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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教育新闻舆论传播导向的必然性——以“课程改革”为例
教育部档《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教育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把教育新闻宣传工作当作一项战略性任务抓紧抓实抓好。要按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要求，积极有效地运用舆论工具，充分发挥新闻宣传的舆论导向作用，不断加大正面宣传的力度，及时、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部署。③同时强调，要高度重视对教育事业的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这就要求教育新闻工作者必然要将教育新闻的舆论传播工作做得更好。课程改革是指学生学习方式和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改变在课程中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课程改革的目的是改变传统的授课和学习方式，塑造学生主动的学习态度，从而成就其自主成长。课程改革的新闻和信息一直是媒体关注的重点，但媒体的目光大多只聚焦在课程改革改什么，改了些什么的基本问题上，由于对课程改革的总体和实质缺乏广泛深入的思考，课程改革成了无声的行动，这样势必会导致课程改革行动的盲目性。④目前关于“课程改革”的新闻，虽说是一片叫好声，但由于教育新闻传播内容的浅薄，舆论传播导向作用力度小，对课程改革并没有引起较为深刻的行业转变，看不到明显的效果。课程改革受到物质条件或是学校硬件设施的制约，必定将是一个长期的转变的过程。此时，教育新闻的舆论传播导向必然会对课程改革的方向产生影响，而课程改革也必然需要主流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学习的过程就是模仿的过程，教育新闻在引导舆论时，要注意将好的课程改革的事例宣传出去，以便学习和改进。2012年4月17日，省级大报刊发消息《我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百花争艳》，报道了陕西省日前召开的“教师报•高中新课改”经验交流会，只是说明了课程改革在多个方面取得进展，获得成功，笼统的只是为课程改革工作叫好，缺乏建树性的、深入的对课程改革的了解和阐述。在课程改革中，教育新闻必须肩负起其强大的舆论传播导向作用，为课程改革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积极引导，使得各教育部门、学校等能在课程改革的潮流中有一个明朗而正确的方向。
教育新闻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教育新闻工作者在宣传教育工作时，应积极把握各方面的条件，坚持正确的舆论传播导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能为教育事业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促使人们重视、关心、支持教育事业，使教育事业持续地、健康地、稳定地发展，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和人才的支撑；反之，则会滞缓甚至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在教育新闻的舆论传播导向中，一定要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传播导向。教育新闻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一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教育新闻舆论传播的党性原则。党性原则是所有新闻传播事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区别于资本主义新闻传播事业和其它新闻传播事业的显著标志⑤。二是要宣传贯彻科教兴国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国家要振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基础。教育新闻舆论的传播，要引导全社会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出贡献。三是要以正面宣传为主，就是教育新闻舆论引导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表现的有机统一，是引导水平的集中体现。四是要把握好“度”，掌握新闻宣传的时机、分寸、效果和广度、力度、角度。五是要坚持为教育工作服务的宗旨，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为教育工作服务是为人民服务的一部分，因此，为教育工作服务也就成为了教育新闻工作的宗旨。六是要切实加强教育新闻队伍建设，就是要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业务和新闻业务素质，坚持党性原则，打好理论、政策法律纪律、群众观点、知识、新闻业务五个方面的基础，树立爱岗敬业、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严谨细致和勇于创新六大优秀作风⑥。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新闻观为统领，立足于资源共享、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发展，加强高校新闻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机制，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水平，着力培养一批具有“正确立场、人民情怀、责任担当、传播创新”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为推进成都市新闻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二）共建任务1.建立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机制。建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领导，市教育局、市广新局，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成都传媒集团、市广播电视台，市记协及各主流新闻单位等共同参与，成都学院组织实施的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机制，推动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在师资队伍、实践基地方面的共建，鼓励成都学院与境内外高水平大学开展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2.加强新闻观教育。把新闻观教育融入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引导师生始终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坚持正确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加强新闻职业精神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师生秉持新闻职业操守，履行新闻工作社会责任，增强做好党的新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3.加强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按照更加注重新闻观统领、更加注重学科交叉融合、更加注重职业道德培养、更加注重现代技术运用的原则，制订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三）共建内容1.办学设计。结合现代媒体业的发展，顶层设计新闻学院的教育教学，努力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教育体系，推进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学业教育、继续教育和提高教育。切实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以满足支撑成都市作为首位城市，在领跑全川发展中对各级各类新闻传播人才的大量需求。2.加强学科专业建设。