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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土化战略，是指一些跨国企业、公司为了在所在国或地区获得最大市场利益，充分满足本地市场需求，适应本地区文化，利用本地经营人才和经营组织生产、销售适应特定地域的产品和服务，而实行的一系列生产、经营、决策的总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使得国际间经济依赖性加强，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国际合作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应运而生，但能够发展成为市场“常青树”的却并不多。且这些为数不多成功经验显示，只有实行“思维全球化，行动本土化”的战略，国际营销才能成功。
二、国际营销本土化的必要性
1.“本土化”是国际营销战略的发展趋势。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长足发展，使得跨国公司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即：他们不仅要与当地的公司争夺市场份额，而且还要和同在一国市场的其他国竞争对手抢占有限的市场资源。因此，对东道国市场和文化习俗的了解和熟稔，势必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占鳌头。从产品细分市场、个性化方面等来看免费论文，为满足不同社会文化对产品的需求，企业很有必要调查研究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2.有利于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
本土化意味着企业融入当地，对东道国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的调配得心应手，从而有利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对各类资源进行配置。
3.从哲学的观点看“本土化”问题—营销矛盾的特殊性大于普遍性。
任何事物都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而本土化营销成败就在于企业是否注意到了东道国市场的特殊性，并能顺势而为，采取相应的营销策略，这正是“本土化”的要义所在。迥异的国家人文因素，像其自身的特点，民风习俗、价值观念、禁忌爱好、消费观念、道德理想、政策制度等都会给目标市场的开拓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些差异使得世界各国消费者对商品持有不同的的态度和价值观，进而导致购买行为也相应地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企业只有重视目标市场的本土化调研，做到“入乡随俗”，才能在拓展市场空间上如鱼得水。
三、百思买“水土不服”和家得宝“中国失利”
今年年初，美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零售商百思买（BestBuy）百思买宣布关闭中国所有的9家门店，实际上，百思买自2006年进入中国市场，就一直未能形成全国性影响，店面多集中在华东一带，其间还多次被传言将退出。知情人士透露，百思买采取自己购买物业，购买商品，自己员工销售的模式，甚至连促销赠品都是自行采购，产品陈列也是以品类和尺寸为标准，而不是以品牌为单位，但国内家电卖场的上述资源均由厂家承担，产品均是以品牌专区形式出现。如此一来，前期投入较大，承担更大经营风险的同时必然需要更高的利润来支撑。然而，在国美、苏宁等规模化扩张竞争下，百思买进入中国近六年，主打中高端品牌，却一直无奈地在“价格战”和“保持高端形象”之间苦苦挣扎。而对中国消费者而言，他们最在乎的是“低价”，只有低价才是实实在在的实惠，“更严格的品类管理，更合理的购物引导”在“低价”面前都变得有些无足轻重。
无独有偶，年初早些时候免费论文，世界最大的家居建材零售商家得宝终于以一纸“致顾客声明”画上了打拼中国市场的句号。至此，家得宝进驻中国的时间仅有4年。2006年底，家得宝高调收购天津家世界12家家居门店，成功登陆了中国市场。当时，家得宝中国的门店版图遍及北京、天津、西安、青岛、郑州等7省市。由于进入市场的时间晚于百安居，家得宝一开始就把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定位为收购现有网络。东方家园、家世界家居等本土企业都曾和家得宝谈判。然而，收购家世界进入中国市场的家得宝，并未打开局面。频繁的人动和水土不服的盈利模式加上财务问题，家得宝的中国之路异常艰辛。
四、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启示
企业走出去，在东道国市场上参与竞争，势必要解决营销手段和策略的适应性，更离不开对当地市场消费文化以及消费者心理的了解和把握。为此，海外生产企业与当地经销商之间要从单纯的利益关系上升为品牌共创、成功共享的战略伙伴关系，及时融入当地文化，尽快实现市场营销本土化战略。国际市场营销实践中流行着一句话：“宁愿要一个第一流的经销商，第二流的市场；也不要第一流的市场，第二流的经销商。”百思买可家得宝这两个鲜活的实例，以及沉痛的教训，给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生动的教材，望本文能为我国企业更好地完善自己，做大做强，不断培育中国的民族品牌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甘碧群.曾伏娥.全球本土化营销及其边界界定.经济管理.2003(24)
[2]胡左浩.国际营销的两个流派:标准化对适应性观点.南开管理评论.2002(5)
20世纪60年代，英、美两国兴起“新课程运动”。以此为开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逐步开始了课程改革运动。90年代初，校本课程开发的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台湾与香港。进入90年代中期，校本课程及教材开发的理念逐步引起了我国大陆少数课程研究学者的关注。
通过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及万方数据库的模糊检索，截止到2016年5月31号，以“校本课程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检索到10000余篇研究文章，硕博论文2000余篇。以“校本教材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模糊检索到1900余篇期刊文章，600余篇硕博论文。以“音乐校本教材”为关键词能搜索到的的相关文献仅70余篇期刊文章，硕博论文3篇。由此可见，虽然国内音乐校本教材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我国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实施，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校本课程以及校本教材开发与建设工作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以下就“新课程运动”以来国内外传统音乐校本教材开发研究文献做详细梳理及阐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校本教材开发始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校本课程运动”[1]。校本课程开发一词最早由菲吕马克和麦克莱伦在1973年爱尔兰阿尔斯特大学的国际课程研讨会上提出[2]。到20世纪90年代，才在日本、美、英等国家有所发展，很多国家鼓励各地区、各学校设计具有特色的课程[3]。国内外很多学者将校本课程与校本教材合并在一起进行研究，而针对校本教材，没有完整独立的研究，故相关少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
（一）校本教材研究
世界上多数国家并没有像我国一样实行统一的教材制度，而是由各个学校甚至是教师自行选择、选编适合学校、学生发展的教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校本教材[4]。例如：经历了“新课程运动”挫折后的美国教育采取分权制，全国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教材。大多数学校都有自己所属的学校董事会负责学校教科书的选购以及教学策略的决定，政府不能干预各州的教育事务。教师作为课程实施者，有着诸多选择、改编教材的机会[5]。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只能通过立法、调研、协调等手段对教育施加影响。出版商有权自己编写教材，学校有权选择教材，教师有权增删教材内容。美国的音乐教材具有既注重本土化和民族性，又十分尊重多元文化的特点[6]。而英国一直都有尊重教师专业自的传统，自“新课程运动”后采用学校普遍享有课程决策权和教材选择权，教师可主动参与课程开发，选择或改变教材，也可以决定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英国采用的是教材自由制度，即教材的出版发行是完全自由的，学校和教师可以自由选择教材，也可以根据需要自编教材，教育部也没有指定教材开发编写的固定或审定的法规。自1988年教育改革法颁行以来，各学科的课程标准和“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考试标准，就成为了全国统一课程教科书的编写依据[7]。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国外传统音乐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
1.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政策
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仅仅将视野停留在教育政策文本本身，关注的内容由少数民族音乐生存状态到课程实践不等，在理解层面都能深入探究教育政策与教学现状的矛盾与问题。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Neryl 和 David （2008）特教授在《澳大利亚当代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8]一文中探讨了澳大利亚传统音乐在澳大利亚学校课程中的生存状态。文章指出，澳大利亚的学校音乐教育对本土音乐（或艺术）的学习是匮乏的。文章通过对各州音乐教育政策的实例分析提出了在学校课程中加入更多澳大利亚本土音乐教学的愿景。
较早意识到利用政策的实施来深化传统文化环境的是香港教育学院的Yip和Scott（2010）博士，她在论文《保护本土传统音乐：一个在音乐教育的政策和实践两难的局面》[9]提出：在香港，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化的城市适应不断增长的人口，而随之产生的问题是：传统音乐环境逐渐被恶化，传统音乐有消亡的危险。论文通过香港传统音乐生存现状的分析，提出音乐教育实践政策的漏洞和困境，最后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建议。如：允许教学实践的创新，支持学生在传统音乐相关领域工作的研究等。这些建议对香港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十分有益的。
此外，研究者Han 和 Leung（2015）对不同地区传统音乐在音乐课程中地位进行比较研究，还有研究者提出传播平台和模式的改良是保护传统音乐文化一种有效途径等等[10]。总体来说，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不仅没有关注到音乐政策在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和解决途径，也鲜有文章关注政策对于传统音乐教材的影响与作用。仅有的研究难以概括整个文化多样性影响音乐教育政策的全部内容。
2.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
芬兰西贝柳斯学院的Heidi（2000）教授论文《不断发展的实践：本土音乐教材的新视野》关注的是芬兰的本土音乐教材的生存状态[11]，以及教材在互联网教育上（尤其是音乐教育上）的应用。文章批判性地回顾了本土音乐教材的发展，并探讨其在音乐教育中的潜力与局限性。然而，该研究并无特别涉及教材文本的部分，资源仍十分有限。文章分析了对本土音乐教材对于芬兰音乐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系列基本情况，对未来的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提出了一些建议。
日本的Ritsuko （2009）博士在《“音景”的“肌理”：日本音乐课程的重新审视》[12]一文中提出，日本普通音乐教育中的教材只是简单的将传统和民间视为某种音乐流派，很少有人考虑为什么要用“传统”或“民间”这样的词汇对音乐加以界定。
此外，有研究者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的设计中如何更好体现语言包容性的问题；更有研究者集中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编写中认知偏好的适应性策略，以及学生对于传统音乐态度的实证性研究[13]。但是该方向的研究没有涉及到教材编写的具体设计和实践问题，对于教材运用到实际音乐课堂和教学中的反馈情况也鲜有提及。因此，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无疑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对于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将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3.少数民族音乐实践研究
国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教学研究主要关注教学风格、模式、实践三个角度。研究者提出的观点有较强的针对性，一些建议和理念视角独特新颖、引领研究前沿。
Wang（2006）的研究认为：民族音乐课程在教学理念上应是多元的和功能性的世界音乐。这是由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培养音乐教师的需要和责任所共同决定的，其本质是要将它与西方音乐语法的不同规律分离开来，进行自身语言智力结构、文化结构的探索，打破以西方音乐本体结构为标准的认识框架的制约，进行自己较独立的系统建构[14]。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关注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问题，在近现代音乐教育历史上就有以柯达伊（Kodály Zoltan，1882-1967）、奥尔夫（Carl Orff，1895-1982）和卡巴列夫斯基（Db.kbalefuskuu，1904-1987）为代表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他们各自所创的音乐教育课程体系始终与其国家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密切相关，他们的音乐教材不仅在本国学校音乐教育中广泛使用，还被世界上很多国家音乐教育学者、教师们作为参考教材。
柯达伊曾说“如果每一代人不能够很好的继承传统的话，我们祖先的文化不久就将会消失，文化是不能自动永存的，我们正是为此而工作[15]”。柯达伊认为“儿童的心灵纯净如水，只有真正的艺术、经得起推敲的音乐才能够拿来教给孩子们[16]”。“如果我们不愿意把孩子培养成外国人的话，我们就只能用民族的音调培养他们学会音乐的读写[17]”。柯达伊把音乐的感受变成身体的律动，音乐的音律变成节奏、变成了力量。他在教学手段和内容上突出民族音乐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音乐教学中民歌的演唱，以歌唱教学作为音乐教育的主要手段。他重视学校音乐教材内容的选择，强调学校的教育作用。
