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3 10:01:22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教育系论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学,它是这个国家国民生存、生活、思维方式的抽象与概括,是该国家国民智慧的结晶。作为华夏子孙,研究国学、提倡国学,是责无旁贷的事。而要普及国学,就必须振兴发展国学教育。今天,“国学热”渐起,让人们开始关注国学的同时,却也暴露了许多巫待解决的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以保证我国国学教育的持续发展,我认为,应当让今天的国学教育系统化,尤其要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得到落实加强[1]。
1、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落实加强国学教育的必要性
中小学阶段历时长,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学生从6、7岁娃娃长成一个个健壮的青少年。所以说,中小学阶段是学生身体发育、接受知识教育、性格养成、人格塑造的重要阶段。“性格决定命运”,说明这个阶段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学生个体一生的发展,是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而国学教育可以很好地引导他们了解并热爱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古代圣贤的先进思想,并受之熏陶,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培养良好品格,以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中国师范教育基本是公立的，是国家政策的产物。因而，师范教育的成败系于政策一身，政策是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关键。
一、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及师范教育的世纪走向
中国基础教育规模巨大，学生近三亿，教师逾千万。走向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称“三大乐曲大协奏”：即从上学型转向普及型，从普及型转向精英人才型，从少数英才模式转向普及型英才模式。现在，三种转型同时存在，而且不同模式在相当长时间内交叉作用着，这就促使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呈现新的走向。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复合因素的作用，如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人员的多样化流动，师范教育也相应进行了多种改革尝试。1998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终于从政策上确认允许综合性大学培养教师，中国师范教育自建国以来建立起来的单一定向型体系被打破，呈现出新的走向：
第一，由单一的师范院校定向培养转向多类型院校培养，从正规院校培养转向学校培养与社会培训相结合，从学校培养转向正规培养与国家认证相结合；
第二，从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分别实施到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再到职前培养与职后培养一体化。
这两种变革使师范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前者使师范教育体制走向多元化，在体现国家对资格的要求的前提下，强化培养形式的开放与汇集多样的优秀人才；后者使师范教育职能趋于一体化，使教师教育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国家则能集中财力和人力建设重点师范教育培训中心，从而较好地提高教师培训水平。多元化体制有利于吸取各方面力量办好师范教育，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而职能的一体化则有利于重点投资，并强化培训职能，提高师范教育水平，适应普及型英才教育对高水平的师资需要。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转变师范院校只管职前教育，对在职教师现状不能或过少参与的状况，以及解决教育学院仅服务于教师在职进修，学科建设水准过低，教师教育后续力量不足等问题。
二、当前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政策问题
中国师范教育早期学习日本模式，以定向培养为主，尔后学习美国模式，注重多元的一体化模式，即多种院校培养师资，但坚持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一体化进行，不设专门的在职教师进修机构。建国后，我国向苏联学习，建立起定向型双轨制的师范教育体系，即由专门师范教育机构定向培养教师，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双轨并行、互不相通。
1.封闭的定向型培养模式的政策问题
50年来，定向型双轨制师范教育受到政策的重大影响。一方面，这种体制保证了师资培养能按一定规格、一定计划进行，即使在教师职业不受重视，很少人愿为人师的特殊情况下，也能通过定向的培养和封闭的管理体制保证相应的培养计划得以实施；而且定向培养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师范教育，毕业生对教师工作较熟悉，易于适应中小学的教育工作。但另一方面，定向的师范教育却由于生源单一，特别是在教师工作不受重视的时期，报读师范专业的生源既少又差，师范教育水平由此也大受影响。政策性的保护造成的封闭又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发展性问题。这种政策以计划性、稳定性、保护性为出发点，在强制执行按计划培养教师情况下，特别是以所谓保持师范教育和教师队伍稳定性的旗号为由，通过提供相应的助学金，来框定教师从业不得改行，致使师范教育趋于单一性，只是为了培养教师，其余学术研究活动都被列为次要或辅，长久以往，导致师范教育机构的学术水准日益降低，师范性越强的机构，科研水准也相应越低。最典型的是当数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机构。
2.错位的双轨制政策问题
师范教育双轨制是中国50年来最大的特点之一。半个世纪来，中国建立起完整的普通师范教育体系，即中等、专科、本科三级体系。1995年中国高等师范院校236所，其中专科76所，全部在校生由1980年的33.8万人增加到58.3万人；中等师范学校897所，在校生由1980年的48.2万人增加到84.8万人，从1980年到1997年已培养的新教师649万人。1997年教师培训系列的教育学院242所，在校学员21.4万人，教师进修学校2142所，在校学员51.6万人，从1980年到1997年已培训在职中小学教师482万人。现在40所高等师范学院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点700余个；14所高等师范院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点120余个。但是这种不关连的双轨制，有明显的错位特征。对教师教育发展来说，职前培训只是为从事教师生涯打下一个系统的基础，对教师的整个人生生涯具有重要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还应继续学习更新更高水平的东西。因此，教师继续教育必须是在比原先职前培训机构更高的水平上开展的高级教育。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各级教师的职后培训机构基本上都缺乏必要的学科建设，既无学位授权点，也缺乏较为完备的学术门类和学术梯队，教育和教学水准与正规职前教育机构有重大差别，甚至出现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士要到小学从事教学工作，那就必须到区级进修学校听某师范学校毕业的同龄人授课之怪事。这种错位的政策，给中国教师教育带来了许多困惑和问题。在教育部门的许多文件中，只是给教育学院下达培训指标，而对这些机构的师资却很少有明确的要求。南方某省级教育学院，至2000底教育系还没有一名博士学位获得者，获得硕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也很低，连学士学位授权点也没有。而同一省的省级师范大学教育口（含心理学）已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一个一级学科授权点，另有两个博士授权点，10个硕士授权点，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超过教师总数的2/3。但是教师继续教育、中小学校长上岗培训等都因政策规定由教育学院实施。
这种双轨制政策的早期基本设想是，教师在大学本科已经把知识学好了，教育学院只须为他们传授一些临时的补充知识和技能。这也是苏联30年代双轨制模式出笼时的基本思路。这种设想带着某种想当然的成份，有很强的计划经济倾向，更本质的是，政策基础是建立在农业经济时代，知识进化缓慢的情况之下。随着社会发展，这种早存在问题的教师教育政策，更加严重地阻碍着教师教育的进步，影响到中小学办学水平提高。新世纪的到来，不仅知识更新加快，新知识层出不穷，一个本科生在校期间只是学习一般的基础性知识，大量的高水平的知识，尤其是新知识主要在工作中、在继续教育中学习和获得，继续教育已从补充性教育转变为本科教育的继续和提升。随着80年代来的变革，一个计算机专业本科学的知识寿命只有一年，现在中小学的一般知识和教育科学知识在5年间也被更新过半。只有提高继续教育水平，才能真正满足和提高教师教育水平。因此，中国师范教育政策应当有重大调整。
三、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政策定位
中国师范教育未来的政策走向应当是有利于网罗各方英才，建立起一支素质高、专业性强的教师队伍，使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1.建构开放多元型一体化的教师教育体系
80年代来，教师管理逐步走出封闭模式，一是教师来源多元化，吸收自学考试毕业生及其他院校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二是教师可以流向其他行业。政策实施的进程是缓慢的，但对师范教育发展起了重大影响，以往担心教师的转行会引起人才流失而不可收拾，但事实是流动使教师队伍活了起来，不仅人没有跑光，相反流动起了筛选、重组和聚汇人才的作用。实践证明，运用市场机制，推行开放、多元的教师教育体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要点。1998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允许综合大学建立教育学院，培养师资，这是使教师教育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转变。第二个政策定位是必须把正规培养和多样化提高结合起来，推行一套以正规培养为主，国家考证相结合的新体系，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选教师。在实施这个政策时，国家管治下的正规教师教育始终是主流，在发展和提高师范院校（包括综合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水平的同时，允许并支持许多杰出人才进入教师行列，才能使教师队伍水平得到提高。
一体化政策定位的一个涵义是强调国家对师范教育的管治。无论办学形式如何多样，体制如何多元，世界师范教育仍然是在加强国家一体化管治，把教师作为国家的代表来教育年轻一代，传播知识。许多迹象表明，尽管教育越来越自由，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国家不仅不放松，反而比以往更加严格，非常强调师范教育的质量要求。
一体化政策定位的第二个涵义是强调师范教育的职前与职后教育的一体化。从目前的课程一体化转变为机构一体化，即从强调师范院校教育要与教师今后发展相联系，到把师范院校与教育学院（校）的机构一体化，纳入共同建设和学科发展体系，这样师范院校职前教育就能真正成为今后发展的基础，使职前与职后培训、见习以及在职提高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变阶段性师范教育为终身的教师教育。双轨合并一体，可以使双方都获得新的职能，一方面使师范院校实现职能的全面转变，建构更加完整的师资培养体系，另一方面教育学院（校）得到本质的转型，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对部分县市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学校则采用分校方式，以增加正规师范院校的专业辐射力。今后所有的师资培训都在这一机构框架之下进行。
2.推动师资培养模式和教师专业形象转型
中国师范教育的再一政策定位是根据新世纪教育发展特征，设计新型的教师专业形象和师资培训模式。第一，师范教育要与信息化社会发展相适应。随着科技发展，教师专业性和技术含量得到加强，这是世界发展大潮流。因此，政策上要倡导和鼓励进行教师专业技术考核，例如，可以界定出传授知识的专业技术，教学教育专业技术，运用新信息手段的专业技术等方面的技术评定等级，实现教师专业培训中教育思想、专业知识与教育技术上的结合，使教师同医生等职业一样，必须经过严格专业训练方可为人师，彻底改变“孩子王”的形象。第二，教师培训模式应当吸收更多的技术内容，对教师进行更加专业的技术培训。教师除完成一般大学的专业培训之外，还应当进行一、二年不等的教师教育专业深造，这是国际发展的重要趋势。修习一年课程者可获教师文凭，给予教师资格；二年课程合格者可获教育硕士，在竞争上岗之下可以获得更好的薪酬；三年课程合格并撰写出论文者可获学术硕士学位；等等。第三，大力倡导未来教师专业目标。法国教育家J.维尔吸收了布鲁姆和G.德朗希尔教授的观点，提出教师发展的10项目标，来界定教师的职业内涵：认识学校的环境与学校的根本功能；认识学校的教育职能；具备传授教育教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的能力；认识教育对象；认识教育教学环境；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变化能力；培养探索能力；培养创造能力。
3.大力提高师范教育水平
中国师范教育又一政策定位应当是根据国家不同地区的情况，通过不同形式来提高师范教育水平。第一，从根本上提升师范院校办学水平，逐步从旧三级向新三级转化，即在近期内取消中师层次，建立以专科、本科和教育硕士三个层次的中小学教师培养架构；未来目标是取消专科层次，建立以本科及本科+1年专业学习的教育文凭学位和本科+2年的教育硕士及本科+3年的专业硕士的新的中小学师资培养架构。这样，小学及幼儿教师在专门本科学院培养，初中及高中主要是从第二、三、四个层次中吸收，当然也不排除让高层次人才进入中学或小学工作。取消中师层次后，部分边远地区的中师可以作为分校接受高一级学校的学术指导。第二，建立专门的以培养幼儿及小学教师的专业院校，强化综合性的培养特色，既体现小学及幼儿教师特点，又利于提高教育水平。同时也应建构硕士及博士学位的教育层次。第三，强化教师的专业水平，特别应大力吸取国际师资培养经验，建立教师考级制度。这种考级制度不同于目前的评职称，而是在对教师进行新一轮培训或完成某种教育教学实践上的重要项目之后，进行的国家性考级，强调教学水平和理论水平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使教师从区县级到省市级再到国家级逐步发展，有利于教师有层次的深入发展，避免目前评职称带来的大锅饭现象，从而造就一批大师级的教师。第四，建立新的师范教育机构评估制度。鼓励教师培训机构整体提高自身素质，有层次地发展，适应时代对师资提出的新要求，使中国教师教育成为最优秀的教育系列。
【参考文献】
[1]马立.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讲.香港教育学院.1999.
