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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开始，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世界大市场的形成，国际贸易与投资在世界许多地方进一步渗透。1945年以前，地区性国际金融集聚区已达数十个，二次大战结束后充当过国际金融企业集群(包括地区性的)的城市有：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卢森堡、苏黎世、东京、香港、新加坡、悉尼、巴林、巴哈马、开曼群岛、巴拿马等等，其中相当大部分是70年代后开始建立或重新发展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之前，只有少数国家如美国、瑞士，对外开放其金融市场，欧洲许多国家金融对外开放度并不大。虽然欧洲一些金融城如伦敦正在慢慢复苏其国际金融运作，但总体上跨国融资活动规模增加有限，国际金融集聚趋势此时处于缓慢发展阶段。70年代以后，随着许多发达国家开放资本账户和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跨国投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在这一时期，除了原有自然发展起来的国际金融企业集聚区，如伦敦、纽约、巴黎、苏黎世、法兰克福等开始迅速扩张外，在政府推动下又新建了一批区域性金融集聚区，如新加坡、巴林、巴哈马、开曼群岛等；同时在较为自发的状态下，东京、香港等金融集聚区也开始崛起。到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采用企业间协调的方式来组织交易和生产活动，从最初的少数几家银行集中到金融控股公司的兴起再到今天各种不同种类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和业务外包，集群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产业组织的基本形式。大量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集聚在一起联合提供金融服务，共同利用信息、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金融人才的培养也随之集聚，这导致一批地区性和全球性金融企业集群的出现。在国际范围内逐步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企业高度集聚格局。如伦敦已拥有18％的全球银行借贷额、33％的全球外汇交易额、60％以上的全球股票成交额，以及决定世界黄金价格的黄金市场和世界第二大金融期货市场。目前三大国际金融企业集群集聚了全球外汇交易量的60％、国际银行贷款的40％、国际债券发行的30％。新加坡已有各类金融机构600余家，其中银行114家、投资银行53家、保险公司132家、保险中介公司60余家、基金管理公司95家、证券公司61家、期货公司32家、财务顾问53家，逐步明确了其亚洲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地区借助于其得天独厚的历史因素和区位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国际银行中心、亚洲第二大基金管理中心、世界主要的黄金交易市场和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目前拥有金融机构210余家，其中70余家为全球100家最大型银行，其资产总量已达到7137816百万港元。伴随着金融企业地域集中步伐的不断加快，各国的金融企业集聚格局日益明朗。随着金融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和竞争的加剧，金融产品出现了多样化的特征和趋势。首先，金融产品形式上出现了多元化。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和人们投资意识的提高，大量的金融衍生工具正在被创造，比如资本期货市场、资产证券化等工具。这些产品的出现既是市场需求的结果，又是各金融机构不断合作的结果。其次，金融产品的需求日益多样性。一方面，客户需要实现快速、方便的资金转移、资金更大程度上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产品和货币资金直接联系，而交易的频繁性要求一笔资金在不同时间以不同的金融产品存在，这客观上对金融机构能够提供一站式的金融服务提出了要求。第三，金融产品供给者获取“租金”的利益驱动。区域金融企业在自身利润最大化和内外竞争压力的推动下，有动机通过同一种金融产品构成不同的业务。实现金融服务的跨线提供，进而获得更多的额外收益。金融产品复合性特征的强化，得益于金融商品市场化的急剧扩张以及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同时对金融企业提品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区域金融企业集群从根本上说是复合性金融产品需求强化的根本要求。
区域金融风险形成的原因
（1）金融机构的自身原因。在市场竞争机制下，金融机构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大部分金融机构普遍采用规模的膨胀作为追求利益的手段，“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效益”的经营模式，使得金融机构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区域金融风险的程度。（2）地方政府对区域金融活动过多的干预。地方政府对区域金融活动过多的干预是导致区域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市场经济的稳健进行，离不开政府的干预；但过多的政府干预反而会诱发区域金融风险。（3）一国的宏观金融政策对不同区域的经济活动造成不同的影响。由于经济较发达区域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经济波动与我国整体的经济波动呈现基本的一致性。一般来说，我国制定的宏观金融政策更多是以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参照系，即单一性的宏观金融政策。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区域内的金融产业成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使全国统一的宏观金融政策在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对于经济较发达的区域而言，面对国家的宏观政策，可以通过健全的金融市场、多元化的金融工具、高级的产业结构等迅速调整金融活动，在分散风险的前提下实现预期的政策效果；相反，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区域而言，由于产业结构的低级化，金融工具的单一化，不完善的金融机构等原因，在经济活动的运行中，无法化解或降低政策调整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发展非均衡的格局下，单一性的宏观金融政策可能会成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金融风险形成和累积的诱因。
国家财政政策的取向对财政资金的流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财政资金的流向又决定着某一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我国从建国初期到开放前这一时期内，以均衡发展战略为指导，一直把有计划地平衡配置生产力、消灭地区之间经济的不平等和经济差距，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布局的首要原则。国家在投资的地区分配和项目选点上，实行了“向西大转移”的方针，基建投资大幅度地向西部地区倾斜。“三五”时期，全国基建投资达976亿元，其中东部沿海占26.9%，西部占34.9%。这一时期投资比重占全国4%以上的8个省中，西部占了5个，中部占3个，而东部一个都没有。“四五”时期，内地投资比重更是占到了57.5%。由于这种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地区发展政策的影响，导致了中西部经济的一定发展和东部经济的牺牲。这一时期，人均GDP高于全国的有9个省区，其中包括西部的青海和，而东部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区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改革开放后，国家赋予沿海地区较大的自、并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并且提出了让东部沿海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财政的投资布局向沿海地区倾斜。据统计1979-1991年，东部地区国家基建投资占总投资的49.17%，而中西部地区仅占42.7%。同一时期，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0.87%，西部地区为9.26%。而国内生产总值东部地区更是占全国的52.37%，西部却仅占16.68%。中西部地区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水平和竞争实力相对减弱，在全国工业产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形成这一发展差异的原因除中西部地区本身的自然条件、地缘关系以及历史基础等原因外，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在其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使地区差异再度扩大。东中西部地区差异不断扩大这已经是不争的现实，这一状况若不加以控制地任其发展下去，东部地区的发展不仅将被这种过大的差距所制约而降低发展速度，甚至可能出现全局性的经济倒退，对整个国家的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经济进步构成严重的威胁。
二、区域金融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
