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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侯建杭.金融不良资产管理处置典型案例解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2]韦军宁.新债务重组准则的应用及影响分析，会计师，2009年第01期
[3]丁玉芳.新债务重组会计准则引用公允价值的思考商业时代，2009年第04期
[4]张云亭.国有企业债务重组[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5]许文静.债务重组准则变更经济后果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6]张文婷.债务重组新准则运行效果分析经济研究导刊2009（24）：93-94；
[7]胡建忠.不良资产经营处置方法探究：基于价值重估和分类管理的视角[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8][阿]罗德里格斯奥利瓦雷斯卡梅纳.债权人视角下的主权债务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9]李平.新会计准则下债务重组损益问题的研究[J]商业会计，2008（5）：9-10；
[10][美]PaulW.MacavoyandIraM.Millstein.公司治理的循环性危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1]程瑶，陆新葵.增值税转型对经济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9).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13]龚辉之.如何计算和缴纳增值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4]张越男.增值税转型对重庆市产业结构的影响[J].现代商业，2008，(15).
[15]徐孟波.增值税对企业利润有何影响[J].商业文化月刊，2011（11）.
[16]赵恒群.走出税收筹划的误区[J].中国集体经济，2010（33）.
[17]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18]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教材编写组.《税务实务》，中国税务出版社，2011
[19]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企业会计准则2006》，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0]刘光英，王颖.《增值税“视同销售”会计与税法确认收入再探讨》，《中国证券期货》，2012.09
[21]章君.《八种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的税务与会计处理辨析—基于新税法和新企业会计准则》，2011.8
[22]刘玉琴.《新会计准则下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会计处理的分析》，《财会研究》，2012.16期
[23]秦汝钧.美国为何不引进增值税及其启示[J].涉外税务，2000，(9).
[24]孙立平.税收妥协让步导致的负效应——析日本增值税对中小型企业的优惠待遇[J].涉外税务，1998，(11).
[25]张劲.中国增值税、消费税的现状、改革与发展[J].经济研究导刊，2010，(6).
[26]张劲.设立一般产品消费税替代增值税部分份额的理由[J].经济研究导刊，2010，(13).
[27]保罗·A.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
[28]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中级会计实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9]注册会计师协会编.税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30]邓春华.关于增值税改革的探讨[J].财政研究，2008.
[31]中瑞华.增值税改革对中国企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中国税务，2008.
[32]赵恒群.税法应试指南[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33]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2008）第538号.2008.11.10.
[34]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第50号令.2008.12.15.
[35]《中国人民银行结算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2004修正)全文.财政部网站.
[36]《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网站.
[37]王红云.纳税会计（第四版）[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1.
[38]王红云.会计法规[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1.
[39]程敏中.建筑工程耗用材料的增值税管理[J].税收征纳，2014（05）：17-18.
[40]吴开新，王盐生.对原材料和工程物资增值税会计处理的探讨[J].财会研究，2016（03）：37-39.
[41]任邦齐，任祥铭.自营方式构建固定资产增值税的账务处理[J].财会研究，
[42]瓦列里·穆辛；尼古拉·——外国投资者法律指南[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76-92.
[43]http：//nalog.garant.ru/fns/nk/33/#block_20021.2012-07-25.
[44]黄晓珊.外国企业在俄罗斯投资的方式选择与税收分析[J].涉外税务，2012（12）：13-17.
[45]刘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司税制比较[J].上海经济研究，2016（1）：52-60.
[46]王宏利.国内外增值税制度的比较和借鉴[J].财会研究，2011，7：20-22.
[47]郭淑荣.纳税筹划[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48]王姿兰.浅析“营改增”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J].财经界，2016（19）.
[49]袁州，何伦志.新常态下营改增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及对策[J].会计之友，2016（20）.
[50]盖地，梁虎.转型后的增值税费用化会计处理方法探讨[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02：123-128.
[51]蔣秀娟.浅析会计教学中固定资产增值税转型的核算与分析[J].科技信息，2011，20：210-211.
[52]马晶，魏健宇.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J].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11，08：68-70.
[53]宋爱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纳税筹划[J].财税会计，2012.
[54]刘俊辉.房地产企业土地增值税实务探讨[J].会计师，2013.
[55]肖太寿.“营改增”后新老项目如何衔接？[J].施工企业管理，2016（10）.
[56]李永军.适应“营改增”，必须做好新老施工项目衔接[DB/OL].中国有色金属网，2016-03-17.
[57]邹忠明.营改增后跨区域经营建筑业增值税相关业务处理[J].财务与会计，2016（18）.
[58]梁季.我国增值税税率简并：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对接、改革设想与路径分析[J].财政研究，2014（9）.
[59]崔军，胡彬.我国增值税改革的路径选择[J].税务研究，2015（6）.
[60]包秀娟.2009.适当弱化中国增值税累退性的构想[J].沈阳大学学报，5.
[61]樊勇.2012.增值税抵扣制度对行业增值税税负影响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
[62]朱福兴.服务业“营改增”税负效应分析：会计学视角与观点[J].财会月刊，2016，31：18-21.
[63]姚地，关玉荣.营改增对现代服务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商业经济，2016，08：127-128+155.
二战后，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加之许多国家的税率和实际税负呈现上升趋势，国际税收领域内的避税和逃税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和逃税不同，国际避税行为虽不违法，但它引起了国际上资本的不正常流动，侵害了有关国家的税收利益，并且对纳税人心理状态产生了不良影响。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对外经济交流的扩大,尤其是我国现在已经是WTO的正式成员,国际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国际避税问题，在中国也开始出现并且呈现日益严重的趋势。致使中国每年实际损失远远超过300亿元。因此国际避税也正成为值得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国际避税概念的界定
关于国际避税的概念，通常认为，国际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各国税收法律规定上的差别，采取变更经营地点或经营方式等种种公开的合法手段，以谋求最大限度减轻国际纳税义务的行为。主要是跨国纳税人利用各国税法规定上的差别、漏洞或不足减少纳税义务。
二、国际避税的主要方式
当前国际避税的方式有很多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利用转让定价避税。转让定价又称“转移价格”、“价格转移”，是指关联企业之间在转让货物、无形资产或提供劳务、资金信贷等活动中为了一定的目的所确定的不同于一般市场价格的一种内部价格。利用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转移收入和费用，是跨国公司国际避税采用的最常见方法。
2.滥用税收优惠政策避税。滥用各种税收优惠，主要是指跨国公司利用各国税制的差异，以税负较轻的投资经营形式和收入项目(即低税点)，达到最大限度地规避税负的目的。
3.利用资本弱化避税。所谓资本弱化，是指跨国公司对其外国子公司的融资主要以提供贷款而非股权投资的方式，还包括子公司在母公司的安排下从外部借贷资金并由母公司担保的融资作法。在这两种情况下，子公司的负债与股本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正常情况下公司的负债与股本的比例。结果增加子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减少应纳税所得额，逃避企业所得税。
4.利用避税地避税。避税地是指为跨国投资者取得所得或财产提供免税或低税待遇的国家或地区。跨国投资者通过在避税地建立的基地公司虚拟中转销售、劳务、提供贷款等，加大分配给我国境内常设机构的费用，转移企业所得，逃避我国税收。
5.滥用国际税收协定避税。国际税收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为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所签订的一种书面协议。然而一些非缔约国居民，采取种种手法，滥用国际税收协定。从而减轻其纳税义务。
三、我国在反国际避税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入世后，跨国公司为了谋求利润最大化，采用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对此，我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反避税措施，但我国在反国际避税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1.我国相关反避税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我国现行防范、遏制国际避税活动主要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反避税条款，及财税机关依据这部分条款所规定的相关办法，我们应当承认这些条款在防范、遏制外商企业避税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艰巨的反避税工作要求尚有较大差距。
2.无法及时掌握国际市场价格、成本、行业利润率、贷款利率等信息。在外商投资企业的避税方法中，最常见是通过转让定价来转移利润。要防范避税，关键是要掌握国际市场上各种商品价格、成本等信息资料。而目前外商企业的购销大权基本上为外商垄断，税务部门无法及时掌握国际市场价格、成本、等信息。因此反避税工作困难重重，难以顺利进行。
3.我国税务人员的业务素质与反避税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由于我国的反避税工作起步晚，所以税务部门对国际市场行情缺乏了解，税务人员缺乏丰富的反避税经验和较强的外语能力。这些都给反避税工作带来了困难。
四、进一步加强我国反国际避税的法律措施
国际投资环境研究报告表明，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主要由社会稳定、政治清明、市场容量大、资源丰富、劳动者素质高和劳动价格低廉等因素所决定。明智的外商决不会因为我国政府实施反避税而从我国抽走其投资。为维护税法尊严，创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我国要加大力度积极实施反避税策略。
1.修改完善所得税法。避税产生的客观原因在于税法本身的缺陷，要想尽可能地使税法条文结构完整，措词严谨，使税制的内在机制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我国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反避税条款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反避税专门法规，加大对跨国纳税人避税的惩罚力度。
2.针对利用资本弱化、避税地进行国际避税，制定、完善相应的特别涉外税收法。我国现行税法对资本弱化问题作出的规定不完善，可参照国外做法予以明确。如可以规定负债与资本比率达到75%以上的属于资本弱化，利息不予扣除。另外应制定反避税地特别法规，彻底切断跨国公司与避税地之间的利润转移。
（一）国民待遇制度对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
国民待遇制度是关于外国人（包括外国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在本国的法律地位的一项基本制度。它涉及诸多领域，仅就投资领域而言，它要求本国政府给予外国投资者在投资财产、投资活动及有关的司法、行政救济制度等方面不低于本国投资者的待遇。国民待遇制度不仅体现在各国国内立法及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之中，而且亦为世界上迄今最大的一揽子多边贸易协定——乌拉圭回合所达成的关贸总协定最后文本以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以下简称“TRIMS”）所明确规定。 [1] 应当承认，由于历史上所形成的国家之间经济势力极不平衡，在国际经贸活动中，国民待遇制度更多地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成为发达国家在资本输入国孜孜以求的目标。因此，发展中国家基于维护国家主权和保护民族产业的考虑，往往拒绝承认该项制度或者对其适用多有保留。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国内产业基础较薄弱、资金较缺乏、技术较落后，尚不具备与国外同行业同等或相当的竞争实力，如果随意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国民待遇无疑将会妨碍民族产业发展，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效应。故我国对国民待遇制度往往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除实行内外基本一致的司法、行政救济制度外，其他方面则实行泾渭分明的差别待遇。不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我国已开始依互惠对等的原则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国民待遇，如中美、中日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此就作了规定。尽管比较原则，且多有限制，但毕竟是我国政府以国际条约的形式作出的明示承认。特别是在谋求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谈判过程中，我国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较为灵活的政策，国民待遇制度也随之成为谈判的焦点。不难预料，国民待遇制度对我国以及我国的广大企业而言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天外之物，它对我国外资领域的影响既迫切又深刻，其效果之巨将足以导致我国外资立法的结构和内容发生根本改变，并对内资企业立法提出严峻的挑战。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为此，我们须着力研究国民待遇制度的具体内容，充分利用其为发展中国家和市场经济转型国家提供的种种过渡措施，督促内资企业励精图治，增强竞争实力，同时逐步取消内外有别的各种立法和政策性规定，为最终在我国建立完全的国民待遇制度创造条件。
