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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预处理
此过程一般要经过数据集成、清理、转换、归约这四个步骤。为了建立决策树模型，本例中选择性别、基础知识掌握程度、上机时间这三个与成绩相关性较大的属性作为建立决策树模型的依据。本例中收集了2011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320条学生成绩信息来建立决策树模型，其中三分之二数据作为训练集，三分之一数据作为测试集。其中，基础知识掌握程度分为：不好、一般、好；一周上机时间经过离散化处理后分为：少于2小时为<2，2到4小时位2—4，多于4小时为>4;分类属性为：成绩<60的为不及格，成绩60—80的为良好，成绩>80的为优秀。
3构建决策树的计算过程
以学生成绩的不及格、良好以及优秀为例说明构造决策树的计算过程：首先，计算成绩为不及格、良好、优秀的分类所需的信息熵的值为1.1101582067719973。然后以“基础知识掌握程度”决策属性为例，按照以上公式可计算它为“好、一般、不好”这三个类别时的信息熵分别为：0.11023523512325469、3342393443232003、0.26626684897980446。按照属性基础知识掌握程度划分S后样本子集的信息熵为0.7107414284262594。信息增益值Gain(基础知识掌握程度)的值为0.39941677834573786。分裂信息SplitE(基础知识掌握程度)的值为1.2686583529964333。则基础知识掌握程度属性列的信息增益率的值为0.31483399561620257。同理，可得出决策属性为上机时间信息增益率和性别的信息增益率分别为0.38135113259381354、0.016149189936541544。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信息增益率最大的是“上机时间”决策属性，所以我们应该把“上机时间”决策属性作为根节点，按照以上计算方法，依据比较信息增益率的大小，再对每个分支的节点属性进行确定。
4决策树规则提取
由以上计算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决策树，但为了消除噪声数据和异常点，我们对决策树采取剪枝策略。剪枝后生成的决策树可以直接从中提取决策规则。
近年来，伴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医患矛盾、医疗纠纷、医患诉讼以及医闹现象等呈现上升趋势，紧张的医患关系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尽管新医改已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建设，缩小城乡的卫生差距;不断增强与完善法律与保险机制，保障医生和患者的权利;增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等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约束一些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医患关系紧张仍旧是焦点问题。总体而言，患者不满情绪增加，医患双方缺乏信任和相互沟通。这种信任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在“看病难、看病贵”以及“以药养医”的固有认识的影响下，对医务人员的医德医风存在质疑。当医务人员与患者及其家属在诊断、治疗过程中，发生矛盾或纠纷时，就容易被激化。一旦这种矛盾或纠纷缺乏有效的宣泄和解决途径时，就会被扩大化，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效应，带来“集体不信任”。这一问题的产生与医疗信息不对称、医患双方缺乏有效的沟通有密切的关系。在医疗行业中，医患沟通有助于改善思维定势、增进医患间的信任，减少纠纷，使医生与患者实现双赢。
(二)医学生沟通教育的必要性
在我国医疗改革的特殊时期，许多医疗纠纷是由于医患双方沟通不够，导致不信任感增强引发的。通过沟通可以让医患之间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势作用，让医患双方可以了解彼此的心理需求，增强信任感。同时，医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学科，而且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医疗工作的有效开展，不仅要专业知识深厚、职业道德高尚，而且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尚的人文精神，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沟通技巧，能够妥善应对工作中的突况，在医疗过程中注重与患者、与家属、与其他医护人员，甚至是与社会大众的沟通与配合。当前我国的医学生沟通技能缺乏令人担忧，一方面医学生自身仅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发展，忽视人文素质的提升，不注重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我国的医学专业长期受生物医学的影响，在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留下了很多遗憾，在沟通教育方面还很薄弱。因此，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换位思考的思维能力亟待加强。
二、医学生医患沟通教育的现状
所谓医患沟通是指医患双方所进行的既包括疾病诊治，也包括同疾病诊治相关的心理、社会等因素内容的信息交流，这种信息交流主要是围绕患者健康及诊断治疗进行的。医患沟通教育就是利用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理念，具备良好的沟通技能与应对能力。当前医学教育长期存在着过分关注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忽视人文道德及人文素质的培养。不少学生在医患沟通方面，没有系统的医患沟通心理学、社会学等知识，人际交往、沟通能力弱，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弱。这种情况将不利于医学生在今后具体的临床实践中，妥善处理医患矛盾，维护和谐的医患关系。当前我国医学生医患沟通教育存在的具体问题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1.沟通教育课程不系统、不全面。
在美国等一些国家，在医学课程的设置中，沟通技能的教学是课程的核心环节，每个学年都安排有医生、患者和社会课程，将医患关系教育贯穿教育的始终。与西方国家不同，在我国当前的医学课程设置中，有助于提升医学生人文素养的课程学时偏少，且内容空泛，关于医患沟通教育没有统一的规定、无纲可依，内容分散。
2.教学方法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教学中仅涉及简单询问病情、病史，并没有病情治疗交待，医患之间意见交流等具体的沟通培训内容、医患纠纷的案例及问题讨论缺乏，致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仅仅具备了专业知识，而缺乏必备的沟通知识与思考能力。
3.医学沟通教育在见习或实习等具体实践中缺乏付诸实施和检验。
在医学生见习和实习阶段，学生拥有与患者直接接触的机会，但多数临床带习老师包括学生本人都将重心放在了临床技术上，而对沟通技能相对忽视，错失了进行沟通实践的最佳时机。
4.医患沟通教育考核的标准不科学，不能客观地评价教育效果。
部分医学院校针对学生的沟通教育往往通过与固定的标准化患者面对面地交流，并流于固定模式，对先后沟通的内容都有固定要求，这种以分数为考核标准的教育难以收到实效。
5.教师教学中对医患沟通教育的重视不足。
