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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刑事立法状况看，我国不仅以民事、行政性的法律法规来规制恶劣商业行为，而且是积极地利用刑法来规制不法商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的。应该说，用刑法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合理性。但通观我国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规定，可以认为是存在问题的，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个方面：
1.刑法规定式导致行为方式规定的概括
由于我国没有行政刑法，所有的犯罪均规定在刑法典中，这样的刑事立法的模式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如何使消费者权益的刑法保护具有规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就是如何设定行为规则，即将何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应该说，对恶劣商业行为规则的设定一般不是刑法的任务，而是商法或其他行政性法规的任务。由于商事行为的复杂，也就导致了法律所设定的行为规则难于简单明了。
在我国，由于所有的犯罪均规定在刑法典中，虽然立法者已经考虑到经济犯罪的复杂性特点，在刑法典中，已经对其作了比较多的描述，但相对于经济犯罪的复杂性来说，这种描述仍然是不够的。可以说，采取这种大一统刑法典的规定模式，又想保持刑法规定方式的简明，就已经预示着对经济犯罪之行为模式的规定不得不概括。
2.以同类行为之量的不同区分犯罪与行政违法具有实质的不合理性
从我国刑法对本类罪的规定可以看出，对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性质是犯罪还是属于一般违法的区分，不是以行为方式，而是以行为程度，即同种类型的行为在严重时构成犯罪，较轻时构成一般违法。这种方式在我国刑法规定中是基本的规定模式。
作为一般的规定模式，应该说这种规定式本身是有其重大缺陷的。其缺点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立法规定困难。其二，对行为性质评价的不甚明确。其三，刑事违法与其它违法之管辖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不过，从选择的合理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整个法体系的设定过程中，刑事犯罪与一般违法之界限，应该以行为性质而不是行为程度进行划分。以行为性质划分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可以保持规则的明确性，便利达到立法语言的准确性，不至于形成司法与行政执法机关的管辖冲突，不妨碍轻微行为的非罪处理。因此，以行为性质作为设定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有利于实现法治的理想，应该成为设定国家法体系的理性选择。
3.以销售额作为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标准是形式合理掩盖实质的不合理性
本类罪是属于以明确列举的方式作了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之间的量的区分标准的立法例。这种规定方式在形式上是合理的，因为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具有明确的区分标准，毫不模糊，但这种形式上的合理，不能抵消实质上的不合理。因为，决定犯罪程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法益的性质、对法益的侵害方式、侵害程度、行为的具体样态等多方面的因素，其共同的作用说明行为的恶劣程度与对法益的侵害程度，作为说明行为的是否可罚与重罚或轻罚的依据，应该是综合指标而不是单项指标。仅以销售额作为成罪与否以及轻罪与重罪的标准，是以其形式上的合理性掩盖了实质的不合理性。
4.刑罚过厉与不平衡导致与其他类犯罪的不协调性
本类罪所规定的9个罪名，其法定最高刑2个是死刑，5个是无期徒刑，1个是15年有期徒刑，1个是3年有期徒刑。其刑罚之重，在经济犯罪中乃至在所有的犯罪中，都应该说是重罪比例很大的一类犯罪。而本类罪的重刑主要是因为包含着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导致的。而在立法上作这种处理的合理性是值得研究的。
二、消费者权益刑法保护的完善
1.重行为程度与重行为方式的理性选择
从我国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刑事立法规定可以看出，现行立法采取的是重行为程度而轻行为方式的立法模式。如前述，两种不同的规定模式是各有利弊，均不是绝对的好与坏，于是就面临着选择。
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成立的要求是具备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其他的能够影响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之社会危害性程度的情况，如生产规模、方式、产品的伪劣程度等，立法未予涉及。事实上，作为影响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之危害程度的因素，不仅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销售数额，其他的行为情况也会影响行为的程度，应该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影响。试举一例：甲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之销售额为5万元，其产品的伪劣程度较低，仅对产品的使用价值有一定影响，虽然危害不大，但由于达到了法定的数额标准，成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乙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之销售额为4万元，其伪劣程度极其严重，基本不具有使用价值，对消费者的危害大，但是，由于未达到法定的成罪数额要求，不构成犯罪。应该说，两种行为的危害性程度的判断是容易进行的，但是由于立法的规定，导致了依法处理具体案件时实质上的不公平。
2.重销售额与重综合指标的理性选择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在纯客观面，就至少包括行为本身的状况、行为对象的状况、行为结果状况等，而销售额只是行为结果的表现之一。既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由多种情况的综合作用决定，而作为不同罪刑阶段法定刑的设定依据只是单一的销售额，其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说，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或者说对法益的侵害性是由综合因素决定的，那么，仅以其中的一项指标做为成罪的量的依据和设定不同罪刑阶段的标准的立法，是将其不合理性立法化，用法律的强制来保护这种不合理性的实现，这显然不应成为立法应予继续保留的内容。
3.以法规竞合方式解决本类罪与其他罪间关系的评判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关系问题上，采取的是以法规竞合的方式解决问题。这种立法意图直接表现在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中。
【正文】
一、引言
2007年3月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回顾次贷危机的形成过程，人们注意到金融机构针对公众的过度信用创造使得金融系统积聚了大量信用风险，后者又成为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美国住房贷款市场上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远远超出了公众的还款能力，宽松的管制政策下的无风险套利诱惑又导致贷款经纪人的掠夺性贷款（predatorylending）泛滥。在信用卡市场上，金融机构滥发信用卡的问题同样严重，美国公众的信用总额从1990年时的2386亿美元飙升至2008年9月底时的9770亿美元，而信用卡坏账率增加了18%；高额收费、交易信息不透明等信用卡欺骗行为十分猖獗，这些一度令美国面临又一波信贷危机的威胁。
这些市场滥用行为暴露出美国现行金融管制立法的一个严重缺陷，金融管制立法忽视了对消费者的应有保护，结果纵容了金融机构的市场滥用行为，最终却引发了金融危机。2009年3月，美国财政部了《金融管制改革白皮书》，针对现行金融管制体制的弊病提出了系统性的改革方案。该方案除了强调对金融加强监管的传统思路以外，特别指出管制立法应重视对于消费者的保护，相关的改革措施包括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向消费者提供透明的、简明扼要和公平的交易信息等内容。该建议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强烈支持，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活动开始陆续展开。2009年10月2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正式通过了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法案，成为美国自危机后进行金融立法改革跨出的决定性第一步。
如果说，各国从此次金融危机吸取的最大教训应是真正贯彻落实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制度，似乎也并不为过。当代，包括日本等国的金融管制立法都已开始重视金融领域的消费者诉求，并通过加强金融机构的法定义务和责任，赋予消费者法定权利等立法措施矫正交易双方的不对等状况，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借鉴这些金融市场上的管制立法经验和教训，探究加强消费者保护的金融管制立法理念，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金融放松管制和立法改革而言恰是正当其时。
二、保护消费者权益是金融管制立法的应有之义
通常认为，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负外部性使得管制成为金融市场运行良好的基本保障。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纷纷开始走上金融管制之路。当代，无论是美国的“双重多头”监管模式、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双峰”监管模式、还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单一监管模式等等，其金融管制的立法目标除了强调维护货币体系与金融稳定、促进金融机构谨慎经营；建立高效率、富于竞争性的金融体制以外，皆将保护包括存款人、投资者在内的各类金融消费者权益纳入到立法宗旨当中。
（一）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促使金融消费者寻求法律保障
在金融市场上，我们已经习惯于从金融业不同领域的角度对个人使用相应的身份标志。个人去银行办理存款时被称之为“存款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被称之为“保险相对人”，在证券交易所买卖股票等有价证券时又被称作“投资人”。而在金融放松管制、金融业务交叉与创新的背景下，存款人、保险相对人或投资人的身份区别越来越失去意义。对于个人来说，选择一项金融服务也就是挑选商品的过程，个人就是金融市场上的消费者。
但是，金融市场上的商品和消费者又有其特殊性。一方面，金融商品较之普通商品而言具有若干特殊性。首先，金融服务构成了金融商品的实质内容，这使得金融商品生而具有无形性。由于金融商品没有可供评定其价值的外形和质地等要素，因此消费者的交易判断完全依赖于金融机构一方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其次，金融商品在风险形式、费用构成、利润结构、提前退出的惩罚机制、税费负担等各方面都有较高的专业性壁垒，这对消费者的专业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即便金融机构一方提供了商品的所有信息，但是如果大量采用晦涩难懂专业术语，消费者仍然无法真正理解金融商品。再次，金融商品是关于金钱的一类特殊商品，具有收益性及相伴而生的风险性。金融商品收益性的大小是通过收益率来衡量的。金融衍生商品更是因为以小博大的杠杆性，在交易时只需交付少量保证金即可签订大额交易，从而成为高收益金融商品的代表。有收益就有风险。金融商品总是伴随着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金融消费者如果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或有关风险的信息，则极易遭受损失。可见，较之普通商品或服务而言，金融商品的信息对于消费者进行交易判断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亦应主要围绕着交易信息的提供与获取而展开。
另一方面，金融消费者与一般消费者相比，交易弱势特点更为突出。金融商品的无形性、专业性、高风险性等特点，使得金融消费者在交易中处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金融消费者在知识水平、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交涉能力、经济承受能力等各方面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仅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正确有效的把握金融商品的重要信息和规避不适当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对金融商品的宣传、推销和劝诱行为，以及其他与交易决策有关的信息就左右着消费者的交易判断。实践中，金融机构又会利用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侵害消费者的权益，从而引发道德风险。
总之，金融市场上商品交易信息的高度不对称，加之交易双方力量差异十分悬殊，使得金融消费者很难实现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交易。这就要求法律伸出援助之手，给予金融者应有的倾斜保护，以矫正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维持二者在信息的收集、掌握、辨别、理解等各方面的力量均衡。
（二）放松金融管制不能放松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和创新，严格管制的立法体系对金融市场发展的阻碍作用日益突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放松管制的金融立法改革在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普及，改革措施包括大量废除行政审批等限制性规则，取消金融分业经营限制等。但是，金融创新和综合经营亦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仅依赖市场的自我调节，放任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和自由竞争，金融机构在利润与市场占有率的驱使下极易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换取自身的竞争优势地位。金融机构的滥发信用、误导性销售等市场滥用行为不仅直接侵了害广大消费者权益，更将动摇金融稳定的市场基础，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此次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正是放松管制出现过度，特别是金融活动缺乏保护消费者权益规则的约束，从而走到另一个极端的真实写照。痛定思痛，危机之后的美国学术界已初步达成共识：提升美国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地位，只是金融管制的一项目标，它不应当牺牲金融管制的一些基础价值，首要的即是保护公众投资者、存款人等消费者的权益。
美国从次贷危机中接受的教训，对于隔海相望的日本而言，却有着似曾相识的熟悉感。1996年，日本进行金融“大爆炸”的制度改革，改革虽然倡导“自由、公平、全球化”的基本原则，但是改革实践却没有对“公平”原则给予应有的重视。立法者在对日本金融业放松行政管制的同时忽视了对消费者的应有保护，结果引发了大量消费者受害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迅速发展金融产业恢复金融中心地位，日本推行了金融“大爆炸”改革。改革废除了大量金融管制规范，鼓励金融机构的自由竞争和业务创新，一时间各类新兴的金融商品和服务像洪水一样开始充斥于公众的视野，消费者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各类与消费者有关的金融纠纷也出现爆发性增长。金融消费者纠纷激增的严峻现实促使改革者重新审视金融大爆炸改革的方向，通过对金融管制立法的自我修正，完善对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机制。对此，日本有学者形象地概括道：“（金融）放松管制好比是突然出现在消费者眼前的一片深海，消费者三法（笔者按：指日本消费者合同法、消费者信用法以及未来出台”金融服务法“）就是这片海上保护消费者的船只。本来海与船应当是配套出现，但是现在先出现的是海洋。在没有船的情况下强迫消费者入海，溺毙或逃生都有可能。即使消费者侥幸逃生了，但是心理上就对这片海洋产生冷淡，必然影响日本的经济景气。因此消费者三法不仅仅是消费者的法律，更是经济整体良好所不可欠缺的法律。”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若干立法思路
考察我国现有立法可知，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的落脚点仍然放在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立法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加强对金融机构外部监管机制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以维护金融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而作为金融产业最终用户的消费者权益尚未得到立法者的应有重视。我国《银行法》《证券法》等金融立法中虽然也在其立法宗旨中写入保护投资人、存款人等消费者利益的内容，但是真正规定消费者权利、具有可诉性和可操作性的民事规则在具体条文中却十分少见，这使得保护消费者权益往往成为被架空了的口号。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从储蓄向投资转移”的市场导向型金融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金融商品与服务日益向个人生活渗透和扩展。近年来，金融放松管制与业务交叉使得金融商品和服务种类呈现爆发性的增长态势，从而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机会。但是诸如投资连接保险、认股权证以及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新型商品较之储蓄、保险、股票等传统金融商品而言，在结构上更为复杂、风险更大。消费者如果看不懂这些商品“产品说明”或受到销售者误导，极容易受到侵害。特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我国不仅在香港地区爆发了“迷你债券”风波等公众投资人大规模受害事件，内地也频频发生银行个人理财产品零收益事件等投资纠纷，金融消费者受害问题日益突显。而日本、美国等国在金融危机下已暴露的问题和金融管制立法改革恰可为我国所吸取教训，并借鉴其经验。
（一）确立个人在金融活动中的消费者地位
综上可知，在金融领域，存款人、投资人、投保人等消费者是金融产业运行和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与放松管制、维持金融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金融市场发展好了金融消费者才能真正受益。反之，如果忽视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那么金融消费者在重重侵害之下必然日渐丧失投资积极性和市场参与度，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的立法改革也终将遭遇挫败。金融管制立法不能忽视对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的特别保护，首当其冲的便是将金融消费者规定进金融立法当中，确立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在法律上的消费者地位。对此，无论是经历过放松管制挫折的英国、日本，还是正经历着危机的美国，其金融管制立法皆已态度明确。
2000年英国出台《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该法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从而弱化了金融行业的差异，将存款人、保险合同相对人、投资人等所有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都概括到“消费者”群体中去。并且，该法将“确保对消费者适当水平的保护”确定为金融管制四大目标之一，并通过增加大量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规范，包括金融机构销售劝诱等行为规范、民事赔偿责任规则、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等落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宗旨。
