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为指导，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力进步是促进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条件。正如作者所言:“如果没有人口的集中和由农业发展所产生的粮食剩余，就不可能产生城市生活。同样，农业的出现早晚会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第31页)农耕文明时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立基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工业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亦复如是。以大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时代生产方式，以其密集的产业经济和巨大的就业机会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同时还凭其技术优势扫除了梗阻在农村通往城市道路上的种种技术性和社会制度障碍，从而促成了“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第130页);服务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后工业社会造成了工业城市经济的衰落和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进入新的阶段，城市发展趋势呈“低密度的多中心结构，郊区化发展迅猛，大都市区呈现多中心结构，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中越来越难以发挥主导作用”(第210页)。
但社会是由万千有形或无形的因素构织而成的，历史是丰富而繁杂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由某一种因素单独促成的，也不是哪一方面因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辐揍的结果，人类文明中的城市发展史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的速度和城市生活的形态各不相同。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的那样，不仅在农业时代的城市文明“具有多源性和自发性”，即便到工业化与城市化联系十分密切的现代社会，两者的步伐也并不相同，“即世界各国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排名与城市化率的排名是不一致的”。后工业时代各国的城市化演进方向和模式也同样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俞金尧、王章辉、孙群郎等诸位专家，均以治欧美史为主业，上述时间框架显然是以西方作为考量的典型，并不完全适用于探讨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进程。在内容叙述过程中所举的例证，也多以西方为主。作者在前言部分对此首先作了明确的交代:“我们叙述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而主要是因为从上述的几种经济类型及它们的先后转变来看，西方城市的发展比较有典型性。”(第5页)。也就是说，历时性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三大经济社会形态划分，主要是以西方城市发展背景为基础析出的“理想类型”，有异于此种发展经历的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因此被排斥在外。为了弥补这一缺失，该书另辟一章，专门论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并选择印度和拉美这两个与中国颇具比较意义的国家和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希图通过发掘他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当今正在急速行进中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
通过这两部分的内容安排，整部著作既坚持了纵向的时间一贯性，又关照到横向的空间一体性，两者互为补充，在叙事模式上实现了纵与横、通与专、点与面的结合，是一部精心谋篇布局的学术研究佳作。
二
通过复述《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该著作在有限的篇幅里，精练地阐述和分析了人类漫长历史长河里城市的发展演进历程。其内在的价值可以用“简约而不简单”来概括。
首先，不简单体现在其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框架的建立方面。据笔者调查，通史性的世界城市史著作不仅国内稀缺，在国外也并不多见。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城市史研究兴起晚，是一门仍处于混沌状态的年轻学科，①“尚未形成明确的模式”且现实需求并不急迫;另一方面，不像世界文明史那样有较为明确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知识范畴，城市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实体，涉及建筑学、规划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和文学等众多学科，每门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城市”的关注方向和理解也各不相同，甚至连最基础的一步—界定“城市”概念亦殊非易事。①在城市学和城市史研究都仅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欲撰写一部贯通世界历史的城市通史，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一头撞进了“风险地带”。
面对令人困扰的复杂问题，作者化繁为简，高屋建领，撇开城市纷繁复杂的表象，把目光直接瞄准城市的核心本质，即城市在任何时间和不同空间都具有的共有特性。作者用一句话，把城市—无论古今中外的共有特性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一批脱离了农业生产，以非农业活动服务于社会的人们的聚居之地”(第5页)。然后，循着这样的“城市”意涵，厘定城市文明的源头，考察城市文明在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下的演生变化轨迹。
以社会劳动分工来界定“城市”，背后蕴含着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也即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及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某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②其次，观点不简单。该书既没有遵奉特定的理论程式止步不前，也没有囿于已有的学界成说怯于突破。恰恰相反，作者坚持在厚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自成一说的新观点、新解释。譬如在城市起源论方面，解释文明与城市起源的学说五花八门，不同学者之间见仁见智，其中主要有柴尔德(V.GordonChilde)的剩余农产品说、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的贸易需求说、斯乔伯格(GideonSjoberg)的宗教起源说和马克斯•韦伯等人的防御需求说，等等。③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的工商业起源说影响尤大。④《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也相信，剩余农产品和商业交换是城市形成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这些并非城市能够形成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在农本经济时代，简单的贸易或商品交换的确可以推动市场的形成，但很难因为贸易而造成城市”(第57页)，欧洲中世纪长途贸易发达的诸多大型市集就是很好的例证。作者认为，政治权力才是最初城市形成的直接推手。其依据是，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形成造就一批稳定地汇聚于一地的统治阶级队伍。这群脱离农业生产、以统治他人为职能的人群产生各种需要，“权力中心(因此)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工商业者，城市生活就这样慢慢地发育、生成”(第61-62页)。接下来作者还进一步论证，权力不仅缔造城市，也支撑城市的存在，决定城市的等级地位和繁荣程度。观察中古晚期以来的西方城市史，这样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最后，内容不简单。该书所述内容包括了经济社会史的方方面面，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城市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实体面貌、演变的趋势或走向，以及城市的社会生活形态和面临的问题矛盾等。在具体内容细节当中，涉及许多有价值的城市史题材，如城市空间的建筑和形制，不同时代行政官僚制国家的建立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工业化时代的城市贫富分化、边缘群体、住房、交通、犯罪，城市规划新理论或新实践，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交关系(sociability，权力监管与城市社会，等等。这些话题，都为进一步专门和深人的研究提供了指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材料丰富，其中参考的著述有不少是2012年—也就是书稿提交至出版社之时，才刚刚出版的，显示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中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
三
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使整个社会从生产到生活方式乃至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转变，由此推动了城市学研究的兴起并走向繁荣。之所以如此，原因正如《年鉴》杂志在1970年的“历史学与城市化”专号里所说的那样:“近数年来城市的发展让所有的人文科学行动起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设计城市开发方案，构思城市产生的特殊病理的救治药方，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有意识地和科学地探究看上去对我们社会至关紧要的物事。”
当下之中国，面临着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类似的情境: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向深度推进;从传统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急剧转型对智力资源的支持提出了需求。同样，在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大合唱当中”，历史学当然不能缺位。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历史学之于城市化进程有两方面不容轻视的功用。首先在现实层面，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城市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了解城市过去的历史，才能找到合理的方案或正确的办法。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业已经历的城市化进程会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或教训;另一方面，一座城市的发展模式应与它具体的区域地理环境相适应;城市规划也不应脱离传统的建筑、文化和日常生活习俗遗存。漠视历史智慧，不顾自然条件，在官僚主观意志主导下的城市化，很可能导致城市在外部与时展大势脱节，在内部与它所蕴含的社会生活不相协调。其次在精神层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人发展，城市人口日众，城市面貌骤变，城市生活方式与往日截然不同。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以及高度理性化的体制对人的奴役和异化，会让都市中人在精神上产生空虚与迷惘，滋生出对过去世界的好奇与乡愁。城市历史的重构可以让今天或未来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往哪里去，将精神的根系深深地延伸到“我们失去的世界”。
正因为上述原由，国内的城市史逐步兴起并在21世纪呈蓬勃发展之势。但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只能算是茁壮成长的幼苗，无论是中国城市史还是外国城市史都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地带有待开发。②《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就是世界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一部拓荒之作。它以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视角，以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叙事方式，描摹了人类数千年经济社会演进史中的城市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学术方面来说，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在世界城市发展通史研究方面的空白，为国内城市史学者增添了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了解人类城市文明前世今生的窗口。同时，对于一些开设外国城市史的高校，该书内容长短难易适度，是一本难得的教材。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该书以宏阔的通史目光，通过对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历时性回溯，同时兼顾与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时性比较，碍出了许多有启示价值的结论，值得当前正在大力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中国借鉴和反思。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三点:1.健康的城市化是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结果，凋敝衰败的乡村支撑不起真正繁荣的城市;2.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而不是土地空间的城市化，城市要有能力为那些流动进来的人口提供较为充裕的就业机会和相对公平的制度保障，才能避免城市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贫民窟的蔓延和高犯罪率等问题;3.在前现代的城市化进程中，政治权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代以来的城市化是以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产业为依靠的，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新型的城镇化战略必须顺应近代以来的这种世界历史大势，即通过大力发展产业经济、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建构，使城市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链条的一部分，避免走通过权力扩张或转移手段来拉动城市发展的老路，才能突破前现代城市所受到的结构性限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城市化。
四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以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社会三个次序相续的时代，作为叙述城市发展史的宏观时间框架。各时代在时间次序上虽具有历时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仍然属于“社会类型”的范畴，有着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与编年叙事方式相比，它导致历史叙述在纵向时间方面缺乏完整的连续性，那些较典型地反映各种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状况的时段—如中世纪晚期、工业化时代，成为论证的重点，而有关古典时代和近代早期方面的内容则相对较少。其次，在内容上，该书主要侧重于论述宏观经济社会形态与城市发展、城市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对城市的建筑规划、实体形态、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着墨甚少。
一
新课本的开篇章是“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叙述的是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历史变化，意在回答资本主义是怎样以其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内容安排以经济为“主线”，同时叙述了这一时期西欧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如介绍西欧宗教改革和尼德兰革命，用这些没有引用过的历史材料，论证历史的合力作用，揭示“导致现代社会形成的内在机制”，体现历史的全局变化。
历史全局意识不仅要说明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还要说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旧课本在历史材料选用上，存在“片断性”，加上理论定性有失实之处，完整地说明世界受到局限。新课本对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叙述较简略，腾出篇幅，增加了大量的历史新材料，使许多重要的历史环节得到补充，扩大了容量；有关内容定性，吸收了学术界的新认识，以容纳生产力发展为标准，解释了世界的竞争与共处，有助于说明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拓宽了教学思路。