人类步入21世纪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的绝对数量不断呈几何级数增长，传统的一次性学校学习已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正在导致一场新的学习革命——终身学习。
一、终身学习理念的意义和内涵
终身学习是一种超越国界、意识形态、社会形态和种族等范畴的学习理念，这种学习理念的提出具有客观必然性。首先，终身学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知识。在知识经济时代，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知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本知识和现存知识，而是不断创新的知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依赖于人们持续不断地扩充其知识和才能。其次，终身学习是个人生存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需要。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对人们的就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人们已不可能一生只具有一种专业知识和职业技术，我们必须不间断地学习，才能适应从事某一工作岗位或转岗、再就业的要求，学习从未像今天这样与个人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同时。由于物质生活的改善和休闲时间的增加，人们渴望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以完善自身，提高生活质量。实现人生的价值。
终身教育的概念首先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局前局长保罗·郎格郎(PadLengrand)提出来的。他于196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第三届促进成人教育国际委员会”的会议上作了题为“educationpermanent”的学术报告(后改译为“lifelongeducation”即终身教育)，并于1970年出版了《终身教育引论》一书，主张“教育应该贯穿人的一生各个阶段，要为每个社会成员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提供学习机会”。自此以后。许多教育组织、教育机构、教育学者对终身教育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随着这一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只强调终身教育是不全面的。教育是把人作为对象，自上而下施加于人，这与个人主动要求参与学习并不完全一致。“教育已不再是从外部强加在学习者身上的东西，也不是强加在别人身上的东西。教育必然是从学习者本人出发的。”因而，终身学习的概念更能体现学习者自身的进取和努力。
关于终身学习的定义，最具权威的当推由欧洲终身学习促进会提出的，并被“首届世界终身学习会议”采纳的定义：“终身学习是通过—个不断的支持过程来发挥人类的潜能，它激励并使人们有权力去获得他们终生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价值、技能与理解，并在任何任务、情况和环境中有信心、有创造性和愉快地应用它们。”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五层涵义：(1)终身学习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它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从而为人类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2)终身学习不仅纵向地贯穿人的一生，而且横向地贯穿于学习的各个层面、各个空间，人类必须时时学习、事事学习、处处学习，它不仅拓展了学习时间，也大大拓展了学习内容和学习空间。(3)学习者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学习者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随着他的成熟程度提高，允许他有越来越大的自由：由他自己决定他要学习什么。他要如何学习以及在什么地方学习与受训。”(4)终身学习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无论年龄、性别、职业、地域的差异，人们均可享有学习的权利。(5)终身学习需要有—个支持过程和一个支持系统，终身教育便是终身学习的支持系统。同时，终身学习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或学习概念，而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它要求社会建立完善的终身学习体系和机制，以解决社会成员“学什么”和“怎样学”的问题。
二、终身学习理念对世界各图教育的影响
终身学习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正在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演化成世界性教育改革的指导原则和发展目标。日本是终身学习研究和实践开展得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在文部省设立了终身学习局。并于1990年通过了《终身学习振兴法》，文部省设立终身学习审议会，通产省设立终身学习振兴室；法国于1972年通过了《终身教育法》；美国于1976年通过了《终身学习法》；英国、瑞典、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也力图适应终身学习思潮的全球化趋势，调整国家的教育政策。不仅如此，美国、日本、英国、新加坡以及北欧的许多国家都根据本国的国情。创建了具有不同模式、不同特色的社区教育。
终身学习理念也引发了中国教育的一系列变革。并逐步成为中国制定教育改革和发展政策的主导思想和指导原则。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成人教育是传统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法律形式规定国家要“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1998年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到“到2010年在全国基本建立起终身学习体系”；1999年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明确要“逐步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指出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继续强调要“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三、终身学习理念影响下的三种教育方式的划分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世界各国政府不仅在其制定的一系列教育政策和教育法规以及所作的教育报告中把终身学习的理念放在突出的位置，终身学习的实践也广泛地开展起来，许多国家创建了社区教育，如美国的社区学院、日本的公民馆、北欧的民众学校、新加坡的社区中心等。因此，除了传统的学校教育以外，还应利用各种沟通信息和教育媒体，如网络、电视、多媒体、图书馆和报纸等，大力支持发展社区教育，广泛开展各种培训。这些多种多样的教育途径可概括为三种不同的教育方式：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不正规教育，有人称之为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非正式教育，指称的内容大致相同。第一次提出这种划分的是菲利普·库姆斯(P·H·Coombs)，1968年，他在《世界教育危机：系统分析》一文中。根据教育的职能和形式的不同，把教育划分为formaleducation(正规教育)、non-formaleducation(非正规教育)、informaleduca-tion(不正规教育)。1973年，他在《农村儿童与青年通向学习的新途径》一书中对教育活动作了同样的划分三种教育方式具有其各自的内涵。正规教育是指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固定机构与场所、有专职教学人员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思想品德的训练和培养的教育，一般指学校教育。正规教育除了普通的大、中、小学校教育外，还包括全日制的专业和技术培训、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正规教育具有普遍性、连续性、标准化、制度化等特点，在现代社会，它已成为个体社会化所必须首先完成的活动，其年限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逐渐延长。正规教育的质量是影响个体终身学习最关键的因素，“没有什么可以代替正规教育系统，在该系统中，每个人初步学习各种形式的知识科学。”然而，在人的一生中，学校教育是短暂而有限的，只传授知识的极少部分，不能满足人一生对知识的需求，非正规教育正是针对学校教育的受挫而被提出来的。非正规教育是一种非学历教育。是指在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和各种教育影响下，个体从家庭、邻里、工作娱乐场所、图书馆、大众宣传媒介等方面获取知识、技能、思想、信仰和道德修养的过程。非正规教育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非制度性和适应性；(2)多样性和灵活性；(3)简易性和节约性。菲利普·库姆斯认为，非正规教育“当被看准时。具有很大的潜力，并给个人和国家的发展以很快和很大的贡献。”第三种教育方式是不正规教育，这是指环境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正规教育是一个无组织的教育过程，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而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或与别人的接触，如在家庭、同伴、工作、团体中，获得知识、技能，形成对事物的一定看法和态度。不正规教育具有随机性、自发性和广泛性。在这个教育过程中，学习是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的。学习者几乎意识不到他们正在从事新的价值和技能的综合学习。
实际上，在正规、非正规、不正规教育之间难以划分出明显的界线。有些活动固然可以归属于单独的一类，但许多活动却有着两种或全部的特点。
中国师范教育基本是公立的，是国家政策的产物。因而，师范教育的成败系于政策一身，政策是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关键。
一、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及师范教育的世纪走向
中国基础教育规模巨大，学生近三亿，教师逾千万。走向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称“三大乐曲大协奏”：即从上学型转向普及型，从普及型转向精英人才型，从少数英才模式转向普及型英才模式。现在，三种转型同时存在，而且不同模式在相当长时间内交叉作用着，这就促使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呈现新的走向。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复合因素的作用，如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人员的多样化流动，师范教育也相应进行了多种改革尝试。1998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终于从政策上确认允许综合性大学培养教师，中国师范教育自建国以来建立起来的单一定向型体系被打破，呈现出新的走向：
第一，由单一的师范院校定向培养转向多类型院校培养，从正规院校培养转向学校培养与社会培训相结合，从学校培养转向正规培养与国家认证相结合；
