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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为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全球化是主导这个世纪经济活动的主旋律。在所向披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金融资本作为经济发展基本要素，率先实现了大范围的跨国界流动，金融市场边缘日渐模糊，日益一体化。但是，就在人们弹冠相庆金融一体化和资本流动全球化功绩的时候，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不期而至为全球化的进程蒙上了阴云，促使人们反思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利弊善恶，并提出疑问：金融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个别发达国家别有所图?quot;阴谋",进行所谓"运用金融杠杆掠夺财富的战争"？金融全球化的进程是如何推进的？这个过程的性质如何？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面前如何自处？本文试图通过对金融资本流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驱动因素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属性作出初步判断。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内涵与表现
金融资本全球化是国际资本流动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资本跨越国界的大规模活动，表现为多向及多边的资本流动，是资本实现全球范围重新配置的过程。金融资本全球化过程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国际转移及实物形态的生产资金的国际转移两种形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促使资本流动由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为主转向货币资本的国际化过程，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及无边缘化。
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不是一帆风顺的。本世纪初，资本流动一度达到很高的全球化程度，1929-1933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大萧条和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动荡使这个进程戛然而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流动重新走上了全球化道路，经历了欧洲资本时期、石油资本时期、债务危机时期等阶段，最终进入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时期，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扩张，资本跨国流动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从具体内容看，金融资本全球化具有如下表现形式：
1、资本跨国流动规模急剧扩张。
在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总额由1988年的369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国际债券发行、银团贷款和其它债务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达12247亿美元，比两年前增长了近50%。
2、资本跨国界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
在资本流动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资本跨国流动与其经济规模的相对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清算银行依据国际收支统计资料计算的证券跨境交易资料显示，1975年到1998年间，西方国家各类证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额相对于GDP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3、资本流动的速度快速提高，资本流动性上升。
在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创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到1998年4月，全球外汇市场的名义日交易金额超过1.5万亿美元，比上次统计的1995年增长近50%，三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4%，大大超过1992到1995年的9%。显然，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扩大表明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在不断加速。
4、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最近几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再度成为资本流动的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显著改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融通资金的国家越来越多，各类资本市场进入的障碍和藩篱纷纷消除。
5、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呈现趋同趋势，利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联动性。
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趋于一致，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过去20年间，主要工业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差距不断缩小，进入90年代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央行基准利率一度收敛于6%的水平，尽管此后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总体升降趋势基本同步，利差趋于稳定。此外，随着欧元的出台，欧洲主要国家利率水平率先趋同。
从利率水平的调整看，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几乎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
二、金融资本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调整息息相关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积累、推动和扩张，国际贸易的发展先行于国际资本输出，但是，当资本可以绕过贸易保护壁垒而自由流动时，其对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上升。可见，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一系列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结果。其中，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变化构成了资本流动全球扩张的客观基础。
尽管货币作为虚拟经济符号，凌驾于实质经济基础之上，甚至出现与之相分离之势，但是，以资本流动为主体的跨国界的金融活动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联仍然是非常深厚的。世界经济增长导致全球范围的金融资产规模快速膨胀，从而为资本的全球流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资本的全球化布局与全球不同区域的GDP表现、通货膨胀水平等因素之间密切相关。
1、经济周期与资本流动
1973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以显著的波动性快速扩张。国际资本市场的年度筹资额一度以50-70%的速度增长，转而又出现-0.14%到-12%的下降。从长的周期上看，资本流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出现在全球GDP上升时期，而GDP的周期性低谷，也往往伴随着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扩张速度的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2、全球通货膨胀与资本流动
相应地，过去30年间，全球通货膨胀水平经历了1969-1974年的大幅度上升，1974-1986年的逐步下降并在较低水平的企稳，1986-1990的再度上升，以及1990年以来的快速下降等几个时期。
从总体上看，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变动与GDP平减指数的相关关系是：资本流动增长往往出现在通胀呈现下降趋势时期，而资本流动扩张速度的减慢往往与通胀的上升基本同步。尤其是在1980-1985年，全球出现14-15%的高通胀，资本市场筹资额有3个年份出现负增长，其余年份则是高达40%和70%的增长，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而90年代后期后，全球通货膨胀进入低水平稳定发展时期，资本市场的扩张也变得更为平稳，基本稳定在10%左右。
3、全球贸易增长与资本流动
同样，从数量变动上看，全球资本流动与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也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世界进出口总额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往往伴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上升，而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收缩则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增长减缓呈现一定的同步性。但是，1985年之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变动相对平稳，与全球贸易增长的相关性有所下降。
三、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与资本流动全球化
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资本全球流动的结构和变动方向。
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和唯一目标，如果资本投资于国内能够获得多于投资于国外的利润，也就没有必要流向国外。利润驱动是主导资本国际流动的首要动机，因此，各国利率差异必然引起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
过去30年间，发达国家率先实现了利率自由化，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把放松利率管制作为金融深化的主要措施，市场决定正在成为国际利率确定的基础，市场利率格局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利率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运用中的作用发生了微妙的调整。整个70年代，货币学派主导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制定与调整，各国中央银行普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控制目标。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控制货币供应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能力有限，利率逐渐确立了在反通货膨胀中的基础地位，因此，各国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视利率工具在货币政策中的使用，利率成为当代货币政策最直接与最有效的工具。最近以来，西方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有意运用利率来调节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当他们认为金融资产价格过高，可能导致泡沫经济时，便调高利率来控制资金供应，促使金融资产价格回落。这样，利率水平与金融市场价格的相关性明显提高。
过去30年国际利率的调整周期与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变动紧密相连，70-80年代的高利率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情况下西方国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90年代以后，尽管西方经济曾在1992到1993年间出现短暂的衰退，但通胀得到抑制，利率基本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
利率作为资本的市场价格直接影响资本全球流动的总量和结构。
首先，从总量上看，在利率水平大幅度调整时期，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额也出现比较大的增减变动，而在90年代以后利率波动幅度明显收窄之后，国际资本市场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显然，利率的波动性高低直接影响资本流动的波动程度。
其次，国际利率的相对水平变动对资本流动的结构产生很大影响。通常情况下，当国际利率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时，国际资本往往流向收益率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而当国际利率水平显著回升时，国际资本往往从新兴市场国家撤出，转向西方工业国的金融市场。90年代初期，美国和日本普遍实行异乎寻常的低利率，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经济衰退相互作用，发达国家不动产和证券市场的收益出现萎缩，国际资本被吸引到高投资收益和经济前景看好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可以说，工业国家经济不景气、低利率，是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条件明显好转的重要因素。自1994年2月起，美国开始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国际利率转入上升轨道，发展中国家资本大规模流入的趋势开始逆转，国内外平衡受到影响，为金融危机的最后爆发埋下了伏笔。
第三，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在其他条件基本确定的情况下，国内利率与国际利率水平的差距是决定资本流入规模及结构的重要因素。
四、资本帐户管理政策与资本流动全球化进程
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化，国际资本需要自由地、迅速地流向全球回报率最高的地区，为此，取消外汇管制推动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呼声不断高涨。事实上，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可兑换范围的扩大成为促进私人资本流动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多数成员国在战后初期对资本项目交易实行某种形式的限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主要工业国家开始了资本帐户可兑换的过程，到1994年，主要工业国基本实现了资本帐户的开放。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直严格限制着资本外流。80年代初期以后，在国内金融体系逐步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帐户可兑换方面开始取得进展。1991年到1993年，部分拉美和亚洲国家相继实现完全的货币可兑换，而更多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放松对长期和短期证券投资流入的限制，并对商业银行和居民的外汇业务管制实行自由化。
