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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语言论美学认为：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是存在的寓所；存在通过语言而现身。语言不单单是一种认知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和力量”，甚至“作为客观实在出现在人的面前”。（1）当我们将鲁迅的文学创作置于语言论美学的视域中考察时，发现鲁迅对语言与存在的依存关系的感受和意识都很强烈：他在《呐喊·自序》中曾流露出自己曾有过一段“不能已于言”的时期，并将言说的姿态及其效应与人生的价值联系起来；（2）他也曾提出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偏激主张；（3）同时他又深感自己与汉字的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虽欲摆脱而不能，故而认同在历史的中间地带承受牺牲的痛苦的命运，他的“中间物”意识正是建立在对自己所做的白话文章的语言的体悟上的。
如果说人的存在通过语言而呈现的话，则语言的运思者或言说主体，首先遇到的是言说的欲求及位置和姿态问题，这种言说及其言说者的位置和姿态是某种生存状况及意义的体现。鲁迅的言说欲望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早年的人生苦难。从小生长在悬挂着“翰林”匾额、祖父曾取进士功名、父亲亦以科举考试为终生正业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中的鲁迅，早年受过非常严格的以读经作文、以应科考为主的正规封建教育。在封建科举时代，科举考试成为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言说方式。周作人说：“这（指科举考试——引者注）是知识阶级，那时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的唯一正路。”“我们那时，没有不是从这条路走的，等到有点走不下去了，这才去找另外的道路的，那自然是后话。”（4）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和家庭的背景中，鲁迅有着极为复杂而痛苦的人生经验：一方面，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及所受的严格、正规的封建教育，使鲁迅与汉字文化发生终生的血肉联系；另一方面，科举考试又给鲁迅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祖父的科场案而引发的家庭大变故使鲁迅的家庭由言说的中心一下子被抛置于社会而成为人们言说、鉴赏的对象，在以古文言为载体的传统价值统治的语言秩序中，完全丧失了话语的权力。这种言说权力的被剥夺或被压抑，一方面深深地妨碍了主体对自我存在的意义（价值）的认同，一方面又极大地刺激了主体更加强烈的言说欲望。所谓“不能已于言”、所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云云，都在表达着一种急切寻求言说及言说位置或姿态以确立自我存在的意义的情态。而“幻灯事件”犹如一道电光，瞬间照亮了主体言说的方式：启蒙者的姿态。正是带着这种个人经验，鲁迅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二
中国近代以来国势贫弱，民心萎顿，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迫于存亡的危机，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则经由了一个由部分到整体的否定过程，这种否定到五四时期达到。鲁迅在后来《琐记》一文中描述了当时面对西方文化涌入时的兴奋和激动：“‘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5）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积淀在象形会意的汉字中的话，则对汉字文化的批判就具有反传统的意义。而这种批判是在西语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并以之作为它的价值标准的。
一方面是带着个人特殊的经验，一方面也是感应着反传统、崇西学的时代大潮，鲁迅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是以对汉字文化的批判为标的的。这种批判主要还不在由文言到白话的工具性转变，而是更深刻地表现在其具有反叛性的言说内涵和姿态上。《狂人日记》中狂人的“仁者吃人”的呼喊，正是在“仁”的象形会意“仁者爱人”的基础上的一种反叛性的逆向思维。《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全面展开了对凝结在中国汉字中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范畴和观念，如“君臣”、“父子”、“夫妻”、“忠”、“孝”、“节”、“烈”等的整体性批判，并将这种批判贯彻自己创作过程的始终。如果说《孔乙己》借孔乙己尽情地揶揄了已失去生命活力的陈腐的文言的话，《这样的战士》就是对“学问”、“道德”、“国粹”和“东方文明”等进行扫射式的永不妥协的战斗；而《祝福》则是以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神韵的一次民间仪式“祝福”的过程的反复展示，生动而形象地揭示出中国“礼”文化的吃人本质：“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6）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以表音为特征的语言及其所负载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分明可见。《阿Q正传》关于阿Q的命名耐人寻味：在对汉字“贵”（“桂”）的文化内涵嘲讽剥离之后，代表中国人灵魂的阿Q除了一根无用的辫子之外，（7）其价值等于“0”（“阿”字发音的口型亦与“0”相似）。而最后用英国流行的洋字的拼法，则隐喻式地表达了人们在全面否定旧的存在秩序之后，对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的渴求和热望。《肥皂》则象征性地表现出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表音语言相遇时所显露的不洁，因此必须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思想施以西方文化的洗涤。而《高老夫子》则说明即使用上西语的好名目，也仍不能改变中国文化的老流氓的变态心理。这种对汉字文化的批判，有时发展到极至，作者甚至提出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主张。两种语言体系在创作中的交遇、冲突及作者的抑扬取舍，曲折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探索过程中的深入思考、选择及其情感经历。
三
然而，《狂人日记》在对汉字文化批判的尽头，言说的主体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与这吃人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建构的同时又颠覆了主体。这种情境也是鲁迅汉语创作中的矛盾处境。鲁迅从小生长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与汉字文化的血肉联系与生俱来。虽然在时代潮流的鼓舞下，以对汉字文化的批判进入文学创作，但作者所运用的语言虽是白话却仍然是汉语。汉字对作者而言，不仅是言说的工具，更是面向世界而显现的存在方式。
洪堡认为：“人从其自身的存在之中编织出语言，在同一过程中，他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周围划出一道魔圈，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道魔圈……”（8）《祝福》便是在“禮”的象形会意的背景上展开艺术构思的。《说文》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段注：“禮有五经，莫重于祭，故禮字从示，豊者，行禮之器。”（9）作品围绕着旧历年底的祝福的祭祀仪式，步步深入，最后在祭器问题上给祥林嫂以最后一击。在这里，“禮”字的构形会意不仅为作品的构思提供了材料，同时对氛围的营构和情节的发展，都具有推进作用。一方面，作者带着自己个人的经验，感应着时代精神，对凝聚在汉字中的传统价值进行毫不容情的解构性批判；但另一方面，主体在苦难人生中的价值诉求、历史大变动的时代的启蒙精神的表达，又是在传统汉字文化的背景上彰显的。
黄侃曾说过，在五四新文学作家中，鲁迅的作品最能见出汉字文化的根基和格局。（10）周作人曾指出，鲁迅在用字上有“洁癖”，即喜欢用字的本义。鲁迅也曾以懊丧的口气谈到，自己的作品中“常不免流露出”文言的“字句和体格”。（11）其间的是非得失，各有偏倚，但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汉字文化与鲁迅创作的重要联系。这种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在白话中加入一些文言的字、词、句等显在的层面，更为本质的是，汉字的象形性和原初意味全面地参与了作者在创作中的艺术思维及艺术世界的建构。四
卡西尔认为，艺术的本质不在其思想和情感，而在构形。“艺术家的最高最独特的力量”，表现在“给他的感情与外形”。（12）汉字的以线条“描其轮廓态势，传其精神意象”（13）的构形会意的思维方式与艺术思维的构形性有相通之处。当有着深厚的文字学造诣的作者进入汉语艺术思维之时，汉字的象形会意便帮助了作者文学世界的构建。
《孔乙己》主题即在“凉薄”一词的本义（“以水羼酒”）的基础上引申衍化而来。《说文》云：“凉，薄也。”段注：“郑司农云，凉，以水和酒也。……许云薄也，盖薄下夺一酒字，以水和酒，故为薄酒。”（14）作品将某一特定情境置于咸亨酒店，以喝酒的情节作为贯穿全文的脉络，并且似乎在不经意间带出“羼水”的细节。看得出，这是在“凉薄”的象形会意的基础上生发的艺术构思，不过由物质转到精神、由实物转到语言罢了。《孤独者》写新文化的先驱者不为众人理解、且遭社会排轧的孤独的悲剧命运，但主人公魏连殳的身世、行状，却又分明可见汉字文化中“孤独”一词的原初涵义（“幼而无父”、“老而无子”）。这里已经是在古老的汉字中注入现代的思想内容了。《过客》的命意，当然有庄子“人生天地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的思想影响。但是，更为引人入胜的是，作品在文字学意义的基础上，拟人设语，描景造境，赋予作品以哲学意味。“客”，《说文》云：“寄也，从宀各声。”（15）“宀”象屋之四注，所以荒原上有一间小土屋。“各”，异也，过客和老翁与这间小土屋的关系是不同的：老翁常居于此，是主；过客偶过其旁，是客，其主旨是在前面。这种意境氛围通过“過”字得到升华。《释名》以“過”释“郵”。“郵”，《说文》云：“境上行书舍。从邑垂；垂，边也。”（16）可见，“过”不仅同样包含了“屋”的意象，包含了度而不居的意思，而且点明过客正处在某种边界上（生死临界点）。这些地方使得鲁迅的创作在主题构想、情节演绎、意象形成等方面，表现出汉字文化的基本体格。
不仅如此，汉字构造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也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鲁迅的艺术思维和表达方式。一是汉字虽为象形文字，但却是以线条的曲折，描其轮廓，而省略了许多无关紧要的东西，具有某种简约性。这种简约性的思维方式可能影响到鲁迅创作的表达方式。鲁迅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17）这种白描的手法与汉字构形的简略性原则极其相似。二是汉字据义构形，运用的虽是线条，呈现的却是象的神韵，“从一开始汉字就带有写意性质，具有象征意味，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形式”。（18）这种写意、象征的思维方式，也可能影响到鲁迅在创作中对象征手法的选择和运用。在鲁迅的作品中，象《狂人日记》、《药》、《白光》、《长明灯》等都具有浓郁的象征意味；而在整体上具有象征性质的《野草》，其作品的本色是更见汉字文化的底蕴了。