第二，从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分别实施到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再到职前培养与职后培养一体化。
这两种变革使师范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前者使师范教育体制走向多元化，在体现国家对资格的要求的前提下，强化培养形式的开放与汇集多样的优秀人才；后者使师范教育职能趋于一体化，使教师教育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国家则能集中财力和人力建设重点师范教育培训中心，从而较好地提高教师培训水平。多元化体制有利于吸取各方面力量办好师范教育，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而职能的一体化则有利于重点投资，并强化培训职能，提高师范教育水平，适应普及型英才教育对高水平的师资需要。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转变师范院校只管职前教育，对在职教师现状不能或过少参与的状况，以及解决教育学院仅服务于教师在职进修，学科建设水准过低，教师教育后续力量不足等问题。
二、当前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政策问题
中国师范教育早期学习日本模式，以定向培养为主，尔后学习美国模式，注重多元的一体化模式，即多种院校培养师资，但坚持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一体化进行，不设专门的在职教师进修机构。建国后，我国向苏联学习，建立起定向型双轨制的师范教育体系，即由专门师范教育机构定向培养教师，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双轨并行、互不相通。
1.封闭的定向型培养模式的政策问题
50年来，定向型双轨制师范教育受到政策的重大影响。一方面，这种体制保证了师资培养能按一定规格、一定计划进行，即使在教师职业不受重视，很少人愿为人师的特殊情况下，也能通过定向的培养和封闭的管理体制保证相应的培养计划得以实施；而且定向培养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师范教育，毕业生对教师工作较熟悉，易于适应中小学的教育工作。但另一方面，定向的师范教育却由于生源单一，特别是在教师工作不受重视的时期，报读师范专业的生源既少又差，师范教育水平由此也大受影响。政策性的保护造成的封闭又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发展性问题。这种政策以计划性、稳定性、保护性为出发点，在强制执行按计划培养教师情况下，特别是以所谓保持师范教育和教师队伍稳定性的旗号为由，通过提供相应的助学金，来框定教师从业不得改行，致使师范教育趋于单一性，只是为了培养教师，其余学术研究活动都被列为次要或辅，长久以往，导致师范教育机构的学术水准日益降低，师范性越强的机构，科研水准也相应越低。最典型的是当数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机构。
2.错位的双轨制政策问题
师范教育双轨制是中国50年来最大的特点之一。半个世纪来，中国建立起完整的普通师范教育体系，即中等、专科、本科三级体系。1995年中国高等师范院校236所，其中专科76所，全部在校生由1980年的33.8万人增加到58.3万人；中等师范学校897所，在校生由1980年的48.2万人增加到84.8万人，从1980年到1997年已培养的新教师649万人。1997年教师培训系列的教育学院242所，在校学员21.4万人，教师进修学校2142所，在校学员51.6万人，从1980年到1997年已培训在职中小学教师482万人。现在40所高等师范学院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点700余个；14所高等师范院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点120余个。但是这种不关连的双轨制，有明显的错位特征。对教师教育发展来说，职前培训只是为从事教师生涯打下一个系统的基础，对教师的整个人生生涯具有重要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还应继续学习更新更高水平的东西。因此，教师继续教育必须是在比原先职前培训机构更高的水平上开展的高级教育。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各级教师的职后培训机构基本上都缺乏必要的学科建设，既无学位授权点，也缺乏较为完备的学术门类和学术梯队，教育和教学水准与正规职前教育机构有重大差别，甚至出现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士要到小学从事教学工作，那就必须到区级进修学校听某师范学校毕业的同龄人授课之怪事。这种错位的政策，给中国教师教育带来了许多困惑和问题。在教育部门的许多文件中，只是给教育学院下达培训指标，而对这些机构的师资却很少有明确的要求。南方某省级教育学院，至2000底教育系还没有一名博士学位获得者，获得硕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也很低，连学士学位授权点也没有。而同一省的省级师范大学教育口（含心理学）已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一个一级学科授权点，另有两个博士授权点，10个硕士授权点，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超过教师总数的2/3。但是教师继续教育、中小学校长上岗培训等都因政策规定由教育学院实施。
这种双轨制政策的早期基本设想是，教师在大学本科已经把知识学好了，教育学院只须为他们传授一些临时的补充知识和技能。这也是苏联30年代双轨制模式出笼时的基本思路。这种设想带着某种想当然的成份，有很强的计划经济倾向，更本质的是，政策基础是建立在农业经济时代，知识进化缓慢的情况之下。随着社会发展，这种早存在问题的教师教育政策，更加严重地阻碍着教师教育的进步，影响到中小学办学水平提高。新世纪的到来，不仅知识更新加快，新知识层出不穷，一个本科生在校期间只是学习一般的基础性知识，大量的高水平的知识，尤其是新知识主要在工作中、在继续教育中学习和获得，继续教育已从补充性教育转变为本科教育的继续和提升。随着80年代来的变革，一个计算机专业本科学的知识寿命只有一年，现在中小学的一般知识和教育科学知识在5年间也被更新过半。只有提高继续教育水平，才能真正满足和提高教师教育水平。因此，中国师范教育政策应当有重大调整。
三、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政策定位
中国师范教育未来的政策走向应当是有利于网罗各方英才，建立起一支素质高、专业性强的教师队伍，使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1.建构开放多元型一体化的教师教育体系
80年代来，教师管理逐步走出封闭模式，一是教师来源多元化，吸收自学考试毕业生及其他院校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二是教师可以流向其他行业。政策实施的进程是缓慢的，但对师范教育发展起了重大影响，以往担心教师的转行会引起人才流失而不可收拾，但事实是流动使教师队伍活了起来，不仅人没有跑光，相反流动起了筛选、重组和聚汇人才的作用。实践证明，运用市场机制，推行开放、多元的教师教育体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要点。1998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允许综合大学建立教育学院，培养师资，这是使教师教育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转变。第二个政策定位是必须把正规培养和多样化提高结合起来，推行一套以正规培养为主，国家考证相结合的新体系，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选教师。在实施这个政策时，国家管治下的正规教师教育始终是主流，在发展和提高师范院校（包括综合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水平的同时，允许并支持许多杰出人才进入教师行列，才能使教师队伍水平得到提高。
一体化政策定位的一个涵义是强调国家对师范教育的管治。无论办学形式如何多样，体制如何多元，世界师范教育仍然是在加强国家一体化管治，把教师作为国家的代表来教育年轻一代，传播知识。许多迹象表明，尽管教育越来越自由，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国家不仅不放松，反而比以往更加严格，非常强调师范教育的质量要求。
一体化政策定位的第二个涵义是强调师范教育的职前与职后教育的一体化。从目前的课程一体化转变为机构一体化，即从强调师范院校教育要与教师今后发展相联系，到把师范院校与教育学院（校）的机构一体化，纳入共同建设和学科发展体系，这样师范院校职前教育就能真正成为今后发展的基础，使职前与职后培训、见习以及在职提高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变阶段性师范教育为终身的教师教育。双轨合并一体，可以使双方都获得新的职能，一方面使师范院校实现职能的全面转变，建构更加完整的师资培养体系，另一方面教育学院（校）得到本质的转型，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对部分县市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学校则采用分校方式，以增加正规师范院校的专业辐射力。今后所有的师资培训都在这一机构框架之下进行。
2.推动师资培养模式和教师专业形象转型
中国师范教育的再一政策定位是根据新世纪教育发展特征，设计新型的教师专业形象和师资培训模式。第一，师范教育要与信息化社会发展相适应。随着科技发展，教师专业性和技术含量得到加强，这是世界发展大潮流。因此，政策上要倡导和鼓励进行教师专业技术考核，例如，可以界定出传授知识的专业技术，教学教育专业技术，运用新信息手段的专业技术等方面的技术评定等级，实现教师专业培训中教育思想、专业知识与教育技术上的结合，使教师同医生等职业一样，必须经过严格专业训练方可为人师，彻底改变“孩子王”的形象。第二，教师培训模式应当吸收更多的技术内容，对教师进行更加专业的技术培训。教师除完成一般大学的专业培训之外，还应当进行一、二年不等的教师教育专业深造，这是国际发展的重要趋势。修习一年课程者可获教师文凭，给予教师资格；二年课程合格者可获教育硕士，在竞争上岗之下可以获得更好的薪酬；三年课程合格并撰写出论文者可获学术硕士学位；等等。第三，大力倡导未来教师专业目标。法国教育家J.维尔吸收了布鲁姆和G.德朗希尔教授的观点，提出教师发展的10项目标，来界定教师的职业内涵：认识学校的环境与学校的根本功能；认识学校的教育职能；具备传授教育教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的能力；认识教育对象；认识教育教学环境；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变化能力；培养探索能力；培养创造能力。
3.大力提高师范教育水平
中国师范教育又一政策定位应当是根据国家不同地区的情况，通过不同形式来提高师范教育水平。第一，从根本上提升师范院校办学水平，逐步从旧三级向新三级转化，即在近期内取消中师层次，建立以专科、本科和教育硕士三个层次的中小学教师培养架构；未来目标是取消专科层次，建立以本科及本科+1年专业学习的教育文凭学位和本科+2年的教育硕士及本科+3年的专业硕士的新的中小学师资培养架构。这样，小学及幼儿教师在专门本科学院培养，初中及高中主要是从第二、三、四个层次中吸收，当然也不排除让高层次人才进入中学或小学工作。取消中师层次后，部分边远地区的中师可以作为分校接受高一级学校的学术指导。第二，建立专门的以培养幼儿及小学教师的专业院校，强化综合性的培养特色，既体现小学及幼儿教师特点，又利于提高教育水平。同时也应建构硕士及博士学位的教育层次。第三，强化教师的专业水平，特别应大力吸取国际师资培养经验，建立教师考级制度。这种考级制度不同于目前的评职称，而是在对教师进行新一轮培训或完成某种教育教学实践上的重要项目之后，进行的国家性考级，强调教学水平和理论水平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使教师从区县级到省市级再到国家级逐步发展，有利于教师有层次的深入发展，避免目前评职称带来的大锅饭现象，从而造就一批大师级的教师。第四，建立新的师范教育机构评估制度。鼓励教师培训机构整体提高自身素质，有层次地发展，适应时代对师资提出的新要求，使中国教师教育成为最优秀的教育系列。
【参考文献】
[1]马立.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讲.香港教育学院.1999.