新课本的全局意识，还从加大现代史论述力度上体现出来，特别是二战后的当代史内容大有增加，由原来的4课时增加到11课时，对当今世界的一些基本问题，对一些重大的历史变故，都作了较全面的评述，不仅增添了信息量，而且给人以科学的认识。这对把握当今世界运动的走向极其有益。课本的新变化，呼唤着教学上的创新。
二
全局意识是高中世界史教学的思维“支架”，将之托起的是对世界历史环境的分析。世界历史趋同存异，无不与历史环境变迁息息相关。那些曾占据世界显著位置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历史环境所促成，所造就。教学之长就在于运用历史环境分析法而得其要。所谓历史环境，就是历史存在所需要的社会条件，以及推动其发展的社会需求。在世界史教学中运用历史环境分析法有两个关键“切入口”。
（一）追溯历史环境变迁的源头，探讨重大历史事件的作用
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对经济进行国家干预，实行某些社会改革，迎来了新的科技革命，使它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得到很快发展，社会矛盾相对缓和，被称为二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从历史环境变迁的源头观察，30年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的过渡”（注：《试论30年代经济危机对世界整体进程的影响》，《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这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的最具代表意义的事件是“罗斯福新政”。罗斯福当政期间，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整政策”。新的政策“不独挽救了美国濒于崩溃的资本主义制度，还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注：《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新政”还给国际经济带来了重大调整，国际经济合作机构在二战前后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建立起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明显加强。这些变化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世界历史环境变迁的轨迹，构成了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50-70年代，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史上的改革，没有一例可以说明它能消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让人们看到它否定自身剥削性“蜕变”的现实。由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光明前景。苏联东欧剧变，只能说明实行苏联社会主义旧模式的失败，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必由之路的道理。因此，对当今世界历史环境特征的最好概括，应是“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激烈竞争和共处的时代”（注：《当今世界50年的多样性统一进程》，《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新课本用专门章节评述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变化，以及两极格局的崩溃，为教学把握历史环境，认识当今世界政治多元化的历史趋势提供了分析的可能。
（二）从历史环境变迁中，探讨重大历史现象的多向性
历史现象的多向性，深深打上历史环境变迁的烙印。新课本的丰富内容，使这一教学思路可以充分展开。16世纪，英国的亨利八世以议会为后盾，借宗教改革，提高王权，使宗教改革成为英国历史上的“政治遗产”。17世纪斯图亚特王朝时代，这份“遗产”发生了变异，查理一世站到议会的对立面，对清教徒运动处置不当，造成政治危机，导致内战的爆发，促成英国封建专制王权的崩溃，揭开了英国历史的新篇章。历史情况不同，极其相似的历史事件的内容和结果就大不相同。
工业革命之后，工业文明带来了时代的新变化，历史环境中的变革因素空前活跃，世界交往更具有“变革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功能”。（注：《“交往”与历史转折》，《新华文摘》1996年第7期。）。西方殖民扩张，是近代世界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到19世纪末，殖民主义具有明显的“双重使命”特征。早在1853年，马克思以印度为例，对“双重性”作了深刻的论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教学要紧扣历史环境的变迁，将殖民体系的形成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运动密切地结合起来，指出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动摇了东方各国“传统社会”的根基。
二战中结成的反法西斯联盟，深刻影响战后历史环境，冷战对局，也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50多年来，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100多个新兴的独立国家诞生，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在两极格局解体前后，出现了地区一体化集团，形成世界多极化的走向。像欧洲共同体在冷战中建立，在冷战结束之后加快发展，令世人瞩目。当前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另外，近20年来，世界各国经济力量的消长有新的改变。70年代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崩溃了，80年代日本和一些西欧国家经济增长创“奇迹”的时代结束了；而与此同时，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特别是中国经济腾飞，都表明在世界经济逐步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竞争的激烈性，经济制度模式的多元化。凡此种种，无不需要多视角地观察历史环境的变迁，将解释寓于其中，分析历史现象的多向性。
三
列宁在《论国家》中指出，用科学眼光观察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在世界史教学中，运用基本的历史联系分析法的出发点与归宿是贯注其间的全局意识，它落实于教学，根据不同的深度和广度，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历史事物在运动中的内部联系；一类是历史事物间在运动中的相互联系，此类又分“横向”和“纵向”两种，举例说明如下。
主题明了，发掘内在。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具普遍意义的伟大事件。19世纪的世界，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下度过的。法国大革命的主题是什么，内在精神体现在哪里，这正是历史联系所要贯串下来的要旨。
新课本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延伸的叙述，紧紧扣住摧毁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一主题。它与旧课本比较，替换了一些新的历史材料，篇幅大有压缩，论述却有加强。教学也应紧扣主题，以清晰的历史联系，呈现法国改造的历史画卷。
法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以激烈的方式，冲击法国及欧洲，由启蒙思想的流行，到各种政治模式的试验，有急进，有倒退，给历史留下艰难曲折的记录。君主立宪、共和与帝制交替表演，为世界历史所仅有，直到19世纪70年代，法国才克服封建复辟的危险，进入平稳的历史发展时期。深究法国的政治斗争与反复变化的原因，可以清楚看到，民众的广泛发动和法兰西民族的爱国精神，同法国缺乏坚强的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之法国封建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以及封建欧洲的背景，构成了法国政体演变的长期性、曲折性和斗争的激烈性。从世界近代历史演进的广阔范围来看待法国政治变迁的丰富内涵，不难发现它的普遍意义。
横向比较，深化启发。新课本对工业革命的叙述，由英国开始，兼顾法、美、德、俄、日，许多评述都是旧课本未涉及的，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此一叙述格局，为比较诸国工业革命的异同提供了依据。教学要通过横向历史联系，获得历史启发。英国为什么首先发生工业革命，美国和德国何以后来居上，法国进展却相对缓慢，俄国始终滞后，日本怎样急起直追，从中看到各个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基本走向和经济模式的大体框架，这都是教学应当深化的问题。
历史比较，是体现历史全局意识的重要途径，上述五国工业革命的比较，是横向历史联系的一个重要视角，给世界史教学大大地拓宽了思路。比如，与西方列国比较，日本的工业革命启动在前，原始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在后。在甲午战争为起点的以后10年间，日本经济获得迅猛发展，工业起飞的资本来源是战争赔款。甲午战争，日本从中国得到的战争赔款，是当年日本财政收入的8倍。“那笔钱除了少量地用于伤亡官兵的抚恤金外，全部用于工业建设。毫无疑问，它对日本工业化是决定性的。”（注：《日本原始积累的来源》，《光明日报》1997年3月1日。）
纵向关联，体察潮流。新课本对国际关系的叙述，作了较大的补充，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跃然纸上，构成国际关系史的骨架。这三大“体系”可以在教学中作多种关联性的“裁剪”，对历史潮流作多侧面的观察，形成生动的历史联系。比如，民族觉醒就是其中的重要一脉。
18世纪以前，欧洲“有国家而没有民族”（注：《拿破仑时代》，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当时欧洲的封建君主们任意肢解有统一民族关系的国家。法国大革命后，民族觉醒推及全欧洲。拿破仑败亡后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虽然逆潮流而动，为维持欧洲封建秩序，不惜践踏民族利益，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民族利益的存在，开创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的先河。以后维也纳体系的瓦解，无不与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相关。一战结束后，划分欧洲政治地图时，比较重视民族自决，波兰复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俄罗斯帝国，一批民族国家出现在欧洲地图上，凡尔赛体系适应了这一民族解放的趋势，是欧洲得以维持20年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战中，在反法西斯大旗下，民族解放运动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勃兴起来；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汹涌澎湃的世界潮流，给雅尔塔体系以深刻影响。联合国的成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如今联合国的成员国，大多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几乎都是殖民主义时代的被压迫民族，在联合国中举足轻重。这样的教学梳理，饱含着历史的全局意识。
四
中国人读世界史，必须要联系中国历史的变故与世界史的关系。近年来，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不少学者提出：“不但要从中国去观察世界，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注：《从世界的角度透视中国》，《新华文摘》1997年第5期。）新课本的内容结构，也有利于加大中外联系教学的力度。笔者仅针对过去教学中的疏漏，举出三例，以呈管见。
（一）地理大发现为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新课本对世界历史的叙述也由此开始。中国的四大发明，成为欧洲历史跨入近代的推动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东西方的联系。17世纪，欧洲历史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中国正值明清之际，社会动荡、经济繁荣，带来思想领域的活跃，恰是在这100年里，中外交流却在历史教学中受到冷漠。事实上随着海上交通大开，西方传教士纷纷东来，他们在中国传播欧洲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地理知识，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注：《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中国的学术也通过西方传教士的介绍，给欧洲正在兴起的启蒙思想以影响。伏尔泰在他的《风俗论》中写到：“欧洲的王室与商人，仅知在东方寻找财富，而哲学家则于此发现一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他大声疾呼，欧洲人对于中国“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应该模仿”（注：《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当时，欧洲历史已开始影响世界，教学对此应该有所反映。
（二）新课本新增了19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在世界扩展的内容，回观中国的洋务运动，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谋求工业化的起步并不算迟缓（注：《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按当时世界工业状况而论，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工业已达到较高水平。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的设备与英国的同类工厂相当（注：《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汉阳铁厂是“远东第一流的钢铁联合企业”（注：《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轮船招商局在与洋行轮船公司的竞争中发展起来，与“怡和、太古两大英商轮船公司鼎足而立”（注：《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但是，中国的近代工业一波三折，步履艰难，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德国、意大利、俄国都背负着阻碍国家发展的历史包袱，却在工业革命中强盛起来。特别是后起的日本，追求工业化，成绩裴然，一跃而成为亚洲强国。比较之中，就会给教学拓宽思路，提出辟理入深的问题。
二、商业资本在消灭地域性、建立普遍联系方面首当其冲
《共产党宣言》用形象化的语言描述了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革命性作用，说他们出于扩大销路的目的，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其实，准确地说，最早一批如此忙碌的是资产阶级的先驱和前辈———新兴的商人阶层，而后才成为这个阶级的生活常态。因为在重商主义和商人阶层的心目中，金银即货币是唯一的财富。为了获取金银，商人阶层倾力投身海外掠夺、对外贸易，从美洲金银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殖民扩张，到大西洋三角贸易等，处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近代早期西欧国家那些著名的商业家族、商业民族、商业城市都是借助这种途径发达、繁荣起来的。如果进一步将上述活动置于人类交往史的大尺度考量可以发现，正是那些探险和贸易活动事实上在遥远、陌生的地区和民族之间建立起了贸易(交往)关系，在客观上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格局。人类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交往形态变迁史。“地方性”(或地域性)发展，是古代社会人类生产和交往活动突出特点，主要表现是生产和交往的范围狭小、地点孤立，分布在不同物理空间的共同体彼此平行地独自演进，缺少相互往来，对于活动范围以外的世界了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这种状况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④古代社会早期自不必言，即使到了“14世纪和15世纪，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来说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表现，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⑤就欧洲来说，交往状况也是如此。“在美洲发现之前，各个国家，甚至是欧洲，彼此还很少来往，整个说来，贸易所占的地位很不显著。只是在找到通往东印度的新航线之后和在美洲开辟了对欧洲商业民族有利的广阔活动场所之后，英国才开始越来越把贸易集中在自己手中，这就使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日益紧密地靠拢。”⑥“地理大发现”之所以值得大书特书，原因之一是它拉开了人类交往从地方性转向世界性变革的序幕，而商人阶层、商业资本则是整个事件的重要推手，同时也是随后上演的历史话剧的主角。如果说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结束了各大陆之间的彼此分割、互不往来的局面，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印度洋贸易则形成了最初的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对此，学术界已有详细阐述，①本文不再赘述。不过，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围绕贵金属展开的。当然，人们可以说，在贵金属充当流通手段的时代，贸易繁荣在客观上自然需要扩大贵金属的供应量。可问题是，早已为人类认知的贵金属为什么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却成了激动人心的所在，成了先后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环绕的轴心?贵金属获得如此这般的重要地位，会具有怎样的世界历史意义?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从学理上进行了深入剖析。