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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矿业境外投资存在问题
矿业企业融资困难尽管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包括加拿大多伦多证交所、中国香港、澳大利亚证交所、英国伦敦证交所、私募基金等融资平台，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矿业这样一个高风险行业的融资平台。矿业企业融资方式相对单一，多为银行贷款和风险基金等方式。对于境外矿业投资企业而言，一方面，海外收益不能作为在国内银行贷款的依据，另一方面，国外的资产评估结论国内又不承认，这无形中成为境外投资银行贷款难以逾越的障碍，给矿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实际经营带来了阻力。此外，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诸多金融机构资金普遍收紧，矿业企业特别是中小矿业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条件也日渐严格，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造成矿业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对狭窄，且融资规模较小。境外勘查开发投资风险大企业开展境外勘查开发投资活动面临着国内外双重压力和风险。一方面，由于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存在的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这种差异导致企业在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员工价值认同等方面的不同，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实现管理、认同等方面的相互协调和融合；另一方面，对于境外投资企业来说，还要面对国内外两个不同市场和货币体系的压力，比如，国内外利率、汇率的双重变动、矿业原材料价格双重走向等问题。这些因素都加大了国内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境外矿业投资门槛提高近年来，很多国家对资源政策表现出收紧的势头，对于收购审批程序进一步严格，附加条件也越来越多。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利用矿业权协议条款重新谈判、调高税率、提高国有企业参股比例、战略性资源国有化、矿业权重新审查等各种手段，加强了对资源的控制。例如玻利维亚出现了“当地资源民族主义”，宣布其所有的矿业权全部由国家所有；再如2009年紫金矿业曾在海外收购一个储量达1500万t的铜矿，由于审批手续半年多还未结束，最终错过最佳收购机会。此外，还有一些国家要求进入本国经营，必须办理临时签证，才可获得法人资格，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临时签证的办理中愈发严格。这对我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根据安永的2011年全球矿业和金属业的主要战略性商业风险报告，资源民族主义风险由2010年的第四位上升至第一位。3．4中国“”的负面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海外不断升温。由于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相对集中于能源和矿产领域，加之部分参与海外投资并购的企业具有“国有”背景，部分发达国家开始渲染中国扩张、中国威胁等国际舆论，一些限华政策和对华贸易壁垒层出不穷，许多投资国政府对中国海外并购矿产资源项目的审批更加严格和谨慎［4］。这些不良的国际舆论环境，成为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的经的重要障碍。
(一)境外投资项目立项后审批前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
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主要是审查投资所在国（地区）的信誉、投资风险等级，投资所在国（地区）有关投资项目方面的法律、法规，投资所在国（地区）外汇管制状况，以及投资回收计划的期限是否合理。外汇资金来源审查主要是审查境内投资者是否利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限于境内投资者的自有外汇，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不得使用其他外汇资金。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须报国家计委审批。外汇主管部门受理后30日之内出具正式批复。
(二)批准境外投资项目后的外汇管理
境外投资项目经有关审批部门批准后，境内投资者到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建档、汇出投资资金等有关手续。随后，境内投资者须向外汇管理部门定期报送境外投资企业的年度财务报表，接受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
(三)对境外投资利润汇回保证金的管理
按照规定，境外投资企业在汇出资金前必须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但援外项目、不涉及购汇及汇出外汇的境外带料加工装配项目和中方全部以实物出资的境外投资项目，可以用境外投资利润汇回承诺书代替保证金支付。保证金存入外汇局在指定银行开立的保证金专用帐户。
(四)对境外投资项目境外融资的管理
对境内投资者利用国际商业借款进行境外投资，需要经过国家计委批准。境外投资企业根据经营需要，可以在境外自行筹措和运用资金，对此不列入国家外债管理范畴，但如果需要境内母公司、境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必须经境内投资者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审查，并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
二、现行境外投资外汇、外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过严，阻碍了境外投资的发展
为了平衡国际收支，防止外部金融风险向国内传递，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资本项目外汇管制成为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手段。此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虽然有所放松，但对境外投资的管制仍很严格。目前，我国限制企业购汇进行境外投资，除战略性项目、援外项目和带料加工项目可以购汇进行投资外，其余项目的境外投资以企业的自有外汇为主。企业有自有外汇的，首先使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没有自有外汇的，可通过贷款等进行投资。另外，我国鼓励企业使用实物投资，或以设备投资，或允许企业不结汇出口。企业能用于境外投资的自有外汇和筹措贷款的能力十分有限，依靠实物投资也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些都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和规模的扩大。调查中，企业普遍反映以现有设备投资难以符合项目的需要，因为有些设备技术落后，甚至是国内已经淘汰的设备，为适应东道国的竞争需要，许多投资项目需要购买新设备。而以货物不结汇出口的方式投资，虽然可以部分解决企业投资资金的问题，但输出的货物必须销售后才能变成资本，企业的投资能力受到其销售能力的制约，结果许多项目因无法及时获得外汇资金而丧失有利商机。
(二)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对企业资金周转不利
为保证企业境外投资资产不流失，我国要求境内投资者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也属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的重要内容，其本意是鼓励境内投资者将境外投资所得汇回国内，但对企业来说，却占压了大量资金，妨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尤其是在境外投资的初创阶段，境外企业多半无法创造利润，保证金的占压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调查中，许多企业反映保证金管理对促进利润汇回的作用并不明显，有时会迫使企业采用规避保证金管理的投资渠道。境外投资企业在获得盈利以后，多半希望扩大规模，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如果将利润汇回后再投资，则将再一次面临繁琐的审批程序。虽然利润直接转为再投资也需要主管部门的审批，但手续相对容易。许多企业为了降低扩大规模的成本，倾向于将利润留存在境外。为解决保证金资金占压问题，需要用现汇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有时不得不转向境外带料加工贸易的投资方式，或是一些非正常的投资渠道，造成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三)对国际商业融资的控制，阻碍了企业利用国际资金市场
境内投资者如果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属于我国外债管理的范畴，需要国家计委的审批。境外投资企业的境外借款则不受此规定的管辖。但如果需要境内投资者、金融机构或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要经过外债管理部门的批准。对境内投资者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的限制，实际上阻碍了企业对外部资金市场的利用，而利用外部资金市场，企业往往可以获得更有利的融资条件，对降低成本，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大有裨益。调查中有些企业反映，在其对项目进行调研论证的过程中，许多得到消息的外国金融机构也会对该项目进行考察，如果认为该项目有利可图，则会为企业提供信息便利和附有有利条件的贷款承诺。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使用这部分资金非常困难。
三、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我国对境外投资进行严格的外汇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防范外部金融风险。短期内，境外投资增加了资本项目下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产生负面影响，但这只是境外投资引起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直接变化。为全面评价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我们还要考察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长期、间接影响，包括对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影响，子公司和母公司盈利能力的变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等方面。
(一)利用自有资金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对于资源类项目，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汇支出，但弥补了我国资源的不足，对国民经济总体发展非常有益，而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是国际收支平衡的根本保证。我国在境外投资开发国内稀缺资源，可以直接控制境外资源，保证国内资源的及时供应，而且在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频繁时，也可以起到稳定国内资源价格的作用。宝钢在巴西投资开采的矿石就全部运回国内。进口到国内的资源，国内进口商支付的外汇最终会成为境外企业的利润。这些利润作为投资收益计入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因此国内企业控制的境外资源进口对我国国际收支不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有的项目在弥补国内资源不足的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从而可以增加我国的外汇收入，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例如，农化集团公司每年可以为国内提供50～100万吨磷肥，其余的大部分均销往国际市场。
对于市场开拓类项目，境外投资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促进出口的增加。如果境外企业盈利增加，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计入经常项目，国际收支得到改善。即便企业在境外的工厂亏损，只要能够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带动国内产品的出口，也会改善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例如，海尔公司在美国建厂后，在国际市场上的商誉大大提高，其产品出口每年翻一番，2001年出口额高达4.2亿美元，2002年计划出口8亿美元。在境外进行以加强技术研发、收集市场信息和加强售后服务等为目的的投资，也可以通过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国内产品的出口，对改善国际收支有促进作用。
对于寻求有利投资环境的项目，如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避开某些发达国家的配额限制等，只要这些项目不与国内生产商形成竞争关系，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也将是积极的。目前华源在加拿大、墨西哥、泰国等国进行的纺织服装加工投资就属于此类。受当地劳工管理的限制，这些项目并不能带来大量的劳务输出。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纺织服装出口没有受到像我国那样的配额限制，我国企业就可以绕过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这些企业如果在国内扩大生产，产品根本无法出口或出口成本很高。可以说，这种项目不但不会与国内产品形成正面冲突，反而可以扩大国内原材料的出口，促进了我国出口的增加。
另外，还有一部分项目以带动生产资料（包括设备、原材料、劳动力和技术）输出为目的。这些项目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改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二)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大型金融机构一般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融资对象，并形成了高效的投资决策机制，对可能投资的项目进行评估。如果项目收益前景良好，则这些机构愿意为项目的投资主体提供各种服务，如信息咨询、优惠贷款承诺等，以此与这些投资主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一旦项目运行，这些机构通过提供贷款从中获利。由于这些机构能够提供比国内银行更好的服务和更优惠的融资条件，且没有换汇成本，我国企业很愿意利用境外融资进行境外投资。目前，我国少数优质大型企业，如中集集团已具备无需银行担保的国际融资信誉。