鲁迅创作中这种在主观意向上反汉字文化、却又在客观文本的构成上体现出汉字文化体格的复杂情形，反映出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汉字文化所经历的、复杂而痛苦的嬗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鲁迅对汉民族语言在批判的同时也有所承传，扬弃的同时也有所发展，为现代汉语的新规范奠定了基础；从中也折射出20世纪初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的侧影。
五
原初的语言就是诗。海德格尔认为：“诗乃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原语言（Ursprache）。”（19）这里，我们不拟太拘泥于海氏关于语言的形而上的意义范围，而是试图说明，有着深厚的文字造诣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汉字本义的持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原初状态的关注，对作品中诗意构成的重要意义。如《故乡》结尾处以“路”为喻的关于“希望”的表达：“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段诗富有诗意的表达，就是来自《释名》。《释名》云：“道，踏也，路，露也。言人所践踏而露见也。”（21）关于路的表述甚至影响到鲁迅杂文的诗意营构，如《生命的路》：“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22）这种对汉字原始意义的执持可能诱导作者对原初状态的关注。如《这样的战士》中关于战士的举着蛮人所用的投枪的人物造型、《社戏》中关于民间原始戏剧形态的观感等等。这些原始情境帮助着营构了鲁迅作品的诗意氛围。
《故乡》大概是说“希望”的吧。“希”即“望”。“望”，《说文》云：“出亡在外，望其还也。从亡朢省声。”段注：“还者，复也，本义。”（23）“望”以“朢”为声。“朢”，《说文》云：“满月也。”（24）“望”“朢”原为两字，今则“望”专行而“朢”废，“望”兼有二义。《故乡》从“我”回到了分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起笔，即“出亡在外，望其还”之意，定下某种回归的调子；但故乡景物的萧索又将这刚刚萌发的复归的意念压下。而闰土要来的消息，又使“我”儿时的记忆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一轮金黄的圆月瞬时照亮了“我”美丽的故乡。圆月的意象直接就是由“望”的本义之一“满月”的构意而来，是中国人心中的一种理想存在状态。至于与之对应的那月光下的海边瓜地上的英俊少年，如果荣格看了，定会惊叫：好一幅人类童年时代的狩猎图！将他视之为对我们民族的充满着生命活力的童年象征，不应算太牵强。但是故乡的辛苦、麻木、恣睢的故人似乎又使那月光下的少年变得暗淡。但结尾又想到希望，那深蓝色空中的一轮金黄色的圆月又在朦胧中清朗起来。从意识角度看，希望是在将来，是水生和宏儿，是进化的观念，是对世界思潮之推崇；从无意识角度看，希望是在过去，是那月光下的少年，是回归的意向，是对故有血脉之认同。
六
巴赫金认为：“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沟通之中。对话沟通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在完成了对鲁迅作品的无意识分析之后，回首一望，正与开端处的个人无意识相呼应，鲁迅的文学世界的整体风貌便呈现在眼前：在鲁迅的汉语文本的海洋中，同时涌动着三股话语漩流：一是寻找个人价值更新的个人话语；二是反映现实历史进程的时代话语；三是来自历史深处的传统话语。一方面，这三股漩流形成各自的对话体系。这就是所谓“异声同啸”，它轮廓了鲁迅作品的艺术空间。另一方面，这三股漩流又互相碰撞、交织、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体，而汉字字义的双歧性、不确定性，为这种统一提供了框架。这就是所谓“同声异啸”，它规定着鲁迅作品的艺术密度。这样，个人的精神史、时代的思想史和民族的文明史在这里混合一气，形成一种深遂、苍茫的精神景观。
注释：
（1）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83页；第62页。三联书店，1988年。
（2）（5）（6）（11）（17）（20）（22）《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419页；第2卷第297页；第1卷第216页；第1卷第285页；第4卷第512页；第1卷第485页；第2卷第3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芬君：《鲁迅访问记》，转引自张梦阳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第57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
（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48—53页，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7）周作人曾谈到，鲁迅“乃是本意要用这个Q字，……据著者自己说，他就觉得那个Q字（须得大写）上边的小辫好玩”。见《鲁迅小说里面的人物》，第8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8）洪堡：《卡威文集导言》，转引自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57页。
（9）（14）（23）（2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2页；第562页；第387页；第6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0）原江西师范大学余心乐先生（系黄侃先生在中央大学时的关门弟子）曾告诉笔者，黄侃先生曾多次讲过上述意思。
（12）卡西尔：《人论》，第19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13）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第6页。三联书店，2002年。
（15）（16）许慎：《说文解字》，第151页；第132页。中华书局，1981年。
（18）黄亚平、孟华；《汉字符号学》上编，第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学素养
语言的生命力在于能够灵活使用，否则，语言就始终处于静止状态。所以，汉语言的应用也就促成了汉语言的使用意境。语文知识的形成与汉语言素养强化相得益彰。例如，在形容风景的时候人们经常使用“风光旖旎、风景秀丽”，如果用作“风光靓丽，风景艳丽”，不仅读起来拗口，就连基本意思也被扭曲，让美丽的风景变得艳俗无比，让人无语。虽然四个词语单独拎出来都是形容词，但是用法差别很大。所以，汉语言的应用会直接影响语境的塑造，说“风光旖旎、风景秀丽”人们会眼前一亮，甚至可以想象出美好的景色，但是如果用“靓丽、艳丽”形容风景，只会让人们倒胃口，很难找到美的感觉。
2.培养学生文学作品的欣赏能力
当今社会，人们除了需要语言交流，还需要借助安静、舒适的文学阅读来提高修养。所以，在品读汉语言文学作品的时候，不仅需要对汉语言的使用环境进行了解，还要对语言的使用意境进行深入地了解。如果不了解汉语言的使用方法和意境，就无法安心阅读，也不能完全理解文学作品中极尽深刻而优美的语言。例如，在欣赏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最后四句包含作者所有的寄托：“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简单的语言朴素明朗却又隽永清新，作者对世界充满希望，充满感恩，善良虔诚的祈祷，愿每一个人在尘世间都可以获得幸福，而自己却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仅仅依靠语言根本无法理解全诗的深刻内涵，必须深入体会诗歌描绘的意境，才能在眼前出现一幅美丽的画面，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诗歌。所以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文学鉴赏能力会逐渐得到提高，欣赏者的审美观也会更加准确和健康。
二、如何提高汉语言的使用和意境分析能力
1.增加阅读、朗读的训练
朗读是学习语言最好的途径之一，增加文章的阅读量，可以让学生尽快从整体上把握文章的主题思想。所以，增加阅读量有助于理解汉语的应用，同时汉语言的意境分析能力会逐渐提高。最终，学生可以准确把握文章的基调，易于挖掘文章深处的含义，提高对汉语言的应用和分析。
一、本科毕业论文的地位及在完成培养目标中的作用
（一）从培养规格上看其必要性。毕业论文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的重要环节，是完成培养目标及规格的有机成份。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业务知识与能力方面，培养目标及规格中要求:“……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成就和发展前景，具有较强的文学分析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能阅读和检索古典文献，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从上面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毕业论文工作正是完成科研/写作和检索资料等方面能力的有效途径，因此，不做好这项工作就无法实现培养目标及规格。
（二）从学员实际需要看其必要性。电大学员专科所学专业有相当一部分是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论文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因此，毕业论文的撰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实践机会，提高其实际工作、学习以及科研能力。只有经历了论文写作的全过程，学员才能初步掌握学术论文的功用和特征，正确运用这一科研文体，反映研究成果，传播学术信息。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撰写学术论文，记录科研成果的意义主要就体现在知识积累和学术交流两个方面；从论文作者个人的角度来看，通过撰写、发表学术论文，将学术成果公诸于世，研究者个人的劳动成果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也才能使科学研究的社会价值得以实现。
（三）从提升电大教育的品牌角度看其必要性。从我们周围看，目前获取本科学历的渠道和途径很多。就论文来看，与其它高校相比，要求是高了些。这是树立电大质量意识的体现，是提升电大教育品牌的必然要求。
二、论文指导与管理工作所面临的问题
（一）主观认识方面。如前所述，与其它高校相比，我们的要求过高过严，在教师层面也感觉过于苛刻，有抱怨情绪，给论文工作造成一定困难。学生层面，认识程度更是不够，在求易避难情绪驱使下，觉得好象是学校在为难他们，很不乐意。
（二）客观方面。就县级教学点来说，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学员工学矛盾突出，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论文撰写工作上来；二是一部分学员专科不是本科所学专业，在专业修养方面欠缺较大，尽管本科理论阶段学了一些课程，但从专业素养方面来说，仍显不足；三是资料的搜集渠道不多，给资料的搜集带来诸多不便；四是指导教师难聘，特别是外聘教师，不好管理，对我们的教学要求的理解有偏差，指导行为上不一致，把握不住要害。
三、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措施
（一）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首先在领导层认真学习领会上级电大关于论文工作的有关精神，从培养目标层面和提升电大品牌的角度看待论文工作；积极与省、市电大主管教师沟通，寻求帮助与指导；利用网络查阅普通高校对论文工作的信息，借鉴有益的作法，移植在我们的论文工作中来，形成自已的工作思路和模式。通过日常教学活动将这些思路和模式传达到教师中去，使大家形成共识，渗透在平时教学工作中。积极选派管理人员和教师外出学习，提高管理水平和指导能力，为论文工作奠定基础.