目前，在资本交易控制方面，控制资本市场证券的成员国为133个，控制货币市场工具的国家为115个，控制共同投资证券的国家为103个，控制衍生和其他工具的国家为87个，控制商业信贷的国家为105个，控制金融信贷的国家为112个，控制担保等备用金融工具的国家为88个，控制直接投资的国家为149个，控制直接投资清偿的国家为52个，控制不动产交易的国家为134个，控制个人资本移动的国家为82个，针对商业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实行特别条款的国家为155个，对机构投资者实行特别条款的国家为82个。
此外，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统计表明，许多原来对外资采取限制和管制政策的国家纷纷修改其外资法或颁布新的外资法，以更有利的条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1991-1998年间，修改外资法律法规的国家年平均超过50个，其中，94%的修改是为了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只有6%的修改是加强了对外资的管制。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相继承诺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国内和外部金融交易的各种限制等影响全球金融市场资本流动的樊篱逐步消除，大量的国际资本用于弥补工业化国家巨额的财政及经常帐户不平衡所产生的融资需求，工业化国家之间资本流量的净额得到迅速的增长，资本流量的增长同样显著。
五、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资本流动
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是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各国国际收支平衡、汇率调整、国际借贷安排等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集合,构筑了维持自由贸易运转所必需的法律框架和制度规范。
国际货币体系主要包括可供选择的汇率机制、储备资产和由其构成的国际清偿能力，以及一个调整和筹措资金的机制。
过去200年间，从本位货币和汇率制度的选择看，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金本位时期、以美元为本位的固定汇率时期，和浮动汇率三个主要时期。
全球性金本位时期开始于1879年，其基本特征表现为：金币可以自由铸造或熔化，自发地满足流通中的需要；金币可自由兑换，以保证黄金与其他金属铸币和银行券之间比价的稳定；黄金可自由输出入，以保证外汇市场的相对稳定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统一。20世纪后，金本位制的运行规则受到严重挑战，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使各国的商品输出减少，出于保值目的资本外逃增加，各国纷纷限制黄金流动，黄金的自由输出入受到严重制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实行黄金禁运和停止银行券的兑现，古典的国际金本位制走向终结。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漫长的国际货币混乱时期，1945年，建立了国际货币史上第一个带有正式约束性的国际货币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以美元为核心的固定汇率制。在前20年间，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转基本顺利，汇率的基本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扩大，而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控制，相应放松了成员国的政策约束，使政策制定者可以在保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追求国内经济目标，从而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欠--"特里芬之迷"始终困扰其运行，而战后国际经济的重建和新兴市场的发展，以及交易技术的提高，不断侵蚀着各国控制资本流动政策的有效性。面对伴随着资本流动性提高的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快速膨胀，官方储备的相对规模持续下降，已不足以维持汇率钉住及钉住水平的有序调整。在外汇市场连续出现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其他硬通货的美元危机后，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新经济政策"，美元停止兑换黄金，敲响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丧钟。
自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临时委员会达成"牙买加协议"起，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无体系"时代，其重要特点是汇率安排和储备货币的多样化。在汇率安排方面，协议规定，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偏好独立选择汇率制度。实际运行结果是，从各国汇率制度名义安排上看，管理浮动及独立浮动国家增多，实行钉住制国家减少，尤其是钉住美元的国家数目更是下降了半数左右，但是，从各国实际执行情况看，实行管理浮动的国家接近半数在具体操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转换成了变相地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针对单一货币有限度浮动的国家事实上也在根据美元汇率变动调整其汇率水平，加上名义及实际均钉住美元的国家，在1997年7月初，至少有超过60个国家的货币与美元保持相当紧密的联系，约占报告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显然，以浮动汇率制为特征的"牙买加体系"，仅仅解决了部分发达国家对美元的过度依赖问题，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效果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美元的汇率变动，汇率制度的不均衡程度日益严重。
上述三种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因而带有其各自鲜明的特色。同样，在三种货币体系下，资本的跨国流动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首先从汇率的波动幅度看，金本位时期，西方主要货币汇率波动程度很低，英镑对美元汇率高低限相对于平价波动幅度仅为-0.59%到0.70%，美元对法郎汇率高低限相对于平价的波动幅度为-0.68%到-0.62%。在以美元为本位的固定汇率时期，英镑对美元汇率的高低限相对与平价的变动幅度扩展到上下各1%，同样美元对法郎汇率高低限相对于平价波动幅度扩展到上下各0.99%。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主要货币汇率波动率大幅度提高。
其次，不同国际货币体系下，西方主要货币利率的波动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基本规律是，长期债券利率波动率的历史上最小值出现在金本位时期，美元本位时期居中，浮动时期最高；短期债券利率波动率则以美元本位时期为最低，金本位时期居中，而浮动汇率制时期最高。
第三，从资本跨国流动的相对量来看，在金本位制度下，金币形式资本可以流向任何地区，资本跨国流动常常受到输入国的鼓励，外国证券在大多数股票交易所自由交换，利润回流不受阻碍，资本跨国流动发展迅猛，以跨国资本流动总额相对于各国GDP的比例衡量，1880－1914年间平均为3.3％（Taylor,1996），其中，英国的年平均资本流出量占同期GDP的5%到9%，法国的资本流动占GDP的2%，德国为3%。而由于控制资本流动成为美元本位时期有效实施的前提，资本的跨国流动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资本流动的相对规模明显低于金本位时代。而在浮动汇率制下，黄金与货币正式脱钩，国际货币制度实际上真正进入信用本位制，这就为资本的无限度膨胀打开了方便之门。随着资本帐户管制放松浪潮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传递，资本重新获得了实现全球流动和布局的动力，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流动速度显著提高，流动形式出现巨大调整，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总之，在国际货币体系由金本位到美元本位再到浮动汇率制度的变化过程中，全球资本流动经历了高度流动到高度抑制再到重新流动的发展过程，其变化的关键在于，本位货币、汇率调整以及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决定了资本在跨国流动的法律地位和难易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和结构。
六、跨国公司及国际组织政策调整与全球资本流动
（一）、跨国公司是资本流动全球化发展的助推器
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出口增长大大超过全球产出增长，全球直接投资增长又大大超过全球出口增长。跨国公司作为一个或几个国家建立分公司或子公司，从事跨越国界的生产或经营活动的现代经济实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目前，世界上共有4万家跨国公司，其海外子公司多达17万个，每家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国外子公司多达7家。世界总值的1/3、世界贸易的2/3、直接投资的70%都掌握在跨国公司的手中。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掌握全球3.1万亿美元资产，占世界跨国界直接投资的50%。这100家跨国公司中，美国占了32家，其余主要分布在西欧和日本。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战略和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其不断加剧的竞争及购并行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以商业贸易为主的国际经济交往，正在被全球范围的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所取代。
跨国公司海外活动的增加，要求并推动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国际化。而跨国银行的国际网络逐渐遍布全球，为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提供了巨大便利。跨国公司及其主导的资本流动全球化发展客观上有助于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但也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程度，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力，甚至引发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
（二）、国际组织和区域金融集团全力推动资本流动全球化进程
在资本流动规模的快速扩张过程中，国际货币组织、OECD和一些区域经济金融集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资本流动的政策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之初，基金组织认为，经常性国际支付应该是自由的，而资本转移从法律上看可以是限制性。基金组织协定没有就管理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所发生的外汇交易与转移作出说明。因此，根据基金组织协定，成员国有权限制资本转移。
但是，尽管在协定中没有明确区分短期投机性的资本流动和生产性投资的资本流动，基金组织协定的目的并不是阻扰长期性的国际投资，基金组织明确表示应当取消管制不仅限于直接与经常性国际交易有关的支付转移，而且还包括阻滞生产性的资本活动的管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资本流动规模和结构出现大幅度调整，影响力不断扩大。尤其是80年代后期，开放资本帐户及管理大规模及具有潜在波动性的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宏观经济与金融风险等问题开始引起关注，并成为基金组织政策讨论的一个焦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基金组织对于消除汇率限制及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政策意图开始昭于天下，1997年，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达成协议，"同意修改基金组织的条款，将促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作为基金组织的具体目标，并授权基金组织对资本流动进行适当的管理。"1999年7月，当时的基金总裁米切尔·康德苏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演讲中指出："资本流动既是过去1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原因。国际社会正在考虑是否扩大对IMF在资本帐户自由化方面的授权，以修订IMF的司法权限。在1997年香港召开的IMF年会上，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是给布雷顿森林体系加上新章节的时候了"。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是全球资本流动的大力推动者之一。早在1961年，OECD就通过了《资本流动自由化法典》和《经常项目无形经营自由化法典》，1976年，又通过了《国际投资与多国企业声明》等，作为区域内具有约束性文件，该决议包括所有对外资本交易和经常项下无形交易，适用于OECD地区经营的由外国人控制的企业，要求根据国际法，为外国投资控制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国民待遇。长期以来，OECD有关文件主要适用于商业信贷和贷款，1989年，OECD将有关章程条文扩大到主要的资本交易，尤其是大多数短期资本流动，但是，这些条文并没有将成员国的义务扩大到与资本流动有关的所有外汇交易，例如，属于资本交易的对转移征税、多重汇率做法以及要求事先存款的规定，不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
世界关税贸易总协定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等规则，对于直接投资给予法律上的保障。
其他一些区域性经济与货币安排等机构也相应建立了有关资本流动的管理规定及新的游戏规则。如阿拉伯经济同盟1970年通过了《阿拉伯国家相互投资及资本自由流动协议》，此外，1987年东盟成员国签署了《东盟国家投资协定》，1994年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通过了《亚太经济合作非约束性投资原则》等，北美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3年非洲有关国家签署了《东南非共同市场协定》。尽管这些协定或文本在法律约束力方面有一定差异，并且多数以贸易为主要内容，但是，这些协定至少在地区内部为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提供了法律支持。
七、基本结论
综上所述，推动全球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及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动，国际贸易发展，金融市场内在需求及利率变动、金融创新及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资本帐户管理政策，国际货币体系，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方面。有关动力的属性又可以划分为：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人为推动两部分。