由于教学科研的学科专业性强、任务重，教师关心学生的专业知识及临床技能，而对医患沟通教育长期忽视，缺乏相应的师资力量，研究领域差异大，教学基于经验，缺乏系统的理论知识与专用教材。第六，医学生自身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心理素质。现在，许多医学生自身缺乏人文知识，法律意识、法律知识淡薄、不足，在遇到复杂情况时，无所适从，不能恰当地应对患者。另外，现在一些新闻媒体，遇到医疗纠纷事件时，会有意炒作，加深了民众对事件的误解，同时也给医学生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在遇到医疗纠纷时缺乏自信，紧张、焦虑，不敢与人沟通。
三、增强医学生医患沟通教育的对策
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不单单是人际交往的能力，更是其职业认知、职业态度能力等的综合体现。在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下，引导医学生正确认识沟通教育的重要性及其现存问题，在日常的教学与管理中增强沟通教育的实效，将有助于和谐的医患关系的构建。
1.改革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
目前，我国仅有少数医学院校开设《医患沟通的课程》，大部分院校仅是在《临床导论》《护理学导论》中涉及到沟通教育的内容，导致沟通教育在教学中所占比重较少，重点不突出，教学效果不好。因此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把开设沟通教育的专业必修课程，纳入到教学计划中。同时在教学中可以模拟临床上常见的医疗情景，提高学生的应对和处理能力，还可以邀请校内外的专家举办专题讲座，以前辈们的良好行医风范来影响学生，拓宽学生的思维空间。
2.将医患沟通教育纳入到日常的临床实践中，用实践来检验理论。
医学是一门服务患者、服务社会的技术性、社会性很强的学科，应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服务意识。在见习或实习过程中，带习老师应将沟通教育渗透在每一天的临床教学中，在保护患者、尊重患者意愿的情况下完成教学任务，对学生进行临床思维与人文素养的结合训练，让学生能够针对不同患者多形式、多层次进行沟通，在实践中循序渐进地总结沟通经验，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3.完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
良好的规章制度的执行，还需要完善的考核评价体系来保障实施，各类医学院校长期以来忽视对沟通教育的评估。以往的考核都是通过书面的或利用固定模式的交流进行考核，缺乏针对性。在今后的考核中，除了侧重专业知识外，还应对沟通技能进行考核，可以通过真实临床考试法，告知学生需要完成的任务，如告知病人坏消息等等，也可以通过调查法与量表法相结合的方法反映沟通教育的实效。同时，在教学测评中，还可以对教师的沟通技能与专业素养进行考评，提高其教学与临床带教水平，更好地发挥言传身教的作用。
4.加强人文知识教育，重视医患沟通能力的提升。
医患沟通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文技能，在医学生教育中应占重要地位。加强人文知识教育，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对于提高医患沟通能力有重要作用。高校思想政治辅导员和代课、带习教师应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同时在教学与管理中增强互动性，给学生更多的提问、沟通、交流的机会。具体可以通过:开办人文教育的系列讲座，采取灵活多样的授课方式，提升医学生的学习兴趣及乐趣;开展类型多样、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如演讲比赛、摄影展、艺术节和科技文化节等，提升其兴趣爱好;通过类型多样的人文社团建设，如音乐类、书画类、体育类等，组织开展多项社团活动，陶冶学生情操。
5.实施体验教育，进行社会实践。
在现实的学习过程中，医学生往往存在内心理想与社会实践、社会角色扮演与内心感受等多重矛盾与冲突。通过开展医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可以将其内隐的知识与外显的能力相结合。可以组织学生在见习、实习之余，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进社区服务”活动、健康咨询与教育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为学生提供一个与患者或亚健康人员直接沟通的机会，从而提高学生的实际沟通能力。
鉴于数学问题提出在数学课程与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学者们开展了一系列关于数学问题提出的相关研究.例如,数学问题提出能力水平的调查研究表明,中国中小学生的数学问题提出能力还有待于提高[6~7].数学问题提出能力和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关系的调查研究,揭示了学生的数学问题提出能力和数学问题解决能力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8~10].数学问题提出能力评价的研究认为学生的数学问题提出能力可以从提出数学问题的流畅性、变通性和创新性3个方面进行评价[11~21].但是,学生数学问题提出能力的评价,从数学问题的流畅性、变通性和创新性3个方面是不全面的,既然数学问题的复杂程度也代表了一个学生数学问题提出能力的高低,因此学生提出的数学问题的复杂性也应是其数学问题提出能力高低的一个评价方面.同时,对于数学问题提出能力和数学问题提出观念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空白.学者Philippou和Nicolaou对于数学问题提出能力和观念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启示[22].他们调查了塞浦路斯五年级和六年级小学生数学问题提出能力和自我效能观念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塞浦路斯小学生数学问题提出能力和自我效能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是该研究仅仅调查了学生的自我效能观念与数学问题提出能力之间的关系,没有涉及学生其他的问题提出观念.例如,学生对数学问题提出的重要性的认识,对数学问题提出的兴趣,以及对数学问题提出的教学形式的认识.同时,数学问题提出能力是否能够被有效测量,将直接影响研究者深入探索数学问题提出能力和观念之间的关系.因此,该研究将首先界定数学问题提出和数学问题提出观念的概念,并构建了一套数学问题提出的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该研究调查了沈阳市小学生数学问题提出能力和观念的情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数学问题提出是指,新数学问题的提出和已有数学问题的重新阐释,它可以发生于数学问题解决之前、之中和之后[2].学生在数学问题提出的过程中经历信息的理解,信息的转换,信息的编辑,信息的选择4种心理过程[23].信息的理解发生在学生根据一些数学表达式提出数学问题的过程之中;信息的转换发生在学生根据一些数学图片和表格提出数学问题的过程中;信息的编辑发生在没有限制条件下,学生根据一些数学信息、数学故事提出数学问题的过程中;信息的选择发生在学生根据某一个答案提出数学问题的过程中.观念是个体所持有的主观认识和理论,它包含所有个体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却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的认识[24].在观念概念的基础上,研究者认为数学问题提出的观念是指学生对于数学问题提出的重要性、兴趣,以及数学问题提出学习过程中的信心等的主观认识与态度.
