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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的乡村旅游悄然兴起，进入90年代中后期，我国乡村旅游进入了发展较为快速的阶段。国家旅游局1998年推出了“华夏城乡游”，1999年推出了“生态旅游年”，全国各地纷纷抓住机遇，形成了一股乡村旅游热。这一旅游形式和农村以及农民生活息息相关。乡村旅游对农村社会的生产方式、农民生活、农村文化等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免费论文。免费论文。
一、乡村旅游吸引力的内在机制
乡村旅游吸引力的本源在于城市与乡村文化势差。文化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总是最活跃的因素。现代旅游已然不再仅仅停留在自然景观的表层，它更需要文化元素的充实。古老而厚重的乡村文化积聚着中华上下5000年文化的精华，千百年来历史不断冲刷而形成风格各异的村落民居，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民俗等人文信息，传承着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在传统的乡村文化面前，中国城市文化呈现着另一番文化形态。中国城市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渗透了西方文化的因子，它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难以保存中国本身最为原真的文化面貌。两者之间出现了文化势差，这正是乡村旅游形成的吸引力本源。这是一种现代人追求的生存质量，更是一种生活时尚。这种文化势差是建立在空间势差、视觉势差、心理势差的基础之上。城市的喧嚣繁杂与乡村的宁静悠然、城市的钢筋水泥与乡村的砖瓦木房、城市快速的生活节奏与乡村的慢调节奏，这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文化势差的表层现象。生活在城市的人们空前地渴求着远离城市的喧嚣，返璞归真，亲近泥土，将情感、智慧和理想纳入一片宁静平和之中。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中心和独特的卖点，客源地的城市性与目的地的乡村性级差或梯度是乡村旅游的动力源泉。都市人在追求清新宁静的乡村环境，释放心理积郁的同时，他们更深层的是在体验与城市文化截然不同的乡村文化。
二、乡村旅游与农村社会变迁的关系
乡村旅游是发展乡村旅游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加速器，社会变迁促进或影响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反映出了旅游动态的一个特征――流动。最基本的一点是乡村旅游带动了人的流动。人的流动又带动了信息，资金和人才的流动,把现代文明,外部信息带进了乡村，促进了当地农民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改变。作为乡村旅游接待者，他们开始注意到科学文化知识,经营管理知识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开始放弃过去头脑中长期形成的小农经济观念，不断参与就业市场竞争，他们开始以商品经营者的身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去生产经营。乡村旅游加速了乡村人观念的转变，进而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变迁。社会变迁之于乡村旅游有一个先被动后主动的过程，乡村旅游首先带动和促进了乡村社会变迁，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乡村社会又会主动改变自己以适应旅游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社会变迁促进或影响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三、乡村旅游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乡村旅游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牵扯到方方面，包括人口变迁、经济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风俗文化的变迁等。当然，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有很多，和大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但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是影响农村社会变迁的主导因素。
1. 人口变迁
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乡村旅游需要一整套的服务设施，不仅需要导游、管理人员、服务人员，还需要住宿、饮食、商场、交通、文化等行业，能吸收利用大量劳动力就业。根据乘数效应理论估算，旅游业每创造1个直接就业机会，将产生另外3个间接就业机会。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2. 经济变迁
乡村旅游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吸引力之一就是具备一定的生态环境、一种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的特殊资源。在人类社会早期，良好的生态环境就像阳光，空气，水一样，是自然界本身提供的，并不具备经济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污染日益加剧，人们对乡村清新的空气、优美的自然风光产生强烈的需求，使乡村生态环境成了稀缺资源，具有了经济价值。乡村旅游能够使生态效益转化经济效益,成为充分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而这种促进反映在乡村旅游中就是乡村旅游的发展势必对乡村旅游地的农民和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一个带动作用。表现在：
（1）乡村旅游的发展，使一大批老少边贫地区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贫困地区依托本地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业，是脱贫致富征途上做出的一种实事就是、因地制宜的选择。这种选择，使脱贫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广。据河南省有关调查，全省通过发展旅游业而脱贫致富的农村即达到1200多个，30万户，近百万人。据此推算，全国通过发展旅游业而脱贫致富的村庄不会少于1万个，人口不会少于300万人。这是发展旅游业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所做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贡献，同时，对促进我国旅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乡村旅游的发展，为闲散的劳动力开辟了广阔的就业门路。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当地居民围绕着游客吃、住、游、购、娱的需要，兴办了各类企业，围绕旅游点而发展起来的餐饮业、运输业、旅馆业等比比皆是。人们通过开展各种为旅游者服务的活动，找到就业机会，有了生财之道。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减轻了各级政府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压力。
（3）发展乡村旅游缩小了城乡差别。在我国大城市的郊区县，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区位优势，其主要表现就是直接面对周末假期、民俗佳节、庆典活动等需求的稳定而庞大的城镇居民市场。在大城市发达的工业文明的辐射下，都市附近的县郊区已经进入现代化农业文明阶段。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不仅使本地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也使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加快了大城市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城乡落差已越变越小。
3. 社会结构变迁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管理层面的全面改革，旅游产业增加了村庄管理者的业务量，促使管理者改进管理方法，使许多管理者由原来的“兼职”管理村内事务的同时，农业生产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变为“全职”，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参与管理所得。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管理机构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原先村委会负责村内的所有事务，现在可能很大一部分事务由村民组建的“股份公司”处理，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呈现相分离的趋势。社会成员地位结构也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而产生显著的变化。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村民生产致富的机会，但是由于村民们资源条件的差异以及抓住机遇的能力不尽相同，总有一部分人更快发财致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地位影响社会地位，对于不同村民来说，旅游产业的发展在提高他们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的社会地位体验，这就是农民阶层的分化。农民的分化是由于财产关系与职业系统的变迁，出现了多样化的职业类型、生产资料的所有形式及经营形式的背景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当农村在集体经济之外引入了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双层经营形式，在农业劳动之外引入了其他多种职业类型之后，农民相互之间的地位差别才变得明显起来。此外，乡村旅游业很好的结合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村民职业由原来的“纯”农民转变为服务业从业者与农民的混合职业者，村民职业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
4. 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
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主要是通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表现出来。人们的社会活动都是程度不同地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发生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往往成为整个社会变迁的先声。乡村旅游带动了人的流动，而人的流动又带动了信息，资金和人才的流动,把现代文明,外部信息带进了乡村，对乡村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最强烈、最直接的冲击，促进了当地农民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改变。他们转变了对待传统和变革的态度，由恪守古训，求稳怕变转变为主动迎接新时代，接受新观念；转变了传统村民知足常乐、固步自封的态度，转而积极进取，主宰命运；他们转变了怕冒风险和胆小守旧的处世态度，逐渐提高了风险意识和承担风险的承载能力；他们转变浪费时间、不讲效率的劳动态度，使“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他们转变了对待知识与科学的态度，更加重视对自身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对下一代的教育投入。
生活方式由价值观念所主导。农民的衣食住行不断追求品质与高效。例如中国民间饮食结构逐步由过去的主食消费向主副食相结合转变，传统的粗粮细吃、稀稠搭配也有了新的内涵。
5. 乡村文化的变迁
这是分析社会变迁内容的一种综合角度，主要是指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包括因文化的积累、传递、传播、融合与冲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长和旧文化的改变。发展乡村旅游使得社会文化的表现更加丰富多彩。
（1）乡村旅游本身存在的传统文化对旅游者产生的影响。旅游者（主要是城市居民）离开居住地到乡村地区旅游的最大起因就是城乡之间在自然景观、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方面具有差异性,因此决定了传统乡村文化在旅游产品的生产和组合中可以作为最重要的素材和着眼点的地位。天人合一式的环境,健康、朴素、简单的生活,可以读到历史,可以看见的美德,正是这些传统乡村地区所独有的魅力,也是乡村与现代化城市环境,生活的差异成就了乡村的旅游吸引,因此可以说,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活动的最大特点。乡村旅游注重传统事物和传统价值,将旅游活动和旅游者融入乡村生活之中,为旅游者提供一个安静、自然和原原本本的乡村生活体验。免费论文。
（2）乡村旅游有助于保护乡村文化和历史遗产，增强乡村社区的自豪感。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乡村旅游将对旅游地造成较大的文化冲击，破坏传统的乡村文化，同时游客的大量涌入将对旅游地的古建筑等历史遗产造成破坏。而国外的很多研究案例表明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乡村旅游开发之前，乡村社区的一些独特文化和历史传承很少为人所知，处于逐步衰微的状态，乡村旅游的开发不仅没有破坏乡村的独特文化，而且在保留历史传承、发掘乡村文化上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开发乡村旅游，通过发掘、包装和宣传当地的历史传承和独特文化，提高了乡村的知名度，增强和复兴了乡村社区的自豪感。事实上，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和当地政府总是会逐渐认识到乡村文化在旅游业中的核心作用而加以保护开发。某些乡村文化和历史遗产，其最好的保护方法是让它成为乡村旅游项目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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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慧欣.发展乡村旅游的经济思考[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2)
② 此表根据（美）周锡瑞《》的起源中表2“山东举人分布情况表”稍作变动而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转引自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③ 此表根据（美）周锡瑞《》的起源中表3“大运河沿岸各县的举人数”改造而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转引自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
④ 资料来源：2008年10月11日与田庄赵连仲（77岁）交谈所得，四本手抄本现在赵连仲老人处珍藏。
⑤ 由于是卷下，故严格的按照《戏谱杂集》目次记录之，本书目次是从第九个剧目开始的。
⑥ 笔者于2008年10月9号在德州市夏津县做田野调查时所得。
⑦ 笔者于2008年10月9日下午摄于临清市田庄乡吹腔戏老艺人赵连仲家中。
⑧ 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页。
⑨ 王福润（1884-1969），巨野县人士，柳子戏演员，擅演小生。
⑩ 李文远（1896-1976），柳子戏演员，原籍邹平，后迁汶上南站区何楼。在济宁、汶上、曲阜、泗水等地演唱三十余年。
[11] 王传明（1904-1982），荷泽市郓城县人士，柳子戏乐师，工三弦、笛，会弹唱柳子戏曲牌三百余支。何善芳（1917年生），定陶人士，十三岁入科班学戏，擅演文武小生。
[12] 张春雷，原名张兴然，曹县人士，柳子戏演员。擅演红脸、花脸。尤擅演张飞戏，在鲁西南有“活张飞”之称。
[13] 郑兰亭（1920-1994），定陶人士，柳子戏演员，主攻青衣花旦。20世纪50年代初，与其他柳子戏艺人组成郓城工农剧社，后随团调省，成立山东省柳子剧团。
[14] 苗悦芹（1889-1966），嘉祥县人士，柳子戏演员，初习小生，后攻丑行。1960年任职于菏泽戏曲学校和菏泽专区柳子戏剧团教师，口述曲牌300余支，由庞礼记谱整理，共计九册。
B15 黄遵宪（1932年生），荷泽市郓城县人士，主攻文武生。1956年主演《孙安动本》，饰演孙安。
B16 杨汉春，荷泽市郓城县人士，柳子戏演员，擅演青衣。
B17 何丽丽《山东柳子戏音乐文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B18 ［美］周锡瑞《的起源》，第50页，转引自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页。
B19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30，《兖州府风俗考》，转引自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页。
B20 一部分剧目来自于2008年2月10日中午访尹成省，并见到其手抄的部分剧目。一部分来自于在沂南村与剧团人员的聊天所得。一部分是近年春节演出剧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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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志超（主编）.运河名城临清［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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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建中.山东戏曲论稿［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60.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handong Liuzi Drama
HE Li-li1,2
(1. School of Music,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2. School of Musicology,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Shanghai 200031)
Abstract：Metro as a technical synthesis of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ublic transport travel tools in modern cities， changing people's basic way of traveling， as well as integrating fully into urban life. Hence， influence of subway on city’s time， space and culture were investigated from the aspect of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metro and urban social changes.