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分别在其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该理论认为，金融变量和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来说并不是中性因素，既能对其起到促进作用，也能起到阻滞作用，关键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选择。马科•帕家诺通过最简化的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阐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均衡状态的经济增长率为：g=A•Φ•s-δ，s=S/Y，δ为折旧率。该式表明金融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A、私人储蓄率s来影响经济增长率g，因此，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就必须提高储蓄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以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A。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能够降低在动员储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分散投资风险，加速技术创新，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
三、结论
各种金融政策的运用，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尊重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规律，在切实符合地方实际的前提下，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上进行合理调控，在区域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适当的金融政策，最大限度地为经济的发展融通资金。
（一）在区域经济发展初期，为尽快形成发展的增长极，需要投入大量、较长周期的资金，具有较大的金融风险，而资本市场所固有的特性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因此，在这个阶段，地方政府需要积极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供给性金融，为企业、企业家融资和资产运作创造条件，同时积极探索公共事业的资本化运作方式，为区域经济的起飞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后期，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为降低，经济步入良性通道，信贷市场将积极介入区域经济的发展，并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推动力。因此，在这个阶段，地方政府除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外，还必须积极引导信贷市场的健康发展，使信贷资金流向符合地区经济发展结构的产业和部门，起到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同时与资本市场的运作相结合，以降低金融风险。
（三）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无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外资的进入都能为区域经济发展缓解资本不足的问题，且外商直接投资一般以长远发展为目标。因此，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时要注意投资环境的软、硬件和配套产业的建设，积极吸引外资进入基础设施项目等，而不是以牺牲本国福利的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这样既扩大存量外资的规模又吸引新外资的
一、引言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合理划分经济区域，无论是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决断，还是对经济的更好协调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外对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研究起步较早。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胡弗（Edgar.M.Hoover）指出：“把区域视为一个聚合体，可以减少所掌握和处理的事件，这有助于描述区域。”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区划方法主要是聚类分析法。国内学者对于经济区划的研究主要有：遵循全国生产力分工的区划模式。刘再兴(1985)把全国划分为六大一级经济区；胡序威(1994)将全国组合成六大经济区；邹家华(1996)提出了七大经济区的划分；厉以宁(2000)给出了现行的中国经济区域打破省、市、自治区的界限，以专区或县为单位的区域划分结果；在《中国发展研究报告》（2003）一书中，作者将中国大陆划分为经济区。顾朝林(1991)提出了九大城市经济区；杨建荣（1996）中国分为“都市圈”；王建（1996）提出到2010年在我国建设“九大都市圈”的设想。总的来看，在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
本文在对经济区域划分时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各省市综合竞争力的分值，再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划分，最后确定最佳方案。
二、经济区域划分指标体系的构建
1、指标评价体系设立的原则
（1）全面性原则。省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很难用一两个指标全面地反映出来。因此，需设置相应的具体指标来反映各方面的具体效果，从而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2）科学性原则。指标的选择、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的计算与合成，必须以公认的科学方法为依据，这样才能证明分析结果的真实性与客观性。（3）可操作性原则。指标的选取、相应指标量化的计算与合成、体系结构的建立应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数据资源要便于获取，准确可靠，尽量利用现存数据和已有的规范标准，以便于计算。
2、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构建原则，主要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基础设施以及能源优势四个方面，通过12个单项指标构建省市综合竞争力的基本框架。
（注：①交通便利指数=（运输线路总长度/地区土地面积）*（货运量/货运周转量）②资源综合优势度=（资源数-地区数-资源排名之和）/（资源数?鄢地区数-地区数）；资源包括：水、煤、石油、天然气。）
三、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方案设计
1、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中国是国内地区间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和社会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东部沿海省市在全国所占比重过半，并且增长速率也比较大；中部六省所占比重约为1/5；西部省市所占比重不足1/5。
2、经济区域划分的原则
区域划分既要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方便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中国的区域划分应该遵循以下原则：（1）地域相邻。在空间上应互相毗邻，自然条件相近。保持行政区域的完整，同时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积聚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持民族自治区的完整性。（2）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各成员在经济上联系密切或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社会结构相仿；（3）中心城市。城市具有组织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每个经济区至少应给有一个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4）规模适度。每个区域的成员个数不宜过多，规模过大则不利于区域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
3、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具体方案设计
中国经济区域划分方案设计的总体思路为：先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出各省市每个层次的因子得分，然后采用距离聚类的方法遵循以上划分的原则得出经济区域划分的结果。之所以没有采用把四个层次的因子综合计算得出综合得分的方法是因为把四个层次的因子综合计算得分的时候，由于像GDP这样的因子在诸成分分析计算时所占的比重较大，这种计算方式会忽略所占比重较小的因子如：自然资源的对衡量省市实力的影响，但是这个因子在衡量省市实力的时候又是不可忽略的，因而，本文采用分层次计算因子得分的方式得出各省市在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基础条件和资源优势的得分。
