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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为不列颠最早叩开了现代化的大门。然而，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与经济:荣和城市发展相伴的还有遭受污染的生态环境，其中，城IIJ河流污染尤为严重。英国，在摘取了一个工业化先行者JPG该摘取的最优惠成果的同时，也尝到了工业化及城了化造成的水污染苦果。对尚未实现工业化及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规避和整治“迈达斯的灾祸”有所裨益2=16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故本文不揣浅陋，愿就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防治及其特点等问题予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状况
城市水污染自古有之。人类早期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大都被排人大气或弃置于水中，古时的城市居民已有用法令和规章控制污染的尝试。在古希腊，只有获得特殊允许才能设立制革厂;古罗马也有规章规定，制革、榨油和洗衣作坊只能设立在没有居民点的台伯河对岸。但是，早期的污染仅限于十分狭窄的范围。
上百年来，英国的毛纺业等传统工业无疑也降低了河流水质，但是，严重的水污染直到19世纪工业化时期才真正发生。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不断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使英国的许多河流受到了污染，在19世纪，城市河流污染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恩格斯对当时河流污染的描述颇为详尽。例如，流经利兹的艾尔河，“这条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人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流经曼彻斯特的两条小河—艾尔克河与梅德洛克河的污染状况亦十分严重，“停滞的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梅德洛克河的“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味。
此外，流经西赖丁约克的卡尔德河，在1852年以前始终是鱼类喜爱的栖息地，至1867年，皇家委员会已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流经西赖丁约克的，与其说是河水，不如说是墨汁。艾尔克河的支流布拉德福河，曾是男孩们捕鱼的乐园，也被工业化的浪潮熏染得通体黝黑，以致“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以将它点燃”，俨然是一条随时喷发的黑龙。
泰晤士河曾是一条美丽的河流，英国人习惯地称之为“老父亲泰晤士”。19世纪以前，泰晤士河河水碧波荡漾，鱼虾成群，是举世闻名的鱿鱼产地，诗人蒲柏在1728年将其描绘为“银色的洪流”。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沿途城市居民的剧增以及大量工厂的建立，各种污染物源源不断地进人泰晤士河，牛津以下河段的水质急剧恶化，泰晤士河成为一条污浊不堪的“臭河”。1855年，化学家法拉第致信《泰晤士报》:“整条河变成了一种晦暗不明的淡褐色液体……气味很臭……整条河实际上就是一道阴沟。可见，英国城市的水污染在19世纪中期已经相当严重。
二、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
那么，究竟为何诸多河流在一个世纪里都变了色、变了味，这么严重的污染是怎样产生的呢?无疑，工业废水和公共废水是城市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其中，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布局和工业类型又是产生大量工业污水的直接原因。
工业化初期，主要的机械动力是水力，“由于使用水力机，工厂不得不设在大流量的急流旁边”。因此，英国的第一批近代工厂自然傍河而建，在英国工业的发源地和中心—曼彻斯特，“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是沿着贯穿全城的三条河流和各种运河建立起来的。这既解决了动力问题，又方便了废水处理，河流也成了废水排放的理想场所。蒸汽机发明后，以前依靠水力机械、依河而建的工厂逐渐转移到城市中，但工厂对那些流经城市的河流的依赖并没有减轻。因为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多数工业生产部门的主要需求，都是比较洁净的水。水作为冷却剂是蒸汽机不可或缺的，一些工业部门如毛纺业、印染业、造纸业的生产过程也离不开水，还有酿酒、洗煤，没有水更寸步难行。同时，水路为工业主提供了廉价的运输途径。因此，一条河流附近往往分布多家工厂，例如艾尔克河，“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这些废水中往往含有铅、碱、硫等污染物，而且大多是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使水质大大降低，造成严重的河流污染。
造成城市水污染的另一主要来源是公共废水。公共废水主要包括人畜的排泄物、生活垃圾和洗涤剂。公共废水的存在本不可避免，但在英国工业化时期，因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加上市政建设滞后，遂使水污染加剧。
一方面，与工业化相伴的是，英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城镇人口增长急剧。势如潮涌的人口，被压缩到很小的拥挤不堪的中心点上。从增长数量上看，大约在1800年，英国只有一个大城市—伦敦，人口约100万，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如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布里斯托尔等(这些城市的人口大多只在5到10万之间)。1850年伦敦人口增至2,360,000人，另有9个城市在10万人以上，18个城市在5万到10万之间。1910年英国有46个城市超过10万，伦敦人口更是猛增至450万。从增长率看，兰开夏在1700年至1801年间人口差不多增加两倍，曼彻斯特的人口在1773年至1801年间也增加了两倍。到185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已首次超过农村。城市的扩展和人口的集中大大增加了水资源的消耗，也使城市的公共卫生日益恶化，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构成了那时英国许多城市的基本外貌。
另一方面，英国城市化虽快，但城市化水平较低，市政建设滞后。“所有的市镇，不论是新的还是老的，都面临着公共卫生的严峻问题,工业化早期，英国的城市尚未建立清扫垃圾的制度，垃圾粪便随意堆放，人们甚至因厕所太少不得不随地大小便。特别是贫民窟，成了疾病流行的孽生地，被人们称为“霍乱国王的巢穴”。在利兹，最不卫生的地区是工人住的狭窄的房屋区，这类建筑物里不具备任何一种排水设施，厕所少且前后无遮无盖。到1831年，即使是已拥有14万以上居民的曼彻斯特市区仍没有铺砌街道和修建下水道的条例。非但如此在曼彻斯特新城(又叫爱尔兰城，theIrishtown),“街道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可是这里却有无数的猪群”。大量垃圾、粪便、洗涤用水还有从街道屠宰场排出的水染上深红色的兽血，经过公用阴沟和露天排水沟通往小河、水坞，加重了城市河流的污染。
综上所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副产品”是造成城市河流污染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工业化时期英国的社会思想是污染得以加剧的促因。
首先，英国人将“自由放任”思想奉为圭泉，对工业革命造成的工业中心人口膨胀、城市污染和公共卫生等问题尽量不干预;其次，社会以追逐财富为价值取向，对“污染”则漠不关心。英国贵族通过经营追求财富早已成为惯例，社会中下层又有着一股“向上看”的风气，于是上行下效，社会形成了以谋求利润为荣的风气。
难怪连外国观光者都不禁要惊呼:“英国的城市纯粹是工作和挣钱的地方，而绝非休息和享受的乐园，那种具有更高尚品格的人还没有出现。
三、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及其特点
随着河流污染状况的不断加剧，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危害，人们开始意识到有必要采取措施对污染予以遏制，但长期似来，社会的反应并不积极。直到19世纪中期，随着流行病的多发，城市才开始实行系统的卫生改革，如下水管道、清水供应和道路清洁等。同时，社会对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也愈加重视，各项治理措施逐渐建立，整治渠道逐步完善。下面将结合英国在这一时期的防治措施，对城市河流污染的治理特点进行探讨。
(一)各群体和多渠道的广泛参与。生态学家和卫生学家最先向社会发出正视污染的呼声，他们是治污的先行者。部分生产者组成志愿协会，呼吁减少废物排放、倡议革新生产技术，为政府的积极治理建言献策。议会和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全面领导水污染的治理。这样，河流污染的防治得到了议会、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各群体的参与和支持。
(二)议会立法和政府作为是治理污染的主导力量。一方面，从议会来说。1848年霍乱发生后，议会通过了第一部“公共卫生法”，并成立卫生部，虽不是专为治理水污染而设，但它规定在传染流行区域设立地方性卫生委员会，负责处理当地污水问题。由于习惯法提供的防御河流污染的措施起不到明显效果，1855年，议会颁布了《有害物质去除法》，试图对那些以工业废水污染河道的制造商处以罚款1865年和1868年，议会又先后两次委任皇家委员会，负责调查河流污染的状况并寻求行之有效的治理途径叫即。在第一届委员会提交初次报告后十年，议会通过了《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国家立法，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水环境防治法规。法案不仅对禁止排放的各类污水和违法行为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工业废液、颗状和悬浮状污染物、下水道污水排放等)，还任命专家担任审查官，向工作部门提供实施建议，并通过监督技术改进以控制河流污染。这是一部具有“框架性”意义的法案，它关于防治河流污染的基本原则一直沿用至1951年。
另一方面，从政府作为来看，主要是加强市政的排污系统建设。例如，1858年伦敦市政当局修建的“伦敦下水干道”，以及1863年秋动工的泰晤士河河堤，就是政府治污的工程举措，通过建立下水道网络将工业污水和生活垃圾转移到下游地区，为减少伦敦水生疾病的发病率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应该说，在19世纪，尤其是下半叶，英国议会和政府在治理河流污染方面确实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效果。