Key words：space-time metro ； city life style ； social changes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4-44（6）
导论
1863年，英国为了解决首都伦敦的交通拥堵问题，建设了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它标志着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的诞生，给城市居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交通出行方式。截止2015年，全世界共有120多个城市开通了地铁，城市地铁通车里程公里数前二十名总和达到5500多公里，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莫斯科地铁担负了该市客运交通总量的44%，巴黎地铁日客运量超过1000万人次，纽约地铁营运线路总长居世界第五，日客运总量达到2000万人次，占该市各种交通工具运量的60%，香港地铁总长虽然只有43.2公里，但其日客运量高达220万人次，最高时达到280万人次。据《2014年-2020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发展模式与未来前景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中国累计有19个城市建成运营城轨线路87条，运营里程2539公里，其中地铁2074公里，占总里程的81.7%。
地铁为解决城市扩张所带来的交通拥堵、出行不便等问题而出现，它充分反映了人类利用科学技术解决出行困难、满足出行诉求的渴望。与其他交通工具相比，除了能避免城市地面的拥挤和充分利用空间外，还具有运量大、速度快、无污染、准时、方便、舒适等优点。对于这种交通方式，城市居民给予了极大的欢迎。因为它不仅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还改变了一座城市发展布局，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作为一种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相融合的技术综合体，地铁已经与城市居民的生活出行紧密相连，除了改变人们基本的出行方式之外，所带来的社会性已经充分融入城市生活之中。仔细体味，较为显现的就是“时间”、“空间”在这种新的交通方式之下被重新建构，同时伴随地铁出现的文化元素正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城市发展。因此，如果抛开地铁所带来的技术性贡献，从社会学视角进行审视，我们会发现地铁给城市社会带来的社会性改变更值得去思考。
1 地铁与城市社会变迁的相互促进
地铁是城市社会变迁的产物之一，同时地铁也是城市社会变迁的催化剂之一。
城市社会变迁的动力很多，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特点，城市化是重要的动力因之一。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城市化的过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连续实现了温饱和整体小康以后，推进城市化成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进程。城市化之所以能够以特有的社会变迁带动社会发展，其本质是形成了一系列新机制，如生活压力竞争机制、文化积累进化机制、科学技术创新机制、分工深化创造机制、个体差异需求机制、交换互动依存机制，等等。这些机制就成了城市社会变迁的强大动力，同时也给城市创造许多创新事物。当然，地铁就是众多创新事物的其中之一。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城市化，城市面积不会扩张、城市居民交换关系不会愈加复杂、不会造成交通拥堵引发社会成本的浪费等，那么地铁就不会莫名的出现。因此，城市社会变迁是地铁诞生的宏观背景，而城市化是地铁这种快速交通发展的现实土壤。
技术因素一直是驱动社会时代变化的主要力量之一。丹尼尔・贝尔指出，“技术改变了社会关系和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我们可以随意列出技术促成这些变化的五种方式：一是通过较少成本生产较多商品，技术成为提高全世界生活水平的‘火车头’；二是技术产生新阶级，如工程师等；三是技术为合理性创造了新的定义；四是运输和通讯革命，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产生新影响；五是技术使世界的时空发生了变化”。[1]丹尼尔・贝尔的观点表明了现代技术是城市社会变迁的催化剂。那么地铁作为改变城市交通出行方式的典型技术，为人们交往互动提供了新的形式，使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发生了创造性变迁。
那么，地铁究竟对城市社会变迁带来了哪些影响？不妨先认识一下社会变迁的主要范畴。结合中外学者对社会变迁研究视角，主流主要集中在对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考察，譬如：默尔（Wilbert E. Moore）认为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的重要改变，包括社会规范、价值体系和文化产物等方面；劳尔（Rorbert H. Lauer）则把社会变迁看做各种层次上社会现象的改变；沃尔夫冈・查普夫认为社会变迁可借助社会结构的概念加以理解，社会变迁即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制度的变化。所谓社会结构，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的定义，就是指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2]。因此，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我们可以狭义地将社会变迁理解为人口结构变迁、职业构成变迁、行为变迁、规范变迁、制度变迁、观念变迁等重要特征的集合。那么，地铁影响城市社会地域结构变迁的重要元素，包括了人口结构、职业构成、行为方式、规范制度、观念改变等方面。地铁的时间可控性影响了城市社会人口结构以及职业构成；而空间延伸性为城市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为行为、规范、观念变迁创造了条件。
2 地铁影响下的城市时间
人们谈到地铁，首先提及的就是时间，也就是出行所花费的时间是准时、精确、可控的。私人小汽车数量的迅速增长，给城市地面交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交通拥堵成为城市居民不得不面对的头疼问题，堵车使人们的出行时间变得不可控制，这种情况下地铁的时间优势就充分的体现出来。准时、精确、可控的工业化时间形态的特点，对于地铁乘坐者而言，“可控”同时伴随着地铁对行进速度的大幅度提升，节省了人们花费在交通上的时间，这意味着自由时间的增加。自由时间的增加，则意味着有更多的业余生活时间，人们更愿意继续留在城市工作，支持城市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地铁所带来时间上的精准可控为城市发展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交通上的先决条件。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多数城市特别是特大型城市的空间进入了结构、规模迅速变化的时期。以上海为例，上海作为长三角的经济中心城市，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中心的范围不断扩张，形成了中心城、卫星城、小城镇、集镇四级城市体系；传统的城市经济空间向城市郊区扩散，大量工厂企业外迁，中心城区成为发展金融、贸易等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城市面积的日益扩大，经济活动的日益紧密带来了城市居民之间互动的日益频繁，导致交通出行的距离和频次迅速增加。设想一下，像上海这样总人口两千多万的特大城市来说，仅仅依靠普通地面交通工具是难以满足的，很大程度上地铁为人们出行提供了时间保障。城市快速交通为工作、生活提供了便利，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涌入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的比例正在改变，形成了精英阶层（高收入阶层）、中产阶级（中高收入阶层）、普通工薪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底层阶层（低收入、贫困阶层）、外来人口（流动人群）。我们不能说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因为地铁的出现，但将地铁视是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的一个催化因素毫无夸张而言。
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第三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服务产业等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城市化和后都市化的直接动力[3]。这种变化意味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城市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即农业和工业占有比例减少，而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占有比例增加。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了城市职业结构的变化，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人员比例逐渐减少，而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比例逐渐增多。地铁交通为应对城市这种职业结构的改变作出了贡献。还是以上海市为例，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原来的“二、三、一”产业发展顺序调整为“三、二、一”发展顺序。即遵照“三、二、一”的产业发展顺序，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形成了从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二、三、一”产业结构向第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的“三、二、一”产业结构的转型。这种产业结构转型导致了金融、商贸、交通、通讯、餐饮等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这部分从业人员数量急剧增加，他们穿梭在城市当中，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排除薪资较高的高端管理人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经济条件不高，相当比例为来上海工作的外地人，他们为实现自己的城市梦努力拼搏着。在他们的收入中，允许花费在交通出行上的比例是有限的，相比于私人小汽车而言乘坐地铁会便宜很多。上海工作日平均客流量超过900万人次，大量从业人员将地铁作为出行的首选，可以说地铁为庞大的城市人口流动承担了主要责任，也为整个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工业化时代人们“准时”的时间意识逐步增强。地铁对于时间的要求尤为精确，随着人们对地铁出行方式依赖程度的增加，这种以定时、精确、可控为特点的交通时刻要求，逐步地在改变居民的时间意识。
2.1 居民对时间的要求更加精确
以南京地铁为例，南京地铁的每条线路都有对应的运行时刻表，运行时刻表上对时间的标注是以“分”作为时间单位的。以地铁1号线为例，线路北起迈皋桥站，沿南京主城区中轴线一路南下，于安德门站向东南转至东山新城，进入江宁大学城，南至中国药科大学站，途径栖霞区、鼓楼区、玄武区、秦淮区、雨花台区和江宁区。线路总长38.9千米，共设置27座车站，其中地下站16座，地面及高架站11座。首班车时间为上午5点42从迈皋桥出发，平均2-3分钟一站，6点40到达南京交院站，每条地铁线路的列车均有精确的运行间隔时间表，除去由于机器故障造成的延误之外，地铁可以真正做到准时、精确、可控。而在上海几十米深的地底下，每天有上千万人次，以精确的自动控制方式，在四面八方间大跨度穿梭流动，其繁华热闹程度，不亚于地面上的上海。它给城市生活带来的便利和带动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驱动力，如何估量都不过分。[4]地铁作为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将线性时间的细分切割做到了极致。人们可根据已制定好的以分为单位的时刻表来安排自己的行程，预约、守时逐步成为公认的准则和社会美德。
2.2 促使居民生活节奏逐步加快
当居民对时间的要求越来越精确时，社会生活的节奏也随之被加速。“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等观点不断地冲击着居民，这也是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类社会活动频率加快的产物。高节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十分明显的，居民在工作中分秒必争地去争取最大的价值，在闲暇时也生怕浪费掉一丝一毫的时间，人们更加注重时间的利用价值，从而促使经济产值的增长和消费的增加。资源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出无限的价值，是当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之一。