奥尔夫曾在“奥尔夫音乐学院”成立典礼上的演讲中说过：我所有的观念，关于一种原本性教育观念，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18]。而只是一个把古老的精华继续传递下去的人。奥尔夫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把“原始的”、“基础的”、“初级的”、“自然的”、“元素性的”的贯穿到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上，通过肢体的活动让人们感受音乐元素，并常常把音乐训练与民族音乐教学联系在一起。
卡巴列夫斯基的新音乐教学大纲，以“三根支柱”――歌曲、舞蹈、器乐为主要教育形式，以民族音乐为主要教育内容，树立音乐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达到学生能通过学校俄罗斯传统乐曲而理解俄罗斯民族精神，了解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目的。大纲规定：一至三年级主要以民族音乐内容为主，以“熟悉民间风俗、家乡民歌传统旋律；了解俄罗斯传统乐器、民间歌曲及传统音乐表现形式”[19]为教学目标实施民族音乐教学。
综上所述，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音乐政策与教材研究及传统音乐教育传承的实践研究。研究整体上更加强调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有效结合，但从整个宏观背景下校本教材的研究情况来看，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还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视野仍需要进一步扩展。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现阶段的学校教育中，教材仍然是基础教育的核心环节。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校本课程的同时，也关注到了校本教材的开发，从教科书的“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再发展到目前的“多纲多本”来看，校本教材研究在适应着教育改革发展的同时也在推进课程改革。综合目前研究文献来看，我国对校本教材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个层面。
（一）校本教材研究
目前，国内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校本教材资源开发、校本教材编制、策略等方面。如蔡伟等（2006）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提出，校本教材与统编教材应该相互借鉴补充，各具特色，并在融合中扬长避短、尽显其能，校本教材的编写目标应该是在适应现实的基础上促进发展，编写内容应看重科学性和求趣味性取得平衡[20]。刘学（2012）在《从“以何为本”到“何以为本”―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对少数民族校本教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四种解决方法：1.适应社会发展状况；2.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3.充分体现学校特色；4.要促进学生的终极发展。就校本教材的资源问题。孙娇（2011）在硕士论文《校本教材应用的困境及策略研究》中，分析校本教材的应用现状，指出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并分析出导致这些困境的原因；通过调查校本课程在实施中的问题，提出校本教材使用的原则。凌美凤（2010）等学者认为，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领域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被提上重要位置。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没有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宏伟目标就很难实现[21]。
从已有研究视角来看，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地方音乐校本教材资源建设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已逐步得到重视。如：英（2007）的《苗侗民族山歌走进校本教材》和刘小兰（2009）的《民歌校本教材开发的价值及教学范式》两篇文章中都是将地方民歌融入到校本教材的建设与实践中，寻找民歌中育人的文化内涵，来培养学生审美情趣、爱国爱乡情感的目的。吕志明（2011）的《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可行性分析》中也提到，在我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民族环境下，本土母语音乐进校园的必要性。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校本教材资源研究中，鱼彬的硕士论文《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西宁市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中对青海西宁市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进行问题分析，根据现状为青海省在中学音乐教学中开发应用本土音乐教材给出了相应的途径措施与建议。博雅杰、杨丽容（2010）《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中校本课程开发探究》，博雅杰、张波、尹爱青（2012）《影响民族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教师因素分析》与夏敏（2012）《地方课程开发与校本课程实施》《新疆中小学音乐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对策之我见》等文章，在研究方法及观点上都主要集中在理论综述、讨论分析等方面。缺乏对具体的开发策略、实践的可操作性以及个案研究的描述。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音乐教育学者们认识到学校教育在音乐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传统音乐教育研究领域。1994年《音乐研究》第二期刊登了《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之得失》《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两篇文章，拉开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理论研究的序幕。1996年《音乐研究》第四期刊登的《传统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中提出了“传承民族文化，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的观点。1999年，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民族音乐教育学术研讨会”上，谢嘉幸教授提出“让每个学生都会唱家乡的歌”、赵宋光教授提出“扎根办学”的呼声得到倡导。2001年11月在南宁召开的“全国21世纪面向基础教育的高师音乐课程改革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深入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传承”问题。随着各种学术会议对民族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的关注，很多专家学者开始关注教学实践层面的学校教育传承[22]。如由谢嘉幸、杨立梅负责的国家“九五”课题“学校教育艺术实践研究”的子课题――“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艺术教育”项目，先后调查了“福建泉州中小学南音比赛”、“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开办蒙古长调大专班”、“贵州省榕江县的多声部侗族大歌进课堂”等各地乡土教材的开发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传承活动；湖南吉首市民族中学音乐组开发的《湘西民族音乐》校本教材，教材内容由当地主体民族土家族的歌、舞、乐三个单元组成；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小学《戏剧音乐校本课程》，教材内容由河南豫剧的演唱与演奏组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开发的《微型音乐剧实践与音乐剧鉴赏》音乐校本教材，内容由国内外优秀的音乐剧组成；厦门市第二实验小学的刘瑛老师主持开发的《闽南民间音乐校本音乐课程》，结合闽南民间音乐特点设计编写了《闽南民间音乐》校本教材等。
我国多民族的独特自然环境、社会风俗、语言文化孕育了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民族音乐资源。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在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面临传承危机。近年来，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得到了国内音乐教育专家们的关注。如王耀华（1997）在《福建南音继承发展的历史及其启示》中梳理了福建南音的发展历史，并对继承这一传统音乐文化提出了建设性的启示；孙丽伟（2000）《福建南音进课堂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从教学实践层面提出了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方法与策略；杨殿斛（2003）《论侗族大歌音乐传承》中就我们如何把握好基础教育改革的良好机遇、如何把当地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引入基础教育课堂和高等院校殿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泽梅（2008）在《客家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之策略研究》中对客家传统乐种、剧种-汉乐、汉剧的历史发展及生存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客家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出了建设性的策略方案；伍国栋在《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指出：“中学音乐教师在音乐教学的本土化进程和民族音乐的青少年传承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23]；岳圣东等（2014）在《自贡市部分中小学开展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对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状况进行调研、探讨，分析了当下省内学校基础教育阶段中音乐课堂开设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意见与建议。国内更有不少硕博论文也在关注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如张亚利（2008）在《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和总结了豫剧教学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提出可行的建议；乐康（2008）在《南京本土音乐在初中音乐课程中实践的可行性研究――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为例》一文中采用教育行动研究方法，结合学生实际情况，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这两种音乐形式设计了符合学生水平的教学课案进行课堂实地教学，通过多种方法手段让学生参与、实践、创编音乐活动，并邀请老艺人进课堂表演等形式来进行学习，目的是使学生从小受到本土音乐的熏陶，培养对本土音乐文化的认同感。与此同时，跟踪、调查、测量以探讨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学习态度与音乐成就的变化，从而提出可行性建议；石莹（2015）在《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以西安五所初中调查为例》中分析了目前西安民族音乐教育在中学开展现状不理想的原因，并提出了改善的方法。
在学校传统音乐教育案例方面，目前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要数福建南音进校园活动。从1990年开始，泉州市教委、文化局联合发文，正式将福建南音列为学生课堂的教学内容[24]。市政府还推出一系列的奖励措施，每年举办中小学南音演唱比赛，获奖者可作为音乐特长加分。市教育局、文化局成立南音教材编撰委员会，根据学生的实际状况和南音演唱的难易程度，编撰和修订中小学南音教材[25]。2009年9月，“福建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泉州文化的标志[26]。
综上可见，目前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将校本课程开发与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融合在一起，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国外校本课程开发较早的一些国家，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更加深入。但整体而言，国内外关于校本教材研究仍处在探索发展阶段，仍缺乏独立完整的研究体系。
管建华先生曾说：“乡土音乐体现了民族灵魂的本质，每个民族、国家都将立足于自身的音乐文化的历史与世界交流，并面向未来[27]”。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音乐校本课程及音乐校本教材的开发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如何有效地开发利用好地方民族音乐课程资源，使其能够与学校音乐课程结合使用，更好地为基础音乐教育发展服务，将是新时期音乐教育工作者无法回避的责任和使命。
注释：
[1]钟启泉：《现代课程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2]庞健：《初中弹性教学管理实践探索》，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2年。
[3]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4]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5]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6]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7]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8] Neryl，J， & David， D. （2008）. Commission for Policy： Culture， Education， Mass Media. Bologna： [1] Melbourn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2008.