(三)专家治理充当重要角色，发挥积极作用。1842年查德威克的《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发表，揭示出糟糕的公共卫生状况，尤其是“飘着恶臭的厕所、污水沟和被污染的饮用水”是引发霍乱的根源。麻醉医师约翰·斯诺也提出同样的观点，1849年，他发表《论霍乱的传染方式》一文，指出被病菌污染的水源是霍乱传播的主要渠道”。他的这些结论有力地说明了治理水污染的必要性，也坚定了全社会的治水决心。1848年，约翰·西蒙医生被任命为伦敦城区的保健医官，“这一职务不仅在争取城市制定供水、排水、贫民窟的清洁规划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确保有关建筑和人口过分拥挤的规章的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议会在第一部河流污染防治法制定之前委任了两届皇家委员会，委员会全都由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如第二届皇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皇家工程院德尼森爵士、化学家弗兰克兰德和农学专家默顿等人。他们通过调查取证，亲自实验，向议会递交调查报告，同时，专家们还对肆意向河流排放废水的行业进行严厉谴责，同时建议政府设立限制废水排放的详细标准，为国家制定水污染防治法案提供了理论依据。
碍于诸多阻挠因素，《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19世纪末，英国主要河流受污染的糟糕状况没有显著改善。1898年，英国又一次委任多名专家组成皇家委员会，调查污染来源和督查河流防治的进度。与德尼森爵士等前辈不同的是，此次委员会的专家们更加务实。他们注意综合考虑多方利益，设法调动工厂主的治污积极性，待之以宽，不求速变，先制定适度可行的治污标准，再随污染状况的改善而逐年将标准提高。在这种务实精神的倡导和促进下，产生了一系列减轻水污染的新方法。首先，也是最简捷的方法—一些滨海城市(如利物浦、霍恩、布里斯托尔等)将部分污水注入大海，通过污水转移以缓解河流的吸纳压力。其次，建立“污水农场”，将污水引到离城镇不远的农场用以灌溉作物，既廉价、无害，又不影响丰产，到19世纪末，像伦敦、曼彻斯特和诺丁汉等地附近已有不少这类农场。此外，多种净化剂得以应用，如动物骨灰、焦炭和页岩等，都能起到过滤和净化污水的效果。可以说，这些成效凝聚着诸多专家的汗水和智慧。
治污成效虽不显著，但仍在困境中渐进19世纪特别是下半叶，英国人治理河流污染的努力有目共睹，可惜收效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在河流污染的防治过程中尚存在诸多阻力。
其一，政府治污不坚决。一方面，英国在19世纪面临国内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等诸多紧迫问题，相形之下，河流的防治事宜尚不够急切;另一方面，对工业与贸易利益的关切使行政当局不愿对工矿企业的污染行径和搪塞应付过于苛责，这势必影响政策法规的贯彻力度。其二，工厂主和矿主不诚心。革新生产技术、减少污水排放意味着投入的必然增加，显而易见，这种增加成本和损耗利润的要求是无法让各行业的污染大户欣然接受的。其三，民众不觉悟。“一条受污染的河流对健康的实际影响，在19世纪70年代还不为公众所认识。168公众对皇家委员会提出的防治措施或一无所知，或漠不关心，更有甚者对一些协会付出的反污染的努力嗤之以鼻，将其讥为理论家的空谈。其四，科技不过关。19世纪中后期的科学对水污染特征、水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以及水的净化问题上缺乏明确认识，科学家不能准确找到河流中有毒物质的来源，而关于污染治理的技术开发又不够成熟，要改善大规模的污染状况自然是力不从心。因此，有人总结道:“河流污染的治理必定被看成是维多利亚时代公共卫生史中令人最不满意的一章。尽管如此，英国人在防治河流污染过程中取得的积极成效还是不能抹煞的。超级秘书网
四、关于英国城市河流污染及治理的几点启示
作为第一个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国家，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经历和治理得失值得后发国家借鉴。
所谓国民性，指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总体表现出的品性，即一个国家国民最普遍表现出的人格类型，是对一国具有代表性的人的特征的概括，故针对正常人格而言。这种品性，既源于种族特征的不同，也可来自后天遭遇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各个国家中不同的国民性。国民性与典型人格类型不同，其分析不需太多田野调查实践与复杂数据，具有普遍概括性和笼统性，故较易实行。
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在西方二战时期曾一度兴起。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化的渗入，现代中国的国民性已变得较为混杂难以表述，甚至某些已与中国古人的文化精神相背道而驰，西学的传入与过度应用更使现代中国国民性格不具有了中国本土的代表性。本文仅从中国古代儒学角度对中国人的传统国民性进行分析探讨，从信仰体制、道德准则和人格培养三方面将国民性概括为忠君爱国、仁义至上和中庸之道。
一、信仰体制：忠孝统一
从信仰体制上看，中国古代社会中主要以信仰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作为全民性的国家宗教。其宗法观念与天人合一观念从信仰层面进入到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对国民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人普遍重视家族观念，祖先意识强烈。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人祭祖的隆重仪式上，更表现在中国人“以孝治天下”的观念上，这早在先帝舜时期就有了很好的体现。
中国十分重孝，一家中若是出现孝子，则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与赞扬。汉朝时期的选官制度就以“孝”作为最基本的选拔标准，由众人推举，称“举孝廉”。中国儒家传统“十三经”中就有一部十分重要的经典――《孝经》，是关于孝的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人家族传统中，是以父权至上的宗法制，一般重大事情都需要向父亲请教过问，包括婚姻问题，大多是父母包办，即使是自己的意愿也需事先请示父母，征得同意方可进行，否则就会有被社会指为不孝而被边缘化的危险。
中国人如此重“孝”，包括统治者也宣扬孝道，以孝治天下，以得到支持与维护。中国人认为，以孝为先，有了孝，人民自然会归顺于君主，孝是忠孝仁爱信义等基本道德的根本所在。“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也。”《论语》中的此言正是体现了“孝”的一系列好处，孝子极少有犯上作乱背叛君主的想法。由此可见“孝”是忠君爱国思想的前提。这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忠孝二者相统一的观念，也是国民性之一大特点。
二、道德准则：仁义之上
前面讨论的中国人所重视的忠孝观念，但这种忠孝观念是以仁义的道德准则为前提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曾说过，忠孝都要“以义为先”。不符君子道义的事万万不可做，而这道义的前提就是符合“仁”。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的实现是孔子认为最理想的社会状态。“仁”是最重要的品格，万事都应符合“仁”复归于“仁”。“义”则由“仁”衍生而来。所谓仁义礼智信都是以“仁”为根本的。孔子主张回归“仁”的道路是“克己复礼”，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回到礼的道路上来。西周时期即已制定形成的周礼是与封建等级制度相应的。“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这其中就要以统治者实行“仁政”作为基础。实行仁政，人民就会温顺并且厚道，像先帝尧舜时期就是如此。
且君子也应以仁为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主张有志之士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仁义道德理念。孔子认为，“恭而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样即可实现仁。仁不仅应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统治者的根本统治手段，更是作为了百姓庶人一切道德准则的基础。
孔子还认为，“刚毅木讷，近仁。”这可谓是对接近仁的状态的外在表现的较为细致的描述了，也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一大特色。中国人普遍具有老实内敛，逢人不爱张扬，遇事不爱争抢的特征，却给人一种温和敦厚的亲近感。古代社会中的中国人中更是普遍具有“仁”的特性。辜鸿铭先生认为中国人精神的最大特点就是温良，这主要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也是“仁”在国民性格中的一大体现。
三、人格培养：中庸之道
中国古代社会中对人才的培养，不似西方教育那般重视专业技能培养，而是更重形而上的气节与道德观念的树立。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思想几乎是持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对“君子”的推崇也成为中国社会中普遍的人格完善标准。
所谓君子，可用“中庸”来概括。“君子不器”，君子尚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经过历史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气节，体现在忠君爱国的观念中。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可见中庸的品质在中国人中具有神圣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并形成一种价值趋向体现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用孟子的话概括，这是一种“浩然正气”。
中国古代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后来的教育中，也体现在在童蒙教育。所谓童蒙教育，指中国古代7～12岁的教育，即洒扫应对等基本礼仪和伦理道德的学习。其作用不可忽视，是为后期儒家系统教育、为日后学习君子之道打下深厚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人格气质初步奠定形成中的重要一环。