其次，向学员进行灌输。我们在新生入学后，即开展这项工作。在入学教育中，将三年的学习过程和要达到的培养目标给学生讲清楚，使每个学员都知道要做毕业论文，在平时学习过程中关注论文撰写工作，注意收集有关信息和资料，为论文撰写作好思想上的准备。
（二）加强平时教学管理。毕业论文的撰写，需要大量知识的储备和积淀。因此，在平时教学工作中，我们要求主要课程的面授辅导教师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将学科前沿问题介绍给学生，让有兴趣的学员积极思考、研究，为日后论文的选题打底。引导学员关注现实问题，提高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开拓学生视野，不迷信，不盲从，形成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三）做法和程序
1.发放任务书。对于作论文的班级，开学第一次面授课即进行集中辅导，同时将毕业论文写作要求，时间安排，指导老师联系方式，指导老师简介等信息发给学生，人手一册，使其明晰工作任务，合理安排时间，按任务书的程序进行。
2.学员选定题目后，由指导老师将所指导学生的题目统一送指导小组进行审定，严把选题关。待论文提纲出来后召集所有指导教师开会，集体审核以免出现雷同现象。
3.初稿完成后，召集指导教师会议，通报情况，解决在写作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
4.论文完成后，由指导教师将论文正稿、指导记录表送学校论文指导与答辩工作领导小组，电子稿发往学校公用信箱，学校组织有关人员逐篇进行审阅，若出现不合格的，责令其修改，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四）严格要求与关爱学生相结合
1.在集中辅导时，要求学员和指导教师必须参加，使指导教师和学员都知道各自面对的任务和工作目标、时间安排，各个过程环环相扣，人人服从大局，强化过程管理。同时将论文要求的全文放在网上，各自完成自己的工作职责。学校安排专人对各个环节进行督查和指导，使整体工作按部就班进行。
2.在执行标准时，无论是谁，坚决按论文标准执行，在标准面前人人平等，坚持底线不动摇。
3.对于那些在写作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和有抄袭现象的学生，要求指导教师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心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使其端正态度，认真修改或重写，不能与学生发生对抗情绪。
4.将论文写作情况及时在网上通报，对共性问题指导信息，起到督促和激励作用。
5.对指导教师的职责、权利和报酬，指导之始就明确，报酬与效果挂钩，做到奖惩分明。
参考文献
在汉语言文学的课堂中，学生主要学习中国文字和语法的运用，教师从字到词到句子再到文章的讲授，是以五千年中华民族生发史中所积累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样板”来学习和领悟的。学习古今的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品读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在了解中华民族的古老的和时尚的语言文化中增加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了解、认知和品赏能力。丰富的阅读可以使学生加强自身对于文字的运用，增加文学底蕴，增长知识。从字里行间中体会到作者的人格魅力，从而增加自己的人文修养。
2．以文学理论研究和品赏架构教学模式
从汉语言文学学科的本身特点以及一直以来及至现在的教育模式来看，学生在课堂上所学习的内容依靠教材的组织和提供，课堂教学中有教师讲授教材中所规定的知识和分析文章，学生通过听课和记笔记做作业的形式来习得。对于学生学习状况的考评依赖于卷面考试所取得的成绩，考试时学生的准备也是背诵笔记，一死记硬背的形式来掌握老师讲授的东西，很少有机会进行实践应用的操作，这种教学模式就造成了一些学生只会理论知识，只会书本上讲解到的知识，离开书本就变得茫然，缺乏实际应用能力，往往是空读了文学理论，却自己难得能动手写出好的文章，这也是一些汉语文化专业的毕业生难以找到理想工作的原因。
3．汉语言文学专业要学以致用
近年来，随着高等学校的不断扩招，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数人教育”，社会对于专业型人才的需要也越来越多，对于复合型人才的渴求更是迫切。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不仅不利于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更阻碍了人才的发展。由中文专业派生出来的新闻传播、公共管理等专业的毕业就业方向鲜明，对比之下汉语言文学专业似乎更失去了它的优势。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强调学生的思维能力，对于文字的理解与感悟能力，造成学生社会适应性不强，无法很好地适应工作环境。对于一些基本的办公设备不熟悉或应用型写作不擅长都造成了学生工作时的困扰。中文专业就业的严峻性使人们越来越重视其向应用性专业的改革，在学习汉语言文学增加自身修养的基础上，另外再掌握一种适应于社会需求的技能，无疑会缓解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因此，为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汉语言文化专业的改革是必要的。
一、汉语言文学的追求
汉语言文学的追求,其实就是文学的追求,文学是没有界限的,虽然有形式的差别,但是主题和本质上还是一致的。文学所追求的,我们中国的文学自然也会去追求。汉语言文学比其它文学类别发展的早,发展的也更全面以及漫长。在漫长的中华文明之中,汉语言文学形成了其特有的形式以及风格特征,但是和世界文学一样,其所追求,无外乎三者:真、善、美。
1、追求真。文学在本质上追求的就是真,本真的反应社会,反应人的内心世界。文学是人内心诉求的外在表现,是人内心最纯真的强烈追求。不管文学还是客观的人,对真都孜孜诉求。不管是文学作品的主题,还是正面的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本真。文学所追求的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1)客观的真。客观的真,是指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多以客观生活为基础,来写作自己的文学作品。客观的真不仅对客观环境进行如实的描写,也对客观人物的境遇进行如实描写。客观的真,既是文学作品环境的真。
(2)内在的真。这多指在叙述人物的心理时,进行真实的描写。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作家都务求真实而写作,不管这心理是对是错,是否符合逻辑,都求真实的表达出来。内在的真,就是文学作品人物内心的真。
文学追求真实,而不掩盖任何黑暗或阴面,不管所追求的真是否符合客观的逻辑,只求符合文学作品内部的逻辑以及内在属性。
2、追求善。善恶有分,是人在后天养成的品质,而文学则直观的把它表现出来。不管是哪部文学作品,其描写的都有善,对善的歌颂,对善的渴求,对善的淋漓尽致的描绘。有的时候是用恶来衬托善,例如:《巴黎圣母院》中,用副教主的恶来衬托敲钟人的善。不过不是所有时候都有善恶同存的,有的时候文学作品中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善,用善来言善。例如:沈从文的《边城》没有恶人,全是善者,虽然最后结局不好,但却把善发挥到至极。虽然有全描写善的文学作品,但是不会存在全描写恶的文学作品,恶不能独立成材,只有善可以。
3、追求美。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追求美,也在本质上追求美。对于文学的形式,不管是整饬的还是散落的,其都追求形式的美,没事多种多样的,也是多层面的。诗歌形式之美是整饬押韵,散文形式之美是散乱无序之美。不过先这两种形式的美已经渐渐结合在一起。在本质上追求美,就是在主题上追求美,文学主题不管是悲伤的还是喜悦的,其主题都是美的。既是正面的主人公最后没能完成目标而死亡,例如哈姆雷特,但是其主题也是美的:悲壮之美。追求美,是文学最外在的表现,美既是文学,文学既是美。
二、汉语言文学追求与人的涵养提高
涵养是人的内在气质,也是外在行为表现,涵养有高低之分,也有好坏之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气质,也就有不同的涵养。有的人见义勇为,有的袖手旁观,有的好逸恶劳,有的勤劳肯干,这就说明了涵养的有不同性质,有不同的表现。各式各样的修养,在总的要求上,却有一个质的规约,那就是向真、善、美方向发展。这正好和文学的追求一样,文学的追求,客观上来说,也就本质上人的涵养的追求。
1、追求汉语言文学能够指导人的涵养。涵养是后天的修为,其需要对一定的物质形态进行模仿,而文学则能很好的指导人的“模仿”。涵养的模仿,可以是现实的行为方式,也可以是虚拟的行为方式。对于现实的行为方式,其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瑕疵,世上没有圣人,圣人这个名词只是给圣人取的客观名字而已,其实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在此基础上,人模仿的行为方式,总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偏差。汉语言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代表,是中国长达5000年的人类文明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涵养形态的客观沉淀,对国人的涵养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必须正视汉语言文学对人涵养的作用,尤其在现在异化越来越严重的社会,规范自己的涵养,美化自己的涵养,使文学和涵养有机的联系起来。
2、追求汉语言文学能够修正人的涵养。人的涵养是各有特色的,有好的一方面,也有坏的一方面。文学对于好的一面,可以使其更加坚固的存在,对于坏的一面,则能细致的修正。文学,因其内在规律的性的存在,对人发之以感染力,让人陷入情知理的思考,以反思自己的行为。人对情知理的思考,是一个久远的课题,其历史源远流长。而文学正好对这个课题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和规定,在高的层次上,对人的情知理进行合理合情的概说,在这个基础上对人的涵养不好的一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修正作用。
3、追求汉语言文学能够提高人的涵养。文学,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天地,只要进入到文学的世界,你就会被其所有美好的东西所包裹。对于人的涵养,文学则能提高人的涵养。涵养,首先就是“涵”,有什么样的“涵”,就有什么样的“养”。人的后天模仿性很强,不管是对好的事物还是坏的事物,人区分好坏的能力也不是天生就有的,是在后天的道德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涵养的好坏,与其涵养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就是这个道理。