自1996年金融“大爆炸”以来，日本针对金融消费者受害的社会现实问题，正在迅速建立起一套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管制法律体系。诸如金融机构的说明义务、适合性原则、民事赔偿责任等规则不断被写进立法当中，消费者合同法、消费者信用法以及“金融服务法”三类立法中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得到不断加强和整合。具体表现为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对金融消费合同缔约规则的统一、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对资本市场消费者保护规则的统一、《分期付款销售法》《贷金业法》等消费者信用立法的联动修订和统一化呼声的高涨，以及将来最终形成的日本版“金融服务法”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的全面统一。
（二）贯彻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立法原则
综合上述考察与分析，我们认为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保护消费者的三项基本原则，即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原则、全面保护原则和适度保护原则。
首先，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原则。
正如上文所及，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加之金融商品的特殊性使得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无法形成公平交易，从而要求金融立法伸出援助之手，给予消费者应有的倾斜保护：即通过加重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法定义务和民事责任、赋予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相应的消费者权利等方式来矫正交易双方的力量差距。
但是，现行的金融管制立法往往从金融行政监管的需求、而非消费者的交易需求出发来设定金融机构的义务和责任，从而无法真正贯彻对消费者倾斜保护理念。这里仅以金融管制立法中有关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规则为例加以论述。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规则忽视了消费者的交易需求。金融监管机构获得信息是为了全面和正确把握金融机构的真实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和执行其行政监管职能。而监管者与金融机构无论是在专业知识水平、实践经验等各方面都是旗鼓相当。因此，如果信息披露的制度服务于金融监管需求，那么相应的规则就只需要保证信息本身的真实、准确、完整等质量要素。但是，金融商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性商品，金融机构的口头和书面说明是消费者了解商品性状和做出交易判断的主要依据。又“由于服务合同中的给付行为——提供服务行自身的竞争优势地位。金融机构的滥发信用、误导性销售等市场滥用行为不仅直接侵了害广大消费者权益，更将动摇金融稳定的市场基础，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此次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正是放松管制出现过度，特别是金融活动缺乏保护消费者权益规则的约束，从而走到另一个极端的真实写照。痛定思痛，危机之后的美国学术界已初步达成共识：提升美国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地位，只是金融管制的一项目标，它不应当牺牲金融管制的一些基础价值，首要的即是保护公众投资者、存款人等消费者的权益。
美国从次贷危机中接受的教训，对于隔海相望的日本而言，却有着似曾相识的熟悉感。1996年，日本进行金融“大爆炸”的制度改革，改革虽然倡导“自由、公平、全球化”的基本原则，但是改革实践却没有对“公平”原则给予应有的重视。立法者在对日本金融业放松行政管制的同时忽视了对消费者的应有保护，结果引发了大量消费者受害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迅速发展金融产业恢复金融中心地位，日本推行了金融“大爆炸”改革。改革废除了大量金融管制规范，鼓励金融机构的自由竞争和业务创新，一时间各类新兴的金融商品和服务像洪水一样开始充斥于公众的视野，消费者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各类与消费者有关的金融纠纷也出现爆发性增长。金融消费者纠纷激增的严峻现实促使改革者重新审视金融大爆炸改革的方向，通过对金融管制立法的自我修正，完善对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机制。对此，日本有学者形象地概括道：“（金融）放松管制好比是突然出现在消费者眼前的一片深海，消费者三法（笔者按：指日本消费者合同法、消费者信用法以及未来出台”金融服务法“）就是这片海上保护消费者的船只。本来海与船应当是配套出现，但是现在先出现的是海洋。在没有船的情况下强迫消费者入海，溺毙或逃生都有可能。即使消费者侥幸逃生了，但是心理上就对这片海洋产生冷淡，必然影响日本的经济景气。因此消费者三法不仅仅是消费者的法律，更是经济整体良好所不可欠缺的法律。”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若干立法思路
考察我国现有立法可知，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的落脚点仍然放在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立法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加强对金融机构外部监管机制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以维护金融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而作为金融产业最终用户的消费者权益尚未得到立法者的应有重视。我国《银行法》《证券法》等金融立法中虽然也在其立法宗旨中写入保护投资人、存款人等消费者利益的内容，但是真正规定消费者权利、具有可诉性和可操作性的民事规则在具体条文中却十分少见，这使得保护消费者权益往往成为被架空了的口号。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从储蓄向投资转移”的市场导向型金融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金融商品与服务日益向个人生活渗透和扩展。近年来，金融放松管制与业务交叉使得金融商品和服务种类呈现爆发性的增长态势，从而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机会。但是诸如投资连接保险、认股权证以及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新型商品较之储蓄、保险、股票等传统金融商品而言，在结构上更为复杂、风险更大。消费者如果看不懂这些商品“产品说明”或受到销售者误导，极容易受到侵害。特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我国不仅在香港地区爆发了“迷你债券”风波等公众投资人大规模受害事件，内地也频频发生银行个人理财产品零收益事件等投资纠纷，金融消费者受害问题日益突显。而日本、美国等国在金融危机下已暴露的问题和金融管制立法改革恰可为我国所吸取教训，并借鉴其经验。
（一）确立个人在金融活动中的消费者地位
综上可知，在金融领域，存款人、投资人、投保人等消费者是金融产业运行和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与放松管制、维持金融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金融市场发展好了金融消费者才能真正受益。反之，如果忽视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那么金融消费者在重重侵害之下必然日渐丧失投资积极性和市场参与度，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的立法改革也终将遭遇挫败。金融管制立法不能忽视对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的特别保护，首当其冲的便是将金融消费者规定进金融立法当中，确立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在法律上的消费者地位。对此，无论是经历过放松管制挫折的英国、日本，还是正经历着危机的美国，其金融管制立法皆已态度明确。
2000年英国出台《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该法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从而弱化了金融行业的差异，将存款人、保险合同相对人、投资人等所有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都概括到“消费者”群体中去。并且，该法将“确保对消费者适当水平的保护”确定为金融管制四大目标之一，并通过增加大量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规范，包括金融机构销售劝诱等行为规范、民事赔偿责任规则、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等落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宗旨。
自1996年金融“大爆炸”以来，日本针对金融消费者受害的社会现实问题，正在迅速建立起一套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管制法律体系。诸如金融机构的说明义务、适合性原则、民事赔偿责任等规则不断被写进立法当中，消费者合同法、消费者信用法以及“金融服务法”三类立法中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得到不断加强和整合。具体表现为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对金融消费合同缔约规则的统一、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对资本市场消费者保护规则的统一、《分期付款销售法》《贷金业法》等消费者信用立法的联动修订和统一化呼声的高涨，以及将来最终形成的日本版“金融服务法”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的全面统一。
（二）贯彻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立法原则
综合上述考察与分析，我们认为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保护消费者的三项基本原则，即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原则、全面保护原则和适度保护原则。
首先，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原则。
正如上文所及，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加之金融商品的特殊性使得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无法形成公平交易，从而要求金融立法伸出援助之手，给予消费者应有的倾斜保护：即通过加重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法定义务和民事责任、赋予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相应的消费者权利等方式来矫正交易双方的力量差距。
但是，现行的金融管制立法往往从金融行政监管的需求、而非消费者的交易需求出发来设定金融机构的义务和责任，从而无法真正贯彻对消费者倾斜保护理念。这里仅以金融管制立法中有关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规则为例加以论述。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规则忽视了消费者的交易需求。金融监管机构获得信息是为了全面和正确把握金融机构的真实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和执行其行政监管职能。而监管者与金融机构无论是在专业知识水平、实践经验等各方面都是旗鼓相当。因此，如果信息披露的制度服务于金融监管需求，那么相应的规则就只需要保证信息本身的真实、准确、完整等质量要素。但是，金融商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性商品，金融机构的口头和书面说明是消费者了解商品性状和做出交易判断的主要依据。又“由于服务合同中的给付行为——提供服务行为本身就是由合同条款所规定，消费者要理解这些条款并就此做出正确的交易判断，显然要比对有形商品的质量、性能等情况加以识别要难得多。”所以，法律对金融领域经营者向消费者履行的说明义务应当提出更高的要求。金融机构除了要保证信息自身质量之外，还必须关注消费者对信息的接受和掌握能力。也即，除了要求所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和具有及时性以外，金融机构向消费者进行说明时还应当满足诸如针对性、适合性、可理解性等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2）金融管制立法往往缺少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内容。“无救济、无权利”，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应当包含金融机构民事责任的规则。如果没有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金融机构即便存在违法行为、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不需要向投资者承担任何法定的民事责任，因此无法有效防止金融机构的欺骗易行为。而且，倾斜保护原则还要求金融机构承担更多的程序性义务。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在信息上的严重不对称使得前者在主张金融机构的民事责任时往往面临举证困难和败诉风险，法律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也变得徒有虚名。因此，简化金融机构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减轻消费者举证责任应当是金融消费者民事保护制度的特别要求。
应当承认的是，美国金融管制立法中有关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义务的相关规定并不少见。以住房抵押贷款法律规范为例，相关的立法包括《贷款真实法案》、《平等信贷机会法》、《房屋所有权保护法》、《公平住宅法》、《社区再投资法》、《住房抵押贷款信息披露法》等等。但是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原则在这些立法中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结果大大削弱了其保护力度：虽然《贷款真实法案》等法律对贷款机构规定了信息披露义务，但是并没有考虑到借款人其实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去理解那些复杂的贷款条件，未从消费者的理解水平出发规定所披露信息的相关内容；虽然《平等信贷机会法》和《公平住宅法》等法律禁止贷款机构的交易歧视行为机构eiusingAct，但是对于贷款机构是否存在违规行为的证明责任却要由无法了解内部放贷标准的借款人来承担；虽然《房屋所有权保护法》等法律严格限制贷款利率水平以保护借款人，但是要求借款人能够自己判断贷款机构是否存在违反规定收受高额费率的情形。特别是，这些立法存在大量保护漏洞，致使五花八门的掠夺性贷款行为在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畅行无阻：这些漏洞包括未要求贷款人披露贷款的实际成本、未明确禁止贷款人收取不当超额费用、未规定贷款人在应当根据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水平提供贷款、未禁止翻转贷款、未就贷款的欺诈和虚假陈述行为规定法律责任、未禁止预付罚金、未禁止大额尾付贷款业务等不公平贷款等等。
相较而言，近年来日本在金融立法中已经明确规定了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的说明义务及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规则。例如，日本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第3条规定，金融商品销售者应当向顾客就下列重要事项履行说明义务：其一，由于利息、通货的价格、金融商品市场的行情等指标的变动而可能导致本金损失危险时，应当说明该项危险、相关指标以及有关金融商品因为指标变动而直接影响的重要部分。其二，由于金融商品销售者等相关金融机构的业务变动或金融环境的变化而可能产生本金损失危险时，应当就该项风险进行解释，并说明有关当事人的情况。特别是，该法第5条的规定，金融商品销售业者，如果违反第3条的规定而未向顾客就重要事项进行说明、或者违反第4条的规定而向顾客提供了断定的判断等行为，据此给顾客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说明义务”的概念，但是通过规定缔约前的书面交付义务（第37条之3第1项第5-6号）和缔约时的书面交付义务（第37条之4）的规定，进一步加强了对经营投资类金融商品的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要求。这样一来，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法定的说明义务而致使消费者遭受损失之时，后者就可以直接援引这些法律规定，通过诉讼等纠纷解决机制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寻求损害赔偿。
其次，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对消费者的全面保护原则。在金融分业界限日益被打破、金融创新活动频繁的当代，放松金融管制的措施将会会产生大量立法空白和立法冲突。而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不可能要求他们对这些调整金融机构业务行为的差异性规范有全面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以判断金融机构的行为是否存在违规或欺诈，更不可能假设他们能够依据这些纷繁复杂的规章制度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因此，即使金融管制立法开始关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保护存在漏洞，也会令整个金融大厦瞬间倒塌。对此，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无异于一个生动的注脚。
这就要求金融管制法对于消费者的保护能够全面覆盖所有金融市场活动，除了对于已有的金融商品和服务有所规范，还有必要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新型金融商品和服务给予原则性和概括性的规定，防止金融消费者在遭受侵害后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根据美国财政部2009年的《金融管制改革白皮书》成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署，将统一行使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旨在有效弥补法律漏洞与空白。在日本，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规则已经体现出全面覆盖趋势：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针对所有的金融商品销售活动首次确立了全面的消费者保护规则框架。其次，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作为正在形成中的日本“金融服务法”的先驱部分，已将有关消费者的保护规则覆盖到所有投资类金融商品。再次，现行的日本《分期付款销售法》《贷金业法》等几部消费者信用立法存在的漏洞已备受诟病，这些立法在加快修订的同时也在酝酿着统一化的进程。
再次，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对消费者的适度保护原则。
金融管制立法对消费者的保护应当是有限度的，即遵循适度保护原则。应当意识到，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并非金融管制立法的根本目的所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对抗，反而存在根本性的相互依赖：消费者地位的弱化，会从根本上缩减社会消费需求、抑制生产规模，造成经济衰退，最终损害的是经营者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认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恰恰是为了实现交易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从而贯彻“私法自治”的民法精神。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一是为了确保合同当事人的‘地位对等性’，从而恢复消费者的自我决定能力，使得消费者一方当事人能够基于合理判断而缔结合同；二是为了确保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的正常运行”。对金融消费者的适度保护原则主要应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交易本身的性质，因为交易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交易风险和复杂程度的大小差异，从而决定着立法对消费者的保护程度；二是考虑消费者的交易能力，包括消费者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学习精力、经验水平、经济实力、风险承受能力等要素。
