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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抗生素市场占有率过高中国抗生素销售额占前100位药品销售额的47%，而欧美国家为10%左右.据统计，在2002年中国医用抗感染药物市场规模达到了345亿元人民币.
1.2医院抗生素使用量过大美国及英国等发达国家医院抗生素使用率为22%～25%，而在中国则为67%～82%，其中有40%以上的抗生素用于预防感染.另外，在预防性用药的病人中半数属于使用不当，使用抗生素病人中1/3以上不需要使用抗生素.
1.3畜牧业中使用量过多随着畜牧业的发展，使用抗生素治疗畜禽疾病更加广泛，致使各种肉类及奶制品中抗生素含量常超出规定.
2滥用抗生素的原因分析
2.1社会因素1）生产厂家过多，竞争过于激烈，造成恶性市场竟争，给医师使用抗生素造成不少困难.2）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从2004年7月1日起，抗生素必须凭处方购买，但目前仍然可以在药店容易买到抗生素药品，致使抗生素市场泛滥.3）临床药师指导用药不够普及，缺乏临床药师的培
训和临床药师指导治疗的制度.
2.2医务人员因素医师滥用抗生素的原因主要是与未能掌握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原则和方法有关.1）经常把抗生素当作安慰剂使用，无论何种原因引起的疾病，部分医师总觉得不用抗生素就不放心.2）分不清抗生素和消炎剂的区别，抗生素不是直接针对炎症发挥作用的，而是针对引起炎症的微生物，是杀灭微生物的，而消炎药是针对炎症的.许多医师以为有炎症就应用抗生素，如关节炎多由微生物感染以外的原因引起，多数情况下不需要使用抗生素.3）分不清抗生素和抗菌药的区别，抗菌药只对细菌感染有效，对其他微生物感染无效或效果很差，而目前在病毒性感染（如感冒）或在发热时使用抗菌药现象较为普遍.4）盲目认为价格越贵疗效亦越好，而事实上药品的疗效不在于价格的高低，而在于病原菌对药物的敏感性，在临床上不少价格便宜的药物，也有明显的疗效，如青霉素等.5）选用抗生素或联合用药不科学，不少医师为了让患者早日康复，对细菌感染性疾病患者联合使用2种以上的抗生素.殊不知，每种抗生素的抗菌谱不尽相同，若联合用药不当，不仅达不到理想的疗效，反而降低疗效，甚至加重毒副作用.6）无指征预防性用药:有的医师为保险起见，随意扩大预防性用药范围或缩短给药间隔时间，在手术前后长时间大量使用抗生素.为提高细菌性感染的抗菌治疗水平，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医务人员应严格掌握预防性用药的指征.7）无规律用药:有些医师由于未能掌握抗生素的药代动力学，随意延长给药时间，又有些医师看到患者病情缓解，又随意地减少剂量或停药.给药次数、剂量或疗程的掌握不合理，不但不能彻底杀灭病原菌，反而会促使病原菌产生耐药性.8）局部用药现象比较多见.局部软组织的瘀血、红肿、疼痛和过敏反应引起的接触性皮炎、药物性皮炎等均不宜局部使用抗生素.9）频繁更换使用抗生素.抗生素的疗效有周期问题，如果疗效暂时不理想，首先应考虑用药时间不足，给药途径不当以及全身的免疫功能状态等因素，频繁更换药物，易使细菌产生对多种药物的耐药性.10）应用广谱抗生素的倾向较多，抗生素的使用原则是能用窄谱的不用广谱，在未能明确病原微生物时可使用广谱抗生素，如果明确了致病的微生物应使用窄谱抗生素.
2.3患者因素由于种种原因，患者及其家属认为抗生素是万能药，习惯性使用抗生素，例如不少感冒患者或家属到药店自行购买感冒药和抗生素联合使用，这是滥用抗生素的常见现象.
2.4畜牧业中的大量使用我国每年有6000吨抗生素应用于饲料添加剂，占全球抗生素饲料添加剂使用量的50%左右.3滥用抗生素的后果
3.1病原菌产生耐药菌株病原菌耐药菌株的形成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出过警告，抗生素的滥用将意味着抗生素时代的结束，人类有可能再一次面临很多感染性疾病的威胁.耐药菌株的形成与细菌基因突变和产生灭活酶、纯化酶有关，并且与抗生素用量的增加呈平行关系，即抗生素疗程越长愈易引起耐药.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细菌耐药情况如下:1）耐药菌株产生速度过快，人类研制1种新型抗生素大约需要10年或更长的时间，而细菌产生耐药性的时间却不足2年，新药的研制速度远远跟不上细菌耐药产生的速度.2）许多抗生素耐药情况严重，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霉素1次剂量只是2万～3万U，而如今则需用几十万、几百万U.我国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青霉素比率已经高达90%.喹诺酮类抗生素进入我国有20多年，而它的病菌耐药率已达到60%～70%，曾使肺炎及肺结核的病死率降低了80%的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目前对70%肺炎球菌无效.3）耐药菌可以在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的人群中传播的，而且母亲在妊娠期间滥用抗生素，新生儿也可能耐药.
3.2产生各种不良反应所有药物均既可治病也可致病，即任何药物包括抗生素均有不良反应.抗生素的不良反应大体上可分为不良作用和毒性反应，其中不良作用是指在正常剂量时发生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其他作用，症状较轻，而毒性作用是指由于用药剂量过大、用药时间过长或患者的高敏感性所引起的.我国每年有20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其中40%死于抗菌药物的不良反应.在临床上常见的抗生素的不良反应有如下几种:
3.2.1肝脏损害有慢性肝炎或肝功能异常的病人宜避免使用或慎用在肝内代谢、具有肠肝循环及对肝脏有害的抗生素，如氯霉素、林可霉素、四环素、利福平及红霉素等.
3.2.2肾脏损害两性霉素及氨基甙类抗生素等，对于肾脏疾病的病人应慎用或禁用.
3.2.3造血系统损害第三代头孢菌素如头孢派酮及拉氧头孢等可导致维生素K缺乏，引起凝血功能障碍;许多抗生素若长期大量使用，可引起造血功能障碍，如氯霉素等.
3.2.4神经系统损害神经系统损害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听力障碍、视力减退、周围神经病变以及神经肌肉传导阻滞等.氨基甙类抗生素可诱发听力障碍和神经传导阻滞，而乙胺丁醇则可引起视力减退.
3.2.5胃肠道反应常见的胃肠道反应有食欲不振、胃部不适、恶心、呕吐、腹痛及腹泻等，如金霉素、强力霉素、二甲四环素、红霉素类药物对胃肠道反应较重，而四环素类和利福平等若长期服用可致胃溃疡.
3.2.6过敏反应是抗生素引起的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一种抗原抗体相互作用而致，如青霉素和链霉素引起的过敏反应，使用前须进行皮肤过敏试验.
3.2.7后遗效应是指停药后的后遗生物效应，如氨基甙类抗生素对听力的影响已引起重视..
3.2.8二重感染如果长期大量使用抗生素可引起体内维生素B族和维生素K族的缺乏症，还可以引起菌群失调症，如伪膜性肠炎、急性出血性肠炎或真菌感染等.
3.2.9抗生素引起的药物热在临床上并非少见，许多感染性疾病在感染初期经过抗生素治疗后，虽然感染得到控制，但发热仍然得不到控制时应考虑是否是药物引起的.
2男女生各因子比较
艺术高职院校女生在躯体化、焦虑、抑郁、恐怖等方面与男生有差异显著（T检验结果P小于0．05，见表3），其余因子与男生没有明显差异（T检验结果P大于0．05）。通过后续的访谈了解到，很多女生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表和身材，多有节食的经历，以致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女生之间由于学艺时间长短不一，专业和生活上攀比之风渐长，导致内心焦虑、恐惧，经常失眠，不敢面对现实。还有一些女生的时尚靓丽、活泼开朗的外在，与内心苦闷、目标茫然的心理表现很不一致。
3讨论
3．1结论
通过对1069名被试的调查分析，在本研究的范围内发现：第一，艺术类高职学生心理问题的检出率为17．6％，即有35．5％的学生存在着各种轻度的不良心理反应，有17．6％的学生存在着各种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第二，艺术类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水平。第三，艺术类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为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敌对、焦虑、抑郁等症状，在这些症状中，女生的焦虑、抑郁症状显著地高于男生。
3．2艺术类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分析
通过测评，发现这个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常模。主要表现在强迫、人际关系、敌对、焦虑、抑郁、偏执、恐怖等方面，且男女生比较，女生的心理问题出现概率高于男生。究其根本，艺术类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也是内因与外因，生理和心理，家庭、学校和社会诸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细数原因，一是宏观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价值观的多元化、生活节奏的加速化、顶礼膜拜的个性化，使得现在大学、大专学生普遍面临学业、情感、就业、人际关系、环境适应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对普遍文化素质不高的艺术类高职学生而言更棘手，若应对处理方式不当，或长期压抑得不到舒缓，他们就会是心理障碍的高发人群。二是学校与家庭特殊因素的诱发。在艺术高职校园里，女生比例一般较大，缺少男生关注的优越感，容易攀比外在条件；还有很大一部分学生来自于单亲家庭，他们存在孤独、偏激、渴望爱等心理问题。三是艺术专业的行业特殊性影响。伴随着高校扩招、生源质量滑坡，很大一部分外形和专业条件较差的学生，他们面对学业压力和就业困惑，有更多的压抑、自卑感，更易出现心理问题［3］。
3．3艺术类高职学生心理健康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在艺术类高职学生中，有一部分学生文化基础偏弱、个性张扬，对心理评估持有抵触、怀疑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性。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另外，SCL－90量表作为心理问题的筛查工具，要避免将“检出率”等同于“发生率”，因为经过进一步的鉴定和测查，发现真正有心理疾病的一类学生会远远低于检出率［4］。
2积极实践，构建基于岗位胜任力的医学生健康
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医学生是健康信息素养的先行者、未来健康信息教育者和传播者，加强医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其辐射作用面大，对于促进公众健康、降低健康风险和提高健康可及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要结合医学生职业岗位技能素养要求，积极整合和优化健康信息素养与专业教育课程，构建多层次、专业化的基于岗位胜任力的健康信息素养教育模式。
2．1借鉴21世纪医学生培养目标与要求世界卫生组织一直积极倡导医学教育改革，最为突出的是建立以社区为导向的医学教育模式，倡导“五星级医生”理念。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制定了“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GMER）”，对医学生的信息素养提出了具体要求：能够利用信息和通讯技术进行自学、获取信息、治疗管理患者并开展卫生保健工作。这些要求表明，21世纪的医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要着重强调医生的职业价值、群体保健和预防观念、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统一，能够有效识别健康信息需求、获取信息资源、分析评价信息质量、利用信息与遵守信息道德规范。在具体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要根据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文化传统、文化层次、年龄与专业等类别，建立健全分层次、差异化的健康信息素养培养培训机制，因地制宜地开展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工作。
2．2开发基于工作任务过程的健康信息素养项目化课程要以培养提升学生岗位胜任力为导向，以加强培养健康信息素养与专业学科教育融合为切入点，探索医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的改革，打破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文献检索课程模式，开发由医学图书馆员介入、基于工作任务的“教学做一体化”项目任务驱动的健康信息素养教材，编写相对应的特色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案，在课程内容涵盖和组成形式上反映学科整合化趋势，融合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和沟通能力，实现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和职业岗位胜任力的有机融合。
2．3建立健全健康信息素养教学特色资源库要结合发达国家健康信息素养发展及其标准化评估实践的最新研究成果，研制符合国情的健康信息素养能力标准与评估工具，为制定相对应的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策略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将各种分散的网络医疗、公共卫生、保健康复等健康信息资源、医疗卫生行业资源以及国内外健康信息素养优质教学资源进行有机整合，构建健康信息素养教学标准、课程体系和实验实训、教学指导、学习评价等特色教学资源库模块，建立大容量、开放式、交互性强、适应大数据网络发展的信息化教学服务系统，建立完善权威的类似于美国“MedlinePlus”的健康信息素养教育门户网站，提供政府、专业学会、医院和研究所等高效、稳定和权威的官方网站，建立健康信息网络导航平台，开展网络健康信息资源分类导航服务，不断丰富健康信息教育资源，开发专业的在线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系统，实现校内、校外实训基地和医疗卫生机构资源共享，实现校际共建共享，实时获取健康信息素养教育最需要的一线资料，促进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方式的变革，不断提升健康信息素养水平。
2．4建立健全校内职场化与校外教学化相结合的实训实践教学体系要以强化职业岗位技能训练为切入点，探索建立全真模拟医院信息系统与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的职场化健康信息素养实训室，开设综合性实训实践课程，拓宽以社区实践基地为中心的教学场所，强化社会实训实践基地的教学功能，建立紧密型校企合作教学基地及其保障体制与机制，逐步建设形成一个课内与课外衔接、校内与校外互补、健康信息素养技能与职业岗位服务能力有机结合、可操作性的实训实践教学体系。
关键词：川端康成；生态意识；文学
川端康成是日本新感觉派作家，1968年凭借其代表作《伊豆的》、《雪国》、《古都》等，成为日本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虽然当时的日本早已现代化和西方化，但川端康成文学立足于继承并超越传统民族文化的生态意识却大放光彩。羽鸟彻哉在《作家川端康成的思想基础》中提到“论及川端的人都应该考虑其孤儿遭遇及恋爱体验”。亲人相继离世，逐渐形成了感伤与孤独的性格，卢梭在《一个孤独的漫步者的遐想》里说过，观察者的心灵越是敏感，在与自然的壮丽伟大和谐交融时，就会有越强烈的狂喜油然而生。川端的成长经历，使他渴望从自然中寻找精神解脱，洞察自然万物的情感更纤细，更能发掘旁人看不到的自然的精髓。川端少年时代就阅读过《源氏物语》、《枕草子》、《万叶集》等名著，虽然当时稚嫩的他并不能体会文章的深意，只不过朗读语句感受文章的音调和韵律而已，即使这样年少的他也因此沉浸在多愁善感之中，每提笔创作心中都有回响，这些作品对他的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火如荼的战争以及战败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也是促使川端文学作品回归自然和传统的催化剂，这些都是川端康成生态意识形成的基础。
我国对川端康成的研究从最初的文学译介、评传，到比较研究、女性研究，以及禅宗、文化、美学等跨学科的多元视角的文本解读研究。一方面，我国学界对川端文学的研究已取得巨大成就，但多集中于研究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古典美意识，聚焦点仍在川端文学的审美意识。另一方面，生态批评近年极受学界关注，但对川端康成文学从生态批评视阈进行分析研究的并不多。
