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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1999年已经进人了老龄化社会，虽然目前人口老龄化问题尚不突出，但其所带来的影响已经呈现出不可低估的态势。从现在开始，提前准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和对策，对促进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
1.老年人口数量大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加。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我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21世纪初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亿，2004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 97%，同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约为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1/5，亚洲的1/2。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日本用了24年的时间，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我国只需25年或26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齐齐哈尔市人口老龄化起步较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5. 6%，齐齐哈尔市老年人口比例只有3. 7%;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老年人口比例为7. 0%，齐齐哈尔市老年人口为303255人，其人口比例为5. 6% ;2005年，全国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7. 9%，而齐齐哈尔市的老年人口比例为7. 2%。虽然齐齐哈尔市人口老龄化较全国起步晚，但增长速度比全国快。预计到2010年时齐齐哈尔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到9. 1 %，到2020年时将达到14. 3%。
3.区域间人口老龄化进程差异较大
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预计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齐齐哈尔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介于二者之间，在2005年进人老龄化社会。
4.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在进人老龄化社会的时候，已经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0美元以上。如日本在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和10%时，人均GDP分别为1967美元和11335美元。我国2000年老年人口比例为6. 96%时，人均GDP只有840美元。2005年我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时，人均GDP也仅为3000美元。闭因此，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齐齐哈尔市的GDP更是在全国平均值以下，齐齐哈尔市2000年老龄人口达到5. 6%时人均GDP为590美元，2003年时人均GDP也只有780美元，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到2020年人均GDP预计在1600美元左右。
二、今后一段时期内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对21世纪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研究指出，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年均增长速度可达到3. 28 %，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 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 48亿。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1949~1958年和1962~1973年的两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在2021~2050年都要进人老龄行列。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 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 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直到2100年，老年人口总量仍然高达3.18亿。
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高峰时期，这个即将持续20年的老年人口高峰，使得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保持在40%~50%，这必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小的压力。但是，从现在到2030年这20多年时间，是有利于发展经济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低抚养比的“人口红利期”，是我们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提前准备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利时机。我们应该正确面对并及时把握这个机遇期。
三、城市人口老龄化面临的形势
1.老龄人口的高龄化趋势将愈显突出
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001年到2020年，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3 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 37% ;2021年到2050年，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9 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 78% ;2051年到2100年，高龄老人将保持在8000一9000万，占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 ~30%。齐齐哈尔市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数大约为3万人，占总人口数的0. 54%，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9. 7%左右。预计2020年时齐齐哈尔市大约将有9万高龄老人，占全部65岁及以上老年人总数的12%，比2000年时要多出6万人左右。
2.劳动力资源由丰富走向短缺
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出生率虽然明显下降，但由于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前出生的大批人口此时正处于劳动年龄阶段。因此，我国虽然已进人了老年型社会，但劳动力资源仍十分丰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但这一优势将在21世纪20~50年代逐渐消失，届时我国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等问题。齐齐哈尔市2000年15~34岁人口比重为36. 82%，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有所下降，35~44岁人口比重为18. 50% ，45~59岁人口比重为16. 65%。这些人将在2015年后步人老年，随着新增劳动力的减少，也将面临劳动年龄人口短缺问题。
3.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随着我国高龄老人日益增多，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将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两代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代际人口结构将形成4:2:1的格局。子女负担的加重，很难对老人照顾周到，也很难使老人与子女共同居住，这势必导致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的不断弱化。
4.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压力增大
我国正在与发达国家一样经历着人口老龄化，但与之相比，我国的社会准备和保障功能还严重不足。具体表现在:
养老保障的负担日益沉重。2004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3 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 %，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长期照顾老人的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老年人由于一些常见的疾病导致的长期失能与残障而需要长期医疗护理。2005年我国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数量为1 270万人，2020年将超过2 000万人，2050年将达到3 800万人。如果再加上生活半自理人群，规模将更加庞大。目前，我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 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 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 ~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我国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制度建设才刚刚起步，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压力急速膨胀。老年人随着生理的老化，患病的概率大于其他年龄组。据统计，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是在职人员的3~5倍。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重的上海，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已经占到了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的2/3。齐齐哈尔市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也已经接近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的2/3，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医疗保障费用的需求将更加突出。
5.人口老龄化提高了社会负担的系数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行，以及“人口红利期”的消失，我国将出现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现象。届时老年人的抚养问题将不断加剧，2000年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5. 6个老年人，预计2025年抚养29. 46人，2050年抚养48. 49人，这将导致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以齐齐哈尔市为例，老年抚养比由1990年的5. 37%上升到2000年的7. 42% ，10年间提高了2.05个百分点，这比国家同期增长速度还高出0. 35个百分点。根据预测，到2020年，齐齐哈尔市老年抚养比将上升到17.92%。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人，劳动年龄人口抚养的重点将由少儿人口转向老年人口，社会负担系数将进一步加大。
6.老龄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老年人对衣、食、住、行、医疗、精神消费等方面的需求增强，这将影响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促使老龄产业的兴起。据预测，目前我国老年人可消费资金约达3 000一4 000亿元，预计2020年老年人潜在市场购买力约为14 000亿元，2050年可达50 000亿元。有经济学者预测，未来十大最有潜力的消费领域中包括老年用品市场。
四、应对城市人口老龄化的策略
1.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增强社会承受力
未来30年，我国少儿人口的比重很低，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不算太高，总负担系数较低，但劳动力资源空前充足，并以每年600万的速度增加。这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过程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期”。随着“人口红利期”过后，社会抚养比上升的“人口亏损”期将会接踵而来。如果我国的经济得不到较快发展，社会将不堪重负。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段关键的准备期，积极调动劳动力资源，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增强国力，以利补亏，为迎接老龄高峰的到来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2.健全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还没有涉及全民，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以国家养老金为基础、职业养老金是主导、个人养老金为补充的做法，强化社会保险金的收缴力度，完善养老金发放制度，由社会保障机构直接发放基本养老金。要激励各类企业为职工缴纳保险，提高个人参加养老保险计划的积极性，同时要鼓励发展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对于那些不能享受养老保障、经济贫困的老年人，要通过社会救济制度提供帮助，也可以将其房屋财产投资到城镇产业养老保险公司，以房作价人股，再按照股份领取养老金。在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之前，我们要逐步形成集养老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于一体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保障体系，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养老问题的重要举措。
3.完善老年医疗保障制度
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带来的医疗保障问题是严峻的，我们要加快医疗保险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步伐，激励数量众多的集体、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参加医疗保险，扩大参保面，同时充分发挥商业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医疗保障的补充功能，将贫困老人纳入到社会医疗保险中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建立医疗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和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的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
4.构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我国是以家庭养老为传统的国家，加之我国全方位的社会养老体系还没有健全，使得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但是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在逐步弱化，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形式。社区是除家庭之外老年人最主要的活动场所，街道办事处可以组织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到老年人家中提供日常事务服务，也可以开设老年人食堂、健身娱乐活动场所和心理咨询诊疗室，从物质和精神上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同时，要积极推进机构养老服务，建立不同档次、不同时间段的养老院、托老所等养老机构。逐步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主体、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
5.加强老龄产业的发展
我国在1999年已经进人了老龄化社会，虽然目前人口老龄化问题尚不突出，但其所带来的影响已经呈现出不可低估的态势。从现在开始，提前准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和对策，对促进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
