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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述
2、提纲
3、要求
4、范例
二、论文
1、论文内容
1) 引论
2) 理论概述
3) 研究方法
4) 个案研究
5) 分析讨论
6) 结论
2、论文形式
1) 语言
2) 论文各部分的顺序
3) 引文形式
4) 字数要求
5) 定义
6) 图表
3、排版格式
1) 封面
2) 格式
三、附录
附录1- 开题报告范例
附录2- 引文范例
附录3- 参考文献范例
附录4- 封面范例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Necessit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Saying
Composition" Writing Teaching in College English
HUANG Mei, LI Yunhui
(Xingzhi College, 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uzhou, Jiangxi, 344200)
Abstract Writ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llege English. Though the importance of writing has been realized increasingly, the actual writing result is not satisfactory.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n several major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thesis will analyze the necessity of a writing teaching method which is named "saying composition" in theory, and several questions in usage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Key words saying composition; college English; the teaching of writing; necessity; question
“说作文”，就是在课堂写作教学中，教师指导学生先进行口述后形成文字的写作教学方法，通过调动师生的听、说、思、行、看、读、写等多种因素相结合的互动效应，进而形成的既有教师的积极介入，又有学生的主动习作的先说后写，以说，写后再说，说写结合的写作教学方法。注重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构思活动，强调写作过程与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批判思维能力之间的关联，是“说作文”写作教学法的核心思想。①在我国，英语写作一直是英语教学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说作文”法就是力图让学生在写作观念上发生彻底转变，使他们能够以一种新的认识来看待大学英语写作。
1 写作教学的发展现状
笔者认为当前国内外几种主要的英语写作教学法均有不足之处，这也是笔者提出“说作文”法的初衷。自1997年6月以来，在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中开始实施“作文最低分”制计算CET考试成绩。②然而笔者发现，在当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仍存在着不少问题：教学上的应试教育严重；过于重视学生的写作“一次性成品”，而忽略学生所需要的帮助和情感因素；学生存有心理障碍和畏难情绪，汉语思维表达现象严重。③
（1）成品写作教学法强调写作的结果，容易忽视学生如何学习写作，忽视学生自己创作的主动性，把错误看作敌人以至于使学生害怕犯错误。（2）过程写作教学法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对写作过程进行必要的指导。如果教师不给学生提供足够的标准范文，将使得使用人工辅助语言的时期延长。同时忽视对写作原则和技巧的系统学习，一旦缺乏有效的引导，学生会失去写作的目标。（3）体裁教学法是随体裁理论的发展而出现的，但存在教学方法呆板、枯燥，忽视创造性的语言操练活动，学生难以掌握所有体裁的种类等不足。（4）过程体裁教学法是Badger和White在成品教学法、过程教学法和体裁教学法的基础上提出，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可操作的写作步骤。特定的体裁，特定的语篇对学生实际写作能力的运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就学生写作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学生综合思维能力的提高都不利。（5）王初明的“写长法”。提倡“以写促学”，主张通过加大语言运用量，促使学生的外语能力向运用层面高效转化。④但该法所导致的结果很可能与其所要达到的目标要求相反。对英语基础不扎实的学生而言，写作本身已是令人头疼的事，兴趣没有提高的话，再让他们将作文写长，结果可想而知。（6）“体验英语写作”。该法试图通过自然学习法则的应用解决写作教学过程中“如何启迪思维，如何创新写作”两大主要矛盾，以帮助写作者完成从“痛苦写作―快乐写作―学术写作”这样一种发展模式。⑤该法设计方案详尽具体，操作程序复杂。如果在普通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普遍推广，很可能将使学生回到“痛苦写作”的境地。2010年杨永林在“体验式”语言教学理论的指导下，又将其发展为“以读促写，以写促读”的写作教学新模式。⑥
凡此种种，均缺乏对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视。培养学生逻辑和批判思维能力，则是“说作文”法的核心。
2 “说作文”需注意的问题
“说作文”写作教学方法，是在借鉴和反思Krashen的语言输入理论和奥苏贝尔德有意义言语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将学生“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能力和要求紧紧围绕“思”来进行，致力于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发展。当然，笔者此文提出的“说作文”写作教学法，对当前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不能说是包治百病，其自身也有不少需注意的问题。
2.1 把握基本原则
（1）激发兴趣原则。学生最有效的直接动机就是希望得到教师的赞赏，赞赏是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添加剂。（2）主体性原则。教师要调动每一位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其主体意识，让学生大胆地尝试，放手让学生评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3）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说者不仅要说清其写作构想，还要说清其写作构想的理论与实际方面的依据，将写作理论与写作实践结合起来。（4）循序渐进原则。宜采取“小步调”的办法，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步发展。
2.2 关注课堂管理
教师应注意控制课堂，尽量给每个学生都有说的机会。同时注意调控学生说的内容的可行性，避免部分学生有意起哄。师生在评说学生说的内容时，应尽可能多的鼓励，提一定的参考意见，切忌完全否定。同时评说应先从词句入手，然后是立意，结构等，由易到难，使学生意识和掌握写作的基本方法。
2.3 合理进行评价
以学生字词句等方面的准确度，以及写作的非智力因素是否得到强化为评价依据。采用总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相结合，对学生写作能力形成的各个阶段进行评价，随时随地进行，同时实施同伴互评等评价方式。学习者的情感态度没有好坏之分，注重学生的情感态度是语言习得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⑦
从一定程度上讲，“说作文”写作教学法还有待完善，但值得肯定的是，“说作文”法将使学习者和教师对大学英语写作有一种新的认识，使学生逐渐喜欢上写作，对提高大学英语写作的效果也有一定的帮助。
注释
① 李云辉.大学英语“说作文”写作教学方法初探[J].中国农业教育,2010(6).
② 刘宽平等.提高中国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有效途径[J].外语教学,2003(6).
③ 蔡慧萍,方琰.英语写作教学现状调查与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9).
④ 王初明.外语写长法[J].中国外语,2005(1).
【中图分类号】 G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3）01（a）-0038-01
1 英文影视资料应用的积极作用
英文影视资料内容丰富，文化特色突出，语料真实，贴近学生生活，是英语教学的好帮手，不仅可以使学生置身于英语环境，加深对语言的理解和认识。还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交往礼仪等文化内涵，是学生学习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的有效途径。
1.1 提供真实的语言场景
任何交际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场合中发生的，而电影展现交际场景的真实性（龙千红，2003）。电影故事情节取材于生活，其中的场景，道具及其他方面都充分展示生活的真实。因此。看电影时，学生有亲临其境的感觉，这等于把语言学习放在真实的交际情景中进行，无疑使语言学习十分真实自然。经常看英语电影，学生就会逐渐地学会在不同情景中得体地使用语言。此外。电影作为动感的可视媒体，使学生在观看影片过程中不仅能听到人物的对白，而且能看到背景画面，演员的动作，表情，着装等超语言线索，可以更容易，更准确地理解语言和阐释影片。
1.2 传递丰富的文化知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习一门语言也在学习一种文化（胡文仲，1989）。作为沟通中西方文化便捷的桥梁，英文影视资料浓郁的文化特色，向观众传递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通过对电彩情节故事的了解、经典台词的学习，可以挖掘出它们所反映的社会习俗、交际方式、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价值观念、艺术传统等与东方不同的文化内容。C.克拉姆（1999）曾指出：文化氛围始终存在于外语学习的背后，即使优秀语言者的交际能力也可能因文化原因受到限制，他们对周围事物的了解也可能因而产生障碍。学习英语的过程也是文化习得的过程，越是深入了解英美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越能正确理解和使用英语。
1.3 提高全面发展的能力
根据认知主义学习理论，言语学习的主题输入强于单一的视觉或听觉输入，尤其是采用英语电影主体语言教学，其优势比较明显，有利于语言教学的多方位立体输入，突出重点，以此促进学生听说读写全面发展。（李萌涛，2006）英语电影有声有色，声色并茂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引起学生的新奇感、注意力和求知欲，并能在教师的引导下获得知识，取得进步。现代教学的实践证明：学生获得知识若仅靠听觉，3小时后仅保持70%，3天后降为10%；单用视觉，3小时后保持72%，3天后降为20%；如果视听并用，3小时后保持85%，3天后降为65%。（杨明，1999）由此可见，在高职院校利用英语电影教学是最能提高学生效率的一种教学手段。让学生视觉、听觉都参与言语实践，对知识掌握更加牢固，其中变化的情景和言语实践活动可以直接或间接的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的能力。
2 英文影视资料应用存在的问题
2.1 语言难、过于耗费精力
电影教学过于费力，这是难以普及的重要原因。电影教学之难表现在：首先，电影语言本身难。电影语言是十分接近生活的自然语言。语速快、1：3语表达方式丰富。其次，电影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时一部电影的主题非常分明.但人物的对话内容却十分宽泛，而且电影中的人物众多。谈话内容各异。教学环节上，大多数情况是课前师生都没有充分准备。从头放到尾，中间没有讲解。所以导致学生有许多消极反应。反而更倾向于选择传统的教学方式。
2.2 学生不重视
对有些学生来说，就最迫切的目标就是通过考试，认为口头表达没有语法知识重要。上课时如果教师又毫无指导说明，学生根本听不懂语速如此快的英语对白。严重挫伤了学习的自信心。听不懂时就会产生焦虑，最终导致恶性循环，因此没有教学目的和安排的电影欣赏是毫无意义的。
2.3 缺乏影视英语教学课时安排的合理性
当前各高校分配给大学英语的教学时数相当有限，而且大部分课时是用于阅读课，用于专门训练听说的课时少之又少。这种情况严重地制约了电影课的普遍开设。虽然目前高校都配备多媒体教室，但由于扩招导致学生人数增多，多媒体教室的发展赶不上学生人数的增长，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英语电影在听说教学中的运用。
2.4 缺乏一套权威性的教材
从教辅市场上同类书籍的状况来看，在全国不同省市100多种英语教材近1000种版本中。影视英语类教材有IO多种，但是以欣赏、注释、参考类居多。缺乏一定的系统性、权威性。目前此领域尚属空白，急需专家、学者研发出科学、系统的教材.以便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可想而知，教师没有教材的指向性。其课前的备课工作量是巨大的，更何况大部分教师不只担任一门课程，时间、精力都受到了限制。
3 解决办法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建议合理安排影片在听说课上的时间，结合课文主题引入电影资源，如Hobbies用《憨豆先生》，Success用《阿甘正传》，Travelling用《走遍美国》，Natural Environment用《狮子王》，Women用《时尚女魔头》等等。如此说中有看，看中有听，听中有写，互相作用，非常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参考文献
[1] C・克拉姆契.语言教学的环境与文化[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 胡文仲.英语学习的教与学[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中图分类号：G649.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2-0161-02
一、德国公立大学外语系简介