[9]Yip，L.C，&Scott，G.J. （2010）. Music Education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Culture and Technology[C].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10] Han，R.C，& Leung，B.W.（2015）. 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1]Heidi，P.（2000）.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folk and popular music programs in Finnish music universities.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J]，196.
[12]Ritsuko，K.（2009）. New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ldrens songs：“Warabe-uta” in the Japanese School Music Curriculum. Journal of Artistic and Creative Education， 2， 166-174.
[13]Han，R.C.，& Leung，B.W.（2015）.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4]Wang，J.C.（2006）.Multicultural and popular music content in an American music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196 out of 224.
[15]甄琦：《齐齐哈尔市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现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年。
[16]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7]石莹：《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
[18]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9]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20]彭岚：《湖南省初中英语校本教材的问题及改进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3年。
[21]凌美凤：《思想政治课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新课程学习》（基础教育），2010年第12期。
[22]张亚利：《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8年。
[23]伍国栋：《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国音乐教育》，2012年第11期。
[24]刘婷婷：《论福建南音的传承》，《中国校外教育》，2014年第8期。
一、提供撰写角度，突显一个“多”
同一个主题，同一份素材，进行广度拓展和深度挖掘，有助于多角度呈现立意。
1. 政治学科角度
小论文的撰写要始终紧扣教材知识，思想政治学科的教材知识是写好政治小论文的理论基础。通过课堂教学，学生已了解并掌握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生活与哲学》《文化生活》等相关知识，由此构成一个学科体系。在学科理论观点的指引下选择小论文撰写角度，有助于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使文章更具有严谨性、科学性和说服力。
例如，笔者指导学生撰写的《天蓝了 水清了——记马渚镇沿山村生态村建设》《朗霞裘服的“春天”来了》和《光耀杭州湾 照亮全世界——来自梁弄镇灯具产业的报告》三篇文章曾获余姚市高中学生政治小论文评比一等奖。三篇论文的共同点是：立足于教材，充分调动了《经济生活》中的相关知识，如科学发展观中涉及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市场经济中涉及的宏观调控等知识，对素材的解读回归于课本，避免了空洞说理，因此得到了评委的一致好评。
2. 时政性角度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提出，坚持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与时俱进地充实和调整教学内容，体现当今世界和我国发展的时代特征，显示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政治小论文的撰写角度也应适应时代要求，密切联系国际社会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直面高中生思想上的现实问题。如笔者指导学生撰写的《盗版的世界“学问”大》《绿色奥运 绿色希望》和《似曾相识燕归来——小手机折射出大道理》等小论文，以盗版、北京奥运会和手机等当年的热点问题为载体，不仅引发了学生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写作热情。这就要求政治教师在课堂教学时要注重课本知识与时政热点相结合，把新闻引入课堂，让学生逐渐积累撰写政治小论文的新鲜素材。
3. 地方人文角度
政治小论文的撰写要具有地方色彩，体现政治学科的独特性，富有研究价值。笔者发现，近几年获得一等奖的小论文一般都有一股浓郁的家乡味道。如本校学生所撰写的《姚剧——姚江文明的瑰宝艺术》和《名邦之奇葩 余姚之骄傲》两篇小论文，挖掘了余姚地方传统文化——姚剧这个文化资源，从姚剧的起源和发展为主线进行阐述，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本土文化的价值；《菜，榨出道理来》和《小杨梅 大道理》两篇小论文，选择闻名中外的榨菜和杨梅两种余姚特产，从它们的起源、现状和未来展望等角度进行撰写，让读者深深体会到余姚本土产品的魅力；《光耀杭州湾 照亮全世界——来自梁弄镇灯具产业的报告》《同样的土地 不同的财富》《朗霞裘服的“春天”来了》《四明山经济发展的“春天”——论四明山“农家乐”》和《白色珍珠——余姚的摇钱树》等小论文，以余姚的梁弄灯具、朗霞裘皮、四明山的“农家乐”和塑料为撰写角度，告诉人们这些产业是如何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插上腾飞翅膀的。由于学生对自己的家乡非常熟悉，站在地方人文角度撰写政治小论文，得心应手、有话可说。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以本土资源为素材，倡导“生活化”教学，达到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知行的辩证统一。
二、帮助学生选题，突出一个“亮”
帮助学生选好题目，是教师指导学生撰写小论文的重要一环。小论文的题目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用最简洁、最准确和最新颖的文字告诉读者本篇文章将要阐述的问题，使人阅读之后一目了然、过目不忘。由于高中生的知识面、理解力和概括能力都有限，课余阅读报纸杂志和上网了解时事资讯的时间并不多，教师可结合政治学科实际、社会现实问题、地方人文特色和学生个人的兴趣爱好等方面来为学生选题提供素材，力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不落俗套，注意“亮”度。题目是文章的“眼睛”，为文章选择一个好题目，可以对整篇文章起到点睛的作用。政治小论文的“眼”，应该明亮而富有生命力，一般为20字左右。若学生以提炼小论文的观点作为标题，应该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仔细研究背景材料，认真领会材料要说明的中心思想；第二，联系材料，找出其中心思想与教材知识的结合点；第三，将材料中心思想上升到一定高度形成小论文的观点，确定标题。例如，本校一位学生以余姚特产——杨梅为主题，立题为《小杨梅 大道理》，一小一大，对比鲜明，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深刻印象，在省高中生政治小论文评比中获了奖。
三、指导学生搜集和整理素材，彰显一个“实”
随着21世纪经济全球化发展，知识经济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高职艺术院校不再是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主，而是在注重学生技能发展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创新创意思维。创新创意的资源作为地方性、地域性的个性特征，是对接现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创业型人才的第一战略共识。据相关资料显示，现在80%多的国家对开放民族资源的认识已经达成有意识的共识性探索与培育。在2010年教育部的《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中，就要求在高职艺术类院校开展以探索和利用本土民间资源进行创新创业教育，从而发现和拓宽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资源、创业资源。