中庸之道同样表现在礼上。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礼节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乃至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原则。它处处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中和色彩，建立在天人合一观念基础上，体现了中国人高尚的修养，也是中庸之道的一种外在表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古代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在文化与人格理论的视角下所探见的中国人国民性具有忠孝统一、仁义至上、中庸之道三者合一的特性，不仅体现在传统的等级宗法性制度中，更体现在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普遍文化群体中。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与品格特征，区别于西方，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包括政治思想、社会制度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如今我们更应弘扬这种文化特性，弘扬中庸之道，选择传统并适合我们国民性的东西，而不是盲目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这有中体西用，才能使中国人得以重新闪耀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2]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前言
目前我国的合资企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重要的支柱力量，合资企业的管理方式主要有四种基本模式：中外双方共同管理、外方承包型、中方承包型以及第三方承包型。目前采用最广泛的方式是中外双方共同管理和外方承包型两种，由于合资企业产品面对的是国际市场，因此在企业管理中也必须按照国际管理进行管理，然而在实际的企业管理中存在着国产化的管理趋势，因此不利于合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为了提升合资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就必须改变落后的企业管理模式。
一、中外合资企业管理中国产化问题的具体表现
(一)总经理责任制落实困难
在合资企业的实际经营过程中，存在中方董事不能真正代表中方利益的现象，同时中方委派的总经理也没有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事项真正的负起责任，主要原因就是中方产权的虚设问题。西方企业中通常实行股份制公司，董事会应对股东大会负责，而董事就需要对股东大会或者部分人负责，若董事失职则会受到严厉处罚，因此在西方国家企业中并不存在产权虚设的问题，因此在合资企业当中也没有外方产权虚设问题。在合资企业中，中方产权虚设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是中方的董事对于本国资产的保护力度不够，同时中方董事对于总经理的管理活动监督与指导作用未能发挥。
(二)缺乏经营与管理的自主权
合资企业在经营中必须拥有自主权，主要原因是当合资企业真正具有自主权时，才能真正的发展自己的业务。我国的法律当中也明确规定了合资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个股方面都拥有自主权。然而有些中方主管在经营中过分的强调了党的领导，而未能将合资企业与国内普通企业进行区别，因此直接参与到企业的实际工作当中，有些企业甚至将董事会的决议也直接搬到了党委会上，因此合资企业在经营中严重缺乏自主管理与经营权。
(三)缺乏完善的奖惩制度
目前合资企业员工普遍还存在着“无过便是功”的工作心态，这种状况若不能及时改善，很可能使合资企业的竞争优势完全丧失。其中主要原因是合资企业管理中的国产化问题，严重的影响着合资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提升。合资企业的低水平管理带来的影响甚至会超过由于技术水平低而带来的影响。
二、应对中外合资企业管理国产化问题的优化策略研究
(一)建立健全董事会领导之下的总经理责任制
首先应该完善中方合资者的委派董事制度，转变传统企业管理中企业董事由中方合资管理部门制定的现状，避免主管部门对企业的日常活动干预;第二要提升董事的管理能力，加强董事的培训工作，在委派新董事时应严格筛选具有丰富经营经验和管理能力的人才;落实董事责任制，明确董事责任范围，特别是对中方资产负责，第二还应实施董事定期汇报的责任制度，将企业的资产损益情况进行有效汇报;实施专职董事，将义务董事逐渐转变为专职董事;最后就是要实施总经理聘任制，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二)构建合资企业管理机制，落实企业自主经营管理权
首先要建立专门的负责机构，实现对合资企业全过程的管理，避免出现现行管理中的各管一段或者无人负责的状况，规避管理风险，同时精简合资企业的相关管理机构;第二要赋予合资企业充分的自主管理和经营权，根据国际管理进行管理，明确好合资企业的特殊性，在管理上应该区别于普通企业，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对合资企业实施的管理中应该依照相关政策和法规中的相关规定执行管理措施;第三我国的工商管理部门、税务机关、物价部门以及海关和银行等相关部门应该做好本职工作，为合资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进行服务，为合资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确保优惠正确的切实落实。
(三)优化工资制度和考评制度
应在合资企业内部建立健全完善的考评机制，针对不同部门人员实施科学考评，针对表现优异者可给予奖励，以提升员工积极性，尤其是对那些在技术上进行革新、为企业提出优化建议的员工应该予以奖励，营造良好工作氛围;第二就是要改革合资企业的工资制度。工资的标注首先应该根据本企业的经济效益来确定，实施动态化的工资标准。降低或者适当取消基本工资在总工资中所占有的比重，提升员工的风险意识，提升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
(四)完善技术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
全面推进劳动合同制度，促进合资企业实现用人的自主权利，打破劳动力管理当中的“部门所有”或者“单位所有”的用人格局，确保合资企业能够根据自己的用人需求相应选择技术人才、管理人才以及生产人才等。同时注重企业员工的培训工作，切实提高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水平，增强合资企业市场竞争力。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合资企业得到了快速稳定的发展，然而在企业管理中国产化管理问题十分突出，不利于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在合资企业管理中必须与世界市场接轨，转变传统管理模式，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摘 要：从2012、2013年浙江卫视举办的中国大型专业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国好声音》从开播到现在，一直备受观众瞩目，本文借用费斯克关于电视文化的两种经济理论，来分析该节目从众多真人秀节目中脱颖而出的内在成因，旨在揭示大众文化语境中，受众在参与电视文本交流中的显著程度，以更好地俯瞰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准确把握电视经济的命脉，做好节目的包装宣传。
关键词：金融经济；文化经济；缺席的在场；生产者式文本；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5-0091-03
一、引 言
在国内电视市场中，具有较高收视率的娱乐节目以“舶来品”居多。当前不少选秀类的娱乐节目，因同质化、低俗化和泛娱乐化而饱受诟病。大众媒体如何在市场竞争白热化的状态化下，突破当前节目创意匮乏的瓶颈，获得节目人气和广告收益的双赢，成为媒体从业人员当前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2012年暑期异军突起的《中国好声音》（以下简称《好声音》），成为《传媒》杂志评比的2012年度盘点十大事件之列。2013年暑假，这一节目再次以高标准的节目质量点燃了整个夏季的收视狂潮。这一舶来品本土化创新的成功，不单是由于顶级的制作团队、制播分离的运营模式及高水准学员的美妙歌喉，还与其节目的选材、形式和受众的参与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
节目的盈利与否取决于收视率的高低，而节目的收视率又与受众是否买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只有洞悉了受众在接收电视文本时的心理，才能准确把握电视节目的制作要领，赢得可观的收视率。当代西方学术界著名的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提出了关于电视文化的两种经济理论，结合《好声音》的走红内因，该理论做出了合理诠释。
二、两种经济理论的提出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1939―），当代西方学术界著名的大众文化理论家，在其撰写的《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理论，提出了两种电视经济理论，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这一大众文化理论试图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电视节目作为商品，在这两种平行的、半自主的经济中生产与销售，而生产商品的经济机构与受众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断裂。
首先，电视节目在金融经济系统中运行，“制片厂商（生产者）生产出电视节目（商品）然后卖给电视台（消费）；电视台将节目（生产者）播出，相当于将电视观众作为商品卖给了广告商（消费者）。这一过程注重的是电视的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 [1]。紧衔而至的流通阶段是文化经济阶段，电视商品的文化形式是形象、思想和符号，观众在收看节目的过程是消费的过程，对电视节目的解码又是对意义、的生产过程。由此，在文化经济阶段，“观众构成了生产者跟消费者的双重身份，这一阶段注重的是电视的使用价值，流通的是‘意义、和社会认同’” [1]。由此可见，文化生产只有走出简单的金融经济领域，进入文化经济领域，与大众的利于趋于一致，才能实现可观收益――要想拥有财富，必先生产意义和。他的两种经济模式理论，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为我们解读《好声音》的火爆走红提供了很深刻的启示。
三、金融经济阶段――《好声音》的生产
（一）优越的制播模式