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债，在偿还时增加了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长期平衡产生负面影响，但企业在获得有利条件的融资后，盈利能力提高了。企业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可以反映在经常项目上，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
四、政策建议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旨在鼓励企业扩大境外投资，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改善外汇、外债管理可以为企业扩大境外投资提供便利，有助于更好地贯彻实施“走出去”战略。为此，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对现行管理制度进行完善。
(一)适度放宽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限制
这顺应了境外投资发展的需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外汇储备还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从而为境外投资用汇的放开提供了有利时机。但是，出于我国资本项目开放总体进程的考虑，对境外投资外汇管制的放松必须是部分的、渐进的。可以考虑由计委主导，并综合各部门的意见，制定一个年度境外投资额度的总盘子。在额度内，对符合境外投资鼓励条件的企业和项目，从宽进行外汇审批，并简化审批手续，允许企业开立用于境外投资的资本项目外汇帐户。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如何制定年度境外投资总规模成为关键。在制定总规模时，需着重考虑境外投资引起的资本流出净额对外汇储备水平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及境内企业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需求。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300亿美元，远远高于满足3～4个月进口需求的水平，即使将资本外流、偿债等外汇储备支出需求因素考虑在内，比较保守的估计是，如果制定100亿美元的境外投资额度，将不会降低我国的国际清偿能力，而且可以满足境内企业境外投资的需要。对此，我们可以以1998年的资本外逃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情况作参考。尽管当年因外部冲击，资本外逃情况相当严重（经查实在200多亿美元的应收未收外汇中，有100多亿属于逃套汇），资本项目下出现了逆差，但由于经常项目有较大盈余，我国的国际收支仍表现稳健，当年外汇储备增加50亿美元，达到1450亿美元左右。因此，如果我们将境外投资额度设定在100亿美元左右，并不会威胁国际收支平衡。根据有关主管部门的分析，境内企业是否进行境外投资主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和条件而定。由于国内市场发展稳定，放开外汇限制并不会造成大量资本流出的局面。现在我国每年境外投资额稳定在20多亿美元，如果放开对境外投资的外汇限制，那些过去没有经过正常渠道出去的投资将浮出水面。将这部分境外投资需求考虑在内，估计我国每年的境外投资需求大约在30～50亿美元。因此，100亿美元的额度是可以满足境外投资需要的。
(二)简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程序
根据有关部门的意见，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的审查可并入主管审批部门的职责范畴，无须指派单独的部门进行审批。为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效率，可考虑改变职能转移后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方式。由于外汇风险主要考查的是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汇兑风险等内容，因此可将外汇风险审查并入境外投资的国别政策管理。
外汇来源审查主要包括审查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是企业的自有外汇，还是其它外汇资金（购汇，贷款等），外汇资金的来源是否合法等。原来审查外汇来源主要是在国家外汇短缺的历史条件下考查企业的创汇能力或外汇平衡能力，将境外投资企业的外汇资金来源分为自有外汇和其他外汇资金（购汇和外汇贷款等），规定外汇来源以自有外汇为主。以购汇进行投资虽然会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但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这种影响可以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可取消以自有外汇为主的管理办法，允许在额度内购汇进行境外投资。不再区分自有外汇和购汇以后，对企业只须进行资金来源审查。在进行资金来源审查时，对使用财政拨款、政策性银行贷款的项目要严格，对使用自有（筹）资金的项目应放宽，而不论企业的自有资金是外汇还是人民币，因为企业使用自有资金，投资风险由企业自己承担。对外汇资金来源的合规性审查今后仍可由外汇主管部门执行。
剥离审批职能后，外汇主管部门只负责为企业办理外汇支付手续，监督企业外汇收支情况。同时设立国际收支预警机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对国际收支进行监督。如果国际收支出现恶化，则应立即通知审批部门放缓或停止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
(三)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
企业盈利后存在强烈的扩大规模的倾向，而利润即便留存在国外，同样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因此，可考虑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要求，同时通过加强对境外投资项目的事后管理来防止国内资产的流失。
我国境外投资的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但当时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大，外汇资金短缺，投资主体单一（主要是国有企业），国际市场经验不足，因此境外投资主要是设立贸易公司或者窗口公司，投资规模较小。20多年来，我国境外投资由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尤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境外投资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到1998年底，境外企业数达到5666家，中方协议投资总额为63.3亿美元。从1979～2001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各类境外企业661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84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境外投资突破了以往的单一模式，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体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投资地区多元化
中国境外投资原来都以港澳投资为主，到2005年底已经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亚、非、拉美新兴市场投资很快。截止2004年底，我国在港澳合计设立境外企业2856家，中方协议投资43亿美元。
1.2投资目标多元化
我国传统的境外投资的目标大多是以设立贸易公司并将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或者设立开发公司并将原材料（包括资源）供给环节内部化。当前境外投资目标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一是市场服务性的投资，即通过投资建立完善的国际营销及服务。如温州的月兔电器集团公司在西班牙设立公司，为出口的空调提供零配件和售后服务。这种境外投资的目标是产品服务环节的内部化，可以视为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目标的延续和深化；二是出口导向型的投资，即在出口市场或者出口市场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基地，主要设备、原材料由国内供给，产品一般在境外销售。这种境外投资大多是我国边缘产业（也是优势产业）向其他国家的转移，符合产品生命周期；三是技术获取型的投资，通过投资加强与国外的技术合作，获取上游技术。如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在美国设立依斯泰克有限公司，进行CDMA技术和产品开发。
1.3投资主体多元化
从20世纪90年代起，民营资本境外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经达到60%，其特点是规模较小但是效益普遍很好。这一点与国有企业恰恰相反。
1.4投资方式多元化
除传统的新建投资外，大多数企业在境外投资选择合资、参股的方式。这样做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各投资方在资金、技术、原材料、销售等方面的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并且不易受到东道国民族意识的抵制，容易取得优惠待遇，减少投资风险。同时，在经营上较少受到各种限制，有助于打入新的市场。
上述的我国境外投资呈现的多元化趋势并非偶然，它是在国际形势和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因素下产生的。如果把我国的境外投资过分简单化、或者模式单一化、或者过度强调某一种所有制形式或者投资形式都不利于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不利于境外投资的健康、持续发展。构建我国境外投资宏观管理框架，必须从经济规律入手，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境外投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
2构建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
境外投资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和满足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需要。我国境外投资基本战略目标应该以下述三个方面为主：第一，获取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资源，主要包括我国日益短缺的铁矿、石油、木材等；第二，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成熟技术和设备进行投资，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出口创汇；第三，向发达国家投资，获取高精尖技术，进入产业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发挥后发优势。
根据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及境外开发的可能性，今后应将境外资源开发的投资重点放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采矿业。我国矿产资源总储量固然较大，但许多矿种的品位较低。在我国已探明储量的铁矿资源中，贫矿高达95%以上，平均含铁率仅为30%，加上交通和开采条件的限制，难以满足国内生产的需要。与此同时，国际市场铁矿资源却相当丰富，供过于求，利用直接投资开发国外铁矿资源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经济、合理的。二是石油业。我国石油资源比较匮乏，人均石油可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9，而我国在石油勘探开发方面已形成了较强的技术能力。发挥这种能力优势，在境外投资开采石油，既可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又能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保留较多的不可再生资源。三是林业。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林木资源受到了过度的开采和破坏，使本来就不丰富的林木资源进一步锐减，现有人均林木蓄积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为了弥补国内林木资源的不足，很有必要增加这方面的境外投资。值得注意的是，资源开发型项目所需投资额大，投资回收期长，受地理位置的限制较大，一旦东道国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投资不易转移，因此对这类投资项目应加强可行性研究和投资风险预测，同时要有雄厚的资金和政治上的保证。
二、重点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投资
制造业是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首要行业。这个行业门类众多，辐射面广，对经济发展关系重大，并且拥有很大的市场需求量，因而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高度重视。对于我国而言，将制造业列为境外投资重点行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首先，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制造业生产规模已很可观，其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显著提高，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其次，我国制造业拥有大量成熟的、标准化的适用技术，符合发展中国家小规模、低成本的生产需要，将其用于境外投资不仅容易找到立足点，而且能带动本国技术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充分发挥我国在技术方面的相对优势，获得比较经济利益；再次，目前国际上对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产品的进口限制日趋严格，依靠扩大出口来发挥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潜力有很大难度，而通过境外直接投资方式在国外实现就地生产和销售，有利于绕过国际贸易和关税壁垒，扩大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有率。此外，我国制造业中某些产品的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并已出现不同程度的生产滑坡，通过境外投资将其转移到国外，既可使富余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延长这些产品的生命周期，又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然而，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境外投资不仅规模偏小，而且层次偏低，主要集中于技术简单的初级加工制造行业，这与我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和庞大的经济技术实力很不相称。因此，国家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对制造业的境外投资进行重点扶持和政策引导。尤其是在机械加工、轻工纺织、化学工业、家用电器等制造业领域，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技术上的相对优势，扩大其对外投资规模，并逐步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以家用电器为例，目前我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等产品制造技术已进入成熟期，其在国内的市场已趋饱和甚至生产能力过剩，亟须拓展国外销售渠道。然而，由于这些产品直接出口受到其他主要出口国（主要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供给竞争和进口国贸易壁垒的双重限制而不易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利用境外直接投资方式就成为这些富余的生产能力谋求实现的最佳形式。当代国际投资经验表明，这类投资不仅能获得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而且也有利于获得较高的投资效益。