首先，金银即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对象是欧洲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关于当时欧洲对金银的热忱和执着，马克思形容到:“在16、17世纪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一种普遍的求金欲驱使各国人民和王公组织远征重洋的十字军去追求黄金的圣杯。”②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欧洲在经历了之前约一个世纪的停滞之后迎来了经济的复兴，贵金属的需求量随之不断增加，但是欧洲金银的存量非常有限，这样，寻找更多的黄金、白银便成为普遍的社会诉求。其深层原因则与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的内在逻辑相关，是货币职能发展到第三种职能时的必然结果。在形式上看，求金欲(致富欲望)与一般所谓的贪欲似乎仅仅表现为对象的不同，前者是一般财富即金银，后者是特殊财富，即特定的使用价值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等。但是从本质上讲，它们的出现分属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贪欲的发生与满足在没有货币，即商品流通的较低阶段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它总是或多或少指向特定的消费需求。致富欲望“本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它只有在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在货币设定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③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即贮藏货币，它以前两种规定———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为前提，在职能上又是它们的统一，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不过，贮藏货币不单单表现为手段和尺度，而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本身、人们追逐的对象，因为这种规定上的货币就是“财富的一般形式”、“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情形正是如此。商贸活动从黑死病和战乱所致的衰落中缓慢恢复，城市商业趋于活跃，特别是与阿拉伯人香料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这标志着整个欧洲的商品经济进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的新阶段。④于是，货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贵金属被宣布为唯一的财富。诚然，作为“万物的结晶”，货币在古代便是上层社会崇拜的对象，货币第三种职能的发展也曾经出现在罗马人那里。但是，罗马人的庞大货币来自对外征服，根本不是自身商品流通发展的结果，也不是流通的要素，而仅仅是贵族阶层奢侈、挥霍的对象。货币给罗马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衰落的加速。地理大发现前后的欧洲则不是这样。一方面，求金欲的出现主要源于大规模贸易活动所需贵金属的短缺，来自大规模海外掠夺和对外贸易的金银不仅化解了短缺问题、促进了贸易发展，而且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货币作为流通的要素发挥积极作用。商贸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货币，“就是把交换价值或抽象财富、而不是把财富的任何物质要素当作决定生产的目标和推动生产的动机。”⑤于是，获得的金银便重新投入到世界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生产活动，因为在货币主义、重商主义看来，财富或货币的唯一真正源泉是世界贸易以及国民劳动中间同世界贸易直接有关的特殊部门。这样，商品流通领域便率先成为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其次，金银在开拓世界市场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美洲金银的发现不仅有效缓解了欧洲各国的货币短缺，而且迅速进入世界贸易，对近代早期世界市场的开辟具有首创之功。亚当•斯密对此已经有所分析，按照他的看法，美洲白银的大量出产和流通导致了欧洲市场、东印度市场的扩大、美洲本地新市场的开辟，进而对这些区域的农业、制造业的发展以及贸易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①马克思的观点与斯密相近，在他看来，来自美洲的白银发挥了媒介物的作用，藉此得以建立起美洲、亚洲、欧洲三大洲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他说:“美洲的银作为美洲同欧洲、亚洲发生联系的手段起了重大作用，它作为商品从美洲流往欧洲，然后又作为交换手段从欧洲输往亚洲，特别是印度，并且在那里大部分以贮藏货币的形式沉淀下来。”②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角色和作用有所不同:起初作为商品从美洲被贩卖至欧洲，而后欧洲人又将其作为交换手段，购买来自亚洲、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包括奢侈品，最后，白银在亚洲则被作为财富贮藏起来。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至于此，他超越斯密之处在于进一步讨论了货币发挥上述历史作用的深层原因。有三点值得关注:(1)货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世界铸币的作用。执行铸币职能的货币通常具有特殊的民族形式，当货币在国家交往中充当的交换手段时，实际上也在执行铸币的职能。此时，金属含量是为其估价的唯一标准，铸币的民族形式如花纹、形状等无足轻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国际交换手段的货币(金银)就是世界铸币、世界货币，它不再是货币的特殊形式，只是货币作为货币的一种应用，所以，它并不像各国的铸币那样进行循环运动，而是作为可以满足致富欲的使用价值，单方面地建立起买者一方与卖者一方之间的联系。“由于这种性质，金银在开辟世界市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美洲的银从西方流到东方，从近代开始起，一方面美洲和欧洲之间保持金融联系，另一方面美洲和亚洲之间、欧洲和亚洲之间发生金属联系……在这里，形式同货币充当商品，充当在一切地方通行的商品即普通商品的职能直接相重合。”③(2)“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这一特性使它可以不分地区、种族、宗教、国家地通行于世界各个角落，直接完成不同共同体或国家之间的社会物质变换。因为，金银是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它不仅代表价值，而且它本身就是价值，是在一切地方都保持财富性质的普遍商品、“抽象的纯社会的使用价值”。古人对货币世界性特性早有认识，古希腊戏剧家阿泰那奥斯就发出惊叹:“他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他是个富翁。”同样地，金银的上述特性引起在16世纪西欧国家和创建中的政治经济学的极大兴趣。货币主义径直把财富等同于金银，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各个共同体的权力的尺度。”④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蒙塔纳里称货币“真是一个奇妙的发明”，他说:“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遍及全球，几乎可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里就可以用货币取得别处的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劳所产生的一切来供享受。”⑤(3)货币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对出产国来说，金银成为供不应求的商品，使这些区域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交往和生产逐步发展起来，对输入国来说，金银则是促进贸易、生产趋于活跃、繁荣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说:“到各地区追逐黄金使一些地区被发现，使新的国家形成;首先使卷入流通的商品的范围扩大，这些商品引起新的需要，把遥远的大陆卷入交换和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作为财富一般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也是一种双重手段，它使财富扩大到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它在物质上和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⑥
三、商业资本迈出瓦解共同体的自然性、人的依赖性的第一步
前现代社会“地方性发展”的格局主要源于共同体的自然依赖性、自然规定性，由此形成“对自然的崇拜”，而“对自然的崇拜”反过来又导致古代共同体发展的“地方性”。这是人与自然关系与人与人关系之间的相互制约性在古代社会的具体表现，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共同体的经济活动始终以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到处建立联系的商业资本不仅率先打破了“地方性发展”格局，而且对消除古代社会“对自然的崇拜”、推动建立现代生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克思说;“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①首先，商人资本的发展动摇了古代共同体自然规定性的根基。就像婴儿无法脱离母亲的怀抱一样，前现代社会与大自然保持着一种脐带般的联系。一方面，劳动者与土地保持着一种天然的统一关系。土地是劳动最主要的客观条件，劳动者则把土地看作“自身的无机存在”。②另一方面，劳动者个人与共同体保持着天然统一的关系，个人离开共同体独立生存就像没有共同生活和彼此交谈而产生语言一样，是不可思议的。上述状况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土地成为共同体最重要的财产，它与农业一道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手工业只是补充性的生产形式;经济活动的目的均是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货币)。当然，劳动者也可能从事剩余劳动，以便为自己换取他人的剩余产品，不过，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获得财富，而是为了维系生产者个人、家庭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手工业、商业较之以往相对活跃，“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③使用价值的目的导向巩固了古代共同体的自然性，决定着生产的有限性、封闭性，进而造成生产的地方性。在这种生产下，生产的东西并不多于人的直接的需要，更主要的是，流通对于需要的满足并不是性命攸关、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产品的生产、需要的满足主要在共同体的范围内进行，通过直接的物-物交换，或者使用价值与活劳动(服务、劳役等)的交换来实现。虽然存在商品交换，但是“交换只涉及剩余生产和剩余产品，决不涉及全部生产和产品”，④交换的目的依然是为了换取使用价值。既然生产并不特别仰仗商品流通、市场交换，自然也就没有扩大流通范围、市场空间的冲动和热情，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便集中于农业、手工业这些可以提供使用价值的领域，无形中对交换、流通形成一种遏制。古代社会摆脱自然依赖性的历史进程由商业资本首先策动，这是由商业资本的性质决定的。不同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W—W或W—G—W)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商业资本的运动G—W—G’以交换价值为中轴，追求的是货币的不断增加。显然，后者与古代生产的性质根本相异，它的发展势必将生产引向另一个方向。马克思说:“商业对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⑤大体说来，商业资本发挥反作用的路径主要是:经由商品贸易改变共同体的需求结构、产品性质，进而影响其经济活动的目的，使之从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越来越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事实上，自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后商人阶层产生以来，商业活动、商人资本的上述作用就始终存在着。职业商人或商业民族如犹太人作为中介人，在不同的生产者、共同体之间从事贸易活动。对于从事生产的民族或共同体来说，这种交换活动是被动的，因为“推动它从事设定交换价值的活动的动力来自外面，不是来自它的生产的内部结构。”⑥即便如此，经常化的贸易往来带来的需求的变化不断地影响或改变着生产本身，使之呈现新的面貌和特点。“最初，对生产的影响较多来自物质方面。需求的范围不断扩大;满足新的需求已成为目的，因而生产就更有规则性并且扩大。本地生产的组织本身已经被流通和交换改变了。”①其次，商业资本的发展瓦解人的依赖关系，代之以商品货币关系。与旧经济关系的解体同步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人的依赖关系的瓦解。在欧洲中世纪，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是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②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③随着传统生产在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愈来愈具有交换价值的性质，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内涵悄然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和消费渐渐纳入了商品、货币关系中，产品不再用于直接消费，而是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农民、农奴从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变成了交换价值的提供者，地主则成了资本家的前身，忙于把自己的谷物、畜牲等去交换来自他乡的使用价值，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挥霍掉，“在他心目中，货币财富把他的收入的交换价值的意义提高了。在他的那些已成为半资本家(但仍处在非常隐蔽的形式下)的佃租者那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④这样，货币便成了地主与农民、封建主和臣仆之间关系的新媒介，人的依赖关系被置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货币变成他们之间的唯一的物的联系，直截了当的货币本身。同地主相对立的农民，已经不再是提供农产品和农业劳动的农民，而是货币所有者;因为直接的使用价值通过出卖而转让出去，借助于社会过程取得了无差别的形式。而另一方面，地主已经不再把农民当作特殊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的笨拙的个人，而是当作这样的个人，他的产品，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货币，同任何其他人的产品没有区别。”⑤瓦解人的依赖关系的另一个推动力量来自封建政权。如前所述，货币(金银)是近代欧洲社会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在这种背景下，封建君主对财富的理解不再是传统的实物形态的财富，而是锁定为货币形式的财富即“一般财富”。后者的优点是彻底摆脱了实物财富的地方性、自然性，能够在需要的时候“直接转化为任何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⑥所以，对他们来说，货币就是可以随时可供调动和使用的一般权力、巩固和扩大政治权力的强大物质力量。为此，封建君主对外通过支持、参与海外探险和对外贸易获取货币，对内则动用自身权力强制改变税赋形式，将原来的实物租和封建贡赋一律改为货币税。税赋形式的改变表面上增强了君力，但是其结果实质上适得其反。一方面，用货币贡赋取代封建贡赋，等于用官方的形式宣布地主与农民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货币欲的不断膨胀进一步使得社会关系从原来富有人彩的多样化的社会结合转向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加速了人身依附和古代共同体的瓦解。马克思说:“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⑦如前所述，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对象是其第三种职能得到发展之后的事情，而第三种职能的前提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的发展。不难发现，这里蕴含着商品经济演变的一种内在逻辑。大体来说，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作为货币的基本职能表征着商品经济的初始发展，第三种职能则意味着商业和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阶段，自然，此时的商品货币关系也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准。马克思之所以说货币是一个“现实的共同体”，一方面因为它取代了土地、血缘、臣属关系等这些古代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依靠，成为“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另一方面因为货币不是自然发生的，也不是个人孤立行为所致，它“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①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其中不仅包括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的无数买家、卖家，以及众多的生产者、转运者、高利贷商人，而且包括这些活动所需的社会组织、制度规范。如果说前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构成社会的基础，那么后一方面则是交往方式和交往原则的巨大变革。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②