参考文献:
语文作为各科学习的基础，是学生获取、理解、运用知识的重要途径，高职语文教学有利于提高高职学生的日常生活质量，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汉语言文学本属于语文教学的一部分，但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观念影响，我国高职语文教育者缺乏对汉语言文学的重视，忽视了对学生文学素养的培养。
一、汉语言文学与高职语文教学的关系
汉语言文学教学从属于高职语文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素质和内在修养，而一般的语文教学侧重于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这两者教学的重点虽然具有差异性，但都注重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对学生的人文关怀。此外，汉语言文学教学具有更强的专业性，涉及的专业知识面较广，学生需要通过日积月累的学习增强自身的文学底蕴，而语言教学注重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汉语言文学与高职语文教育的对接措施
（一）更新教学理念
汉语言文学与高职语文教育差异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普通高职语文教学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忽视了对学生文学素养的培养，为优化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高职语文教学的教学质量，教师必须更新自己的教学观念，以开发的思想理念将汉语言文学教学融入到日常的语文教学中去，注重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以及文化的传承，实现汉语言文学与高职语文教育在教学思路与教学理念方面的对接措施。
（二）重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
汉语言文学关注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与传统语文教学相比，它更偏重对学生精神面貌的教育，不注重实际的经济效益，对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为实现汉语言文学与高职语文教育的有效对接，教师应该对汉语言文学与高职语文教学，以两者的共同点为突破口，重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汉语言文学以情动人，以美育人，它在情感表现方面的优势是议论文、科普文等实用性文体不能比拟的，教师要发扬汉语言教育的优势，将汉语言文学作为语文教育的重要手段，关注对学生人文关怀。在进行课程教学时，教师应该陶冶学生情操，给予学生必要的感情关怀，提升学生的人文修养和道德品质。此外，教师还应该适当转变教学方式，采用课堂讨论、小组合作等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以达到活跃课堂气氛，提高课程的趣味性和参与度的目的，从而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性，优化师生关系，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高职语文教学效率。
(三)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Abstract:Thestudyoftheconnotationof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hasimportanttheoreticalsignificance.Takingsomenewtheoriesofmoraleducationasthebackground,thepaperstudiestheconnotationof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Thenitpointsoutthat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hasfourcharacteristics:participation,institutionjustice,fairprocessandcriticalfunction.
Keywords: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
制度德育是我国青年学者杜时忠教授提出的新德育理念。从新的德育理念到新的德育理论，有必要对其基本问题进行提炼，比如对其内涵与特征进行追问。由于篇幅限制，杜教授对制度德育内涵只做了概括性的论述，本文试图对制度德育内涵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讨论。
一、制度德育定义简析
欲讨论制度德育的内涵，就必需对其定义进行探讨。目前德育理论中存在比较多的定义混淆，根据著名分析派教育哲学家谢弗勒在《教育的语言》一书中对三种类型的定义的划分与分析谢弗勒认为定义有三种类型：规范型定义、描述型定义与纲领型定义，具体说来：规范型定义是指对某个概念或词语下定义时，将它规定在特定的讨论领域或特定的讨论形式中，并以特定的方式作出特定的解释；描述型定义是指用已有的含义和既定的用法适当地描述被界说的对象或使用该术语的方法；纲领型定义是指它的提出者为了使用某一概念发挥特定的功能而制定的一种实践纲领，它明确地或隐含地告诉我们事物应该怎样。规范型定义和描述型定义反映的是现存的实践状况，但是它们有时候反映的是歪曲了的现实或错误的实际状况。而纲领型定义反映了现存实际状况的不满，反映了一种改革的要求。纲领型定义是反思规范型定义和描述型定义为基础的，往往包含“是”和“应当”两种成分。制度德育概念提出本身是对当前德育现状的批判，反映德育的应然状态，体现德育的理想。因此，笔者使用的是制度德育的纲领型定义。
杜时忠教授提出：“制度德育是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个人。”[1](P11-13)具体分析这个定义，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作为手段的“道德的制度”与作为目的的“道德的个人”。在此，我们可以对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进行思辨。从辨证的观点来看，目的是相对于手段而言，手段也是相对于目的而言。脱离手段，言说孤立的目的，或是强调手段而轻视目的，其思维方式都是违反辩证法的。因此，当我们强调“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个人”时，同时应该看到，离开了道德的个人，道德的制度也建立不起来。正是因为道德的个人的努力才使道德的制度得以建立。但是，我们强调用道德的制度培养道德个人，是针对当下道德建设之中有忽视制度建设的倾向而言。更深一层说，当下我国的德育困境的根在于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而道德沦丧的根又在于制度不完善。
为了进一步把握杜时忠教授提出的制度德育的内涵，那么就不能不追问何谓“道德的制度”，何谓“道德的个人”。杜教授对此没有作进一步阐释。笔者认为“道德的制度”即正义的制度，合乎制度伦理的制度，蕴涵并保证自由、民主的制度，能够切实保障人权的制度。“道德的个人”即具有主体性道德人格的个体。这种个体具有独立、理性、自为、自由的道德人格。他们是具有特立独行、清醒从容、有所执着、敢于担待特征的个体。从公民道德教育的角度看，“道德的个人”即公民。“公民是理性地通过自己的言行而为公共生活造福的自由而平等的个人。自由、平等和充分介入社会合作是公民的特征”[2]。
需要进一步指出，当我们说通过道德的制度培养道德的个人，并没有否定道德的制度与道德的国家、道德的社会、道德的政府的联系。相反，我们在关注个体道德的发展的同时，始终对国家伦理、社会伦理、政府伦理予以深深关切。因为这些始终是培植个体道德的土壤。离开了土壤的改造，个体道德的“胚芽”不能生长，个体道德的“种子”永远长不成参天大树。对此，张奚若先生早在1935年就指出“要有健全的国家须先有健全的国民”、“国家就是人民的返照”。[3]也就是说，有怎样的人民便有怎样的国家，有怎样的人民便只能有怎样的国家。回想我国人民在和等历史悲剧中的狂热，笔者就更能理解刘晓东教授强调道德教育的文化使命的深刻意义。
二、制度德育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1．制度德育与希望德育等新德育理论的关系
随着我国德育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最近国内出版了较多以《XX德育论》命名的德育理论著作。笔者认为只有将制度德育理论置于这样一个理论背景之中思考，才能更好地理解制度德育的合法性，进而寻求德育理论共同体对制度德育的认同。朱小蔓教授在其主编的《当代德育理论新丛书》的序言中写道：“这套丛书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本丛书主要以建构和阐发新的道德教育理念为基本内容。”这套丛书由《道德体验论》、《希望德育论》、《生命德育论》、《幸福教育论》、《德性教师论》、《品格教育论》、《情感德育论》组成。这些德育理论著作或多或少都对自己的核心概念作了说明。笔者选取道德体验教育、希望德育等概念作为制度德育的平行概念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
刘惊铎博士在《道德体验论》中对道德体验教育作了如下说明：“道德体验教育并不追求某种实体性存在，它既不与现行的学校－课堂教育相对，也不是五育之外的单独一育，而是作为教育意识、教育思想渗透于整个学校教育之中，旨在强调道德教育要深入到学校、家庭、社区、大社会生活和自然之境中，向生活世界、自然之境和体验者的心灵世界全面开放，引起人的生命感动，诱发人的道德体验。”[4]刘惊铎博士对道德体验教育的说明对理解制度德育是有启示的，制度德育同样不追求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教育意识、教育思想影响着教育实践。薛晓阳博士在《希望德育论》中对希望德育也作了说明，他指出：“本书在反复思考和谨慎研究之后提出希望德育的概念，然而，虽然提出这一概念，但并不以建构希望德育的理论体系为宗旨。本书并未提出所谓的希望德育目的、内容、方法等体系性话语。本书对这一概念的定位是：一方面，谨慎地使用这个概念，只把它限制在作为一种伦理价值或道德哲学的范围内使用。希望德育是一个价值性概念，而不是一个结构性概念，在这一概念中不包含理论的体系和具体的知识逻辑，主要是关于德育价值的哲学澄清。文中任何时候所讨论的希望问题，都不是独立于道德教育之外的只属于希望德育自身的问题，而是属于整个道德教育问题。”[5]薛晓阳博士对希望德育概念的说明，对我们理解制度德育也是富有启发性的。首先，在探讨制度德育的过程中，不宜将制度德育作为一个结构性概念理解，应该尽量少用体系性话语。要将制度德育更多地作为一种价值性概念去把握，凸显一种新的德育价值。其次，制度德育问题总是与整个道德教育问题联系在一起。用联系的观点看待这种关系，既能拓宽制度德育的理论视野，又能将道德教育问题开拓得更为深入。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当前这些论著中提出的新的德育理论都没有按照经典种属定义方法对新的德育概念作出定义，而是做一些理论上的说明和阐释。这种做法并非否定种属定义方法，而是看到这种经典逻辑定义程序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可用。其应用范围仅仅限于那些特征性概念、分类性概念等。因此，我们不必过分拘泥于种属定义方式。
