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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史料来看，我国国画艺术已有七千年发展历史。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中国画形成了与世界上其他画种显然不同的艺术特征。
从绘画材料工具到表现方法与艺术技巧，与西方艺术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民之中 ，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就是西方人也对中国过去的艺术赞叹不已。它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极其高超技艺，具有西方艺术不能具有的特有的艺术魅力，成为人类艺术宝库的宝贵财富。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美术界的某些人在认为“传统中国画正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必然命运”①的同时，异口同声地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美术论文，时至今天，中国画仍然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应随着时代的推进，发展到更高更新阶段，为发展人类的艺术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现实主义②是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十九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库尔贝提出来的。其实，现实主义早已存在人类艺术的发展过程之中。它随着时展而发展，促进了人类艺术事业的不断发展，不断前进论文开题报告。西方是这样，东方也是这样。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米开朗基诺、纳斐尔，十九世纪的库尔贝、米勒、罗丹等都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
在中国画史上，现实主义的艺术思想和创作方法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六朝时期的顾恺之、唐代的吴道子都是当时的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在山水画方面体现得更为突出，在唐以前，山水画尚处在萌芽初创时期，唐代以后经历了六次大的变革。到大小李是第一次变革，到荆关董巨是第二次变革，到李成范宽是第三次变革，到刘李马夏是第四次变革，到大疵、黄鹤是第五次变革，到石涛是第六次变革，经过六次大的变革，现实主义在山水画领域得到了更大发展。在花鸟画方面，从徐渭、山人以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得到较大的发展。
在理论方面美术论文，现实主义思想更有重大发展，而且比西方早得多。在东晋时期，顾恺之就在过去注重写实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③的观点。他认为在人物画方面，不但要形似，而且要写出人物的独特精神风貌，这就是恩格斯提出的要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④。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的是，顾恺之这一精辟论点，也不是他随心所欲地自己臆造出来的。应很好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东汉未年，魏氏鉴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立九品中正之制，把当地人物评为九等，供政府选用，于是对人物的品评议论成为当时议论的中心。当时对人伦鉴识重在道德、节操、忠孝、气节、儒学的品评。到曹操时代产生了很大变化，曹操反对儒学那一套，他多次下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⑤“陈平非笃行，苏秦岂守信耶”⑥美术论文，曹操自己也无操守，更不忠于汉。曹操、司马懿等皆不美，不但身形矮小，而且仪容不雅。如以美论人，就会得罪上层人物，但“精神”、“神情”还是值得重视的。实际上出色人物的“神”皆不一般。于是“精神”就为鉴赏人物所重视，到东晋，人伦鉴识由政治上的适用性逐渐变成对人的欣赏、士人名流论人言必神情风貌，顾恺之也是当时名流，自然皆以“神情”为标准。整个社会 评品人物轻形重神，为人画象，当然也以传神为主。可见“以形写神”之说，来自社会需求。体型美不美不关重要，画出一个人物的独特神情和本质特征就可以了，而能表现一个人的本质特征的，正好又是一个人的眼神。即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社会需求，来源于创作实践，这就是从现象到本质，也是从形到神，这就是现实主义思想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人物画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体现论文开题报告。
在顾恺之人物画上提出“以形写神”的论点的基础上，六朝山水画家姚最，又在山水画方面提出了“学穷质表美术论文，心师非化”⑦的论点。就是主张从现象到本质进行深入探讨，并从本质上心领神会地反映出作者的亲身感受。唐代山水画家张操又经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在姚最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外师造化，必得心源”的论点。他们都是强调要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心有感受地通过形象抒发出自已的思想感情和意趣情操。这些理论说明现实主义在山水画领域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五代，经过山水画家的艺术实践，又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图真”说。“真”是艺术的“真”。意思是来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达到本质的艺术的“真”。到清代，石涛辈山水画家更是在突破前人陈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笔墨当随时代”⑧的新论点，更把现实主义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此可见，中国国画艺术的发展都是和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前人早已知道了要认识事物的的本质特征并塑造出能反映本质特征的典型形象来抒发自己胸中的逸气。由此可见，现实主义在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是源远流长的。
晚清以后，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引进，现实主义又在中国的发展史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优良传统。
参考文献：
①王春立，挺直民族的脊梁----关于中国画现代化的思考，《国画家》2002/2，P31。
②REALISM，《现实主义》。
③张守涛，东晋画家顾恺之。顾恺之，〈〈画论〉〉。
④童庆炳，〈〈文学概论〉〉。
⑤、⑥崔怀义，谈曹操的管理心理思想及其对现实的实践意义
⑦姚最《续画品》云：“谢赫，……至于气运精灵未穷生动之致，笔路纤弱，不复壮雅之怀，然中兴之后，像人莫及。……”
中国绘画的传统渊源流长，历数千年而不变，蔚为中外画史之奇观。而且，这种传统的深刻与持久，随着时间之推移，其内容和形式经过不断的融汇、锤炼、积淀、愈益形成一种传统的伟力，愈益鲜明、精纯而独到。以至许多方面均难乎为继，而令创新者久久束手徘徊。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可准确无误的识别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绘画已形成的独特审美符号，领略到中国绘画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绘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从中国的经典哲学里，找到了绘画美学的起点，看出了中国绘画所包容的哲学深度。
南朝刘宋时期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圣人含道应物……山水似形媚道。“以形媚道”即是说明了绘画是以物象的“形”来反映这种哲学思考的。“道”字在老庄哲学中是一个自至关重要的词，它作为老庄则学观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表述着极其复杂和抽象的哲学范畴。客体的实在不是艺术表现的目的，而只是一个中介物，力图表现的是冥冥之中的“道”或“天”。客体(山水、人物等等)只是一个载体，一种符号，关键在于它所表征的“道”。而绘画则能表现一种“非方非默”的状态，能把它描绘出来。因此，中国绘画被看作是表现“道”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它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迹化出“道”所阐译的哲理。
