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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继承权，我国学界比较流行继承期待权和继承既得权的二分法。然而，目前对于是否存在期待权意义上的继承权，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期待权和既得权是学理上的概念，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期待权在学理上可被视为一种财产权利去实现，而从法律层面讲，如果被继承人还没有死亡，继承人对于财产的继承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若将其视为期待权，未免有点牵强。另一方面，现今立法普遍认为，继承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于死亡之外不承认有继承开始之原因。在死亡之前，继承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存在所谓期待权，盖因权利必有其主体及确定的客体内容，而被继承人在死亡前，完全有可能因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或者被继承人通过新立遗嘱使其先前遗嘱无效的方式变更继承人，换言之，在被继承人死亡前，一切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即权利主体、客体及内容的不确定无法给继承期待权提供生存的土壤。于此所述，应该只存在既得权意义上的继承权，而不存在期待权意义上的继承权。
继承权究竟属于身份权还是财产权？学者们看法并不统一。有学者认为，继承权以继承人的特定身份为前提，乃是专属于该继承人的权利，取得财产，乃取得继承权之结果，故继承权为身份权而非财产权。有学者认为，继承权为财产权。财产权又分为物权说、债权说、特殊财产权说。还有学者认为，继承权既是身份权又是财产权，或者说继承权是亲属关系上之财产权。为了正确认识继承权的性质，必须对继承权中的身份、财产两种属性进行区分。首先，身份关系是继承权的前提或原因，但该前提或原因往往并不为权利分类考虑，也就是说不能因为身份关系为继承权前提，就断定继承权为身份权。正如亲属关系虽为抚养请求权的原因，但抚养请求权却属于债权，而不是身份权。其次，财产是继承权的目的或结果，继承法律关系的中心就是财产。权利客体往往对权利的性质起决定作用，如物权以有体物为客体、债权以特定给付为客体、人身权以人身利益为客体。既然现代继承法上身份利益不能成为继承客体，因此继承权不能成为身份权。继承权以遗产为客体，是财产权。但继承权既不是继承人直接支配遗产的权利，也不是请求特定义务专业提供专业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人给付的权利，更不是以知识产品为客体的知识产品权，因此，我们认为继承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其特殊性表现在继承权是与身份关系联系紧密的财产权，又不同于物权、债权以及知识产权等其他财产权的特点。
二、关于法定继承
现代各国立法关于法定继承人之规定，大都以血统关系和亲属关系为基点，但在立法模式上却采取了不同的路径：一是采取“亲属继承无限制主义”。按照此种立法模式，法定继承人不受亲等限制，如《德国民法典》第1924-1931条规定，第一至第四顺序法定继承人分别为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父母和父母的直系卑亲属、祖父母和祖父母的直系卑亲属、曾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直系卑亲属；而第五顺序和更远亲等顺序法定继承人为被继承人的远亲等亲属和远亲等尊亲属的直系卑亲属。被继承人的生存配偶作为法定继承人，当其与不同顺序继承人共同继承时，其继承份额的比例有所不同。二是采取“亲属继承限制主义”。依此种路径，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进行一定的限定，比如亲属和配偶。对于亲等的限制，各国有其自己的规定。例如，《法国民法典》以十二亲等为限，意大利民法以六亲等为限，我国澳门民法则以四等亲为限。相比之下，我国继承法对法定继承人范围的界定过于狭窄。因此，为了更好的保护私有财产，维护家庭稳定，我国立法者应当考虑适当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目前，按照我国现行继承法之规定，法定继承人范围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及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与丧偶女婿，其中配偶、父母、子女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在特殊情况下，对公婆、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女婿，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二顺位继承人。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第二顺位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由第二顺位继承人继承。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继承顺序，主要是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和婚姻关系来确定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我国的家庭结构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从以前人类为了繁衍生息而建立的庞大的家族系统到今天受国家立法干预和鼓励优生优育的比较单一的家庭结构，家庭财产状况和人们的私有财产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直系亲等以内的亲属成员渐次萎缩，而现行继承法又未将侄子女、外甥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及叔伯等规定在继承人范围之内，结果，就是将有一大部分人的财产将面临无人继承的窘境，这与我国继承法之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并且无法应对现实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为了达到制定法与社会现实之契合，建议将四等以内旁系血亲规定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内。
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趋势的不断推进，涉外的民商事法律活动日渐增多，经济交易频繁，各国的经济法律文化逐渐溶化，尤其是我国的港澳台地区，由于两岸与大陆地区关系的缓和及局面日趋正常化，这就导致涉外婚姻继承以及涉及港澳台的继承更加繁茂。然而各国及港澳台地区在制定法层面的不同规定将导致继承纠纷事务的不断涌现。其结果，就是民事主体的财产继承权与被继承权无法得到合理的保护。虽然目前各国都承继了罗马法关于继承人范围的基本原则，以血亲为基础， 按序继承。但是继承范围依各立法而广狭不同，最广者采取血亲属无限制主义，如德国。以直系卑亲属，祖父母及直系卑亲属、尊祖父母及直系卑亲属、远祖父母及直系卑亲属均为法定继承人。其次法国民法以直系卑亲属、亲兄弟姊妹及其直系卑亲属、父系母系尊亲属及其他六等以内旁系亲属为法定继承人。我国香港地区规定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姊妹、侄子女、外甥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伯、叔、姑、舅、姨均为法定继承人，较之我国规定之范围广泛，基于上述，我国应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从而与国际趋势契合。
三、关于遗嘱制度
遗嘱继承是按照遗嘱人生前所立遗嘱继承遗产的方式。当法定继承人按照被继承人遗嘱的指定继承其遗产时专业提供专业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称为遗嘱继承。此时，继承人、遗产的份额、分配方式都来自遗嘱的指定，充分尊重了遗嘱人自有处分自己财产的意志。遗嘱继承的效力高于法定继承，是意思自治原则在继承法中的体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不断富足，遗嘱作为公民安排自己死后财产归属的手段，也越来越多的被适用，遗嘱继承正逐步成为继承的一种主要工具。
目前，我国承认的遗嘱形式主要有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公证遗嘱的效力大于其他遗嘱，此点上我国学界认为各遗嘱应当具有相同的效力。因为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有可能会导致遗嘱人的最终意愿不能够实现，使得遗嘱人通过遗嘱自由处分其遗产的能力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这不符合遗嘱自由的立法原则，也有悖法律的效率价值。遗嘱是遗嘱人的内心真实意思表示在继承法上的体现，它与人所追求的自由价值息息相关，立法者应当把此考虑进去，另外，在程序要件上，公证遗嘱的订立在形式上较之其他遗嘱形式更为严格，再其撤销时也应当遵循相应的严格要求，这就要花费遗嘱人更多的时间、经历与费用，在有些情况下，由于遗嘱人可能病危或其他意外情况下根本来不及到公证机关去办理公证遗嘱的变更登记，而临终前，体现在公证遗嘱上的未必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那么，遗嘱人想重新立遗嘱的话就会受到公证遗嘱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一是不能表达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在法的效率价值上来讲，反而效率还不及其他形式的遗嘱。
在遗嘱的形式上，随着现代电子产品的普适化，越来越倡导无纸化办公等，很多人已经习惯了电脑打字或通过其他类型的电子设备进行文字处理，所以由本人亲笔的自书遗嘱已经赶不上时代的需要，应该通过立法认可由遗嘱人亲笔签名的电子打印遗嘱。再者，录音遗嘱，这种方便快捷又能准确体现遗嘱人意愿的遗嘱形式，我国法律将其规定的极其简单。现在科技愈加发达，像MP4、MP5、IPad、以及带有录像功能的电子产品已经大众化了，最方便又简单好用的就是我们手里拿的智能手机，随手拿起就可以进行录音录像，通过录像的方式记载遗嘱人意愿的方式已经愈加普遍，而现行继承法仅仅规定了录音遗嘱的方式，考虑到电子产品的普遍化，应当将原有的录音遗嘱进行合理的扩充，将录音遗嘱扩展为录音录像遗嘱，即将任何可视听的电子设备所制作的遗嘱均可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并且音像遗嘱还和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视听资料证据相呼应。既能使遗嘱人方便快捷的制作遗嘱，又能适应现代社会影像普及的需求。
四、关于遗产制度
遗产作为继承权之客体，也是我国继承法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对于遗产范围的规定各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差异较大。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采用罗马法的总括继承原则，将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都纳入了遗产的范围内。例如，法国采用的是法律地位说，既有积极财产又有消极财产。瑞士法律规定遗产包括积极的财产和债务。德国法律则规定遗产包括全部的权利。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遗产信托制度，其核心就是先将遗嘱人的债务从其遗产中扣除，然后将剩余的遗产进行继承分割。而在我国，遗产是遗嘱人是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的统一体。根据我国法律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继承人接受继承，不但要承受被继承人的财产专业提供专业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权利，还要承受财产义务，也就是说，继承人继承了被继承人的遗产，就必须承担遗产债务，不能只继承遗产而不清偿债务，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规定的遗产范围是包括债务的。
就财产权利而言，各国法律规定大体相同，主要包括遗嘱人所遗留的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益、有价证券上载有的权利、人生前的特种赠与等等，类别、范围都比较广泛。我国现行继承法对遗产的规定具体列举为个人合法收入、储蓄及生活用品、房屋、林木和牲畜、文物、图书资料、生产资料和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概括性的规定，即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从立法方式上来看，这是采用了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方式，除了列举公民个人财产外，还规定了一些兜底性条款，是比较全面的立法模式。而从法理的角度来讲，这一兜底条款防止了列举的不周延性，考虑到了以后社会情势的可变更性，为之后增补规定及解释的出台提供了空间。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所拥有的财产范围不断扩大，新的财产形态不断涌现，而继承法尚未对此作出规定。这些合法财产，特别是网路虚拟财产，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有价物，发挥着与其他形态财产相同的作用。在自然人死亡以后，将其拥有的网络虚拟财产纳入遗产范围具有合理性。同时，继承法之修改应该对财产权利、虚拟财产等财产类别给予高度重视，将其纳入列举类别。另外，继承法的修改还需与其他民事法律规定相衔接，在列举时，将其他法律规定的可继承财产类别进行融合分类，然后纳入其中。例如，物权法新增的投资及其收益的继承。投资的类型包括房地产、证券投资、黄金、外汇、邮票等。“投资及其收益”一词就在此前公司法等法规的基础上进行了范围扩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之需要，因此，需予以列举实现继承法与其他法规的衔接。