在一般情况下，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本身的推动力应归入客观必然性类别；金融活动快速上升产生的内在推动力则兼具客观必然性和人为推动两方面的属性，但是，相对而言，其客观必然性的色彩更强烈一些；在资本帐户开放进程中，发达国家的政策推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开放过程又是更多的国家对外经济贸易联系不断扩大的结果，因而同样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一面；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国际货币关系的准则，其总体政策取向更大程度上体现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意愿；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政策调整可以全部归入人为推动的范畴。
在上述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假设下，由上述七大因素推进的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总体上看是世界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必然结果，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意志，具有人为推动的一面。
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发展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是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相互联系又各具特点的组成部分，资本运动的自由化意味着居民可以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也意味着国内消费者可以购买外国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本国金融机构可以为外国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从而从内外两个角度进一步推动了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其最终结果是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和资源配置的最佳化，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市场表现形式。
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属性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从全球资本流动的地域结构看，发达国家和地区继续保持在资本全球流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资本全球化布局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相互间的资本流动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资本多向流动趋势日益显著。即使是金融危机的大范围爆发，也不仅没有影响发达工业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活动，反而促使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流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最终目的地，大量持续的资本流入促使其金融实力超强发展，使其对国际资本市场未来格局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金融全球化以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贸易服务自由化等形式，促进了全球金融领域的竞争，推动风险报酬趋向于平均水平，并通过资产价格的迅速调整保持市场均衡与稳定。同时，资本自由流动促使金融中介机构更好地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扩大技术转让的范围，其结果是更多的金融机构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此外，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要求一国有关管理当局切实提高经济金融政策的可信度和有关政策组合的协调能力。
当然，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看，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扩张仅仅是个开始，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还处于初始阶段。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始逐渐暴露出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但是，与我们传统认识相背离的是，即使不同资本流动工具的变动规模呈现此起彼伏的波动特征，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全球资本流动持续增长的趋势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融资的增长成为一种不断持续的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将不断地向更广阔的范围、更深入的层次发展，因此，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是一个不间断的持续过程，这个过程还将不断地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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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一、全球化的概念、表现及成因
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为各种传播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且也是迄今为止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相关的学术著作更是数不胜数，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3]笔者认为可以对全球化的概念从宏观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出发做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界定：第一，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不断演进的客观发展过程，是世界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历史现象，属于历史的范畴；第二，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核心内容和主要动力是经济力，即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三，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统一体，其内涵十分丰富，至少应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几个方面，但在目前情况下，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因为全球政治体系，全球文化秩序和全球社会制度还尚未出现；第四，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人类经济生活在全球范围不断实现全方位沟通、联系、融合与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第五，全球化既不否认民族和地区的差异，也不排斥国家的存在。它与民族化、区域化是对立统一、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
从宏观历史学的视野出发考察近代开端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可看出它就是一部全球化进程准备、启动、发展和初步形成的历史。全球化进程发端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欧洲，经过大约500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到20世纪末，全球化时代才真正到来。
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全球化范围日益扩大，国际生产分工已发展为以现代工艺技术和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于是“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生产模式不断涌现，“宇宙牌产品”日益增多；二是贸易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世界贸易扩展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贸易自由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为核心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的建立；三是金融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金融国际化局面形成，国际资本流量年均增长率达到20%，国际金融市场的年金融交易量达500万亿美元，全球外汇交易的日周转额已达1.3万亿美元；[4]四是跨国公司蓬勃发展，据统计，1980年全世界跨国公司只有1.5万家，子公司3.5万家。而到1997年，全球跨国公司数量已超过4.5万家，子公司已达28万家。目前仅在中国从事经营的跨国公司就有4.5万家。[5]五是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强劲，据统计，目前已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6]欧洲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RTAs)的实施数量在1950-1959年有3个，1960-1969年有19个，1970-1979年上升到39个，1990-1998年则达到82个。目前，55-60%的世界贸易是在贸易集团内发生的。[7]
全球化所表现出的上述特征并非偶然现象，它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过程，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为延长自己寿命的一种方式。从本质上看，驱动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资本积累与扩张的内在冲动，是资本推动下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正如沃勒斯坦所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历史资本主义的逻辑最终必然达到全球范围，“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单一的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社会分工的架构之内动作的。”[8]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它一开始就要求以全世界为它的活动舞台，如果不掠夺世界，它就无法发展，而不发展，实际上就意味着它的灭亡。因此，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极力向外扩张，向海外殖民，向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世界各地的廉价原料，使用世界各地廉价的劳动力，攫取高额利润，以维护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这样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客观上把那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卷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导致世界各地区联系的加强。使世界逐步由分散、孤立、隔绝的状态发展成为互相依赖、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
二、全球化与东亚金融危机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短短的30余年间创造的“东亚奇迹”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一时间，关于东方行将崛起，西方即将衰败等说法弥漫全球。然而，正当人们为东亚模式大唱赞歌的时候，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了。这场危机给先前人们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热情重重地泼上了一盆冷水。于是乎，否定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的呼声又甚嚣尘上，“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已经破灭”，“东亚奇迹已经完结”等论调充斥传媒，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断言：东亚模式已不再奏效，只有美国风格的自由市场系统才是成功的。[9]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东亚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之间存在的何种关系，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发表的文章和著作难以数计，但归纳起来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国际投机因素、银行不良贷款、金融监管不力、汇率政策僵化、政府干预不当与裙带关系以及对国际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等多种因素。[10]应当说，这些方面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有的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直接的或者表层上看问题，尚缺乏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分析。笔者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应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要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另一方面，还要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东亚发展模式上来考察。