《中国好声音》（以下简称《好声音》）是席卷海外的荷兰音乐节目《The Voice OF holland》的中国版，“是由星空传媒旗下的灿星制作公司推出的中国大型音乐真人秀节目，也是中国电视历史上首次引入真正意义的制播分离的一档节目” [2]。“该节目将利润分配模式从以往的‘电视台定利润’变为‘市场开发利润’，节目生产线也为之改变” [3]。该制作公司承担了所有的版权费，并与播出平台浙江卫视达成广告分成协议，节目若达不到规定的收视标准，灿星制作公司将单方面担负广告商的损失。如果双方投入的资源越大，节目越成功，得到的收益也越大。在利润与风险的双重刺激下，拥有着丰富制作经验的灿星公司（曾制作过“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等节目），顶住巨大压力，不惜成本与投入，成功打造出《好声音》，“第一季中的收视率从1.5到最高6.5，高达400%的收视涨幅”[4]。最终，广告费和版权费总计收入3亿多元，电视台、制作方和冠名商都赚了个盆满钵满，实现了真正的互利共赢。而在第二季中，好声音也延续了第一季的强收视。
对于金融经济来说，“电视工业首当其冲的要务便是生产商品化的受众，节目需尽最大可能吸引观众，惟其如此，广告商才会掏钱‘购买’他们” [1]，才能实现资本的流通与增值，从而实现彼此的互利共赢。加多宝集团正是看中了《好声音》可观的商业利润才高价冠名，而《好声音》广泛的社会关注度、令人眼红的收视率也恰好肯定了加多宝集团明智的决策。
（二）优质的节目设计
一档节目要想吸引人、有持续的观众，如果没有好的内容，那根本就难以为继。好声音以音乐为本位，主持人成了“卖凉茶”的伙计，主角让位给场上选手和更专业的评委。“这意味着中国电视娱乐进入‘后海选时代’：即依靠专业素质，精选优质资源，以资源为王”[5]。《好声音》的节目设计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彰显出优势：
首先是选题上，《好声音》的选题设计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口味。与灿星公司先前制作的《中国达人秀》这档节目相比，学员从多样化的特长（武术、杂技、街舞、唱歌等）简化为唱歌这一样。该节目秉承了原版《荷兰之声》的节目宗旨，即“声音是节目的唯一要素”，只要你有一副好嗓子，都有登台表演的机会。《好声音》学员从普罗大众中走向舞台，这对观众而言，在心理上就感觉十分亲近。 其次它在首期节目播出之前就已经有过一轮高水准的选拔，登上舞台的学员都是些颇具实力的唱将，精湛的歌曲演绎大大增加了节目的可观性。而对于每位选手也会进行非常详细的介绍，这些信息在勾画出参与者不同个性的同时，也增强了节目的故事性。 然后第三点，也是该节目最大的创新点，“盲听”和“转椅”。导师背对选手，仅凭歌手的声音，通过按下轮椅按钮，来遴选中意学员。这一节目形式打破了其他选秀节目中，靠评委的主观感受（歌手的舞台表现力，对歌曲的演绎契合度、长相、发展潜力等综合考虑）来集体决定选手命运的模式。在选手演唱歌曲的过程中，导师是否按钮这一悬念同时牵动着选手、选手亲友团和场内外观众的心；倘若有多位导师转椅，学员的选择又成为场内外观众的情绪沸点。节目后期，评判决定权在导师们和媒体团之间的博弈，使节目的情节跌宕起伏，收视率由此一路飙升。
四、文化经济阶段――化被动为主动的受众
在电视商品被买的一刻，金融经济的流通阶段即告完成。作为商品的电视节目已经完成了它在经济发行中的角色，开始充当文化角色的扮演。在这一阶段，“电视是一个‘不生产产品的工业，而消费者也不消费产品’。其文化经济产品的形式是形象、思想和符号” [1]。原来的电视节目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的话语结构。
（一）缺席的在场――隐形交流对话
在《好声音》这个电视文本中，导师、学员与受众形成了如图的交流模式：
（注：实箭头表示显流，虚箭头表示隐流）
在节目播出时，荧幕上出现的是学员与导师间的两种显流――导师转椅要学员，学员自主选导师。但受众在观看节目时，也作为一种缺席的在场参与了节目的交流。首先，在转椅与选择过程中，因为悬念的设置，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不自主的也参与到选择的过程。观众在观赏表演的同时，也会在心里作下判断，值不值得转椅？应该选哪位导师？都成为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就成为他们与节目之间产生亲密感与熟悉感的重要线索。其次参加比赛的学员本身就是生活中拥有歌唱特长的普通人，如美甲店老板黄勇、货车司机曹寅、盲人歌手张玉霞等。学员进行表演，就如同受众的替代性表演，满足了生活中大部分人渴望登上舞台引人注目的心理欲望。第三，两季《好声音》的导师――那英、庾澄庆、杨坤、刘欢、汪峰和张惠妹，都是流行乐坛颇有名望的领军人物，因此，学员与导师的沟通和交流，就如同受众也获得了与导师亲密接触的机会。受众仿佛在无形中也参与了训练和表演的全过程，并获得了一种满足的补偿性心理。总之，受众观看表演的过程，是与学员、导师隐形交流对话的过程，更是参与节目“全民造星”的过程。
（二）生产者式文本――参与意义建构
承上所言，受众以“缺席的在场”身份阅读电视文本，实际上也是一种对话的过程，是阅读主体（即受众）与文本期望的阅读位置（商品的制作方）之间的对话过程。费斯克对电视节目文本的分类，不同于艾柯的开放性文本与封闭性文本，而是将其定义为生产者式文本：这个范畴是用来描述“大众的作者式文本”的，即主动权倾向于受众的一方，受众可参与意义建构的文本。对于《好声音》来说，受众在观看《好声音》这一电视文本时，会因为把自己放在他们所塑造的不同的社会层面与文化效忠从属关系中，而对这一人物形象有迥然不同的理解。当观众把吴莫愁当作一种“90后”形象的文化资源，来思考他们自己的社会体验和意义时，吴莫愁的意义便会在年龄轴、性别轴或社会认可轴之间移动不止，从而形成对该人物的多义性解读。
具体而言，观众大致会有三种解码立场：1.支配性解读；2.协商式解读；3.对抗式解读。例如对吴莫愁的解读，有些观众认可吴莫愁对音乐的独特领悟和个性的演唱技巧，支持她的音乐梦想，即传受者双方的立场趋于一致的支配式解读；有些观众肯定哈林老师的评判，但是不认可吴莫愁的成功，这是观众对于节目接受的主导意识形态的适当调整，即协商式解读；还有的观众完全不认同吴莫愁展现的才艺，也不赞同哈林老师对她的欣赏和指导，这是受众根据自身利益与背景选择解码立场，即对抗式解读。
由此可见，电视文本的意义不是一个简单的从传者到受者的直线传播，而是在与受众极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关系的互动中得到修正或产生，电视话语的意义不是被灌输给受众，而是受众自己生产出来的。
（三）大众的创造力――获得释放
“某种文化要想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就必须创造出抵抗式或规避式用途或读法的机会，而这些机会的创造又源于商品的使用者在文化经济中表现的大众的创造力”[6]。在对真人秀节目进行解读时，大众的创造力主要表现在对文本意义的解读上。传统电视节目中，受众的自主要体现在遥控器上，与这种单向传输编码不同的是，《好声音》节目的全民狂欢模式使得受众得以较为自由地参与文本的解读过程。这种主要源自两方面：“1.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社会体验的意义所带来的。2.逃避权力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 [6]。前一种，可以体现在前文所提的大众对“吴莫愁”这一形象的解读上。第二种源于受众在媒体这一载体中的狂欢行为。受众在对《好声音》节目元素进行解读时，处于一种暂时的抽离现实处境的真空状态，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身份和角色得到隐藏，导师的抉择、选手的去留等情节都能让受众的情绪得到托盘的承载――“或惋惜，或感慨，或狂喜，从而获得压力的释放，生产出一种‘解放的，创造性的，游牧式的’”[6]。此外，随着导师椅子的转动，权利反转到学员手上，“选手第一次以主动选择的姿态赢得了话语对等的机会，这是大众对战精英话语权力的一次胜利”[7]，也是受众无形中获得抵抗式的重要节目元素。
金融经济中，受众处于无能为力的弱势地位，而文化经济阶段，受众一跃成为意义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基于不同文化代码和文化能力的解读，使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极大发挥，在此，消费者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受众对节目是否买账，成为制作者和电视台节目策划时务必审慎考量的重要因素。
五、两种经济理论对真人秀节目创新的启示
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核心存在矛盾。需掌控好工业经济与受众的利益分野。随着各电视台真人秀节目的日益泛滥，屏幕前的受众便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提高了对栏目内容的审美要求。真人秀节目的制作难度由此加大，生存周期也变得越来越短，一档新生节目若是在短期没能获得较好的口碑，赢得一定的市场收益，便有随时被拿下的风险。“视节目一旦成为一种商品，就要服从市场行情与商业原则的调控，市场化的电视要面向市场、面向受众，就要充分考虑到受众的接受心理与审美期待”[8]，需要处理好工业经济利益与大众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就如同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在这个选秀审美疲劳的时代，《好声音》异军突起，以精益求精的节目内容和别具一格的节目形式征服了受众。它的制胜点就在于，及时地引进了真人秀“盲听”、“转椅”、“导师学员互动”等节目元素，填补了市场空缺，满足了受众对真人秀节目心理期待的新需求，制播方的利益与受众的利益达成了共识，从而实现了双方的互利共赢。
另外文化商品想要流行，就必须满足相互抵牾的需要。《中国好声音》并不属于国内原创节目，它之所以从众多真人秀节目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在原版节目《荷兰之声》 的创意之上加以本土化创新和改造。然而流行的节目样式受市场需要时，再复制（或抄袭）的几率就越大。可是却不一定能获得长期的经济回馈。《好声音》的第一季获得了极大成功，但其他电视台的其他歌唱节目也相继涌现，如《我是歌手》、《中国梦之声》等，这些节目在2013年都一定程度上分割了部分收视群体。此外，受第一季《好声音》的熏陶，原有受众对这一档节目选手的期望值变高，节目组所面临的制作压力也相应增大。
向国外的优秀节目学习的确值得提倡，迫于生存压力以克隆的手段降低节目研发成本也无可厚非，但切不可让克隆成为制作节目的一种惯性。“安于追随”的思维方式不利于跳出节目山寨的俗套，反思如何取长补短、增强真人秀节目的原创力问题才是关键。只有以受众为本位，了解、收集他们新的节目体验和文化需求，洞悉真人秀节目制作的空白点，使创意与大众的审美取向相合拍，才能不落窠臼，突破节目创新匮乏的瓶颈，赢得国内电视娱乐节目的主战场。
六、结 语
从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来看，电视节目作为一种商品在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阶段分别充当了不同的角色。尽管该理论对受众主体性和生产性表现出过度的偏爱，遭到不少理论家的批评。但《好声音》文本的成功生产，却凸显了费斯克理论在电视节目生产上的实践价值。在受众对媒体高呼“选秀已死”的时代，媒体工作者理应审时度势，减慢收视率压力下一味高效盲从的制作节奏，以受众为本位，将费斯克“互动生产” 的理念植入创作，注重求新思变，避免急功近利，在电视栏目整体品牌发展格局下掌握“核心创意” 的主动权，才能使中国的娱乐节目焕发出更为持久的活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陆扬，.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 从中国好声音开始，八一八那些牛气的制作团队[EB/OL].http：///whbm/20121016/0/87F73gI2acbbf3FF.shtml.
3 特别策划：盘点2012十大事件[J].传媒，2013（1）.
4 吴琼.2012中国电视：真正创新的，都火了[J].传媒观察，2013（2）.
