大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一是应根据公司治理的原则与要求,完善独立董事、外部监事薪酬管理及考核评价,建立外部监事与母行之间的有效沟通,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二是按照商业银行法、银监法等要求健全必要的内设部门,厘清职责分工,为管理流程再造奠定组织基础;三是要按照监管要求完善诸如审贷会等各项制度,使制度能够和业务发展情况实现无缝对接;四是要实现管理的语言与文化融合,减少信息中间漏损,杜绝管理、执行两层皮。
(三)注重队伍建设,为本土化植入原动力
人才本土化是经营本土化的前提,对韩资银行而言,重要的是植入中国基因,吸收中国文化和智慧,打造自己的人才竞争力。为此,一是吸引本土高级管理人才,在决策和经营导向中注入本土元素;二是要积极推行“本土吸纳、国际培育、善用善待”的人力资源策略,利用母行经营管理优势,给本土人才提供全方位培训和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培养出一支既了解国内当地市场、又懂得国际惯例的员工队伍;三是要注重对不同来源的员工进行文化融合,提供完善和良好的企业经营理念培训和文化熏陶,避免员工曾有的其他公司文化烙印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和弱化文化冲突,建立起真正融合企业与当地文化的本土化的员工队伍。
(四)创新产品服务,加强本土化载体建设
韩资银行要实现本土化发展,就应逐步摆脱目标业务型发展战略,立足自身优势,建立起多元化、多层次的商业银行品牌体系,特别是发挥小企业金融服务优势,从业务导向及客户导向两大体系构筑小企业金融服务品牌,大力发展小企业贷款业务,形成在小企业金融业务本土化营销上的核心竞争力。
(五)加强协作监管,发挥监管引领作用
首先,督促境内法人行建立资本补充机制,增强资本实力,为业务扩张和风险缓释奠定基础。其次,加强全面风险管控。督促完善日常流动性监控手段和工具,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改善期限错配情况;完善内部控制,建立操作风险管理系统,有效识别、检查、控制操作风险;建立经济资本管理长效机制,将资本监管要求与自身管理目标结合,促进资本充足率和资本管理水平持续提高。
参考文献:
[1]韩山华.法人导向下的外资银行本土化经营战略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8.
曾经盛极一时的“西来说”许多人不了解它的起源，也不了解它的覆灭，所以任何有嫌疑支持“西来说”的言论或发现都会显得冒天下之大不韪，汉字起源更是越不过这个槛。所以我认为，重新认识“西来说”，认识我的“全球文明同源”是解开汉字起源的关键。否则，汉字起源揭迷永无可能。
考古学对于中国是门年轻的学科，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并且它是由一个叫安特生的外国人开创的，并且这个人是个业余爱好者，当时他在中国的正式职业是工程师。这个起源似乎宿命一般预示了其他的一些东西，中国的历史是如此紧密地与西方人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个人根据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特色正式提出了“西来说”这一概念。这是发生在80多年前的一件事情。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来说”中的“西”与今天的“西方”概念并无联系，它是指地理上的“西”，具体指中亚和西亚地区。
史前史的研究有自己的规律，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发掘与更新，各种不同的结论随时被推翻改写是很正常的。“西来说”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命运。但不同的是，“西来说”这一可能牵涉到中国人情感的研究恰好碰到了上个世纪复杂的政治运动，反对“西方”在某些时候成为明确的政治任务，在谈“西”色变”的年代里，伴随着本身的局限与弱点“西来说”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就这样不出人意外地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国文明起源独立说”悄然成为“定论”。
诚然，“独立说”并非没有道理，比如中国自己的学者在中国广大的区域内发现越来越的相互之间可以印证关联的文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解释这些文化之间的联系时似乎在做着A=B，所以B=A，B=A=C=D的一连串封闭游戏，转晕了头的中国学者竟然认为中国的文明源头应该就在这些A、B、C、D之内了。完全无视中国新石器时期起源晚于西方这个大前提，也不看中国之内存在着大量的不能解释的“丝绸之路”出现之前的东西方经过文化交流的证据，“独立说”就这样“定论”了。怎么样定论的，谁定论的，谁都不清楚。大概是一种旧时代最常见的“引公一言，终成定论”吧。