参考文献：
〔1〕史尚宽.继承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夏吟兰.婚姻家庭继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我国由于历史原因，成为一个复合法域国家。在一个中国里面，大陆施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内地与港，澳，台施行各自的法律，进而成为四个法制互不相同的独立的法域。在不同的法域里，区际法律冲突在所难免。因为继承关系的基础是人身关系且产生于亲属之间，涉及物权上的关系，调整不同法域之间继承关系所涉及的准据法的确定及其适用变得十分复杂，因为我国没有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方面的法律使得我国区际法律冲突变得特殊和复杂。对于我国不同法域之间的区际继承法律冲突问题，成为了当前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大陆与港澳台继承制度方面的差异
我国的区际继承法律冲突就是大陆与港，澳，台之间的不同法域的继承法调整同一区际法律关系而发生的冲突。主要是因为我国各法域之间在继承法律制度存在差异进而产生了区际继承法律适用上的冲突。
（一）关于法定继承制度
1.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内地《继承法》规定：法定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和丧偶儿媳或是丧偶女婿其对公婆、岳父母必须是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在香港的继承法律规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除以上人员以外，其余均为法定继承人。“澳门民法典”规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包括：“配偶和直系血亲卑亲属，直系血亲尊亲属，与死者有事实婚关系的人，兄弟姐妹及其直系血亲卑亲属，四亲，以内的其他旁系血亲。”而“台湾民法典”规定：“台湾地区的法定继承人包括配偶，直系血亲的亲属，父母，兄姐，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
2.关于法定继承顺序的规定
法定继承人在内地《继承法》分为两个顺序：“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同时还规定：“对公婆或岳父母主要尽了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以及女婿，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香港继承法”将法定继承人分为六个顺序。“澳门民法典”规定，法定继承人分为六个不同顺序。在台湾，继承顺序分为血亲继承和配偶继承两种。
（二）关于遗嘱继承制度
在我国不同法域关于遗嘱继承的规定，主要体现在遗嘱能力和遗嘱方式上。
1.对遗嘱能力规定的差异
内地《继承法》第22条规定如下：“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立的遗嘱是无效的。”香港“遗嘱条例”规定：“立遗嘱人必须是成年人，未达法定年龄的人所立遗嘱无效。”在“澳门民法典”对遗嘱能力的规定较为具体。原则上，只要有订立遗嘱能力的人，都能订立遗嘱。但是下列两类人员无立遗嘱的能力：“一是亲权没有解除的未成年人；二是由于精神失常导致禁治产的人。无遗嘱能力人所立遗嘱是无效。”“台湾民法典”规定，下列两种人没有遗嘱能力：“一为无行为能力人；二为未满16周岁限制行为能力人。”
2.对遗嘱方式规定的差异
遗嘱是要式法律行为，依法定形式订立的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大陆《继承法》规定了五种遗嘱包括：“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同时具体规定了五种遗嘱的适用条件和效力。香港“遗嘱条例”规定：遗嘱的形式主要为自书遗嘱，必须是书面形式的遗嘱，同时也规定了书写遗嘱的文字，署名以及见证等方面。“澳门民法典”规定：“遗嘱的方式分为普通方式和特别方式。”“台湾民法典”关于遗嘱方式的规定：“遗嘱方式包括自书遗嘱，公证遗嘱，密封遗嘱，遗嘱和口授遗嘱。”这与大陆颇为相似。“台湾民法典”还规定了各种遗嘱的具体要求和生效要件。
二、我国类推适用国际私法处理区际继承应注意一些问题
由于法域不同，致使对国际私法在涉外继承准据法的确定上必然存在不同，所以在利用法律制度解决区际继承法律冲突时，应依据自有的法律规定来解决。
（一）法定继承准据法的确定
国际上在解决涉外法定继承准据法确定上主要有两种制度，即“区别制”和“同一制”。“区别制”在涉外继承关系中也叫分割制，它把被继承人的遗产划分为不动产和动产，由被继承人的属人法规定动产，由不动产所在地法规定不动产。而“同一制”就是依照被继承人的属人法，不区分动产和不动产，只把遗产当做一个整体来规制。我国大陆和香港同样采用“区别制”。根据国际私法的有关规定，如果死者没有立遗嘱，在遗产继承发生时，由永久居留地法律支配其动产，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支配其不动产。“同一制”则为我国澳门法定继承所采用，其中“澳门民法典”规定，法定继承由继承人死亡时的属人法所规范。台湾在涉外法定继承上与其他地方不同。其立法偏倾向“同一制”，但另行规定了调整海峡两岸继承关系时的法律法规。比如《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中强调，必须由本国法规定被继承人死亡时的继承问题。
（二）遗嘱继承准据法的确定
遗嘱继承以遗嘱内容为依据，故其本身并没有适用何种法律的选择问题。但在法律上确定遗嘱继承的问题上，遗嘱继承得以实现是以其有法律效力为前提的，所以其效力的定夺，我们可以三方面加以考虑，立遗嘱人的立遗嘱能力、遗嘱方式和遗嘱的内容，故遗嘱继承的准据法确定也应该从这三方面分析。在立遗嘱能力方面，大陆在实践上采用“区别制”，主要是由于它没有明确规定有关立遗嘱能力方面的准据法。其规定动产遗嘱适用的法律必须是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的法律，不动产遗嘱所适用的法律必须是不动产所在地法律。香港在此问题上采用了“区别制”，是否有能力对动产订立遗嘱是由遗嘱人居住地决定的。而澳门采用的“同一制”指的是订立遗嘱的能力应由处分人对遗嘱作出意思表示时，当时的属人法所规范。台湾地区采用了“同一制”，特别之处在于，在有关大陆的遗嘱方面作了较为特殊的规定。台湾“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明确规定，人的行为能力，必须依照其本国法律。
三、解决我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的途径及构想
港澳台与大陆交往的频繁，也加强了各法域之间的文化交流，而区际继承的问题越来越频繁，只有各法域以平等协商为基础，加强法制的沟通，订立一个统一的、协调的区际继承冲突法或法律协议，才能更好的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一）关于法定继承
众所周知，事物皆有利弊，法定继承的方法亦如此，即采用“区别制”和“同一制”各有其优势和缺陷。“同一制”以强调继承的身份法上的性质为主，它的的优点是简单，方便；缺点是遗产的归属的确定是由遗产所在地不同法域的法律规定的，与遗产所在地的利益相悖。“区别制”主要强调继承财产法上的性质，“区别制”的主要作用是维护遗产所在地的公共利益。“区别制”的缺点体现在如下方面：如果遗产分布在几个不同的法域，则需要由这几个不同的地区共同支配遗产的继承，结果会使继承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综上，根据我国现存的不同状况，笔者做如下归纳：在法定继承的问题上，我国应当统一区际冲突法，采取“区别制”是最好的选择。原因如下：首先，四个法域中采取“区别制”的占大多数，这样有助于法制的协调和统一，其中大陆与香港采取了“区别制”，台湾地区两种制度并用，只有澳门自己仍采用“同一制”。其次，“同一制”有很大的缺陷，它以住所地法为标准，所以，事实上即使采取同一制，也是难以确定属人法的。
（二）关于遗嘱继承
立遗嘱的能力，遗嘱的方式以及遗嘱的内容三个方面够成了判断遗嘱继承是否有效的要件，所以解决遗嘱继承冲突问题也要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来。
1.立遗嘱的能力
依据国际私法上的理论规则，人的能力，尤其是人的立遗嘱的能力，应当是人的行为能力的问题，应该依据本人的属人法。针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同一制”在解决区际冲突法上，在确定立遗嘱能力准据法上，具有更好的效用。由于在我国各法域、各地区普遍认为在解决区际继承立遗嘱能力的方面，如若本国法规定相同，则应以住所地法为标准。现实中会遇到人们时常变更住所，住所依不同冲突法相互冲突，而且会遇到，根据立遗嘱所在地法律有遗嘱能力，但是依据其住所地法该人无遗嘱能力等问题，对于以上情况遗嘱是否有效，笔者认为应适用以下几种方法：假定立遗嘱地法律认为遗嘱人有能力，则认定其有遗嘱能力；住所变更时，可以借鉴英国法，改变立遗嘱人的连接点，如果立遗嘱的人的住所地法认为其有遗嘱能力，而后来住所地法律认为没遗嘱能力，则适用立遗嘱时的住所地法来规制，例如立遗嘱人立遗嘱时的住所地法认为其没有能力，但是最后住所地法认为其有能力，则适用最后住所地法。
2.立遗嘱的方式
强行法适用于“场所支配行为”的原则，并为立遗嘱行为地则主张。适用立遗嘱人的属人法，其认为遗嘱制度从自身来说应当尊重立遗嘱人的意愿来处理遗产，其身份性的特性决定了它应适用立遗嘱人的属人法。那些以区分动产遗嘱和不动产遗嘱来选择准据法的坚持：“不动产遗嘱适用不动产所在地的法，动产遗嘱可以选择适用立遗嘱人属人法和立遗嘱地法。”总之以上做法各有利弊。对于此我们可以比照1961年的《关于遗嘱方式法律冲突公约》来做如下规定：凡是遗嘱人的立遗嘱地法；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本国法或住所地法亦或经常居所地法；不动产遗嘱方式的财产所在地法都被视为符合遗嘱方式的法律法规。
遗嘱自由是世界各国继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有限制的,遗嘱自由作为继承法确立的一项原则和制度,也并不是绝对的。自继承法产生以来,各国对遗嘱自由都进行限制立法,以保障此原则的合理运用。我国对此问题也进行了很深刻的立法研究。
一、现代法意义上的遗嘱自由
对于遗嘱自由,我们着重研究其现代法的意义,主要原因是它与我们当代生活息息相关。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了它的来源和发展,了解它的来源与发展有利于我们对遗嘱自由问题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一)遗嘱自由的产生与发展遗嘱自由制度最早产生于罗马法。罗马法的《十二铜表法》中第一次正式地确定了遗嘱继承的存在,基本含义虽然不同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遗嘱自由,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在我国古代社会,继承制度主要实行的是诸子均分的法定继承制度,而遗嘱继承仅仅作为例外存在。该制度只是处于萌芽的时期,尚不成熟,对于遗嘱有诸多限制,自然与现代意义上的遗嘱自由有很大差别,但在根本上已经突破了法定继承的根基。经过漫长的继承和发展,遗嘱自由日益显现出它的重要性来,尤其是我国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完备以及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的立法理念,为遗嘱自由赋予了丰富的土壤。
(二)遗嘱自由的涵义遗嘱自由是遗嘱继承制度的基本原则,它是意思自治原则在继承法中的体现,体现了对公民财产权的尊重。遗嘱自由主要包括遗嘱内容的确定自由、遗嘱形式的选择自由和遗嘱的变更、撤销自由。最大限度的满足了行为人的意思自由,为其自由立遗嘱的行为奠定了充足的法律基础。
需要明确一点的是遗嘱不同于遗赠,虽然二者都体现了遗嘱人的自由意思,但它们的指向对象不同,我们这里只研究指向法定继承人的遗嘱继承。
二、我国遗嘱自由的概念及其内容
在我国,遗嘱自由是指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处分个人财产,决定其死后财产归属的自由权利。遗嘱自由具有人身性,不适用制度,在遗嘱人死亡之后才发生法律效力,属于要式法律行为。
根据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我国遗嘱自由的内容包括:
(一)确定遗嘱内容的自由公民在立遗嘱时,有确定其遗嘱内容的自由。我国规定公民对于遗嘱的受领人、遗嘱内容、遗嘱是否需要执行人、都可以自由决定。不难看出,公民都有权选择通过遗嘱这种单方面的处分行为,自由地处分自己的财产而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干扰和限制。
(二)选择遗嘱方式的自由我国《继承法》承认的遗嘱方式有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等,立遗嘱人可以根据情况自由选择遗嘱方式。
(三)变更、撤销遗嘱的自由遗嘱的撤销是指遗嘱人废止原来所立的遗嘱。遗嘱的变更是指遗嘱人对遗嘱的部分内容做出修改。自遗嘱成立后至其发生效力时,期间可能相隔很久,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如果让遗嘱人仍受最初所为意思表示的拘束,未免过于苛刻,有违遗嘱的本质。因此,遗嘱在遗嘱人死亡前,尚未发生效力,为尊重遗嘱人的最终意思,法律允许遗嘱人随时撤回其遗嘱。针对每一种遗嘱方式的撤销也不尽相同。
三、我国对遗嘱自由的限制措施
基于于遗嘱具有改变法定继承人范围、顺序和遗产分配份额的作用,而且遗嘱人有时会忽略法定继承人中弱者——老幼病残的利益,所以对遗嘱处分自由进行限制是非常必要的。
(一)我国对遗嘱自由的限制立法我国《继承法》对遗嘱自由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具体规定包括:
第一,《继承法》第19条规定对于还不具有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和因年老、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依靠被继承人生活的人除依靠被继承人生活外,自己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其他扶养人,应当为其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样做,有利于保障弱者在没有依靠的情况下也能够正常生活。