生态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或它们与环境之间密切相关的关系。生态最早是生物学术语，属自然科学范畴，如今已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目前生态批评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人们认同的文学研究方法和批评流派。生态意识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种新的价值观，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变化的哲学反思。文学研究者们近年也开始重新审视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探讨文学创作及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鲁枢元是最早提出生态批评三分法中国学者，他认为人不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还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就人的生存境遇而言，除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还应当有“精神生态”的存在。“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社会生态”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精神生态则属于人与其自身的关系，精神表达了人作为人的内在的、本真的含义。
笔者拟采用鲁枢元的文艺生态批评理论，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层面解读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体会作者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对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所进行的文学深思与创作，此研究不仅对当代作家的创作具有启示作用，也为当代生态文学的研究提供范本，为广大文学爱好者进一步研究川端文学的深层生态意识抛砖引玉。
一、自然生态意识
何为自然生态？文心雕龙道：“云霞雕色，草木贲华，林籁结响，泉石激韵”。川端康成曾说：在小说家中，我这号人大概是属于喜欢写景色和季节的。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的美却是有限的。他擅用细致的笔触描摹自然，“溪中多石，流水的潺潺声，给人以甜美圆润的感觉”，“听到从屋檐滴落下来的轻轻的滴水声。檐前的小冰柱闪着可爱的亮光”，“狗尾草绽满了淡黄色的花朵。细长的叶子一株株地伸展开来，形似喷泉，实在太美了”，景致细微，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自然的喜爱和赞颂。“他更多的是崇尚自然事物的美，即自然美。在审美意识中，特别重视自然美的主观感情和意识作用”。
小说《雪国》中，岛村对山峦有着莫名的憧憬，从山水中寻找渐逝的感情。连驹子的琴声也因“透过冬日澄澈的晨空，畅通无阻地响澈远方积雪的群山”，而不同以往充满力量，这力量从美妙的自然中得来。正如作者川端康成曾说生命的活力借助自然的无限得以显现，主张要尽力揭示大自然的生命力，展示大自然的灵魂。作者一方面着力展现自然景色之美，一方面又将它与人物形象和内心波澜融合，甚至将自然作为前景，而将人物融于自然背景中，“盈盈皓月，深深地射了进来，明亮得连驹子耳朵的凹凸线条都清晰地浮现出来”，“在她的脖颈上映出一抹衫林的淡淡的暗绿”，“驹子的脸仿佛映在银河上”。作者常借带有疏离感的自然描写营造凄美的意境，“月儿皎洁得如同一把放在晶莹的冰块上的刀”， 将驹子的纯美却悲哀的感情融入景中，目光转向秋蛾，“翅膀是透明的淡绿色，有女人的手指一般长。对面县界上连绵的群山，在夕晖晚照下，已经披上了秋色，这一点淡绿反而给人一种死的感觉”，有种全景眺望之感，近景是奄奄一息脆弱不堪的将死之虫，远景转换至余晖映照下的群山，近物远景散点透视，渲染出一种凄美孤寂的意蕴。
川端笔下的风景充满幻想和象征，是他自己感受的借助之物。作品中的自然现象与人生经历相通，与情景相融，形成与人物心灵交互感应的纽带，并赋予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看作是自己的精神、情绪和内在价值的比喻或象征，人融于景，景化于人，通过景物唤起情感，情绪从中得以传达表现。眼前奄奄一息的秋蛾象征着驹子无论如何挣扎却难逃命运捉弄的悲惨结局，悲凉浸润了岛村的心。映在镜中广袤无垠的白雪，“愈发耀眼，活像燃烧的火焰”，对岛村而言，皑皑白雪是驹子的纯净的化身，她感情的赤诚如火焰耀眼地燃烧。
《伊豆的》中广为人称道的“雨”的描写也是如此，“阵雨已经把从密的杉树林笼罩成白花花的一片，以惊人的速度从山脚下向我追来”，为了赶上一行人，“我”加快了脚步，此刻的雨仿佛如同催促我一般 。“雨”在川端笔下已然被赋予了生命，作者把个人欲望巧妙融入了雨中，自然和人在此刻形成了心灵的相互感应，营造出自然和人调和之美感。
二、社会生态意识
川端笔下的滂沱大雨、银装素裹、皓月千里、晨光熹微、蜂飞蝶舞，无处不彰显着自然之灵动，无处不体现着自然之生机，作品中淳朴的风土人情与自然交织成一幅人情温暖，景致浓厚的画卷，其短篇小说《伊豆的》中，“我”与淳朴的艺人们和天真的薰子在旅途中结伴而行，他们自重自爱，对“我”也处处照顾，还真诚的邀请“我”冬天去他们家，并商量着腾出一间房让“我”住，甚至要去船上亲自迎接“我”的到来。朴素的情谊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我孤寂乖张的心，每读一遍都是一次心灵的净化之旅。《雪国》中，驹子为给行男治病，不得已当了艺妓，叶子更是对行男无比钟情，悉心照料。行男死后驹子对叶子照顾有加，叶子也能体会驹子的心情。后来驹子到了一户人家做工，那家人待驹子很好，孩子哭了怕吵醒驹子就背到外面哄。在岛村冷漠虚无的目光中，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更显珍贵、鲜明。绉纱场看着织女呕心沥血织出的薄纱，不由得发出感叹“那一往情深的爱的追求，曾几何时，难道竟会变成对所爱的人的鞭笞么？”透露着淡淡人与人之间温情，飘渺着的颓伤虚无的主韵律。
这与作品的创作背景不无关系，自1935年始，于1947年完成，创作历程长达12年，而在此期间的日本军国主义膨胀发穷兵黩武，给亚洲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后经历战败，“那时节，战争受害者和疏散者都带着行李上车，车上笼上一种惧怕空袭的气氛，和不规则地流动着一股焦臭的气味”[12]（P20）。日本国内经济等各方面遭遇重创，局势动荡不安。而作品中所构筑的世界却捕捉不到半点战争的气息，“战争期间，尤其是战败以后，日本人没有能力感受真正的悲剧和不幸”。战后川端更无所期待，“不相信战后的世相和风俗。或许也不相信现实的东西”。川端对战争“最消极的抵抗”便隐藏于作品中，岛村游离在战争喧嚣之外，对西方舞蹈艺术颇感兴趣的他，无所事事，写出的东西大多“纸上谈兵”，一切在他眼中皆是徒劳，精神流亡着的他对人性的冷眼旁观、消极遁世的表现更像川端康成本人。
《雪国》所流露的人生虚无、徒劳无益的悲观调子，不能说这只是川端一贯的人生观的反映而没有战争对川端的影响[11]，川端的雪国安详宁静，人情温暖，用笔创造出在混沌中守护着精神的境域。同样，战后作品《古都》中，自然美和人情美交织中笼罩着寂寞哀愁，千重子曾对苗子说过：“也许幸运是短暂的，而孤单却是长久的”，是千重子孤儿心境的展现。早年被迫分开的姊妹在重聚后都愿为了对方的幸福甘愿作出牺牲，迫于种种因素，不得不再次经历离别。孤儿的悲哀心境是川端的真情流露，战败的日本一度陷入孤立无援之地，社会价值观一度崩溃，川端在回归日本传统，极力描写人的善良淳朴、积极向上的生命力，不免受到战败颓废悲伤的情绪浸润，笔下流露伤感，“对我来说，比起政治上的愤慨来，更多的是由于内心的哀伤。我的工作恐怕无法从这种哀伤中逃脱”。川端文学总是透漏着些许人文关怀，在战败后的历史时刻，这种人文关怀是以所蕴含的回归自然与古典的韵味去抚慰日本人心灵的伤疤。
三、精神生态意识
1968年在瑞典斯德歌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川端发表了《我在美丽的日本》，禅和日本文学及对他作品的影响贯穿演讲始终，他引用了道元禅师和明惠上人的和歌，追溯日本文学的渊源和发展脉络，阐明日本传统的自然观和宗教观。他曾说“我相信东方的古典，尤其是佛典是世界最大的文学。我不把经典当作宗教的教义，而是当作文学的幻想来敬重的”，川端向世界传达的是“心境无边光灿灿，明月疑我是蟾光”的天人合一，崇敬自然的观念，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精髓。
这种观念一定程度上启迪了川端康成深层精神结构中“宿命”和“虚无”的生命体验 ，如《雪国》中驹子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岛村的徒劳厌世情结等。川端文学对于自然景观的描写不少体现了最纯粹最鲜明的佛禅色彩，这与其深受佛典禅学的影响密不可分。前文自然生态中提及，川端竭力展现自然的灵性和生命力，自然是他感受的载体，也是他抒情的对象，这体现了川端生态意识中对自然的态度。此外，川端在文学创作中，受佛禅的影响，常借由自然思索人生，用自然的博大永恒，反衬人生的无常渺茫，《雪国》终章对浩瀚银河的描写片段， “犹如一条大光带的银河，使人觉得好像浸泡着岛村的身体，漂漂浮浮，然后伫立在天涯海角上。这虽是一种冷冽的孤寂，但也给人以某种神奇的媚惑之感。”银河包容万物，永恒璀璨，而驹子的悲剧叶子的焚灭，都在诉说着世事无常，美轮美奂中浸透着悲哀。“不知为什么，岛村总觉得叶子并没有死。她内在的生命在变形，变成另一种东西”，叶子在烈火中死去，岛村却感悟到叶子似乎是“涅”轮回转世成“另一种东西”，万物一如，轮回转世的佛禅思想让结局中绝望中透出一丝希望，羽鸟彻哉论及川端的宇宙观时提到，宇宙中有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流，所有事物之间的差异都只不过是出现在生命之流表面的一时的形态。无论是我还是你，无论是人还是植物，甚至就连动物和矿物，当他置身于巨大的生命之流之中的时候，原本就是一物。也可以说，川端眼中的自然与人平等共生，叶子的重生幻化成落入九天的银河，象征着人从自然而生，终回自然怀抱，这种交融共生的精神生态，从其作品中可窥见一二。
四、结语
川端文学一直致力彰显自然之灵，祝颂大自然的神奇。在《雪》、《伊豆的》、《古都》等重要作品中，构筑了一个个静谧美丽充满温情的世界，但由于受到战争的阴霾侵蚀，文笔基调交织着淡淡的温情与悲伤。时代影响下的各种因素导致川端无法明确表达对战争的态度，另一方面，社会价值崩溃和崇敬自然的传统观念消逝，促使川端积极投入到“回归传统”的创作中，手中的笔便是川端的信仰，在混乱破败中辛勤耕耘出一片守护心灵的净土，收获宁静。川端的特殊个人成长经历使他拥有更敏锐的洞察力，更深层的体味自然魅力的能力，得以挖掘到旁人忽略的风景。日本古典文学的熏陶和佛禅文化的洗礼，是形成川端康成自然审美的来源。战争的不幸，传统的消逝，让川端万般焦急，回归和超越传统的生态意识成为川端的创作追求，在文学中构筑美好世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作者的用心良苦值得我们深思。
反观现代社会，快节奏的都市人忘记了放慢脚步去感受美好自然。为谋求经济快速发展，常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未遭破坏的自然生态变得越来越可贵。世界的一些角落战火仍未停息，贴着发展经济标签的利己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在世界横行，精神生态、社会生态的平衡也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重视精神、社会、自然生态的健康发展及如何才能在人、社会、文化、自然中寻找平衡点，已然成为不可避免的话题，关注生态、重视生态应成为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吴敏.《伊豆的》中“水”意象的探讨[J].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5（2）：96-101.
[2]王诺.生态批评的美学原则[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2）：18-25.
[3]王宁，刘宗和译.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李万古.现代科学“生态学化”和社会生态意识[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9-13.
[5]韩爱平.河南大学作家群[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09.
[6]叶渭渠.川端康成评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7]川端康成.雪国[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8，10.
[8]叶渭渠.川端康成传 插图珍藏本[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10.
[9]川端康成.川端康成集散文随笔传记卷临终的眼[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01.
[10]川端康成著.伊豆的[M].叶渭渠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0，08.
[11]川端康成.雪国 精华版[M].高勤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01.
[12]川端康成著，叶渭渠等译.美的存在与发现[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02.
2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单一
目前，各医学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方式是针对全体学生的课堂教学和针对少数学生的个别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团体辅导活动、心理行为训练、书信咨询、网络咨询等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还开展得较少。还没有形成以课堂教学、课外教育指导为主要渠道和基本环节，课内与课外教育、教育与指导、咨询与自助紧密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专题讲座、宣传栏、心理健康宣传月、宣传日等有助于营造增进心理健康良好氛围的活动开展得不多。尤其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如何通过网络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已经成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者必须应对的课题。高校在这方面的探索研究还远远落后于形势的需要。
3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医学化倾向
这种倾向是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是以“调试”和“治疗”即解决大学生心理问题，排除心理障碍或危机干预为出发点，甚至主张应用药物或医疗技术对学生进行心理治疗，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当成心理医生。个别医学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在不具备行医资格的情况下，擅自给学生进行药物治疗或仪器治疗。这种倾向的存在不但混淆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与医疗单位专门心理医生的区别，而且背离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另一方面，把多数大学生中存在的发展性心理问题当作疾病对待，造成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恐惧。
Recentadvancesinantibioticglycosyltransferases
ABSTRACTGlycosideantibiotics,acategoryofcompoundswidelyusedclinicallyforantibacterialandanticancer,arecatalyzedbyantibioticglycosyltransferases(Gtfs)invivo.ThesugarmoietiesaretransferredtothecorrespondingaglyconbyGtfs,oftenworkatverylatestagesofbiosynthesisofantibiotics.Theposition,typeandnumberofsugarmoietiesincorporatedtotheantibioticshavegreatimpactonitsbioactivity.Thisarticleprovidesanoverviewofthecategories,functions,characteristicsofGtfs,theirapplicationsincombinatorialbiosynthesis,andtheprospectsforresearch.