结合学校自身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切实加强专业建设，完善培养计划，致力于把成都学院的新闻传播类相关专业建设成省级、市级普通高等院校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切实加强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积极引入媒体实战项目置换现有学校课程，推进实战型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力求在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建设方面有新突破。在教材选用和编写中强化教学与教改建设，体现出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基础性（新闻观）、系统性（职前职后一体化）、广泛性（学生涉猎的知识面）。学校加大投入，组织教师、行业专家合作编写出版培养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相关教材。3.开展师资队伍建设。成都市委宣传部每年定期从新闻单位挑选10名优秀编辑记者到成都学院兼职或挂职任教，从成都学院选派10名骨干教师到新闻单位兼职或挂职1～2年，或到国内外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习。派出单位在人员职级晋升、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每年推荐1～2名学界知名学者、业界知名专家、媒体精英、优秀从业人员到成都学院兼职授课或从教。引入“双导师”制，聘请业界导师和学校教师共同在选课、实习、撰写毕业论文、就业等方面指导学生，推进教学与行业的接轨，让学生与行业“零距离”接触，加强学生一线体验和业界专业训练。4.推动资源共建共享。共建“成都市新闻传播研究中心”，开展新闻传播趋势研究，指导成都市新闻传播行业的实践。成立“成都市新闻传播培训中心”，开展新闻传播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共建实训、实习基地，成都学院与市新闻单位合作，共建5～10个实训、实习等实践教学基地，积极建设校外实践平台，强化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从业技能。5.构建评估机制。健全成都市委宣传部组织，市级相关单位、专家阅评组、市级媒体等多方参与的评估机制，对新闻学院开展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确保办学效果。
（四）保障措施1.组织领导。成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相关市级单位、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新闻媒体等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与成都学院共同参与的院务委员会；制定共建新闻学院章程，明确各方权利和责任，在多方面加强深度合作。院务委员会要发挥共建优势，加强和完善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领导机制建设，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积极统筹协调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为成都学院新闻学院实施新闻传播教育的创新改革、人才培养质量的提质升位、新闻传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智力支撑。2.政策支持。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各相关单位给予成都学院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计划所需的相关配套政策支持。支持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的合作，建立联合育人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支持新闻学院师资队伍建设，鼓励高校与新闻宣传单位从业人员的互聘制度；支持参与“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新闻宣传单位与成都学院共同建立大学生校外实践平台。3.稳步推进。强化统筹，有序推进，根据各项工作特点，做好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方案、培养标准、培养计划、专业建设、师资引进工作规划，科学安排工作步骤，把握时间节点，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二、取得的主要经验
1.加强重视，凝聚共识，突出制度建设。组织机构是工作运行的平台，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是工作得以正常运行的有效保证。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高度重视新闻学院建设工作。成都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以副部长牵头，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新闻学院筹备工作组；成都学院在学校党委书记统筹安排下，成立了以主管副校长牵头，学校宣传部、教务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小组。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认真贯彻国家文件精神和中央、省、市思想宣传工作会议要求的基础上，双方结合地方新闻事业发展实际和学校新闻后备人才培养需求，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互通有无，凝聚共识，有力有序推进新闻学院建设工作。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双方在全面调研、研讨的基础上，详细规划了新闻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共建方案、领导小组、共建章程等。这些规章制度既考虑了国家的相关文件精神，又考虑了各级党委宣传思想工作的会议精神；既考虑了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要求，又考虑了地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既考虑了学校当前的自身条件，又考虑了今后新闻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
2.找准定位，“计划”驱动，打造特色品牌。成都学院在主管副校长的组织下，先后多次召集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学单位负责人、各专业负责教师、学界和行业专家等召开了共建新闻学院研讨会。专家们根据学校的发展实际，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城市型综合大学的定位，并结合学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优势，从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培养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就校地共建新闻学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方案展开研讨，并形成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成都学院坚持以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为驱动，在办学设计、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资源共建共享方面等都有新突破，为培育、造就一批高素质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进一步推动成都市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效保证。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共建新闻学院，全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过程中，既体现了国家的改革精神，符合国家的要求；又充分体现了成都特色、“成大”特色，将以共建新闻学院为契机，打造一批学界与业界的特色品牌。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超级秘书网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论*文*网]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引言