本部分共选取了全国31个省市作为样本，收集了2000-2004年各省市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对原始数据的分析采用SPSS14.0软件实现。数据的标准化最常用有两种方法，一是平均数法，一是中位数法。这里就截面数据而言，采用平均数法，并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从表二所描述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看出综合竞争力评价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每个方面的因素又是由若干因素决定的。对照该表，我们建立了由两个层次的因素所构成的综合评价因素集，即第一层次的因素集为U=｛U1,U2,U3,U4｝，第二层次共有4个子因素集，它们分别为U1=｛x1,x2,x3,x4,x5,x6,x7,x8,｝，U2=｛x9，x10,x11,x12｝，U3=｛x13，x14,x15,x16｝，U4=｛x17｝。
对上述指标的数据采用SPSS14.0分析，可依次获得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特征值、共同度、方差贡献率和正交因子旋转矩阵（详见附录），样本数据全部有效，最后算出各层次因子的得分。
然后采用距离聚类方法，根据以上划分原则，考虑到目前各种划法的弊端，我将中国大陆分为如下七个区域：
第一组：新疆，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古西，青海，宁夏
第二组：，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
第三组：北京，天津，河北
第四组：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第五组：广东，福建，海南
第六组：山东，江苏，浙江，上海
第七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
以上各组的中心城市分别为：西安、重庆、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沈阳。这里有如下几点说明：一是由于内蒙古省东西绵延距离较远，结果把该省分划为东西二部分，分别与地理位置接近的省份合并为一组；二是传统观念上认为的中部不再包括山西省，而是将该省与西北部的省份结合在一起，组成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三是在分析的过程中，河北省理论上的结果应与湖南、湖北等省份划分在一个区域，但考虑在现实发展中，中部地区的区域面积过大，不利于其发展且河北省本身就与北京、天津二个直辖市地理位置上包容在一起，故在确定最后结果时将该省与北京、天津组合成一个新的区域，以北京为中心城市。
四、结论
鉴于目前关于中国区域的各种划分方法存在诸多弊端，本文在了解西方和我国经济区划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基础上，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金融角度，对我国经济区划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索，建立了经济区划的理论和方法模型，并经过实证分析，提出了划分中国区域的一种新的方法。
【参考文献】
[1]高洪深：《区域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
二、成都创建区域金融中心的实践障碍
成都具备的上述优势夯实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基础，但客观而言，成都离西部金融中心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1)目前，四川进出川通道仅仅有15条，数量少且区域分布也不合理，与周边省市、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区的运输通道还不畅通。(2)金融业在成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尚不突出。(3)成都的金融业在西部地区还缺乏足够的影响力。
三、成都打造区域金融中心的战略措施及对策
1.推进“双十”工程，集中精力抓项目。抓住项目建设，就是抓住了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未来两年，成都将以“双十”工程为龙头（即加快建设“十大项目”，促进开工“十大项目”），重点推动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产业项目、重大社会事业和民生项目尽快启动和开工，以巩固商业商贸中心城区优势。
2.定位服务于经济发展。成都建设西部金融中心，在定位上，一定要服务于成都经济发展需求。在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中，要通过出台、配套优惠政策等手段吸引大量金融机构来成都落户。同时，要细分金融行业，吸引基金管理公司、私募基金公司、风险投资公司等机构到成都注册。此外，还要加大宣传，扩大成都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知名度。
3.加大交通运输建设的力度。今年，四川省编制完成了《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规划》和9个配套专项规划，估算投资10866亿元建设西部综合交通枢纽，三年后，成都主枢纽基本形成。到2012年，全省综合运输网总里程达到30.6万公里，直接引入7条铁路，11条高速公路，建成成都双流机场第二跑道和新航站楼，实现多种运输方式再次级城市和节点城市之间的互动、联运和有效衔接，带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结语
实现西部经济崛起，不仅仅是一省一市的事情，需要西部省市间加强区域协作，推进西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提高西部地区的整体竞争力。目前，东西部差距仍在拉大，真正的差距就在于金融体系的发达与否。成都可以通过相对发达的正规金融的龙头作用，有效发挥银行、期货等金融业的比较优势，建设金融机构健全、辐射力较强的金融密集区。不断对金融竞争力进行整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资金吸纳能力。吸引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入驻成都，使成都成为在西部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金融集聚地。逐步建成我国西部地区投融资中心、大宗物流金融服务中心、商品期货交易中心，最终把成都建设成为西部地区金融中心。
参考文献：
1．长吉图先导区经济的强劲增长的需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发展纲要中，提出长吉图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到2012年经济总量翻一番。到2020年，长吉图地区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2009～2013年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基本上高于全国的总体水平，详见图2。2013年吉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2981.4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3%，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速0.6个百分点。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居全国第21位，比2012年前移一位。
2．长吉图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发展的需要。根据海关统计，自2008－2013年吉林省进出口总额连年增长，各年分别达到133.41、117.49、68.46、220.43、245.72和258.53亿美元，详见图3。2013全年全省累计完成外贸进出口总值258.53亿美元，同比增长5.2%。其中，累计完成出口总值67.57亿美元，累计完成进口总值190.96亿美元。全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67.64亿美元，同比增长16.3%。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额18.19亿美元，同比增长10.4%，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长水平5.1个百分点。全年全省实际利用外省资金达到4852.10亿元，同比增长26.6%。在2008～2013年吉林省进出口数据中我们发现，吉林省的进口总额中占绝对比重的是进口，详见图3。仅以2013年来计算的话，吉林省的进口总额在全省进出口总额中大约占到了73.86%。进口规模增大所带来的货款结算压力对外进出口贸易平稳发展至关重要，结合吉林省进口规模大和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增长的实际，需要建立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便捷迅速的资金融通，保证和促进省内经济的平稳发展。
