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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都深信，要寻求这个世界中的事物出现的原因，只能立足于这个世界本身，所以，所有关于人的事情的原因同样也只能在这个世界中寻找，而且，归根结底要在人身上寻找。”[1]对于社会分层的正确认识同样也只有从人身上去探求。“人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因为其他各种疑问（关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发展和未来，甚至社会分层）只有在指向人自己的存在时才具有意义。社会分层是社会学里的一个基本概念。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既有自然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社会分层作为由各个个体的生产力发展而形成地社会集合之间的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也必然会体现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由此也决定了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社会异化的区别，从而也体现出其终极的目标价值——人的全面发展。
一、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
人类源于自然，却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存在。在人出生之时，自然只给予人最基本的生存前提，而将塑造人的任务交给了人自己。不同于其他完全由自然所引起和决定的生物，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创造者，人正是通过自身的活动来实现自身存在价值，通过改造自然和社会、促使自然和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来满足自己需要。这样，“人类在与自然母体分离之后，凭借着自己所获得的能力，创建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文化的、日益文明的‘人的世界’，从此之后，人便开始成为一种追求理想、创造价值的属人世界的理性存在。”[2]也就是说，社会分层是人在塑造自己、塑造社会、塑造世界的过程中的自身能力的发挥和表达的客观结果。
从社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层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社会分层的活动或形成显然最终有赖于人类共同体的成员所具有的能力。在人类共同体里，每一个人都具有某种使其成员适应其职责的独特的能力，而且这个共同体实质上存在于能力相互关联的活动之中，这种联系既是他们能力发挥的基础，也是他们形成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客观必然。因此，社会分层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好像是人们的资源占有量的描述。我们不应在此停止不前，而应继续探究这种概念的内涵。这样我们就会立刻看出其含义，即社会分层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充分表现自己的能力特性，以适应——实际上是促进——形成这个共同体的各种关系与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分层都是一面镜子，或者说是从各自特有的角度对整个社会的反映。一个健全的国家组织会通过某种必要的联系使个人的能力特性得到健全的平衡与调节。
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取决于他的能力、性格和行为，我们并不知道也不关心他是靠当矿工还是当教师表现自己能力。社会分工具有影响力是因为它是我们个体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在社会分层中是无需重视社会分工的，除非你愿意这样做。所以，承认个体生产力的自由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分层不再是一种有关社会分工的制度，在实践活动中，它实际上作为一种描述人的能力的发展的结果而存在，表明的是人们的能力和行为。任何正常的社会分层也无法使层级的差别依附于社会分工的差别。但是，虽然在由正常的社会分层所规定的层级差别的意义上，社会分工已不再决定社会层级，但是从较狭窄的意义上说却依然是并必然始终是测量正常的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按我们探询的思路来说，以个人能力为一方和以社会分工为另一方之间的区别是与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词有关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工这两个概念有很大的区别。从个人的自由开始，我们会发现社会分层是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的结果，个人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具有自主性；而社会分工则是社会生产对个人的一种要求，个人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缺乏自由性。因此，一个人的社会层级，从表明他的职业涉及什么样的能力发挥的意义上说，非常接近于他的个性能力的核心。但从原则上说，社会分层是依据人的能力的分工，社会分工则是依据社会生产需要的分工。
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这是人类对社会发展的经验总结。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职业差别越发凸显。由于特定的职业（包括政府部门职业）要求在职者具备特定的能力，这样具有特定能力的个人与相应的职业自然地形成“门当户对”的配对。这样配对的结果是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形成职业、收入、声望、权力等资源分配不等的具有层次差别的阶层。社会上不同职业由于在重要程度、能力要求等方面存在不同，客观上需要各方面能力差别不等的人来做相应的工作。即所谓各就其位，各尽所能。这样社会才能协调运转。只有当劳动分工基于一种服务于人的能力发展的实践，在一个共同体中变得很明显时，才会进一步了解个人能力的独特地位，给个人的能力打上标记并塑造它。有组织的社会总是从职业中看出能力的一一合理的职业分工从独特的能力中心得到较深刻的反应，或在其中采取比较具体的形式。在个人被号召使他自己适应于为共同利益作出特殊贡献时，他就会显示出自己的能力特性。这样，他就成为了“重要人物”，成为社会分层中的某一个阶层的因子。
重要的是注意到这一点：在这种社会分层形成过程中，一个人除非能够承认他所在的共同体，否则他就不能在其中随意地发现并发挥他自己的特长。这样社会分层会从社会分工中获得自身的发展，特别能适应为维持社会或国家的一般需要。当社会分层发展的结果是它“有意识地”采取社会整体的逻辑所要求的形式时，它的发展在原则上就是社会分工精神。如果社会分层脱离了社会分工的原则，自认为重于一切——要独立存在，或者说要为它本身而纯粹的存在——便会失去赋予它价值的那种社会联系，而成为纯粹的概念。
二、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化
我们一直认为，社会和国家在作为手段发挥人类的能力方面是有价值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社会和国家的一面是不可避免的条件（因为人的能力发展在与外界隔绝时是不完整的），但是，它们是由众多的人群形成的，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当数目众多的人的自由参与，即由许多自我的要求和关系直接影响人类的能力的情况消失时，社会分层并不会遭到破坏。人的能力在得到它们的支持而增强后，会沿着排除各种矛盾，形成自己的世界，使自己的能力沿着全面发展道路继续前进。社会或国家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分层的促进力量，但它们的形成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直接为了发展每一个个体的能力的需要，它们的目的也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社会的”。相反地，应当把它们看作为了实现某些人的利益而在国家范围内并以国家名义而进行的一种能力资源分配；看作“公共意志”以比较不确定的形式显示的部分阶层超级发展，而部分阶层受到限制的更充分的表达；并从全体的意识所固有的这个意义上把它们看作只要他们能够占有就会占有本不应属于他们的“他人能力”。这样，在社会或国家的干预下，人的能力发展或发挥程度就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再加上一些人占有了本不应属于他们的“他人能力”，社会分层就不再是其原本的发展状态了，而是表现为他的异化形态——社会分化了。
这样，我们已可大致概括地描绘出社会分化的内容，它蕴含于现实的社会分层中，但并不完全，而且是以异化的方式实现的。正是由于这种内涵，我们才会意识到社会分层——自由才能的发挥不受阻碍——在不给自我加上重担并“迫使我们自由”的一种制度中才能找到。在社会分化的情况下，一些人的个性能力被缩减到了最低限度。不同的社会时期，政治、经济这两种力量以社会制度的方式安排着社会的分化，而这两种力量的互动又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政治方面，集权社会的政治权力可谓是社会分化的主导力量。任何社会阶层的沉浮都是由这种权力决定的，并且也主要以权力为标准划分社会等级。在传统社会里，社会分化主要都是建立在各种政治权力的条件之上，并以等级制的形式出现；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近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完善，经济对社会分化的影响逐渐上升，甚至成为主导力量，杜会分化则是以职业、收人和社会声望等“公平“的经济事实不平等的形式出现的。
“阶级”或“等级”是社会分化的最常见的形式。在这里，社会分层的异化被国家以一种强制力赋予了“合法”的外衣。“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阶级。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3]“阶级”或“等级”在失去或未获得能使其本身适应功能并使功能适应社会逻辑的能力时，会显得重于一切，好像是关于优先权和特权的一种绝对而不可动摇的准则。这种社会分层的异化，是对人的能力自由发展的否定，表现为混淆社会分层原则，甚至会与私有财产的原则相混淆，对其成员或社会，或者对二者都是一种压迫。但这种弊病的实质，是使社会分层的功能失去它在社会制度内自由地合乎逻辑地适应变化的特点。社会分化已经把社会分层僵化了，不是像一个活的有机体那样使自己适应客观存在的事实和需要，而是固守着一个异己的原则，从而变成了社会逻辑中的一个异化或社会机体中的一个毒瘤。