5 阚庆，冷淞.2012电视节目风向[J].视听界，2013（1）.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0-0033-02
知识经济条件下成功的企业将是学习型组织，组织层面的学习行为越来越成为企业生命的源泉。培养企业的学习型文化，对企业的生存、发展以及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在组织建设以及学习修炼等方面都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对于现代学习型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基本特征
“企业文化是企业全体员工在长期的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及行为规范。” [1]学习型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在企业文化发展过程中导入学习型组织的理论。学习型企业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因素，既重视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又重视企业和员工的协调发展，旨在通过建立共同愿景，形成共同价值观，激励自我超越，以学习力提升创新力。与其他类型的企业文化相比较，学习型企业文化具有自身的明显特征。
1.学习型企业文化强调学习型的思维方法。这些思维方法主要是系统思维方法和心灵转向的自我超越，这是学习型企业文化源源不断的主体创造来源。在这种企业文化中，企业组织成员从最高管理层到普通员工都能系统、全局、动态地思考与认识企业各种价值链，都能注重成员自身的反省与体悟，是对分割的、片段的、静止的形式主义和经验主义思维方式的超越。
2.学习型企业文化与组织学习具有密切的联系。学习型组织是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所面临的竞争更残酷，唯有通过提倡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全过程学习来提升组织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从而提升组织在激烈竞争中的优势。因此，学习型企业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普遍的学习。在学习型企业文化组织中，员工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学习，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文化、科学技术学习，而且更主要的是在进行修炼式的学习。
3.学习型企业文化重视组织成员的发展。在学习型组织中，人真正成为组织的中心，组织存在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利润，为了资产增值，更是为了给每个成员创造一个能施展个人抱负、进行自我超越的环境。因此，我们说学习型企业文化更关注员工的发展，它比传统组织更多地营造适合员工发展的组织环境，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
4.学习型企业文化是一种鼓励个人学习和自我超越的企业文化。倡导员工个人学习和鼓励自我超越是学习型组织企业文化的基础。在学习型组织中，学习包括三个层次，即个人学习、团队学习和组织学习。其中，个人学习是组织信息获取和加工的基础。在学习型组织中，通过企业经营理念和价值观的塑造，积极引导员工加强自我学习和能力提升，同时倡导员工树立自我超越的精神追求，使企业全体员工在这种学习型文化的影响下，建立与企业愿景一致的个人学习目标，全心投入，不断修炼，自我超越，将学习作为个人的终身学习。这样，企业就以个人追求不断学习为起点，引导形成学习型组织的价值观和人文精神。
5.学习型企业文化是一种建立共同愿景的学习文化。员工学习过程要实现自我超越，必须将个人目标和组织愿景联系起来，建立企业的共同愿景。企业文化中的共同愿景可以使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工作和学习的目标趋向一致，激发出员工的创造力、进取心和信任感，有助于团队学习精神的形成。因此，培育一种促进建立共同愿景和团队学习的企业文化是学习型组织的使命，也是学习型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建立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与现代学习型企业文化具有诸多相通之处。现代企业在建立学习型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充分挖掘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共同愿景的建立
在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中指出，兵家的制胜之道，以“主孰有道”为首，所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 [2]在《淮南子》中，也有“上下一心，君臣同志”的论断。可见，我国古代就非常重视共同目标的建立，并希望通过“上下一心”来强化组织的整体意识，激发组织成员的共同理想，从而形成众志成城、摧城拔寨之势。
共同愿景是组织中人们所共同向往的意象，包括组织的目标、价值观和使命感。它是人们心中一股令人深受鼓舞和感召的力量，为组织学习提供了焦点和能量。共同愿景创造出众人一体的感觉，并传导到组织各环节中，从而引导人们团结协作、共同进退，提高组织的整体性和效益。共同愿景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理念，能够唤起人们的希望，特别是内生的共同愿景，能够在员工心中注入活力，促进员工素质和企业文化的提升。
共同愿景是建立在个人愿景之上的，个人愿景的力量来自于个人对愿景的关切和信心，共同愿景的力量同样来自于组织成员对愿景的关切和信心。所以，共同愿景应该是人人衷心向往的愿景。在共同愿景下，每个组织成员都能自觉遵守组织的规章制度，从而达到精简机构、效率提高的目标。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团队学习的形成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和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同时，“和谐”观也要求人们倾力合作，精诚团结。“和而不同”揭示的就是不同特质的事物、不同特点的人之间，可以通过和合的方式，达成一个完整、和谐的存在。先哲们的这一思想与现代的“团队”意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强调“活到老，学到老”，“温故而知新”，对于当今提倡团队学习精神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所谓团队学习，它是建立在“和谐”和“好学”的基础上，是发展企业员工整体搭配与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动过程，它鼓励人们相互帮助，共同学习，形成整体大于个体的学习效果。
学习型组织强调终身学习的理念，这是学习型组织最本质的特征。团队学习是学习型组织的重要提升方式，也是一种增进团体智慧的过程。团队是最佳的学习单位，它必须学会如何萃取成员的智慧和才能，确保整个团队既具有创新性，又能协调一致地行动。团队学习是发展团体成员“整体搭配”与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它不但可以改善团队的搭配与和谐，减少组织成员内部的消耗和磨损，还可以共享知识，产生创意，使团体智慧远远高于个人智慧的总和，而且在复杂的问题上，能够做到比个人更有洞察力，更为聪明。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心智模式的改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文化，注重对自身的反省。如“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理念都首先要求端正自身心态，然后对他人进行判断。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一样，员工们不能总以原有模式来观察和分析世界，而应该不断改善自己的心智模式，站在新的角度、采用新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企业中的实际问题。
心智模式是指人们的思想方法、思维习惯、思维风格和心理素质的反应，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的经历的积累，包括社会道德伦理观、世界观、人生观、社会阅历和历史传统等。这些长期的积累导致不同的心智模式，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改善心智模式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错误，获得成功。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心智模式的正确性，才能不断改善个人的发展水平和方向，获得进步和成功。
（四）中国传统文化与整体思维方式的构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传统哲学提出的“气一元说”、“阴阳五行学说”，甚至中医理论提出的经脉论、脉象论等，本质上都是系统论。这些理论的目的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是一种系统思考的方式。企业组织也是一种系统，是由一些部门、人员等相关因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因素通过多种复杂的方式和渠道相互之间发生影响。系统思考的修炼方式，就在于要求扩大人们的视野，站在企业全局的角度理解企业面临的各种问题，能够顾全大局，从企业整体利益的角度处理面临的问题和危机，找到持续有效的解决对策。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思考，就是把需要研究的事物看作一个系统，分清其中的组成部分和相互联系，并从总体的角度把系统中的人、物、能量和信息加以处理和分析。根据系统思考的方法，对管理要素、管理组织、管理过程进行系统分析，旨在优化管理的整体功能。对企业组织现实问题进行观察、分析、控制和协调的时候，不能局限于细节和局部，而应该从全面和系统的角度来进行思考，以把握长期和近期、全局和局部、静态和动态之间的关系。
（五）中国传统文化与自我超越的实现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3]在孔子看来，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可以视之为个人思想道德的成长过程，以及个人品性的修炼过程。儒家所推崇的“为己”和“为人”的思想，注重“内圣”的追求，也是人格的完善过程，其目标是要达 到理想的精神境界。道家的修炼思想与儒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道家中的代表人物庄子所追求的“逍遥”境界，就是要求人们摆脱各种名利的束缚，回归人的本性，这本质上也是一种思想的自我修炼。
自我超越的目的在于创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自我超越的理念要求企业员工突破极限，通过技巧的精熟，战胜自我，不断进步，实现个人技能和人格的升华。自我超越把企业愿景作为驱使员工前进的目标。自我超越是个人成长的学习修炼，它以提高个人才能为基础，却着眼于更高的目标；它关注精神的升华，但又不局限于精神层面。自我超越需要人们全身心投入，不断进行创造和超越，这是一种真正意义的终身学习。
由自我超越的员工所组成的企业组织，以个人的学习为起点，不断向更高的学习目标前进，形成学习型组织的精神。学习型组织使组织成员从契约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即从工具性的工作，转变成精神层面的工作，建立组织内良好的互助关系，充分发挥每个员工的潜能，提高每个员工的学习兴趣，培养高尚的学习精神，从而促进学习型组织的形成。
参考文献：
大众文化批评观点
大众文化的商品性。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明确提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特征以及文化艺术已成为“商业的俘虏”,“艺术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①在他们看来,文化就是一种商品,且具有较大商业价值。
大众文化的单一性。在利益驱使下,很多人盲目追求文化的艺术性及价值性。有些文化产品一旦获利就会伴随大批量雷同的文化产品,毫无创新意义,只是不停地一再复制。于是,文化便丧失其独立性与自主性,变得单一。
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性。大众文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的观念、生活。它成为迎合人们需求,使人们处于一种享乐之中的鸦片。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现实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②
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现状
大众文化的发展带动了消费市场,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思考方式。大众文化作为科技新成果所产生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小视。我们可以试着从几个方面看我国大众文化的现状。
广告。广告的兴起就是为了促进消费、引导消费、生产消费。厂商为使产品能够顺利消费,会采取各种手段宣传产品并引导人们接受他们的产品。广告本质是消费主义,引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无意识。当广告语成为一种流行话语时,就会给没有了解和掌握这种话语的人一种压力,迫使他们去接受和了解这些话语,以便跻身流行之列而不被时代的大众抛弃。
电视。电视进入了普通家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电视带来的不只是信息和娱乐,它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电视主导了大众意识,电视里的世界是一个被编辑和改变的世界,使我们无法识别,但是也会引领大众思想观念的改变。大众媒体吞噬了信息,消除了意义。而这样的情景,观众只是被动地接受,并没有积极地参与到生产制作过程中去。大众已然成为媒体制造的“沉默的羔羊”。
大众文化批判观点
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
首先,大众文化要有独创性。如今,大众文化的多样化让人应接不暇,但是大多只是套用成功模板的一再复制。长此以往,会使人们陷入思维固定化、衰竭化,影响人们的思维力和鉴赏力。大众文化不应是僵化的,而应是鲜活的。我们常常说艺术是生活的反映,因此,我们的大众文化要深入民众生活,反映现实社会,并且在反映中还要注意文化的独创性。