3．长吉图先导区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的需要。根据吉林省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13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的报告，吉林省包括长吉图先导区2008～201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维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5年间维持了平均每年32.62%的增长势头。［3］2013年吉林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880.00亿元，同比增长20%，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速0.4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246.38亿元、5446.85亿元和4186.7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2.1%、19.7%和18.7%。重点制造行业投资保持了较高增速。全省汽车制造、化纤制造、医药、建材、纺织服装服饰等行业的投资额分别比上年增长32.5%、85.3%、40.7%、25.8%和57.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32.6%、109%、135%、170%。居民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餐饮业、娱乐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121%、52.8%、36.1%、48.8%、96.0%。但是，在维持了5年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之后，2013年的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到了20%。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有很多原因，资金供给不足是原因之一，如果国际金融市场能够提供长吉图先导区经济建设足够的资金供给，就能够给吉林省及长吉图先导区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更好的保障。
4．吉林省金融资源整合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来，吉林省内金融机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较快增长，一方面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构筑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吉林省金融资源与金融要素的配置与整合不容忽视。长吉图先导区设立之后，吉林省及长吉图区域内，金融机构数量、从业人数量及金融资产总额都有了一定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吉林省拥有政策性银行2家: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6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普通股份制商业银行7家:光大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外资银行1家:韩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4家:华融、长城、东方、信达。这些金融机构在吉林省设有一级分行20家，异地城市商业银行1家;属地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87家，城市商业银行1家，农村商业银行6家，农村合作银行1家，农村信用合作联社43家，农村信用社4家，村镇银行21家，贷款公司1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家，信托投资公司2家。还有2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一汽财务和森工财务，1家汽车金融公司。支行及以下营业网点4554家。［4］金融机构的广泛设立为打破金融垄断创造了条件，但是也容易造成一哄而上、服务质量差、人员素质低、甚至是不正当竞争的局面，严重的情况下可能造成金融混乱。
二、长吉图先导区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构建策略
所谓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是指受政策诱导与推动，专门为非居民交易设立的在岸金融业务与离岸金融业务分离的市场。其优点在于既便于金融监管又可以阻挡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长吉图先导区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的构建，应该依据国际金融市场形成的一般条件:政局稳定、有较强的国际经济活力、外汇管制少、国内金融市场发达、地理位置好、拥有高水平的专业人才等，创造条件积极促成。
1．尽力减少资本跨国流动的费用。减少资本跨疆界流动的审批手续与费用、缩短资金流动的时间、降低资金流动成本是吸引国际资本和构建国际金融市场的的重要手段。早在2012年的博鳌论坛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发表主旨演讲时就指出，中国未来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欢迎外商投资的同时，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中国鼓励资本“走出去”的战略，鼓励中国企业和居民在海外投资。目前中国企业和其他一些商业机构，有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中国未来可能进一步放松管制，允许中国企业和居民能够更方便地进行海外投资，这是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长吉图先导区自建成以来便享有一些国家税收政策，经吉林省地税局对现行的涉税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分进行归纳，发现长吉图先导区共享有189条适用税收优惠政策，其中涉及地方税收的12个税种，采取9种税收优惠方式，惠及16大行业。2012～2013年以来，吉林省地税局为长吉图区域内高新技术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9531.09万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1231.33万元;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4399.79万元;为金融保险服务业减免营业税6.2亿元。但是要建成国际金融市场，还需要进一步放松管制降低税负，使长吉图先导区产生资金吸引力，这点尤为重要。
2．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利率市场化是指货币利率由国家统一管理制定的直接利率管理体制，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间接利率管理体制过渡的过程。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实际上，它就是将利率的决策权，由国家包揽转变成由金融机构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的变革，最终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指导，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国际金融市场一般容易形成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也包括了利率管制放松，资产定价机制灵活，资金价格可以随着市场资金供求的变化而变化，利率风险较小、金融企业操作灵活、有利于金融企业市场化运作的地区。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驱动力
（一）区域金融的扩大及深入发展
现今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种形式。虚拟经济的扩张又主要与金融相关，包括金融秩序、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等（这些金融表现又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加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连通性，推动着实体经济（制造业、采掘业、加工等工业）的发展。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曾提出过“将廉价的虚拟经济转化成实体经济”与“经济一体化”双赢的美妙构想，那么，多年之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也将有达到双赢的可能。
（二）成员国之间各行业横向分工水平程度相当，是一体化得以发展的基础
产业的国际分工，在发挥各国专业化优势的同时，又发挥了规模经济的效益。以此为基础的区域集团不易破裂，具有内部凝聚力的比较优势，当遭受全球性的危机时，各国承受的压力相当。同时，若成员国的产业水平较低，其遭受风险的危险就越大，相反，若产业水平较高，其承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稳步发展的几率也就愈大。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内部成员国总体劳动水平较高，生产成本较低，且与世界最低生产成本相距较小
一体化的形成通过贸易转移带来利益。若成员国形成同盟后，与同盟国的贸易往来成本高于非成员国的贸易成本，那么，集团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将受到相当大的制约，也就缺乏巩固的基础。
（四）成员国内部的供应与需求弹性要求比较高
一体化的组建，撤除了各种障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和消失，大大减低商品的价格。若成员国的昂；需求弹性较大，那么需求会大幅度的上升，从而出现贸易创造，增加社会福利。同样，若生产弹性较大，生产障碍消除后，可迅速增加，替代从非成员国的进口，提高社会福利。从另一角度看，当金融危机卷入区域体中时，因起源国的本币贬值而进口商品价格降低，若需求弹性大，从国际贸易转移角度分析，其创造的福利也能保持正值。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