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分化表现为不同等级资源占有的差异。这种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不是基于个人能力的结果，去有效维持社会激励机制，而是差异的形成过程的不公平，破坏了公民的和谐正义感，加强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所以，要在社会或国家的制度层面上尽可能完善并符合正义的要求，排除由于制度缺位造成的社会分化。在我国，政府依靠行政权力调控经济资源、教育资源的不公平问题还很严重，“有钱就有权，有权就有钱”，政府几乎成为了各种资源交换的中介，不但滋生官员的腐败行为，而且强化了社会分化的冲突。
现实的生活中，社会分化程度会由于社会流动的加速而得到缓解。社会流动是一个与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紧密相关的概念，指个人关系空间的变动，可能是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也可能是在同一阶层内的不同层次间的流动，这种流动往往伴随着人的能力的发挥和能力资源的再分配。社会流动打破了等级的凝固状态，抵消了社会分化引起的区隔化认同，给底层带来跻身中上阶层的希望，对于缓解由于社会分化引起的矛盾有积极的作用。通过提高社会流动的速率，通过不同等级之间的加速循环，会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虚幻的期望心理，从而缓和等级间蓄积的冲突能量，让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避免在社会中发生较大的冲突。这是因为，底层群体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向更高等级的迈进上，降低主观心理压力，与此同时也会在客观上积极促成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壮大。[4]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非法占有“他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当作向更高等级的迈进的捷径，社会腐败现象将会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三、社会分层与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分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联系与区别在现实生活中总是通过一种含混的表达法表现出来。这一事实会使人误解：觉得这三者只不过是同一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层进而带来社会分化——其本质的内涵是一样的。然而，正如前面我们所讨论的，很明显，社会分层作为个体生产力的发展，与其说是一种模式或一个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事实。它意味着某些特性，这些特性既是由我们所认为的正常的社会分层所表现出来的，又包含着对社会和国家本身提出的各种的要求。对社会和国家的要求在社会分层特征的表现中是重要的。所以，社会和国家对社会分层的尊重实质上毕竟是维持一种生活方式的责任——不是一般的生活，而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生活，我们把这种生活称之为最人道的生活，并根据它来辨认和处理异己的个人和共同体所拥有的权利。这一概念是反对把所有的人都视为同一共同体中具有相同的生产力和职业的成员的。这是遵循我们的这个一般信念：决定社会分层的价值的不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而是人的发展。当然，如果个人的发展不能满足社会和国家的合理需求，它们也会变得自相矛盾的。
这样，我们又回到社会分层的功能方面提出的一些想法。每个人通常似乎都能从自己的生活模式中得到满足。在我们看来，这和我们必须有社会分层来促进人的个性解放与全面发展的看法不会发生矛盾。但是，这种情况会使我们审慎地对待关于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并乐于承认社会分层的某种模式不可能普遍适用于人类本性的种种可能性。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分层应当受我们所能理解的人类社会需要的指导，而这最终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生产力的全面释放。不过，我们是从纯理论的逻辑推演出发，认为我们的社会分层本身代表着进步的目标，这与承认必须有一种可普遍适用于人类本性的社会分层，是有区别的。而在普遍适用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可能会走其他社会和国家已经走过的路，不会听任社会分层自然发展。此外，如果说社会和国家不是至高无上的，也不是不可批评的，那么，任何一种关于社会分层的观念亦复如此。而提到“人的全面发展”也只是提出了问题，即根据要加以实现的人类的全面发展来了解社会分层的本质是什么。
显然，这种美好的社会分层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社会实践是达到一切满足的手段，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真正的方式。人类所产生的一切社会分层就每一特定的方面来说都依附于社会实践，并排斥依附于其“身体”上的强权。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没有哪一种社会分层带有强权的性质或实际上成为它的一部分。因此，正如我们已经充分理解的，很容易有这样的看法：社会和国家干预的基本危险在于使独特的个人能力发展受到来自“他者”的某种强力干扰，从而损害了这种能力发展的显著特点一一它的自由。那是否意味着要完全排除社会和国家的约束呢？应当消除这种偏见，这对我们的观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暴力还是自动的恶俗或强权的制度或文化思想与一个人的能力发展相对立，并非因为它们是来自“他者”，而是因为其干扰的性质与这种高度自我突出的能力发展的性质相对立，因为它们的“非法性”与后者的“合法性”可以说是势不两立的，它们经常从自己的强力立场出发，成为我们所说的“异己力量”，与高度自我突出的社会分层完全对立。问题在于它们的“性质”和倾向，个人发展在许多方面受到限制和隔离，而不是它们对社会分层的约束和调控。但是，在许多时候，社会和国家对社会分层的作用并不在于他们的“异己”，而在于使社会分层能够对社会和国家的共性作出独特贡献的调控行为或服务。
因此，只有当社会和国家行为有利于发挥个人能力的作用的一面毫无疑问地超过侵犯的一面时，它才会被认为是正当的。如果把这样做看成社会侵犯了个人，那就是把社会分层绝对化、理想化了，是不正确的。严重之处是，认为只要社会和国家在其中起作用，就是一种非法强权在干预社会分层健康的发展逻辑；也可以说是强迫作用在干扰自由的发展。社会分层健康的发展逻辑，即合乎逻辑发展的、社会共同利益的社会分层体现，决不仅仅是与社会行动相对立的个人行动，而是据以要求任何个人在争取自己生产力最大化时效忠于社会的总目标和总意志。每一次社会和国家对社会分层的调控，只要不是意味着个体生产力发展的退化和社会分化，而是能给个体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和动力，就必然会被认为是正当的。社会或国家对社会分层的调控，不应意味着去维护一种堕落的情况，而应意味着一种必须使弱者变强的具有普遍持久意义的要求；不应当把对处于最弱状态的人的关心和对处于最强状态的人种种可能性的关心一一不论是现存的可能性还是在那些不起作用的穷人的最不幸状况中至少成为象征的可能性一一分开；而应当使社会分层的目标和精神与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真正意义联系起来。
总之，社会分层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具有容观性和必要性。正如我们所说的，真正的社会分层并不在于使阶层差别缩小到不能再分的最小程度，而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体生产力扩大到最大程度，大到能够包括在一个不容侵犯的统一体内可能有的最大的存在。过去我们抵制社会分层（社会分化），提倡平均主义。其实我们真正应该拒绝的并不是社会分层，而是不合理的社会异化。合理的社会分层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如果说没有合理的社会分层，那就等于说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在我们的微妙而又复杂的社会中，对一种社会分层的承认是可以支持的，调整并重新唤醒社会分层的作用，保持这种作用是我们乐于看到的。如果我们的理智自身不能保持它来抵制即使是我们自己所愿意接受的社会异化的话，那就是社会调控的根源，而真实可靠的社会就是对一切异化的限制和消除。
[参考文献]
(1)(意)巴蒂斯塔·莫迪恩.哲学人类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36.
(2)李燕.文化释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一、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概念受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外延非常广泛，内涵也越来越丰富，理论界争论了数十年，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越来越多的人推崇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除了要为股东追求利润外，也应该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和受影响于企业行为的各方的利益。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兴起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推广，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是世界范围的共同趋向。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背景