一些学者研究成人教育时自觉不自觉地套用普教研究的观点、体系、方法甚至结论，教育学中的分支学科有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教学论等，成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也就有了成人教育社会学、成人教育经济学、成人教育哲学、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管理学和成人教学论等。似乎只要教育学中有的分支学科，成人教育学都应该有，只不过需要在前面加上“成人”二字。用教育学的理论、概念或方法取代成人教育基础理论的研究，最终导致成人教育研究主体性失落，使成人教育研究成为实质意义上的非成人教育研究，“一些研究看起来充满了成人字眼，但却对成人缺乏深刻的理解，没有深入了解成人的身心规律、学习特征、内在发展需要，未能注重成人教育独特性的研究。”追本溯源，这种研究范式的缺失归咎于研究活动严重缺乏“成人”意识，更是远离了充满生机的“成人世界”。脱开“成人”与“成人世界”而空谈“教育”，往往失却了研究活动的逻辑起点以及进行深入演绎的逻辑空间。
特色是成人教育学这门学科永葆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是成人教育学得以独立的法宝。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在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个性并真正独立于其他学科时，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一门科学之所以能成为特别的学科，是因为它研究的现象是其他学科所不研究的。”一门科学的产生与否，不仅决定于外界有无客观需要，而且还取决于其内部有无特殊的研究对象，即研究对象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学科的对象。由此可以推论，成人教育科学研究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有自己相对稳定、独特的研究边界。中国成人教育研究者的大脑不应该成为中国普教思想、理论的“跑马场”。相对于普通（基础）教育学而言，成人教育学理论研究，只有真正摆脱依附、从属于研究儿童养护、陶冶、训练、管理的（普通）教育学的地位，建立起以研究“现实中的成人特点和成人学习特点”为对象，而不是以研究者“想象中的成人特点和成人学习特点”的自主研究，才有可能适应以至推动成人教育实践的发展。面对社会和专家对成人教育学的种种误解和曲解，我们只有加强对成人教育学的“元”研究，才有可能争取到成人教育学的学科独立地位。美国著名成人教育专家诺尔斯将成人学生与一般未成年学生作了比较，提出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他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成人学生是指能够独立地指导和控制自己行为和活动的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成人学生是具有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的人；从教育学的角度看，成人学生是学习目的明确、凭借经验能够主动学习的人。也就是说，成人教育学与传统的普通教育学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成人教育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为逻辑起点和建立起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只有回归丰富的成人生活世界，走进缤纷的成人精神家园，才能捕捉到成人生存境遇中的发展需求与发展困境，去思考教育可能提供的支持。“成人教育涉及多种学科，成人教育研究的开展离不开汲取、借鉴其它学科的有关概念、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成人教育研究不能过分依赖于其它学科的理论研究，各种理论都有其特殊适应的对象和背后的基本假设，不当的移植可能会误用其建立的知识体系和方法和适切性。”
二、弱势群体的研究维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人教育得到快速的发展，但全体受教的权利并没有很好的落实，教育不均衡明显。如关注城镇教育多、农村教育少，关注从业者多、无业人员少，关注定居人口多、流动人员少，关注有偿教育多、义务教育少等。表现在我国成人教育招生规模受限；实行考试选拔录取，开放力度受限；重视脱产、轻视业余；重学历教育，忽视非学历教育及在职培训。于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还是难有享受成人教育服务，拉大了我国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公民的受教育权、发展权得不到普遍而平等的尊重与保护。这种集中社会有限资源，培育社会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对推动科技发展和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它是以牺牲大多数成人的利益和教育需求而换取少数成人的成功来实施的。
2002年“弱势群体”一词首次见诸官方文件，随后有关“弱势群体”的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所谓弱势群体，是指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而导致其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在传统意义上，弱势群体主要是指老弱病残者和无劳动能力的依赖人群。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那些并非由于主观方面的低下或缺陷而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权利和权力方面、发展的机遇方面、生活的物质方面不具有优势的人们便成了这一群体的新成员。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生理性弱势群体（老年人、残疾人）、贫困农民群体、城市边缘群体（城市农民工是自发流动人口）及失业下岗工人群体。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认识当前弱势群体的现状。截止到2003年中国老年人口统计显示，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34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9400万，占总人口的7％以上；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00万。预计到2025年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0％，每5个人中就有1位老年人。2001年，国有企业登记失业人员为680万，下岗人员为500多万，总计为1200万人左右，到2002年底上升到1400万人左右。另外，截止2002年11月，全国有1985万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人口。从以上分析可知，目前中国弱势群体规模在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弱势群体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不和谐音。只有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社会才能稳定发展。“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这个观念就是要按平等的方式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遵循这一原则，较大的资源可能要花费在智力较差而非较高的人们身上。”关注农民工教育、下岗职工教育、老年教育、妇女教育、残疾人教育、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社区教育是今后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的重点课题。给每一个人平等的机会，并不是指名义上的平等，即对每一个人一视同仁，如目前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
机会平等是要肯定每一个人都能受到适当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的进度和方法是适合个人的特点的。每个人并非要接受同样的教育，但每个人却应受到比较适合自己的教育。给下岗职工以教育关怀，让其接受新技术培训，接受广泛的信息，提高自身的素质，跟上技术更新的步伐，把握住再就业的机会。对城市农民工实施教育关怀，在改变他们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提高他们的从业技能，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和敬业精神等方面进行系列教育培训，是使农民工改变自身地位，融入所在城市社会群体的重要措施。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对老有所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养，提出了更高、更多、更细的要求，成人教育也应反映他们的切身需要和自身特点。
三、中国化研究维度
现代成人教育于西方，在一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国家不仅开拓了成功的成人教育实践，而且产生了丰富的成人教育思想，创立了比较系统的成人教育理论，搭建了成人教育学科体系框架。如1816年托马斯·波尔（T.Pole）出版《成人学校的起源及发展》；1851年哈德逊（J.W.Hudson）出版《成人教育史》；1918年麦丁斯基出版《校外教育和它的作用、组织与技术》；1926年林德曼（E.Linderman）出版《成人教育的意义》；1928年桑代克（E.L.Thorndike）发表《成人的学习》；1959年基德（J.R.Kidd）出版《成人如何学习》；1959年布伦纳（E.Brunner）等人出版《成人教育研究总览》；1964年由以北美专家为主的成人教育教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成人教育——一个正在形成的大学研究领域的概况》；1970年诺尔斯（M.Knowles）出版《现代成人教育实践——成人教育学与儿童教育学的对照》；1970年保罗·郎格朗（P.Lengrand）出版《终身教育导论》；1970年弗莱雷（P.Freire）出版《被压迫者教育学》；1988年霍拉（H.S.Bholal）出版《国际成人教育论》。而我国的成人教育实践历史短暂和理论研究薄弱。所以，我国一些学者在研究成人教育时，主要是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凭国外资料“想象”，运用抽象思维，或“移植”、“嫁接”、“拼盘”，引经据典术语满篇的“科研成果”，对深层次的价值观、文化观等层面的差异缺乏理性认识，加之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局限，使得部分研究结果难有适合国情。
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绝不是无中生有的，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为此，一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其加以审思，从中汲取养分，方可保证研究的持续与深化。中国成人教育研究学习、借鉴、参照欧美诸国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然而不能将这种学习、借鉴蜕变为“以外为准”、“以西为准”来引进或加工，不能变成欧美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的套用或翻版。中国的成人教育有自己的国情，有自身的实际，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渊源，“原封不动”地一味借鉴会失去成人教育的民族特性。历史地来看，中国的教育学，在建国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先是学德国的赫尔巴特，后是学美国的杜威，在建国以后，很长时间内学凯洛夫的《教育学》。如果中国成人教育学发展也走这样的道路，那么有中国特色的成人教育学将永无形成之日。由于世界各国的成人教育是在本国的背景下开展的，受本国的文化、经济等因素制约，所以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时，不能盲目地机械照搬，要考虑到国外研究成果的理论基础、内在的文化观、价值观以及适用的范围和条件，结合我国的成人教育实践情况和我国的研究特色，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创新”与“原创”是理论研究的灵魂，是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国的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不是“引进式”思路以达到目的的。只有立足于“原创性”思路的前提下，以中国的成人教育实践和成人教育问题为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之源，吸纳数千年文化传统孕育的教育智慧，借鉴西方成人教育实践和研究的成功经验，才能真正使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走向正规化和科学化。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有极为丰富的教育思想资源，又是当今世界成人教育的大国，积有一百多年、具有现代性内涵的、丰富的成人教育实践经验。要从中国成人教育实践的自身问题入手，从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植根于中国具体的、真切的成人教育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进行对本土成人教育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研究，从而逐步建立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成人教育理论，进而拓展中国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
四、体系化研究维度
在我国，成人教育实践和经验总结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然而，从建国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成人教育的学科体系意识十分淡薄，而且还常与普通教育研究混杂在一起，很少单独开展相关的研究活动。部分研究人员的选题更多的是从自身的兴趣、特长出发，研究活动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政的状态。部分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不在学问和学术，而在个人的评职晋级，缺乏深沉理智的学术研究精神，“跟风”研究、“政策研究”浓厚，导致成人教育学的研究长期难以深化。大多数专业研究者来自相对封闭的普教系统，知识结构、研究领域、学术视野不能完全适应成人教育研究的需要，存在着诸如“专门知识基础的薄弱、科学方法的欠缺、理性思维的僵滞和大多停留在实践运作体会感性归整的层面”的现象，只能是“出体会、出经验、出观点”，科研水准停留在较低的档次上，学术性、科学性、系统性不强。一些成人教育研究机构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不能联手攻关，联合自强，在大范围内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很少。