三、研究方法
1.样本
调查了沈阳新民市69个五年级小学生和朝阳北票市48个五年级小学生的数学问题提出能力和数学问题提出观念的情况.根据数学课程标准的要求,学生测试前已经学习了因数与倍数、平行四边形、三角形面积、梯形的面积、分数的基本性质,以及分数的加减法等相关知识.另外,由于参与调查的学生所使用的数学教材存在少数的数学问题提出的情境,所以学生对数学问题提出有一定的了解.
2.测试过程
为了避免部分学生对数学问题提出仍然不清楚,测试前,研究者先讲解一个数学问题提出的例题:“服装店中,一件上衣的价格是60元,一双鞋的价格是82元,根据已知条件提出数学问题.”如果学生提出数学问题的时候存在困难,调查者可以给出一个例子:一件上衣和一双鞋一共多少元?之后引导学生根据该情境提出其他的数学问题.例题讲解之后,研究者强调这次测试不是一次真正的考试,其目的是了解他们的数学问题提出能力水平,因此考试的时候不要紧张.在测试的过程中,如果学生对题意等不是很理解,教师可以给予必要的提示.数学问题提出测试结束后实施数学问题提出观念的测试,两个测试一共用时约50分钟.
3.测试工具
数学问题提出能力测试包括6个算术领域的问题提出测试题(测试题2对学生提出数学问题的解决策略的运算类型加以限制的目的是考察学生在数学问题提出过程中对信息理解的能力).从问题提出情境的表征方式来看,有图片、答案、算式、语言描述和表格等.例如,编写两个应用题,使其计算方法(列式)都为1.6×8.数学问题提出观念问卷包括20个五点李克特观念问题,涉及学生对于数学问题提出的重要性,数学问题提出学习过程中的信心,以及对于数学问题提出的兴趣等.这20个观念问题从设计方式上分为10个正向问题和10个反向问题.例如,“尽管我很努力地学习,但是我在提出数学问题的时候还是总遇到困难”为反向问题;“我认为能够从提出数学问题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为正向问题.
4.评价标准
数学问题提出测试从流畅性、变通性、新颖性和复杂性4个维度评价.流畅性指提出正确数学问题的个数【评价一个数学问题是否为正确的数学问题,首先,评价所提出的数学问题是否满足题意的要求.其次,评价所提出的数学问题是否为一个可解的数学问题(一个数学问题不可解是指这个数学问题的数学信息不充分或者和已知条件相矛盾).最后,评价所提出的数学问题是否符合生活实际】.对于某一个测试题,学生提出一个正确的数学问题,则得1分,否则得0分.变通性指学生根据某一个问题提出情境提出的两个数学问题的类型的变化程度,如果两个数学问题都错误,或者其中一个错误,或者两个数学问题都正确且属于同一个类型,都得0分,如果两个数学问题都正确且不属于同一个类型,则得1分.数学问题的类型根据该数学问题的总的语义类型来确定.加减法的语义类型分为变化、合并和比较3种类型,乘除法的语义类型分为等量组的聚集、倍数、矩形和组合[25].例如,“小明带了100元,买了2条围巾和1双手套,剩多少元?”和“买2副手套和1条围巾共多少元?”,前一个数学问题的语义类型为变化,后一个数学问题的语义类型为合并,所以该生测试题1的变通性维度得1分.新颖性是指学生所提出的数学问题比较有新意,具体的评价方法是如果提出的某一类正确的数学问题的个数占所有提出的正确数学问题的个数的百分比小于10%,那么这类数学问题就被评价为新颖性的数学问题.该维度中,数学问题类型的划分方法与变通性维度中数学问题类型的划分方法相同.学生提出一个新颖性的数学问题,则得1分,非新颖性的数学问题或者不正确的数学问题为0分.复杂性是指学生提出的正确的数学问题所包含的语义类型的个数.某一个测试题中,学生提出的两个数学问题中至少有一个数学问题包含两种语义类型,则得1分,至少有一个包含3种及以上语义类型的数学问题,则得2分,其余为0分(两个问题中至少一个问题错误或者两个数学问题都正确,但是每个问题仅仅包含一个语义结构).例如,一个学生提出两个数学问题“一共有多少个动物?”和“草地上有5只母鸡和8头牛,草地上一共有多少条腿?”,第二个数学问题包括合并和等量组的聚集两种语义结构,该生复杂性维度得1分.数学问题提出能力测试4个维度的分数重复累计,流畅性和创新性维度的总分各是12分,变通性维度总分是6分,复杂性维度总分是10分(测试题2要求学生根据指定的算式编写数学问题,因此,评价学生根据该问题情境提出的数学问题的复杂性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数学问题提出能力测试的最低分为0分,最高分为40分.
