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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可持续发展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唯一可以选择的发展之路。在对可持续发展进行深人研究中，有两个基础问题值得首先研究，即可持续发展的主体问题，以及伴随着主体问题的权利义务问题。传统理论认为，发展是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以上这些问题似乎不值得讨论，但随着生态伦理学把道德调整的范围由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以及环境法学对环境权利体系的深人研究，使这两个问题成为深人研究可持续发展，研究如何建立可持续的社会、经济、文化体系的基础。
2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唯一可供人类选择的发展之路，这一思想在世界范围内正逐步得到认同。从字面上理解，可持续发展是指促进发展并保证其可持续性。综合性与动态性是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基本特性:(1)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及自然环境的综合概念。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方面。其中，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基础，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前提，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是目标。可持续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间题、社会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三者相互影响的综合体。(2)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这里并不是要求某一特定的活动永远运行下去，而是要求不断在内部和外部进行变革，保持协调与发展。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不同学者的侧重点不同。经济学家往往强调保持和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生态学家呼吁人们重视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及其功能的保持，社会学家主要注重于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一般公认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括:(1)在经济学上，环境损害与环境后果必须计人经济成本，必须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综合考虑;(2)社会学上，强调通过公约、法规、文化、道德等多种途径，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容，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3)生态学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
对可持续发展进行深人研究，正是从多学科多角度全面探索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经济学的提高整体效益，社会学的实现效率公平，生态学的共同进化，都有两个共同的基础问题:(1)利益、权利的主体范围是什么?(2)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何?简言之，即可持续发展是谁的发展?“他”有权做什么?“他”必须保护什么?
3可持续发展与“共同体”范围扩展
可持续发展主体的社会学意义是道德、法律、公约等调整的关系的主体，因此必须界定可持续发展的道德、法律等调整关系的范围。可持续发展代表了当今科学对人与环境认识的新阶段:人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是有机的整体。系统科学认为，一切研究对象都可以视作一个系统，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有机整体可以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动物界、植物界、生态圈、地球乃至宇宙。在科学研究与实践中，对任何系统的研究的都应首先确定系统的界面，然后才能研究系统内部关系和系统内外之间的关系。生态伦理学的“共同体”扩展说，首先探索了可持续发展系统的范围问题。
生态伦理学是现代伦理学对传统伦理学的最大突破之一，它以生态科学为直接依据，认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应被视为一种由伦理原则调节或制约的关系。为区别于传统的社会范围，我们把生态道德的调整范围(community)译为“共同体”。生态伦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奥尔多·利奥波德于1949年写道:“所有伦理学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之上:个体是一个其部分相互依赖的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大地伦理学不过是扩展了共同体的范围，使之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从总体上说:大地。“共同体”扩展说认为，道德作为一种控制行为的自我约束因素，调整的范围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提高川，最初人类只能用道德约束个人、家庭，而后是部落、地区乃至国家，种族平等、全人类平等和代际公平是现在道德的主题，而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加强和生态科学的发展要求人们必须把道德扩展到动物、植物乃至生态圈或更大的范围。生态伦理带有很强的理想色彩，如果脱离现实则会沦为虚幻。当一些生态伦理学家把“共同体”范围无限制地扩展乃至外层空间时，这种道德就缺乏了真实性，这也是传统伦理学认为生态伦理不值一提的原因之一。
在“共同体”即道德调整的范围问题上，具有代表性的是“人类中心论”、“弱人类中心论”以及“生态中心论”三种观点:(1)“人类中心论”有许多种不同观点，其共同点是认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才值得尊重，道德只能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弱人类中心论”是“人类中心论”的一部分，为了区别前者中的“个人中心主义”、“利己主义”等观点，它一方面认为人不必把“内在价值”和“权利”向自然界其他物种转让，另一方面认为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角度看，对于与自然环境有关的行为，应经过道德考虑及理性权衡，进行约束或节制，这样环境才能得到保护，人类种系的延续与幸福才能与生态平衡与稳定相辅相成。即道德应调整与环境有关的人的活动。(3)“生态中心论”认为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具有权利，应得到尊重。即道德应调整人与环境间的关系。
上述三种观点对法律、政策、文化等方面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因此讨论它们分别兴起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对深人理解其理论很有意义。“人类中心论”兴起于近代西方提倡人权反抗神权的过程中，它鼓舞人们追求自身的解放，其中关于人的平等、自由、公正等观念至今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弱人类中心论”是一些“人类中心论”者，通过对现代环境危机和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反思而提出的，由于它没有打破原有的“人类中心”的伦理体系，而是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作了扩展，因而容易被人们接受。“生态中心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伴随着一系列环境危机而兴起的，生态科学与环境危机分别是它产生的科学基础与现实基础，是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全新观念，在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主义运动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在它试图打破原有的“人类中心论”的伦理体系过程中，过多的激进、神学、神秘主义的色彩影响了它被人们广泛接受。
“弱人类中心论”希望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间接调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共同体”的外部关系)，以达到保护人类整体利益的目的。这一观点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但是它没有充分考虑实际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潜在性和长期性。以有典型意义的生物多样性问题为例，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利益是潜在而长期的，但这种利益与人类当前短期的巨大利益如建设水坝发生冲突时，仅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即使考虑长远利益，我们也往往只能做出不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决定，因为预测远期利益有多大是很困难的。
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把受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一部分自然物与人的关系作为环境道德、环境法律和环境管理调整的直接客体，而不是间接客体，这与生态伦理学的“共同体”扩展说不谋而合，为避免与传统的人类“社会”概念混淆，本文也采用“共同体”代表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环境法律等调整的范围。什么是与目前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相一致的“共同体”范围呢?目前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的是:人类社会+物种的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即保护生物物种的生存栖息和延续的权利，也是保护自然的最低限度，破坏生物多样性被认为是人类对生态完整性最大最现实的破坏。当把人与自然物的关系纳人道德、法律调整的范围，也就是赋予自然物的某种权利后，我们就能讨论人的“环境权”这种新型权利了。
4环境权利体系
环境权是一种新型的人权，是环境危机时代全面协调人类与环境关系的产物。环境权的含义是，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
有关环境权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5、60年代以“公害”为代表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暴露了传统权利体系的缺陷:民事权利如财产权、人格权、相邻权等的设计不完善，宪法基本权利设定的不足，国际法领土权对环境保护的不力，等等。但是，传统法学囿于其产生时代的局限，无法适应环境侵害这一现代社会的新问题，而对原有权利进行改造，又恐怕破坏原有体系的严谨，使本受保护的一些权利受不到保护，因此，只有破除传统法学理论的樊篱，另辟蹊径，创设新的法律权利。环境权正是作为环境危机时代全面协调人类与环境关系的产物而形成发展起来。
1960年，原西德一位医生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向北海倾倒放射性废物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中关于保障清洁卫生的环境的规定，这引发了是否要把环境权追加进欧洲人权清单的大讨论。在美国，围绕着公民要求保护环境，要求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宪法依据问题，也于1960年掀起一场举世瞩目的争论。这一系列的讨论是有关环境权研究的开始。处于环境权研究方面的领先地位的美国和日本，率先开始环境权的立法实践。1969年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与日本《东京都公害防止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对于环境权的形成和深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把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规定下来，之后许多国家纷纷在各自的宪法中确认环境权或涉及环境权的内容。我国学者陈泉生对环境权利体系作了研究和总结(见图1)
但是，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环境权利体系的完善引发的许多问题，如环境权保护的义务范围如何界定?环境权的权利主体、权利性质、权利客体如何认定?种种问题很难处理恰当。其主要原因是环境权有着不同于其他权利的特点:①环境权是一项主体广泛的权利，它既是一项个人权利，也是一项集体权利、代际权利，而且是全人类的权利;②环境权是一项价值取向多重的权利，它既体现人的权利，也反映人的义务，人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意味着环境有受人尊重的权利。比如，野生动物保护法就是保护珍贵濒危动物的生存和发展的，再如联合国《世界自然》亦指出:“每个生命形势都是独特的，无论其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受到尊重。”“应尊重大自然，不得损害大自然的基本过程。”
环境绩效一般是指进行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与治理所取得的有形收益与无形收益。关于环境绩效审计的含义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看法，张文华和钱凤认为环境绩效审计是指对政府部门的环境管理责任和企业应承担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责任及他们的工作绩效进行的审计[1]；陈正兴认为环境绩效审计是通过检查被审计单位和项目的环境经济活动，依照一定标准，评价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生态循环状况和发展潜力的合理性、有效性，并对其效果与效率表示意见的行为[2].