KEYWORDSAntibioticglycosyltransferase;Glycosideantibiotics;Glycosylation
抗生素糖苷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抗菌和抗肿瘤，在抗生素生物合成基因簇中已经发现了很多编码糖基转移酶的基因［1］，但人们对抗生素糖基转移酶(antibioticglycosyltransferases，Gtfs)的特异性和催化机制了解不多。糖基与不同配基的结合能大大增加天然产物的结构多样性，在功能上，这些糖组分通常参与目的细胞的分子识别，影响化合物的生物活性［2］。目前，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用，耐药菌也在逐年增加，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抗生素来与之抗衡。通过糖基化增加抗生素种类和改变抗生素活性是一条很有前景的途径，探讨糖苷类抗生素的产生机制和糖基转移酶的催化特征，有望为发现和改造新活性的抗生素奠定基础。
1糖苷类抗生素
很多糖苷类抗生素在生物合成中经过了立体和区域选择性的糖基化，在这一生物反应中，糖基转移酶催化其结构中的糖基以单糖、双糖和寡糖链的形式结合到配基上从而形成特定的C、N和O苷(Fig.1)。糖苷类抗生素的生物合成途径中，糖基化通常是后修饰的最后一步，如万古霉素(vancomycin)、替考拉宁(teicoplanin)的糖链都是在生物合成的最后引入的［3］。Fig.1TheC,NandOglycosideantibiotics
糖苷类抗生素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通过抑制革兰阳性菌肽聚糖的合成，如雷莫拉宁(ramoplanin)［4］；另一类是抑制DNA促旋酶的活性，如新生霉素(novobiocin)［5］。
2糖苷类抗生素中糖基的主要作用
糖基化的作用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增加化合物的水溶性。己糖衍生物结合到抗生素糖苷配基上，增加了抗生素的亲水性利于药效的发挥，典型的有替考拉宁环七肽上的N乙酰葡萄糖胺(Nacetylglucosamine，GlcNAc)和雷莫拉宁骨架上的甘露糖链；第二，利于分泌。A40926生物合成途径中的甘露糖基转移酶(mannosyltransferase)特异识别mannosylPPC55作为糖供体，使糖基化的抗生素利于分泌［6］。第三，糖基化是产生菌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在竹桃霉素(oleandomycin)的产生过程中，糖基转移酶OleD使中间态抗生素糖基化，造成其在胞内短暂失活，抗生素分泌后，再由糖苷酶水解去除糖基，使其恢复活性［7］。该机制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中比较常见，类似功能的酶还有MgtA［8］。
3糖基转移酶
糖基转移酶在生物体内催化活化的糖连接到不同的受体分子，如蛋白、核酸、寡糖、脂和小分子上，糖基化的产物具有很多生物学功能。在不同的Gtfs家族中存在一类与抗生素生物合成相关的Gtfs，它的功能是在抗生素生物合成的后期使其糖基化，通过糖的位置、类型和数量的改变对抗生素的活性进行调节。
随着对抗生素生物合成基因簇的深入研究，从放线菌中已经分离了100多个抗生素生物合成相关的糖基转移酶基因，序列分析表明这些基因编码的蛋白都属于糖基转移酶家族。大多数糖基转移酶基因都具有靠近C端的富含甘氨酸(glycinerich)的保守区，该保守区也存在于UDP糖基和UDP葡糖醛酸基转移酶中。选择GenBank中注册的有代表性119条糖基转移酶序列，用PAUP4.0软件进行系统分析，以近邻法构建系统进化树(Fig.2)。进化树的分析结果表明，糖基转移酶基因之间亲缘关系的远近，并不能很准确的推断其生物学功能［9］，例如，EryCⅢ和MegCⅢ，在氨基酸水平上具有83.4%的一致性，能识别同样的配基，UrdGT1b和UrdGT1c表现出了很高的同源性(具有91%一致的氨基酸和仅在31个氨基酸区域内有几个不同的氨基酸)，但是它们却转运不同的己糖，UrdGT1c转移L夹竹桃糖(Lrhodinose)，UrdGT1b转移D橄榄糖(Dolivose)［10］。催化CC、CN与CO糖苷键形成的糖基转移酶，在基因的序列和氨基酸水平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如Asm25(安丝菌素酰胺糖苷生物合成途径中催化CN糖苷形成的Gtfs)［9，11］、UrdGT2(乌达霉素生物合成途径中催化CC糖苷形成的Gtfs)［12］、GtfB(万古霉素生物合成后修饰中催化CO糖苷形成的Gtfs)［13］。
在万古霉素的后修饰过程中，糖基转移酶GtfB的Fig.2Adendrogramofdifferentantibioticglycosyltransferases功能是将UDP葡萄糖中的葡萄糖基转移到万古霉素的骨架上，对其晶体结构的研究表明，该酶具有两个结构域，存在于中间区域的沟可能包含UDP葡萄糖的结合区域［13］。糖基转移酶的结构测定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其催化特异性。
Gtfs的两个显著特征是：第一，在抗生素生物合成过程最后起作用，这一点使其在组合生物合成中能得到灵活的应用，其底物结构特异性的阐明可以为新结构和新功能化合物的发现奠定基础。Gtfs催化的糖基转移反应中，己糖的C1通过三磷酸核苷的去磷酸来激活，从而在亲电子的C1位置上捕获糖基底物，然后经亲核攻击，与糖苷配基的羟基结合。第二，大部分的糖基转移酶可以催化活化的己糖结合到糖苷配基底物的羟基上，形成CO糖苷，仅少数例外，如在rebeccamycin［14］和urdamycin［13］的衍生物中存在糖基通过CN和CC键与糖苷配基结合的化合物。安丝菌素的YMG平板培养发酵物分离得到了安丝菌素酰胺N糖苷类化合物，其结构中的糖基通过酰胺键上的N与糖苷配基骨架相连［11］。在urdamycin的生物合成中，可能是由于亲核的C原子和酚类的羟基处于邻位导致CC糖苷键的形成［12］，但是催化CN和CC形成的糖基转移酶其特异性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
3.1Gtfs的应用研究
(1)生物体内的研究Gtfs的体内研究主要采用遗传学方法进行，一种方法是通过质粒介导的基因替代宿主菌自身的TDP去氧己糖合成酶基因，筛选到的突变体作细胞工厂用于抗生素的改造。这些研究包括工程化的daunomycin(道诺霉素)［15］途径用于苦霉素(pikromycin)产生菌S.venezuleae和urdamycin的产生菌S.fradiae中生产4′差向异构的糖基和具有不同糖单元的蒽环类抗生素［16，17］。
另外一种方法是在不同的宿主中异位表达Gtfs，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在宿主S.erythraea中表达oleGII基因产生3Orhamnosyl6DEB、表达tylM2基因产生5Odesosaminyl(tylactone)［18］。
研究表明Gtfs对不同的糖分子具有底物适应性，Salas的研究组创造出了共表达系统，该系统把来源于elloramycin生物合成基因簇中的糖基合成基因盒(Cassette)和糖基转移酶基因elMGT在一起成功地表达［19］。尽管很多糖基转移酶的底物广谱性已得到了证明，但仍有很多文献还是报道了特异性的糖基转移酶基因的存在，例如，C.cyanogenus中的UrdGT2［20］和来自S.spheroidNCIMB11891的NovM［21］。勿庸置疑，随着更多Gtfs编码基因被发现以及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在生物体内进行抗生素糖基化修饰的策略和模式也会增加。因此，建立多样化的微生物工厂来生产不同糖基修饰的天然产物，如表达糖基化修饰的聚酮(PK)，非核糖体肽(NRP)和杂合的PK/NRP类抗生素，可以为筛选新活性化合物提供可能。
(2)Gtfs的体外研究Gtfs的体外研究依赖有活性的Gtfs、多样化的糖苷配基和糖基供体。由于抗生素糖基转移酶在体内含量很低，异源表达操作相对简便，所以研究者多以异源表达方式在微生物如E.coli或者S.lividans中进行异源表达获得［22］。已经有几个成功的例子，如NovM首次在S.spheroides中发现并克隆，并以活性形式在E.coli中表达和纯化［21］。通过化学合成和生物酶催化的方法来产生TDPD葡萄糖都是可能的［23］。比较而言糖苷配基最容易得到，可以通过母体抗生素的降解控制其产生，如相应糖苷配基很容易从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分别获得，novobiocicacid可以从酸催化新生霉素的反应中获得。除此之外，不同的配基还可以通过全合成或部分修饰来得到。如化学合成daunomycin、carminomycin(洋红霉素)和博来霉素(bleomycin)的衍生物［23～25］。
4糖基转移酶在组合生物合成的应用
应用遗传学方法生产新型聚酮和多肽类化合物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表面上看重组生物合成糖基化的化合物和聚酮、多肽一样复杂，但是和聚酮、多肽合成酶的复杂性相比，由于催化去氧糖产生的酶及其反应机制比较保守，因此重组合成糖基化的化合物更有实践意义［25］。
西班牙的Salas研究组已经建立了成功的基因克隆和表达系统用来生产活化的去氧糖，目的基因处于操纵子的下游，通过启动子的控制可以在链霉菌中表达。在链霉菌Streptomycesalbus中整合糖基转移酶基因oleGII，导入合成L夹竹桃糖(Loleandrose)的质粒后，合成红霉素内酯B(erythronolideB)，而整合糖基转移酶基因elmGT后再导入生物合成L橄榄糖(Lolivose)的质粒pOLV可以成功生产特曲霉素(tetracenomycinC)［26，27］。
Staurosporine(十字孢碱)类化合物的结构是由一个糖分子和一个杂环的吲哚卡唑单元组成，通过化学手段较难得到，通过在一个生物体内共表达rebeccamycin和其它staurosporine类化合物生物合成基因，分离鉴定了大约产生了30种staurosporine类衍生物［28］。通过遗传学方法改变Gtfs的特异性有一定难度，Salas研究组通过共表达糖基生物合成基因盒、Gtfs基因(staN和staG)和staurosporine的生物合成基因成功地替代了天然附加在吲哚卡唑基团上的糖基，为糖基转移酶在重组生物合成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证明重组生物合成在生产新的糖基化产物中较药用化学更有利［16］。
4.1使用产生菌作为细胞工厂
用产生糖苷化合物的微生物作为细胞工厂，在基因的编码区通过插入抗生素抗性标记或删除部分基因进行敲除产生突变体，引入外源糖基转移酶基因，使其利用细胞内活化的糖分子和微生物次生代谢的中间体合成新的抗生素。这种方法已经在很多生产菌株如红霉素(erythromycin)［29］、普卡霉素(plicamycin)、urdamycin、酒霉素(methymycin)［29］和苦霉素(pikromycin)上得到应用［30］。
另外一种促使不同糖单元结合到配基上的策略是在产生类似生物活性化合物的有机体上异源表达Gtfs，宿主作为细胞工厂提供核苷激活的糖源。配基骨架可以由宿主合成，也可以通过控制宿主的染色体基因和外源基因来合成，或者用化合物进行饲喂。通过把来源于万古霉素产生菌A.orientalis的基因gtrE在不产生糖基多肽A47934的链霉菌S.toyocaensis中进行表达，形成了新的糖基A47934衍生物［17］。
Gtfs转运不同的糖到配基骨架的特定C原子上，而用基因工程的方法改变糖在骨架上的位置更有意义，这一设想成功产生了杂合的urdamycin和普卡霉素抗肿瘤药物［30］。
4.2使用非产生菌作为细胞工厂
在重组菌株的转化实验中，由于宿主不产生配基骨架，需要整合一个具有配基骨架生物合成基因的质粒到宿主上或者把配基添加到培养基中，通过生物转化进行修饰。糖分子则是通过转移一个或多个含有必须基因的质粒来提供，现在一些可以合成不同去氧己糖的质粒已经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被开发出来［31］。
5糖基转移酶的研究前景
最近，在糖肽的生物合成系统中得到了Gtfs的晶体，结构测定表明这类Gtfs家族有两个共同的结构域。NDP糖结合到C端，糖苷配基结合到N端(AGV/GtfB，DVV/GtfA)［13］。这个两裂的结构仅仅由两个肽连接到一起，提示混合和匹配各自的结构域是可以实现的［32，33］。因此，DNAshuffling或相关酶定向进化可以构建看似荒诞的Gtfs，改变其对己糖单元和配基的底物特异性，大大提高糖苷类化合物的结构多样性，为筛选到新活性糖苷类抗生素奠定基础。
总之，在生物合成中研究糖基化模式的多样性需要满足三个要求。
(1)建立糖基转移酶库通过重组生物合成生产新的抗生素糖苷，必须建立糖基转移酶的基因库，才能使之在工业上得到深入应用。随着更多基因簇的序列测定，Gtfs的数目也会逐年增加，发现具有混合和匹配的N或C端的Gtfs区域用于构建杂合催化体系，改变配基和去氧糖的识别，可以为特定的去氧糖单元寻找新结合位点［34］。
(2)建立配基的化合物库这些化合物包括简单的氨基香豆素类骨架(aminocoumarinscaffolds)、非核糖体肽(NRP)以及芳香化的聚酮配基［25］。但是，由相似酶催化进行CN，CC糖基化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3)建立糖供体的化合物库糖供体要包括很多UDP或TDP活化的糖和去氧糖。天然去氧糖附加到配基上以后，赋予了配基新的活性。去氧糖的氨甲酰化在很多类型的化合物如聚酮(新生霉素)、非核糖体肽(如替考拉宁)等抗生素中都存在，因此所有TDPD和TDPL去氧己糖衍生物在库中都值得准备［32，33］。
6总结
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很多与抗生素生物合成相关的糖基转移酶，但现有的研究还不深入，对糖基化生物学意义、糖基转移酶结构和功能关系、催化机制、糖苷的活化形式以及组合生物合成的应用等有待进一步探讨。沈月毛研究组发现糖苷化与微生物的生长条件有关，同一个菌株在平板培养时产生的糖基化产物在液体培养时却检测不到。催化三种不同类型糖苷形成的糖基转移酶之间在其作用机制及底物选择性方面到底存在那些异同，都有赖于不同类型糖基转移酶高级结构的阐明，离实用化、产业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
［1］ThorosonJS,HosterTJ,JiangJ,etal.Nature′scarbohydratechemists:theenzymaticglycosylationofbioactivebacterialmetabolites［J］.CurrOrgChem,2001,5(2):139
［2］WeymouthWilsonAC.Theroleofcarbohydratesinbiologicallyactivenaturalproducts［J］.NatProdRep,1997,14(2):99
［3］LoseyHC,PeczuhMW,ChenZ,etal.Tandemactionofglycosyltransferasesinthematurationofvancomycinandteicoplaninaglycones:novelglycopeptides［J］.Biochemistry,2001,40(15):4745
［4］CudicP,KranzJK,BehennaDC,plexationofpeptidoglycanintermediatesbythelipoglycodepsipeptideantibioticramoplanin:minimalstructuralrequirementsforintermolecularcomplexationandfibrilformation［J］.ProcNatlAcadSci,2002,99(11):7384
［5］GellertM,O′DeaMH,ItohT,etal.NovobiocinandcoumermycininhibitDNAsupercoilingcatalyzedbyDNAgyrase［J］.ProcNatlAcadSci,1976,73(12):4474
［6］SosioM,StinchiS,BeltramettiF,etal.ThegeneclusterforthebiosynthesisoftheglycopeptideantibioticA40926bynonomuraeaspecies［J］.ChemBiol,2003,10(6):541
［7］QuirosLM,AguirrezabalagaI,OlanoC,etal.TwoglycosyltransferasesandaglycosidaseareinvolvedinoleandomycinmodificationduringitsbiosynthesisbyStreptomycesantibioticus［J］.MolMicrobiol,1998,28(6):1177
［8］GourmelenA,BlondeletRouaultMH,PernodetJL.Characterizationofaglycosyltransferaseinactivatingmacrolides,encodedbygimAfromStreptomycesambofaciens［J］.AntimicrobAgentsChemother,1998,42(10):2612
［9］代焕琴.安丝菌素生物合成的后修饰研究［D］.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40
［10］WalshCT,LoseyHC,FreelCL.Antibioticglycosyltransferases［J］.BiochemSocTrans,2003,31(Pt3):487
［11］LuC,BaiL,ShenY.AnovelamideNglycosideofansamitocinsfromActinosynnemapretiosum［J］.JAntibiot,2004,57(5):348
［12］HoffmeisterD,IchinoseK,BechtholdA.Twosequenceelementsofglycosyltransferasesinvolvedinurdamycinbiosynthesisareresponsibleforsubstratespecificityandenzymaticactivity［J］.ChemBiol,2001,8(16):557
［13］MulichakAM,LoseyHC,WalshCT,etal.StructureoftheUDPglucosyltransferaseGtfBthatmodifiestheheptapeptideaglyconeinthebiosynthesisofvancomycingroupantibiotics［J］.Structure,2001,9(7):547
［14］SanchezC,ButovichIA,BranaAF,etal.Thebiosyntheticgeneclusterfortheantitumorrebeccamycin:characterizationandgenerationofindolocarbazolederivatives［J］.ChemBiol,2002,9(4):519
［15］OttenSL,LiuX,FergusonJ,etal.CloningandcharacterizationoftheStreptomycespeucetiusdnrQSgenesencodingadaunosaminebiosynthesisenzymeandaglycosyltransferaseinvolvedindaunorubicinbiosynthesis［J］.JBacteriol,1995,177(22):6688
［16］ZhaoY,AhlertJ,XueY,etal.Engineeringamethymycin/pikromycincalicheamicinhybrid:constructionoftwonewmacrolidescarryingadesignedsugarmoiety［J］.JAmChemSoc,1999,121(42):9881
［17］HoffmeisterD,IchinoseK,DomannS,etal.TheNDPsugarcosubstrateconcentrationandtheenzymeexpressionlevelinfluencethesubstratespecificityofglycosyltransferases:cloningandcharacterizationofdeoxysugarbiosyntheticgenesoftheurdamycinbiosyntheticgenecluster［J］.ChemBiol,2000,7(11):821