在此之前，无论是史学领域还是哲学领域，都认为历史处在无规律的状态，偶然性是历史的主流，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以理性的方式首次深刻反思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本质、动力和规律。在他看来，历史不是孤立的个体，整个世界的各个地区、各个部分，不同民族、种族和国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这种发展遵循着某种规则，呈现出规律性的更替。黑格尔以世界性的历史尺度整理凌乱的历史理论并以其规律化的历史哲学超越了以往历史哲学的狭隘的民族视界，这是黑格尔的一大理论贡献。对此，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1]恩格斯在高度评价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同时也鲜明地指出其理论的“形式是那么的抽象和违心”等等的缺陷，其世界历史理论是唯心主义的，是倒置的。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绝对精神的演绎，是绝对精神通过一系列民族精神所体现的世界精神“，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世界历史———是属于‘精神’领域，”[2]“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世界精神的辩证法。”[3]对此，马克思指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变不是绝对精神的演绎，而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4]“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6]世界历史是经验的存在，是在实践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的第一个样态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的真正实现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完成的。资本主义大工业造就了一种走向全球的力量，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7]大工业需要依托全球的原料市场和消费人群，需要不断地向外扩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下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他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简历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民族和地方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8]同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工业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资本主义大工业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并把一切民族相继卷入进来，造就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是其本性和不断扩张的源动力，马克思曾引证邓宁在《工联和罢工》中的话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9]。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必然冲破一切阻碍它盈利的限制，所有的生产都变成资本的生产，变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资本的趋势是（l）不断扩大流通的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10]在资本冲破生产的禁锢的同时，也在冲破流通的禁锢，“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自我生产的货币了。”[1]只有以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来支撑，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能真正地实现，在不断冲破生产和流通的禁锢过程中，资本造就了全球化的生产和世界市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劳动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2]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本质和形成根源。
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中国道路形成的时代场域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慎重选择和自主探索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创举。这种选择、探索和结合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时代场域中实现的，世界历史构成了中国道路的时代场域，决定了其历史方位和走向。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中国的发展被纳入世界的体系中，成为世界发展体系的一部分，与世界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发展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首先实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国的发展必须科学地处理和重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其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使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现代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法则成为时代的标尺；造就了全球化的时代洪流，每一个国家无论是革命还是发展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使世界由封闭走向开放，与其他国家交往、交流，向其他民族学习、借鉴成为每一个国家快速发展的基本途径。在这一场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道路必然坚持追求社会现代化为根本诉求，坚持对外开放，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行为姿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落后国家的革命也必然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世界衍射，就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化，使得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成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为其由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提供了历史机遇。以中国革命为例，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追求民族解放独立的同时，又具有了世界的意义，对其他落后国家，特别是对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仅为其提供了革命的范例，同时也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减轻了他们的压力。同样，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场域中，落后国家的发展也必然成为世界发展的一部分。落后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避开资本主义发展中所遇到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机和弊端，相对顺利地实现现代化并缩短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虽然“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能够缩短落后国家发展的时间历程，减少发展的曲折。中国道路是坚持对外开放的道路，积极地吸收资本主义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坚持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自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开放的层次、领域和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和扩展。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表征，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是中国发展的自觉行动。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要做“世界公民”，就是要以主动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一个没有摆脱封闭性、地域狭隘性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拥有现代文明的民族；就是要努力承担起世界的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1]就是要以自己的建设成就为人类做出贡献，中国的发展强大能为世界提供一个最具潜力和活力的商品出口和对外投资市场，支持“亚太世纪”的到来，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提供道路、模式或经验的积极影响和促进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等等。其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资本主义是世界的主流，这决定了中国道路必须科学的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能否科学的处理这一关系决定着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社会主义能否的存续和发展的大问题。共产党人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也在不断的调整和发展。在19世纪，社会主义者把资本主义视为死敌，在理论上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目标上把将其消灭作为最崇高的任务。
二十世纪总体上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抗衡，是势不两立的，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个平行、对立的市场，不可能实现和平共处，只能是严重的对立和对峙。我国建国后虽然与资本主义展开了交往，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严重对立的认识还处于主流。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立足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指出要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根本制度上是对立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艰难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范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我们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根本原则上不动摇，不让步。事实上，在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等都是这种斗争的体现，得手之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迅速转向了中国，加紧了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对此邓小平鲜明地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两手”：一手是与我们接触，另一手是要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手同时使用，但后“一手”是根本的，前一手从属于后一手，因此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要看到二者根本对立的一面，这是根本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还存在着相互合作、交流和借鉴的一面，看到这一面并积极的利用这一面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条件下，两者之间存在着依赖性“，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革命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3]那种“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4]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先发国家，处在生产力的高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一切对自己有用的成果加速社会主义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总之，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要重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看到二者根本对立的同时，要积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道路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并对资本主义作具体的分析，主张把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与资本主义制度剥离开来，把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其体制机制区分开来，坚持对基本制度不能简单照搬，但对积极的文明成果要认真吸取。中国道路不搞“全盘西化”，也不走“自我封闭”。
三、资本规制：世界历史时代中国道路的资本应答
资本和市场的逻辑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不过是这一内在逻辑的现实运动。身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场域中的中国，要谋求自身发展不得不面对资本和市场。但是资本的幽灵从来就是具有双重历史作用的存在物，一方面，其在推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财富增长、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历史文明作用“，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的有用物；……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另一方面，资本在创造财富、促进交往、创造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发挥着另类牵引作用。
1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认为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取决于人的意志，而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68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过去那种狭隘的、地方性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在生产力的推动下，社会分工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破了国家的壁垒，使生产和交往日益社会化。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生产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自然状态下的小生产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2］136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使交往的普遍发展成为可能，广泛的分工和全球范围的商品交换使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交往的扩大促使商业贸易冲破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出现使得各个国家和民族卷入普遍竞争，而普遍竞争既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又使得各个国家民族的依赖程度大大加深，因此普遍交往的发展在推动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使历史逐步摆脱地域的局限性，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扩大了各国之间的交往，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3］469－470，世界逐步成为一个相互交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世界历史由此产生。