在中国，尤其是在北方地区，人们普遍喜欢吃面食，在现在的华北和西北一带人们几乎每天都是吃面食，人们把白面做成各式各样的形状，做成不同的食品。本文是通过对山东胶州湾一带的调查了解，试图分析总结当地人为什么喜欢吃“馍馍”，并且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分析总结出由普通的饮食——“馍馍”，对山东胶州湾一带的饮食习惯有个总结，并且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饮食文化并且能够延续至今，在当今的社会还得到了发扬光大，达到了很好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及社会效益，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探讨中国饮食文化，通过全面介绍山东馒头的由来，特点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当今社会人们又重新对传统的文化有了深刻反思，对传统的文化有了重新的认识，由此社会、政府及个人对此进行了发展，从中获取有益的文化资源，进行合理地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项目进行开发，并且通过一些宣传使普通大众对此有了重新的认识。本文就是要通过对山东胶州湾一带的“馍馍”进行阐述，分析，研究其中由普通的饮食所引起的文化现象。
二、胶州湾一带的人们喜欢吃“馍馍”的原因
1.自然原因。胶州湾地处山东半岛，也就是华北平原之内。本区域的农业灌溉水源不是充足，春季时候气温上升地快，水分蒸发量大，容易造成春旱，冬季气温不低，适宜种植冬小麦。所以本区域种植有大量的小麦。这种自然条件使得当地保留了大量的农田，而且至今这种农业形势保持持续的发展。
2.经济原因。本地区的人口非常多，尤其农村地区。所以本地区的人们自古就有吃“馍馍”的习惯，因为这种面食能够极大地程度上解决人们温饱的问题。另外本地区地处黄海北部，人们都有出海捕鱼的习惯，所以在出海之前当地人都会举行一些祭海的仪式，起初人们都是用一些牲口，后来才演变成用做成各式形状的“馍馍”在代替牲口。
3.社会原因。本区古代时期是战乱频繁之地，当地人们为了求得平安，就会举行祭拜仪式，因为离海近，人们对大海有一种敬畏之心，当地人喜欢出海捕鱼，想从大海中获得食物，所以就在出海之前举行一些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这种行为逐渐演化成为一种风俗习惯。论文大全。到现在，在当地农村每家每户都会在一些节日的时候做各种各样的馍馍，表达自己的心情。论文大全。
三、馍馍——从一种食物是如何变成一种风俗习惯的
馍馍，作为胶州湾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遍最重要的一种食物，在人们心中早已有了一定的地位。在当地，据笔者调查了解人们不仅仅把它当做一种食物，而是有了艺术的加工。在当地的农户家里人们会有一些木材做成刻有各式形状的磕子，然后再用面做成各式各样形状的馍馍，有些人还会在馍馍上面涂上颜色，做成各种小动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这种花样面塑非常有名，逢年过节或农家喜庆之时，手巧的农妇都要做些好吃中看的花样“饽饽”庆贺吉日。但手工制作花样饽饽费时费力，一般手艺很难做好。于是，人们便用梨木、莱果木雕刻出专用的模子——饽饽磕子来磕制面食。这种方法工序简便，磕出来的饽饽纹理清晰、花样好看，很受农家妇女的喜爱。论文大全。农村家庭一般都有几件或成套的“饽饽磕子”。这种磕子被民间美术家赞为一绝，后来流传国内外。这种馍馍磕子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已经被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今，市场经济时期，人们普遍有了商品意识，有些当地人就会利用馍馍的特点作为卖点，使之形成一种商品。随着改革开放，人们对于传统的东西有了新的认识，逐步把的仪式恢复了，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当地的祭海仪式又有了新的发展。人们在一些特定的日期都会举行大型的祭海仪式。随着这种活动的逐步开展，当地人们对于传统的馍馍又有了更深的认识，开始从普通的食物转变成为了一种风俗习惯。
四、传统饮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近些年，胶州湾馍馍的饮食文化随着当地的经济发展也逐渐地传播到了周边地区，这种文化形式也逐渐被许多人了解认识。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兴起，政府的大量宣传，使得这种饮食文化逐步成为当地的一张名牌，作为宣传胶州地区的很好的工具，政府通过旅游业的带动，通过高文化产业的方式，让更多的来到这里认识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使得当地的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例如：在一年一度的即墨田横祭海节上，田横镇的大馒头也“出尽风头”。祭海节上的馒头装饰有松树、鲜花，还有龙、凤等花样。当地人说，这种面塑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女人们一到祭海节就研究制作面塑的花样，不断推陈出新，从龙、凤、仙鹤等传统作品发展到熊猫、牡丹花等新花样。据悉，为了给当地人引一条致富之路，田横镇当地政府想尽办法作好馒头文章，包装、注册商标，举行馒头“选美大赛”等，田横馒头也逐渐打出了名气，成为了“香饽饽”。在山东农业商务网上，“田横馒头”也图文并茂地做了展示。
笔者通过对当地的实地走访调查了解总结出一些观点：传统文化意识的回归给传统文化的新发展的机会。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传统的文化有了新的认识，能够充分地发展传统文化的优势，使之成为发展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方法。既然现在人们能够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那么就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只有通过有效地宣传，很好的运作，才能使这种传统的东西合理有意义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欣然接受，并不断地发展下去，做大做强。经济的发展要依靠很好的领导，要依靠强有力的手段，要依靠不断创新的产品，同时也要依靠对于传统、特色的发掘和发展。这样经济就会与文化有机地接合，通过一个合理的平台使其达到利益最大化。
“馍馍”这种饮食文化的发展还是个开始，人们还会不断地创新，通过“馍馍”还会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文化和商业形式。通过“馍馍”的发掘和发展，会给当地带来一定的改变。
参考文献：
[1]hi.baidu.com/482530/blog/item/0f06012d3049cd34349bf7a0.html.
[2] cnr.cn/newscenter/gnxw/200903/t20090321_505278238.html.
中国广播电视网/国内新闻
[3]胡自山等编.中国饮食文化.
[4]庞毅，王敬武.饮食与文化.
[5]王仁湘.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
所谓文化进化，是指文化在时间上的一种持续性过程，从狭义上讲，文化进化是指具有进步性的一种变化，这也是早期文化进化学派学者对文化进化一词的定义；而从广义上讲，文化进化又可称为文化变迁，桑林斯在《文化和进化》[2]一书中将文化进化概括为“一般进化”与“具体进化”两个方面，他认为它们是同一进化总进程的两种脉络，二者结合形成一种综合性的进化。早期的秦文化是一种区域性部族文化，处于东西部两种内涵截然不同的文化的交界地带，因而在其简单一般进化的现象之下，还存在着复杂的具体进化过程。早期秦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挣扎于西方戎狄文化与东方中原文化的夹缝之中求生存。以公元770年襄公立国为标志，在此之前秦文化主要是受西方戎狄文化影响较多，占领西周故地之后，收纳了周的文化遗产。[3]自此，秦文化大量吸收东方中原先进文化，其社会形态迅速过渡到奴隶社会，秦国一跃成为西方霸主；另一方面秦文化中也不可避免地保留了相当一部分西方戎狄文化，例如受游牧民族的好战习性的影响，秦国尚武之风盛行，秦国军队骁勇善战，被东方诸国视为“虎狼之师”。（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论证“文化是一种生物遗传复合体”时写道“当整个民族用几代人的时间抛弃传统文化，而采纳另一相异风俗时，同样的进程就会大规模发生。”[4]正是秦文化的两部分在相当长时间内的综合发展促进了秦的兴盛。而其中与秦的灭亡有着重要联系的是秦文化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退化现象。
文化退化指的是文化的退步现象，美国人类学家威尼克在《人类学辞典》[5]“文化从一种较先进和分化的水平上退到一种较不先进及不分化的水平的现象过程。”这是文化退化的狭义定义，从广义上讲，也有人将其与“文化萎缩”、“文化没落”等同起来，泛指一种文化中某些构成元素的丧失及功能上的萎缩。[6]在秦的崛起过程中，秦文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积极进取，崇尚实际，宽容开放的精神品质。在此期间，秦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参与改革的人是从其他国家来到秦国的，正是借助于他们的帮助，秦国在经济、制度等方面迅速赶上关东六国，为统一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是当秦统一六国后在文化上表现出了强烈的退化现象，甚至在秦未统一之前这种文化退化现象就已初见端倪。此后，不论是焚百家之书还是坑杀儒生，从表面上看是对书籍和人的焚烧与杀戮，而实则是对诸子百家思想言论的消灭，是一种对秦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的一种消灭，这正是秦文化包容性丧失的一个重要体现。“始皇帝晚年病理心理均已恶化，在宫廷的核心圈子中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始皇帝统一天下，千年伟业告成，隆重喜庆之后，似乎突然滋生了深沉的失落和不安。始皇帝的失落是失去政治目标的失落……功成名就后，海内一统，剩下的都是维持巩固的余业。”。[7]
文化进化与文化退化在狭义概念上是相对的，文化进化代表的是由简单低级到复杂高级的变化，是进步的，文化退化则代表了相反的变化。[8]看似这是两种完全矛盾且不可能相容的文化现象，但实际在具体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二者是互相交织着存在，并且相伴发展的，其表现较为复杂。大体来说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文化进化的中间同时出现进步与退步的因素，另一种情况是在文化退化中也同时包含退步和进步的两个因素。这就如同矛盾的对立面，同时存在于事物的内部，并促进事物不断向前发展，使之呈现出其外在的整体性文化的一般发展特征。秦文化的内部存在着西部戎狄文化的因素，同时也存在着东方中原文化的因素。在秦文化的进化与退化过程中，秦文化中的西部戎狄文化代表了一种退步的、落后的因素，而其中的东方中原文化因素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中则是相对较为进步与发达的。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生长起来的秦文化是一种崇尚实用主义的文化，这种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是秦文化保留西部戎狄文化与东方中原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的原因。在秦的早期发展阶段至在战国末期其在兼并战争中取得决定性地位之后，秦文化的这种实用主义价值取向是以能否于自身的生存及在各国的混战中取胜有利为标准的，这就可以解释秦文化在此阶段表现出来的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式态度，但同时这也干扰了其对外来文化的判别取舍，从而使得秦文化保留了大量落后的但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赢得生存竞争较为实用的文化因素。当秦灭六国之后，社会局势发生了变化，其一贯坚持的价值取向则不再有现实的客观基础，“有秦以来，数百年进取出击的锋芒，陡然间失去指向；亲政以来，近二十年扑身掀动的战争风云，瞬息间中止平息。”[9]秦文化也从刚到达的顶峰急转直下，但此后秦文化并没有消亡，而是经过其继承者的一些完善与改变，最终成为浩瀚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4]（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7]（美）L·A·怀特等著.韩建军，商戈令，译.文化与进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3]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美）查尔斯·威尼克.人类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
我国学界对文化自觉的研究肇始于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先生。先生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6个字高度概括文化自觉的实质。给予文化自觉的界定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1〕。
先生对于文化自觉的释义为我们理解文化自觉内涵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深刻启示。首先，文化自觉应该是一个思维与存在相融合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至少包括四个环节。其一，对自身文化历史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其二，对自身文化现今所处环境和地位有深刻的理解和反思。其三，对自身文化未来发展状态和趋势有科学的分析和预判。其四，拥有建基于前三层含义基础上的体现文化自主转型能力的文化创建之实践。从根本上说，文化自觉最终表现为一种文化的自我创建之实践，这一实践建基于人们对文化的觉醒和反省。其次，文化自觉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圈子中的人既弘扬“过去”之文化精华，又彰显“现在”之文化精神；既保留本土文化之优秀特质，又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之优秀品质。再次，文化自觉要求各文化圈子中的人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文化形式和文化发展道路，也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以至“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一般而言，文化自觉的研究场域侧重国家和民族层次的大文化圈子。鉴于此，文化自觉更多的指在了解本国、本民族文化历史，明晰本国、本民族文化发展现状和地位，以及对本国、本民族文化未来发展状态和趋势有科学分析和预判的基础上，弘扬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之精华，彰显本国、本民族现代文化之精神，保留本国、本民族文化之优秀特质，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之优秀品质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的自主创建。文化自觉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存和发展之前途命运的理性思考和深度把握，体现了一种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高度责任感和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