那么，希望德育、体验德育、生命德育、制度德育等德育理论在德育理论体系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借鉴音乐学的术语“复调”来解释这种关系。复调音乐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曲调以对位法的法则结合在一起的多声部音乐。主要特点在于各声部都有独立性；有别于主调音乐（主调音乐虽也是多声部音乐，却仅以一个声部为主，其它声部只是陪衬作用）[6]。在我看来，如果把德育理论体系比作复调音乐，那么制度德育和希望德育、生命德育等各种新的德育理论就像复调音乐中的各个声部，都具有独立性。随着制度德育、希望德育研究的深入，整个德育理论体系的复调音乐就会更和谐、更美妙。
2．制度德育与德育制度的联系与区别
制度德育是相对于希望德育、生命德育的独立的德育理论，而德育制度是指有关学校德育的规范体系。有学者将学校德育制度界定为“观念形态的规范体系，仅仅包括正式的、理性化的、系统化的、行诸文字的行为规范，如学生守则、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学习制度（考勤制度、课堂常规、考试制度、图书馆规则）、生活管理制度（作息制度、宿舍规则、食堂规则、卫生清洁制度等）、学生礼貌常规和品德评价制度等”[1](P11－13）。这样看来，德育制度是正式的规范体系，是规范德育的准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将德育制度与制度德育区分开来。
当我们看到制度德育与德育制度的区别时，应该进一步思考二者之间的联系。笔者认为，德育制度是实施制度德育的中介，离开了德育制度的制度德育，只能是水上花、镜中月。但是，当我们看到德育制度对实施制度德育的价值时，又不能把目光只停留在对德育制度的关注上，而忽视社会体制、教育制度对制度德育的影响。
三、制度德育的特征
制度德育在我国的德育理论中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探索，没有先例可援，因此，本文论述的制度德育特征，一方面是受经典教育理论的启示，另一方面是笔者教育实践经验的归纳。具体说来：
1．制度德育是重视参与性的德育
制度德育主张让学生参与制订学校德育制度，让学生来选择学校德育制度；主张以学生为主体对其生活有关制度进行合理性论证。所谓参与，从内涵来说，指的是，“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义务或责任和能力参加社会的经济、社群、政治和文化各领域的事务及其决策与管理工作”。从外延来说，“参与是大众参与、民主参与和直接参与的统一”[7](P109)。
把政治学中的民主参与观念引入制度德育是富有价值的。从宏观上说，制度德育引导学生以社会成员的身份直接地、民主地、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各个领域的生活、活动及其变革过程中，从而接受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与全面教育，获得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全面、整体发展。从中观上说，在制度德育中，教师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各项活动，引导每个学生参与，以主体身份民主地、直接地参与班级、学校和社会各领域的决策与管理工作，既主动接受班级、学校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又通过自身的变化促进班级、学校和社会的发展。从微观层面来说，制度德育在具体德育活动中，使每个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是权利和义务的主体，从而直接地、民主地、主动地参与德育活动。
制度德育是民主政治的需要，也是培养公民民主参与素质的有效途径，同时有助于公民道德素质的全面发展。制度德育正是在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中，发展他们的行为能力，促进他们对民主制度的认同。因而，著名教育家杜威强调，“要使教育过程成为真正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成为真正合作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师生双方都是作为平等者和学习者来参与的”[8]。“在这种共同参加的活动中，教师也是一个学习的人，学生虽自己不知道，其实也是一个教师，师生愈不分彼此愈好”[9](P44)。这样，“我们学校不再是脱离生活，专为学习功课的场所，而是有关雏形的社会团体，在这个团体里，学习和生长是现在共同参与的副产品”，“一切能发展有效的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的教育，都是道德的教育”[9](P375-377)。道德心理学家科尔伯格也指出，“从教育上看，促进成熟的道德推理这一目的就是发展一种对公正的意识，而这最终意味着创造公正的学校，在其中，学生是完全参与学校事务的。因此，除了促使学生公开参与课堂道德讨论之外，有必要考虑学校的整体气氛”[7](P137)。
反观我国传统和现行的学校班干部制度，从小学低年级起，大多是在教师的绝对控制下，指定、推荐和“选举”出各级学生干部；在大多数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的班级里，甚至在大学的班级里，班干部大多数是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当“干部”。与此相反，班级里大部分学生从小学低年级开始就一直是“群众”。这种传统的班干部制度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在本质上由领导做主，缺乏学生的民主参与；二是只有少数学生有机会担任班干部。这种制度的消极后果表现在：第一，缺乏学生的民主参与，大部分学生的民利被有意或无意地剥夺了，大部分学生民主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被压抑。第二，大部分学生缺乏以主体的身份参与班级、学校事务管理的机会，从而缺乏主动参与意识与能力。这样最终影响了个体道德的发展。
正是基于现实德育中的问题，制度德育重视德育过程中学生的参与性。制度德育建议通过建构班干部推荐、选举、轮流三轨并行的制度来改造现行不合理的班干部产生制度。在新班干部产生制度中，贯彻大众参与、民主参与和直接参与三个原则[7](P308-312)。
2．制度德育是重视制度正义的德育
制度德育是以制度正义为前提条件的，离开了制度正义，制度德育便没有可能。因此，实施制度德育必然要重视制度正义。正确把握制度正义，首先要认识正义的内涵。在西方思想史中，正义的内涵有个演变的过程。梭罗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应得的；柏拉图认为正义就在于各得其所，各取其份；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在于比例平等；罗尔斯认为正义在于“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10]。这样看来，正义的核心是给人应得的。思想家们对“应得”的不同理解导致他们对正义的认识不同。笔者认为正义的着眼点在于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正义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因此，如果把制度理解为通过权利与义务来规范主体行为和调整主体间关系的规则体系，那么制度正义意味着个体的基本自由权利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个体的权利和义务得到统一制度正义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制度本身的正义；二是指把正义的价值转化为制度的要求。第一层含义强调制度本身的正义，要求用正义的标准评价现存的和将存的制度。如果制度不正义，就要变革不正义的制度。如果制度正义，就要维护制度正义，并促进制度正义的发展。第二层含义指正义的制度化，强调把正义的价值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将正义作为一种制度加以定型。这样，制度正义从实质上和形式上达到统一。从动态的角度看，已有的制度会向不正义转化，但又在正义的标尺下趋于正义，因此，制度正义的两层含义是相互贯通的。
制度是人们交往的社会规则。正义的制度不仅有效地规范人的行为，而且深刻影响人的价值取向。从道德心理学上看，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曾揭示，个体责任感形成有两个前提条件：外部命令和对发令者的敬重。制度正义能够有效地提供这两个前提条件，因而有助于个体责任感的发展，进而有助于个体正义感的形成。从伦理学上看，伦理学家罗尔斯在思考社会成员正义感形成时认为，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是社会成员正义感形成的前提。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必然是尊重制度伦理的社会。制度正义意味着为个体道德发展提供正义的制度环境。在正义的制度环境中，个体成员能够从社会生活经验、自身利益的切身感受来体会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进而产生对制度伦理的认同感，经过感悟、陶冶，对制度及其存在的意义系统产生自豪感与热爱。因此，“公正的社会结构是个体美德的前提，在基本公正的社会制度体系中，社会成员更可能是成为善的”[11]。进一步说，正是由公正的社会结构构成的正义的制度环境，滋润着个体道德的发展。
3．制度德育是重视正当程序的德育
制度德育以制度正义为前提，正当程序是制度正义的应有之义，因此，制度德育必须重视正当程序。正当程序是保障人权的根本原则，因此，在德育管理中重视正当程序，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尊重人权的德育。正当程序的核心思想是以程序制约权力，要求国家机关在处理公民权益时必须遵循正当、合法的程序，以防止国家权力的恣意和专断。这对德育管理的启示是，要防止德育管理过程教育者的恣意和专断，造成德育暴力。