一、重庆本土民间艺术资源的特点
重庆地域环境中人文文化非常丰富，如山城文化、码头文化、火锅文化、綦江农民版画、铜梁龙灯、秀山花灯、酉阳摆手舞、九龙楹联、梁平年画和竹帘、接龙吹打、木洞山歌、蜀绣、荣昌折扇、艺庐微刻、土家族吊脚楼技术、武隆纸竹工艺等典型的民族人文资源。这些资源既具有各自的独特艺术文化形成路径，又具有各自的文化内涵。在诸多的本土资源中，可以被重庆高职艺术院校直接引入教育教学的有梁平年画、梁平竹帘、蜀绣、荣昌折扇、艺庐微刻、土家族吊脚楼技术、武隆纸竹工艺等以典型技能工艺为主的艺术资源。以梁平的年画和竹帘为例，梁平年画已有300多年历史，其起源于清初，采用大胆的艺术提炼和浪漫主义手法，将驱邪纳福、喜庆吉祥融入相关的历史故事等，以精美、独特的人物形象造型，使人物形象显得生动活泼、机智幽默，充满强烈的地域性乡土气息，具备了剪纸、漫画和动态形象效果。梁平年画的画面简洁饱满，构图完整，造型粗犷古朴，神态生动，具有强烈的对比效果，给人以强烈的形式美感。梁平竹帘早在北宋时期就被当地官方作为贡品，进献于皇家作为贡品收藏。其特点是运用当地盛产的慈竹为基本原料，编制或者串成成品，并运用传统的工艺技术，结合书画工艺、刺绣与植绒技术等多种表现手法，制作成各种形式的挂帘、屏风、装饰画和各式各样的实用工艺品，视觉效果上具有色彩典雅、工艺精细的特色，人文表现方面具有浓郁的重庆本土地方特色和地域环境的自然风韵。从艺术形式的构成要素来分析。艺术内容在形式上的表现方式有结构、体裁、艺术语言、表现手法等。艺术形式与艺术内容的关系是形式为内容服务，内容离不开形式表现，同时形式也离不开内容，两者是相互成就的。从梁平年画和竹帘可以发现，其艺术形式在艺术领域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域性特征，又具有在高职院校逐一形成的课程体系中进行发展、传承并与艺术设计类专业相结合的特有性。在高职院校课程体系中融入梁平年画和竹帘，既能传承与发展本土民间艺术资源，也可以为学生创新创业探索更多的发展路径。
二、重庆本土艺术资源利用与发展局限性研究
1.专业课程设置方面
现在高职院校不再以技能型人才培养为主要目的，而是以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为基础，以传承地域性非物质文化为导向，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为地方发展服务，同时也满足地方人才独特性的需求。综观重庆高职艺术院校的专业课程体系，虽然每所院校都具有自身的专业特点，但部分院校的专业课程内容大同小异，专业课程体系设计差别不大。这种专业课程体系的设计沿用了以往高校的艺术课程体系设计，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培养出的人才具有共同性特点。专业课程体系的共同性特点是以行业发展或者企业发展为基础，开发行业性课程体系，形成为行业服务的人才培养计划。但结果是培养了很多同类型人才，造成了艺术院校同类型人才处于过剩状态，而企业需求的创新创意人才较少。本土化的民间艺术资源如此丰富，因此高职院校在设计专业课程体系时，可以根据本土民间艺术资源分析专业课程的设计建构，结合地域或地方的发展进行地域性课程体系开发。
2.师资力量配置方面
重庆作为西南地区的一个地方性发展区域，其师资总量与学生数量的比率呈现不协调的状态，人员结构也不合理。为了解决高职师资人员数量上的问题，形成专业型教师和专业教育的培养模式近亲结构，但这导致培养出的学生在技能、思维、创新和发展上存在一些问题，最后导致学生就业上的紧张状况。笔者认为高职艺术院校应该以本地的地方性或者地域性民间资源为基础，促进民间艺术资源的传承与发展，引进相关的专业教师，以开发本地的民间艺术资源为前提，重新构建教师结构。重庆高职艺术院校要打造本土化的民间艺术师资队伍，以本土民间资源培养高技能发展型和传承型人才，以满足地方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重庆高职艺术院校还要应用本土性文化，构建名副其实的职业化教育模式。从职业教育的表面意思看，职业教育是指传授某种职业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但深入地分析职业教育的内涵，我们发现职业教育是指一切能够增进学生的职业知识和技能、影响学生对职业的态度，并使学生能够顺利从事某种职业的教育。重庆本土民间艺术资源蕴藏丰富，重庆高职艺术院校可以从其出发，结合艺术教学的培养模式与艺术发展，发现和培养本土民间艺术专业教师，构建本土特有的教师结构。这种结构以民间艺术资源的研究与开发为主，促进新的市场化发展，再以市场化的发展为需求，加强教师队伍的构建。这样的构建与发展可以让重庆高职艺术院校和本土民间艺术资源更好地结合与发展。
3.课堂形式变化方面
职业院校的艺术教育一直倡导把课堂还给学生，但是现在一些职业院校实施的课堂教学形式还是以灌输为主，或者是练习为主，即“多讲不如多练”的教学模式。两极分化的课堂形式形成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教师在任何一门课程的开始阶段，自主认为学生是什么都不懂的，所以必须进行大量的理论或案例分析，以便让学生在充分掌握课程相关知识的情况下更好地接受课程的内容并应用课程的相关内容；其二，教师认为偏重技能的课程，需要以项目练习为主让学生理解课程。这种从实践到理论的课程教学方式，可以弥补从理论到实践的课程教学缺点，但是如果两者过于分离，就会造成课堂形式的局限性。深化教学改革是培养优秀人才的保证，尽管专业课与人才培养的结合是一个循序渐进并不断实践与完善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高职艺术院校与本土化民间艺术资源的结合，构建更加完善的人才培养方式和教育体系。目前课堂教学形式的设置具有灵活多样的特点，既有传统式课堂形式，如在教室中进行艺术写生的教学教育和实践考察形式的教学教育等，又有现念的课堂教学模式，如利用微课阐释某个重难点的教学、慕课互联网在线教学以及翻转课堂的“互联网+”课堂的混合教学等各式各样的课堂设置形式。这些课堂设置的形式非常丰富，但是其内容还是以往的课程内容，这也成为重庆高职艺术院校与本土民间艺术资源利用对接的难点。利用本土民间艺术资源不能只是理论口号，而要付诸实践。重庆高职艺术院校利用本土民间艺术资源，是需要实地考察与研究的，更需要实实在在的课堂操作与理论并重的再发现和再实践，从而促进现代社会发展和学生就业。
4.课程及内容设置方面
艺术设计可以创造美、传播美。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各国知识和文化的深度交流，以及受外来文化和先进艺术形式的冲击，民间艺术形式慢慢淡出了大众的视野，于是出现了尴尬的“失传”现象。近年随着各种民间艺术的“申遗”成功与大力的宣传，传统民间艺术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与认可，整个艺术界也在呼吁传承、发展、创新民间艺术。艺术设计专业课程内容设计与创新关系到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因此各大高职院校在艺术设计教学中开始进行一定的改革创新。目前，重庆艺术类高职院校所开课程以及课程内容与本土资源结合的总体情况有如下几类：第一类，很多院校已经增加了民间艺术赏析课程，主要是对中国传统的、特色的民间艺术从历史发展、文化内涵、功能、形态特点、材料特点、工艺技术等方面进行介绍，一般为2节课的理论教学，重点在于让学生通过学习从理论层面了解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从思想和理论层面提高学生对传统民间艺术形式的认识，间接起到理论传承和推广的作用。第二类，为了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化，有一些院校直接开设了民间艺术课程，不仅在理论层面对传统艺术形式进行教授，还进行有针对性或选择性的实践尝试，这对传承和发扬重庆民间传统艺术起到了直接、有效的作用。第三类，个别院校开始在设计创意类的课程中深入挖掘本土艺术精神内涵和形态特点，在课程项目设计中利用本土艺术，以期在新作品中传承本土民间艺术，并且也为课程挖掘出新的素材，在学生群体中引起了一定的思考，间接地对本土民间艺术形式起到了推动创新和发展的作用。总之，目前的文献资料和调查结果显示，重庆高职艺术院校逐步对本土艺术资源的利用引起重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践行着，但还没有形成系统，在各个环节中仍有瓶颈，开发、利用得远远不够。作为大众艺术传播中流砥柱的高职艺术教育更应该担负起传承之责任，尽创新和发扬之义务，从专业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课堂形式变化、课程内容创新等方面齐抓共建，使重庆本土民间艺术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作者:塔怀红 胡冰寒 符繁荣 单位:重庆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郑冬冬.民间艺术引入艺术设计专业教学的意义.科教文汇，2009（7）.