1.老年人口数量大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加。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我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21世纪初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亿，2004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 97%，同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约为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1/5，亚洲的1/2。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日本用了24年的时间，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我国只需25年或26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齐齐哈尔市人口老龄化起步较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5. 6%，齐齐哈尔市老年人口比例只有3. 7%;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老年人口比例为7. 0%，齐齐哈尔市老年人口为303255人，其人口比例为5. 6% ;2005年，全国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7. 9%，而齐齐哈尔市的老年人口比例为7. 2%。虽然齐齐哈尔市人口老龄化较全国起步晚，但增长速度比全国快。预计到2010年时齐齐哈尔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到9. 1 %，到2020年时将达到14. 3%。
3.区域间人口老龄化进程差异较大
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预计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齐齐哈尔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介于二者之间，在2005年进人老龄化社会。
4.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在进人老龄化社会的时候，已经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0美元以上。如日本在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和10%时，人均GDP分别为1967美元和11335美元。我国2000年老年人口比例为6. 96%时，人均GDP只有840美元。2005年我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时，人均GDP也仅为3000美元。闭因此，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齐齐哈尔市的GDP更是在全国平均值以下，齐齐哈尔市2000年老龄人口达到5. 6%时人均GDP为590美元，2003年时人均GDP也只有780美元，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到2020年人均GDP预计在1600美元左右。
二、今后一段时期内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对21世纪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研究指出，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年均增长速度可达到3. 28 %，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 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 48亿。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1949~1958年和1962~1973年的两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在2021~2050年都要进人老龄行列。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 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 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直到2100年，老年人口总量仍然高达3.18亿。
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高峰时期，这个即将持续20年的老年人口高峰，使得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保持在40%~50%，这必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小的压力。但是，从现在到2030年这20多年时间，是有利于发展经济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低抚养比的“人口红利期”，是我们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提前准备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利时机。我们应该正确面对并及时把握这个机遇期。
三、城市人口老龄化面临的形势
1.老龄人口的高龄化趋势将愈显突出
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001年到2020年，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3 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 37% ;2021年到2050年，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9 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 78% ;2051年到2100年，高龄老人将保持在8000一9000万，占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 ~30%。齐齐哈尔市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数大约为3万人，占总人口数的0. 54%，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9. 7%左右。预计2020年时齐齐哈尔市大约将有9万高龄老人，占全部65岁及以上老年人总数的12%，比2000年时要多出6万人左右。
2.劳动力资源由丰富走向短缺
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出生率虽然明显下降，但由于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前出生的大批人口此时正处于劳动年龄阶段。因此，我国虽然已进人了老年型社会，但劳动力资源仍十分丰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但这一优势将在21世纪20~50年代逐渐消失，届时我国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等问题。齐齐哈尔市2000年15~34岁人口比重为36. 82%，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有所下降，35~44岁人口比重为18. 50% ,45~59岁人口比重为16. 65%。这些人将在2015年后步人老年，随着新增劳动力的减少，也将面临劳动年龄人口短缺问题。
3.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随着我国高龄老人日益增多，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将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两代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代际人口结构将形成4:2:1的格局。子女负担的加重，很难对老人照顾周到，也很难使老人与子女共同居住，这势必导致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的不断弱化。
4.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压力增大
我国正在与发达国家一样经历着人口老龄化，但与之相比，我国的社会准备和保障功能还严重不足。具体表现在:
养老保障的负担日益沉重。2004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3 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 %，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长期照顾老人的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老年人由于一些常见的疾病导致的长期失能与残障而需要长期医疗护理。2005年我国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数量为1 270万人，2020年将超过2 000万人，2050年将达到3 800万人。如果再加上生活半自理人群，规模将更加庞大。目前，我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 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 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 ~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我国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制度建设才刚刚起步，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压力急速膨胀。老年人随着生理的老化，患病的概率大于其他年龄组。据统计，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是在职人员的3~5倍。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重的上海，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已经占到了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的2/3。齐齐哈尔市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也已经接近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的2/3，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医疗保障费用的需求将更加突出。
5.人口老龄化提高了社会负担的系数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行，以及“人口红利期”的消失，我国将出现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现象。届时老年人的抚养问题将不断加剧，2000年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5. 6个老年人，预计2025年抚养29. 46人，2050年抚养48. 49人，这将导致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以齐齐哈尔市为例，老年抚养比由1990年的5. 37%上升到2000年的7. 42% ,10年间提高了2.05个百分点，这比国家同期增长速度还高出0. 35个百分点。根据预测，到2020年，齐齐哈尔市老年抚养比将上升到17.92%。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人，劳动年龄人口抚养的重点将由少儿人口转向老年人口，社会负担系数将进一步加大。
6.老龄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老年人对衣、食、住、行、医疗、精神消费等方面的需求增强，这将影响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促使老龄产业的兴起。据预测，目前我国老年人可消费资金约达3 000一4 000亿元，预计2020年老年人潜在市场购买力约为14 000亿元，2050年可达50 000亿元。有经济学者预测，未来十大最有潜力的消费领域中包括老年用品市场。
四、应对城市人口老龄化的策略
1.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增强社会承受力
未来30年，我国少儿人口的比重很低，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不算太高，总负担系数较低，但劳动力资源空前充足，并以每年600万的速度增加。这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过程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期”。随着“人口红利期”过后，社会抚养比上升的“人口亏损”期将会接踵而来。如果我国的经济得不到较快发展，社会将不堪重负。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段关键的准备期，积极调动劳动力资源，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增强国力，以利补亏，为迎接老龄高峰的到来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2.健全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还没有涉及全民，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以国家养老金为基础、职业养老金是主导、个人养老金为补充的做法，强化社会保险金的收缴力度，完善养老金发放制度，由社会保障机构直接发放基本养老金。要激励各类企业为职工缴纳保险，提高个人参加养老保险计划的积极性，同时要鼓励发展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对于那些不能享受养老保障、经济贫困的老年人，要通过社会救济制度提供帮助，也可以将其房屋财产投资到城镇产业养老保险公司，以房作价人股，再按照股份领取养老金。在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之前，我们要逐步形成集养老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于一体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保障体系，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养老问题的重要举措。
3.完善老年医疗保障制度
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带来的医疗保障问题是严峻的，我们要加快医疗保险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步伐，激励数量众多的集体、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参加医疗保险，扩大参保面，同时充分发挥商业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医疗保障的补充功能，将贫困老人纳入到社会医疗保险中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建立医疗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和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的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
4.构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我国是以家庭养老为传统的国家，加之我国全方位的社会养老体系还没有健全，使得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但是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在逐步弱化，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形式。社区是除家庭之外老年人最主要的活动场所，街道办事处可以组织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到老年人家中提供日常事务服务，也可以开设老年人食堂、健身娱乐活动场所和心理咨询诊疗室，从物质和精神上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同时，要积极推进机构养老服务，建立不同档次、不同时间段的养老院、托老所等养老机构。逐步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主体、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
5.加强老龄产业的发展
也使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人民教师的光荣所在，虽然是受了一些苦，挨了一些累，但党和人民都给予我很高的荣誉。回顾二十余年的工作历程，我的路是这样走过的：
1.在活动中陶冶孩子们的美妙心灵
1.1开展读书活动。少年儿童的接受能力很强。为了达到思想教育的目的，我经常到书店里买一些儿童读物。如《少年百科全书》、《少年英雄》和一些连环画册等。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和活动课，亲自指导他们读，帮助他们认生字，解新词汇。同学们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多数同学把吃零嘴的钱用来买书，到处借书，向亲友们要书，通过开展这一活动，不但有利于语文教学，更主要的是染红了孩子们的幼小心灵。
1.2指导看电视。随着电视机的普及，看电视是人们文化生活主要组成部分。对于少年学生，我不主张让他们看谈情说爱的故事片，也不主张看哪些舞刀弄剑的武打片，多集多幕没完没了，影响学生的学习和休息。我经常指导他们看一些少儿节目，动画故事和一些科幻影片，如"大风车"节目中《争当风车勇士》等，学生从中可以学到许多知识，又得到了娱乐。并且要求他们每天不准超过一小时，双休日可以廷长一点时间。我觉得看这些节目是有益无害的，能进一步地开阔学生的视野，从而培养其良好的心理素质。
1.3督促写日记。记日记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明辨真善美，假恶丑的能力；更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要求学生把书中和电视上的好片断记录下来，上升感性认识，作一番评说。更主要的是坚持经常，几年来，我坚持一周检查一次日记的制度。个别日记还要写上几句评语，对于记得好的篇目，还要念给全班同学听，做以认真的讲评。对于教师来说，有利于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以便因材施教，因势利导。
1.4开展演讲活动。演讲会不同于故事会。要求有思想性，能够密切联系生活实践，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和说理能力。上学期，我校举行了《祖国在我心中》演讲比赛，赛前我利用大量的休息时间，写作搞件，指导动作表情，我班五名同学登台参赛，个个感情饱满，慷慨陈词，博得了全校师生的热烈赞扬，赵晓涵同学获得了特等奖，李洪艳获得了一等奖。