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出发审视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因，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毫无疑问，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现有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还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人们的社会心理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今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传统意义的现代化，并且开始步入后现代化（后工业化）阶段，信息经济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主导产业，所以在世界经济大潮中一直处于主导、示范和中心的地位，全球化对它们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如全球化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经济活动空间，使其可以不断地扩大经济势力范围，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全球扩张，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向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在高新技术方面不断创新，引导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潮流，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有些国家甚至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重要一环——资本的原始积累。全球化对他们来说是福是祸，是得是失？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笔者认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既给它们带来难得的机遇，又使它们面临巨大的挑战。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全球化犹如一股汹涌的波涛，它既可以吞没一些国家，也可以将另一些国家向前推进”。[11]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吸纳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为本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使他们可以通过吸收外资获得资本积累。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资本外投的经济环境与条件，使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为它们的资本增值创造了必要条件。另外，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全球化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使它们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发展起来的民族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也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使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成为一种主要趋势。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虽然深化了国际分工，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的本质仍未根本改变，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命运很难说能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经济出现虚置现象。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积极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加快资源等要素配置的国际化，参与国际经济世界性大循环，融入全球化进程创造了条件。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埋下了陷阱，如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加剧了金融风险，投资贸易的自由化导致了泡沫经济和出口市场的压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危机传递的加速作用等。因此，东亚金融危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全球化对东亚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致。
从东亚模式本身来看，它在实现东亚经济腾飞的过程中起了制度性的保证作用，是东亚成功的基础。但是，东亚模式也确实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这些缺陷和不足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越发暴露出负面效应，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潜藏下祸根。或者说，东亚模式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为危机的发生留下了隐患。
首先，从政府主导现代化进程，对经济发展实行最大限度干预方面来看。政府主导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具有重要作用，它是东亚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因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资源匮乏，空间狭小，有机合理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尤其是市场机制严重残缺，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对迟缓。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发展的部门，可以运用强制办法推进市场机制的发育、形成和完善，从而有助于迅速实现工业化。但是，政府干预在现代化初期取得了成效，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万能的救世良方，就应当一直干预下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发展的，经济越是成熟，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就应当及时收回来，让位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干预就会走向反面，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东亚大多数国家没有及时实现这个转变，有的国家甚至越走越远。在这方面，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遭受危机重创的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被誉为“汉江奇迹”的韩国长期依靠政府干预，实行以财阀大企业集团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政府把经济发展强调为原则性目标而且为达此目的毫不犹豫地干预本该由市场导向的经济。在朴正熙时期，政府建立了被赋予大权的经济计划委员会(EPB)用以策划经济蓝图，并负责控制国内预算和实施计划。商业和工业部(MCI)的角色也被进一步加强，进口控制、出口提升、工业发展计划、投资申请和贸易许可均由其负责。财政部(MOF)则负责监管国内外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在金融领域政府干预更大，政府拥有并控制着所有的商业银行、特别银行和大部分金融机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导致了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均听命于政府，银行被迫维持定量信用和低利率政策，造成了大量呆帐和坏帐。但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高增长方针的指导下，不断调高经济增长速度，扩大投资规模，以至于在泰国出现了一个以“高尔夫球场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投资场面，这些投资即没有赢得泰国赖以生存的出口收入，也没有促进本国经济并提供长期就业机会的工业长期增长。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那样，在泰国已经出现了与泡沫经济随影附形的明显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且使相当多的民众愈发不满。[9]另外，企业为了迎合政府的偏好，获得大量的低息贷款，又不断盲目扩大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规模越大，贷款也就越多，从而与政府的关系也就越密切，反过来也就能获得更多的贷款。这种贷款越多，政府承担的风险越大，国家金融的基础就越不稳固。爆发金融危机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政府主导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时，强有力的政府高层支配经济必然导致盛行，经济社会制度缺乏民主监督，官商不分，政治腐败。正如西方一些社会学家所反复论证的那样：“权力意味着腐败，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9]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的家属和亲信垄断了最赚钱的行业和主要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享受税收优惠等特权，中饱私囊。这种国家权势人物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为亲朋好友谋取私利的腐败往往被西方媒体称为“朋党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苏哈托的女儿，金泳三的儿子的不法行为，全斗焕八年任期中大约捞取4-5亿美元的好处，卢泰愚继任后大肆侵吞国家财产等事实都是明证。朋党资本主义导致了，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蔓延，民众的不满也日益凸显。因此，腐败是影响东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第二，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看。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部分在现代化初期都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后来，又适时调整了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而且出口产品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这种战略对于东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势必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会使本国经济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在市场开放度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其遭受外部风险的机率也随之加大，致使经济表现出很强的脆弱性。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出口导向战略指引下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无论市场还是技术都严重依赖先进国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国。从市场上看，由于它们的制造业都是在日本资金和技术输出下建立起来的，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十分有限。加之国内市场狭小，就决定了东亚的制造业必然是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特征。如1993年印度尼西亚、马亚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23.3%，73.1%，23.9%和29.3%。在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东亚多数国家始终不能摆脱对日本市场的进口依赖和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而且，对美国的出口越多，从日本的进口就越大，对美国的顺差越巨，对日本的逆差就越严重。[12]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际市场不景气，就会反过来影响自身的经济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实行了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使国际市场日益趋于饱和，竞争十分激烈。而且，东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成本也不断提高，从而使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致使出口越来越困难。从技术上看，韩国每辆轿车总技术成本的30%要以专利的形式支付给外国精密技术供给商，每台摄像机总技术成本的50%，每生产一个DRAM半导体总技术成本的30%，每台笔记本电脑总技术成本的70%要以技术专利形式支付给外国厂商。韩国所谓的汽车三大家（现代、起亚、大宇）平均研发(R&D)投入仅为美国三大汽车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6.2%和日本前三大汽车厂（丰田、尼桑、本田）的10.7%。[12]面对这种情况，东亚国家应当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因为任何发展战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受到时间和空间条件严格制约的。可是东亚国家未能及时做出这方面的调整。出口下降，赤字上升成为危机的主要诱因。
第三，从东亚区域特有的梯级发展序列，即“雁行发展模式”(flyinggeesepattern)方面看。东亚地区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如同“大雁飞行列阵”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中，依照其先进程度，形成了以日本为“雁头”，“四小龙”为“雁身”，东盟为“雁尾”的有序发展序列。80年代后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加入了这一“雁阵”。于是在日本、“四小龙”和东盟之间形成了一种“产业阶梯”，当日本发展高技术产业时，“四小龙”接受日本转移出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东盟及中国沿海地区再接受“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在区域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一种整个区域经济由先进带动后进的发展局面。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梯级发展也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环锁链。而且，这种雁行模式要保持其活力，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即“领头雁”必须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和不断的创新能力，以便做到时刻引领“雁群”翱翔。但是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顶峰发展之后，90年代初就进入经济衰退期。其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兴知识经济下的主导产业未能崛起，于是，日本的产业升级停滞不前，没有较新的产业向“四小龙”转移。日本将大量的剩余资金流向房地产和海外市场，引发了泡沫经济，待到泡沫破灭，海外投资失败，日本就元气大伤，从而失去了“领头雁”的资格。与此同时，日本打破了先前先向“四小龙”转移，再向东盟转移技术的顺序，而是同时向两者转移，使得东盟与“四小龙”之间的差距缩小，东亚早已形成的产业转移链出现混乱。在东亚产业转移出现“盲点”的情况下，韩国将目光转向不切实际的“世界化”，香港则转向服务业，台湾设计出“亚太运营中心”，新加坡则想取代香港在东亚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东盟国家更是把目光转向“短、平、快”项目，泡沫经济越吹越大，终于酿成危机。因此，东亚金融危机虽然发生在金融层面，但其根子却在于产业结构上。即使金融制度整顿、完善了，如果产业结构不升级，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仍会碰到严重障碍。[13]当危机爆发后，这种雁行模式不但没有阻止危机的蔓延，反而利用早已形成的这种链条加剧了危机的传递。