三、适当扩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规模
所谓高新技术是指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一个新兴技术群，包括信息技术、宇航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海洋开发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等。目前，这些高新技术正在呈现产业化趋势，在发达国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为了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一些国家纷纷向技术先进的国家投资，在那里新建高新技术子公司或收购兼并当地的高技术公司，借以进行科研开发和引进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产品设计，实现高新技术的输入和回流，促进国内产业结构高级化。
我国目前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虽然已经起步，但投资规模明显偏小，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不大。为了提高我国境外投资的技术水平和层次，很有必要扩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规模。首先，我国已有较强的高新科技研究开发能力，在微电子技术、宇航技术、生物工程、超导研究等领域具有一定优势，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发展境外投资；其次，目前在国际市场上高新技术产品很畅销，其附加值也相当高，对该领域投资不仅有利于获得丰厚的收益，而且能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这符合我国境外投资的战略目标；再次，发展高新技术领域的境外投资，能打破国外竞争对手的技术封锁和垄断，获得一般的技术贸易、技术转让许可协议及其他方式得不到的高级技术和最新科技信息，从而加快我国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情况，可以将高新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以技术回流为主要目的，即针对高科技发达的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举办合资合作企业和参与科技联合开发等，从中学习和吸取对方的先进技术，然后将技术传输回国内运用；另一类以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为目的，即在国外组建高科技产品开发和经营公司，就地生产和销售，或者将开发的新产品交给国内企业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
四、逐步提高对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投资比重
最近十多年来，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用于金融、保险、房地产、咨询和旅游等服务业的投资额大幅度增长。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统计，20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直接投资存量总额中，服务业约占25%，到8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接近40%，到90年代初期已提高到50%左右。迄今为止，用于服务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呈现增长趋势。国际服务业领域投资之所以迅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国际化大生产的发展，国际分工日趋精细，要求把为生产和管理服务的若干职能分离出来，实行专业化。而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发展，反过来又方便了资金的融通，加速了信息和商品的流通，有利于生产技术、产品质量的改进和提高，也有利于产品、人员和技术的国际交流，从而大大促进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从东道国来看，在第一、二产业发展到相当程度后，会对服务业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须尽快增加这部分项目和设施，提高金融服务、咨询服务和旅游服务的效率，因此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先后取消了对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领域外国投资的限制，这也促进了服务业国际投资额的增长。
在我国非贸易性境外投资中，目前服务业投资所占比重仅为19%，这一偏低的比例与国际投资发展潮流不相吻合，因而需要逐步提高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与第一、二产业相比，服务业投资风险较小，投资回收期较短，而且资金有机构成较低，劳动力容量较大，发展服务业的境外投资适合我国现实情况。同时，只有加快对服务业的境外投资，才能配合其他行业的投资，增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特点，目前应大力对外开拓发展的行业有：一是金融保险业。它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上融通资金，增加境外企业和国内企业的资金来源，防范和化解境外投资风险，对我国境外企业的成长发展起到重大的支撑作用；二是建筑承包业。它是建立在人力资本输出基础上的，既能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又能带动国内设备和材料的出口，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三是交通运输、医疗保健、餐饮服务业。在这些行业领域，我国不少企业已拥有一定的境外投资经验。其中远洋运输已在不少地区取得了较为巩固的市场地位，以我国传统医学技术为主要手段的医疗保健服务业也受到不少地区居民的欢迎，而具有中国特色的餐饮服务业则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已扎下了根。因此，继续向有关国家的这类市场发展，是有深厚基础和较大潜力的。
在制定我国境外投资的行业战略时，不仅应考虑各行业本身的特点及其发展程度，而且应该与投资区位战略结合起来考察。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条件、技术层次与特点、外资政策与法规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我国境外投资行业选择的重点亦应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业选择应以制造业为主，向其提供适用技术，这对双方均有利。与此同时，注重开发这些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弥补我国人均资源的不足。有些发展中国家（如中东国家）具有广阔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我们可因地制宜地发展劳务输出型的建筑承包活动。在发达国家，我国投资行业选择应以高科技产业为主，旨在获取其先进技术，实现技术回流，而利润目标退居其次。我们还应积极发展金融保险等服务业投资，以便利用发达国家广阔的市场和雄厚的资金。此外，在独联体和东欧国家进行投资，可以选择的主要行业有资源开发和消费品行业等。尤其是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缺少开发资金和技术，而我国的资源开发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完全有能力与其共同开发当地自然资源。至于消费品行业，目前正是这些国家的“瓶颈”环节，产品严重短缺，这为我国企业在该行业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以上是就我国现阶段境外投资行业的总体战略而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境外投资行业战略亦应适时加以调整与完善。我们应把境外投资行业选择战略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制定紧密结合起来，使境外投资的行业选择成为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及时制定和颁布《境外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便加强对境外投资活动的政策导向与宏观调控，使境外投资与国内投资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为了确保境外投资行业战略的有效落实，国家应结合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情况，对鼓励发展的境外投资项目在税收、外汇、信贷等方面予以扶持，允许其按国际惯例在境外以灵活的方式筹集资金，为其创造相对宽松的投资环境。同时应建立健全各类行业协调和咨询组织，对属于同一行业内的境外投资进行统筹协调，避免投资分散和内部过度竞争，以便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高我国境外投资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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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俞灵燕.开展海外投资需要政府支持[J].国际贸易问题，2001,(8).
二、放松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1.有利于规范个人境外投资行为，提高外汇管理政策有效性长期以来，我国境外投资管理体制对境内个人的境外投资活动一直未予政策认可，但实际上境内个人在境外从事各类投资的行为却一直存在。制度的缺失导致一些确有投资需求和投资能力的境内个人，一方面通过外汇黑市、地下钱庄等方式转移资金或以经常项目交易的名义办理资金汇兑，非法外汇交易扰乱了外汇市场秩序；另一方面，绕开政策障碍迂回操作，通过多人分拆购汇聚集资金后带出境外投资，造成申报用途与实际用途不符，从而直接影响到外汇管理政策的有效性和严肃性。放开个人境外投资，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不仅可为个人境外投资者提供便捷的资金流动渠道，提高外汇监管效率，而且可以实现个人境外投资的合法化，保护个人境外投资的合法权益。2.开展个人境外投资，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省内外近些年个人境外投资的成功经验表明，境内个人境外投资加工制造产业和农、林、牧、渔等产业，能带动省内要素输出和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像浙商海外种田，不仅带动五、六十万剩余劳力在全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农、林、牧、渔等开发，而且其所涉及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种子等大都来自本省和国内。江西作为农业大省，浙商海外种田对江西有一定借鉴意义。江西个人境外投资放开后，其个人在境外投资中所涉及的农林牧渔业及相关产业所需的农业机械、设备、农药及种子（种畜、种苗）等若绝大部分由省内购进，那必定会带动省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当然，在个人境外投资刚放开时，这种效果也许不大明显，但一旦形成规模，其对相关产业的带动将会愈加明显。