1.5召开主题班队会。主题班队会是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的最佳途径，既能澄清是非，又能达成共识；既能促进班级工作，又能鼓励先进，带动后进；既能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又能培养，锻炼学生的诸方能力，从而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形成良好的班风，产生如胶似漆的凝聚力。
2.在生活中规范孩子们的道德行为
学习礼仪常规，提高文明素质。本学期，由于新分班，发现个别同学上课多嘴多舌，下课说脏话，对师长不礼貌。我及时组织全班同学学习了《礼仪常规十条》并且要求学生对照检查自己，配合自控活动进行正面教育。同时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家访，很快转化了这些同学。通过学习，全班同学的文明素质极大提高，对待师长彬彬有礼，同学之间热情谦恭。举止行为朴实端正。
3.在教学中搜寻差生差班的转化规律
3.1差生转化、教师心安。由于学生的年龄小，又是实验课本，不可能学生的成绩都好。加之农村家长个别不重视孩子的学习，于是我认真找差生出现的原因。利用应利用的时间给学生补课。到去年期末学生成绩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期末统考的成绩在全乡总评中取得思品、自然全乡第一名，语文第二名的好成绩。
3.2宁肯受苦、不能落后。我们学校同年级，同学科的评比竞赛持续多年了，对于教育教学中的失误，是要严惩的。我是一位较年轻教师，工作经验不足。于是我放弃了大量的休息时间，认真地钻研教材，苦心钻研教法，为了及时地批改学生作业，往往都是忙到深夜。由于我的努力，我的《精心设计练习，优化教学内容》论文被评为"松花江地区三等优秀论文"。
3.3战胜疾病、坚持工作。那是零四年的十二月份，我得了慢性阑尾炎。平时常发作，疼起来就用止痛药、消炎药来维持。学校领导几次劝我住院手术，我就是不肯，总觉得不放心。有一次下班，疼的我连饭都吃不下，爱人又劝我："咱手术去吧！我知道你的学生是两个班合在一起，不好管教，又刚刚接手一个学期，学习成绩在全乡又是下游。"我说："这就是我坚持不去手术的主要原因。"直到一月九日，学生考完试，我才做手术，术后大夫批评了我，把病情耽误了。这时又赶上教师由人身保险转为医疗保险期间，又未能报销医药费。虽然多花了一些钱，病痛多了一些，但躺在病床上的我听到了孩子这次考试在全乡进入了前五名，心理别提多高兴了。
3.4不为索取、甘愿奉献。我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未计较过个人的得与失。我们是双职工家庭，爱人在单位工作又特别忙，但我很少请假，如果学校不安排统一放，那我就把假都存下了。
一、我国人身保险需求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一）我国人身保险需求的状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保持了30%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保险需求的快速增长。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根据国际经验，这一阶段人们的消费需求开始升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对人身保险的需求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从经济学上讲，人身保险需求主要是针对消费者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即保险的有效需求。这部分需求是人身保险商品使用价值量指标，可以用人身保费收入来表示。用保费收入作为衡量标准，截止到08年底，我国的人身保费总额收入已经达到7337.7亿元，增长十分迅速。从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总体上看保险深度（保费收入与GDP的比值）和保险密度（人均保费支出额）也得到了提高，前者从1980年的0.1%上升到3.26%。后者则从0.47元上升到735元。相比于国际标准来看：美国是8.97%，日本为11.07%，印度是2.86%，而保险深度在8%左右的是发达国家，6%左右的是中等发达国家，4%的属于发展中国家。所以我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统计年鉴》（1988-2008年）
从1978年恢复我国的保险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型开始，人身保险需求抑制被释放，得到大幅度增长，1992年中国保险市场开始对外开放，美国友邦保险子公司在上海设立，国外保险公司首次进入中国市场，而在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保险业更加面临新的挑战跟竞争，各保险公司在竞争中优化管理努力创新险种，提升服务质量，使得我国保险业更加成熟与有效。
所以不管是从保险深度跟保险密度的数据上来看还是从保险业的发展市场来看，中国的保险需求都潜藏量巨大。
（二）影响人身保险需求的因素
1、文化制度因素
我国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时期，部分国民都有，相信神权。大部分民众对保险感到陌生，对于风险的防范或者控制，有时候宁可相信神灵也不会想到去投保来转嫁风险。受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影响，多数人对于未来不可预测的风险都属于被动防御型，而不是主动控制型。这只是对风险控制采取被动防御，而不是主动将其转嫁控制――购买保险――投资小额资金防范可能发生的较大损失。20世纪90年代之前，政府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由于受益于国家强制养老和医疗保险，形成了个人风险意识较为淡薄观念。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的员工政府强制保障水平相对下降，养老和医疗的费用逐渐大部分或全部由员工个人承担，这使得城镇人口的生活风险加大，从而对商业人身保险的需求大大增加。
2、人口因素
人口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比较直接。从人口总量上说，人口数量越大，对人身保险的潜在需求就越大。我国是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庞大，对健康保险、意外伤害险这种适合每个人的保险险种，有着巨大的需求。从人口结构上看，人口的就业结构、年龄结构、家庭结构、空间结构等对人身保险需求有明显影响。人口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将影响人们对寿险的偏好，从而对寿险市场需求产生影响。随着我国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均寿命在不断的延长，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十分突出。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65岁及其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88年的6.64%，短短20年间，上升到2008年的23.68%，差不多平均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老人，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增加，这就意味着我国寿险的潜在需求量巨大，寿险需求只会有增无减。另外，独生子女是各个家庭关注的中心，少儿的健康医疗险也将在人身保险中扮演重要角色。
3、保险替代因素
保险也是一种商品，那么就会存在它的替代品，如社会保障制度，政府跟社会的辅助项目、财政转移性支出等等。我国目前实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就是本文研究的商业人身保险的替代因素之一，从1985年开始各地（有个别地区是1984年）纷纷重建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制度试点，到199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覆盖面扩大，包括了企业及其职工和个体工商户，我国建立了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直到2001年开始建立的“统账分离”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来源由三部分：国家、企业、个人组成，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在规模跟覆盖面上都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并且，从1998年开始，政府基本上做到了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所以随着我国社会保险的推出跟发展，人们有了基本养老保障，那么会对人身保险需求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是正面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呢？下文将给出量化分析。
4、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影响整个人身保险市场最直接、最普遍的因素，其中包括：（1）经济增长。经济的增长对保险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将导致人们收入的普遍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从而人们对较高层次的需求如安全需求将逐渐重视，进而愿意投资寿险市场来满足安全的需要。从世界寿险市场的发展来看，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寿险的发展程度就越高。一般来说，人身保险的需求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2）个人可支配收入。我国人均年收入从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8年的22698元，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情需求、被他人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当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达到满足以后，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就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随之而来――安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首当其冲的就是安全问题，所以我国的人身保险需求应该增长很快，并且应该有庞大的市场。（3）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保险业影响最大的就是寿险行业，通货膨胀直接影响人们对寿险需求的购买意愿。因为通过寿险分期支付给被保险人的资金（或者利率）是早在购买保险时就确定的，所以一旦发生通货膨胀，那么到期所得的资金就贬值了，所以在通货膨胀时期寿险的需求会下降，人们会转而把资金存入银行或投入股市以增值保值，而不是用来购买保险。90年代左右由于重复投资和计划的失控，导致我国遭遇了较高的通货膨胀率，1985-1995年期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高达16-18%，对寿险的需求带来了负面影响。（4）保险费率。随着保费费率的上升，即保险商品的价格上升，保险需求肯定会下降，就我国而言，由于保险业才发展不久，所以在保费费率制定上存在很大的不足，相比其他国家而言，我国的保费费率普遍偏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我国人身保险的需求。
二、需求模型的建立及回归结果
（一）变量的选择
1、被解释变量
人身保险需求选取1988到2008年的人身保险保费收入――premium，作为衡量指标。
2、解释变量
我们从上文提到影响因素中选取以下几个并将其量化。
①国内生产总值――GDP，我国经济总量指标。
②人均收入――per capital income（PCI），用来衡量我国人均收入的上涨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
③物价指数――price index，物价指数用来反映通货膨胀的大小。
④保险企业职工人数――employee，用保险企业职工数来反映保险供给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
⑤老年人口比重――The proportion of old elderly，用老年人口所占全人口数的比重反映社会人口结构。
⑥为了反映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对商业人身保险需求产生的影响，本文引入虚拟变量D1。
D1=0（1988-1997年，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初步建立）
D1=1（1998-2008年，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做到按时足额发放保险金，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对回归模型的分析与解释
基于模型对我国人身保险需求的经济解释：
（一）解释变量GDP估计系数与预期相符为都正，说明了我国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与经济增长是呈正相关的。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与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之间的弹性系数是2.94，表明我国GDP每上涨1%，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就会上涨2.94%，这也说明我国目前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保费收入的巨大推动力，这一结果也符合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一般规律，即以经济增长来拉动保险需求。
（二）解释变量物价指数（price index）与回归模型（1）的估计系数跟预期相符都为负，即我国人身保险需求与物价之间存在负相关性，随着物价的上升保费收入会减少，这也与前文分析相符，但是这一反映通货膨胀指标的变量是检验不显著的，它存在66.8%的变异，不能很好的解释保费的变动。本文对此的理解是，我国居民对保险的认识以及对保费费率认知是不足的，并且居民与市场间的信息不对称或者信息滞后的现象，大部分人都无法对通货膨胀的发生作出迅速的判断跟相应的反映，直到发现身边的物价都上涨，银行利率上调以后才意识到通货膨胀的到来，此时才发现通过寿险得到的钱贬值了，才开始减少对寿险的购买，所以在模型（1）中，物价指数这一变量检验不显著，不能很好的解释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变化。
（三）老年人比重，这是反映我国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模型（1）当中，我们看到回归的估计系数与预期是一致的，都为正数，意味着，随着人口老年人比重的增加，我国人身保险保费也会增加，但是它却是检验不显著的，存在53%的变异。本文对此的理解是，由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逐步完善，很多老年人口都得以通过社保获得经济来源，所以商业保险养老的比重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了，而且受传统思想“养儿防老”的影响，在我国大部分老年人都是由自己的儿女赡养，少有购买寿险的想法与举动。
（四）保险供给。本文采用的保险公司的职工人数――employee作为解释变量来表示保险供给的大小，在模型（1）跟（2）中，其回归结果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与预期不相符，模型表明两者呈负相关性，本文对此的理解是：目前中国保险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的阶段，即市场需求不足，如果保险公司只是通过增加员工数量扩大供给来提高保费收入的话，反而会增加公司的销售成本，使得保费费率中的附加费率上升，导致总保费费率上升，从而使得保险产品的价格升高，反而会使得保险产品的销售递减，保费收入降低，所以会出现模型中估计系数为负的现象。
（五）人均收入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由于模型中引入的是倒数模型，所以1/PCI的估计系数为正，则反过来说明，PCI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是负面的，这个也与预期不符，对此的解释是，我国正处在发展阶段，随着人均收入增长，居民大部分都是把它储蓄起来，以应对医疗费、教育费等的支出，或者购买汽车、房屋等耐用消费品，而不是购买保险。而且我国财富分配不均，20%的人口占了总存款的80%，所以在收入差距悬殊的环境下，在收入标准线以下的人有保险需求，但是无法支付，而富人则是买得起，却不会再次需求，比如一个富人，是不可能买好几分相同寿险的。所以人均收入对人身保险的需求并没有很大的正效应。
（六）表示社会养老保险对商业人身保险保费收入替代作用的虚拟变量D1，模型的回归结果是检验显著，很好的解释了因变量，但是其估计系数与预期数字相反的，本文认为，由于从1998年政府开始可以足额按时的发放养老金后，人民大众都开始实实在在的看到或体会到养老保险带来的益处，于是大家开始纷纷投保，也基于对保险的认识加深，人们除了社保以外也开始自己购买需要的保险商品；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提供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已，所以随着人均收入提高，手头上有闲置资金的人，也纷纷购买寿险，增加自己的养老金数额。
总的来说，从模型（1）到模型（2）的修正可以发现，物价指数与老年人口比重对我国人身保险的需求影响不大，而GDP、人均收入以及社保制度的实施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变化有很高的解释度，鉴于我国保险市场状况、人们投资习惯与观念的影响，使得人均收入，保险公司职工数，对我国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是负的。随着我国GDP的快速增长，我国人身保险的需求也会随之而增长。
注释：
①倒数模型是一个变量非线性，但是却是参数线性的模型，倒数模型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随着自变量的无线增大，因变量接近渐近值(asymptotic value)或者极限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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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江鸣,林宝清.我国保险需求模型的实证分析[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10):2-3.