与国人熟悉的美国高校情况不同，德国的高校以公立为主，各高校之间的综合学术水平差距也不大（一些高校会因某个领域的领先研究水平而出名）。德国的高校基本上都设有外语系与国内一样，外语系会设有德语专业，英语专业，法语专业等欧洲“大语种”系个别大学还设有中文专业（例如北威州的波鸿大学）及一些“小语种”专业。与国内不同之处是，德国的外语系还专门设有独立的语言学专业及文学专业，即Allgemeine Sprachwissenschaft（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及Allgemeine Literaturwissenschaft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不分语种，目的旨在加强各语种的基础理论及对比研究与国内高校普遍设置大学英语教学部不同的是，德国高校的英语专业并不给在校非语言类专业的大学生继续提供英语语言的培训课程。但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有些大学的英语专业设有面向经济类学生的经济英语课程。课程类型为小班练习课，着重培养学生阅读经济类英语文章（例如摘选自“The Economist”的文章）的能力。自2003/2004冬季学期始，德国各高校为与国际接轨，陆续推出了本科学位与硕士学位的分离式学制，德国公立大学的英语专业也因此改设学士学位及硕士学位。教育学硕士学位（Master of Education）旨在培养中小学及职校英语教师。改制后，德国大学英语专业的教育学硕士论文的写作及口头答辩取代了第一次国家考试，但进入职场后的准老师们仍需在一至两年的实习期结束后，再参加第二次国家考试，通过后，方可成为正式教师。英语语言与文学专业（Master of Arts“English and American Studies”）的硕士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则为媒体业、公共行政事业部门、公司的人事部门等等。也有极少数学生会进一步升造读博士，做研究。本科学位的学制为三至四年，需写本科学位论文。硕士学位的修读时间理论上为两年，包括硕士论文的写作时间，德语和英语同属印欧语系的西日耳曼语系。正因为这种语言上的渊源关系，德国国民普遍英语程度较高，一般的老百姓都能讲一些简单的英语日常用语，更不要说在文理中学已修过两门二外的中学毕业生了，基于德国大学的办学理念以及外语系入学学生的英语水平，德国大学的英语专业在课程设置及相关教材的选用方面与国内英语专业有着很大的不同。
二、德国公立大学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及相关教材的选用
1.课程设置特色及其选用的教材。德国公立大学英语专业课程的设置与国内的大不相同。总而言之，专业知识课程所占比重达到80%左右，而语言技能课只占20%左右。改制后的德国公立大学的英语专业仍覆盖传统的三个学科方向，即语言学，文学与文化，二语教学。学生一入学即进入专业知识的学习。德国公立大学英语专业的课程一般分为四个领域，即文学，文化类（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语文学，美英文化研究）课程，语言学类（主要为理论语言学）课程，二语教学类课程（second-language teaching）以及英语语言技能的培训课程（English language courses）。课程类型多样，有初级研讨课、大型讲座课、研讨课及小班练习课。在本科生阶段，文学类课程设有基础理论课程：文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studies），主要教授研究文学作品时常用的一些理论分析方法并配有典型实例，为必修课（又叫核心课程）。必修课还设有英国文学作品选读及美国文学作品选读课程，使用教材通常为“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English”，以及“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文化类课程内容丰富。如开有：“The Modal Minorities in America”，或“Americans in Paris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等课程。文化类课程所使用的教材一般包括英语原版小说，以及相关的英语文献，主讲教师的研究成果等。而每学期老师所开的文化类课程都有可能不同。语言类课程的必修课设有“语言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主要是让学生对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内容及基本知识有所了解.所用教材通常为Victoria Fromkin等所著的“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总结德国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的特点就是：循序渐进，由易到难。课程丰富多样，相辅相成。重视基础理论学习，以及对基本概念的理解。着重培养学生的分析，研究，思辨能力。
2.举例说明其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在本科生阶段，为完成学位所要求的学分，学生所上的必修课远多于选修课。在研究生阶段，则选修课远多于必修课。道理很简单，本科生阶段的课程设置应重视学生对基本概念的掌握与理解。必修课旨在培养学生扎实的基本功。例如：在大一的第一学期，学生会被强烈推荐优先修完必修课“语言学导论”，为的是让学生对语音学方面的基本知识有所了解。学生掌握了一些诸如“allophones，assimilation，coalescence”等基本概念。到了第二学期，学生需修完必修课“语音学课程”（Phonetics and Phonology）。在这门课上，学生又会再次接触以上所提的一些基本概念并与实践相联系，即由母语老师指导完成相对应的口语练习。如此反复，学生的基本功扎实，知识点理解透彻。选修课旨在加深学生的知识深度及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例如，本科生阶段修完必修课“句法学”，研究生阶段再选上研讨课“Syntactic Inversion in Prose and Verse”（如果该学生对此方向有兴趣并定为重点学习的方向），同时再上讲座型课“Syntactic Theories”，那么，学生不仅对于句法方面的基本概念了解透彻，同时又对此方面专业知识的掌握具备了一定的深度与广度。一句话，为将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知识结构基础。
本文旨在为中国大学的英语教学改革提供一些有益信息及启示。德国大学英语专业富有特色的课程设置及相关教材的选用情况值得关注。
一、学生英语文学创作的困境
目前国内在校大学生因为缺乏阅读而造成的英语写作困难问题日益突出。在写作内容方面，因为缺乏输入，所以学生写作普遍简单空洞；在写作语言方面，因为缺乏有质量的英语文本输入，所以学生写作语言普遍呈口语化、简单化，缺乏逻辑。
近年来，我校英语本科生毕业论文水平质量有所下滑。与此同时，在我校英国文学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引入的“学生自主创作”理念颇受学生喜爱。但受以上提到的写作困境所扰，难以展开有效的英语文学创作。纵观国内本科生培养，各院校缺乏对本科生英语文学创作的开发培养，英语“应试文”成了主旋律，模板作文成风，学生写作缺乏自主创新意识，因而越来越讨厌英语写作，更谈不上英语文学创作。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学者Nuttall曾提出这样一个说法：“要想提高外语水平最好的途径就是到该语言人群中去生活、去体验，次之则是广泛地阅读该语言的作品，并经常使用该语言进行写作。”可见在母语非英语的国家学习英语只能采取后者来提高外语写作水平。因此，对于国内大学生而言，英语阅读是英语写作提高的最佳路径。
学者Muthusamy，Chittra表示，当今老师在写作课堂上面临的最常见的难题不是“写什么”，而是如何激励学生写出有趣的、有创意的作品。其在Enhancing ESL Writing Creativity via a Literature Based Language Instruction中通过统计描述和统计推断表明基于英语文学的语言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在课堂写作中开发创造力。
加拿大学者斯温（Merrill Swain）曾表示：“提高写作的最佳办法就是采用一些方法、创造一些条件使语言的输入有效地转化为语言的吸收，并在输入的同时尽可能地进行语言的输出。”就此，西北民族大学水彩琴副教授认为阅读英美文学作品无疑是一种有效的语言输入方法。她在《英美文学阅读与英语写作的结合：理论与实践》中指出：文学阅读为写作提供必要的素材输入，写作则可以进一步深化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完成文本意义的建构，二者相辅相成，紧密联系。
王曼玲在《文学作品阅读与大学生英语写作能力关系的实证研究》中提出：众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在母语和外语学习过程中，阅读和写作共同作用于语言学习的全部过程，阅读为成功的写作提供模仿的范本，阅读是写作赖以进行的信息源泉，阅读能激发读者的积极思考，阅读是写作的基本前提。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在我国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英语写作教学中，阅读与写作的关系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作为语言应用典范的文学作品更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王婷婷在《论基于英美文学作品阅读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指出了目前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普遍存在将写作与阅读割裂的现象。她表示：写作教学过分强调写作这门课程的独立性，忽视写作与阅读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密切联系。将英美文学作品阅读融入英语写作教学是极有必要的。学生通过对英美文学作品的阅读和鉴赏，提高英语写作的兴趣，提高篇章构筑能力，提高灵活运用语言的能力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从而提升英语写作水平。
目前，我国外语写作教学注重于写作技能和形式的传授，忽视写作内容的重要性。许多写作课只强调句型模板和好词佳句的背诵记忆，使得课堂内容略显空洞，学生对写作兴趣渐失，甚至出现畏惧写作的情况。写作课堂往往独立于阅读等其他课程，导致学生写作内容输入不足。阅读是语言输入的重要来源，而英美文学阅读则是阅读素材中的精华。然而，英美文学作品作为英语写作的极佳学习与模仿资源，因为常常被认为过于深奥、不易阅读、更不易摹写而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如何将英美文学阅读与大学生文学创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突破国内英语写作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思考和兴趣，从而更高效地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即成为此课题的研究方向。
三、“以读促写”理论研究
（一）英美文学阅读模式研究
1.第二语言输入理论
英美文学阅读对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而言属第二语言信息输入。第二语言阅读同母语阅读一样，也是通过自上而下加工与自下而上加工的有机整合，从而达到正确理解的过程。阅读者通过一定的阅读策略，建构性地一步步理解阅读的内容，并主动组织其认知资源来达到最大程度地理解。
2.英美文学阅读桎梏
（1）英美文学读者在阅读时往往不能进行选择性阅读。阅读者主要把阅读当做解码过程，不能根据阅读目的舍弃干扰信息，提取有用信息来建构文本意义。
（2）自我信念和自我效能会影响学生的阅读行为。相对低水平的英语学习者常对自己的能力抱有消极的态度，在完成阅读任务时，他们会对任务的难度形成消极的态度，或对自身所采取的阅读策略产生怀疑，预先形成的信念也会限制学生策略的使用范围和广度。
3.英美文学阅读策略
伊格尔顿称阅读策略是“几乎适用于一切的理论”。作品是一个整体，读者需与作品产生互动，发现潜文本。的精髓恰好能概括这种策略：“作为策略，艺术品属于必然王国，或至少属于必然王国中不那么受束缚的空间，成为象征王国。作为一种娱乐活动，艺术品预示自由王国的到来。”
阅读是让自己与一套策略相联系，目的是理解另一套策略。第一个“策略”是读者采取的阐释方法，第二个“策略”是作者的叙事。阅读是一个动态化过程，作品不是静态的阅读“对象”，而是读者与作品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伊格尔顿倡导文学作品应提供更多阐释空间，读者只有积极投入理解作品这一活动，才能完成认识结构的任务，进入自由王国。
[2]Krashen，S.Bilingual educ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D.Schooling and language―minortity students：A theoretical framework（2nd ed）Los Angeles：Evaluation Dissemination and Assessment Center，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1994.
[3]Muthusamy，Chittra.“Enhancing ESL Writing Creativity via a Literature Based Language Instruction”.Studies in Literature & Language，2010.1（2）：36-47.
[4]Swain.Three functions of output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Principle and practice in applied linguistics：Studies in honour of H.G.Widdows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5]江涛.朗读问题和外语教学策略.考试周刊，2007，39：53-54.
[6]李晋.“结构化”文学阅读策略――评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外国文学，2013，02：154.
[7]水彩琴.英美文学阅读与英语写作的结合：理论与实践”.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4，Vol8：108-113.
[8]王曼玲.文学作品阅读与大学生英语写作能力关系的实证研究”.硕士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6.
[9]王婷婷.论基于英美文学作品阅读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学理论，2015，02：170-171.