［2］冯佳.重庆艺术人才队伍现状及建设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在全球化语境和社会现实的双重背景之下，有关都市现代性的探讨与争论层出不穷。关于“大都会”（metropolis）生活的描述――无论是西美尔所指涉的公共空间比例的大幅增加、波德莱尔及本雅明笔下“漫游者”的舞台，抑或是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不同个体能够共同进入的最无个体性的生活形式”――都突显出了其迷一般的特质。作为中国都市现代化最早的发端之地，上海的现代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上海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情长意深，倾国倾城。多少传奇，写不尽她的风姿；多少寓言，变作了她的胭脂。上海，到底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还是一个幻化的迷梦？
蔡翔先生的论文《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选择系列文章《城市地图》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他以上海想象的生产转换为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寓言”为切入点，分析了上海两种记忆的历史对视、“风景”与“本土”的对立，空间生产、“禁言之物”与文化等级制度建构，从而提出都市的现代性想象，与被书写遮蔽/遗忘了的底层记忆和地理的命题。其论文涉及三大领域：记忆、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整篇论文不但试图在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之间寻找其内在的关联，而且同时采用了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的方法，显示出了一种独特的学术视野和跨学科研究的特征。
论文第一部分《两种记忆的对视：上海的历史》追述了作为上海“底层”和“上层”象征的以苏州河南北为界的城市人文地理区划的形成过程。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上海”的“集体性叙事”实际上“无视”了其“底层”代表――苏州河以北的生活叙事。而这一被城市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外部”却在诸如《杨树浦》、《浜北人》和《虹口轶事》等文学文本中无意识的“复活”，从而使我们得以见到一个同上海的“集体性叙事”形成“对视”的与电车、高楼、街道、人群、酒吧、霓虹灯等象征着都市现代性的物象所截然不同的“本土化”的上海。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棚户区”的下层空间里，个体冲不出“家庭生活式”的联结，他们被边缘化却又极力想进入城市中心生活；他们被城市的上层阶级拒绝――在这个以消费为最主要特征的社会里，贫困使他们成为最卑微的“他者”。诚如西美尔所言，现代性的历史就存在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之中；是货币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引起了现代社会关系的转化，而且货币经济也是现代都市生活风格的主要根源：它主宰着都市里现代人心态和气质的微妙变化，并决定着他们的精神生存境遇。置身于消费社会之中，底层阶级无法摆脱金钱对他们命运的宰治，同时也无可避免的会产生身份置换以及上层化的愿望。就深层意义而言，这体现出的是一种“政治无意识”，即：就某个政治群体（如阶级、政党、集团等）中的政治个体来说，他们作为个人所应该具有的那些有个性的思想意识，被无个性的、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代替。在这个时候，这些个体的政治行为，实际上主要是被他们的思想意识中那些无意识因素所支配着的。作为被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存在，下层阶级渴望着来自城市中心的认同；在寻找自身意义的过程中，他们是需要被上层社会所表征与建构的“他者”――意识形态强大的收编作用由此可见。
论文第二部分《意义寻找和“禁言之物”的出现》进一步展示了社会底层和上层之间的对立。文章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地理隔绝的原因，空间往往会演化成不同的阶级形态乃至阶级的生活形态。” [1]然而这种“底层”与“上层”之间的对立在空间上却又不是永远壁垒分明的。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仍然居住着不计其数的贫民；在高楼林立与优雅的人性背后隐藏着的是黑暗肮脏、狭窄不堪的底层居住空间，以及一种随之而来的“羞耻”感。这便是底层生活残酷的真实写照：它与上层社会并存却永远被其排斥，而成为叙述的“他者”，沦为主流话语中的“禁言之物”。“风景”与“本土”的对立也随之产生：亦即“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空间”和“被剥夺了资源的，无权无势的当地人的空间” [2]的对立。这种对立源自人在城市中的意义寻找，而意义的产生显然已经由“政治无意识”而意识形态化了。因此，底层阶级无论这样努力都始终是都市里的“异乡人”，孤独、焦虑、寂寞以及彷徨时刻伴随在他们关于身份置换与上层化的想象之中。
论文第三部分《“街道”的重现与职业化的空间想象”》指出“城市下层生活的记忆淡化乃至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与‘家庭’在叙述中的退出有关。”[3]而当家庭或是下层生活已成某种“禁言之物”的时候，意义的寻找，亦即叙述的中心便理所当然的开始向城市中心转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大批年轻的有着职业身份的非专职白领作者的出现，“街道”开始大量的在叙述中涌现。叙述者对“街道”的成功进入意味着“风景”与“本土”对立的消失：由于职业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城市中心；他们寻找自身意义的同时也隐含着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资源的空间争夺。然而，先于这种成功“进入”之前发生的是他们的身份置换：即将自身转化为消费主体――这也是他们成为消费社会“风景”的最根本前提。由此，依据一个人的出身、门第而对其进行身份划分的传统模式在消费时代宣告彻底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以消费方式与内容为划分标准的更为不公平的社会关系。于是，在这种巨大的现代性力量面前，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被成功地压制和扼杀，整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就此而言，现代性已由制度层面转向社会层面，即从宏观转向了微观。
论文最后指出，有关“上海”的集体性叙事的某种起源来自于对现代性的“塑造”或者“构建”。而现代性在当下的中国尚处在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因此“城市书写”会生产出更多的“禁言之物”，也会有更多残酷的真实存在被遮蔽；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作用下的文化等级制度也成为“城市书写”所无法弥补的“先天不足”。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
注释：
[1] 蔡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视界》2004年第14辑，21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2] 同上，218页．
[3] 同上，219页．
参考文献：
[1]蔡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视界》2004年第14辑，河北教育出版社．
[2][英]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本土奢侈品牌影响因素营销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参考文献
[1]闫文健，奢侈品的含义[J]经理世界，2004(10)：26-28
[2]程宝军，奢侈品中国市场前景谈[J]财经界，2006(5)：186-187
前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国际之间的交流也日益密切，因而对大学生英语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大学生对英语的语言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并能进行跨文化交际。国际间的交流不仅促进了各国发展，而且推动了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模式的改革。
一、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的研究现状
1.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研究的不平衡。大学英语是各个高校都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然而相应的核心期刊论文和著作的发表数量极少，平均仅为8.6篇和3.5部，与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规模极不相称。对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的公共课研究论文、著作较多，而对大学英语的专业课程教学研究较少，其相关研究文献仅为公共课英语的四分之一。另外，对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的研究有结构和层次上的不平衡性，不仅英语核心期刊研究数量分布不均衡，而且期刊论文都均为非必修内容，导致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课程结构不尽合理，影响了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研究的进展。
2.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研究的跨越性弱。近年来，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模式引进了外国的研究成果，开阔了研究的视野，拓宽了研究的思路，促进了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研究的发展，但依然存在不足。中国提倡走出去、引进来，忽略了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的发挥，期刊论文多数是模仿、修改、完善，缺乏本土文化的介入，有待创新。
3.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研究缺少合作。随着各门学科的不断深入和细化，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研究出现了应接不暇的尴尬局面。学科交叉越来越成为一种热门趋势，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互相交叉，因此对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的研究也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出调整，以便从全面的研究中发现优质教学模式的端倪。目前，各个分支学科只知道闭门造车，缺乏学科之间的交流和探讨，导致研究深度不够，研究成果有失偏颇。由此看来，各位学术界同仁应携手并肩作战，努力形成合力和影响力，才能使研究成果有所突破，在学术界独树一帜。
4.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研究缺乏转化。教育科研人员对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但缺乏系统地转换。调查研究数成果呈现以下模式：多为抽象概念和理论，少有定量研究；多为外国文化研究，少有中外对比和中国本土特色文化研究；多为静态阐述，少有动态跟踪分析；多为机械借鉴，少有本土创造；多为专一、孤立钻研，少有综合、交叉复本。此外，研究领域深度不够，对跨文化教材和大纲、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测试与评价、实践性与操作性等研究成果不明显，很多研究成果也未付诸实践，缺乏理论成果向实践的转化。
二、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的实践模式
1.均衡语言与文化授课内容。在传统的教学模下，英语教师的授课模式以英语语言的学习为主，缺乏对外国文化知识的讲授，这种现状的出现，源于教学大纲和考试形式的误导。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局限在对英语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注重死记硬背，缺乏对外国文化的了解。殊不知，理解了的东西才更容易记忆，也更利于应用，如果仅仅专注于英语的符号和字母，就会把鲜活的语言文化学死，不仅学生苦恼，老师也会头疼。因此，教育改革应灵活地涉及到英语文化背景，让学生和教师都注重对英语本质、根源的了解，知晓外国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通过中英语言的对比学习，更能深刻体会文化的魅力。
2.中西语言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对比。当今社会过分强调英语的重要性，导致中国学生忽视对本土语言的学习，是一种社会畸形现象。大学生学好英语没有问题，但为何不能在灵活运用母语的基础之上，通过中西对比，较简单、方便、快捷地学习英语呢，这可是扎实掌握一门语言的捷径。大学生之所以认为英语学习有难度，是因为缺乏对汉英语言的对比，如果能把中英文化融会贯通，会更利于进行跨文化交流与沟通。
3.融入英语新闻，接触真切文化。大学生对英语的学习不能仅局限于书本知识，还应寻找多种接触真实英语的途径，在实践中加强英语语言与文化的学习和运用。英语新闻有广泛性、趣味性、时效性等特点，因此大学生在阅读英语新闻的同时，不仅学到了英语语言，还对英语文化和国际大事有了了解和掌握，既开阔了视野，也了解了国际发展动向，何乐而不为呢。此外，大学生还可以通过网络资源拓展英语学习的途径，增强英语语言能力，便于用英语进行沟通和交流。
总结：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是时展的必然趋势，建构教学结构模式和实践模式是跨文化教学和国家培养人才的必经之路，因此应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和理念，完善跨文化教学方法与策略，促进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大学生应善于利用网络英语资源，拓展英语知识的深广度，紧跟英语跨文化交流的时尚，深入研究英语学习的策略，提升自身实力。
民间美术是当地人们长期生活积累的产物，它是构成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立足于本土适应本土民间民俗习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面对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原本浓郁的民族与地方特色的民间美术赖以生成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土壤面临危机，有的正逐步走向萧条，衰退和消亡。现代流行文化的价值取向正在让人们逐步疏远自己民族和地方文化。民间美术课程与民间美术文化资源相结合，传承民间美术文化是时代的需要，是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呼唤。