税收待遇是外国人法律地位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虽然从整体上看，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行为受到了诸多限制，尚不能完全享受与内资企业同等的待遇，但在税法领域中的待遇特别是税收优惠待遇则远远超过了内资企业，这就是所谓的“超国民待遇”。例如，1994年税制改革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虽同为33％，但是税前扣除项目、折旧速度以及减免税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以致于近年来涉外企业的所得税实际负担率一般不到10％，[2] 享受的税收优惠高达实征税款的2.3倍，约占按法定税率计算应征税款的70％。而内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负担率约为28％，原有的各种优惠经过清理整顿后范围大为缩小，程度大为降低，相当于实征税款的17.86％，占按法定税率计算应征税款的15.15％。[3] 可见，涉外企业的实际税负普遍低于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
归纳起来，涉外企业依法所享受的种类繁多的税收优惠待遇总体上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税收优惠的主体广泛，只要是涉外企业，不论地区、行业、技术先进程度，都能享受到至少一种与自己相对应的优惠待遇；（2）地区性优惠多于产业性、技术性优惠，且多集中在沿海开放地区，内陆地区实际享受到的优惠非常有限；（3）税收优惠多门类、多层次、多环节，彼此之间缺乏合理规划，交叉重复的现象屡有发生，实际优惠少于法定优惠；（4）出口导向型的税收优惠一直作为重中之重被强调，技出口实绩享受不同程度税收优惠的现象比较普遍。
那么，应如何看待外资享受税收优惠待遇与国民待遇制度的关系呢？我门认为，关键在于廓清国民待遇制度的本质涵义。其实，外资领域的国民待遇制度蕴含着两个不同层次的要求，它首先要求实现相对于内国企业的非歧视待遇，即外国投资者所享受的法律上的待遇不得低于内国企业；在此基础上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是，实现相对于内国企业的无差别待遇，即内外资企业基本上实现地位平等、公平竞争。国民待遇制度所蕴含的非歧视性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其精神在一些国家国内立法及诸多双边、多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均有充分体现，而对于国民待遇制度所蕴含的无差别性则很少有人专门论及，各国国内立法也鲜有体现。然而，从法理上说，非歧视性只是国民待遇制度的最起码和最基本的要求，而内外资企业的无差别待遇才是国民待遇制度的本质涵义，[4] 它反对歧视性的次国民待遇，更不赞成对外资过度优惠的超国民待遇，而主张内外资企业在市场准入、设立程序、税收负担、外汇平衡等各方面都基本保持一致。也就是说，使外国投资者在投资领域完全享受与内国投资者相同的待遇，不设置内外两套法律制度，真正实现地位平等、公平竞争。以此观之，外资享受优惠待遇虽然不与国民待遇制度的非歧视性相抵触，并且也受到外国投资者的普遍欢迎和格外重视，但它与无差别国民待遇制度的基本精神尚存差距。因此，今后仍将成为各国涉外税法改革和完善的对象。
无差别的国民待遇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产物。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才能最终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实现效益的最大化。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资源越来越跨越国境而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正在将各个国家越来越紧密地连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这就要求每个国家必须考虑市场机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任何超国民待遇的鼓励措施和次国民待遇的限制或禁止措施从理论上讲都是背离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的。
无差别的国民待遇在税法领域更有特殊的意义。税法作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其最原始和最巨大的功能当然是保障税款的征收入库，从而依法完成国家预算。与此同时，它还通过增减各纳税主体的所得，起到调控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作用。税率的高低、征税环节的多寡、税前扣除的多少、折旧速度的快慢、税收优惠的程度均可以作为刺激各投资主体增减投资的信号。然而，税法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代或超越价值规律去解决一切问题，它只能顺应市场要求，在尊重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促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目的。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一向主张税收中性原则，即任何税法规定在聚集社会财富、满足公共开支的同时，尽量不干预或少干预企业和个人的资源配置，只有当市场失灵时才借助税法予以矫正。按照这个原则，对外国投资者一般不给予特殊的待遇，而是完全按内国企业的标准予以对待，既不歧视，也没有税收优惠，基本上实行的是无差别的税收待遇。
我国目前虽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市场经济是我国的改革目标，平等竞争、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市场经济价值观态同样应为我们所尊重。外国投资者要求放松市场准入限制，放弃当地成份要求、出口实绩要求以及贸易平衡要求等，固然与市场经济和国民待遇制度的基本要求相契合，但是内资企业，特别是为国家财政承担主要义务的国有企业，要求取消涉外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的超国民待遇也无可厚非。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虽然承担了一些本应由国家负担的义务，如就业安排、医疗卫生、养老救济、子女教育等，但国家在许多方面也给予了其特殊的照顾。因此，在当时，给予外资以较特殊的税收优惠可以或多或少平衡二者的竞争起点。但现在国有企业成为完全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负担未见减轻，各种优惠、补贴却相继弃之而去，以致与涉外企业的差距日趋扩大，难以实现公平竞争。许多行业的一些国有企业相继被外资所购买、兼并、控股，基本上为外资所垄断，这将会极大地妨碍民族产业的发展。涉外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超国民待遇的种种不合理性从中可略窥一斑。
实现税收优惠无差别的国民待遇的理论前提还在于如何评介税收优惠政策在吸引外资中所起的作用。一种意见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对外资起着主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没有优惠或优惠过少投资者就会望而却步；另一种意见主张税收优惠政策在吸引外资时仅起着次要的作用，影响外资的主要因素是东道国的政局稳定、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经济体制的类型以及投资的基础设施、法制环境等。[5]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诚然，对于投资者，税收优惠当然具有诱惑力，但投资的安全、盈利的前景和规模以及其它综合考虑更受投资者关注。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基础薄、底子差，税收优惠政策的确在吸引外资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税收优惠政策发生作用的前提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法制逐步健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作保障，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也难以发挥。可见，外国投资者看好我国的投资市场是出于综合性的多层面考虑，而不仅仅是税收优惠程度的高低。在亚洲，韩国吸引外资的做法是最成功的，它的涉外企业所得税税率为54％，高于我国33％的涉外企业所得税税率，是我国经济特区涉外企业所得税税率的 3.6倍，但韩国仍吸引了大批外资，即使在优化外资结构，减少对外资优惠的今天，仍然成功地利用着大量的境外资金，这说明，税收优惠对吸引外资的刺激作用也是有限的，不可将之绝对化 .[6]
税收优惠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除国内因素外，还与资本输出国家（地区）的税法密切相关。位于国际避税地的国家和地区，税收优惠所带来的实惠都可以落实到投资者个人身上，如我国香港地区即属此类。欧美发达国家在避免双重征税问题上大多采取抵免法解决，而甚少为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的投资者提供税收饶让，不承认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优惠措施，认为其违反税收中性原则，扭曲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机制。显然，我国所提供的多层次、多门类、多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不能完全使外国投资者得到实惠，其投资的积极性自然会大打折扣。因而，目前我国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无法对国民经济急需发展的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起到应有的鼓励和引导调控作用，亟需通过改革予以矫正，以促进国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和国民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
（二）国民待遇制度下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的走向
目前，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除出口导向类容易被纳入出口补贴而和TRIMS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相悖外，其它的税收优惠政策基本上都是赋予外国投资者以超国民待遇：这种做法虽然没有造成对涉外企业的歧视，亦不为各国国内立法及双边、多边投资保护协定所反对和禁止，但从长远看，是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应该说，无差别的国民待遇所要求的无差别的税收优惠政策更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竞争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有鉴于此，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应不失时机地进行全方位的重大改革，这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税收立法的完善有着积极的意义。
1.合并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建立统一的税收法律制度。我国经济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竞争性、统一性和开放性，以及国际经济背景下外资领域无差别的国民待遇制度都要求我国税法必须实现内外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推进对外开放，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近年来，我国通过税法改革，为内外资企业税法的统一作出了一些尝试和努力。如从1994年1月1月起统一了内资企业所得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都适用同一部所得税法。与此同时，法定税率也从最高达55％的差别税率降至普遍适用的33％的统一税率，从而为内外税法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实行无差别国民待遇制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并使得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衔接一致，使名义上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负担水平趋于平衡。另外，涉外企业自 1994年1月1日起适用国务院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个暂行条例，使内外资企业的流转税制度基本实现了统一。目前内外资企业在税法适用上的差别除了车船税、城市房地产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法律制度外，最主要体现在企业所得税法上，特别是所得税的优惠待遇。由于内外资企业分别适用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法，因此国家有关部门根据立法精神分别制定了适用于内资企业和涉外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导致内外资企业税收负担轻重有别，明显有悖于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规则和国民待遇的无差别性要求，故有必要在合并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法的前提下予以改革和完善。
2.统一税收优惠政策规定，保障内外资企业法律地位平等。造成目前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均的主要原因是涉外企业的税收优惠过宽过滥，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内资企业。如果不对其加以改革，任何统一税法的举措都将难以奏效。因此，应该在内外资企业普遍适用同一税法的基础上，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勿庸置疑，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国情有选择地对需要重点发展的行业通过税收优惠予以鼓励，这是必要的，也是我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其他国家无权干预。只不过这种优惠应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即不论是境内资本还是境外资本，只要符合税收优惠条件，都应当享受与之相对应的税收优惠待遇，任何一方都不能受到歧视。当前税法对外国投资者的优惠较多，所以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取消涉外企业不合理的优惠待遇上，以逐步实现税收优惠政策的内外统一。如国务院宣布从1996年4月1日起取消对新批准设立的涉外企业在投资总额内享受的进口设备和原材料的减免关税及进口环节税的优惠，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另外，在国内的少数地区也存在着无差别税收待遇的实践，如深圳的内外资企业在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基本上不存在差别，国务院《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更是对境内外投资者平等相待，任何到岛内投资的企业都可以享受到同等的税收优惠待遇。这些做法虽然不普遍、不彻底，但是其体现着我国税法改革的趋向，是向无差别的国民待遇制度靠拢的重大举措，对完善我国的税收立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先导意义。