第四，从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方面看。东亚国家的高储蓄保证了工业化资金主要来自于内部，不依赖大量举借外债就能获得较为充足的资金，保证较高的投资率，是东亚现代化起飞的重要特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投资需求急剧扩大。而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欠发达，在金融政策上又缺乏一种将分散的小额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所以，为了保证经济高速增长，许多国家转而鼓励企业向外大量借债，并以开放资本市场的方式来吸引海外证券投资。在韩国，由于低利率政策超出了资本的要求，人们缺乏将钱存入银行的刺激，所以在高膨胀的经济环境中国内储蓄受到抑制，结果政府不得不借助国外贷款以维系其工业运行。由于大量举债导致韩国的国际债务迅速增加。1993年韩国外债为43.9亿美元，1994年为56.9亿美元，1996年就达到104.7亿美元，1997年更达到154.4亿美元。[9]对外来资本的过分依赖，致使在外来冲击之下韩国经济显得异常脆弱，因为它需要通过贸易形式得到足够的国外资金以应付它的巨额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环境变得不利，韩国的工业生产势必受到冲击。另外，大量的外债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短期债务，因为国际借贷者更愿意将短期款项借给东亚国家的企业，这样可以避免负债。可是韩国企业将短期借款却用于长期投资，加之东亚国家又普遍缺乏驾驭短期资本的能力，不能有效的引导资本流向可贸易的生产性行业，所以，导致大量资本流向获利较高的投机性强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大量泡沫经济的形成。当从泰国爆发的危机席卷东亚之时，外国借贷者突然决定收回他们的短期贷款，韩国措手不及，陷入危机的泥潭。
三、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东亚金融危机表象上是金融领域的危机，但实质上既是全球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危机、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危机、是全体化过程中世界经济潜在危机的大爆发；也是东亚模式本身一些缺陷的危机、有关国家政策缺陷的危机、是一种发展性的危机。尽管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遭受沉重打击，也不能由此否定东亚模式的存在及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否定“东亚奇迹”的存在。因为在危机爆发前的30多年中，东亚经济创造了年均达8%以上的增长率，并且由30年前的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0发展到今天已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比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创造东亚奇迹的东亚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其实践基本上是成功的，而且在今后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如果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就不难看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时地会出现一些危机。历史上多次大的危机自不必说，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就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而且，类似的危机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那么，谁又能借此否认世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否认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所创造的各种发展模式的存在呢？当然，东亚金融危机也昭示人们：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今天，东亚国家和地区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坚持东亚发展模式精华的基础上，扬弃其内在缺陷，通过改革、完善、整合东亚模式，重振东亚经济的辉煌。
第一，要继续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争得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全球化对自身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规避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趋利避害，加快发展自己，制定一条切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应对全球化。
1、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和原因
1.1冷战结束为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创造了政治和社会条件。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即涵盖国际流通过程和国际生产过程，亦即世界经济再生产过程的全球化日益兴趣。其主要表现，即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生产经营全球化，包括了国际流通过程和国际生产过程的全球化。
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由资本向全球扩张来推动和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的高度发展和产业资本向全球扩张（其具体表现是工业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世界范围内便兴起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具体而言，90年代高新科技突飞猛进、国际分工深入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席卷全球的市场化改革和冷战结束，为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创造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
1.2现代高新科技突飞猛进，推动现代生产力快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来，现代高科技取得一系列突破和进展，主要有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随着现代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从科学发明到技术创新再到生产中应用的周期大大缩短，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即所谓“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表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极为迅速。有关资料表明毕业论文的格式，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工业产品的周期，在18世纪约为100年，19世纪为50年，20世纪初期为30年，20世纪中期为10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产品的转化周期已经缩短到5年以内。据发达国家的测算，手工业、传统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为1:10:100，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世纪初占5%～20%，在50～60年代占50%，在80年代占60%～80%。现代高新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扩散，大大推动了生产力和世界贸易的发展。
1.3国际水平分工深入发展，加强了各国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
国际水平分工是在第3次科技革命（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则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国际水平分工。一般说来，当达国家之间、新兴工业国之间在工业生产上的分工，属于水平型国际分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民族工业的过程中，也逐渐参与了工业生产的国际水平分工。例如，现代波音客机（约有450万个零部件），就是建立在国际水平分工基础上的高科技产品。有7个发达国家的1500家大企业和分布更多国家的1.5万家（其中包括中国）中小企业参与协作制造龙源期刊。目前全球有40%的产品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的。国际水平分工是当代各国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基础，是当代世界市场不断发展和扩大的基础，它将各国生产过程密切结合起来，使国民再生产过程向着国际再生产过程发展。这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兴起的根本原因和坚实基础。
2.国际营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2.1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或核心是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全球的优化配置和使用，必然会促进世界生产力和世界经济的增长。随着现代科学和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转移和扩散，会改造和优化生产力的各种要素，推动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科技进步在今后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越来越显著，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意味着世界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随之改革，使国际分工日趋合理，促进国际分工。各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推动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国际竞争的发展，优化世界资源的配置，可提高世界经济的整体效率，还可优化国际经济关系结构。
2.2推动世界经济有序运行。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国民再生产过程向着国际再生产过程发展，从而要求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各国之间进行合理配置，要求在国际范围内按照经济合理的的原则组织生产和经营，要求有关国家协调它们之间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但是，在当代这种再生产过程的国际化，又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的。这样，便产生了再生产国际化过程中的国际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正是为了缓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这种矛盾，于是，以国家和国际机构出面组织的国际经济协调便应运而生。在当代世界经济领域中，国际市场活动受到3种机制的调节：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各国政府单独制定的自主经济政策和措施的调节；在国际协商基础上若干国家政府的联合调节，即国际经济协调。在这3种调节机制中，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在当代世界经济运行中具有重要地位毕业论文的格式，因为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缺陷需要国际协调机制予以矫正，而各国的调节政策也需要国际协调机制予以协调（如关税政策的协调等）。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和目标，是要调节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实现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有序运行，促进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在当代国际经济活动中，由于矛盾和利益同在、竞争和合作并存，而国际协调成功与否，则制约着各国经济的兴衰。
3.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营销和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3.1世界经济进入全球竞争。
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正处在两大潮流之中。一是现代高科枝的蓬勃发展，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充分显示出当代世界经济竞争本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二是世界各国，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适应前一个潮流即现代高科技和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谋求高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展开了一轮高科技发明权、领导权和控制权的争夺战。这都表明，80年代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卷入了争相发展高新技术的国际竞争的大潮之中。展望未来，21世纪上半叶这种国际竞争将会更加发展、深化和激烈。