在现代社会中，养老保障制度是实现公民的生存权利以及其他人权的重要问题，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主要途径．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柱，因此，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建立完善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仅是为体现每一公民的生存权和其他人权，也是为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必需的。
社会养老保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基本权利对于每一个公民应是相同的，不应该因为公民的户籍身份或居住地域而区别对待。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农民一直游离于社会的保障网之外。因此，及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体现社会公平。已日益成为关注农村问题的人们的共识。但是．就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而言。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仍然不可低估。下面就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及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进行分析。
一、农村社会养老的现状及原因
(一)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主要还只是面向城镇人口，占总人口近80％的农村人口尚未被覆盖．目前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农村总人口的7．36％以上，而城镇的比重为6．29％，到2030年，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17．39％，而城镇的比例则为13．1％．负担明显低于农村。由于8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惯性效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还将会继续上升。市场化改革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农村居民的相对地位进一步弱化．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风险的累积。
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确立。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心却一直倾向于城镇弱势群体。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忽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失误。在缺乏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仍然只能凭借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
民政部于1991年开始试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从形式上来说，比原有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的保障模式有了进步，毕竟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但从其内容来看。仍然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制度缺陷。首先，作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筹资模式缺乏社会性。现代社会养老保险虽然强调要增强个人参与的自我保障意识，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措施强化个人的参与意识，但其根本原则是以国家、集体和社会各方面的参与为主体的。而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中明文规定：坚持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也就是说，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其资金筹集模式的主体是个人和家庭，而不是国家、集体和社会各方面。其次，制度设计的保障对象应该是全体农村公民，但从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客观效果分析，在完全个人账户和完全积累型的养老保障模式下，参加养老保险的大多是那些收入较高的农民，这些人即使不参加养老保险，今后的养老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而那些最需要社会养老保障的低收入的贫困农民由于交不起费，实际上不可能依靠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得到保障。从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来说，每一种社会保障项目在制度设计上对其适用范围内的全体社会成员而言，都应该提供致力于社会公平的机会和结果。而我国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在这一方面的作用是有所欠缺的。
(二)形成农村养老现状的成因
1．历史原因
由于中国历史传统中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农村老年保障在中国历史和传统上是以“家庭”为主。“家庭养老”是我国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养老孝亲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人民就把‘老有所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作为道德理想和现实的道德要求提了出来，使得当时及其以后的家庭具有了赡养老人的职能。直到现在，这种职能仍然存在。”囿于历史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使得社会对于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探索和改革的迫切性及必要性的认识受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自觉不自觉的导致了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严重滞后。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以及现实社会中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增大等原因，“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大量涌现。家庭结构小型化，家庭内部重幼轻老和子女忙于工作，使家庭中子女全身心照料老人的状况难以维系等．且维系家庭养老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作用在不断弱化；事实上家庭养老的作用在大大削弱。1991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资料表明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完全依靠家庭养老的比例为63％：200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农村家庭变化课题组”调查资料表明，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50％左右。从而使得农村传统养老的方式“家庭供养加土地保障”的模式受到了强烈的挑战。
2．经济原因
从我国宏观经济情况看，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相当大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东西部地区差距大、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当前要做的大事又非常多、摊子非常大(如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大开发、三峡大坝、国防军工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资)。所以，现有国家经济实力与实际需求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因此，国家目前只能将社会保障的重点放在城市．这也是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严重滞后的原因。从农村贫困人口的情况看。不仅存在着大量需要社会救济的“三无”(无收入、无劳动力、无经济来源)对象，而且仍有9000～15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农村贫困人口“糊口”问题仍然是目前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解决数量庞大的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和温饱问题，无疑需要一个极大的财力支持。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财力非常有限，这就造成对农村养老保障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制约着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发展。从市场运作的角度来看。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于运作成本较高．商业保险的利率不稳定，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困难，一般的农民难以承受其经济压力和风险，农民所能享受的养老金数额有限，显然对农民的养老难以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故吸引力也不大。
3．社会原因
由于人口结构的特殊性。我国社会养老负担特别重．在农村尤为突出。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3亿左右，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大约有1亿左右。其总量远远大于城市老龄人口，是世界上农村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0岁以上．加上少儿人口的相对减少．导致了我国社会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速度加快。据“五普”资料表明，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6．96％，现已跨入了老龄化社会。与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国家相比较，我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而且，人口老龄化的水平是农村明显高于城镇．随着流动人vi的增加，这种趋势将会更进一步地增加。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在的养老保障仅局限在城镇人口中开展。从而导致了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滞后。
4．政治原因
从中央政策层面上看，对这个问题还处于研讨和试点阶段。“确实在理论界和政界关于农村是否需要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是不统一的。不主张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理由认为，农民尚没有多大能力或没有条件参加养老保险，农村家庭仍可以发挥养老的作用，开展社会养老保险没有必要或者作用不大，加上农民家庭拥有一份土地，土地可以成为农民最后的保障”。可见，这些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文所述历史原因的影响。对于“家庭、土地”养老。在新形势下，特别是人世以后，将受到的巨大冲击估计不足。尽管政治方面的决策，很大程度上与前面所分析的四个原因息息相关，但由于这些意见来自决策层面，这无疑对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造成一定的阻力。
二、我国农村养老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及挑战
(一)面临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困境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度：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健康水平的不断改善，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目前的70岁。生育率的下降与平均寿命的提高，使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迅速上升。据人口学家估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将接近1／4，达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虽然农村的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和城市化道路吸弓l大批青年向城镇转移，本世纪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将高于城镇，使养老的绝对需求量扩大。届时农村经济仍然落后于城镇，而老年的生活主要还是依靠家庭，必将使家庭养老压力更加沉重。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家庭小型化的趋势。据统计，农村平均家庭规模已从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2002年的4．13人。农村的独生子女在大幅增加。“4—2—1”家庭结构在逐渐形成。以家庭养老为主的老年保障模式将使未来的子女在养老的问题上不堪重负。
(二)面临wto带来的挑战
加入wto后，农业竞争越来越大。首先是我国农产品面对国际农产品压力倍增，以粮食生产为例，我国粮食生产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几乎为l00％。国外价廉物美的农产品的进入必将挤占我国农产品相当一部分市场．这无疑会导致一部分农民收入的减少。而且中国加入wto后．国外农产品的进口量将会增加，从而必然对我国农产品的商业化、农村的产业结构产生强大冲击与影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我国农产品总体平均关税在2004年前要降至l7％，重要农产品关税则要降至14．5％，这就意味着受国家政策长期保护的农产品将面对国外农产品进入的竞争，使农村保障水平降低。其次是农业的现代化挑战土地的家庭粗放式经营．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以国际化和市场化为导向推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业劳动力能够稳定地进入非农产业，农民家庭收人来源主要依靠非农产业。二是要有可靠的社会保障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未来一系列事故风险，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所以必须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应建设能替代土地保障的保障体系。
(三)“新三农”问题的紧迫性
论文关键词：退役运动员；养老保障；制度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也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但与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与改革相比，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明显滞后，保障水平在全国各行业中属于中下游水平。社会保障的滞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退役运动员的生活保障问题，引起了广大体育工作者和学界的极大关注，它已成为严重阻碍我国竞技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一大不利因素。因此，为退役运动员提供经济补偿和养老保障，解除后顾之忧，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一、退役运动员的养老保障问题