金融危机的是怎样传播，以至全球蔓延？其主要是以“溢出效应”为传导机制。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的流通是其主要渠道。贸易溢出是指一国投机性冲击造成的货币危机恶化了另一个(或几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可能导致另一个(或几个)国家遭受投机性冲击压力。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的，即一国金融危机造成的货币贬值一方面提高了其相对于贸易伙伴国的出口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国内经济(国民收入减少)而减少了向其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导致的本币贬值使得该国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下降，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损坏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基础；本币贬值使得贸易伙伴国向其进口的商品、劳务价格水平下降，导致贸易伙伴国的价格水平下降，消费价格指数的下降使得其居民对本币的需求量减少，于是本国居民兑换外币数量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减少，贸易伙伴国的竞争力下降，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出口部门)，若政府期望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缓解国内失业压力，就可能诱发投机性冲击。另外，本币的贬值，损害了本国经济，使本国国民收入减少，对贸易伙伴国商品、劳务的进口需求减少，从而使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量下降，贸易收支恶化，诱发对它的投机性冲击。投机性冲击的诱导，导致货币危机，造成其市场流动性不足，迫使一个市场上的金融中介清算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在另一个与其有密切金融关系的市场上的资本大规模抽出者，在此国的大量资本的外逃，从而造成另一个市场对流动性不足，即金融资本的溢出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溢出效应”，并非仅存在于两个联系体之间，而更多的是产生连锁反应，影响第三国或更多的经济体。
三、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一）从静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益的影响
1.贸易效益
金融危机产生的贸易效应危机，主要在以实体经济为主的一体化集团。以东盟国家为例，在此次危难中，身处全球金融危机漩涡中心的美欧日市场多年来一直是东南亚主要经济体的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其国内需求已经并将继续出现下降，甚至还有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可能。海外需求下降而导致的出口急剧下降，将东南亚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经济拖入泥潭。
2.福利效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会产生福利效应。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初的几年间，墨西哥的就业率增长了17%，新增加了150万个就业职位，加拿大的就业率增长了15%，新增了230万就业职位，美国就业率增长了12%，新增加了220万就业岗位。而在当下，美国顶级机构的破产，自身失业人口创历史新高。失业人口向他国流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社会福利水平受到影响。再者，各国政府积极拨款救市，使用于福利的资金减少，加重了效益的负担。
3.投资效益
投资创造效应是区域集团经济效应的重要部分，其来源包括区内成员国相互投资的增加，何区外非成员的投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为保护自身的利益，即使是已有了联合关系，也会以因资金的短缺而引起投资来源枯竭或现有资金抽逃。另一方面，为补救金融市场，各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市，扩大内需，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这将造成需求的增加，但因缺乏资金，生产滞后，造成供需不平衡，原本应有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
（二）从动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未来发展的影响
1.利于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体制出现
此次金融风暴背景下，各大政府救市背后，孕育着新的经济政治体制革新。欧盟以图改造自由经济模式，推崇国家集权经济模式。这样的形式不难看出，世界经济已经出现试图改变战后至今，一直以美国为主导的局势。重病之后寻求治病的方式，世界各理性经济体也一样。主体国家的利益不同，地位权重不同，新体制争鸣局势的出现成可能。这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各集团内部成员国宏观调控影响度加深，一体化区域的相互影响控制加强
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技术不够成熟，进入监管秩序失衡，房地产业的泡沫经济引起全球总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的供给的过剩，是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各联合经济一体化主体国家，必须扩大自身与关联方共同市场的监管与控制力度。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一体化集团，内部成员间及与其他发达的第三经济一体化主体，也会加大合作和技术创新的吸收，力求改变实体经济受虚拟金融的强大牵制。
3.对以实体制造业为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也带来一些机遇
实体业的受限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一体化集团是其发展受阻的因素之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以欧美为主的金融风暴的席卷，在其投资难度加大，各投资商必将寻找新的投资出路，这就有可能对出口制造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造成一种“到逼机制”。这样，迫使企业升级发展，加快追进步伐，并且，从长远看，世界范围内，大量资金寻找投资机会时，会避开因金融危机处于动荡中的发达经济体，而选择高增长发展中经济体作为新目标市场。同时，对于后者而言，还有吸纳国际高端金融人才和金融服务的机遇。
Abstract:Thisarticleembarksfromtheclassicaltheory,uncoordinatedandthefinancialrisk’srelationshasconductedtheresearchontheregionaleconomiesdevelopment,thoughtthattheregionaleconomiesdevelopmentwillbeuncoordinatedthroughmanykindsofwayinitiationfinancerisk.
Keywords:regionaleconomiesdevelopment;financialrisk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的问题最终会集中体现于金融。那么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与金融风险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关系呢?本文将结合经典的金融风险理论,就这一问题展开初步的分析。
1从马克思经典假说看
1.1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导致的生产过剩
首先,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导致的产业同构及重复建设问题,会导致商品生产的结构性过剩。经济领先区域经济之所以领先与其产业结构领先于经济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是分不开的。经济落后地区在缩短与经济领先地区的经济差距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当经济领先区域的产业升级速度不能维持两个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时,必然会出现产业结构的叠加。产业自构必然会引发大量的重复建设问题。而产业的同构与大量的重复建设必然会导致商品生产的结构性过剩。
其次,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导致的需求相对不足,使得生产过剩问题更加严重。第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会导致消费需求的不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必然会导致经济领先区域与经济落后区域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异。对于经济领先区域而言,在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情况下,其对于已有产品组合的消费需求会趋于饱和,由此制约其消费需要,而对于经济落后区域而言,较低收入水平会制约其消费需求。第二,从投资需求角度看,对于经济领先区域而言,虽然有大量的资本集中,但是由于产业升级的缓慢,资本流入到生产领域的量在产业趋于饱和后就会增长缓慢,投资需求开始不断萎缩,而对于经济落后区域而言,政府将比较稀缺的资源集中配置在其认定的高利润率的“关键性产业”中,这必然导致本地原本就稀缺的资源对于其他“非关键性产业”而言更加稀缺,进而制约了“非关键产业”的投资需求。
1.2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导致的金融过剩