1、国际社会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及理论研究的推动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西方企业已逐渐认识到自身发展和社会的关系，开始了以捐赠的方式回馈社会，并逐步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使得企业传统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更加关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劳动者权益和商业伦理，更多地承担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责任。国际范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开始突破企业各自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形成了履行社会责任的全球契约。第一个用于第三方认证的全球社会责任标准——SA8000也于2001年正式在全球范围实施，虽然这只是一个自愿选择而非强制执行的社会责任标准，但它已经对全球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是社会各个阶层和睦相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协调的社会。其中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尤其重要。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部分，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着上至政府、下至员工、消费者和社区的和谐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是企业对其自身经济行为的道德约束，强调在经营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注重企业活动中人的健康、安全和应该享有的权益，注重企业对社会的贡献。而这些正是和谐社会所追求的目标。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比尔·福特说过：“一个好企业与一个伟大的企业是有区别的：一个好的企业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能为顾客提品和服务，还竭尽全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3、建立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
科学的发展观不同于传统的发展观。传统的发展观偏重于物质财富的主张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简单地把经济主张等同于经济发展，忽视社会的全面进步，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传统发展观使人类经济奇迹发展，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象频频出现，给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和弥补的损失。科学的发展观要求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兼顾与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采取“新发展模式”或“新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的“绿色清洁增长”，这是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4、跨国公司对中国出口加工业的社会责任要求
随着欧美等世界贸易大国越来越多地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增加进口，大量“血汗工厂”的事实被曝光。特别是1993年11月深圳致丽玩具厂火灾事故发生后，海外的劳工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对外资企业在中国违反劳工标准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批评，并成立了“玩具安全生产联合会”，以促使劳工标准在这些企业实施。一些劳工组织和跨国公司还针对中国的劳工问题，制定了专门的“工厂守则”要求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遵守。跨国公司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中国出口企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对常年单纯靠“低成本制胜”的中国企业而言，社会责任及其量化标准，已成为我们得以进入西方市场的新门槛。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1、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国际研究
（1）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当时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是通过企业主支配个人财富的方式来实现，而不以企业作为参与社会责任的主体。其主要原因是人们对社会责任的认识持消极的态度，反映在法律层面上，就是对企业使用公司的资金参与社会责任的行为给予限制。
（2）20世纪30至80年代，国际上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命题展开的。企业社会责任古典观的支持者，代表了传统的企业理论观点，认为企业管理者只是受股东委托，惟股东利益是从，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其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
与古典观对立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经济观，他们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第二位目标，而不是第一位目标。企业的第一位目标是保证自身的生存，支持“企业应当履行社会责任”之说。其代表人物包括安德鲁斯、罗宾斯、阿奇B.卡罗尔、格里芬等一大批经济与管理学家们。
（3）产生于1960年代，发展于1980年代以后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是由多个相关利益者所构成的“契约联合体”。认为企业的出资不仅仅来自于股东，而且也来自于企业的雇员、供应商和债权人等。企业已不再是简单的实物资本的“集合物”，而是一种“治理与管理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本质上是各种契约形式的集合。企业的风险不是由股东全部承担，其他的相关利益者也在承担着企业的风险。因此，企业的所有者不能仅仅局限于股东，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是企业的所有人。
（4）21世纪以来基于SA8000标准所做的研究。1997年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制定了适合于企业实施的SA8000标准，它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世界人权宣言》制定的，主要内容包括童工、强迫劳动、安全卫生、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等9个要素，其核心内容是针对劳工的保护标准，并配套有完善的管理体系的运行模式。
国际上对SA8000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企业实施SA8000标准是否会引起长期利润减少，最典型的研究是2002年美国DePaul大学的CurtisC.Verschoor教授和ElizabethMurphy副教授进行的一项专门针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的研究。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最佳企业公民”的整体财务状况要远远优于标准普尔500强的其他企业，前者的平均得分要比后者的平均得分高出10个百分点。
实施SA8000标准对企业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所起作用的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人会把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衡量企业是否合适的一把尺子，以及决定自己是否留任的标准。至少有一半的学生在发现自己的价值观与所供职的公司发生冲突时，他们会另谋高就。
2、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国际范围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定义方面和对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对象范围的界定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结果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企业应该向谁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实际中就有可能泛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使社会责任承担超出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造成企业负担过重，持续发展困难的局面。四、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内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经济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大体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早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名的著作是1990年袁家方主编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从纳税、自然资源、能源、环保、消费者等几个方面分析企业社会责任。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之一是杨瑞龙，他主要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另一代表人物是刘俊海，从法学的角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
2000年以来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卢代富的《企业社会择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谭深等的《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中国》；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主编的《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陈宏辉的《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理论与实证》等。