1999年11月世界审计组织环境审计工作小组制定了“有关环境效益审计指南”，环境绩效审计开始走向规范化道路。借鉴各种学者的看法，我们对环境绩效审计做出如下的定义：环境绩效审计是由独立的审计机构或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或项目的环境管理活动进行综合的、系统的审查、分析，并按照一定的标准评定环境管理活动的现状和潜力，对提高环境管理绩效提出建议，促进其改善环境管理、提高环境管理绩效的一种审计活动。
审计客观基础是审计赖以产生和存续的某种存在于社会经济环境中的需求，尤其是对审计活动所提供信息的需求。审计的客观基础决定着该类审计的目的、职能、主体和客体，不同类别的环境审计，有着不同的客观基础。具体到环境绩效审计而言，其产生的客观基础应是检查环境资源的管理和使用责任。环境资源包括两部分：一是环境的天然存量资源，如物种、生态、大气和水资源等；二是用于治理环境的各种资源，如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所有权属于国家和全民的环境资源通过法律委托授权于一定的政府机关或社会经济组织管理、经营或使用，这些组织就承担起经济、有效地使用和管理环境资源的责任，因而需要通过国家审计来检查其受托管理、使用责任的履行情况。所有权属于投资者个人的环境资源，则需要通过内部审计来检查其是否经济、有效地管理、经营和使用了这些环境资源。这种对环境资源管理、使用的经济性、有效性的评价，属于对环境管理系统各环节的“连续监控”，主要是指环境绩效审计。
二、环境审计、绩效审计与环境绩效审计
（一）环境审计与环境绩效审计
环境绩效审计是环境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环境审计的基本特征，与环境财务审计、环境合规性审计共同构成完整的环境审计体系。
环境审计，也称为环境、健康和安全审计，是审计学科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开拓的一个审计新领域，是国家环境管理系统（EMS）中的一部分。在我国，环境审计被定义为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民间审计组织，依法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环境管理系统以及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和环境责任进行监督、评价和鉴证，并且揭示环境和资源保护中存在的违法行为，促进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加强环境管理。
环境审计包括环境财务审计、环境合规性审计和环境绩效审计三部分。环境财务审计注重财务报表披露的环境资产和环境负债等信息的公允性；环境合规性审计侧重于检查各种环境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而环境绩效审计更多的是考察、分析和评价组织所采取的各项环境措施和环境管理活动的绩效状况。在增加环保投入的同时应提高投入的使用效率，增加环境政策的适当性，环境绩效审计正逐步成为各国环境审计的发展重点。
（二）效益审计与环境绩效审计
效益审计起初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直到1977年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才在利马会议上将其定义为“绩效审计”（PerformanceAuditing）。最高审计机关国际和亚洲组织将绩效审计定义为：绩效审计是一种对被审计单位履行其职责过程中使用资源的经济、效率和效果方面的审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E”审计，近年来，又提出“五E”审计，即在“三E”审计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公平性（Equity）和环境性（Environment）审计。效益审计的目的是为了对被审计单位或项目的经济活动的有效性进行监督和评价，以考核有关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并促使被审计单位提高效益。效益审计的开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立法、内部制度、审计规范、人才、资源、技术等各方面都要进行建设，要把效益审计作为一项独立的审计类型进行全面实践和探索。
国际上审计已经向绩效审计发展，环境问题也成为绩效审计关注的内容之一。环境绩效审计虽然隶属于环境审计的体系范畴之内，但是又同时兼有绩效审计的特点，对绩效审计的探索有助于完善环境审计的方法，拓宽环境审计的范围，丰富环境审计的内容，突出环境审计的建设性意义。我国的环境审计要跟上国际发展，必须在审计类型上从财务收支审计向绩效审计拓展，从以环境经济活动的合规性、合理性为主要审计对象逐步过渡到绩效审计上。
三、环境绩效审计的特点
（一）审计结果的建设性
环境审计的基本职能是环境监督，但在环境绩效审计中，更应强调其评价职能。通过对被审计单位环境管理的各个方面进行细致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找出影响绩效的各种因素，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以帮助被审计单位提高环境管理的效益。因此，监督并不是环境绩效审计的根本目的，环境绩效审计是一种以促进为主的建设性审计。
（二）审计标准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环境绩效审计属于环境审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已经颁布的包括ISO14000环境系列标准在内的各种环境标准，都是环境审计在审计依据方面不同于传统审计的独特之处。另一方面，绩效审计的评价标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绩效审计的对象千差万别，衡量审计对象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标准不可能相同，甚至是同一项目，有多种不同的衡量标准，得出的结论会截然不同。这使得每开展一项绩效审计，审计人员都需要在现场审计开始前，就衡量绩效的标准问题与被审计单位进行协商，或者寻求一种公认的、不存在异议的评价标准。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或需要协商确定是环境绩效审计的一大特点。
（三）审计活动的综合性
环境绩效审计是一种以考核被审计单位环境管理活动为对象的综合性审计，被审计单位的环境管理活动都与绩效有关。因此，环境绩效审计的对象和范围应包括被审计单位的全部环境管理活动。不仅包括环境资金流转的管理活动，保证环境资金的使用效率得以提高，而且包括非环境资金的环境管理活动，如环境规划、环境政策的制定执行情况等，影响环境绩效审计的因素多种多样，因而环境绩效审计是一种内容多、范围广、系统性强的综合性审计。
四、环境绩效审计的目标
环境绩效审计的目标包括根本目标、具体目标和分项目标三个层次。其根本目标与环境财务审计、环境合规性审计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即：改善环境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只不过环境绩效审计是从绩效审计这个角度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目标可以概括为：对环境管理各步骤的绩效情况进行审计评价，找出影响环境管理绩效的消极因素，提出建设性的审计意见，从而促使环境管理工作的高效进
行。根据具体内容的不同，进一步地可以将具体目标分解为四类分项目标：（一）评价环境法规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帮助法规政策制定部门制订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法规与制度；（二）评价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和工作效率，揭示其影响工作效率的消极因素，提出改进建议；（三）评价环境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助于制订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划；（四）评价环境投资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为改善环境投资提出建设性意见。
五、环境绩效审计的层次
环境绩效审计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对政府的环境绩效审计属于宏观层次，由国家审计机关来进行，主要对政府制订的环境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价，看环境政策是否促进了环境和生态的改善，审查环境项目的实施是否真正有助于防治环境污染，调查环保专项资金的投入使用情况，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和目标；对企业的环境绩效审计属于微观层次，由内部审计或社会审计来承担，重点审查监督企业对环保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并评价企业的环境内部控制系统以及企业在治理环境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宏观环境绩效审计
1.政府环境政策的绩效审计
该审计主要是对政府制订的环境政策，包括对环境经济政策和行政控制的效果进行评价，评价时只需考虑政策的执行情况及效果，而不对政策本身进行过多地评价。评价时需遵循两条原则：首先，环境政策的实施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其次，在达到目标的前提下，看政策的实施费用能否达到最小。
2.政府环境保护资金的绩效审计
国家拨付给各级政府及部门的环保资金是用于治理环境的主要来源。环保资金在真实性、合规性审计的基础上，还应对资金的拨付、使用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进行审计，因为真实合法并不等于使用的合理有效。所以环保资金的绩效审计主要是对其拨付使用情况和使用效果进行监督。具体审查各级财政部门及各级主管部门是否及时将资金拨付给使用单位，有无少拨、不拨，或延迟拨付的现象，拨付给使用单位后，使用单位是否按照规定用途使用资金，最后对资金使用后的环境效益进行评价，分析环保资金的使用效率，看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3.政府环境项目效益审计
政府环境项目效益审计属于绩效审计，进行项目效益审计首先要了解项目本身，如果项目被分解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实施，还要了解项目分解情况。在了解了项目之后，还应清楚该项目的目标，在审计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应以是否实现项目目标为重点。如果不能实现目标，则审查不能实现的原因；如果达到了目标，则审查成本是否超过了预算，以达到使用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项目效益。
（二）微观环境绩效审计
企业的环境绩效审计内容一般包括在环境绩效报告中，它进行环境绩效审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政策法规执行的审计
首先要审查政策法规的具体规定。诸如排放标准、排污收费是否合理，可以根据边际分析的原理，当制订的排放标准或排放费只有使得企业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等于污染的社会成本时，该排放标准或排放费才是有效的；其次，审查执行政策法规的情况有无偏差，对企业来说，每一项政策都有明确的目标，审计人员应考虑政策规定是否达到目标，总体效果如何，从而可以把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以提高政策法规的实施效果。
2.企业环境管理的内控系统的审计
首先，了解企业现行环境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测试和评价这些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有效性，是否有利于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其次，了解企业在内控系统下的环境目标以及一些污染指标的定量数据，如排放到空气中、土壤中的废弃物的数量是否超过了指标的上限；最后审查一些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能源消耗是否超过了一定标准等等。
3.企业环境管理效益的审计
对企业而言，环境保护的效益表现为两种形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该项审计是指企业进行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与治理所取得的有形收益和无形收益。因此，该项目的审计是企业环境管理的综合审计，其指标既有财务的、又有非财务的；既有综合的、又有具体的指标。主要包括：（1）环保投资审计：主要是对企业自己投入环保设施及重要资产上资金的真实性、投资行为的持续性的审查核实，以促使有关单位与部门保证环保资金的落实与到位；（2）环境成本费用审计：审查企业在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投入到环境管理中的成本与费用指标；（3）环境损害费用审计：评价和审查企业由于对环境产生了破坏而受到的惩罚支出，该项目的金额越大，表现为企业环境管理的水平越低；（4）环境管理经济收益审计：评价与审查企业由于产品的绿色化、环保产品、“三废”再生品、资源替代品等带来的经济效益或者企业由于加强了环境保护导致环境损失的减少等内容；（5）环境管理综合效益审计：企业加强环境管理不仅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且可以实现企业所在的社区环境的改善，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和美誉度，环境管理综合效益的审计包括对治理污染使空气清新、水质变好、减少环境的再污染程度等非财务指标和软指标的评价，也就是对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评价。