［18］WalshC,FreelCL,LoseyHC.Antibioticglycosyltransferases:antibioticmaturationandprospectsforreprogramming［J］.JMedChem,2003,46(16):3425
［19］BlancoG,PatalloEP,BranaAF,etal.IdentificationofasugarflexibleglycosyltransferasefromStreptomycesolivaceus:theproduceroftheantitumorpolyketideelloramycin［J］.ChemBiol,2001,8(3):253
［20］DürrC,HoffmeisterD,WohlertSE,etal.TheglycosyltransferaseUrdGT2establishesbothCandOglycosidicbonds［J］.Angewandte,2004,43(22):2962
［21］FreelCL,AndersonJW,KahneD,etal.InitialcharacterizationofnovobiocicacidnoviosyltransferaseactivityofNovMinbiosynthesisoftheantibioticnovobiocin［J］.Biochemistry,2002,42(14):4179
［22］MendezC,SalasJA.Alteringtheglycosylationpatternofbioactivecompounds［J］.TrendsBiotechnol,2001,19(11):449
［23］HeX,MLiu,HW.Formationofunusualsugars:mechanisticstudiesandbiosyntheticapplications［J］.AnnuRevBiochem,2002,71:701
［24］OberthurM,LeimkuhlerC,KrugerRG,etal.Asystematicinvestigationofthesyntheticutilityofglycopeptideglycosyltransferases［J］.JAmChemSoc,2005,127(30):10747
［25］WohlertSE,BlancoG,LomboF,etal.Novelhybridtetracenomycinsthroughcombinatorialbiosynthesisusingaglycosyltransferaseencodedbyelmgenesincosmid16F4andwhichshowsabroadsugarsubstratespecificity［J］.JAmChemSoc,1998,120(41):10596
［26］SalasJA,MendezC.Biosynthesispathwaysfordeoxysugarsinantibioticproducingactinomycetes:isolation,characterizationandgenerationofnovelglycosylatedderivatives［J］.JMolMicrobiolBiotechnol,2005,9(2):77
（一）融运动乐趣于体育心理健康教学中运动愉是个体参加体育活动后所产生的满足、快乐、舒畅、振奋的感觉，是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长期坚持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发展。而获得运动是坚持体育锻炼的主要原因。
1.了解学生的兴趣与爱好，体育基础与能力，多开展一些适合学生自己特点的体育活动，如乒乓球.羽毛球，篮球，排球，健身操，健身游戏等。注意观察学生在练习中每一个闪光点，并不失时机地进行表扬鼓励，使学生找到成功的乐趣，从而能主动坚持体育锻炼。
2.加强体育理念和体育明星故事效应引导，增加其体育价值观培养，并掌握正确的锻炼方法。从每项运动的来源发展，规则，讲解，让学生明了其发展状况运动规则，其中的体育故事，来增强学生对体育运动了解和爱好，以至去积极地参与活动。
（二）培养良好的意志品质意志品质是在与困难做斗争的过程中得到锻炼的。在体育活动中，如果把学生的目标选定太高，就会使学生失去信心，放弃活动。相反，如果把目标定的过低。没有难度也不存在锻炼价值。所以，在教学中，就要根据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选定落高于学生当前水平的目标，不能一刀切。从而，做到有意思地锻炼学生的意志品质。或者，利用恶劣天气或环境有意思地培养起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
（三）有意培养学生承受失败，挫折的能力体育有成功也有失败。在体育活动中学生完成一动作，不仅需要有一定的身体素质，运动技巧，同时还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如在跳高练习时需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排除胆怯心理，才能成功。成功了不骄不躁，失败时不气馁，不言放弃，背水一战，后来居上的例子在体育上枚不胜举。
（四）通过教学比赛培养学生的健康心态在布置学生练习时，可利用比赛教学法，一般在竞赛前让学生练习10—20分钟，这样每组为了取得好成绩，就会互相督促，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形成互帮互助，共同提高的风气，而场下同学就会呐喊助威，从而促使同学间的感情交流，克服独生子女的任性，骄纵自私等不良个性品质，使情感得以升华，促使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和个性发展。还可以利用不同的时间方式，培养班集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同学间的协助合作精神
二、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方式
（一）坚定理想信念，传播正能量
在新的时期，大学生面临着价值选择多样化的现实问题，因此，必须要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重视教育，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念，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培养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增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丰富教育内容，使他们更加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依托互联网，开辟新环境
互联网正日益成为现代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之一，在对大学生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需要重视其思想传播的作用，将这个新平台结合到教育实践活动中，需要加强网络建设，整合网络资源，增强网络服务，完善管理运行机制，为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环境而努力，使大学生树立健康的上网观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抗震救灾精神对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分析
（一）抗震精神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要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理论性和现实性二者相结合，把抗震救灾精神纳入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让大学生们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它的科学内涵。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是高校，抗震救灾精神的教育和传播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促进他们道德品质和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健全和完善大学生的人格，更好的将大学生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相统一起来。
种痘术的出现与发展是明清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亮点之一，无论在中医或历史学界，都受到了一定的关注。经过范行准、梁其姿等学者研究，清代种痘的大致情形已基本明了（详见下文），不过在不少具体问题上的模糊乃至误会之处仍在在多有，特别是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对此展开的研究还比较少见，而从将其置于近世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所作的考察则更为缺乏。清代江南是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种痘较早出现并开展最为普及的地区。故，这里谨就江南一隅，对清代的种痘事业作一社会史的考察，以期对这一研究有所推动。
一、 研究起点
种痘在现代属于人工免疫的范畴，一般来说，人工免疫这一近代科学源起于19世纪末的欧洲。不过在中国古代，在“以毒攻毒”理念的指导下，较早就出现了一些重要免疫史迹，特别是16世纪以来出现并不断取得发展的人痘术更是给中国古代预防医学史写下了极为光彩的一笔[1] 。关于人痘术的发明，清代广泛流传着宋代峨嵋山人为太平宰相王旦之子接种的传说，不过经过范行准的细密考证，基本可以确定种痘始于明隆庆年间，即16世纪中叶[2] 。对于人痘术的发明和发展以及嘉庆年间西洋牛痘术的传入和传播等情况，目前的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述，综合已有的研究[3] ，可概略地表述如下：种痘术最初于晚明出现在皖南和江西的弋阳等地，大约在清初传入江南，之后又逐渐流布大江南北，不过南方的普及程度远高于北方，种痘技艺也较北方精良。当时的种痘之法，根据钦定的《医宗金鉴》总结，主要有四种：1．痘衣法：将痘疮患者的衣服给需要接种的人穿，以引起感染。2．痘浆法：用棉花蘸上痘疮的浆液，塞进被接种者的鼻孔。3．旱苗法：将收集的痘痂阴干研成细末，用细管吹入被接种者的鼻孔。4．水苗法：用棉花蘸上水调的痘痂细末后，塞入被接种者的鼻孔。对这几种方法，《金鉴》评论道：“然即四者而较之，水苗为上，旱苗次之，痘衣多不应验，痘浆太涉残忍。故古法独用水苗，盖取其和平稳当也。近世始用旱苗，法虽捷径，微觉迅烈。若痘衣、痘浆之说，则断不可从。夫水苗之所以善者，以其势甚和平，不疾不徐，渐次而入，接种之后，小儿无受伤之处，胎毒有斯发之机，百发百中，捷于影响，尽善尽美，可法可传，为种痘之最优者。其次则旱苗虽烈，犹与水苗之法相近，儿体壮盛，犹或可施。”[4] 到了18世纪晚期，江南的人痘种法又发展出所谓的“湖州派”和“松江派”，前者选取出痘过程较为顺利的病人之痘痂为苗，后者则利用经贮存、药力提炼、传种多次的“熟苗”， 两者相较，湖州派的方法危险性较大，人工感染后常出现病情严重的例子，所以渐为松江派所取代。而且对于选苗，人们逐渐认识到：“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练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如能连续接种7次，则成为“熟苗”[5] ，使用起来较为安全可靠。表明当时的种痘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痘在绅宦之家已有相当高的普及率，据日本的平泽元恺在《琼浦纪行》中的说法，已到达“十之八九”[6] ，民间也有相当的普及，不过主要限于南方。牛痘接种法是由英国医生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于1796年所发明的，国内一般认为这一发明乃是在中国传入的人痘接种法的启示下出现的，不过，在世界医学史界，欧洲的人痘术是否真的是从中国传入，似乎还不算是定论[7] 。但不管怎样，牛痘很快为国人接受应该与人痘接种术在当时已比较成熟和普及有关，牛痘发明后不久，就于嘉庆十年春（1805年）由澳门葡商将这一技术带到中国，并迅速为国人接受和推广。最早的推动者是广东的邱熹和郑崇谦等人。牛痘传入的当年，郑崇谦就设立牛痘局推广此术，并同斯当东一道，将英国广州领事馆医生皮尔逊口授的种痘方法，译成中文刊行，题为《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内题《新订种痘奇书详悉》）。当时，适在澳门的邱熹，在“身试果验”后，随即进入牛痘局学习其术，终身以传种牛痘为业，并于嘉庆二十二年撰成并刊布了《引痘略》。之后，牛痘由南向北逐步传遍大江南北，道光初年以后，北京、湖南、湖北、福建、江苏、浙江、天津、河南等地都先后设立了牛痘局。
由此可见，有关人痘和牛痘的发明、引入和传播的基本史迹，目前的研究也已有基本清晰的勾勒，不过关于它们在江南引入、推广的具体、细致的情况，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另外，对以上过程中，国家、官府和乡贤所起不同的作用，以及牛痘局设立的历史传承和演进以及从中反映出的近世社会变迁等问题，已有的研究除梁其姿等人个别论及外，基本还缺乏关注。以下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上述等问题谈点一孔之见。
二、 人痘出现与推广
现有的研究虽已表明，人痘术在明隆万年间已在皖南和江西等地出现，而且至迟到18世纪中叶，江南的人痘接种术已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8] 。但对其究竟何时传入江南却没有揭示。范行准和梁其姿的论著，都提到同治《湖州府志》中有关胡璞（美中）的记载，范著意在表明是胡璞编造散布11世纪峨眉山人发明种痘术的谣言[9] ，梁文则说这一记载意味“崇祯时代的胡璞是人痘种法的创始人”[10] 。《湖州府志》的原文是这样的：
胡美中，名璞，以字行，诸生，崇祯后佯狂弃家，而精于医。……时无种痘法，美中托名峨眉山人创为之，后遂传播。康熙壬辰（五十一年）后，不知所往，雍正初有于金陵见之者[11] 。
仅仅根据这一非常简略并认为存有疑点[12] 的记载就断言胡璞是峨嵋山人谣言编播者，似乎有些勉强，至少证据不够充分，毕竟托名以取重是古人常有的做法，何况这则记载还出自同治时期的文献，那时这类传说早已为众所习闻[13] 。同时，若认可这则记载所说的胡璞崇祯后弃家，创种痘术，那创种痘术的时间应该是清初，而非崇祯时。由于这是则地方文献，其所说的“创为之”，可能只是表明其在当地最早开展种痘术，并不一定是说这种办法是胡所发明的。明亡后胡佯狂弃家，文献中没有交待所去何方，不过根据皖南的宁国和徽州等地是种痘书开展最早的地区，而且又离地理上又毗邻湖州，我想应该有理由推测胡弃家后到了这些地方，在那里学会种痘术，然后回乡传种。因此这则记载实则表明了在江南至少在湖州，种痘术到清初才传入[14] 。
此后，自顺治初到康熙中期以前，就不断有传种的痘师到江南及周边各地种痘。康熙丙午（五年），丰城王翁以其术游遂昌，“人始闻而疑之，继而信之，久乃大服”[15] 。康熙戊申（七年），黄宗羲之幼子百家“读书涌上，由暨阳（诸暨）挟此术至，吾友陈夔献笃奉之，号之同志”[16] 。从中可见宁波的种痘术始于康熙七年，而绍兴府诸暨当在康熙初之前，已有人痘接种了。在浙东南部的台州，在康熙十一年前，尚无接种人种痘者，当年，洪若皋请人，“在家设坛下种，两儿两女俱按期收功无恙。人或疑其将来重发，及十余年后，台痘疫连年，予儿女竟不再出。今台城家家种痘矣。每痘疫年，种者不下数百人”[17] 。康熙二十年，浦阳的傅尚霖，以种痘抵余姚，黄百家的“孙辈七人俱得安全，其未信者，邻里同舍多罹此厄”[18] 。由此看来，种痘术传入江南及周边地区后，由于其效果明显，推广甚速。所以，苏州的张璐在成书于康熙三十四年的《张氏医通》中说：“迩年有种痘之说，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19] 从以上记载，似乎可以大致推测，人痘术约在清初传入邻近皖南的浙西和苏南地区，然后渐趋传入浙东地区，并继续向南传布。省垣、府城等大城市传入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县城和乡镇。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较早接受种痘术的都是当地的乡绅，是他们的勇于尝试，极大地加快了人痘术的推广。除了勇于尝试，有些善人还想方设法宣传普种痘苗，比如，范行准在《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刊布的他本人收藏的一份道光八年《力劝普种痘花法》的揭帖，就是自题为江南云峰居士为推广种痘法而撰写、散布的宣传品。其中云：
且近京师王公大人家常用种痘之法，因少痘殇之惨，何庶民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乎？若婴儿果能一生躲出此症，则已。既不能躲，与其听之天时自出，痘之轻重，则权不能自主；如能行种痘之法，痘之轻重，其权在人。有识之士，依法行之，则保全婴儿，良不少矣！[20]
这类行为应该也是当时江南众多善人之善行的一分子。庶民之家较绅宦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除了观念因素外，恐怕还不无费用问题。据《痘科金镜赋集解》记载，雍正年间需三金才能买到“一枝丹苗”（上等的熟苗）[21] 。不过，若多家一起请人集体施种，则要便宜一些。比如在徽州，康熙中后期，集体种痘，每人需交银八分，其中，“扦苗每位三分，外五分点药，并卖香油、红布”[22] 。这费用，负担得起的家庭应该不少，不过在孩子较多，生活又不甚宽裕的家庭，吝于费用而对孩子生命顺其自然的情况应该是很常见的。所以，此类既无强制力，又不能承诺免费接种的宣传推广，效果恐怕难免差强人意。相对而言，一些慈善机构对种痘的规定，更具实效一些，不过其出现多在嘉道以后。比如，无锡青城乡成立于道光二十三年的保婴会规定：“出痘为婴儿最紧要事，而天花尤易传染，故须每年正二月或八九月种痘。”[23] 光绪初，苏州的育婴堂规条也指出：“堂婴出天花，最易传染，故必须请人种痘，每年以冬腊两月及正月为期。”[24] 当然，人痘术的普及和推广最主要的动力，还应该是种痘所获得的利益驱动，从前引詹元相《畏斋日记》中，可以看到，痘师不仅可以得到非常丰厚的报酬，而且还可获得较高的礼遇。清初痘师的四出传种，似为优厚的利益所吸引。牛痘传入后，医界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极力反对和阻碍牛痘的推行，原因也正在此[25] 。相对于民间对施种人痘的积极态度，清代国家和官府却殊少作为。对种痘，虽然满清朝廷曾有相关的指令，但几乎完全是针对皇族和喀尔喀诸藩的[26] ，对地方社会并无任何硬性的规定。而且，就管见所及，江南的地方官府也很少关心人痘施种之类的事情。因此，清代人痘的施种，基本处于民间自为状态，缺乏官府和组织介入。
三、 牛痘的传入与推广
牛痘传入江南的时间，范行准根据蒯德模《序引痘集要》的记载，认为江南要到同治二年才有牛痘局之设，当时清军克复苏州后，由官设局于此[27] 。但后来梁其姿和廖育群则找到了更早的例子，梁其姿从《江宁府重修普育堂志》（卷五，《牛痘局章程》）中得悉，南京在道光十四至十五年间就在两江总督陶澍的命令下设立了牛痘局[28] ；廖育群则从《增补牛痘三要·自序》（赵兰亭著）勾沉出道光二十八年，杭州知府邀请天台医生赵兰亭至杭州设局施种的史实[29] 。此外，梁其姿还指出，句容县也于道光二十三年成立的保婴局施种牛痘[30] 。不过总体上，当时施种牛痘还是比较稀罕的事。这方面史迹较少，像萧山的王端履在道光二十六年前，对牛痘只是“余未尝亲验，故妄听之而已”[31] 。