正当程序包括两个基本原则：一是避免偏见原则，要求案件的裁判者不得对案件持有偏见或与案件有任何利益关系，裁判者必须在案件中保持中立；二是听证原则，要求所有其利益可能受到裁判影响的利害关系人，都有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提供证据和进行辩护的权利，而裁判者也有义务平等地倾听各方的意见，并且告知其有关的程序和交涉权利[12]。制度德育尊重正当程序，因而在德育管理中必须遵循正当程序。正当程序既保障学生的权利，也使学生在正当程序环境中得到民主的锻炼和熏陶。
正当程序一般可以分为程序性正当程序与实质性正当程序。程序性正当程序要求，任何其权益受到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都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获得庭审的权利[13]。程序性正当程序主要包括：（1）告知适用规则；（2）送达书面通知，说明提出的具体指控；（3）及时送达通知并给予足够时间以准备辩护；（4）举行公正的听证；（5）对听证过程进行记录；（6）告知上诉权。实质性正当程序要求，在对权利进行法律程序的规范和限制时，除非对所有人都一样，这项权利将不受任何限制。主要包括：（1）适用规则不得不当，不得模糊；（2）不得依据非书面的规则进行惩戒；（3）决定应有实质性论据得出的结论予以支持；（4）重要证人的身份应予公开；（5）应受控方要求，应举行公开或私下的听证。总之，在德育管理过程中,只有重视正当程序,才能真正落实制度德育。离开了正当程序，制度德育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4．制度德育是凸显德育批判功能的德育
制度德育主张通过道德的制度培养道德的个人。面对现实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制度德育正视不合理的制度，并在对不合理制度批判的基础上展开制度德育过程。它“通过对制度合理性的诘问，培养现代人的公民意识，塑造现代人的公共精神”[14]。与此同时，制度德育反思以往德育理论对德育批判功能的忽视，进而强调德育对现实的批判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很长时期以来，我们的德育理论不敢批评社会，总是把社会提出的要求当作天经地义来接受。不仅不敢批评，而且总是为这些要求辩护。德育堕落成现实制度的附庸品，根本不能起到点化人性、提升德性的作用。德育完全沦为为升学考试保驾护航的境地[15]。明乎此，我们更能体会制度德育强调德育批判功能的现实针对性。
制度德育将德育批判功能与学生的道德理性批判力培养结合在一起，因为，学生只有具有良好的道德判断力、理性批判力，才能实现德育的批判功能。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现实生活中存在较多的不道德制度。不道德的制度可能迫使，甚至促使人们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因此，学生只有具有一定的制度批判意识和制度批判能力，才能作出理性的抉择。然而，良好的制度批判意识和制度批判能力，总是有赖于制度德育过程中对学生道德判断力、道德选择力和理性批判力的培养。
具体在学校制度德育过程中，教师可以创设有关学校制度的讨论活动，引导学生对学校制度进行制度伦理评价，评判学校制度的合理性。在讨论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扮演引导者的角色——激发学生的道德思维，发展学生的道德观念、道德推理与判断选择能力，从而使学生在比较、判断、选择中形成良好的制度批判意识和能力。需要指出的是，良好的制度批判意识和能力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制度德育过程中逐渐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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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20801
1历史文化差异
历史文化指的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积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相同。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交际时，会经常遇到由于历史文化差异而出现的交际、理解难题。
例如，“东施效颦”这一汉语成语典故，对中国人来说，不难理解其文化内涵，但对于不甚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西方人来说，若仅仅理解为“Tung Shih imitates His Shih”，就没有准确、形象地表达和再现原典故的含义。东施是谁？西施又是谁？就没有交待清楚。为了让西方读者能了解这一成语的内涵，比较合适的做法是采用加注的方法: Tung Shih imitates His Shih (His Shih was a famous beauty, Tung shih was an ugly who tried to imitate her way)。这样，就会使读者一目了然。
对于有些历史人物和历史典故，可采用类比的理解方法。据说，有一次陪外国客人观看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翻译作了很多说明也没能让外国客人弄懂故事内容。此时，提示翻译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通过这一类比，外国客人马上明白了剧情的主题思想。
中国历史灿烂悠久，华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与此相联系，中国的历史成语典故俯拾即是，意蕴浓厚，如：卧薪尝胆、负荆请罪、亡羊补牢、塞翁失马、滥竽充数、朝秦暮楚、毛遂自荐、班门弄斧、名落孙山、三顾茅庐以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蜀中无大将，寥化作先锋”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等等，每一个历史典故和成语都包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都是一个生动的历史故事。因此在交际、理解时，应在弄懂典故含意的基础上，注重文化之间的差异，采取恰当的交流、表达方法。
中国文化如此，西方文化亦如此。《圣经》中仅收入辞典的典故就有700条，莎士比亚作品的典故更是熠熠生辉，有些莎士比亚作品的人物和事件本身就成了典故。
2地域文化差异
地域文化指的是由所处地域、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采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在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南面为主，北面为朝”，南为尊北为卑的传统，人们经常说“从南到北，南来北往”，“南”的方位在说法上常常置前。而英语文化却恰恰相反，英美人从英语地域文化上来理解汉语中的“从南到北”，自然是“from north tosouth”，“北屋”为“a room with southern exposure”。诸如“西北”、“西南”、“东北”、“东南”之类的方位词语，英语方位在说法上也和汉语文化相反，分别为“northwest ”，“southwest”，“northeast”，“southest”。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风”象征“春天”、“温暖”，它吹绿了中华大地，使万物复苏，故有“东风报春”之说，所以中国人偏爱东风。而英国的“东风”(east wind)则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象征“寒冷”、 “令人不愉快”，所以英国人讨厌“东风”。不过英国人喜欢“西风”，它给英伦三岛送去春天，故有“西风报春”之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就曾写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在诗的最后，诗人名传千古的佳句表达了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坚定信念:Oh，the west wind，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啊，西风，假如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理解此诗时应对这一地域文化差异作一注释，否则会给缺乏英国地域文化知识的一些汉语读者造成困惑或误解。
地域文化方面的差异，使得不同民族在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上存在着差异。有些事物在一种语言文化里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且能引起美好的联想，而在另一种语言文化里却平淡无奇，毫无文化意义。这就是文化的个性和差异。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耕牛是勤劳的象征，人们常把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比喻为具有老黄牛精神。古往今来我国不少名家皆喜以牛自喻:鲁迅先生曾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明代名臣蒋冕年迈衣锦还乡后，皇上御诗，称其为“江南――老牛”，蒋冕也作诗谢辞:“老牛用力已多年，劲破皮穿只想眠，犁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以牛耕为主，耕牛与农民朝夕相处，且勤劳忠厚，自然形成了中国人对牛的热爱和赞誉。与中国不同，英国古代主要靠马耕，牛则很少干活，因此马在英美文化中则是勤劳和吃苦耐劳的象征。
3风俗文化差异
风俗文化指的是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告别、打电话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规定和习俗。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常用的几句客套话是“你到哪儿？”“你要干什么？”“你吃过饭了吗？”，这几句话中国文化里并无多深的含意，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礼节性的打招呼的一种形式。然而西方人对这几句却很敏感和认真，“你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在他们看来纯属自己的私事，别人不能随便打听，除非是亲密的朋友。而“你吃过饭了吗？”则使他们不知所措，对方会以为你想请他(她)吃饭。像这样的见面问候，应视具体情况做相应的文化转换，改为英语惯用语“hello”，“goodmorning!”,“how are you?”等。