就第一个因素而言，法律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应当仅限于矫正消费者在交易能力上的弱势地位，以保证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在实质公平的前提下发生交易关系；而不应当延伸到消费者因从事该金融商品交易而可能面对的结果。如果消费者从事投资类金融商品的交易活动，只希望得到更高的收益回报而不愿意承担损失风险，那将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市场滥用。也即，金融消费者在参与投资活动时，应当确立必要的风险意识，在了解自身承担风险的能力限度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学习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从而成长为一个有独立判断能力的成熟消费者。对于如何把握好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尺度，2000年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给出的若干原则值得借鉴。该法第5条规定金融管制者在确定对消费者的保护程度时，必须（1）考虑包括投资在内的各类金融交易在风险水平上的可能差异，（2）考虑消费者在经验、专业水平上的可能差异，（3）考虑消费者对外部建议和准确信息的需求，（4）考虑消费者就自己的交易决定负责的一般原则。:
就第二个因素而言，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也包含有加强消费者自己责任承担能力、培养成熟消费者的要意。特别是对于高收益高风险的金融投资市场而言，成熟的消费者群体是该市场稳健发展的根本所在。如果消费者已经具备了与金融机构相当的交易能力，而法律仍然给予其倾斜保护，此时这种保护不仅对于此类消费者而言显得画蛇添足，也是对法律资源的不必要浪费。金融活动注重效率、关注成本与收益的合理关系，而对那些在经济实力、专业水平、交易经验等各方面皆势均力敌的个人专家（expertprivatecustomer）给予倾斜保护显然是一项加重成本却无甚收益的工作。有鉴于此，法律不仅应当区分消费者与机构类金融顾客，从而给予前者倾斜保护，而且还有必要对个人消费群体作进一步区分，将那些成熟的消费者剔除出倾斜保护的对象范围。以日本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为例，该法在加强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说明义务及民事责任的同时，亦将那些具有金融商品销售方面的专门知识以及经验的“特定顾客”，排除在倾斜保护对象之外，金融商品销售者就重要事项进行特别说明等强制性义务对其并不适用。同样，日本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亦将“根据《商法》第535条的规定，缔结匿名组合契约的个人，或者在知识、经验以及财产状况等与内阁府令规定的特定投资者认定要件相当的其他个人（净资产在3亿日元以上等要件）”归入“特定投资者”的范畴（《金融商品交易法》34条之4），不予适用上述保护性规则。而且，该法为普通消费者转向特定投资者提供了通道，使那些“（1）拥有10亿日元以上有价证券，（2）在金融机构开设专门的有价证券交易账户超过1年以上”的个人还可以申请转化为“特定投资者”，从而可以参与到更为复杂和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当中去。
论文关键词 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 法律研究
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开始受到普遍关注，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那个时期，自由主义的思想在西方盛行，民众表示出对“政府干预”的强烈不满，随着这一思潮的不变扩散和发展，也逐渐影响到西方国家对金融的监管理念，监管当局将维护金融安全以及促进金融效率作为监管工作开展的基本出发点，却置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相关问题于不顾，久而久之，在各个国家放松金融监管的大背景下，金融产品以及金融创新层出不从，经营状况日渐混乱，许多新的侵犯到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问题也不断产生和出现，严重影响到消费公众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心，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各个国家开始逐渐认识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一、我国金融消费保护法律制度的基本现状
金融市场作为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支柱性力量，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高低，同时更是直接影响国家安全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金融领域中，又离不开消费者的推动与促进。在这样一个关系链中，我们不难发现，要想促进国家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依赖金融市场及领域的良好发展态势，消费者又决定着金融市场的运转状态，换句话说，实际上消费者直接决定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对金融消费者权益进行有效保护，不仅是增强消费者市场信心，促进金融行业发展的关键步骤，同时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构建健康稳定消费环境，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就目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现状来看，依然存在很多不足。
通过上文关于金融危机爆发深层次原因的分析，我们已经清楚了解到了金融消费保护的重要性及必要作用。但是就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基本现状而言，依然远远不能达到充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目标。从现阶段我国法律体系来看，不仅没有专门性的立法，就是涉及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内容也是少之又少，其中，《消费者保护法》（以下简称保护法）的保护对象仅是一般性消费者，没有涉及到金融消费者的专门体现；《银行法》、《证券法》、《银行业管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条文也没有专门涉及到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所以，就目前我国法律体系来看，对金融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的立法亟待建立和完善。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内容剖析
《保护法》针对的主要对象是一般消费者，金融消费者也属于一般消费者，因此，《保护法》的条例规定同样适用，就该法的主要内容中，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着重体现在以下几点：《保护法》的主要宗旨自傲与保护消费者基本的合法权益，并且明确界定了消费者受到保护的范围，即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购买或者使用商品、接受服务的行为；并且，在第二章的内容中赋予了消费者基本的权利，如知情权、安全权、公平交易权以及求偿权、监督权等九项；其次，《保护法》还对消费者交易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明确规定，即商品经营者在与消费者交易的过程中，需严格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及诚实守信”的基本交易原则，不得强买强卖，强调经营者在交易过程中负有的安全、说明以及公平等义务；严谨经营者通过合同、通知以及申明等方式对消费者实施不公平的行为；除此之外，在《保护法》中，明确提出了消费者在遭遇不公平贸易或者欺诈性贸易时寻求帮助和救济的五大途径，如与经营者协商，通过消费者协会请求帮助和调解，或者像工商管理相关部门提起申诉，请求仲裁机构等。
（二）合同法
我国《合同法》是用来调节平等经济主体交易关系的法律，属于民法的范畴，主要包括了合同的订立以及合同的履行、变更或者转让等内容。《合同法》中涉及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部分主要体现在关于格式条款的相关规定中，具体内容是：条款格式的提供方应当严格遵守公平等原则明确当事人的权利及义务，对于违反平等公平原则的格式条款，受害方有权依照相关规定撤销其有效性；格式条款的提供方，有义务进行免责、限制条款的声明和提示，对于没有履行条款说明或者提示义务的，条款无效；除此之外，《合同法》还明确规定了人身伤害责任免除的免责声明的无效性，从而避免人为故意造成他人伤害情况的出现。在其他法律条文中也有部分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笔者在这里主要就《合同法》进行类似说明，此外不再进行赘述。
（三）其他金融条文法规
金融条文法规相关内容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就现阶段我国金融领域的基本法律管辖方式来说，主要包括了以《商业银行法》、《银行管理法》为基础的银行立法，以《证券法》为基础的证券行业管理立法，以及以《保险法》为基本核心的保险业立法，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国务院制定的行政规定等，也都适用于金融消费者。
二、我国目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我国金融消费保护法律制度的基本现状分析和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现状来说，虽然各类法律条文都有多少的涉及，但是并没有专门的具有针对性的法律制度作为基本保证和依据，在我国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方面还存在不可避免遇到的主要问题。
（一）立法体系存在的问题
首先，就我国目前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来看，虽然有所涉及的立法及规定较多，但是，尚没有专门针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制度，同时也没有对金融消费者的定义以及外延进行明确的定义或者界定。就《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而言，其保护对象是一般性消费者，并没有明确涵盖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进行保护的内容，另一方面来看，《保护法》中关于一般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内容也是极为模糊，指导规范意义并不明显；除此之外，就《银行法》、《监管法》以及《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来说，也没有专门的篇章来对金融消费者进行规范。
其次，在我国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喜爱，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但是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行立法已经远远滞后于金融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相关法律条文中涉及到的保护条款已经无法满足金融消费者在现阶段金融市场中的实际需要。
金融消费者保护在立法体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除了上述两个方面之外，还有一个方面的困境就是：所有有所涉及的法律法规、行政条文，多数都是原则性的规定，几乎没有都没有牵涉到具体情况，与金融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严重脱节。
（二）救济体系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金融消费者在权益保护道路上遇到的主要问题，除了立法体系方面的困境之外，在救济体系方面也是存在一定缺陷。一方面，就我国现行机构的构建来说，并没有专门性的针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机构，导致金融消费者在权益受损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求助途径；除此之外，也没有专门针对金融矛盾进行争议处理的仲裁机构，进一步加剧了我国金融消费者寻求权益保护的困难程度。根据《保护法》相关规定，如果金融消费者与相关金融机构产生纠纷，只能通过申请与相关金融机构进行协商的途径以及想有关金融监管机关提起诉讼，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来寻求帮助和救济；在极为有限的救济途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金融监管机构却是少之又少，建立在这一基础上，这样的规定，实际上也只是徒有虚名，几乎没有实际的价值，根本无法起到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作用；另一方面，就目前我国金融行业相关自律组织职能作用的发挥现状来看，基本上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对金融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对金融交易进行监督管理的作用。从西方国家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自律机构等组织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保证公平自由金融交易的实现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其关键。我国已经先后成立了银行业、保险业以及证券业三大协会，但是三大协会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发挥的作用却不太明显，一来缺乏经验，没有前期实践作为支撑；二来受到立法体系方面的影响，没有专门的法律文件作为基本指导。面对这样一种现状，提高我国金融自律机构等组织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中的地位，明确相应职责也就显得极为必要了。
三、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完善建议
显而易见，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现阶段法律制度制定方面以及实际消费者权益保护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那么针对这些问题，究竟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完善和改进呢？笔者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相应的完善途径也应保证严密性以及完整性。
（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制定
从上文叙述中，我们已经认识到现阶段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没有得到保障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专门性法律制度的缺失，因此，落实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当务之急就是制定一部针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将所有权益保护内容落到实处，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基础上，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供相应的参考依据。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指定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在结合我国金融行业发展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应对西方国家一些先进的成功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经验进行合理的借鉴；其次，应对金融消费者的基本概念和界限，金融消费者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及保护原则等进行明确；金融仲裁机构等自律组织的建立和设置；金融消费者救济途径以及申诉程序的明确设定等。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的同时，还应对涉及到金融消费者的其他法律中客户、存款人或者投资者等称谓进行统一的变更，总称为金融消费者，从而提高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以及相关经营者的守法意识。
（二）人民银行内部保护金融消费者机构的成立
为了真正将立法内容以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条款落到实处，除了立法的完善之外，人民银行也应进行合理的配合，在内部建立起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机构，其主要目的是对各地区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进行统一的管理，提高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权威性和重要性。
（三）新型救济途径的完善和创新
对错的判断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将错误的交易结果纠正过来，过去金融消费者的救济模式，方式有限，流程繁琐，最终救济效果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所谓的权益保护也不过是走走过场。针对此种情况，在完善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过程中，还应构建新的救济诉讼制度，为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之路提供有效的保障，增强消费者对我国金融市场的信心。在新型救济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具体措施：首先，借鉴一些先进的行政诉讼制度以及国外消费者诉讼制度的具体设计，结合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实际以及消费群体的实际，建立起一套区别于民事诉讼、符合金融行业发展特征专门针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制度；其次，引入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提高金融纠纷处理的公正性及客观性；专门审判庭的有效设立，安排具有金融专业水平的人员担任法庭法官，从金融行业的实际对案件或者纠纷进行审理，提高人民法院审理金融纠纷的公信力。
（四）金融保密法的健全与完善
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还应建立一套专属于金融机构的保密法进行配套。金融消费者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将自己的财产或者其他个人信息泄露给金融机构，我们不可保证的是，金融机构不会利用这些信息去换取一些额外的收入，或者将这些消费者信息作为交易之外的其他用途，这样一来，不仅对于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权益来说是一种损害，同时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秩序的维持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因此，金融保密法的建立，能够将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信息保护的义务落到实处，从而进一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权益。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民法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中，消费者权益保护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各国普遍重视消费者保护的立法。虽然从上世纪初一些国家就开始制定相关的单行立法，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只是在上世纪后半叶才形成的。传统对消费关系的调整主要是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权益问题的尖锐而出现的。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与民法虽有联系，但也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消费者的权利与民事权利是不完全一致的，它已经超出了民法所确认的民事权力的范畴。其次，有一些对消费者保护的措施，不都是民事责任能包括的。比较典型的，像许多国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确认的召回制度，它不是民事责任，或者不是民事制裁措施，它主要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或者在有关产品责任领域里所采用的措施，它跟民事责任有很多区别，民事责任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是发生纠纷以后，要有一方提出请求，才产生民事责任。但是召回制度有政府的干预，不履行召回义务，政府应当主动干预。这和民法的民事责任不一样。