咸丰以后，由于战争的爆发，这项事业被搁置了，直到同治初年战争结束后，牛痘局才在江南各地纷然兴起。除了梁其姿在文中提到的宝山（光绪二年）、昆山（光绪三年）和江阴（光绪十三年）等地设有牛痘局外，就笔者所知，开设牛痘局的县至少还有：上海（同治初）[32] 、靖江（同治三年）[33] 、太仓州镇洋县（同治八年）[34] 、娄县（光绪三年）[35] 、江宁（战后恢复，光绪五年）[36] 、江浦（光绪五年）[37] 、宜荆（光绪六年）[38] 、海宁（光绪十二年）[39] 、上虞（光绪十二年）[40] 、余姚（光绪十五年）[41] 、镇海（光绪十五年）[42] 、桐乡青镇（光绪十八年）[43] 、溧阳（光绪二十五年）[44] 、奉化（光绪间）[45] 、青浦（光绪间）[46] 。从以上肯定不够全面的搜罗中，可以看出，开设牛痘局的出现在光绪朝的前二十年间。当然，这仅是最早开设的时间，实际上，不少地方创办后，还不断增设施种牛痘的设施，比如，上海在同治初设立牛痘局后，宣统二年，广肇医院又在海界桥设痘科分院[47] 。余姚牛痘局设立不久，该县乾隆间捐建的恤阴堂，在李衣源等人的主持下，于光绪二十年重订条约八则，“每年除施材外，增种痘、施药、恤灾三事”[48] 。所以，各县初创的时间多集中在光绪前二十年间，但牛痘的普及事业，此后并未停止。
牛痘局的广泛设立自然会对牛痘的推广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牛痘局的施种一般是免费，比如，道光年间句容县的牛痘局，“凡种痘，县城当官设局，有医学训导主之，以牛痘为苗，……不受分文酬谢。”[49] 光绪初年，葛元熙谈及上海种牛痘的情况时说：“邑庙园内官设牛痘局，贫民无力种痘者至局施种。”[50] 这似乎又说明，虽然官设的牛痘局一般是免费的，但可能不能保证经常举行，所以前去求种的多为贫民无力者。有钱之人往往会请人有偿施种。况且痘局多设于城市，也给民间的私种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另据周作人的回忆，官设的牛痘局有时也派人外出施种，不过并不经常。他说：“据说在那偏僻的地方，也有打官话的医官有时出张，施种牛痘，……”[51] 另外，牛痘施种的方法也与人痘不同，人痘法一般是将痘苗塞入或吹入鼻子，故当时多称“鼻苗法”或“吹种法”[52] 。而牛痘种法，“以极薄小刀微剔儿左右臂，以他人痘浆点入，不过两三处，越七八日即见点。”[53]
应该指出，牛痘传入后，人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流行，从前举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直到光绪初年，在一些慈善机构中，仍然施种牛痘。而且作为一种新事物，在传入之初，遭受一些疑惧和某些人群的排斥也是必然的[54] 。不过，就总体而言，牛痘在中国的被接受和推广，应该算是非常顺利的[55] 。人痘虽然没有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但随着牛痘局的普遍设立、官方和民间力量的支持推广以及对人痘的压制，到光绪以后，牛痘取代人痘实际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比如，晚清昆山的王德森言“近年（光绪年间）牛痘盛行，痘科专家，几同绝响。”[56] 另据马伯英根据1980年所作的回归调查统计，“人痘与牛痘二法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明显呈此消彼长趋势。”[57]
对牛痘的施种，在国家方面一仍其旧，依然没有制订专门具体的政令。不过，颇出人意料，与对待人痘的消极态度完全不同，地方官府对此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积极性。像前面提到的较早的江宁、句容、杭州、苏州等地的牛痘局，都是在地方官员的直接介入下设立的。以上所举完全未见官府参与的只有江浦、宝山、海宁、宜荆和青浦等地的牛痘局。地方官员除了自己动手创办外，有些级别较高的官员还通饬下属官员捐廉举办。比如，薛福成在任宁绍台道时，在地方绅士的建议下，自光绪十二年始，每年认捐两百两，用于创设牛痘局，并饬下属各县每年拨款六十两，延痘科设局施种[58] 。光绪十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应泰兴县郝令所请，“通饬各州县仿办牛痘局”[59] 。此外，官府还通过张贴告示、刊刻相关书籍的办法广泛宣传、劝说民众种牛痘。这在范行准的著作已有多种例证，于此不赘[60] 。在推广牛痘的同时，不少官员还主张废止人痘，比如，句容知县在延医传种牛痘的同时，以“鼻苗为害至烈，逐种于境外”[61] 。“若有私种之徒，在乡招摇撞骗，以误孩童者，立拿究治。报信者亦赏钱一千，拿获者赏钱二千。”[62] 还有官员专门条陈请求大府“饬县禁止吹种”[63] 。地方官府在对待牛痘和人痘的态度方面出现如此强烈的对照，笔者一时也不能完全理解。不过可以肯定，官府的积极态度始自道光时期，当时西方的影响还无足轻重，这种转变并非西化的结果。根据初步的揣摩，原因大概在于，牛痘与人痘相比，具有安全、有效等优点。这使地方官比较容易取得明显的政效；另一方面，国家虽然没有此类的政令，但勤政爱民、关心民生确是国家和儒教传统一贯宣扬和主张的，地方官府在这方面的主动，不过是这一传统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而已。这种主动也基本只是一些较为优秀的地方官员的个人行为，并不具备强制和政策性。
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忽略社会力量在推广牛痘中能动而重要的作用。牛痘的最初引入和推广，基本是邱熹和郑崇谦等民间人士的功劳。即使是在地方官府在见其有效而介入后，社会力量在其中的作用仍是举足轻重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些牛痘局直接由乡贤创办，比如，“光绪六年，邑人周家楣……创设牛痘局，捐资开办，复与邑人任道镕各捐制钱三百千存典生息，即以息款为每岁春夏延医种痘之费，至今赖之。”[64] 二是在一些官府参与的牛痘局中，乡贤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有的建议，有的延医，还有的出资。比如，“清光绪十八年（青镇）里人沈善兼、沈京荣呈请桐乡县知县李绳祺岁拨钱粮平余（名票余）钱二百千文正，在圣寿寺张仙殿设局施种牛痘苗，迨至二十二年停办。”[65] “光绪三年绅士张礽杰等禀延医生一人（种牛痘），月给修膳洋银二十圆，由华娄两县捐廉致送。”[66] 又如，光绪二十五年，溧阳知县杨家騵延医所设之局，经费来源为，“存庄洋二百三十元，钱一千六百七千零，又年捐钱一百三十二千”[67] 。三是牛痘局的开办往往借助一些社会力量创办的慈善设施。比如宝山县的保婴局“春季并延医施种牛痘，均由公善堂董理，其费取给于全县典捐”[68] 。海宁州的牛痘局也附设于由接婴所改建而成的保婴局[69] 。余姚的临山牛痘局，“附设凤山义庄，清光绪十五年马有衔等创办，经费由义庄拨助”[70] 。由此可见，牛痘局的设立虽有地方官府的全面介入，但创设的主要动力，似乎还是来自以某些医生、善人及慈善机构为主体的地方社会力量。而且即使在某些较为偏僻地区首先由地官员以个人的行为主动引入，其行为依据的理念和目的可能与那些慈善家也并无实质性的差异[71] 。因此，在官员籍贯地的方志中，也是将这种行为视作义举来称颂的，比如，上海的汪龙珠，“后署泰顺知县，……又多购牛痘苗及用器以教泰邑之知医者，保婴无算，泰人诵之”[72] 。
四、 接种率及效果
人痘或牛痘的足迹到清末已遍及江南城乡各地，不过遍及各地不等于普遍接种，实际上，由于种痘设施的有限以及国家在这方面缺乏强制性措施，实际的接种率可能不会太高，特别是在偏僻的乡村。那么其实际接种率呢？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做出精确的判断了，只能作一些可能的估算。
已有的研究揭示的多种史料虽均说到乾隆中后期以降，人痘在南方已非常普遍，但实际上，这种普遍可能只是说明种痘现象在南方各地都已出现，并不表明它具有多高的接种率。乾隆年间，杭州徽商汪鹏曾言：“种痘之法，由来以久，中土高贵之家，种者十之八九。”[73] 这似乎表明当时中国的人痘接种率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但实际并不尽然，首先这仅代表绅富阶层的情况，而绅富阶层在全民中的比例甚低[74] 。而且，即使接种现象在某个家庭存在，也未必一定表明该家庭的孩子各个接种。实际上，由于以下两个因素的存在，决定当时的种痘率不可能有多高。一是种痘的费用较高，首先有很大一部分家庭难以负担，其次，较大一部分家庭即使拿得出这笔钱，但在溺婴现象普遍存在的社会中，吝于费用而对孩子生命顺其自然的情况应该是很常见的。而且，对于人痘，一直缺乏官方和社会力量的介入，至少在嘉道以前，一直不存在免费的施种机构。所以才会出现“且近京师王公大人家常用种痘之法，因少痘殇之惨，何庶民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乎”[75] 这样的现象。二是种人痘有一定的危险性。关于人痘的成功率，张琰曾言：“经余种者不下八九千人，屈指计之，所莫救者不过二三十耳。”[76] 高达千分之五以上。这样的业绩，大概只有极高明的种痘师才能达到。正常情况下，苏州文人彭翊所说“南方多种痘，死者百无一二”[77] ，也就是说，成功率在98～99％之间，大概更符合实际的。因为嘉道以后，一些宣扬牛痘反对人痘的人士基本也持这样估计，比如首先推介牛痘的邱熹曾言，种人痘虽事捷而功巨，“然尤失十一于千百”[78] 。主张禁止人痘的金东也说，“每见素业吹种者，虽号称国手，但种至百人，即不能不失一二。”[79] 不过，由于选苗不当等一些因素的存在[80] ，实际死亡高过这一比例是完全可能的。但成功率若低于95％，恐怕就不能见容于当时社会了。乾隆中期的郑望颐指出：
今若种百儿之痘，设或损伤四五个，则必责罚种师，并不容其托足于此一村矣[81] 。
不管怎样，施种人痘存在一定的危险是无可争议的。这一点在当时的一些医案中亦有反映，比如，《王孟英医案》中就记录了数例引种痘而罹难的案例[82] 。他本人在三岁种痘时也差点遭遇不幸[83] 。可能正因如此，所以即使到了嘉道时期，反对种痘的仍大有人在，比如洪亮吉就说：
近世又有种豆之法，皆病未萌而先以药劫之，往往病未至而矫揉造作以猝至，于死者无异于兵杀者也。……不妨时其饮食寒暖以待其气机之自发，何必矫揉造作使可以死、可以不死者之必至于死，且必至于速死乎？[84]
著名医家王士雄亦“劝人勿种痘” 。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当时种痘虽然非常普遍，但实际的接种率却应该是比较低的。这在当时可能作为常识而不被注意，因而很难得到文献上直接的证明，不过从当时仍不断有痘疫流行等一些事实中，还是可以给予间接地证实。绍兴的许思湄，长期在外做幕，嘉庆十六年，时在直隶总督署任幕[86] ，“自七小儿痘殇之后，大儿、八女、九女，均因出花而夭。”[87] 可见当时他的几个孩子均未种痘。道咸年间，杭州曾发生天花流行，“十不救五，小儿殇于是者，日以百计”[88] 。于此更可见未接种人痘人数之多。而尤其显著的是，在乾隆末至嘉庆初的这段时期内，宁波府的象山和慈溪等地仍有不完全规则的周期性痘疫的出现，大约每隔10年左右的时间，发生一次大范围的天花流行[89] 。这表明，当时的种痘并没有对天花这一疫病的流行模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尽管它可能在上层社会有较高的接种率。
牛痘传入后，由于其本身必人痘更为安全有效，而且又有官府和社会力量的介入和积极推广，大范围地施行免费施种，因此，光绪以降，牛痘地接种率和实际效果较人痘为好是可以想见的。据民国《定海县志》：
孩童患痘，避忌极多，常以烛代灯，停止针刀，并忌油煎食物，非至亲不得看视。近年牛痘盛行，此风稍杀[90] 。
该县志刊于民国13年（1924年），所以反映的应是清末民初的情况。牛痘的盛行导致了民俗的变化，显现出牛痘已经对孩童的疾病模式产生某种根本性的影响。根据马伯英1984年所作的回顾性调查，90岁以上老人（1894年以前出生者）未种痘率10%，80－89岁（1895－1904年出生者）和70－79岁（1905－1914年出生者）则分别为5.4%和3.53%。[91] 从中可以看到晚清牛痘的施种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而且呈迅速提升的态势。不过我们也不能仅仅据此而作过高的估计。实际上，由于未种痘者有相当高的死亡率，故这里反映出的未种痘率必然远远低于实际数字。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些被调查者的出生地，因现在是上海人，估计多数在上海，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种痘资源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尚且有不在少数的人没有接种，其他地区就可想而知了。周作人在回忆录中谈到，他出生的光绪十年前后，绍兴已开始施种牛痘，种痘的医官不时外出施种，早他出生两年的鲁迅就种过牛痘，但这种施种并不是经常性的，他出生后的三四年中，就未赶上，所以他还是出了天花，并还波及了只有一岁左右的妹妹，结果他有幸不死，而其妹却未能躲过劫难[92] 。作人的出生地是有名的绍兴府城，周家又是当地有名的官宦之家，种痘不够普及，就此可见一斑。因此，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到清末有三四成以上的婴儿接种痘苗，应该已是一种乐观的估计。而此前乾嘉道时期牛痘的接种率必然就更低了，能达到一成就算不错了。
所以，相对于过去完全顺乎自然的情况相比，清代江南种痘术的出现和一定程度的推广，挽救了不知凡几的小生命，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由于人痘施种主要出现在清代，而清代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历史时期，所以，不少研究者就自然地推测人痘接种术出现和推广对清代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93] 。两者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自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关键是种痘术对人口增长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依笔者的考量，我们对此不宜估计过高。首先，就时空范围来说，江南是种痘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但江南的人口，康熙到道光年间却呈是低速增长态势，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4] 。其次，我们再具体估算一下种痘对人口增长的贡献率。天花主要是小儿病，种痘也基本是面向小儿，5岁以下的孩子应该是种痘的主要对象。5岁以下的小孩在一个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大约在10％左右[95] 。这样，我们假设某人群有10，000，其中5岁以下小孩为1，000人。接种率按我们前面估计的一成，则有100人接种，接种的成功率以通常的98％计（参见上文）。未接种者通常因患痘症的死亡率，郑望颐言：
假使一村之中有百儿出天花，未尝不延医服药，若能八九十收功，人咸称太平痘矣。甚有竭力调治，而损者几及一半者[96] 。
也就是说死亡率在8％－50％之间。范围有些过宽。又据邱熹言，“婴儿之患天花，十损二三，甚者不存五六。”[97] 可以看出死亡率百分之二三十是正常的情况。另外梁其姿根据某些个案估计出痘的夭亡率为近四分之一[98] ，应该是一个比较可信的数字。这里就以这一数字即24％为准。这样若没有天花接种，该1，000名儿童将有240人死于天花，而接种的话，死亡人数将将至218人。这样，若抛开其他因素，若不接种，该人群将有9760人，而接种，则为9782人。由于这一增长要五年才能实现，故而年均增长率则为0.045％[99] 。即使将接种率提高一倍，即20％，也不过0.091％。由此可见，人痘的施种，对清代人口的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但影响并不大。这一点，与杜家骥关于种痘对清代皇族人口的影响的研究是一致的，他认为占皇族人口90％以上的闲散宗室、觉罗，种（人）痘率的普及率低。在道光年间牛痘传入以前，人痘接种术的主要功绩就在于使“天花的危害对象，已缩小到主要是婴儿的范围之内了。一部分婴儿也因为接种人痘得以保全”[100] 。也就是说，人痘接种对当时的皇族人口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牛痘接种，一者接种率要高，二者也相对更安全些，所以其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无疑就要大得多。
转贴于 五、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人痘接种术大约在清初由皖南等地传入邻近的浙西和苏南地区，然后渐趋传入浙东地区，并继续向南传布。省垣、府城等大城市传入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县城和乡镇。到康熙三十年前后，已基本遍及江南各地。其推广主要得力于种痘可获的较大的利益驱动。与民众相比，乡绅对推广种痘的态度更为积极。不过总体上，清代人痘的施种，基本处于民间自为状态，缺乏官府和组织介入。
第二，江南施种牛痘的历史始于道光年间，太平战争的爆发使这一事业一度被搁置。光绪朝始，各地掀起了开设牛痘局的，到光绪二十年前后，江南大多数县份都创设了牛痘局，不过其普及事业，此后仍在继续。牛痘传入后，人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流行，不过，到光绪以后，牛痘取代人痘实际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
第三，与接种人痘不同，牛痘传入后，官府很快介入，积极加以推广。牛痘局的设立虽有地方官府的全面介入，但创设的主要动力，似乎还是来自以某些医生、善人及慈善机构为主体的地方社会力量。而且即使在某些较为偏僻地区首先由地官员以个人的行为主动引入，其行为依据的理念和目的可能与那些慈善家也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因此，尽管国家在这方面并没有相应的政策性指令，但借助国家和官府职能在理念上的宽泛和模糊以及地方社会力量及官员作为士人的能动力，仍可以使这类事业取得相当大的发展。于此亦可见，国家、官府和社会在整个社会管理和秩序维护方面，并不存在根本和体制性的矛盾和对抗，即使其间存在各自不同的利益关系并出现某种冲突，也不意味着社会的进步[101] 。当然，这种发展虽然可观，但离现代普遍具有一定强制性的预防接种仍有相当大距离，这种突破显然不能仅仅依靠官员个人和乡贤的力量，还有待于国家具体职能的明确和制度化。就如同卫生等公益事业的举办，尽管地方社会力量的创新、主动和活跃非常重要，也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若没有国家相应职能的变化，就很难使广大民众获得普遍而切实的利益。这种变化还需西方文明的影响，不过19世纪地方官府在施种牛痘表现出的积极态度，也为这种转变在观念和行为上提供了某些必要的铺垫。可以说，牛痘局这一一般被视为近代事业的设施，依靠的几乎完全是传统的资源。
第四，人痘或牛痘的足迹到清末已遍及江南城乡各地，不过遍及各地不等于普遍接种，实际上，由于种痘设施的有限以及国家在这方面缺乏强制性措施，实际的接种率并不会有多高。大致说来，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到清末有三四成以上的婴儿接种痘苗，应该已是一种乐观的估计。而此前乾嘉道时期牛痘的接种率必然就更低了，能达到一成就算不错了。由于人痘施种主要出现在清代，而清代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历史时期，所以，不少研究者就自然地推测人痘接种术出现和推广对清代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实际上，接种的出现与普及虽对清代江南人口的增长自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贡献率，特别是人痘的贡献率并不高。由此我们亦可进一步联想到，对于某些时间上相合的历史现象，仅仅作简单的联想和推测，往往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只有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才能对历史作出恰当合理的认识。
转贴于 注释
[1] 除了人痘术外，中国在3世纪时就出现了类似狂犬病和丛林斑疹伤寒的接种的思想和实践。（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年，第101－105页；刘锡琎：《中国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发展》，《微生物学报》，1978年第1期，第3页）不过这两种所谓的接种法可能因为实际效果不彰，在此后似乎并未取得什么发展，对当时和后世的社会影响也微乎其微。