2资本的扩张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内在原因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历史才逐步形成，这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密不可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就是资本决定一切，一切为了资本，整个社会运动都是围绕资本这个轴心来运转的。［4］工业资本克服了等级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局限性，把所有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加速了资本的流通与集中。资本不断扩张的本性，使资本跨越本国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剩余价值。不断节约成本和“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5］。大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来自全球各地，生产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6］，只有这样资本才能获得最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正是凭借资本的扩张运动，资本主义在全球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开辟了世界历史，并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入世界经济体系。可以看出，围绕资本运转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向全球的扩张，彻底改变了各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资本的发展史也就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历史，也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
(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1社会生产力和普遍交往的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物质条件
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以及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使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建立了世界市场，使每个国家和民族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商品化使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曾说过：“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而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普遍交往与竞争又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从而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因为普遍交往，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传播成为可能，使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实现跨越式发展，大大节约了单个落后国家的发展时间，促使世界历史加速前进，从而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加速准备着物质条件。
2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准备了主体力量
资本主义大工业在促进资产阶级大发展的同时也创立了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世界化伴随着资产阶级世界化而产生、发展。马克思指出：“一般来说，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相同的利益，在他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1］114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不仅使得资产阶级走向世界，也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作为被压迫阶级，要想获得自由与解放必须与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1］278而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全世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相一致，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必须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3］41因此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使命与解放全人类的使命相一致，所以无产阶级不仅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更是共产主义的开拓者，无产阶级为历史转变为共产主义世界历史奠定了阶级基础。
3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准备了社会条件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不可避免地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日益激化，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在使生产越来越社会化的同时也使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到资本家手中，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财富的不断积累，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广大无产阶级的受压迫程度的加深。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频繁爆发，不断发展的社会化生产力开始成为否定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这就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旦“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7］。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资本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使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其内在的固有矛盾，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只会越来越尖锐。这种生产力和私有制的矛盾对抗，只有用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取代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矛盾。而共产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与高度的社会化的生产，将适合未来世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推动世界历史的快速发展与全人类的解放，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实现本质上是一致的。［8］马克思正是从世界历史的这种发展趋势中，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光明未来，坚信共产主义必然最终代替资本主义。总之，社会生产力和世界普遍交往的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生产的日益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内在矛盾，推动着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转变。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走向多样性的统一，即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各民族国家在具体发展道路上是多样的，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统一性辩证统一的过程。［9］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在生产方式的作用下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认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具体的发展道路是多样的，但最终的发展形态是统一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启事
(一)辩证分析并积极参与全球化
马克思详细阐述了历史由“民族历史”到“世界历史”的客观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在当代表现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普遍交往的发展打破了各民族和国家的孤立状态，把整个世界连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世界市场形成并不断发展，世界经济联成一体，人类开启了“全球化”进程的步伐，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各国之间的交往不断深化，各民族无不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洪流中。每个国家和民族如果要获得长足发展，必须打破封闭自守的状态，积极主动地扩大交往，参与全球化进程，努力将自身融入到世界发展的进程中去。为此，我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进程。继续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加深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动交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赢得比较优势，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当今的全球化依然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占据统治地位。历史依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转化的阶段。所以，我国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必须防止由此带来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的冲击，特别是经济安全问题的挑战。防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推动历史向共产主义历史转变。
(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任务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发展生产力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最根本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推动了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转变。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将是统治世界的主要力量。马克思曾经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条件在旧的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要推动历史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社会主义国家要积极融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同志曾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0］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作的新的理论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为此，我们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要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完善的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背景下生产力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总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寻求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由之路。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 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 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 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 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 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 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 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 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 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 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 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 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 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 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 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 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 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 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 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 》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 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 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 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 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 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 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 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 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 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 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 ，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 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 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