20世纪初，在我国鲁迅和郑振铎先生最早提出了对于关注和研究民间文化的倡议，至8O年代，国内兴起了一场乡土意识回归的思潮，在此影响下中央美术学院于1986年设立了民间美术系，在中国高等艺术学府首次开辟了对乡土艺术的研究与教学，与此之后民间美术课程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其他几所地方美术院校相继开设，使民间美术融入现代艺术设计教学系统中的改革与探索加快了步伐。
高校民间美术课程的开设，不仅在大学生中弘扬了中华民间传统文化，具有“继承”和“传播”的天然优势与特殊功用。高校是通过对专门知识的系统传播和综合修养的规范培育，是在造就高等级专门人才的过程中，进行文明传承，推动社会进步的系统工程。
高校美术类专业民间美术课程在整个教学产研进程中形成丰厚的资源，如一、教育资源，体现在针对民间美术课程的教学研究所形成的教学大纲、教学课件、课程教案、编写的教材、发表的研究性的论文等；二、学生资源，体现在学生爱国主义思想的提高，对传统民间文化遗产传承关注意识的提高，学生校内兴趣小组的建立与网络沟通推广平台的建立等。三、商业资源，体现在学生临摹作品和设计作品通过网络平台或与企业结合的方式、渠道进行发售。
如何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充分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教学角度而言，对当地民间美术资源的普查与筛选，了解民间美术资源在地区与形式上的差异，探究民间美术资源的课程表现空间，并寻找本土资源课程开发与实际应用，拓展高校课程资源。选择具有价值的教学内容，倡导基于资源的师生教学方式。民间美术理论的收集和进一步研究，有利于民间美术的发展。同时对于教学内容的定位、更新和优化，通过精选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过程、合理选择教学媒体，教学力求有很鲜明的特色和很强的针对性，这样才能达到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的目的。由此形成了良好的课程教学资源，包括课程相关课件、教案、论文、教学大纲、多媒体课件等。
同时，从教学成果的开发和利用上来说，教学的最终结果是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学生通过对民间美术课程的学习，从临摹学习到最终将设计与传统民间美术形式相结合，在对传统民间工艺继承的基础上，将现代设计元素注入其中使传统民间工艺焕发新的生机。将设计成品转化为产品，与企业相结合设计开发具有本地乡土特色的旅游纪念品等，也可通过淘宝等网络平台，将自己的设计品转化为产品，形成实际价值和资源。这种形式从侧面促进了传统民间工艺的传播和发展。
从校园民间美术文化的传播和发扬来看，通过成立校园民间美术兴趣小组，在校园倡导周末创意市集，搭建新浪微博平台，微信交流平台等方式，促进校园民间美术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摘要：文化是导致旅游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加强地方旅游历史文化教材建设对完善学生知识体系，满足学生未来职业工作，彰显学校特色，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学材视角下的高职地方旅游文化建设要做到参与主体多元化、材料来源多样化、开发内容的针对性、结构序列项目化、呈现方式扁平化。
项目教学、地方旅游文化是指在某省或某市历史上所形成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中具有旅游吸引物的那部分文化，包括当地的历史、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等人文知识，是导致旅游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教材是体现一定教育理论思想的载体，也是知识、技能的载体，是课程实施活动的重要依据，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因素。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起步较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研究特别是教材的研究相对滞后，导致各学科还缺乏成套的与高职教育发展相适应的能体现高职教育特色的教材，“高攀”“低就”现象严重。
一、地方旅游历史文化教材建设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旅游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它们是吸引人们产生旅游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其中的自然资源如果没有文化内涵，只是纯自然景观，是难以成为现实的旅游资源的。德国学者李凯尔德指出：价值是文化对象所固有的，因此我们把文化对象称为财富，以便使富有价值的现实同那不具有任何现实性并且可以撇开现实性的价值本身区别开来，自然现象不能当成财富，因其与价值没有联系。中国的旅游资源在国外游客看来，主要是其独特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在吸引他们，根据有关统计：21.9%的国外旅客是为了游览中国的名胜古迹，50.9%的旅客是对中国人民的社会方式、生活习俗、文化事业、伦理道德感兴趣。因此，加强地方旅游文化研究，建设地方旅游文化教材已成为高职旅游专业迫在眉睫的大事。
(一)完善学生知识体系的需要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孕育不同的历史文化，地域性是其历史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旅游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失去地方历史文化知识，旅游专业学生的知识体系就是一个有着明显缺陷的体系。由于课程和教材体系的局限，决定了学生知识体系的局限。全国统编旅游教材就其内容而言，是针对整个旅游行业所应有的通用知识，但缺乏地方旅游历史文化知识，从知识体系角度而言，学生的知识体系是有相当局限的，而旅游资源的地域性特点更是决定了学生知识体系中不能缺乏地方的历史文化知识。
(二)满足学生未来职业工作的需要
高等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培养为地方经济服务的高技能应用性人才。不论是导游、饭店管理还是客房服务、旅游管理等方向，学生就业主要是在本地，因此，地方旅游文化知识理应成为其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即使今后人才流动频繁，但对服务地历史文化的学习与掌握仍不可忽视。因此，把地方旅游文化教材作为旅游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是十分必要的。
(三)彰显学校特色的需要
特色教材的建设是实现学校办学特色的重要载体。旅游业的特色是本土特性明显，没有本土的教材，要培养本土的人才也是无米之炊。当今，高职旅游教育所用教材多数为面向21世纪高职高专系列教材，这种教材的结构和内容缺少本土特色或与本土旅游概况联系不紧密，以致本土适应性不强。
加强教材本土适应性改革应该突出本土旅游资源的特点、突出本土文化特色，增强本土旅游的案例教学，以便提升本土旅游的服务层次和水平(四进教，\'i专业化发晨的需要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旅游业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如果教师还在根据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培养，那么，学生必然无法适应新的环境。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新的旅游景点，新的旅游方式的不断涌现，对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只有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才能保证自己所教的学生在未来的实习和T作中，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因此，通过编写地主旅游文化教材，迫使教师到旅游企业去挂职或参与他们的管理和决策，去有关政府机构了解方针政策及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这些举措的实施有利于教师开阔视野，提高理论联系实际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促使教师快速成长。
二、学材理论及其发展
“学材”是广义的教学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教科书相比，它是用于“直接帮助学生学习”的教学材料。教科书“学材化”问题是与“学材”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的。“学材”概念最早由日本的教科书研究中心提出。在其《关于教科书的内容和版式的改革》的研究报告中，教科书研究中心提出了变教科书为学生“学材”的建议。这一建议在1987年被当时“文部大臣咨询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接受，“学材”这一概念也被写入了教育改革第三次审议报告之中。“学材”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我国学者广泛关注。沈晓敏(2001)首先对日本在教科书“学材化”研究方面的成果进行了系统地介绍，使“学材”这一概念为我国学术界所知。钟启泉(1989)提出在新的信息技术时代，教科书要发生转型，从历来的“作为教学之用的主要教材”转型为“作为学生之用的主要教材”，简言之，就是从“教材”转型为“学材”。有学者认为从“教材”到“学材”不是简单的概念置换，而是标志着新的教学观的确立。
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人本主义教学理论、多尔的后现代课程观和派纳的存在体验课程理论逐渐被教育界所接受，现代教材的功能正由教的方面向“学材化”研究的方面转化。国外有学者把课程观的转变概括为六条，其中第六条是“从突出教师感兴趣的教学内容向突出学生感兴趣的内容的转变”。许多新编教材不仅把教科书当24高等职业教育成学习的资源，还强调教科书是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工具，多数教科书都把教学内容和学习过程结合起来进行编写，使课本成为学习的指南。由此可见，教科书的“学材化”是世界性的课程教材发展趋势，是任何国家的教材改革必须遵循的规律。
高职学材建设的核心理念是“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的发展”，即从学生的T作和生活经验出发，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引发学生产生问题，促进学生思考和反思;突学生的职业活动，让学生通过在T作情境中的经验性学习，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从而使学习的过程成为与客观世界、他人、自我进行对话和交往的过程，成为实现自身价值和体现自身人格的过程，使学习成为创造世界、探索自我、结交伙伴的三位一体的对话性实践，使学生在掌握知识技能的同时，学会学习，养成良好的习惯和止确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即综合职业能力的发展。
三、学材视角下的高职地方旅游文化建设
(一)参与主体多元化
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成为高职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的背景下，邀请企业职业人来共同编写作为教学主要内容的高职教材就是一条高职教材改革的必经之路。高职院校的教师，大部分都是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的专职教师，虽然有着丰富的理论教学经验，但对企业实际和行业特点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实际动手能力和行业、企业的专家有一定的距离，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职教材建设向纵深的发展。因此，吸引行业专家参与教材建设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由于高职教育具有一定的地方行业特点，地方旅游文化教材全国统一编写的可能性很小，而一校独编写义往往不够全。因此，邀请企业职业人参与教材的编写就可以把企业最需要的技能要求编写到教材中，充分体现职业特色。通过职业人的参与，可以避免学校教师在实践经验上不够丰富的弊端，可以让我们的职业教育紧跟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
(二)材料来多样化
从旅游发生学角度而言，旅游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既有人类“远方崇拜”的天性问题，也有人们“换换环境”和猎奇的心理因素问题，远方世界必须有不同于本土的风土人情、生活氛围，才能导致人们对它的憧憬、遐想和行动。因此。地方旅游历史文化教材在内容选取上，必须充分发掘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地方文化知识，包括地方历史、地理、经济、文学、艺术、宗教、建筑、物产等内容。l大j此，要充分挖掘地方历史文化典籍、诗赋、历史故事、民间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注意反映生产与社会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做到有创见性、针对性和科学性，使教材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兼职教师、讲座(客座)教师，开展名师讲学、授课或作报告。
(三)社会和謇庭应加强对大学生网络创业的关注和支持
政府部门应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倡导和弘扬创业型的社会文化，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支持创业、尊重创业、创业光荣的良好氛围和舆论环境。家庭树立对大学生创业尤其是网络创业的正确认识，摒弃创业不如就业、网络创业虚拟不可靠等狭隘观念，充分认识到网络创业本身也是一种就业，尊重大学生的个人选择，理解、鼓励和支持大学生从事网络创业活动，为大学生网络创业营造良好的环境。
在高职院校实施创业教育，要结合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坚持以素质为基础、能力为本位，将创业教育渗透于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全程，培养学生的创业素质和能力必须完善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模式，构建完善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增设创业教育课程才能为创业教育提供有力的支撑，以实现立体化综合实施创业教育，提高学生创业素质和能力，实现职业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方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代表和文化特征，具有浓郁的本土气息，反映了一个地域内劳动人民的审美情趣，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高校美术专业学生通过对美术与本土文化内在联系的学习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不同的地域文化，知道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激发学习本土文化的热情和兴趣，唤醒对民族本土文化的热爱。树立传承和发扬的主人翁意识，让民族本土文化的意义牢固镌刻在自己的灵魂深处。