地铁作为现代工业化产物，同时作为“快节奏”商业社会的必备工具，在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同时，将这种时间认识论纳入人们的思维与观念之中，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已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的生活特点。
2.3 促进城市社会秩序的形成。
公共交通的实行一般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时间运行，并由象征国家的管理部门制定运行车次、停靠站点，是一种秩序体系。随着居民对地铁出行方式的依赖，地铁对时间的精确要求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地铁的固定班次，要求人们去等候，并精确按照时间出行。但是地铁的运营时刻表是政府制定的，民众的出行生活时间其实不能做到完全自由，也就说是处于一种安排与掌控之下。[5]居民想要运用地铁作为出行工具，则需要调整个人的生活时间表。例如，地铁部门通过节假日延长运营时间、高峰时间限流等措施，控制人们的出行时间与方式，保证社会秩序。因此，居民的出行计划将必定根据地铁的运行时刻表来安排，这从一定层面上促进了社会秩序的形成。
3 地铁影响下的城市空间
地铁是现代化技术的一种综合形态，它将城市空间从一维向二维进行延展，将城市地上交通与地下交通有机结合，丰富了人们活动的空间，弥补了地面交通的不足。因此，地铁首先给我们带来的是技术上的空间，这是我们最直观的感受。
交通运输领域的每一次进步都在增加人们的出行半径，交通工具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民用航空的出现使得一日千里成为可能，私家车的普及和高速公路的发展则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但是，乘坐火车、飞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带有公务或私人旅行性质的出行，绝大多数人的此种出行频率并不会太高。普通市民在城市内部，往返于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点之间的日常通勤才是城市日常出行的主流。通常情况下，除去一部分驾驶私家车上下班的市民，绝大多数市民往往需要借助于大众交通工具，包括公交、地铁、轻轨、轮渡等。但是，由于城市区域范围的不断扩大和交通拥堵情况的日益严重，城市居民驾驶私家车、乘坐公交车在上下班通勤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城市现有的道路面积已难以承载越来越多的汽车数量，导致城市拥堵现象频发；同时，步行或骑自行车就可以到达的路途，许多人图省力选择开车，造成汽车可乘人数的的利用率极低，但却仍然占据道路空间。而且，一些没有私家车的家庭，或没有驾驶技术和能力的人，如老人和儿童、残疾者等，在城市轨道交通出现之前，都或多或少受到出行半径小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轨道交通的普及无疑大大提升了城市居民的出行半径。[6]
3.1 地铁的开通使得人们心理距离逾越了空间距离的相对遥远
乘坐地铁，人们在相同时间内的活动空间扩大了很多，市民可以通过所在地区的公共交通主体枢纽或轨道交通站点等重要交通设施之间实现“无缝换乘”，往来于相邻地区之间变得更加容易。以南京为例，从江宁区禄口镇到新街口，若选择公交车出行，要先乘坐709路公交车在安德门站转100路公交车到新街口，全程要3小时，而选择地铁出行，则需要先乘坐地铁S1号线到达南京南站转1号线抵达新街口，全程只需1.5小时。地铁的开通拉近了周边地区与市中心的心理（相对）距离，虽然绝对距离还是很远，但给市民的感觉相对距离并不遥远，这也使得出行者的路径选择更加灵活。
3.2 地铁改变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选择地铁出行，较远的距离可以快速抵达，不仅没有障碍和拥堵，而且比地面交通更加安全。随着地铁优势的逐步显现，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选择在城郊的地铁沿线附近兴建大型住宅区，不仅房价相对较低，而且环境宽敞、空气清新，居民在选择居住地时逐步倾向于城市郊区。所以，地铁的便利为从中心城区到郊区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改变了传统的城市居住模式，使得居住区逐渐向城市边缘外移，城市规模逐步扩大。以南京为例，自地铁一号线开通以来，江宁地区的房价及居住率大幅提升。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地铁二号线、三号线等的开通，必将进一步改变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
大城市人口的增长，市中心区域人口向郊区分流，卫星城发展的根本就是要解决市区和卫星城之间的公共交通问题，而轨道交通相比于普通道路交通优势十分明显，地铁将大大拓展人们生活的地域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城市地铁的延伸，对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也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城市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地铁大大促进了相邻地区的地方交往。目前，在北京、上海、香港等轨道交通相对发达的城市，城市轨道交通与城际高速铁路逐渐对接，共同向公交化发展。江苏与浙江、上海等地的紧密联结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地铁的建设。地铁拉近的不仅仅是城市与城市的时空距离，还有城市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城市生活方式的共享，促进了城市群中各个城市共同发展。
3.3 地铁空间的存在，为城市居民互动提供了新的场所
在地铁空间当中，人们的语言、行为、意识、符号在这里相互汇聚、相互交融、相互矛盾、相互改变，于是形成了另一个空间――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可以理解为城市在社会与经济方面呈现的空间特征和状态。由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空间成为物品和产品的集聚地，并具有一定工具性和功能性，服务于人们日常的交换活动。因为空间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相关，才具有了社会性。简・雅各布斯认为，“城市最基本的特征是人的活动。”城市空间正是通过承载公共生活和市民活动获得意义，这些活动是一种受到激发而集聚的过程[7]。因此，不同于技术性的空间研究，城市社会空间的应用不局限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发现城市空间形态及其变化过程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动因，将空间生产过程和社会变迁过程结合起来[8]。地铁是城市社会变迁的产物之一，从技术空间向社会空间的转向是地铁这种技术性综合体社会化功能的体现，由于地铁空间是城市居民交往活动的开放性场所，所具有的公共属性使其担负着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其重要意义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与日俱增。作为一种存在于城市居民生活世界中的空间，对于活动于其中的人们的行为、规范、观念、符号等带来哪些影响与改变，将是研究城市地铁文化的重要范畴。
4 地铁影响下的城市文化
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不同的文化功能构成不同的文化布局，文化的意义依它在“人类活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所关联的思想，以及所有的价值而定”。[9]在其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思想下：文化是社会结构体系的工具，文化功能的发挥受各种社会结构层次的制约，文化体系不仅决定人的价值观念，也构成人的行为准则。广义的城市文化简单地说是人们在城市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城市人群生存状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及城市风貌的总体形态。城市文化在演进过程中，常常以新的物质创造为载体不断发展变化，原有的文化特征在新的环境下调整和升华。城市地铁作为一种物质创造，不仅仅是实体空间的产生，而代表了城市文化范畴内新特征和新变化的处理。如今，城市地铁已经成为城市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乘坐地铁是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每天的出行习惯，地铁空间成为人们之间互动的新平台。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帕森斯认为，文化是人类互动系统的产物，而地体作为人们互动的一种媒介，给城市公开规范、城市观念、城市符号注入了新的内容。
公开规范是指群体、组织和社会公开宣布的规范，比如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技术操作规范以及各种规章、规则、制度等，都属于公开规范的范畴。公开规范包括公开宣布的规范、规则、制度，那些虽然没有公开宣布但内化为人们行动指导标准的道德准则，以及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行为标准。地铁是一种公共交通工具，在乘坐地铁的过程中，个人行为必须得服从公共行为。比如乘坐地铁应该按照“先下后上”的秩序乘坐，这一行为要求人们互相礼让、遵守通行秩序，虽然是一个很小的行为规范，但能培养人们相互协作、相互理解的精神风貌，也能反映出一座城市的文明素养。近几年，我国多个城市颁布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对不遵守城市公共秩序的行为做了明确禁止，例如：禁止在车厢内吸烟、吐痰、便溺、乱扔垃圾；禁止在车站、站台、站厅、出入口、通道停放车辆、堆放杂物；禁止强行上下列车；禁止携带宠物乘车等等，有的城市还禁止乘客在车厢内吃食物。地铁行为规范的产生本质上充分体现了个体行为服从公共行为准则的观念，要求人们在公共场所约束言行举止，遵守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安全，懂得替别人考虑，尊重他人感受。这将使城市居民感受到城市文明进步带来的精神享受。
时间上的精确、可控是城市地铁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当地铁进入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范畴，成为日常通勤惯用出行方式的时候，人们的时间观念也随之转变。现代城市是社会财富的创造地，工业化的时间意识使得人们的时间观念由循环变为直线、模糊变为精确、忽视变为珍视。在城市地铁站内，我们经常看到匆匆行走的人们，他们计算着下一个活动的开始时间。地铁时间特征强化了人们的时间观念，反映了现代计时技术对人们时间意识的改变。人们普遍意识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种时间观念内化成一种城市观念，它代表着进步，意味着人们向前的目标不断前移。
地铁不仅仅是城市现代化交通运输系统，更是一组符号系统，展示了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精神内涵。城市符号具有无可替代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意义，“城市精神”是城市之魂，而“城市精神”就镌写在一个个城市符号上。城市符号作为一种符号经济，它的社会意义在于：展示和传送本民族、本地域的优秀传统和文化，扩大城市知名度，抬升城市品位，塑造城市形象等。[10]世界各国城市地铁空间都有这个国家、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历史气息。我们走进法国巴黎地铁站，感受到是法兰西民族追求自由和浪漫的天性；我们走进美国纽约地铁站，感受到的是美国多元性民族文化。我国的城市地铁空间也不例外，例如南京地铁站内的墙壁设计，都根据站台所处的地理位置选择壁画主题，南京站反映南京城区总貌；玄武湖站以水为主题；中华门站壁画则是有着厚重历史感的南京明城墙，在中华门站文化墙上，可以看到了“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诗词，鼓楼站文化墙上分别用甲骨文、小篆等6种字体写了“东吴、东晋、宋、齐、梁、陈”6个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朝代名称，南京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了地铁地域特色文化，展示了南京这座古城特有的魅力。此外，在地铁空间内，我们可以看到商业宣传、公益宣传，它们传递着一座城市的信息，成为一个城市经济实力、人们生活水平及现代化、城市文化的重要标志。
结语
如果我们走进地铁，仔细观察，会发现地铁对城市带来的社会性改变就在我们周围。这个由人类生产力进步所创造的技术综合体，除了承担它应有的技术功能之外，对城市社会变迁的贡献已经远远超过它的技术价值。人们在地铁空间内互动，各种想法、行为、语言在这里汇聚，所产生的各种社会性现象将继续推动着城市社会的变迁。通过地铁这个物质载体，将有助于我们继续观察、继续思考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文明的进步、城市文化的特点，将有助于我们研究城市变迁的新的动力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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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奥扬.地铁影响下的时空生活变迁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论文，2013.