因此，真实地再现客观对象便从来也与中国传统艺术无缘。PF杰拉德直截了当地说，中国艺术虽擅长于山水画，但并不着眼于描画任何现实的风景，而是根据源于现实而又包含着象征和哲理的灵感，进行富于想象力的创造。
老子哲学中所具有的某些朴素辨证法思想，如“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即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万物交感运动的观念，都曾渗透在中国绘画的表现技巧中，并被广泛的应用。在中国绘画的创作过程，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下笔运作时，提出“存心要恭。落笔要松”：在处理客观物象与主观理性关系方面，强调“似与不试之间”，得“不拭之拭”：在画面布局技巧上，要求具备宾主、开合、聚散、疏密……等关系：在笔墨技巧上应体现运笔的轻重、起伏、疾徐，用墨的浓淡枯润等等。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绘画语汇都直接起源于谈论哲学和宇宙观的用语，虚实、气理、向背、心意等。
能体现这些辨证关系的经典之作是《石涛画语录》。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艺术的实质是道家精神，道的特征与天地之美的契合，这庄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正不折不扣地是魏晋南北朝问中国艺术史上山水题材的勃兴的思想渊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庄那里，充满了对天地之美的热情赞颂，和对与天地之美相牟的独立、自由的理想人格的倾心向往。从艺术审美意义上看，它集中体现为以人情观物态、使自然人化的思维方式，并把与自然精神的契合作为审美的理想追求。追求主客相融的审美境界，注重表现主客体的生命精神，轻视对物象外在表象的摹仿。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绘画追求天地之大美，着力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活力，表现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生命情调，表现这种大化生命的宇宙精神。因此中国传统绘画注重体现生命、生机，追求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对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绘画从南齐谢赫的“随类赋彩”到剂浩提出的“水晕墨章”，很明显是一个由重视色彩表现到重视水墨表现的绘画观念转变，这就是阴与阳的哲学思维主导下的特殊色彩意识。
“运墨而五色具”的思想是中国画的一个传统，“墨分五色”——这一色彩魔方吸引了无数历代画手。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哲学的玄想思维的作用。应该说，水墨世界从真实感上言是无色的、虚幻的，但它却因此而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无色之色”，是十分哲理化的表现，具有特殊的“理趣美”。用相对单纯的黑白(纸地)色来表达天地万物、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概括力。
中国绘画中的儒学因素，过去人们往往只用“成教化”、“存乎鉴戒”来解释儒学的艺术功能说，是很片面的。其实，孔子是把艺术更多地视为白反自修、成就人格、求仁得仁的内省功夫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孔子儒学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是循着一条这样的原则的：关注人伦事物，但不曲意媚合强调个体独立价值和个人内心情感表现，但不宣扬“个人主义”：提倡推以及人的方式对忧患有自觉的认识和敏感的体验，但不渲染，不夸张，不愤激，而保持达观、平和的态度和勇于牺牲的现身精神，这里面闪耀着人文理想的光辉。作为一种传统，它对忧患意识的偏爱和对敦厚之风的执着，把艺术表现意识导向了沉郁、豁达、宁静、超脱的内在境界……这或许是孔学儒家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形成的最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绘画的表现中，有时既强调变化，也注重和谐，绘画语言虽有起伏，但不张狂，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打动力，但格调平和，合乎法度，显然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绘画表现中的具体体现。
中国绘画所表现出的空灵旷远的意境，富有哲学的思索，最终使人感到自然天成、不可言状的生动气韵，禅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南北朝的宗炳到清代的山人，其中画史上重要的画家大都将禅宗封为圭臬。宗禅要求“不立文字”、“以物观物”，靠的是直觉的领悟，无需理智的分析和那种相互对立、比较的感受。这把中国土夫文人对自然、对人生的审美观推进到更奇异、更神秘、更空澈晶莹的世界。更沉迷于对宁静、淡泊的审美境界的探求，和对瞬间即是永恒的壮阔幽深的宇宙情感的体验。它在对中国绘画的影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静默观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借助于自然、简练、含蓄的表现手法，使画面的意境深远、耐人寻味。以疏简、草略风格独立于中国绘画之林的“减笔”画风，其形成可以说直接源于禅宗思想。最能体现禅宗精神的是宋代的“减笔人物画。其笔势粗阔、减练豪放，墨色浓淡多变，不拘于形。但由此而表现出的视觉形象却流露出一种“笔情墨趣之外”的丰富内涵这些作品如同禅家解经，并不关注客观现实是什么，而旨在通过疏逸的“戏墨”追求禅的境界，追求自我的解脱。所以，“画贵有禅趣”，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绘画于禅宗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绘画品评的一种标准大大地扩展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深度。
中国文化的民族心理是“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终归“道器不二”、“心物不二”、“物我相忘”、“天人合一”。故而中国画的传统也是不离此道。在客体与主体真实与虚幻、自然与人生、物质与心灵之间找寻一种平衡和整体性的和谐。
中国文化宏深而博大，在众多丰厚的文化质点中，无论是哲学，还是书法、诗文、戏曲等等，中国绘画都与他们息息相关、辉映交融。法国华裔汉学家弗朗索瓦一陈曾经说过：要想看懂一幅中国画，必须具备高深的文化素养。它不仅道出了中国绘画在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且，看出了中国绘画很大程度上浓缩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
中国绘画是一个白成体系的艺术领域。它的观察方法、表现方法和画面的视觉效果，都迥异于西洋绘画。“笔墨”作为构成中国绘画独特美学品格的外在符号，有着相对完整的审美价值。中国画画家作画时，有时仅用一只“单纯”的毛笔，蘸上看似黑团团的墨色，在具有一定渗透感的纸、绢上，或疾或徐地有节奏地挥动，即可迹化出一幅变幻多端、形神兼备的视觉形象。作为交流思想情感的绘画语言——“笔墨”，随着中国绘画艺术的日臻成熟，已从材料工具意义上逐渐脱离出来，具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而且“笔墨”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绘画“形式”本身它的形成反映了中国绘画高度概括、凝练的艺术思维能力。在表述媒介方面，“笔墨”从一开始就烙印上了中国文化“以简驭繁”的特征。中国画注重“传神”，无论是人物、山水花乌，“传神”是对中国画艺术提出的总体准则，“以形写神”其实就是“以形媚道”，把对象表现生动有神只是一种技术手段，与道契合才是最高终旨。中国绘画所注重的“表现”，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思维特征。中国画画家对自然物象时，注重的不是如实的“再现”对象，而“撷取的是物象与情感因素交融之后在脑海中再度被唤起的、‘主观化’的、改变了的表现”。所以作画时它要求“沉思冥想，”把人引入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强调的是主观意兴的抒展自我情感的表达。所以“韵外之致，象外之意”，即是对中国绘画艺术思维方式的概括。