然而,虽然学界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近20年的研究中的确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这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挖掘还不够。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却很少涉及其他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相关文章、《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以及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手稿。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着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样也是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的。因此,仅仅通过很少的几部文献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二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把握还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其一,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把握还不够深入和具体;其二,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人的发展、共产主义和世界文化的关系的理解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现象;其三,缺乏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整体的考察,未充分地融入马克思的思想史中去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和充分论证。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与全球化问题研究相对脱节。虽然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是通过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把握和理解当代全球化的,但是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贯穿于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始终,而不是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实质及其所产生的背景的不同而对其作具体的解答,也有的学者由于难于把握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弃之一旁,但他忘记了全球化问题所产生的根本和实质是资本的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尤其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核心。鉴于以上几点启示,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时,就应该从多个维度去对它进行考察、研究和把握,尤其是要紧扣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脉搏,通过全球化在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去更好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然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那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深入挖掘,对于人们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当代全球化的各种问题将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新起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系统论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质或精神，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世界是系统的世界，我们所涉及的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找出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一般规律，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因此，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过程中，是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
1.“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是说，对世界历史必须给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统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不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审视，而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从其形成的时候起，所显示的意义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世界历史的形成便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联相依的系统。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2.“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是说，如果把世界历史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那么，构成它的子系统便是民族和国家。系统的相关性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讲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几年学者们经常引用的那段话：“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里，马克思从“三个从属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系统内基本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为增殖资本而拼命扩展的结果。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应当说，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这种文明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而且有着继续强化的趋势。
3.“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是说，世界历史从整体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的、不变的事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他在另一个地方，把世界历史的动态性描述如下：“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现代科学还告诉我们，对于动态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时空相关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入手才能够实现。由于整体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因此，事物只能从整体上才能够被理解，也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得到对事物的真实认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世界历史的实际过程为依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空表现及其有序性给予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特定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不同的世界历史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来。作为特定动态过程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范围内必然表现为世界历史过程发展的有序性或阶段性。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式”或“三阶段式”问题有着热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在于普遍承认世界历史过程和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或阶段性。而这种有序性或阶段性恰恰是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的展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发展图式
在世界历史时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球紧密相联与相依的整体。世界历史整体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巨大系统，不平衡性是它的最基本属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而对于世界历史系统内在而言，虽然存在着诸多的内在矛盾，但是，在马克思所阐述的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世界历史系统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为东西方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东西方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展现给我们的是世界历史系统中各个基本要素(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不平衡性就成为世界历史系统发展的内在的基本动力。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历史具有了丰富多彩的、千姿百态的发展过程；也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历史走在一条逐渐进步、不断优化的光明大道上，使人类不断趋向一种理想的未来图景。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提出，开创了唯物主义解释“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先河，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由于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所推动并通过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冲突实现的。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基础上，由各民族的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随着近代以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这里，马克思揭示出，世界历史的形成源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物质生产力的不均衡发展，由于物质生产力的不均衡发展造成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推动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是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文明战胜愚昧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在生产力的推动下，先进文明不断扩张的复杂过程。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无论对于生产力优先发展的西方民族，还是对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东方民族，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西方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欧洲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平衡。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通过开拓世界市场，推动着各民族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市场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区域走向全球。“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这就是说，人类历史一开始并不是世界历史，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从总体上说，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自给自足的孤立的经济单位构成的封闭型的社会形态。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才得以形成，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大工业的建立，交通工具的发达，对东印度和中国的入侵以及美洲的殖民化等等，使世界市场得以形成。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在开创世界历史中的作用给予了公正的评价，认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说，世界历史的形成归根到底是由于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源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导致的不平衡状态，并由此造成的普遍交往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上海社会科学院盛文沁的《“停滞”的寓言:约翰•密尔论中国》文章认为，19世纪中国被欧洲虚造为一个有助于加强欧洲人自我意识的对立文化实体，由此中国成为欧洲人辩论之时的论据:野蛮与文明、进步与停滞、富强与贫穷、专制与公正、宗教的真理与谬误等，而停滞的中国成为约翰•密尔等一些思想家政治理论中的重要素材与内容。华东师范大学的孟钟捷在《统一后德国的身份认同与大屠杀历史争议》一文中，通过考察、分析，格德哈根之争”，强调格德哈根争论的核心指向是统一后德国身份认同的困境。浙江大学的孙晨旭在《中外学术界美港关系史研究中的争议与共识》中指出，美国视野下的香港价值曾呈现出种种现实变化，这些变化基本上取决于香港自身发展、国际环境变迁以及美国涉港利益群体的特殊需求。
二、古代西方王权、宗教及法律问题
世俗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一直是西方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两者关系处理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郭子林的《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通过对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的研究发现，古埃及的登基仪式和加冕仪式成功地将宗教与世俗两个方面揉合起来，使国王与神以及之前的国王建立起血缘关系，使国王的身份和统治神圣化，对古埃及王权统治的维护和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装甲兵工程学院的何立波在《论骑士等级的崛起及其对罗马帝国行政体系的影响》中指出，骑士等级的崛起对罗马帝国行政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兴起的骑士等级削弱了被释奴和元老等级对帝国权力的影响，深刻改变了罗马帝国的官僚机构。
清华大学张张的《教廷枢机的起源与首部“宗教选举法规”》认为，1059年颁布的首部“教宗选举法规”基本确立了枢机作为选举的主体和选举教宗的原则。枢机直接左右教宗的选举，反映了枢机在教廷与王权的争夺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天津师范大学郑阳的《第二圣殿时代犹太教大众化之探析》一文，通过对第二圣殿时代犹太教在观念、制度、仪式等领域变化的研究，发现犹太教的大众化使以犹太教为代表的一神宗教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西南大学的李海峰从民间契约的角度探讨了《汉漠拉比法典》的性质，通过对世俗女儿的继承权、收养活动中对违约双方的惩罚、土地租赁中的租金比率、动产交易中的借贷利率等方面在民间契约与法典规定上的矛盾性分析，认为《汉漠拉比法典》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典，而更像是早期历史上的一些案例汇编。
三、西方近代金融及其他经济问题
发展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要解决当今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的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各国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的张红菊在《美国金融资本的形成及特征》一文中指出，金融资本形成和扩张的直接后果就是国民经济金融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天津师范大学的赵文君在《转型时期英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经验和启示》中通过对转型时期英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研究发现，17世纪后英国出现了现代农村金融机制的新特征，如土地抵押、以生产性投资为主、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的规模扩大等;认为考察英国农村金融的制度建设和发展经验对于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南开大学的付成双在《美国革命对北美毛皮贸易的影响》中认为，加拿大毛皮集团同北美13个殖民地争夺大湖区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北美历史上毛皮边疆和种植业农业边疆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缩影。中山大学周立红的《法国近代谷物自由市场建构过程中的国家角色》一文，通过阐述自绝对王权时期到拿破仑时期、自复辟时期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国家干预谷物市场的历史，清晰地展示出法国近代谷物自由市场是在国家政权的干预下形成的。兰州大学柴彬的((英国近代早期的商业投机及其国家治理》认为，近代早期英国政府以法律为主要手段对国内的商业投机行为进行了长期的国家治理，但其效果因诸多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较为有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华的《现代性的滋生:檀香木贸易影响下的夏威夷经济发展》一文认为，1790-1839年的檀香木贸易使夏威夷传统的物人合一观念开始走向终结，进而转向西方资本主义的依附性经济。
四、关于疾病、气象、交通和森林问题