首先,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会导致经济领先区域的金融相对性过剩。根据前文的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会导致资本从经济落后地区持续的流出,同时还会阻碍资本流入经济落后地区。而对于经济领先区域而言,金融资源的大量集中,在国家“一刀切”式的宏观调控下,很容易产生金融的过剩,形成信用的过度膨胀。
其次,对于经济落后地区而言,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大量的金融资源被投放到“关键性产业”,而根据“资金软约束”理论,在行政干预的情况下,这些产业很有可能产生“资金软约束”现象,进而导致金融的结构性过剩。
2从凯恩斯理论角度看
凯恩斯指出,经济危机发生的内在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亦可通过这些途径导致金融风险。
首先,从消费需求角度看,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导致的区域间贫富差距增大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在经济领先区域出现的劳动力总量相对过剩及结构性不足,亦会导致区域内收入的两级分化,进一步制约需求的扩张。
其次,从投资需求角度来看,对于经济领先区域,在旧有产业趋于饱和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产业升级,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会阻碍其产业的升级,进而阻碍了投资需求的扩大。而对于经济落后区域而言,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会阻碍“非关键性产业”的投资需求,而另一方面,优质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也会制约该地区的投资需求。
3从周期性的金融内在不稳定理论角度看
首先,按照明斯基的理论,金融风险的产生源于经济周期中的某种变换,而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情况下,经济落后区域的经济赶超战略为这一“变换”的产生带来了契机。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投资机会出现了,大量的资金因而汇集于“关键性产业”,在资金软约束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信贷泡沫。
其次,经济落后区域为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偏好于高新技术的发展,而通过自主开发或者引进的途径在本区域内形成技术的创新,而这亦会带来新的“变换”因素,进而导致多方面的风险暴露。其一,如果自主开发,那肯定要发展与高新技术产业密切相关的风险投资业,而风险投资业的特点是集高风险、长期性、专业性于一体,这与经济落后区域优质劳动力及资本缺乏的现状是冲突的。其二,如果从经济领先区域引入,由于经济领先区域资本充足,在以此基础上进行的技术创新多以服务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为目标,当然这也符合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化规律,如果经济落后区域进入相关的技术,则会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过度替代,使原本就稀缺的资本更加稀缺,而劳动力就业状况则更一步恶化,进而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
最后,稀缺资源向经济领先区域的持续涌入,也会加大经济领先区域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稀缺资源在经济领先区域的持续集中,一方面为银行过度信贷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经济领先区域内有可能形成“被提前的经济繁荣”进而导致过度的投机。
4从货币主义视角看
首先,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会导致我国“一刀切”式宏观调控的失灵。在全国统一货币供给调控下,东中部地区经济对货币调控的反应要快于西部地区。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金融机构往往将资金从西部地区调往东中部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使用,很多微观经济主体通过股票市场投资等渠道将资金投向东部地区,这将首先导致东部地区不动产、金融资产价格迅速上升,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会波及到西部地区,使西部地区原本稀缺的货币供给显得更加稀缺,此时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调控又将陷入两难境地。
其次,地方政府出于竞争的需要,对商业银行强加以准财政的职能,使得商业银行面临这双重委托的矛盾,进而加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一、引言
有关金融支持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方面,戈德史密斯最早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总结出各国金融发展与现代经济增长方面带有的规律性的趋势。其后麦金农与肖分别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深化论”和“金融抑制论”阐述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这一理论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作用,认为有选择的政府干预有助于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农村经济的特性、“金融抑制”、资本的“趋利性”和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整,使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大批退出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弱化趋势。因此,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设计让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服务,使其切实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的需求发挥配置金融资源的功能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结合宁波农村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试图在制度上对当前的农村金融支持提供发展的优先序依据。
二、宁波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
1.宁波农村经济的特点
宁波经济一种外向型经济,有天然的深水港,贸易发达,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宁波的农村经济也是一种外向型经济。与传统的农村经济不一样,在宁波X县Y村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村1000余户农民,仍然经营传统农业即农林牧渔业的不足40%,而这40%经营传统农业的农户中有87%主要经济收入为规模养殖水产所得,剩下的13%虽然也经营传统农业,但是规模小、数量少,农业收入平均只占总收入的10%左右。该村中另外60%的农户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制造业的工作,其中80%的人靠办厂生活,不在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大多是生产汽车零部件或纽扣之类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但销量好、订单多的产品。从以上数据我们看出,宁波贸易及物流的发展带动了农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其实现了转型。尽管还是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但是基本上农村经济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农村经济,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变。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即使是从事传统农业如水产养殖业的农户,其中一部分人也有自己的原产品初加工流程。宁波农村经济的这种特点对金融支持的要求和其他地区农村是不一样的,在有限的金融资源约束下,怎样更加有效的配置资金,让其发挥最大的价值,这就产生了金融产业发展的优先序问题。
2.宁波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形式有很多,从产业的角度可以分为: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再加上财政支农方面的金融支持,基本上包括了金融支持的各个方面,另外还有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但是由于民间金融是农村内部自发性的是内生的经济活动我们暂且不考虑政策上对其的影响。宁波农村经济现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即农户的生产活动基本上分为农业生产性经营和制造业生产性经营。这两种生产经营方式有其各自的特征,所以对金融支持的需求也是有差别的。