应该说这个“西来说”不了了之既有考古与历史学界内部的原因，也有当时中国学术环境的外部原因。但是它最直接说明了中国学术界科学观念的脆弱，在没有肯定的证据之下中国学术界就仓促地做出了“中国文明独立”说，并且灌输进所有中国人的思想之中。假如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多元论”者，千万不要弄错，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地区之内的“多元”，比如有中国西北说、中国黄河说、以及长江说、中国东部与西部说，这与中国部分自生与其他地区文明输入并列的“多元说”根本不一回事。 在中国国内，任何大规模公开试探文明起源的行为都受到了这一“定论”的无形压制，或者说只能在这一前提之下才能探索，否则就被看作歪门邪道。
殷墟大墓中的玉石来自新疆的喀拉昆仑山，这是我看到的近年来最为大胆的一次探索，因为他们的视点差点就出界到“西来说”所指的中亚地区了。今天人们普遍接受了新疆确实与商朝时期的中原是有联系的，因为那些玉石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这个事实。我用米尺丈量了一下，从新疆到中国腹地与新疆到埃及的罗马其间的距离基本相等。并且从地理气候条件看，从新疆到中国腹地的道路更为艰险困难一些。这些条件说明了很多问题。假如我还不能证明商朝与古埃及有直接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已经可以推论，殷商人与古埃及的联系通过新疆地区的沟通根本不成为问题。或者说新疆人与古埃及人发生联系是肯定的。并且，考古发现上古时期的新疆人就拥有大量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贝币，这个距离之迢遥已经足可以换取新疆人跑到中东的任何地区了。
考古专家陈星灿先生说：“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解释的变化，除了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变化，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张光直先生在许多个场合这样说过：过去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我认为这一认识是客观正确的。今天恰好是“老材料上的假说坍毁”的时候到了，因为从“西来说”被否定的30多年前到今天积累已经够多了。当然，首先要感谢许多默默无闻的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尽管他们许多人立场上依然坚持“中国文明独立说”，但他们小心翼翼故意避开给“西来说”可能支持的材料还是给我找到了“西来说”的一些准确数据，比如一些重大遗址的发掘，人种方面几乎都避而不谈。
二.两个分期分层
我认为中国史前史阶段大致分层为6、7千年前起源的仰韶文化和大约4000年前起源的夏商周文化这两个大的阶段，之所以集中说这两个阶段是因为他们的特征明显，其他的暂且不提。他们两者之间衔接在4千年前左右这个时间。又由于他们本身来源于一个大的文明系统——中东，所以可以说衔接得严丝合缝，几乎难解难分。偶尔甚至会有人说，他们有直接的承续关系。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彩陶，其宗教符号以半坡的双鱼为主。其发展区域主要在中国西北地区，分布于青海、甘肃、陕西，以及部分山西、河南，其发展态势明显由西向东南倾斜，其来源通道可以考虑从新疆进入，也可以考虑从南亚跨越青藏高原进入青海。古代两河流域的天文学非常发达。双鱼崇拜很可能来自天文上的双鱼座崇拜。双鱼星座与春分这个节气有密切的联系。
仰韶时期的文字符号主要应考虑中东地区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与楔型文字，其主要依据为甘青以及半坡彩陶之上的符号。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除了一般的象形文字特点之外，其主要特征还有许多圆点符号的排列，中国的几种古牌，比如牌九上面的黑红圆点排列，以及麻将上面的“筒牌”符号等都可以考虑为其某种继承。一个应该引起有关研究者注意的是，牌九这种似乎只有中国传统里才存在的古老赌具其实今天在距离两河很近的阿拉伯半岛地区的民间依然存在，比如也门这个国家。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研究不多，但是由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从两河继承来的，其他方面可以参考古埃及的情形。