数学问题提出观念问卷中,反向问题反向记分.例如,对于问题“尽管我很努力地学习,但是我在提出数学问题的时候还是总遇到困难”,选项“非常不同意”记5分,选项“不同意”记4分,选项“不知道”记3分,选项“同意”记2分,选项“非常同意”记1分.正向问题正向计分,例如,对于问题“我能够正确地评价提出的某一个数学问题是否正确”,选项“非常不同意”记1分,选项“不同意”记2分,选项“不知道”记3分,选项“同意”记4分,选项“非常同意”记5分.数学问题提出观念问卷的最低分为20分,最高分为100分.
四、研究结果
1.数学问题提出能力的结果
从测试总体情况来看,大部分学生能够提出正确的数学问题,数学问题提出能力测试的4个维度得分率情况分别为,流畅性:87.5%,变通性:45.7%,创新性:12.3%,复杂性:20.3%.可见,在问题提出的流畅性维度上,学生的数学问题提出的分数还是较高的.但是,也不乏一些学生提出不符合要求的数学问题,例如,在测试题2中,根据问题的要求,学生需要提出应用题,而有的学生却提出文字表述题,如:“8个1.6的和是多少?”在测试题4中,根据问题的要求,学生需要提出用乘法或除法解决(可以包含加法或减法)的应用题,而有的学生却提出:“小明存250元,小丽存300元,小明比小丽少多少?”在测试题5中,学生需要根据情境中隐含的规律提出问题,但有的学生却提出:“第四天,他用23根火柴搭了几个正方形?”显然这个数学问题不符合题中隐含的规律;在测试题6中,有的学生提出数学问题:“一只母鸡一天下10个蛋,那么5只母鸡一个月30天下多少个蛋?”可见提出的数学问题不符合生活实际.与数学问题提出的流畅性维度相比,学生在数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创新性和复杂性维度上的表现不容乐观.学生倾向于提出和课本类似的、练习中常见的、简单的数学问题.例如,对于测试题1,类似于“买2双鞋和1副手套共需多少钱?”的合并问题为36%;类似于“2副手套花多少钱?”的等量组聚集问题为26%.
2.数学问题提出观念的结果
从数学问题提出观念问卷来看,部分学生对数学问题提出的观念不容乐观.例如,对于观念问题4“尽管我很努力地学习,但是我在提出数学问题的时候还是总遇到困难”中,有38%的学生选择同意或者非常同意,表明很大一部分学生对学好数学问题提出缺乏一定的信心.对于问题19“我愿意提出和课本上类似的数学问题”,高达62%的学生选择了同意或非常同意,这可能是学生数学问题提出的创新性较差的一个原因.但是,学生很喜欢数学问题提出的活动.例如,对于观念问题15“如果数学课堂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数学问题提出活动,那么数学课堂就会变得更加有趣”,90%的学生选择了同意或者非常同意.
3.数学问题提出能力和观念之间的关系
皮尔逊相关分析表明,首先,学生的数学问题提出能力和观念在0.05的显着性水平上正相关(=0.21,P=0.02);学生的数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创新性与数学问题提出观念在0.05的显着性水平上正相关(=0.27,P=0.00).其次,对于数学问题提出的4个评价维度,创新性分别和变通性(=0.29,P=0.00)和复杂性(=0.40,P=0.00)在0.05的显着性水平上正相关(研究中只计算了数学问题提出的变通性,复杂性和创新性之间的相关性,而没有把正确性包含在内,因为变通性、复杂性和创新性3个维度是以正确性为基础的,即,只有正确的数学问题才能评价其变通性、复杂性和创新性).最后,学生的数学问题提出观念能够从很大程度上预测他们的数学问题提出能力(R=0.21,F=5.47,p=0.02).
五、讨论
通过该研究,可以得出,学生倾向于提出一些常规性的、熟悉的数学问题,而不擅长提出创新性、复杂性的数学问题.因此,在日常教学活动过程中,需要教师把培养问题提出能力作为一个重要的教学目标,落实在各学段的课堂教学之中.