第二,关于遗嘱无效。遗嘱人在设立遗嘱时必须具有遗嘱能力,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从本质来说,这并不能称之为限制,而是保护。其次,处分他人或者国家、集体财产的遗嘱也是无效的。
第三,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这有利于保护妇女和胎儿的合法权利。
对于应当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没有保留的,应从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中扣回。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如胎儿出生后死亡的,由其继承人继承;如胎儿出生时就是死体的,由被继承人的继承人继承。
由上可见,我国法律对遗嘱自由的限制仅仅在于为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和胎儿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些规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特留份制度。我国的这些规定是基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而产生的,没有从根本上保护弱者的利益,只是对其有了“萌芽式”的规定,因此有其不足之处。
(二)我国遗嘱自由法律限制的不足之处法律制定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没有真正体现既能遗嘱自由又能够保障弱者的生活,没有做到兼顾公平与自由。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的出来:
1.特留份制度适用的主体范围过于狭窄,仅限于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和胎儿,而对其他继承人的权益如何保护法律并没有相关规定。
2.对特留份份额的规定不明确。从司法裁判方面来说,这就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每个人的思维是不同的,将会导致个案的差异过大的问题。从遗嘱人角度分析,会使遗嘱人对特留份该留出多少才符合法律规定无所适从,甚至会导致遗嘱人死亡后争夺遗产的纠纷,不利于家庭的和睦,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此类案件多有发生。
3.没有考虑到继承人的个体情况变化。如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7条规定,继承人的具体情况在遗嘱生效之后发生了缺乏劳动能力并且又没有生活来源的重大变化,则不能享有特留份。也就是说,是否给予特留份依据的是遗嘱所立之时的情况,而没有考虑到立遗嘱人死亡后出现类似问题的处理,显然是不妥的。
4.没有关于公序良俗原则的明确性规定。公序良俗原则体现了一切民事活动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也就是行为应当符合一般道德标准。这涉及到我们所说的道德底线问题,试想,任何法律都是基于道德而制定,如果没有一个公序良俗的道德标准,何以保证法律实施的公正性?又有谁能保证法律能够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呢?
四、对遗嘱自由进行法律限制的建议
我国法律上并未规定严格意义上的特留份制度,而仅仅规定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必要的遗产份额,这一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国立法应当将特留份制度引入并且细化,同时在遗嘱继承中适当引入公序良俗原则,以完善我国遗嘱自由限制的法律制度。
(一)特留份制度的引入与细化1.拓宽特留份权利人的范围。我国《继承法》仅仅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享有必要遗产份额的继承人范围过窄,条件过严。
一般情况下,特留份的享有者为未成年人、病残人、老年人以及未出世的胎儿。然而,当配偶、父母等法定继承人在身心健康、有一定收入,不具备享有特留份条件的情况下,会因为被继承人的遗嘱行为而无法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但我国法律又明确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从道德的层面上来看,也大有不妥之处,与遗嘱人共同生活的家人在生活中一定会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帮助遗嘱人,倘若配偶、父母等法定继承人不具备享有特留份的权利,遗嘱人若将自己的合法财产不合理地分配或赠予他人,会导致法律规定的“义务条款”毫无意义,有违法律规定与社会道德。
考虑到这一点,笔者认为我国特留份制度应当将享有特留份的权利人的范围扩大,可以规定为身心健康、有一定收入的法定继承人如配偶和父母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非继承人留出必要的继承份额。这样规定将会把法律的道德标准细化,重要的是体现了遗嘱人作为家庭成员的义务,从根本上没有违背法律的规定。从另一个方面说,也会有利于家庭成员的和睦相处,减少不必要的社会麻烦。
2.特留份权利人的顺序。为什么要考虑顺序问题呢?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财产原本就不多,不足以满足每一个应当享有特留份的继承人的生活需求,而法律又规定必须给他们都留有一定份额,我们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笔者认为,对于既缺乏劳动力又没有经济来源的继承人,可以按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和必要的其他费用加以确定;对于未出世胎儿,其特留份额应包括胎儿出生至成年的生活抚养费、教育费、必要的医疗费等。但是,如果胎儿的母亲或者其他愿意抚养他的近亲属有能力抚养其长大成人,我们就可以优先保障既缺乏劳动力又没有经济来源的人。换句话说,如果被继承遗产有限,在特定条件下,法律可以规定只给需要金钱的一方而舍弃另一方。
遗嘱继承是指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按照被继承人生前所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继承制度。遗嘱继承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遗嘱继承人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遗嘱继承人继承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
一、遗嘱生效的条件
(一)遗嘱生效的实质要件
1.遗嘱人在立遗嘱时必须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立遗嘱应当是遗嘱人在具有正常的理智与思维能力的情况下所作的意思表示。公民在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所立的遗嘱,在法律上是无效的。然而,如果遗嘱人立遗嘱时有民事行为能力,事后却因患精神疾病等原因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因其立遗嘱时神志是清楚的,所以遗嘱的效力不受影响。
2.遗嘱必须是遗嘱人亲自所立,他人代立的遗嘱没有法律效力。
3.遗嘱必须表明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公民在受胁迫、欺骗的情况下所立的遗嘱,或者他人伪造的遗嘱,均不是公民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发生法律效力。
4.遗嘱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凡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德的遗嘱不发生法律效力,例如,按照法律规定,遗嘱不得剥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如果所立遗嘱非法剥夺上述继承人的继承权,这样的遗嘱就不能发生法律效力。
5.遗嘱处分的对象是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公民可以将自己所有的房屋和储蓄、生活用品和法律允许为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等以遗嘱的方式进行处分,但是非法占有物不能作为遗嘱处分的对象,只享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的占有物,如公民租赁的房屋、农民使用的自留地和宅基地,都不能作为遗嘱处分的对象。
(二)遗嘱生效的形式要件
遗嘱的成立和生效不仅要具备主体、内容及对象等实质性的要件,而且要具备形式上的要件。根据法律的规定,遗嘱应当经过证明,表明其真实、合法,才能发生法律效力。遗嘱公证是对遗嘱最有力的一种证明方式。我国《继承法》第17条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根据《继承法》第18条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的人,继承人、受遗赠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二、设立遗嘱生效确认程序的原因
设立遗嘱生效确认程序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在许多人看来,遗嘱继承公证的办理相对法定继承公证处理更容易些,要不然,遗嘱公证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在实际办理遗嘱继承公证时,经常按照遗嘱公证书直接出具遗嘱继承公证书,并不是去告诉其他法定继承人对其能否真正生效进行进一步确认。但在实际生活中,因为法定继承而出现的法律纠纷是少数的,相反遗嘱继承涉及的复查或诉讼特别多。有的案子好多年后又被人提起,形成了缠诉、老上访户等,他们针对的依据就是遗嘱公证书。
我国《继承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公证遗嘱效力最高。那么也许遗嘱人生前曾拟定了很多份公证遗嘱,怎样判断当事人所提交的公证遗嘱就是“最后的公证遗嘱呢”?因此公证遗嘱只解决了遗嘱设立时的形式合法问题,并未解决继承开始后,遗嘱生效的确认问题。
申请遗嘱公证人应当提交的文件包括:(1)立遗嘱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户口簿等;(2)立遗嘱人处分的财产所有权的证明;(3)遗嘱的草稿等。如果是遗嘱继承,遗嘱继承人需持遗嘱公证书、遗嘱人死亡证明到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手续,经公证部门对被继承人所立遗嘱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审查,认定该其真实有效后,公证处出具继承权公证书,公证机关必须对遗嘱人的遗嘱内容保密。继承人携带遗嘱公证书、继承权公证书、房屋权属证书及当事人身份证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在此类继承登记中,遗嘱人指定的继承人如属法定继承人之列的,只需缴纳房产登记费用,无需缴纳契税;若属法定继承人之外,属遗赠性质的,受赠人除缴纳房产登记费用以外,需缴纳受赠房屋市场价值4%的契税。
立遗嘱人在遗嘱中处分的财产在生前很有可能进行处置,遗嘱中涉及的财产有的可能已经转移到他人名下,比如已办理了转让或赠与手续。所以,还是很有必要向继承人核实确认遗嘱处分的财产是否仍归立遗嘱人所有。有时候,也有人拿立遗嘱人写的借据或房产出资证明来对遗嘱中的财产主张异议,这就要在《遗嘱生效确认通知函》中告知受函人这类凭证只构成债权依据,不能作为撤销遗嘱的证明。
三、告知当事人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遗嘱继承的要求
1.立遗嘱人必须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人,依照《继承法》的具体要求所立,否则无效,不能执行。其法律依据主要是《继承法》第十七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的规定和《继承法》第二十二条“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的规定。
2.遗嘱人在遗嘱中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以及胎儿保留必要的份额。其法律依据主要是《继承法》第十九条“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的规定和《继承法》第二十八条“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法定继承办理”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应当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没有保留的应从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中扣回”的规定。
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加强，我国涉外继承关系日益复杂，涉外遗嘱继承问题尤为突出。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前，我国对于继承问题的法律法规，主要集中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49条和《继承法》第36条等条文中，但这些条文只对涉外继承作了一般性的规定，比较简单，而且仅有的规定主要涉及涉外法定继承，对涉外遗嘱继承问题的解决和遗嘱效力的认定几乎呈现空白状态。 该法实施后，该法与《继承法》第36条不一致的，适用该法。《法律适用法》第31条至第35条对继承问题的法律适用作出了规定，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规定在第32条和第33条中。本文主要针对第33条涉外遗嘱继承中遗嘱效力问题进行探讨。
一、《法律适用法》遗嘱效力法律适用规定的分析
（一）关于“遗嘱效力”的理解和阐释