以陕西的半坡文化为主的陶器文字符号以及三角形演化而来的形状，应该着重对比两河流域后期的楔型文字——它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当然了，由于双鱼座本身就是三角形状，也有可能仰韶文化出现的大量三角形是对于双鱼座这一天文星象的两重描绘而已。三角、六角都是双鱼座的符号，双鱼座还经常抽象为类似“H”的形状以表示“西鱼”与“北鱼”之间的联系，这一图形在仰韶彩陶里都可以找到对应（配图）。在最新的一次人口普查中，据说发现中国人有姓“H”的，假如可能的话对他们做出族源追溯或许会有些意外收获呢。许多专家曾经对彩陶上的符号做出过“鱼”与“三角符号”之间的过渡渐变关系，我也认为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有机联系。
太阳崇拜是整个中东地区新石器时期最主要最普遍的信仰。无论两河流域还是红海沿岸的古埃及以及腓尼基人和希伯莱人，全部遵循了这一传统。以前在正统的历史读本里畅行的“中国的万字符号来自佛教”的“定论”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万字符号，它是太阳崇拜的痕迹，中国上古时期不仅有“万字”，而且有太阳符号的其他各种变体。这一崇拜不仅出现于中国的仰韶文化，还出现于中国的夏商周。
但中国的夏商周文化显然有别于仰韶文化，其特点为善青铜和玉石雕刻，陶器并非他们所长。这些都符合古埃及及其周边国家的特点。中东的两河流域尽管在大约5千多年前已经有了青铜，但是由于缺石的这个地理特征遏止了他们玉石以及青铜的工艺发展，陶器反而成为其专功首善，这一点也符号仰韶文化的特点，更何况他们两个地区的陶器如此相象，从造型到颜色再到花纹无一不是如出一个娘胎。夏商周尽管也有龙山文化的陶器，但明显可以看出他们与仰韶文化不一个特点，并且在制陶方面不如仰韶文化发达。从殷墟发掘看，他们的陶器主要是灰陶而不是红陶 （也就是彩陶），并且纹饰也截然不同。夏商周的发源地应着重考虑北非一带，并且他们在中国的登陆地点尽管不排除与仰韶人一样从西部而来的可能，因为“玉石之路”的探索似乎已经说明了这样的可能。但是同样有一个可能不能忽视，例如殷人很可能就来自海上，并且是在山东附近登陆，然后发展壮大后开始向夏人发难。也有可能夏从西部进入，后来夏商东西汇合于中原。许多专家提到中国境内的几个文化层之间关系犹如“叔侄关系”，既统一又有区别，这个特点可以从中东几个地区之间的关系读解中得到启示，尤其是拙作《向东向东再向东》的提示，即便其中描写的不是历史的确切再现，但是那种复杂关系已经给中国境内文化的复杂联系做出了合适的类比。夏商周器皿上的宗教符号明显呈现出与古埃及的全面一致性，除了太阳崇拜同样外，牛、羊、猛兽、鸟、蛇是古埃及与夏商周两地共同敬仰的神灵。
假如说后世12星座的起源与流行代表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力的话，那么以双鱼为代表的这个12个星座系统很可能在中国的三代时期转化为了12属相。假如事实如此，说明了中东南部地区的埃及文化在中国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在中国地区的文明转化也符合中东地区的历史发展。两河流域从大约4000年前后将最强大的文明古国让位于古埃及。两河流域至少在4000年前就有了12星座的占星术。其操作符号与代表是：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称座、天蝎座（又叫摩羯座）、射手座、山羊座、水瓶座、双鱼座（2月20-3月20日）。中国的12属相则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一转变标志着具有辉煌天文历史的两河流域文明在中国的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古埃及的农业文明。另外，这12属相清一色陆地动物（包括两栖动物如蛇、龙）；双鱼、宝瓶等标志着两河的符号彻底从主流社会消退，中国人从夏商周开始不再如仰韶人那样重视天空的精彩。其实，这可能还反映了另外更多的信息，天文星座的抛弃说明大规模的人类全球迁徙活动基本上就要结束了，各个地区的国家民族基本到位就绪。以上两个系统的特点在仰韶文化与三代时期各有表现，所以可以看出古代彩陶以及礼器的雕刻符号，多与天文和信仰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八迁”至河南腹地的商朝与临海的山东之间有着种种的神秘联系。“东夷”之“夷”尤可怀疑与“埃及”之“Egypt”的可疑联系。同时，戎、狄、蛮、夷中的其他三者当也与族源有莫大关系。甚至我们是否可以将这四个中国古代的民族划分与今天大家熟知的人种划分粗略对应呢？假如夷是黄种蒙古人，狄是白人，戎是红人，则蛮可以是黑人。当然这个划分是很主观的，但是古代民族的区别一定主要与人种有关，所以也是可以从这些方面做些考虑的。戎人与夏的联系只能说明他们可能西来的通道，并不能说明他们就与商人之间有截然不同的族源联系。一般认为“夷”字“从弓”，我倒是认为可疑解释为“从蛇”。无论在古埃及还是中国古代，都有蛇缠人或蛇缠绕太阳的图案，皆此谓也。“东夷”为“东方人”是来到中原之后人们对他们的称呼，但是还有一个可能，这些人当初曾经在大约3900年前后其祖上曾经到达美洲，后来部分人不知出于何故重新回到中国并落脚在山东这里，所以他们看起来也符合“东夷”的含义。