此外，2000年以来另一个研究热点是围绕SA8000标准展开的。学界对SA8000标准的认识，从企业社会自然成本效益研究起始，逐渐深入到企业道德层面、法律层面和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等丰富的领域，特别是沿海地区，对SA8000标准的研究一直处于前沿地位。我国对SA8000标准的研究主要是致力于SA8000标准本土化，首先，提出本土化过程中的立法支持，完善与SA8000标准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并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劳动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使公司的社会责任运作走上一条法制化的道路；其次，如何提高SA8000标准在我国的实际可操作性，认识到应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和考评指标体系。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仅有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于2005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第一个《CSC9000T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标志着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在引导行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行业自律确立可持续发展模式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也提醒我们，在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中，不仅企业和政府要有所作为，也应重视研究以行业协会、工会、消费者协会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这些可以说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中缺乏的方面。
在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考评指标体系的建设方面，目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利于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量化考评。我国学界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探索工作，李立清、李燕凌著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一书中，结合SA8000标准设计了相关的考评指标、考评权重和分值对应，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可以为建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考评指标体系起一定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李立清、李燕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
[2]徐二明、郑平：国际化经营中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模型[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3）．
我党修改“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提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的发展和深化。我们认识我国当前的按劳分配问题，也必须从这一最基本的国情入手。这样，才能更好地领会和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此，本人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谈几点认识，以求教于同行。
一、按劳分配的依据
按劳分配的依据指的是生产方式的性质。马克思把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与分配方式相联系，认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参与分配的前提和依据，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他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表述的按劳分配，强调的是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中，按劳动量进行生活资料的分配。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只有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劳动者的劳动可以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才能实现按劳分配。劳动者直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由这种生产条件分配结果所决定，劳动者个人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没有差别，因此，对劳动者个人而言，生产资料占有已失去了作为分配依据的意义，而是以劳动这一要素作为分配的依据。
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中，实行的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即使是公有制，也还是处在较低发展阶段。所以，全体劳动者直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这一前提条件并不存在。由于生产方式性质的不同，按劳分配的性质也就不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劳动者个人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是有差别的，生产资料占有状况本身对个人分配而言是一种有意义的依据。因此在按劳分配之外，还需有按要素分配，即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
既然生产要素是价值生产的条件，那么就应当参与价值分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要素的范畴也在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经营能力、知识、信息、创新能力等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成为价值生产的条件，它们也自然成为分配的依据。要素所有者凭借对参与价值生产的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而参与分配，这是我国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中的重要分配方式。社会经济越是向前发展，这种分配方式就将体现得越充分。
二、按劳分配的主体
分配的主体是谁？即由“谁”来进行分配？按照经典著作的理解，按劳分配是由国家进行的，因为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大企业，不同的职工在不同的工厂里，是国家这个大企业的一分子。每个职工都是平等的，因而国家可以对每个职工的“劳”进行分配。
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家不断向公有制企业放权，最终使他们成为独立的法人。国家进行按劳分配，面对的不再是职工个体，而是企业。按劳分配的“劳”首先面对的是企业的“劳”。在这种情况下，按劳分配主体就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国家通过宏观管理这只“手”，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共同对企业进行按劳分配；另一方面，企业对职工也要进行按劳分配。
国家依然掌握着对企业进行分配的相当大一部分权力。国家通过财政政策，抑制企业其他要素参与分配的比例，提高企业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比例，对那些吸收劳动力数量多、质量高的企业实行某种倾斜政策，等等，都体现国家对企业在进行按劳分配。
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对企业进行分配，本质上是对产品(服务)进行分配。也就是说，是按劳动成果进行分配。当然，由于劳动成果有一个是否被市场接受的问题，市场进行的“按劳分配”包含变量也较多。但是，我们所说的劳动是有效劳动，那些不被市场接受的劳动成果，实际上是无效的。无效的劳动或劳动成果不能参与分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排除其他因素，将市场界定为一种理想状态，那么可以说，市场对企业进行的按劳分配是最充分的。
企业对职工进行的按劳分配，是在扣除了马克思所说的全部扣除，再扣除其他要素参与分配的份额之后进行的。不同的企业可能采用不同的分配方式；计件、计时、奖金可以同时采用。
因此，按劳分配的主体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存在于微观、宏观和中观领域，它们在不同的方面对每个职工的“劳”进行分配。
三、按劳分配的对象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学说中，分配对象是个人生活消费品。这一理论的提出是以生产资料全部由整个社会所直接占有，劳动者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马克思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行产品经济制度，消灭商品，消灭价值，消灭剩余价值，因而也就不存在任何价值分配问题，对劳动者个人所分配的只能是实物形式——个人消费品。正是基于生产资料全部由整个社会所直接占有、劳动者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的认识，劳动者个人所分配的才只能是生活消费资料。一旦离开了这个前提条件，按劳分配的分配对象将会随之发生变化。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按劳分配对象之所以只限于个人生活消费品的分配，主要是因为它设想的社会主义要求由社会完全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它不允许个人收入除了用于生活消费以外还有剩余转化为资本。因此，国民收入首先由政府分割为积累、公共消费和个人消费，然后对个人生活消费品再实行按劳分配。
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中，货币工资不仅仅用于购买个人消费品，也可以进行投资，如购买股票、债券等，也可以用于购买生产资料或流通资料，组织生产或流通，创办企业等非生活消费性支出。尤其是现在，剩余价值理念逐步被人们所认可，人们日益重视和讲求剩余价值；劳动者进行经营劳动和生产劳动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实现劳动力价值即劳动力价值耗费的补偿v，而且是比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即劳动力价值的增值m；不但可以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而且还有权决定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