[6]周奥扬.地铁影响下的时空生活变迁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论文，2013.
[7][丹麦]扬・盖尔，拉尔斯・吉姆松.公共空间・公共生活[M].汤羽扬，王兵，戚军，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47.
影像人类学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①]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有关学者首次呼吁摄制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诸形态，反映和记录各民族社会的历史、现状和文化遗产的影片。就在当时，中国知名的影视人类学专家杨光海拍摄了《苗族》、《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等五部影片，也成为中国独立拍摄人类学影视片第一人。随后，中国影视人类学开始生产出大量有关民族文化的、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民族影视片。而以拍纪录片为主的贾樟柯，从1995年开始，相继拍了《小武》，《站台》，《三峡好人》，《无用》，《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等三部纪录片和八部剧情片。近几年他的作品越来越受到重视，他用胶片一寸一寸地记录了变迁中的中国，其电影被认为是“传递着最为真切的生命体验，在表现新时期个体与环境的强烈冲突中，始终冷静客观地关注着最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②]“电影实践以及对社会文化的思考，在诸多方面与文化人类学的理念有诸多相似之处”。[③]本文将结合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从人类学视角对贾樟柯电影进行分析，探讨其中反映的人类学理念与方法，以及蕴含的人类学色彩。
《三峡好人》拍摄于2006年，以三峡拆迁移民为背景的电影，地点是四川奉节。贾樟柯及其同事在三峡呆了一年，前后去了6次，[④]拍出了奉节周期一年的变化。这是田野工作
式的实践方法。田野工作一般是指经过训练的人类学者对一个社区及其生活方式从事长期研究，一般一年以上，通过参与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方法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人类学学科奠基人英国人马林诺夫斯基曾说：“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家的看家本领。”它不仅是人类学研究最主要，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也是获取资料的最基本途径和民族志构架的源泉。而通过这样的田野工作，贾樟柯获得了一种对于当地文化的理解。贾樟柯在导演笔录《贾想》里说，“在三峡，如果我们仅仅作为一个游客，我们仍然能看到青山绿水，不老的山和灵动的水。但是如果我们上岸，走过那些街道，走进街坊邻居里面，进入到这些个家庭，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古老的山水里面有这些现代的人……我们同时也在承受着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压力。”《三峡好人》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矿工韩三明，坐船来到奉节，寻找16年前他买的妻子，后两人见面决定复婚；一个是护士沈红，她的丈夫到奉节工作。两年前却中断了和她的联络，他们的感情已不能挽回，做了一个决定，离婚。这两个故事都是讲外来者到奉节寻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面对感情问题都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决定。不管复合还是离婚，用一种决定给自己一种自由和尊严。每一个文化都给它的成员某种确定的世界观，某种确定的对生命的热情。这种从不同的，为某种文化所独有的角度体谅生命和世界，看待他者的世界观，他者所呼吸的生命气息和生活的现实，被称为“他者的理解方式。”通过他者的眼光，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启示：在复杂、快速、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要要面对自己我的生活，为做一个负责任的决定。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我们可以进入他们的意识里，并通过他的眼睛观察外面的世界，……我们最后的目的是丰富和深入我们的世界观，认识自己。”[⑤]从田野方法到“他者的眼光”，不仅是一种以中国其研究技术与工具的手段，也是一种文化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贾樟柯的电影结构，采用了多点民族志的方法。多点民族志，最早是郝瑞提出来的，他主要应用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比较研究上。而后马尔库塞提出了“多点民族志”，是指作为一个世界模式的论述，田野的场景转化是必须的。《三峡好人》中，同一个地点三峡，分别讲述互不相关的两个人物的故事。在《无用》中，马可因为反叛服装流水线的机器生产，产生了无用的创作；在山西，遥远矿区的裁缝店因为广州大型服装加工厂的存在而日渐调零。广州的服装流水线，巴黎的时装会，山西的小裁缝店被一部电影结构在一起，彼此参照，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不同的人际关系和地域空间，通过参照和对比，形成了新的经验世界。这种整体主义观把事物看成一个整体，各部分相互联系。任何一个层面的文化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带动其它层面的文化要素发生变化。多点民族志揭示了文化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研究某一种要素时，把它置于整体文化的结构中，通过研究它与其它要素及外界条件的联系，建立了一种深刻全面的认识。
而贾樟柯把《三峡好人》分成烟酒茶糖四个部分，反映了贾樟柯对物的重视。物的概念在人类学中也很重要，法国人类学家莫斯考察交换制度，研究礼物载的人的精神；列维-施特劳斯考察婚姻交换，探讨人作为物的流通。而两千多年前，庄子提出了“齐物论”，主张人与物之间的混融。[⑥]这种混融关系反映在看人赋予物的社会意义，物也是人，从物性看对人的影响，人也是物。《三峡好人》的英文片名取名静物，就是指被人忽略，依旧沉默的人。放在桌子上的瓶子，和黝黑的民工，是同一种的物。
他们共同留有时间的印迹，保守着生活的秘密。而烟酒茶糖这种物的取择在于是生活交际不可缺少的东西,它被拿来在在亲戚朋友中赠送流通，渗透到普遍的人际关系中。而在电影《无用》里，延展了人物共融的观点。“无用”是指在活跃的经济生活中，人们的判断标准发生很大的变化，一切都被量化，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东西往往被视作无用。电影里马可的服装采取完全的手工制作，体现的是对记忆的珍惜，对时间积累带给人的心理感受的重视。另一个地域空间里，在珠三角的服装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完全是一种密集型劳动，而中小城市的成衣店多半已经消失不见，裁缝店非常凋敝，除了定制一些高级的服装如旗袍之外，多半都是改短裤长等缝补的活。《无用》是对中国当下经济生活的审视，呈现出了同一条经济链条上完全不同的劳动方式。这部电影从服装角度看人的生存现状，沿着服装提供的线索，发现了同一个经济链条下不同人的现实存在。无用”本身有一种对中国快速发展，对速度本身，对以发展的理由抹杀记忆，及过度浪费自然资源的质疑和反叛。而在对记忆的追寻下，马可把衣服埋在土里，将时间作为另一个设计师，让物自己留下痕迹。物不再是等待着被人激活和被人赋予着色彩的静态的物，它本身的生命力和记忆更新了它的社会意义。
贾樟柯电影里是从个人的角度书写历史，通过对人物不断的累积和提炼典型，最终形成了让更多的人、更多的作品形成新的书写历史的方式。电影《二十四城记》是一个关于在50年代建立的老厂的故事。工厂被夷为平地之后盖起了摩天大楼，三代厂花——60，80年代和现代的三位女性，和其他人物典型，面对变迁回忆，讲述的不同的人生和情感经历。贾樟柯接触了一百多个工人，拍了五十多个工人，在这些被采访的人物里，找了五个真实人物放在影片里。另外四个人物是虚构的典型的个人表达。从1950年代到当代，每个人物又有一个封闭的但是属于他自身的时间，通过这九个人的接力，来讲述一个线性的历史。这九个人个人讲述的组合，形成了一个集体群像。不过从个体出发来书写历史在学术上存在疑义。中国艺术研究院李云雷认为，从个人的角度难以解释历史，也无法解释个人的遭遇。因为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偶然性，个人记忆不能从整体上认识与表现我们的时代。在贾樟柯认为，个人表达排成了集体群像之后，就不再局限于封闭的个人表达，而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不被封闭、不被个人讲述局限的历史经验。在这其中，个人的弱点、局限性、甚至迷茫变成了历史讲述中珍贵的知识。换句话说，贾樟柯式的个人表达是集体下的典型表达，是对文化记忆的记录，也使我们感受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变迁给普通人带来的影响。魏斌宏认为，“与现代虚无主义相比，贾樟柯更是从不故弄玄虚，倾力专注于历史变迁中的细枝末节，在冷酷的现实中保持着一种温暖的基调。追求影像‘对现实表象的穿透力。’”[⑦]这种“对现实表象的穿透力”就是历史的真实感。在《二十四城记》，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对历史真实感的追求。换句话说，贾樟柯认为历史是一种想象的真实，而追求真实感要大于真实本身。而《二十四城记》式的个人表达，是集体式的个人表达，“集体”反映在常识性、代表性的表达上与个人表达组合形成的集体影像。
当今世界已经步入数字化、信息化时代，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等手段改变和扩展了人们的视听方式，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和学术研究。贾樟柯的电影采用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由他者的眼光，来思考社会变迁的意义。多点民族志的电影结构包含了不同的人际关系和地域空间，建构了相对完整地社会变迁中的状态。对物的重视，电影里则探讨了人与物的关系，及其对社会记忆的关注。由个人表达书写历史，电影通过人物的接力，讲述了一个线性的历史，形成了一个集体层面的典型表达，发展出了新的书写历史的方式。换句话说，其电影实践集中反映了人类学的文化理念，人类学方法与电影实践相结合，不仅是影视人类学的一个典范，而且对于社会变迁及其多元文化理解有着重要意义。
[①]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②]魏斌宏，《底层的呼喊——从《世界》看贾樟柯的电影创作风格》，《大众文艺》，2010年第21期
[③]马旭，《用影像记录社会生活变迁——从人类学视角看贾樟柯电影》，《电影评介》，2009年第20期
[④]贾樟柯，《贾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对于这些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纠纷案例，比虚拟的案例更有价值，比逻辑推理更有血色，纠纷案例所提供的信息极为丰富与真实，因而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吸引了众多的学者从不同学科背景出发，去揭示纠纷案例背后所掩藏的行为逻辑。本文是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纠纷研究的一项研究，其中将不涉及具体案例，展现纠纷研究的不同学科、研究成果，并试图对其进行简单评述。
一、村落社会纠纷研究的社会背景
在《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中，对中国的乡村社会结构及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为了理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的经典著作{1}.先生是通过绅士权力在乡土社会的运作的分析，揭示中国社会中央官僚制帝国与皇权不下县的背后逻辑{2}.但是当前中国村落社会与先生所述“乡土社会”已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迁，以至于众多学者著书立说，试图揭示变迁中的村落社会的现实情景。弗里德曼的《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试图通过对地域化的宗族组织的结构认识，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法则，从宗族的视角揭示了汉人社区是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关联{3}.杜赞奇试图从“国家政权建设”与“权力的文化网络”来认识传统乡土社会的变迁、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4}.黄宗智则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变迁中乡土社会是如何突破了“过密化”的运作方式{5}.事实上，这些研究将研究点放在乡土社会，而研究的对象则是“村落”。村落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观察、分析村落便可以折射出中国乡土社会本色和乡土社会的变迁。
对于是否可以将村落作为研究乡土中国的出发点存在着不同的争论。也有学者跳出村落，从其他方面来解释乡土社会的结构。魏特夫从水利的角度，认为中国乡土社会可以通过大江大河——大水利——小水利到基本农田的灌溉形成农耕社会的图景，从而形成了东方特有的专制主义{6}.施坚雅则从市场出发，形成了分析中国社会的市场结构理论。他认为“基层市场共同体”是中国乡村的基本单位，由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和地区首府，构建了中国社会的图景{7}.