医疗卫生史、气象学史一直是世界史学界研究的弱点，本次研讨会亦对这些新的研究领域予以关注。淮阴师范学院高麦爱的《19世纪英国煤矿工人尘肺病探究》一文，深入分析了英国煤矿工人感染尘肺病的原因，认为当时英国社会力量及组织对煤矿工人尘肺病的重视要远超政府。英国社会各界对煤矿工人的救济客观上推动了英国保险业的发展。黑龙江大学郭渊的《中法西沙争议及西沙气象台的筹设》一文，是对中国气象史研究领域的涉足，他指出，西沙气象台的设立为新中国成立后对西沙群岛的申辩提供了历史依据。该问题的探讨将西沙气象史置于国际关系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有一定的新意。华中师范大学沈琦的《从“自由通行”到“设卡收费”—近代英国道路立法的演变》一文，对近代英国道路立法的演变历程进行了研究。他特别强调英国道路治理既注重道路通行的“公益性”，又体现道路使用者适当补偿的“合理性”，对英国道路问题的探讨就是对英国交通史研究的一个缩影。外交学院马铭在《16世纪中叶前的中日交通与日本对华认识》中指出，16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对华交通的主体转为武士集团、文官贵族集团、僧侣集团和海商集团的多元并行。他认为，日本对华认识的多元立体化特点根植于中日双方的文明势差，蜕变于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中对中国文明的相对化处理。中国人民大学宋云伟在《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期间的森林管理开发状态研究》中指出，英国对印度的森林政策是近代西方工业国家对东方国家殖民掠夺的一个缩影，其本质就是服务于宗主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给东方国家带来的是资源利用的商业化、资源开发的无节制和传统村社权威的丧失。
五、亚洲近代殖民、海洋和其他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亚洲的近代史就是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史。研究亚洲的殖民争霸和殖民统治制度，对于深人了解亚洲的殖民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云南大学陶亮在((论印度洋对葡萄牙海洋殖民帝国兴衰的影响》中指出，缺少征服南亚次大陆的战略远见，致使葡萄牙没能把南亚、东南亚变为其战略后备基地，也就丧失了海洋殖民帝国存在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北京大学郭鑫的《论日本的方面委员制度与“新殖民地统治方式，，》一文认为，日本在洲国推行的新殖民统治制度虽有社会事业性质，但更多地体现其以监视异民族为目的、协助日本构筑总动员体制的性质。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明在《建构和争论中的印度洋历史》一文中指出，最近几十年对印度洋的研究，既受布罗代尔地中海研究范式的影响，也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等思潮所起的作用。
复旦大学钱静怡的《日本战国时期的村落与大名权力》一文认为，必须对日本战国时期的村落与大名双方进行双向的、综合的把握，并通过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史料进行实证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唐利国的《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认为，日本武士道论经历了由立足中国儒学、改变中国儒学到彻底抛弃中国儒学精神的历史过程，强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虚构”。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曲晓丽通过分析“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苏联《真理报》对中国的报道认为，《真理报》关于问题的报道充当了“传声筒”的作用，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转折提供了机遇。
六、拉美、非洲的政党与民间传统问题
拉丁美洲和非洲史的研究历来是国内世界史研究领域的薄弱点，此次研讨会亦对拉美和非洲相关国家的问题予以探讨。天津外国语大学贺喜的《从党争看智利阿连德政府“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一文，分析了智利阿连德政府“社会主义道路”失败的原因。他指出，以六个智利左翼政党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自阿连德上台后矛盾日益激化，形成以共产党为首的“稳健派”和以社会党为首的“激进派”，由观念之争上升为派系斗争，且党派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党派纷争导致智利政治走向碎片化，国内政局动荡，最终导致阿连德施政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破产。北京大学的杨廷智对《赞比亚传统酋长的现代职能》问题进行了深人分析，指出赞比亚的酋长制度在赞比亚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今天赞比亚的国家和社会事务中依然发挥着重大作用。他认为，传统的酋长制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地与现代J胜的因素进行着互动与调适，从而在赞比亚社会中能够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七、欧美国家的福利、公共政策、教育、移民及其他问题
本次研讨会除研究欧美传统的政治话题外，还深人探讨了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公共政策及教育等问题。南京大学的阂凡祥认为，NHS体系即战后英国福利国家体系无论如何改革，其为全民提供免费服务的核心原则不会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厦门大学李莉的《一战时期美国的联邦工人住房计划》指出，一战时期美国联邦政府所实施的两项短时期、小规模的住房建设计划，迈出了联邦干预住房市场、建设公共住房的第一步，而对该问题的探讨对于我国解决低收人群体的住房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杭州师范大学周真真提交的《合同治理下英国志愿组织的生存困境》一文，以“全英防止虐待儿童协会”为案例，考察了新工党时期合同治理给志愿组织带来的生存困境。安徽大学尹建龙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雇主结社行为与劳资冲突》文章则有助于深人理解英国工业革命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社会集团间的互动和博弈。山西省介休市文物局的胡明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初等学校的公民教育》一文中指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温和共和派着力于最能实现普及公民教育的初等教育领域，用增加公民教育的教学内容来进行公民教育，以使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法国公民具有对共和制度的认同。东北师范大学欧阳贞诚的《乔治•波哈斯与美国当代移民问题研究》则剖析了波哈斯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思想。浙江大学张弛的《谁是无套裤汉?—身份意识与法国革命前后政治文化变迁探析》一文指出，法国大革命时期“无套裤汉”的词义是几经变化的，该词词义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国革命前后政治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黄艳红的《法国旧制度时代的官职买卖初探》一文认为，在旧制度的体制中，官职买卖与王权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官职买卖制度是以公共权力的世袭化、私有化，以政治体制运转的不畅和冲突作为代价的。上海师范大学洪庆明的《略论近代早期法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文，从城市人口增长轨迹，城市化的时间特征及其背后动力机制，宏观和微观的空间特征，城市在近代早期法国历史中的角色和定位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法国近代早期的城市化进程。厦门大学许二斌的《苏格兰独立问题的由来及启示》一文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苏格兰经济的衰退、工党和保守党的政策失误，加之苏格兰民族党的推动和两个民族历史上的恩怨纠葛等因素，共同造成了苏格兰的独立问题。陕西师范大学郭响宏的《近代俄国律师制度的创建及其影响》认为，1864年俄国的司法改革引人了西方的现代律师制度，对帝俄晚期的社会变革和法治国家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南京大学陈日华的《14-16世纪英国郡共同体》一文指出，从中古中期开始，在英国的地方政治事务中骑士逐渐让位于地方乡绅，逐渐形成了以乡绅为核心的郡共同体。
八、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问题
冷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现代史上的一大历史事件，对当代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极大。上海交通大学的邓峰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朝鲜半岛危机研究》一文中指出，危机的出现是美国根深蒂固的冷战观在朝鲜半岛的进一步映射。福建师范大学李购的《美国国内围绕欧洲复兴计划的立法辩论及影响》一文认为，《1948年经济合作法》的通过既完成了欧洲复兴计划的政策设计，又为日后美国的冷战以“遏制共产主义”和“捍卫自由”为旗号干涉别国内政打造了舆论基础。
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社会形态是从1500年起直至今天为止,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这个阶段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时期。它使分散孤立的国家民族的历史,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地区市场的商品经济不断向世界市场扩大,社会历史开始由国别史、地区史逐步向世界历史转变。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历史阶段。早期(16世纪至18世纪60年代)主要是工场手工业阶段;中期(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主要是大机器工业生产不断发展的阶段,中期前段主要是利用蒸汽能源,后段主要是利用电气和石油能源;晚期为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这个时期为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创造条件。16世纪至18世纪是西欧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封建行会手工业逐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取代。在这两个多世纪里,促进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15世纪末叶洲际新航路的开通,将世界各大洲开始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过去分割各大洲的海洋,一跃而变成连接各大洲的通途。
葡萄牙和西班牙从16世纪起开始殖民扩张活动。首先遭到西方暴力掠夺的是中南非洲和南北美洲及其附近的岛屿。非洲腹地及南非一带,当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之时,或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或刚进入阶级社会阶段。而美洲原居民(印第安人),在16世纪以前仅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建立了初期国家,其他印第安人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哥伦布航抵美洲以后,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西印度群岛,并进而深入中南美洲。在16世纪20-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进而征服墨西哥和秘鲁,把印第安人开发的古老文明地区沦为殖民地。在同一时期,葡萄牙殖民者不仅在东非和西非建立殖民据点,而且在这一东西方国际贸易线路上建立了许多要塞和商站,如亚洲的波斯湾、印度果阿、马六甲、安汶、中国澳门、日本长崎等。16世纪中叶,葡萄牙还在南美巴西建立殖民统治。继西、葡之后,荷兰、英国、法国等也大肆殖民扩张,进行武力征服。从此西方殖民者在美洲经营已经过时的奴隶制种植园,生产粮食、甘蔗和烟草,或开采矿产,掠夺金银矿产品。在17—18世纪,赤道以南的黑非洲则变成欧洲殖民者掠夺黑奴,贩运到美洲市场上出售,用以开发美洲。于是在欧、非、美三洲之间形成了“三角贸易”。
欧洲的奴隶贩子从本地装载食盐、布匹、朗姆酒等商品,运到非洲销售;然后装上黑奴,沿着“中央航路”,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贩卖黑奴;然后装上美洲产的蔗糖、烟草和稻米等产品,运回欧洲销售。这就是欧洲列强臭名远扬的“三角贸易”。同时欧洲列强还采用各种方式垄断了亚洲发达地区各种特产的贸易。东方古老帝国,包括明代中国、莫卧儿印度、萨非伊朗、奥斯曼土耳其以及新建封建统一政权的日本等,对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形势根本没有认识。最强烈的反应也不过是闭关自守,除此更无长策。此后几百年中,它们也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二,新兴的工场手工业蓬勃发展,商品流通空前兴旺。工场手工业比行会手工业的优越之处,在于手工生产行业内部有较为细致的分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欧洲早在15世纪工场手工业就已经发展起来,那时最为繁荣的是意大利和佛兰德尔,但在16世纪以后国际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工场手工业便走向衰落。而16至17世纪工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不可阻挡地集中于欧洲的一个国家——英国。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大批纺织品,自然是供应英国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而且英国大部分纺织品是销售于国际市场。正因为历史发展处在这关键的节点上,这种市场经济既瓦解了封建自然经济,又培育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在普遍的商品交换中,货币是财富的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谁也离不开货币。封建贵族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和享受用的奢侈品,不得不把劳役租和实物租改为货币租。
在新航路发现后,从美洲殖民地掠夺来的大量黄金和白银流入欧洲宗主国市场,使欧洲通货膨胀,物价飙升,发生了所谓“价格革命”。于是封建主的地租贬值,经济入不敷出。不得不将土地所有权抵押给钱庄以换取贷款。封建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逐渐丧失而走向灭亡。第三,此时工场手工业所有制关系已摆脱了中世纪行会资本的束缚,越过了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
进而使用一部分商人资本,更多的是使用自然形成的社会资本。英国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崛起,有效地吸收了封建制瓦解过程中社会上涌现出来的大批流浪汉。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变成了契约和金钱关系,完全失去了宗法色彩,这显然是历史的进步。随着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开通,世界上交往的范围扩大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商品和资源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新大陆生产和需要什么商品自然牵动着远在天边的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上手工业新产品不断增加,跨洲贸易迅速高涨。进入流通领域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有利于工商业资本家的发展,给封建地主阶级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当时市场已经有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以欧洲殖民者冒险远征,大规模开拓殖民地。所有这一切标志着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段,即世界历史开始形成的阶段。第四,欧洲国家对外开拓殖民地的结果反而激化了它们内部的矛盾,除了商战、货币战和海运战之外,大大小小的真枪实弹的战争差不多就没有停过。16世纪最早发生的革命乃是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者为反对西班牙的封建统治坚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武装斗争,在1609年终于取得了最终胜利。新兴的荷兰是商业资产阶级统治的强国。荷、英、法等国为争夺殖民地,又助长了各国之间商业斗争,开展贸易战,颁布保护关税制度,甚至进行真刀实枪的血腥战争。 1624年荷兰为垄断东方的香料贸易基地,竟然将英国势力赶出了摩鹿加群岛。1650至1651年英国两次颁布《航海条例》,直接威胁荷兰的海上航运利益,激化了英荷之间的矛盾,于是在1652至1654年英荷两国爆发了第一次商业战争,荷兰战败。后来在1665至1667年英荷双方又发生了第二次商业战争。这次战争不仅在欧洲本土争战,而且在北美殖民地也有战场。英国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的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遂将其更名为“新约克”(即“纽约”),一直沿用至今。第五,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也得益于西欧强有力的绝对君主制政权的推动。在中古时代封建贵族的势力强大,割据一方,根本不把王权放在眼里。16至18世纪欧洲市民阶级发展起来,他们需要消灭封建割据,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市民阶级在经济上支持君主不断加强中央政权,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王权与市民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反对大贵族的分裂割据,鼓励发展国内市场和工商业。