学科体系建设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学科群的形成是成人教育学成熟的标志。学科建设成熟的标志，不只要求“出经验、出观点、出思想”，而且要求“出理论、出学说、出体系”。作为教育科学理论的一门新兴学科，成人教育系统研究的真正肇始却是最近20多年来的事情。通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成人教育学科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成人教育学科框架结构基本形成，成人教育研究者在成人教育学科的概念、范畴、理论、原则、方法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出版了超过500种成人教育研究专著。其中王文林、余博、宋文举主编的《成人教育概论》是我国建国后第一部成人教育专著；叶忠海主编的《成人教育学通论》、《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管理》、《国外成人教育概论》、《大学后继续教育论》等“成人教育理论丛书”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成人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学科的理论体系；王北生主编《成人教育概论》、《成人教育教学论》、《成人教育管理概论》、《河南成人教育史》是一套具有充满时代气息和前瞻预测的著作；黄尧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制度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终身教育体系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法规建设研究》和《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模式研究》等“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研究丛书”是一部贯通古今中外、颇有分量的丛书。现有的专业研究人员中的相当一部分年长专家和相当一部分中青年学者是从其他学科、专业“转行”来的，他们的背景和研究工作可大大提高成人教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他们是“半路出家”者，其成人教育研究的功底不足。“半路出家”者不断提高自己的成人教育研究水平是今后的一个努力解决的问题。成人教育理论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建设必须强调通过不间断的专门培训、自主学习和长时期的专业化实践，使科研人员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提出问题发现问题的能力、强烈的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和严谨的研究态度。研究人员、研究机构要加强交流沟通，发挥整体效益形成研究合力。要集中各省、各地区和各高校的研究力量，形成研究合力，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学术研讨活动，对一些较大的课题采取联合攻关。成人教育学科体系是一个多序列、多维度的立体网状结构体系。其中，成人教育学、成人教育哲学、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社会学、成人教育管理学、成人教育教学论、成人教育史、比较成人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学和职工教育学，是成人教育学科体系中有较强代表性的、主要的分支学科。要对这些学科展开相对系统、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推动成人教育学科真正从“自在”走向“自为”，并在“自为”的发展中走向成熟和完善。
2应对措施
针对分析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实习存在的问题，本文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来改进：
2.1有效设置课程资源在学前教育课程设置中需要重视专业思想的培养，使参与实习的学生明确自己的职业定位，在课程设置中明确实习目标，做好实习准备工作，拟定实习计划。在课程设置中需要注意理论与技能的教育。随着我国研究性教学的不断深入，很多高校都不够重视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学校在学前教育的课程设置中，需要改进当前的课堂结构，提高技能类课程所占比重。在实习中，教师的体态表达、沟通、语言表达、教学游戏化、基本技能等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在课程设置中需要优化高校学前教育，达到师范性与学术性统一的目的，加强学习专业化教学，也需要重视实践技能的培养工作，除了设置现代教育技术之外，还需要设置教师礼仪、音乐、手工等课程。
2.2合理安排实习时间，完善实习基地高校在安排学生实习中，需要充分考虑实习时间的分配问题，延长实习时间，学生能够熟悉幼儿园工作与生活的时间需要4周，若是实习时间安排为4~6周，很多学生是没有机会讲课的，因此需要将实习时间延长到12周以上，保证学生能够全方面的接触整个实习过程。在实习形式方面，为使学生更好地适应教育实习，学生的实习应该贯穿在整个学习生涯中，强化实习功能，依照学生的能力合理选择实习方式。学校在实习基地的建设中，需要充分利用城市和农村的教育资源，推动幼教事业的发展。为保证实习基地的稳定性，高校需要与实习基地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保证双方在互利的基础上合作，关注实习幼儿园的指导工作，共同研究教育课题。在实习基地的人际关系建设中，实习生接触最多的就是学生，指导教师需要为实习生上好示范课以及观摩课，保证实习生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教育经验。
2.3健全实习评价体系学校在建立健全学前教育实习评价体系中，需要保证能够提高教学工作水平；强调实习特殊化；强调实习教学质量；提高实习教学以及管理水平。基于此，高校应该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实现教师、家长以及实习生自评的方式，这样多元化的评价方式能够进行整体的评价和指导，避免单方面的因素出现成绩偏差，影响评定工作。
在道德教育本质与现实关系方面，一些学者认为，道德作为人类一种精神活动，是对可能世界的把握，所反映的不是“实是”而是“应是”。它并不是人们现实生活的摹写，而是把这种现实行为放到可能的、应是的、理想的世界中加以审视，并且用理想的标准对现实行为作出善恶的评价。这种“应是”与“实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类的道德活动并且推动人类向至善的方向前进。个体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完善、自我超越。也有些学者提出道德教育现实与超越性本质的立足点是什么的问题。认为，道德的超越性必须建立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应该使超越性追求与现实性规范辩证统一。
道德教育在面向现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必须回答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当前社会转型道德的“应是”是什么。学者们认为，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制约是不容置疑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有文明的人际关系来强化和维持自身模式运行。市场经济必定要求社会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的道德规范体系。因此，当前的道德教育及其理论困惑正是这种体系改组转变的阵痛反映。有学者提出，道德问题必须放在社会环境中去考察，没有纯粹的道德。还有学者提出，德育的内容不是自身规定的，它首先取决于社会规定。当前市场经济尤其是转型期环境有很多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因素必须加以克服。在当今社会背景中，道德教育必须有自身特有的强有力的适应机制。二、对传统道德教育的批判与继承
有学者提出，在建立当代道德教育体系的过程中，要以民族化为基础，强调民族性与世界性。道德传统是民族文化的积淀，其核心是群体价值观。民族性的道德传统又是在不断发展的，只有在原有的传统基础上不断更新，才能逐步建立当代道德教育的理论体系。离开了传统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存在的。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对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进行研究，不仅应该重视其内容，更要注意其方法。从总体来看，它与西方的理智主义道德教育倾向有明显的区别。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所走的是情理合一的道路。道德情感的陶冶与修炼在道德人格形成中既作为中介和动力又作为评价机制起着核心作用。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方法上，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思想都具有现代转型的社会价值。如果说跨世纪人才素质培养需要立足于民族和传统这块根基上的话，那么，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精华为这种外在要求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历史证明，道德教育如果忽视民族文化的根基——道德传统，那只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如果说上述观点主要是从传统教育思想中挖掘宝藏的话，那么另一种观点则侧重在对传统道德教育的“批判”。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基本上是消极的。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趋于保守和愚昧，压抑着人的主体精神。尽管传统的道德教育思想对当代道德教育体系的建立有一定影响，但其意义究竟有多大令人置疑，而且对传统的道德教育支离破碎的理解，在研究思路上往往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学者还通过对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分析，认为应该现实地、具体地看待传统，诸如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与儒家文化并非极度相关。还有学者认为，几千年来，以儒家为代表的道德体系是依靠政治制度来维持的，与其说是道德毋宁说是一种社会约束机制。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传统道德教育，决不能在现代道德及其教育体系中简单位移传统道德教育。
尚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全盘否定或接受都是不妥的。在内容的选择上应考虑现实条件，即便是精华部分尚有现实的可行性以及方式、方法问题。不能因为西方有学者“关注”我国传统文化而“弊帚自珍”，也不能因为有人“否定”而“全盘抛弃”。应该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充分认识到现代社会并不完全排斥传统的道德内容，而且现代道德教育的花朵只会开在由传统道德教育这棵树根生长出的枝条上，关键是“改良”和“嫁接”。此外，有学者提出应该挖掘革命传统教育中的道德内容和方法，其中的合理性因素是不能忽视的。
三、对西方道德教育思想的借鉴
大多数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及其研究对我国当前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学者指出，道德和道德教育是历史性概念，作为历史的是可变与不变的统一。不变的是道德的永恒精神即自律精神，人类自律是超越自然性的自由。而具体的道德原则、规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是可变的。不同的民族有其不尽相同的道德价值体系。另外，就其可变而言，其变化发展又是有规律可循的，一定的道德价值、规范体系总是社会条件尤其是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的反映。我国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既不可能跳越西方工业化所走过的道路，又应当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偏差。有些学者研究并阐发了西方道德教育的发展过程，认为20世纪以来西方的道德教育理论是发展变化的，它与社会背景、历史条件相对应。60年代以来，道德理论及其教育中的否定极权主义和相对主义与二战后人们认为道德是相对的有关。而60年代以后的主情道德教育又是与民主化运动、人本主义等密切相关的，出现的反对灌输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微观操作模式研究，也是与之一致的。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来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反对价值观念自由，“回归规范教育”的动向特别值得引起注意。
四、关于德育的现实操作与德育学科的理论建设
柏拉图是古希腊屈指可数、名闻遐迩的大哲学家,他既是苏格拉底的直接继承者,又是另一位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重要影响者.他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等领域均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近现代的几乎所有学术思想均可在柏拉图的思想中找到源头,因此,说柏拉图是古代、中古和近现代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实不为过.柏拉图思想中最有影响的恐怕是其哲学思想,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其流芳后世的《国家篇》和《法律篇》中,他关于幼儿教育、女子教育、音乐文艺教育、体育及军事教育等思想对古希腊及后世的教育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早期教育
在西方教育史上柏拉图第一个提出学前教育思想.他认为对儿童的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凡事开头最重要,特别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受陶冶,你要把它塑成什么型式,就能塑成什么型式.”(《国家篇》377B)他甚至主张胎教,“我们同时应该甚至在孩子出生以前就着手这一工作:待产的妇女必须接受为了有利于未出生的孩子所需要的那种训练.”(《法律篇》789D)他认为,孩子出生后,必须确保护士甚至在他能走路之前给他有益的运动和空气,尤其不许他由于过早走路而伤害自己(《法律篇》789E).婴孩应尽可能接近于仿佛他一直在大海上那样生活；应该把他上下摆动,给他唱歌,以便使他免受惊吓(《法律篇》790C—E).这是为发展勇敢和坚定性格的首要的准备工作.当孩子3岁或更大一点,我们可以开始审慎地纠正他,让他开始玩游戏,最好让孩子发明自己的游戏；在6岁时,就要认真开始授课,随之把女孩和男孩隔离开来,应当教他们骑、射、投、掷,应该注意把孩子们训练成左右手并用(《法律篇》793D—794D).现代脑科学表明,儿童的大脑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柏拉图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小孩的肉体和精神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因而提出了早期教育的思想,我们不得不为柏拉图的睿智所折服.