各民族的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共性的东西，但更多的是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个性的东西。
4宗教文化差异
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民族的、意识等所形成的文化。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这三大宗教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有道教的“玉帝”，佛教的“阎王”，有神话中的“龙王”，有“开天辟地”的和“主宰自然界”的老天爷。而这些概念欧美文化中并不存在。欧美人多信仰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按上帝的旨意安排的。对于中西宗教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在交流、理解时应予注意。例如，英国翻译家大卫•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刘姥姥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话时，把它英译为“Man propses，God disposes”，似乎神形兼备，汉语成语巧对英语谚话。但由于两者存在着不同的宗教背景和深层的文化差异，译文就有使刘姥姥由信佛变成了西方基督教徒之嫌了。因为严格地说，此例中的“天”与“God”并不完全对应。在此认为用“Heaven”来代替“God”更忠实于原文。
总之，文化差异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而又极其复杂的问题。要在两种语言之间交流、交际、表达，除了通晓两国的语言文字外，还必须有深厚的两种语言文化功底，深刻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不仅做到语言意义上的等值，而且做到真正文化意义上的等值，也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做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英词典［S］.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
［2］R•R•k哈特曼，著.黄长著等译.语言与语言学词典［S］.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3］王春晖.英语课堂教学中东西方文化差异与跨文化非语言交际［J］.中小学外语教学，2001.
一、前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各种高科技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网络，已经开始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一开始，网络的使用就在信息传播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潜力，这也给人们的语言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网络自身的属性决定了网络语言大多是反映人们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的新词汇，其更新速度之快也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我们的日常语言。理所当然的，随之的语言规范工作也应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二、现代网络语言的含义
在本文的论述中，并非所有在网络上出现的语言都被视为网络语言，网络语言特指起源于网络并广泛在网络上使用，和传统汉语使用规则不同的部分词汇、语法等等。网络语言也包括专业用语、网名、网聊和网络信息，与网络相关的都可以称之为网络语言。
三、网络语言的产生
自网络产生以来，人类已经渐渐走进无纸化信息时代，电脑已经成为必须品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网络生活也成为个人娱乐方式的主流，网络沟通交流，看新闻、购物等统统搬上网络，在互联网上，来自全球各地，不同语言、姓别、年龄和职业的人群可以畅所欲言，网络语言应运而生，那么，到底什么是网络语言，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网络语言是指网络常用语，也包括专业用语，网名，网聊和网络信息等与网络相关的用语都可以称之为网络语言，而简单来说，就是人们通过网络交流所传递的用特定的语言来表达的信息。网络语言不仅是新兴的一种语言体系，而且是网络产生以来所引领而来的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其产生的条件也很广泛。在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下，人们可以在网上表达自己的个性与思想，在宽松的环境下，网友们大胆创新，创造了大量的网络语言；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的发展，也是形成网络语言的一大条件，网络语言通过网络传递，人们通过键盘及其软件自带的符号输入成形，达到自我创新的效果。
四、网络语言的特征
（一）创造性
创造性是网络语言的最大特点。网络的出现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最自由的空间，网民们能够在网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同传统的书面作品比较而言，网络作品由于减少了外来的束缚，发挥了作者的自主性，往往在构思上更为巧妙，在行文上更为活泼，也更能够反映出我们每个人在语言上的创造力。网络命名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令我们莞尔之余不得不承认网络语言独具的创造性。
（二）简省性
网络交流是一种实时交流活动，交流双方或多方必须及时地接受和发送信息才能使交流连续不断。因此用语简洁从而提高输入速度是网络交流的必然要求，这使简洁性成为网络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简洁性不仅要求言简意赅，同时要求输入简便，浏览迅速。因此网络用语在用字节俭的同时，还尽量突破原有书写符号（文字）的局限，创制了各种新型“书写”符号，如字母词、数字词、图形符号、网络缩略词，以及一些以原有语素为基础创造的网络新词语等。它们遍布整个网络交际，体现了网络语言新异的表达效果。
（三）依赖性
网络语言对语境的依赖有两层含义：首先，网络语言依赖于互联网络这一宏观语境。离开了网络语境，不少网络语言很容易被误读。除此之外，网络语言对具体的微观语境也有很强的依赖性。
（四）诙谐性
网络语言除要求简洁明快、新颖奇特外，营造轻松幽默的阅读氛围十分重要。这种轻松幽默的风格特点，迎合了现代人放松身心的需要，使紧张忙碌的人们可以轻松无虑地畅所欲言。但在字里行间却无不跳动着智慧的火花。
五、网络语言对汉语言的影响
语言理论是关于语言的性质、结构、功能和发展方面的抽象规律。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语言作为抽象客体，在网络平台上得到了形象的描述，而在未来，网络必定会成为全民发挥思想和创新意识，汇集语言的大平台，而网络语言也将慢慢融入生活，成为生活语言的一部分，但整体而言，网络语言具有反传统和诸多的不规范性，人们应该正确对待和处理网络语言，由于网络和现实的不同性，网络语言的组成形式更加灵活，而在传统的汉语言学习中，许多积淀下来的文化知识正在被颠覆，许多历史的名著在网上以种种解构、改编被传播开来，对于青少年理解古代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更多的是负面的影响。由于网络语言的发展空间非常大，所以在汉语言的学习过程中，也应该适应的加入一些好的网络语言，跟时代接轨。但是，以网络为特征的信息时代使得网络语言突显着重要地位，因此，人们对于网络语言不能一味的拒绝，把好网络语言进入全民交际语的关口，认真研究相关内容以及现象，处理相关问题，规范网络秩序，对网络语言的吸取做出正确的引导，并加以规范。
六、汉语言如何应对现代网络语言的冲击
以网络为特征的信息时代使得网络语言突显着重要地位，因此，人们对于网络语言不能一味的拒绝。对于不合规范又缺乏实际语言价值的各种网络语言符号，其治理的根基并不在于网络。首先是教育的问题，长久以来中国的语文教育模式出现了偏差，在进行一种作家培养教育而非出色语言使用者教育，这使得语文教学的受众在心理上就无法广泛接受，而在面对其他语种的冲击中无所改革更降低了人们对其的期盼程度，在教而不学、学而不会，不会更不想学的恶性循环中，中国学生的中文驾驭能力实际上在逐年走低，虽然在学习英语时投入的精力更多，可水平却未见提高太多。由此可见，消解冲击首要便是改革中文教育，使之具备母语应有的教学地位。其次，加速网络在成年人当中的普及，提高网民平均年龄，使得具有较完善价值观的人群成为网络用户主力，消解年轻人在网络中的引导性力量，在网络语言成为网络交流标准之前将其化解归零。
七、结束语
网络语言就像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汉语要取得长久发展，离不开网络语言来促进其不断更新，我们也看到有些充满活力的网络语言已成为汉语的基本词汇。然而，网络语言的弊端也日益凸显，使网络语言的规范工作更加急迫。
参考文献：
近些年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理论界不大谈文学的本质问题，有的学者干脆回避或否认文学的本质问题，然而本质问题却依然存在。
一、讨论文学的本质
首先有一个讨论的角度和出发点的问题。因为文学是复杂的，任何复杂的事物其本质也不会是单一的。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得出的结论也肯定不会一样。国内一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文学的本质，从而得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更具体地说，是一种用语言来塑造形象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结论。这种学说着眼的主要是从人类的整个活动中将文学区分出来，进行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探讨，未能深入到作品之中。而文学作品乃至整个文学活动作为一个具体、复杂、系统的整体，对其本质的探讨不能仅仅着眼于整个的人类活动，满足于将它与人类的其他活动区分开来，更应着眼于其本身，从中探索出更为符合其本性的结论。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说虽然正确，但也不是没有局限，它透视了文学本质的一个方面，却忽视了其他的方面，而且就文学本身来看，有些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