3.调整税收优惠结构，使之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通行做法。鉴于普遍适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境外投资者，特别是对拥有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者缺乏吸引力，当务之急是取消其普适性，逐步废除对境外资金不分规模、不分技术档次、不分行业分布都给予税收优惠的做法，在此基础上调整税收优惠结构。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以地区导向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虽然促进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基本上达到了设计这种优惠结构的初衷，但同时也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沿海与内陆边远地区的经济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以贵州和广州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1978年只差192元，1991年为1993元，1992年为2581元，到2000年可达 7500元；以贵州和上海比较，1978年相差2332元，1991年相差5785元，预计到2000年将近10400元，其悬差均达10余倍。[7]为了改变这种长期以中西部地区的能源、人才为沿海地区做贡献的不合理状况，适应国家产业发展向中西部转移的重大转变，促进地区间共同富裕，原先以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地区性税收优惠政策应当逐步废止，而对西部落后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则给予更多的优惠。与此同时，产业性、技术性税收优惠政策应予以特别强调，重点鼓励国家急需发展的基础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其他产业则不应再给予税收优惠，这也是TRIMS所允许的，并不会给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地位增加阻力。为了鼓励出口，根据出口实绩给予其不同等级税收优惠的做法，对急需外汇的我国来说虽然能起一定作用，但易被归入TRIMS中所规定的禁止类投资措施的范围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所规定的禁止类补贴的范围，从而遭到其它国家的反补贴诉讼，这对我国的出口创汇事业极为不利，会给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带来阻力。所以，有必要在TRIMS允许的过渡期内逐步予以改革。
4.进一步改革投资环境，为税收优惠政策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所谓投资环境，是指足以影响国际资本能否有效运行、能否发挥资本的基本职能以及资本能否增值的一切外部条件和因素。投资环境是一个由各种外部条件和因素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综合环境，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制的、文比教育的、科学技术的，乃至民族意识、人民心理、历史传统、风尚人情等各种条件和因素在内的一个综合体系，[8] 税收优惠是投资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无疑须借助于其它各项条件之成熟。如果投资环境整体不理想，投资安全和回报没有保障，税收优惠政策将起不到丝毫刺激和鼓励作用。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鼓励外资的软硬环境虽然均有较大程度的改观，特别是外资比较集中的沿海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惊人可喜的变化，但当前急需发展的中西部地区交通不便，能源短缺，基础设施薄弱，特别是法制不健全、工作效率低下更令投资者无所适从，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投资环境的对外形象，如果不加以整治，任何税收优惠措施也将无济于事。政府若不在提高办事效率、改变工作作风、严肃政纪法纪、强化基础设施等方面下功夫。而是将税收优惠视为招商引资的唯一手段，其效果无异于缘木求鱼。特别是在投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平方百计改善自身形象，吸引外资，如果我们不激流勇进，就有可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节节败退，痛失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良机。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充分而有效地发挥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
5.在对外税收协定谈判中，坚持订立税收饶让抵免条款。近20年来，我国颁布的涉外税收法律法规中，关于税收优惠的规定主要表现为减免税措施，其鼓励作用的发挥取决于资本输出国是否实行税收饶让。如果资本输出国不实行税收饶让，我国对纳税人减免的税收就会直接变为资本输出国税收的增加，纳税人并未直接受益。这并不能充分达到吸引外资的良好效果，反而因这些税收优惠措施，使我国税收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资本输出国的财政收入，大大降低了我国税收优惠政策的效应。为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我国应当尽量减少使用减免税的优惠措施，重视对加速折旧、亏损结转、投资抵免、纳税扣除、再投资退税等不受国际税法因素制约形式的适用，使跨国纳税人直接受益。另一方面，鉴于税收优惠以减免税为主的格局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根本变化，即使我国已经实现无差别国民待遇制度下无差别的税收优惠待遇，在对外税收协定谈判中也应力争订立税收饶让条款，使我国在统一税法基础上平等地给予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措施能真正落到实处，从而达到吸引外资的作用。从我国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看，绝大多数国家不同程度地确立了对纳税人来源于我国的收入进行税收饶让的制度，只有美国至今一直拒绝对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的投资者实施税收饶让，这也是造成我国外资结构中美国资本的份额甚少的主要原因。在今后的对外税收协定谈判中，只要减免税仍然是我国对外资优惠的核心，就应坚持在对外税收协定中列入饶让抵免条款，以使税收优惠政策在改善我国投资环境、吸引外资中继续发挥有效作用。
综上所述，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的要求及我国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需要，国民待遇制度在我国实施已是大势所趋，税法领域中的无差别性的国民待遇要求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实行内外平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由于税收优惠政策作用之发挥受国内投资环境和国际税法因素的影响，因此，应着眼于健全法制，拓宽外资准入市场，在对外税收协定谈判中坚持税收饶让抵免的原则。只有充分利用国民待遇制度对我国税法改革的有利因素，才能进一步改善外资环境，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税法的完善以及与国际惯例的接轨。
「注释
[1]参见刘嘉珍、马宇：《乌拉圭回合与我国外商投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问题思考》，《国际经济合作》1995年第1期。
[2]在此，我们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通称为涉外企业。
[3]参见廖益新：《中国涉外税收优惠制度的重新思考》，1996年国际经济法研究会年会论文，第2页。
[4]参见单文华：《我国外资国民待遇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
[关键词]加工贸易保税出口退税税收制度
一、加工贸易保税制度
保税制度是一种国际上通行的海关制度。我国加工贸易税收实践中，对于来料加工方式下，合同规定由外商提供的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辅料及包装材料，海关全额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加工出口的成品免征出口环节增值税、生产环节消费税，包括免征工缴费的增值税。但是，进料加工方式下，海关则区别情况对进出口货物实行全额保税、定额保税或不予保税。一般来说，保税工厂、保税集团、对口合同可予以全额保税；其它经营进料加工的单位或加工生产企业，其进口的料、件应根据《进料加工进口料、件征免税比例表》的规定，分别按85%或95%作为出口部分免税，15%或5%作为不能出口部分照章征税。如不能出口部分多于海关已征税的比例，应照章补税；少于已征税比例而多出口的部分，经向海关提供确凿单证，经主管海关审核无误，准予向纳税地海关申请已纳税额返还。此外，对有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海关认为有必要时可对其进口料、件在进口时先予征税，待其加工复出口后，再按实际消耗进口料、件数量予以已纳税额返还。
但是，若加工贸易进口货物，无论来料加工或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下进口，只要进入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等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保税仓库等特殊监管场所，均实行全额保税。但是，基于历史原因，我国多数加工贸易企业位于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特殊监管区域之外，因此对于这些企业而言，进料加工进口货物仍存在不完全保税甚至不予保税的可能。
二、加工贸易出口退（免）税制度
对于来料加工贸易方式，我国实行以免税为主，不予出口退税的政策。如果出口企业是以来料加工复出口方式出口国家规定不予退（免）税货物的，仍然可以享受免税，但对其耗用的国产材料则不办理出口退税，其进项税额也不得抵扣，而是计入成本。
但是，对于进料加工贸易方式，我国实行出口退（免）税制度。该贸易方式下出口货物的消费税的退（免）税办法与一般贸易方式相同，而出口货物的增值税的退（免）税则有所区别，即根据进料加工复出口的具体贸易形式而采取不同的出口退税计算方法。
1.作价加工复出口
出口货物退税额=出口货物的应退税额-销售进口料件的应缴税额销售进口料件的应缴税额=销售进口料件金额×税率-海关对进口料件实际征收的增值税税额其中：“销售进口料件金额”是指出口企业销售进口料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税率”是指当进口料件征税税率小于或等于复出口货物退税税率的，按进口料件的征税税率计算，而若进口料件征税税率大于复出口货物退税税率的，则按复出口货物的退税税率计算；“海关对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流星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而的，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篇高质量的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对您论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帮助。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为免费毕业论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进口料件实际征收的增值税税额”是指海关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
2.委托加工复出口
出口货物应退税额=购买加工货物的原材料等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进项税额×该原材料等的适用退税率+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工缴费金额×复出口货物退税率+海关对进口料件实征增值税税额海关对进口料件实征增值税税额=应征税额-减征税额
3.自行加工复出口
(1)实行“先征后退”法计算出口退税的生产企业的计算方法：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征税税率-（当期全部进项税额+当期海关核销免税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征税税率）
当期应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退税率-当期海关核销免税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退税率
(2)实行“免、抵、退”法计算出口退税的生产企业的计算方法：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全部进项税额-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上期留抵税额
其中：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免税购进原材料包括从国内购进免税原材料和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且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的价格为组成计税价格，即
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的组成计税价格=货物到岸价+海关实征的关税和消费税
这里，当纳税人有进料加工业务时则应扣除“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且当“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大于“出口货物销售额乘征退税率之差”时，“免抵退货物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按0填报，其差额结转下期；按“实耗法”计算的“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为当期全部(包括单证不齐全部分)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出口货物所耗用的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与征退税率之差的乘积；按“购进法”计算的“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为当期全部购进的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与征退税率之差的乘积。
—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货物退税率-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其中：出口货物离岸价（FOB）以出口发票计算的离岸价为准。若出口发票不能如实反映实际离岸价的，企业必须按照实际离岸价向主管国税机关进行申报，同时主管税务机关有权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核定。
免抵退税额抵减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退税率
其中“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如上所述。
—当期应退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当期免抵退税额之间的小者由此可见，当出口货物的征税率与退税率不一致时，与一般贸易出口相比，加工贸易出口有助于减轻企业承担的征退税率不一致导致的税收负担。因为，一般贸易出口企业需要承担所有征退税率差额部分的负担，而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则只承担国产料件部分的征退税率差额负担，若加工贸易企业全部使用进口料件，且全额保税，则基本不受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流星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而的，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篇高质量的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对您论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帮助。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为免费毕业论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出口退税率降低的影响。