新闻媒体的作用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体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以及生活方式上面。所以，新闻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也渐渐的被人们所重视。
1 新闻媒体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主要体现
新闻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着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传播作用
同志曾经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过：“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以及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的同群众见面。”同时还着重强调“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都应当在党的报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这两点谈话就可以看出新闻媒体在宣传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方针上面的重大作用。
1.2 指导作用
新闻媒体对社会的舆论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这也是其他教育方式所没有的。因为舆论作为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构成元素。所谓舆论就是指大多数公民对于社会事件的评判、以及社会人物所讲述的观点进行评价，它反映了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想，具有自发性、不理性的元素存在。所以要加强新闻媒体对于舆论的指导作用。
1.3 育人的作用
新闻媒体的育人作用主要表现在利用相关的新闻事件进行传播和引导，从而提升人们的思想政治水平，以便进一步的完善人们的文化内涵。新闻媒体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中，直接或间接的完成了社会教育这一项任务。就像是法国的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那曾经说过：“真正的教育离不开新闻媒体。因为大众传播工具是一种扩大器，可以使教育者的作用超越一般传播对象。”因此就有社会学者沙莲香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她认为媒体的教育作用主要表现在“利用大众传播把文化传播给下一代，并且不断教育离开了学校的成年人、社会成员共享统一的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我们都知道学校具有培养人才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大众媒体不是学校，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也肩负着帮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更多具有较高思想政治素养人才的重要任务。列宁曾经说过：报纸的作用并不是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但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励员，还是集体的组织者。这样的组织形式主要表现在对社会意识的一种整理和对社会人员的思想教育，它所采取的方式是潜移默化的，以便逐渐的提升人们的思想政治水平。
2 新闻媒体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特征
因为新闻媒体的辐射面积广、受影响人数多、传播速度快以及模式灵活等特征，使得它在众多人员中产生了巨大的渗透力、影响力以及召唤力，所以新闻媒体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也是十分巨大的。
2.1 非线性
被誉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具有重要的社会责任，主要有传播信息、指引舆论和服务大众等众多的社会责任和功能。虽然现在新闻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但是由于自身特点的影响，新闻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效用也是非线性的。我们都知道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严格、线性的特点，主要是通过有目标、有安排、有组织的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而更好的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但是现在的新闻媒体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按照严格的系统、精确的目标以及常规的路径进行，更不是有组织、有安排的进行，这个教育过程是利用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来实现的。这些信息的扩散具有发散性和复合性的特点，所以，新闻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也趋向于非线性的特点。
2.2 潜隐性
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不同，因此功效的发挥所呈现的方式也不一样。现在很多学校所采用的教育方式都是显性教育，也就是所谓的教育者直接向受教育者表明教育的目标、责任和内容，利用直接向学生教授的模式来组织教育活动。但是新闻媒体却不一样，它具有鲜明、具体和形象的特征，并不是利用强迫、灌输和教授等一些直接的教育方式，而是利用感染、渗透和潜移默化的方式来间接的影响大众，让大众慢慢的被影响。因此，它的教育目标、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等都是隐形的，不外露，是慢慢影响人们的一种方式，而且还能达到学校教育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3 二重性
新闻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还表现在明显的二重性的特点，虽然具有一定的正面效应，但是也会存在一些消极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看新闻媒体的积极效用，新闻媒体改变了过去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不足，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方式，增加了丰富的内涵，突破创新，从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发展中产生了有利的影响。第一，新闻媒体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方式和方法，改变了过去的政治思想教育模式；第二，新闻媒体还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材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进行了更深入化的了解；第三，新闻媒体还改变了过去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好比网络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从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逐渐走向现代化的模式。
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体现的负面效果，随着我国新闻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创新，传媒市场也在不断的发展，有的媒体不能很好的处理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有些暴力、、恶俗等不良之风出现，有的进行虚假报告和有偿新闻等手段使得媒体和大众之间造成了信誉间的不信任，，使得新闻媒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出现了不良的效果。
3 新时代强化新闻媒体思想政治教育效用的主要措施
现在，我国的新闻传媒事业在不断的发展和深化，其中也会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所以要不断强化新闻媒体思想政治教育效用的着力点：