3.2世界各国在竞争中求合作。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同时，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合作的关系也日趋增强。其根本原因是现代高科技、国际分工、生产国际化、产业的国际转移的迅速发展。在国际分工日益发展和深化的基础上，各国民族再生产过程日益向着国际再生产过程发展；同时，任何一国都不可能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资源，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先进技术，也越来越难于垄断技术，一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生产要素配置越来越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才能实现。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按照比较优势和比较利益原则来决定取舍，充分发挥国际分工和各国技术、经济互补性的国际经济效益。因此，在现代科技和国际分工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加强；同时矛盾和利益同在，竞争和合作并存，而国际协调的成败则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冲突和合作、停滞和发展。这可以说是当代和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基本特征。
4.国际营销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
4.1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资本主义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阶段和地位。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划分是这个体系的基本特征。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几百年历史来看，发达国家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则处于不发达状态。
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资料划分，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属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工业国）的仅有22个：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爱尔兰、荷兰、新西兰、冰岛、挪威、卢森堡、西斑牙、瑞典、瑞士、葡萄牙。而不发达国家则是原来经济落后、现在正逐步发展（民族经济）的国家，一般称为发展中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是过去受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龙源期刊。据世界银行有关资料统计，这类国家和地区共有16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在内）。
4.2 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实际是市场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是竞争型经济，是利益和风险同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经济。所以毕业论文的格式，从总体上看，全球化对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共同机遇主要有：第一，提供了各国共同发展的机遇。因为全球化使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各国生产和经济发展。第二，给各国提供了提高经济效益的机遇。第三，给各国经济体制趋同带来了机遇。这是因为，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接轨，建立能够相互融合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全球化带来的共同挑战主要有：第一，优胜劣败的挑战。既然全球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全球化，也就是世界各国卷入和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有竞争就必然存在优胜劣汰的法则。第二，金融动荡的挑战。金融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金融全球化，是各国间的金融活动的关联度日益密切，一旦某个国家金融市场出现问题，其他国家便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4.3 发达国家在贸易、投资、货币金融领域的斗争与协调
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表现在很多方面，但主要是由贸易、投资、货币金融领域的关系构成。
【金融危机论文作者中文名】张静;
【英文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崩溃;资本流动;危机预期;汇率制度;
【金融危机论文英文关键词】FinancialCrisis;Collapse;CapitalFloating;PsychologicalExpectationsforCrisis;SystemofExchangeRate;
【论文中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们对经济的迅速发展不能采取全盘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而是应当认真研究其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尽量防范并消除其消极影响。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中国家陆续开始推行结构性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和宏观经济稳定计划,以试图打破传统体制的僵化,并保持国内通货的稳定。但所有的这些尝试都未曾在短期内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问题,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绩效、国际收支状况与国际外部经济环境之间表现出日趋复杂的关系,特别是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地区性的危机通过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传递迅速向全球扩散,给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发展造成冲击。人们不禁要问:金融危机因何产生?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透彻地进行金融危机的因素分析---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利弊、待机而动的国际投机资本、经济基础的衰败、国内居民对危机的心理预期。接着将分析和叙述的方法相结合,着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英镑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发生过的金融危机事件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从案例中归纳总结出结论:危机最初表现为固定汇率的瓦解,而后呈现出外汇市场、银行、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出现崩溃的复杂症状。最后根据前...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干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经济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问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离不开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间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 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经济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刀世纪挺进，自然引起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一、21世纪财务管理的环境变化及其对财务管理的要求
对于财务管理的环境变化，可从宏观和微观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从宏观环境来看，主要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知识经济方
兴未艾，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与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等。从微观环境分析，表现为公司内部的机构重组，公司之间的购并与重组，虚拟公司的兴起等。而每一方面都对企业财务管理观念提出了挑战。
1.经济全球化浪潮。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规模扩大，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广泛应用，在21世纪可预见的时期内，经济全球化将呈现出新特征：一是网络经济大行其道；二是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三是WTO等多边组织、非政府组织将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大。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对财务管理有着直接影响的是金融全球化[1].金融已经成了改变我们生活的关键性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未来不是信息时代，而是金融时代。金融全球化对企业来说是一柄双刃剑。它使企业筹资、投资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而选择权是有价值的，所以说，金融全球化客观上提升了企业的价值。但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可以看出，在金融全球化的背后，隐藏着极大的风险。在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不断创新的今天，如何寻找机遇、规避风险，是财务管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所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我国已经加入了WTO，更加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这将极大影响我国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企业理财环境也将发生很大变化。从企业外部金融市场发展情况来看，WTO的加入，将使我国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发展的速度将更快。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速度将加快，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全面可兑换将指日可待。这是因为，当今世界金融自由化已成为一种趋势，利率放开和外汇管制解除、货币实现自由兑换，是为许多国家经验证明过了的一条必然发展道路。利率市场化和货币自由兑换，意味着企业外部金融风险的加剧。如何加强金融风险的防范，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第二，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将带进
许多先进的金融服务项目，包括各种新型金融工具。国际金融业竞争的加剧，是各种新型金融服务产生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各种新型金融服务的出现，对企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意味着企业将获得更方便、更全面、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金融服务，满足企业理财活动的需要，这也意味着企业财务管理将面临更多选择。如何利用这些金融工具将成为我国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从企业内部来看，WTO的加入，将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企业生存压力增大，对企业内部管理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切都将迫使企业调整和转变过去陈旧的管理观念。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首先，WTO的加入，意味着我国企业将有更多机会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企业财务管理必须服从企业的这种战略发展，因此，财务管理也应从国际化的角度来审视自己。其次，市场竞争的加剧、经营风险的加大，必然要求财务管理要谨慎控制财务风险、恰当选择资本结构、重视资产负债上的风险收益匹配管理，使企业财务状况一直保持良好态势，以增强对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的抵御能力。再次，企业生存压力的加大，必然要求降低各项成本，包括资金成本。同时，为争取顾客、扩大市场占有率，企业还可能运用多种财务手段达到这一目的。例如，企业向顾客提供各种信贷以促进产品销售。因此，如何充分运用资金，进一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将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点。最后，为接受加入WTO后的挑战，企业必然加强内部各项管理，财务管理的计划、控制和评价工作必将大大加强[2].
2.知识经济。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经验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知识经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和改造，以促使产业不断升级；二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美国近10年来经济持续稳步发展，主要归功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推动。对企业财务管理来说，知识经济改变了企业资源配置结构，使传统的以厂房、机器、资本为主要内容的资源配置结构转变为以知识为基础、知识资本为主的资源配置结构。那么，对知识资本如何进行确认、计量和管理又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3.电子商务。所谓电子商务，是指在技术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企业主体综合运用信息技术，以提高贸易伙伴间商业运作效率为目标，将交易过程中的数据、资料用电子方式实现，在商业的整个运作过程中实现交易无纸化和直接化的一种全新的运作方式。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传统的财务管理也演化到网络财务时代。网络财务最显著的特点是实时报告（real-timereporting），企业进行在线管理。网络财务发展前景是诱人的，但它引起的安全问题同样让人担心。
二、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分析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知识经济与电子商务的冲击，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已经明显不能完全适应21世纪财务管理的环境变迁，在指导企业的财务管理实务方面捉襟见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代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工业经济、以有形资产管理为主的基础上，而目前全球正大步跨向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无形资产比重逐步上升，有的高科技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已大大超过有形资产的价值。