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状语时出现的偏误比较多，偏`表现也比较复杂。宁昕慧（2008）采用横向规模研究方法，通过排序题考察了留学生对于各类汉语单项状语的习得情况，得出了学习者习得各类汉语单项状语的顺序。王海珍（2009）从翻译的角度对学习者的状语偏误展开研究分析，依据语料并结合翻译理论探讨了二语习得的规律。黄一清（2010）在外国学生简单状语语序偏误考察中分析到，偏误产生的原因除了受母语、一外影响外，汉语状语语序本身的复杂性给留学生带来了困难。肖文绮（2014）认为外国学生在表示重复的状语，起关联作用的状语和描写动作的状语这四种状语的使用上存在回避的倾向。本文要做的工作是基于对HSK动态作文语料库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单项状语习得的偏误类型和具体表现，探讨其偏误成因。
一、英语为母语的不同国家留学生的单项状语总体偏误情况
我们选择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中1995～2010年这一时段的比较接近自然表达的作文语料。汉语状语使用情况比较复杂，为理清层次，本文只选择以单项状语为研究对象。因为英语母语者人数众多，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代表性；另外，初级阶段的留学生接触或学习的状语类型比较少，为了解学习者状语的全面使用情况，本文研究范围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中高级阶段留学生的偏误语料。
根据语料库的资源比例，我们选取了140篇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菲律宾5个国家留学生的作文。美国学生的44篇、英国学生的30篇、加拿大学生的24篇、澳大利亚学生的22篇、菲律宾学生的20篇。140篇作文中留学生状语习得偏误频次达302次，不仅说明状语学习本身有一定的难度，也说明了状语学习在汉语习得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偏误类型主要有副词状语的偏误50次，形容词状语的偏误71次，介词短语状语的偏误63次、能愿动词状语的偏误50次和其他状语的偏误68次，具体偏误表现和偏误分析另文探讨。
二、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单项状语习得的偏误成因
（一） 母语知识负迁移
在统计英美留学生单项状语偏误时发现，有关状语的位置的偏误频次非常高。状语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属于句子的附加成分，在句中的句法位置复杂灵活，我们比较一般情况下英汉状语位置的不同，如表1所示。
时间、地点、方式和对象状语英语中多在中心语之后或句末，整体上倾向于占据句中后半部分的位置；汉语中这些状语多置于句中，有时也可以在句首，一般不能在句末，汉语状语必须置于中心语的前面，且倾向于占据句子前半部分的位置。在学习汉语状语位置时，学习者经常会受到母语知识的负迁移，以英语状语语序规则来组合汉语状语，忽略了英汉之间状语语序排列规则的差异。比如：偏误用例“他长大在澳洲”。中的“在澳洲”作为地点状语位于句末是被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们普遍接受的。甚至还有一些状语，在语法功能与句法位置等方面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对应关系，学习者如再盲目地利用母语知识强加于汉语，势必会出现偏误。
（二）汉语状语本身复杂性的影响
首先，汉语状语的种类繁多，根据不同分类角度可以分成描写性状语和非描写性状语，前加状语和后附状语，名词性状语、动词性状语、形容词性状语、副词性状语。学习者不能分辨出状语的不同类型，就意味着无法根据语法规则对汉语状语进行排序和正确使用。甚至有些副词可以充当不同类型的状语，如副词“也”既可以表示范围，也可以表示语气。再如偏误用例“在欧洲到处多可以看到吸咽的人”做副词的“多”可以用来表程度或是用在疑问句中，唯独没有表总括的意思，所以应该换成副词“都”来总括其前面的成分“在欧洲到处”。汉语本身复杂的情况都给他们的状语学习带来严重阻碍。其次，汉语状语的构成成分复杂，副词、形容词、动词、数量结构、介词也都可以充当状语。学习者无法分辨某一语法成分是否是状语，正确使用状语就更难了。最后，汉语状语位置语序灵活多变。汉语状语多置于句中，有时也可以在句首。但为适应一定的情境和追求特殊的表达效果，常规语序不能满足这些表达需要时就要打破语序常规，汉语状语就存在这样的问题，留学生经常无法领会汉语状语多变的语序。但汉语语序的多变性并不意味着毫无规则任意多变。比如时间状语和处所状语共现时，往往时间状语在前。如“前天在书店我看到他和一个老师在交谈”。但如果地点状语是定指的名词短语，那这个表示处所的名词短语就有可能获得全句最优先的语序，出现了变序。如：“那个书店那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对于学习者来说，汉语表层结构语序与句子深层结构的矛盾与统一性、汉语状语语序自身灵活多变的特点都为其汉语状语语序的准确掌握增加了难度。
（三）学习者学习策略的影响
学习者常常会把目的语知识泛化，此类学习策略多出现于学习中的中高阶段。错误用例中“我在北大里上学”。学习者学习了“在……里”，知道可以用作状语，却并不了解或者没能掌握“北大”是表处所的名词，而这类本身已表处所的名词是不可以再加“……里”之类的成分的。学习者对目的语知识不恰当的运用导致了错误用例的出现。
（四）教学失误
首先，教材编写不够详细准确。比如《新实用汉语课本》《汉语教程》中提及状语时，只描述为“放在主语和谓语前作状语”，这适用于单项状语语序的一般排列，多项状语语序问题很少有教材会涉及。另外，现在很多教材都用英语来解释语法点，学生可能就会认为状语的意思和用法是双向对应的。事实上有时候状语在英汉语中意思接近，但用法却大相径庭，直接影响了学习者的学习质量。其次，教师在教学中讲解大意疏忽。例如，教师在讲解介词短语做状语时只说介词短语作状语常位于句首或主语之后谓语中心语之前，而未说明表示哪种语义的介词短语可以位于句首，哪些介词短语一定要位于主语之后谓语中心语之前，学生就会出现以下偏误：
为飞机上的乘客每天空姐服务。（正确：空姐每天为飞机上的乘客服务。）
给妈妈我买了一件大衣。 （正确：我给妈妈买了一件大衣。）
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不主张将语法内容细化到极致，但是重视重难点的讲解及难点分散讲解等教学原则还是要坚持的。
基于HSK动态作文语料库的母语为英语留学生单项状语习得情况的调查我们发现，在各项句法偏误类型中，状语偏误频次非常高。英美留学生状语习得偏误的总体原因既有母语知识的负迁移的作用，也有汉语状语本身复杂性的影响，另外学生的学习策略和教学中的失误也都造成了不少偏误的产生。
参考文献：
[1]黄一清.外国留学生简单状语语序偏误考察[J].语文学刊，2010，（11）.
[2]吕叔湘.方位词使用情况的初步考察[A].吕叔湘文集第二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一）国外母语选修课课程设置现状： 母语选修课课程设置现状： 课程设置现状
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亚、非、欧、美等各洲 60 个国家中，普通高中开设选修课的 国家就占 76.7%，20 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只会更高。由此看出，普通高中设置选修课已 成为基础教育的发展趋势。外国母语选修课比中国课程改革时间早，创新性强，实施状况 良好，选修课分类明晰，有条不紊，代表国家有美、英、日，
详细情况如下： 美国实行指定选修和任意选修相结合，根据课程的内容，分为语言和文学两大类，语言类有的称为 英语 ，包括语言技能、实用写作、有效交流等课程；文学类包括当代文 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欧洲文学等。对选修课设置不作统一规定，由各州和学校自行 安排，学校对此没有强行选课的规定；英国则是将组合选修和任意选修相结合，与语文有 关的有英语、古典语文、戏剧研究、艺术史、拉丁语、西班牙语、俄语、印地语、英国文 学、希腊语、汉语、意大利语等，绝大多数学校都把选修科目分成 5~6 组，供学生选择； 日本于 20__ 年制订并于 20__ 全面实施的高中课程，实行普通教育的学科有 10 科，国语 科列在首位，包含 6 个科目：国语表达ⅰ（2 学分） 、国语表达ⅱ（4 学分） 、国语综合（4 学分） 、现代文（4 学分）、古典（4 学分）和古典讲读（2 学分） 。其中只有 国语表达ⅰ 为必修科目，其他均为选修。
（二）我国语文选修课课程设置与教学现状研究： 语文选修课课程设置与教学现状研究： 课程设置与教学现状研究
我国高中选修课程设置及实施的时间较短，对于选修课的课程设置及实际教学已有的研究有：
1. 关于新课标选修课课程设置的研究： 选修课课程设置的研究《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共设置了 诗歌与散文 、 小说与戏剧 、 新闻与 传记 、 语言文字应用 、 文化论著研读 等五个系列，每个系列又可开设若干模块，这些 选修课与大学开设的课程紧密联系，模块设置各具特色。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 学研究中心主任王云峰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20__ 年第 8 期上的《把握好高中选修课的 特点》，对高中选修课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但新课标对选修课的一些概念阐述不清， 如 对于希望进一步学习的学生， 建议从五个系列的选修课程中任意选修4个模块， 获得8学分 对语文学习兴趣浓厚并希望进一步 深造的学生，建议在此基础上，再从这五个系列里任意选修3个模块 。进一步学习和进一 步深造的标准是什么_课标对此没有提出更详细的说明，造成的实际情况是全国开设选修 课的学校，几乎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都修满7个模块，没有因学生学习兴趣与想报考学校 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模块。 山东师范大学的杨旭东在硕士论文《高中选修课的历史比较与现实思考》中将现行选 修制度分为三类：限定性选修课、任意选修课和定向选修课。
2.关于高中语文选修课教学现状的研究：高中语文选修课教学这块也引起了国内学者、高中教师的广泛关注，其研究主要体现 在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教学内容选取以及教学评价反思几个方面，具体阐释如下：
（1）教学理念与教学方式的相关研究：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主任王云峰发表在《中小学信息技术教 育》20__ 年第 6 期上的《积极建设网络课程学台，有效推进高中选修课实验》提出了 信息共享在选修课中的重要性。 山东省XX市第八中学的教师孙晋诺发表在《语文建设》20__ 年第 2 期上的《高中选 修课教学的"三多"与"三少"》一文，对高中语文选修课教学提出了三点意见：多整合归纳 少逐篇讲析、多训练语言少依靠活动、多具体指导少空口说教。 江苏省XX市田家炳实验中学的韩旭东发表在《现代语文（教学研究）》20__ 年第 10 期上的《高中语文选修课程的教学策略初探》对语文选修课授课方式进行了讨论。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徐才根和XX市乍浦中学的曹跃平、 孙晓峰在 《教学月刊 （中 学版）》20__ 年第 10 期上发表的《关于高中选修课中校长角色的思考》提出了校长角色 的转换问题。 江苏XX市季市中学的刘晓红发表在《考试周刊》20__ 年第 26 期上的《精准高考目 标，体悟审美愉悦 例证现代散文选修课的一种教法》将选修课与高考进行了联系，并 对散文选修课教学提出了看法。
（2）教学内容的相关研究：
部分省市教育部门以及教育学者针对部分学校选修课走过场，形同虚设的问题进行了 相关讨论： 安徽省XX市教育局教研室的刘志胜的《高中语文选修课开设时间的思考》对必修课 与选修课开设时间进行了讨论。 广东XX市玉兰中学
的李园香发表在《中学语文（上旬 教学大参考）》20__ 年第 9 期上的《高中话文选修课"同质化"现象及对其的反思》对学校将选修课当作必修课上的问 题进行了分析。 评价体系的相关研究 （3）教学评价体系的相关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王文娟在硕士论文《高中语文新课程教学改革活动中实施选修课（人教 版）的思考》中针对课程设置、授课方式及评价制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几种可行性比 较高的评价方式：测验法、调查法、自我评价法、学生成长记录袋、问卷法等。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潘洪建、吕玉、邹双武发表在《调查与分析》上的《高中选 修课学习的成绩、问题与对策》中对选修课给学生带来的收获与不足之处进行了分析，通 过调查发现现行考核制度无法体现选修课价值。
二、课堂研究的主要问题、重点和难点
（一）主要问题：