无论如何，毫无疑问夏商周整体上最终融合了仰韶文明，不管是友谊还是战争，总之，中国人就在这两重文明之上诞生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正如文字一样，不是全部照搬，而是逐渐的接纳整合的一个过程，最后形成了自己具有鲜明色彩的独特文明体系。可以说他们有继承，也有在中国本土的自生独创。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一个过程。
三.文字的产生过程
两河流域到红海沿岸甚至地中海东部地区，他们皆在一个大的文化环境之中，相互之间一直有着密切的交往。一般认为古埃及文明来自两河流域。所以在中国境内发现仰韶文化与夏商周之间有文化联系是很正常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承认他们之间确实也是有区别的，这才构成意义。同时夏商周之间尽管有更进一步的族源联系，但是参考《向东向东再向东》的分解模式不难看出，这几个家族本来属于一个大的家族，后来又分化为几个小的家族，他们之间有着一些扯不清的恩恩怨怨，再牵涉到时间的先后，他们也有一定的差别和对立是可以理解的。
从现有的仰韶彩陶上看，其符号与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关联（图，彩陶一，楔行文字数一）。但是大多数的符号都应该看作一种文字或者符号的艺术化处理或变体，而不是直接的文字。鱼的图腾大量出现说明了这支文明不属于古埃及文化，而只能是两河流域文明，因为古埃及文化里面少见鱼崇拜（但是犹太文化里却未必没有鱼崇拜）。我曾经一直为中国西部流行的双鱼崇拜找不到根据，有一天我登上一家介绍两河楔型文字的美国英文网站，在他们的首页上赫然画着巴比伦人手提双鱼的画像，我恍然大悟：假如不典型或者没有根据，这个网站不会挑选双鱼作为两河人的首要标志。（附图）
（图解说）九大星辰在占星术中的表现符号。以上的顺序为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下行为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不难看出他们与象形文字的联系。日、月位居其中，而不是严格按照九大行星的排列，说明了这个观察体系的“古老”，月亮这颗卫星因其明亮程度被排列在第二位显然更能说明其系统的原始性。占星术的源头就在两河流域，目前可以找到大约4000年前的这方面证据，发达的天文学是其理论基础。
上古时期希腊地区与中国地区陶瓷上面的花纹装饰不同，说明了他们宗教信仰上的某些区别。在今天，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宗教大多都反对偶像崇拜，不允许动物与人类作为装饰出现在他们的物品上，所以他们的艺术家只有在植物以及几何图案方面得以发展。我想这些宗教思维在远古时代就应该在一些部族中间多少存在，他们也影响了来到中国的人们，使其主要的器皿上避免了动物的出现，而只是具有线条与几何图案。然而由于偏于一端，这些陶艺家使这些几何图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至于今天的人们见到这些作品也为他们的精美几何图案叹为观止。我说的这些陶器很明显是指以青海、甘肃南部为代表的大约4000年前的彩陶文化。人们常常在惊讶于那些图案精美的同时也突然会问：这些心灵手巧的工匠们为什么不去描绘动物与人呢？今天阿拉伯人主要信仰的伊斯兰教依然恪守只能描绘几何与植物叶子的习惯，他们拒绝任何偶像崇拜，拒绝让动物出现于他们的物品以及建筑上面。但是集中在陕西半坡的陶盆人面鱼纹似乎是个例外，不过后来动物图案的减少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禁止，逐渐就只能描绘几何与植物图案了。同时还要考虑到地域上的差异，比如半坡与甘青两地由于地理上的跨度还是有所区别的。
夏商周文化的首端是夏文化，从考古发现的符号上看主要是“眼睛”与一些类似于腓尼基字母的符号。“眼睛”符号的传说主要流行于古埃及一带，比较著名的有两条线索，其一为哈特尔女神，他是太阳神的眼睛，同时她还常常表现为一头母牛；另外一个眼睛神话来自哈特尔的丈夫：何露斯——他在与叔叔的殊死搏斗中产生了著名的“何露斯之眼”神话。这两个有关眼睛的神话对于古埃及都影响深远，人们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使用是把眼睛符号作护身符。而所有的埃及法老都认为自己是何露斯神在人间的再现。这个文化特征还连带解决了三星堆遗址的源流问题，因为那里也出现了大量的“眼睛”符号，所以说，无论三星堆来源于山东还是来源于商朝，其最初的文明根源依然应该在中东。