（二）可行性分析1.目前江西省已进入全面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宁的“经济发展四段论”，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阶段时，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00美元的时候，“对外直接投资占经济总量的规模和比重增大，成为经济总体实力的重要力量”。为印证其效果，我们特选取商务部网站登载的2008~2013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对外直接投资排名中有关江西与中部另外五省的资料进行整理作一比较，如下表。表12008~2013年我国中部六省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从表1可以看出，2008~2012年江西人均GDP（美元）处于邓宁“经济发展四段论”的第三阶段。2008~2009年，当江西人均GDP处于第三阶段初期时（2000~2500美元），江西对外直接投资在全国的排名处于26~27位，在中部6省的排名处连续两年的末位；2010~2012年，当江西人均GDP上升至3000~4000美元区间时，江西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在总量上有大幅提升，而且在全国的排名已上升到19~22位，在中部6省的排名则超过了山西和河南2省。由此可见，邓宁“经济发展四段论”对江西省而言，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效率性。2013年江西人均GDP已达到5176.96美元（按当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也就是说全省已进入“经济发展四段论”的第四阶段。这一阶段既是江西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全面快速发展期，也是全省放开个人境外投资的最好时机。因此，在这一最佳节点上同时放开江西省境内个人境外投资，必然如虎添翼，对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起有力的促进作用。2.江西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孕育出的富裕群体是开展个人境外投资的中坚力量近几年，江西经济取得了快速持续增长的好势头，在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进一步改善的同时，也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富裕群体。一是亿万富豪。据《江南都市报》2014年4月2日刊登的《2014年江西创富榜》显示，江南都市报财富工作室以5亿元为起点，共筛选出亿万富豪100位，总财富为1750亿元，平均财富为17.5亿元。从其分布来看，房地产占28%，股权投资或主营业务为投资的占16%，主营业务超10%的还有矿产业及医药（医疗器械）等。此外，据胡润的2013年《中国财富报告》，江西共有亿万富豪840人，在全国所占比重为1.3%，列全国各省市区排名第18位。二是千万富豪。据胡润研究院和群邑智库联合的《中国财富报告》，2009年，江西共有千万富豪7800人，至2013年底，江西共拥有千万富豪9800人，在全国所占比重为0.93%,在全国各省市排名列第20位。《中国财富报告》还指出，在中国千万富豪中，一般企业主所占比例为50%，职业股民占比为15%,炒房者占比为15%，金领（指在大型企业集团、跨国公司领取年薪的高层人士）约占20%。三是注册资本为500万以上的私营企业主。截至2013年底，江西省私营企业注册资本500万以上的达4.04万户，其中，1000万以上至1亿元（不包括1亿）的有19969户，亿元以上的有717户。我们认为，上述富裕群体将是江西省开展境外投资的中坚力量。首先是制造业。在各类富裕群体中，制造业的占比最大。但是，江西近些年经济增速逐年放缓，也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制造业中过剩产能的增多不无关系。因而，此时如果放开个人境外投资，制造业的富裕群体出于分散风险、寻找海外资源、促进出口、扩大市场或开辟销售网点等不同目的，直接进行个人境外投资的可能性加大。其次是房地产业。2014年上半年，江西房地产与全国多数省市一样开始转冷，究其原因，既有宏观调控的原因，也有商品房源积压过多以及房价已处于高位的因素。相比之下，美国及欧洲许多国家却因受困于经济增长的乏力，房地产市场相对而言更具有投资价值。因此，放开境内个人境外投资后，不仅房地产行业中的亿万富豪、千万富豪会有不少投资境外的房地产业，甚至一些中产阶层人士出于种种目的也会考虑境外购房。第三，证券市场。近几年，我国股市长时间处于低迷状态，截至去年5月，上海市场A股的平均市盈率只有9.8倍，这一估值水平比2008年10月末金融风暴肆虐时还低30%。我国股市长时间萎靡不振，导致上市公司的股价大大缩水，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江西创富榜上亿万富豪的人均财富也大为减少。2011年江西创富榜的63位亿万富豪，平均财富为24.8亿元，但至2013年江西创富榜上的80位亿万富豪，平均财富只有15.84亿元，人均财富缩水8.97亿元，缩水幅度达36.15%。而欧美和中国香港等股市较为成熟，投资环境相对稳定。因此，个人境外投资放开后，不少长期涉足国内资本市场的亿万富豪、千万富豪以及其他一些具有一定投资实力的职业股民，一方面仍然会继续涉猎国内资本市场寻找机会，另一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还会参与境外证券投资。3.国际金融危机为境内个人境外投资欧美市场提供了外部条件由于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的发生，近几年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为刺激经济增长，不少国家纷纷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像英国、法国等国家都先后出台了不少针对外国投资者给予的优惠政策。美国目前虽然只承诺对外国投资和投资者给予全面的国民待遇，并强调对外投资的高水平保护，但在一些偏远的州，地方政府也承诺提供一切可能的税收和土地优惠等。上述优惠政策的出台，都为境内个人境外投资欧美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三、对策建议
（一）放宽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1.总体原则：循序渐进，风险可控。从总体上说，个人境外投资应按照风险程度的高低逐步开放。在顺序上应先放开与实物投资相关的的境外直接投资、境外放款等业务，后放开证券投资、境外购房等业务；先放开个人长期资本交易，后放开个人短期资本交易。在对外投资区域选择上，也可以考虑先放开对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及亚洲周边国家的投资，再放开对欧美等投资环境较为成熟国家的投资，最后再全部放开。对于先放开的项目，应加强政策评估，待时机条件成熟再放开下一项目。2.以登记制度为核心，实行限额管理。（1）实行事前登记制度。个人境外投资者应在开展境外投资前到外汇局进行登记，并符合一定的资格条件，如主体资格、行业性质等。由于不少投资者常年身处境外，因此对于境外投资事项的变更及年检等信息，可以考虑允许投资者通过网上应用平台进行申报。（2）实行限额管理。一方面适度提高部分原有的个人结售汇限额，可以考虑将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年度总额提高至每人每年等值10万美元；另一方面，可以考虑根据个人境外投资者的资产状况设定一定的投资限额，在投资限额内的购付汇可以自行在银行办理，并且不包括在个人结售汇限额内，超过限额的可以凭相关的证明材料到外汇局审批。3.对已经存在的个人境外投资实行“补登记”制度。从实践看，虽然个人境外投资政策没有放开，但已有一部分人通过地下钱庄、分拆结售汇等违规方式进行了境外投资。这部分境外投资由于缺乏合法手续，在境外会面临较高的法律风险,资金安全难以保障。同时，这部分投资数据不明，也给国际收支统计平衡带来不确定性。因此，可以考虑设计“补登记”手续。对于已通过违规途径汇出资金，但确有真实投资背景，且符合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投资行为予以“补登记”，从而改变原来投资者的“灰色身份”为合法身份，使之受到国内、国外相关法律保护，为其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4.逐步放宽个人境外证券投资。一方面，通过合理扩大投资范围，加大产品研发力度，适当降低QDII准入门槛等措施进一步完善QDII制度。另一方面，以沪港通为契机，摸索进一步放宽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的管理经验。2014年11月10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联合公告，批准上交所、联交所、中国结算、香港结算开展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简称“沪港通”）。“沪港通”政策的实施，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更大的投资自主性。通过“沪港通”的运行，监管层可以加强政策评估，摸索和总结相关监管经验，为将来推出“沪伦敦通”、“沪纽约通”等后序机制，进一步放宽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管理打下基础。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状况
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研究，主要还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影响状况进行跟踪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探讨
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国内外大部分研究持肯定态度，比如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同时增加投资国和东道国的国民收入，是一个双赢的投资行为。因为发达国家向高度工业化国家迈进时期，对外直接投资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和产品过剩提供进一步获取高额利益的途径，并且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旺盛的投资供需形成了当时的双赢发展态势。而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探讨，是伴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而开始被跟踪研究的。国内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改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带动了我国国内经济的产出增长。由于我国区域差异较大，进一步分析各区域对外投资的效应也具有现实意义，比如认为我国东、中和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同时东、西部地区的GDP增长差异也由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引起。可见从不同层面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具有互相促进关系，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能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但这种增长效应由于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较小而处于较低水平。也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效应、资本积累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三个方面。肖怡楠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的贡献体现在平衡国际收支上，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加快资金流出，从而适当平衡国际收支顺差。吴建军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也有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给投资国带来的增长效应不明显，表现为对外投资不是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并且从短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GDP的影响并不显著，但长期则呈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可见，多数国内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但是影响不显著，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影响力较弱；另一方面我国当前对外投资流向主要是资源类行业，可能对我国当期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时滞。所以，持续跟踪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研究
目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通过衡量生产率的变动，体现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另一方面是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分析。从对生产率影响看，国内学者主要是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生产率的提升在我国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资本存量较高的东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但也有认为这种促进作用小于国内研发资金存量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所以，自主研发才是提高技术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同时，还有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的观点。从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看，研究普遍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正的影响作用。白洁实证检验了1985年到2006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R＆D投入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表征的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研发投入作用不显著。也有学者加入技术吸收能力与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等指标，得出2003－2010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并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但是持续对外投资会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及技术溢价。多数成果也论证了对外直接投资正技术溢出效应，而持不同观点的认为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还较小，产业和地区分布不够均衡，导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未能充分体现出来。可见，学者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多集中于以技术创新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作为解释变量，没有考虑到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提升母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影响。在验证逆向溢出效应存在性时，忽略了之后效应。而且，多数实证研究忽视了技术吸收能力的作用，而吸收能力对于能否消化吸收外来技术至关重要。因此，继续探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获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分析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调整效应也存在观点不同的研究，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调整效应的验证，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未能明显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并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变化，仅与第二产业有正相关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宏观绩效分析，发现2009年以来的对外投资并未发挥出应有的效应，主要是由于2009年以后我国自身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也在加快。