中国绘画与书法都以中国文化为生长背景，书法是以有限表现无限的“写意”的美学思想为指导的艺术，其审美价值不是对具体字形的刻意的描摹和再现，而是对其改造过了的概括的形象，文作者的抒情、写意和对作者与观众的诱导，启发和暗示一种意象联想而创造的线的空间结构的形象，是一种表情达意和象征的艺术，这一点对中国绘画影响至深，由于书法艺术在历史上成熟较早，南北朝时期即已五体俱各、法度完善，书家辈出，而绘画则晚于书法而成熟。很明显书法艺术丰富的表现技巧和原则，必然会渗透到绘画中去，而成为中国绘画艺术成熟的重要营养。“永”字八法，是古人以“永”字八笔为例，讲书法用笔法则，即侧、勒、努、磔、策、掠、啄、超八法。历代画家也无不注重以“书”八画。中国绘画能如此地消化这些养料，主要取决于书画相同的材料工具媒介和近似的点、线构成元素上。
对中国绘画“诗意”的提倡，是中国绘画的另～审美意向。中国绘画对“意境”的追求，特别是画中“诗意”表达，在唐代前后一直未被提及，虽然当时的文人画家们诗文修养极高，像王维等人的绘画作品，就已经“画中有诗”了。但是，它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然而，到了以“郁郁乎文哉”而著称的宋代，把诗的“意境”引入绘画之中，追求画面的“诗意”，即已成为当时绘画的主流。像坡、黄山谷、米芾等人，都是极力倡导“以诗为法”的文人画家。这就大大提高了中国绘画的“文化品味”，也大大丰富了中国绘画的文化底蕴。
中国诗极重视“意境”的表达，素以能引起读者想象、触发读者联想为上乘。许多优秀诗作各具特色，风彩迥异，情味相殊。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的壮阔：有“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杜甫)的寒凉：更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放。这些诗句，的确构成了引人人胜的“意境”。得之于“心”的诗句的“意境”和画的“境界”，有着许多的共通之处。诗与画在表现中，并不都局限于状物写形，往往超越视觉范围，重视视觉以外内容的传达，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要求画家作画时“如骚人赋诗，吟诗性情”，将画家的诗情容入绘画“意境”之中。这种使绘画“诗化”的趋向，为中国绘画的表现注入了新的活力，并逐步成为占领统治地位的绘画审美标准。
中国绘画流派纷呈，从所掌握的阶层中，有宫廷绘画、文人绘画和民间绘画。然而，代表着中国绘画主流的文人绘画，为我们展示的则是“修身养性”的思想境界。文人画家大都释道老庄、陆王心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哺育出来的群体。他们对诗意、书意、画意之间意、韵、美的共同性具有深刻的理解。形成自己独有的一套审美品评标准。所谓雄浑、飘逸、清丽、闲适、幽澹、矿远、冷僻……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几乎都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没有相当深厚的诗文的熏陶与感染，很难领略得透彻。他们不象民间画家那样多半为生计而画，也不象宫廷画家那样奉旨行事。作为一种精神解脱的“清玩”，主旨是把绘画看做排遣情怀的一种方式，它即重视艺术本身的价值，更重视创造艺术的人格，无疑是中国高层精神文化生活追求在绘画上的沉淀。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绘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绘画浓缩了中国文化的许多特征，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化的灿烂历史都与绘画艺术息息相关。不了解中国绘画，就不可能真正领略中国文化的悠久和辉煌。
参考文献
[1]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2]南齐谢赫古画品录[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
一、“乐山乐水”的赤子情怀
中国文人的“山水情结”可谓与生俱来、绵延久长。“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翻开中国文化历史的册页,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春风得意,官高位显的文人大家,还是壮志难酬,吟啸山林的寒士布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人生梦想和精神归宿,那就是亲近自然、远离喧嚣,到自然中过清静无为的田园生活。中国文人这种对自然山水的特殊眷恋几近痴迷,它既反映了文人在政治与仕途的困顿中渴望回归自然、回归自我的心灵本性,又体现出一种与世无争、清高朴素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理想。“山水无言,真意自现”,寄身于自然山水之中感悟人生的壮美与兴衰,体味人生哲理,不仅是文人功成名就或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归宿,更是抚平心理创伤、怡情养性的灵丹妙药。自然界中的一花一叶,一虫一鱼,无不以其天然之趣、勃勃生机给文人墨客带来生命的惊喜与人生感怀,成为他们抒感、吟诗作画的重要题材和寄托无限遐思的理想化身。
二、独立高标的人格境界
中国文人受儒道禅思想的浸染,历来重视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与人格完善。在儒家“君子”人格和道家“顺道”、“适然”等思想的渗透下,历代文人以立德、修身为立世之本,将高尚的品德看做是人生的第一修为。作为文人修身养性的书画艺术,也成为画家寄意人生体现人格境界的重要形式。清王昱《东庄论画》云:“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文如其人,画亦有然”。儒家画论亦讲究“汰俗、养性、明理”,认为大凡“美”的事物,惟有以明净的人性品格入画,才能深切摇动观者的心灵,而技艺犹在末节。中国画美学对画家人品与境界的要求,使画家的人格品行、修养意趣与作品互融互生,画品的高下以画家的人格修养为基础,而人品则通过作品的立意与笔墨意境来体现。中国文人士大夫正是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立高标的人格魅力滋养了中国画艺术,而最终使其脱离了对客观物象的简单摹写,上升到诠释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崇高主题。在写意花鸟画艺术中,画家在题材上多选择梅兰竹菊、枯木松石、荷花小鸟等具有崇高品格与个性的形象入画,这些形象不仅是自然与笔墨意趣的体现,更隐含着画家深层次的审美理想和人格追求:梅花傲霜凌雪,不畏严寒,自古以来就是坚贞不屈独守贞正的象征;竹子清雅脱俗,虚心有节,从而成为画家气节与人品的体现。此外,兰的淡远,松的坚韧,荷的纯洁,无不以其品格之美,成为历代画家笔下表达高尚志趣与品格的重要题材。王冕以“画梅须有梅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而名垂画史,文同以墨竹独得高标境界和清远意蕴而流传千古。画家笔下的花鸟鱼虫,也因其赋予的人格之美,从而焕发出了独特的生命与个性魅力。
三、刚柔相济的傲骨柔情
1、文人风骨
文人的气节与傲骨与生俱来,成为文人书画艺术中最动人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以抒情寄意为特征的写意花鸟画,更成为文人风骨与个性的绝佳体现:功名利禄面前,王冕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墨梅自喻;世迁之际,郑燮借“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风竹明志。在朝代变迁、国破家亡之际,身怀民族大义的遗民画家纷纷退隐山林,以书画寄恨以表达对故国的忠贞。元代画家郑思肖宋亡后“坐必向南,誓不与北人来往”,作品常以露根兰入画,以抒发国土沦丧的亡国之痛。其诗更有“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之句,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坚贞不屈、不事新朝的爱国之情。明末代王孙朱耷,明亡后弃世出家,将一腔忧愤宣泄于尺幅之间,其笔下小鸟皆白眼示人,于倔强冷峻中透露出对新朝的抗拒和不屈精神。此外,更有倪云林的秋江寒树,李方膺的疾风劲竹……历代画家将文人的铮铮铁骨与崇高气节,融入了写意花鸟画艺术的笔墨世界,极大促进了画品、诗品和人品的高度融合,提高了写意花鸟画的立意和审美品格。
2、士子情怀
文人是强大的,文人又是敏感多情的,春花秋月,朝露夕阳,自然界中的瞬息变迁无不牵动着文人的情思,引发出不尽的感慨和情感共鸣。正因如此,才有了多情的诗句、隽永的文人画和灵动的音乐。文人细腻敏感的精神特质,亦如春风细雨,点点融入了写意花鸟画笔墨意境之中,使画家笔下的一花半叶,淡墨欹毫,都充满了无尽的情感张力。从朱耷笔下“墨点无多泪点多”的惨伤之痛,到徐渭“独立书斋啸晚风”的沉郁凄凉,再到唐寅“山空寂静人声绝”的闲适淡然,文人画家敏感而丰富的情怀可知、可触、可感。正是这种情感与笔墨意境的完美融合,丰富了写意花鸟画的审美内涵,使作品充满了撼动人心的力量。
四、寂寞孤独的心路历程
“人生读书忧患始”。行进在历史长河中的中国文人,终生都在寻寻觅觅中前行,追寻着生命的意义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为文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文人十年寒窗饱读诗书,将入仕作为人生价值的终极实现。然理想与现实之间却矛盾重重,真正凭科举制度进入政治舞台,从而一展抱负的文人少之又少,大多数文人却空有满腹才华而入仕无门,在孤高自守中度过了孤独寂寞的一生。即使是成功入仕的文人如欧阳修、苏轼等文坛大家,也常常因与世俗的格格不入而屡遭贬黜……壮志难酬,知音无觅,文人的寂寞、悲哀与孤独唱响千年,也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与书画作品。