二、从文化自觉视角看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
任何学科建设与理论构建都需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同理，生态伦理学的构建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工程。我国学界对于生态伦理方面的研究起步晚，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提出生态文化范畴的概念，落后西方国家二三十年。正因为如此，国内学界对于构建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努力肇始于评介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以致于中国的生态伦理学在很长时期内带有浓厚的“西化”色彩，尚未脱离西方的研究模式和学术框架，“水土不服”现象严重。随着中西思想文化的交融、交流与交锋，中国文化的独特气质与魅力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生态伦理学的构建赋予民族文化的意蕴，认为文化自觉是构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态伦理学必须矢志不渝坚持的“文化精神”。在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实践过程中，应以民族的视角、历史的眼光、群众的路线坚持和贯彻“文化自觉”之“文化精神”，也即要将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将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現代化，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
（一）民族视角：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
中国生态伦理学由于起步较晚，从总体上而言，还未摆脱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固有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简单叠加与移植。确切地说，中国生态伦理的民族属性未能充分发掘，也即未能实现西方生态伦理的“中国化”。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态伦理品质在相当程度被广大学者所忽视。在不少学者看来，中国传统生态伦理只是一些零散的思想片段，既无精确概念分析，又无严密逻辑论证。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有的生态伦理思想往往被置于比之西方生态伦理次要的地位。事实上，恰如学者云杉所言，“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2〕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现代世界梦寐以求的优秀的生态伦理品质。
学者刘福森认为，中国生态伦理学没有按照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没有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进行重构，并呼吁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生态伦理学。文化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深深打上了文化圈子（地域）的烙印。也就是说，民族性是文化的先在属性。伦理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与民族特质紧密相连。不同民族文化培育、酿造不同的生态伦理，不同生态伦理追随、契合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国的生态伦理学也是中华民族的环境理论学。中华民族的生态伦理学理应彰显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这就明确了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必须摆脱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内容框架和思维模式，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找到适合中华民族特色、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相通、能够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合理成分。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并非全盘否定西方生态伦理，而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确保中国生态伦理的主导和主体地位，真正实现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
（二）历史眼光：传统生态伦理现代化
中国有着悠久的生态伦理思想文化，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因此，中国并不缺生态伦理思想。早在神农氏时代，就有“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之类的保护生物资源的禁令颁布。大禹时代又颁布了《禹禁》。周朝更加注重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的系统思想、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相应的管理机构均已出现。随后流行的儒道释家在生态伦理方面造诣更高。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释家的“万物皆佛、众生平等”都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重要思想渊源。就连当代西方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代表柯布及其学生格里芬都公开看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并希望中国借助自己得天独厚的思想资源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机整体主义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根基的儒、道、释所倡导的天地人和、阴阳互动的价值观念，不仅是生态运动的哲学基础，也应成为未来后现代世界的支柱性价值观念”〔3〕。我们要做的是将这些生态思想精华保留、延续下来，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提供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有力的价值支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独特性和启发性，对挖掘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资源，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津津乐道。但是，多数学者只是停留在对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的宣传与说教层面，并未深入分析传统生态伦理对现今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实用性。更确切地说，传统生态伦理由于“尘封已久”，在未深入“雕琢”的情况下很难适应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构建需求。因为“伦理同哲学一样都是有时代性的”。生态伦理几乎同人类文明史同在，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中潜在发展的观念形态和价值体系。如果从历史的维度考察生态伦理，可以把生态伦理看做一个随历史条件和时代内涵不断演变的概念。翻开生态伦理思想发展史，我们能够发现，总体而言，生态伦理在每一个时期都会摈弃与时代不符的旧思想，更新与时代相符的新内容。生态伦理，这面历经时代沧桑巨变，发端于原始文明，成熟于农业文明，沉睡于工业文明，觉醒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度前夜的精神旗帜不能说是属于哪一个时代，而是一个随时代变更、完善的概念。从这个意义可以确定，生态伦理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高扬“扬弃”与“更新”旗帜，从而具备贞下起元、历久弥新的独特品格。处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拐点处，今日的中国需要认真思考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需要慎重把握传统伦理思想的时代转换。也就是说，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必须审慎应对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将传统生态伦理吸收到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中并不是对传统生态伦理的简单回归，而是促成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最大耦合，实现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时代转换，使我国的生态伦理学既保持民族文化传统，又适应现代生态伦理发展的需要。
（三）群眾路线：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
一般而言，受知识背景、资源禀赋、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理论往往由社会精英分子首先发现和掌握。然而，理论和事实一再表明，国家抑或民族文化的强弱，从根本上而言，并不是由精英文化决定，而是取决于大众文化。因为，真正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内在精神特质的恰恰不是精英文化，而是大众文化。对生态伦理思想史进行简单回顾与考察，不难得出结论：一般而言，生态伦理首先作为精英文化而存在，并呈现出不断转化为普通民众保护自然的道德实践的发展趋势。经典作家早有研判——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力量。众所周知，任何科学理论都以掌握和服务民众为宗旨。生态伦理存在的目的是使之成为“万民膜拜”的社会法则，并随之化为自觉的道德实践。因此，产生、活跃于精英阶层的生态伦理必须转化为普通民众的内化价值和外化实践。也只有如此，才能体现生态伦理的内在价值。那么，如何将生态伦理转化为普通民众的道德实践呢？这就必须经历一个使精英生态伦理大众化、通俗化的过程，姑且称之为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过程。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使精英生态伦理大众化、通俗化，也即作为精英文化的生态伦理如何能够成为普通百姓津津乐道的通俗话题？众所周知，社会精英文化只有通过普通百姓内心早已认同的文化形式才能得以传播和延续。这就需要充分挖掘和发挥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衔接紧密的文化形式—民俗文化的中介力量。对此，关于什么是民俗文化，知名学者刘福森教授早有见解：民俗文化在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和发展，在文化传统的延续中保存和传承，并通过民间信仰、民俗节日、民俗礼仪、民间文学艺术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以特定信仰、节日、礼仪、文化艺术为主要内容的民俗文化形式就是沟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桥梁，是实现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化的中介力量。不难得知，民俗文化直接产生并依附于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这就决定了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直接决定普通百姓的日常行为。因此，要使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充分发挥民俗文化的中介作用，把理论化、抽象化的生态伦理通过民俗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展现给广大民众，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主动认同并自觉实践不失为一大良策。从根本上说，走群众路线，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其最终目的是要使保护环境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的一种信仰。这才是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重点和难点。
三、结语
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要构建得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必须将“文化自觉”精神贯穿始终，以更加理性、更加主动、更加负责、更加自信、更加开明的态度将生态伦理在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精英—民俗之间进行恰当融合与适时、适度转换。值得着重一提的是，在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传统生态伦理现代化，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是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过程中的有机环节，缺一不可。不过，三环节中，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使保护环境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的一种信仰是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根本要义之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说，生态伦理“民俗化”的程度与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效果呈正相关。
〔参 考 文 献〕
〔1〕.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J〕.中国社会科学，2000，（01）：37-51.