六、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从环境视角进行审计活动的指南》中列示的环境绩效审计内容包括：对政府监督环境法规执行情况的审计、对政府环境项目的效益进行审计、对其他政府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审计、对环境管理系统的审计、对计划的环境政策和环境项目进行评估等。
（一）对政府监督环境法规执行情况的审计。这是目前世界各国开展政府和公营机构绩效审计最普遍的形式。具体地说，就是检查政府环保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使用其法律授权和公共资源，督促社会公众和组织遵守环境法规的效率和效果。
（二）对政府环境项目的效益审计。其主要对象是政府负责的保护或改善环境的项目以及政府签署的国际协议。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已授权审计机关对这些项目的“财政、财务收支的效益性”进行审计。实施该类审计时，审计机关应该注意对环境项目的选择，考虑经营风险、重要性和可审计性等方面问题。
（三）对其他政府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审计。审计机关或者内部审计机构可以通过专项资金审计、经济责任审计或项目审计等方面工作的实施，检查或确认政府、组织在缓解、削减环境影响方面的措施是否已经实施，并已经达到目标，有无造成过多成本等。
（四）对环境管理系统的审计。环境审计被看作对一个组织的环境管理系统的连续监控过程，环境审计中对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合理性和工作的有效性、环境管理制度（包括国家政策立法）的有效性和执行程度以及环境规划决策的科学性的评价都属于环境绩效审计的范畴。
（五）对计划的环境政策和环境项目进行评估。虽然我国的审计机关并无对政策制定进行审计的权限，但是可以反馈一些与政府规定本身的合理性有关的信息，例如排污费的计费范围和收费标准的合理性等。事实上，经过反馈的审计信息也是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七、当前我国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的障碍与对策
开展环境绩效审计是国际上环境审计的发展趋势，但是我国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现阶段在我国开展环境审计存在一些体制上、观念上和理论上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目前对于加强环境管理的重要性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但对于如何加强环境管理以及环境绩效审计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等问题认识不够深入，主要着眼点还是仅仅限于环境投入和环境法规政策的执行上，对于环境投入的效果以及投
入产出的对比状况却没有更多的考虑，以达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最大。因此开展环境绩效审计首要的是提高对环境绩效审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二）环境财务审计和合规性审计发展不充分。环境绩效审计以环境财务审计和环境合规性审计为基础，是一种综合性的审计，在我国环境财务信息不真实和环境管理违规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缺乏相应的基础。大力发展环境财务审计和合规性审计，保证环境信息的真实可靠和环境工作的规范性才能为环境绩效工作的展开提供基础。
二、生态伦理与环境法
在环境法发展史上有件标志性的大事——瑞典斯特哥尔摩世界环发大会的召开。该会议确认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也使环境法进入了生态伦理的新时代。“这个阶段的环境法的主要特点是……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成为环境法学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环境法治的重要条件。”我们认为在环境法的发展演进历程中，生态伦理时代的到来必然是大势所趋，而这也恰是由环境法的特殊性决定的。环境法的特点意味着“它的历史发展最显著的趋势是生态哲学的引入。”生态伦理是伦理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它的出现影响甚至颠覆了传统伦理学，其也对环境法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逐渐意识到，造成当今世界环境危机严重的总根源，乃是人们对自然在认识上的错误所致。“环境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和价值问题……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价值取向问题，是目标和意义的选择问题。”换言之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伦理的危机。这也意味着环境法作为人们环保手段，如果不能从伦理观上进行彻底的革新，其作用将很难以完全充分地发挥出来。中国环境法的革命首先是理论的革命，而后者首先就是由生态伦理所引发的。生态伦理对环境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在颠覆传统的环境法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了现代环境法新的理论基础。所有的法产生和存在都需要伦理基础，且最初都以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出现。传统人类法律大多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法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亦不例外。而人类中心主义本身也是有其缺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忽视了人类的存在必须以自然的持续存在为前提。”这也使其愈加无法支撑环境法的演进，于是生态中心主义倾向逐渐开始产生。这时“传统的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概括地讲，就是哲学伦理学界开始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探讨‘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理念……‘生态利益中心主义’者基于现代科学提出了应当扩大伦理学主体，将‘自然物’也作为与人类平等的伦理学主体的主张。”环境法在生态伦理的支撑下迅速发展，同时也成为生态伦理重要的实现形式，两者呈现出良好的相互促进发展态势。“现代环境道德的发展过程证明，环境道德与环境法的关系密切，它们相互渗透、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一方面，环境法积极维护环境道德，一旦条件成熟就把环境道德规范提升为环境法律规范。另一方面，环境道德积极为环境法辩护，并通过道德舆论推动环境立法、守法和执法。”但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也并非不无诟病，学术界同样也对其提出了许多的质疑，而这些质疑甚至还延伸到环境法领域。有学者将这种质疑归结为了九个方面，即理论前提虚无、信仰真理化、缺乏本土思维与大归结众化意识、核心理论正当性不足、颠倒伦理与法的关系、道德性过高、缺乏法律思维、忽视程序价值、实践论证不足等弊端。这使其更无法成为环境法的伦理基础，甚至在环境法中的某些重大问题面前，它不仅显得苍白无力更是难自圆其说。因此生态伦理并非环境法的伦理终结，我们反而在其中找到了新的伦理起点，即下文中所要论及到的生命伦理理论。另一方面，它促进了现代法律生态化的巨大变革，其中自然也包括环境法的生态化变革。生态化是当代法律发展最重要的趋势，而它的出现就是由生态伦理所引起的。“法律生态化趋势是生态伦理观在法律上的反映，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到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革命是法律生态化的伦理基础，正是这种变化了的价值观引发了法律生态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环境法中表现的最为明显。“环境法的生态化是按照可持续发展要求对环境法进行的创新和改造……它的生态化将引导中国环境法律体系向生态法的方向发展。”可持续发展在实际上就是种伦理要求，它实现了社会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演进。“可持续发展伦理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了从社会伦理、人际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思维转向。”因此环境法伴随着这种伦理观的演进，也实现了从社会伦理为基础的社会法，向以生态伦理为基础的生态法的转变，从而也就完成了环境法的生态化进程。
三、生命伦理与环境法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新事物源于旧事物，前者是对后者的发展、更新以及扬弃。“新事物在旧事物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否定了旧事物中消极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吸取、继承并发展了旧事物中积极的因素，并且还添加了一些为旧事物所不能容纳的丰富的新内容，因而它就比旧事物优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环境法演进中伦理观的嬗变也是如此。生命伦理最初也可追溯到生态伦理中，史怀泽最早开始对此进行了伦理思考。“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对他来说，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这就将生态伦理深入到生命的层次。而美国学者艾伦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地球是我们所知道的宇宙中能够维持人类生命的唯一星球。但人类活动却逐渐使得地球很难适于人类继续生活下去。”生命伦理常被等同于医学伦理，“生命伦理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却又与古老的医学伦理学有着难解的渊源，直到目前，一些学者仍习惯性地称其为‘医学伦理’或是‘生物医学伦理’。”但本文中所要探讨的却是其语源层面。现代生命伦理学在西方最早始于法国，虽然其也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但它却是“以生命存在的价值为其全部理论的中心”的，并且非常“强调对生命价值的动态性和开放性研究。”如前所述，法学始终受到哲学伦理学的强烈影响，生命伦理孕育催生了新兴的生命法学。“法理上来说，生命法是生命伦理的法律化，是从生命伦理中分流出来的一种具有刚性的社会行为规范，它所维系的是最低限度的生命伦理；生命法学作为以生命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是以生命伦理学作为其理论来源的。因此，生命法律现象中的很多现象都必须从生命伦理学中寻找理论支撑。”甚至有学者更为直接地指出“生命伦理学是生命法学的基础。”哲学伦理学总在不断寻求着终极思考，将对环保伦理深入到生命伦理的层面，也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终极思考。生命的存在是这个世界上的头等大事，而它又是以一定的环境状况为前提的。这意味着如果世界上的环境极度恶化，最终使得所有的生命都无法生存下去，那么再讨论任何的问题都将毫无意义。“生存问题总是只能通过生存活动本身来澄清。”我们认为，环境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生命法，“当代生命法学研究与调整的对象不仅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包括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对环境法的认识上升到生命的高度，是人们对环境法认识继续深化的结果，而这显然是受到生命伦理影响的结果。立法可谓人类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活动，换言之只有人类才能充当立法的主体。但人类在立法又不能只管自己的利益，而须顾及所有生命甚至非生命的利益。“人类应当承认生物的权利，并为自己立法：一切生命的权利都是不可侵犯的。”认识到这点才能既摆脱人类中心主义，而又不至陷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虚无，从而为环境法找到其终极价值之所在。
环境权是环境法理论的基础与核心，因此对环境权的定位的不同，必然导致环境法理论探讨的发展方向的完全不同。从《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发表蔡守秋先生的《环境权初探》时起，环境权的专题理论研究开始受到关注，法学和环境类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相关论文至今已达数百篇。各位学者专家从不同的环境权定位出发，得出了众多绝然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理论。这也许是百家争鸣的一种好现象，但对于全球特别是我国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我们急需要的是一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所以目前理论界的这种众说纷纭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混乱的、有害的无序状态。归根究底是由于对环境权的定位问题导致的这种局面。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环境的权利”与“人类的环境权利”之争