《法律适用法》第33条规定：遗嘱效力，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首先应对“遗嘱效力”的含义进行界定和厘清。一般来说，遗嘱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其必须具备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有学者持狭义说，该学说观点为“遗嘱效力”仅指遗嘱成立的实质要件。但由于立遗嘱能力是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中的一种，而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准据法有单独的规定，因此存在立遗嘱能力的准据法是根据第33条，还是根据该法第12条 确定的问题。 此外亦有学者持广义说，认为此处“遗嘱效力”是指遗嘱的“有效性”，因而所有与遗嘱生效有关的事项，如立遗嘱人的遗嘱能力等，均应包含在“遗嘱效力”的含义内。 笔者赞同广义说，我国立法采取的是将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分别加以规定的体例。 就遗嘱继承而言，由于第32条所规定的是遗嘱的形式要件，第33条则应解决有关遗嘱继承的实质性问题。由此对第33条中的“遗嘱效力”作广义解释更为合理，尽可能将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所涉问题包括在内。从某种角度说，第33条是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兜底条款。
立遗嘱能力是否应该单独规定，学者也持有不同观点。根据相关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遗嘱实质有效性和遗嘱能力的法律适用原则上基本无差异；但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来看，二者的准据法又有一定细微的差别。 遗嘱能力属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一种，但在确定遗嘱能力准据法时会存在适用一般民事能力行为的规定还是适用遗嘱效力的规定的问题。如前文所述，遗嘱能力的准据法与遗嘱的实质有效性的准据法存在差别，因此遗嘱能力也不适合直接使用第33条中关于遗嘱效力之规定。虽然第33条规定了四种可供选择的法律，与第12条规定的单一连结点相比，更有利于确立遗嘱的有效性，但连结点过于灵活，会引起选择性连结点动态冲突而导致法律关系的不稳定。立遗嘱能力在遗嘱中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对立遗嘱能力做明确的单独的规定是适宜的。
（二）遗嘱效力的法律适用规则
在准据法的确定上，第33条规定遗嘱效力可选择适用立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法或本国法，这是一种选择性的冲突规则。这种立法更强调促进遗嘱有效和尊重当事人意思。就立法的价值取向而言，在世界范围内，在遗嘱成立实质要件和遗嘱实质有效性方面，采用选择性冲突规范以促进遗嘱有效的立法例尚不多见。
（三）采用同一制
对于涉外继承，国际私法上主要有同一制和分割制两种做法。同一制不区分动产继承与不动产继承，统一由死者的属人法决定。分割制将动产和不动产的继承区分开，动产继承的准据法为死者的属人法，不动产继承则适用物之所在地法。目前国际立法的趋势是倾向于采用同一制，并且为了谋求同一制与分割制的适当协调，许多国家都接受反致和转致。《法律适用法》第33条也采用同一制，以属人法作为遗嘱效力的准据法，并扩大连结点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但根据《法律适用法》第9条的规定，我国不接受反致和转致，因此适用的外国法律，不包括其法律适用法。
二、外国关于遗嘱效力法律适用的规定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立法一般都对遗嘱效力作了明确规定， 但其内容不尽相同。笔者查阅了30个国家和地区的冲突规范以及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 进行简单的比较和分析。
（一）遗嘱能力的法律适用
对于立遗嘱人的遗嘱能力，多数国家规定遗嘱能力与行为能力一致，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有立遗嘱的能力；有少数国家规定立遗嘱的年龄小于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年龄，如日本。关于遗嘱能力的法律适用，多数国家都将其作为单独的法律适用规则加以规定，而且普遍规定遗嘱能力适用立遗嘱人的属人法。但采用的属人法也有所区别，有些采用立遗嘱人立遗嘱时的属人法，如土耳其；有些采用立遗嘱人死亡时的属人法，如匈牙利；还有一些国家采用立遗嘱人的住所地法或惯常居所地法。遗嘱是立遗嘱人作出的单方意思表示，在作出法律行为时，立遗嘱人只能考虑到立遗嘱时的属人法，适用立遗嘱时的属人法更为合理。 有些国家则作出更加灵活的规定，瑞士对立遗嘱人的遗嘱能力的法律适用采用了多种选择性连结点的方式来确定遗嘱能力的准据法。
（二）遗嘱内容和遗嘱效力的法律适用
遗嘱内容是否发生发生法律效力而能够被执行，属于遗嘱的实质有效性问题，它涉及法律对遗嘱内容的认可，遗嘱内容是指立遗嘱人在遗嘱中指定的继承人范围及继承份额等，是立遗嘱人处分遗产的意思表示。 纵观各国立法，对于遗嘱内容和效力的法律适用原则大体可分为同一制和分割制。
采用同一制的国家多数是适用立遗嘱人的属人法，但各国对属人法的规定仍各有不同。一部分采用的是依立遗嘱人的本国法，如日本、德国等；另外一部分采用的则是依立遗嘱人住所地法，如泰国、阿根廷等。对于适用何时得属人法，有的国家采用立遗嘱人立遗嘱时的本国法，有的采用立遗嘱人死亡时的本国法。还有如奥地利等国家可以在两者中选择适用。适用分割制的国家（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区分遗嘱处分的是动产还是不动产而规定不同的法律适用规则，通常情况下动产适用立遗嘱人的住所地法，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他们认为遗嘱继承实质要件的准据法，应与法定继承一样，采用分割制。
此外，有些国家在遗嘱内容和遗嘱效力的法律适用规定中引入意思自治原则，允许立遗嘱人选择所适用的法律，如意大利和瑞士。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1989年《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中已明确规定涉外继承领域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确定准据法，但适用意思自治原则是有限制的，必须符合明示选择并符合形式要件等条件。这种法律适用原则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遗嘱继承的准据法，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继承法律关系适用领域的体现， 有利于实现死者生前充分预见其财产及后事安排的后果，也将提高法律适用的确定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个人私有财产不断积累，为了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于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起正式施行。《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是指遗嘱人生前做出的财产处分，于其死亡后发生法律效力的要式单方法律行为，遗嘱是死者生前对其死后事务的安排和嘱托，或者说是自然人生前预先做出的对其财产的处分以及与此相关的事务安排而于死后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为。遗嘱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设定遗嘱，故其为要式法律行为。《继承法》确立了自书、代书、录音、口头、公证五类遗嘱形式，《继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均赋予了公证遗嘱最高的法律效力，实践中公证遗嘱已经成为遗嘱人设立遗嘱的首选。遗嘱公证是公证机构按照法定程序证明遗嘱人设立遗嘱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经公证证明的遗嘱为公证遗嘱。公证遗嘱的效力高于其他形式的遗嘱，对保证遗嘱的真实、合法、有效，保护遗嘱人和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民事流转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证遗嘱生效后，未获得继承权的继承人为了取得遗产的继承权，往往会以遗嘱人的行为能力、遗嘱内容违法及遗嘱公证的程序不合法等种种理由申请撤销公证遗嘱，从而达到继承遗产的目的，公证机构的风险随之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六条规定：“公证机构是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遗嘱公证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公证人员过错造成错证的，公证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公证遗嘱被依法撤销，则公证机构可能面临着巨额的赔偿，对公证机构的公信力也将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就要求公证人员在办理遗嘱公证时对遗嘱人的行为能力、财产状况、家庭信息等情况要充分的了解，严格遗嘱公证的办理程序，从而使得公证遗嘱无懈可击，确保实现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保护继承人的合法权益，防范公证机构自身的执业风险。
一、对于遗嘱人的审查
公证机构在办理遗嘱公证时，对遗嘱人应对以下几个方面重点进行审查：
（一）遗嘱人的身份，防止他人冒充遗嘱人身份冒立遗嘱处分财产
公证人员应严格审核遗嘱人所提供的身份证件，对于第二代公民身份证，可以通过二代证识别仪核实证件的真伪。对于第一代公民身份证及其他证件，可以通过相关的途径来核实真伪。如一代身份证可以通过公安部门的网络系统来核实身份证的真伪，对于有疑义的证件，必要时公证人员应当前往发证机关核实身份证件。
（二）遗嘱人的行为能力
遗嘱人是否有行为能力是关系到遗嘱是否有效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公证人员在接待当事人时应当通过与遗嘱人的交流，了解其基本的精神状况，认真观察遗嘱人行为、举止，判断其行为能力有无异常。对于某些特殊的遗嘱人，应当向其单位或居住地的群众了解其精神状况或要求其到有资质的医院进行精神健康检查并出具检查报告存入公证卷宗。
（三）设立遗嘱是否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愿
公证人员应通过与遗嘱人的谈话，确认遗嘱人设立遗嘱的行为是否受到他人的胁迫、欺骗等情况，如有则应当终止公证。
（四）遗嘱的内容是否详尽，是否能充分表达遗嘱人的真实意愿
公证机构现在办理遗嘱公证的遗嘱人绝大部分为年龄较大的当事人，且文化程度不高，自书遗嘱有一定的困难，一般均要求公证人员根据他们所述的情况代书一份遗嘱。对于有书写能力的当事人，公证人员应尽量要求其自书一份遗嘱，由遗嘱人签名后存入卷宗。因为自书遗嘱为遗嘱人本人书写，能够充分反映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即使公证遗嘱因公证程序方面的过错被撤销，自书遗嘱不会因为公证程序的过错而影响到其实体效力。在确认其自书遗嘱的效力后，遗产处理仍将按照自书遗嘱来执行，这样有利于充分体现遗嘱人的意志，保护遗产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大大降低了公证机构的执业风险、减轻了赔偿责任。必须代书的，遗嘱人及公证人员均应在代书稿上签名，公证人员所代书的遗嘱应以遗嘱人的语言来代书，切不可以第三人称代书遗嘱，否则公证遗嘱生效后，遗嘱内容是否是遗嘱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就可能产生疑义。遗嘱中应写明是何原因指定继承人继承遗产，为什么不指定其他继承人继承的原因，以防范遗嘱生效后，其他继承人对遗嘱的内容提出疑义。遗嘱中还应尽量写明遗嘱人的家庭情况，如其父母、配偶、子女的生存状况，有过几次婚姻等。这些内容虽不会直接影响到遗嘱的效力，但这些信息为将来遗嘱生效后办理遗嘱继承公证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因为被继承人所述信息的可信度通常要大于继承人所述的信息，这样就为办理遗嘱继承公证的公证人员提供了一份反映被继承人家庭信息的真实度和可信度非常大的证据，可以大大降低公证机构和公证人员的执业风险。
（五）共同遗嘱问题
共同遗嘱通常为夫妻关系的遗嘱人所采用，公证实务中也经常可以遇见。如夫妻共同指定第三人为双方都死亡后的遗产继承人内容的遗嘱，虽具有设立效力，但遗嘱的生效、变更及撤销等问题比较复杂，可能出现很多新的情况使遗嘱很难予以执行，这种遗嘱一般应不予办理公证。如夫妻双方各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的遗嘱，该遗嘱的主体是遗嘱人双方，客体是各自处分共同共有财产中的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财产。这种遗嘱实际上是夫妻单立遗嘱的合并，不论双方哪一方先死亡，后死亡方的就是先死亡方的遗嘱继承人，只要一方死亡，遗嘱就可以全部予以执行，可予以办理公证。本人认为该类遗嘱也应不予办理公证为妥，该类遗嘱经公证后，如果遗嘱人双方的夫妻关系解除或单方想要变更、撤销公证遗嘱，同样涉及到共同遗嘱的变更、撤销问题。共同遗嘱人之一死亡后，如果另一方变更、撤销遗嘱，公证机构对变更遗嘱再次予以公证，势必造成与前一份已经部分生效的公证遗嘱内容相违背，不但容易造成混乱，而且不易执行，这无疑是有背于公证的本质与目的，并严重损害公证形象，损害公证文书的严肃性。如共同遗嘱中未明确遗嘱变更、撤销的条件及公证人员未充分告知遗嘱人双方共同遗嘱的风险及变更、撤销问题，则可能面临着公证被撤销的风险。所以两个以上的遗嘱人申请办理共同遗嘱公证的，公证处应当引导他们分别设立遗嘱。遗嘱人坚持申请办理共同遗嘱公证的，共同遗嘱中应当明确遗嘱变更、撤销及生效的条件。公证人员还应对遗嘱人所立共同遗嘱应进行充分的告知，防范自身的风险。
二、遗嘱人或遗产具有涉外因素的法律适用