此外，当加工贸易企业将用保税进口料件加工的产品转至另一加工贸易企业进一步加工后复出口时，贸易部门与税务部门对这类深加工结转业务的税收处理并非完全一致。根据目前的有关规定，海关对深加工结转业务视同进出口贸易实行保税监管，即并不对该项业务征收任何进出口税费；但是，税务部门则自2001年1月1日起，老三资企业（1993年12月31日前成立的三资企业）“不征不退”的免税期满之后，对所有企业的深加工结转业务均视同内销先征税，然后再在出口环节办理退税，并且深加工结转环节使用的国产料件不予办理出口退税。显然，这种不一致增加了此类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利于深加工结转业务的发展，也不利于加工贸易价值链条在国内的延伸。故而，有的加工贸易企业便利用特殊监管区域或特殊监管场所的税收优惠制度，来解决此类问题。根据《出口加工区税收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0]155号）、《保税物流中心（B型）税收管理办法》（国税发[2004]150号）、《关于保税区与港区联动发展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117号）、《关于洋山保税港区等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1226号）等的规定，区外（或中心外）企业运入区内（或中心内）的货物视同出口，准予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出口退税；区内（或中心内）企业销售给区外（或中心外）企业的货物视同进口，当该区外（或中心外）企业开展加工贸易时，准予其按照加工贸易税收政策执行。这样，深加工结转业务中，上下游企业就可以通过上述区域或场所获得最大利益，即上游企业的货物入区（或中心）就可以获得退税，而下游企业从相应园区（或中心）进口货物并获得发票，向海关办理“进料加工”就可以享受进口料件保税，从而减轻了这些企业的税收负担。
三、加工贸易征税制度
1.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出口国家规定不予退（免）税的货物
出口企业以来料加工复出口方式出口不予退（免）税货物的，仍然享受免税；但是，出口企业以进料加工复出口贸易方式出口不予退（免）税的货物，则必须按复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与所耗用进口料件的差额计提销项税额或计算应纳税额。此外，若该不予退（免）税的货物为应税消费品，还应按复出口货物的出口数量或离岸价格计算缴纳消费税。
2.加工贸易项下出口应税商品征收出口关税的规定
加工贸易项下出口应税商品，如全部使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成）品，不征收出口关税；如部分使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成）品，则按海关核定的比例征收出口关税。具体计算公式是：
出口关税=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出口关税税率×出口成品中使用的国产料件占全部料件的价值比例
其中，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由海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的规定审核确定。
企业应在向海关备案或变更手册（最迟在成品出口之前）时，向海关如实申报出口成品中使用的国产料件占全部料件的价值比例。
3.加工贸易进口料件与产（成）品内销
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或者成品因故转为内销的，海关凭主管部门准予内销的有效批准文件，对保税进口料件或制成品依法征收税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流星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而的，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篇高质量的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对您论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帮助。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为免费毕业论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款并加征缓税利息；进口料件属于国家对进口有限制性规定的，经营企业还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口许可证件。未出口的成品按内销征税，并不予办理出口退税，已办理出口退（免）税的，应追回退（免）税款。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灾保税货物，加工贸易企业可向海关申请内销，并免于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属于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环保总局及其授权部门进口许可证件管理范围的，免予提交许可证件。海关对申请内销的边角料根据报验状态归类后适用的税率和审定价格计征税款，并免征缓税利息。
由此可知，加工贸易出口应税商品或不予退（免）税商品的征税制度对进料加工、来料加工以及国产料件、保税进口料件区别对待，没有一视同仁，这显然不利于进料加工贸易方式的发展，也不利于提高加工贸易企业使用国产料件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提高加工贸易产品的国内增值率。其次，虽然加工贸易料件与制成品内销制度中规定“进口料件属于国家对进口有限制性规定的，经营企业还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口许可证件”，但未明示该规定是否也适用于制成品，从而使得企业可能利用加工贸易方式规避国家对某些制成品的进口限制，在国内销售该类产品。最后，根据规定，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内企业内销的制成品，其补税时的完税价格按制成品的成交价格审定；而区外企业内销制成品时，则按料件的原进口成交价格或与料件相同或类似的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定。一般情况下，制成品的成交价格要高于料件的成交价格，而且根据“关税升级”理论，制成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也要高于料件的进口关税税率。因此，这种差异显然对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不利。
总之，加工贸易税收制度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并且其税收管理涉及税务与海关等多个部门，从而导致加工贸易税收制度又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此，在引导我国加工贸易顺利实现转型升级的前提下，我国各相关部门应协调统一加工贸易税收制度，在尽可能保持税收中性的基础上，合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从而确保我国加工贸易制度的健康发展。
一、国际上及若干国家的法律规定
联合国（UN）和OECD各自制定的“国际税收协定范本”中，均在第9条“联属企业”作出以下规定：“当（1）缔约国一方企业直接或间接参与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和资本，或者（2）同一人直接或间接参与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和资本。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两个企业之间的商业或财务关系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作为指导性的文件，“两个范本”对转让定价税制和资本弱化税制中有关关联关系的认定标准并未作出具体或有区别的规定，而是仅仅对关联关系作出了原则性规定。然而，世界各国的国内税法中，对转让定价和资本弱化中的关联关系往往分别加以规制，在司法实践中也常采用不同的标准①。此处仅以美国、英国和日本为例，作一简要分析。
（一）若干国家在转让定价税制中对关联关系的认定
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482节对关联企业的认定标准综合规定为：“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贸易主体或经营主体，共同隶属于同一利益主体，或者根据相同权益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情况下……”并附有若干具体规定加以解释：“受控制于”包括任何类型的控制，不论直接的或间接的、法律规定的或非法律规定的，也无论是已经实施的或尚未实施的都属于“受控制”范围。
英国在《1988年所得税与公司税法案》第770－773节中对关联关系的定义使用了“控制权”（Control over）一词，并在第773节对此解释为：这类控制权体现在占有的股份或选举权中，或体现在关联企业组织章程赋予的权限中，或体现在任何规定处理权限的正式文件中。总之，必然有一定的客观凭证据以表明这类控制权。
日本对关联企业的认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它们拥有50%以上的所有权，这个所有权既可以表现为股份，也可表现为投资额；另一个是它们之间具有某种“特殊关系”，即①公司50%以上的负责人，是另一公司的雇员或负责人（负责人可以包括董事或法定审计员）；②公司的董事是或曾是其他公司的雇员或负责人；③公司一定百分比的经营交易是与相对公司进行的；公司经营所必须使用的未偿贷款的一定百分比是从下属公司借入或由下属公司担保的。两者只要有一个满足就被认定为具有关联关系。②
（二）若干国家在资本弱化税制中对关联关系的认定
美国于1989年通过了《收入调和法案》（The Revenue Reconciliation Act），该法案对1986年的《国内收入法典》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对资本弱化的规制采用“正常交易原则”。如果非关联企业之间，在相同或相似情况下不可能提供的贷款，而关联企业之间发生了这样的贷款行为，税务当局则应当认定该贷款为“非正常交易”，关联企业内部的贷款就应当视为股权，贷款利息则不允许税前扣除。这种关联企业要求股权控制在50%以上，而且并不要求接受股息分配的关联方必须是非居民。
英国法律规定以下标准即为关联企业，适用有关资本弱化的法规：（1）国外的关联公司持有英国公司75%以上的股权；（2）英国公司和该外国关联公司同时被另一个非英国居民公司持股75%以上；（3）英国公司和该外国关联公司同时被另一个英国公司控股75%以上，除非借款的英国居民公司其股权90%或以上直接由一个英国居民公司所持有。而且不区别对待居民和非居民关联企业，只要符合上述标准，都要受有关法规的限制，这规定在1995年《金融法》中。③④
日本对关联方关系的确定，主要体现在对国外控股股东的认定上。①直接或间接持有国内法人已经发行的股票或股权总数的50%以上（含50%）。②非日本居民或者外国法人对该国内法人拥有全部或者部分实质性经营决策权；③国内法人大部分经营活动或者所需大部分资金依赖于该非日本居民或该外国法人；④国内法人经营是从该非日本居民或特定的外国企业借款或者得到担保。
二、比较分析转让定价和资本弱化税制对关联关系的规定
（一）对关联关系的认定不同
通过比较以上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笔者认为：
1.对于转让定价税制中关联关系的认定，各国都从“控制”的角度来解释，并将是否存在控制作为判定关联关系的基本标准。同时，不仅注重股权控制，还十分注重非股权控制，不仅涉及直接控制，也涉及间接控制。而且，与股权拥有率这一形式基准相比，各国似乎更倾向于从实质基准来解释。而且美国更为严格，以共同经营业务的结果为准，只要存在按利益主体意图进行利润转移，即可据以推定为“受控制”，从而决定其间的关联关系。
2.相比转让定价税制，在资本弱化税制中对关联关系的认定各国则相对宽松，即基本都规定了一定的股权控制比例，如美国和日本规定为50%，英国则规定为75%。这就说明了在资本弱化税制中，关联企业的认定标准更高，能够被认定为存在关联关系的难度就更大，因而企业间的贷款更容易符合“正常交易原则”。虽然，近些年来各国随着资本弱化现象的加重也出现了关联关系认定标准“实质重于形式”的趋势，但和转让定价税制相比，显然还不够严格。
3.目前世界上仍然存在统一或类似规定关联关系的情形，即并不对转让定价税制和资本弱化税制中的关联关系作严格区分，例如，上述日本即对两者作出了类似的规定。
（二）通过两者的关系及本质分析其不同规定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金融也是跨国企业常用的进行转让定价的领域，资本弱化也视为转让定价的一种形式。⑤⑥但笔者认为，虽然二者在形式和最终目的上都是相似的，即都要求双方具有关联关系，都是为了实现国际避税的目的，但两者在性质上却是完全不同的：
1.从实质上来说，转让定价是跨国公司为了其全球经营战略，为了实现其整体利益最大化、费用最小化，采取有别于正常交易价格的定价办法来决定它们之间的内部交易价格、收入或费用分摊，实质上是一种利润转移；而资本弱化实质上并不发生利润的转移，只是将利润的形式从股息变成了利息，是跨国关联方利用东道国对股息和利息的税收差别待遇，规避东道国的部分税收管辖权。
2.从损害利益的主体来看，转让定价至少要涉及到两个国家的税收管辖权，即规避了高税国的居民税收管辖权，转而服从于低税国的居民税收管辖权，或相反，即“逆向转让定价”。而资本弱化只涉及到东道国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即居民公司利用东道国对股息和利息采取的税收差别待遇，规避了东道国的居民税收管辖权，一般只是损害了东道国的税收利益，与资本输出国税收利益无涉。⑦
3.而且，即使在最为相似的情况下，即资金融通领域的转让定价和资本弱化税制相比，也有很大的差别。前者要求关联企业间的贷款融资交易的利率必须过分高于或低于金融市场上同类贷款的正常利率才能受到纳税调整，而后者关联企业之间资本弱化性质的贷款融资交易完全可以按照公开市场上的正常商业贷款利率来安排，不一定非要在贷款利率上进行人为操纵。这也说明资本弱化并不属于转让定价的一种形式。
因此，笔者认为，在国内税法中对资本弱化或转让定价的关联关系分别加以规定是有必要的。首先，资本弱化和转让定价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际避税方式，前文已经述及；其次，转让定价作为跨国公司或跨国联属企业的避税手段，牵涉的利益更为广泛，往往涉及两个国家的税收管辖权，而资本弱化只涉及东道国的居民税收管辖权；最后，与转让定价税制相比，资本弱化税制不宜过于严格，因为资本弱化从狭义上看，属于企业经营自的一部分，而转让定价的行为本身就损害了其他市场竞争主体，属于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应当从严规制。
三、我国税法对关联关系的规定及分析
根据2008年《特别纳税调整管理规程（试行）》第7条的规定，《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09条“特别纳税调整”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51条中所称的关联关系，主要是指企业与其他企业、组织或个人具有下列之一关系：
（一）相互间直接或间接持有其中一方的股份总和达到25%或以上；直接或间接同为第三方所持有股份达到25%或以上；间接持有股份按各层持股比例相乘计算，如一方对另一方持有股份超过50%的，按100%计算。
（二）企业与另一方（独立金融机构除外）之间借贷资金占企业实收资本50%或以上，或企业借贷资金总额的10%或以上是由另一方（独立金融机构除外）担保。
（三）企业的董事或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一半以上或有一名以上（含一名）常务董事是由另一方所委派，或同为第三方所委派。
（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由另一方提供的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特许权才能正常进行。
（五）企业购销活动由另一方控制。
（六）企业接受或提供劳务由另一方控制。
（七）对企业生产经营、交易具有实质控制或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包括家族、亲属关系等。
从我国的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
首先，我国资本弱化税制和转让定价税制的规定开始较晚，还处在发展完善阶段，尚没有专门的法律予以分别规定，因而对关联关系的认定标准还交织在一起，未予明确、严格地区分。
其次，我国关于关联关系的认定标准，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已经突出了“实质控制”的理念，即虽然明确了25%的股权控制比例，但在此之外也规定了人事调配、经营活动等方面的联系，在转让定价税制方面已经比较严格。
最后，该标准对于资本弱化规制来说，过于严格。我国的限制水平是25%，而且还有其他一些要求，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多数发达国家限制标准，这对资本的流动产生了不小的限制，容易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利益造成一定损害。
四、结语
本文以美国、英国和日本为例，分析比较了其转让定价和资本弱化税制中对关联关系的认定标准，从中得出各国对两者多为分别规定，但仍存在统一或作类似规定情形的结论，并通过转让定价和资本弱化的本质以及各国规制的目的分析了对其作不同规定的原因和必要性，基于此，联系我国税法中的规定，认为我国税法对两者的规制规则尚不够完善，仍需进一步研究并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尤其是对转让定价和资本弱化税制中关联关系的区别认定已经十分明显和必要。
注释：
①萧承龄.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税收管理对策[J].涉外税务,2000(10):24.