首先,教师不仅要提供丰富多彩的数学情境,激发学生提出数学问题的欲望,鼓励学生提出数学问题,同时也要教给学生提出数学问题的一些方法,在学生提出数学问题的过程中给予一些帮助.例如,在学生提不出数学问题的时候给学生提供一些例子,在学生总是提出类似的数学问题的时候,提供学生从另外的角度提问的例子,鼓励学生对提出的数学问题进行评价与反思.此外,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来促进学生的数学问题提出能力的提高是不够的.还需要借助于各类考试对数学教学的影响作用,即在考试中增加一些数学问题提出的测试题.当然,在考试中,增加什么形式的数学问题提出的测试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国内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发展趋势
自我国招收财政学研究生以来，其培养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在提出中国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后，对财政学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使得其招生和培养规模在稳定增加，总体而言，可概括为以下四点变化。
1.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学专业研究生一直强调“学术型”的培养目标，这一目标已逐渐与财政学研究生的实际就业方向和世界研究生的发展状况不符，经过总结反思，财政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已发生了重大转折“，应用型人才为主”将是我国未来财政学研究生的主要培养目标。
2.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机制的创新。
在研究生入学培养机制上，除了像网上报名、电子注册这样技术性的改革外，在考试弱化初试的权重，强化复试地位，全面改革收费制度，取消“公费”、“自费”区别上也有了创新；在研究生培养上，我国财政学研究生培养机制一般都是以修学分和写论文为主要内容。
3.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学科属性的交叉。
纵观财政学研究生培养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其他学科向财政学领域的渗透，其他学科的科学原理和方法用于研究和解释财政现象愈来愈普遍，这也为财政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宽广的学科理论基础，使财政学演变成了一门融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及社会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4.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方式的多元化。
与培养目标相适应，财政学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也在逐渐向多元化发展，纯粹的“学院式”的导师教育逐渐减少，实行导师学生的“双向选择”甚至是“多导师”指导，强调社会实践。
三、基于系统论视角的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
1.确立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的三大目标———学习力、研究力、创新力的目标。
学习力即以培养终身学习能力为目标，培养具有独立获取知识、信息能力，掌握终身学习的方法的财政学研究生。研究力即以培养理论研究能力、实践操作能力、专业素养能力为目标，培养研究生系统掌握财政学基本理论和知识的同时运用财税知识研究财政经济现象的能力。创新力即以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为目标，充分发挥他们在科研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为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社会发挥最大的聪明才智。
2.构建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四大系统———目标系统、管理系统、培养系统和支撑系统。
目标系统是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系统中最核心的系统，应包括两个层面：①预期。对财政硕士而言，培养预期即“高层次、应用型的财政专门人才”；②标准。科学设计财政硕士在相关素质方面需达到的具体标准，是财政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首当其冲的要点。管理系统是指在财政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对所涉及的资源进行整合与调配的过程，即在一定的目标下对人财物及信息的调配，包括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管理主体———研究生院或相关学院；管理客体———包括人（主管人员、辅导人员、生源）、财（教育经费）、物（教学场地、教学用具）、信息（培养过程中动态情报，相关信息等）、论文工作管理、授位管理等；管理行为———财政学硕士学位创建计划（包括招生计划、培养计划、管理计划等）、财政学硕士学位创建组织（包括组织机构和组织行为）、财政学硕士学位建设领导（领导艺术和领导行为）、财政学硕士学位建设控制（包括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管理制度———政治层面制度、操作层面制度。财政学研究生的培养系统涉及师资、课程与教学三个部分。师资方面———财政学硕士培养要对教师的质量、数量、结构和发展都提出针对性的要求；课程方面———因课程体系是财政学硕士汲取知识和锻炼能力的载体，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是财政学硕士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其课程设置要充分反映财政学各领域对专门人才的知识与素质的要求，注重分析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教学方面———教学是财政学硕士学位建设和发展过程的介质，灵活机动、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是高质量教学水平的保证，各授权单位要加强实践环节的力度，高校可以依托财政学教学资源与相关社会机构的天然学科联系，为财政学硕士搭建宽广的实训平台。支撑系统是总体系统健康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财政学研究生的培养模式的支撑系统首先来自于以经费形式出现的经济资源，其次包括教学所需的场地、设备、图书等硬件资源，最后是政策支持、价值观念、社会文化等软件资源。
3.搭建财政学专业研究生有效学习的三大平台———课堂教学平台、实践教学平台、科学研究平台。
课堂教学平台是主体。建立课堂教学平台，要做到所教的课程都是通过精心比对后确定下来的，加强文理渗透，增设跨学科课程。对于一些现实性很强的教学内容，聘请实际部门工作人员主讲，并实现现场教学。实践教学平台是辅助。如可能，可与地方的财政局、税务局及企业签订校财、校税或校企合作协定，建立实践教学平台。科学研究平台是补充。改变目前高校、科研院所各自单独培养研究生的现状，将各自的资源优势进行有效组合，构建一种由大学、科研院所紧密结合的研究生培养平台。
二、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点(方向)建设现状
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建设与教育技术前辈们的努力，伴随着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深化与改革、学位授权审核体系的改革与调整、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等动因，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点的数量与规模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到优的发展历程。
1993年是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建设与发展史上重要的分水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教育技术学专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一年，教育部(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简称国家教委)正式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教高[1993]13号文件)[3]，将“电化教育，’专业正式更名为“教育技术学”，归属于教育学科门类，并注明可授教育学或理学学士学位。还是这一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第五批学位授权审核中，正式批准北京师范大学建立我国第_个教育技术学博士点，何克抗先生成为我国第_位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之后的几年中，条件逐渐成熟的几所师范类高校相继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得教育技术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其中包括华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除此之外，2005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进行博士学位授权审核体制改革，《关于委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展自行审核—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试点工作的通知》，北京大学获得自行审核增列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_级学科点的权利，同时具备教育技术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全国非师范类高校建立的第_个教育技术学博士点，但目前为止并未招收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