3.1 加强新闻媒体的信誉力
想要更好的加强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传播作用，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媒体新闻的信誉度。信誉问题是新闻媒体中的主要传播资源。信誉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公信度，公信度是指新闻媒体所的信息和新闻的可信度，对于公众所产生的影响情况。新闻媒体要想更好的起到教育人们思想政治的目的，就需要得到公众的信赖，如果一个媒体机构没有公信力，也就没有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这些年，新闻媒体中不断的出现了虚假报道和有偿新闻的现象，使得媒体的公信度越来越多的受到了人们的质疑。新闻媒体一方面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公信度，还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职业精神道德以及新闻观，不断的完善制度和人才的建设，严格把好监督机制这一关，从而更好的避免虚假新闻，追求事实；提升品味，阻止低俗新闻；进行良好的道德指向，避免有偿新闻。
3.2 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
新闻媒体在进行思想整治教育的时候一定要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随着传媒事业的不断发展，必须要进一步强化舆论的导向作用，在进行新闻媒体宣传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建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一定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努力营造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 ”作为新闻工作人员一定要严格遵守新闻中所宣传的党性原则，要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认真研究新闻媒体的规律性，对于大众的心理和接受能力进行深入的研究，认真分析市场，善于控制局势，掌握好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
3.3 加强新闻传播的“道德观念”
新闻媒体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中的二重性说明新闻媒体是有利也有弊的，想要更好的发挥新闻媒体的育人功能，就需要在加强公信度、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新闻媒体的“道德观念”。新闻媒体具有创新性的特征，在教育方式、载体和思想内容上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算不上是一个正规的学校，但是它本身非线性的特点就注定媒体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当中的一些不正确的、消极的思想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主观价值，对媒体新闻的育人作用造成阻碍。
4 总结
新闻媒体具有加强人们思想道德的功能，第一就要求这个观点是“道德的”，从而更好的强化人们的“道德意识”。所以，要在进行新闻传播的同时，要坚持社会荣辱观，坚持党的原则，从基层出发，从群众的角度看问题，采用简易的形式进行传播，要注重内容的实际性，多报道有价值的内容，让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很好的结合。
参考文献
[1]梁庆婷；大众传媒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J]中国矿业大学；2011（06）
媒体业界与新闻传播教育界的密切合作，不仅是推动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动力，也是媒体业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两者合则互利双赢，分则皆蒙其害。站在学校的立场，就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而言，与产业界的合作至少在下面六个方面有助于新闻传播教育的进步。
一是有助于学校吸纳社会资源，满足新闻传播教育对资金及其他物质条件的需求。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不仅与媒体业界，与整个社会密切相关，而且需要巨大的成本投入。在学科分类的意义上，新闻传播教育属于人文科学，但其对技术的依赖，并不亚于一般的理工科。所以有人称新闻传播学为文科中的工科。要完全满足新闻传播教育的物质需求，单纯依靠政府、学校的投入是不够的，必须拓宽视野，面向业界特别是媒体业界，通过与业界的合作吸纳社会资源，以弥补学校投入的不足。
二是有助于拓展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大学是高级专业人才培养的工厂。新闻传播教育的宗旨是向媒体业界输送具有专业知识、技能和职业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专门人才能否适应社会、业界的需求，能否占领专业人才市场的关键，与其说在培养过程结束之后，不如说是在培养过程之中。只有根据业界具体的人才需求，在培养过程中，从培养方案、课程设计，乃至课程讲授和实践安排，全面适应业界要求的品质和规格，才能在人才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没有产学合作，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三是有助于完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环节。新闻传播教育具有职业教育的特质，社会要求新闻传播人才不仅要有合理的知识结构，而且要有完善的能力结构。一般而言，知识问题基本上可以在校园内完成，能力问题在校园内充其量只能打下基础，更多的是要借助于媒体业界的专业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传播教育必须产学结合，没有业界的配合，新闻传播学院的在校学生就没有必要的专业实践平台。只有借助于这一平台，学生才能完成自己的学业，学校的人才培养链才算是完整的。
四是有助于改善新闻传播院系教师队伍的结构。毫无疑问，新闻传播教育的主体是院校专业教师队伍。不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欧美主要国家的新闻传播院系，其学者型教授队伍的学术水平决定了其办学水平的高低。但是，新闻传播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文科教育，新闻传播职业对业务能力的要求，决定了仅靠学者型的教师无法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只有充分地利用业界职业新闻传播工作者，吸收他们进入教师队伍，利用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才能使学生在知识和能力结构间达到一定的平衡。如果新闻传播院系与媒体业界没有良好的合作机制，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五是有助于跟踪业界发展，聚焦热点问题。与其他行业对相关专业教育的推动一样，媒体业界与新闻传播教育也呈现了良性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对于新闻传播教育而言，有利于拉近业界与学界的距离，有利于学界跟踪业界的发展，聚焦业界的热点问题，将学界的兴奋点与业界的焦点统一起来，为业界面临的难题提供解决方案，从而引领传播业界的发展方向，提升业界与学界的合作水平。
六是有助于更新教学内容，进占学术前沿。新闻传播院系与传播业界的合作，学界与业界兴奋点的契合，有利于学界掌握业界发展的最新动态，掌握学术发展的新方向，占领学术前沿，在此基础上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最新的成功经验，更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受到这种教育的学生，自然眼界开阔、基础扎实、思维活跃，得到业界的欢迎。