②袁方.转让定价税制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9(8下).
③Clayson and Murray,UK Rewrites Thin Cap.Rules,International Tax Review,London:Feb 1995,6:16.
④朱青.国际税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89.
⑤杨斌.国际税收制度规则和管理方法的比较研究[M].中国税务出版社,2002:254.
⑥Tim Edgar.The Thin Capitalization Rules:Role and Reform[M].Taxfind-Publication:Canadian Tax Foumdation,1999:4.
⑦Andrew M.C.Smith.Thin Capitalization Rules and the Arm’s Length Principle[J].International Transfer Pricing Journal,1995,2(2):17.
参考文献：
[1]廖益新.国际税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刘剑文.国际所得税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周金荣.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特别纳税调整”解析[J].中国税务,2008(1).
[4]刘伟.我国转让定价制度的新突破――基于新《企业所得税法》“特别纳税调整”的分析[J].商业经济,2009(3).
[5]曹洋.资本弱化税制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涉外税务,2007(5).
[6]祝培洪,张蓉芳,杨林林.准确理解关联申报要求,做好关联申报工作――《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之“关联申报”[J].涉外税务,2009(5).
[7]李俊伟.资本弱化立法比较研究及对中国的借鉴[D].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4,4.
[8]张学斌.转让定价税制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6.
[9]牛瑞新.关联企业避税与反避税[J].税务策划,2009,9.
不久前，商务部公布了一串令人振奋的数字：2004年1至5月，全国吸收外资25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新设外企17359家，比去年同期增长14％；合同外资额57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50％。中国成了外资的一片热土。
然而在这些闪光的数字背后，却是另一番景象：55％的外商投资企业亏损。一方面外企大面积亏损，另一方面大量外资不断涌入，面对这一现象，经济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少外资企业亏损是假，避税是真。本文拟就外资企业避税的形式及原因做一些探讨。
1外资企业避税的现状
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官员日前指出，目前在华的外资企业偷逃税的情况很普遍，许多跨国企业的避税行为致使中国每年税收损失约300亿元，许多企业属于非法避税。由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等方面的税收没有计算在内，所以，实际避税要远远超过300亿元。
2003年4月。在广州市，首例“境内关联企业间融资”反避税案件中，广州市国家税务局对外公布，该局对著名的跨国企业宝洁公司涉及境内关联企业间巨额免息融资温暖体进行调查，调增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共5．96亿元，应补交企业所得税8149元。这是迄今为止广州市反避税调整单个案件补缴：税额最大的案例。
据北京地税稽查分局公布，被检查的外资企业中80％以上有违法行为，其中涉外税收违法案件主要集中在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和城市房地产税等税种上，仅2003年前8个月，北京地税第、二稽查分局审查了47个涉外税收案件，查补税款1．5亿元，这只是他们受理的半数案件的查补数额，其中有两个公司的涉案值就达到了1．3亿元。
在福州市，每年外商转移的利润就在10亿元左右，流失税款1亿元左右。据国家统计局在第三次工业普查中公布，全国41％的三资企业都在亏损。吉林某市曾经有98％的三资企业在亏损；广东某市87．5％的三资工业企业亏损；天津62％的三资企业亏损，如此大面积的亏损。令人触目惊心。
这些合资企业的亏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避税手段，其结果严重侵害了中方利益。由于利润被转移到境外，中方投资人不但无法获利，而且需要赔钱弥补亏损。对外方来说是明亏实赢，对中方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亏本生意。在无力出钱弥补亏损的情况下，中方只能出售股权减少损失，从而逐步丧失对公司的所有权，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苏州的一家合资造纸企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与外方合资的七年当中，每年亏损将近1个亿，结果中方不但一分钱没有赚到，所持股权却几乎全部被外方收入囊中。
外资避税正使中国蒙受着重大损失。
2外资避税的主要方式
避税分两种，即正当避税和非法避税，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进行合理避税的人是尊重税法，只不过他们靠自己的智慧，利用了税法的漏洞获得了利益。外资在进入前，大多都认真研究过中国税制，对如何避税有一套相对的方案，避税方法高招百出，防不胜防，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2．1转让定价：所谓转让定价是指集团内的关联企业之间，为了确保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在集团内部人为的控制定价。这其中包括产品价格、贷款利息、无形资产转让价格、劳务费用等。据统计国际贸易总额中有60％是通过这种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易所形成的，跨国公司在制定内部交易价格时，往往可以便利的应用转让定价的方法，达到减少赋税从而增加利润的目的。在中国，其往往表现为“高进低出”，即用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进口设备、进口材料，而用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口产品。这样外企很容易形成账面上的亏损，而利润转移到税负低的国家、地区，如此一来，跨国公司是一举两得：增加利润，减少汇率风险。因为属于跨国公司关联方交易，因而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灵活性，不易被察觉。据珠海涉外税务部门的检查表明，那些表面显示亏损的企业大多是购销“两头再外”。多以“高进低出”等方式将利润转移出境。转让定价行为的存在是造成其普遍亏损或微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耐克公司在国内市场不断发展，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很快成为仅次于李宁体育公司的体育巨子。据苏州海关调查，耐克公司营业额很高，成本很低，利润非常高，实际效益也很好，但是账面上却亏损，其中原因就在于大量特许权使用费支出掏空了企业利润。
一台彩电才卖50元到100元，这种惊人的低价，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可是在跨国外资企业关联方的交易中的的确确发生了。
2．2增大负债。目前外商投资中国的资金中，自有资金比例并不高，即便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也向境内外的银行举借大量的资金，这不仅仅是缺少资金，也是一种避税的办法。广州某外企就是通过与其境内的关联公司借贷资金转移利润避税的。这家公司在境内的关联企业主要有所属纸品有限公司、口腔保健用品有限公司等。2002年，该公司关联企业中部分公司出现连续亏损，失去了向银行借贷的能力。这家外企便以公司本部的名义向中行广东省分行寻求巨额贷款，总额高达20亿元左右。与正常企业行为相违背的是，该公司又拨出巨资以无息借贷的方式借给其关联企业使用。根据税法规定。利息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广州某外资企业利用税前列支利息，以此减少所得税；此外，提供巨额无息借贷给关联企业，也回避了正常利息所得税的税赋。同时，作为该企业的关联企业，也为巨额借贷在账目上表现为负债而规避了大量所得税。
2．3利用国际避税港注册公司。在税收筹划日渐兴起的今天，国际避税港也便成为了跨国税收筹划的“热土”。国际避税港也称“离岸绿洲”，是指一国或地区确定一定范围，允许外国人在此投资或从事各种经济贸易活动，取得收入或拥有财产而可以不必纳税或只需支付很少税款的地区。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很小的国家和地区，甚至是很小的岛屿，自然资源稀缺、人口数量较少、经济基础薄弱。但由于它具有税收的优惠，逐渐吸引了大量国外公司来此注册。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英属维尔京群岛、格林纳达、塞舌尔群岛、巴拿马、瑙鲁、汤加……全球汇集于国际避税港注册的70万多家企业中，至少有80％以上徒有其名，它们在此完成了必要的注册登记手续，却在别处从事商业活动，财务运作，把利润转移到避税地，靠避税地的免税或低税收减少税负。在这里注册的公司中约有1万多家与中国有关。在长江三角洲．许多人会对一些外资企业究竟属于哪个地方投资的感到困惑，它们的投资方往往标明是英属维尔克京群岛等地方，而实际上这些公司许多是由台商投资控股。
2．4钻税法漏洞。利用税法漏洞进行避税，是目前外企最有安全感的避税手段。比如，现在中国对消费税是按照出厂价进行征收，于是，一些外企纷纷成立自己的销售公司，然后再用较低的出厂价把产品卖给自己的销售公司，以达避税的目的。另外，根据税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按年计算，分季预缴，季度终了后{一五日内预缴，年度终了后五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这样，在同一个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可以根据资金运行状况，自行选择预缴税款的日期，从而使税款入库的时间人为地延长了，递延了应纳税款。
当然，除此之外，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工资发放的次数等也是外资避税的备择途径。
3外企避税的原因
3．1资本的逐利性应是外企避税的最根本原因。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个人都在追求本身利益的最大化，我们知道，价格=成本+利润+税收，在价格和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利润和税收就是怎样的公正合理，都意味着纳税人直接经济利益的一种损失。所以在利益驱动下，使得一些企业除了在成本和费用上做文章外，也打税收的主意，以达到利益最大化。
与此同时，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使广西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迅猛发展。根据南宁海关统计广西与东盟各国双边贸易额2004年首次超10亿美元，2005年7月至2006年6月，达14.9亿美元，2006年1～7月为9.37亿美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49.4％，其中进口4.19亿美元，增长1.1倍，出口5.18亿美元，增长22.2％。广西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迅猛发展。
所有这些投资、贸易、服务都涉及到税收这个核心利益关系问题，除关税解决贸易交往的利益问题外，投资、服务等经济合作都与各国的国内税收法规密切相关。如何根据、利用各国的税收环境、税收优惠资源，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帮助企业的投资、贸易、服务趋利避害，增强竞争，成为目前各国政府、企业关心的重点问题。随着区域经济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对企业活动的利益、竞争、成功来说，税收因素更为突现。
建设国际税收研究平台与加强税收交流合作
为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企业经贸往来急需迫切解决的问题，特别为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企业提供完善的税收服务，以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的支持下，广西国际税收研究会于2005年成立了。其宗旨是：开展中国―东盟国际税收研究，为各国政府税收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充分利用中国―东盟各国税收资源，为企业的经贸往来提供咨询服务，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服务，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税收竞争的协调。在这个宗旨的指导下，目标的重点是联系和组织中国税务界、财经界、教育学术界、企业界的专家和实际工作者，对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国际税收动向及其发展趋势，各国税收政策、原则、制度、管理的国内税收环境，各国涉外税收政策、制度，国家间税收关系和区域性税收的竞争与协调进行研究、宣传和咨询，与东盟各国的税务、财经、企业专家进行税收信息交流，共同开展研究；为政府、企业、社会提供税收咨询和税收业务委托服务，最终建成研究、掌握中国―东盟税收问题最权威的中心资料库，成为最权威的税收咨询服务智库中心。沿着这一目标，2006年8～9月份，我们和广西地税局共同组织了广西地方税务系统的业务骨干分三个团对东盟十国的税务、财经、学术教育和企业界等部门进行了考察和交流，初步建立税收研究的联系交流渠道，开展了税收信息的交流合作。
一、背景介绍
2009年底，国税函[2009]694号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将有关问题明确如下[2]：