面对社会对教育技术学博士生人才需求持续增长、学科授权体系改革的机遇，以及学科发展的前期积淀，使得教育技术学博士点数量与规模快速发展。浙江大学于2010年被批准设立博士点[5]。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了《关于下达2010年审核增列的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_级学科名单的通知》，审核批准增列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14所院校具有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教育技术学二级学科点同时获得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除此之外，根据国家教育发展总体规划和调整结构、优化布局的实际需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08年10月《关于做好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工作的指导意见，尝试将学位授予权部分下放到省级学位委员会和省级政府，允许以立项建设方式审核批准增列一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授权学科。其中，浙江师范大学与新疆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成为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其教育学学科成为博士学位授权学科。2013年这两所高校顺利完成了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的验收，获批教育学_级学科博士点，教育技术学专业随之获得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迄今为止，我国共有27所高校获得了教育技术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根据各高校相应网站公布的2015年博士招生简章及专业目录信息，北京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虽已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但仍未有招收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的计划。所以，截至2015年，共有18所高校招收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
生。教育技术学博士学位授予点数量的大幅增加，这与学科发展的前期铺垫、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和前辈们的努力密不可分。
三、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点(方向)分析
二十多年来，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点建设走过了辉煌的历程，以下从地域分布、高校类型与研究方向聚焦等方面分析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点的总体情况。
(_)地域分布
从27所教育技术学博士点高校所属地区来看，既有地域分布的广泛性，又存在地域之间的数量不均衡性、区域发展的不协调性。地域分布的广泛性体现在，这些高校广泛分布于我国七大地理分区：华东地区(7所)、华北地区(7所)(注：横跨华北、西北、东北地区。由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所在地呼和浩特地处华北地区，故此处将内蒙古师范大学划归华北地区)、华中地区(4所)、西北地区(3所)、东北地区(3所)、西南地区(2所)、华南地区(1所)，涉及全国4个直辖市和16个省、自治区。地域之间的数量不均衡性与区域发展的不协调性体现在，华东地区与华北地区博士点数量较多，占总数的_半。华东地区的博士点分布在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福建省等地，大多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地域优势使得这些地区的高校易于汇聚人才资源、科研资源及充裕办学经费，学科建设与发展较为迅速。华北地区的博士点主要分布在北京与天津，其中北京市就有5所，数量也最多，原因可能是，北京市是我国政治与文化中心，各大重点高校云集于此地，地域优势再加上国家扶持、政策倾斜等多种因素，使得教育技术学科在北京高校中的发展较为迅速。而另一方面，中西部很多省份、自治区没有教育技术学博士点。虽然说教育技术学博士点的建设、培育与发展不能搞平均主义，但也应在注重因势利导、培育重点的同时，兼顾分布协调、均衡发展，只有在全局规划的协调性上做好文章，才能真正有利于教育技术学学科的长远、科学发展。
(二)高校类型
目前，具有教育技术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机构都是局等院校。从局校层次上看，有“985工程”局校8所，“211工程”高校1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11所，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高校1所，省部共建高校5所，说明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教育起点较高、实力较强，有较深厚的学科积淀。从高校类型来看，师范类高校多达19所，综合类高校7所，理工类高校1所。这说明师范类高校是培养教育技术学专业人才的主要阵地，综合类高校、理工类高校也已成为培养教育技术高端人才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综合类高校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科研实力强劲，研究领域宽广，更利于教育技术学科建设的交叉性与多元化发展。而师范类高校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面临着转型，正在由过去培养单一人才向更为全面的综合性大学拓展，不仅担负着培养高水平师资的使命，更被赋予了一种全新意义的综合性人才培养基地的标识，所以师范类高校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也要注重其实践性、综合性等，将创新培养模式作为推动改革的着力点。
(三)研究方向聚焦
教育技术学博士点的研究方向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与核心内容，代表了学科的研究取向、特色及发展趋势。有些研究方向，如北京师范大学的“远程教育学”经过多年学术积累，凝聚了成熟的学术梯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有些研究方向，如北京师范大学“知识科学与工程”、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电视”与“教育传播”、西北师范大学“信息技术与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科学与技术设计”、南京师范大学“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内蒙古师范大学“技术史与教育技术史”等，依托博士生导师的学术专长和培养单位的条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知名度，具有鲜明的优势与研究特色。