中国唢呐艺术在不同地域体现着各异的风土民情和文化风格，唢呐作品的音乐情趣与情绪，随着演绎的内容和场合的变更诠释出不同的音乐情感，给听众以新异的音乐体验。中国唢呐艺术源自民间，随着现代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唢呐演奏也被以艺术演奏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各类艺术作品势如破竹般涌现，为大众带来不同的艺术感受。
一、中国唢呐艺术的文化内涵
（一）唢呐艺术的产生与发展
唢呐作为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其发源地是在波斯、阿拉伯地区。唢呐艺术的流传范围极为广范，是一件世界性的乐器，其自产生至流传的时间跨度较大，且中国唢呐艺术在各个地区都有较为广泛的流传，但多活跃在民间，多以民俗活动的形式呈现。唢呐在形态、艺术表现上都有较明显的特征，由于其发声响亮、携带方便、应用场合多以民众日常的民俗、生活息息相关，因而被大众熟知和喜爱，至今仍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在中国的传统民间艺术中，发展环境锦绣勃勃。
（二）唢呐艺术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范畴
唢呐艺术和中国传统文化习俗有着明显的关联和具体体现：主要体现在节庆和民俗文化中，例如：农村的婚丧嫁娶、节庆祭典等内容。人们通过唢呐演奏来表达不同的情思。从意识形态范畴来说，唢呐艺术与中国伦理文化体现及文化情感确有关系。中国人尤其重视伦理道德的人际关系体现，唢呐艺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场合与民俗文化中都有直接的情感表达。唢呐演奏的曲目内容也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如：乐曲《婚礼曲》《抬花轿》等，唢呐艺术是最能表达华夏民众文化情感的艺术形式之一。
（三）唢呐艺术传统文化的行为价值呈现
唢呐艺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在行为价值的呈现上体现着较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唢呐艺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行为价值也实现了从小众到大众的扩展。对比传统的唢呐艺术，现代唢呐艺术在艺术表现力方面大大拓宽。作曲技法的创作延伸，演奏技法的创新应用，更有制作专家在唢呐形态和制造工艺上所进行的大胆创造性的加工、改良（如加键唢呐、活芯唢呐），都力求在音色和音质上更能达到演奏“乐趣”，便于技艺精湛者在演奏形式和技术上有所突破，达到更高的艺术追求，丰富听众的视听感受，既符合现代人的艺术和审美追求，也体现现代唢呐艺术表演形式上的突破。
二、中国唢呐艺术的时展的理论思考
（一）注重唢呐艺术的技艺传承
中国唢呐艺术特有的技艺传承特点，是传统的口传心授。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事唢呐工作或教育的民间艺人、演艺团体和专业音乐院校的工作者，逐渐抛弃传统的“比葫芦画瓢”法，以规范严谨的教学体系取而代之。艺术家们对唢呐艺术文化内涵的技艺传承及在传承中与时俱进，体现了人们对于民俗文化的情感及对艺术传承的责任，这将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更深层次的理论价值。通过文化情感研究传统技艺，讲述传统技艺的发展历程，以较为细致化深入化的理论成果推动唢呐艺术的久远发展。
（二）注重唢呐艺术的艺术情感深化
唢呐艺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可见其艺术情感的体现并没有被时间所冲淡，反而其文化情感正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人们能够从民俗文化、现代艺术审美的角度对唢呐艺术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唢呐艺术的表现，人们可感受其音乐情感以及对历史文化内容的传承，尤其在艺术作品的呈现中，人们透过或强劲激昂，或含蓄深沉、或悲怆伤感的情绪，捕捉艺术气息，进入艺术情境。
（三）注重唢呐艺术的艺术形式现代性演绎
中国唢呐艺术的发展应当与时俱进，让唢呐艺术被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在表演形式上，唢呐艺术可以实现与其他乐器结合，重奏或合奏以使得音乐层次分明、音色多元化;唢呐作品的伴奏音乐可突破以往的民族乐器或小乐队的伴奏模式，采用钢琴，以期达到音乐对比强烈突出主奏乐器情绪等等;舞台艺术表现形式现代化与多样化，能够带动大众的艺术、文化情感，丰富艺术视野，并为艺术理论的研究、艺术融合和探索实践等带来更多的挖掘空间。
三、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当下中国唢呐艺术的发展，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深层次地挖掘其文化内涵性，用具有艺术表现力和文化感染力的艺术形式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唢呐艺术，实现唢呐艺术的现展和创新。
参考文献：
[1]李大鹏.唢呐艺术魅力浅谈[J].戏剧之家（上半月），2012，（11）.
一、历史古村古镇地理空间结构形态分布简析
作为镶嵌在中国大地各个角落的古村古镇，有着相同的共性，都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居形式多种多样，但又受历史发展、地理环境、民俗文化等诸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它们都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从地理空间分布来看，中国古村古镇可分成北方、南方和西部三大区域系统。北方多为平原地区，古村古镇多分布在东北平原区、长城区、黄土高原区、华北平原区4个区域；南方系统分为长江中下游区、江南丘陵区、东南沿海区、西南区4个区域；西部系统分为北方牧业区、西北区、青藏区3个区域。由此可见我国历史文化古村古镇总体上呈聚落型区域分布。
历史文化古村在全国有两个高密度区，一个是在晋中地区，另一个则是在皖南地区，这两个古村聚集区素有“北晋中，南皖南”的说法，这两地的人大多以经商致富，他们回乡后便投资家乡，兴建宅地，以此来光宗耀祖。这两个古村聚集区的形成是与当时经济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晋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拥有23个历史文化古村之多，民间故有“皇家看故宫，民居看山西”的说法。而皖南名村则包括安徽中南部、浙江大部、江西北部三大区域，这里有安徽宏村、西递等典型徽派建筑聚集名村。其古村聚落的形成是历史上晋商和徽商对家乡大量投资与文化沉淀的结果，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古村的历史文化。
不同于历史名村的商人投资建设家乡的形成机制，历史文化古镇往往与古代交通格局和商品集散动力相联系。历史文化古镇在全国也集中为两大区域，一个是以江浙沪交界带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该区域是历史文化古镇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江南古镇大都分布在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拥有浙江乌镇、南浔、同里、西塘、上海朱家角等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古镇。江南古镇经过长期的经济、文化发展，形成了一种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类聚居地和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地。江南古镇是“小桥、流水，人家”的典型艺术载体，是江南鱼米水乡文化和丝绸文化的结晶，长期以来，它们形成了其它古镇所无法比拟的独特文化。
四川盆地则是另一个古镇聚集地。四川盆地古镇以四川东南部平原及丘陵地区为核心，是巴渝文化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集中体现。巴渝地区丘陵众多、水系发达，成为联系内陆地区与西南地区的水上运输要道，在交通节点区位逐步形成交通枢纽古镇。四川盆地素有“天府之国”以及“南方丝绸之路”之称，长期以来济较为发达。其建筑大多依山而建，故吊脚楼成为其独特的传统民居形式。拥有上里、罗泉、摩西、龙华、铁佛、西坝等名镇。这些古镇的形成体现了山水兼容的巴渝历史文化以及特殊地形所形成的建筑风格和民俗风情。
二、古村古镇空间分布的相关性探讨
古村古镇是我国历史文化长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的典型载体。中国历史文化古村古镇的评选对当地旅游业的宣传和经济的发展起到带动作用。在古村古镇中，大部分地区的旅游业都较发达，如江苏的周庄、同里、木渎，浙江的乌镇，安徽的宏村、西递等，旅游业已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产业。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重点推广我国各地的古村古镇参与国家级名镇名村的评选，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但在今后的评选过程中应适当考虑旅游发展及环境保护问题情况，在以带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现代经济与旅游发展对古村古镇的分布并无正相关关系，恰恰相反，现代经济和旅游开发可能给古村镇带来相对的改变，行为不慎就会带来一定的破坏性。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我们需要的是切切实实把文化特色融入到旅游中去，既要让人们饱览异域他乡的名胜文化，又要满足人们对异域他乡的历史风情、人文习俗的欣赏和了解，而非只是对古村古镇轻描淡写的观赏。古村古镇拥有浓郁的民俗风情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必须正确认识人文旅游资源的价值。为了古村古镇所在地区的文化传承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谨慎地保护遗产景观，合理地利用古村古镇文化，确立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共同开发的战略，确保旅游业稳步发展和古村古镇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保继刚，甘萌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旅游目的地地位变化及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2004，24（3）：365 - 370.
[2] 吴必虎，肖金玉.中国历史文化村镇空间结构与相关性研究[J].20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