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依据劳动者提供给企业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剩余价值分配，这是按劳分配；二是依据劳动者投入企业资本股份按比例分享剩余价值，但这是按资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原则在新价值分配过程中的作用层次有两个：一是对劳动者的劳动力付出的补偿费v实行按劳分配；二是对剩余价值m的一部分实行按劳分配。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分配对象包括劳动者劳动力付出的补偿费v和剩余价值m的一部分两个方面内容。这样，按劳分配对象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中，它不仅包括个人生活消费品的分配，而且还包括有比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即劳动力价值的增值m的分配。四、按劳分配的因素及其实现形式
传统的按劳分配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取决于可分配的个人消费品数量；二是取决于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
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条件下，一方面，这两个因素在量的规定上都与过去设想的和实现的不同。直接分配的不是个人消费品数量，而是用货币工资表现的个人消费品价值；企业职工提供的劳动量是以其实现的社会劳动量作为分配尺度的，而不是以自然劳动时间计量。另一方面，由于工人的劳动、资本、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活动和技术人员的技术是企业进行生产的四大要素，它们都涉及到要素报酬平等问题，都必须通过收入分配方式去体现和实现，因此，按劳分配取决的因素越来越多，除这两个因素之外，还包括劳动力价值、劳动年限、劳动岗位、劳动质量、劳动收益、劳动效益、劳动力支出的多重因素、劳动力的支出质量和使用效果，等等。这些都是按劳分配因素的转换形式。
与此相适应，按劳分配实现形式也发生相应发生变化。这主要表现为：适应于劳动力付出的价值补偿v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力价值分配；适应于按部就班岗位以及劳动绩效计量无法妥善解决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时间分配；适应于企业稳定的经营者和生产者人才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年限分配；适应于不同岗位对企业贡献度差异明显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岗位分配；适应于企业产品供不应求或供求基本平衡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数量分配；适应于产品质量不够稳定而对企业产品销售负面影响较大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质量分配；适应于营业收入利润率较高、销售收入利润率较高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收益分配；适应于盈利水平较高且竞争激烈企业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效益分配；适应于非竞争性企业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力支出的多重因素分配；适应于劳动岗位贡献差异较大、技能贡献差异较大、劳动成果差异较大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力的支出质量和使用效果分配，等等。
五、按劳分配的给付指导原则
“按劳分配”无疑应该成为最基本的劳动收入分配原则，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中有的情况下，也难以立杆见影，它只是作为一种给付指导原则发生作用。
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之间的职工，即使其付出的劳动是相同的，甚至其劳动成果也是相同的，但所获得的分配却不相同。现实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甲厂的高级工程师的收入还不如乙厂的工人，丙厂的劳模的所得还不如丁厂的守门人。在不同地区之间这种现象也很普遍。这种现象存在有其合理性，因为从社会角度来看，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之间的相同劳动及相同的劳动成果，毕竟是平等的。但从公有制的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之间的职工比，获得的分配却不相同，这毕竟是憾事。这种现象只能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职工自由流动，而逐步得以缓解以至解决。这时，按劳分配就是作为一种给付指导原则来发挥作用。
还如，企业的“团队生产”的特点以及产出相对于努力程度的滞后性，个人劳动有时难以观测和计量，从而造成“按劳分配”计量的困难。有时劳动者的努力与劳动成果的相关性并不强；在许多时候，技术条件、资源条件、设备状况等比劳动者的努力程度更为重要；服务性、创造性活动和管理活动无法计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他与个人魅力、能力有关的许多活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对他们劳动的评价就有相当主观的色彩。而且，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个人付出劳动不一定能形成整体有效劳动。简而言之，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只能采用大致、接近的概念来度量劳动的质与量，甚至有时要做到大致、接近都非常困难。同样，这些现象也是按劳分配中存在的憾事，但它们还是得以“按劳分配”作为报酬的尺度。这时，按劳分配同样是作为一种给付指导原则发挥作用。
当然，这些认识，只是基于公有制企业和公有制单位领域。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社会或是全领域而言，按劳分配”不只是一种具体的付酬尺度，而只是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方式的一种发展趋势。它的最终完全实现要通过我们无数代人艰辛努力才能完成。
【参考文献】
一、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的成因与发展趋势
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面广量大、触发点多、突发性强、升级快、主体多元化、内容复杂化的特征，特别是城市、城乡结合部、广大农村的矛盾纠纷呈多发状态。
(一)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类型。一是改革进程中因配套措施不到位引发的矛盾纠纷。当前经济社会正发生深刻变化，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导致了一些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尤其是征地拆迁、重大项目建设等矛盾纠纷更为多发。二是政府管理过程中因行政行为的偏差引发的矛盾纠纷。政府有关部门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与被管理对象之间因出发点的不同，也容易产生矛盾纠纷。近年来，城管、公安、交警等部门与被管理的摊贩、车主和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较为常见，计划生育、帮贫扶困工作中的矛盾纠纷也时有发生。此外，个别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不作为、乱作为也极易引发矛盾纠纷。三是市场经济深化过程中因经济利益冲突引发的矛盾纠纷。当前，利益冲突日益成为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土地纠纷、民间借贷纠纷、承包合同纠纷、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和房屋宅基地纠纷、山林权属纠纷等涉及经济利益的矛盾纠纷也越来越多。四是突发性事件引发的矛盾纠纷。拖薪欠薪等劳资纠纷，交通肇事认定、赔偿和医疗事故纠纷等突发性事件也常常引发矛盾纠纷。
(二)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变化和趋势
1. 类型多样化。在新形势下，矛盾纠纷已由传统的婚姻家庭、继承、赡养、邻里等民间纠纷扩展到征地拆迁、土地承包、劳动争议等以经济利益诉求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矛盾纠纷。这类矛盾纠纷以利益冲突为特征，涉及政策、法律、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调处难度大，易形成上访和，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点、热点问题。
2. 主体群体化。当前很多矛盾纠纷，如由征地拆迁、重点工程建设等引发的矛盾纠纷，由于纠纷主体利益一致，要求相似，往往“一枝动而百枝摇”，易造成，有的群众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或者串联上访，或者鼓动、支持、参与集访。
3. 内容复合化。当前纠纷内容，往往同民事、经济、行政、治安和刑事交织在一起，特别是近年来因征地拆迁、环境污染等纠纷，数量增加，诱因复杂，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不合法方式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和一些人的别有用心交织在一起，给调处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4. 矛盾易激化。过去的纠纷多发生在个人之间，调处时当事人的情绪也较为温和，现在的矛盾纠纷多由利益冲突引发，且大多发生在个人或群体与企业、基层组织、政府部门之间，有些群众一旦发生纠纷就找政府解决，有时将矛头指向政府部门，导致个人与组织、干部与群众之间矛盾不断上升。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矛盾纠纷当事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误想法，为引起政府关注而采取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形式，以求解决问题，情绪容易失控，行为较为激烈，给矛盾纠纷的调处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和复杂性。
5. 群众片面维护自身权益。当自身利益与他人、集体、政府利益发生冲突时，有些群众片面要求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认对自己有利的“死理”，爱钻“牛角尖”，从而造成矛盾纠纷事态升级，调解难度增大。
二、我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做法和基本经验