尽管分析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可是对于解释乡土社会的变迁，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变迁对于乡土社会的分化、解构、重建的影响，这些模式难以让人信服。自20世纪40年代（恐怕还要往前推至20世纪初）以来，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事件主要有两件：国家政权建设{8}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贺雪峰先生在对中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生存方式的区域分析中，称为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与市场经济的化约能力一步步消释、瓦解乡土社会的传统，构建新的乡土社会，提出了“新乡土中国”{9}，从而有了重新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认知，研究转型期乡土社会的性质的学术使命与命题{10}.但是对于国家政权建设或曰吉登斯民族——国家形成与市场经济是如何化约乡土社会的传统，重新构建新乡土中国却未展开论述。
国家政权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化约与瓦解的背后是现代化，是通常所说的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化为现代工业社会，甚至到近年来极为流行的“后现代”、“知识经济”、“新经济”时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断裂社会中，如何在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断裂的背景下，在由生活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消费方式的转变，在资源重新聚集下，底层社会（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构成）形成的背景下能否实现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则是另一个问题{11}.
当前乡村社会的纠纷研究所面临的正是这一背景：现代化及现代化过程中，后发外生型国家通过国家政权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而呈现的纠纷。在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等相互之间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新乡土中国的景象，只是学者们知识背景不同，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所关注的焦点不同而已。
二、法律社会学的纠纷解决研究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法律社会学在研究纠纷解决方面，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法律社会学是将法律现象置于其社会背景之中，研究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学与法学的边缘学科。法律社会学的研究特点在于从社会整体观念出发，认识法律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作用，从而更好地利用法律的控制作用解决社会问题。
1.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的研究
这是对于纠纷解决研究中一个独特的视角。体现这种关怀的著作或论文很多，影响较大的有：梁冶平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12}中的文章、范愉的“代替式纠纷解决方式（ADR研究——兼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13}、《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14}、谢晖编《民间法》{15}、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16}、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17}、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18}、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19}等。
杜赞奇认为：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与实现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20}，“在新的民族国家成长并试图确立其合法性的过程中，历史被重新定义，社会被重新界定”{21}.中国由于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其社会变迁呈现出国家自上而下的推行和实现，是“规划性的社会变迁”（）。乡土社会代表着传统的习俗、习惯被视为旧的、落后的，而被所谓新的、先进的所替代。在国家法大规模“下乡”的过程中，即苏力之送法下乡，蕴涵的正是“规划性的社会变迁”，国家法与民间法在法制化进程中已经定下了各自不同的命运。
然而，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治、依法治国等口号下，国家法形成侵蚀之气势，但是伴之而来的是民间传统、习俗复苏的现象，如王铭铭在闽台三村的观察{22}.家族法规、村规民约等民间法遭遇到国家法借助政权下沉而形成的“重创”之后，逐渐退居为内在的观念形态，但是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形成“地方性知识”，并在纠纷的调解过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人情、面子的关联下{23}，在秋菊打官司的分析中{24}表现出来。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历史命运成了纠纷观察者的理论关怀点。
目前，关于都市新移民的研究当中，有两个新的视角，一个是从“市民化”的角度关注进城农民工与征地农民的权利获得（陈映芳，2003；文军等，2004；林拓，2004）；另一个是从“本土化”的角度关注台商在大陆的状况（耿曙，2002、2003；黄凯政，2004；林家煌，2004）。其中，前者更多的是从公民权的角度出发，探讨进城农民工与征地农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后者则更多的是在海峡两岸政治结构的框架下面，探讨台商的本土化是否会导致中国台湾地区产业的空心化，以及两岸的经贸联系最终是否会影响到政治格局的变动。严格来讲，这两个概念都带有很强的政治关怀。在本文的研究当中，将利用更具有社会学味道、更加中性化的“移民化”的概念来对上述两种视角进行整合，并对他们所研究的进城农民工与大陆台商两个群体进行比较研究。
从“移民化”的角度来看，上述两个研究视角都比较强调当地现有的制度与文化对移民群体的同化以及相互之间的融合。其中关于市民化的讨论比较倾向于从城市市民现有的权利与生活方式出发，讨论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距离，并由此出发来讨论农民工的未来发展问题；而关于本土化的讨论则比较倾向于关注台商企业在当地的经营状况、台商与当地人的社会交往状况、以及他们对当地社会的认同状况。本文，在关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农民工和大陆台商的研究中发现，随着移民进入都市时间的增长，随着移民群体规模的扩大，我们看到的不是“移民化”的程度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表现出“反移民化”的倾向。
对于这种现象，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都没有进行充分的关注。本文的研究将从对此现象的考察出发，从“结构－制度分析”着手深入讨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外来人口“移民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并在此基础上对“移民化”的概念作进一步的探讨。
农民工与台商的“反移民化”倾向
在上海都市新移民的调查当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早期进入上海的移民，包括农民工和台商，往往都要经历一个非常痛苦而漫长的逐步适应地社会生活的过程。他们往往不但要努力学会当地的方言，而且要尽量要求自己按照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来看问题，努力在当地人的夹缝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们也会尽量争取与当地人进行更多的交流。但是对于后期进入上海的移民来讲，由于早期的移民已经为他们在这个城市中争取到了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在当地人的夹缝中谋求生存：他们努力争取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的动力大大下降，他们不但不会去学当地的方言，甚至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也更愿意固守自己传统的东西；在社会交往方面，这些后期移民也表现出日趋封闭的倾向。
从同化与融合的角度来理解，本文的“反移民化”倾向实际上包含了两重含义：一是指“移民化”的结果，即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移民化”过程，新移民变得不是越来越像当地人，或者与当地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而是变得越来越不像当地人，与当地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二是指“移民化”的过程，即在“移民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不是一种同化与融合的趋势，而是一种分化与隔离的倾向。具体来讲，这种“反移民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移民变得越来越不像当地人。这一点，对于农民工来讲，可能更多的可以从收入差距上出来。在过去的这些年中，虽然农民工的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权益（包括社会保障与子女入学等）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总体来讲，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虽然对于生活方式与观念方面的改变，还没有很好的指标来测量；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民工群体来讲，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近距离与处于高收入水平群体的接触对观念的影响，有时候产生的可能不是一种认同，而是一种仇视。对于大陆台商来讲，问题的表现可能正好相反，虽然近几年，台商与上海当地人之间在收入差距上日渐缩小，但是他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却在扩大。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地区的服务业入住上海，台商适应上海、融入上海的动力开始下降。
其次，新移民的行为方式日益非正式化。对于早期移民来讲，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要求助于当地的公共机构或者政府部门。但是对于后期的移民来讲，由于他们的先辈们已经开创出了一套穿透正式体制与制度的行为方式与非正式渠道，他们可以按照同样的方式或渠道很快地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通过正式的方式或渠道来解决问题逐渐失去了兴趣，至少已经没有太大的动力去争取。
第三，新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日益封闭。对于早期的移民来讲，他们为了在城市中立稳脚跟，不得不与当地人打交道，并在与当地人的交往当中建立起自己的支持网络；虽然这种网络很脆弱，或者让人很不舒服。但是随着移民群体的不断壮大，移民之间的社会支持体系变得越来越庞大，新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往往呈现出一个日益封闭的倾向。
对于上述现象，本文的经验调查主要来自于对不同移民个案的深入访谈，在访谈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早期移民与近期移民生活状况的差异，以及早期移民在“移民化”过程中生活状况的变化。③
对“反移民化”倾向的“结构——制度”分析
在“移民化”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出现逐步“同化”与不断“融合”呢？在调查中发现，与早期移民相比，近期移民进入当地社会时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少了，已经没有早期移民那种处处碰壁的感觉；与早期移民相比，近期移民对于当地的那种陌生感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他们已经在当地生活得比较舒服了。对于那些老移民来讲，近期与早期的这种差异更是明显。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说明这些移民已经逐步被当地所同化，或者与当地逐步实现融合了呢？进一步调查发现，事情远远不是如此简单。
以往的制度与文化体系变得日益开放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以往的制度与文化体系之外的新的社会空间的快速成长。在调查中发现，近期移民之所以觉得进入当地社会的障碍越来越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些移民中间，已经形成了一套解决各种问题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体系，他们基本上不再需要去哪怕已经开放的制度和文化体系当中寻找支持了。在移民比较集中的区域，移民文化甚至逐渐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而当地人则逐渐成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比如，被台商称为“小台北”的昆山，按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柏兰芝教授的观点，已经形成了台商与当地政府之间的“跨界治理”。［1］也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才使得移民化过程表现出来的不是当地人对外来人口的同化和相互之间的融合，而是相互之间的分化与隔离。