在文人笔下,一朵静美的花、一片萧瑟的叶,一只寂寥的秋虫都被赋予了清高的生命个性,成为画家寂寞人生的知己和情感寄托。“孤独”也被赋予了脱略凡俗、清高自守的人格含义,成为文人在艺术创作中追求的崇高境界。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孤独”之境,多以大面积的虚空入画,笔墨极为精简。画中或一石危立,或数枝横斜,小鸟虫鱼亦多神情寂寥,无依无傍,营造出一种天荒地老、旷世孤独的意境。在历意花鸟大家中,善于以“孤独”入境的画家尤属朱耷,其代表作品《孤鸟图》、《鳜鱼》等,无不以简到极致的笔墨和撼人心魄的孤独意境,给观者留下了强烈的视觉印象。在《孤鸟图》中,一枝枯枝横斜入画,枯枝尽头,惟有一鸟垂头缩颈独立苍茫,此外空无一物。朱耷笔下这种“孤”到奇绝的意境,实际上是画家暮年孤独心境的真实写照,也包含了画家对一生孤独命运的深邃思考……中国文人正是以笔墨写意这一特有的艺术形式,宣泄着对人生命运的抗争与情感困惑,在困顿中坚守,在失望中抗争,在得意时自省,寂寞、孤独又执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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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学生的“意象”思维
作为民族艺术的中国画，与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意象”思维正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思考与实践所创建的一种了解世界、创造文明的认识观与方法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大观。写意画以“意象”构成的方式来表现客观事物，在艺术创作中实现对自然物象的超越而达到一种主体情感的流露，并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漠视和否定，而是更加深入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它有自己的审美理想和表现形式，是传统绘画中的精华，它渗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中国艺术精神。以“意象”构成的方式来表现客观事物，在艺术创作中实现对自然物象的超越而达到一种主体情感的流露，并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漠视和否定，而是更加深入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它有自己的审美理想和表现形式，是传统绘画中的精华，它渗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中国艺术精神。可以说，写意画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具体体现。以“写意”为宗旨的中国画在选择其“达意”的表现形式时，是以重“神”轻“形”为原则的，它不注重物象的明暗体积；不追寻物象的写实关系，而是确立了“墨线”——这一古老又纯朴的“意象”符号，并赋予它更加丰富的情感内涵，形成中国画与西洋画从形式到本质的区别。不同的思维方式，造就着不同的艺术表现；不同的艺术表现，又体现了不同的思维观念。中国画受特定思维影响所造就的“写意”式造型表现，正是中华民族的理想、愿望以及“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写意画在长期发展中，造成了主客观结合的独特方式，在再现客观世界和表现主观世界的结合中，主观世界的表现成了主导方面，画家是用“写意”主导“传神”的所谓“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造型观，要点是不走极端，既抽象又具象，“似”是像对象，是重客观，“不似”是像主观感受，也更重视主观，既不与照相机争功，又不是绝对不似，总之是重在主观表现。石涛说过“画者从于心者也”。画家虽然要以客观世界为依据，但不是被动地模拟对象，画中的客观对象已经经过了画家心灵的陶融，注入了自己的感受，而且不同的人感受也有所不同。
三、培养学生的“写意”造型观
中国画表现物象、反映生活，都有自己的认识和方法。中国画家对生活中的实体形象在提炼、概括当中，运用的不是写实手法，它追求的不是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而是形象的概括性和类型性；通过形象的“意似”和神韵，揭示其本质特征。在表达作品的思想内容时，注重含蓄，强调的是寄寓性、曲折性和抒情性。那么，中国绘画艺术审美意识物化形态的特征是什么？简单说来，就是“写意”。以“写意”为宗旨的中国画在选择其“达意”的表现形式时，是以重“神”轻“形”为原则的，可以说，写意画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具体体现，不同的思维方式，造就着不同的艺术表现，不同的艺术表现，又体现了不同的思维观念。在中国画笔墨练习教学中，墨色的交融，干、湿、浓、淡、清构成水墨淋漓的情趣世界，使学生在这种笔墨的变化中得到无穷的乐趣，这对学生既是一种美的启迪、情操的陶冶，也是一种国画技法训练。中国画教学以引导学生的“意象”思维及“写意”造型为主，并不是不学技法、脱离技法，而是依此指导技法的正确运用。因此，在中国画这一特定性的教学活动中，正确引导和培养学生的“意象”思维，让学生掌握“写意”的造型观，并依此去指导技法，驾驭技法，才能使中国画教学的目的得以正确贯彻。
全方位多角度的教学方法是成功完成国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画教学不仅局限于课堂内，也可以课内课外相结合，如定期举办学生的美术作品展览和开展美术第二课堂活动。中国画博大精深，是我们美术教学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怎样更进一步地搞好中国画教学，使我们的民族艺术发扬光大，后继有人，还有待于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探索、研究，并为之不懈地努力。
内容摘要：中国画在美术教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中国绘画在其形成、继承和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始终紧紧依附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加上中国画所用材料的特有功效，形成了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在世界美术艺苑中独树一帜。中国画融诗、书、画、印为一体，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修养和内涵，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和骄傲，也是中国画教学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中国画意象教学
中国画是我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经历了自身发展的辉煌岁月，它不仅为我国历代各族人民所珍爱，同时也对世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漫长的发展中经过对自身表现形式的反复锤炼、升华而日臻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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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在唐朝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已记载：“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唐《茶经・一之源》：“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是以修道、行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在茶事活动中融入哲理、伦理、道德，“茶道”以茶为媒，通过沏茶、赏茶、饮茶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增进友谊、学习礼法、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完善，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茶道所追求的是超越性与和谐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生存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处于现实中的人力求超越现实，克服现实的缺陷，摆脱现实的束缚，让身心得到解放和自由，让情感得到宣泄和升华。茶道首先追求在虚静玄观之中，通过直觉体悟达到对人生、对功利的精神上的超越。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1-0058-04