传统农业的特点是投资期限长、风险大,但是资金的回报率也高。在我们的调查中了解到,2009年受海洋气候影响,该村养殖虾的农户基本上都亏本,而2010年养殖的虾蟹产量和销路都很好,初步测算其资金回报率都在200%以上。在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户中,60%的人需要资金来扩大规模或需要资金引进新的养殖技术或设备,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曾取得过银行或信用社贷款。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现阶段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撤出了乡级营业点甚至某些比较落后的县级营业点。农村现在最重要的正规金融机构只要农村信用合作社,但是相对于资金需求量庞大的农村经济体,有限的信用合作社显然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其次农村房屋及土地产权的不完全、不清晰使得农户无法通过抵押或质押来取得贷款,在我们的调查中农户们反映很多时候的贷款要靠村里或镇里的干部或有经济实力的人的担保,这样无疑会加大农户的贷款成本,形成了一种新的租金,同时也无法保证资金配置到最需要的人的手中。最后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为事业单位后,其绩效考核和职工工资待遇都同营业利润有关,因此作为一个理性人,信用社更多的是将农户的储蓄存款拿到工商企业处发放贷款,尽量避开风险较大的传统农业领域,不仅没有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反而是从农村“抽血”供应其他产业。基于以上分析,农村传统农业产业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很难从银行产业取得,也不具备发展证券业的条件。所以只能依靠财政在农业方面的投入,财政支农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形式的,可以直接通过项目投入到农业产业,比如养殖基地的建设投入或农户的免费技术培训等;也可以通过对商业银行的补贴来激励其加大对传统农业的金融支持。另外要大力发展保险业,鉴于农业风险大的特性,发展保险业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有保险的支撑会消除农户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激励农户自身对农业产业的投资。但是低的保费收入赔付比使得保险公司对此并不热衷,这也同时需要政策上对保险业进入农业领域给予支持,如税收减免等,也可以由财政出资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公司。财政支农和保险业的发展对于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但要有所侧重,前期已财政直接投入为主,以此来增加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和赢利能力;后期通过保险业的介入来激励农户的自发投资,同时减少财政直接投入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
农村的非农业经营生产领域对金融的支持需求又有所不同。调查数据显示从事非农产业经营即制造业的农户中,其中90%曾取得过信用社或农业银行的贷款,而大部分人认为金融机构无法满足自己的贷款需求,但是该村中的民间金融很发达,亲戚朋友甚至是钱会、合会等的资金拆借活动很频繁。宁波农村的制造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分工程度特别高,多数家庭的工厂产品单一,只做一道工序,正是这种生产单一产品的模式使得他们的产品专业化程度高。但是资金的短缺使得他们无法扩大生产,形成规模经济。当产品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变时,显然仅仅依靠农村经济自身的投资再生产无法满足对资金的需求,这就需要城市反哺农村。如果通过财政支农来解决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显然这样发展起来的制造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迟早会被淘汰掉。只有通过政策上对银行业倾斜,诱导银行重返农村扎根,在现阶段农村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情况下其资金回报率必然高于城市里其他资金密集型产业,在激活农村经济后,将会有更多的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直到城市与农村的资金回报率大致相同。另外也要发展证券业,规范民间资金流转。
三、简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对金融支持的形式有所侧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宁波农村的传统农业领域要优先发展财政支农和保险业;在非农产业要优先发展银行业和证券业。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1.前期要加强财政支农力度,通过加大对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补助激励其对农业领域的金融支持,但是要做到补助或其他形式的投入要以其对农业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为考核标准,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免费或资助农户引进农业技术以及收集相关信息。
2.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完善农业保险机制,通过政策引导促进保险公司进入农业领域或直接由政府组建保险公司专门为农业保险。
3.在非农生产领域要大力引导商业银行的进入,在政策上为银行在农村设置网点或提供贷款提供方便,吸引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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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077-02
一、影响区域金融安全的因素
中国人民银行平顶山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0）分析了影响区域金融安全的原因：社会公众对金融风险的承受能力脆弱，滥设金融机构、乱办金融性业务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国有企业境况不佳加大了金融安全运行的困难，中小金融机构经营困难存在支付风险，金融资产单一，中央银行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05）指出温州地区金融不稳定的五大源头：银行经营中的不稳定因素，证券和保险市场的不稳定因素，外汇领域所含有的不稳定因素，信用环境的不稳定因素，民间融资的不稳定因素。
李嘉晓、秦宏、罗剑朝（2006）剖析了区域金融风险的成因：（1）金融业自身的原因，包括金融机构重规模、轻效益的粗放经营发展模式，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金融监管存在缺陷。（2）金融业之外的原因，包括：政府的不正当干预，社会信用问题。
胡国、宋建江（2005）认为，房地产价格波动会影响区域金融稳定，理由是：房产价格波动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异化，扭曲经济主体的消费投资行为。
李升高（2006）探讨了广东省全面退出煤炭行业可能引发区域金融稳定：煤炭行业及关联企业贷款风险全面暴露，银行不良贷款骤增；煤炭企业失信导致信用环境恶化，资金外流影响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直接影响农信社改革目标的实现。
实际中影响区域金融安全的因素比已有研究成果中提到的要多，因为金融已经渗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存在于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而这些方面或环节一旦出现不稳定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区域金融稳定。
二、金融生态
研究区域金融安全不得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金融生态问题。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保证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前提。
徐诺金（2005）定义金融生态是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高小琼（2006）把金融生态总结为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及其对外部环境冲击的自我调控的制度安排。曾康霖（2007）认为，金融生态的内涵是指金融企业的生命力状态和生存环境，外延应当有金融生态平衡、金融生态周期、金融生态环境。周小川（2009）指出金融生态的概念可以进一步延伸到标准执行、执法公正性以及对欺诈案件的处理等问题上。
林永军（2005）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了金融生态作为一个良性循环系统应具备以下特点：金融市场各个子系统之间良性互动，高效运作；金融主体产权清晰；生态圈内游戏规则科学完善；与系统外进行良性的资源、能量的输出输入。李扬等（2005）认为，城市法制环境、地区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展、金融部门独立性和诚信文化等是影响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
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6）建立了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个子体系，共计127项指标。其中，定量指标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源水平及社会信用和法制环境3个目标层次、14个准则层次，共90项指标；定性评价包括金融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和执行情况等四项标准，共37项指标。并建议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评价结果。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2006）以金融市场有效性假说为理论基础，采用因子分析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计量方法评估金融生态环境，构建了金融生态评估指标体系。