媒体业界与学界的密切合作不仅有助于学界的发展，又有助于提升新闻传播教育的水平，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质量，而且对业界本身也有莫大的助益。如果某项合作，只对一方有利，而合作的另一方只有付出没有收益，那么这种合作是无法持续下去的。站在媒体业界的立场，与新闻传播学界的合作，对业界自身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借助学界的智力资源，咨商媒体发展战略。在当今社会，信息传播对社会的渗透可谓无孔不入，对社会意识、民众生活、政治过程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同时，传播媒介作为一个日益扩张的文化产业，其经济实力及其改变社会的潜力也与日俱增。如何确定媒体未来的发展战略？怎样发挥媒体的建设性作用，实现媒体的社会功能?怎样才能保证其在与同行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要考虑这些战略课题，不仅需要实业家的商业天才和常人难及的直觉，更需要学者的理性思考。所以，在决定自己未来战略目标和具体策略时，媒体业界更需要外界的智力支持。而新闻传播院系的智力资源正是媒介取之不尽的宝库。与学界联手，意味着打开了智慧之门。
其次是合作打造适用的高级专门人才。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之中，人才是制胜的决定性因素。谁拥有一流的人才队伍，谁就拥有了决胜天下的资本。但是新闻传播院系提供的人才，在具体的规格上，是按照传播业界的最大公约数来制造的，他能够满足业界一般的普通需要，但未必能够满足某一媒体自身的特殊要求，而这种特殊要求往往是特色竞争不可或缺的。要拥有这样的特殊人才，必须与传播院系合作，向院系提出明确的要求、具体的规格，这样，新闻传播院系才能为媒体量身定制，满足其个性化的需求，变大规模生产为精细化生产。
其三是是解决业界的紧急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媒体业界的竞争已超越了国家的范围臻于全球的规模，空前激烈。加之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受众要求的多样化，新的困难、复杂的问题和挑战，会层出不穷。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和挑战。很显然，媒体这一努力也需要借助于学界的智慧。学者理性思考，及其作为局外人的冷静观察，完全有可能提出局中人难以想到的决策选项，促成问题的合理解决。所以，仰仗学界的智力支持，有利于保证媒体在市场中的主动地位。
其四是补充人力资源（实习生）。通过与新闻传播院系的合作，通过向新闻传播院系的学生提供专业实习基地，一方面可以满足传播院系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延伸专业人才培养链；另一方面，这些新闻传播专业的实习生，又可以成为媒体业界急需的劳动力资源。这些年轻的专业劳力虽然缺乏实践经验，但是他们富有专业知识，有理想，有热情，敢于创新，勇于牺牲。他们的到来，既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又可以激活媒体内部的由老人控制的一汪死水，打破陈旧格局，解放生产力。
其五是媒体业界在职员工的继续教育。新闻传播职业，富有强烈的挑战性。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社会环境的飞速变化，业界竞争的日趋激烈，媒体员工的工作适应将成为难题，要实现媒体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员工间推广继续教育，即在岗职业培训，以保证员工们能与时俱进。由于职能的局限，媒体自身很难周全地规划和实施对员工的继续教育，而这正是大学新闻传播院系的强项。依托传播院系，利用院系充沛的师资和其他学术资源，科学规划，认真落实对员工的培训，提高员工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不仅质量高，而且投入低，综合费效比远比媒体自身进行要好得多。
可见，通过与新闻传播院系的合作，媒体自身的收益并不比学校新闻传播院系少，这是一种典型的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媒体和业界彼此互通有无，密切协作，是媒体也是传播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它不仅提升了媒介产业的品质，也提高了新闻传播教育的水准。
二、新闻传播教育的产学合作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新闻传播教育的产学合作，不是产学双方出于一时冲动的偶然选择，而是势所必然。在市场化环境下，不论是媒介，还是传播院系，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单凭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它们必须不断地从社会、从环境中获取资源，以弥补自身的不足。而媒介和传播院系各有短长，在社会系统内完全能够彼此互补、相互协作。
从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进程而言，产学合作有一个从小到大、从幼稚到逐步成熟的过程。在媒体产业规模还不是很大，传播教育还处于幼年阶段时，产学合作处于比较低的层次，其空间局限于地区的范围。随着新闻传播教育和媒介产业的发展，国家的领土空间成了产学合作的基本平台。媒介和传播院系均可利用国家政策，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彼此合作，以延伸各自的生存空间。当全球化浪潮席卷大地，各国家都竞相融入全球体系时，传播事业的发展已进入到世界级的规模，其实力远非此前任何阶段所能比。全球一体化的背景，给新闻传播教育的产学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媒体企业和新闻传播院系不仅可以超越国家的政治地理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寻觅合作伙伴，而且其合作的力度也较此前大为加强。综观欧美各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轨迹，正好印证了这一总的趋势。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教育起步较晚，其媒体产业的发展也远未达到西方同业的水平。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新闻传播教育界产学合作的范围尚未超越本国的政治地理空间，基本上是在地区级或国家级的层面上进行的。同时，这种合作，大多呈现出自发性特征，缺乏整体的战略性的规划，缺乏整体的全局性合作。而以个体性的、零星的项目咨询，或单纯的实习基地建设、兼职教授为合作的主体。这种合作远远不能满足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需要，离业界的要求也有相当的距离，学界、业界都感受到了提升合作层次的强烈愿望。
怎样才能促进媒体业界和学界的相互合作，这是两者面临的共同课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媒介业界和传播教育界首先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并且考虑到对方的需要和相关政策的限制；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基于支持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传播教育的立场，采取有利于后者发展的具体政策。只有业界、学界和政府三者齐心，共同努力，新闻传播教育的产学合作才能提升到新的水平。
从新闻传播院系本身的实际情况来看，要解决产学合作的深层次问题，必须做好下面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树立新的办学理念，确立开门办学的方针。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新闻传播教育已成为一个开放性的社会事业，不是学校院系一家所能独立完成的。由于传播教育与新闻传播事业的高度关联，传播技术更新频率的加快，新闻传播教育的硬件投入远非一般文科教育所能比，加上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还须依赖业界提供的实习平台，学生的就业更是离不开业界，新闻传播院系实在是不能关起门来办学。新闻传播院系必须树立开门办学的理念，向社会主要是向业界敞开大门，吸纳社会资源，争取业界的物质和人力支持，为新闻传播人才的成长，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
其次，新闻传播院系在与业界合作时，必须牢记互利互惠的原则，致力于形成双赢的长效机制。新闻传播教育的产学合作，应该是双向的。如果新闻传播院系只想向对方索取，不想自己付出，这种合作不可能持久下去。事实上，新闻传播院系也有自己的优势，其智力资源就是业界最为缺乏的。如果业界和学界能够彼此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这种合作就能为双方带来实际利益。从近年来产学合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比较成功的经验是，业界付出物质资源，换取学界提供的金点子，而新闻传播院系主要付出的是智力资源，获得的却是自身发展急需的真金白银。虽然双方的付出和获取是不尽相同，但目的一致，那就是通过这种互利互惠的合作，为自身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新闻传播院系必须时刻注意，要想让对方能够持续地支持自己，自己也应该能够为对方提供些什么。