养老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退役运动员养老保险是指运动员因职业的特殊风险损失和退役后养老的基本需要而给予补偿的保险制度。我国对国家级运动员是有良好保障的。根据规定，运动员伤残或者亡故，最高可获得30万元的赔偿，拥有世界冠军头衔的运动员最高获得60万元的赔偿。但毕竟，国家队运动员和世界冠军是少数，在竞技体育中更多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运动员，他们可能没有得到过冠军和荣誉，但是他们却在训练中付出同样的甚至是更多的艰辛，落下各种伤病，他们是亟需保障的一个群体。此外，在各级各类的运动队中，有些运动员在训练初期被上一级教练选中，但在比赛中并未取得优异成绩，甚至未曾正式进队，教练又让其回到原籍。这些运动员在训练中没有出成绩，却耽误了文化课的学习，直接导致退役后的出路问题。由此，为各级各类运动员设立退役养老保险十分必要。2006年11月由国家体育总局、财政部、劳动和保障部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保障工作的通知》，指出运动员的社会保障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方面，《通知》将运动员养老保障工作纳入到国家保障工作的制度体系中，使运动员养老保障工作进入制度轨道。但是，退役运动员的养老保障不仅涉及到我国社会保障的总体安排和制度设计问题，还涉及退役运动员群体的特质性，涉及到我国竞技体育改革中各种制约因素。
1、养老保障的可及性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基本上把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和择业让位于市场。而针对运动员群体特质性的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却没有相应跟进，给退役运动员养老保障带来很大的困扰。
第一，退役运动员的就业、生存压力大，养老难保障。长期以来，我国的竞技运动把运动成绩作为质量管理的单一评价指标，运动员的生存技能过于单一，个体素质和社会需求相脱节，难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一旦退役，几乎成为“文化知识的废人”和“身体的废人”，他们就业难、收入无保障、伤病多，生活问题难以解决，是劳动力市场的弱者。即便是政府加大了救助和帮扶的力度，保障面仍然很窄。据《北京晨报》报道，中国运动员保障主要集中在对“优秀”运动员的保障，如安置就业必须获得过世界三大赛的冠军，一般运动员退役后要自谋出路，生活难有保障。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2002年编制的《全国体育人事工作调研报告》，我国每年大约有3000名以上的运动员退役。在湖南等8个省区，处于待业的退役运动员，占全部在队运动员人数的28．9％，占运动员编制总数的24．2％，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比例高达78％，是在训运动员的3倍，滞留运动队时间最长的达21年。另据《南方周末》报道，被誉为“金牌工厂”的辽宁体院，2002年积压的待分配人员有数百名，2003年获得各种冠军的就有数十人。国家体育总局的数据显示，2002年该省待业比率达34．5％。
与严峻的现实不相称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并没有给职业运动员带来有效的保障。这有我国整体上社会保障功能不强的原因，也说明职业运动员这个群体还游离在制度设定之外，从政策层面看，则是对运动员的保障无论是理念还是具体措施都相对滞后，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制度设计不完备，缺乏群体的特质性。
第二，制度设计缺陷，养老保障可及性差。1997年7月我国建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模式，运动员的养老保险类比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模式，执行结果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首先，运动员作为特殊人群，他们退役之后身份各异，有国家干部、合同制工人、学生，更多的人处于待业状态，如果将其简单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必然存在因身份差异而导致的待遇不公。其次，那些长期处于待业或就业状态不佳的伤残运动员，很难形成养老金积累。因为现行政策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二是在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并且参加保险缴费期限满15年，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个人缴费满15年。个人缴费年限累计不满15年的，退休后不享受基础养老待遇。竞技体育的特点决定了运动员伤残的不可避免性。伤残不仅发生在运动当期，还发生在延迟性上。延迟性是指运动员的伤残有一定的潜伏期，退役前没有表现出来，退役后，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伤残逐渐表现出来，并且随着身体机能的退化，伤残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显然，这一部分人退役后很难再就业或就业的稳定性差，养老金的缴费年限和累计缴费将无从谈起。再次，目前的养老保险待遇偏低，保障功能有限。按规定，国发[1997]26号文件实施后参加工作的新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为59．2％，其中基础养老金35％，个人账户养老金24．2％。无论是基础养老金，还是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设计作为参保者的养老金替代率，都只是劳动者退出劳动岗位那一时点的替代比例，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退休者的养老金相对收入水平会趋于下降。对于伤病缠身的运动员而言，工作年限短，日常需要耗费大量的医疗费，基本养老金显然不足其用。
第三，制度涉及的对象性问题。首先是制度的指向性。究竟为运动员提供的养老保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制度，还是仅仅作为国家统一制度在体育领域内的运用，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这里涉及到运动员参保时间如何确定的问题，缴费记录是否可被统一制度接受，保险费和保险金如何转移接续?运动员退役后失业或待业的，只要个人愿意继续缴费，是否可以视同缴费年限，领取养老金，该责任又由哪个部门负责?等等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一个相应的政策框架。其次是覆盖范围问题。运动员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是什么呢?目前没有确定。即使我们认定运动员的养老保险应该覆盖所有运动员，而不仅仅是优秀运动员，如何确定运动员的参保条件也是一个问题。有学者指出，运动员在训期间身份较为特殊，有的是国家干部，有的是合同制工人，还有的是学生身份，对其纳入到社会保险体系就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以什么标准界定运动员参保和参保待遇值得考虑。
2、体育保险发展缓慢，养老保险亟待开发
体育保险是指各商业保险公司，按照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原则，为体育运动和体育产业提供的保险。自桑兰、姜涛等事件后，我国已有2万多名运动员自己付费购买了体育保险。但相较于国外成熟发达的体育商业保险，我国目前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相当缓慢。最早提出体育保险设想是在1995年3月，当时11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八届全国政协会议递交提案，要求给那些曾为我国体育事业做出贡献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建立伤残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1996年，香港南华体育会主席洪祖杭先生向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捐款1200万元，用于建立专项保险基金，为国家队运动员进行保险。同年5月30日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设立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体育保险部，作为体育保险的职能部门。闭在国内，体育保险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体育产业保险，一类是运动员保险。从国外的成熟经验看，保险作为一种商业性分摊损失、转移风险的经济手段，能够更好的发挥其经济补偿作用。从我国的情况看，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滞后，体育保险大多还停留在一些传统险种上，缺乏针对性。主要原因在于：
从供给方面看，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体育保险公司，体育保险业务只是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业务的一部分。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发展速度缓慢。表现为对体育保险市场开发的意识不到位、专业性不强、保险产品险种少、条款粗、理赔难、服务差等问题：一是险种少，投保人缺乏选择空间。目前，国内专门的体育保险产品非常少，相关险种只有《综合责任保险》和《意外事故保险》。仅有的险种，也存在费率高、条款缺乏灵活性等问题。生命人寿保险业相关人士表示，国内的体育保险产品大多是公众责任险、人身意外险、财产险的变种组合，养老保险等产品在国内至今还是空白。二是条款粗。由于一些保险公司生搬硬套现有的格式化产品，条款不细，权利和义务规定和体育本身的特点不匹配，保障范围不够全面，难以满足要求。三是缺乏熟悉体育、保险和法律的人才，尤其缺乏精通精算技术、理赔核赔技术及保险公估技术的人才，难于开展业务。四是业务对象过于单一导致逆向选择，业务风险无法分散，使保险费率居高不下，缺乏市场竞争力。
从需求方面看，一是运动员的保险意识仍然不够。长期以来，我国体育实行举国体制，运动员由国家出钱培养，由国家拨发工资，有伤病由国家出钱治疗，养老和转业多由国家负担，各种大型体育赛事的风险也由国家承担，这种隐性的社会保险使体育运动主体缺乏风险意识，有的甚至心存侥幸。二是投保能力不足。投保能力是指体育运动主体客观上有没有能力购买体育保险。总体上看，虽然目前我国体育保险有非常大的潜在需求，但是一般运动员收入水平都不高，难以支付保费，一些俱乐部、运动队及体育企业由于经营和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经济效益不好，也无力为运动员投保。
从外部因素看，一方面，体育保险经纪市场发展滞后。成熟完备的保险市场应包含保险人、中介人和投保人三大主体。体育保险经纪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欧洲已经有了成熟的运动员保险市场，通过经纪公司购买保险的投保人占投保总人数的50％。相比而言，中国的保险经纪市场发育较晚。全国仅有“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一家专业体育保险中介公司，这与我国庞大的运动员保险市场极不协调。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体育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覆盖面窄、比较零散、条款陈旧，和现实脱节且不成体系，严重制约了我国体育保险业的发展。
二、退役运动员养老保障制度的重构
我国运动员平均每年的淘汰率大约为25％，如果恰逢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年，淘汰率甚至会达到或超过40％。每年平均约有2700名运动员退役，运动员的再就业面临走向人才市场和双向选择的问题。考虑到运动员职业是青春的职业，运动员从青少年时期或更年少的时候就进入运动队，这使他们失去了其他获得机会，这些机会成本理应得到补偿。运动员退役养老保险旨在为运动员因职业的特殊风险损失和退役后养老的基本需要给予补偿。
1、强化政府责任，完善制度设计
运动员过去的养老问题由国家和职能部门负担，改革后将运动员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必然的选择。但是，改革的成本不应该完全由退役运动员个人承担。如果将退役运动员养老保险类同职工养老保险，要他们依靠个人账户养老，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的个人账户基本上是空的，这实际上存在一个国家没有对他们付出的贡献做补偿的隐性负债问题。为此，应该由国家通过专项财政支出来填补“空账”。从长远看，需要在制度设计方面更有作为。首先，必须强化政府主导作用，设立专项养老基金。其次，坚持公平性原则，调整和改变“一刀切”的做法，对从事运动强度大、易受伤、对身体健康危害大的运动项目运动员的养老保障作相应的政策倾斜，让他们享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养老保障待遇，这即是对运动员的生存保障，也是对从事高危运动项目的一种激励。再次，坚持统一协调性，政府必须统筹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工伤保险、意外伤害险、医疗保险、福利与优抚问题，促进各项保障功能协调到位。
2、建立多支柱的运动员养老保障体系
考虑到运动员的特殊风险，应该建立一个多支柱的运动员养老保障体系。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各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所遵循的一项共同思路，它既能够减少政府责任，又能够为被保险者提供更全面、更丰厚、也更安全的退休保障。我们认为，我国运动员的养老保障可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运动员补充养老保险、补偿性养老福利金和商业养老保险等四个方面。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由政府从财政中列支，设立运动员保险专项基金，向所有运动员提供，其资金来源于体育事业经费。在缴费年限上可以考虑给予运动员一些特殊权利，如将人队训练时间视同工龄和缴费起点，缩短缴费年限，运动员退役后失业或待业的，只要个人愿意继续缴费，可以视同缴费年限。在给付待遇方面，依贡献不同给予区别：(1)对人队时间较短、运动成绩一般的运动员的给付。从运动员人队当月起，参照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办法计缴，由国家和个人分别按规定比例向个人账户注入基金进行积累，其总额与社会养老保险相当，运动员退役后即可转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2)对有卓越贡献的运动员的给付。这些运动员的养老金给付应不低于伤残或者亡故的赔偿金额。
运动员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类同于企业年金，由国家体育总局设立，向所有运动员提供。采用待遇确定型模式(DB计划)，即运动员将来退休时的待遇水平是预先确定的，等到退休时直接支付养老金。待遇标准因工龄长短与贡献大小而异。替代水平可参照企业年金替代水平的最高限即25％为界。补充养老金主要从福利彩票收入、体育赛事的门票收入、电视转播收入、广告收入、俱乐部冠名权等商业性收人中提取作为保险基金。
补偿性养老福利金。运动训练是一项青春职业，运动员大多数是从少儿时期就开始专业训练，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超负荷的运动训练，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短暂的运动生涯过后，不但留下了不同程度的伤病，还错过了人生的最佳学习时机，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设立养老福利金作为对退役运动员的补偿，是社会对他们的回报，也是党和国家对他们负责和关心爱护的最直接体现。补偿的社会学依据是社会交换理论，其重要特征是用代价和报酬分析社会关系。补偿概念有两点必须明确，其一是补偿不同于奖励，奖励是针对人们的贡献和成绩而做出的，不涉及损失；其二是补偿也不同于单纯的赔偿，赔偿大多是针对损失而言。补偿含有奖励的贡献因素和赔偿的损失因素，是二者的结合形态。问补偿金的给付以工龄为依据，资金来源于运动员培养费，可从中拿出部分作为运动员补偿养老福利金。商业养老保险。在国家社会保障的制度框架下，大力发展体育保险事业，鼓励运动员参加商业保险。国家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如参加养老保险的保险费直接从其个人所得税中扣除，主管部门协助保险公司开发新险种，加强精算，降低保险费率等。就当前而言，鉴于我国保险公司开发的体育保险险种少、费率高、保障范围窄等问题，体育行业可考虑加强行业自保和互助保险。事实上，在桑兰事件后，我国已经建立起运动员的互助保险，但是这一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3、加强体育保险相关法制建设
据2005年全国l％人口抽样调查，我国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口1．4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其中，近60％的老年人口分布在农村。我国将于2010年迎来老年人口的大爆发，老年人口年增长数量将达到800万人以上，到本世纪中期，全国老年人口将达4亿，其人口比重将升至20％以上。并在此高位上持续十年左右。换言之，我国正面临老龄化浪潮汹涌澎湃之势．社会老龄化中的民生问题亦日益凸显。其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最为艰辛，他们中的不少人正在演变为新的贫困群体。
一