《继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国公民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外国人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中国公民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有条约、协定的，按照条约、协定办理。”随着我国与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加，我国公民拥有境外财产及外国人拥有我国境内财产的情况已非常普遍，如遗嘱人具有上述情况而在我国公证机构办理遗嘱公证，公证人员应根据国际私法的冲突规范，确定遗嘱所应适用的准据法，使公证遗嘱不仅在国内具有最高的效力，在国外也得到普遍的认可。否则公证遗嘱有可能因为适用法律的错误而被撤销，效力得不到确认。
（一）遗嘱形式的法律适用
设立遗嘱必须符合一定的法定方式，遗嘱的形式是否合法将直接关系到遗嘱的效力。各个国家对遗嘱的形式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我国《继承法》规定了五种遗嘱形式，日本将遗嘱分为普通遗嘱和特殊遗嘱，法国、瑞士等国有代书遗嘱的规定，除我国和韩国外，几乎所有国家都无录音遗嘱的规定。所以公证人员在办理具有涉外因素的遗嘱公证时，要根据遗嘱人及遗嘱所处分的财产情况，确定遗嘱形式所应适用的准据法，确保遗嘱的形式符合准据法的规定。
（二）遗嘱人行为能力及遗嘱内容的法律适用
大多数国家规定了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具有设立遗嘱的能力，但各个国家对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年龄的规定却不尽相同。例如法国，成年年龄是18岁，但是有能力立遗嘱的年龄却是16岁。而在美国、英国等国家，遗嘱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一致，如英国，21岁的成年人，具有遗嘱能力。在遗嘱内容方面，大陆法系国家对遗嘱的内容一般有一定的限制，如特留份制度、遗产处置比例的规定等，而英美法系国家则赋予遗嘱人较大的处分遗产的权利。公证人员应慎重办理涉外的遗嘱公证，充分查明相关的冲突规范及适用的准据法，切实维护公证书在国际上的效力。
三、遗嘱公证办理的技巧
公证人员办理遗嘱公证应严格遵照相关程序方面的规定办理，如遗嘱人亲自办理，两名公证人员共同办理，公证人员充分履行告知义务，遗嘱采用打印形式等等基本要求。本人认为在严格遵守基本程序办理遗嘱公证的基础上，应充分利用谈话笔录和录音录像来固定相关证据，以防遗嘱生效发生纠纷时，证明公证人员履行了审慎的审查义务。
（一）谈话笔录的制作
谈话笔录是公证人员证明自己履行了告知、审查义务，防范执业风险最为有效的证明。但是一份内容不完善或有瑕疵的谈话笔录也很有可能是公证书被撤销的依据。这就要求公证人员对遗嘱人的谈话内容、谈话技巧要有一个总体上的思路。谈话笔录的制作要尽量详细。
公证机构指派公证员外出上门承办公证遗嘱时，承办公证员应当在询问笔录中首先记录是如何与立遗嘱人进行联系的。例如：承办公证员外出上门办证前，是当事人通过电话与公证机构进行联系的？还是通过其他利害关系人以外的人来公证机构传达立遗嘱人的意愿等形式进行联系的？应当记录存档。对于年龄较大遗嘱人，问明其来意后，可以不必立即询问其设立遗嘱的相关内容，可以与其拉拉家常，询问其日常生活的情况，如平时有何爱好、出门坐何公共汽车、国内外最近有哪些重大事件，通过这些询问基本可以判定在你面前的这位遗嘱人是否具有设立遗嘱的行为能力。接下来应当重点询问以下信息：（1）是否需要公证人员回避；（2）遗嘱人家庭状况，了解其家庭成员情况、婚姻情况，共同生活人员的情况，何人照料其日常起居；（3）设立遗嘱处分财产的来源情况，有无设定担保，所有权是否收到限制；（4）有无需要其抚养又无生活来源的人，并告知其叙述不实的法律后果；（5）指定何人继承遗产，并询问原因，为何不指定其他继承人继承遗产的原因，以防止日后其他继承人质疑；（6）所设立遗嘱是否是自愿的行为，有无到胁迫、蒙蔽的情况。是否指定执行人，以前是否立有公证遗嘱；（7）公证遗嘱的特殊效力及撤销（明示撤销、默示撤销）、变更方式。笔录中还应告知遗嘱人对所设立的遗嘱应当保密，否则其他继承人知晓后，容易造成家庭内部矛盾，影响其家庭和睦。在实践中，有的物权登记部门仅凭遗嘱人的死亡证明和公证遗嘱就给予办理了物权转移手续，公证人员可以在公证证词后附注告知：“遗嘱人有权随时撤销遗嘱，本公证书不作为过户凭证。”从而将公证机构的风险降到最低。
（二）录音录像的运用
继承公证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解决继承问题的方式，为了更好探讨继承公证存在的风险以及采取何种措施避免这些风险，需要首先明白继承公证的一些基本内容。
（一）继承公证的概念
在我国民法中，继承是指作为个体的公民死亡或者被法院宣告死亡后，依照相应的程序将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公民所遗留的财产转移给继承人所有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按照法律规定，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公民在继承关系中是被继承人，而依照法律程序接受财产的公民则是继承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继承制度是为了明确死者的财产应当如何处理的一种制度，而继承公证是为了更好的保障继承关系中的继承行为所设立的一种公证制度，在实践操作中，公证机构办理继承公证时需要根据相应的法律，比如《继承法》、《婚姻法》等。
（二）继承公证需要审查的基本内容
在继承关系中，公证的做出需要有一定的依据，这就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材料，由公证机构进行审查，提交的材料应当包括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被继承人的基本财产情况的证明、产权证明等、是否有遗嘱及复印件，同时还有提供一些当事人和被继承人之间关系的证明。代位继承人申办公证的，还应提供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证明及申请人与继承人关系的证明，以及公证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公证人员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情况进行审查，审查的基本内容包括：首先是有关被继承人死亡的相关情况，比如死亡的时间、地点、原因，同时还要审查被继承人的遗留财产请况进行详细的审查，包括财产的数量、种类等，对被继承人拖欠的税款等款项，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办理；其次是对是否有遗嘱的情况作为重点进行审查，如果有遗嘱的，就要按照遗嘱进行办理，不能违背被继承人真实的意愿，如果没有遗嘱则要按照相关的法定程序做出公证。再次是审查当事人是否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内的公民，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如果不是继承人，则不予受理。最后是审查当事人是否属于代位继承或转继承人。前者指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由继承人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取得其应继承份额；后者指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尚未实际接受遗产前死亡，可由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继承其应得遗产份额。公证人员应依具体情况办理上述公证。
二、继承公证中存在的风险
继承公证看似是一个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行为，但是由于社会中继承关系的复杂以及各种问题的逐渐凸显，因此继承公证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本文中成为继承公证的风险，以下就对一些主要的风险展开阐述。
（一）遗产分割协议的合法性风险
当事人要想通过公证机构解决被继承人的遗产问题，首先就是要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用来证明遗产分割协议的真实且合法，这是公证机构将遗产分割进行公证的前提和依据，为了更好的了解被继承人情况和继承人的情况，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公证机构应当尽量到遗产所在地或者继承人较多的地方进行相关事项的办理和查证工作。当事人应当根据上述的申请要求提供相应的资料或者委托证件等。公证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应当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进行相关事宜。但是，在审查和公证的工作中也应当注意一些问题，比如，遗产分割协议是否经过每个人的同意或者认可，对有遗嘱的处理情况是否遵循了遗嘱、有没有照顾到胎儿的利益等，这都是需要解决的一些实践存在的风险。
首先，修改《继承法》是法制完善的需要。1999年以来，与《继承法》相关的《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相继出台。而《继承法》仍然停留在当时（1985年）的立法背景，与这些民事法律极不协调。现行《继承法》的立法宗旨、体例安排、实体制度、程序设计等问题都需修改和完善。例如：随着人们财富的大大增加，继承制度的扶养功能业已退居其次，再以其为理论指导，其合理性值得商榷；近年新的财产类型不断涌现，与现有遗产范围过窄的矛盾凸显；现有《继承法》在继承权的接受、放弃的期限方面的程序缺失，使有关纠纷无法解决；继承权如何转化为所有权，遗产债权人利益如何保护的制度缺失，等等。以上方面都需与《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协调一致。
其次，修改《继承法》是维护民事权益的需要。《宪法》和《物权法》都明确规定保护人们的私有财产。而现行《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过窄，导致大量的财产因无人继承而收归国有，这不符合人们的意愿。随着财富的增多，人们处理私有财产的理念和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立遗嘱来处置身后财产的方式更能体现被继承人真实的意思，遗嘱的形式和效力需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
再次，修改《继承法》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继承法》颁布于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财产仅限于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小作坊等简单的生产资料。如今，人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大大增加，特别是随着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私人财产的成分更多地表现为生产资料。修改《继承法》，更好地保护遗产继承人的利益，无疑会给私营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契机；适当考虑保护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经济秩序，可以更好地保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遗产范围问题
新型的财产类型不断涌现，现行《继承法》所列举的遗产范围过窄、需要调整已成共识。杨立新课题组认为以“适当列举+兜底”的方式规定遗产范围具有优势，也符合我国的民事立法习惯。“适当的列举，既能够确定主要的遗产项目，又能够宣示主要的遗产范围，有利于人民群众掌握。”[1]兜底条款可应对新出现的遗产类型，避免挂一漏万。因此，其在建议稿中增加了新的财产类型，如网络虚拟财产、股权、有价证券、财产性债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梁慧星课题组关于遗产的范围则采取“概括+排除”的立法方式，在概括指出遗产的范围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同时，又将不属于遗产的财产以列举的方式加以排除。张玉敏课题组认为列举的方式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很难科学地列举，因此他们未专门对遗产范围做出明确规定。
概括+排除的立法方式的优势很明显，因为列举的立法方式不可回避的缺陷在于，新的情况不断出现，永远无法穷尽，就算有兜底条款也因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而不易把握。而概括+排除的立法方式对法官而言，判断相对简单，只要属于被继承人的个人合法财产又未被明确排除的就能认定为遗产。但此方式又不具有列举式的优点，老百姓不易明白掌握。立法不仅是为了操作，也是为了宣示。列举的方式利于老百姓掌握，兜底+排除的方式利于法官的实践操作。因此笔者认为可采上述两种立法方式的优点，避其缺点，采取折中方式，即列举+兜底+排除式。列举时应注意与现行的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财产种类相一致。
三、关于法定继承人范围与顺序问题
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位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现行《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过窄，应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子女，由此造成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逐渐缩小，以致经常出现因遗产无人继承而收归国有的情形。人们大都希望将个人的合法财产留给自己的近亲属，适当地将继承人的范围扩大至叔、伯、姑、舅、姨、侄（甥）子女等，符合尽量避免财产无人继承的立法指导思想，能够体现法律对私权的尊重。学者们在具体的顺位设计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杨立新课题组认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继承人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第三顺序的继承人为四等亲以内的其他直系或旁系血亲。梁慧星课题组的观点和杨立新课题组观点大致相同，稍有不同的是梁慧星课题组在第三顺序继承人中没有规定孙子女、外孙子女的继承权，而是建议按照现行《继承法》通过代位继承制度保护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权利。张玉敏课题组的意见与上述意见差异较大，他们认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应为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第二顺序继承人为父母；第三顺序继承人为兄弟姐妹及其子女；第四顺序为祖父母，包括父系祖父母和母系祖父母；配偶可以和任一顺序的血亲继承人共同继承。