根据各高校招生网站公布的2015年博士招生简章及专业目录信息，把相近研究方向进行归类分析，其中有8所院校设置了“计算机教育应用”方向，占总数的12.3%;其次是“现代远程教育”、“数字化学习技术与环境”方向，占10.8%;“学习科学与技术设计”、“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SCL)”占9.2%;“教育技术基本理论及其应用”、“信息技术与教育”占7.7%;“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教育信息化系统工程”、“教育信息化”，各占3.1%。还有一些方向，如“技术环境下的教学模式和学习策略研究”，“信息化教学环境、信息技术教学法”，“教育信息资源设计与开发”，“教育软件”，“信息化教学设计”，“知识媒体设计与开发”，“学习分析技术”以及“知识服务与管理”等，名称上依旧沿袭教育技术学常规研究方向。还出现了一些随着新媒体、新技术的发展而设置的研究方向，比如“新媒体阅读、知识交流”，“新媒体技术与艺术应用研究”，“新媒体与教育”，“教育云与数字校园”以及“云计算与教育公共服务”等。总体来讲，各高校研究方向设置较为分散，重合率相对较低，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近年来，有些研究方向也比较注意培育学科新的生长点与新的博士生导师，以形成新的学术梯队与研究方向，从而有效避免了稳定研究方向“飘移”现象。所谓“飘移”现象是指由于老一代学科带头人退出、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同时肩负繁重行政管理工作以及后备学术梯队不稳定或未培育起来等因素，致使学科建设停滞不前而导致的学术滑坡。学术梯队建设与培育是实施研究方向的保障，教育技术学博士点研究方向建设必须依据社会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需求，坚持高水平和优势特色，形成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推动力，将教育服务模式创新作为研究和培养的新重点，以助力教育信息化事业发展。
四、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培养
从系统论视角看，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是由诸多环节、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结构系统，是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从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及运行机制来看，大致可以概括为培养目标、培养方式与培养考核三大部分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指通过培养活动使作为培养对象的博士研究生在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上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和规格标准，包含着特定的价值目的和价值判断，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博士”这一问题，是整个博士研究生培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授予博士学位要求培养对象“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培养定位基本上都是学术型博士，强调了科学研究能力提升的重要性，突出了创造性、独立性、自主性。这与美国教育技术学学术型博士层次培养定位较一致，如教育技术老牌名木父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层次培养目标是为了培养教学技术领域的研究者，通过基础研究发现新知识和通过应用研究解答特定的实际问题，博士一般在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或者在和教育技术相关的私人部门、公共研究部门、开发中心担任研究者气但美国有的高校，比如雪城大学教育技术学博士培养分为偏学术研究与偏职业研究两个方向，虽然这两个方向都是研究导向，但偏学术研究主要针对研究性大学或高校，偏职业研究主要针对政府、K-12教育、工商业、非营利组织、军队对教育技术博士生的需求，在课程安排上也更注重项目经验、团队工作、管理及领导能力的训练。美国研究生教育追求的目标是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兼具理论性(或基础性)与应用性的双重性质，这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二)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是根据培养目标及要求，针对培养对象所采取的基本教育方法或教育形式。培养方式回答了“怎样培养”的问题，一般包括招生与录取、课程设置、科学研究、导师指导等诸多要素。培养方式是否科学，关键在于各构成要素之间是否优化组合。招生与录取是培养工作的起点，是研究生培养模式和社会大环境的中介，具有很高的灵敏度;课程设置、科学研究是主要的培养方式;导师指导则贯穿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始终。
1.招生与录取
在博士生培养中，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是重要的起始环节，招生质量直接影响培养质量。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招生有直接攻博、提前攻博、硕博连读和公开招考多种形式。公开招考_般实行各校自主命题、自主划线、自主录取，大多采取初试(笔试)+复试(面试)的“考试入学制”，对于有效选拔具有科研潜力的生力军进入博士队伍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然而“考试入学制”可能带来诸如导师自主权缺失等问题，难以有效选拔具有科研潜力的人才。为了弥补功能短板，近年来一些高校开始试行“申请一审核”制，以对申请材料的审查代替初试，通过学校自主组织的综合考核来考查申请者的培养潜力与学术创新能力。“申请一审核制”有利于申请者和导师之间的双向了解，能够使导师更好地了解申请者的全面素质，从而遴选出最适合培养的申请者。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学院从2013年在公开招考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时开始试行“申请一审核制”选拔博士生制度，即申请者提交申请，然后经过初审和面试两个环节择优录取，给其他高校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申请一审核制”创新了博士生招考理念，将选拔的重点落在了对申请人创造能力、探索精神、批判能力与科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考查，赋予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招生选拔中更大的自主权。因此，提升博士生招生制度本身的科学性，渐进地将“申请一审核制”引入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生招生选拔中，逐步由目前“考试入学制”和“申请一审核制”并存的双轨制走向单轨的“申请一审核制”是必然趋势。
2.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与教学是实现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培养目标、完成教学任务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拓宽博士生的知识面，加深专业知识掌握，提高科研能力，使博士生掌握较宽广、系统、深入的理论基础知识起着重要作用。目前，教育技术学博士生课程设置普遍实施学分制，大多规定博士生修读学分在20学分左右，由学位课、选修课和实践环节三部分组成。学位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和学位专业课，其中公共必修课为政治理论课与外语类课程，由学校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要求统_设置，选修课是为拓宽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加强研究方向的深度而开设的课程，实践环节包括参加学术活动、作学术报告等。
但从目前各高校设置课程科目和实施方式来看，仍然存在_些问题，诸如课程设置缺乏层级性，课程名称、内容体系、教学方式、考核要求等与本科、硕士研究生差别不大，未能突出学术性。从课程体系的编制来看，存在随意性，部分高校课程设置仅考虑博士生指导教师研究方向，因人设课。笔者以为，由于博士研究生的学术旨趣各异，博士生课程应当是“自助餐”式的，体现个性化，内容注重基础性与前沿性的协调统_，学习应重在获取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质量，围绕学位论文、根据需要有针对性地学习。
3.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关键与中心环节。_般高校都鼓励博士生积极参加导师的科研项目，参与国内外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研究，以科研项目为载体，培养博士生的科研能力。鼓励博士生积极参加校内外有关学术活动，加强学术交流与协作，提高博士生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服务能力。英国学者E.M.Phillips认为，博士生培养过程就是使学生“在研究领域里，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研究者的过程”[12]。大多数高校对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都有的要求。除此以外，博士学位论文是综合评判与衡量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水平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依据，是对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创造性、批判性与科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生独立完成。论文应体现在学科研究方向上的前沿性、独创性和系统性。教育技术学博士学位论文工作过程包括选题、开题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学位论文标准、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阅以及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