与先行的老龄化国家比较，我国进入老龄社会有三大特征：一是时间短、速度快。我国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历程，并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快速推进。二是数量大、延续时间长。我国现有老龄人口已占到世界老龄人口总量的20％强，占亚洲老龄人口的50％，如此庞大的老龄人口的社会还将延续半个多世纪。三是未富先老。欧美国家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0—10000美元时进入老龄社会的，有财力和实力应对人口老化，而我国则是在人均l000美元时就提前迈过了社会老龄化的门槛，老龄社会的不期而至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所有这些特征，在我国现实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村较之城镇表现得更突出、更严峻，也更具危险性。
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人城镇．农村留守人口主要由老人、妇女和儿童组成。据对湖北省若干县的调查，老年人口约占农村留守人口的30％．该比例大大超过我国人口老化的平均水平，使得农村人口老化速度远远快于城镇。加之农村老年人口基数大，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未富先老”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更为突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农村老年贫困问题。五普资料表明，城市老年贫困人口占绝对贫困人口的10％一14％，农村则高达25％一31％。可见，农村人口老化正在滋生着新的贫困群体．该群体不仅随人口增加而扩展，还随其年龄增长而加大贫困的程度。农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农村老年人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他们的生存状况往往被忽视，他们的愿望和呼声往往无处表达．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解决他们的困难应成为整个社会和各级政府必须关注的民生热点和焦点，消除农村老年贫困已成为当今社会反贫困的当务之急。
二
导致农村老年贫困的客观因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
一是劳动参与方式。五普资料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城镇老人占87％，农村占50％：继续参与劳动的老年人为33％。众所周知，由于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我国城镇职工退出劳动力市场后大多都享有养老的社会保障，而农村则因维持着传统的劳动参与方式，没有建立起养老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是通过一家一户的劳动为自己提供收入保障．这种劳动方式没有年龄界限，一般情况下．是否退出劳动只能视家庭经济状况和个人健康条件而定。有调查显示，城镇有七成老人能享受到离退休金，而农村只有4％的老年人拥有离退休金，绝大多数老年人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农业劳动收入的相对低下，刚刚满足温饱的农村家庭及其老年人难以顾及养老积蓄。这使得农村老年人退出劳动的时间更迟．参与劳动的时间更长。尽管现实农村老年人大多拥有承包的土地，从理论上可视为养老保障，但因为老年人丧失的正是劳动能力，加之土地流转难，使其在体力日衰后难以维持老年生活，而更易陷入贫困之中。由此可见，对于步人老年的劳动者而言，因劳动参与方式所导致的城乡差别就是农村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大欠缺。
二是农村养老保障方式。养老保障方式可分为三个层次：社会养老保障、家庭养老保障和自我养老保障前述城乡劳动参与方式不同，决定了现实的中国农村普遍缺乏社会养老保障。而通过储蓄和购买养老保险的自我保障虽然有助于老年生活．但因农村经济条件普遍欠缺，多数农村老人一生无积蓄或储蓄甚少，养老的自我保障仅限于少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村家庭和个人。只有家庭养老保障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农村养老方式的主体。
现实农村的家庭养老是传统养老方式的延续。虽然当前的农村老年人大多属多子女家庭，具有传统意义上养老的家庭人力资源和经济基础，但是．传统的养老方式在急骤的社会变迁中遭受到强烈冲击。这种冲击一方面表现为，家庭的小型化使得老人与已婚子女分家．以及人口流动导致“空巢”家庭大量涌现。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农村家庭养老长期以来完全依赖于个人自觉和风俗道德约束，随着农村代际鸿沟因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差异而加深，老年人的社会和家庭地位被边缘化，加之老年人维权意识淡薄，致使农村歧视老人、不履行赡养义务等问题较突出，虐待、遗弃老年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子女甚至一味将自己的赡养义务推向政府和社会，使得农村“有儿有女的老人不如无儿无女的老人有保障”(“五保”老人可享受社会救济和福利)的现象普遍存在，尊老敬老助老的和谐社会氛围缺失。尽管近年来不少地方启动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因其待遇水平较低．能享受的还只是极少数人，大量老年贫困人口的生活仍然艰难，维系和支持家庭养老已成为农村新的社会问题。
三是农村老年人致贫因素。从个体来看，由于农村养老以家庭为主体，老年贫困首先源于家庭贫困。家庭贫困既可能是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也可能是因家庭劳动力缺乏或家庭成员疾病、生活能力欠缺、婚变以及意外灾害等多种凶素所致。其次。老年贫困源于其自身的衰老和疾病。农村老年人整体生活条件差、医疗水平低，大多数老年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有诸如风湿、类风湿等慢性疾病，或是高血压、心脏病等突发性疾病，体弱多病和生活无依靠，凶病因老致贫成为老年人难以回避的窘境。从所处环境来看，一地农村的贫困会推动青壮年人口的外出，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又阻碍了当地农村致富的步伐，进而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和人口的老化，由此形成了贫困一人口老化一加速贫困和人口老化的怪圈，致使农村的贫困往往与老年人相伴相随。
除了上述客观因素外，导致农村老年人贫困还有着主观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在人口老龄化的初始阶段，各级政府对老龄社会的思想认识和准备都不足，造成农村养老保障机制建立缓慢，导致政府投入少、社会养老起步晚、社会关怀乏力等一系列制度性缺失。即便是已建立的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的投入也严重不足。据调查，在农村，能享受到现有的“五保”供养、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困难救助等方式以维持基本生活的老年人很少，九成的老年人无法通过社会养老渠道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还存在着不少应保未保的“五保”老人，有些地方还在供养标准上大打折扣。
三
毫无疑问，农村人口老化正随时间的推移而加速，尽快消除和杜绝老龄人口贫困化现象的演变和蔓延，已成为各级政府当前应对老龄社会防微杜渐、未雨绸缪的紧迫任务。国际经验表明，政府作为主体介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领域，大都在工业有能力反哺农业的工业化中期。中国现已步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社会发展阶段，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社会条件正在形成。尤其是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断深化中，关注民生已成为政府职责的中心要义，解决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的经济政治基础业已奠定。
从我国人口转变看，当前仍是收获“人口红利”的最佳时期，也是解决农村老年贫困的有利契机。人口研究表明，在人口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的过程中，当出生高峰期人口步入劳动力(国际标准是16—64岁人口)范畴时，人口年龄结构会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即需要赡养的老龄人口少，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经计划生育后也少，社会总抚养系数低，而劳动力资源充沛。由于这种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快速发展最为有利，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创造了最佳人口环境，被称之为“人口红利”，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也得益于该“红利”的收获。据测算．如果维持现有生育水平，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还将持续至2033年．达到高峰12．14亿(注：取人口预测高、中、低三方案的中方案数)。2009年中国社会总抚养系数将降至建国以来的最低点37．82．随着建国后首波出生高峰期人口步入老年阶段，劳动力人口开始萎缩，总抚养系数转而上升，2020年上升至43．06，2050年将高达63．40。即是说，中国“人口红利”最丰厚时期还有十多年，但随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社会抚养系数的逆转上升会随时间推移而加速，届时劳动力资源的竞争优势也将随之弱化。因此，充分利用此时机，通过加快实施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来积累社会财富，应对不断加速和加压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势在必行。
当然，农村老年贫困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性问题，其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难度大，并非能一蹴而就，即便具备了上述有利条件，解除农村老年贫困的工作依然是困难且艰巨的，以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看，完全由国家和集体大包大揽起来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它既需要有长远筹划和部署，又需要有近期的具体措施和安排。
从长远看，关键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最终解决农村的社会养老问题。要从农村实际和农民特点出发，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集体经济承受能力和农民富裕程度制定配套政策和制度，设置多层次保险方式。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一是增加财政资助和法律的强制性，变现有的与商业养老保险并无二致的农村养老制度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于财政支持的力度问题．依据西方的经验，“政府投人多，公平程度不一定高：但政府投入少，公平程度往往偏低。”因而，“低标准、高覆盖”可成为现实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革的原则。二是创新制度设计和增加制度弹性，不仅要改变现行农村养老金偏低无法养老的现象，还要为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对接创造条件。三是拓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渠道。四是在制定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时．要加强对养老保障的关注，促进土地保障向社会养老保障的转换和衔接。如，在依法保护农村老年人的土地承包权、经营权的同时，要依法确定赡养人有义务耕种老年人承包的田地，收益与老年人共享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来源。又如，要妥善解决被征土地的老年人养老问题，确保被征土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长远生计．并将其逐步纳入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
从近期看．关键是探寻多种灵活、有效且又切实可行的措施．遏制住农村老年人贫困势头的蔓延，以杜绝后患：同时，营造出养老敬老的社会文化和氛围，提升社会文明程度。重点工作应从下述三方面着手：
其一，加大农村丰十会救助对老年贫因人口的覆盖和倾斜，逐步建立非缴费性农村老年津贴。事实证明，社会救助足缓解贫困的有效方式之一．即使在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较完善的发达国家，社会救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我国各地陆续出台的农村低保政策已显示出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社会救助的强度。例如，湖北2007年始建的农村低保制度，已有110万农村人口受益。其中，老年贫困人口约10万人(不含“五保”户)。但因其初创，标准偏低，覆盖面窄，仍难以解决农村养老中的贫困问题。加大农村养老的社会救助无疑是解决当前老年贫困的有效途径，但是，如何建立长效的养老救助制度，如何将老年贫困纳入到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之中，应该成为当前有条件的农村地方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予以试点和尝试。建议将农村养老救助制度逐步转变为非缴费性的老年津贴。所谓非缴费性养老津贴．是相对于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缴费为资格而言的，农村养老社会救助制度则是建立在以实际收入来界定资格的基础之上。如对年满65岁以上的农村居民，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老年津贴标准(可以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为参照)，便可从当地政府领取养老津贴，以实现老有所养，缓解现实的老年贫困问题。
另外，以社会公平理念论，由于人口控制直接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计划生育户的老年人是最该享受社会求助的群体。尽管我国已经实行了“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夫妇一方或双方年满60周岁时，可领到每人每年600元的养老扶助资金，但这与他们所作的贡献相比是不相称的，尤其是那些因缺少劳力而陷于生活窘境的家庭，该奖励就更显得杯水车薪了。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的水平应随经济社会发展和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变化而逐步提高，计划生育户的老年人还应该可以同时享受老年津贴。
全县学校灾后重建共规划建设项目32个，其中，新建学校6所，部分新建学校26所,新征用地411亩，总建筑面积23万余平方米，争取各类灾后重建专项资金投入7亿余元。
目前，灾后重建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一是全县32个灾后重建项目已全部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先后进入装饰和总平施工。7月中旬将对银都学校、安仁镇学校建设项目进行竣工验收。至8月底，其余灾后建设项目将陆续完成并移交使用，按建设进度要求，全县学生将于9月份顺利搬入永久性校舍学习。二是校舍维修加固工作已于3月底全面完成，共计维修加固校舍12万平方米。三是抢抓灾后重建的发展机遇，积极争取了中央、省、市教育教学设备重置资金5000余万元，对全县学校进行现代教育教学设施、设备配置。目前已进入政府采购程序，预计在12月底前全面完成全县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设备重置。灾后重建完成后，将极大地改善全县学校办学条件，提高现代教育技术水平，为我县推进教育信息化、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统筹城乡措施有力
半年来，县教育局认真贯彻落实县委统筹城乡发展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积极增添举措，不断推进城乡教育协调均衡发展。
一是科学调整城乡学校布局。在学校灾后建设项目规划中，按照统筹城乡教育规划、满足学生就近入学和“高中进城、初中进镇、小学相对集中”的原则，进一步整合优化全县教育资源，科学合理地调整农村学校布局，将现有的50所公办中小学、幼儿园调整为42所，并在全市今年率先全面消除村小。
二是积极推进城乡教育现代化。不断加大对农村学校现代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的配置力度，优先满足农村学校。特别是进一步加强了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积极实施了农村学校教育网络、优质课程资源和教育信息技术应用满覆盖，努力实现农村学校现代远程教育“班班通，堂堂用”。