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从民法里分立出来的一部，我们在法律上把它称为“特别法”。从性质上来说，它是既具有包括民法的规范，同时也包括行政法规范，属于经济法的范畴。
二、民法领域中消费者权益的扩张
案例1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对超市制定的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问题。格式条款是指一方为了反复使用而预先制定的，在订立合同时不能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条款的出现，可以说是20世纪在交易领域里出现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它给条款制订人带来很大方便、节省交易费用的同时，对消费者保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消费者尽管在和对方订约的时候，可以表示接受，也可以表示不接受，形式上好象符合民法的平等原则。但是实际上，消费者往往只能被迫接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格式条款的运用对民法的合同自由是一个冲击，为了强化对消费者保护，世界各国立法普遍都是都采取了对格式条款进行限制的措施。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 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此后，在《合同法》，又进一步做出了限制性规定，集中体现在《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和第41条的规定中，这些条款理应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提醒合理注意原则，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二是不合理免责条款无效原则，如造成对方人身伤害、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以及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其格式条款无效。三是作有利格式条款相对人解释原则，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如果不能依通常理解进行解释，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合同法》的这些规定，无疑应当成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规定。从而通过合同法的完善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1993年10月颁布实施以来，在唤醒消费者权益自我保护意识、加快我国市场经济立法进程、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已经成为与中国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最密切联系的一部法律。随着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其中有很多问题已经充分暴露出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存在着理论的误区和条文上的缺陷，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法律修订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由于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十年前颁布实施的，当时正值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制定该法的时候，有很多问题考虑得不甚周详，规定得也不很具体，因此今天适用起来在许多场合已是不太适应，甚至是无能为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立法不完善。如在实体法中，对该法适用范围的界定模糊，以致产生了“知假买假”是否受该法保护的疑问；没有规定“召回”制度，对存在潜在危险的严重缺陷可能造成的损害没有相应的对策；有关间接损失的赔偿，尤其是精神损失赔偿几乎没有涉及，等等。如在程序法中，没有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消费者在举证方面明显处于弱势；现行的消费纠纷解决方式耗时费力成本高，对普遍存在的小额消费纠纷没有建立一个好的投诉解决机制，等等。其二，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绝不局限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一部法律，而是一个由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共同构成、相互配套的法律体系。保护消费者权益应当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立法的宗旨之一，凡是与消费者权益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规章，都应当接受该宗旨和原则的约束和指引，不得与之相冲突。然而，现行的不少立法是由政企不分的政府部门起草的，其中就包含着不少违背公平原则、维护垄断利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条款，如《电力法》、《邮政法》等等。因此，有必要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同时，抓紧清理和废除那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文件，从而在整个法律体系上构建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利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核心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消费者的权利逐渐得到扩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列举了消费者九大基本权利，如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获赔权、受尊重权、监督权、结社权等，这些权利急需细化，同时应按照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发展趋势，把消费者应享有的其他权利也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之内，如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言论自由权等。对这些权利，有些已经在民事立法中得到体现，需要我们在今后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将这些内容加以吸收，从而形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的互动发展，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取得长足的进步，使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261页.
[2]王利明.WTO与消费者权益保护[A].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第3辑)》[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
金融市场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消费者的积极参与，而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维护市场秩序、保障金融改革开放深化应当坚守的一个基本方向。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与问题凸显，金融企业客户的保护不仅成为各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重点，也成为影响各国相关法律制度改革与完善的焦点。
一、金融消费者是否属于消费者保护法保护的范围
金融企业的客户是否是消费者，金融企业客户的利益受到损害时，能否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称谓是否能够成立？这是对金融消费者进行法律保护所面对的一个提前问题，目前在金融界和法学界还存在争议。 根据消费者的定义，金融消费者应当纳入到消费者保护的范围之内，将金融企业的客户纳入消费者范围也是现代金融法制发展的必然要求。
“所谓消费者，是指为满足生活需要而购买或使用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人” 。消费者所具备的特征应包括：（1）主体须是自然人；（2）行为构成上属于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3）目的是进行生活性消费。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与我国消费者主体具有很大的契合性，即“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个人” 。首先，金融消费者属于自然人当无异议；其次，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建立的关系实质是消费者购买金融类产品或者接受金融机构所提供服务的过程。现代社会，许多消费者的消费方式已经发生重要转变，倾向于以银行卡或者信用卡进行交易。在房屋买卖中，购房者除了需要向银行按揭贷款外，还要办理商业保险或者抵押等业务。最后，从目的来看，自然人与金融机构进行交易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日常生活需要。社会各界正在接受金融消费是生活消费组成部分的观念，社会公众进行存款、购买保险、基金以及股票都已成为在金融市场消费的一部分， “个人金融需求是随着消费需求结构升级而出现的” 。将其视为为生活需要之目的也顺理成章。综上，自然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为交易行为，符合消费者的构成要件，个人在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时应属于金融消费者。
在金融服务领域中，金融机构具有雄厚的资金和信息优势，而消费者由于信息的不全面，或者个体势力的单薄而处于弱者地位，应同样适用消费者保护法。从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各国规定看，扩大消费者保护立法的保护对象，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现状
随着市场化的改革，中国的商业银行顺应时代潮流，开始重视个人金融服务的开发。目前，各种数字化的金融信用工具逐步发展起来，相对于金融业务的发展，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却相当滞后。现在除了《储蓄管理条例》外，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还处于空白期。
因此，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接受金融服务过程中，其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屡见不鲜。由于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的缺失，消费者信用权的行使基本没有法律依据，申领信用卡的消费者在信用卡挂失后常常面临着金融机构不合理的限制和要求，并很难有效进行对抗和维权。
国内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的缺失也会造成消费者受到国外金融机构的侵权。在我国正式加入WTO后，根据我国入世的特定承诺，允许国外资金进入金融领域行业。在我国对金融业规定差别明显的情况下，国外金融机构从法律健全的国家进入到缺失金融立法的中国，将对我国金融消费者产生重大影响，在进行金融服务的时候不排除双重标准的产生。
三、金融消费者容易受侵害的原因分析
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源于现代社会产生的消费者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拥有强大经济势力的大企业，大财团等经济组织，控制着各种商品服务的提供”。 消费者与经营者是处在生产链条中阶段完全不同的两个主题，消费者所获得的信息基本上是由经营者提供的，经营者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有提供虚假信息的天然倾向。基于以下原因，金融领域的消费者比普通消费者更容易受到侵害。
（一）金融服务具有专业性
从金融消费的特点看，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有很强的专业性。个人金融业务不同于传统的市场买卖关系，金融消费者很难以直接的感观来判断金融服务产品的质量。金融机构所使用的现代科技手段以及专业化的业务术语，也使得作为普通公众的消费者难以理解交易的程序及所发生的风险。另外，由于金融领域内的信用依赖性，金融服务关系持续很久，当消费者发现金融服务过程中存在问题时，往往已经经过了比较长的期间。
（二）信息不充分问题的存在
从金融消费者角度看，其所获得的信息，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及时性上都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作为单个的消费者，他们散落于社会的各个领域，缺乏信息来源渠道。由于金融领域的专业性，更难具备准确判断市场行情变化及预测金融风险的能力。为避免金融机构对相关信息有意隐瞒或过于简略地公开，应通过立法规定金融机构向客户公开信息并做详细阐述的义务。“金融消费者获得信息的程度，不仅事关金融秩序的稳定，而且会影响到社会安定。”
（三）分业监管造成金融消费者维权壁垒
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看，属于分业监管的模式。依照金融业市场理念，在市场领域内，尽管具体的金融业务类别存在差异，但存在应遵守普遍认可的一些交易规则。在我国由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行业分业监管的模式，每个行业都制定了自身领域内的交易规则。这样不仅会造成金融立法的重复、冲突，而且会模糊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的关系，不利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四）我国金融机构缺乏市场主体意识
从中国金融业特殊性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有金融业的经营机制并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民营金融企业很难进入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程度不高。这种垄断性金融市场结构必然导致现有金融企业经营模式单一，竞争观念缺乏，服务水平不高，更难以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金融消费者权益在这种服务理念中受损似乎不可避免。虽然改革开放将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向市场，通过提供金融服务立足于市场，但在定位上和服务理念上还残存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者的思想，缺乏向消费者服务的基本市场意识。所以，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根本路径还在于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具有现实意义。
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仅仅依靠口号宣传或者零散出台的金融政策是不行的，必须将政策之治转变为法律之治，以立法的形式对金融服务领域进行明确制约。为此，必须处理好金融产品、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服务者之间的关系，明确金融服务者的市场主体地位。惟如此，方能落实金融领域保护投资者（即金融消费者）合法利权益的立法目的。
四、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措施
中国的金融系统产生和发展于转轨期，这一时期极其特殊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被打上了明显 “国家主义”的烙印，中国金融系统仍属于公有制经济控制的范围之内，政府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这一初始条件使的金融体制的变迁也显示出强烈的政府主导特征——中央政府许多政治功能赋予金融系统，国家也就特别偏重对金融机构的保护，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经常处于被忽视甚至牺牲的地位。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
（一）推动国有金融企业市场化改革
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合理的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使国有金融机构转变角色定位，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同时采取措施打破金融领域垄断经营的局面，不断加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程度，放开民间资本的进入端口，使金融业形成良好的竞争格局。让金融机构在不断争取客户、争夺市场份额的过程中增强和改进自身的服务意识，真正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重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加强我国征信系统建设
我国一直没有建立起健全的征信系统建设，征信系统的信息具有真实性、权威性、查询的便利性等特征。征信系统的建设是金融行业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成立征信服务机构定期核查并如实记录该企业的征信信息，不仅能够保证金融消费者在消费金融服务产品时的合法权益，而且对金融机构自身竞争力的提高、降低市场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强监管领域的协调
我国目前实行以分业监管为基础的金融监管制度，分业监管适用的前提是不同金融机构的功能完全可以分开，并且在领域上不存在交叉重叠的可能。但现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金融服务产品主要包括证券、基金、保险等多个品种，每一种产品都涉及到不同的金融领域，每个领域内对金融消者权利的保护原则及具体做法都作出了不同规定。在目前金融领域实行分业监管的现行制度下，应加强领域内不同行业间的政策协调，逐步实现对不同金融行业内消费者权益的统一保护。
（四）注重金融消费者的社会保护
保护消费者权益不仅仅是某个部门的责任，而是全社会应负担起的共同责任。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既需要政府部门的强力监管，也不可缺少消费者保护组织、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的积极参与。
1.消费者自我教育意识的培养
忽视金融消费者保护,从表面上看仅仅会打击金融消费者的消费积极性,使金融市场发展缓慢,例如上世纪90年代,日本进行金融“大爆炸”制度改革,在实践中没有给予“公平”原则应有的重视,造成许多金融消费者遭受损失。然而往深处探求,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善可能是诱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例,之所以广泛的次贷危机会爆发,正是因为金融市场过度信用累积了太大的信用风险,美国银行的次级抵押贷款总数已经远远超出了公众的还款能力和风险承受水平。可见,就是因为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太过纵容金融机构的市场滥用行为,忽视了金融消费者的应有保护,最终酿成了大祸。为此,国际消费者联合会副会长彼得森就指出,针对金融消费者的有效、明确和预防保护应该成为解决金融危机的核心内容。[3]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对我国的现实意义
首先,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不足的弊端已经逐渐体现。在各类媒体上,金融消费者对于小额存款账户管理年费的私自扣除,理财产品风险提示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的投诉已经屡见不鲜。金融市场的细胞就是金融消费者。因此,我们只有尽力维护公众对金融业的信心,才能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从而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其次,完善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需要。金融消费者的数量正在成几何倍数增长,而金融市场中的问题又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点疏漏便会造成成千上万金融消费者的损失。加之近年来中国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若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环节的漏洞引发了“蝴蝶效应”,就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现状