2.当代财务管理的手段落后，随着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财务势在必行。
3.当代财务管理中的风险管理范围狭窄，仅限于财务风险，而对于风险投资的管理很少论及。
4.现行财务制度呆板，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等、不相容。
5.现行财务评价体系主要限于可用货币计量的财务指标，而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知识资产等缺乏适当的指标加以考核评价。
另外，我国的企业财务管理还有两个显著问题。第一，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发展，企业财务管理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如资金筹集方式更加多样化，金融市场风险管理、保险管理和税金管理等陆续出现。第二，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在投资、筹资以及收益分配等主要工作上比较薄弱，日常财务管理一直是以资金管理为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与企业所处的客观经济环境有关外，可能与认为投资、筹资以及收益分配等是涉及企业经营发展的大事，单单依靠财务部门很难完成有关。另外，也可能与有些人把财务工作与会计工作混淆起来有关。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1.信息技术在金融业的主要作用的组成
信息技术在金融业的主要作用有客户分析、成本分析、提升业务和完善内控机制四部分。首先是客户分析，通过中间业务数据仓库，能深入评价每个客户带来的中间业务价值，得以区分什么客户是金融企业需要的中间业务高端客户，通过管理系统分析客户的需求倾向，分析客户的潜在要求，在为客户提供中间业务服务的同时，将用户发展成为存款、贷款和购买多项金融产品的综合客户，通过客户业务数据分析，找到高端客户营销的最佳渠道。然后是成本分析，能够深入评价每笔、每项、每类中间业务的成本效益，通过中间业务数据仓库的成本分析，完成中间业务各项业务定价模式的构建。各家金融企业都有各自中间业务收费标准及中间业务减免办法，但在具体的执行操作中，缺少衡量业务的标准，如业务较为集中的公司占用了大量的柜面及人力资源，造成了低端客户严重挤压高端客户的不良经营状况，如何筛选业务，如何对成本过高的业务收取合理性的补偿费用，成本核算本来就是金融企业急需进行而未能达到目标的弱项。诸如此类经营中许多实实在在需要定性、定量分析来解决的问题，目前都缺少信息数据支持，都迫切需要利用先进的金融信息技术来实现。再次是提升中间业务服务水平，发展高收益业务。利用金融信息技术，积极发展集团客户现金管理、银团贷款组织安排、收购兼并等政策允许并且市场需求很大的中间业务，提升整体的中间业务水平。积极借鉴国外的业务发展经验和信息技术经验，大力发展衍生金融工具。国内数量不多的金融衍生工具包括三类，赚取手续费的代客衍生、套期保值的金融衍生、盈利目的的自营业务，金融衍生业务规范的业务流程涉及到前台交易，中台风险管理，后台结算和清算管理。科技论文。科技论文。最后是应用金融信息技术完成中间业务内控机制的建立。各项业务的操作、监督、授权、风险监测都通过信息系统控制，实现对高风险点的重点监测以及对风险量化、动态、连续的监控，通过信息技术规范中间业务的经营管理。
2.信息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应用前景
金融业信息技术发展是涉及到金融公司各类资源整合，涉及到公司所有利用互联网(包括Internet与Intranet)、无线技术、电话等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电子化交易、电子化信息沟通、电子化管理的活动，贯穿公司经营管理的全过程。金融业信息技术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兴起逐渐成熟的，新的信息技术在金融公司内又一轮深层次的商务应用，是信息技术本身和基于信息技术所包含、所带来的知识、技术、商业模式等在公司内的扩散和创新。拓展信息技术在于金融行业的各个领域的应用、利用信息技术发展金融企业的商业模式将是金融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未来全球金融领域将面临一场挑战，在危机的同时要面对信息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为此，我国金融业应积极准备，精心策划，利用互联网进行金融产品的宣传和销售金融产品以及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活动，并通过互联网加强与国内外金融公司的业务往来和经验交流。我们相信，全方面发展信息技术，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行业的长足发展，使之以全新的姿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
3.信息技术在金融业中的主要作用
信息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金融企业相关业务的经营成本，提高了经营效率。网上银行的出现是信息技术带来金融业创新的最直接成果之一。网上银行通过使用信息技术，实现了交易无纸化、业务无纸化和办公无纸化，所有以前银行使用的票据和单据全面电子化；全面使用了网络货币，不仅能给银行节约使用现金的业务成本，而且可以减少资金的滞留和沉淀；金融企业利用计算机和数据通信网传递信息，利用电子数据交换进行结算，从而简化了业务流程，提高了金融企业的经营效率。
信息技术为各金融机构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技术平台。技术型的金融创新可以有效规避分业经营模式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限制。利用互联网的交互性，金融企业只需要聘请少数专业人员就可以解决客户购买保险、证劵、基金等金融产品时的各类疑问，从而顺利实现分销，从某种意义上这扩大了金融产品的市场并提高了业务的处理效率。
信息技术使得商业银行经营实现电子化、自助化。信息技术使得银行通过电脑和网络，就能为客户提供3A（Anytime、Anywhere、Anyway）服务。科技论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丰富多彩的金融信息服务正在成为当今金融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银行业竞争的主要服务领域之一。相关商业银行正积极开拓手机银行业务，采取全系统全程端到端数据加密等方式确保其信息安全。使这类金融信息服务在保险、证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得到了更多应用。
4.小结
从文章叙述可以知道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极其宽泛，因为金融领域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宽泛的领域，主要包括了保险、证券和商业银行业务等一系列的业务范畴。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规律，只有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得到了客户的承认，信息技术才能更好的应用与金融领域.
参考文献
[1] 杨有振.金融信息化的发展与战略[J].金卡工程,2004,(9).
[2] 刘芳.对我国金融信息化的一些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3).
[3] 谢为安.金融工程与金融自由化[J].上海综合经济,2000,(6).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活动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日益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总体趋势。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深入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国际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并没有使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发生改变。并且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持续蔓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因此本论文对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进行了分析，并对我国应该采取的新举措进行探讨。
二、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1.科技进步发展突破的新趋势。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危机常常会催生出新的技术革命。尽管对当前将要形成的新的技术革命是什么目前尚无一致的看法，但许多学者认为科技进步、发展、创新与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正在孕育新突破。从具体的行业上看，计算机技术和数字通信已经分别成为全球专利申请增长最多和最快的领域。因此，可以认为智能制造、无线革命和大数据三大变革将给本世纪带来巨大的改变。此外，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也取得了新进展，生物、材料等领域的新技术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人工智能、3D打印等交叉融合技术成为当前的研发热点，而页岩气技术已经实现重大的突破。
2.生产方式变革趋势。总的来说，生产方式的变革呈现出“三个融合，三种趋势”。第一，智能制造与数字服务相融合，呈现生产个性化、分散化增加趋势。这种个性化、分散化的趋势将使经济全球化呈现出新的发展方向，对区域产业格局和生产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第二，能源技术与网络技术相融合，出现能源利用网络化趋势。可再生能源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是实现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现实基础，也就是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对能源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融合，或者说是进入互联网能源时代。第三，制造业与服务业相融合，呈现二、三产业界线模糊化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服务业活动逐渐成为制造业的主要活动，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制造业必须与服务业实现更深的融合，从而使二、三产业的界线逐渐模糊化。
3.生产布局调整趋势。（1）产业分布全球价值链化的趋势。在全球价值链的所有生产环节中，附加值不断地被创造和累加，并且通过该链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也就是说，生产在全球的分布，不再是不同产业在不同国家的分布，也就是产业间的分布，而是同一产业不同环节在不同国家的分布，也就是产业内分布，即产业分布全球价值链化。这种产业分布全球价值链化的趋势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深化的必然产物。
（2）服务业全球化趋势。服务业全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当前有约2/3的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流向服务业；②跨国公司服务外包迅速发展，跨国公司将产品生产活动中的某一工序或者零部件分包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使接包企业在中间产品生产和服务环节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若干是新产业；③据经合组织的数据统计，66%以上的全球货物贸易是中间品贸易，而在服务贸易中该项比例高达70%。
三、中国的新举措
1.坚定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面对全球经济化和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新形势，我国应该积极主动的参与双边、多边以及区域贸易体制谈判，努力转变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促进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形成。继续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发展中的地位，推动形成以周边国家为基础、面向全球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
2.建设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还应在试点基础上，选择其他具备条件的地方继续发展自由贸易园区或自由贸易港区，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管理模式，为全面改革国内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方式，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打下坚实基础。
3.实施向西部开放的战略。实施向西部开放的战略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内对外开放的新亮点。我国西部地区历经多年的政治经济变革，局势稳定，投资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向西部开放，将重点提升贸易的规模和层次，重点发展服务贸易、科技和能源合作以及双向投资。
4.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推进向西开放的重要手段，是中央所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构想，其工作思路是“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重点抓好战略规划的制定，极主动推动与中亚国家之间建成公路、铁路、航空、电网、电信和能源管道的互联互通网络，扩大在食品、制药、化工、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投资合作，加强与沿线国家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
四、结语
当前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并且无可避免。经济全球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消极的负面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可以认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我国应该重视对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研究工作，总结我国和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参考文献：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的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产生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国际格局上，东德和西德实现了统一、东欧发生了巨变、苏联解体，这样一来，原本的东西对峙因为缺乏对抗的基础而变得没有意义。新科技革命之后，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经济贸易发展成为主旋律。以上世纪80年代为界限，国际贸易争端发展出了很多的新的特点。