为什么“移民化”的过程会呈现出这样一个局面呢？这很大程度上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市移民政策的变动路径相关。建国之后，城市的移民政策曾经经历过一个由开放到封闭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外，我们经历了一个把帝国主义的在华企业和侨民逐步排挤出去的过程，这个过程，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称为“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谢艾伦，1996／2004）对内，我们也经历了一个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并逐步封闭的过程，这一点，在关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研究中也有了很详细的讨论（陆益龙，2003）。但是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这种从开放到封闭的过程都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的建构实现的，也就是说，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制度变迁先于结构变迁，制度建构结构”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城市移民问题上实际经历了与建国初期正好相反的过程，也就是说，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我们都又经历了一个从封闭逐步走向开放的过程。但是由于我们的改革开放走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渐进式”道路，所以与建国初期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经历的是一个“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过程。
在这样的社会变迁逻辑下，当移民进入城市，面对一个封闭的城市体系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时候，他们发现，在原有的社会体系之外，重塑一套新的社会结构要比改变原来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要容易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移民在不断从原有的社会体系与制度缝隙中寻求资源的同时，开始把越来越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在体制外建立新的结构与空间，当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和空间逐渐形成的时候，不但老的移民会逐步把自己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支持体系建立在这些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空间之上，而且会成为新移民们创业的乐园；老的移民会逐渐失去向旧体制进行挑战的激情和动力，而新移民可能连这方面的欲望也没有了。于是在“移民化”的过程中，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反移民化”的倾向。
当然，对于本文所研究的农民工与台商来讲，这样一个社会变迁的逻辑，在具体运行过程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对农民工来讲，这种“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过程，更多可能是一种被动和无奈的过程。因为他们是都市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从最初的“在夹缝中生存”，逐步沦为城市社会的最低层。从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进城以来，已经有1亿多人口以这种身份生活在城市当中，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已经在城市中生活了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在我们的话语体系当中，他们仍然是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中存在的合理性还仅仅在于我们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他们，我们城市中的一些脏乱差、危险的工作和服务离不开他们。直到最近，才逐渐有一些学者开始从公民权的角度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城市才开始在法律法规上要求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三金”，为民工子女提供同样的教育；全国总工会也开始考虑农民工进入工会的问题。
对台商来讲，虽然他们不是都市化中的弱势群体，但是他们对于正式制度的态度与农民工有些相似。台商往往面临两个方面的制约：一个方面来自台湾当局，他们的很多限制使得大陆方面为台商提供的一些方便措施流于形式；另一方面来自实际的执行部门，虽然大陆方面对台商制定了非常优惠和宽松的政策，但由于两岸关系的敏感性，使得实际的工作部门在处理涉及台湾事务的时候都非常的谨慎，在这种情况下，一道道无形的障碍就被设定在台商与我们的城市当中，使得台商们不得不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台商的圈子当中。
在调查中，有很多准备在大陆长期发展的台商，看好上海未来的发展前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在上海发展，因此他们计划让自己的孩子更早地进入当地学校接受教育。但是事情的结果常常不如所愿，大陆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压力往往让这些台湾孩子难以适应，最终的结果往往还是逐步从当地的学校中退出来，或者回台湾，或者进入上海的国际学校就读。
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进入上海，他们逐渐在上海形成了自己的移民群体，并在古北路、仙霞路等地区逐渐形成了台湾人比较集中的社区。新来的台湾人，一旦进入这个环境，就如同回到了台北。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与早期移民相比，已经感到方便了很多，并且在进入上海之后，也不再有那种很强烈的陌生感；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与当地居民形成了比较密切的互动关系，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当地人的融合又进了一层。
对早期的移民来讲，他们在大陆创业、投资，要想成功，就必须依靠当地人的力量，通过学习上海话、交上海朋友种种途径来使自己变得更加像一个上海人。但是对新来的移民来讲，由于有了早期移民的基本信息和基本的支持，仅仅在这个社区的内部就能够把自己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差不多了，因此，也就失去了与当地社会进一步融合的动力。 转贴于
这样一种“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社会变迁模式，不但使得我们的“移民化”过程表现出“反移民化”的倾向，而且会使得我们的“移民化”过程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的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社会变迁中的“锁闭”效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在他的经典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曾经专门论述了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问题。在诺思那里，正式制度的变迁由于受到更为稳定的非正式制度的制约而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2］在中国“自下而上”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过程中，早期阶段，“路径依赖”更多的表现是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制约作用，但是到了后期，日益成熟和完善的非正式制度体系会逐渐把我们的制度变迁过程锁定在这样一种自发形成的结构当中，从而出现诺思所讲的“锁闭”效应。
目前，在农民工与大陆台商这两个移民群体当中，“锁闭”效应已经初见端倪。庞大的农民工移民群体以及“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使得我们的城市在做出任何让步的时候都表现得谨小慎微，因为城市的管理者不知道一个小小的制度修正的背后，到底会涉及多少人命运的改变；因为不清楚，一个小小的制度修正的背后，到底会带来多少相关政策的连锁反应。反过来，那些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也早已从那种一步登天的幻想中解脱出来，对于城市给予他们的积极反应已经有些麻木了。对他们来讲，变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城市人已经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与其寄希望于城市人偶尔施舍，还不如把精力更多地置于移民群体中，经营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
对台商来讲，这种“锁闭”效应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是我们开始以一种“服务”的姿态讨论“两新”组织的党建问题，其中包括台湾人集中居住的社区和台商的企业。对于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由“非弱势群体”移民形成的社会结构，已经不是他们要求与当地社会进行同化和融合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正式组织和结构开始想办法如何进入他们当中。
这种“锁闭”效应可以说是目前关于移民问题进行新的制度建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当这些外来人口已经在我们的城市结构当中逐步稳定下来、并逐渐形成自己比较独立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的时候，且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和制度体系已经以“习惯”的方式稳定地存在于移民群体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当地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可能应该考虑的已经不是如何从自身的标准出发来改造他们，而是要进行自我调整，逐步把这些结构与制度纳入新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当中。
“移民化”与新的移民模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由于我们的城市在重新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经历的是一个“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路径，因此，在农民工和台商这两个外来群体“移民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就不是一种与当地社会逐步同化与融合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实现与当地社会“群体性共存”的过程。本文在开始部分所描述的这种“反移民化”的倾向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移民化”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面，“移民化”实际上是新的移民不断地争取与当地社会享有平等的“群体性共存”权利的过程。
当然，这样一种“群体性共存”关系，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文化上多元共存的关系，还带有很强的社会分层的蕴涵。也就是说，新形成的移民群体与当地的社会结构之间，包括不同的新移民群体之间，已经逐渐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层分化的倾向。这种等级分化结构的出现，一方面表明了当地社会与移民群体之间，以及不同的移民群体之间的一种再结构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直接体现了这些移民群体“移民化”程度的加强。
注释：
① 本文的初稿曾经于美国纽约州奥尔巴尼中国城市研究网2004年12月12－14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举行的“中国城市：城市研究的新一代”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周雪光教授对本文发表了主题评论，另外，本文的研究得到了美国纽约州奥尔巴尼中国城市研究网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文仍然存在的所有问题及相关的责任将由作者本人承担。
② 本文中的“台商”，指中国台湾地区在大陆经商（包括投资建厂和从事贸易）的人士。
③ 在上述的比较研究中，我们需要控制的一个变量是早期移民与近期移民的一个差异，即早期移民已经经历了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访谈的早期移民来讲，经过了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沉淀下来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移民的特征；但是对于近期移民来讲，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在经历了自然选择的过程之后可能最终会选择离开。应该说本文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中，并没有对这个变量进行很好的控制，但是考虑到本文所考察的问题与这个变量发挥的作用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变量发挥作用，在本文的调查当中应该发现的是与本文论述的正好相反的逻辑，所以，不控制这个变量对本文的结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柏兰芝、潘毅． 跨界治理：台资参与昆山制度创新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座，2003． 9． 19
［2］诺思，刘守英译．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上海：三联书店，1994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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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4-0096-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4.015
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系统正经历着一场巨变。旅游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内含流动性的社会实践，为东道主与游客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提供了可能。东道主在与游客持续接触的过程中，较易受到来自现代世界的影响。在旅游目的地社区，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也会发生某些形式的转变。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叙事方式[1]，家成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概念。家既是个人生活意x的中心，也是构成社区的核心要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由现代化理论发动的对家庭历史及其现代演变的研究热潮中，旅游地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也逐渐受到关注。这一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现代性在目的地的影响途径和辐射效应。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检阅，梳理这一领域研究的研究流派和研究内容，以期深化关于旅游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1 相关研究历程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常常将家作为研究对象，借以透视不同时空环境下的社会文化变迁。既往的旅游社会学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旅游发展进程中东道主家庭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的变化，但其研究尺度往往放在社区及至目的地，缺少以家庭为研究对象的微观视角。因而，对于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实质上体现了旅游社会学与文化地理学的学科交叉。