多数文献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升级效应，实际上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优化效应影响会不断增加。有的研究从分产业角度研究对外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得出的相似结论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具有明显的升级效应，但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实证结果有差异，也有认为我国第二、第三产业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第一产业与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但普遍认为对外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可见，实证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有影响，但其影响大小、方向（正相关还是负相关）有不同。多数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存在，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不佳，影响了对实证分析产业升级效果的全面认识。相信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规范，逐渐引入长期和短期影响，会使研究结果更客观。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贸易效应研究观点主要表现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互补作用，或同时存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也有认为不存在替代作用和互补作用，可见其研究结果的不确定。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替代效应的最早始于蒙代尔，认为资本越自由流动，替代国际贸易的作用就越明显。随后国内外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延伸拓展，并不断进行论证。实践检验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则相对较小。进一步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大小决定其贸易替代的影响作用程度。比如，项本武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但对外直接投资对从东道国的进口也形成了替代效应。也有从长期关系来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初级产品出口和制成品进口产生替代，对初级产品进口和制成品出口产生补充。可见，在研究替代效应上并没有得出明确结论，多数观点认为在短期内存在替代效应，但长期则是互补效应，或者局部是替代效应，但整体不是替代效应。总之，得出具有替代效应的研究成果不多。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贸易互补效应的分析认为，多数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的作用。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出口具有补充和促进作用。国外学者一般认为对外投资和贸易在发展中国家为互补关系，在工业化国家则不明显。大量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通过不同的计量模型得出的相似结论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对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也有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尽管对出口贸易产生一定程度的刺激效应，但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处于较低阶段，这种刺激效应还较为有限。而柴庆春引入时间因素后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在短期和长期中的表现不同，短期内直接投资的流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可见，目前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互补效应有着相似的研究结果。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多数认为互补效应处于主要地位，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起到创造作用，对进口贸易起到抑制作用。周昕通过引力模型对投资与贸易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既存在互补关系也存在替代关系，并且对零部件贸易的影响非常明显。但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均表现明显的互补关系。也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都不明显。显然是否存在贸易效应与对外投资规模密切相关，实际上到2010年之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开始大幅增长，今后对外投资的贸易效应会日益显著。可见，以后的研究会以更长远、更全面、更系统的视角探究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五）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成果不多而且观点各异。有的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存在替代关系，并且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较明显，但同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高新技术行业的就业，一定程度上可以优化就业结构。与此相反，也有认为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刺激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对就业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效果较小。比较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就业效应不明显，但增加了我国建筑业的就业岗位。从对外投资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影响程度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效应程度较小，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会提高相应的影响程度。也有研究发现在短期内，我国对外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大于刺激效应，表现出在当期对外投资会减少就业，从长期看对外投资与就业表现出长期正相关，有利于增加就业。
但是，境外资源开发投资额与企业数在宁波市境外投资总量中占比较小。至2008年底，宁波仅有19家企业投资境外资源开发，投资总额11896.5万美元，占宁波企业对外投资总额的1.93％，相对于其他投资类别，排名最后。从运营状态上看，61％的企业能正常运营，其中13％的企业能持续盈利，48％的企业基本维持现状。另外39％的企业或面临倒闭，或出现利润明显下滑，或因其他原因尚未正常运营。
二、民营企业投资境外资源开发的制约因素
(一)资金制约
从宁波民营企业投资境外资源开发的状况看，之所以出现起步慢，无法投资大项目，或后续经营不佳的现象，最大的制约因素是资金不足，主要原因有四方面：
其一，投资额核准条件名亡实存，在源头上制约着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2006年以前，审批部门在核准投资额时执行“企业投资额不能超过净资产一半”的规定。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实施，从法律层面取消了对外投资额的比例限制，但各部门操作不一，外汇管理部门审核企业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时仍按老办法，如宁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原打算投资2000万美元，但因净资产不够，只能投资800万美元，最终错失良机。
其二，融资渠道过窄，使企业投资后难以持续经营。目前，企业的官方贷款机构只有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两家，重国有企业，轻民营企业，惜贷现象普遍存在。宁波华州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加蓬勘探到矿产后进入冶炼阶段，东道国落后的经济条件逼迫企业自行投入大量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而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的贷款始终未获批准。只能将大部分股权(开采权)忍痛卖给投资商，大大影响公司发展。
其三，财政支持覆盖面小，大多数企业难以获得。目前，国家对“走出去”企业的财政支持包括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资金、支持纺织企业“走出去”专项资金，主要形式为前期补助或贷款贴息，但“僧多粥少”现象十分严重。如2007年全国有1000多家企业申请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只有十分之一的企业能得到，其中中石油等国有大型企业又挤占了民营企业的得款空间，宁波已连续数年未获资金。当然，地方政府对这几类支持基金也会同比配套，如宁波市级和区级财政就根据投资额的大小给予3—15万元人民币的补助，而这对企业而言是杯水车薪。
其四，外汇和税收制度阻碍资金的有效运作。目前，外汇管理部门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放宽了资本项下的用汇条件，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等，但仍需对资金来源进行审查，自有外汇投资的仍需在外汇账户上存足对应金额外汇，对后续外汇投资和资金汇出仍需逐笔登记与核准等，依然阻碍着民营企业流动资金的有效动作。
对企业境外收入主要采用税收抵免等直接鼓励措施，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等间接鼓励措施涉及较少。这些政策虽然透明度高，但对于投资大、见效慢的资源类项目刺激效果有限，资产运营效率较低。
(二)行政制约
表现一，审批程序复杂。商务部在今年已出台《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并将于5月1日实施，原第16号令《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同时废止，该办法大量下放核准权限，但国家发改委于2004年的第21号令《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仍在实行，对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做出的具体规定与商务部标准不一，造成同一个境外投资项目两头申报，效率低下。行政部门间的权力制约使投资项目越大越难成功。2008年，宁波合盛集团已被宁波外经贸局批准赴俄罗斯投资建厂，但因注册资金过大(7000万美元)至今仍压在国家发改委，未获批准。
表现二，审批材料多且随意性大。行政部门随意或变相增加核准所需材料的现象频现，如对境外收购项目，需先备案(即先书面上报项目的基本情况)然后核准。
(三)人才制约
一是缺乏国际型的企业家。调研显示，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动因之一是创办人具备国际眼光或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但在后期管理、决策与运营中这种企业家精神的效应减弱，小富即安、国际化管理水平弱等民营企业家的软肋开始显现。
二是缺乏复合型的国际化操作人才。对外投资的复杂性和国际性需要大批通晓金融、外语、科技、管理、法律、信息工程的复合型人才和高素质的稳定员工，但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规模、财力和环境都无法吸引这些高素质人才，人才瓶颈从根本上制约了境外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支持服务体系薄弱
一是信息服务体系缺位。调研显示，民营企业获取东道国的信息渠道单一，主要以进出口贸易、商务考察和国外亲友介绍为主，缺少专业的信息与评估中介，企业由于获取信息不畅导致投资失误或延后的案例不少。
二是对外直接投资保险机制不够健全。目前，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国内唯一的政策性保险公司。承保对象主要惠及国有企业，承保范围仅涉及政治风险，即征收、汇兑限制、战争以及政府违约风险，未涉及海外市场风险。
当然，民营企业本身也存在问题，如内部治理不完善，缺乏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等。
三、加快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开发投资的政策建议
当前，“走出去”的主客观条件已成熟，政府在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应从战略高度规划、管理、指导和支持境外资源开发投资。
(一)提高认识，形成境外资源开发投资的战略机制
投资境外资源开发是企业行为，更是国家的战略行为。应发挥新闻媒体的主渠道作用，如开辟“走出去”专栏，定期宣传“走出去”政策导向、成功典范和各国投资信息等建立对外投资的共识。应制定资源开发投资的远期规划，建立多元化资源合作与供应渠道，发挥外交为经济服务的作用，构建长效的支持服务体系。
(二)深入改革审批管理体制。加快核准进程
一是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理顺关系，归口一个部门核准管理。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4年)，除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外，对不使用政府投资资金的建设项目，一律实行备案制，淘汰审批制。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真正落实企业投资自。
二是提高核准效率。放宽核准条件，彻底消除投资额与企业净资产间的关联；简化手续，减少申报材料，可要可不要的材料坚决不要，不随意增加材料；确立具体可量化的审批标准，对材料的必要性和繁简度在部门间实现统一评价；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加快核准进程。