“环境权”依然是一个十分模糊的理论术语。这种模糊性首先表现在对“环境”概念的理解上。目前学界关于环境权理论争论得最为激烈的是环境权究竟是一种“环境的权利”还是“人类的环境权利”问题。对“环境”概念的理解的不同，由此问题转化而来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这样一种思想：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伦理关怀，人作为理性存在物，是唯一的道德，其道德地位优越于其他物种，其他存在物都无内在价值，只具有工具价值，它们存在于人类道德共同体范围之外。人类中心主义可分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前者主张人是一种具有自在的目的的最高级的存在物，其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都应得到满足；后者则试图对人的需要作某些限制，承认自然的精神价值，认可人对自然的责任。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反，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并非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动物、植物、物种，甚至河流、岩石、生态系统及自然本身都具有内在价值，它们也是道德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和成员，是否具有理性和具有某些生物学特征并不能成为“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的必要条件。生物、物种在道德地位上是平等的，人类中心主义表现出人类这一物种的偏见，是物种歧视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主，张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也纳入伦理调整的范围，人类的伦理规范应扩展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一种由伦理原则来调节和制约的关系，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至所有存在物，人类由自然的主人变为自然的普通成员和普通公民。
我国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先生近来主张，环境法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主张科学地拓宽了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的范围，符合环境法的内在逻辑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显示了环境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别的法律部门不同的特征。但笔者认为，“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在法律中是行不通的。因为，传统法律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始终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未将权利赋予“非人类生物”。我们无法通过某一个具体的部门法去改变整个社会的权利结构；相反，任何一种权利正好是某一种社会权利结构的具体反映。我个人也赞同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但我不认为，这种主张改换了法律所一贯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而将“非人类生物”当作法律关系的主体看待，更不认为一个部门法的调整对象的发展和理论突破，将导致一些学者所主张的整个法律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或者实现“法律的生态化”。相反，这种主张将视角扩展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物质关系，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这种立场与传统法律的立场有所不同：除了维护人类眼前的现实利益，还要维护未来世代人类的利益；除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通过环境这个物质媒介发生的社会关系)，还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通过这种调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法律所一贯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并没有错，错的是人类日益膨胀的自私自利和逐利动机，以及由此发生的对自然界的贪婪索取和疯狂掠夺，和对人类全体、对未来世代人类的不负责任。国外某些环境法律赋予“非人类生物”“权利”的做法，并非真的是要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实质上，这种做法是为了维护人类整体的利益而将“非人类生物”当作“形式主体”对待，“非人类生物”的“权利”仍然由人类来行使。将“非人类生物”作为客体或“形式主体”的做法并无本质差异。只是立法技术的不同。笔者认为，不能从这些立法中得出自然体享有权利的结论；更不能把这种主观上的结论等同于法律的真实。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探究一下主张自然的权利的学者的初衷，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也正是为了矫枉过正才故做惊人之论。由于生态中心主义在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人和自然、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正确阐释可持续发展全球战略等重大问题上，不断发出与国际环境保护运动主流不同的声音，乃至造成公众认识的?昆乱，也导致了目前关于环境权理论的混乱局面。
二、“权利本位”、“义务本位”与“社会本位”之争
权利是法律的核心性命题。法理学通常认为权利是规定或隐含于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义务则与此相对。在权利学说的发展历程中，曾先后出现过“义务本位说”、“权利本位说”和“社会本位说”。
以义务作为法律制度设计的中心，立法皆为禁止性和义务性规定，其以身份关系为基础，强调等级身份秩序，早已为现代立法潮流所淘汰。
权利本位建立在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过程中。权利成为法律的中心观念，个人权利之保护成为法律的最高使命。但是这种极端的个性张扬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使社会共同生活之增进，法律即强使人负担特定义务，限制或剥夺其某些权利，“契约到身份”的转化趋势加强，“私法公法化”及“所有权社会化”即是其集中体现。
关于环境权的重要争论还有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争论的焦点在于权利与义务是否具有对应性与一致性。法理学的经典命题是“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但是也一直受到有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权利、义务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应当由“权利——义务”的线性思维进入权利、义务、权力的几何思维空间。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必须在区分权利与权力的前提下考量，即义务是为保障权利实现和权力的有效运行而受到的约束。体现在环境权中，即是根据环境权内容的不同，有时环境权主体身兼权利义务，而有时环境权主体只享有权利，义务的履行则由其他的义务主体实现。
环境权的设计必须以“社会本位说”为根基。以义务为重心来设计环境权制度，初衷虽好，但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权利勃兴的事实，也容易遭受国民感情上的抵制。而社会本位在强调权利的同时，也强调权利主体为实现权利而对社会的义务，其实质上仍是以权利为中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采用“环境权”这一概念而不是有学者提出的“公众环境保护权”。“公众环境保护”在普通国民的直觉中应是一项义务，而人们内心中对义务的履行有一种不自觉的逃避与敬畏，但任何一种制度如果不能内化为公民内心的价值信仰，其实施与实效无疑是一句空话。
三、“公权利”与“私权利”之争
学界按照权利主体将之划分为“公权利”与“私权利”，认为私权利是满足个人需要的权利，而公权利则是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公团体及其责任人在职务上的权利，也称做“权力”。这种划分是否科学，有待商榷。将权力视为权利中的一种(“公权利”)，权利本位将有异化为“权力本位”的危险。权力本质上是一种职责、职权，具有不平等与不可放弃性的典型特征，与人们通常所称的权利差异极大。笔者以为，现行环境权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一些学者混淆“权利”与“权力”的区分，或是试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环境权体系。虽然同一种权利对于不同权利主体来说具有相当的差别性，但保持每一权利主体属性、特征的同一却是必要的，否则便不能归为一类。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国家环境权实际上是一种行政法上的职责，更确切地应称为“国家环境管理权”，实难划入环境权的范畴而与公民环境权等归入一类。
环境权的产生源自传统私权利与公权利对环境保护的不完善，它源于市场机制对环境保护的功能。是典型的为弥补外部不经济性而发展起来的新兴法权，是国家运用各种手段和措施限制、禁止个人有害环境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的法律依据，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
但承认环境权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并不能抹煞其本质上的私权属性。公法介入只是因为环境是一种公共资源，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但社会不同于国家或个人，它无法表现为法律上的主体，所以一种保护社会利益的规范只能以规范国家与私人或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保护社会利益的法律规范，在法律形式上只能表现为公法关系或私法关系。而不可能是其他。
1.两港口企业之间的博弈现有A、B两个港口企业且企业规模相当，他们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可以有两种选择：治理和不治理。如果两个企业都不治理的收益分别为R1和R2。由于环境改善的正外部性和长期性，设治理污染的支出成本分别是C1和C2，则收益分别为R1-C1（<R1）和R2-C2（<R2）。进行污染治理后，环境质量会得到改善。根据纳什均衡分析，A和B企业的最优选择都是不治理。通过上述分析，反映出了现行环境管理制度的缺陷，即企业的治污成本较高时，企业积极性就会降低。因此应把污染导致的外部不经济内部化，充分完善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
2.港口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博弈现有A港口企业和港口附近某一居民a，A企业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可以有两种选择，即治理和不治理。如果不治理的收益为R1，由于环境改善的正外部性和长期性，A企业治理污染的支出成本是C1，则治理后收益为R1-C1（<R1）。a居民对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有两种选择即听之任之，不参与保护环境，或者向环保部门申诉治理。若申诉后需付出的成本是C2，获得的收益是T，即判断C2>T，即a居民参与保护环境最后获得的收益是T-C2（<0），若a居民不参与申诉治理，则获得的收益是0。因此，博弈的纳什均衡是不保护和不治理。由于缺乏环境制度创新，没有建立起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社会调控和监督环保机制，公民很少或不愿意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这也是目前环境管理制度的缺失面。
3.港口企业和环保部门之间的博弈港口企业面对环境污染有两种选择即治理或不治理，环保部门选择也有两种即管制或不管制。若港口企业治理污染后所得收益为R1，治理污染的费用为C1，且C1>R1，环保部门对其征收的排污费为F1，对超额排放污染罚款为F2，且F1+F2>R1，管制后环保部门收益为R2，环保部门实行环境管制的成本为C2，则R2>C2。根据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假设该港口企业治理污染的概率为X，不治理污染的概率为1-X；环保部门管制的概率为Y，不管制的概率为1-Y。首先，设港口企业的期望利润函数为P1。通过分析，两者的选择取决于其期望收益或期望利润。同时也反映出临海经济区域环境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即：虽然确定了排污总量控制、排污费和罚款标准等，但总体标准较低；同时出于地方经济保护主义，环保部门对一些大型化工产业、石油行业、电力煤炭行业等企业执行环保力度和惩罚力度不够，监管不到位。