杨宏斌（2005）运用生态学原理与方法，从金融生态的基本特征入手，分析了银行危机传导机制，认为流动性短缺是危机传导的基本条件。张志元、雷良海、杨艺（2006）通过理论分析得出城市金融生态系统达到最优稳态、实现可持续发展受贴现率效应、开发成本效应和增长效应三方面的影响，然而在现实中，与这些理论因素相关联的实际影响因素出现的问题比较多。许红莲、邓超（2007）指出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速度明显滞后，出现了所谓的“中部塌陷”现象：资金吸纳能力低下、金融机构结构欠合理、金融市场发展缓慢，金融宽度不够、融资渠道狭窄、不能满足融资需求，整体金融效率低等。并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环境、法制环境和信用环境五个角度分析了中部塌陷在一定程度上是中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不良的必然结果。高万东、王洋（2007）研究发现东北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与沿海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别，突出表现为信用基础脆弱、缺乏良好的金融自动调节机制等。谢德仁、陈运森（2009）利用2001―2004年上市公司是否进行了债务重组的数据研究了金融生态环境和企业最终控制人性质对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的影响。
朱静（2009）指出农村金融生态的特征是系统性，平衡性和动态性。并指出中国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农村金融机构功能不完备，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失衡。
三、区域金融预警
研究发现金融危机预防成本大大小于危机事后处理成本，所以学者们都在积极探索区域金融预警。
仲彬、刘念、毕顺荣（2002）讨论了指标的选取，模型的应用和模型准确性检验。最终选取微观审慎指标和宏观先行指标，利用自回归模型并结合事前检验建立了区域银行体系风险预警系统。
易传和、安庆卫（2005）阐述了建立区域金融稳定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及设计指标体系的原则。选取核心指标和相关指标两大类，其中核心指标又包括五大类19项指标，相关指标包括六大类12项指标。给出了区域金融稳定状况的等级划分，并结合湖南某市的具体现状给出其金融稳定的状态。
汪祖杰、吴江（2006）指出区域金融安全指标主要分为内在关键性指标和外在影响因素指标。内在安全关键性指标包括区域安全微观、宏观和金融生态环境检测指标；外在影响性指标包括全国经济状况指标、货币指标、股票价格指数指标和汇率指标。构建了区域金融安全计量模型，给出区域金融安全判断值，并结合苏州实际情况给出金融安全分析。
邹小凡、林竹、汪娟（2008）利用支持向量回归采用线性核函数构建了杭州担保业的预警模型。姚星垣、郭福春（2008）结合浙江省的地方经济特色给出了浙江区域金融风险预警特殊指标体系。崔艳娟、张凤海、徐晓飞（2008）选取宏观先行指标、微观审慎指标和金融环境指标，运用信号模型对大连市的金融运行情况进行了分析。
由于地区的经济金融特点不同，预警指标选取也应该因地而异。上述研究成果中指标权重的选择上有相对的主观因素，阀值的选择也没有真正结合实际，因为国际惯例不一定适用于当今经济转型中的中国。ARIMA模型只考虑了变量自身的变化趋势，不能反映其他变量对它的影响，所以由突发事件造成的时间序列的结构突变是用此模型预测不出的。而信号法在以往的实证检验中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四、区域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治理
大部分文献给出的维护区域金融安全的对策都集中在：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建立区域金融稳定工作协调机制，完善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强化区域内行业自律，建立多种金融稳定指标检测（或区域金融风险预警）体系，改善区域金融的外部环境等。
五、总结
综上所述，一套完整的区域金融安全理论应该包括：（1）结合地方经济特色与金融生态特征，找准影响区域金融稳定的因素，包括直接影响因素的和间接影响因素。（2）根据影响因素建立预警系统，包括完善的预警指标体系及科学的预警模型。（3）不稳定因素的治理，发挥地方经济特长，逐步改善金融生态，限制或消除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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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金融产品难以满足居民消费的需求变化。新城镇人口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对金融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银行业金融机构关注的是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的发展，忽略服务行业。居民日益扩大的消费资金需求，消费金融的信贷产品和服务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三）城乡金融结构和服务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银行业金融机构将有大部分资金流向园区建设。更多的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农业企业的融资意愿让本已不足的信贷资源显得尤为短缺。大部分新兴农业产业处于刚起步阶段，缺少有效抵押物，而农屋、土地所有权等抵押物因制度障碍，难以向银行抵押，加之农业自然风险多，担保和保障机制不健全，以及信用体系建设不健全，部分农民诚信意识淡薄，金融服务存在盲区，如金融网点分布不均、结算方式单一、金融工具匮乏等因素制约了农村金融业的发展。
（四）金融支持的制度尚不完善，信贷总量仍有缺口，存在供需矛盾。一些具体实施政策不明晰，缺乏激发城镇化金融创新活力机制，相关的政策措施不尽完善。目前城镇化建设融资方式过于偏重传统的银行信贷手段，间接融资居主导地位，直接融资比重较低，信贷融资难以满足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对金融产品的多样化需求，而且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影响了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二、对策建议
（一）扩大资金来源渠道，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一是要着力构建各类金融资源，适应不同融资需求的多元化融资渠道。根据城镇化建设多层次金融需求特点，搭建多渠道融资平台，实现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重转变。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缓解建设资金不足，减轻财政支出压力。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推动其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和区域集优票据融资，对资信等级较高的城镇龙头企业，推动其上市融资。各金融机构也要针对新型城镇化的需要，量身定制金融信贷产品，发展有助于提升城市配套功能的金融产品，增加环境保护、居民服务、文教、卫生等城镇化信贷投入。二是要着力构建能够盘活沉淀生产要素，破解融资难题的金融产品体系。有序开展土地经营权质押融资业务，探索更多土地资本化方式，充分利用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增值集聚金融资源；积极开展供应链金融、中小企业股权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等金融产品，激活城镇化建设中的产业链、销售链各个环节的闲置资金。
（二）创新信贷产品，推动新型工业化园区建设，夯实新型城镇化基础。加大对新兴产业、产业转型升级、城镇特色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根据工业园区实际需求，开办“土地收储贷款”等切实可行的、零活多样的金融信贷产品。加大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就业吸纳能力强的中小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引导银行金融机构将更多资源投向城镇化。
（三）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尽力满足新增城镇人口的合理信贷需求。首先努力满足新增城镇人口的首套住房刚性需求，并提供利率优惠。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灵活运用小额担保贷款、农民工创业贷款、扶贫贴息等贷款模式，帮助解决失地农民和其他城镇转移人口面临创业就业的困难，创新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信贷产品，大力推广林权抵押贷款、订单农业贷款等信贷新模式，努力满足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融资需求。
（四）创新金融服务手段，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要着力构建布局合理，分工明确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小城镇的金融资源配置力度，增加机构网点，支持组建村镇银行和融资性担保公司。将证券、保险、信托与金融服务延伸到新型城镇，为城镇经济主体提供各类融资和保险服务。加强支付环境建设，拓展银行卡适用范围，推广网上支付，电话支付等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