[2] 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3－116页。不过在医史学界仍有不少著作相信种痘11世纪就已出现的，比如马伯英说：“看来11世纪前后四川及河南一带已有种人痘法实行，比较可信。”不过其所根据的只是范已经注意到的两则清代的文献，殊难有说服力。（《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0－811页）
[3] 以下内容非特殊注明者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06－153页，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陶稀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陶稀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食货出版社，1987年）第240－246、249－252页，廖育群《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25－233页，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09－827页，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5－157页，杨家茂：《牛痘初传我国史略及其意义》，刘锡琎《中国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发展》第4－7页。
[4] 吴谦等：《医宗金鉴》卷60《幼科种痘要旨·种痘要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3年，第3分册，总第1543－1544页。
[5] 朱奕梁：《种痘心法·审时熟苗》，转引自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1页。
[6] 转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9页。
[7] 参阅麦克尼尔著《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杨玉龄译，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年）第289－291、293－297页。
[8] 根据朱奕梁《种痘心法》的记载，至少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痘种法已发展成所谓的“湖州派”和“松江派”（ 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5－122页，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42页，杜家骥《清代天花炳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第157页），这显然表明，种痘术的中心已移至江南。
[9]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3－114页。
[10] 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41页。
[11] 同治《湖州府志》卷80《人物传·艺术》，“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以下简称“丛书·华中”），第37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974·1983年，第5册，第1547页。
[12] 范认为胡璞明亡时应为三十岁左右，到雍正初已是一百四五十岁的人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4页）人活到如此高龄，纵是有些可疑。不过，范似乎有些误会了，胡1644年是三十岁左右，雍正初（1723——），最多也不过一百一十余岁。而且，胡是明的诸生，诸生的年龄一二十岁者大有人在，若其入学较早，那雍正初就是百余岁，就不奇怪了。
[13] 最早记载北宋峨嵋神医为王素种痘之事的《痘疹定论》（朱纯嘏著）首刊于康熙五十二年。
[14] 梁其姿在前揭文中提到了桐乡李乐在万历年间完成的《见闻杂记》中两则有关嘉兴和松江“中痘”的故事，她认为当时患天花一般称“出痘”、“患痘”或“痘”，从不用“中痘”，故所谓“中痘”，可能是指“种痘”。（第244页）然从文义上看，李乐所说的“中痘”似更象是出痘而非种痘。大概正是如此，梁比较谨慎地说是“可能”。因此，要证明明末江南就已出现种痘术，还有待进一步的证据。
[15] 方象瑛：《健松斋集》卷1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以下简称四库存目集部），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41册，第259页。
[16] 黄百家：《学箕初稿》卷2《天花仁术序》，四库存目集部，第257册，第784页。
[17] 洪若皋：《南沙文集》卷7，四库存目集部，第225册，第350－351页。
[18] 黄百家：《学箕初稿》卷2《天花仁术序》，四库存目集部，第257册，第784页。
[19] 张璐：《张氏医通》卷12《附种痘说》，上海科技出版社，1963年，第697页。
[20] 转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30页后附图。
[21] 参阅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23页。
[22] 詹元相：《畏斋日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27页。
[23] 余治：《得一录》卷2，光绪十三年四川臬署重刊本，第67a页。
[24] 余治：《得一录》卷2，第55b页。
[25] 当时的部分人士反对牛痘的情况，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43－145页，廖育群《岐黄医道》第241页。
[26] 有关情况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8－129页。
[27]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37页。
[28] 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50页。
[29] 廖育群：《岐黄医道》，第229页。
[30] 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50页。
[31] 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1，道光丙午（二十六年）刊本，第7b－8a页。
[32]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8《人物》，“丛书·华中”，第14种，第3册，第992页。
[33] 《靖江卫生志》编纂委员会：《靖江卫生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
[34] 民国《太仓州志》附录《自治》，“丛书·华中”，第176种，第2册，第641页。
[35] 光绪《娄县续志》卷2《建置·义局》，“丛书·华中”，第138种，第1册，第84页。
[36]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14《人物》义举附，“丛书·华中”，第1种，第1册，第301页。
[37] 光绪《江浦埤乘》卷6《建置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专辑”（以下简称“集成·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册，第82页。
[38] 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6《善举·善堂》，“丛书·华中”，第23种，第1册，第209－210页。
[39]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6《恤政》，“丛书·华中”，第562种，第1册，第758页。
[40] 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卷35《建置志·义产》，“丛书·华中”，第201种，第八册，第2536页。
[41] 民国《余姚六仓志》卷16《义举》，“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以下简称乡镇志专辑），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册，第297页；光绪《余姚县志》卷13《义举》，“丛书·华中”，第500种，第1册，第255页。
[42] 民国《镇海县志》卷27《人物传》，“丛书·华中”，第478种，第6册，第1874页。
[43] 民国《乌青镇志》卷23《任恤》，乡镇志专辑，第23册，第614页。
[44] 光绪《溧阳县续志》卷4《食货志·养育》，“丛书·华中”，第471种，第54页。
[45] 光绪《奉化县志》卷3《建置志·善举》，“丛书·华中”，第204种，第1册，第202页。
[46] 民国《青浦县续志》卷18《人物·艺术》，“丛书·华中”，第167种，第3册，第619页。
[47]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上海府县志专辑，第1册，第236页。
[48] 光绪《余姚县志》卷13《义举》，第1册，第255页。
[49]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七》，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道光二十五年刊本，第5a－5b页。
[50] 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凇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点校本，第11页。
[51]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老人转世》，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页。
[52] 关于比较成熟的人痘种法，郑望颐在《临证指南医案》的附论中有甚为详悉的描述，可参看。（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卷10《痘》，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285－286页）
[53] 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4，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点校本，第264－265页。
[54] 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43－145页。
[55] 参阅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49－252页。
[56] 王德森：《市隐庐医学杂著·产前以攻病为安胎说》，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本（以下简称医学大成本），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点校本，第9册，第714页。
[57] 马伯英：《以史为镜，可明兴替——19世纪末20世纪初抗天花预防接种的回顾调查》，《上海中医药杂志》1991年第1期，转引自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26页。
[58] 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卷35《建置志·义产》，第8册，第2536页；光绪《余姚县志》卷13《义举》，第1册，第255页。
[59] 光绪《溧阳县续志》卷4《食货志·养育》，第54页。
[60] 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45－147页。
[61] 光绪《续句容县志》卷8上《人物·官迹》，江苏府县志专辑，第35册，第154页。
[62]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七》，第5b页。
[63] 金东：《条陈大府通行牛痘章程》，盛康编《清代经世文续編》卷32《戶政四养民》。
[64] 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6《善举·善堂》，第1册，第209－210页。
[65] 民国《乌青镇志》卷23《任恤》，乡镇志专辑，第23册，第614页。
[66] 光绪《娄县续志》卷2《建置·义局》，第1册，第84页。
[67] 光绪《溧阳县续志》卷4《食货志·养育》，第54页。
[68] 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1《救助》，“丛书·华中”，第172种，第2册，第621页。
[69]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6《恤政》，第1册，第758页。
[70] 民国《余姚六仓志》卷16《义举》，乡镇志专辑，第25册，第297页。
[71] 社会力量的慈善行为有着实现自身修齐治平抱负、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和自身利益尽可能地少受侵害以及扩大自身在地方的影响等方面的因素。（参阅拙稿《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第68页）官员的行为自然有乡贤不曾有的追求政绩的目的，但乡贤同样可能有扩展自己在地方社会的影响的私心，另外在实现理想和抱负方面，两者的区别大概只在于“康济天下”和“为善一乡”而已。
[72]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8《人物》，第3册，第937页。
[73] 平泽元恺：《琼浦纪行》，转引自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9页。范著并未言及说此话者为汪鹏，此据王振忠说法。参阅氏著《徽州文书所见种痘及相关习俗》（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社会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434页。王在该文称该材料转引自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实际上马著很可能也是转引自范著。
[74] 据张仲礼的研究，19世纪初，包括生监在内所有绅士在全部人口的比例江浙两省分别为1.3和1.4％。（氏著《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75]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30页后附图。
[76] 张琰：《种痘新书》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乾隆六年刊本，第1012册，第117页。
[77] 彭翊：《无近名斋文钞二编》卷下，光绪十年重刊本（道光二十七年首刊），第28b页。
[78] 邱熹：《引痘略·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丁亥刊本，第1012册，第403页。
[79] 金东：《条陈大府通行牛痘章程》，盛康编《清代经世文续編》卷32《戶政四养民》。
[80] 比如，萧山的王端履指出：“端履见近日痘医吝惜养苗之费，不复传种，及至种痘之时，多辗转购买，贻害无穷。又有黠者以水痘充数，亦能灌浆结靥，诓人酬谢。其父母方以儿痘已出，可保无虞，不知一遇天灾，仍罹劫数，仍心害理，莫此为甚。”（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1，第7b页）
[81] 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卷10《痘》附论，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第285页。
[82] 王士雄著、陆士谔辑《王孟英医案》卷1《痘疫》，达美君等校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第127－128页。
[83] 王士雄：《归砚录》卷4，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第677页。
[84] 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3，第17a－17b页，《洪北江全集》，光绪三年重刊本。
[85] 王士雄著、陆士谔辑《王孟英医案》卷1《痘疫》，达美君等校注，第128页。
[86] 参阅冯尔康师《幕宾许思湄年谱——据〈秋水轩尺牍〉制作》，（韩国）《东洋学研究》第4辑（1998年6月），第310页。
[87] 许思湄：《与陈笠山》，房日晰校点《白话注释秋水轩尺牍》，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402页。
[88] 王士雄著、陆士谔辑《王孟英医案》卷1，达美君等校注，第125页。
[89] 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系，2000年）第51页。
[90] 民国《定海县志·方俗志二·风俗》，“丛书·华中”，第75种，第2册，第585页。
[91] 马伯英：《以史为镜，可明兴替——19世纪末20世纪初抗天花预防接种的回顾调查》，《上海中医药杂志》1991年第1期，转引自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16－817页。
[92]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老人转世》，第3－4页。
[93] 比如马伯英说：“中国人口何以在清代剧增，目前也没有可靠的答案。个人意见是与人痘接种术推广有较大关系。”（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566页）虽然他没有明说，但从其措辞上可以看出他实际上认为人痘接种术的推广是清代人口剧增的主因之一。
[94] 参阅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1－14页。
[95] 据姜涛的研究，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在人口中比重大约为三分之一（氏著《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5－256页），据此大致估算5岁以下小孩约为10％。
[96] 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卷10《痘》附论，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第285页。
[97] 邱熹：《引痘略·序》，第1012册，第403页。