中古后期欧洲一些大国建立起统一强大的中央政府,需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新建政治法律机构,改革军事组织,建立国家军队。因此君主政府强化对工商业的征税制度,竭力搜刮和掠夺殖民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极力争取出超,以加强本国政府的经济实力,从而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期阶段(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才能不断推动整体世界历史的形成。以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大发展的中期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市场经济普遍发展起来,物质交换和社会交往深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大企业生产,科学技术是关键。在资本主义中期阶段,发生了三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实现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1764年英国发明了“珍妮纺车”,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8—18倍。后来进一步改进,提高效率上百倍。织布机也有新的机器用于生产。在纺织业机器生产的带动下,英国其它行业的技术革命也在积极推行。最重要的是这些新机器都使用以煤炭作燃料的蒸汽机为动力,带动机器运转。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时除了大工厂利用蒸汽机进行生产之外,在交通运输方面发明了火车和轮船。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主要成果是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应用。欧洲大陆一些主要国家,继英国之后,在19世纪前期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德国人首先制成了一部发电机,随后比利时人又制成了电动机。有了电能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机械动力、夜间照明、通讯报道、交通运输等产业广泛使用电能。同时在这个时期内,德国人奥托发明了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后来德国工程师戴姆勒又改进了内燃机,采用汽油作为燃料。内燃机马力大,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明显地优于蒸汽机。从而产生了汽车、拖拉机、燃油轮船、飞机等,世界面貌再次改观。因此电动机和内燃机的研发与创造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20世纪最后60年,科学技术成果为“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主要在军事领域使用。
此外,还有电子计算机和电子通讯设备,以及开发可再生能源,即利用太阳能、地热能、水能、生物能、风能等生产可再生能源,供机器和交通工具使用。这些现代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并逐步付诸应用,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从产生到建成,迄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世界上的表现既有其文明的一面,又有其野蛮的一面。文明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力发展迅速,创造财富比较丰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一日千里,这方面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望尘莫及的。但其野蛮方面主要表现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方面,甚至演变成大规模的世界战争。20世纪前半期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生灵涂炭和财富损失是历代所未见。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统计,双方参战的人口达10亿多(含殖民地人口);投入战争的军队将近1000万人;死亡军人和平民超过5500万人;物资总损失约达4万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史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共有5500万-6000万人死亡(其中苏联损失2700万,中国损失1800万人);物质损失,中国按照1937年比价计算,直接损失达1000亿美元,苏联按照1941年比价计算,达6790亿卢布。一次大规模战争造成的生命损失和资源破坏难以数计,可以使社会发展倒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人类不是野兽,人们应该懂得互助合作,共同从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学会和平相处与合作共赢。这才是真正世界历史的形成之道。
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电子产业大发展,计算技术空前的大进步,交通运输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二战后人类物质世界大变样。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已经“全球化”了。“全球化”并不等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今天对待“全球化”这种说法应该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它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的500年间,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确有所进展,有些生产建立起世界市场体系,为满足世界各国的需要而生产,有些消费只有靠世界市场来满足。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更加紧密了,企业之间互相竞
争更加激烈了,世界范围的商品流通,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亚非美一些新兴国家,确实存在比过去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的情况。但是这种“全球化”的实质,亚洲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一些新兴国家成为世界商品制造厂,这些工厂有相当一部分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建立的并为其服务。他们把企业迁到发展中国家来,主要是为了利用它们廉价的土地、劳力和资源;同时也为了利用东方广阔的销售市场。而他们本国还经常对这些企业提供补贴。而这些企业在新兴国家往往提供的却是概念、知识产权、工业技术、品牌和销售网络,因而最大的附加值落到产品的创新和技术方面,以及品牌和销售方面。这说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地位上是不完全平等的。 此外,所谓“全球化”也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自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在美国金融资本家大力倡导下,在世界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即主张大市场小政府,一切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干涉。这种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给一些不法之徒造成违法和欺诈的机遇,好像市场异常繁荣,商品流转通畅,贷款消费简便易行,由于美国政府监督缺失,使世界市场乱象环生。21世纪初(主要是2008年)美国终于首先爆发了次贷危机,随后引发了全世界的金融海啸。确凿的事实说明,所谓“全球化”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制造的假象,金融危机给世界造成的伤害迄今挥之不去。虽然二战后一些新兴大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很快就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走上迅速发展的经济轨道。但是,世界上亚非拉还有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不起来,广大人民仍旧挣扎在饥饿线上。因此,目前世界的“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并非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终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a当今世界各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各地区之间、每个地区内部、每个国家内部发展也不平衡,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创建世界历史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下去。
二、第三大社会阶段的形成主要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理论做出了划时代的重要贡献。首先,他们批判了以康德、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b同时,他们还明确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随着这种发展人们就会突破地域性实现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其二是随着生产力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使地域性的个人都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世界历史的形成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虽然“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却使人们“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才会结束史前史,真正进入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使命的承担者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由无产阶级推进的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a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论述,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为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乃是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这就是说,人类在没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劳动分工之前,是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的。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生产必然带来的结果。首先需要了解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劳动阶级同有产阶级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世界的上古时代,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到了中古时代,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封建贵族阶级的农奴。在英国工业革命前(16—18世纪中叶),西欧地区的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帮工。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他们师徒也有的渐渐变为较大的资本家雇用的工场手工业工人。18世纪后半期,在工业科学技术革命中才出现了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欧洲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后来也发生在其他文明国家。工业革命是由于将新的机械装备用于工业生产而引起的,其中有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等。这些新发明的机械装备价格很高,一般人买不起,只有大资本家才能买得起。这种新机器用于工业生产,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排挤了许多原来的工人,而且机器生产的商品,要比以前手工业生产的商品质量好、产量高、价格低。这就使机器生产的收益全部落到大资本家的手里。于是资本家大发其财,而工人却一无所获。从此在布匹和呢绒生产方面,广泛推行机器和工厂生产制。纺织业新兴的机器和工厂生产制度,很快就推行到其他工业生产部门,例如印花业、印书业、制陶业、金属品制造业和运输业等部门。机器生产使工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这就使工人完成自己的生产工序更快、更简单,因而也就使劳动更便宜。机器生产分工使工人的生产活动变成了一套非常简单的机器操作。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失去了最后一点独立性。机器和工厂制度的生产发展很快,几十年后在一些文明国家里几乎所有的劳动部门都按照工厂制度进行经营。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后社会上最终出现了两大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吞了以前所有的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几乎独占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完全没有财产,为了换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半饥半饱地勉强维持生活。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只有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从14、15世纪到17世纪早期，欧洲正处在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兴起的阶段。在经济和生产领域，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和西北欧的一些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工场手工业已经兴起，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正在解体。国际关系方面，以西班牙、葡萄牙为首的殖民主义者，开辟新航路，侵占掠夺殖民地，成为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在思想文化领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天主教会和封建传统观念的桎梏，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在阶级关系上，一方面是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更加高涨，一方面是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求取得政权，16世纪后期发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独立后的荷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世界近代史的第一阶段是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9世纪早期的拉丁美洲独立革命，被称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一些先进国家确立的时期。这一阶段，英国、法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通过民族独立性质的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这一阶段欧洲和亚非的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封建社会或更早的社会阶段。欧洲的一些封建国家如俄、普、奥等国的君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虽然加强了君主专制，但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发生在19世纪早期的反法同盟和拿破仑的战争即是突出事例。亚洲的封建国家如中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日趋腐朽没落，成为西方各国的侵略对象。在生产领域，虽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但资本主义各国占主流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工场手工业，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没有明显分开，由金融资产阶级控制着工业生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各国的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社会巨烈的变革时代，欧洲思想领域出现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为资本主义制度设计了一套政治构想。在国际关系方面，英、法、荷等国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大肆殖民扩张，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殖民地和争夺殖民霸权的斗争，最后英国取得了霸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