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community tourism”和“family” 或“home”为主题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检索1，并经人工核对，最终确定相关度较高的文献95篇。从各年度文献刊载量来看，2007年之前各年发文较为零散，2007年以后发文量有明显增加，2011年开始发文量急速增长（图1）。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等主流期刊中。从英文文献高频关键词统计来看（表1），关键词较为分散，反映出相关领域研究话题较为广泛。2011年以前，家庭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关注度较高，在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各层面都有探讨。2011年之后，研究对象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第二居所开发对旅游目的地社区的影响得到了重点关注，还出现了关于家庭客栈（homestay）的研究。同时，研究深度也不断推进，居民态度（attitude）、地方（place）、流动性（mobility）等关键词的词频都大幅度提升。2011年后的研究在理论上屡有突破，社会表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系统论等都大量出现。
中文文献主要来源于CNKI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以“旅游”“社区”和“家庭”作为主题词对该数据库所收录的1994年至今所有的学科类别的期刊进行模糊查询，经人工筛除，得到与本文主题关联度较高的期刊论文42篇。总体来看，这一主题的文献在2002年后开始出现，2007年后增速加快，2011年后数量激增（图1）。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研究虽起步滞后，但发展速度和阶段大体相同。文献中高频关键词集中于“参与”“民族”“影响”“乡村”（表1）。民族或乡村地区的社区旅游参与问题是核心研究内容，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所决定的。而在不同时段，关键词演变态势有所差异。自2007年开始，“居民”“利益”“经营”“女性”等关键词关注度升高，反映出社区居民的旅游收益开始受到重视，且妇女在旅游从业中角色凸显，对家庭旅游影响的研究也更多体现在经济层面。2011年至今，该主题文献呈现出更为广泛的研究视角，如“感知”就表达了社区居民对地方社会的所持情感；而从制度层面对旅游社区增权、社区治理等问题的讨论也开始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之后，新的研究方法不断进入这一领域。如多位国内学者探索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目的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进行测度分析。居民的地方感[2]、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旅游程度[3]都作为与旅游影响感知相关的变量被引入。但综观这些研究，其主要着眼点仍放在社区层面，家庭层面的细分要素并未被明确纳入自变量。仅有个别研究者在家庭微观尺度上，测度了家庭的文化、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传统风俗的影响[4]
2 相关研究流派
随着现代社会日常生活领域的扩大和内容的多样化，日常生活日益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Berger和Luckmann认为，日常生活的实际才是唯一最重要的社会实在[5]。他们肯定了生活世界是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主观和客观的结构。家作为一个微观尺度的社会单元，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进化论、结构-功能论、冲突论和社会心理学说等社会变迁理论[6]的启示下，现代家庭社会变迁也逐渐形成了包括结构-功能主义、、人文主义和女性主义等不同思想流派。
2.1 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
结构功能论者试图以结构化的方式来观察不同地域的家庭社会关系。如Levi-Strauss的“亲属原子结构”[7]、Parsons的“洋葱理论”[8]，以及所提出的传统中国乡村家庭以同心圆模式为特征的差序结构[9]。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化进程下传统家庭的变迁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在进化论和结构功能论混合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成为解释现代家庭变迁的重要理论框架。其代表人物Goode认为，现代家庭正从传统大家庭向独立的核心家庭转化，且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与夫妇式家庭制度之间、核心家庭制度与工业化之间是相互适应的。他同时指出，工业化和家庭是两个平行的过程，均会受到社会、个人观念的变化的影响，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都会对二者产生影响[10-11]。家庭结构的变化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者考虑的 重点。
2.2 的研究
者认为，社会的结构性差异将引发冲突，而冲突正是社会变迁的主要路径。首先，他们将社会再生产作为家庭研究的一个突破点。在资本社会中，家庭不但是劳动力休息和繁育的场所，也成为资本支配的社会再生产空间[12]。而在更多作为“世界工厂”的发展中国家，家庭还叠加了面向外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功能（如家庭车间），从而成为兼有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属性的重要场所。其次，者还竭力控诉资本社会中权力所造就的不平等关系。福柯指出，在国家的规训和监督下，居民的生活成为权力的对象[13]。权力关系不再被掩盖在家的温情面纱之下，家的空间构成、表征和情感都是由权力几何学（power geometry）所决定的[14]。由此，居民家的形态和功能变迁正体现了资本权力作用的轨迹。
2.3 女性主x的研究
功能主义学者持二元论的观点，他们常常将家庭视为与外部世界相区分的和睦统一的整体。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女性主义研究继承了的批判社会学视角，反对现代化理论将家庭现代化的历程视为固定和同一的发展模式的观点。这一派学者强调关系导向和关怀伦理，关注家庭体验的性别差异。她们认为，将家庭视为私人领域掩盖了其内部的社会不平等[15]，因而鼓励女性离开家返回到真实的政治和商业世界中[16]。家庭的多样性、不平等与冲突成为女性主义关注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还吸收了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从多样性和合法性的视角对既有的单一家庭变迁模式提出挑战[17]。Stacey 认为，家庭不是一种基于生理差异而形成的制度， 而是一个意识形态与象征的社会建构[18]。由于当代家庭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特征，因而可以通过表达女性经验来重构社会。
2.4 人文主义的研究
人文主义学者重点强调的是人在场所中的情感。他们指出，理论中常常忽略了家的地方经验。他们也批判了对家的浪漫主义观念，以及对家的社会结构及地方体验之间关系的肤浅理解[16]。在Relph对地方经历、段义孚对地方感知和映像、Buttimer对生活世界、Seamon对身体经历、Ley对地方意义的理论表述中[19]，家都是一个核心概念。在他们看来，家就是由日常实践、生活经验、社会关系、记忆和情感形塑的物质和情感空间的综合体[20]。人文主义还借用社会心理学中的认同理论，说明场所环境与自我同一性的密切关联。人类需要通过适当的认同而对其环境产生有意义的意识[21]。换言之，自我认同也依赖于场所环境。由此，家庭的社会变迁也成为地方变迁的真实映射。
3 相关研究内容
20世纪70年代，一些旅游社会学者深入欧洲乡村社区，他们在观测社区所受到的旅游影响的过程中发现，东道主家庭在亲属关系、婚姻关系上、两性关系和性观念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由此开始了对该领域的探查[22-24]。更为全面的分析视角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旅游社区家庭就业模式、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家庭控制的变化等方面的内容都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25-26]。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则迟至2000年以后才逐渐出现，研究内容基本与国外相仿，且案例地集中在一些民族旅游社区。
3.1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经济收入的变化
家庭的经济收益是其成员维持生计需要的基础。但多数学者仅仅将旅游体验和消费家庭视为劳动力繁育和休息的社会再生产场所，而忽略了其作为社会生产场所的可能。女性主义学者揭示了家庭经济对工业化历史进程的重要贡献，由此确认了家庭与工作相互依存的关系[27]。当代社区旅游的发展为女性主义的观点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东道主的家庭被改造为一个场所。因此，东道主家庭的旅游收益体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革新。
在经济落后地区，旅游常常作为一种脱贫致富的途径而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Tao和Wall认为，旅游是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方式。虽然旅游不是脱贫的万能钥匙，但作为一种潜在的活动方式，它不仅可以使那些直接参与旅游业发展的家庭获益，也能间接提高周边其他家庭的经济收入[28]。与此相似，Loria 和Corsale认为，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活动，已经和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紧紧联系一起了。它不仅改变了当地家庭的收入结构，而且自产自销的家庭旅馆经营模式，也使得家庭成员的服务技能得到了提升[29]。而在发达地区，旅游对家庭的生计收入提高作用却并没有那么明显，更多的是起到实现地方认同和维持社会网络的作用[30]。
但是，当地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并不代表着旅游收益的公平分配。由于教育水平的落后，很多目的地社区都是在外部力量的激励下获得旅游发展的再分配收益，但这一收益往往只占整体收益的一小部分。Kousis在希腊乡村旅游社区研究中发现，当地的土地所有权被流转到外地人手中，农民转而成为旅游从业者。外来投资者一般都会占据当地最高级别的接待设施，而当地家庭分享剩下的次级资源，且住宿设施级别越低，作为其拥有者的家庭数量也越多[25] ，并呈现出旅游资本支配下社区旅馆的金字塔等级分布。
3.2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性别地位的变化
家庭内两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旅游对女性家庭地位转变所起的作用，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31]。这些学者深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将旅游从业视为女性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有效途径。她们认为，现代旅游业恰为东道主在家女性提供了一个从私人领域转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女性可以通过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将其家务技能变为职业技能，从而完成由主妇到旅游从业者的身份转化。Cone以中美洲的两位玛雅妇女为研究个案，发现她们自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后，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得到了更新[32]。另一些案例研究则肯定了合作社在乡村家庭妇女旅游就业转型和男女平权中的重要作用[33-34]，因此，东道主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不但与其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也与妇女组织性程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些学者认为，旅游带来的就业和获利机会的增加，不仅可能对家庭劳动分工造成影响，也会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35]，从而帮助她们扭转父权制社会下日渐边缘化的不利局面。在此，尽管经济资源的占有往往对两性之间的权力建构具有重要作用[36]，但也有学者认为，发生在家庭领域的女性地位和权力变化，是建立在当地文化的凝聚力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基础上的。如在云南泸沽湖的摩梭社区，女性不但通过旅游经济收益的提升，来实现同性之间权力的代际过渡[37]，还进一步引导文化回归，使得以母系为主体的思想在摩梭社会得以新生[36]。
但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对于旅游的褒扬，并非是完美无瑕的。在一些文化内向性强的旅游社区，两性地位的变化只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在父权制文化传统的框架下，家庭中男女地位平等并未真正实现[38-39]。事实上，在不少民族地区，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内聚力和受教育程度都是当地女性参与民族旅游发展的阻碍因素，女性的家庭地位在旅游发展后并未出现实质性转变[40]。而从女性旅游从业的内容和性质来看，性别区隔也使得东道主女性大多被定位在低职位、低报酬、缺少发展机会和临时性的旅游服务工作上[41]，这些职业在形式上类同于家务劳动。甚至东道主女性自身也成为被消费的旅游吸引物[42]，其职业从歌舞表演延伸到以为特征的性旅游上。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性旅游业已经成为当地创汇的重要来源。从事性旅游业的青年女性多来自偏远乡村的贫困家庭，她们的收入是其整个父系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43]。尽管Herold的研究表明，多米尼加女性性工作者试图向家人隐瞒自己的职业身份[44]。但在其他地区，尤其是政府支持性旅游的地区，这些妇女是否能够获得来自其自身家庭的认可，尚未见相关论述。