近年来，我县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在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强化民生理念，着力构建社会纠纷排查调处体系，成为了化解矛盾、构建和谐大关的稳压器，确保了大关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五年来，全县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参与调解民间纠纷15061件，调解成功14910件，成功率为99%。
(一)健全调解组织网络，扩大化解纠纷的覆盖面
一是成立县级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司法局，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涉及人民调解组织领导、决策调研、部门协调、检查评比、总结
表彰等重大事项，及时组织召开领导组会议研究确定。二是指导各乡镇成立人民调解工作协调小组，负责组织协调本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及行政村、社区和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遇有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实行领导包案、部门联动，集中各方力量，联合调处化解。到目前为止，全县9个乡镇均成立了以乡镇党委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司法所负责人为副组长的人民调解工作协调小组。三是加强村级调解组织的监督管理，督促其成立人民调解工作小组，设置专门的调解室，就地就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二)多管齐下，保证化解纠纷的质量
1. 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一是加大司法所的规范化建设力度，特别是加强司法所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建设。全县9个司法所均已设置了办公室、调解室、档案室，配齐了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等办公设备。二是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完善了学习培训、考核奖惩、目标责任、请示报告、内部管理、公开承诺、廉洁自律以及例会、统计、档案管理等制度，真正实现了靠制度管人、管事，有效规范了行政行为。
2. 加强调解能力建设。主要从业务培训、交流调解经验两个途径来抓。一方面，按照分级培训的原则，司法所主要对村(社区)及企业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县司法局主要对乡镇、行业调解员的培训。另一方面，总结典型的调解经验和方法，加强对具体纠纷的指导，帮助调解员提高调解纠纷的能力。建立健全了以基本素质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教育培训制度，多次组织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参加计算机、常用法律法规等业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素质教育、法律知识、业务技能等内容，培训率达100%。
3. 建立规范的调解工作秩序。以落实“四项制度”为突破口，全面规范人民调解工作。一抓排查制度落实。包括：日常排查、定期排查、专项排查和特别防护期排查，做到底子清、情况明、判断准，工作对路。二抓预警制度落实。实行矛盾纠纷信息奖励制度，发动广大调解信息员积极提供矛盾纠纷信息，把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形成没有边界、没有范围局限的信息网络，确保矛盾纠纷“发现得了、预测得到、控制得住”。三抓调处责任制落实。按照“大事不出县、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问题不积累、纠纷尽早化解”的工作目标，对全县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进行全面梳理，并将责任落实到各司法所和责任人，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调处。四抓业务制度落实。针对人民调解工作缺失记录，受案、结案登记不全，归档资料收集不全，调解协议不够规范等问题，司法局和各司法所加强检查督导，要求各项记录及卷宗要前后衔接、环环相扣，既要将案件的主要事实记清，又要将处理意见、过程、结果记录在案，促进了基层调解组织业务规范化。
4. 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机制。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的工作路子，努力推动我县进一步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牵头实施、相关部门协作联动、社会群众共同参与”的调解格局，提高政府行政效能，节约解决矛盾纠纷问题的成本。
5. 推行法律援助参与调解维稳工作机制。针对部分矛盾纠纷成因复杂、案情复杂、涉及法律问题复杂，调解难度很大的状况，将法律援助引入调解工作，充分发挥律师精通法律专业知识、接处案件经验丰富，以及居于中间人角色、容易取得群众信赖的特点优势，参与调解维稳工作。
6. 加强调解调处工作分析总结。根据工作需要，加强实地调研，按季度定期组织召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分析会，及时分析当前社会背景对矛盾纠纷发生发展产生的影响，探讨解决重大的思路和策略，部署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具体任务和措施，有效将事件掌握在可防可控状态。
7. 突出重点，主动预防和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围绕县委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工作，着眼推进我县有关征地拆迁、建筑施工专项调研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有针对性地开展 “两会”敏感期以及重大节日等特别防护期排查调处;综合运用法律宣传、法律咨询等法律服务手段，积极向群众宣讲政策法规，排查消除矛盾纠纷隐患和少数群众的抵触情绪。
三、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们在做好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尤其是人民调解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建设的角度来看，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
1. 调解队伍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在村、社区调委会中，调解员一般由村、社区干部兼任;乡镇调委会中，调解员一般由司法所工作人员兼任，而目前我县乡镇司法所全是一人所，人员严重不足。随着大调解工作的全面推进，调解工作力度越来越大，工作量越来越多，兼职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已不能适应新时期调解工作的需要。因此，要加强专职调解员队伍建设，采取由政府买单的形式加强调解工作。
2. 保障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大。虽然根据有关规定，调解工作经费已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为调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相 对稳定的经济保障。但随着大调解工作的推动以及人民调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调解工作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纠纷越来越复杂，因此需要更多的经费来保障此项工作的开展。
3. 司法行政部门唱“独角戏”，人民调解工作尚未形成合力。绝大部分矛盾纠纷都涉及到多个部门，但这些职能部门对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重视程度和调处力度不够，甚至根本没有参与纠纷调处工作，使司法力量显得相对薄弱，陷于唱“独角戏”的境地。
4. 部分乡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落实不到位。矛盾纠纷的预警机制不够健全，信息不够灵，渠道不够畅通，许多矛盾在苗头和萌芽状态没有被及时排查发现，而是在矛盾爆发后才知道，这给调处带来了困难。
5. 重处置轻排查。一些乡镇重处置轻排查，超前排查意识不强，工作主动性不够，往往造成了工作的被动;职能部门的责任不清，许多矛盾纠纷原本在苗头和萌芽时就能解决的，却由于职能部门的责任不清，相互推诿而错过了调处的最佳时机，使得矛盾进一步加剧。
四、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的建议
为进一步提高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出工作成效，构建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笔者认为，应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建立健全矛盾调解组织体系，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保障基础
1. 增加乡镇司法所编制，解决人员匮乏问题。目前我县乡镇司法所均为一人所，不能满足日愈繁重的工作需求，人员匮乏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建议用地方事业编制为每乡镇司法所配置1至2名事业编制，解决乡镇司法所编制、人员匮乏问题，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2. 注重发挥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在人员、经费、装备上加大投入，形成县、乡(镇)、村(社区)、组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矛盾纠纷调处体系。加强调解员队伍选拔任用和培训管理，及时总结交流矛盾纠纷调解的经验，探讨新思路、新办法，提高调处矛盾纠纷的工作水平。
3. 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机制。一是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的调解工作方针，变被动调处为主动调处，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消灭在始发阶段;二是加强矛盾纠纷分析，准确把握新时期纠纷和矛盾发生的规律和发展的趋势，增强对社会矛盾、民间纠纷的预测能力，提高调处率和成功率。三是建立重大疑难纠纷信息报告制度、社情分析调查制度、定期排查纠纷制度和专项治理制度。调解工作只有在对基层工作的基本了解的情况下才能很好的调解个案。各调解组织要对辖区内的农(居)户和企事业单位情况进行登记，了解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和企事业的基本情况，能够做到大体掌握情况，在处理纠纷时能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处理。