本课题主要研究高中语文选修课的课程设置和具体教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通过 把握新课标对语文选修课的相关规定，参考国内外学者对选修课的设置及教学研究，在有 一定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到XX市重点高中语文教学中去，观察并记录一线语文教师 对于选修课的教学实况，采访一线语文教师、学校高层领导，了解这些基层教育者对人教 版语文选修教材的看法，听取他们对选修课的设置和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以问卷调 查的形式，了解目前学生对于选修课的学习状况，从中揭示出选修课在当前语文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影响因素。整理访谈资料，总结一线教师对选修课的教学的经 验教训，学校领导对选修课设置与教学的期望和预期，从而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选修课 教学理论，为立志从事高中语文教育教学的师范生在选修课教学方面提供可行性意见和建 议。具体而言，关于XX市高中语文选修课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分析研究主要包括：
1． 实践学校选修课的课程选择和教学进度（课时）安排；
2． 一线教师在选修课教学中的教学表现记录和分析；
3． 教师、学生对选修课教材、教学等的看法；
4． 相对于必修课，学生在学习选修课中存在的问题；
5． 实践学校教师、领导对于选修课教学的意见和建议；
（二）重点和难点：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应放在XX市部分高中选修课的教学状况上。昆明实施选修课是最 近两年的事，起步比其他省市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通过实地考察研究，揭示 一线教师在选修课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重视。另外，从一线教师选修课的教学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积极思考，开拓创新，试着结合教育学理论和一线教师的实践经验，总结归纳出一些高中语文选修课的教学理论，从而 为新一轮的高中语文教师选修课教学指明方向。 本课题的研究难点在于教学问题原因分析、选修课理论与一线教师实施的内在联系总 结等几个方面。教学过程中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很多，不仅仅是教师单方面的原因，而是 学校、家长、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想要试图解决选修课教学中存在的本质的、固有的问题，是有难度的。另外，通过新课标选修课设置和一线教师的实际教学 之间的联系、差距，反观理论可能具有的缺陷或，在实际教学中对理论的灵活掌握，这些都是本次研究的难点。需要在实践学校认真观察，客观有效的记录，认真归纳总结所得的一手材料，从资料中得出理论，用事实说话。
三、研究方法
（一）观察法：
1．采取非结构式观察法对教师教学进行观察，对一线语文教师在选修课教学过程中 所运用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过程中的典型事件进行轶事记录，如新颖的导入、有创意的提 问等等，与必修课教学进行对比，总结选修课在实际教学中的特点、问题等。
2．采取实况详录法，观察记录教师在选修课集体备课中的表现，从中总结教师选修 课教学经验、教学方法等。
3．采用结构式观察法，对学生在选修课学习中的反应进行时间抽样，每十分钟记录 一次，看学生在这段时间内积极听讲，注意力集中的情况，从而反观教师的选修课教学。
（二）问卷调查法：
1．对实践学校的一线语文教师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教师对选修课教学 的重视程度，对选修课教材的熟悉程度，对选修课教学目标的把握情况等等。
2．对实践学校高二下学期学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学生对选修课的重视程度， 对选修课知识的掌握情况，对目前所选课程的感兴趣程度等等。
（三）访谈法：
1．对实践学校高层领导进行访谈； 结合该校现实情况，向相关领导了解该校选修课课程设置的过程，选修课实施过程中 遇到过哪些问题，现在该校选修课的实施状况等相关问题。并让学校领导对选修课的设置 和实施提出意见和建议。
2．对一线语文教师进行访谈； 在观察教师的课堂教学表现后，结合学生课堂表现，对教师进行访谈。
访谈主要内容包括：教师对该课有哪些新的教学理念，该课教学目标的设计；教学过程中出彩的地方，要询问设计背后的理念和方法；同时，询问教师对选修课设置的看法，对现行选修课教材 分析与讲解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选修课的集体备课方式等等。
四、学术价值
（一）弥补相关课题研究的不足；
1．XX市高中选修课政策实行时间较短，相关课题研究较少。本课题的研究能起到 一个补充作用。
2．其他省市相关课题研究过于理论化、理想化。本课题深入一线教育，收集一手文 献资料，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实际教学中获得理论，避免了主观推断造成的理想化。
（二）丰富和完善相关课题的研究；
1.进一步完善新课标的实施理论；
2.为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效性的数据和结论，为其撰写相关论文提供条件， 有利于他们进行更为深入的科研调查。
五、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目前对于语文选修课实施状况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现在着眼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拓荒、原创价值。它所开发出的持续的、系列的普通高中任意选修课教材和在实 验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普通高中任意选修课实施的有效机制，从而形成一线教学、在校免费 师范生的双赢局面。 首先，对于在职语文教师而言，可以监督其对新课标相关规定的贯彻落实，完成自身 教学的总结和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 其次，在校师范生是最大收益者。通过研究成果的推广，使准教师们了解一线教师选 修课的教学概况，从中吸取经验教学，为将来的选修课教学奠定基础，争取在就业后能够 很快适应新课改，上好选修课，防止刚毕业生就培训的尴尬局面。 最后，对参与实践的学生来说，本次实践培养了小组成员的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资料整理、分析能力，提高了科研实践能力。
六、预期效益
（一）研究论文：
整理访谈记录、观察记录、分析调查问卷，针对选修课在实际教学中的不同问题，选 取侧重点，写一至两篇研究论文，要求真实可信，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引起学术界、 教育界对高中语文选修课的设置和实施现实问题的广泛关注。同时，对在校师范生未来选 修课教学起到指引作用。
（二）预期成果推广：
1.理论研究
1973年，铃木孝夫对日语人称词进行了新的定义，开辟了日语人称词研究的新篇章。铃木孝夫认为，日语的人称词和欧语体系的人称词不同，他把日语的人称词分为自称词，对称词和他称词。他认为英语中的第一人称代名词只是日语自称词的一部分。
继铃木孝夫之后，田洼行则从视点的角度来分析日语人称词的特点。把“境遇性”①的概念引入到人称词的分析中来。把人称词分为人称固定称和人称非固定称。例如下面两个句子：
甲：私は鹿です。（我是笨蛋。）
乙：そうです、私も鹿です。（是的，我也是笨蛋。）
在甲句子中，“私”指的是“甲”，在乙句子中“私”指的是“乙”。这样无论在哪个句子中，“私”都是作为这个句子的第一人称来使用的，这样的人称词就叫做人称固定称。再看下面两个例子：
丙：次郎、お父さんがっていたよ。（次郎，是爸爸错了。）
丁；そうだ。お父さんがってたんだ。（是的，爸爸错了。）
丙和丁中的“お父さん”都指的是一个人，但是在丙中他是作为第二人称使用的，而在丁中他是作为第一人称使用的。这样的人称词叫做人称非固定称。广濑幸生、加贺信广也从视点的角度分析人称词。认为日语的人称分为“私的自己”和“公的自己②”。
三正③从言语学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人称词和敬语的关系。他认为：“人和人真正人格的交涉是从第一人称词和第二人称词开始的。”关于日语人称和敬语的研究历来不在少数，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富田信一著有『日本と人称，从俳句中研究日语的人称。
2.对比研究
日语人称词和其他语人称词的对比研究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正保富三在「人称代名の用法の背景日本と外国の比を中心として一文中，重点比较了产生日语人称词和其他国人称词用法不同的心理原因。
在对比研究中，日语和英语的对比数量比较多。比如高みなこ的『英の呼称――ことばにみる人，里香的「人称代名における日本と英との相にする一考察――的方法を用いて，藤本敏之的「日米における呼称の比等等。都是从语言文化论的角度比较日英人称词的差别。
“语言、文化和社会，本来是属于各自的体系，但另一方面，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语言文化论的角度观察，我们所考察的日语和英语人称词的体系，对日美文化以及社会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藤本敏之1992，p8）
另外还有日语和法语的人称词比较，比如；マブルカザルイ写的『日本とフランスにおける人称代名――一人称代名及び二人称代名を中心に、还有上田博人写的『日西の呼称の比者?き手?について，把日语的人称词和西方语言的人称词做总体上的比较。此外还有把日语人称词和多国语言人称词的对照，比如：田洼行则，木村英树写的论文「中国、日本、英、フランスにおける三人称代名の照研究，他认为各国语言产生差异的原因，是和各国语言对话构造的特性直接相关联的。
在亚洲语系当中，日语和韩语的人称词研究近几年来发展得也比较快，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郑惠先的研究，关于他的研究有一系列的论著，比如：「日本人称の社会言学的研究、「日本と国における人称の使用－アンケトの分析果からる度差と用法の相、「日本と国の人称の使用度－料からた度差とその要因－、「日本と国の人称にする照研究，「日本人称の社会言学的考察等等。她主要考察的是韩语和日语人称词的相同点和差异点。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汉语和日语人称词的对比研究也很多，但汉日人称词的研究大多数是在亲属称谓领域的研究，单纯的人称词研究相对要少一些。在佩霞的『中国、日本における人称代名の使用とそこにわれる文化のい这篇论文里，作者把中国的短篇小说以及这些小说的日文译本相比较，得出日语的人称词总数大概是汉语的二分之一这样的结论。陈俊森在《人称代名词在交际中使用数量的考察》一文中，使用五本日语文学作品以及它们的中文译本，对中日两国人称代词的使用数量进行比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人称代词的使用数量是日本的三到五倍，中国人在会话中较多地使用“我”，“你”。相对的，日本人在会话中根据自身社会地位的不同，使用不同种类的人称代名词。像这样分析中日人称词的数量差异以及产生他们差异原因的论说在日汉人称词对比研究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近几年来，中国研究中日人称词对比的论文特别多，而且体现出研究领域的多样化。比如大连理工大学才洪侠硕士写的硕士论文《日中亲属名称的比较研究-以红楼梦为依据》。类似的还有很多，在这里就不举例说明了。
二、结论
人称词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民族的特征，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日人称词的对比研究，对中日的语言文化交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中日两国人称词的对比研究还需要拓宽视野，扩大范围，进一步挖掘其理论价值，使其朝更科学、更实用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境遇性：简单来说就是受场面影响的性质.
②私的自己 公的自己：简单来说，私的自己指的思想的主体，公的自己指的是语言传达的主体.
③三正 『人称と敬――言理学的考察 人文院.2000.p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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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惠先.日本と国における人称の使用－アンケトの分析果からる度差と用法の相－，『量国学第237号，2002.7.惠先「日本人称の社会言学的研究大阪府立大学 博士学位取得文，2003.