三是根据中国外汇储备现状，相应改革“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如取消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或先规定取消的时间限额，放宽境外企业利润汇回等限制，简化对外担保的审批和履约核准手续，消除境外放款资格条件和资金来源的审查要求，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外汇便利。
(三)加大金融、保险、财政支持力度，完善税收鼓励政策
1充分运用金融创新，构建双层三位的金融保险支持体系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府提供政策性金融和保险至关重要。中国应充分运用金融创新，尝试构建国家与地方相结合，政府与企业、银行相结合的双层三位支持体系。
第一层，国家应增加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增加贷款额度，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合理扩展贷款贴息和保险的规模与范围。不但在“走出去”的初期，更要在后期加大政府财政支持的力度，对民营企业不但要“扶上马”更要“送一程”，真正显现支持效果。
第二层，作为地方政府应结合国情市情，通过金融创新构建政企银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首先，政府整合服务资源筛选优质企业推荐给金融机构获取贷款，并做好后期跟踪服务，借银行之力振兴企业；银行通过财团贷款或企业联保等多种形式支持企业，借政府之力降低风险。其次，建立风险补偿基金。由银行“出让”部分贷款上浮利率的利润和政府的一部分财政补贴组合，为银行提供风险保障，同时弥补资源获取型ODI周期长、见效慢等项目劣势。第三，政策性金融机构实行项目贷款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简化手续，提高服务水平。第四，降低保费，增加保险品种，拓展高风险国家(地区)的保险业务。
2完善税收鼓励政策。
结合新一轮税制改革，制定独立的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税收鼓励政策，尤其加大境外资源开发投资的优惠力度，增加设立亏损准备金、加速折旧等间接鼓励措施。建立健全与资源丰富国家的税收协调网络，避免重复征税。并以信息化建设为基础，提高税务机关的纳税管理水平。
(四)以境外投资促进机构为服务主体。形成服务体系
学习外商投资促进中心的做法，成立境外投资促进中心。设立“境外投资业务咨询专窗”，将外经贸、海关、商检、银行等境外投资所涉及和全部行政部门归口咨询，实行首问责任制，使企业在遇到困难时的第一时间得到服务，减少“关系”成本。
中心主要职能是：提供人才培训与引进，成立人才服务中介；为企业提供境外投资项目的信息咨询；提供经常性投资业务培训；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国内外投资活动，推动企业与外方的联系；提供行业协会的办公场所，以第三方力量整合“走出去”优势。
(五)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
建立完善一整套法律体系。包括最基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及配套的单行法，如《对外投资保险法》《对外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投资审核法》《对外投资外汇管理法》等，加快制定《对外收购法》，填补法律空白。
四、企业对策
一是采用多种措施，全程控制投资风险。投资前要注意了解投资国当地情况，尤其是人文风情、生活习惯、劳工政策等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定，尽最大可能地做好调研与评估工作。要正确选择投资路径，积极进入周边亚太地区、中亚和俄罗斯市场，适当参与非洲市场，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可灵活开展商业运作模式，采用独资、合资、兼并或收购等投资形式。投资后，通过增加当地员工的持股比例、采购当地原料配料、关心当地公益事业等本土化策略弱化投资风险。
二是国内外业务联动，优化资源配置。调研显示，国内外企业间业务联动是经营成功的经验之一。境外企业供应给国内稳定的资源、信息和生产管理经验等，而后者为前者提供技术和设备、后勤保障、国内销售渠道、资金和国内需求信息等，两者相得益彰，使资源配置最优化。
近年来，国内银行纷纷大举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上到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中行、建行等国有大银行，下至数家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目前为止，已有21家外资金融机构在17家中资商业银行持有股权，投资总额140亿美元，占被投资银行股权的比例约为15％。随着2006年我国开放银行业市场最后时限的逼近，将有更多的国内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以迅速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应对日益复杂的竞争环境。中资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已如滔滔江水势不可挡，因为无论对于国内中资商业银行还是外资金融机构来说，这种合资和合作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是，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投资者也不能盲目乐观，有许多问题需要值得注意。如果不认真处理这些问题，则可能会影响引资的效果，并最终影响我国金融安全。
一、中资银行引进外资应注意的问题
（一）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选择问题
对于国内商业银行而言，引入外资以其操作便捷、易行的优势成为其迅速改变现状最为可行的策略，通过引进外资可以充实银行的资本金并提高资本充足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借鉴境外银行的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引进新的金融产品和技能、提高竞争力等。但是不能盲目选择境外投资者，而是要审慎，必须有严格的标准和条件，要经过严格筛选，而不能盲目引进。
所选择的战略投资者，应该是声誉良好、资本雄厚、管理先进、注重长远利益的知名金融机构，而不是那些只追求短期股票市场价值与投资收益的投机者。同时，作为战略投资者，应该具有中资银行所不具备的竞争优势和资源，如管理、技术、业务、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优势和资源。不同资产规模、资产质量、所有制性质、股权结构甚至地域范围的银行，在选择国际战略投资者时要从本行的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标准。如中小商业银行的经营对象主要是面对中小企业和个人，以中小额信贷和个人零售业务为主，在引进境外金融机构投资时要选择战略目标、经营范围相似的投资者。所谓理想的战略投资者应当是最适合银行自身需要和改革目标的合作伙伴，换句话说，“引资”要务实，而不能务虚。
（二）银行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问题
在外资入股的过程中，价格是最敏感也是最关键的谈判要点。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够完善，因而缺乏比较完善的定价机制。我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的重要参考指标是每股净资产，对于银行股权转让的溢价没有成熟的参考标准。对此，国内银行要尽可能的争取最有利的价格，而不能单纯被动的接受低价，防止出现中资银行被“贱卖”，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在外资入股的谈判中，外资金融机构往往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盈利水平等指标压低收购价格。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国有资产在国内占有很高的比例，加入这样的银行可以充分借助国有经济的力量，外资进入以后，直接可以在我国金融领域站到很高的层次。同时由于内地金融市场仍是一个封闭的市场，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和利润空间，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可以充分利用其品牌、机构网络和客户等丰富的资源，将自己的业务品种通过中资银行已有的强势网络扩散出去，并在时间上避开中国开放人民币业务的时间限制和地域限制，提前全面进入国内银行市场。
譬如，很多境外金融机构都看中了国内的信用卡、消费贷款等前景巨大的业务。作为入股条件，汇丰银行和上海银行、花旗和浦发、恒生和兴业、汇丰和交通等均提出进行信用卡业务合作。所以，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价值不能简单地用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等通常的财务指标来衡量，也不能简单的按普通上市公司以净资产定价的方法来估算。净资产可以作为双方定价的基础，但还应考虑品牌、市场、客户以及国家支持等因素。如2004年交行获得86%的净资产溢价，2005年建行股权转让获得17％的净资产溢价。另外，在谈判中，国内银行还可通过各种灵活的方式以争取最有利的价格，比如通过与多家境外金融机构同时谈判的方式。
（三）法律适用和会计标准的选择问题
合作过程中出现纠纷后的法律管辖权问题，也是入股的争执焦点之一。对此问题，国内商业银行不能妥协让步采用外商所在国家的法律，而应尽量争取适用我国的法律或第三方国家的法律，利用自己比较熟悉的法律条例充分维护国内银行的利益。如在花旗入股浦发的过程中，花旗坚持要适用美国的法律，中方要适用中国法律，最后决定适用注册地中国法律，一旦有纠纷用第三方法律——新加坡法律。又如在济南市商业银行与澳洲联邦银行合作中，双方也通过协商最终选择第三方法律——香港法作为法律适用。同时，还要选择双方认可的会计标准。从目前情况来看，国际会计准则与国内会计标准有较大差异，按照两种标准审计的结果往往会大相径庭。因此，双方必须在会计标准的选择上达成一致。
（四）银行控制权的归属问题
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目的绝非仅仅是获得部分股权、分得部分利润，其主要动机是为了占领中国市场。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这些境外金融机构希望通过入股中资银行，最终能对这些商业银行进行控股。银监会2003年12月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管理办法》将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银行入股的比例从15％提高到20％，总体入股比例从20％提高到25％。如果出现中资银行的股权比较分散，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不高的情况，可能会使外资实现对中资银行的控制权。事实上，我国已经存在个别境外金融机构实现对国内中小银行控股的例子，如美国新桥资本“控盘”深发展，通过股权转让，新桥已实际持有深发展17.89％的股权，从而成为其第一大股东。所以，对银行控制权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引进境外投资者要警惕控制权旁落，防止金融霸权，维护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五）引资后的消化、吸收及互相融合问题
中资银行竞争力低下正是由于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信息系统及产品创新的落后造成的。这些问题导致中资银行不良资产比率、风险集中度和经营成本过高，而产品创新和业务盈利能力较低，最终使其市场竞争力下降。所以对中方而言，引进战略投资者，不能光为了补充自身资本金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要消化、吸收战略投资者带来的先进的管理技术与经验、产品开发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等，以改善国内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提高业务和产品创新能力，与国际资本接轨，建立健全市场化运行体制。中资银行与境外战略投资者要实现经营管理理念及文化上的真正融合，真正成为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从而真正提高中资银行的竞争力。
二、对中资银行引进外资的建议
（一）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和指引
在巨大利益推动的引资浪潮中，要警惕外资潜在的金融霸权，以防止其威胁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健康发展。我国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必须坚持“以我为中心”，监管当局应强调第一大股东在股份制企业里的特殊地位，如规定境外战略投资者不能成为第一大股东，以确保国内商业银行的控制权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保持我国商业银行的自主性。面对越来越热的银行业引资浪潮，国家应对引进国际战略投资有一个全盘的统筹规划，积极引导，既要积极争取国际战略投资，又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监管当局应该加强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监管，强化、细化对外资参股的金融监管，出台《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管理办法》相应的实施细则以及其他配套政策法规，关注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
（二）中资银行引进外资要稳健进行
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中资银行要保持健康的心态，既不能患得患失，也不能急于求成，对于引资要戒急戒躁、稳健进行。首先是要选择理想的境外投资者，即最适合银行自身需要和改革目标的合作伙伴；其次在引资谈判中要争取合理的股权转让价格，即最能体现本行潜在价值的适宜价格；还要选择恰当的法律适用和会计准则，争取自己比较熟悉的法律条例和会计准则；引资后要切实把握银行控制权，防止金融霸权；并加强引进境外金融机构的先进经营管理经验和风险管理技术等，切实做到“洋为中用”，切实提高中资银行的竞争力，以更好的与外资银行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共舞”。
【参考文献】
1.2不同类型投资受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金融危机使投资领域和结构深度调整国际投资理论通常根据投资动机的不同，将FDI分为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等三种类型。不同类型投资受危机影响的程度也不同，迄今受直接冲击的公司主要为市场寻求型，特别是以发达国家市场为导向的投资。危机对效率寻求型投资的影响难以一概而论。但资源寻求型投资的萧条往往发生在一段时期的极度繁荣之后，危机一过，需求迅速回升，FDI支出会很快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与此相反，跨国公司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则相对谨慎，仅有17%的公司表示将实质性增加其海外投资。特别是对纺织和服装等中低技术领域，投资前景远低于总体平均水平。