夏文化无论从器物造型与质地上还是从其他的一些痕迹来看，都应当与商有更多联系。但是夏文字与仰韶文化符号的接近却也让人十分疑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几乎采用过同一种文字符号。所以夏是仰韶文化与“三代文明”的一个明显过度，夏的文字符号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象形文字特点，而不仅仅是腓尼基字母。夏的两者特色兼具似乎让我们把它的起源放置在地中海东岸地区最为合适。用《向东》一书里的“夏甲”最方便解释这个现象：就丈夫的男性家族方面他们确实与两河流域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并且他们居住在地中海东岸地区，但是由于“夏甲”本人是埃及人这一特点，决定了夏甲所代表的这个文化兼有几种文化的特色。但总的来看，夏更多倾向于“三代”的共同特点。
腓尼基文字按照正统的说法应该成熟于大约3800年前，所以夏晚期以及半坡晚期出现腓尼基字母是可以从逻辑上解释得通的。一种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很可能需要几百年的长期孵化，并且不同地区的人们同时加入了这一孵化过程也并非不可能。起码我们从半坡和夏以及腓尼基人同时出现了一种共同的符号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甚至我们今天也可以怀疑：所谓的腓尼基字母真的是腓尼基人发明创造的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猜想其实腓尼基字母是从中国半坡或者夏文化这里发展出来的呢？这要靠考古证据说话了，哪里发现的最早哪里就是真正的发源地。不过我认为腓尼基人最终将这种文字发展成熟肯定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疑问的仅只是这些字母到底起源于哪里。
中国区域内至今没有发现4000年前的成熟文字体系其实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区域内的生产力处于一个相对落后时期，中东数个地区产生文字其实都与他们的文明程度、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希伯莱这个民族也发展出自己民族的语言就说明他们曾经有着很强大的政治势力，并不是今天人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民族。我认为中国汉字的起源的真正成型不应该超过商朝。当然勉强也可以说从半坡时期就开始了，那些陶器上的符号都可以称作中国汉字的起源与雏形。但也不能超过5000千年，定在4000年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中国境内真正强盛的“国家”是从山东大汶口发展起来的商朝，证据是他们发展出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文字的定型一般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但是语言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发展。山东大汶口发现的文字符号具有鲜明的象形文字特点，并且与古埃及的文化联系最紧密。这一点似乎又减弱了他们来自美洲的可能。但是把山东作为一个古埃及到中国再到美洲的一个中转站还是值得考虑的，这方面值得重新考虑的疑奠点很多 。大汶口的类埃及象形文字给我们提供了殷商晚期甲骨文起源的直接暗示。
[中图分类号]H10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7-0190-02
一、惯用语的界定
作为熟语的一种，和成语、谚语、歇后语等相比，惯用语是一个后起的名词。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发现了像“戴高帽”、“吃定心丸”、“赶鸭子上架”、“井水不犯河水”、“哪壶不开提哪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等既区别于谚语，歇后语的语言单位，才出现了惯用语这个名称。惯用语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口头创造，取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大多数惯用语结构短小，形象生动，使用灵活，表现力强。
众所周知，语言和文化关系密切，相辅相成，文化的特点或多或少会在语言中留下印记，通过语言，我们可以考察一个民族的文化。“观乎天文，以察时政。”因为天气变化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古代社会人们根据寒暑阴晴的规律来进行农业生产和安排作息时间。那么，自然气象类词汇包括风雨雷电霜雪露等，在传统文化中，它们被赋予了丰富的意蕴。本文以自然气象类语素的惯用语进行分析，以探讨惯用语中的文化意蕴。
二、与自然气象有关的惯用语的文化含义