二、音乐及体育教育
柏拉图特别重视对儿童的音乐文艺教育和体育教育.他认为“教育就是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教育要先教音乐后教体操,将故事包括在音乐里.”(《国家篇》376E)古代希腊重要的文化生活是听民间艺人弹着竖琴演说史诗故事,故“音乐”一词包括音乐、文学等义,相当于现在的“文化”一词.
他认为儿童阶段的文艺教育至关重要.“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国家篇》401)他认为,一切种类的音乐、诗歌和艺术的教育目的都在于陶冶人的道德情操,培养人的道德品格,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国家篇》403c)因为音乐诗歌由于其潜移默化的作用,自幼便会把真、善、美同假、恶、丑的区别注入人心,使儿童“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国家篇》401D)正因为他对儿童的音乐文艺教育非常重视,柏拉图主张对音乐文艺教育的内容应严加审定.“先入为主,早年接受的见解总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改的.因此我们应特别注意,为了培养美德,儿童们最初听到的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国家篇》378E)因此,“我们首先要审查故事的编者,接受他们编得好的故事,而拒绝那些编得坏的故事.”(《国家篇》377C)他提出要制定一个限制音乐、诗歌的法律,规定哪些内容的音乐、诗歌可以提倡,哪些内容的音乐、诗歌必须取缔,以“鼓励母亲和保姆给孩子讲那些已经审定的故事,用这些故事铸造他们的灵.”(《国家篇》379C)
柏拉图认为音乐教育之后,年轻人应该接受体育锻炼,“体育方面,我们的护卫者也必须从童年起就接受严格的训练以至一生.”(《国家篇》403D)他认为,体育训练的目的是使护卫者的身体状况能适应护卫者的工作,“他们有必要像终宵不眠的警犬；他们在战斗的生活中,各种饮水和各种食物都能下咽；烈日骄阳狂风暴雨都能处之若泰.”(《国家篇》404B)因此,他要求护卫者必须戒除酗酒,食物应当简朴,不能嗜睡.
柏拉图认为应将音乐教育与体育锻炼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专搞体育锻炼的人往往变得过度粗暴,专搞音乐文艺的人又不免过度软弱”(《国家篇》410D),因而应使音乐和体育良好地配合,使“音乐和体育服务于人的两部分——爱智部分和激情部分.”(《国家篇》412)
三、女子教育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中不仅非常重视对男子的教育,而且提倡给女子以同样的教育,他是西方第一位主张“男女平等”的思想家,他用动物作比方,以此来证明男女应受同等教育.“我们除了把母的警犬看做较弱者,公的看做较强者以外,应当一切工作大家同干.”(《国家篇》451E)“那么,如果我们不分彼此地使用女子,照使用男子那样,我们一定先要给女子以同样的教育.”(《国家篇》452)他提出应该同样用音乐和体操来教育女子,并且还要给她们军事教育.他认为两性之间惟一的区别不过是生理上的区别,在一些方面如织布、烹饪、做糕点等,女人比男人更擅长,在诸如行军作战方面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因此,没有任何一项管理国家的工作因为女人在干而专属于女性,或者因为男人在干而专属于男性．女人男人可以有同样的才能和禀赋适宜于担任国家保卫者的职务,分别只在于女人弱些男人强些罢了.
四、城邦护卫者的教育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是直接为其所构建的理想国服务的.他认为,统治者最需要抓好的大事只有一个,就是教育,即通过音乐和体育培养出优秀的公民.良好的教育和培养造成良好的身体素质,良好的身体素质再接受良好的教育,产生出比前代更好的体质,这除了有利于别的目的外,也有利于人种的进步.在这里,柏拉图充分认识到了教育对于富国强民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他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最高知识的真正的善良的城邦护卫者,这一目的进一步体现了他的教育为国家政治服务的思想.
关于护卫者的学习内容,柏拉图认为应先学习五门预备性学科:数学、平面几何学、立体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理论.他认为,治国者之所以应学习这些知识,是因为它们不仅在军事作战上有用,更重要的是能锻炼人的心灵,发展抽象思维的能力．这些知识的对象都是不能用感觉来触摸的,“只能用理性去把握,别的任何方法都不行.”(《国家篇》526A)通过这些知识的学习,将治国者的灵魂“从变化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最终达到最高知识——‘善’”的理念.他认为,所有这些预备性科目应趁护卫者年轻时教给他们,不能用强迫的方式进行传授.
柏拉图认为,在学完预备性学科之后,要想达到“善”的境界,还必须接受“辩证法”的训练.对于为什么要学习“辩证法”,他用著名的“洞穴的比喻”加以详细的阐述.他把洞穴内的世界称为“可见世界”,把洞穴外的世界称为“可知世界”.在洞内看到洞壁上木偶的形象,相当于认识的“猜测”阶段,转身看到木偶的实物相当于认识的“相信”阶段,及至走出洞穴到光天化日之下,认识便进入“理念世界”(“知识”的阶段).而洞穴外的太阳则喻作理念世界中最高的“善”的理念.他指出,正像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就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一样,我们必须“有一种灵魂转向的技巧”,使学习的器官——整个灵魂(它类似看物的眼睛)转离变化世界的个别事物,正面观看实在世界的理念.这种“灵魂”转向的技巧或学问就是他所说的“辩证法”.
关于学习前面提到的课程的对象,柏拉图认为必须挑选出最坚定,最勇敢,在可能范围内也最有风度的人,此外,他们不仅要性格高贵严肃而且应具有适合这类教育的天赋,如必须刻苦学习,强于记忆等.
柏拉图不仅对护卫者的教育目的、内容作了明确规定,还就教育的时间安排及人才选拔作了详细论述.他将护卫者教育的时间安排分为六个阶段:(1)童年——青少年时期.护卫者自幼接受音乐和体育教育,目的是照看心灵,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的学习和哲学功课应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2)十七八岁——二十岁.这一阶段主要是进行必要的体育训练,为哲学研究准备体力条件.(3)二十岁——三十岁.进行第一项选拔,把那些在“劳苦的身体锻炼、学习和战争恐怖中总是表现得最能干的孩子挑选出来”(《国家篇》537A),对他们施以数学、几何、天文、音乐等“辩证法”预备性学科的教育.(4)三十岁——三十五岁.进行第二次选拔,“选出其中最富这些天赋条件的青年,在他们年满三十的时候,给以更高的荣誉,并且用辩证法考试他们.”(《国家篇》537D)凡经过考试的,可让他们“用六年或者四年”(后“定为五年”)时间“专心致志地学习辩证法”(《国家篇》539DE).(5)三十五岁——五十岁.用十五年时间到实际工作中锻炼,“强迫他们负责指挥战争或其他适合青年人干的公务”,目的是“让他们在实际经验方面不低于别人”(《国家篇》539E),同时还可以在公务中继续考验他们的素质.(6)五十岁以后——去世.他们必须接受最后考验,使他们最终达到“善”本身,管理好国家、公民个人及他们自己.在剩下的岁月里用大部分时间研究哲学,在培养出国家的继承人后他们便可辞去职务,进入乐土,并安居下来.