二、秦皇岛临海经济区环境管理制度设计
通过秦皇岛临海经济区环境管理制度问题分析，结合秦皇岛市自身特点，对秦皇岛临海经济区环境管理制度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设计：
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我国政府在治理污染、环境保护方面己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我国环境状况继续恶化的趋势却并未能从根本上得以扭转。因此，探寻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环境恶化的深层次原因，提出相应的环境改进策略，是促进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与内在要求。
1制度约束是环境资源问题产生的根源
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总是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属性和“外部效应”，市场机制无法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即所谓“市场失灵”，从而为政府干预即通过制度创设和供给降低交易费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环境这一公共物品，政府应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由负外部效应引起的环境污染、资源耗损等，由政府运用法律、经济手段加以矫正，以控制经济运行轨迹趋于正常状态，同时也为市场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提供良好的平台。因此，要实现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共生必须具备明晰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健全的市场交易制度、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有效地基本控制制度。然而，我国在上述制度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或不足。
1.1环境资源产权制度虚设
我国宪法规定，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在经济管理体制中却没有明确指出谁代表国家统一行使所有权，这样的产权设置致使所有权的责权利无人监督落实，所有权事实上已被使用权所替代，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严重浪费，环境污染也因此得不到有效控制；同时由于环境资源产权不明确，还使环境资源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因为当各方面利益发生冲突时，所有权往往从属于经济管理和行政职能，产权所有者利益不能实现，难以调动积极性，造成资源的浪费与破坏。所以，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环境资源管理体制，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必须建立与市场经济和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相适应的产权制度。
1.2环境资源市场交易制度不健全
在环境资源保护中，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正确反映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消除环境资源利用方式的不合理和企业内部效率低下引起的社会成本问题。市场机制上述作用的有效性以市场完善、产权明晰为前提，以交易收益大于交易成本为原则。但事实上，我国不仅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晰，而且市场交易制度不完善。首先，许多环境资源（如大气资源）不存在市场，这些资源的价格为零，无偿使用这些资源己成为一种社会习惯。资源无价，使得资源耗竭速度和稀缺程度也就不能用价格信号准确地反映出来，政府难以用经济手段加强对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助长了资源开发的无责任化倾向，资源日益稀缺也就成为必然结果。其次，有些资源（如水资源）虽然存在市场，但价格偏低，只反映了劳动成本，资源成本在开发总成本中往往被忽略，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的正常积累被削弱，使资源与开发者利益不是一种相容的关系，从而强化了经济主体的个人利益，助长了短期行为。最后，有些资源（如能源）市场存在垄断。由于规模经济、法律政治因素导致的进入障碍、高信息成本等原因，使一些资源产业的市场形成垄断，垄断定价不是按边际成本制定价格，因此帕累托最优条件遭到破坏，不可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1.3环境信息披露制度透明度低
由于环境资源领域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各种经济行为主体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就可能出现一些经济主体拥有其他经济主体所不拥有的信息的情况，即信息不对称。这样，在现实中污染者就可以利用人们环保知识的匮乏排放污染物或转嫁污染，并且出于各种原因特别是效益方面的考虑封锁污染信息。另外，地方政府出于对当地政治、经济影响的考虑采取弱化的态度，导致对环境信息掌握和披露的局限性以及对污染现象发现的事后性和解决的滞后性。
1.4基本控制制度的监控不力
在许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制度、企业环保考核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监测和环境统计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1）排污收费制度虽然在控制污染和筹集环保资金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从排污收费政策的效应来看，存在着以下突出问题：首先，收费制度不能保证收入来源的稳定性、可靠性。环保收入的主要来源——排污费属于预算外资金，没有纳入预算内统一管理。在我国预算外资金管理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时常发生挤占、挪用、拖欠、积压排污费的现象。其次，由于收费面不全，收费标准偏低，致使企业宁愿交排污费也不愿治理污染。最后，污染治理资金使用效益低下。现行政策规定排污费只能用于工业污染的末端治理，不能用于清洁生产和集中控制设施，治标不治本，从而影响排污费资金的投资效果。
（2）缺乏企业环保考核制度。长期以来，GDP是衡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GDP数值越大，综合国力越强，人民生活水平就越高。因此，对高质量生活水平的追求就表现为对GDP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但这一原理是建立在环境资源无限的前提条件之下，而未考虑把环境污染带来的负影响作为成本之一计算到GDP中去，这种收入与成本的不对称核算方式必将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在现实中，人们逐渐发现生活质量并不是与GDP增长同步提高的，其原因在于恶劣环境、生态失衡减少了社会福利。
（3）环境主体在环护方面的有限理性。从本质上看，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的经济活动。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受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无偿使用等传统观念左右，采取各种手段无节制地开发自然，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出现了许多不可逆转的环境变异。又因为环境是公共物品，经济主体只愿享受环保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却不愿为治理污染付出任何代价，甚至形成了“治理环境污染是政府的行为”的观点和习惯。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之下，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在内的环境主体不管在决策还是行为方面，都将环境保护排除在经济、社会发展之外，长此以往，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的不和谐便形成了。所以，环境问题是经济发展直接或间接的后果，环境问题的治理和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省悟和良知。因此，进一步加强环境文化教育，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己成为当务之急。
2制度创新是实现环境资源与经济共生的必然选择
要真正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促使外部成本内在化，就必须以改变现有制度的缺陷或不足为切入点。目前，我国各项改革己经进入突破性进展的阶段，应当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努力进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制度创新。
2.1产权制度创新
按照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改造传统产权制度，进行产权制度的创新。
（1）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创新。其实质是明确产权主体并使其利益得到实现，即保证国家的资源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以实现。要加强环境资源有效性评估，完善环境资源产权的交易转让市场，建立健全环境资源市场化机制。具体来说，包括资源核算制度、资源产权管理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有偿转让制度、资源补偿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创新。
（2）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其实质是强化财产内在约束，按照权利和责任义务对等原则来构造产权主体。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基本单位，只有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投资主体和法人实体，企业才可能真正独立承担投资风险，承担环境损失费用，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这样，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压力和利润最大化目标动力下重视环境问题，把环境损失纳入成本核算，促进技术创新大幅度提高环境资源要素效率，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改变。
2.2建全市场交易制度
（1）逐步完善和培育环境资源市场，为环境资源的合理开发和配置创造条件。市场通过引进规范、有序的竞争机制和健全、高效的价格机制保证了资源配置的高效率性，从而有助于环境资源资产化，以及共享资源的产权转化。
（2）建立有效的价格机制，控制环境污染。取消不合理的财政补贴，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价格机制，使环境资源价格反映真实的全部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内化能够有效地调整能源产业结构，刺激企业改进技术，达标排放污染物，有助于消除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因素。目前急需对环境资源的自然价格进行合理的评估，为实现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资产化管理提供基础条件，实现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
2.3完善环境信息公告制度
为了弥补环境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失灵，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应建立起环境信息公告制度、环境听证会制度并及时向公众提供各种环境信息，让公众在知情的情况下，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监督企业排污情况，促进企业改革生产工艺，积极防治污染，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2.4基本制度创新
在继续贯彻执行“三同时”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制度、环境监测制度的基础上，当前急需进行以下几方面制度创新：