1.3金融危机正在加速改变全球投资流向和地区格局，使投资流向和地区格局出现新变化在全球FDI总流量急剧下降的背景下，作为危机中的资本运送渠道，FDI正加速流向资本稀缺地区。UNCTAD预测表明，2008年发达经济体跨国并购降幅为33%，其中欧盟、美国及日本分别下降33.5%、17%和10.8%。而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总体增长15.7%。OECD预测，2008年非OECD国家跨国公司在OECD国家的并购将增加25%，成为金融危机下少有的亮点。从占全球跨国并购总额50%的100起最大的跨国并购交易趋势看，到2008年10月22日，OECD国家源自非OECD国家的跨国并购已达到710亿美元，相当于OECD国家100起最大跨国并购交易额的15%，而2007年仅为9%。
随着资金可能一面倒地流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融资困难。OECD预计，2009年发展中国家吸收FDI跌幅可能高达40%。只要发达国家深陷危机，资金就很难回流到发展中国家。
2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已取得了较大突破，战略布局基本形成。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仍处在初级阶段，各方面经验较缺乏，在客观上中国的技术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总体规模偏小，投资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近年来，尽管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但在世界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仍然偏低。从近年境外直接投资流向看，过分偏重初级产品的产业投资，忽视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偏重生活消费品行业投资，忽视生产资料行业投资；偏重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忽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由于投资项目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技术和档次较低，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
2.2境外直接投资主体发育不成熟，政策支持与监管不到位目前国有企业由于产权所有者的虚置和缺位，产权约束难以到位，加上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容易造成企业盲目决策或缺乏投资动力。政府有关部门对境外投资主体重审批，轻监管；而国内母公司往往只顾及短期的利润，同样忽视对境外企业的资产和经营状况的监管，导致国有资产在境外不仅没有增值反而大量流失。有些境外投资者利用东道国法律与中国法律不一致的矛盾，以个人名义用国有资产在国外注册公司，然后加入该国国籍，给国有资产流失造成严重隐患。
2.3境外直接投资项目缺乏前期研究，导致投资经营风险偏高境外直接投资比在国内办企业的风险更大，因此必须进行严格的可行性研究。但是，我国某些企业对投资项目的前期研究不够重视，对东道国的资源供求状况、交通运输条件、企业技术装备、投资政策法规等缺乏全面的考察和论证，对境外投资的商机、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尤其是投资风险缺少深入和客观的分析，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决策。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境外投资企业中有1/3盈利，1/3持平，1/3亏损，其中盈利的多为非生产性企业，而亏损的多为生产性企业。造成这种局面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忽视境外投资项目的前期研究往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3当前发展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快，我国经济必将更多更深地嵌入世界经济，我国企业也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我国应积极面对新的挑战，抓住新的机遇，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抓紧构建“走出去”战略的政策体系，完善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对策，尽快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企业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3.1扩大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的产业结构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小，与我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很不相称。2007年我国GDP总量已达到32801亿美元，排在世界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达到2360美元；国际收支多年来一直保持顺差，2007年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5282亿美元，排在世界首位；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虽然仍将继续存在，但国家支持企业发展境外投资的政策导向是确定的。在适当扩大境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还要合理调整投资的产业结构。现阶段重点投资于三类产业：一是能满足国内短缺要素需求的资源开发产业；二是能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如轻工、纺织、家电等制造业；三是有利于推动我国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技术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
3.2加快培育境外直接投资主体，构建实力较强的跨国企业集团我国企业要走向世界，必须抓紧时机构建一批集团化的跨国经营企业，使其成为境外直接投资的“排头兵”，经过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近年来的企业并购重组，我国已有一批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在2008年美国《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500强公司名单中，我国共有35家公司入选，其台地区有9家，内地公司有26家。但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大企业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我国应该下大力气，采取多种经济手段和政策措施，鼓励和扶持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为其迅速发展壮大创造优越的条件。诚然，在以大企业为主塑造我国境外投资主体群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经营机制灵活、应变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精心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3.3加强境外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努力规避投资经营风险境外直接投资是以整个世界作活动舞台的，其所面临的投资环境具有复杂多变性，往往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包括政治体制变动风险、汇率风险、国有化风险、法律对抗风险等。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实现预期收益，必须认真做好投资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只有认真做好投资项目可行研究，实事求是地评价各种利弊得失，才能为项目决策提供科学而可靠的依据，从而有效地规避境外投资中的各种风险。
参考文献：
[1]宾建成.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障碍因素与克服对策[J].工业技术经济.2009,(01).
[2]林海.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所面临的障碍和对策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03).
坚持多元分散的资产配置，稳步推进多元化经营战略。多元分散是外汇储备控制风险、获取收益的成功之道。一是遵行分散化原则，实行风险对冲的资产配置方法。利用不同资产的风险收益特性及其相关性，以及对经济环境的敏感性，建立优化的资产配置组合，利用在不同经济环境下各类资产间回报的此消彼长，实现风险对冲，实现储备收益长期稳定。二是稳步拓展投资领域。将外汇储备由传统的债券投资领域拓展到发达国家股票、新兴市场债券、商品等领域及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等另类投资。以后逐步开展了房地产等直接投资、新兴市场股票投资以及对发达国家股指期货投资。三是稳步推进多国别、多币种、多资产投资。目前外汇储备投资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几乎所有货币，资产类别和金融工具覆盖了国际金融市场几乎所有品种。由于实施了多元化、分散化投资，外汇储备经营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一系列严峻考验，在保持资产安全和流动的前提下，实现了经营收益稳定增长。坚持自主经营与委托投资相结合，不断创新外汇储备投资方式。外汇储备目前实行以自主经营为主、委托投资为辅的投资方式。一是实行自主经营，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其全球化经营平台，按照资产配置战略，选择适宜资产类别，构建不同投资组合，围绕投资基准，直接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积极投资。在投资管理上，把投资决策与交易执行分开，建立投资组合管理与交易执行两个模块，明确职责分工、授权及相关流程，在投资组合层面争取好于基准的超额收益，在交易执行层面形成层次量化基准，争取以最优报价达成交易。二是实行委托投资。按照“吸收经验、提供参照、以我为主、不断拓展”的原则，通过建立科学评聘流程，从国际上众多的市场专业机构中挑选出最优秀、最先进的资产管理机构，将部分储备资产委托其进行投资。目前，已开辟上百条外聘投资通道，委托资产规模成倍增长，形成了规模大、类别全、策略多的委托投资格局。
坚持安全优先原则，实行全面科学的风险控制。外汇储备最基本的职能是满足对外支付需要，其对安全性、流动性的要求要远高于对保值增值的要求，因而非常注重风险控制，确保储备安全。一是实施全方位风险控制。建立起覆盖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包括资产配置、组合管理、交易执行、清算交割、会计核算和业绩评估等所有经营环节在内的风险管理体系。二是实施审慎的风险管理政策。客观评估外汇储备投资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加强总量和结构管理，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风险管理框架。全面界定、审慎评估外汇储备经营面临的各类风险及水平，加强风险分析和预警，对各类风险实施全面管理和监控。三是实施全流程的合规性检查。建立起全覆盖、多层次、多角度的合规监控检查框架，对所有风险指标的执行情况和业务流程操作情况进行监控检查，同时针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及新业务或新产品，开展专项监控检查，并定期回顾梳理，以查促改，督促相关部门不断完善业务框架、操作流程和制度建设，加强工作人员的合规意识，防范操作风险。四是加强内审内控。专门成立内部审计部门，坚持独立性原则，独立检查评估储备经营执行各项法规、政策、指令、程序和经营管理目标的适当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对资产、财务、信息和人员管理进行审计监督，并独立向上级领导报告。
二、外汇储备经营对社保基金投资的启示
2012年底全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3.75万亿元，基金利息收入831亿元，年度平均收益率为2.44%，其中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结余2.39万亿元，利息收入455亿元，收益率为2.6%，低于一年期银行存款年利率（3%），与同期CPI（2.6%）持平。如此低的收益率使社保基金面临实际减值的巨大风险，无法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高峰，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应当学习借鉴外汇储备经营的有益经验，通过设立专门投资机构，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施专业化、多元化、分散化投资，逐步拓宽投资渠道，稳步提高投资收益率，确保社保基金保值增值。成立专业化的社保基金投资运营机构。目前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结余全部存入财政专户，由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共同协商负责管理运营，社会保险基金结余实际上处于分散管理、低效运营的状态。同时，在保值增值方面缺乏激励约束机制，致使过度注重基金安全，而忽视基金保值增值。这种没有专门机构管理运营的体制，虽然确保了基金的安全，却严重削弱了基金保值增值的动力和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社保基金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的方向，有效突破了社保基金投资的制度樊篱。而要实施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当前的基金管理体制难以胜任，成立专业化的投资运营机构是必然选择。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本实现省级统筹，其他各项社会保险实行市级统筹并将过渡到省级统筹，省级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越来越重。按照权责对等原则，在省一级设立社保基金投资运营机构，建立专业化投资团队，负责对省内社保基金开展专业化投资，是最佳选择。这不仅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方向，也顺应世界养老金投资运营的发展趋势，世界主要国家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都由专业机构实施投资运营，如美国成立联邦社保信托基金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运营，等等。