笔者以为，探讨文学本质的最重要的角度与出发点，应当是也只能是文学作品。这不仅是因为在文学四要素中，作品处于核心的地位，也是因为作品是文学的思想、形式、功能等唯一的具有物化形式的载体，还因为在供我们研究的文学材料中，作品是最为可靠、最为准确、最为长久、也最便于操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文学的本质，归根到底是由文学作品的本质决定的。因此从作品切入，是把握文学本质的最好的途径。
二、作品的角度分析
从作品的角度出发，文学有两大要素，一是它所表现的生活，一是它用来表现这种生活的语言。在我们看来，表现在作品中的生活就是形象，因为形象不是别的，就是形式化了的生活，即是经过作家主体的把握、转换，去掉了其物质实在，只留下其感性形式的生活。从这个角度出发，文学的本质便只可能有两个，或者是形象，或者是语言。
语言论文论认为文学语言与客观世界无关，不反映现实的生活，其主要的理由有两条。第一，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语言符号与它所指称、描述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偏离，人们无法借助语言，从主体的此岸到达客观现实的彼岸，也不能到达主观心理现实的彼岸。既然如此，语言所呈现的世界便不是客观的世界，而是语言自己构建的。第二，文学语言描写的世界是作家想象的结果，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我们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虽然存在着某些滑动与偏离的现象，但这只是两者关系中的次要的一面，其主导的一面则是相应的与确定的。
文学与科学的反映对象都是生活，但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科学从现象出发，目的却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一旦抓住了这些东西，便要抛开现象，运用定义、公式、概念、判断、推理等将它们表现出来。而文学却始终不离开感性具体的生活现象。它虽然也要表现本质与规律，但却是通过对这些感性具体的生活的细腻描写，将本质与规律间接地暗示出来，而不是用抽象的形式，将它们直接地表述出来。
进一步考察，文学表现的，还不是整个的感性具体的生活，而只是这些生活的感性形式。黑格尔认为："艺术作品尽管有感性的存在，却没有感性的具体存在。""尽管它还是感性的，它却不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像石头、植物和有机生命那样。艺术作品中的感性事物本身就同时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但是它又不像思想的那种观念性，因为它还作为外在事物而呈现出来。"生活是一个复杂的实体，既有外在的表现形态，又有内在的物质实在。人们可以从外观上把握它，也可以以概念的形式把握它。然而文学把握的，只是它外在的表现形态。因为文学无法进入生活的内在的实质，它只能提取生活外在的感性形式，作为自己表现的对象。比如一个人，他有外部的表现形态如外貌、表情等，同时也有内部的物质实在如骨、肉、内脏等，一幅画要将这个人表现出来。它能表现的只是他的外部感性形式，内在的物质实在是表现不出来的。文学也是如此。
自然，文学不仅能够表现外部世界，也能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如思想、感情等。但这些思想感情本身仍有感性的表现形式和抽象的实在的区分，文学表现的，仍是那感性的表现形式，而不是思想、感情的抽象的概念。自然，由于文学是用语言来表现自己所反映的生活的，说文学表现的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也就意味着文学语言表现的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这种感性形态表现在文学中，也就是形象。
语言由语词构成，语词的核心是词义，词义的核心是概念，概念总是抽象一般的。因此从本质上说，语言更适合于表现抽象的思想。而文学语言要表现的，则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要达到这一目的，文学语言便必须采用种种手段，调动自己本身所具有的潜能。
书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之林中独放异彩的奇葩。这是因为：书法所写的是汉字；汉字是书法的表现对象和造型基础，是书法的生命之源。
一、从书法的内涵看，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世界上所有开化的民族都有他们自创的文字，或参照其他民族文字创造的文字，有文字的书写，只是他们的书写都未能成为艺术形式（如拉丁文字、阿拉伯文字等）。此外，现今的汉语拼音字母，是借拉丁文字母创造的，以拉丁文书写方式拼写，人们也不能以书法的素养书写它以取得类似汉字书法的审美效果。这表明：只有汉字才是书法艺术形象创造的基础，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一）书法的定义，就是特指汉字的书写。
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关于书法的定义（内涵），至今有多种提法，尚未定论，但每种提法却与汉语言文化息息相关。在此，略举几例加以说明：其一，书法，顾名思义，就是书写汉字的方法。其二，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研究的一门学问。其三，书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文房四宝”为工具，通过书写汉字来抒情达意的一门艺术。它主要包括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内容。上述三种提法均表明：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汉语言文化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汉字是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
（二）书法是汉字的艺术表现。
汉字能成为艺术，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一是汉字有一个为别的文字不具有的特点。汉字既不是模拟自然的图画，也不是任何人随心所欲的抽象符号，它是“本乎天地之心，得乎自然之理”，而以象形、会意诸法创作的造型，是根据汉语的单音单词构成一个个具有独立完整意义的形体。二是汉字的形体构成充分体现了人们感悟自然万物形体构成之理。人们在自然千姿百态痕迹的启发下，创造了象形文字。有了象形文字作基础，再造其他的字就有了参照，因此，以会意、形声等造出的字就随语言的实际发展起来。这样，据单音语言创造的具有形体整体性的文字，为以书法创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形象准备了很好的基础。三是能使汉字成为艺术的关键是书写。随着实际需要的发展，书写工具的改进，书写技术方法的总结，汉字发展形成了如大小篆、古今隶、章今草乃至楷书、行书体。体势变了，笔画变了，写法变了，但充分运用书段，借汉字的基本结构，创造出具有生动的抽象形式，具备力的运动节律，具有生命机体意味的笔画，营构有生命的形象，这些始终保持着，而且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
二、从书法结构因素看，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汉字书写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除了书写者自身艺术创造力之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汉字先天便具有艺术的特质。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一）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
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是有着一定的限制和高质量要求的线条，即是书家用手直接写出的，具有生命活力的线条。因为汉字的笔画本身具有艺术素质，有着丰富的表现力，不仅是书法者必须依循的，而且是书法者乐于借助的。一是汉字笔画具有丰富性。丰富的笔画才能构成丰富的形体，蕴涵丰富的内容。汉字有甲骨文、金文、篆、隶、楷、行、草等诸多字体，其笔画也由简到繁，不断丰富。如以法度最为完备的楷书为例，其基本笔画就有点、横、竖、撇、捺、挑、钩、折。而且，每种笔画又有多种形态。二是汉字笔画具有意象性。汉字笔画线条，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对客观事物外形的一种抽象、概括和描述，同时又是人的创造，带有某种意象性。历代每一书法的笔画中都熔铸有书家的意象。三是汉字笔画具有表情性。汉字丰富多样的笔画，与生俱来便带有丰富微妙的情感。不同笔画的线条，给人以不同的情感感受。一般来说，横线使人感到广阔、宁静；竖线使人感到上腾、挺拔；斜线使人感到危急、惊险；曲线使人感到流动、变化、柔和、轻巧、优美等。
（二）书法的艺术形体结构是通过汉字线条塑造出来的。
书法是造型艺术。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示真实。书法艺术的形象是通过汉字线条塑造出一个个奇妙的结构形体。一是汉字形体的象形性影响和促进了书法的形象塑造。中国汉字是象形的，有象形的基础，就有艺术性。汉字始终沿着表意走，符号中仍有形象，“象”的范围也更广了，称之为“象物、象事、象意、象声”。这“四象”属于象形精神，是汉字艺术性的集中体现。二是汉字形体的多样性影响和促进了书法的形象塑造。汉字丰富的笔画和复杂的结构形体，源于自然和表意的特点。书家个人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审美追求去创造书法的艺术形象，但无论如何，汉字形体的固有特点是不能忽视的。
三、从发展书法艺术看，必须坚持书写汉字的传统
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目的。历代书法的创变规律，都源于特定历史时期对艺术审美的与时俱进，也由于汉字的象形结构渊源，使其中艺术创作有了极大的可塑性和创造性。
（一）书写汉字是书法自身的规定性。
书法汉字包括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是书写性，即书法是书写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也不是制作出来的，其创作过程是书写的过程。二是书写的对象是汉字而不是其他东西。两个方面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书法艺术是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