如何才能将本土文化更好地引入高校美术课堂，是高校教师需要思考的。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每一个省市区都有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如何看待这些文化历史资源在美术教育中的作用，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正确引导，因材施教
由于大学的生源较宽广，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本身就受各自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审美情趣，要介绍当地文化，就要正确地引导和因材施教。首先，教师要熟悉当地的文化脉络；以版画课程中木刻为例，湖湘文化的源头在于楚文化，历史悠久，出现了大量的造型优美、色彩丰富的艺术佳品，而现存的滩头年画就是代表之一，滩头由于地处内陆，避开了各种战乱、灾祸，才使原生态的艺术形式完好地保留下来，成为我国四大年画产地之一，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教师要深入了解这个画种的特点、历史沿革、文化传承，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其次，学生的审美情趣不同，学习兴趣有高有低，可以鼓励学生介绍家乡的美术作品、文化等，再由教师加以引导、类比，凸显出差异，激发学生的兴趣。例如，山西的学生可以介绍当地的剪纸艺术，广西的学生可以介绍当地的竹编，由教师从造型、题材、功用等方面加以分析，使学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再激发对不同地域文化的兴趣。
二、因地制宜，融入课堂
课堂是教育的主阵地，本土文化能否以更大的比例纳入美术教学课堂，融进美术教材里，凸显本土文化的价值，让学生获得对本土艺术的重新认识和对本土文化的基本信念？这个问题急需思考。
1.整合当地艺术，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如何在美术课堂里结合教材渗透本土艺术？我省有丰富的本土艺术形式，如泥塑、瓷器、木雕刺绣、扎染、版画等，如果给美术专业的学生定期开展本土艺术的综合实践活动，那么通过实践不仅丰富了课堂，更保证了本土艺术的传承，体现了教学的有序性和长效性。
2.利用独到的教学资源，拓展教学。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教学资源，包括自然与人文环境及特殊的人才资源，因地制宜利用挖掘才能使教学变得生动有趣。例如：我在上版画课程时介绍了我市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常宁板桥镇的版画作品，引发了学生的兴趣，有些常宁籍的同学回家时收集整理了家乡的艺术形式再反馈到课堂中，引起其他学生的羡慕，调动了学习积极性。还经常邀请一些本土艺术家跟学生交流，开阔学生的视野，明确学生的学习目的，激发学习兴趣。在学习本土艺术的过程中，冲破思维定势、回归人类本性，有益于学生情感观念的形成和民族气质的造就。
三、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美术教学多是以视觉教学为主，数字技术教学手段的应用能强化教学效果。例如教师亲自拍摄、收集一些本土文化具代表性的图片，其色彩效果和艺术感染力是课本图片难以比拟的。再如利用视频播放民间美术的制作过程，其生动性、细致性和准确性是教师的讲授无法达到的。设计软件应用到讲授本土文化课堂教学中是教学的创新领域。例如利用photoshop和CoreIDraw等软件制作出单元形，然后进行复制，就能轻松制作一些连续纹样和对称纹样，学生不用像以前那样不停地重复画，节约了时间，提高了学习效率。利用PowerPoint和Macromedia FLASH MX整理网络图片、音乐等资料制作欣赏类作品，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根据网络的即时性和便利性，可以轻松找到相关资料和信息，让所学知识及时与世界接轨，让知识的更新换代更迅速，让学生通过网络初步了解其特点及审美价值，从而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收集、整理信息的能力。
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教学的条理性、直观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四、通过课堂作业，让学生理解、创新本土文化
没有创新实践，便没有继承和拓展。我们在将本土文化结合到艺术教学中时要鼓励学生在掌握特点的基础上，敢于实践，勇于创新。通过不同的课堂作业形式检验教学效果。
1.本科生要求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怎样看待不同的地域文化，如何将本土文化融入美术创作中，是最难教授的内容。临摹、复制本土艺术作品，通过自己的理解创作新的美术作品，以论文和作品的形式总结自己的所学所想是我在课程中经常布置的作业。如木刻年画、刺绣、泥塑、扎染等，让学生亲身体验本土艺术创作过程的构思、构图、制作等，从实践中体味民间艺术构思的大胆想象、构图的无拘无束、造型的变化夸张、色彩的强烈热闹线条的粗犷简略。
2.作业要与日常课程相结合。在绘画创作中融入本土文化的元素，让学生通过与日常生活结合制作美术作品。例如将传统的木版雕刻印制转化为平面设计和版画课程，在图案设计课程中结合湘绣的造型元素，在绘画的构图课程中借鉴圆形式，对称式、方形式、S形式等常见的本土文化形式、在内容选择上，更多的是大学生生活题材。同时积极注入新时代的元素，使其在继承中得到发扬，在发扬中不断创新，使作品既有古朴的美感又充满时代气息。这真正实现了美术课程与学生生活经验紧密联系，使学生在积极的情感体验中提高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课程理念。
总之，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何将本土文化引入高校美术课堂，传承和发展本土文化是高校美术教育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如何正确引导，加以善材利用，需要美术教育工作者不断努力和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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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华《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评价纷争问题》［8］认为，世界视野与本土经验、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对立，是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纷争的根源。本土经验这一命题应包含几个维度:传统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学神韵;在实现本土经验表达方面，中国当代小说实际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含量，对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经验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9］重点研究了中篇小说创作的本土经验，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浪漫主义文学暗流涌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在重建，多样化的讲述方式构建了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文学不可能再产生当年的轰动效果，但对于人类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却不会消失。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10］选取严歌苓、李彦两位华人女作家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异质性文化碰撞对于她们写作的影响，认为尽管同样是处理“红色资源”，严歌苓侧重于思想层面，以一种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模式来彰显苦难生活中人性的光辉，而不是追问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而李彦更着力于语言层面，摆脱现代汉语的思维局限，用英语思维来处理红色资源，虽在思想层面并未触动国内主流的历史评判，但仍能够突破历史而超越到精神层面。近代以来，在东西方关系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现代与民族、世界与本土这一悖论中艰难地寻找着平衡。而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本土经验的生动呈现，反映了中国文化、文学自信力的增强。但是这份自信万不可走到极端，变成了民族主义。我们认为，世界文学具有一种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着超民族或是民族应该取消。因为文学作为人学，总有些意蕴是超越了阶级、地域、民族、国家等界限，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好的文学总是能够拨动所有人的心弦。文学创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远大的追求，不局限于为本民族本时代的人而写作，而是为全世界、未来的读者而写作，此即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养料，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自觉探索人的内心，捍卫作为人的尊严，保持关注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此即为“手低”。从空间维度上处理好现代性与中国性之间的关系，即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淡化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异。边疆文学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强化。如，张柠、行超《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11］认为，新时期的“边疆小说”具有自身特殊的叙事模式:朝圣模式、历史叙事和探险叙事，作家笔下的“边疆”已经被神化成了一个类似乌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号，作为福地乐土被人所向往。这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种种弊端的暴露，不断被异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遥远的边疆;另一方面是边疆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现出来的是边疆纯真朴实的精神、顽强的原始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与本土化关系问题。宋建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12］首先肯定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等等。而面临的问题我们更是不能忽视的，如遗产资源所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环境和社会生活基础不断恶化、老一代传承人的相继离世造成了文化传承的后继不足、外来文化的强力介入与冲击不断改变着民族文化传统。少数民族的弱者心态上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发达与落后之间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而民族问题始终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
文学创作向边疆迁移，整体上是有利于少数民族经验的展现。同时我们也应借助“申遗”热，应加大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视觉文化与文学之关系首先被关注的是视觉文化下文学的命运，对此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赵勇《影视的收编与小说的末路———兼论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生产》［13］对小说的命运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论文通过对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与影视交往历史的回顾，认为80、90年代之交第五代导演与先锋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气质、叙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础上，是精英文化之间的对话;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开始转型，作家与导演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由精英文化转为大众消费文化。标志性事件是六作家为张艺谋电影撰写《武则天》小说剧本。至此作家便频频“触电”，引发视觉思维与影视逻辑对于小说构成的渗透:小说生产方式逆向化，先有剧本后改写成小说;叙事手法剧本化，对话增多，语言运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肤浅化。因此，现在小说创作的繁荣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小说的“闲”与“慢”的阅读传统已经被视觉文化所谋杀，而影视化小说用视觉思维和影视逻辑所创作出来的快节奏小说不可能成为文学的救世主，因为其所追求的画面感、节奏感不断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使小说成为一种消遣，进一步摧毁着小说阅读。所有这些使得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命运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而戴文红和黄发有均认为视觉文化对于文学的确存在着冲击，但是文学并非不堪一击，仍然能够找出突围之路。戴文红认为，突围之路是构筑“可能生活”;其《构筑“可能生活”———视觉文化中经典的接受及其意义》［14］一文认为，电子书只是作为传统书籍的延续，不可能取代传统书籍。而可视化阅读这种动态接受方式才是经典的最大威胁。但可视化阅读通过将经典转为影像或是电视文化讲座的方式，却使经典沦为一种空洞媚俗的浅层阅读，成为戏拟消解政治、刺激感官、商业炒作的“景观制造”。而这也正需要经典的力量予以拯救，为我们构筑“可能生活”，给我们以向上的指引，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黄发有《浅阅读语境中的浅写作》［15］则从接受者角度来分析视觉文化下文学写作的命运。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的盛行导致普遍的浅阅读，特别是作家、批评家对于深度阅读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这种浅阅读又刺激着浅出版的盛行。