其三，以传统方式的合作为基础，同时致力于开辟产学合作的新领域。产学合作的传统方式，是媒体向新闻传播院系提供专业实习平台、为新闻传播院系提供业务师资、为传播专业学生提供正式工作岗位，或者向新闻传播院系提供物质支持（如设立奖学金、研究基金等），而传播院系则是为媒体发展提供战略咨询、承担媒体委托的研究课题、承担媒体员工的继续教育等。这些方式在过去被证明是非常富有成效的。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方式仍将是新闻传播教育产学合作的主体。在此基础上，新闻传播院系和媒体业界还要努力开辟新的合作领域，如媒体业界与院系联手，共同研究媒介格局变迁带来的影响，共同投资新的传播领域等，只有这样，新闻传播教育的产学合作才会与时俱进，攀上新的阶梯。
2006年,也就是Twitter诞生的那一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你”(YOU)列为年度人物。在数码文化方兴未艾的今天,那些曾经被称为受众的人们变身成为信息生产的积极参与者。正如Bradshaw(2007)所言,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从一个公众必须依赖专业媒体获取信息的社会,变成一个“人们可以自己获取并且生产信息的社会”。《时代周刊》预言,为数众多的用户生产内容平台,如YouTube、MySpace、Wikipedia以及Twitter,“不仅会改变世界,而且还会改变世界变化的方式”(Grossman, 2006)。迅速变迁的媒体环境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挑战。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四大转型趋势。这四大趋势概括起来就是:学科融合,媒体融合,科技创新和理解生态。在当前几近相同的技术环境里,这四个方面不仅是西方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课题,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重点思考的发展方向。今天,我想围绕这四大趋势,立足于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前沿,并结合浙江大学的探索,谈谈想法。
一、学科融合
先说个案例。最近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似乎被推向了风口浪尖。他们也许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被校方“关闭”的新闻传播学院。当然,校方并不主张用“关闭”这个词,他们用的是“重组”。该校高层表示,现有的学院太小,太孤立,太受约束,以至于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新闻教育,也无法使教师从事他们所希望的教学和研究。在重组期间,新闻教育仍然以课程的形式继续,不过必须是双主修,或主修其他专业加辅修新闻专业。请注意,是辅修新闻专业。面对学院教师、学生和校友的质疑,校方强调此举将是提升该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契机,未来可能建立一所融合信息、传播、媒体和技术等多种相关学科和资源的新学院,并可望成为美国最好的。
科罗拉多大学或许只是个案,它有许多内因,如原来学院的内部管理比较混乱等等。但这一个案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面临每天都在改变的媒介环境,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也需要改变。在这个媒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人人都是媒介的时代,新闻(Journalism)和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本身的概念受到挑战,需要大大拓展。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新闻教育仅仅依靠新闻学院是否足够?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被重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校方认为它没有很好地与其他学院合作,从而无法提供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因此,如何优化大学内部的所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成为新闻传播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议题。
这一目标有不同的实现途径。科罗拉多大学是比较极端的一种。目前,浙江大学2+2的本科教育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新生进校都按人文或社科两大类划分,前两年打通培养,主要是通识教育,没有具体专业。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从第三年开始,学生进入自己确定的专业院系学习。用校方的话说,就是一种“宽专交”(拓宽基础、专业培养、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就弥补了原有单一化专业教育的不足。当然这一模式在新闻传播专业也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大块的实习时间使得本来就被压缩的专业课程进一步压缩,导致学生感到在校受到的专业训练不足。进入专业较晚,也使学生难以找到专业感觉。头两年通识阶段选课太随性,有些课程感觉用处不大。总的来说,这种“宽专交”的培养理念是适合新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教育的,但具体模式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媒体融合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普尔教授提出。他认为,媒体融合就是传统上需要依靠多种媒介技术来提供的内容和服务被整合在一种媒介之上,而这种媒介通常就是数字网络媒介(Pool, 1983)。同样来自MIT的媒介融合研究专家、比较媒介研究专业的创始人杰金斯教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展开。他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三方面的整合:跨越多个媒介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介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介受众的主动信息获取行为(Jenkins,2006)。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融合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现象,而是包括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
媒体融合的大潮同样席卷中国。不论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三网融合进程,还是每个媒体内部争先恐后规划的全媒体蓝图,都体现了这一趋势。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则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的压力。从前,报社记者只会写文字稿就行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被要求在新闻现场同时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的形式通过微博等方式新闻。一些记者为新技术带来的新可能而欢欣鼓舞,还有一些记者则更多地感到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如埃里克?牛顿所言,“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Newton, 2010)”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