（1）建立规范、高效的排污收费制度。在没有征收环境保护税之前，改革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提高收费标准，收费标准要等于或略高于污染治理费用，变超标收费制度为达标收费制；超标排污加倍收费并予以处罚。同时，各级财政应加强对排污收费制度的管理，改变环保收费机构坐收坐支的财政状况，实行收支两条线，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综合管理，并保证财政资金的有效使用，避免所收取的环保资金无效使用或挪作他用。与此相应，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在可实施情况下，各环境主体应有偿使用或购买环境公共物品或服务设施。
（2）构建完整的环境税制体系，矫正负外部效应。首先，将排污费改为环境保护税，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设计税收制度。其次，完善资源税。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将森林、草原、淡水、海洋等资源纳入征收范围，把各类资源性收费并入资源税。鉴于土地也是一种资源，应将与土地相关的一些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只要是采伐、垦荒、兴建工程、生活设施建设用地等，都应根据土地的地理位置、开发用途、使用期限等征收资源税。再次，运用税收支出，诱导社会资金投入环保，促进环境产业的发展。最后，应将“可持续发展”贯彻于中国21世纪税制改革。其他对资源、环境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税种，均应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有效保护绿色产业的建立与发展，鼓励企业引进环保技术进行清洁生产、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
（3）实施许可证制度，对环境资源实行资产化管理。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带来了巨额的收益、财富，因此不管是国有还是非国有的环境资源均属于资产，均应作为资产来管理。在实行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应对环境资源实行有偿开发利用、有偿使用制度。目前我国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实行许可证制度，它包括开采或使用许可证和排污许可证。对于前者，必须根据环境资源的再生性和不可再生性确定其开采或使用的最高限额和利用方式，而且从环境资源的经济特性看，这些限额必须是可以转让的，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对于后者，环境监测部门制定排污总量上限，按此上限发放排污许可证，许可证可以在市场上交易。排污许可证侧重于总量控制，美国等国的实践证明排污权交易制度是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它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了环境的目标管理。同时，环境资源管理部门应该有效地代表国家行使管理国有资源资产的权利，有权对环境资源的经营者征收环境保护税和资源税，以体现资源的价值和实现资源所有者的经济效益。
2.5重视环境文化创新
环境问题实质上是由人类的思维、决策和行为造成的，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获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强化人们的环保意识、加大舆论宣传，进行环境文化制度的创新。只有全面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把握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才能够客观地评价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可能造成的各种影响，并能自觉承担自己对环境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而有利于把保护环境由强制行为变为自觉行动，这是环境质量得以长久维持的内在因素。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2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窦玉珍，马燕.环境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4蔡守秋.论当代环境资源法中的经济手段[J].法学评论，2001（6）
二、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形态模型再思考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前提条件是清楚的，即一个好的运行环境是有利的，而一个坏的运行环境则是有害的。但是，针对组织问题和目标，人们喜欢聚焦于利益相关者及其关系的影响，而尽量简化利益相关者所处的混乱和复杂的背景环境。许多学者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地讨论，并且Vidgen等（1996）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能够影响一个人类或非人类组织单元的政策，或者受到一个人类或非人类组织单元的政策影响的所有人类或非人类组织单元。虽然此定义可能有失公允，但是其目的是想引起人们对利益相关者所处环境因素的重视。尽管Rowley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切入了对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的研究，重点关注了网络密度和中心性，实现了对于二元关系视角的超越（Rowley，1997）。但是，他过分关注网络的整体属性而忽视了利益相关者分析所坚持的主体属性分析，使得网络中节点间互动关系中的结构和行为要素无法进入分析范围。林曦以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融合关系行为和网络结构维度，得出了一些整体结构分析无法得出的结论和启发（林曦，2013），但是她并无法清晰阐释利益相关者互动行为的发生机理及其过程。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形态模型缺乏对利益相关者主体行为的影响、承受和表现载体的考察，即利益相关者行为运行环境。基于此，本文试图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重新构建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形态模型，弥补传统社会网络模型的缺陷，拓宽对于利益相关者及其行为分析过程的理解。ANT有利于帮助匹配影响组织成功的利益相关者（人类主体）和其运行环境（非人类主体），其贡献在于明确了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及其形成机理，因为它强调谈判和协商的作用，并承认非人类主体作为组织、群体和个体环境的重要性，将人类主体和非人类主体共同纳入网络结构形态模型当中。
三、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城市环境治理转译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法国学者MichelCallon、JohnLaw和BrunoLatour为代表（巴黎学派）的社会科学家共同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想和理论。ANT认为应该平等地看待“人”与“非人”的网络要素，通过“异质性”网络模型刻画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网络结构环境对单一行动者提供了机会和限制，以及个人、群体或组织的行为受到了其他网络行动者关系的影响。此外，ANT强调联合整个行动网络的价值，重视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与整合，主张通过社会行动者之间的沟通、谈判、协作等社会互动行为来将社会冲突转化为秩序，为研究利益联盟网络的形成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方法（王爱民等，2010）。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以三个核心概念为基础，分别为行动者、广义对称性和转译。ANT将有主观目的和意图的人类主体和非人的观念、资本、科技等主体认为是行动者，即任何可以改变事物状态的东西。这些“异质性”行动者构成了网络的基本要素，具有一定的影响能力。广义对称性认为应该克服传统社会学中的二元划分，整合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对待网络中的“异质性”行动者，打破以人类行动者为中心的传统思维。转译概念是ANT的中心，是事实建构者给出关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他们所吸收人的兴趣的解释，反映了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途径以及其网络形成的过程，并且刻画出在构建网络过程中利益嵌入的特征。转译成功的关键在于每个行动者都获得满意的角色，将处在各个领域的异质性行动者联结起来，构建起一个处于动态稳定的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又称为转译社会学，认为只有过转译才能构建起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并不是原有预定的行动者简单组合，而是每一个行动者的利益、角色、功能和地位都在新的行动者网络中重新加以界定、安排和赋予。1986年，Callon通过对圣柏鲁克湾的海扇贝养殖案例的分析，描述了一个由海洋学家、渔民、海扇贝、海湾以及多样的技术等元素所构成的网络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并辨出五个转译的关键环节，分别为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和异议。在此转译过程中，还应设立一个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Pas-sagePoints，OPP），OPP是指核心行动者的问题成为实现其他行动者目标或利益的必经之点，是所有行动者进入网络的唯一选择。在此研究基础上，许多学者通过结合特定的研究问题和情景进行了对应的行动者网络转译分析，那么针对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城市环境治理异质行动者网络的转译和构建过程可如图2所示。根据图2可知，城市环境治理异质行动者网络的人类行动者包括政府、企业和公众，分别代表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而非人类行动者则包括生态、政策、资金和资源等，并且一般由政府部门承担着核心行动者的角色，因此OPP可设定为治理环境污染，实现清洁环境。尽管这些转译环节看似分开的，但是它们并不总是可分的，有些环节可能会重叠。此外，成功转译后所构建的网络也有可能遭到某些因素的破坏，并且一旦网络结构发生变化，新的转译将重新开始，更多利益需要再次协商。总之，转译是一个实体引导其他实体朝其所期望的目标前进而必须经过的路径，并最终说服其他行动者被征召和动员进网络。
四、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管理过程分析
城市环境治理是一个基于“满足-理解-管理（Meet-Understand-Manage）”的过程，其中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知识将被关注和采纳，而不仅仅只是规则制度（Parr等，2003）。城市环境治理的概念内涵表明其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多元利益主体的作用范围和正当角色；多元利益主体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来达到城市环境治理的目标。同时，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还应充分考虑某些条件影响因素，如社会文化、政治、法律、技术、时空和生态等。也就是说，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应该符合地方背景和实际环境情况。那么，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平等地看待人和非人行动者，将所有影响核心组织目标实现的要素纳入到网络中，因此城市环境治理也可认为是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网络组构过程，即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取向和行为方式在其运行环境背景和条件下透过转译建构起一个动态稳定的异质行动者网络。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管理过程分析框架，并说明了其具体步骤和详细内容，请见表1。根据表1可知，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管理过程试图将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融合在一起，通过良好的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和水平，以期创建一个推进城市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过程，其具体步骤如下：
1.明确治理对象并界定所需解决的核心问题。