浅阅读与浅出版之间的恶性循环抑制了文学的创造性。这一切不仅冲击着文学，也制约着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因此我们必须在深度阅读中重新发现和激活伟大的文学传统。学者们对于视觉文化的态度也所差异。肖伟胜《视觉文化的衍生与艺术史转向》［16］对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溯，认为其作为反对文化精英主义的一种理论工具，是由围绕着文化界定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所兴起的，以一种多中心、对话性与关系化的阐释模式，成为进入互文性对话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与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大众传播时代，视觉形象已成为文化实践的中心”。而视觉文化通过对形象所传达的社会思想、信仰和习俗的揭示，成为文化建构的新领域。邹广胜《谈文学与图像关系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17］则主张语言与图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应该充分尊重两者的差异和价值。从插图本对绘画叙事与语言叙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认为对图像的感受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语言难以取代的优点，而且受众面更为广泛。潜在于语图之争背后的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冲突。吴琼《视觉机器:一个批判的机器理论》［18］以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觉机器为对象，指出其产生背景是19世纪开始的视觉转向。这次视觉转向不同于以往之处就在于充当观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机器，因而将改变原有的观看手段、观看机制、观看主体、权力配置等。视觉机器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只有对机器作解构式的批评才可能为观众摆脱机器的配置提供一条路径。作为当代主导性的文化形式，视觉文化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可能螳臂挡车般予以阻止。视觉文化确实对当下文学创作产生了冲击，就作家而言与影视的结合在带来名利双收的同时，造成作家创作水平的下降;在商业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场操纵下文字已经失去了力量。就读者而言，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使得人们不断追求感觉刺激，放弃生命的沉潜与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东西，不再阅读传统的文学与文化经典。
就文学本身而言，一方面经典被戏拟、大话、重构，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摧毁着经典，另一方面各种迎合读者趣味的畅销书取代了经典，量多而质不高的作品充斥着网络与图书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没有发展的空间，相反，任何危机的背后都是发展的机遇。因为，文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媒介事件和现象，也不是纯粹的物质性商品，而是同我们的生命存在休戚相关的东西。西方文论研究之反思近年来，人们对于西方理论研究从盲目引进介绍到开始进行审慎的反思。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渊源和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有发展也有衰落期，有优势也有弱点。几乎每一波西方理论大潮涌入都会成为中国学术的研究热点。比如说女性主义引进之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出现了很多以此为解读视角的研究。诚然，理论工具的创新对促进术研究新的增长点的出现是有其价值。但是对于每一外来理论没有审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热点有时就像被风吹过的的海平面不时掀起波浪，但是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又能在沙滩上找到什么却是一个大问题。所幸，近来的研究早已去掉了刚开始时的激动与焦虑，开始以一种平静审慎的态度来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如，章辉《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19］从历史、现实、文学、个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论在全球兴起的原因，指出这是数百年来东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运动和实践的产物。怎样看待文化研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金惠敏认为，文化研究已然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其《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极不简单认同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的产物，而是对二者的综合和超越。刘方喜《当代文论的“跨学科性”》［21］从理论的跨学科性来揭示在学科分化弊端凸显的当下文艺学应该怎么做。我们既不曾拥有真正的“跨学科”眼光，只强调文艺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分化，把其他学科视为是恒定不变的，又不曾认识到现代学科在分中有合的状态中总有一种学科的理论范式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没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会学范式。文化研究对于跨学科是有借鉴意义的，超越学科分化、遵循社会学范式而具有“去经济化”的特点、“去哲学化”。在当挥文论跨学科优势，必须拓宽文论的研究范围和哲学基础，特别是马克思的“关系哲学”意义重大。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则认为，文化研究十多年来虽然轰轰烈烈却鲜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问世，造成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应是批评实践的文化研究误当作是理论与那就来深入研究，只有把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去挖掘探究和当下文化现状密切相关的问题，避免以政治利害作为评判思想是非的标准，而是在义理层面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是新世纪的热点问题之一。乔焕江《日常生活转向与理论的“接合”———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说起》［23］认为，当代文艺学由于对自身结构性的盲视，如过分强调审美造成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断被拉大，放弃了价值判断与历史认知，从而丧失了介入现实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认识到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未定性与复杂性。而正是这双重结构性盲视，使得当代文艺学未能认识到生活世界转向这一理论生产的趋势。段吉方《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24］对“理论之后”、“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等观念的生成语境与论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理论之后”并非意味着理论真正的危机，而是理论在一种新的文化生态中的价值诉求，呼唤着更高层次的理论形态的出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新进展2011年古代文论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论的基本理论和主要问题的探索与推进。限于篇幅，仅选取其中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庆炳《〈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25］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认为刘勰突出提出“情”的问题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他批判“为文而造情”所针对的就是当时作品的空洞之情、虚假之情和艳俗之情，他说“体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丰富的现实感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刘勰对与山水诗、咏物诗和田园诗所体现出来的“情”，即那种社会性较小个体性较强的“情”，也加以肯定。刘勰既肯定那种以《诗经》为传统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会的、群体的、理性之“情”，也肯定个体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刘勰在“情”的问题上是在古典与新声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义思想倾向。第二部分，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样产生的?主体触物起情后，所产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构思或动笔之时，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与外物融合为一?即主体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对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兴”是情感从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内心的过程，“物以情观”则是情感从作家内心移入到对象的过程。从“物以情兴”(“物感”)到“物以情观”(“情观”)，是情感的兴起到情感评价的过程，是审美的完整过程，它们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第三部分，讨论中华古文论中情感的表现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注意到“物感”说，而忽略了“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此文对于“物以情观”的再发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刘勰的情感表现理论。王文生认为研究《文心雕龙》者都称赞其体系严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对《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内涵及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龙＞思想体系考辨》［26］一文从《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认为儒家思想在刘勰文学思想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刘勰所建立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用儒家思想来文艺自身特性和规律，用伦理政治价值来取代文学自身价值，刘勰对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贡献在于其实事求是、细致精微地对文学传统和现实经验进行总结而形成的文学创作论。在对《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一片赞扬声中，本文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值得《文心雕龙》研究者关注。吴子林《超越“实用”之思———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27］一文对“《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一孔子诗学思想中最系统、最集中、影响也最大的诗学命题作了全新的系统阐释，认为该命题所论为“学诗之法”，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诗歌功能论。具言之，诗的兴发感动使个人的主体生命开始觉醒，进而反省社会、他人与自我，从《诗》中“彻悟”或“发现”某些人生的“意义”;在学《诗》过程中，“兴”与“群”构成了互动互补的关系，诗情的兴发感动，使学诗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联结起来，产生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归属感、亲和感;“兴”与“观”的学诗阶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对象世界，到了“群”则认识到了个体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参与、融入到对象世界之中，达到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体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层。“怨”是由于达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现为主体与对象世界的疏离、冲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为目标。在“学诗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见是《诗》“可以兴”，审美的优先性毋庸置疑。这篇论文颠覆了20世纪以来郭绍虞、刘若愚、李泽厚等学者对孔子诗学思想的论说，提出与其说孔子的诗学思想是“实用理论”，毋宁说是重视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这是一种“内在目的”论，而不是“外在目的”论。在培育生命意识，涵养人的情性，协调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造就一个充实、整全、和谐的社会等方面，孔子的诗学之思有着极其重要的现代意义。这对于深化我们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具有一定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