4. 加强人民调解与其他部门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当前的社会矛盾纠纷涉及到各行各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呈现出涉及范围广、触及层次深、牵涉对象多、表现状况复杂的新特点。要解决好这些矛盾纠纷，单靠人民调解是无法完全解决的，必须依靠各个部门之间的配合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种类型的社会矛盾纠纷。因此，要加强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中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调解工作机制;加强与、法律援助等部门的衔接与沟通，畅通受理纠纷的渠道;加强与劳动保障、医疗卫生等部门衔接与沟通，及时调解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热点、难点纠纷。
(二)畅通民意反馈通道，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采取多层面、多途径、多形式畅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及时了解群众需求，解决群众困难。一要进一步畅通渠道，真正发挥“第一关口”了解社情民意，教育疏导群众的作用。二要加强党政领导直接了解社情民意的通道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热线电话、领导接访日等民意反馈通道，为老百姓搭起民意表达、社会监督和对话协商的平台。三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民团体、中介组织和民间组织的作用，代表群体反映诉求，并通过与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协商调解，促使问题的解决。
(三)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消除矛盾纠纷产生的认识误区
当前部分群众存在只要有事就得闹，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不信法，信上不信下，信大不信小的认识误区，导致一些矛盾纠纷的产生和恶化。要纠正这种认识偏差，舆论引导极为重要。
1. 加强法制宣传，实行标本兼治。调解已发生的矛盾纠纷，只是调解工作的一个方面，只能治“标”，调解工作更重要的目的是治“本”。一方面，坚持以防为主，狠抓法制宣传教育，努力寓调解于普法之中，寓普法于调解之中。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宣传单、宣传栏等有效媒体，扩大法制宣传的渠道，抓好公民的普法教育，提高公民学法、知法、用法和守法的自觉性，从而更加有效地避免或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另一方面，强化警示导向教育。把极个别胡搅蛮缠，以身试法受到处罚的典型做反面教材，让群众知晓，努力做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狠刹“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歪风。
2. 大力提倡和谐社会理念。充分宣传“以和为贵，和气生财”、“远亲不如近邻”、“重义轻利，礼尚往来”等教化群众和睦相处、维护社会稳定的传统文明礼仪，并一以贯之，长期宣传。
(四)加大民生投入和社会保障力度，堵住产生矛盾纠纷的根源
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质就是经济利益矛盾，利益矛盾已经成为其他各类矛盾产生的根源。因此，大力发展经济，积极改善民生、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是化解调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关键。
1. 健全公平的利益和保障机制。要努力创造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确保各利益主体在分配上机会平等。要建立健全良好的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机制运行，克服体制，打击不正当竞争，减少行政干预。要努力健全社会安全网，让弱势群体能及时得到社会救助，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从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2. 政府部门要让利于民。政府与民争利，群众受到不公正对待，就容易导致矛盾纠纷。在工作中，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多解决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不与民争利。
3. 努力缩小城乡和公民身份差别 。当前因身份差别和城乡差别导致补偿的巨大差异越来越被人们热议和指责，该现象的存在无疑曝露出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需从立法层面加以解决。
(五)讲究排查调解的方法，提高矛盾纠纷调解效率
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和坏境千差万别，在调处过程中必须特别讲究调解方法，对症下药，才能收到理想效果。
1. 端正对矛盾主体的认识。要坚持凡是老百姓有诉求的，必有其合理之处的理念，对矛盾纠纷当事人，尤其是对上访群众要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要坚持安定团结、维护群众合法利益的原则，尊重事实，依法调处，不徇私枉法。同时对少数胡搅蛮缠，企图实现非法目的人要依法处置，坚决制止胡闹行为。调研中，不少基层干部呼吁上级部门在制定矛盾纠纷调处的相关政策时，不应一味求稳，甚至以妥协、退让等方式求稳，该严厉的政策要严厉。
我国目前就业状况分析
（一）就业结构的变化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我国就业结构包括就业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由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转移。从就业的城乡结构看，2006年与1978年相比城镇就业比重由23.7%上升到37.1%，上升了13.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乡村就业比重由76.3%下降到62.9%，下降13.4个百分点。从就业的产业结构看，2006年与1978年相比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70.5%降到42.6%，下降了27.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由17.3%上升到25.2%，上升了7.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由12.2%上升到32.2%，上升了20个百分点。从1997年起，第二产业加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超过了第一产业。从就业的所有制结构看，2006年与1978年相比，国有单位就业比重由78.3%下降到22.7%，下降了55.6个百分点；城镇中各种非国有单位的就业比重由21.7%上升到77.3%，上升了55.6个百分点。从1998年起，城镇中各种非国有单位的就业比重超过了国有单位。
（二）就业形势的变化
从就业形势来看，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口大约是2400万人，可是市场上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大约只有1100多万个，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达到了13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任务十分繁重，我国尚有1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逐步向非农领域转移。按照“十一五”规划目标要求，“十一五”期间规划实现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4500万人，每年需要转移就业900万人，就业再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扩大就业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财政作为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从公共财政角度出发，应以财税政策推进就业，实行有利于创业的财政支出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以及综合配套政策。
当前我国财政政策在促进就业方面存在的问题
促进就业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偏低，就业的财力保障不足。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对就业的支持力度过低，且法律制度约束力不强，并带有明显的随意性。我国历年促进就业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仅偏低，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导致公共就业服务质量难以有效提高，从而使再就业行为短期化，社会保障没有足够资金作为保证，而且保障的规章制度还不完善，造成“三条保障线”与再就业政策衔接效果不佳，尚未形成良性互动机制。
以需求拉动型为主的财政政策，使得创造长期性就业岗位的能力下降。我国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扩大了社会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同时促进了就业，其中，1998-2004年，中央政府发行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创造就业岗位750万个。但靠GDP拉动的就业弹性系数却在逐年降低。“九五”期间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为0.13，“十五”期间下降到0.11，经济对劳动的吸纳能力降低，主要原因之一是现阶段我国的产业结构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进入资本密集型。但是财政政策没有对就业需求结构性变化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整。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财政政策的负效应可能被扩大。财政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是正效应的，而且也有负效应，如果实施不当，则会对就业政策产生较大的逆效应。例如，由于财政投资政策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政府的投资在充分就业时鼓励生产能力过剩的国有企业投资，长期完全挤占私人投资，使整个社会投资水平下降，以致就业量下降。财政政策对就业的负效应又会因不合理的制度安排而过度放大，这样财政政策的功效大大降低。