中国养生文化源远流长。《管子》提出“食莫若无饱”的节适有度的原则。《论语》中提出“知者乐，仁者寿”的观念；《老子》提出“无为”、“致虚极，守静笃”的养生观念；《庄子》提出“无用”的养生观；《黄帝内经》提出“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的原则；华佗发明“五禽戏”……中国的养生文化博大精深。
1 中医药食同源的思想与养生
“药食同源”，又称“医食同源”，是我国古代医学的重要思想，认为许多食物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食物不仅可以饱腹，也可以治病。
王学泰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中指出“中国古代医学源于饮食，神话传说中神农氏不仅是教人种庄稼、树百谷的农业之神，而且还是医药的发明者，是华夏民族的药王”[1]。中国古代神话如《搜神记》《淮南子》记载了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的神话。另外，《山海经》也有柢山“有鱼焉……食之无肿疾”、另有青丘山 “多赤p……食之不疥”的传说。从这些神话和传说，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战胜疾病的乐观精神和朴素的食疗观。
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祖先们在与自然界的较量中积累了丰富的食疗养生经验，并将这些经验通过典籍的形式记录并传承到后代。《周礼》总结：“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甘滑（《周礼・天官・食医》）”，这些养生直到今天还备受推崇。《黄帝内经》提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黄帝内经素问・藏气发时论篇》）”，五谷、五果、五畜、五菜是中国传统饮食结构，古人主张通过日常饮食提高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被后人称为“药王”的唐代名医孙思邈主张“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所以提倡“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方》）的治病原则。孙思邈的著作为食疗学奠定了基础，此后历代皆有食疗专著，如唐代孟诜《食疗本草》、唐代昝殷《食医金鉴》、宋代陈直《养老奉亲书》、金代李杲《食物本草》、元朝吴瑞《日用本草》、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明朝卢和《食用本草》、明朝宁原《食鉴本草》、清代章穆《调疾饮食辨》等。
到了近代，人们把这种将传统医学知识和烹饪经验结合的一种食物赋予新的名字――药膳，将食疗养生提高到新的高度。药膳是食物学、药物学、营养学的有机结合和实际应用。中国药膳以中医理论原则为依据，使用可食用、无毒、能补、 无相反作用的中药，配合普通食物，通过烹制，使之具有一定的色、香、味、形，且有延年益寿、健体强身和祛病功能的膳食[2]。药膳既是中医中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是中国烹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使食用者得到美食享受，使其身体得到滋补，疾病得到治疗。近年来，我国的药膳得到长足发展，不仅在菜肴里广泛应用，而且延伸到各种酒类、糕点、糖果、小吃中。各地药膳餐厅也相继开设。在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进展，1995年在北京成立中国药膳研究会，开展药膳理论与实践研究，并组织编写出版药膳专著，如《中华精品药膳》《美味药食谱》《中国药膳理论与实践》《中国药膳辨病治疗学》等。2016年2月22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提出了“大力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重大任务，包括药膳在内的各种中医养生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 治“未病”思想
治“未病”思想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篇》提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是一种提前预防疾病的观点。但如果“夫病巳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得病了之后再治疗无异于口渴了才挖井、打仗了才铸炼兵器。这种“未雨绸缪”的思想早在《诗经》里就出现过了，“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诗经・豳风・鸱^》）”。具体到日常饮食起居，则要顺应一年四季时节，春天要“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夏天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冬天要“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篇》）”。春夏秋冬，顺应四时，或早起或早睡，去寒就温，清肺气，养精蓄锐，修养身心，以治“未病”。
要治未病，除了调和平常饮食起居之外，德行的修养和内心的宁静也很重要，《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记载“性既自善，内外百病自然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德行修养能让内心宁静，从而百病不生、无祸乱灾害，所以养性则能治“未病”。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治未病”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许多医院设置了“治未病科室”，解决人们的亚健康问题。所谓亚健康，是指人体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处于亚健康状态者，不能达到健康的标准，表现为一定时间内的活力降低、功能和适应能力减退的症状，但不符合现代医学有关疾病的临床或亚临床诊断准[3]。为了让人们更好认识亚健康、解决亚健康问题，中华医药学会出版了《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年），这是我国第一部指导和规范亚健康研究及干预的文件。
3 中国古代文化与养生
3.1 饮食节制与养生
古人讲究饮食要有节制，不能暴饮暴食，否则对身体有害。《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开篇即提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长命百岁之人都顺应规律、节制饮食、作息规律，若没有节制、不讲作息，则会“半百而衰也”。
到了明清时期，茶疗之风盛行。“茶疗的内容、应用范围、制作方法等，不断有所发展。大量行之有效的茶疗方被一一推出。如至今仍在广泛习用的‘午时茶’、‘天中茶’、‘枸杞茶’、‘八仙茶’、‘姜茶’、‘五虎茶’、‘川芎茶调散’、‘莲花峰茶’、‘川芎茶’、‘仙药茶’、‘珍珠茶’等等，均系出自明清时代，而茶疗的应用范围几乎遍及内、外、妇、儿、五官、皮肤、内伤各科及养生保健等[17]”。这一时期，记载茶疗的医书也颇多，如李时珍《本草纲目》、陆树声《茶寮记》、高濂《遵生八{》。另外，清朝宫廷“代茶饮”也十分盛行，陈可翼等所编《慈禧光绪医方选议》[18]记录当时有15方之多。
到了近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茶叶中的营养成分和药用价值不断被发现、被应用，茶疗趋于成熟。近年来，各种各样的茶疗方应时而出，如防治肝炎的 “绿茶丸”、治疗胃病的“舒胃茶”、治疗糖尿病的“宋茶”、治疗感冒的 “银翘茶”、治疗头痛的“天麻茶”、“决明茶”、治疗咽喉炎的“润喉茶”用于减肥的“乌龙减肥茶”等。除了大量茶疗方的开发，茶膳也得到发展。所谓茶膳，即用茶入馔，配合其他食品原料制作成为菜肴、面点、粥品、汤羹之类的食品。近年来，茶膳的种类越来越多，郭志刚等[18]统计，目前包括传统茶膳在内的茶菜肴、茶面点、茶粥羹等近200种之多 。
6 中国药酒与养生
酒与药物的结合是中医防病治病、养生保健方面的一大创举。 药酒是中国养生文化不可缺少的。所谓药酒，是选配适当中药，经过必要的加工，用度数适宜的白酒或黄酒为溶媒，浸出其有效成分而制成的澄明液体。