帕特里克・墨菲：实际上，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时，一开始所学专业是英语。那时，文学批评理论主要局限在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两种批评方法上。这两种批评方法都不能解决文本的主题问题，特别是政治主题问题，当时这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所以，我就改去学历史，专攻东南亚与亚洲史，研究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民族解放斗争。我的本科学位论文写的是关于1962年发生在老挝的一场战争的新闻报道问题。1973年，我本科毕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曾经两次在历史系研究生院报到，但都感觉自己对此类研究没有足够的兴趣。
1981年，为了进行创造性写作，我决定选修几门英语系研究生的课程，后来拿下一个硕士学位。在我选的课程中，有一位教授讲授的是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我对作品主人公背后的原型，也就是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斯奈德，我找到了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将我感兴趣的政治、历史与文学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其实，我从未放弃历史学或政治学的研究，而是将其融入到文学批评之中了。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美国研究的兴起以及文化研究的萌芽，我的这一方法也变得切实可行。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加里・斯奈德和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诗歌中的场所与灵性问题。
李学萍：您从何时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的？那时生态批评处于何种状况？
帕特里克・墨菲：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的硕士论文可以算作生态批评实践。不过，在1983年春天，我写这篇论文的时候，生态批评这一术语尚未开始流行。我在这篇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之后，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我在“美国研究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就三位男性作家中的盖亚意象进行了分析，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环境伦理》（Environmertal Ethics）上。我还在其他期刊（如《美国西部文学》）上发表了关于斯奈德研究的文章。所以说，我那时就开始从事生态批评实践了，加上当时对盖亚意象的女性主义分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开始成形。那时，也有一些学者在生态领域颇有建树，如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和利奥・马克思（Leo Marx），但是他们一般不被当作批评运动的一部分。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那时则从事由赛克凡・波克维奇（Sacvan Bercovitch）发起的“新美国研究”。
在《美国西部自然写作简刊》创刊之前，对场所、环境以及自然感兴趣的学者们主要集中在“西部文学协会”，但其研究焦点为非虚构文学作品。我从研究诗歌开始，总感觉该协会的研究范畴过于狭窄，受到诸多限制。等到我参加工作以后还是助理教授之时，我就曾提议创建一份关于文学与环境的期刊。这一想法我提了好几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获得支持。
李学萍：在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后，生态批评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请问您是如何界定生态批评的？
帕特里克・墨菲：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曾为生态批评做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这一定义很有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沿此进一步思考生态批评的定义问题。我认为，把这些不同的方向当作一个大的图谱上的不同线条更为有益。如果我们将生态批评理解为一场运动，就像女性主义也是具有特定方向的运动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接受生态批评这场运动在方向与理论上的多样性。
女性主义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女性的受压迫问题。这一定义并未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甚至没有明确女性主义的具体奋斗目标。生态批评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文学与文化对自然的表现问题。在此框架下，生态批评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人们的文化实践以及文学、文化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类对自然与环境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作用在其他自然实体上所产生的效果。因此，生态批评一直具有伦理维度，能够体现文学反映和导向的人类对大自然的影响的关注。
我认为，正像有些女性主义评论家那样，有一些人对生态批评的伦理及政治含义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将评论的焦点放在美学上。但是，正像我在最近出版的《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学分析不能成为结构主义那样的分析。结构主义批评历时很短，这是因为在结构主义分析结束之时，读者总会进一步追问“那又怎么样呢？”以及“因此？”之类的问题。同样，在美学阐释的结尾之处，读者也会一直关心文学文本或文化艺术品的美学维度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某一特殊美学阐释所蕴含的主题意义又是什么？从主题角度看，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某一美学策略具有何种劝导性力量？对我而言，研究鲁迅短篇小说的学者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阅读姜戎的《狼图腾》以及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或吉姆・斯坦利・罗宾森（Kim Stanly Robinson）的科幻小说《曙光》（Aurora）时也会思考这些问题。
李学萍：您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及《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都谈到巴赫金对您的影响。请问巴赫金思想对生态批评为何如此重要？
帕特里克・墨菲：我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中曾讲过，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为我提供了辩证法之外的另外一种思想方式。通过政治实践与哲学分析，我发现无论是古希腊的辩证法还是辩证法的各种现代变体，都存在目的论和决定论倾向过强的问题。
首先，人们总是喜欢以设想的结果作为指导其行动的完美方案。当实际结果与设想的结果出现对立时，人们倾向于相信既定的综合方式。而当实际行动所导致的结果与设想不一致或三方辩证关系在策略层面不成立时，人们往往不去反思设想的辩证结构是否存在问题，而是认为与设想相对立的实践存在缺陷。事实上，没有完全依照马克思辩证法倡导的阶级斗争思想来领导战争，而是依靠农民取得了民族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始料未及的。
第二，简化论倾向是导致实践史中理论建构缺陷的原因之一。各种纷繁芜杂的变量对人类的意识是种挑战。因此，我们容易以偏概全，将一个或少数几个变量当作全部变量。但事实上，身处在产生这些变量的系统之内，我们根本无法对所有变量作出精确判断。作为思想方法，对话法强调我们的行动不带有目的论意义上的终点。相反，由于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会导致新情况、新变量以及对所处现实的新感受和新概念，我们行动的轨迹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持续不断的变化。我认为，后结构主义对宏大叙事以及乌托邦式结果的怀疑精神对这种非目的论思想贡献颇多。乐观主义会导致对可能性的优化预测，但是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是更加美好的社会也会存在不可解决的矛盾与差异。这也是厄苏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在她的小说《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所表达的一点，也是我强调将对话法作为方法的原因：对话法使用“支点”（pivots）而非“基础”（foundations）的概念，无论是对于出发还是到达来说，“支点”都是供人暂时驻足而非永久不变的停留之地。
第三，至少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追随恩格斯思想的人来看，辩证法假定所有的现象（不仅是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正―反―合的关系进行解释。这也导致人们将“人与自然”作为根本的冲突，并且认为这一冲突可以通过人类战胜自然来解决。因为自然这一整体无法被彻底毁灭，也不可能被某种后人类的建构（即人类完全生活在人造、合成的世界）所替代，所以这一假想完全是错误的。
人类只是大自然的子集之一。尽管我们居住在人造的生活环境之中，但却终究离不开大自然。那些人造的环境离不开人类之外的大自然提供材料，而建筑所用的物质材料则在人类存在之前就存在了。此外，人造环境也只能在相对温和的气候和天气情况下才能得以存在。因此，人类与大自然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不一致的对话性关系之中。只要人类存在，这种关系就会持续。罗宾森的小说《曙光》就探讨了这一点，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第四，巴赫金著作在俄国出版以及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时间顺序存在不一致，这也导致对其思想接受的历史发展情况以及关于他的文学与修辞研究之哲学基础存在含混不清的状况。很多学者最早或是通过《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或是通过最早翻译的巴赫金论文接触到巴赫金作品，但是以上作品和文章都集中在文类分析以及文学话语的表现上。
但是，如果按照巴赫金作品的时间顺序，也就是从《走向行动的哲学》以及《艺术与责任》开始，就能发现他的文学理论以伦理哲学为出发点，强调读者与评论者在思想与行动上的责任。由于读者与评论者可以改变自身行为，因而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作用。而倘若个体的思想能够改变其行为，那么作为思想实验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会具有同样的潜力。
在巴赫金的早期作品中，责任、独特性以及事件最为重要。因此，如果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第三维度来看巴赫金，就会发现《拉伯雷》研究并非只注重怪异或狂欢理论，而实际上更为侧重对挑战阶级社会内部既定的价值观和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带有民主性质的激进社会行为之赞赏。陀思妥夫斯基研究聚焦了个体的独特性以及个体存在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与义务。而他后来的写作，如关于言语行为的论文，则重点探讨了沟通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沟通过程中，说话人与听者之间相互建构、相互生发的特征。这也意味着，由于说话人、积极的听者、语境时刻以及所言说话语的哲学元素等变量共同对言语行为发挥作用，沟通就呈现非目的论特征。
对我而言，巴赫金理论的对话思想不仅对生态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个人反思自我并指导个体生活也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通过阅读巴赫金著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多种路径达到这一方向。
对我来说，巴赫金著作与我为自己所选择追求的思想方式非常契合，但这未必适合每个人。没关系。巴赫金思想并非某种需要与其保持一致的“主义”。我想要推广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既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业已存在，明日无非是今日之重复”的思维方式；也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是某种乌托邦社会，我们已经清楚如何到达目的地并且已经在路上”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将导致人类这一物种被自己制造的废墟掩埋，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将导致无数其他物种随之灭亡。