面对日趋融合的媒介环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传统新闻理论对于新闻现象的归纳和解释是否仍然准确?传统按媒体划分的采写编评课程是否还适应当前的融合新闻报道?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又该如何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高校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对现有课程进行修正的同时,增加一些新的课程。浙江大学也是如此。2011年上半年,浙大增设了《媒体融合》本科课程,我是主讲教师。在教师讲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融合新闻报道的前沿案例,最后独立完成一项融合新闻报道任务。同学们在学习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收获不少。但初次探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课时太少,未能与实验课结合,平
台不够完善等等。 三、科技创新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高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的多,做的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
要改变这种局面,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举两个例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刚刚建立了一个Reese Felts 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尝试是,建立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提到的科罗拉多大学,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名为“数字媒体实验厨房”(Digital Media Test Kitchen)的实验室,从新闻技术、技巧和商业模式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研究。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在这方面虽然整体上尚未起步,但也不乏开拓者。比如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于2008年建成媒体融合未来实验室,并与多家媒体和IT企业开展了多种合作,初显“媒体硅谷”之势。浙江大学最近也利用学校投入巨资升级传媒学院实验室的契机,重点建设新媒体实验室,由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组成。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旨在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
1 语言、文化、旅游之间的关系
语言即文化、文化即语言,脱离文化的语言教学不仅生涩,呆板,更重要的是不符合旅游英语教学的要求。
文化是旅游的魂,它关系到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更是一切旅游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旅游过程中的吃、住、行、游、购、娱若失去了文化的特色,那么旅游的魅力和吸引力将大打折扣。 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育有责任承担起弘扬和传承新疆本土文化尤其是旅游文化的使命,为新疆本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为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
2 旅游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现状及其原因
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2010)一文论述了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中新疆本土旅游文化导入的现状,然而新疆国际旅游对旅游英语专业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以及旅游英语教学如何应对国际旅游发展的研究和探讨并不多。为此,本文对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现状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
2.1 旅游英语“教” 之现状
本文以塔里木大学旅游英语教学为例,针对其教学过程中教材使用和教师授课情况进行了调查:目前主要以唐飞和陈丽主编的《旅游英语》教材为主,同时以杨忠桥和李欣等编著的《新疆旅游导游辞》为辅助教材,但是这两本教材对新疆旅游文化涉及很少。
其次,就授课情况讲,大多老师的英语水平毋庸置疑,但是在讲授的过程中始终摆脱不了以词汇,句型和翻译为主的语言授课模式,对英语文化和新疆旅游文化的讲解并不系统,造成学生对英语文化和新疆本土文化的学习仍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
同时,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一文对新疆高校包括新疆大学旅游学院、新疆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新疆农业大学旅游学院、新疆财经大学旅游学院等七所高校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各大高校普遍使用的《英语导游教程(第二版)》和《导游英语情景口语》中有关新疆景点,文化和旅游的文字介绍甚为廖廖,试想这样的教材如何能满足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育的要求,新疆旅游文化传承和对外传播又将何去何从？
2.2 旅游英语“学”之现状
本文以塔里木大学旅游英语教育为例, 对现有56名学生的学习态度、方法及其学习效果等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发放总数为56份,收回50份,回收率达98以上。
据此次调查结果显示,首先就学生在学习旅游英语过程中涉及新疆旅游景点内容的多少来讲,持“少”与“极少” 观点的人数总计34,占总人数比重的68%,这表明现有的旅游英语教材中涉及新疆旅游景点内容并不多,与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的调查结果一致,从而证明了目前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新疆旅游文化不足。
其次,就平时阅读旅游书籍和资料时,是否注重新疆旅游资料内容的学习,持“多”的人数总计32,占总人数比重的64%;这表明大部分学生对新疆旅游文化的学习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同时,就是否增加新疆旅游景点和文化以及是否增加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等问题进行统计,持“应该”态度的占多数,这表明学生对英语文化,特别是新疆文化导入的期待超过了对内地景点的支持,也表明了学生对新疆文化和英语文化的重视。
就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的调查结果看,持“满意”态度的学生比重为100%,但这并不能表明旅游英语教师的教学模式在提高课堂学习效果的方面作用显著。
除此之外,就学生在旅游英语课堂上的学习效果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来看,持“一般”观点的学生占多数,这说明学生虽对旅游英语教师的教学模式持肯定的态度,但是旅游英语课堂的教学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一、引入
信息时代，全民族都要提高媒介素养，从而让我们的大众都成为能积极地善用媒体、制作媒体产品、对无所不在的媒介信息有主体意志和独立思考的优质公民。媒体已经构成大学生生活的重要环境，媒体的进步也是人类的进步。媒介对大学生的影响有好也有坏，大学生成长需要优秀的精神食粮，关键是如何发挥媒介在大学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实现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途径或措施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对全社会公众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提出借鉴和思考。〔1〕〔2〕
二、媒介素养的简介
（一）媒介素养概述
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3〕
媒介素养不仅包括接受媒介产品的能力，而且包括用独立的批判的眼光看传播媒介的内容和建设性地利用媒介的能力；媒介素养不仅是使用媒介的需要，还应该是一个现代社会公民素质的一部分.