《黄帝内经素问・汤液醪醴论》篇，论述了酒与治病的关系。醪醴，即酒，“必以稻米，炊之稻薪”。酒是用整的稻米作原料，坚劲的稻杆做燃料酿造而成，醪是浊酒，醴是甜酒。最初酿造的酒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治病养生的，“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汉书・食货志》也说：“酒，诸药之长也。”名医华佗曾用酒充服用“麻沸散”，用以“刳破背腹”等外科手术，《三国志》卷二九《华佗传》中记载“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有中有“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在名医华佗为其刮骨疗伤时，关云长谈笑自如、喝酒吃肉。在古代没有麻醉剂的条件下，酒能起到部分麻醉的作用。酒的药用，《神农本草・序录》也有记载：“药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在实际操作中，我国先人就发现有些药适合用水煮，有些药适合用酒浸渍，有些药适合用膏煎。
到了明清时代，中国药酒得到长足发展 。明朝李时珍几乎是“百病用酒”，其著作《本草纲目》用了大量篇幅，列举了数百种病症的主治药。另外，“明代宫廷则建有御酒房，专造各种名酒，尚有‘御制药酒五味汤、真珠红、长春酒’……当时，民间作坊也有不少药酒制作出售，如惹苗酒、羊羔酒。还有一些都是人们自酿自饮，如正月的椒柏酒、端午的营蒲酒、中秋桂花酒、重阳的酒……其中有不少就是药酒”。“清代，远在乾隆初年，就以‘酒品之多，京师为最’之说，当时出现了一类药酒店用‘烧酒以蒸成’的各色药酒。因以花果所酿，故此类酒多以‘露’名之，如玫瑰露 、茵陈露、山植露、莲花白等等，其中不少药酒具有‘保元固本，益寿延龄’之功……当时在清宫佳酿中，也有一定数量的药酒，如夜合枝酒，即为清宫御制之一大药酒[20]”。
近年来，随着医药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养生的重视，药酒酿造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制作经验，还吸收了现代科学技术，药酒的生产更加合理科学，药酒使用范围更加广阔。如用于治疗风寒感冒的“糯米酿酒”、“姜蒜柠檬酒”；用于治疗风热感冒的“桑菊酒”、“蔓荆子酒”；用于治疗咳嗽的“桑白皮酒”、“雪梨酒”；用于治疗哮喘的“红葵酒”、“小叶杜鹃酒”；用于治疗汗症的“黄芪补气酒”、“四味当归酒”；用于胃痛的“丁香煮酒”、“山楂桂圆酒”；用于治疗便秘的“三黄酒”、“蜂蜜酒”等等。
7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的养生文化博大精深。要把握中国的饮食文化必须从修身养性、中医思想、体育保健、饮食起居等方面着手，既不能忽略历史进程，又必须把握时代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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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的传统渊源流长，历数千年而不变，蔚为中外画史之奇观。而且，这种传统的深刻与持久，随着时间之推移，其内容和形式经过不断的融汇、锤炼、积淀、愈益形成一种传统的伟力，愈益鲜明、精纯而独到。以至许多方面均难乎为继，而令创新者久久束手徘徊。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可准确无误的识别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绘画已形成的独特审美符号，领略到中国绘画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绘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都不约而 同地从中国的经典哲学里，找到了绘画美学的起点，看出了中国绘画所包容的哲学深度。
南朝刘宋时期 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圣人含道应物…… 山水似形媚道。“以形媚道 ”即是说 明了绘 画是 以物象的“形”来反映这种哲学思考的。“道”字在老庄哲学中是一个自至关重要的词 ，它作为老庄则学观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表述着极其复杂和抽象的哲学范畴。客体的实在不是艺术表现的 目的，而只是一个中介物，力图表现的是冥冥之中的“道”或“天”。客体(山水、人物等等)只是一个载体，一种符号，关键在于它所表征 的“道”。而绘画则能表现一种“非方非默”的状态，能把它描绘出来。因此，中国绘画被看作是表现“道”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它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迹化出“道”所阐译的哲理。
因此 ，真实地再现客观对象便从来也与中国传统艺术无缘。P F杰拉德直截了当地说，中国艺术虽擅长于山水 画，但并不着眼于描画任何现实的风景，而是根据源于现实而又包含着象征和哲理的灵感，进行富于想象力的创造。
老子哲学中所具有的某些朴素辨证法思想，如“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即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万物交感运动的观念 ，都曾渗透在中国绘画的表现技巧中，并被广泛的应用。在中国绘画的创作过程，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下笔运作时，提出“存心要恭。落笔要松”：在处理客观物象与主观理性关系方面，强调“似与不试之间”，得“不拭之拭 ”：在画面布局技巧上 ，要求具备宾主 、开合、聚散、疏密……等关系：在笔墨技巧上应体现运笔的轻重、起伏、疾徐，用墨的浓淡枯润等等。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绘画语汇都直接起源于谈论哲学和宇宙观的用语，虚实、气理、向背、心意等。能体现这些辨证关系的经典之作是《石涛画语录 》。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艺术的实质是道家精神，道的特征与天地之美的契合，这庄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正不折不扣地是魏晋南北朝问中国艺术史上山水题材的勃兴的思想渊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庄那里，充满了对天地之美的热情赞颂，和对与天地之美相牟的独立、自由的理想人格的倾心向往。从艺术审美意义上看 ，它集 中体现为以人情观物态、使自然人化的思维方式，并把与自然精神 的契合作为审美 的理想追 求。追求主客相融 的审美境界，注重表现 主客体 的生命精神，轻视对物象外在表象的摹仿。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绘 画追 求天地之大美，着力表现 天地万物的生机 活力，表现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的生命情调 ，表现这种大化生命的宇宙精神。因此中国传统绘 画注重体现生命、生机，追求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对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绘画从南齐谢赫的“随类赋彩”到剂浩提出的“水晕墨章 ”，很明显是一个 由重视色彩表现到重视水墨表现的绘画观念转变，这就是阴与阳的哲学思维主导下的特殊色彩意识。“运墨而五色具”的思想是中国画的一个传统，“墨分五色”——这一色彩魔方吸引了无数历代画手。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哲学的玄想思维的作用。应该说，水墨世界从真实感上言是无色的、虚幻的，但它却因此而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无色之色”，是十分哲理化的表现，具有特殊的“理趣美”。用相对单纯的黑白(纸地 )色来表达天地万物、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概括力。
中国绘画中的儒学因素，过去人们往往只用“成教化”、“存乎鉴戒”来解释儒学的艺术功能说，是很片面的。其实，孔子是把艺术更多地视为 白反自修、成就人格、求仁得仁的内省功夫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孔子儒学对 中国传统艺术的影 响是循着一条这样 的原则的：关注人伦事物，但不曲意媚合强调个体独立价值和个人内心情感表现，但不宣扬“个人主义”：提倡推以及人的方式对忧患有 自觉 的认识和敏感的体验，但不渲染，不夸张，不愤激，而保持达观、平和的态度和勇于牺牲的现 身精神，这里面闪耀着人文理想的光辉 。作为一种传统，它对忧患意识的偏爱和对敦厚之风的执着，把艺术表现意识导向了沉郁、豁达、宁静、超脱的内在境界……这或许是孔学儒家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形成的最大影响。因此 ，在中国绘画的表现中，有时既强调变化，也注重和谐，绘画语言虽有起伏，但不张狂，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打动力，但格调平和，合乎法度，显然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绘画表现中的具体体现。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一）传统烟草农业生产基础薄弱