1.我国立法及监管部门已经关注到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问题2003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确立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民事赔偿规则,改变了我国金融立法对投资人民事权利的长期忽视状态。2005年,我国《证券法》的修改全面规定了民事赔偿责任,加大了对金融消费者的救济力度。2006年银监会颁布实施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首次使用了“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并以专章篇幅规定“客户利益保护”规则。[4]2.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仍存在许多盲点和问题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基础上位法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与新兴的金融市场消费者有关的内容没有任何涉及。而《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法律存在很多立法空白,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规定屈指可数。不仅如此,近年来,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受损害的情形和纠纷逐渐增多,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索赔难仍然是广泛存在的问题。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从监管角度而言,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并未纳入法律体系,也并没有切实有效的监管制度首先,正如上文论述,目前我国的正式立法尚没有规定“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金融消费者这一新兴的消费者群体更是鞭长莫及,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一旦受到损害,无法向法律寻求实质性的保护。其次,目前的金融监管大多从监管金融机构的组织管理和具体制度的角度出发,注重金融机构自身的效率和稳定,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诉求缺少实在救济。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未设立专门机构和明确制度。[5]2.从行业自律角度,金融机构内部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行业协会未发挥实际作用[6]首先,我国的大多数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沟通、听取其投诉的渠道并不畅通,部分金融机构甚至连法律明文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合同说明义务都不能完全履行,保护消费者更无从谈起。其次,各行业协会并没有发挥其在消费者保护中的重要作用,行业协会和国家监管机构侧重点相似,往往限制了只金融机构自身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而忽视了规定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义务和不履行义务应承担的责任。3.从金融消费者教育角度,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教育没有落实到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没有良好的途径向金融消费者提供金融消费的基础教育,使金融消费者切实了解与自己金融消费有关的基本知识,了解自身拥有的权利和权利受损时的救济,这样金融消费者很难行之有效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确定立法原则,将金融消费者保护正式纳入法律体系
正如上文所述,英国在《金融服务和市场法》138条中,已经明确规定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而除了英国,日本也在其法律中明确了金融消费者的定义,《金融商品销售法》中指明,本法保护的对象为信息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不仅如此,日本还把金融消费者分成两类:具有专业金融知识的特殊投资者,例如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银行等和不具有专业知识的普通投资者。[7]从上述外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措施来看,提供法律保护的第一步必然是明确金融消费者的具体范围,确立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原则,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正式纳入法律体系,真正使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能够有法可依。
(二)完善已有金融立法,加大对违反信息披露制度行为的惩罚力度,加大法律责任中民事责任的比重,为消费者提供实在救济
依据英国1986年《金融服务法》第150条至152条规定,因为上市说明书或补充上市说明书中存在不真实或有误导性的陈述或遗漏了必须载明的事项使投资人遭受损失的,包括发行人在内的负责人应当支付损失赔偿金,但若发行人能够证明已经尽了充分的注意义务,有部分情形可以免责。这就体现了在英国的不实披露,金融机构将承担过错推定责任。[8]在我国,虽然近年来对发行人规定了虚假陈述的无过错责任,但是在信息披露的其他很多方面都缺少民事责任来给予金融消费者实际的救济。而且由于配套的民事责任法条规定不完善且惩罚力度不够,就会出现违法现象屡禁不止且消费者索赔难的情形,这都需要我国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来完善金融立法。
(三)金融机构、监管机构、行业协会、消费者保护协会四管齐下,通过专门机构的设立,确实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
一、消费者个人信息，经营者不得擅自泄露
新修正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第十四条修改为：“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享有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应当依法得到保护，新增“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公开其收集、使用规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经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安全，防止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信息泄露、丢失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作为第二十九条。
虽然《侵权责任法》已将隐私权作为我国公民享有的重要民事权利之一，但是只是笼统地将隐私权确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当具体的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如何界定隐私权的范畴，通过何种途径来保护这一权利时，如何将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更好地结合在一起，还需要相关的法律进行补充和完善。而首次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到法律条文之中，是我国在对公民隐私权进行保护上的一大突破和亮点。
二、商品“三包”，网购七日内无理由退货
修正后的法案新增“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下列商品除外：
（一）消费者定作的；
（二）鲜活易腐的；
（三）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
（四）交付的报纸、期刊。
一、金融消费者的定义及特点
金融消费者，指的是为了满足自身或者是家庭的需要，去接受金融服务或者购买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的个人或者单位。这类消费者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传统金融服务中的消费者和购买基金等金融产品或者直接投资本市场的中小投资者。前者可以包括投保人、存款人等为了使自己的财产得到保护和一些为了使自己所拥有的财产增值或管理控制风险而接受金融机构服务的人；后者主要是有盈利的动机，他们与金融机构有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和不对等性，却仍和普通消费者有着质的共同点。
金融消费者主要具有以下三大特点：
1.金融消费者的主流具有固定性。从金融消费者的基本含义中可以看出，这种特殊性的消费是存在于个人和金融机构之间的。由于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需要金融行业的大力支撑，金融行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所以，国家在大力推动金融业发展的同时，也会对其提出一些限制和管辖。这其中一方面在于金融业必须在一定准则和法律规定下才能正常地运转，所以金融机构在制度方面具有固定性；另一方面是针对个人的管制，从事金融行业的自然人会受到一些法律法规的限制，而金融消费者也有自己的合法权利和义务，也受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的保护，这也突出了它的固定性。
2.其行为具有一定的技术性。如金融消费者的定义所说，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会与金融机构之间发生交易关系的实质是接受金融服务或者是购买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例如，使用银联储蓄卡服务、银行信用卡支付等银行提供给个人的产品和服务；或者是购买保险公司的产品为了给自己的资产或者为某个个体提供保障等之类的保险公司给消费隔个人或者家庭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另外还有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给个人或者家庭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由于消费者在刚开始接触这类产品或者服务时，并不是十分了解，这类的操作必然具有很强的技术性，消费者从陌生到熟悉会有一个慢慢学习的过程，这也便是金融消费与一般消费比较起来的特殊性。
3.金融消费目的具有个体性。个体性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时，是为了满足自身或者家庭需要，从自身利益出发以自我盈利为最终目的的消费行为，这是一般消费都具有的共性，而金融消费者这样的特性尤其突出，例如，个人在进行证券投资时，便是为了投资能够产生的回报；在购买基金也是为了日后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银行储蓄是为了获取利息或者为了给将来生活积蓄一些可调用的资金，信用卡购买和消费是为了满足购买的需求和方便等。由此可见，金融消费者一般都会以盈利或者满足个人和家庭的需要去进行金融消费或者接受金融行业的服务，这也充分说明了金融消费目的的个体性。
金融消费主体的固定性、行为的技术性和目的的个体性凸显了金融业的消费与其他一般消费之间区别还有联系，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也预示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也应该具有一些不同于一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特殊性。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金融业日益壮大，合法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也有利于金融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趋势。笔者根据自身经验和对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消费的研究，主要从制度和立法两个方面来浅析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
1.制度方面
首先，由于市场中，生产者和消费者掌握的信息不对称性，生产者总是掌握更多的信息，是在市场经济中处于一种支配的低位，而消费者自然就成为了相对弱势的群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也是为了保护这类弱势群体。针对金融消费者方面，它所具有主体固定性，以及金融消费所具有的技术性，而且金融机构相对于其它行业，其雄厚性和复杂性远远要高出很多，因此一般的金融消费者可能并不能够具体清晰的了解自身的合法权利，才会使自身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总体来说，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主要包括了金融获知权、金融消费自由权、金融消费公平交易权、金融资产保密权安全权、金融消费求偿求助权和享受金融服务权。
金融获知权是指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或者接受金融服务时，享有获得与金融有关的必要的知识，包括服务内容以及其他相关信息的权利，金融经营单位则有义务为金融消费者提供真实知识或信息。
金融消费自由权是此类消费者的基本权利，该权是指金融消费者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其意愿自主选择金融单位、证券营业部和保险公司等，消费方式、消费时间和地点均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不合理干预。
公平交易权是当金融交易双方签订合同或者形成法律关系时，双方必须遵循一些诚实信用、公正公平的基本原则，金融单位或机构不得强行向消费者提供服务，不得在全同或法律关系中制定规避义务和违反公平的条款。任何交易双方必须遵循法律法规，不得违法相关的法律条款的相关规定。
金融资产保密权安全权是指要确保存款、信用卡和股票等资产的保密安全。在金融消费活动中，资产保密权不受侵犯，是消费者最基本的一项权利。保险公司、金融单位、和证券机构等有义务采取有效的一切措施，包括按法律规章和操作程序办事，防止事故发生，保证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环境。
金融消费者的求偿求助权是指金融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如果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有权依据合同规定向对方请示赔偿，如得不到满足，可以向相关部门反应，请示法律援助、聘请法律工作者为自己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享有金融服务权是指金融消费者有权享受任何金融交易中明文规定的金融机构必须提供的文明优质服务，比如：银行和信用社对破（损）币的无条件的兑换服务等。
由于一些相关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的义务制度还不够完善，采取保护消费者的措施也相对比较薄弱。
比如，司法机构对于消费者权利侵害案的立法过程比较缓慢，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案件并不能很快有效的解决；某些监管机构并没有针对金融消费者的问题设立单独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利的部门；并不向刑事法案一些有比较完整的管理系统，并没有相关的制度规定，如何去收集金融侵权行为的信息等。
由此可见，首先制度上缺乏对金融消费者的独立保护；二是保护制度也缺乏一些协调性和适应性。
2.立法方面
首先，立法观念上，某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只是参照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按部就班，并没有考虑到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不够人性化和规范化。。
其次，立法技术上，我国并没有具体构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法规和制度。
三、如何完善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当下，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一词没并没有比较权威的定义，有人认为必须依靠第三方力量—政府，才能够使金融行业更加和谐健康发展，才能使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落到实处。
1.实体权利的保护
实体权利包括了法律法规中明文规定的消费者所具有的具体权利，主要有：金融获知权、金融消费自由权、金融消费公平交易权、金融资产保密权安全权、金融消费求偿求助权和享受金融服务权六大类。消费者获得金融服务的性质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金融服务即消费者作为社会成员应当享有账户服务、基本保险服务、消费者教育等基本金融服务，术语消费者福利；另一类是风险性的金融服务，消费者购买具有一定风险的金融服务以获得资产增值，例如购买股票或者其他理财产品，体现了消费者的公平发展权。
在不同领域中，对于消费者权利保护是不一样的，比如金融消费中，监管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安全权、隐私权、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以体现监管安全与公平的价值取向，而其他领域中可能就不会涉及到公平交易权或者的是涉及到另一些更多的权利。
2.程序保护
因为个人和金融机构的实力无法衡量和对比，当彼此发生纠纷时，必然消费者一方会处于劣势，所以往往会造成不公平。而程序保护便是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比较廉价或者是免费的诉讼保护和非诉救济，为普通个人提供方便。
四、总结
金融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随着国民金融财富和固有资产的不断增加，金融消费行为也日益增多，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也显得格外重要。同时金融消费者也要明白自身拥有的合法权利和义务，在有效的法律范围内要懂得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论文主要分析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和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效途径，希望对广大的金融消费者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林丽敏: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3.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的实施五年之际，自由竞争与规制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逐渐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为了保护和推动自由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不仅出台了大量的配套性反垄断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建立和完善各级竞争执法机构，培养和训练反垄断法理论与实务人才等――法律实施所需硬件设施，而且还从人们对竞争的态度、观念或评价等非正式制度的范畴来营建竞争文化――法律实施所需软环境，这两个方面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反垄断法在我国的实施，取得了不错的实施效果，在全社会范围内逐步树立起反垄断与自由竞争的法律认知与信赖氛围。