一、企业年金的个人缴费部分，不得在个人当月工资、薪金计算个人所得税时扣除；
二、企业年金的企业缴费计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应视为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不与正常工资、薪金合并），不扣除任何费用，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算当期应纳个人所得税款。
同时，财税[2009]27号关于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中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企业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为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全体员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分别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5%标准内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予扣除。
企业年金是养老保障体系“三大支柱”中的第二支柱，是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但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是否需要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制度的争论。该条例的推出，对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发展的确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二、企业年金中的税收制度
企业年金即补充养老保险，国外或称私人养老金计划（privatepension）。发达国家经验表明，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激励雇主雇员双方积极建立企业年金。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企业年金本身作为一种税源，因此，税收制度对企业年金计划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第一，如果政府对经营企业年金的保险公司施行较高的营业税或所得税，那么必会减少保险公司的税后利润，降低其偿付能力与长期的发展能力。第二，如果投保人因为税收而减少购买企业年金，将会导致全社会的保障水平降低，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由此看来，税收政策的主要目的（增加政府收入）与企业年金的主要目标（维持社会稳定）出现了矛盾。因此，如何在保证社会福利水平的前提下制订企业年金税收政策成为应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国外比较以美德日为例
目前，人口老龄化（agepopulation）已成为全球普遍的趋势，美国已有13%的人口达到或超过65岁；德国为16%；日本为14%。[4]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国家给予企业养老保险计划全面的税收优惠，相应的税收模式较为成熟，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本国企业为职工举办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一）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
1.模式选择：EET模式占据主要地位。
国家在对企业年金计划进行税收制度安排时要面临三个环节的问题：缴费环节的问题、投资收益环节的问题、年金领取环节的问题。对此三个环节的税收，借助字母E（Exempt免税）和T（Tax征税）来表示政府在上述环节的课税情况，年金计划的征税情况可表述为8种类型：TTT、EEE、EET、ETT、TEE、TTE、ETE、TET。（如图）
类型 是否征税
缴费环节
投资收益环节
年金领取环节
TTT
√
√
√
EEE
EET
√
ETT
√
√
TTE
√
√
ETE
√
TET
√
√
[5]
（2）德国
在德国，政府规定2005年1月1日前购买的年金可列支一定金额。2005年1月1日后购买的，只有满足规定的年金产品才可列支，最高限额为20000欧元。在年金领取阶段，如果是按年领取，则采用征税或部分税收扣除或豁免，若一次性领取，则采用全部征税的方式。
（3）日本
为应对老龄化社会，日本在1984年建立了年金保险费得扣除制度，个人年金保险的保费能享受最高扣减税额50000日元。2001年10月，日本还通过了“确定缴费年金法案”(日本401k计划)。在日本，绝大多数企业年金基金计划都有一次性给付选择，而更多的人会选择这种方式而不是年金给付方式，就是因为它有税收优惠。日本退休者可以将他们的一次性给付在一定的金额内税前列支。税前列支的金额随着雇员的工作年限而增长。一旦工作年限超过20年，其增长的速度就会更快。
日本免税年金的最大水平列表单位：百万日元
领受养老金者
最大的免税年金额
65岁以下
单身
1.05
已婚
1.75
65岁和更年长的
单身
2.25
已婚
2.95
配偶在70岁或以上
3.05
因此有人提出，应该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发挥其“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所以财政应该予以支持，对企业年金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然而我国现阶段究竟是否适合对企业年金进行税收优惠呢？下文将会做一个简单的假设论证。
（三）我国企业年金是否适用税收优惠政策条件分析
1.提出假设
如果仅仅是考虑财政收入的问题，对企业和个人进行税收减免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税收优惠这种举动又会调动企业和个人参保的积极性，最终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投保的数额更多，也就是说，经营企业年金的保险公司收到的相关保费就更多。保险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应该按规定缴纳相应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其保费增多，收入也就增多，那么该保险公司应该缴纳的税费也就相应增加。由此看来，财政收入从需求方减少的部分，是可以通过供给方很好的弥补回来，顺利的实现税负转移。但是这个想法是否能够实现呢？下面，本文对此问题进行详细的数理学分析。
2.企业年金税收效应的数理学分析
此处我们考虑三个市场主体，个人、企业，以及经营企业年金的保险公司。
假设条件为：企业所得税税率M%,个人所得税税率N%,速算扣除数为X元)，保险公司所得税率为M%。
①实施税收优惠前，企业以增加工资形式发放给员工而不购买企业年金，对三个市场主体的影响分析如下：
假设企业打算给职工增加工资Y元(假定员工为个人所得税可扣减2000元工资的员工，初始工资2000元)。对于工资Y元，情况分为：
企业所得税=Y÷(1-M%)×M%
个人所得税=Y×N%-X
假设在税惠政策正式实施前，企业个人不愿意购买企业年金，故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中属于企业年金的部分为零，不用对此部分缴纳所得税。
故，政府税收总额=Y÷(1-M%)×M%+Y×N%-X
此处，N%为对应的所得税率、X为对应的速算扣除数)
②对个人企业购买企业年金实施税收优惠，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加
由于我国目前对经营企业年金的保险公司就企业年金所收取保费部分是不征营业税的，在此处我们只考虑保险公司的所得税影响，其所得税率为M%，费用为C。在避税动机下,企业决定将原来以直接增加薪金方式发放给员工Y元改为以养老金方式发放,应纳税所得额减少Y。则有企业纳税为:
企业所得税=(Y÷(1-M%)-Y)×M%
企业缴纳减少额为Y×M%
经营年金的保险公司企业所得税=（Y-C）×M%，其中C为成本
可见，EET模式下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有明显激励作用,企业从合理避税角度将尽可能地将对员工的加薪投入企业年金中。
③EET模式下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对政府影响的分析
在这种假设下，政府减少的即期税收收入为：
Y÷(1-M%)×M%+Y×N%-X-(Y÷(1-M%)-Y)×M%-（Y-C）×M%
=Y×N%+Y×M%-X-（Y-C）×M%
=Y×N%-X+C×M%
其中，Y×N%-X是个人所得税部分，C为保险公司经营的成本费用，M%为企业所得税税率。
从上式看来，只要保证该式=0，那么就能够实现税负转移，如果上式，那么政府的税收将是增加的。但是，由于个人所得税部分（Y×N%-X）是恒大于零的，保险公司的成本费用又不可能小于零，所以Y×N%-X+C×M%一定是大于零的，换句话说，从政府税收角度考虑，政府对于企业年金计划实施税收优惠的话，一定会导致政府的税收收入减少的。
3.可行性分析基于经济学视角
税收效应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仅仅只考虑财政收入稳定的问题，税收公平原则才是设计和实施税收制度的最重要或首要的原则。这种公平应该是使国家在利益分配时达到合理，不会使一部分人感到轻松，而另一部分人却感到负担沉重无比，或是满腹怨言。
（1）我国现阶段实施税收优惠制度有违“受益原则”
所谓受益原则，是指富有的公民应该比贫穷的公民多纳税，因为富人从公共服务中的受益多。这也是西方税收界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
但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公共养老保险尚未全民普及，参与企业年金的企业为数甚少。一般来说，自愿为职工参保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大多都是经营效益好的国有企业或是部分垄断企业，比如电信、石油行业等。这些行业的员工本身薪资福利待遇已经比大部分社会成员好很多，如果再对这部分员工实施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那带来的结果可能是使这部分员工购买企业年金的数额增加，在几十年以后，可以养老无忧。但是在社会的另一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连基本的养老保险都没有参与，他们当期的生活也许都不能保证，怎么奢望保障今后的生活呢？
（2）我国现阶段实施税收优惠将导致税收分摊有违“帕累托最优”效率
“帕累托效率”指的是：资源配置已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调整都不可能在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使任何一人的境况更好，那么这种资源配置的效率就是最大的。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讲，税收的安排应该是可以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使社会从可用资源的利用中获得最大利益。
只要政府的税收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没有不良影响，不会干扰私人消费和生产的正常或最佳决策，那么这种政策就是正面的。
但是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就是两极分化呈现严重趋势，倘若对参与企业年金的富有人群进行税收减免，那么国家损失的财政收入将会由全民买单，也就是说，那些没有参与企业年金的成员，甚至可能连没有参与基本养老保险的社会成员都要为这群“富人”共同来分摊国家的税收。由此看来，这样的税收制度安排似乎严重的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必然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四、小结
在看待企业年金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孤立地说税收优惠对社会公平的影响如何，而应该把它放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中加以分析。可能各自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会导致实施的政策制度的不同。
（一）国际经验
从工业国家养老金制度发育史来看，由于经济发展的较早、较成熟，国家管理的养老金计划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一定程度地促进结果的公平，起到了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使社会成员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公平缩小。其对企业年金提供税收优惠政策正是在政府强调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更多考虑效率的因素的背景下推行的，也就是从单纯的强调收入分配均等到也赞同收入分配与过去的贡献相联系。从各国的养老金制度的设计来看，是企图实现公平和效率在社会保障体制中的有机统一。
（二）我国具体国情
然而，我国两极分化的特殊国情，加上基础的公共养老保险金的普及广度和深度欠佳，我们不能盲目的照搬国外的成功经验，要知道企业年金在国外的发展也是为了在更大的程度上保证国民的生活，促进社会的稳定。如果我们在现阶段就不加消化地照抄经验，那么带来的问题可能有：第一，与社会稳定相悖，加剧两极分化，与“共同发展”的战略目标相斥，会带来负的外部性；第二，盲目实施的结果可能会使政府另谋对策，去解决由此带来的社会公平公正的成本更大。因此，中国的实际情况必会注定企业年金的发展与国际主流模式有所差异，但在这种异同中又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因此，就中国现阶段来说，对企业年金进行税收优惠限制应该更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等到经济发展的更为成熟，国民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真正覆盖了绝大部分城乡居民时，再考虑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或许更为合理。
参考文献
1 朱铭来:保险税收制度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P148-149.