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精髓是精耕细作，农事的动力以人畜力为主，对农田的地势地貌改造很少，农田道路不畅通，水利设施不配套，电力、机械利用率低，农业现代化水平低。传统农业是由粗放经营逐步转向精耕细作，由完全放牧转向舍饲或放牧与舍饲相结合，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生产力水平等均较原始农业大有提高。传统农业的特点是精耕细作，农业部门结构较单一，生产规模较小，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仍较落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农业生态系统功效低，商品经济较薄弱，基本上没有形成生产地域分工。传统农业从奴隶社会起，经封建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甚至现在仍广泛存在于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国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古国，历来注重精耕细作，大量施用有机肥，兴修农田水利发展灌溉，实行轮作、复种，种植豆科作物和绿肥以及农牧结合等。
（二）零星分散的种植方式限制了机械的使用
我国人均耕地少，较小的户均种植规模对现代烟草农业的限制作用是很大的。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是按照土地的肥力等级分田到户的，一家的土地不在一块，农田的条块分割零碎，给烟叶的连片成方带来很大难度。故现在虽有不少的绿肥翻压深耕机、施肥起垄机、覆膜机、移栽机、中耕机、喷雾机等，但不易使用。现阶段农民播种、收割多已实现机械化，降低了农事操作的劳动强度，给农民提供了较多的务工机会。烟叶生产环节多，工序复杂，烟农也渴望使用机械，但是条件不具备，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三）生产技术到位率低限制了烟叶整体生产水平的提高
品种是烟叶生产的主要限制性因素之一。K326、NC89、G80、RG17、红花大金元等品种的香气质量好，可满足卷烟工业的要求。但在烟叶单产、抗逆性和易烤性方面有限制性，烟农不愿种植。云烟85、中烟100等自育品种的增质潜力低，但其易烤性、相对抗病性和亩产值较高，烟农乐意种植。卷烟工业为了满足原料量的需要，无奈之下也只好接受这些不尽人意的品种。红花大金元是云南省自选品种，具有良好的香气质和香气量，工业反映很好。
（四）烟农的技术素质普遍较低
现阶段烟农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多数烟农只知道烟草公司发的是这种肥料，就让用这么多，不知道是什么肥料，为什么这样施。而对于如何提高烟叶的田间耐熟性和烤后叶的成熟度就更难理解了。这种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现代化的烟叶生产必须提高烟农文化和技术素质，让他们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才能在遇到反常条件时应变出准确的解决问题办法。现代烟草农业所要求的电气化、集约化、智能化、机械化和信息化，均需要烟农有较高的文化和技术素质。
（五）信息化水平较低
把烟区气候、土壤因素，烟农种植情况造册登记、输入电脑，仅仅是有了信息化的基础。要实现根据生态因子对每个农户提出烟叶生产技术的专家决策意见，现阶段还做不到。根据烟叶的质量特色和市场走向，实现信息化服务，更是处于预期阶段。
我国实现烟草农业现代化模式探讨
（一）烟叶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满足重点骨干卷烟品牌配方需求
现阶段烟叶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在进口烟叶的需求量大于供应量，地区之间、烟叶等级之间供需不平衡。随卷烟结构的不断调整，一、二类卷烟的产量将不断增大，进口烟叶的需求量也会增加。就全球烟叶生产的大趋势来看，美国、津巴布韦烟叶总产量持续下滑，满足我国优质烟叶需求量的可能性不大。立足自主创新，以“优质烟叶科技示范基地建设”和“烟叶标准化示范县建设”为平台，以“部分替代进口烟叶开发”项目为抓手，大规模、大幅度提高国产烟叶质量，力争达到国产烟叶质量与国际市场接轨，这是满足卷烟工业企业对优质烟叶需求的大趋势和必然选择。在项目进展过程中，每年的评吸评价逐步显现出全国产区中具有不同质量特色的烟叶产品，这是我国烟叶原料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二）做大烟叶产区，为重点骨干卷烟品牌提供持续丰裕原料
在我国烟草行业“实施大品牌、大企业、大市场”战略的推动下，重点骨干卷烟品牌扩张要求原料基地的供货量大幅度增加，烟叶产区的商品量必须与之相适应。全国百万担分公司已达11个，他们在行业中的支柱地位逐渐提高。烟叶生产的本质就是满足卷烟配方原料质和量的需要，产区应在满足2-4年轮作制度的条件下，满足市场对烟叶量的需求。同时，不断淘汰不适宜产区和限制不适销烟叶的生产。根据国家局领导的要求，烟叶规模种植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土地流转的意愿，户均种植规模达10亩以上，鼓励和培育种烟大户和科技户，创新烟叶生产组织形式，为机械化铺平道路。选择并确定宜烟区域，规划基本烟田规模，逐级建立基本烟田档案，通过政策或立法的办法将基本烟田固定下来。基本烟田定位之后要建立保护制度，改善烟区土壤生态环境，树立烟区所有的轮作方式都是为了生产优质烟叶的理念，推行以烟为主的耕作制度。加强烟叶质量特色研究，实现土地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和烟叶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三）改善优质烟叶生产环境，牢固现代烟草农业的基础条件
最基本的烟田建设是机械道路和水利设施，其次是烟田地貌改造，第三是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性状的优化。借助于国家国土资源整理、沃土工程等农业工程项目经费，以及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费，近年来烟区已经改变了面貌。湖南省浏阳市鸭头村自2002年以来的烟田基础设施建设，消除了有史以来无序嵌合形的地边埂，变成了方格田，实现了稻草回田和拖拉机深耕，烟叶质量大幅度提高。优化土壤丰产性能，除选择适宜产区外，主要是种植绿肥、秸秆还田改良土壤；加深耕层，协调全量矿质营养；提高微生物种群数量，促进烟草根系发育，奠定优质烟叶质量形成的基础。土壤生态条件好了，对病虫害的抗性和种烟保险系数随之提高。过去几十年以石油化学农业为标志的化肥、农药、激素、塑料薄膜、农用液体能源等技术的使用，造成了土地板结、肥力下降，土地、水源、食品污染，对其他动植物也造成了危害，对生态环境和烟叶安全形成了破坏。因此，烟草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推动石油化学农业向生态农业与现代生物工程农业的转型，一方面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单产，一方面通过科技进步减少现代化农业的危害，提高烟叶质量。
（四）实施精准农业技术，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
精准农业是集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机电一体化的技术体系，利用卫星定位系统（GP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准确传递信息，把决策技术指标以机电一体化的方法施用于农田。实施精准农业技术，精确施用氮、磷、钾等营养元素，利用水肥耦合效应充分挖掘土壤生产力，以最低的投入获取最高的烟叶质量和效益。利用土壤的矿质营养均衡性和动态平衡吸收，调节烟株各部位叶片厚度和烟碱含量的均衡性，促进叶片内含物的积累，在保持烟碱含量适中的条件下，提高单叶重和单产。要提高预测预报的准确度，提高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技术贡献率，把病虫害损失率降低到5%以下。烟叶烘烤过程中，利用智能化和自动化把温湿度的精准度控制在0.5℃以内，把田间形成的烟叶质量完全烤出来。
（五）强调集约化和标准化，建造烟草农业现代化形式
解决技术复杂问题，让农民相对简单种烟，生产设施是实现种烟现代化的基础。近年来集约化育苗、节水灌溉设施、密集式烤房等烟叶生产设施建设迅猛发展，大幅度提高了烟叶生产水平。国家烟草专卖局从2005年起，出台了前所未有的烟叶扶持政策，烟水配套、密集式烤房补贴都很高。平原区的井灌已经得到较快发展，缓岗丘陵区的水库、溢流坝水源，配套喷灌设施，山区的水窖等，均发挥了较好作用。利用塑料大棚实施的集约化育苗，商品化供应，减少了投工、缩短了育苗时间，提高了烟苗质量。密集式烤房的集中建造，使烘烤逐步实现专业化。标准化烟叶收购站建设，不仅具有收购烟叶的功能，配套的图书室、远程教育、培训教室等，为烟农学习文化和生产技术提供了良好条件。但是，技术推广的速度还远远跟不上市场对烟叶质量的要求，以及烟草农业现代化对设施规模的要求，应加大步伐。
（六）开发烟用机械，提高生产效率