[98] 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39页。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精神，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现代农业发展，促进畜牧兽医学科发展和学术建设，发挥学会在引导学科发展研究中应有的作用，在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的领导和支持下，福建省畜牧兽医学会组织一批畜牧兽医专家、教授，在调查、文献研究和探讨基础上，撰写出《福建省畜牧兽医学科发展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畜牧兽医学科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遗传育种、健康养殖、规模化生产、疫病免疫、诊断、检测、疫情控制与扑灭、饲料与饲料添加剂生产、动物药品开发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或接近国内国际先进水平，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为我省畜牧业持续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畜产品需求将进一步增加，对畜产品质量安全也将更加关注，畜牧兽医学科对我省发展高效、优质、安全、生态的畜牧业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引言
畜牧兽医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生活、健康以及经济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一环。畜牧兽医既是古老的学科，起源于人类开始驯化野生动物并将其转变为家畜家禽时期；又是现代的学科，拥有完整的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特征的科学体系，也是人类在饲养畜禽并与疾病作斗争的长期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学科。
畜牧兽医学科是综合性应用科学，由基础科学、应用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组成。畜牧兽医科学主要包括各种畜禽及经济动物的遗传育种学、饲料营养学、繁殖学、饲养管理学、草地与饲料生产学、环境卫生学、畜产品加工学、中兽医学、动物解剖学、动物组织与胚胎学、动物生理学、动物生物化学、动物病理学、动物药理学、动物毒理学、动物微生物学、动物免疫学、动物传染病学、动物寄生虫学、动物疫病诊断学、动物疫病放射学、动物疫病内科学、动物疫病外科学、动物产科学等学科内容。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畜牧、兽医科学科的研究已扩展和延伸到生物学、医学、公共卫生学、环境科学、食品加工学、畜牧兽医法学、公共管理学、动物卫生经济学等领域。
随着人类对畜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畜产品在人类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畜牧兽医学科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为社会公共卫生发挥了巨大的保障作用，为生命科学研究担供了宽阔的试验平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畜牧兽医科学对我省畜牧业生产、食品安全、人类健康、公共卫生、生态保护、农民增收、社会和谐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福建省畜牧兽医学科涉及的主要部门有：福建省农业厅畜牧兽医局；市、县（市、区）畜牧兽医（水产）局；省、市、县（市、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畜牧（总）站；省、市、县（市、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福建农林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福建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动物科学系；市、县（市、区）畜牧兽医教学、科研部门等。
2 学科体系建设现状
2.1 学科人才培养与教育
福建省畜牧兽医学科采取了多层次、多方位的人才培养模式，目前已形成比较完整的畜牧兽医人才培养与教育体系。福建农林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涵盖了对本科生、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农业（畜牧兽医）推广硕士研究生、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人才培养。在多年开设畜牧兽医专业培养本科生的基础上，1986年建立了兽医内科学硕士点并开始招收兽医学研究生，1990年建立了动物生产学硕士点开始招收畜牧学研究生。目前拥有草业科学二级学科博士点（自主设置）1个，畜牧学一级学科硕士点1个，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学、草业科学、基础兽医学、临床兽医学、预防兽医学等6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兽医硕士和农业推广（养殖）硕士专业学位点 2 个。2001―2006年，已培养学士790名、硕士98名。同时，“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学”与“临床兽医学”为福建省“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龙岩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原生物系）创办于1985年，设有动物科学、动物医学、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4个本科专业，是培养福建省畜牧兽医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重要基地，已培养畜牧兽医大中专生185名，目前在校生700多人，与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8人，预防兽医学获省级重点学科建设。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动物科学系主要培养大专层次、中专层次的畜牧兽医实用人才，所开设畜牧兽医专业获得“省级精品专业”，2003年以来已培养畜牧兽医大专生320名、中专生1500多名。龙岩市、漳州市、南平市、三明市等农业学校均设有畜牧兽医专业，已培养畜牧兽医中专生3700多名。此外，我省职业高中学校畜牧兽医班从1983年开始兴办以来，共招生6800多人，毕业6000多人。
省、市、县（市、区）农业（畜牧兽医）部门都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不断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每年都通过多层次、多形式开展有关畜牧兽医法律法规、畜禽品种资源保护、畜禽标准化生产、动物疫情监测、防控技术、动物检疫、信息管理等专题的研讨和培训，仅1991年以来，省里组织培训就达70多次，培训人员上万人次，从而提高全省基层畜牧兽医人员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水平，以及科技服务技能与科技创新能力。此外，各地农函大利用教学培训资源，对全省畜禽生产第一线人员开展了短期培训，共培训4万多人。
我省历来十分重视畜牧、兽医科学科研实验平台的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科研与人才培养的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促进了学科的发展。目前，“国家水禽品种资源基因库研究所” 已在石狮建成并通过农业部验收； 由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建设的“福建省康牧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已通过国家农业部验收、“福建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已通过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和农业部资格审查、“福建省畜禽疫病防治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和“福建省畜禽分子遗传育种工程”也通过省级验收；设在福建农林大学的国家级“动物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省级工程实验室“动物药物工程实验室”已经立项建设；设在龙岩学院的“预防兽医学福建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和“生物学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也已经立项建设。
2.2 机构与队伍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十分重视畜牧兽医机构与队伍建设，历经几次改革和调整，机构不断完善，队伍不断扩大。目前，省级成立畜牧兽医局，设畜牧兽医综合处、兽医处、畜牧处、饲料兽药处，拥有行政编制25人；事业单位有：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畜牧总站、省际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共有全额事业编制94人。市、县两级人民政府都设立了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同时成立了动物卫生监督、动物疫病预防控制、畜牧等事业机构，共有939人员编制，实际人员1066人（含自收自支）；全省乡镇畜牧兽医站编制2483名，实有人员1418人，由于几次改革将乡镇畜牧兽医站下放到乡镇政府管理，影响到机构与队伍的稳定，目前正在理顺；为了确保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的实施，我省从2004年起，开始聘用村级动物防疫员，目前全省共15043名，国家和各级政府给予适当津贴补助。此外，全省还拥有畜牧兽医教学、科研人员300多人。初步形成了与现代畜牧业发展和重大动物疫情防控工作相适应的畜牧兽医的行政事业、教学、科研机构与队伍。
2.3 基础设施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逐步加大了对畜牧兽医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尤其是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对动物防疫体系、种畜禽品种资源保护、畜禽良种繁育体系、畜牧业标准化建设等方面的投入显著增加，基本形成了上下贯通、横向协调、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动物防疫基础设施网络，初步建成了我省主要地方品种资源的保护场，形成了较完善的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了一批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畜牧业标准化生产和加工基地。
1998年以来，我省累计投入动物防疫基础设施13215万元，建设了96个实验室，面积达19800平方米。其中1个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基本能承担辖区内动物疫病的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分析、诊断或确诊；9个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初步具备了承担辖区内动物疫病的监测、分析、诊断等能力；85个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初步具备了具体承担辖区内畜禽抗体监测、数据整理、汇总和报告以及样品采集等能力；10个国家动物疫情测报站和20个省级动物疫情测报站，基本具备了承担流行病学调查的能力；31个省际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具备了承担省际间公路动物防疫监督检查和消毒工作；373个乡镇兽医站，大部分初步具备了分发疫苗、实施免疫、样品采集等能力。
1998-2006年，中央和我省累计投入种畜禽品种资源保护与建设经费5995万元，新建4个种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场、1个国家水禽地方品种畜禽资源基因库和1个种畜性能测定与评估中心。2007年以来，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我省畜牧业经费投入，到目前为止已达33914万元，其中良种繁育体系建设15708万元、畜牧业标准化建设13120万元、生猪生产大县奖励3166万元、母猪保险1920万元。
3 学科发展现状与主要成果
3.1 学科发展现状
3.1.1 畜牧
在畜禽现代育种技术的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省以地方畜禽品种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研究为重点，已建立了上杭槐猪、莆田黑猪、闽北花猪、武夷黑猪、福建黄兔、山麻鸭、连城白鸭、金定鸭、莆田黑鸭、白绒乌骨鸡、漳州斗鸡、河田鸡、金湖乌凤鸡、德化黑鸡、长乐灰鹅、闽北白鹅、福清山羊、戴云山羊、福安水牛、晋江马等20个畜禽地方品种保种场和晋江马保种区，并开展了品系选育和配套系选育的研究工作。上世纪80年代开展了金定鸭品系选育和莆田黑鸭高产系选育，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山麻鸭高产系和配套系选育相继都取得了成功，山麻鸭高产系目前推广到全国20多个省市，存栏量达到3亿以上，成为我国蛋鸭主产区的当家品种；山麻鸭配套系产蛋性能达到国内最高水平，显示出良好的推广前景。福建省农科院对半番鸭羽色性状进行研究，揭示了在采用白番鸭作为父本生产白羽半番鸭时，半番鸭白羽毛性状的遗传主要决定于母本，选育成功中型和小型白羽半番鸭的专门化母本品系，《半番鸭白色羽毛遗传及其应用研究》和《小型白羽半番鸭母本选育》分别获得2001年度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和2005年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提高了半番鸭生产的经济价值，使我省的半番鸭选育推广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目前正在开展羽色功能基因定位的前期研究。番鸭人工授精技术在我省起步较早，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已推广应用到全国各地；猪RN基因研究与应用走在全国前列，并获得2006年度省科技进步奖。开展了黄牛、山羊以及猪品种的杂交改良，利用BLUP法、生化和分子遗传标记辅助选择等现代育种技术进行番鸭的种用性能选育以及地方畜禽品种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的研究，多次获得省部级科技基金立项。 “优质白番鸭RF系列”列入国家级重点科技成果推广计划，向全国16个省、市推广，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望推广应用。“肉鸡、肉鸭RAPD分析、繁育配套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生产”和“番鸭选育中动物模型BLUP法的研究”对加快肉禽良种选育及推广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在动物生殖机能的调控与繁殖新技术方面，取得国际合作项目、国家基金、教育部以及其他省级科研项目资助多项。哺乳动物胚胎工程的部分研究成果与相关龙头企业进行了项目对接，牛、羊胚胎移植技术在我省得到应用。深入研究了奶牛胎儿胎盘的内分泌学、组织学变化与胎儿生长、母体代谢以及母子妊娠期、围产期疾病的关系，提出了胎儿胎盘机能的内分泌学和组织学监测方法，其研究成果在国外专业学术杂志上20篇，其中SCI论文2篇。在生殖内分泌对生殖机能调控机制研究的基础上，正着力于研发相关配套技术，力争实现奶牛一年一产，进一步提高禽类生产性能。番鸭就巢性基因及就巢调控技术研究将通过功能基因的辅助选择，提高番鸭繁殖性能，可望在禽类分子育种方面有所突破。
在畜禽健康养殖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全国首创研究出蛋鸭无水面旱地圈养模式并得到推广应用，为水禽提供了替代传统水面放养的生物安全饲养技术。开展了奶业现代化生产技术集成与产业化开发、低山丘陵草地奶牛业综合发展技术、无公害药物和添加剂的开发与利用、药物残留的治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获得“十五”国家奶业科技重大专项、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等多项资助；开展低山丘陵草地奶牛业综合发展技术的研究，目前已初见成效；无公害药物和添加剂的开发与利用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已有多项产品获得了生产许可证并批量生产；探索建立了以生物安全为核心，中兽医药技术为特色的肉猪、半放养优质鸡、黄兔的标准化生产和药残控制技术体系。“无公害猪肉生产药物残留控制关键技术研究”、“福建黄兔生态养殖技术研究”成果分别获2006年度福建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三等奖，“半放养优质鸡生产药物残留控制关键技术研究”和“猪新型免疫调节剂研究”分别于2007年4月、2007年1月通过福建省科技厅成果鉴定，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已被农业部门和省发改委列为重点推广项目。
在天然药物深加工及兽药新产品研究与应用方面，深入研究超微粉碎、超临界萃取、中药多功能提取、分离浓缩等新技术的应用，对临床常用的中药的有效功能成分进行分离、提取加工，探讨中药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研究其作用机理，取得了重要成果。如“中兽药超微粉碎技术应用研究”项目，2007年3月通过省科技厅鉴定，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鱼腥草系列中草药制剂开发研究”项目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2006年获得福建省科学技术三等奖等。在多年的研究基础上，近年开发出了多种新制剂和系列产品，主要有中药浓缩颗粒制剂、中药超微粉制剂、中药免疫调节剂、中药饲料添加剂、中药散剂等，与有关兽药厂家联合申报取得中兽药制剂生产批文10个，这些制剂在畜牧生产尤其是在水产动物疾病防治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研究开发出系列新型兽用透皮吸收制剂，如洛美沙星搽剂、克痢星搽剂，环丙沙星搽剂等，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04年获福建省科学技术二等奖；研制出具有杀菌力强、抗菌谱广、使用简便、腐蚀性小、稳定性好、价格低廉、无环境污染、毒副作用小的消毒药系列，如“稳定化戊二醛消毒剂”和“新型溴氯海因缓释型消毒剂”，于2003年通过了农业部评审并获得新兽药证书；研制成功提高动物抗病力、减少应激的新制剂，如烟酸铬、烟酸铜、吡啶－2－羧酸铜，其中烟酸铬获得2002年国家新饲料添加剂证书,2003年获福建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3.1.2 兽医