2 彭雪梅:中国企业年金税收制度研究[N],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4).
3 刘锦: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模式研究[N],武汉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6).
4 徐聪:德国公共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分析[N],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4).
5 唐秀:日本企业年金税收政策及启示[J],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17期.
房地产税收是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近年来，房地产业发展迅速，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地方税收新的税源增长点，其税收征管也日益成为了税务部门关注的重点和难点。由于其范围广、税费项目繁多、重复课税、税负不公、收入分散且隐蔽性强，给税收征管带来了很多的困难。漏征漏管的多，税收流失严重，已成为制约产业经济发展的“瓶颈”。以北京为例，2007年北京市地税部门共清缴历年稽查欠税4.59亿元，其中房地产行业就达2.56万元，占欠税总量的55.8%。本文根据房地产税收征管问题的成因，针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房地产行业的税收征管。
一、房地产企业税收征管的现状和问题
1、相关的税收法规制度不完善
据了解，我国现行的有关房地产税收方面的权威大法还是195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尽管后来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做过各种各样的补充和修改，但作为上位法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社会的变化和需求，尤其是我国财产评估制度、财产登记制度不健全，而私人财产登记制度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房产、土地、户籍等有关管理部门与税务机关的协作配合不够，影响了税收征管的力度，造成财产税收的流失。同时目前在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房地产开发、转让、保有诸环节涉及到的税（费）种有10多个，相关的税收政策正在不断的修订完善中，政策变化快难以掌握。
2、房地产企业纳税意识不强
一方面，有些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财务人员对税收政策学习不够、理解不透。房地产开发企业大多数都是在取得土地开发权后，注册登记的，财务人员就地聘请，开发企业的股东也只是房地产行业的行家里手，对税收法规和政策了解不多、学习不多，加上工程开发前期投入较大，资金周转较紧，造成了企业欠交税款情况较为普遍。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般具有一定社会背景和社会活动能力，他们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利用其自身影响力和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干扰和影响着房地产税收的征管。因此，他们在税收上往往是能偷则偷，能逃则逃，“勇”于以身试法，纳税意识比一般的纳税人更差。
3、财务管理比较混乱
在房地产企业，不做账、做假账、记流水账、账务混乱等现象普遍存在。还有些房地产公司不按规定设置账簿；将部分收入或预收账款直接存入老板私人账户，不及时在会计上反映该部分收入，或将其混入其他往来账户；将预缴的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记入预缴年度的扣除项目，违背了配比原则，减少了企业当年的利润；与往来单位交叉摊计费用，将对方成本费用在本企业账上反映，虚增成本费用，偷逃税款；多头开户，隐瞒收入。这些不规范的会计核算，为其偷漏税提供了方便，加大了税务稽查的难度。
4、房地产经营项目难以管理
房地产企业对房屋的开发，要涉及规划、国土、建设、房管等部门。但是目前这些部门相互之间的合作只处于相互约定和协商的状态，遇到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必须召开部门问的协调会议才可解决，缺乏相应的激励制约手段，未能实现信息共享，难以实现房地产行业税源的源泉控制。使得一些房地产企业有机可乘，造成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
5、税务征管能力不强
一是稽查人员配备不足，业务水平有待提高，稽查工作效率不高，查处力度不强，违规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违规者的侥幸心理。其次是税务部门出于扶植企业发展、维护税源的考虑，征管力度较弱，对于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持“仁慈”心理，处罚较弱，以补代罚，以罚代刑，处罚决定得不到严格执行，往往流于形式。第三是行业征管手段滞后。目前，许多地方对房地产行业的税收征管还处于“粗放”阶段，特别是征管手段上还不能适应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信息共享难、操作处理慢。
二、加强我国房地产企业税收征管的措施
1、完善相关税收政策
我们要针对房地产税收政策的一些缺陷，加大改进力度，力求每项政策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不留漏洞。对自用没有同类可比价开发产品的房地产企业，要求其提供法定评估机构的评估证明严格界定拆迁补偿费，建立拆迁补偿费列支的管理和审批制度；制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安装计税成本的基准定额，加强审核、管理力度，有效堵塞偷逃税漏洞。
2、提高纳税意识
一个良好的纳税企业服务体系和精心策划而有目标的税法宣传活动，对促进纳税企业守法至关重要。为了促进自觉守法。税务机关必须通过良好的宣传方法向纳税企业提供持之以恒、公正、礼貌和快捷的服务。宣传方法应该是通俗简明，达到即使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纳税人也能够理解。同时税务人员对不同的纳税人应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宣传税法、规章、规定和通告，以便提高其遵章守法水平，从而减少对税收的误解。把申报纳税变成公民的自觉行为。还有加强税务的信息化建设。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税务机关不但可以通过网络获取企业和个人房地产方面的信息，为税收征管其他环节提供基础，而且可以通过与银行等其他相关部门的联网了解纳税人的收入及经营情况。而纳税人也可以通过网络获得多数纳税相关信息。尤其是电子邮件的广泛使用可大大缩小征纳双方之间的交往成本。可见，实现信息化管理对于税收征管的各个环节，都有促进作用。
3、加大房地产税收稽查力度
为了防止房地产企业的偷税漏税，稽查人员在对房地产业开展检查时，应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实行主查人责任制，明确职责，加大考核力度。第二，每年都应重点安排若干户房地产开发企业作为重点检查对象，在开展全面性的税收检查基础上，分析、剖析加强税收管理的对策和措施，提出有效的办法和建议。第三，加大对存量房交易完税凭证的检查力度，依法追缴应纳税。对违法行为，要加大曝光和惩罚力度。第四，各税种检查相结合，加强对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的纳税人的稽查力度。国税、地税、财政、金融、审计等机构应加强联手配合，互通营业税、所得税及其他税种的纳税评估情况，相互印证，联合开展对房地产的重点、交叉稽查。
4、实现房地产税收一体化
在房地产税收征管工作中，各级地方税务、财政部门应以存量房交易环节所涉及的税收征管工作为切入点，主动与当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取得联系，建立有效的协作机制，加强信息沟通，整合征管资源，优化纳税服务。首先，各级地方税务、财政部门应与房地产管理部门建立紧密的工作联系，充分利用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信息，建立、健全房地产税收税源登记档案和税源数据库，并根据变化情况及时更新税源登记档案和税源数据库的信息；定期将税源数据库的信息与房地产税收征管信息进行比对，查找漏征税款，建立催缴制度，及时查补税款。其次要开展科技创新，开发“房地产税费一体化管理”软件，多方采集房地产企业的涉税信息。同时建立健全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机制，明确部门职责。
5、提高税务征管能力
一是要提高稽查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政治素质。要在人员录用上力争吸收一些专业水平较高的人才，并定时组织培训和学习，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对稽查人员加强服务意识和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二是改进征管手段，提高科技含量。要不断提高房地产税收征管的科技含量，在税务机关之间、部门之间、税企之间充分实现网络互联、信息共享。可由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领导小组或政府信息管理部门牵头，在政府共享平台上搭建“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信息共享系统”，规划、国土、房管、财政、税务等部门相关信息要实现共享。同时加大以票管税力度，全面推广使用电脑版建安、不动产发票。
【参考文献】
[1]赵晋林：当前我国房地产税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J]．涉外税务，2004（4）.