五、柏拉图的学园
为了把自己的教育理想付诸实施,柏拉图在雅典的阿卡得穆建立了自己的学园.关于学园建立的确切日期无从查考.“从建园的纲领和柏拉图说起曾在40岁那年访问意大利和西西里时确立的信念之间的明显联系来看,我们自然应该设想建园大概是在这个时期(公元前388—387年).”［1］学园的活动以“讲学”为主,学习和研究几何学在学园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学园入口处悬挂的“不懂几何学者,请勿入我门”的名言充分说明了柏拉图对于几何学的重视.除几何学外,柏拉图学园对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宇宙学等学科也开展了广泛的学习与研究.学园除重视文、理科学习之外,最重要的,凌驾于一切学科之上的课程当属柏拉图的哲学,他将哲学之前的各门具体学科称为“预备性学科”,而将学习哲学作为通向最高知识的“善”的理念的惟一途径.阿卡得穆学园作为教育科学中心虽然以教学和科研为主,但它并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柏拉图创办学园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哲学和政治的新的结合,培养一批既精通哲学、自然科学又善于治国的政治人才,为他心目中的理想国服务.
柏拉图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位提出系统教育理论的人,其教育思想涵盖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所有阶段,其关于教育的许多主张与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但其教育思想如同其他思想一样,也或多或少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和保守性.
柏拉图非常重视教育的政治意义和作用,其教育思想是为其乌托邦式的国家政权服务的,其教育目的是培养经世致用的治国人才——城邦护卫者,因而其教育活动具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过分注重教育的政治功能,而且他这种培养护卫者的教育只能是极少数人享有的教育.柏拉图重视早期教育,提倡公共学前教育,重视女子教育,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但他认为对儿童的游戏故事,唱歌的内容必须加以选择,进行严格审查,原则是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忽视了儿童的个性和独立人格的发展,他关于妇女儿童社会公有的思想更是有悖于社会伦理道德而应加以批判的.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与他的人性论思想是密切结合的.他认为,上帝造人分为三等,即金质、银质和铁质.他认为,“一个人属于哪一种,他所生下来的子女就属于哪一种.”［2］其遗传决定论的观点实质是论证奴隶社会阶级统治的合理性.
柏拉图的教育旨在与智者教育对城邦所造成的离心力相抗衡.对柏拉图来说,教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在孩子们身上培养音乐的机敏与身体的灵巧,也不是通过在神话和诗歌中所反映的人类生活来培养政治的和实践的智慧,真正说来,它是一个人灵魂的内在和谐的塑造,即内在于人的不和谐因素的协调一致.教育是人身上难以调和的东西--野兽性与天使性--的统一.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形成这种统一,使人既不变成一头驯顺的绵羊(奴隶),也不变成一头贪婪的狼(僭主).［3］人变成一个政治存在的潜能依赖在他之中这种哲学本性与尚武本性的统一.因此,教育并不是对某种技能的培养,而是要形成权力与爱知识的统一.
在我国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把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的现象。如在古代，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道德教育；在近代和现代则又有把德育空虚化的倾向，名义上给德育一定的地位，而在落实中不是用意识形态的东西来替代德育，就是把德育完全流放到边缘地带。对这种种情况，虽然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反思，但是仍有进一步厘清德育与教育之关系的必要。
二
从教育目的看，培养“有道德”的人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在这里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制定教育目的时，一般都能通盘考虑。着眼于完整的人的培养；而在具体实施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则往往会把该目的分割成一些独立的部分，而对这些独立部分之间的关系又缺乏恰当的处理。在古代，把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只注重个人品德的发展，而轻视其他方面，教育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目中无人”；当今的教育似乎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只重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技能的获得，而把道德品质培养流放到了边缘地带。道德是生活的一个“构成性”因素，离开生活无以存在。而生活也离不开道德，离开了道德生活就会枯萎。因此，如果教育只重视智育，只看重科学知识的价值而无视道德教育，就会造成一些精神器官不协调者，正如一四肢极大而躯干极小之人。
学校教育在把社会对教育的要求逐级内化的过程中，也把教育目的进行一次次的分解，最终落实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体现在受教育个体的发展上。而在一次次分解的过程中，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目的。一种是“固定目的”，另一种是“流动目的”。“固定目的”指那些在特定时段、可以用确定的内容来完成的方面，比如各类科学素养、动作技能等。这种教育目的更多的是针对个体的物质生活进行把握和谋划。“流动目的”则是指那些伴随着生活本身的流动而不断变化、生成着的目的，它并不固定在人生的某一时段，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最终状态，很难用特定的内容来形成，只能通过每个人的经历独立地实现。这类目的更多指向于人的精神生活，指向于人的意义世界。这两类目的是互相结合的，尽管可以分开来认识，但在实际教育中却是不容分割的。如果把教育目的比喻成一辆车的话，“流动目的”可以说是车的方向盘，指引着所要开往的方向，但它不能离开车身而独自起作用；“固定目的”则好比是车身，载着方向盘，而自身却不能抛开方向盘而前进到某个地方。德育更多地属于教育目的之中的“流动目的”部分，尽管也包括具有“固定目的”性质的、相对确定的规范教育在内，但它的主要内容是要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做出说明，并促进实现。在实际教育中，存在着简单、机械地把教育目的肢解的做法，分割成德、智、体、美、劳等方面，这种做法常常导致产生许多没有“方向盘”的“车体”和没有“车体”的“方向盘”。因此，在把教育目的进行分解时，通常只宜把“固定目的”进行分解，而“流动目的”则应附着于每一个“固定目的”。这样“固定目的”才能有的放矢，而“流动目的”也不至于盲目泛空。
三
教师是教育目的能否实现的关键性因素。教师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以道德教育为纲的。首先，德育是全体教师共同的责任。有些学校设置专门的德育工作部门和配备专职的德育工作者，将德育工作化，忽略了其他教师在德育中的作用。这种做法严重地影响了学校德育目的的实现。其次，德育作用的发挥依靠每一个教师真实、真诚地对待学生。杜威曾经说过：“不能有两套伦理原则，一套是为校内生活的，一套是为校外生活的。因为行为是一致的，所以行为的原则也是一致的。”教师如果搞“两套伦理”，一方面容易使自己迷失于异己的世界，既劳累了自己，也丧失了职业的尊严与自由；另一方面则给学生一种虚假的熏陶，这种虚假的熏陶无论被学生识破与否，都对其人生有百害而无一利。最后，教师需积极作为，不能消极避事。尽管学校教育经常与社会影响不一致，但教师必须机智地把这种矛盾转化为德育的资源和动力，要化负面影响为有教育意义的事件，开发“恶”的教育价值。
四
教育目的的实现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内容。教育内容应该包括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一切内容。教育者仅仅完成了学科的教学并不能保证教育任务的彻底完成。因为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知识掌握，而是培养人。另外，将教育内容仅限于各学科，容易让教师形成错觉，误以为完成课堂教学就意味着教育的结束，就意味着教育目的已实现。这种对教育内容的偏狭理解，不仅会在以“应试教育”为指挥棒的当今教育中将德育排挤到边缘地带，甚至有彻底消解德育在学校中的地位的可能。德育目的不能仅仅依靠学科教学去实现，也不能通过设置专门的德育课程来达到，这就是说，德育的实施不能依靠将美德按条目编制成类似于“菜谱”式的学科，然后“插入”学习者的头脑。德育目的的实现需要广泛的内容，包括各门学科、教师道德修养、学校生活的德性等方面。
教育内容通常是经过选择的、有助于教育目的实现的。德育好比是一把筛子，把不适合于其目的实现的内容尽可能过滤掉。这就是说，学校德育目的的实现依赖于一定的内容，但不是所有的内容。在实际中，常常有一种情况是，社会上产生什么东西或流行什么内容，都一股脑儿往德育里塞。这样做一方面导致德育变质，该重视的遭忽略；另一方面也是对德育的不负责任，对教育的不负责任，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成人教育论文政策应体现广泛性、包容性和综合性三个原则。[2]广泛性是指在终身学习理念指导下，成人教育政策应包括广泛的学习内容，为终身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包容性是指受教育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要保证不同民族、处于不同地域、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也能接受成人教育。综合性是指成人学习的目标应包括个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具有多维向度。《贝伦行动框架》为检测当前成人教育政策提供了框架和标准。要理解成人教育政策的情况，首先要弄清世界各国对成人教育的理解状况。