笔者较为赞同张玉敏将父母列为第二顺序继承人的观点。继承是对死者身后财产的分配，尊重死者的意愿应当成为继承制度设计的基本出发点。[2]绝大多数人希望将财产传给自己的晚辈直系血亲，有晚辈直系血亲的情况下，不希望自己的财产流向旁系血亲，父母与子女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就意味着在有子女的情况下，自己的部分财产将通过父母流向兄弟姐妹及其子女手中。[3]86民间也一直存在晚辈直系血亲在，长辈不参与继承的习惯。父母的晚年生活保障可通过其他制度，如规定父母对生活住房和日常用品的使用权、必留份制度解决。但鉴于配偶身份的特殊性，笔者不赞成配偶可以和任一顺序的血亲继承人共同继承的观点。综上，笔者建议法定继承人的顺序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第二顺序继承人为父母；第三顺序继承人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第四顺序继承人为四等亲以内的其他直系或旁系血亲。[LunWenData.Com]
在继子女、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第一顺序继承权问题上，学者们也存在分歧。杨立新课题组、梁慧星课题组认为现行立法运行效果良好，应予坚持。张玉敏课题组则建议取消他们的第一顺序继承权，认为这与被继承人希望亲等近者优先的愿望不符。笔者赞同取消继子女、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的第一顺序继承权。理由是：实践中继子女的继承问题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立法本想保护继子女的利益，但经常事与愿违。带子女一方再婚困难，很重要的原因是对方不愿意抚养继子女，不愿继子女成为其财产继承人。如果继父母和继子女关系融洽，继父母有意愿让继子女成为继承人，可以通过收养按养子女对待，也可以通过酌给遗产制度分给适当遗产，以保护其利益。这样既充分尊重了有关当事人的意志，又能保护继子女的利益，有利于再婚家庭的和睦、稳定。[2]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作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通过酌给遗产制度，来实现继承法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4].
四、关于特留份制度的问题
特留份是指遗嘱人不得通过遗嘱处分的，应当为特定法定继承人继承保留的份额。我国《继承法》没有规定特留份制度论文格式，但有关于“必留份”的规定，《继承法》第十九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特留份和必留份的共同之处都是对遗嘱人遗嘱自由的限制，以保护特定继承人的继承权。不同之处在于，必留份制度的立法宗旨是保护“双缺乏”继承人的权益，特留份则不考虑继承人的自身状况，目的是尽量使遗产保留在近亲属手中，对遗嘱自由的限制更甚。杨立新课题组和梁慧星课题组在建议稿中都在保留现有必留份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特留份的规定，但有出入的是特留份继承人的范围和份额。
杨立新建议继承人的配偶、晚辈直系血亲、父母享有特留份继承权，份额是法定继承数额的二分之一，同时规定了不适用特留份制度的情形。梁慧星课题组建议第一、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为特留份继承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特留份为其应继份的二分之一，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的特留份为其应继份的三分之一。特留份的继承顺序准用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同时规定了特留份的丧失制度，即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其享有特留份的权利同时消灭。张玉敏课题组认为，特留份制度是对遗嘱自由的限制，不利于发展经济，除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应当给予照顾，法律没有理由强制被继承人给继承人保留一定数量的遗产。
笔者认为，特留份制度与必留份制度各自有其独特的功能，虽有部分功能重合，但不能相互取代。按照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公民有遗嘱自由权，遗嘱继承的效力要高于法定继承的效力，这意味着，人人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财产。但因一时冲动把全部财产遗赠社会，把大部分财产遗赠情人的情况时有出现，因此立法规定以特留份制度对遗嘱自由加以限制是有必要的。特留份之外的财产，人们可通过遗嘱自由进行处理。这样就能够妥善处理遗产处分自由与法定继承人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能够纠正司法实践中将某些遗赠行为认定为违背公序良俗原则而宣告无效的不当做法。[1].
遗嘱人不得处分应当由特定法定继承人继承的一定份额，否则，遗嘱归于无效。但特留份继承人的范围不宜过大，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笔者赞成杨立新课题组的建议，在保留必留份的基础上，规定继承人的配偶、晚辈直系血亲、父母享有特留份继承权，份额是法定继承数额的二分之一。
一、遗嘱的概述及主要形式
法律意义上的遗嘱是指订立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务所作的个人处分，并于遗嘱人死亡后发生效力的单方面的法律行为。豍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明确遗嘱之前，必须先明确法定继承人的内涵和范围，法定继承人是指遗嘱人本人的直系血缘亲属，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遗嘱继承是指公民通过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数人继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通过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予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之外其他的自然人的应当属于遗赠。在本文中笔者谨对遗嘱继承中的非财产性的遗嘱进行分析，也就不包括涉及财产遗赠的遗嘱。
依据我国《遗嘱法》中的相关规定，遗嘱的主要形式有公正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这几类。
二、影响遗嘱法律效力的因素
一般说来，遗嘱人订立遗嘱属于意思自治，因此只要遗嘱的内容和形式满足法律规定的条件，那么遗嘱就具备约束继承人继承行为的法律效力。从我国《遗嘱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具备法律效力的遗嘱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一）遗嘱人必须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一条规定：“遗嘱人立遗嘱时必须有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所立的遗嘱，即使其本人后来有了行为能力，仍属无效遗嘱。遗嘱人立遗嘱时有行为能力，后来丧失了行为能力，不影响遗嘱的效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患有盲聋哑等生理缺陷而但精神没有问题的成年人，他们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因此他们所立的遗嘱也具备法律效力。
（二）遗嘱人所立的遗嘱必须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所谓的意思表达不真实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1）胁迫遗嘱人所立的遗嘱；（2）欺骗遗嘱人所立的遗嘱；（3）被非遗嘱人假造的遗嘱；（4）被篡改的遗嘱；（5）遗嘱人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所立的遗嘱。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第二、三、四款规定：“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
（三）遗嘱人对遗嘱所处分的财产必须是有处分权的
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候也会遇到夫妻二人一人立遗嘱时未经对方同意便处分了全部夫妻财产，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九条规定：“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分撤销。”
（四）遗嘱的内容必须合法
内容不合法的遗嘱主要有三个情况：（1）遗嘱取消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继承权。（2）遗嘱没有为胎儿保留必要的继承份额。（3）遗嘱内容违反其他法律。
（五）遗嘱的形式必须合法
即可采用公证、自书、代书、录音、口头等形式。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遗嘱人立有多份遗嘱，那么具备法律效力的遗嘱应当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如果多份遗嘱中有公正遗嘱，那么就以公正遗嘱为准。
而如果遗嘱人没有事实死亡，而是在具备相关的法律条件下，经有关利害关系人的申请，由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后，遗嘱也发生法律效力，利害关系人可以处分遗嘱当事人的财产。如果在短期内遗嘱人重新出现，那相应的财产可以退还遗嘱人；如果时间较长，类如超过两年以上以及财产出现了无法退还的情况，则受益人应当对遗嘱人的基本生活在其受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但法定义务人不受此限。
三、涉及非财产权利遗嘱的法律效力的分析
所谓的非财产权利是相对财产权利而言的，一般说来非财产权利指与公民人身联系密切或是不可分割的且不具备直接财产性内容的权利。一般说来，遗嘱是遗嘱人在遗嘱中对其将成为遗产的财产如何处理的一种意思表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的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会在其中加入其他非财产性的处分行为，也就是会涉及到当事人的非财产性权利。对于这种情况一般是指遗嘱人会对自己死后个人事务的处理进行计划和打算，这并不涉及遗产继承方面的内容，只是关系到遗嘱人和继承人的非财产性权利。
我国《继承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了以下内容：“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遗产的权利。”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中有如下规定：“附义务的遗嘱继承或遗赠，如义务能够履行，而继承人、受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经受益人或其他继承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附义务那部分遗产的权利，由提出请求的继承人或受益人负责按遗嘱人的意愿履行义务，接受遗产。”
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务的情况来看，遗嘱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立遗嘱人可以通过意思表达真实的意思表示对于自私身后的事务做出处理。但是从目前我国的关于继承的法律条文和体系中，对于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遗嘱的法律效力，并没有做出明文的规定，这也给司法实务中判断遗嘱的法律约束力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在笔者看来，遗嘱本身是一种当事人处分自己身后事务的意思表示，无论是涉及财产的分割还是其他非财产性事务的处理都应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基础之上，这样的遗嘱才可以产生对于当事人的法律约束力。所以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遗嘱本身的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应根据继承法关于遗嘱效力的规定来考察，而至于所涉及的当事人非财产权利内容的法律效力，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遗嘱中涉及非财产性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
前文我们提到遗嘱具备法律效力的基本构成条件，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遗嘱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关内容，也就说，涉及的当事人非财产权利也是属于法律规定中当事人享有的权利。一旦遗嘱中所涉及的当事人非财产权利属于不被法律保护的话，那么所涉及的遗嘱内容自然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