本文以《中国惯用语大辞典》的内容为语料，该书收录的惯用语的总数为11000个，其中包含自然气象类语素的惯用语大约900多个，惯用语中涉及气象词语最多的是风。《现代汉语大词典》对“风”的解释是：“跟地面大致平行的空气流动的现象”。我们考察“风”的惯用语，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风”用来表示形势和情势。如：“占上风”比喻占据主要的位置或有利的形势。“在风头上”讲的是处在与个人有利害关系的情势下。“避风头”用以形容躲开对自己不利的势头。还有，“顺风使箭令”比喻顺应形势的发展与变迁进行指挥或发出命令。“顺风下臭雾”形象地描绘了利用某种形势或机会来说坏话做坏事。“凑顺风”指趁着有利时机行动。据《现代汉语词典》，“顺风”的义项有：①车、船等行进的方向跟风吹的方向相同，也常作为祝人旅途顺利、平安的吉祥话。②跟车、船等行进方向相同的风。但是，在涉及“顺风”的惯用语中，“顺风”比喻顺着形势做事。
第二，“风”用来表示意见和劝告。如：不听别人的意见有“春风不入驴耳”、“春风之过马耳”、“当耳旁风”、“秋风灌驴耳”等，多带有贬义色彩；表达妻子对丈夫的意见的是“吹枕边风”；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松口风”；对别人有什么意见或看法就当面指出的是“是风是于当面来”。
第三，“风”用来表示消息和信息。如：“吹出风来”指透露出一些信息或散布某种谣言。“风里言，风里语”指的是私下里传闲话或散布流言蜚语。“口风紧”表达说话谨慎，不透露相关的信息。其中，涉及“风声”的惯用语较多，人们常用他象征或比喻传播出来的消息，如：“知风声”、“放风声”、“探风声”等。
惯用语源于口语，来自民间，被赋予了浓厚的色彩意义。处于农耕社会的中国人非常注意季节的变化，他们观察到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风。春天的风温暖，让人感到舒适；夏天的风凉爽，让人感到畅快；秋天的风萧瑟，使人感到愁苦；冬天的风凛冽，使人感到寒冷。在古诗词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春风可以带来盎然的春意；“秋天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秋风可以营造萧瑟的秋景。而在惯用语中，“春风”、“秋风”都代表意见，如：“春风不入驴耳”、“秋风灌驴耳”。另外，古人还把四季与四方相配，《礼记・乡饮・酒义》谓：“东方者春，南方者夏，西方者秋，北方者冬。”。因此，不同季节的风可以代表不同方向的风，即东风与春相应，西风与秋相应。涉及东风的惯用语有：“东风吹马耳”、“东风压倒西风”、“借东风”等，均带有褒义色彩，而涉及西风的惯用语有“喝西北风”等，为贬义。
雨同样是自然界最为常见的现象之一。《说文》谓：“雨水从云下也”，《释名・释天》谓：“雨，羽也，如鸟羽动则散也。”雨被描述为天空中纷纷下落的羽毛，这一方面源于水乃万物之源，原始人类择水而居，而水是靠天降雨而得，所以雨是生命之源，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原始人类对雨的既神圣又神秘的情感。雨逐渐成为滋养万物，化生万物的象征符号。在惯用语中，如“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比喻盼望已久的事物终于得以实现。再如：“久旱逢甘霖”，“甘霖”解释为“好雨”迫切期望得到盼望已久的帮助。“甘”字生动地描绘了雨的形象，正如《尔雅・释天》：“甘雨时降，万物以嘉”。另外，一提到它，我们就会从心底感受到漫天降雨的清凉的舒适感语荡涤心灵的愉悦感。雨意味着拯救与希望的同时，也代表了绝望与幻灭。《尔雅・释天》曰：“久雨谓之。”狂风骤雨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带给人们灾难，如洪水。原始先民面对洪水是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心生畏惧的，于是雨就成为悲凉无奈的符号。因此，反映在惯用语中，多是消极意义，如：“好花偏逢三更雨，明月忽来万里云”比喻忽然受到无情的打击。
在惯用语中，“风雨”频繁地出现在一起。风雨本指风和雨，人们常用它象征艰难困苦。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为主，人们过着男耕女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而人们最关心的庄稼丰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土、风雨，阳光等自然条件。在无法用科学解释的情况下，人类便赋予了风雨等自然现象以神秘或虔诚的审美内涵。于是，将与灾害息息相关的影响作物生长的“风雨”与人生中的阻碍人类发展进步的挫折困难进行了类比。如：“刀子风，鞭杆子雨”形容遭受沉重的打击和痛苦的磨难。“经风雨，见世面”比喻经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增长见识和才干。“漏屋偏遭连夜雨，破船又遇打头风”讲的是身逢绝境，偏又遇到不幸的事情，也指倒霉的事一件接一件。不用吃苦受罪的是“风吹不着，雨打不着”。吃尽苦，受尽罪的是“风里来，雨里去”。