我省针对高致病性禽流感、伪狂犬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流感等重大动物传染病和共患病，开展了病原生态学、血清学、流行病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成果。
福建农科院畜牧兽医所于1962年在国内首次分离并鉴定了伪狂犬病病毒（PRV闽A株，已成为我国的标准毒株）以来，对该病的疫苗及单抗诊断技术也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并获得成果奖3项。其中于1964年研制成功的“伪狂犬病灭活苗”的应用，有效地消灭了牛羊Pr，牛伪狂犬病灭活疫苗1984年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标准”产品，该成果获得1984年全国科技大会重大成果奖。建立了ELISA、免疫荧光法、反向间接血凝（抑制）试验检测伪狂犬病病毒抗原和抗体，研制出伪狂犬病快速诊断试剂盒。1990年研究人员采用蚀斑纯化和温度诱变方法，从PRV闽A株(强毒)中选育出伪狂犬病病毒弱毒株(PRV-B)，并用PRV-B株制成的鸡胚细胞冻干苗，该苗对猪安全有效，“伪狂犬病弱毒株的选育”于1995年获福建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01年应用离心和透析相结合的方法成功地制备了猪伪狂犬病病毒囊膜蛋白免疫刺激复合物，研制了PRV新型ISCOM疫苗，该疫苗安全性好，与弱毒疫苗比较，不存在潜伏感染及毒力返强的问题，克服了油乳剂灭活苗常见的刺激性和副作用。该疫苗研制成功，增添了我国伪狂犬病防疫的手段，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特别是新型佐剂的引入及效果，对于我国灭活疫苗的研制、生产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福建农科院畜牧兽医所于1977～1978年对猪链菌病进行了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并开展了病原分离鉴定及生物学特性研究，为防治和控制猪链球菌病的流行及危害提供了科学依据。1978年，开始对猪链球病菌苗进行研究，1979年成功研制出“猪链球菌弗氏佐剂灭活疫苗”，被农业部批准列入九种兽医生物制品之一的“疫苗制造及检验试行规程”。1980年，开展猪链球菌弱毒疫苗的研究工作，培育出一株安全有效的猪链球菌Ft117弱毒菌，1981年经农业部批准在福建省兽药厂进行中试，在省内外扩大试用范围，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猪链球菌弱毒冻干疫苗”于1981年被农业部批准列入“猪链球菌弱毒冻干菌苗制造及检验规程”。1983年应农业部成都药械厂的要求，无偿将猪链球菌Ft117弱毒株赠送该厂扩大生产，为四川省猪链球菌病的防治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研究方面，阐明了PRRSV在福建省的流行情况，在福建省内分离了3株PRRSV分离株，通过对病毒生物学特性与分子遗传进化关系的分析，证实了福建省流行的PRRSV属美洲型毒株；用福建省分离的地方毒株进行了弱毒疫苗的初步研究，选育出一株毒力致弱的弱毒株，为进一步研发弱毒疫苗奠定了基础；应用本地分离株研制了两种不同佐剂的灭活疫苗，初步试验结果表明，研制的疫苗安全性好，疫苗保护率高。本研究达到国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
在番鸭细小病毒病和番鸭呼肠孤病毒病研究方面，我省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福建农科院畜牧兽医所于1988年在国内外率先分离鉴定了雏番鸭细小病毒，建立了快速简便以单克隆抗体为核心的诊断方法，研制成分别检测雏番鸭细小病毒病病原和抗体的乳胶凝集和乳胶凝集抑制诊断试剂盒，获国家一类新兽药证书；同时研制成雏番鸭细小病毒病活疫苗，获国家一类新兽药证书；先后获得成果奖三项，其中“雏番鸭细小病毒病病原发现、鉴定和诊断研究”获1993年福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雏番鸭细小病毒病活疫苗和快速诊断试剂研究” 获2001年福建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雏番鸭细小病毒病病原发现、诊断和防治”获200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福建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动物病毒室自1997年以来对番鸭呼肠孤病毒病进行了病原学、诊断学和疫苗学研究，采用同源胚胎和细胞分离培养病毒，在国内首次分离到5株病毒，应用电镜观察、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RT-PCR等方法，完成了病毒形态、理化、生物学、抗原性、基因组特性等分析和病毒基因组部分片断的克隆和序列分析，证明是番鸭呼肠孤病毒（MDRV）病病原，在常规和分子水平上确定为呼肠孤病毒科正呼肠孤病毒属番鸭呼肠孤病毒，并于2003年通过由省科技厅组织的成果鉴定。2002年由福建农林大学动物科学系在国内首次鉴定该病原为番鸭呼肠孤病毒。福建农科院畜牧兽医所在国内率先建立了敏感、特异的检测MDRV的RT-PCR方法，同时应用生物技术在国内外首次研制成番鸭呼肠孤病毒病活疫苗，分别获2004、2005年国家发明专利，同时该疫苗临床试验已于2008年7月获得农业部批文。国外至今尚无活疫苗。
在鸭出血症病原学及诊断技术研究方面，在国内外首次分离鉴定了该病病原为鸭疱疹病毒2型，详细描述了该病的流行病学、特征性临床症状和病理学变化，建立了检测该病病原的血清中和试验、血凝及血凝抑制试验、间接免疫荧光抗体技术等实验室诊断技术，为该病的临床诊断和快速诊断提供了依据和有效手段；该研究成果荣获福建省2006年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禽霍乱研究方面，在国内首次成功研究出“禽霍乱荚膜亚单位疫苗”，1987年有偿转让给湖北省兽医生物药品厂扩大生产，成为我院首个可以转让的科研成果。1988～1989年，开展“禽霍乱荚膜亚单位疫苗示范推广”项目，两年内在我国20多个省市推广近700万羽份，获经济效益两千多万元。在鸭疫巴氏杆菌病研究方面，从该菌的分离与鉴定、生化特性、培养条件及细菌浓缩技术、血清学、超微结构、荚膜的提取及免疫原性、外膜蛋白（OMP）的提取及分型、基因分型、检测方法的建立、病理组织学、疫苗的研制等方面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1985～1995年成功研究筛选到抗鸡新城疫病毒、鸡马立克氏病毒、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鸡传染性法氏囊病毒等病毒单克隆抗体，并制成诊断试剂，推广900多万头（羽）份，并获成果奖二项。研制了既适合规模养殖场又适合基层使用的口蹄疫、猪瘟等动物传染病的胶体金试纸条；马立克氏病病毒人工感染鸡细胞凋亡病变及凋亡机制、禽鸟住白虫病和血变虫病的病原生物学等方面研究走在全国前列，并取得科研成果。
3.2 主要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省加大了对畜牧兽医科技的支持力度,确定了明确的研究目标，即立足本省实际，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为目标，采取高新技术与传统技术相结合、面向国民经济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开展研究，使畜牧、兽医科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骄人的进展和一大批科技成果，为我省畜牧业生产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共有48项成果获国家或省、部级科技技术奖励（如表1所示），其中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4项(其中获得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44项(其中获得一等奖1项，二等奖13项、三等奖30项)；按照畜牧兽医分类，其中畜牧28项，兽医20项。审定批准了1个新饲料添加剂和2个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2个国家一类兽药证书。这些成果反映了我省畜牧、兽医科学成就，为推动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和保障社会公共卫生安全做出了贡献。
4 学科发展趋势与关键技术
4.1 学科发展趋势
畜牧学科研究将与生产需要紧密结合，充分运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深入研究猪、家禽、奶牛（包括奶水牛）、肉牛、山羊、兔的优质品种遗传资源，通过常规育种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手段相结合培育新品种、新品系或配套系。品质育种、抗病育种将成为畜禽育种的重要内容。既满足动物营养需要又保证食品安全而且利用于环境友好的饲料研究也是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随着规模化养殖的发展，畜禽环境控制、排泄物无害化处理、养殖污染防控技术等领域研究亦日趋重要。高新技术将在畜产品中广泛应用，畜牧业生产标准化技术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疫病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将为防控畜禽重要疫病和共患病提供更有效的手段。未来畜禽疫病研究将更多地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开展对重要动物疫病病原的发病机制、共患病原跨种间感染机制、病原的遗传变异、基因组结构、功能基因定位、致病性与抗原性之间关系等基础性研究；同时更加注重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紧密结合，应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研制开发新型疫苗、诊断制剂和药物，动物基因工程疫苗、诊断试剂盒是发展方向；预防兽医学的研究进步将在我国动物疫病诊断、流行病学监测和疫病防控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将结合信息技术，建立疫病预警预报和疫情快速应对体系。
4.2 关键技术
4.2.1 畜禽遗传育种
（1）技术需求：生产性能测定及遗传评定技术；人工授精及胚胎工程技术；畜禽基因组及重要经济性状的功能基因定位技术；畜禽数量性状选育技术，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分子生物学技术；畜禽超高产育种与利用的分子生物学技术。
（2）主要研究内容：猪的新品种（系）以及配套系的选育；优质肉鸡、水禽品种（系）、配套系的选育；山羊新品系的选育；优质肉牛、奶牛专门化品系的选育；畜禽肉质风味形成机理的研究；我省地方畜禽品种特有DNA资源的分离和鉴定；种畜禽性能测定和遗传评定技术；地方畜禽品种资源的原位保存和易位保存的技术研究。
4.2.2 动物重要疫病防治
（1）技术需求：畜禽疫病预防控制与净化技术;畜禽疫病的诊断与监测技术;传统疫苗的改进和完善技术;主要畜禽疫病基因工程疫苗的研制与开发技术；高效、低毒化学药物的研究与开发技术。
（2）主要研究内容：开展重点疫病综合防治、合理用药技术；重点普通病与营养代谢病治疗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开展重要病毒病、细菌病、寄生虫病的病原生态学、流行病学、预警预报和风险评估研究；开展重点疫病单克隆抗体、胶体金等诊断与监测试剂盒的研制与产业化开发；研制开发新型疫苗佐剂与免疫增强剂，开展传统疫苗的改进与完善；研制新发生疫病疫苗；加强基因重组疫苗、基因缺失疫苗、亚单位疫苗等生物技术疫苗的研制开发；对工艺路线成熟，具有重大生产应用价值的疫苗开展产业化开发研究与生产；开展新型畜禽专用抗菌药物，高效、低毒、低残留抗寄生虫药物，适用于动物用药特点的缓释制剂与靶向制剂、兽药残留检测试剂盒、新型抗感染中草药制剂的研制与开发。
4.2.3 新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及其加工设备
（1）技术需求：已有能量、蛋白质饲料资源的合理加工生产、优化配制利用技术，以及新的饲料资源的开发利用技术；利用高新技术研制安全、高效添加新品种和已有添加剂品种的低成本、高新技术和产业化生产技术；动物营养物质代谢、需求规律、饲养标准修订和配套饲养技术（含无公害、绿色、有无畜产品配套饲养技术）；大型设备、关键零部件和饲料加工工艺开发技术；饲料及添加剂原料、产品标准和检测技术；不同畜禽地方品种营养需求的研究。
（2）主要研究内容：饲料谷物、蛋白质饲料等的优化生产利用技术；青粗饲料利用新技术；适用我省饲养特点、不同类型饲料配方的研究与产业化生产技术；氨基酸、基因工程酶制剂、微生物添加剂、有机微量元素、代谢调控剂、畜产品品质改进剂、药物添加剂的研究与开发；无公害、绿色、有机畜产品配套饲养技术；配合饲料生产关键设备与工艺，配合饲料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和信息支持技术；我省地方畜禽品种营养需求的研究与仿生饲料的生产技术。
4.2.4 草山草坡保护利用及草业开发
（1）技术需求：牧草品种资源开发、保护和利用技术；牧草良种选育及良繁生产技术；南方草山草坡（丘陵区）优质高产人工草地建植技术；草产品产业化生产开发技术。
（2）主要研究内容：优质高产人工草地建植技术；草地资源持续高效利用技术；丰产、优质、多抗、适宜放牧、刈割、环保、绿化等不同用途的特种牧草及饲料作物新品选育，优质牧草良种繁育技术；不同类型种子的采集、清洗、加工技术，优质牧草和饲料作物高产栽培及集约化生产技术；不同草产品加工工艺及配套设备的研制开发；筛选适合我省不同生态区域不同草食动物的四季牧草轮供品种。
4.2.5 畜产品加工
（1）技术需求：动物源性食品原料、半成品、预制品、制品现代化生产技术；畜产品加工原料及制品质量控制及监督监测技术；功能性食品生产开发技术。
（2）主要研究：动物性食品风味物质功能成份、分子结构、生物学特性研究开发；优质原料、半成品、预制品、制品型动物性食品现代化生产工艺与设备开发；冷却肉、液态奶、液态蛋白质、清洁、卫生、现代加工技术体系研究与开发；特种动物产品深加工技术体系研究开发，皮、毛、绒现代清洁初加工技术研究。畜禽副产品清洁加工利用技术开发；屠宰加工废弃物无害化资源化利用技术开发；原料与制品保鲜技术开发；大宗产品质量快速检测技术开发。畜产品与制品质量分类分级标准的制定及监测技术开发。
4.2.6 畜禽场环境控制与废弃无害化、资源化
（1）技术需求：高效、低耗，最少污染“清洁生产”环境质量保证技术；畜禽场废弃物无害化自理和资源化利用技术；新型安全无污染饲养工艺与配套设备开发技术；环境标准、质量监督检测技术。
（2）主要研究内容：畜禽饲养环境控制关键技术和设备，节能、高效、低耗、装配化、标准化猪鸡环境设施的开发，新型清洁饲养工艺配套设备的研究开发；粪尿高分离固液分离技术设备研制；一体化高浓度有机废水净化自理新技术与设备；经济型固体废弃物快速发酵技术，有机复合肥生产技术及设备，N素损失控制技术；液体粪便土地直接利用技术和配套设备；臭气控制新技术。
5 学科发展存在的不足与建议
5.1 存在的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畜牧兽医学科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为我省畜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但是与畜牧业发展需要动物疫病控制需要相比，我省畜牧兽医学科还有很大的差距。
一是畜牧业科技投入比重偏低。我省农业科技总体投入很低，如2004年至2007年，省级安排农业科技专项仅为12886万元；而在农业内部，畜牧业科技资源各项投入在我省农业总投入中的比重不足15%，这与我省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23%以上的比重不相称。
二是学科发展不平衡。畜禽遗传育种技术滞后，对我省地方畜禽品种资源的利用研究不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物营养和饲料添加剂核心技术较少；对一些重大传染病病原的基础研究、生态分布与流行规律研究不够深入，重大传染病的诊断技术和防控技术比较落后，与产业的发展不平衡；寄生虫病研究尤为落后；兽药特别是生物制品、诊断试剂的研究还需加强；草山草坡保护利用、畜产品加工技术开发、畜禽场环境控制等方面，还没有形成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三是技术创新能力薄弱。畜牧兽医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少，跟踪模仿研究多；尚未形成完善的研究体系和平台，国内外竞争力不强；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在世界权威学术杂志发表的论文少；缺乏处于国内外前沿的高素质研究团队，科研人力资源整合有待加强。
5.2 建议
5.2.1 加强学科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畜牧、兽医科学所需的研究技术发展趋势，加强学科基础研究，合理布局研究技术平台，提高学科的创新能力。重点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生物安全Ⅲ级和Ⅱ级实验室、实验动物中心等，以满足科学研究的需求。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地方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场、保护区、基因库、种畜质量遗传评估中心、畜禽良种繁育体系、畜禽标准化生产体系、畜禽防疫体系、疫情应急指挥体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
5.2.2 加强学科人才培养与整合
结合我省现代农业发展需要，以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基础，加强科技创新型人才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学科带头人和团队，同时吸引和凝聚海外优秀人才，为学科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充分发挥畜牧兽医科研、教学、推广单位和企业各自优势，整合资源，创新性地开展畜牧兽医重大技术研究，并建立联合开展科技攻关的长效机制，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实际应用。
5.2.3 加大学科关键技术攻关
要根据我省畜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加大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投入力度，重点在畜禽优质高效高产技术、畜禽主要疫病的防控技术、畜产品安全保障技术、畜产品加工技术、标准化与质量控制技术、资源开发保护利用技术、健康养殖与生态保护技术等方面加大攻关研究。
参考文献：
[1] 福建省统计局. 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2007-农村篇）[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
[2] 陈越，杜生明. 21世纪初畜牧兽医学科发展展望[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3]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畜牧兽医科学学科发展报告( 2007-2008)[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课题组成员：
1. 梁全顺，福建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研究员、教授级高级兽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