例如某人立遗嘱内容如下：本人离世后老伴儿必需一心一意的为自己守寡不得改嫁。从遗嘱字面意思来看此人立此遗嘱的内容的目的在于防止老伴儿改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这份遗嘱中遗嘱人剥夺了老伴儿再婚的权利，而婚姻自由是我国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之一，只要是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的公民就可以自由行使婚姻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行使可以不行使，可以自主决定何时行使、如何行使。剥夺一个人的婚姻自由是使得公民不能自主决定是否结婚、何时结婚、如何结婚、与何人结婚的一种权利，当然不被法律所保护。在本例中的遗嘱人通过遗嘱限制老伴儿的婚姻自主权这是对老伴儿人身权利的损害，因此这种遗嘱是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
（二）遗嘱人意思表达真实
这是遗嘱中所附条件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基本要素，在这一点上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遗嘱和普通的遗产处分遗嘱是一样的，无论遗嘱人订立任何条款的遗嘱，都必须建立在订立遗嘱人意思表达真实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是遗嘱人意思表达不真实的遗嘱内容，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自然也就不具备相应的法律约束力。
（三）遗嘱中所涉及的当事人非财产权利必须是可以行使的
关于在遗嘱中所涉及的关于当事人的非财产的权利，必须是当事人可以行使的权利，如果继承人不能行使这种权利的话，那么促成遗嘱生效的条件就不能达成，那么这种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性权利权力的遗嘱自然没有法律约束力。
例如某人在订立遗嘱内容如下：本人死后自愿将遗体捐赠给医疗机构进行器官移植和医学研究，但是死者的父母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是对年迈的父母很大的精神打击，如果子女死无全尸将更加难以接受。这一遗嘱从内容上看符合法律的基本规定，只不过在涉及死者父母的感情方面显得过于的残忍。对此笔者认为虽然我国传统就有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思想，但是从法律范畴上来看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享有人身权，也就是死者对于自己的遗体可以自由的进行处分，即便是在死者身后这种意思表示依然具备法律约束力。从范例中我们不难看出死者父母的这一做法虽然是处于对于子女遗体的保护，但是在子女意思表达真实和遗嘱内容合法的基础上，死者所里的遗嘱还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四）关于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遗嘱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格式
遗嘱中关于当事人非财产权利属于遗嘱的基本内容，因此这些相关的条款和内容的格式也必须符合法律关于遗嘱格式的规定。也就是说遗嘱中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条款和内容的格式也必须符合前文所提到的遗嘱的五种基本类型及相应的构成。如果相应的格式的条件不能达成的话，那么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条款自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采取了公证遗嘱的方式，那么在关于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条款也应当进行公证，这样才能保证遗嘱中的各项条款具备相同的法律效力，避免效力高低不同带来的冲突。
遗赠扶养协议制度是中国特色继承立法的一个创造。这一制度的设立,既明确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又对被扶养人的遗产问题做了约定处理和法律保护,为我国目前的养老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法律解决途径。
1 遗赠扶养协议的内涵和特征
所谓遗赠扶养协议(the legacy-support agreement),是指遗赠人(被扶养人)与扶养人之间签订的有关遗赠和扶养关系的协议,它是适应我国农村养老的现实需要,在“五保”制度(对缺乏劳动能力的老人、残疾人或未成年的孤儿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或孤儿保教)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遗产处理方法。现实生活中,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的多为需要供养和照顾的老人和残疾人,他们虽有子女,但有相当部分子女不愿尽赡养义务,甚至还有遗弃或虐待的情节。固然此时被扶养人可诉诸法律解决问题,但可想而知,效果不会很理想,更何况许多老人出于厌诉的心理和考虑到子女脸面的问题不愿起诉,而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便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我国《继承法》第31条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公民可以与集体组织签订生养死葬的协议,按照协议,集体所有制组织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1.1 遗赠扶养协议是双方的法律行为
遗赠扶养协议须有遗赠人与扶养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方可成立。也就是说,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对遗赠的财产、扶养的条件及要求等内容充分协商,最后达成一致,协议才成立。它既然是双方民事行为,其订立就应依合同的订立程序,并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发生效力。此点与遗赠不同,遗赠是单方法律行为,仅依遗赠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成立。另外,遗赠扶养协议成立后,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任何一方未经他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协议,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遗赠则不同,遗赠人在设立遗嘱后,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变更或撤销遗嘱。
1.2 遗赠扶养协议是双务、有偿的法律行为
在遗赠扶养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双方都负有对待给付的义务。根据协议,被扶养人享有扶养人对其生养死葬的权利,同时须负有将自己的财产于死后遗赠给扶养人的义务;而扶养人在承担对遗赠人生养死葬义务的同时,也取得了受遗赠财产的权利。这与遗赠和赠与不同。
1.3 遗赠扶养协议是诺成性的法律行为
遗赠扶养协议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就可成立并生效,虽然遗赠扶养协议于被扶养人死亡后才发生遗赠的效力,但这属于遗赠扶养协议的履行,而并非遗赠扶养协议于被扶养人死亡时才成立生效。对于遗赠扶养协议中的扶养部分,即扶养人承担对遗赠人生养死葬的部分内容,扶养人应在协议成立后履行。
1.4 遗赠扶养协议是要式的法律行为
遗赠扶养协议应采取何种形式,《继承法》未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遗赠扶养协议自设立时起到遗赠财产的履行,往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为了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能予以明确的规定,不致日后产生纠纷,协议应采用书面形式,双方应在协议上签名或盖章,并注明签订的年、月、日。而且,最好须经过公证,这样更有利于避免因遗赠人死亡分割遗产而产生的不必要纠纷。
2 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
遗赠扶养协议应依据合同订立程序,经要约、承诺后才成立,一经签订即发生法律效力。其效力可分为对当事人双方的内部效力和对其他人的外部效力。
2.1 遗赠扶养协议的对内效力
(1)被扶养人的义务。被扶养人生前对协议中规定的遗赠财产,可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但不得未经扶养人同意擅自处分。如果因其处分而使扶养人可能丧失受遗赠权利的,扶养人有权解除遗赠扶养协议,并可要求被扶养人补偿已支出的扶养费用。
(2)扶养人的义务。扶
养人应当履行自己的扶养义务,即在被扶养人生前给予其生活上的照料和扶助,在其死后负责料理丧事。扶养人不尽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可解除协议,并不负补偿责任。被扶养人未解除协议的,经遗赠人的亲属或有关单位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剥夺扶养人的受遗赠权,如果扶养人不认真履行扶养义务,致使被扶养人经常处于生活缺乏照顾的境地,人民法院也可以酌情对遗赠财产的数额给予限制。
有疑问的是,如果遗赠标的因不可抗力而灭失,此时应如何看待协议的效力?有人认为,应视为履行不能,扶养人可解除合同。笔者认为应区分对待,在扶养人为公民时,可解除合同;在扶养人为集体组织时,则不应解除协议,以保障被扶养人的利益。原因在于集体组织扶养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老人、残疾人,往往带有社会福利性质,是国家社会保障事业的一部分,因此不同于一般的合同,所以此种情况下集体组织仍承担义务是可取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2.2 遗赠扶养协议的对外效力
遗赠扶养协议的对外效力表现为遗赠扶养协议是遗产处理的依据,其法律效力高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继承法》第5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集体组织对‘五保户’实行‘五保’时,双方有扶养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扶养协议,死者有遗嘱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要求继承的,按遗嘱继承或法定继承处理,但集体组织有权要求扣回‘五保’费用。”这表明,在财产继承中如果各种继承方式并存,应首先执行遗赠扶养协议,其次是遗嘱和遗赠,最后才是法定继承。这样规定是有意义的,它既可防止被扶养人利用遗嘱任意处分自己的财产,又可促使扶养人解除后顾之忧,全力认真地履行扶养义务。
遗赠扶养协议签订后,被扶养人的子女的赡养扶助义务是否因此而免除?笔者认为应分情况而定。如果被扶养人已就全部财产约定于死后赠与扶养人,则其子女可不负此义务;反之,如除遗赠财产外,仍有部分财产,则其子女应履行适当的赡养扶助义务,否则,不应享有对这部分财产的继承权。
2.3 遗赠扶养协议中途翻悔的法律后果
遗赠扶养协议的执行期限一般较长,在此期间如因一方翻悔而使协议解除时,便发生两种法律后果:一是扶养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导致协议解除的,不能享受遗赠的权利。其已支付的扶养费用,一般也不予补偿。二是被扶养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协议,致使协议解除的,则应适当偿还扶养人已支付的扶养费用。
3 遗赠扶养协议与外国继承契约制度的比较
3.1 外国继承契约的法律规定
继承契约是指由被继承人与对方签订的关于继承或遗赠的协议。
《匈牙利民法典》规定的继承契约与我国的遗赠扶养协议颇为相似,该法第655条和657条的规定,根据继承合同,被继承人有义务指定订约人为自己的继承人,而后者必须对他进行扶养或支付定期金。德国、瑞士等国也都确认继承契约制度,如《德国民法典》第1941条规定:“被继承人得以契约指定继承人,以及指示遗赠或遗嘱负担。”“订约的他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均得被指定为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瑞土民法典》第494条规定:“被继承人得以继承契约,承担使对方或第三人取得其遗产或遗赠的义务,被继承人得自由处分其财产。遗赠或赠与,如与继承契约中被继承人所承担义务不一致,得撤销之。” 在德国,继承契约多发生在未婚夫妻之间,当然,家庭中的任何成员都可设立继承契约。但依据《德国民法典》第2287条和2289条的规定,如果被继承人出于损害契约继承人的目的而为赠与时,该契约继承人在遗产归属于自己后三年内,得依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受赠人返还赠与物;如果后来的遗嘱处分损害了继承契约人的权利,那么该项处分应归于无效。 而法国、意大利等国对此则持否定立法,如《法国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不得放弃尚未开始的继承,或就未来开始的继承设立契约,即使取得上述被继承人的同意时,亦同。”
3.2 我国的遗赠扶养协议与继承契约制度的相似之处
(1)二者都是遗产继承中的一种双方法律行为。
(2)二者的受益人均为承受死者遗产的人,他们受领遗产的法律效力始自继承开始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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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3)二者的订约人均需接受协议的约束,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变更。
(4)二者的法律效力均高于遗嘱继承和遗赠。