然而，近年来频发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一直困扰着我国《反垄断法》的良好实施。譬如，周泽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案（简称“中国移动”案）、唐山市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百度搜索引擎运营商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案（简称“人人诉百度”案）、北京书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诉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案（简称“书生诉盛大”案）、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诉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简称“360诉QQ”案或“3Q”案）等，这类案件在各地法院受理的反垄断案件中占相当比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该类案件的特点，在于原告不是依据行政执法机关认定违法行为的决定请求损害赔偿，而是要求法院直接认定违法行为，其结果一般以原告败诉结案。{1}究其原因，普遍在于在这些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争议焦点之一为“被告是否存在市场支配地位”，以此作为案件分析的逻辑起点，进而再判定被告的行为是否导致了“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效果，并以此作为认定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法的标准――事实上，对被告在相关市场上支配地位的认定其难度非常大，在一定程度上限缩了原告胜诉的可能，但是，令人更为担忧的是，通过对目前各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思路分析――沿着这一看似标准的规范分析方法，自然地得出在判断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之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法时，其效果标准在于该行为是否导致了“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效果，极易导致惟竞争利益论。
然而，从前述案件的实际影响看，以时间跨度最长的“3Q”案为例――从2010年11月至2013年3月――该案的影响范围随着两大互联网公司争议的不断升级越来越广，不仅包括自由竞争秩序与经营者利益维护，还涉及反垄断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关系。这一看似简单明确，本属于反垄断法实施应有之义的问题，却由于缺乏实证分析，加之相关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而显得较模糊。为此，有必要深入下去，结合规范分析，认真审视反垄断法就消费者保护存在的不足，力争通过对个案的解析提出实际有效的优化方案。
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消费者的定位
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协调需求增强，保障效率与公平分配间的张力加大，国内外复杂情势的相互影响等，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性和敏感度日渐凸显，其实质上承载的是一个民生问题，为此，以当下影响广泛的“3Q”案为例，经由个案分析，结合消费者保护上“私法、公法以及社会法”多元联动的保护模式，{2}探讨如何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保护消费者合法利益，切实推动反垄断法对消费者的保护。{3}
虽然，在“3Q”案中一些律师和法学专家站出来，公开指责腾讯公司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反了《反垄断法》。然而，他们更多的注意力大多放在了互联网经营企业身上，以及互联网行业整体的创新与发展上，对该案所影响的普通消费者的利益谈及较少。这类现象同样存在于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譬如在“人人诉百度”案、“书生诉盛大”案中，各类法律人士并未就消费者保护问题予以深入讨论，而仅仅是关注经营者利益或者是相关市场竞争秩序是否遭受损害，以此为据来判定被告是否违反反垄断法。{4}
如任其发展，则极易在反垄断案件中忽略消费者的诉求，将竞争法的价值集中在对竞争者或者经营者利益的维护上，{5}这显然与反垄断法或竞争法的整体立法目的并不完全一致{6}，这一现实冲突值得高度重视。正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借由个案分析来厘清消费者在滥用市场支配案件中的定位，以此为基础探讨消费者权利发生侵害时如何给予救济。
从法律上讲，判定假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者的行为是否构成《反垄断法》上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违法，需要充分的理由和确凿的证据，其调查取证和法庭认定环节颇为繁琐和复杂，因此，认假定违法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非轻而易举。那么，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认定过程中，广大消费者如何自处？最后，即便法院判定假定违法者违反了《反垄断法》，广大消费者的又如何救济？反垄断法能否观照普通消费者的利益？难道反垄断法只是有钱人的游戏？答案是否定的，反垄断法必须对普通民众的权利诉求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也只有通过此类积极作为，方可使反垄断法在我国的实践获得社会认同和大力支持。
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石，其立法目的之一要求保护消费者，而实际操作却难以有效实现对消费者的保护，通过对以“3Q”案为代表的各级法院既决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为中心的分析看，不禁会问这类现象的出现是否真正符合反垄断法或竞争法要旨，消费者在反垄断法或竞争法适用中的定位作何解？反垄断法或竞争法是围绕竞争者或经营者，抑或兼顾消费者，还是最终为了消费者？{7}即何谓竞争，竞争为何？竞争过程中不去考虑消费者，那么竞争还有什么意义？{8}
为破解此问，笔者结合不久前审结的“3Q”案，站在如何保护消费者的立场予以剖析，冀望发掘相关因由，设计化解之策，切实推进反垄断法对消费者的保护。假定腾讯公司在IM（即时通讯软件及服务）{9}相关市场上占有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法并不反对优势经营者占有市场支配地位，其规制的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分析其是否存在对消费者利益的滥用行为，若存在滥用，其侵害了消费者何种权益？回答此问，需认真分析以下两个问题。
1.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违法类型
相对于《反垄断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七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而言，学理上的分类更有利于我们把握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法行为的实质。学理上通常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法类型划分为两种{10}，排他性滥用和剥削性滥用。{11}前者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通过滥用行为，如增加竞争对手成本、拒绝与竞争对手交易或拒绝其进入使用核心设施等，减弱现有市场竞争程度或阻碍竞争的增加，该滥用行为将影响相关市场结构。{12}在市场上可能形成封闭效果，抑制其他竞争者的进入或扩张，或致使其他竞争者退出该市场。{13}后者直接以消费者为目标，如强加给消费者过高价格或不合理交易条款或条件，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利用其支配地位带给他的商业机会，以掠取其在正常的和充分的有效竞争环境下所无法获取的商业利益的违法行为。{14}结合“3Q”案，若从消费者立场出发，应关注剥削性滥用的行为模式，即腾讯公司直接针对普通网民在使用QQ软件及其接受其服务时，是否采取了滥用行为。
就剥削性滥用行为的违法认定标准言，早在1973年大陆罐案（Continental Can{15}）中，欧洲法院就认为，欧共体条约第82条可以适用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直接或间接地向其消费者施以不公平收费的行为。法院进一步述明，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竞争者向其消费者所提供的产品价值与其定价之间没有合理关联时，该定价被认为是不正当地过高定价；如果消费者因为该经营者之定价蒙受损失，即使是该定价行为或政策并不对相关市场竞争产生影响，该经营者亦会被认定违反第82条规定，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2000年公告的足球世界杯案（Football World Cup{16}）在肯定“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经营者因不公平定价致使消费者利益受损的，该定价行为应认定为‘滥用’市场优势行为，即使该行为没有对相关市场上的竞争结构产生危害”的判例法决定时，还进一步主张“没有必要开示涉嫌违法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经营者从其滥用行为中获得商业利益”的证据。换言之，在认定剥削性滥用行为时，只要存在着经营者行为与消费者权益损害之间基于不公平交易行为而发生的因果关系，即构成违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者权益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适用标准，而并非是竞争利益受损后的一种反射利益损失。
2. 交易相对人范围
“交易相对人”是反垄断法上一个重要的术语，直接关涉到市场竞争行为的指向及其价值判断的结果，确定反垄断法调整的范围及其保护的主体及其权利，但是在我国反垄断法上却没有明确予以规定，而且相关学术讨论也较少，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17}相比之下，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三条则明文规定“本法所称交易相对人，是指与事业进行或成立交易之供给者或需求者。” 就这一规定做文义解释，结合台湾地区公平交易委会所处理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如贵群企业有限公司案、月眉国际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案、福客多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案以及联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案等{18}，可知在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上交易相对人的范围包括事业者和消费者两类，均属该法保护的对象。与此同时，该法第一条规定“为维护交易秩序与消费者利益，确保公平竞争，促进经济之安定与繁荣，特制定本法”，可以明确得知，无论是在立法目的上，抑或法律实施中，公平交易法对消费者利益的维护始终于中心位置。{19}
反观，我国反垄断法或竞争法，如前述其更多注意力放在竞争经营者上。究其原因之一，可能与竞争法律上对交易相对人规定不明不无关系，致使相关竞争立法所规定的行为模式无法明确涵盖消费者作为主体之地位，其权益自然也就无法予以切实维护。具体评析如下。
“交易相对人”这一概念在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四条和第十七条中出现，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对其做明确解释。通过对第十四条的解读，得知该条款中的“交易相对人”是指与经营者不具有竞争关系的下游经营者，尚不包括消费者。{20}循此理解，依据法律规范解释的一致性要求，对第十七条中“交易相对人”的解释，暂不宜扩大到消费者主体。事实上，从目前第十七所规定的七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类型分析，该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以及第六项规定中均提及了“交易相对人”，并分别规定了“拒绝交易”、“限定交易”以及“差别对待”三种违法交易行为，从此类违法行为的模式设计，及其排他性滥用属性之分析，可推知其中提及的“交易相对人”应指“经营者”，并不包括以私人目的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换言之，如果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欲提起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诉讼，则不应当以《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该项规定了低于成本价销售情形，客观上对消费者有利，不可能成为消费者提起反垄断诉讼的依据）、第三项、第四项以及第六项之规定为依据。如此来，在反垄断法下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力度，尤其是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情势下，势必缩小，这不得不说是现行反垄断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在“3Q”案中，如果选择反垄断法上“限定交易”为由，其直接受侵害者则不应当是消费者，而是竞争经营者，也就谈不上消费者以腾讯的“二选一”困扰为诉由，主张侵害了自身的选择权。由此引发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我国反垄断法或竞争法立法中强调的消费者保护，保护的到底是消费者什么样的权利？与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内的广义的消费者保护法所保护的权益是否相同？在“3Q”案中，既然消费者以其自由选择权受侵害为由，提起反垄断诉讼不恰当，那么是否消费者不能选择反垄断法提讼？关于这一点，需要结合前文谈及的剥削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模式予以分析。
三、反垄断法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保护
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法行为的列举式规定，其中第一项和第五项所规定的，是直接以消费者为目标的剥削性滥用，在这类滥用行为中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之经营者通过不公平交易的方式压榨、剥削消费者利益，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具体到“3Q”案，消费者若针对腾讯公司提起反垄断诉讼，可以依据“没有正当理由，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为由，主张腾讯公司侵害了其公平交易权。至于经法院审理，最终是否判决腾讯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并不影响消费者享有提起反垄断诉讼的权利。通过此路径，可以实现在反垄断法下对消费者的直接保护，所保护的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这明显与目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所主张的消费者权益的内涵不同，后者还包括消费者知情权、自由选择权、安全保障权等。在这里容易引起争论的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能否通过反垄断法或竞争法予以保护？理论上讲是可以得到保护的，而且在其他立法例和司法域中也有体现{21}，但是，在我国现行反垄断法下却没有为其保护提供可操作的依据，仅仅通过简单的、宣示性的“保护消费者利益”这样的语言来表述，而且，在实践中也将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习惯性地放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者是广义的消费者保护法体系下予以处置，已形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路径依赖。
虽然，在反垄断法案件中时常看到，当事人一方以消费者之名“怒斥”相对方竞争者（经营者）违法竞争之行为，如奇虎诉腾讯状中，指明“被告利用其在相关市场中的支配地位，扼杀互联网安全软件中的竞争者，使得其自身运营的互联网安全软件得以发展。被告通过垄断地位的传导扭曲了在互联网安全软件市场的正常竞争，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但是，这一作为的直接动因乃是为经营者利益辩护，或从长远看是为维护自由竞争秩序而努力，然而，现实的消费者利益之保护仍未可知。当然，随着自由竞争秩序之建立，消费者利益最终必得以提升――是消费者整体利益抑或消费者个体利益之提升，仍在争论――但是，这一终极目的之实现，不仅有赖于反垄断法或竞争法的良好运行，也需要整体法治环境和经济发展现实的相互配合，并非单靠反垄断法或竞争法一己之力。因此，面对复杂的经济交往情势与后发的竞争法制状况，无论是消费者整体利益之主张，还是消费者个体利益之实现――即便是前者优先，亦不会排斥后者{22}――当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时，都应鼓励、支持其通过反垄断法寻求救济，扩宽单一依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予以救济的法律路径。寄望通过个案的解决，推进整个竞争法治的纵深发展。
为此，笔者站在消费者立场，通过对以“3Q”案为代表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消费者定位的分析，主张消费者在反垄断案件中可独立提起反垄断诉讼，明确提出以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为内容的消费者利益可构成独立适用反垄断法的标准。但与此同时，通过个案表明，在我国现行反垄断法下，消费者虽然可独立提讼，但由于其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保护进路较为狭窄。建议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和欧盟地区竞争法实施的经验，在不改变市场结构的情况下，即不以自由竞争秩序被损害为惟一要件，对压抑消费者自由选择的，以不公平交易方式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消费者可以直接提起反垄断法诉讼，切实拓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反垄断法进路。
注 释：
{1}王晓晔：《中国反垄断法实施五年：成就与挑战》，《“竞争法实施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南昌：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2013年5月，第2-7页。
{2}See Michael Furmston，Jason Chuah：Commercial and Consumer Law，England：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10，pp.378-383.
{3}邱本：《来自竞争的价值》，《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4}陈兵：《我国〈反垄断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适用问题辨识》，《法学》2011年第1期。
{5}李发展：《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修改看我国竞争法体系的完善》，《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6}如《反垄断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又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这两部最基本、最主要的竞争法都明文规定对“消费者”的保护是其立法目的之一。
{7}孙颖：《论竞争法对消费者的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8}谢晓尧：《竞争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颜运秋：《反垄断法立法的目的与保护消费者权益》，《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5期。
{9}“奇虎360公开诉腾讯垄断案状”，；“360诉腾讯垄断案开庭 IM相关市场界定成焦点”，，2012年7月8日最后访问。
{10}除了两分法外，意大利卡梅里诺大学欧盟法教授佩斯（Lorenzo Federico Pace）还提出了第三种分类，即“歧视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类型。See Lorenzo Federico Pace：“European Antitrust Law： Prohibitions， Merger Control and Procedure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7， pp.152-153. 但是，欧委会（the Commission）认为这种分类分并不很重要，各类违法滥用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有时甚至可以联合使用。
{11}See D. G. Goyder：“EC Competition Law 4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83. 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们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台湾称为“独占事业滥用市场支配”，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五条，亦可参见《公平交易法实施细则》第三条）划分为封锁竞争式的滥用（其行为目的在于封锁竞争，使竞争的机制无法运作）和榨取式的滥用（利用独占力量榨取他人）二大类型。刘孔中：《公平交易法》，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53页。前者指排他性滥用，后者对应剥削性滥用。
{12}Hoffmann-La Roche et Co. AG v. Commission， Case 85/76 [1979] E.C.R. 461， §38.