1.国际贸易争端领域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最容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为货物贸易领域，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争端领域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的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知识产权领域、投资领域。服务贸易领域之所以会得到快速的发展，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来越深，由此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所以服务贸易领域的争端就逐渐的多了起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交易不再是单纯的货物，非货物也变为交易的对象，由此争端就扩展到了知识产权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增强，促进了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的发展。基于此，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2.国际贸易争端内容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争端的内容主要是削减关税壁垒，而在经济全球化之后，争端的内容变为拆除非关税壁垒。国际贸易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平稳发展的影响，一直呈现出贸易自由化，因此争端就主要集中于关税壁垒上。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非经贸领域的问题，使得国际贸易争端的内容呈现了新的特点。
3.国际贸易争端主体的新特点
在过去，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主体多为发达国家，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争端主体中，出现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贸易主体之间的贸易量越多，那么发生争端的频率越大，反之则频率越小。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因此发生争端之后，解决争端的规则也是由发达国家来决定，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大地提高，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身影，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时，发展中国家会利用已有的争端机制来保护自身的合理利益。由于主体的变化，导致国际贸易的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4.国际贸易争端原因的新特点
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水平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性导致在国际贸易中会会发生争端。以农业为例，美国和欧盟的农业都比较发达，但是美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要高于欧盟，在美国与欧盟争夺世界农产品市场时，欧盟为了取得争夺的胜利，就制定了一系列出口补贴政策，这样一来，美国与欧盟之间就发生了争端。除了经济水平的差异之外，各国之间的政策、国内法、国际法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性，在国际贸易中都会形成争端。
二、WTO解决争端机制的完善
1.引进否定协商一致原则
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会遇到程序性或者实体性方面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出席会议的成员国没有一致的反对，那么该问题的决定予以通过。这样一来，争端解决得到了有效的保证，不会因一方的阻止而终止或者拖延。
2.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程序，设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
在关贸总协定中，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理事会负责，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对这种状态做出了改变，争端解决不在由理事会负责，而是设立了专门的解决机构DSB。争端解决的规则及程序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DSB负责执行，另外，在协定中磋商和争端解决条款也由DSB来负责。
3.引入自动程序
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多个阶段组成，各个阶段都有具体的工作时限，这在谅解及附件中做出了明确的固定，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磋商出结果或者不理会磋商，那么在进行第二次争端解决申诉时，就会自动成立有关的专家组。专家组成立之后，会向DSB提出报告，DSB要在60日内通过该报告，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阻止其中一方当事人有意上诉。报告通过之后，如果没有否定一致同意的情况，那么就会引入自动程序。通过自动程序，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预，进而促使争端得到有效的解决。
4.引入交叉报复
对于中止和减让的问题，专家组在进行审理时，要与专家组处于相同的部门中，然而，在同一个部门中，中止和减让比较难以实现，因此，当事人就会用其他的办法将另一有关协议项下的减让中止，这就是交叉报复。通过这个做法的引入，可以更好地执行裁决结果。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争端的应对对策
1.中国要积极地加入国际贸易中
近年来，国际贸易争端的数量急剧增加，并且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加入国际贸易后，会产生一定的风险，但是我国不能因此就拒绝加入，反而要积极地加入到国际贸易中。对外开放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为了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我国的实力，就需要大力推行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并积极地吸收先进的东西。不过，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切忌盲目乐观，要对国际贸易争端有一个清晰地认识。
2.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的合作
实际上，国际贸易争端的本质为利益之争，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达成协作、协同利益。我国也属于发展中国家，在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时，由于分工定位趋同导致争端的发生，对于这类型的国际贸易争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实行产业升级，或者进行地区间的合作，进而有效的减少争端。
3.发挥行业协会在避免和解决争端中的作用
所谓行业协会，是指一种特殊的中介组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属于民间组织，WTO规则无法直接管辖行业协会。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时，行业协会可以直接或间接代表会员企业参与其中，利用其自身的优势促进争端解决。
4.完善我国的产业救济体系
在WTO中倡导贸易自由，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一概排斥贸易保护，在法律框架中，设定了许多的例外，主要目的在于允许成员国实施国内产业救济。有些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胜出，会采取不恰当的倾销、补贴措施等，通过法律框架中例外条例，成员国就可以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等。完善的产业救济体系，可以保证我国的国际贸易，并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5.培养国际贸易人才
作为国际贸易人才，不仅需要懂得相关的国际贸易知识，还需要掌握国际贸易法律法规、规则，同时还要精通外语，通过国际贸易人才，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我国应建立严格的国际贸易人才上岗制度，避免非专业人士上岗，让其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成分发挥自身的技能。
四、结论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国际贸易争端。面对机遇和挑战，我国要在充分认识国际贸易争端特点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贸易争端应对策略，在国际竞争中有效的增强我国的实力。
经济全球化的论文范文二：中小企业经济全球化下的发展路径
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趋势，其表现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全球化产生的重要基础是贸易全球化。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生产力在二战以后大大提高，并很快被卷入世界市场当中。世界上国家之间的交易逐渐增多，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频繁地进行交易，这样就使各个国家之间在贸易结构、贸易规模以及贸易流向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许多跨国公司在经营和生产上变得更加全球化。从小的方面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跨国公司的推动。因为跨国公司在规模上逐渐扩大，并且在国际化的生产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影响更加广泛，其重要性程度也不断提高。第三，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联系更加密切。首先是国家间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并且投资规模逐渐扩大，然后是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贸易不断发展。最后是金融机构变得更加全球化。在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金融机构逐渐增多，而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很多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和相关必备设施上较为落后。由于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较多的资金，因此在相关的装备和设施上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还有些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上严重落后，所用设备也较为陈旧。没有规范的办公场所和工具，条件较为落后。
2.中小企业的管理水平不高。由于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较为完善的管理结构，并且在公司或企业内部往往都是独断式管理。也就是领导一人说了算，这样就容易使企业的决策缺乏科学性。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没有较为完善的发展计划和较为长远的发展目标，并且也没有形成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和企业管理制度。有许多中小企业都是家族式的管理和结构，这样容易造成企业管理秩序的混乱。
3.中小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较高的质量和档次。中小企业的装备水平决定了中小企业的产品没有较高的品质。这是因为中小企业在管理水平上较为落后，而且极为缺乏具有专业水平的技术人员，因此中小企业的产品没有较高的质量。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产品大都属于初加工，没有较高的产品附加值。所以，很多中小企业相对来说都发展得较为缓慢。此外，中小企业的外部监督缺失也是导致中小企业产品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4.广大中小企业在融资上难度较大。由于我国的中小企业没有完善的信用评价制度和体系，并且在信用担保体制上也不够健全，再加上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较差、不能抵御较大市场风险等原因，导致我国的中小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融资难问题。融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并且也使我国中小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大大增加。
5.中小企业在经济指标上不及大型企业。由于中小企业在管理、技术、人员以及设备等方面相对比较落后，因此其经济指标远低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中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技术水平比较低，产品附加值比较低。所以，中小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以及产品的销售率与大型企业相比也有较大差距。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小企业在经营业绩和获利能力上较为落后。
中小企业应该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取得较快发展
1.中小企业自身要不断努力。第一，不断增强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要注重引进先进的经营人才，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实现企业的不断创新。加快企业内部的信息化建设，通过电子商务的开展来实现中小企业的经济效益。中小企业要想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创新当前的营销策略，以国际化的市场新观念来代替传统的企业推销和生产观念。并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特征，再结合自身实际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组织生产并积极开发新产品，从而使企业在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为企业赢得利润。在当前时期，国际化的品牌确实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就目前来说，名牌经济的实行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中小企业只有不断增强自身的品牌意识和名牌意识才能够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从而使中小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取得一个稳定的地位。在实行品牌战略的同时中小企业还要不断加大企业自身的科技创新力度，中小企业要积极鼓励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和资本参与到企业的分配中来。对于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员工企业要及时予以奖励和赞赏，特别是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和科技创新人员。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不断推动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以及成果转化力度。同时，政府也应当要制定鼓励创新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