3.3 我国的遗赠扶养协议与继承契约制度的区别之处
我国的遗赠扶养协议与外国的继承契约制度相比虽有其共同点,但其区别是主要的,表现为:
(1)设立协议的主体不同。遗赠扶养协议中的遗赠人是被继承人,而受遗赠人是扶养人。扶养人的范围很广泛,包括了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公民和集体组织,此点与外国的继承契约制度根本不同;外国的继承契约的主体主要是夫妻,而且往往是未婚夫妻,当然也可以在其他家庭成员之间设立此种继承契约。
(2)受益人不同。我国遗赠扶养协议中的受益人必须是扶养人,即对被继承人负有“生养死葬”义务的人;而外国继承契约制度中的受益人是契约所指定的继承人、受遗赠人、第三人,这里的第三人既可以是夫妻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也可以是其他自然人。
(3)权利义务关系不同。我国遗赠扶养协议中的遗赠人和扶养人双方都享有权利,也都负有义务,遗赠人根据协议享有接受对方供养、照料的权利,负有在死亡时将遗产遗赠给扶养人的义务,而扶养人则对遗赠人负有“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在遗赠人死亡时取得遗产的权利。这就是说,扶养人的扶养行为是有偿的,当然这种有偿不是对等的;而外国继承契约则与此不同,继承契约制度中的指定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接受死者遗产是无偿的,继承契约指定的继承人、受遗赠人一般只享有接受死者遗产的权利,契约一般不给对方或第三人设定扶养义务,如瑞士、英国、美国等都是如此。
(4)设立协议的程序和方式不同。我国《继承法》对设立遗赠扶养协议的方式和程序未作明文规定,更未要求必须采取公证形式(虽近年实践中多采取这一形式);而外国继承契约的设立均必须遵照法律明文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如德国的继承契约必须由公证人笔记,在当事人双方在场时设立,并按通常的遗嘱方式和公证遗嘱的程序进行始生效力。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 继承公证 存在风险 防范措施
继承公证的基本概念毋庸累述，但是，在实践操作中继承公证需要重点重视的问题有哪些、需要从那些方向保障继承公证实施的程序公证和实体公正，都是需要我们继续研究和分析的内容。做好继承公证能够有效的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构建司法文明和社会文明，有效的稳定社会发展。所以做好继承公证方面的风险防范工作极为重要，在本文中，笔者从实践研究者的角度对继承公证的相关问题展开分析，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和分析，并在论文的最后提出一些防范措施，力求使继承公证这一行为能够达到其应有的效果，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继承公证概述
继承公证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解决继承问题的方式，为了更好探讨继承公证存在的风险以及采取何种措施避免这些风险，需要首先明白继承公证的一些基本内容。
（一）继承公证的概念
在我国民法中，继承是指作为个体的公民死亡或者被法院宣告死亡后，依照相应的程序将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公民所遗留的财产转移给继承人所有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按照法律规定，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公民在继承关系中是被继承人，而依照法律程序接受财产的公民则是继承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继承制度是为了明确死者的财产应当如何处理的一种制度，而继承公证是为了更好的保障继承关系中的继承行为所设立的一种公证制度，在实践操作中，公证机构办理继承公证时需要根据相应的法律，比如《继承法》、《婚姻法》等。
（二）继承公证需要审查的基本内容
在继承关系中，公证的做出需要有一定的依据，这就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材料，由公证机构进行审查，提交的材料应当包括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被继承人的基本财产情况的证明、产权证明等、是否有遗嘱及复印件，同时还有提供一些当事人和被继承人之间关系的证明。代位继承人申办公证的，还应提供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证明及申请人与继承人关系的证明，以及公证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公证人员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情况进行审查，审查的基本内容包括：首先是有关被继承人死亡的相关情况，比如死亡的时间、地点、原因，同时还要审查被继承人的遗留财产请况进行详细的审查，包括财产的数量、种类等，对被继承人拖欠的税款等款项，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办理；其次是对是否有遗嘱的情况作为重点进行审查，如果有遗嘱的，就要按照遗嘱进行办理，不能违背被继承人真实的意愿，如果没有遗嘱则要按照相关的法定程序做出公证。再次是审查当事人是否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内的公民，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如果不是继承人，则不予受理。最后是审查当事人是否属于代位继承或转继承人。前者指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由继承人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取得其应继承份额；后者指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尚未实际接受遗产前死亡，可由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继承其应得遗产份额。公证人员应依具体情况办理上述公证。
二、继承公证中存在的风险
继承公证看似是一个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行为，但是由于社会中继承关系的复杂以及各种问题的逐渐凸显，因此继承公证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本文中成为继承公证的风险，以下就对一些主要的风险展开阐述。
（一）遗产分割协议的合法性风险
当事人要想通过公证机构解决被继承人的遗产问题，首先就是要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用来证明遗产分割协议的真实且合法，这是公证机构将遗产分割进行公证的前提和依据，为了更好的了解被继承人情况和继承人的情况，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公证机构应当尽量到遗产所在地或者继承人较多的地方进行相关事项的办理和查证工作。当事人应当根据上述的申请要求提供相应的资料或者委托证件等。公证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应当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进行相关事宜。但是，在审查和公证的工作中也应当注意一些问题，比如，遗产分割协议是否经过每个人的同意或者认可，对有遗嘱的处理情况是否遵循了遗嘱、有没有照顾到胎儿的利益等，这都是需要解决的一些实践存在的风险。
（二）法律适用存在的风险
公证机构在对继承关系进行公证时需要运用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婚姻法、民法通则等，但是，也应当看到在适用这些法律的过程中存在着法律适用风险的问题。按照法理学的相关理论，法律风险包括了法律之间的冲突、没有有效立法和缺乏操作性等方面的问题。法律之间的冲突是由在立法过程中没有充分协调和处理好相关承接关系造成的，也是公证机构在办理继承公证时经常遇到的一种风险。比如在实体法法律体系中，当前的《继承法》、《婚姻法》、《物权法》和最高院的《继承法意见》都是公证机构在办理相关继承公证时应当遵守的实体性规范，但是应当看到，《继承法》是20世纪80年代的产物，历时较长，而《婚姻法》则是在本世纪初制定，其对《继承法》的一些内容做出了修改，更加符合现展的理念，《物权法》的制定则据现代更近，2007年正式实施。因此，由于立法的时代不同，法律所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存在着差异，那么面对这一现状，如何解决，是采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还是采用新法优于旧法，时至今日，最高院或者立法机关都没有做出统一的规定，这就造成了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出现矛盾或者冲突，造成公证机构在公证时难以统一标准。法律冲突的另一个体现就是法律空白和法律缺乏可操作性的问题。比如我国的《继承法》在上世纪制定，由于当时问题的性质与现代有很大不同，现代该法规定的内容较为原则，缺乏现实可操作性，公证机构办理继承公证，需要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如果不能有明确且细致的法律进行指导，极有可能出现侵害当事人权益的现象发生。因此对于公证机构在办理继承公证时遇到的许多问题，至今仍处于探索阶段。如怎样认定自然人有无遗嘱、遗赠扶养协议等。
总之，不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一定的方法或者规则作为指引，更何况是牵扯到社会公平正义和当事人利益的继承公证那，如果没有相应的规则进行指导，公证机构的公信力将难以建立，公证质量更难以保障，如果进入诉讼阶段，公证机构将在继承关系处理中失去话语权，公民对公证机构的任何度将会急剧下降。
（三）公证机构的公证质量风险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应当是当事人的诚信观念缺乏和证据、材料核实方式落后造成的。当前我国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但是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观念依然存在，由于现代经济思想和传统道德出现交织，也造成了传统的诚信理念受到冲击。另外，国家的立法不完善，地方政府对法治国家、和谐社会的理解不恰当，也对于当事人的失信行为失之以宽、失之以软，无原则地迁就，产生了严重的负面社会后果。面对这种失信行为，公证机构在公证过程中将对一些问题难以做出抉择，同时由于公证机构在核查相关证据、材料时，方式落后，比如在审核材料时依然采用传统的政审方式，这就蕴含着一定风险，不符合现代型社会的要求和发展。
三、继承公证风险防范的方法
针对继承公证存在的风险，为了更好的保障社会的稳定，处理好继承关系，维护各方利益，相关部门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量避免继承公证的风险，笔者从实践的角度出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防范。
（一）提高意识，转变观念
观念的形成与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存历史有很大关系，也是潜移默化、深入人心的一种内容，因此，观念指导人们的行为，转变观念是极为重要的。公证机构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情况，在公证过程中不仅仅要扮演着工作人员的角色，还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扮演专家的角色，为民众提供一个真心的服务，帮助他们熟悉与继承有关的法律法规，使他们能够了解相关理论，在当事人提供证据材料不全或者不会举证时，对他们进行辅导，指导他们根据要求收集证据。同时，公证机构还应当为民众提供其他登记部门的登记事项和流程，使其能够尽快的完成相关事项。在继承公证办理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应当积极的与立法机构和司法机关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关注遗产税的问题，为以后实施该政策提供帮助。
（二）深化告知义务、明确告知内涵
我国《公证法》对公证机构的告知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法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不是为了让当事人认识到公证机构已经进行了告知，也不是为了公证机构在出现相关争议时明确自己已经完成了告知义务，而是希望将这一义务职能化，将公证机构工作人员的身份转变为专家人的身份，尽最大可能的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使其感到公证的公平合理性。同时笔者认为，在日常义务进行告知后，还应当对以下内容进行告知：第一，对于继承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继承获得的财产能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一内容关系到公民在处理以后相关问题时解决方法，公证机构在办理公正的过程中应当进行明确。第二，就是关于继承人获得被继承人遗产后的税收问题要进行告知。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因继承人继承不动产可能需要缴纳契税、印花税，在将继承的不动产对外销售时可能会缴纳个人所得税，因个人所得税、契税涉及金额较大，而各地执行该文件的情况不一，因此公证机构应告知继承人到有关税务机关了解税务政策。第三，关于放弃继承权或者遗产可能对放弃人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要进行明确告知。由于实践中存在着各种复杂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将上述内容向当事人详细的告知，前一种放弃是对继承权利的放弃，而后一种则是对所继承的遗产进行的直接放弃。对于放弃后的法律后果应当重点向当事人说明，放弃后在公证机构的公证中就不再享有相应的权利，当事人要想继续获得权利，只能诉至法院进行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