{13}See Lorenzo Federico Pace， European Antitrust Law： Prohibitions， Merger Control and Procedure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7， p125.
{14}United Brands v. Commission， Case 27/76 [1978] E.C.R. 207， §249.
{15}Europemballage Corporation and Continental Can Company Inc. v. Commission Case 6/72 [1973] E.C.R. 215.
{16}1998 Football World Cup O.J.L. 5/55， 2000.
{17}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进行检索，专以“交易相对人”为题进行研究的论文，仅有胡海龙：《反垄断法中的“交易相对人”》，《消费导刊》2008年第6期。进一步检索，以“交易相对人”为主题词，选择“核心期刊”范围，有效目标21条，大多数讨论集中在民商法领域，涉及反垄断法主题的相关代表作有，王丽娟、梅林：《相对优势地位滥用的反垄断法研究》，《法学》2006年第4期。
{18}以上台湾地区案件编号，分别为台湾地区（89）公处字第021号，台湾地区（89）公处字第164号，台湾地区（90）公处字第087号，台湾地区（88）公处字第057号。案情简介，何之迈：《公平交易法实论》（修订版），台北：三民书局，2002年，第387-391页。
{19}徐火明：《公平交易法论――不正竞争防止法》，台北：三民书局，1997年，第6-7页。
一、消费者知情权的概述
(一)消费者知情权的含义。消费者知情权，是指消费者享有的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充分、准确、适当信息的权利。消费者知情权不仅保障消费信息的真实性，而且还应当保障其准确性、充分性、适当性，是消费者做出理性选择的有力保证。知情权体现的是一种非平等的关系，强调给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以保护，体现了追求实质上的自由平等的现代法的精神，是现代民法确立的一项重要民事权利。
(二)消费者知情权的特征。消费者知情权的特征有两个:第一是主体的特定性，即消费者知情权的主体是生活消费者。正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中规定的那样:“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生活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质产品或消耗劳动服务的行为。这里的为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是指为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第二是消费者知情权实现时间上的特殊性，即消费者只有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才享有知情权。
(三)消费者知情权的内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的内容，即:“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说明书、售后服务、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消费者知悉真情权的内容大体有三类:第一，关于商品或服务的基本情况包括商品名称、商标、产地、生产者名称、生产日期等;第二，有关技术状况的表示，包括商品用途、性能、规格、等级、所含成分、有效期限、使用说明书、检验合格证等;第三，有关销售状况，包括售后服务、价格等。
二、我国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现状
(一)立法缺失和滞后。要使消费者知情权得到实现，完善的立法是基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向纵深发展，我国的消费者知情权立法显出滞后和缺失的尴尬境地。例如，在现代消费中，电子商务因其快捷而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消费地位，网络消费的电子化和即时性等特点也使得消费者难于收集证据，一旦消费者知情权受到侵犯，消费者在寻求救济时就会面临确认侵权人和举证的双重困难。另外，法律对于消费者知情权在某些方面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例如:在“售后服务”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仅仅规定经营者有义务实行售后服务，而对于售后服务应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则没有规定，消费者得到的只是一个不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售后服务权”。对于消费者的询问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只是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对经营者不履行答复义务却没有规定对应责任，导致此义务难以落实，该规定成为一纸空文。
(二)缺乏方便、快捷的消费诉讼程序。由于消费者诉讼的标的金额小、标的分散，且诉讼程序繁杂又漫长，即便是采用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诉讼期限也显过长，消费者要为此耗费掉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这对于本身经济实力就不雄厚，没有足够闲暇时间来应付诉讼，而且缺乏完备的专业知识的广大消费者而言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再加上消费者自身权利意识不强，认为个人力量不足以对抗企业组织，对于复杂的诉讼程序感到陌生和畏惧，对于司法制度缺乏足够的信赖，因而不知道或不愿意起诉来请求损害赔偿，自甘受损，任其请求权趋于腐烂。
(三)缺乏有效的行政保护。在目前，行政机关对于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还存在着种种问题:首先，在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国家机关的设置上，我国缺乏政策制定和管理处罚合一的、单独的行政机关对消费者进行保护，通常是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由工商、卫生、质检等部门在必要的时候联合执法。这些部门往往各自为政，缺少合作与大局意识，对违法者的追查不彻底，还常有互相推诿和扯皮的现象出现;其次，消费者知情权作为消费者享有的一项基础性权力，对它进行有力的保护可以起到很好地事先控制消费风险的作用，从而防范于未然，尽可能避免消费者为了解决消费纠纷而耗费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因而行政机关对消费者知情权进行事前保护非常重要。
三、完善我国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建议
(一)完善消费者知情权立法
1.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作用，加重经营者侵害知情权的民事责任。鉴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非常狭窄，且其适用条件又常加以严格解释，使消费者的损失很难得到有效补偿，所以，今后立法应扩大经营者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范围，如误导行为、隐瞒行为也要承担民事责任、适用加倍赔偿规定;同时要体现出“罚当其责”，对多次实行欺诈或误导行为的，消费者可要求多倍赔偿。
2.法律应赋予行政权力适当干预的依据。行政机关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行为，在法定限度内对经营者进行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这种合法的介入，对于弥补法律漏洞、保护消费者知情权是大有裨益的。
3.增设消费者的特别撤销权(或反悔权)。经营者提供虚假信息、误导信息等不过是想通过增加交易量来获得利润，若能设置消费者基于误解的撤销权或反悔权，将对经营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促使其向消费者提供详尽而清晰的消费信息，而消费者也可以运用这种更简便易行的权利保障手段维护自身权利。需要注意的是，在设置该权利时，条件要求不能太高，程序也不能太复杂，应考虑消费者的弱者地位而与民法上一般的撤销权有所区别。
(二)建立方便、快捷的消费者诉讼途径
1.建立小额诉讼法庭。在诸多消费受损现象中，给多数消费者带来小额损害的所谓“小额多数损”现象占相当比重。针对消费者投诉面广、金额少的实际情况，可借鉴英、法等国的经验，设立小额诉讼法庭，以此来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工作效率，便于消费者投诉，降低投诉成本，提高消费者的积极性。笔者建议在大中城市商业集中区设立小额诉讼法庭，以方便消费者的投诉，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及时得到保障。
2.采用集团诉讼。集团诉讼在国外已不鲜见，但我国诉讼法领域尚未规定该诉讼方式。集团诉讼可以扩大同一诉讼主体的主体容量，通过判决效力的扩张，使更多的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纠纷中的被侵权人往往因个别请求额低，诉讼费用高而放弃诉讼请求。个别的放弃就意味着最终全部放弃。而集团诉讼允许在未经别人特别授权的情况下起诉，就可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也维护其他成员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我国有必要积极推进集团诉讼制度，促进消费者权益的有效保护。此外，建议赋予消费者组织集团诉讼的权利，使其在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更能增强其与经营者抗衡的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也更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群体利益。
3.免除诉讼中先予执行的担保。消费者在受到经营者的侵犯后，往往因为看病治疗、误工、与生产经营者交涉等，给经济上造成很大的负担。而进行消费诉讼又会给消费者再次增加负担，并且这些负担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先予执行制度不仅解决了消费者在经济上的部分困难以方便消费者的诉讼，而且也会增强消费者保护自己权利的信心，更可以避免胜诉后的执行困难，有利于消费者权利的保护。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7条、98条的规定看，消费诉讼是可以申请先予执行的。消费者应学会充分利用这项诉讼程序的规定来保护自身的权利。建议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作出对先予执行的消费诉讼免除担保的规定，这样更方便消费者权利得到迅速的恢复和补偿。
(三)强化消费者知情权的行政保护
1.针对卫生、工商、质检等部门“各自为政”的弊端，建议在各级人民政府中设立一个独立的具有综合行政管理能力的消费者权利保护机构，明确规定该机构的职权和活动范围，使其能够具有保护消费者必要的行政措施能力。该机构一方面可以收集有关消费者反映的意见和建议反映给上级有关的政策制定部门，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消费者权利保护法案。另一方面可对本地区侵害消费者权利的企业进行处罚，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送交检察机关提起刑事诉讼。此外还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
2.针对重“事后补救”，轻“事前防范”和“事中监管”的执法弊端，要加大行政机关对经营者行为的事前、事中的监管力度，将力量向预防违法行为倾斜。
3.政府还应积极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通过多种渠道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全面推行消费教育。需要注意，政府在有关消费公共信息时应注意信息的真实性、充分性、时效性和适当性。
参考文献
[1]鲁晓明:《论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消费经济》2004年第3期。
[2]董文军:《消费者的知情权》，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3期。
[3]范振国:《我国消费者知情权受侵害原因浅析》，载《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
一 问题意识：我国商品责任的规定与适用
（一）商品责任
1.商品责任的定义
商品制造人将其产品投放市场后，因为产品具有质量上的瑕疵或缺陷致使与此产品接触的第三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或其他权益遭受损害时，应由何人基于何种法律关系负何种损害赔偿之责是商品责任认定中的关键问题。此问题由来甚久，其责任名称亦不一致。有学者着眼于产品本身之欠缺安全而谓之“产品责任”或“商品责任”，本文亦将此称为“商品责任”。而所谓商品责任，是指有关生产销售者对其所提供的瑕疵商品致使他人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2.商品责任的性质
通说认为，商品责任的本质既非违约责任也非违约与侵权竞合的双重责任，而是特殊侵权责任。其理由主要为：
其一，商品责任的社会基础和政策目的决定了其侵权责任的性质。商品责任旨在解决生产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如何有效保障社会安全和公平的问题。商品责任法所保护的，不是个人的债权，而是广大消费者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其所要制裁的不是违反特定义务的违约行为，而是违反一般社会义务而生产、销售瑕疵、缺陷产品，侵害消费者利益的侵权行为，而该行为也同时有损经济环境的良性发展和交易秩序的稳定。