一、成人教育官方定义程度较低，理解差异较大成人教育政策是保证和实现成人教育权力和利益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政策制定者对成人教育的立场、价值取向、理解不同就会影响到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等各方面。因此，对“成人教育”的理解是影响成人教育政策的关键因素。成人教育的官方定义可以有效反映人们的理解状况。报告显示：全球平均有58%的国家对成人教育有官方的界定。其中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最高为73%、欧洲北美61%、非洲地区54%、阿拉伯地区43%、亚太地区最低为41%。[3]有些国家对成人学习与教育没有文本定义，但实践中存在成人学习与教育的概念，成人教育既有文本的显性理解，也有实践的隐性理解。通过分析成人教育的官方解释，成人教育的理解大体分为单一向度和多维向度。按照教育对象、内容和目标等，单一向度的理解可分为三个类别：
1、单一向度是为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线性思维，缺乏综合性；只看到了教育的工具性作用，忽视了教育的人文初衷。世界上约有一半的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对成人教育的理解是多维向度，将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整合在一起。具体表现为：
（1）依据教育程度、目标和形式，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文化教育和公民教育等不同类型的教育联合成为一个整体。
（2）目标包括个体发展、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目标，个人目标包括提高就业能力、公民参与水平和生活品质。
2、少数国家将成人教育等同于扫盲教育，以15岁以上的人群为目标群体，教育程序和目标缺乏具体性。
3、（第二份）对成人教育更为广泛的理解不可不归功于国际组织所颁布的《汉堡宣言》、《贝伦行动框架》等文件所起到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4、六分之一的国家将成人教育理解为成人基础教育或第二次教育机会，是对生活技能的培训。
5、将成人教育等同于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许多国家将TVET作为唯一关注焦点。
二、成人教育教学语言政策普及较低，种类多样教学语言政策作为成人教育政策的一项分类政策是衡量教育包容性的重要指标。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国际间教育流动越来越常态化，在流动的社会中，人们所处双语或多语环境情况日益增加；另一方面世界各地存在着文化、语言的多样性，在保护文化的差异性的前提下为不同人群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越来越成为成人教育政策考虑的重点议题。教科文组织为我们提供了多语世界中三个教育原则：（1）支持将母语教学作为建立学生和教师知识和经验、提高教育质量的手段。（2）支持不同教育水平的双语或多语教育作为促进社会、性别公平的手段和社会语言多样性的关键要素。（3）支持语言作为跨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鼓励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确保尊重人的基本权利。[15]据以上原则和各国具体情况，除了没有制定和分类未知两种情况外，全球成人教育教学语言政策共有9种类型（详见表2）。教学语言政策种类较多，不同类型的语言政策以官方语言为主，作为通用语言的英语应用较广；地方语言较多的用于扫盲教育，其他国家语言的使用有教育程度的限定。报告显示：52个国家没有制定成人教育教学语言政策，全球只有58%的国家制定了语言政策，许多国家的教学语言政策是覆盖各类型教育的，不仅仅针对成人教育。[16]成人教学语言政策相比成人教育政策的普及程度，比例较低；教学语言政策以“官方语言为主，辅之以地方语言”的国家数最多达到了21个。部分欧美国家为移民提供本国语言的培训，更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融合。
三、政策目标具有多维性，以功能主义目标为主成人教育理解的差异性、教育政策对象的多样性、成人教育政策的综合性原则等都要求成人教育政策目标应当是多维性的。多维的政策目标具体表现在各国的成人教育政策中。71%的国家在成人教育政策中设定了目标，通过分析，成人教育政策目标主要有三个方面：
（1） 提高和发挥整个教育系统或其构成要素的功能和作用，把其纳入到终身学习框架中。
（2） 加强成人教育的内部效能，即提升成人参与水平，取得显著的教育成果。
（3）具有人文性目标，在于使成人学习和教育产生影响或带来更为广泛的益处，主要指提高生活质量，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就业能力，增强社会凝聚力。目前成人教育政策以前两项目标为主，[11]前两项目标属于成人教育系统的内在目标，是教育本身要达到的目的；第三项则属于教育之外，能对个人、社会带来发展和变化。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和相互融合的。东欧国家爱沙尼亚促使教育体系更加开放，保证成人的正规学习和非正规学习，增加他们的竞争力和发展他们的创造力、主动性与社会责任感，减少教育程度低的人口比例。[12]可见，其政策目标既有成人教育系统的内部统筹，也有个人、社会发展的目标要求，成人教育政策目标具有多维性。但在实施具体的政策目标方面，功能主义教育观成了实践上的优先选项。杜尔凯姆作为功能主义代表人物，认为教育目的或功能由社会来决定，培养人具有适应社会的能力。[13]具体表现在政策上就是关注成人教育的就业，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职业教育作为重点，为市场培养有知识、高技能、适合工作的人。区域性组织、各国政府普遍把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14]第二份成人学习与教育全球报告显示，这种政策目标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四、政策对象为四类人群，关注就业和弱势群体教育政策对象即政策的目标群体是指教育政策所直接作用与影响的社会人群。[7]目标人群范围的大小是成人教育政策包容性原则的标尺。报告显示：全球成人教育政策的目标群体主要有四类：
（1）按某一年龄段的人群。主要包括有全年龄段（full age spectrum）人口，即15岁以上的人群，包括青年、中年和老年人，是最为广泛的目标人群。苏格兰有项光荣承诺，就是向所有公民提供优质教育。[8]有国家基于经济发展的角度，将劳动年龄人群（15—65）划为成人教育政策对象；有少数国家还将最活跃劳动人口（15—45岁）作为教育对象；欧美11个国家强调将老年人作为成人教育的对象。
（2）与就业相关人群。在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全球70%的国家将政策目标群体定位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就业人群、失业和半失业人群，其目标在于提高成人就业能力，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①分类。不同颜色的小飞机，幼儿要根据颜色分类，挑选出相同颜色的小飞机作为自己的棋子。在下棋的过程中，飞机飞到相同的格子中，可以快捷到前面一个相同颜色的格子内。
②顺序。根据谁先掷到6来确定谁先走、谁其次、谁最后。根据所有飞机到达终点的先后顺序确定谁胜出、谁其次、谁最后。
③数量关系。根据所掷的数字行棋。幼儿园小朋友在玩飞行棋时经常会发生各种争执，有一次笔者负责的班中有两个孩子（暂时称为欢欢与鹏鹏）。欢欢说：“我还没有走完格子，你怎么就开始掷骰子了？”但鹏鹏不予理睬。争了一会儿，没什么效果，而且开始有肢体动作的苗头要产生。这时笔者便走过去蹲下身询问事由，然后说：“老师也来参加游戏，我们一起来玩，好不好？”在做游戏的过程中，笔者跟他们讲了下棋的规则，并趁他们高兴的时候，跟他们说：“下棋要遵守规则，否则大家就玩不成了，我们做别的事情，是不是也要讲规则啊？”欢欢与鹏鹏都点头表示同意。事实上，我们很难要求孩子们玩游戏中能达到所有的游戏目的，不同的孩子、不同的时间，游戏中的孩子都会表现得不一样。比如上面的案例，事实上此时老师要把握的是关于规则意识的建立。孩子争吵，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是因为幼儿对规则意识的模糊，所以老师要注意介入的内容和时间。如果孩子通过自己协商可以取得一致，老师就不需要介入，这是在培养孩子的谈判意识和社会交往能力；如果孩子冲突升级，产生了情绪性因素，老师就需要介入。介入的方式不能直接以命令的方式，因为灌输式的服从和幼儿本体意识的觉醒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的，笔者也经常听见孩子说“这个太难了”、“我们选个简单的吧”之类的话。棋类主要的价值之一是培养孩子的抗挫能力，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因为孩子不愿意继续尝试，就听之任之，那么抗挫能力的培养事实上便放弃了。但笔者也不能严历训斥，强迫要求孩子参与游戏，这就违背了了弗洛依德认为儿童游戏应遵循的“唯乐原则”。笔者要做的是让孩子喜欢上这个游戏。所以，笔者的方法是和孩子们动手画一个大的棋盘，颜色由孩子们自己填，还请孩子们自己设计了一些关节点，如邮局之类的。同时，极大的简化了规则，让所有的孩子基本一听就会，诸如一开始必须要投6点才能开始、最后要倒退等等较复杂的全部取消。结果孩子们抢着来玩，很有兴趣。笔者于是趁热打铁地说：“怎么样，一点都不难。你们做任何事都行的！”
2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教育学家杜威认为：“儿童的游戏是自由的，是具有可塑性的。儿童自发的想进行某种活动且从中得到满足就是游戏，当儿童预见一种活动的未来且具有一定特定的结果，并为达到这个果而付出持久的努力，游戏才变成了工作。儿童游戏的结果是会让儿童进行更多的同类活动，而不是按某种目的继续进行规定的行为，工作则是要将所有的活动归结于最后的目的。”杜威的理论引导我们思考和设计教学游戏的框架。从设计的角度而言，飞行棋游戏是个很好的教学游戏，但事实上在很多幼儿园，它只被放在活动区的一角，很少或几乎不予以关注。材料一般，缺乏童趣；规则复杂，不利于幼儿理解。下飞行棋，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下棋，而是学会了这种棋的规则，从中学会如何走相同类型的其他的棋（游戏对儿童发展的贡献不在于游戏的内容，游戏的贡献是学会学习——贝森特），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提高和改进：
2.1让孩子参与游戏的设计，从“做中学”
杜威认为在游戏过程中，需要为儿童提供最简单的物质材料，而非像恩物那样是被教育者设计好的直接用于游戏的辅工具。直接为儿童提供想要制作的物体的原始材料能让儿童更早接触更多的生活概念。儿童可以从观察材料的构成开始，获得一些直观的感受，再根据自己的想象实际操作，获得想要的成果，同时收获快乐和知识，在此过程中，老师的指导是必要的，但绝不能直接干预儿童的行动。飞行棋，事实上包括棋盘、飞机、规则等，都可以尊重幼儿的选择，让孩子自由选择玩什么和怎么玩。比如在游戏过程中，不是掷骰子，而是采取抽木头数字的方式。同时，不仅配有各种颜色的飞机，还配有玩偶、小动物等品种。另外，规则也可以让孩子们自己提出来，只要能取得一致意见，就是可行的。这种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培养，远远比机械性地下飞行棋有价值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