一、关联企业的界定
根据2008年《特别纳税调整管理规程(试行)》第七条的规定,《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所称关联关系,主要是指企业与其他企业、组织或个人具有下列之一关系:
(一)相互间直接或间接持有其中一方的股份总和达到20%或以上;直接或间接同为第三方所持有股份达到20%或以上;间接持有股份按各层持股比例相乘计算,如一方对另一方持有股份超过50%的,按100%计算;
(二)企业与另一方(独立金融机构除外)之间借贷资金占企业实收资本50%或以上,或企业借贷资金总额的10%或以上是由另一方(独立金融机构除外)担保;
(三)企业的董事或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一半以上或有一名以上(含一名)常务董事是由另一方所委派,或同为第三方所委派;
(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由另一方提供的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特许权才能正常进行;
(五)企业购销活动由另一方控制;
(六)企业接受或提供劳务由另一方控制;
(七)对企业生产经营、交易具有实质控制、或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包括家族、亲属关系等。
二、关联企业避税的主要手段和方法
从理论上讲,关联企业有涉外关联企业和国内关联企业之分,但它们都存在着避税的可能性,且手段和方法多种多样。其中,前者避税的手段和方法更为隐蔽和复杂,更具有典型性。
外方通过关联企业避税的手段和方法主要有:
(一)高价进、低价出,转移企业利润;
(二)抬高进口设备价格,虚增固定资产投入,进行税前避税;
(三)外方利用投资者身份承包企业工程,故意提高工程报价,从中获利,少缴税款;
(四)从境外关联企业贷款,通过支付高额利息转移利润,从而有效避税;
(五)延长资本期限,却按名义值分享利润;
(六)虚增费用,转移利润;
(七)将专有技术转让费转移到设备价款中,逃避预提所得税;
(八)在工程承包中通过将劳务费用向材料款转移以扩大扣除额,包工包料工程假借第三者名义分别订立等隐蔽手段,逃避纳税;
(九)采用推迟获利年度法、化整为零法等重复享受税收减免待遇;
(十)推迟偿还债务,控制利润;
(十一)弱化股份投资,增加贷款融资比例;
(十二)利用国际税务协作的漏洞避税等等。
三、关联企业避税的危害及其法律对策
(一)关联企业避税的危害
关联企业避税危害巨大,其影响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具体来讲:
1.避税造成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影响国家的财政能力。同时,由于其负面的示范效应,会使更多的企业从事避税行为,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2.避税造成企业之间实际税负水平的巨大差异,有悖于“公平税负、平等竞争”的原则,扰乱了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影响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
3.外商投资企业避税损害中方权益,侵犯了我国的税收主权,造成我国投资环境不良、投资回报率低的假象,影响我国声誉和外商来华投资积极性。
(二)关联企业避税的法律对策
针对关联企业避税,一方面要完善反避税法律、法规,使其无隙可乘;另一方面要加强税收征管力度,从外部加以规制。
1.完善反避税法律、法规
(1)在国外立法方面,德国租税通则第42条规定:税法不得因滥用法律事实之形成自由而规避适用。滥用者依据与该经济事件相当之法律事实,成立租税请求权。对避税行为进行明确规范。目前,我国在立法方面对什么是避税,认定与规制避税行为的基本原则等,尚属空白,亟需填补。笔者建议:设立专门反避税条款,采用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立法。对避税行为定义、规制作出概括性规定,同时列举经常运用的避税手段和方法及其法律制裁,尽量缩减避税的机会与可能,从而为具体的执法活动提供依据,有效地遏制避税行为。
(2)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现行税法规定,企业发生年度亏损允许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弥补,下一年度所得不足弥补的,可以逐年延续弥补5年,建议修改为3年。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程序,对老企业假冒新办企业骗取二次减免税待遇等情形,加强监管,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而不办理开业登记等,尽量堵塞法律漏洞。
2.加强税收征管
(1)扩大税务稽查队伍,从人员和组织上保障征管工作的顺利进行。一方面加强对现有人员的在岗培训,另一方面实行考核、竞争上岗制度,提高队伍素质。适当调整现行征管模式中税务机关的分工组合,强化税务检查。
(2)强化纳税人全面申报义务和举证责任。纳税人应依法申报应税事项,不得隐瞒和遗漏。对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转让定价的正常性、合理性负有举证责任。
(3)对有避税嫌疑的企业进行重点调查审计。一般可包括: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权受关联企业控制的企业;与关联企业业务往来数额较大的企业;长期亏损的企业(连续亏损2年以内的);长期微利或微亏却不断扩大经营规范的企业;跳跃性盈利的企业(指隔年盈利或亏损,违反常规获取经营效益的企业);与设在避税港的关联企业发生业务往来的企业;比同行业盈利水平低的企业(与本地区同行业利润水平相比);集团公司内部比较,利润率低的企业(即与关联企业相比,利润率低的企业);巧立名目,向关联企业支付各项不合理费用的企业;利用法定减免税期或减免税期期满,利润陡降进行避税的企业,以及其他有避税嫌疑的企业。通过案头审计、现场审计、国内异地调查、价格信息的查询与调阅、境外调查等手段,核实其应税事项。
(4)大力推广计算机在税收征管领域的应用,使其能够覆盖税收征管全过程。从税务登记的建立、纳税申报的处理、税款的收缴与核销、中止申报与滞纳的催报和催缴,到税务检查对象的筛选以及有关纳税人各种资料、信息的查询等均通过计算机处理。利用各种手段,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收集国内外市场价格和费用收取标准等信息资料,积极而又适时地实现与工商、金融、海关、外贸等部门的联网,逐步形成价格信息网络,为查处避税行为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纳税遵从成本是纳税人在遵从税法的活动中不得不承担的费用。20世纪80年代,以英美为首的许多国家政府才真正开始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将其纳入税收改革的考虑范围。从各国对纳税遵从成本的调查研究来看,税收遵从成本巨大而且具有累退性,会增加纳税人的不遵从行为,对经济有较大的扭曲作用。我国目前同样也面临税收流失问题的困扰,如何借鉴国外政府对该领域的探索和实践经验,立足我国现状,为税收决策提供一个有迹可循的依据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相关概念
1.纳税遵从
纳税遵从是指纳税人按照税法要求履行其纳税义务的行为,表现为及时填写所有要求填写的申报表,申报表上的应纳税额应按税法规定和法院裁决要求正确计算。
西方纳税遵从理论认为,纳税人会对遵从成本(包括填申报单的花费、向税务人咨询的花费等)和不遵从成本(罚款)进行比较,从而做出决定。这种观点对于解决纳税人不遵从问题是具有建设意义的。沃尔舒茨斯基教授就认为“从长期来看,税务当局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比纠正纳税人的不纳税行为更为重要”。
2.纳税遵从成本
我国税收界很多对税收成本和税收征管方面的研究文章都提及纳税遵从成本,目前学界对“遵从成本”或“奉行成本”的概念采用的是英国巴斯大学的锡德里克?桑福德(Cedri Sandford)教授在其《税收遵从成本?押测量与政策》中对“遵从成本”下的定义,即?押纳税人(第三人,尤其是企业)为遵从税法或税务机关要求而发生的费用支出。这种费用支出是指税法及税收所固有的扭曲成本(如工作与闲暇的扭曲,商品消费或生产选择的扭曲)以外的费用支出。它不包括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时所支付的税款。
3.纳税不遵从
纳税不遵从是指一切不符合税收法规意图和精神的纳税人行为,包括纳税人故意不申报、少申报和因为信息错误、误解、疏忽或其他原因引起的不申报、少申报。
二、国外纳税遵从成本研究情况
(一)对遵从成本的调查结果
1.遵从成本数额巨大。桑福德(Sandford)曾对1986-1987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税收体系的遵从成本进行了估算,结果是遵从成本占总税收的3.91%。1995年度美国联邦和州所得税遵从成本约为676亿美元,约占联邦和州税收收入的9%,占GDP的0.93%。2002年,印度国家财政部有关研究表明,2000-2001年度,印度个人所得税的遵从成本(还只是纳税人所承受的“合法”成本)占到该项税收的45%。富兰塞斯?威廉歌德(Francois Vaillancourt)研究了1989年加拿大个人所得税发现,其遵从成本占该项税收的6.9%。
2.遵从成本具有累退性。遵从成本的累退性表现在随着纳税人(包括企业和个人)收入越高,遵从成本反而相对越小。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相比,前者承担的遵从成本明显高于后者;小型企业的遵从成本负担重于大型企业。
3.遵从成本对经济有负影响。遵从成本会给社会增加资源成本,对于遵从成本的怨恨可能导致不遵从行为;遵从成本通过提高边际税率,可能扭曲或者阻碍国内和国外的投资决策。印度财政部最近的研究发现,高额的遵从成本带来的经济影响还包括:扭曲生产决策、减少投资,带来更高的赤字,减少税收的公正性,减缓经济的增长,影响价格运动规律,降低国际竞争力等等。
4.高遵从成本引发不满情绪。由此导致严重的偷税问题。特别是小型企业和个体户,他们感到在税收方面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因此,他们规避高遵从成本,甚至偷税逃税的动机也就相对比较强烈。
(二)关于税制简化的问题
税收体系的繁琐复杂是许多国家不堪其扰的问题。例如1986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单说明书就长达48页,有28个可能的表格需要填写,给纳税人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正如幽默大师拉赛尔?贝克(Russell Baker,1995)所言,“税法的最可怕之处在于它无人能懂。它以深不可测闻名于世。”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美国率先开展的税制改革在全球范围得到了回应,税制简化则是其中重要的改革动力之一。税制简化是一项系统化的工程,涉及到简化税法、降低税率、减少税收档次以及扩展税基等许多改革层面。根据鲍普(Pupe,1994)对遵从成本的研究结果表明,税制简化应更加关注在税收最大化、公平与效率的传统目标之间做比较。
(三)一些国家的实践
英国于1986年实行《纳税人》,明确了税务机关的职责:“国内收入局及关税和消费税局应关注不同的纳税人(包括较小企业的特殊情况)的遵从成本。在税收管理过程中,他们应该认识到使你的遵从成本最小化的必要性,应根据职责要求经济、有效地征税。”
美国国税局提出改善纳税人遵从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1)增加税法的威慑力,通过立法、设计付税程序等措施,使所得更加透明,使不遵从更容易被查出;(2)降低遵从成本,通过简化申报表、提供各种咨询,解决纳税人的问题;(3)提高遵从税法的纳税人的社会地位,使不遵从税法的人臭名远扬;(4)加强对税务人的管理等等。
这些国家对遵从成本的研究结果的确向我们呈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有理由相信遵从成本确实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政府和学者们设计税收体系的初衷。
三、国外纳税遵从成本研究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1.为纳税人遵从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
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能充分保证“经济人”正当权利的制度,这同时也保证着纳税人的正当权利。在这样的制度下,一切与交换相关的行为都将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达到效用的最优。
2.完善税收征管制度
要改变机构行政人员对整个税制的看法与态度,加强对内部人员的人事培训,这一培训工作一部分可以由系统内人员负责,而另一部分则交机构以外的专家学者完成;加强改善纳税表格格式的工作,使纳税人填写的表格更加简单明了;加强咨询服务,以帮助税务机构与纳税群体之间的沟通等等。
3.保持税法稳定,减少税种的遵从成本
税法稳定有利于降低税收遵从的临时成本。构造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少减免的税制结构,是我国税制建设的发展方向。宽税基可以保证税收收入,并且促进各种相互联系的税种采用共同税基。少税种可以防止纳税人在税种之间的转移,减少相应的遵从成本,矫正经济扭曲。减少税率档次,降低临界点税率,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临界点税率附近生产者之间的不公平竞争程度。少减免可以减少纳税人的税收选择活动,从而降低其遵从成本。
4.增强公众纳税意识
对我国而言,尤其在税收征管中的纳税咨询服务等方面需要体现出来。如果税务机关能够提供充分便捷的纳税咨询服务,如免费提供通俗易懂的税收手册、配备足额称职的税务咨询人员,那么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就可相应降低。完善纳税咨询服务将是我国税收征管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参考文献】
[1]范恩洁.国外税收遵从成本研究:经验与借鉴[D].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