李学萍：您已出版了几部生态批评专著，如《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藩篱、疆界与领域》《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理论问题、文学分析与文化批评》以及《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气候变化、生存之道以及不确定的未来》 等，请问以上著作在研究重点和方法上有何变化？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以上作品在研究方法上变化不大。在《文学、自然与他者》一书中，我提出将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以及对话法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在该书出版之前，我在多个学术会议发言和期刊论文中也就此作了很多介绍。同时，我强调理论在生态批评中的作用。为什么要强调理论？这是因为在美国生态批评界，理论还是会遭到批评或不受重视。同时，我还对一些后现论进行了分析，讨论其对生态批评运动的价值与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还将教学法内容纳入该书，而其他研究理论和批评的学者则会在另外的著作中讨论该问题。所以，在我的第一部专著《文学、自然与他者》中，我开启了包括理论、应用批评以及教学法三者相结合的实践方式，而这个思路是我后来一直沿用的。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在生态批评领域的发展历程，我还提供了一些个人自传性质的信息。我的第一本专著从写作到出版历时近十年。
第二，在后来的专著中，我先后探讨了美国生态批评以及世界生态批评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在《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中，我针对的问题是文类差异、生态批评的分类以及划分问题。但是，我对生态批评所作的这一描述性的分类却常常遭到曲解，一些评论者认为我此举旨在为生态批评研究限定范围，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你如果去读那些指责我限定了生态批评研究范围的学者的书，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严格地限定在经典作品上，如传统的自然写作或惠特曼研究。但实际上，我所有的专著都涉及小说、诗歌、非小说作品，既包括传统上的纯文学作品，也包括通俗性科幻作品。
第三，在后面的专著中，我更加关注文学研究中常见的问题，不仅是像电影和电视剧这样的文化艺术品，还包括大坝这样的工程技术产品。此外，我还对生态文学所反映的未来趋势进行了探讨，如气候变化、石油泄漏以及淡水资源危机等问题。我也经常关注女性主义与性别问题，但是也并非每次都涉及这些问题，因为一个评论者不能在每篇论文中都对所有问题面面俱到地涉及。
第四，我作品中的很多章节（特别是最近专著中的）都是应专著、会议发言或学术讲座稿约而写。因此，这些章节中的话题有变化。有时，由于要出版的专著章节或讲座有特别需要，反映在专著中的章节也就相应地有特别的侧重。
第五，例如，生态批评已在世界范围获得发展，我收到的很多稿约希望我提供比较文学、话语分析以及教学法等方面的论文。同时，美国境外的稿约也会影响我使用的文学、文化、经济与政治案例的选择。
第六，随着这些专著的出版，我也更为有意识地不断拓宽理论类型以及理论家的研究范畴，从而使我的理论与应用批评更具复杂性。所以可以说，我在方法上没有太大变化，但在理论与应用批评的思想上一直处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之中。这一丰富的过程有时是他人观点启发的结果――或者直接来自一些人，或者来自他们所运用的理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专著和国际生态批评、新理论的发展、新的或我过去不了解的文学作品以及日渐加剧的气候变化和饮用水危机等环境问题之间呈对话性关系。当然，我本人的爱好、对一些理论和科学分支的兴趣不足以及对某些科幻文学作品理解上的困难，也给我的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我也还需要尽量弥补这些不足。
李学萍：在您的《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您提出“横截性”（transversality）作为研究方法，请问如何理解该术语？
帕特里克・墨菲：为了避免在此陷入理论争端，简单来说，很多当代思想家都在用“横截性”这一术语，如凯文・舒拉格（Calvin Schrag）、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与瓜塔里（Felix Guattari）等。举例来说，美国高校里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往往建立在研究主体而非一个学科或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但是可以看到，某一既定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的方向往往与该项目负责人的学科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学校不同、研究项目负责人不同，这些女性主义研究在研究重点以及教学大纲上也就各不相同。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偏向人文，侧重文学和文化研究；但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则属于社会科学项目，主要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基础之上；也有其他学校结合哲学与政治科学进行研究。
以上方法对研究女性生活、女性所处的社会条件及其身体和心理特点都不可或缺，但却没有哪一种或哪一两种方法就是足够完备的。从某一学校某一个专业毕业或取得某种学业证书的学生感觉他们已经了解或接触过自己的专业领域，但实际上，学校的教学资源、教学人员、专业的规模、专业成立的时间甚至院系在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都会影响该专业视域的宽度与广度。而女性主义研究的横截式方法则会提醒学生：任何一个专业的教学大纲都不能解决该领域的所有问题。
在生态批评领域，至少是在美国，我们首先要使理论在研究与批评中的作用得到认可。此外，很多学者也呼吁要增强人文学者对科技文本的阅读能力。
李学萍：请问您如何理解生态批评“实践”（praxis），您如何看待环境运动中行动与理论的作用，您又如何看待生态批评中文学理论与文本批评的价值？
帕特里克・墨菲：“实践”包含理论与具体文本批评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狭义角度来讲，政治实践包含劝导大众以促进法律与管理上的基本转变。这种转变可能意味着对一种政府形式的排斥与对另一种政府形式的接受，或对一种管理实体的排斥（如对殖民者的排斥）和对另一种管理实体（如地方民族精英或统治阶级）的接受。这种转变也可能不太激烈，如不断扩大权利范围、赋予年轻人投票权、维护患有精神疾病的社会成员的权利、人们表达性倾向的权利等的转变。
在一个社会中，实践也包括推广和执行那些基于某种哲学信仰之上的能够改变人日常行为的文化实践。通过立法将殴打儿童、吃狗肉等行为定义为违法行为是一回事，而让全社会将这些行为作为价值规范则是另一回事。在美国，道路上有提示车辆行驶限速的指示牌，然而，多数人每天开车都超出限速。实际上，对车辆限速的立法行为并没有真正引起人们在超速问题上的观念变化，人们根本没把超速看作真正的犯罪、不道德或危险的行为。然而，多数人能执行在公共场所或室内禁烟的规定，实际上，政府在公共场所吸烟问题上的监管力度非常小，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是由于，随着相关科普知识的推广和逐渐改变的社会行为，美国公众在政府执行蔬菜水果超市禁烟令之前就已经改变了在二手烟问题上的态度。
意识形态的讨论、解释、理论发展与批评都要依靠话语完成。当阐释与批评的劝导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分析、评判以及发展关于生命的理论都涉及思想实践，并会对意识形态理论产生冲击，因而都是实践形式。在此需要指出，我们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行动主义者，也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理论家。然而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需要理论与行动共同发挥作用以促进变革。
生态批评是一种实践形式。它通过对特定主题的强调、对选定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行为的认可和评论，进而改变人们的感知方式。这样的新感知还会进一步影响读者和观看者对阅读和观看材料的选择，对文化作品与实践的阐释，以及在其意识形态领域内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论，或者发展使其走向新意识形态的理论立场。
尤其要指出的是，生态批评写作、教学与言说能够引起人们对文学或文化作品中对自然的表现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的关注，进而引起人们对自己在自然与环境方面的态度与行为进行思考和再思考。这种变化可能会发生在个人和局域范围，例如垃圾循环、食用有机食品、成为素食主义者、改变对其他物种的态度等。同时，这种变化也会涉及个人所作的一些政治决定，如投票支持或反对一些法令或选举人，支持一些非政府组织机构或代表某一环境团体从事志愿者工作等。
关于理论与文本分析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要强调的是，评论者有时倾向于用某些理论去分析文学作品，或从某一作家作品中总结出某种理论，但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没有义务固守某种理论。最激烈的争论往往不是最具说服力的。虽然我认为恩格斯将机械论、决定论的辩证法思想直接应用到自然问题上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同意他的这一看法：最好的“政治”小说是那些最微妙、具有内在劝导功能的小说，是那种以巴赫金对话性而非权威主义独白式呈现主题的小说。我在最新的专著中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
李学萍：生态批评发轫于西方，现已发展成为一项世界范围的运动。请问：世界范围的生态批评呈现何种态势，不同国别的生态批评又有何特征？
帕特里克・墨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人对于此问题是最差的听众。这样说是因为，正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倾向于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角度来回答此问题。我不知道“国别”是否是最好的术语。我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有时候是国别性的，有时是区域性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更多地使用“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和“地方性的”（subnational）术语。然而，这些疆界和差异并不妨碍生态批评获得某种统一的方向。即便从宗教角度出发，人们也可以为生态批评找到超越国别和文化差异的某种统一的大方向。
关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批评，我所看到的差异往往是研究的出发点和所关注的问题之间的差异。与美国早期生态批评相比，欧洲生态批评更为关注虚构作品。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只注重诗歌分析，完全无视其他文类。在西班牙，由于该文化对女性主义的抗拒，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结合遇到很大阻力。也有一些国家的学者们对这一结合并不感兴趣，但在另外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的结合则未遇到大的障碍。
或许，由于生态批评进入学术领域之时包含太多西方理论，中国生态批评一方面注重包括儒家在内的以及更早的经典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保持了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之特色，如侧重美学研究。而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情况以及生态批评学者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也影响生态批评作为主题性或政治性批评的发展。
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对生态批评整体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并引起对国别文学大量作品的重估，这也是快速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使美国和加拿大关于原住民的写作得到更多重视。与此同时，我们也一直在避免那种将所有土著文学看作同质性文学而忽视每种土著文学背后重要的具体历史情况的理想化、浪漫化倾向。
总体来说，生态批评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变化在于对理论的认可，而理论部分又是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所持续抗拒的。当然，这些理论的范围也是令人震惊的。每个理论都以不同方式改变着生态批评这个领域，而这些理论的结合、改变、综合又不断生成新视角和新思想。
李学萍：生态批评已经成为多民族、多文化范围内的运动，业已取得很大成就，但目前生态批评还面临何种问题与挑战，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我认为生态批评还会继续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方法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例如，我把一些学术文章在adademia.edu这个网站，当有人用谷歌在该网站上搜索我的名字或文章时，我会收到通知，大约有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在该网站上找到了我的文章。尽管这个数字不算非常庞大，但是有一些学者来自穆斯林国家，当我在网上收到他们从伊拉克、伊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和尼日利亚等国家发来的问候时，很受触动。我还有一些学生现在在埃及和迪拜工作，他们也经常在网上和我讨论与生态批评教学相关的问题。
当然，这些学者都主要从事美国和英语文学研究或教学工作，具有很强的英语文学阅读能力。所以，对生态批评感兴趣的学者数量可能比我所了解的还要多，因为这些学者的同事也可能通过德语或法语或其他语言发表的著作来接触生态批评。