事实上学者们对媒介素养的理解与界定往往少补了对信息的涉及，甚至有学者将媒介素养划分为微观与宏观层面，而微观层面直接取名为“媒介信息素养”，并分析了其内容。更有学者从教育视角深刻地解析了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关系，从概念的起源层面，内涵的变迁过程、培养的实施方式的三方面对两者的差异进行了详细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明确阐述了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相互融合之趋势是明显的，并提出以教育技术为支点构建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融合之桥梁。正如学者冯延群所言：“媒介素养倾向于一种综合的文化素养，而信息素养则是一种知识管理策略。”〔4〕
（二）媒介素养”的发展现状
传统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与社会文化、传播科技与媒介形态关系紧密，并且反映出人们文化观念、传播模式与媒介观念的转变，社会文化与科技技术推动着传播媒介的发展。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的到来创造了全新的文化形态，网络多媒体与计算机技术则提供了崭新的传播方式，然而当人们体验数字化生存的同时，其媒介素养是必不可少的，它对当代公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对传统媒介素养的丰富和发展。不论是研究新媒介素养的理论，还是时间新媒介素养的教育，或是测评公众新媒介素养的水平，都必须建立在对当代新媒介素养的内涵发展，并构建新媒介素养的内涵体系，是当代传播与媒介研究的基础与核心工作。
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高校中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数新闻院校比较早且有计划地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但多是以选修课形式开设的，如2004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传播信息技术学院首开《媒介素养专业》公选课，同年10月，复旦大学媒介素养小组创建并开通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媒介素养专业网站（.cn）。近几年，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一些高校也开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选修课程。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中国传媒火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出版了儿本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专著和教材，如张开的《媒介素养概论》，蔡帼芬等主编的《媒介素养》，陈先元的《大众传媒素养论》，邱沛篁等主编的《媒介素质教育论集》等。同时一些新闻传播期刊和网站也登山了大量的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高校硕、博研究生中也出现了有关专业论文，这都标志着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水平在逐步的深入和提高。可喜的是，2002年中国传媒大学正式成立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 2006年6月，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另外还有大量相关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个案研究出现，如调查发现，上海学生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获取利用信息还不够积极主动，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内容制作的人数比例较低等方面存在着媒介素养的缺陷等。总之，社会各界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媒介素养教育各种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发展。〔5〕〔6〕
（三）“媒介素养”引发的教育思考〔7〕
1、媒介素养的现实性
现代大学生这个庞大的群体是新兴媒体的主要接触和使用者。在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未完全定型的时期，可能会受到媒体的某些误导，可能会影响到其价值、行为判断的偏颇。某大学生创作并演唱的FLASH作品《大学自习室》在高校中几乎有口皆碑，但其中展示的某些大学生形象却令人担忧；以身体组成电子邮件符号“@”，此行为艺术在社会各界也是褒贬不一现代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人的发展也越来越个性化，这些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体现尤为明显，但是如果不加以正确的认识、分析和判断等系列媒介认知教育，可能会对其媒介素养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影响。
2、媒介素养的可能性
对媒介素养教育有着重要影响的传媒认知能力的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互联网吸引了整个青年群体，而大学生又是这个群体的主力军，可以利用手机、QQ空间、博客等传播着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媒介观念与媒介素养，可能会对社会起着负面影响，对青年群体的社会认知和媒介认知起着消极作用。
3、媒介素养的必要性
大学生群体容易被新的技术、新的潮流所吸引，对于互联网上新鲜的东西有着无限的好奇和求知探索，而目前我国高校设置课程体系如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广告学等学科体系均已成熟，加上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课程的支撑，它们能为善于探索求知的学生群体提供媒介素养教育的坚实专业知识基础。
（四）“媒介素养”的培养途径
1、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8〕：目前《媒介素养概论》、《媒介素养》等专门教材已经出现，加上传媒教育课程列：广播电视学、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等学科体系的诸多课程，已基本可形成独立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专业教材、专业论文和专业教学、研究人员的出现使该课程体系的开设成为可能。
2、学生参与传媒实践能力的提高〔9〕〔10〕：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世界对于青少年是具有强大诱惑力的，在媒介素养教育理论课程的基础上，要注重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更多地给青少年创造参加传媒实践的机会。他们每天都在网上体验着信息时代的传播乐趣，但也因为意识上的薄弱和缺乏把理论知识用于实际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