新成立的投资运营机构应当是一个职能明确、边界清晰、高度专业化的专门机构。所谓职能明确，就是通过建立规章制度及章程，明确其基本职责、资金来源、投资范围、投资渠道等，为机构高效运转奠定基础。所谓边界清晰，就是要明确与财政、人社及地方政府的关系，明确各相关主体在基金归集注入、收益分配、基金监管等运转过程中的权利、义务，避免互相扯皮、影响效率。所谓高度专业化，就是要通过设立高效顺畅的管理部门、组建专业化投资队伍、构建规范化投资流程、设置先进投资基准、实施专业化投资决策，努力打造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实行直接投资与委托投资相结合的投资运营模式。从外汇储备的经验来看，实行直接投资与委托投资相结合的模式，既可以充分发挥直接投资贴近市场、反应灵敏、决策高效、风险可控、管理成本较低的优势，确保投资收益，也能通过委托投资达到分散投资风险、实现投资多元化的目的，还可以通过对外部委托管理人的监督及学习，提高自身投资能力。社保基金运营机构应当学习借鉴这种投资模式，所不同的是要根据自身投资管理能力及投资的产品类型，合理搭配直接投资与委托投资所占比重。一是要以直接投资为主。目前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仅限于国债和定期存款，在国家放宽投资限制之前，仍应以直接投资为主。省级社保基金运营机构要构建清晰完整的投资生产线，设计高效顺畅的投资流程，配备好资产配置和投资部门，充分考虑社保基金支付的时间、金额以及经济周期变化，充分利用省级社保基金统一运营的规模优势，科学设计社保基金投资期限组合，对定期存款和国债进行长、中、短期合理搭配、将长期、中期、短期投资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基金收益最大化。二是尝试开展委托投资业务。2012年广东省将1000亿元养老保险结余基金委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运营，近两年年化收益率都超过了6%。可借鉴广东省的经验做法，允许各省将一部分结余基金委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经营，以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不因通货膨胀而缩水并能有所增值。三是做好扩大委托投资比重的相关准备工作。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将于明年启动，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改革部署很快也要落地，届时社保基金的来源将更加多元，投资范围将逐步拓宽，完全由社保基金运营机构实行直接投资力有不逮，因而实行并不断扩大委托投资是大势所趋。应当未雨绸缪，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首先，要完善社保基金治理结构：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有效监督委托投资过程；建立明晰的问责机制，增强基金管理的透明度，实现有效的外部监督。其次，要研究提高资产配置能力，包括战略资产配置和战术资产配置，为委托投资确定基准，便于实施业绩考核。第三，要研究评选优秀投资管理人。
（二）消费者行为以A国为例，国内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三）生产者行为由前面的假设条件，农业部门不存在交易成本，因此两国农产品的价格是相等的，即aAw=PA=P*A=aAw*，因此两国的工资水平是相等的。两国的劳动力不能流动，那么两国都会生产农产品，即农业产品的生产是非专业化分工形式。
（四）长期均衡根据假设条件，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资本收益必须在资本所有者原所在地进行消费，那么资本的流动取决于两个国家的资本收益率。因此，将资本流动方程表示为DsN=(π-π*)sN(1-sN)。当π=π*时，两国资本收益率相等，不存在新的资本流动，达到长期均衡；另外，当sN=0或sN=1时，资本都集聚在一个国家，也不存在资本流动，达到长期均衡。由以上的推导可知，当满足（14）式或者（20）式时，经济达到长期均衡，即没有资本流动。这两个式子说明企业（资本）的空间分布是由支出的空间分布决定的，也是由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禀赋决定的。另外，如果两国的要素禀赋是对称的，即sL=1/2，sK=1/2，那么，sE=1/2，sN=1/2，此时企业的空间分布已经形成，并且不会发生变动，没有资本流动，经济达到长期均衡。即使受到外来的冲击，受到要素禀赋的影响也会恢复到这种均衡状态。
（五）资本流动和参数变动基于本文讨论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问题，笔者将重点讨论非均衡模型，即两国的市场规模、要素禀赋不对称情形。首先，笔者将考察资本流动和企业空间分布、支出分布之间的关系。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资本的流动取决于两个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设Dπ=π-π*，利用（12）式、（13）式考察Dπ和sN之间的关系。从（22）式可以看出，其偏导数符号的正负取决于sE的大小，当sE<12时，企业的投资收益会随着企业（资本）在本国的集聚而增加，当sE>12时，企业的投资收益会随着企业（资本）在本国的集聚而减少。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如果本国市场规模不是很大，企业在本国的集聚可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减少信息成本等使得企业投资收益增加，进而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也是Krugman（1991）本地市场效应的体现；相反，如果市场规模很大，太多的企业集中在本国市场，竞争的加剧、资源的争夺会使得企业的投资收益下降，进而使企业向国外转移，即出现市场拥挤效应。同时，式（23）说明，在企业（资本）分布给定的情形下，本国的市场规模越大，企业在两国的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就越大。
（六）结论（1）上述理论模型中，当东道国市场规模没有非常大时，前期分布于该国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越多，企业的资本收益就越大，进而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进入。实际上，每个国家的市场规模都是相对有限的，我国在某东道国的先期投资会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流入。（2）当考察非均衡模型的情形，如果假定当前已经发生资本的集聚，即本国使用的资本比例超过1/2，此时本地劳动力要素禀赋越丰裕、资本要素越丰裕、市场规模越大、贸易自由度越大，则分布于本国的企业（资本）比例越大，即越多的企业（或资本）集聚于本国市场。
二、实证模型
（一）假说的提出将上面的A国看作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B国看作是我国，通过以上理论模型的结论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几个假说。假说1：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假说2：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分布倾向于劳动力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假说3：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分布倾向于资本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假说4：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分布在双边贸易自由度较大的国家。假说5：对于需求结构差异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其丰裕的资本要素禀赋会吸引更多的我国直接投资；而在需求结构类似的国家或地区，其丰裕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会吸引更多的我国直接投资。
（二）基准模型的设定众所周知，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框架，各个理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作出解释。因此，本文在讨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时，将新经济地理因素作为核心变量，并且纳入一些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因素和影响直接投资区位的双边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根据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分析以及本文第三部分（一）提出的相关假说，新经济地理因素包括市场规模、资本丰裕度、劳动丰裕度、贸易自由度、技术水平①；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因素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商业环境、政治风险；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双边因素包括双边汇率、双边投资协定、双边贸易、双边地理距离和双边文化距离。计量经济模型的形式设定为：
（三）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和分析本文使用计量软件stata作为分析工具，应用静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首先，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适用于随机效应模型；其次，通过对各个解释变量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的检验，发现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最后，经查验该模型解释变量间存在序列自相关。表2中的m1表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m2表示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m3给出的是纠偏后得到的估计结果。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设定是比较好的，笔者选定的解释变量能够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近80%的区位分布变化。在新经济地理因素中，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技术水平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其中，市场规模的系数为0.00256，说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每扩大一个百分点会使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上升0.00256个百分点；类似地，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每扩大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使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上升0.00447个百分点。而劳动力要素禀赋、资本要素禀赋和贸易自由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整体上体现出了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的特征。市场寻求型ODI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一些国家或地区增加了贸易壁垒作为进口替代的一部分，为了绕过这些贸易壁垒，其他国家或地区便通过对其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这些市场，进而市场寻求型ODI也就发展起来了。我国作为制造大国，相当一部分产品在国内市场已经接近饱和，很多企业转向国外市场。然而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出口商品遭遇的技术贸易壁垒、反倾销诉讼等贸易壁垒的情况越来越多，仅靠出口带动增长的空间又很有限。较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较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我国企业会倾向于进入市场规模大的目标市场进行直接投资，规避东道国或地区贸易壁垒的同时，拓展和占领更大规模的海外销售市场。另外，我国的技术水平、技术转化和研发创新等方面的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事实上，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不多，这也是我国高新技术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少、比例低的原因。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更多地是寻求技术而不是输出技术。同时，很多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和管理经验，但是一些国家对先进技术保护严格，限制高新技术的出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通过跨国并购的形式可以绕过这些壁垒而拥有先进技术。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贸促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数据显示，高达81.7%的企业认为东道国比国内市场规模大。同时，参与调查的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均认同“在东道国获取创新所需要的技术比国内难度低”的观点。这也从微观角度佐证了估计结果。此外，东道国的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丰裕度以及贸易自由度并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决定因素。以东道国工资水平（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倒数衡量的劳动力要素丰裕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寻求特征不明显，这似乎和一般的理论预期不符。同时，一些研究和调查也表明东道国获取资金比国内难度低，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可以吸引外来投资，但是估计结果也没有支持这些结论。笔者认为，这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多元化，包括目标的多元化和区位的多元化等。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以垂直型为主，多是遵循“雁形模式”将产业链下端或者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和环节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到国外。因此，他们会较多地将具有廉价的原材料和生产要素的国家作为投资对象，具体到我国，会投资于蒙古、赞比亚、尼日利亚等国家，但毕竟我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占比不是很大，因此相应地效率寻求特征表现得就不明显。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