其次，翻译作品还会增加。现在，从英语翻译到其他语言的生态批评作品越来越多，但是把其他语言的作品翻译成英语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种翻译工作需要跨国合作。由于在学术风格、读者期待以及我所说的“文化语法”（cultural grammar）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虽然熟谙英语阅读，口语表达也很好，但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则有很大难度。因此，请母语为英语的人对其文章或作品进行翻译和编辑可能是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
除了对批评类和理论文章与著作进行翻译，我们还需加强对环境和自然文学作品的翻译。由于出版商对市场和销售量的顾虑，加上他们对推广此类作品的意愿并不强烈，这一工作还面临一定困难。当然，从事生态批评的学者需要掌握更多语言，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需要用翻译的生态文学作品来进行课堂教学。
《说文解字》对“詈”的解释是“詈，骂也。”因而詈词通俗的讲法就是“骂人的词语”。“詈词”是汉语中长期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自古有之。然而由于其内容和含义的特殊性，一直被有意无意忽略。但是语言学研究的语言是客观存在的一切语言现象，不应当存有偏见，所以詈词的研究也应当纳入语言学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开放和学术视野的拓展，关于詈词詈语的研究也逐渐产生，并不断发展。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詈词詈语在学术界的定义十分混乱，专门针对詈词的研究则更为稀少。本文综述中很多文章或内容并非只是关于“詈词”，很多是将“詈词”“詈语”“詈骂语”以及“骂人话”的内容综合或混用，因此本文的一些论述和引用也无法避免。但本文试图将关于詈词的内容抽取并展示出来。
从研究形式上看，关于汉语詈词詈语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是在通论型著作或教材中单篇讲述汉语詈词詈语，例如孙维张《汉语社会语言学》（1991）、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2004），以及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2003）。曹炜的著作中有专门对詈词的讲解。第二是关于汉语詈词詈语的研究专著，主要有文孟君《骂詈语》（1998）、江结宝《骂詈语言研究》（2005）和刘福根《汉语詈词研究——汉语詈骂小史》（2008）等。文孟君主要讨论了詈词的各种差异、类别、常用修辞方式、功能及文化积淀；刘福根则对汉语詈词作了纵向的历史全貌研究。第三是关于汉语詈词的论文，较早的有陈伟武《骂誉行为与汉语詈词探论》（1992）、刘福根《汉语詈词浅议》（1997），之后还有从具体的文学作品或方言出发研究一定范围内詈词的论文，如黄德烈《詈词描写的审美价值》（1994）、张仪良《汉语疾病詈词初探》（2008）和胡丽霞《大同方言中的“货”缀詈词浅析》（2010）等。
从研究角度来看，对于汉语詈词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本体研究；2.源流和发展变化；3.修辞及艺术表达角度研究；4.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5.应用语言学角度研究；6.中英比较研究。下面分别从这六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汉语詈词的本体研究
“詈词”的定义是詈词研究中争议较大的部分。很多文章都忽略了这一基本内容，将詈词詈语混为一谈，只是引用较早时刘福根（1997）的说法：“所谓詈词，指的是粗野或恶意地侮辱人的话”。①（P44）刘福根《“詈词”标注及其他》（1999）统计了12册的《汉语大词典》，共查到注明“詈词”“詈语”“詈人之词”“詈辞”“詈称”“骂人语”“骂人话”“骂人的话”“骂人之词”“骂人之语”“骂人的粗话”“辱骂之词”“责骂的话”等条目共397个，叫法13种。实际上，它们所指的都是詈词。②（P40）但刘福根的这种定义本身就存在问题，詈词的“词”和“……的话”前后并不一致，但限于研究有限，大部分文章仍然接受了这一定义。其实在这之前，王希杰就对“骂人话”有了更为准确的定义：“骂人话是一种语言词汇系统的构成材料之一，它主要指一些词和词组，有时也包括一些现成的短句。它的功能是用于侮辱人。”③（P47）这个定义已经将骂人话内部分出了不同的语言单位，但对于“话”“词语”等仍未厘清。
真正将詈词研究独立出来的是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2003）。他认为，詈词不是一种什么“话”，而是一种词汇现象，是一种特殊词语，是成句的骂詈言辞的最常见、最重要的构成要素、造句单位，“詈言”或“詈语”等“骂人话”绝大部分以“詈词”作为核心构成。在他看来，“詈词的科学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詈词是人们在詈骂他人时所使用的一种词语，是构成骂詈话语的最常见、最重要的单位。”④（P26）
在这之后，一些学者对詈词的定义开始变得更为准确。刁晏斌在《“语言”中的“詈词”辞格》（2007）中将詈词放在“词”和“句”两个范畴内研究；李淑珍（2010）则直接给詈词作了定义：“詈词，就是骂人的词，是以侮辱、伤害、贬斥他人为目的的。”⑤（P26）
一些论文试图将詈词与其他语言成分进行对比和区分。王琴《骂詈语研究》（2006）区分了詈词（文中叫“詈骂语”但实际上论述的对象是词汇）和贬义词，认为二者的差别主要在对象、角度、语言单位和使用的语言环境四个方面。王俊杰《网络骂詈语研究》（2010）更为详细地论述了詈骂语和脏话、下流话、贬义词、禁忌语、粗话等的区别和联系。
综上所述，“詈词”的定义在少数人中开始得到重视，但普遍来说詈词仍被笼统地看作“骂人话”，这种不够严谨的态度不利于詈词乃至詈骂语的研究，因而在进行研究时有必要加以仔细定位。
二、詈词的历时研究
关于具体某一詈词的源流考据的文章数量较多，大都是对某一具体詈词，从文献可考的最早出处一直研究到它目前的含义用法。例如周江峰《“兔崽子”考》（2004）、曹翔《“鬼子”释义考辨》（2007）、高玉蕾《女性詈语“蹄子”小探》（2011）等等。此外还有王浩垒的《常用词“詈”“诟”“骂”的历史演变》（2008）对“詈”“骂”等词（或字）本身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考据，这类研究对于詈词的本体研究也有一定帮助和参考作用。关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詈词的研究，有刁晏斌的《“语言”中的“詈词”辞格》（2007），他将时期的詈词作为一种辞格进行了描述分析，并总结出了“适用范围狭窄”和“使用频率高”两个特点。此外还有上文提及的刘福根的专著《汉语詈词研究——汉语詈骂小史》。
姜明秀《汉语詈骂语研究》（2006）分出单独章节全面探讨詈词的演变发展，包括历时演变，共时地域之间的差异、词汇自身的自我扩展功能，以及同义詈词色彩上的差异，并且总结了汉语詈骂语的发展趋势：形式上，“文骂”代替“武骂”；内容上，詈骂内容多样化；色彩上，詈骂意味在淡化。
还有一些论文对詈词和非詈词之间的转换进行了分析，石鸣和王开文的《雅辞詈化及其机制》（2008）从历时角度对中性词转化为詈词的状况做案例分析，并对詈化机制进行语言、社会、认知的多维思考，认为詈词的形成机制有三：1.贬义的基础——事物的社会价值；2.贬义的由来——隐喻与转喻；3.贬义的固定——葛氏定律。在语言领域所谓的“葛氏定律”是指“如果一个词同时兼有褒贬两个不同的义项，那么褒义的义项会因为很少人使用而退出交际，而贬义的义项则会使用频繁，最终占据词的所有使用场合。”⑥（P61）此外，曹德和的《詈辞雅化例说》（2001）则用具体例子分析与说明与“雅辞詈化”相反的现象。另外，全美香《詈语转化为亲密语言的考察》（2011）虽全文使用术语“詈语”，但实际内容则是讲述在父母子女朋友及夫妻之间的詈词转化为表示亲密情感的词语的内容。
还有一类文章讨论了詈骂语的词汇化现象。张谊生在《试论骂詈语的词汇化、标记化与构式化——兼论演化中的骂詈语在当代汉语中的表达功用》（2002）中认为，骂詈语句因节略使用与保留特定成分而逐渐词汇化；词汇化的骂詈语因充当插入语而叹词化；因插入语词内而标记化；因定型类推而构式化。张爱玲的《面子理论视角下詈词“（他）妈的”的词汇化研究》（2010）讨论了“（他）妈的”如何从句子逐渐词汇化的过程，并从“面子理论”的角度对诱发这种演变的动因作出了解释。
利用这些詈词的演化和发展规律，研究者可以研究如何降低粗野詈词的出现率、引导詈词朝着相对健康的方向转变。
三、詈词的修辞以及艺术表达角度研究
周荣《汉语骂詈语研究》（2000）认为詈骂语有“析字、藏词、夸张、比喻、借代”等五种修辞方式。大西博子的《谈谈吴语詈词》（1999）分析吴语詈词的主要修辞方式有比喻、借代和藏词，主要作用是一针见血、诙谐幽默、委婉含蓄，并且能够很好地体现骂詈者在不同的语境中所要表达的不同语义。赵子阳《内蒙古西部区方言詈词的修辞分析》（2007）以内蒙古西部区的方言为语料，探讨了比喻、夸张、比拟、借代、双关、委婉、对比、反问等修辞格在詈词中的使用情况及其表达效果。王俊杰和刘海艳《浅议网络詈语》（2009）认为网络詈语表义所用的修辞手法主要有谐音、比喻、夸张和节缩等。
除了以上从整体语言或某种方言或社区语言角度分析修辞和表达效果外，关于詈词的艺术表达效果，大量文章集中在对某一部文学作品或一位作家的作品作出具体分析。其中又以《红楼梦》和《金瓶梅》为对象的文章数量最多，研究也最详实。黄德烈《詈词描写的审美价值》（1994）从人物性格的刻画、艺术氛围的渲染和人物的心理刻画三方面分析了詈词的艺术表达效果。潘攀《骂语的艺术功能》（1997）认为骂语的艺术功能有三个方面，一是揭示人物间的关系状态，二是反映当时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三是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黄森学《骂语詈词人欲的艺术价值》（2003）从詈词角度，通过对人的钱欲、、权欲三个主要方面的描述来探讨其艺术价值。除此之外，对于当代文学作品中的詈词的修辞和艺术表达进行探讨的文章有张礼、郭祖彬的《从王朔的小说看丰富多彩的詈语世界》（2003）等。
关于詈词的修辞和艺术表达是詈词研究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尤其是在进入文学领域之后，詈词研究没有了现实生活中的完全是糟粕的意味，而是“当作家将其铭铸进作品中， 就具有了审美价值。”⑦（P111）
四、詈词的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
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研究詈词詈语，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詈词詈语的文化蕴涵、社会心理和方言角度的研究三个方面。
早在1992年，陈伟武在《骂詈行为与汉语詈词探论》中就开始探讨詈词和詈骂语的文化蕴涵。在他看来骂詈行为应该归纳为“人本观念、种族意识和尊卑贵贱”三方面。在此基础上，李朵《古代汉语詈语中的文化蕴含》（1999）从古代汉语中一些常见的詈语入手，剖析其文化精神，揭示四个方面的文化蕴涵：人本、宗族、尊卑等级、生死观念。周荣（2000）全面研究了詈骂语的文化透视，包括人本观念、种族观念、伦理道德、等级观念和审美观念等等。孟昭水《汉语詈语的致詈方式及文化内涵》（2006）认为汉语詈语按致詈方式大致可分为“诅咒、禁忌、贬损、歧视和违背伦理道德”五类，并同时分析了这五类方式背后的文化蕴涵。米敏《“死亡”类詈语》（2005）从死亡的时间、方式、命运，分析了人们的生活理想，反映了人们的生死观念。张仪良《汉语疾病詈词初探》（2008）总结了汉语疾病詈词的五个特点和六个目的，并从中归纳出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模式、价值观念、文化理想等。
陈伟武（1992）分析了骂詈行为的心理机制，认为愤怒、憎恨、恐惧和戏谑都是詈词詈语产生的心理机制。李娜《从詈语的使用看民族文化心理的变迁》（2010）根据詈语的使用特点，纵向分析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发展历程，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规范伦理的阶段、摆脱束缚的阶段、冲破禁忌的阶段与走向文明的阶段。
方言方面的詈词研究文章也不断出现：胡丽霞《大同方言中的“货”缀詈词浅析》分析人们认为“货”是“物”，将人比成“非人”的“物”就是对人格的一种贬低和侮辱，从而分析出当地人“万物以人为贵”的思想观念和崇尚理想人格的审美观。相关文章还有温珍琴《赣南客家詈语研究》（2007），赵子阳《内蒙古西部区方言詈词的心理解析》（2008），《内蒙古西部区方言詈词与民俗文化》（2008）等等。
詈词和詈语可以从反面表现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反映了中国的“俗文化”。“俗文化尚真，尚质，少文饰，少扭捏作态，直接反映人们的喜怒哀乐，直接体现人们的价值观念。汉语詈词相当发达，为我们研究俗文化提供了大量真确而生动的材料。”⑧（P122）
五、詈词的应用语言学研究
张廷兴（1994）指出，“作为交际语言的一部分， 詈语有着独特的交际功能， 它能够更有力量地表达在特定场合下的特定情绪。”⑨（P30）因而，交际方面的研究是关于詈词詈语的一个重要方面。吴恩锋、全晓云《詈语的语用认知价值探讨》（2007）进一步指出，詈语的交际功能主要是在非正式场合实现的；詈语的实际意义往往趋于淡化甚至完全虚化，具有不可解释性，往往不是靠实际意义去参与交际，而主要以随便、自由、有力量地宣泄特定情绪来实现其交际功能。此外，他们还认为詈语还具有平衡心理的作用。陈岩《汉语詈骂语的非詈骂交际功能和交际原则研究》（2008）运用交际语言学、语用学等各学科理论，探究了“詈骂语”在言语交际中所起到的积极的交际作用，及其在交际中所体现出来的交际原则。在他看来，骂语有时候可以不含有骂意，说话者可以利用骂语表达喜欢、疼爱、希望之情。这一观点比较独特，但类似观点实际上早在1999年江结宝的《詈骂的动机和作用》中就有过论述。江结宝将詈词詈语的动机和作用分为“伸张正义、指引正道、伤人生非、宣泄情绪、保护自己、关爱他人、兴奋取乐、口头禅、无意生骂、特殊原因”等十种，这其中就包括詈词詈语在交际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周荣（2000）明确指出， 骂詈语有工具功能、情感功能、协调功能、强化社会规范的功能和文学描写功能。王雪梅《内蒙古西部方言中的詈语探析》（2005）指出， 内蒙古西部地区方言中詈语的主要功能是攻击对方，功能延续是宣泄情绪，功能异化是交际口语。
综上所述，詈词及詈语的应用语言学研究全面而不乏新意。虽然詈词在生活中是否具有积极的作用仍然存在争议，但至少这种观点的提出使詈词詈语应用研究的思维方式更加全面，拓宽了整个领域研究的思路。
六、詈词汉英对比研究
詈词的汉英对比研究是近几年来新出现的一个研究领域，并且集中在从词汇的角度进行对比研究。张谊民《汉英詈语的语音特征分析》（2011）标题为“詈语”，但通篇都是在对比和分析汉英詈词的语音特征。“从微观的语音特征来分析汉语普通话和英语的常见詈语词汇，并找出它们的异同点可启发更多思考。”j（P70）张谊民总结了汉英詈语词的相同点：声母或首字母多为爆破音、摩擦音和塞擦音，仅有几个不圆唇的元音也可如此；及不同点：英语中有几个辅音不能作为声母构成詈词。最后，他又从上述差异中分析出汉语的詈词词汇的丰富程度要胜过英语的。程昕《英汉詈词对比分析》（2011）则从更宏观的角度，通过对比分析英汉詈词，发现了英汉两种文化的四个相似点：性和排泄系统有关的詈词；与人的生理、智力缺陷有关的詈词；与人的种族、生活区域有关的詈词；以物名骂人，视人非人的詈词；和三个不同点：西方有与上帝、宗教有关的词语；中国有与氏族血缘有关的词；中国有与“脸面”有关的詈词。同时也分析了中英两种语言文化对詈词的影响。