其二，商品责任具有新类型侵权行为的特征。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技和生产立突飞猛进，商品责任、环境污染等新类型侵权行为应运而生，其具备一些共同的新特征：首先，商品责任的侵害行为是间接的，透过生产或销售瑕疵产品等间接方式造成受害者之损害；其次，损害行为具有高度科技性和机构的复杂性；再次，商品责任的损害程度具有深刻性，且范围广泛；第四，侵害行为具有多元性；第五，侵害行为的客观可归责性证明难度较大，产品设计、制造到销售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复杂性和商业秘密性，使广大消费者无法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生产者或销售者的主观过失举证证明；最后，侵权主体具有不确定性，社会分工的细致化及销售方式的多样化导致很难确定一件瑕疵产品到底是在哪个环节出现问题。
（二）商品责任保护法益之初探
依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七条之规定，商品责任保护法益的范围包括生命、身体、健康及财产，然而此处“财产”的指代对象，学说与实务间有不同看法。
二、商品责任之立法沿革与规范适用
（一）民法
关于商品责任的责任主体，台湾《民法》第一九一条一第二项规定：“前项所称商品制造人，谓商品之生产、制造、加工业者。其在商品上附加标章或其他文字、符号，足以表彰系其自己所生产、制造、加工者，视为商品制造人。”。本项前段类似于消保法第七条第一项之规定，两者的差异点主要在于民法第一九一条之一第二项前段规定的“商品制造人”，除生产、制造者外，亦包含加工者，而消保法第七条第一项则规定了商品的设计、生产和制造者。
此外，台湾地区“民法”第一九一条之一第二项后段，将“于商品上附加标章或其他文字、符号，足以表彰系其自己所设计、生产、加工者”，也视为商品制造人。此项规定主要适用于台湾制造业普遍存在的“代工”生产方式，对被害人颇具实益。此项规定，虽未见于消保法商品责任规范中，但私以为，消保法在认定商品之设计、生产和制造业者时，亦应作此种解释，才足以保护商品使用者的正当信赖。
（二）消费者保护法上关于商品责任
现行消保法第七条第一项规定：“从事设计、生产、制造商品或提供服务之企业经营者，于提供商品流通进入市场，或提供服务时，应确保该商品或服务，符合当时科技或专业水平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立法机关对修改理由作出了这样的解释：“第一项所称‘安全或卫生上之危险’，应系指商品或服务欠缺安全性，而所谓‘欠缺安全性’，指商品于流通进入市场时或服务于提供时，不符合当时之科技或专业水平可合理期待支安全性而言，爰参考欧体指令第六条并将本法施行细则第五条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修正予以纳入。”
其次，现行消保法第七条之一规定：“企业经营者主张其商品于流通进入市场，或其服务于提供时，符合当时科技或专业水平，可合理期待支安全性者，就其主张之事实负举证责任。商品或服务不得仅因其后有较佳之商品或服务，而被视为不符合前条第一项支安全性。”。修正理由在于：“一、本条新增。二、本条系参酌本法施行细则第五条第三项及第六条之规定予以增订。”。因商品或服务责任，需商品于流通进入市场或服务于提供时具有瑕疵，而使消费者受有损害，始有适用，而商品或服务是否符合当时之科技或专业水平、是否可合理期待其安全性，一般消费者多无法举证，故明订企业经营者就‘符合当时科技或专业水平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负举证责任。三、商品之瑕疵，必须于制造者使商品流通之际，即已存在。不能仅以嗣后有更优良之商品流通，即认定某一商品具有瑕疵，以免妨害企业经营改善商品之意愿，爰参考欧体关于商品责任之指令第六条及本法施行细则第五条第三项之规定，增列第二项。”
（三）消费者保护法与民法关于商品责任的适用
产品责任之发展，相较于服务责任，各国学说与实务均已历经漫长之演进过程，见解渐渐趋于一致，产品责任法至今之演变历程归纳重要者有下列几个相互交错之观点：一是由传统之侵权责任至契约责任与准契约责任乃至于加重之侵权责任；二是由过失侵权责任至推定过失侵权责任乃至于无过失侵权责任；三是由责任主体之注意义务论断责任至责任客体（产品本身之安全性）论断责任；四、由类型化之产品瑕疵概念（设计瑕疵、制造瑕疵、指示说明瑕疵、后续观察瑕疵、发展上瑕疵）乃至于客观典型之产品安全概念（产品瑕疵统一定义：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1.责任性质
因最终消费者及其他请求权人与制造者间，通常欠缺直接之契约关系，故各国多透过立法或判例法方式，从过错侵权责任向无过错责任承担原则发展，并搭配侵权行为法中的推定过失责任相辅相成，形成独特之产品责任体系。至于消费者与出卖人间基于契约关系所生之权利义务，并不受影响。至今为止，多数国家虽要求制造人承担无过失侵权责任，但为维持科技进步之动力，仍赋予制造者得主张科技抗辩以免责。
2.产品瑕疵
产品瑕疵，亦即产品欠缺安全性，对这一事实的判断，在产品责任法之发展过程中，向来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以产品制造人之产品安全注意义务为归责基础（过失或推定过失责任。通常就产品安全之注意义务被归纳为设计上、制造上、指示说明、产品后续观察上与发展上之范畴，民法第一九一条之一“欠缺”之探讨，仍以侵权行为法之一般交易安全义务（危险防免义务）为核心，超脱于契约法上之瑕疵概念。产品责任系行为责任，由行为义务决定责任，并因应现今通常系自动化之工业生产，凸显制造人对巨体产品关联或企业关连之注意义务范畴，有助于确立制造人之责任。
基于无过失责任之产品瑕疵概念，许多国家均深受欧盟产品责任准则之影响，采客观产品安全概念，将产品瑕疵统一定义为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即一般平均产品使用者认为必要支安全性。
3.责任主体
基于无过失产品侵权责任，责任主体必须明定：须负无过失责任者，通常包括制造人、准制造人与输入业者，制造人包括基本原料、半成品及零组件之制造人，准制造人则系在产品上附加标章或其他文字、符号，足以表彰系其自己所制造者。我国消保法立法上，并未直接针对制造人加以定义，而是从“商品之意义”着手：“本法第七条所称之商品，指教艺课体之不动产或动产，包括最终产品、半成品、原料或零组件。”，依此规定解释，最终产品、半成品、原料或零组件制造人，须负无过失责任。
4.责任客体
我国消保法无过失产品责任之责任客体：“商”，指交易客体之不动产或动产，包括最终产品、半成品、原料或零组件。欧盟成员国产品责任法大多针对动产（包括动产或不动产之部分，如建筑材料）而规范，不动产则有其他特别规范。台湾则因不动产产品安全问题频传，如海砂屋、辐射屋，又缺乏其他更完善之规范而加以纳入，希望一并处理。
5.保护法益
消保法第七条第二项保护的法益包括消费者或第三人之“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与“财产权”，因产品瑕疵所至消费者或第三人之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损害者，消费者或第三人均得依消保法第七条之规定请求损害赔偿，在营业或自由业活动范围内因使用瑕疵产品所致人身损害，亦应包括在内。
本条之争议在于“财产”之意义，因侵权责任之性质使然，所保护法益应限于所有权等绝对权之受侵害（欧盟法称之为“物”之损害），又因消费关系之限制（最终消费），应限于消费者或第三人在私的使用或消费范畴内物之损害，方可适用本法第七条之无过失责任。产品自身损害及营业损失等纯粹经济上损害，应循契约法之途径救济。
6.产品责任法与民法之适用关系
消保法为无过失产品责任之特别立法，但相较于其他国家之产品责任法，消保法并未针对产品责任问题作完整规范，并辅以本法施行细则商品之定义（第四条）、商品或服务福何当时科技或专业水平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之认定（第五条）与改装之意义（第八条）。就实体法而言，民法乃最重要之民事普通法，消保法第七条至第十条之一性质为无过失侵权责任，关于损害赔偿范围消保法并未特别规定，应适用民法第一九二至一九六条（侵权行为法）及第二一三至第二二八条之一（损害赔偿法）：关于消灭时效应适用民法第一九七条规定。
三、商品责任保护法益厘清
（一）“损害”的定义
民事责任上之损害即为一种不利益，可自具体实现损害赔偿请求权利过程中区分为责任成立上的损害与责任范围上的损害。就责任成立而言，损害即权利或利益本身因侵害行为而无法妥善行使或圆满享有所生的不利益。而就责任范围而言，损害即为权利利益被侵害后所衍生的结果或因而丧失的利益。
按消费关系中因使用或消费商品对他人所造成的的损害，性质上可以区分为两种：对他人人身或物之完整性的侵害以及他人“纯粹经济利益”的损失。消保法第7条第2项所称“财产”范围包括物之所有权（人身或物之完整性）应无疑义，惟是否包括“纯粹经济利益”在内，成为商品责任保护法益射程范围之争议。
（二）纯粹经济上损害是否予以排除
通说认为“财产”应作限缩解释，不包括“纯粹经济利益”在内。理由如下：
1.维持产品责任与侵权责任之分际
契约目的在于规范特定人之间的信赖与期待，原则上应由当事人自行决定权利义务的分配与风险的承担，法律的功能仅仅在于补其不备。相对应之侵权行为法在规范一般人的关系，旨在保护权利不受侵害，因商品自伤而生之损害，其范围不易确定，原则上应由契约法加以规范。
实际上，此一问题系在处理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任务分配问题。在德国判决中指出侵权行为法之保护范畴为完整性利益之保护，而契约法之保护范畴为相当性或使用利益，而以素材相同性之标准为判决基础。如仅以所有权侵害的构成要件特征来达成此功能，注定要面临失败的命运，更使界定标准之问题模糊了各该案例事实应属于哪一个责任领域的问题。故消费者对商品所享有的经济利益，属「物之瑕疵担保责任或「不完全给付责任等契约责任所保护法益的范围。
2.侵权行为法上的利益衡量，合理限制企业经营者责任
针对利益之侵害，以行为人故意为背善良风俗之方法为限，始得请求损害赔偿。而对于商品具有缺陷致毁损灭失，其缺陷于移转所有权时既已存在，不能认为出卖人或制造者侵害买受人之所有权。况且“纯粹经济上损失”一般认为属于“利益”，原则上不得主张过失侵权责任。
消保法商品责任原则上系属一种无过失责任，重于民法第184条规定之过失责任，其保护利益范围弱超越民法而包括财产上利益在内利益衡量上似有显失均衡，故不宜轻易从宽认定保护法益范围，避免责任无限制扩大，造成轻重失衡之现象。
（三）“物之完整性”及“纯粹经济利益”
首先，消保法商品责任的保护法益范围，依前述应排除纯粹经济利益损失。惟商品自伤所生的损失是否均为纯粹经济利益损失，台湾学说与实务见解则存有重大歧异。
台湾学者通说，大致将商品自伤所生的损害，认为是一种纯粹经济利益损失。而纯粹经济利益损失既不在消保法商品责任适用规定范围之内，商品自伤所生的损害，当然亦应作相同解释。惟有学者认为通说似未明确区别纯粹经济利益损失与商品自伤的不同，而盖然将二者均归属于广义“纯粹经济利益损失”的概念内涵，似乎忽略“商品自伤”得列为独立的法律概念之可能。然而，“商品瑕疵”与“商品自伤”之间，虽不易区别，但并非毫无区别可能。如汽车本身具有暴冲的潜在危险因素，但并非具体暴冲击产生（且纵使发生亦不一定影响车体），故单纯具暴冲可能性的汽车瑕疵本身即为商品瑕疵本身所生的瑕疵损害，但汽车暴冲后造成身体毁损时，其物之完整性受到破坏，此损害即为商品自伤所生的瑕疵结果损害。
盖商品的瑕疵或缺陷，固然于商品流通进入市场或移转所有权时已经存在，此时买受人所取得者，系“已经具有瑕疵或缺陷的所有权”，此为商品瑕疵问题，买受人所受损害，系纯粹经济利益损失，但此时商品尚未因该瑕疵或缺陷而毁损或灭失，故倘若商品嗣后果真因该瑕疵或缺陷而毁损或灭失，才涉及商品自伤问题，此时买受人所受损害，已不再是“纯粹经济利益损失”，而系“物之完整性的侵害”，应认为是对商品所有权的侵害。
四、商品责任之范围
（一）财产上及非财产上损害赔偿
本文简单说明消保法与民法商品责任于适用之法律效果有何异同，以下仅就慰抚金请求权之有无以及被害人得否向企业经营者请求惩罚性赔偿金二方面予以说明。
1.慰抚金请求权
在台湾法院有关商品责任之判决中可以发现，被害人除请求财产上之损害赔偿外，对于非财产上，亦即因被害人人格权遭受侵害所生之精神上痛苦，被害人可请求一定数额之慰抚金。就慰抚金之请求权而言，消保法与民法商品责任并无不同。
2.惩罚性赔偿金请求权
除慰抚金之请求外，当事人于依消保法商品责任请求赔偿时，亦多同时并行依消保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请求企业经营者支付一定数额之惩罚性赔偿金。关于此，消保法第五十一条于文义上虽仅规定消费者得请求惩罚性赔偿金，但本文主张：无论是消费者抑或第三人因商品欠缺安全性致受损害者，均得向企业经营者请求惩罚性赔偿金，已如前述。因此，于涉及消保法商品责任之案例中，当事人请求之数额，常分为三项：财产上损害之赔偿、非财产上损害之赔偿以及惩罚性赔偿金三者，对被害人相当有利；相对的，对企业经营者而言，其所负之赔偿金额，较民法第一八四条过失侵权责任为重。诚然，若认为非财产上损害之赔偿的目的，除填补损害之外，亦带有某种惩罚加害人之目的者，同时允许被害人请求慰抚金以及惩罚性赔偿金，就会有使被害人获得双重赔偿，从而对加害人课与过重赔偿义务之嫌。然而，若将慰抚金之功能仅定位在填补非财产上之损害，而不带有惩罚之目的者，则其与惩罚性赔偿金并存，似乎亦无不妥。我国法院于判断慰抚金数额上，若兼带有惩罚加害人主观上之恶性之目的，则于同时量定惩罚性赔偿金之数额时，应并与考虑，以避免对加害人为双重惩罚。
3.惩罚性赔偿金
消保法规定，因企业经营者之故意所致之损害，消费者得请求损害额三倍以下之惩罚性赔偿金。
就此，王泽鉴教授主张第三人非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人，然而，约翰逊林教授、黄立教授等主张，惩罚性赔偿金之请求权主体，除消费者外，亦应及于第三人。其理由系因于商品责任法上，对第三人之保护不应低于对消费者之保护，盖第三人相较于消费者，更没有机会检视该商品是否欠缺安全性，与消费者同样都是无辜受害的被害人。
本文以为，欲探讨除消费者外，第三人是否亦为惩罚性赔偿金之请求权主体，须由消保法第五十一条惩罚性赔偿金之责任性质与目的出发。
惩罚性赔偿金之概念来自于英美普通法中，意义在于故意加害人除须填补被害人之损害外，还需另行向受害人支付一笔惩罚性赔偿金。
此项问题涉及对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两种责任制度之目的与功能的分野。在传统欧陆法系概念里，民事责任之功能仅在于确实填补被害人之损害，填补损害为民事责任法之主要目的，而惩罚加害人之恶性，为刑事责任之范畴，民事责任并无惩罚之功能与目的。因此，传统欧陆法系民法典中，并无惩罚性赔偿金之概念。反之，英美普通法所承认的惩罚性赔偿金概念，有填补无法请求之损害、吓阻加害人、报复惩罚加害人以及私人执行法律等功能，且以吓阻与惩罚加害人为主要功能。英美法系之民事责任法之所以对惩罚性赔偿金制度采开放之态度，主要系因其对民事责任法所应扮演之角色，除填补被害人之损害外，亦应对加害人主观之「恶性加以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