烟叶生产机械化是烟草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种烟大户、烟草农场在我国悄然兴起，土地流转使烟草种植向种烟能手集中，种烟的规模越来越大。这种现象也是烟叶生产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转变。在此情况下烟农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渴望从种植到烘烤的成套机械设备。目前，限于我国整体机械化程度较低，用于烟田的动力牵引机械和生产机械以小型和简易为主要特征，应开发利用现有较大型设备。大型拖拉机耕翻土地，施肥起垄机、中耕机、农药喷洒机、移动式喷灌机，在部分产区已进行良好尝试。对千亩以上规模的承包大户和农场，还要开发移栽机、采收机设备。五十万担以上烟叶产量的分公司，都应该开展烟叶生产现代化技术研发工作，从育苗设施、田间作业到密集式烤房，进行一系列技术和产品研发，满足生产需要。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我国很多地区的农业机械研究所和个人，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好成效，密集式烤房的研发已经做到斤烟消耗斤煤，斤烟消耗0.12度电的节能指标，且就烘烤质量提高即可亩增收150元，经济效益显著。
（七）构建高效的组织方式，提高专业化水平
现代农业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国外种烟大多是农场制，农业工人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烟叶质量仍然很好，原因就是农艺师掌握了种烟的全部技术，而农业工人只要从事简单的操作性劳动就可以了。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对农民的要求很高，他们既要育苗，又要管理，还要懂得生产全过程的技术，会施肥、植保、烘烤、分等分级，实际上是要求烟农变成全能的人。这种做法限制了技术到位率的提高。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烟叶生产经验，通过专业化分工，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复杂的技术问题留给烟叶生产技术员和专业技术队伍；利用社会力量，组织专家来研究解决技术问题，把农民从复杂的技术要求中解脱出来。加强农业市场体系和产业化组织建设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国烟叶生产的显著特点是户均种植规模过小，近年来烟叶种植大户、专业化农场不断涌现，烟农协会、烟草合作社等群众团体也有较多发展，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水平。解决烟叶“小生产、大市场”的矛盾，必须通过生产模式创新，通过产业化的链条，通过各种新型的合作社等烟农自己的组织，将农户与市场更好地连接起来。
（八）提高烟农文化水平，建立健全信息化服务体系
2、价值观差异。价值观具有极强的主观性，是文化的核心，它决定着人们的态度、信念和行动。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价值观体系，每个人也会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独特的价值观。跨国企业中具有差异性的价值观接触在一起，必然会相互摩擦、相互碰撞，每一个体都出于本能，极力维护自己长时期形成的价值观，轻视别人的价值观，使之不能形成统一的行为准则。这种价值观差异的冲突往往表现为更深层次的、更广泛的矛盾，其造成的后果往往非常严重，并难以消除。
3、企业文化间的差异。不同国家的企业是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在成为跨国企业之前，企业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企业文化。具体表现在管理理念、员工激励、组织沟通、领导职权和人力资源等方面，企业之间存在大大小小的差异。跨国公司的各层次管理人员及员工因循守旧，沿用以前的企业文化模式，往往导致甚至加剧企业文化冲突。
二、跨国企业文化融合策略
1、正确认识和理解文化差异。首先要承认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克服狭隘主义思想。每种文化都是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逐渐形成的，都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正因如此，对世界各国的文化都应当理解和尊重。文化冲突在给跨国企业带来威胁和挑战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实现了人类的不断进步。恰当、充分地利用不同文化表现出来的差异，继承和发扬不同文化的优势，相互补充可为企业发展创造商机。
纵观拥有强大企业文化的企业，如可口可乐、IBM、松下等，无不有其完整和独特的企业文化，无不激励着无数员工在产品质量和服务上精益求精，永不满足，为企业品牌的畅销世界做出重要的贡献。但是这些企业的企业文化是否做到了文化营销战略，幷且完全适合员工呢？许多业绩上的快乐会部分地被一些不快乐所抵消，这种内耗是否可以避免呢？本课题研究的企业文化营销就是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方法。企业文化营销的重心，要使企业有活力有生气，帮助员工做出业绩是对员工很大的激励，员工工作中快乐、舒适的感觉通过转化为快乐的情绪而对员工产生影响的，这样有利于提高企业员工的凝聚力，群体的凝聚力越强，成员就越容易追随共同目标，群体生产率也会有很大提高。因此，企业完全可以给予企业员工最大的权力，将企业文化的未来交到员工手中，由他们来创建和选择最适合自己企业文化营销。由员工自己来制定企业文化的内容和结构，然后交由企业营销层完善和普及。这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营销人员应该做出适当的鼓励和引导，提升而不要去扼杀员工的创造性。这就是企业文化的企业文化营销。本研究将从关注企业员工的真实感受出发，深入研究企业文化和企业文化营销的相关理论，创建员工最认同的企业文化营销，分析企业文化营销的形成背景和建立的必然性，同时提出企业文化营销体系构建的策略。
二、选题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我国企业文化的现状和企业文化营销对企业文化的影响进行研究与分析，为建立企业文化营销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从而促进健康和谐的企业文化秩序的规范和成熟和持续发展，同时提供了具有创建性的企业文化营销的构建策略。
三、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对于我国企业文化理论的丰富、企业文化营销制度体系的构建和推动企业文化营销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解决企业文化中的现实问题，促进企业文化健康、持续、和谐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建立企业文化营销体系的构建策略，对于各个企业企业文化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丰富了企业文化的内容。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是把企业文化营销和企业文化孤立起来去探讨，没有把企业文化营销与企业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本研究将把企业文化营销理论丰富到企业文化理论中去，建立基于企业文化营销的企业文化，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五、研究的新意
通过学习和借鉴国内知名企业企业文化营销的成功经验，建构企业文化营销体系，对于各个企业企业文化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促进企业文化健康、持续、和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创新点：
（1）把企业文化营销理论丰富到企业文化理论中去，对于企业的文化建设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2）建立了企业文化营销体系的构建策略，解决了企业文化中存在的难题。
2.最终成果包括：
（1）获得企业文化现状分析报告一份；
（2）建构了企业文化营销模式；
3.成果形式：
（1）毕业论文；
（2）发表的系列期刊论文。
六、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了实证分析与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对我国企业文化现在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企业文化营销和企业文化的相关理论，分析了我国企业文化营销对于企业文化的深远影响，探讨了企业文化营销建立的背景和形成的必然性，提出了我国企业文化营销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对策。研究中结合典型的案例，采用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七、研究计划
本研究将从关注企业员工的真实感受出发，深入研究企业文化和企业文化营销的相关理论，创建员工最认同的企业文化营销，分析企业文化营销的形成背景和建立的必然性，同时提出企业文化营销构建的策略。
八、研究条件
1、本校图书馆丰富的文献资源和团队较强的科研能力、较优良的科研设施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