总之，这一研究角度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汉语和各种语言以及汉语方言之间都可以对比，并且对比的内容也可以涉及词汇学甚至语言学其他角度，因而应受到重视。
詈词是一种语言糟粕，它的产生是社会发展、语言发展以及人类心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二者不可分割，所以说詈词也承载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传统观念，从反面表现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以及中国的俗文化。现代科技文化发展迅速，人们的道德修养不断提高，价值观念也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不断改变，对待詈词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作为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詈词将继续存在，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语言逐渐趋于洁净，詈词詈语也正朝着更加文雅、含蓄的方向转变。当然，我们也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骂詈行为不可肆意施行，詈词不妨随心研究。”k（P122）
引用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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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作为迅速壮大的群体，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在语言的交际活动中，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同民族人，很难察觉到相互交际方式的差异。然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就会因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而敏锐地感到差异所在。Mendenhall 和Oddou（1985） 认为跨文化适应有情感、行为和认知三个成分，情感成分是旅居者的心理幸福感，行为成分是旅居者与当地文化相互作用的情况，认知成分是旅居者对当地文化的态度以及对当地价值观的接受程度。
留学生作为在中国出现的一类“特殊人群”，其数量的增加给我国带来的挑战不仅是教育体制和管理模式上的，而且要解决他们各方面的问题，包括学习、生活、情感等各个方面。因此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状况不仅影响到本人，关系到他们学业的成败，而且会影响到留学生回国后对东道国的评价，影响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所以，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进行研究是现实之需，同时对发展我国的留学生教育，促进国际化融合也有重要意义。
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发现，留学生在跨文化背景下要经历文化冲击（狄斯马，2004）、文化休克（刘莎莉，2008）、文化适应压力（龚晓梅，2010）、人际交往适应（杨军红，2005）等多重变化。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布朗（H. Douglas Brown）指出：“文化休克是在第二种文化中学习第二种语言的人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文化休克时指轻微的烦躁，甚至心理上极度惊恐和慌乱的表现。文化休克反映在第二种语言学习者情绪上的变化为感到疏远、气恼、敌视、犹豫不决、情绪沮丧、心情沉闷、悲伤孤独、思乡，甚至浑身不适。处于文化休克下的人对新的环境采取的是反感的态度。时而怨恨别人对他不理解，时而又充满了自我伤感。”遭遇文化休克的外国留学生往往会选择回避与中国人交流，在校内组织自己母语的小团体，出门便依赖自己国家的高年级学生，快去快回，只办事不认人。
笔者以江西师范大学共129位来自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就他们在中国留学中的所遇到的交际顾虑进行问卷调查。笔者结合问卷调查结果，试图分析来华留学生在学习、生活等方面遇到交际顾虑以及抑制产生的原因及其解决策略。
一、思维与语言的差异导致语言交流障碍
思维方式以及语言文字的巨大差异导致在来华留学生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语言交流障碍。美国语言学学者Robert Kaplan 在研究了不同国籍的学生的写作后，认为他们的思维模式是不同的：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喜欢直来直去，用论据论证论点；拉丁语系也就是法语和西班牙语系的学生喜欢在论述过程中穿插与主题毫无关联的句子；俄语系的学生的文章往往包括一系列猜想式平等语言结构和一些从属结构，而且其中至少一半与主题无关。闪米特语系，也就是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同学，特别偏爱平行结构，阿拉伯语惯用排比句、喜好铺陈。古兰经就是如此。韩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螺旋式的，喜欢间接思维，回答问题不直接，更多论述不是什么，而非是什么。他用下面的图表表示几种不同的模式。
Satoshi Ishii（1988）把美国人的思维模式比作“桥式”。讲话人组织思想的方式是为了明白直接地把自己意思传达给对方，犹如一座桥，听话人只要从桥这头走到桥另一头就把意思弄清楚了。他把日本人的思维比作“垫脚石式”。讲话人不把自己的意思直接地表示出来，而是采取迂回、隐含的方法，犹如在水中投下一块一块的垫脚石，使读者（听话人）借助于“垫脚石”悟出作者的意思。
我国著名学者吕叔湘（1985）指出：“世界上的文字，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音素文字，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因素（音位），英语、法语、俄语、保加利亚语都是音素文字。第二类是音节文字，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节，就是辅音和元音的结合体。日语的字母、阿拉伯的字母都属于这一类。第三类文字是语素文字，它的单位是字，不是字母，字是有意义的。汉字就是这种文字的代表，也就是唯一的代表。汉字以外的文字都只是形和音地结合，只有汉字是形、音、义三结合。
不同的思维习惯以及语言的差异导致留学生，特别的是来自非汉字文化圈的欧美、非洲学生，对于汉语的学习和使用都比较困难。根据笔者对江西师范大学2010年至2012年三年在读129名留学生进行调查发现：90%的受访学生都存在汉语的学习困难并产生了学习焦虑和交际顾虑。但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母语的学生的汉语学习难点也不同。80%的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留学生认为“汉语中汉字难学，数量多，结构复杂”；相比之下，54%的印尼学生，40%的日、韩留学生存在类似的问题；63%的日、韩学生反映汉语学习的困难在于形、义的混同，导致在使用汉语进行沟通时，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由此可见，来自汉字文化圈的日本、韩国学习者与从文化心理习惯上对汉文化有认同感的东南亚学习者，从语系、文字类型、文化类别上完全区别于汉语的非洲学习者对汉语学习的适应存在差异。文化认同感越强的学习者汉语学习困难越小，遇到的交际困难相比较少。所以要做到顺利地交际，只掌握语言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掌握语音、语法、词汇的基础上熟悉和掌握语用规则（讲话规则）才能正确地交流思想，否则难免会造成各种误会，甚至使交际发生障碍，无法进行下去。
二、教育体系和课堂文化的差异导致课堂交际顾虑
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可分为三个年龄层次：第一层次是13岁以下的儿童层，
第二层次是13-25岁之间的青年层，第三层次是25岁以上的成年层。大部分来华留学生处于第二年龄层。以江西师范大学为例，在受访的129名留学生中，95%的学生年龄是17-24岁，他们大都在本国完成了基础和初等教育，他们对知识的认知、习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是由于中国的课堂文化与许多国家存在较大差异，许多来自其他不同国家背景的留学生表现出了对课堂一时无法适应。
首先，对课堂环境不适应。众多研究表明，学生在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学习成果，与他们的课堂环境感知显著相关（Fraser，1998；Dorman，2001；Lisa et.al.2010）。各个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学校的教学条件存在差异。西方国家的外语教学通常是在专门的语言课教室，配有必要的试听教具，课程中以视听等多种方式给学生呈现有关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背景资料，轻便的桌椅可根据教学活动随意移动，有利于学生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在中国目前，留学生上课的教室就是普通教室，固定的桌椅、缺少视听设备，授课模式单一，老师讲，学生听。老师更加重视完成教学计划上规定的内容，学生必须自觉地完成老师课上布置的作业才能真正消化课堂上的教学内容。对于课堂环境的不适应，在不同地区的学生身上表现有所不同。在129名受访的留学生中，表示“教室设备单一，对汉语及汉语文化的学习带来负面影响”63%的是欧美学生；只有37%的学生来自非洲马达加斯加和印尼。
其次，对授课模式不适应。课堂环境与学生的学习过程有密切的关系。课堂环境感知对学生课堂参与、动机、注意分配、学习方法选取等方面均有影响。Anderson等（2004）的研究显示，课堂环境的五个维度（竞争、有次序、规则清晰、教师领导、凝聚力）与学生的课堂参与、学习投入和完成学习认为三类动机行为显著相关。国外在语言课堂上较常用“交际法”，即把自己看作课堂教学的促进者，而不是领导或是权威，多以实践为主，并让学生去解决真实生活情境中会出现的种种情况和问题，学生也不习惯依赖和等待老师。学生出现错误时，老师多采用不干涉态度，他们认为过分纠错易挫伤学生参与的积极性。Ryan等（1988）的研究发现：在教师提供较多情感与学习支持的课堂上，学生有更多“寻求帮助”的行为。Patrick等（2007）的研究认为，良好的课堂环境感知有助于促进学习动机和课堂参与。
在中国教学模式基本上是以教师为主，老师教，学生模仿老师， 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确认了教师的权威地位，学生处于被动或服从地位。学生多等老师提问，极少主动提问或插话，“师徒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存在，所以在课堂上中国教师在讲台上讲得热情洋溢，很多留学生在下面一脸无聊又无奈的样子。问卷调查结果反映，59.7%的留学生认为课堂枯燥.老师课上的一些做法常常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从而对汉语学习产生焦虑；54%的受访留学生不适应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在与老师课堂上的沟通出现焦虑，担心出错而回避“交际”。
三、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解决策略
跨文化交际指的是来自（两个或多个）不同文化的个人之间的交际，由于文化背景不同，
跨文化交际容易导致冲突。留学生作为积极的文化学习者，他们的跨文化适应关系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交流，所以我们要采用积极的跨文化交际培训的理论模式，帮助来华留学生减少文化休克，降低交际顾虑，尽快适应中国文化，顺利完成在中国的学习。
首先，要重视课堂培训模式，即在学校开设于跨文化交际相关的课程加强学生对文化差异和跨文化交际的理解。这种模式应作为大学留学生跨文化能力训练的最普遍模式。通过对文化、价值观、民族、地理或者是一个特定文化习惯的认知、理解，留学生可以更有效地适应文化差异，减少焦虑和不适。在对留学生进行中国文化教学之初，教师应该帮助留学生认识学习中国文化的目的不是放弃母语文化，只是培养留学生对汉语文化的敏感性，了解汉语这门语言使用的大环境。
其次要努力创新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法。目前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仍与本国学生汉语的学习方法没有多大区别，仍沿用“语文并进，随文识字”而非“先语后文”的教学法。虽然这种方法一方面使汉字教学均匀分散在汉语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分散了难度，巩固了记忆；另一方面，结合其他语言要素一起来教学，强调听、说、读、写综合技能的形成，利用汉字教学中培养学生综合的汉语能力。但是这种方法主要问题是“以我为中心”，更符合中国人学习汉语的习惯。
最后，大学应积极开设非语言的中华文化课程，激发学生对于中华文化的学习热情，缓解留学生在中国的文化交际顾虑。非语言课程包括：太极课，书法课、中国绘画、剪纸课等，这些课程在训练学生动手能力的同时，让留学生能体会中国丰富的文化形态，让他们由汉语文化的“旁观者”转变为 “参与者”，对于缓解留学生的文化休克和文化排斥有积极作用。
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跨文化语境下来华留学生的交际顾虑研究―语际语用学对留学生与中方教师互动交流分析”（项目编号：10wx82）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龚丽萍（1980-）女，汉族，江西南昌人，硕士，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二语习得、跨文化交际学
万菁婧（1980-）女，汉族，江西南昌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二语习得、跨文化交际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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