4.导师指导
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大多数实行导师制，博士生导师作为教育技术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是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关键人物，同时也是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培养链条中最关键的节点。博士生导师受到学科的特殊性、学生的研究与能力、学校研究条件及经费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对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方式也因人而异。从教育学角度来看，导师对博士生指导与培养过程是一个教与学的互动过程。对处于学科前沿、以研讨精深学术为主的博士生培养来说，这个互动过程更为明显，意义更重大，更多表现出教学相长的特点。在美国的大学，博士生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是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的。其_，组合式、套餐式指导制度。博士生入学以后，建立一个以导师为主，另外至少三名教师组成的指导小组，按照培养方案，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专业咨询、讨论和指导，共同负责对博士生的研究工作进行监督和把关，为博士生的研究提供了_个求教、切磋学术的正式专家网络，使博士生增加了研究选择的余地和发展空间。目前，我国一些学校开始采取导师负责和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其二，导师指导培训制度。虽然“有些导师天生就具有教导的能力和兴趣，但是他们很少发展自己的教导技能以更好地促进这种能力和兴趣”P3。导师指导方法的培训得到美国许多大学的认同，这些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三)培养考核
培养考核的目的是通过评价考核的调节与反馈，促进培养模式各环节的优化组合，进而保障并提高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培养考核的范围涉及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各个环节，主要包括课程考核、中期考核、开题报告、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阅和学位论文答辩等。课程考核主要针对第一学年的学位课程进行考核，在课程学习完成之后展开，大多以读书报告、论文、项目开发等方式进行。中期考核是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管理与质量保障的一个重要环节。博士研究生在进入学位论文工作之前，培养单位对其思想品德、学业成绩、业务能力等进行全面考核，对不宜继续培养者终止其学业，以保证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博士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开始博士论文的选题;确定选题后，可申请博士学位论文开题，
需要提交开题报告;学位论文科研过程中，需要提交学位论文中期报告，院学位委员会进行中期检查或根据需要组织研讨;通过学位论文评阅，达到博士学位论文水平的博士生，导师组织博士生论文预答辩;通过预答辩即可匿名送审(俗称盲审，是一种组织专家组评审的制度);盲审通过之后，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即培养考核的最后环节。答辩内容涉及论文存在的问题、疑点和与论文相关领域的知识，由学位委员会投票决定学位论文是否通过。总之，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在规定年限内修满规定学分，通过思想品德考核和学位论文答辩，准予毕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有关规定，达到学校学位授予标准，通过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方可授予博士学位。
五、讨论与思考
笔者试图通过剖析我国目前教育技术学博士点建设与博士研究生培养现状，找到发展壮大教育技术学科、扩充学科生存空间的途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教育信息化建设。对于从这个角度求解“南国农之问”，结合前文的分析有以下讨论与思考。
(—)加强整体规划，做好博士研究生教育顶层设计
二十多年来，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教育走过了辉煌的历程。近年来已渐进地从外延式发展进入到内涵式发展的阶段，正努力实现从规模发展到质量提升、从量的扩充到质的提升，这就需要按照拓展学科领域、丰富学科内涵、增强学科特色、提高学科水平的总体要求，科学地处理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四者的相互关系，在学科布局和结构优化方面加强整体规划，做好顶层设计，推进协调发展。可以考虑区域内教育技术学博士点联合培养，共享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彼此之间加强合作交流，聚合区域内高校的优势学科资源，共同提高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推进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设置与国际接轨的研究方向，开阔学科视野的同时，扩充学科的生存空间。
(二)完善管理机制，构建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新框架
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生教育为教育技术学领域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教育起点较低、历程较短，尤其是近年来博士点数量快速增加，发展步伐过快，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逐步扩张，而相应的培养支撑条件尚未完全到位，博士研究生的质量问题随之凸显。研究生培养支撑条件是制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它是指参与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各种相关硬件与软件资源的综合。各高校应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和自身实际，确定博士生适度发展规模，加强对人才培养过程的管理和指导，从硬件和软件两大方面完善严格的管理机制，建立有效的教育质量管理系统，构建科学的博士生培养质量监督与评估体系，才能更好地保障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在教育信息化事业红火的今天，亟待将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同时作为培养目标，创新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使其兼具理论性(或基础性)与应用性的双重性质，并将应用性作为研究和培养的新重点，以更好地服务于教育信息化事业。
(三)调整培养定位，适应教育信息化实践的需求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同时需要理论研究型与实践应用型两大类人才，但对实践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大大高于理论研究型人才。而在我国目前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中，注重学术型博士即理论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忽视了对实践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也存在着学术型博士理论基础不深厚、创新潜力不足的问题。我们的确需要培养以知识创新、科学研究为目标的学术研究型人才，同时更需要培养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满足教育信息化实践需求、具有_定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及较强实践能力的人才。所以笔者认为，为了适应社会需求，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应该在保持学术型博士规模的同时，尝试招收一些实践应用型博士，推进博士研究生培养定位多元化。是否效仿美国雪城大学教育技术学博士培养分为偏学术研究与偏职业研究两个方向，这也是未来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与充分论证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