目前，我国城市大气、水和土壤污染治理最为紧迫和重要，并以大气污染治理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考虑到不同的环境污染问题具有不同的属性特征，如污染来源、途径和方式等，明确具体的治理对象是有必要的。ANT表明应该将问题呈现作为转译的第一阶段，而问题呈现是围绕核心行动者进行的。尽管政府不再是城市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但是以政府主导的国家力量依然是城市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是不可替代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因此，以政府环保部门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应认定为核心行动者，即核心利益相关者，其急需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以实现城市环境清洁的目标。然后，根据核心行动者的目标，设置一个强制通行点（OPP），将核心行动者的问题成为其他行动者目标实现的必经途径。
2.识别利益相关者的关键利益以及各自差异。
城市环境治理要求治理主体多元化，即除了政府外还需要其他行动者参与到治理过程中。Carole提出在城市治理过程中政府应将更多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提供义务和责任转移给其他组织，如企业、NGO和公众，强调开发和管理不同类型的组织间网络的必要性（Carole，2001）。同时，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理论也表明了城市环境治理不仅只是政府干预，还应该发挥市场和社会的调节作用。基于这一宏观选择范围，并结合核心行动者的问题，辨识出城市环境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并明确各自的关键利益。其次，界别利益相关者在资源、权利、意识和知识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有利于进行合理的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此外，还应明确利益相关者在网络中为了达到其所期望的目标所需排除的主体障碍。
3.勾画人和非人异质行动者的网络关系图谱。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协调稳定发展，并且这种平衡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取向和选择。因此，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生态和谐三者应该确定为异质行动者网路的系统属性，即系统行动者。一般而言，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包括利益相关者的实际行为、合作意愿和冲突威胁。那么，这就有必要首先界定和明确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选择范围和行为期望，并且辨识出能够影响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其他非人类行动者，包括政策、资金、资源和其他等。最后，在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的基础上，初步勾画出行动者之间的网络关系图谱。
4.赋予利益并进行网络行动者的征召和动员。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依赖体现了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并且这种利益交换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进行的。分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资源依赖，有利于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行为关系，以进一步识别利益相关者行为支持/反对态度和认知相似度，为转译过程中的赋予利益环节提供可靠的基础依据。然后，根据核心行动者的目标，赋予其他网络行动者利益或角色，以激起其加入网络的兴趣，并召集所有异质行动者，进行初步的讨论和协商，以达成行动共识。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逻辑出发，设计人类和非人类异质行动者的互动机制，并动员所有行动者进入到治理网络当中，实现城市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的初步建构。最后，辨析和评估核心利益相关者目标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目标的内在契合度，并重新识别和定位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核心价值，以巩固和稳定异质行动者网络。
5.制定具体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和计划。
如何制定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是利益相关者管理研究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不同利益相关者类型匹配不同的管理策略。因此，结合异质行动者网络建构过程，分别从个体（合作意愿和冲突威胁）、关系（兼容性和必要性）和网络（网络密度和核心组织的网络中心性）角度，制定具体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然后，分别针对整体和具体的利益相关者，制定详细的利益相关者管理计划，以利于城市环境治理工作的有序进行。此外，通过采用听证会、座谈会和专家论证会等，评估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和计划可行性。
面对企业实施环境管理战略和环境管理体系的要求，传统管理会计的缺陷逐渐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会计信息系统过于注重财务信息，而环境战略所关注的环境绩效，有许多是不能表现为财务信息的，一般只适宜表现为非财务的定量信息，有的甚至无法量化，而只能作定性说明。即使是那些能够以财务信息表现的绩效，也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得到全面的反映，同时会计的控制职能也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环境管理的需求和会计系统的局限迫使人们寻求管理会计系统的改进，以使其能够反映和控制环境绩效，为企业管理的新要求服务。
1.2环境管理会计的产生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首先引发的是人们关注环境负债及其在财务报告的披露。Peace（1990）首次提出环境核算的概念，Gray（1990）研究了环境问题对会计的启示和会计界可能对环境保护所作的贡献，从而掀起了人们对企业环境会计问题的重视。环境会计研究，也因此从社会会计研究中以单独的名称独立出来。20世纪90年代开始，环境会计研究迅猛发展，出现了与各个相关学科和研究领域交叉互补的趋势，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在宏观层面上，联合国1992年提出了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系统（SystemofIntegratedEnvironmentalandEconomicAccounting，SEEA）的研究，中国也开展了如何建立中国的资源经济环境综合核算体系研究。在微观层面上，环境会计的研究，主要包括对环境信息披露、环境审计和管理会计等方面的研究。1999年，联合国成立了“改进政府在推动环境管理会计中的作用”专家工作组，并召开了第一会议，统一了各国实践的名称，首次提出了环境管理会计的概念，同时号召各国政府积极促进推行环境管理会计。
2环境管理会计的研究现状
Schahegger等（1996）首先提出了环境会计的框架，认为环境会计主要涉及记录、分析和报告由环境问题导致的财务影响和既定经济系统（如企业、工厂、地区、国家等）所产生的生态影响的各种作业、方法和体系，并将其细分为环境差别会计和生态会计两大类。Schaltegger和Burrit（t2000）在上述专著基础上发表了新作，正式使用了环境管理会计的名称。加拿大管理会计师协会（SMA，1996）指出环境会计是“对环境成本进行确认、计量和分配，将环境成本融入企业的经营决策，并在嗣后将有关信息传递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的过程”。该定义基本上从传统管理会计衍生出来，突出其信息加工的本质，并侧重于为决策者服务。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1998）认为，环境管理会计是“通过设计和实施适当的与环境相关的会计系统，对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进行管理”。该定义将环境管理会计的本质定位于管理，这与其对管理会计的定义是一致的。Bennet（t2001）认为与环境有关的管理会计利用会计和相关信息为内部管理提供支持，是“生成、分析并利用财务和非财务信息以优化企业环境和经济绩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该定义将环境绩效置于经济绩效之前，是为了突出其环境倾向，并表明社会目标和企业目标同等重要。1999年联合国统一定名环境管理会计，认为环境会计可以是国家会计，也可以是企业会计，涉及财务与非财务信息，包括内部和能够货币化的外部成本。联合国采纳了ECOMAC定义：“环境管理会计是对财务和相关的非财务信息进行采集、分析和使用，从而将环境和经济政策综合起来，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企业。”（ECOMAC，1996）同时指出，环境管理会计可以帮助企业经理作出资本投资决策、确定成本、进行产品或流程的设计决策、绩效评价以及一系列的面向未来的决策。环境管理会计可以看作是决策支持工具，同时也是信息系统，为企业管理者用来将生命周期内的环境和经济信息综合起来以便作出更好的经营和环境决策。在联合国2001年的报告中，又将环境管理会计广义地定义为“为满足组织内部进行传统和环境决策的需要，而对实物流信息（如材料、水和能源流量等）、环境成本信息和其他货币信息进行的确认、收集、估计，编制内部报告以利用”。（UN，2001）尽管提法不尽相同，但环境管理会计要为企业的管理决策提供面向未来的信息（包括财像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则是共同的。综上所述，环境管理会计的定义基本上在管理会计的基础上加以扩展，都是为了区别以服务于外部使用者为主的财务会计而提出的。多数定义仍在会计信息系统的基础上认识环境管理会计，但对信息处理类型，有的则只强调成本信息，或内部化的财务信息，有的则同时强调了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而内涵最广的当属联合国的提法，要求包括外部成本和外部性的信息。
衡南县地处湘南丘陵区，居湘江中游，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是衡阳市的生态屏障，生态地位重要。多年来，通过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群的共同努力，全县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一）宜林荒山基本得到绿化。1989年，县委、县政府作出了“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衡南”的决定，1990年，全面启动了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建设工程，1993年提前实现灭荒达标。1998年，又启动了紫色页岩山地绿化攻坚项目，有19.5万亩紫色页岩地被绿化改造。至此，县内适宜造林的荒山基本得到绿化。
（二）生态指标有所提高。截至2008年，全县森林覆盖率由1958年的9.61%上升到现在的22.2%，林地面积达171万亩，有林地面积达71.6万亩，立木蓄积量增至128.4万立方米，森林公园等生态保护区面积增至10万余亩，生态建设步入了良性发展的新阶段。
（三）生态脆弱状况有所改观。过去，由于造林过少，毁林过度，造成水土流失严重，旱涝灾害频频发生。曾经一度是“天晴三日闹旱灾，一下大雨遭水淹”的局面。通过采取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禁伐等措施，山上植被多了、厚了，对减轻水土流失和旱涝灾害损失起到了明显作用。
（四）生态建设模式渐趋科学。2001年，根据林业的生态和经济两大功能性质，我们对森林资源实行了分类经营，专门区划出71.6万亩商品林和88.8万亩生态公益林，其中40.5万亩被纳入国家级重点生态公益林范围。这些生态公益林由中央财政向农民补偿生态效益基金，严禁采伐和出售。因此，这些地方林木保存完好，到处茫茫林海，郁郁葱葱，苍翠欲滴，大大改善了当地的人居环境和生态状况。
（五）全社会生态意识有所增强。全社会对林业生态空前关注，投资加大，群众的造林积极性空前高涨。近年来，既有玉泉生态、龙须草业、岳阳纸业、欣怡林业等一批涉林企业来衡南植树种草，又有全裕彪、张竹生、封昌斌等本地大户能人大面积承包荒山造林，广大农民中既有纷纷栽树绿化房前屋后的，又有发展庭院林业的，等等。全县形成了“千军万马齐上阵，多轮齐驱搞绿化”的生态建设格局，大面积的荒山绿了，农民房前屋后绿了，处处绿荫覆盖，生机盎然。
二、全县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的压力增大
对衡南这个非林区县而言，生态环境虽然有所改善，但生态脆弱、人居环境恶劣的根本现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从几项生态指标来看，我县森林覆盖率22.2%，比全省平均水平55%低一大截；有林地面积71.6万亩，只占林地面积的40%，比全省平均数85%低得多；森林总蓄积量128.4万立方米，只占全省平均量600万立方米的五分之一。可见，我县生态建设任重道远。调查中发现，主要有以下几对矛盾严重制约着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一）生态建设全面提速与“红色沙漠”广为分布的矛盾。就全县生态状况而言，“东乡”森林多，“南乡”荒山多，“东乡”明显好于“南乡”。其主要原因是“南乡”片紫色页岩山地广为分布，共有58.8万亩，占全市总量的一半。这些地方完全是岩石的石头山，寸草不生，夏天灼热高温，四季萧条无比，被称为“红色沙漠”，生态非常脆弱，环境非常恶劣，当地群众深受其害。这已成为衡南生态建设的一块最大顽疾和心病。要全面改善衡南人居环境，加快生态衡南建设，势必要尽快全面改造这片“年年造林不见林”的“红色沙漠”，而所要面对和克服的认识难、技术难、投入难、巩固难等方方面面的困难是无法估量的。