三是着力实施“以城带乡”举措。积极推行了城乡学校结对帮扶，启动了成华、大邑“城乡学校互动发展联盟”，成华区28所优质学校采用对口帮扶和捆绑发展形式，对我县23所中小学进行扶持。同时，石室中学对口帮扶安仁中学、市工业学校对口帮扶县职高，将经过三年的努力，在全县形成优质教育资源全域覆盖，全面提升城乡教育发展水平，实现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均衡的新格局。为此，县教育局又对全县42所中小学、幼儿园分别实行了“对口帮扶”、“捆绑发展”模式，结对学校时间为3年，并对城乡结对学校在结对期间实行互动管理、捆绑考核的评价制度，以此扶持农村薄弱学校，促进城乡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同步提高。
四是扎实推进农村幼儿园标准化建设。积极争取易安信公司捐资7.5万美元用于安仁镇幼儿园的标标准化建设，该项目于4月20日进场施工，预计于9月20日竣工交付使用。同时积极做好金星、出江、雾山幼儿园的标准化建设工作，3所幼儿园预计将于七月底开工。县教育局将以此为试点，不断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全面推进我县农村幼儿园标准化建设，以此促进城乡幼儿教育均衡发展。
五是努力解决农村教师住房困难问题。积极采取教师住房团购及教师周转房建设两种形式，努力解决665名农村教师的住房困难问题，保障全县教师队伍稳定。上半年，投资3150万元启动了教师周转房建设，拟在全县6个点位，相对集中建设教师周转房450套，每套35㎡，预计将于7月底开标。同时，已有200余名教师向团购房提供方“凯西祥荣”房产公司递交了定金，其中100余名教师签订了购房合同，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三、教育质量显著提高
继续着力实施了“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程”和“学校科学管理工程”，建立完善了全县学校教学质量管理督查机制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推行了普通高中教学质量量化考核制度，层层落实了从局班子成员到学校教研组、科任教师等相关人员的教学质量责任制。不断推进全县学校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制定实施了《学校科学管理评价细则及操作办法》，建立了学校管理信息统计档案，全面推行精细化管理举措，完成了新一轮的学校管理常规督查，在全县学校形成了抓管理、重质量的良好氛围。
**年，我县高考成绩再创新高，专科一次上线1896人，本科一次上线834人（不含艺体飞双上线的87人），全县理科最高分608分、文科最高分613分。我县**年普通高考本科上线率较去年大幅度增加，在全县参考学生数较2008年减少130人的情况下，本科一次上线人数突破800人，较2008年增加增长13.9％；文科本科一次上线较2008年增长61.5％，提高幅度较大；同时，在不包含艺体飞上线人数的情况下，全县同龄人口上线率达16%，万人上线率达到16.7，进入郊县前列。
四、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继续大力实施了“教师素质能力提升工程”，着力推进干部教师专业化成长的目标。
一是在干部队伍建设中，精心组织全县近50名中小学校长参加了全市“千名校长大练兵”，举办了校长练兵县级论文答辩活动，对全县46名教导主任开展了业务培训，促进了学校干部队伍教育观念、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时，自今年以来，县教育局将“校长上课”、“校长参加科研”两项作为硬性要求予以落实，进一步强化校长的实干意识，培养专业型干部队伍。
二是在教师队伍建设中，继续着力实施“教师素质能力提升三大计划”。上半年，新招聘了100名教师充实到全县各校，对近年招聘的281名新教师进行了跟踪指导，在全县3000多教师中启动了新一轮的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教师轮训、骨干教师培训、教师教育教学技能测试等参训教师达1467人，组织教师参加国家、省、市级赛课展示、教学研讨、学科培训活动达500余人次，成效显著。同时，在全县分校、区、县三级，组织全县中小学2360名教师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教师课堂教学大比武”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全县教师的整体专业素质。
五、德育工作突出实效
不断强化德育为首、全面育人的教育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努力促进全县学生健康成长。今年以来，不断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完善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制度，积极加强学校心理咨询室的建设，安仁镇学校、东街小学、银都学校等5所学校被评为市级心理健康实验校。同时，扎实开展了学生考前心理专题辅导20余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送教下乡活动10余次；在全县学校组织开展了争优评优活动，共推荐评选出省、市、县三好学生170余名，省、市优秀学生干部80余名，省、市先进班集体70余个。成功举办了全县第21届中小学生艺术节。继续广泛组织开展了“爱的书库”、“爱心包裹”、“环保教育”、“唐仲英爱心奖学金”等各类德育主题活动，特别是组织开展了全县教育系统为安仁镇学校患病学生王世豪爱心捐款活动，共募集捐款近10万元，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赞扬。
六、教育惠民成效显著
县教育局坚持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认真贯彻落实各项教育惠民措施，积极部署实施职教三年攻坚，大力开展成人教育，全面推进教育资助工作，成效明显。
一是职业教育扎实推进。上半年，全面启动了县职业教育中心1.8万平方米的二期工程建设；先后选派了1名教师出国培训和近70人次的教师参加了电子等专业的国家、省、市级骨干培训；在机械等骨干专业中全面实施了项目教学法，积极推进校企合作、产教结合、工学交替的职教办学模式，促进“消费型实训”向“生产型实训”转变，有力提高了学生的操作技能和顶岗能力。**年成都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中，我县参赛队共获得6个团体奖，25个个人奖，创造了获奖项目、人次最多的好成绩。同时，全县职业教育专业建设能力不断提高，机械加工技术专业已申报为省级重点专业并经专家组初审通过。
二是成人教育稳步发展。半年来，完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17495人，推荐就业367人；针对企业员工、失地农民等开展技能培训5889人，创业培训174人；按照市教育局要求和标准，积极打造韩场兰田社区、安仁金井社区、韩场正福社区、安仁五显社区、晋原镇红光社区、鹤鸣仙鹤社区等6个社区工作站为规范化社区教育工作站并组织上报，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 竞技体育 终身教育园区 环境研究
现代竞技体育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作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认识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重要性，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已成为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生物体或群体以外的空间，以及直接或间接影响该生物体或群体生存与活动的外部条件的总和。环境是一个相对概念，是相对于一定的主体而存在的，主体不同，环境的内涵也不相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终身教育园区的环境，主要是指在教育园区这个特定的范围内，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有关联的周围空间的总和。而打造和构筑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终身教育园区首先要考虑的环境因素有管理运行机制、教练员队伍等因素来分析。
一、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主要有国家队、业余体校、体校和青少年俱乐部等培养模式。我们也可以把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分为集中型和合作型。集中型的培养模式主要是指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训练和学习在一个制度的管理下，集中学习文化知识和训练。国家队、业余体校、体校或青少年俱乐部安排专职的教练员和文化课老师，对后备人才进行训练指导和文化知识的教学。合作型的培养模式是指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训练和学习文化知识分开，业余体校、体校和青少年俱乐部主要负责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训练，国家的教育系统负责他们的文化课学习，他们相互合作，共同合作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二、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文化教育与专业训练比重失调
于爱军在其研究中指出：山东省体育运动学校中96.35%的学生学习成绩与同龄普通学校学生相比，处于及格线以下，仅有3.65%的学生学习成绩位于及格线上；重点业余体校中91.19%的学生学习成绩位于及格线以下，7.67%的学生学习成绩位于及格线以上，1.14%的学生学习成绩处于良好的水平[1]。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文化素养是后备人才的薄弱环节，国家竞技体育的发展战略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竞技体育全运战略的实施，为了确保金牌，运动员的训练时间越来越长，那么必然导致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越来越短，有时甚至全天候的训练和比赛，就没有时间去学习文化知识，再加上一些运动员学习文化知识的积极性不高，所以导致现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而这些运动员再升学或就业的渠道也会比较狭窄。
（二）训练科学化程度不高
优秀运动员的成才历程一般需要6-10年，只有具有“天赋”的运动员才能最终攀登上世界体坛的高峰，正如人们所说，“选材的成功意味着训练成功的一半”，后备人才的遴选也因此显得格外重要。后备人才的训练处于运动员多年训练的基础训练阶段，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大部分的竞技体校、运动学校都采取早操训练、下午半天训练，专业运动员甚至是全天训练，这种训练体制不仅造成了运动员的身心疲惫，同时也让教练员缺乏足够的时间总结训练过程的不足，从而不能有效的调整训练计划，导致训练的科学化程度不高。“时间战”“消耗战”所引起的运动员运动生涯“早逝”和不暇顾及其它的现象，极大的阻碍了人们加入竞技体育的热情，造成后备人才的严重不足[2]。
（三）缺乏长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体制
运动员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直接担负着攀登世界竞技体育高峰的重任和为国争光的艰巨使命，体现了独特而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是国家的宝贵财富[3]。
我国运动员人才梯队培养金字塔结构包括基础训练阶段、初级训练阶段、中级训练阶段和高级训练阶段。以体委系统为主的青少儿竞技训练积极构建全国性网络的基础塔座的同时，教育系统的业余训练也开始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业余训练发展为各类体校、传统体育项目学校和体育后备人才试点学校以及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等几种形式，构成了我国竞技运动后备人才培养的常规模式[4]。
由于历史形成的制度障碍，运动员文化教育与体育训练分离的现象依然显著。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文化教育问题依然缺乏长远有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教练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余万斌的调查中300名教练员，大专以上学历的教练员占总人数的62.3%，中专学历以下的教练员占总人数的37.7%；王万莉的调查中：河南省学校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教练队伍96%是本科以下学历，运动经历参差不齐，教练员训练计划的科学性不够，学校带队教练员约80%没有制定科学、详细的训练计划，随意性较强[5]。现实呈现出我国体育教练员队伍文化水平和职称水平偏低，教练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三、打造和构筑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终身教育园区环境的措施
（一）完善文化教育与专业训练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优秀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不仅要有优异的运动成绩，还要有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知识水平。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就要树立文化学习与技术训练并重的观念，思想上提高对文化教育和技术训练结合重要性的认识，并贯彻到实际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充分利用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各自的优势资源，共同制定针对“体教结合”的优惠政策，推动体教结合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给后备人才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加强对运动员的管理，帮助运动员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二）提高训练的科学化程度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作为基础训练，其总任务是围绕未来高水平专项技能的需要发展一般运动能力和专项运动能力。在这一阶段中，首要的具体任务是发展运动员的协调能力和基本运动技能，学习掌握多种运动项目的基本技术。同时通过练习和参加初级的比赛培养运动员的一般心理素质，并相应的发展基本的运动素质，注重协调能力的发展。
在发展各种运动素质的训练内容配置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应该按照柔韧――有氧耐力及反应速度――最大力量、无氧耐力及力量耐力的顺序予以安排。安排参加基础训练的少年儿童的训练负荷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三）完善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
运动员作为特殊的群体，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周期长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点，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与此相符的社会保障体系[2]。我们应从社会保险、伤残保险、就业安置以及福利与优抚等方面保障运动员的社会保障福利，从而充分调动优秀运动员训练和竞赛的积极性，促进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四）完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教练员队伍整体素质
教练员作为竟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根基，是运动员训练过程的控制者，是运动员训练计划、训练目标、训练方法、训练内客的制定与实施者[6]。教练员的自身素质和执教水平影响后备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益，在教练员的选拔上要严格，不仅考虑教练员的文化知识水平，还要参考教练员的实际训练经验，选择最优秀的专业训练教练承担培养任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督促教练员学习先进的、科学的训练手段和方法。同时要制定对教练员进行科学管理、考核的制度，督促教练员队伍对后备体育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和科学性；增加教练员队伍的人才流动，确保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科学成长。
参考文献：
[1] 于爱军.山东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及发展模式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10.