转型时期的制度降低财政政策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要最大化发挥财政政策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就要有完善的制度环境、健全的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等。我国处于制度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的地区性分割，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高昂的转移成本剥夺了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的就业机会；信息市场的不完善无法为求职者提供充分的求职信息。制度不规范导致隐性就业、非正规就业大量存在，工资价格无法真实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降低财政政策对就业的正效应。
和谐社会背景下扩大就业的财政政策选择及实施
（一）实现扩大就业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扩大就业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但是，不同的经济的结构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是不同的。要制定并实施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落实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促进就业的效应，提高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注重加大对有利于扩大就业的产业发展的财政投入，在新建项目立项的同时，充分考虑到创造就业岗位数量，以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增长，实现就业增长和经济发展双赢。制定并实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传统服务业的财政税收政策措施，增加就业岗位。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进一步拓宽就业空间。鼓励劳动者自主就业和创业、鼓励灵活就业、鼓励企业吸纳就业。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改进就业服务和强化职业培训，努力拓宽就业空间。同时，增加并提前分配下拨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建立实施“以奖代补”的新机制，为各地落实政策、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提供政策保障。
（二）稳步推进城乡统筹就业
要树立起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统筹做好城乡劳动力就业工作。通过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多种经营，拓展农村的就业领域，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进一步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实行政府搭台、市场推动、信息引导、规范服务，加强输入地与输出地、用人单位和培训机构的协调配合，大力发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有效配置。组织开展部分城市春运期间企业用工信息调查并及时，引导进城求职农民按需有序流动就业。切实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着重解决好拖欠克扣工资、劳动环境差、职业病和工伤事故频发等突出问题。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城乡就业一体化管理的政策制度和工作机制，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
（三）实施有利于创业型就业的财政支出政策
我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的关键还是要鼓励投资，鼓励创业，促进就业。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政府不可能大包大揽，但是政府要鼓励投资、鼓励创业、鼓励自我就业，及时给予相关政策。政府应通过制定宽松的政策、降低税负率，减少行政管理环节来促进就业，而且要转变就业观念，要树立通过创业来解决就业的观念。
要推动就业工作，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就要实行有利于创业的财政支出政策，设立专项资金，对创业活动财政资金支持。中小企业是创新创业的主体，也是吸纳城乡就业的主体。但在成长初期，由于缺少资金支持，很多中小企业都在建立的前几年因资金链断裂，严重“失血”而倒闭。这一问题不解决，创业就得不到根本保障，以创业带动就业也就无从谈起。为了帮助中小企业创新和创业，国家应进一步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专项基金，尤其是推动地方政府创业基金的设立、完善和发展。就世界发达国家情况看，各国财政促进就业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在1%左右。我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在目前面临较大就业压力的情况之下，也应努力增加财政对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再就业的支出，提高财政对再就业支出占GDP的比重。因此，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再就业资金的投入。另外，国家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提高商品的销售量，增加就业。
（四）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及行业的税收扶持
1.运用财政税收政策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以增加就业。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吸纳劳动能力较弱。据统计，2006年，我国产业结构第一、二、三产业比例为11.8：48.7：39.5，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70%左右，如美国75.3%、日本68.1%、韩国55.1%、法国72.4%。可见，在发展第三产业问题上，我国仍然大有潜力可挖，同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较少，难以满足现实需求。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第三产业是最能吸引劳动就业的产业。就等量的资本投入来看，每投资100万元，轻工业创造700个就业岗位，重工业能创造400个就业岗位，而第三产业能创造1000个就业岗位。所以政府通过制度建设和财政政策，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的比重与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通过财政政策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加快零售业、餐饮业、生活服务业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也要加快发展信息产业、咨询业、文化服务业，非正规教育服务业、体育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在保证质量和竞争力提高的前提下，促使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断地增强。
要加大对国家鼓励的生产业、农村服务业等薄弱环节以及与自主创新、节能减排有关的服务业的税收支持力度。要研究制定有关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要进一步扩大扶持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营业税政策和鼓励技术先进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试点范围；对生产企业自营出口产品按现行政策实行出口退税；对服务业企业购置符合国家鼓励项目规定的高技术设备，按现行进口税收政策执行。为落实新税法中规定的高新技术产业企业的认定范围，一些重点鼓励的“高新技术领域服务业企业”，可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促进中小企业、个体经济的发展，扩大就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获得了迅猛发展。据有关统计，到2006年底，在全国各级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创造全国GDP的60%，吸收75%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口。中小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对增加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现行税制和税收政策存在一些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因素，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制改革。除企业所得税外，加快统一其他内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积极推进增值税转型的改革，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要针对中小企业的特点，改进税收征管制度，完善征管措施，着力提高税务人员的纳税服务意识，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纳税服务环境。
（五）财政应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力度
我国社会保障的财政转移支付占GDP的比重相对国外较低，有时财政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甚至被人挪用，所以政府应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的使用和监管，促进社会保障物质基础的质和量的提高。通过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合理确定保障标准、保障制度。财政支持也应由单纯保障基本生活向促进再就业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