其他包含气象语素的惯用语，如“雪”，“六月里下雪”六月不可能下雪。比喻发生非常稀奇的事情。“只扫自己门前雪”讲的是人自私自利，只管自己，不管他人。“风搅雪”指私下里传闲话或散布流言蜚语。“雪里藏死尸”表达用自欺欺人的办法掩盖事实。然而，在古诗词中，“雪”多象征着纯洁。再如“云”，“云端里看厮杀”形容站在一旁看热闹。“云开日出天睁眼”指好运气终于来了。“半天云里都听见”表达声音很大，传出很远。“拨开云雾见青天”比喻经人指点，有了新的方向或目标，冲破阻力，见到了光明，也指冤屈得到昭雪。
涉及日、月、星辰的惯用语也有很多。《孟子》谓：“天无二日，太阳也。”太阳驱走黑暗，给人类带来光明，同时普照大地，万物生长。古有夸父逐日，道渴而死，超越生命，追求永恒。于是，“太阳”往往成为希望、温暖、恩惠的代名词。“冲着日头说话”指凭着良心说话。众所周知，太阳东升西落，周而复始，因此又代表着人的生命和事物的发展状态。“日头常晌午”就是用来比喻人永远交好运。
在中国文化中，月亮从古至今都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天体，它承载着我们祖先丰富的审美感情和深刻的文化意蕴。《礼记・礼器》云：“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阴阳观念是中国哲学的基础，月亮和太阳则以高度的意象特征分别形容女性和男性。女性是月亮的灵魂，月亮是女性的化身，月亮带给人的感觉是宁静、柔和，与女性身上的温柔内敛的特质相似。涉及“月亮”的惯用语有：“水底捞月亮”、“水中花，镜中月”、“蹬着梯子上天摘月亮”、“熬了星星盼月亮，熬过初一等十五”等，在这里，“月亮”象征着由“女性、母亲”之意衍生的“美、美好”。但运用于惯用语中，这种“美”却遥不可及。月亮是美的象征，它无不闪耀着和谐美好的光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月亮见了躲入云中，形容女子非常美丽娇艳。
众所周知，占星术历史悠久，古人利用天文星象的变化进行占卜来预测国家和个人的命运。那么，星星就用来象征命运、运气。如“扫把星”，迷信的人认为出现扫把星就会发生灾难，因此扫把星也用为骂人的话，如果认为发生的灾祸是由某人带来的，就说某人是扫把星。另外，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星座的位置来判断方向，所以，星星有“带人走出困境，指引方向”的意义。其他涉及“星星”的惯用语有：“看着星星想月亮”比喻不切实际地空想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叫上天摘星星，忙搬梯子”比喻不动脑筋，盲目顺从。“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形容人对人过分溺爱或畏惧，什么要求都必须满足。
三、结语
这件“追极”的造型别致，古朴大方的形态带有天然的传统紫砂的语言，但并非仿古，大圆础钮，钮上塑太极纹案，故名“追极”。此壶从线面的工艺处理有蕴含着现代造型艺术的影子，可以说是以现代的工艺技法诠释出古典文化内涵的美，从艺术的原创性和人文性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一个突破。
从历史上的紫砂大家来看，紫砂壶从原创性和人文性都有着共同的起伏，每一件经典作品都有着它独有的原创性和人文性，有着那个时代的时代气息。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于紫砂设计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以经典的“石瓢”壶为例，“石瓢”最早称为“石铫”，“铫”在《辞海》中释为“吊子，一种有柄，有流的小烹器”。“铫”从金属器皿变为陶器，最早见于北宋大学士苏轼《试院煎茶》诗：“且学公家作名钦，砖炉石铫行相随”。坡把金属“铫”改为石“铫”，这与当时的茶道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宋朝初期，饮茶方法依旧遵循唐朝时期的古法，多为烹茶或煮茶，而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宋朝茶肆文化盛行，茶肆成为了一种公共娱乐场所，甚至出现了专业的从业人员，《水浒》第十八回：“宋江便道‘茶博士，将两杯茶来。其中的“茶博士”便是指的此类人员，饮茶大众化导致了饮茶方式的改革，原本贵族式的金属茶具自然衍变成平民化低成本并且容易批量生产的陶器，久而久之便造成了茶壶名称的变化。由此可见，壶式造型的原创性，其实是与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息息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