[2] 张凤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的现状分析及对策[J].体育与科学.2008（29）：69-71.
[3] 家体育总局.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Z].体人字[2010]214号.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骋谖闯赡耆丝诩虻R虼耍疾炷炅浣峁沟谋浠肷缁峋梅⒄怪涞墓叵凳且恢指畈愦蔚难芯浚崾刮颐悄芨既返匕盐杖丝诒涠蜕缁峋梅⒄怪涞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0～14岁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龄中位数20岁以下20～30岁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汀H嗣嵌阅壳白芎蜕实乃街谒捣诅。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银行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1982=68.0
2100=81.0
男70.5(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2000=80.0
男69.0(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2000年2025年2050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0+65+60+65+60+65+
(1)联合国(中方案)1.270.852.701.85----
(2)世界银行1.370.953.202.103.61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1.320.922.731.883.3～4.22.84
(4)宋健等--0.94--2.21--4.05
(5)杜鹏(方案一)1.280.872.801.834.123.07
(6)于学军1.290.882.731.883.84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丝诶狭浠讨欣夏耆丝诘奶氐慵坝纱瞬亩陨缁峋玫挠跋於蓟嵊兴浠馐侨丝诶狭浠讨幸酝幢还惴喝鲜兜牧硪桓鲋匾矫妗U饫锝擞玫谌⑺拇稳丝谄詹槭荻灾泄夏耆丝诘母婀婺：透媛式蟹治觥＃?）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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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占人口的一半，在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事务管理中发挥着半边天的力量。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镇党委、镇政府充分认识到搞好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性，把妇女儿童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并于95年专门成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指导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开展工作，具体做到：
1、目标明确。根据我镇《“*五”规划》中提出的到*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我们在制订全镇妇女儿童发展规划时，着眼21世纪，立足高起点、高要求、高标准，提出到*年全镇妇女儿童工作实现基础教育现代化、妇幼卫生现代化、妇女儿童生存保护、发展的社会环境全方位优化，妇女儿童发展创苏州市级领先地位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我们把《规划》指标具体分解落实到各个部门，实行目标管理。
2、工作网络健全。建立健全工作网络是实施《规划》的基础和保证。我们利用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这一重要机构，缔结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立体化工作网络。在横向上，吸纳了*个党政职能部门参加，加大了领导协调工作力度。在纵向上从镇到各村均建立了有主要领导参与的妇女儿童工作领导机构，实行一级对一级负责制度。
3、工作制度到位。妇女儿童工作涉及到许多部门，为使整个工作规范有序，我们制订了严格的工作运行机制，各项制度相继出台，形成了“政策推动，目标管理，示范带动，表彰激励，现场办公”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使妇女儿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4、资金保证。镇领导高度重视妇女儿童工作，加大对妇女儿童生存发展环境的资金投入。从“*五”期间，投资*多万元改善办学条件，易地新建了*小学、*幼儿园、*小学、*中学，高标准改造了*中学；投资*多万元改善妇幼卫生条件，易地重建*卫生院，投资*多万元改善妇女儿童生存环境，用于道路硬化、绿化；投资*多万元改善妇女儿童文化生活环境，新建了*游泳池和*少年文化宫。
5、宣传教育广泛。为推动全社会树立男女平等意识和“爱护儿童、教育儿童、为儿童办实事”的公民意识，形成实施妇女儿童规划的良好舆论氛围，我们利用黑板、广播、橱窗等渠道开展宣传活动。每年至少举办黑板报联展3期以上，开展宣传咨询一条街活动2次以上，开展《两规》、《两法》、维权等培训班4期以上，从而优化了妇女儿童发展的社会环境。
二、各方配合，齐心协力是实施妇女儿童规划的坚实基础。
妇女儿童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许多部门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工作中，我们通过各方面配合，齐心协力，强化了妇女儿童工作的政府行为，量化了妇女儿童发展目标，优化了妇女儿童生存环境，形成了“党委重视，政府统筹，妇联牵头，部门负责，社会支持，群众参与”的工作局面。
以党政和机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核心的领导队伍，每年至少召开2次以上专题会议，围绕《规划》的各项指标，专门研究部署实施计划，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妇女儿童工作目标。
以教育、幼教、卫生、家庭教育等主要条线为主体的科研队伍，围绕妇女儿童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课题研究。几年中，围绕下岗女工再就业、妇幼卫生保健模式、0-3岁儿童保教工作、双休日及寒暑假小学生管理、儿童心理素质、家庭教育等课题开展课题研究，取得了明显成效，有100多篇论文在*市、*省、全国发表、获奖。
以各业务部门、业务骨干为主体的管理和操作队伍，围绕党委、政府下达的各项指标，制订实施方案。教育部门围绕儿童教育方面的指标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工程。学校九年制义务教学人口覆盖率达100%，小学、初中入学率在100%，学前三年教育普及率达100%。全镇创建成江苏省教育现代化先进乡镇。中心幼儿园被授予苏州市示范幼儿园，*中学被评为江苏省重点中学。*卫生院认真贯彻实施《母婴保健法》，在新增添了一批新生儿保健设备和孕产妇休养设备的基础上，创建成爱婴医院。卫生防疫部门每年都要对厂、校医、保健教师进行业务培训。妇联、计生办每年组织妇女进行妇女病普查普治。并在全镇普遍实行婚前、孕产期知识培训、婚前体检、孕产妇随访、更年期培训等。妇保所积极推广儿童免疫接种，建立了免疫接种档案，儿童的“四苗”普及率达100%。镇爱卫办努力改善妇女儿童的生存环境。截止*年年底，*个行政村，村村创建成省级卫生村。每村享有安全饮用水人口覆盖率达100%，改水受益100%，改厕率达100%。并在创建成*卫生镇的基础上，创建成“*卫生镇”、“*先进镇”。文化广电站积极加强文化市场管理，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司法、法律服务所、派出所等继续加大对严重侵犯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加强了对舞厅、茶座等一些娱乐场所的管理。妇联、司法、老龄委、关工委等部门联合开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并积极为妇女儿童提供各类法律咨询、法律帮助；镇关工委组织发动全镇退休教师发挥余热，关心、支持少儿事业，成立家庭辅导站，免费为学生指导功课，并积极参与办好家长学校的工作。民政办、社保所等部门开展好扶贫帮困工作和女职工社会保险、生育保险等。
三、突出重点，解决难题是实施妇女儿童规划的重要环节。
随着形势的发展，妇女儿童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我镇不断加大力度，解决妇女儿童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以推进妇女儿童规划的实施。
一是切实加强下岗女工再就业工作。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女工因优化组合而下岗在家，妇女就业问题日渐突出，我镇妇儿工委面对这一新形势，分析了女工下岗越多，待岗时间越长，对自身、对家庭、对社会将造成的不稳定危害后，迅速召开了妇儿工委工作会议，及时研究对策，开发潜藏的岗位，促使更多的女工上岗再就业。我们首先在全镇范围内开展调查摸底，建档立卡，做到心中有数。制订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鼓励下岗女工失岗不失志，找准机会第二次起跑。至98年至今，我们免费开办技能培训班7期，培训人次达300多人次，拓展家政服务项目15项，使123人重新上了岗，上岗率达85.3%。“*五”期间，全镇女职工8330人，占职工总数的70%，女性就业领域不断扩大。
二是加强新经济组织中的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我们在注重加强企业改制过程中女职工权益维护工作的同时，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新经济组织中的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情况及时进行检查，及时督促解决严重侵犯妇女权益的问题。对这些组织中的女职工职业培训，男女公平、公正、公开再就业机会和合理的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等都进行监察，督促企业自觉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对侵犯女职工权益，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忽视五期保护等问题的，予以了严肃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