（二）边治理与边破坏的矛盾。森林、林木、林地是生态环境的主体，是生态建设的物质基础。一方面，我们大力实施了退耕还林、封山育林、长防林、“三难地”改造、绿色通道等生态治理工程，努力增加森林植被总量；另一方面，破坏森林植被的对抗力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力度愈来愈大，破坏性愈来愈强。近年来，乱砍滥伐、森林火灾、乱占林地发案率居高不下，破坏了大量森林资源。拿宝盖镇来说，近年来，拿斧头的多，拿锄头的少，山越砍越光，导致2005年与1995年相比有林地面积减少3万余亩，林木蓄积量减少10万立方米以上，森林覆盖率下降2个百分点。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反面例证。
（三）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的矛盾。这里又可细分成四对矛盾。一是城镇建设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在耕地被冻结的情况下，要推进城镇化，向山上进军似乎成了必由之路。特别是要建好县城，势必要砍树、推山、平地，破坏了原生植被，破坏了县城自然生态，否则新县城无法做大。二是招商引资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可以这样说，县内95%以上的招商引资项目，都涉及到占用林地、砍伐树木的问题。一个项目引进来，就有一大片森林、林地遭殃。三是工矿企业对木材的需求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市木材厂、岳阳造纸集团、西渡造纸厂、川口钨矿、向友木业以及衡南和耒阳的大量煤矿在我县的年木材需求量一年比一年多，不过度采伐森林，企业何以运转？而过度采伐森林，生态又怎能好转？四是农民脱贫致富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拿金竹、岐山等林区来说，山地多，耕地少，只能靠山吃山。而现实情况是，这些林区比粮区苦，林农比粮农穷。为什么呢？虽然山多树多，但为了保护生态而禁伐或限伐，山上有树不能砍，有钱不能赚，生态效益是提高了，经济效益却降低了，林农只能守着“金饭碗”过穷日子。
（四）生态建设投入需求增大与国家投资项目减少的矛盾。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生态衡南，既愈来愈迫切，又愈来愈艰巨，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也愈来愈大。而国家投资的生态建设项目已逐渐调整“西移”，湖南作为中部省份，生态项目已大量减少。今年以来，我县除几千亩投入很少的荒山造林项目外，目前还没有一个大的国家级项目落户，生态建设资金非常短缺。
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全县生态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指导思想，也是指导生态建设的根本指针。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生态建设速度与质量，统筹生态治理与森林保护，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统筹林业生态建设与林业产业发展，在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生态衡南的实践中迈出坚实步伐，创建“天蓝、山绿、水清、环境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既要讲究生态建设速度，又要讲究生态建设质量。科学发展，是又快又好的发展，快是数量，好是质量，快一定要建立在好的基础上，否则，欲速则不达，越快越劳民伤财。对于生态建设，更应按科学发展观要求，将速度和质量较好地统一起来。特别是对我县“南乡”片的谭子山、三塘、洲市、茅市、柞市、泉湖、栗江、近尾洲、松江等乡镇50多万亩的“红色沙漠”改造问题，一定要克服急于求成，求快不求好的作法。要突出重点、分步改造，科学规划、分类治理，因地制宜、技术创新，采用乔灌草一起上，封育造管并举的技术措施，切实做到质量第一、效益第一，在扩大绿化总量的同时，提高绿化质量和效果，真正将危害人民的“红色沙漠”改造成为适宜人居的“绿色海洋”，切实化害为利，造福子孙后代。
（一）对整个价值链进行管理供应链管理思想是ERP系统的核心。供应链实际上就是一条物料链，一头连着供应商，另一头连着用户，其又被称为增值链，运输、加工等原因使物料在由原料到半成品再到成品的过程中其价值在不断增加。所以，供应链从本质上讲是一条价值链，价值不断增大，贯穿企业的整个运营过程，而只有以价值计量为目标，才能准确地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本，即采取新方法核算成本，核算对象是价值链。所以，ERP管理的是整个企业价值链，与现阶段的成本管理理念完全符合，与在成本管理方面目前企业的需要相适应。
（二）对成本全过程进行管理成本管理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需要不断地输入、输出、反馈、在输入成本信息，包括计划、执行和考核三个过程，旨在使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将运营成本降下来，获利能力提升。ERP系统在事前、事中、事后这三个阶段，分别通过目标成本值的设置、大力控制成本以及成本信息收集等方式对成本管理进行强化，进而使预测、决策和控制的目标得以实现。
二、ERP系统下两种典型的成本管理模式
成本管理模式要具备发展性、互动、适应ERP环境等特点，以使成本管理的基本职能得到满足。此处对ERP中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标准成本模式和作业成本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标准成本模式是ERP系统成本管理的基础就是标准成本模式，该模式在ERP中经常会用到；作业本模式可使成本信息的相关性和准确性提高，采用该模式可使成本管理的精确性和层次得到深化。
（一）标准成本模式标准成本模式是这样一个成本控制系统，其高度统一了成本的事前控制、反馈控制及核算功能。事前将成本标准制定出来，规定各种费用开支及资源消耗要控制在一定的数量范围内，在形成成本的过程中，根据成本标准对支出进行控制，消耗超过成本标准的可以及时发现并进行反馈，企业据此迅速实施相应的改进措施，使偏差得到纠正，从而将成本降下来。此外，通过对比产品的标准成本和实际成本，企业能够及时进行经验总结，定期考核、分析，并制定新的标准成本。
（二）作业成本模式作业成本法的核心是作业，媒介是成本动因，线索是资源的流动，动态追踪作业，以合适的资源动因为依据，对企业各项作业需要消耗的资源进行确认、分配和计量，再基于作业量和作业动因，向服务或产品，即成本计算对象分配作业，这样一种计算成本的方法即作业成本模式。按照这一模式，供应链各环节都需要消耗一定的作业量才能实现各自的功能，经运输、加工等过程，供应链上的物料的价值也会随之增加，可见供应链从本质上讲就是一条价值链。也就是说，作业链和价值链之间关系密切，因此，在ERP下的成本管理中运用作业成本法非常有必要。
三、两种成本管理模式的评价
ERP系统下的两种成本管理模式从各自的角度来看，都具有很多其他成本模式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同时又都存在着一些缺陷。
（一）优越性
1.标准成本模式。标准成本制度集合了成本控制系统和会计信息系统，用以计划、计算、分析、控制成本，通过事先制定成本标准、事中控制支出、事后比较分析，增强员工的成本意识，使成本在全过程得到有效的控制，有利于正确评价企业业绩。标准成本分配方法通过分析企业实际发生成本和标准成本之间的差异将成本的可降低点找出来，从而更好地控制成本，它适用于产品生命周期较长、规格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制定出比较稳定的一套标准，避免实施作业本法时需要面临的高额成本，从而使生产成本得到有效的控制。
2.作业成本模式。作业成本法是适应新的制造环境而产生的，其在不同的成本库中按作业归集制造费用，分别以成本动因为标准进行分配，向各产品分配制造费用。这种模式使很多传统成本系统中不可控制的费用变为可控，克服了分配不够准确、责任不够明确的问题，能够将更可靠、更真实的成本信息提供给企业。作业成本计算根据因果关系分配间接费用，以作业分析对成本进行控制，产品生命周期短、需要不断更新技术的企业比较适用。作业成本模式的核心是价值链，注重分析成本动因，将产生成本和消耗资源的前因后果揭示出来，将依靠作业水平控制成本的具体途径指明，可能形成的浪费尽可能被消除，从而使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得到提高。
（二）局限性
1.标准成本模式。在标准成本制度下，制造费用的分配以直接人工工时、产量等为基准，这样制定的标准成本准确性较差。ERP系统应用该模式进行成本管理的缺点在于：
（1）对于产品种类规格变化多、批量小的制造企业不适用。批量大、品种少的生产适宜采用标准成本模式，企业应拥有相对稳定的人工、单位产品耗费的物料以及生产作业过程等。然而客户定制式生产模式如今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用，其特点是批量小、品种多，产品的物料消耗和人工投入经常变化，这样，标准成本法逐渐失去了其用武之地。
（2）控制生产过程的成本是标准成本模式重点关注的对象，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之间整个价值链上的成本控制被忽视了，较少考虑产品的设计、开发、销售、供应等环节。而尽可能从整个价值链的角度出发将企业的成本降下来，这才符合ERP的核心思想，也就是说，不仅要在企业内部降低成本，产品市场范围也要考虑降低成本。
2.作业成本模式。这是一条崭新的成本管理思路，尤其适用于新制造环境中如何分配制造费用的问题。利用这种模式可得到较为准确的成本信息，管理者可据此将正确的战略决策制定出来，并以此来预测、分析、控制成本，对经营业绩进行评价等，不过该模式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作业成本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一些问题很难克服。其对成本库进行划分的依据是产品的性质，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人为的制造费用进行分配的因素仍然存在，如计量作业耗费手段的缺失，几个成本归集库的影响等。
（2）工作量比较大。一个企业中存在多个作业中心，需要经历复杂的作业过程，因此，收集成本动因基础数据必然是一项繁琐的工程，工作量很大，需要耗费较多的计量成本，而且存在共同成本，又难以计量，因此，这样产生的成本信息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随意性。
四、ERP系统下新的成本管理模式
2我国城市河流综合治理与生态建设应遵循的以人为本原则
可以说，以人为本的原则就是当下我们国家城市中河流综合治理与生态建设应遵循的首要原则。这样我们可以很好的规避水灾或者水污染造成的一系列影响。所以，我们要最尽最大的努力使得河流的治理以及周边生物以及环境的协调发展。要让河道周边的景物以及人类的生存环境相融合，这样才是可持续发展的要义。另外，我们知道，我们在城市之中的不断更新换代中可以感受的到城市向着集群化的发展方向在不断的发展之中，从而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城市河流水环境是城市居民最宝贵的自然资源、物质财富,城市河流水环境的改善能推动市民物质收入和精神需求两方面的提升。所以，我们应该注重河流的治理以及生态建设的内在联系，一定要改善河流治理的综合环境要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上进行治理和规划，要采用科学的，有效的方式和方法，巧妙的将景观生态学原理、恢复生态学原理、生态工程学原理,采用近自然治理方法很好的结合起来，使得河流在治理中不断的回复生态升级。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保障河流周边生物的多样性，在河流治理的过程中要不断的体现出保护的心态。再次，为了提升人们的生存空间可以进行合理的空间规划，有效的设置文化、健身、娱乐和观景场所使人与水进行亲切的交流,建设出水清、岸绿、突出河流自然属性的城市河流。这样可以使得我们真正的做到了生态环境的建设，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而子啊人类智力河道的过程中，很好的保障了生态文明的发展，为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3标本兼治,控制河流污染,恢复河流自净能力的原则
在河道的治理中，笔者认为只是治标不治本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本着先将河水进行肆意的污染，再去全身心的治理的传统道路，这样是不科学的。我们在首次河流治理的时候就要坚持标本兼治的方式方法，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很好的控制河流的自净能力，这样才有利于河道的治理与生态的完美结合，达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最终目标。要想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还要做到很好的清理河水，整理绿色河岸的目的，从而达到从根源上治理问题的目的。可以说，在河流污染的处理中，我们应该坚信，我们要始终保持全流域有效治理，不嗯能够分流与治理，厚此薄彼。我们要充分的实现全流域共同治理,下游治理,上游我行我素,那么所有的治理功夫都会变为空谈，最终达不到效果，所以我们在研究河流治理的过程中，还要注重方式与方法的结合，这样才能达到河流生态治理的良好效果。最终才可以使得城市的发展向着更高更远的方向迈进，我们才能在美好的环境下创造更加多的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