大量文献将研究的着眼点集中于女性，而旅游研究中的男性缺场现象较为普遍[45]。一些研究者将旅游领域中的男性视为女性的参照物。如认为在女性当家的基础上，一些地方的男性也开始有序地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增强其对家庭的决策权力[37]；或是对两性应该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产生了共识[46]。Harrison通过对非洲不发达国家青年男性的研究发现，旅游从业导致其家庭地位和家庭控制力都得到了较大提升[47]。
3.3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化
当代旅游业发展所引发的地方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动深刻地影响着东道主家庭结构。社区参与旅游，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旅游接待，带来了东道主家庭结构层级和关系空间的变化，使得东道主家庭结构逐渐从一元化向多元化[48]、扁平化向纵深化方向发展。在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看来，是结构，而非个体决定了家庭的演变方向。他们运用动态化和系统性的分析，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迁给予了新的注解。婚姻关系、家庭规模、生育观念、家庭教育等研究内容都与此密切相关。
婚姻礼俗和制度的变迁体现了家庭结构的变化。一方面，由经济要素主导的婚姻制度突破了既有的宗族制度对家庭形成的约束，从而使得东道主的新型家庭更好地适应了旅游发展和现代化的需要。Kousis在对希腊乡村社区的研究中发现，社区家庭旅游收益的提高使得陪嫁品的形式开始多样化。随着旅游的发展，当地的陪嫁品从实物形式逐步演化为货币、不动产甚至是产权形式[25]。而在旅游发展后的贵州西江苗寨，陪嫁品已从传统的补偿娘家财物转化为提前赠予新婚家庭以遗产[48]。王伯承和吴晓萍发现，在贵州苗寨社区旅游发展的背景下，当地居民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数和范围正在扩大，但基于当地文化内生力量的保持，其本底的婚姻文化依旧延续[49]。对于一些具有独特婚姻制度的地区，旅游带来的冲击更为明显。在泸沽湖摩梭人社区中，当地原来以母系为主的家庭形态在旅游发展后开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母系家庭、双系家庭和父系家庭共存；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开始在年轻一代出现；走婚对象的选择标准中也渗入了经济成分等[50]。
另一方面，游客与东道主之间出现的新的两往方式也进一步拓展了东道主社区原有的通婚范围，同时也引入了更多新的婚姻形式。游客进入东道主社会也会促使新的异往关系的形成。一些来自欧洲发达地区的女性游客往往与东道主地区的男性青年，如带有异族特征的阿拉伯青年或欠发达国家的沙滩男孩，产生所谓的浪漫旅游和友谊旅游。处于其间的当地青年男子更倾向与女游客保持长期的情侣关系，甚至期望这种关系能帮助自身实现身份认同和职业发展[44，51]。魏雷等则通过当代泸沽湖的“旅游走婚”现象对此进行了回应。她们认为，这种当地男性与外地女游客之间的“旅游走婚”行为，是当地传统走婚文化的衍生物，它有助于增当地男性的身份认同，也通过其自身的反思与抉择维系了大家庭的和谐[52]。
家庭规模和生育人口在旅游发展后出现了新的变化。层序有致的传统大家庭因为难以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小型化。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环境，妇女的初婚或初育年龄都有明显的上升，随之而来的是目的地社区平均生育率的降低和家庭规模的缩小[45]。魏雷在研究泸沽湖摩梭人旅游时也发现，旅游接待活动的家庭化、社区家庭平等分配旅游收益的现实需求，以及当地年轻夫妇生育观念受旅游影响而产生的变化，使得传统大家庭数量开始下降，核心家庭数量上升，且每个家庭人口规模也趋小[52]。
旅游的影响不仅仅是家庭规模和人口数量，也涉及到家庭中的未成年人。一般认为，旅游业的发展使得当地一些从事接待的家庭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因而未成年人辍学参与旅游接待或讲解活动的现象较为普遍[53-54]。而李星群在研究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经营对家庭的影响时发现，乡村旅游除了具有促进农村家庭和谐、家庭收入提高的作用外，同时也使得经营旅游业的家庭对后代的教育有更严苛的要求，“外出闯天下”成为家长们对孩子未来的期冀[55]。
3.4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屋格局的变化
旅游业向地方的渗透改变了东道主家屋格局。由于东道主在旅游接待过程中往往将住房改造为经营性场所（如家庭客栈），因而家庭旅馆建筑格局的变化成为地方旅游发展的阶段性标志[36]。在社会现代化和旅游业的双重作用下，西双版纳傣寨家屋的演变隐喻着当地家庭生计方式的变化[56]。为满足游客需求而更新家屋已日益成为目的地社区家庭客栈经营者们的共识。丽江古城居民一改传统纳西家屋中卧室不许开洞的习俗，对家庭客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因应着“定制的真实”（customized authenticity）[57]。广西黄洛瑶寨的民居旅馆在建筑体量、建材使用和内部格局上都进行了大胆“创新”[58]。但在地方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引导下，家庭客栈建筑向传统民居的回归也可成为当地振兴旅游一条重要途径[59]。
家屋格局的变化也引发了旅游中不同主体围绕这一场所空间的权力冲突和斗争。激进的学者强烈抨击旅游资本对家屋空间的剥夺。他们认为，在现代性的谎言下，资本无孔不入，甚至侵入东道主家庭所固有的私人空间。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东道主的日常生活成为旅游商业化的对象。一方面，当地传统的好客文化已然转化为一种商业行为；另一方面，东道主的家庭生活成为了游客镜头中被凝视[60]的异域景观。受到资本权力的操控，东道主传统社会中既有的家庭成员对于家屋空间本身、社会化劳动和资源分配的控制力也被不断重组[37，52]。在这种为资本权力所建构的不平等空间关系中，作为弱势一方的东道主并不会轻易放弃对家园的捍卫。东道主自主生活空间的丧失引发了他们对旅游者和外来经营者强烈的抵制[31]。
家屋被改造为客栈，不但呈现出住宅空间属性由围合密闭的私人空间向开放性公共空间的转化，也使得住宅空间的使用者由家庭成员扩展到商铺业主和游客。在云南傣族园，家屋空间内涵的多元化促进了主客互动，从而使之成为当地居民与外部世界社会交往的重要空间[61]。而另一些居民往往因其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而或旅游设施建设而被迫迁移[62]。家的迁移直接改变了原有的住居格局。尽管便捷、方便的现代设施创造了干净、整洁的移民社区环境[63]，但这些明显带有城市环境特征的卧室社区（bedroom community）却因人口密集、公共空间狭小、传统生计活动受限、信仰空间缺失等问题，使得移民很难适应新环境[64]。
而在一些度假地，部分季节性迁入的旅游者对其第二居所进行改造，由此带来当地聚落格局的渐进变化。如度假游客往往按照自己对典型乡村的理解改建度假屋，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乡村风貌[65]。这些消费力较高的季节性度假游客虽然会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目的地，但是来自原居地的环境罩却深深影响了异文化下的家的构建。风景优美、气候适宜、装修豪华、私家花园和服务一流等是这些第二居所的共有特征[66-67]。季节性旅游从业者的临时性住所则较为不同，那里只是暂时转变家屋的使用功能，并未改变其原有住房格局。在印度帕卡热姆海滨度假地，一些旅游经营者会在旅游旺季时租用当地人的家屋作为他们的店铺和临时性住所，而旅游淡季时这些房屋又会恢复为当地传统的小型家庭式椰子种植园[68]。
3.5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认同的变化
人文主义学者将家屋视为人类面向外部世界之前的第一个感知空间。他们认为，家屋功能的变化会导致人们身体经历和生活世界的变迁。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研究者们对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成员的情感认知展开了深入研究。由于家庭空间的变化既体现了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亦对空间内涵以及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69]，因而在外来资本和游客的冲击下，东道主对家的感知和认同正变得日益模糊。家作为记忆和情感空间的属性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在全球流动性日益加快的当今世界里，根植于地方的家庭认同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显得更加复杂。不管是引发东道主迁移还是身份变换，旅游发展都改变了扎根于传统地方的家庭认同感。Wang 和Wall对海南度假旅游地的研究就表明了，东道主对迁移后的卧室社区缺乏认同[64]。Domenico和Miller在乡村旅游案例研究中指出，对家庭的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的沿袭才是维持家庭认同的关键。如果因为过度的旅游发展而丢弃家庭存在感，那么业已形成的家庭认同也会因此丧失[70]。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外迁或家屋功能的改变，也是家作为原住民“在世存有”的象征意义的抹除。一旦人失去了家的依傍，其建构世界的基准也就会随之偏移。因而，人文主义在此更强调现代性冲击下家的意义的维续。
当家庭认同感发生变化时，东道主也会主动作出调适，力图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过程中实现家庭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统一。Brandth和Haugen通过对比挪威两个传统农场旅游转型的案例发现，旅游发展引起了农场主家庭身份认同的转变，从而造成其地方归属感的波动。尽管如此，由于传统生活方式所塑造的惯习以及目标游客对乡村的喜好，大多数农场主还是会通过一些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农业活动来维持对他们对农场的归属感[71]。由此看恚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策略的调整，既是对现代性适应的结果，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延续[48]。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作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迄今已逾40年时间。研究者往往通过对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历时性分析，或以两个资源条件相似而旅游发展程度不一的社区做跨区域的横向比较展开研究设计。从国内外文献计量比较来看，国外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对第二居所、居民态度、地方、流动性等话题的关注不断升温；国内研究自2007年以来有了较快发展，逐步向性别、旅游收益和居民感知等研究领域扩散。
20世纪70年代，受早期结构-功能主义思想的影响，研究者们大都将家视为一个易受外部因素（旅游）扰动的对象，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因此也呈现出被动和机械的特征。其后的和女性主义研究者分别将家视为一个资本权力竞逐的场域或一个社会性别建构的空间，东道主家庭变迁成为解释社会权力作用机制的最佳注解。进入21世纪以后，人文主义学派的地方研究重新受到瞩目。他们倡导通过人的主观感知来认识空间。因而，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既是旅游社区中家的空间变化的结果，也改变了人们对家的情感依恋和环境感知。目前，该领域相关研究内容已涵盖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经济收入、性别地位、婚姻关系、家庭结构、家屋空间和家庭认同等多个方面的变化。
4.2 讨论
尽管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但其在国内外旅游研究中仍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尤其对于东道主家庭这一微观的社会地理单元还缺乏充分的关注，对东道主家庭变迁与较高尺度的社区或区域变迁的关联性也未能明确。因而，该领域研究中尚存诸多亟待改进和完善之处。
首先，从不同研究流派出发，笔者提炼出以下有待深化的研究内容：
结构-功能论强调人类被既有的（社会/空间）结构所创造，而相对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对结构的调适[19]。实际上，东道主家庭往往因应旅游影响而出现再结构化的现象。如在一些度假地出现的旅游消费移民，往往与其寓居的东道主家庭产生了类亲缘关系，从而产生了主客混合型的家庭结构。因此，相关研究可以视为对结构-功能论上述缺陷的完善。
权力理论有助于剖析旅游社区中外部力量对东道主家庭内部权力重组的作用机制。但家庭外部的权力作用与其内部的权力分配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还较少见诸于既有研究中。如政府主导型与社区自主型旅游发展所形成的不同权力架构，对家庭权力配置的影响有何不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有助于形成内外观照的解释框架。
性别理论对于揭示东道主家庭内部分工的差异性，倡导性别权利平等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探究东道主家庭中不同性别的成员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程度的差异，从而了解性别建构的家庭社会空间是如何在旅游场域中发生变化的。此外，家作为一个提供安全和承载养育功能的地方，是女性的传统使用空间。对在家与离家的旅游从业女性的比较研究，可以反映其职业变化是如何影响她们对家这一场所环境的感知的。
其次，研究者将东道主家庭发生的变化归并为几个因变量，借此来分析旅游这一自变量对家庭的影响。而事实上，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程度不断加快的当代社会，旅游业只是当地家庭变迁的影响因素之一。旅游目的地社区中，个体因应现代化而进行的就业选择、当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等，都会对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都具有差异性的特征。而文化差异在东道主家庭所受旅游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如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所构建的家庭差序格局，在家庭伦理、婚育制度方面都具有不同于西方社区家庭的结构化表征。因此，未来研究中或可考虑设计一个基于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结构方程（SEM）影响模型。
再者，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多选择少数民族地区或欠发达地区为案例地，并将游客与东道主区分为两个具有不同属性特征的社会群体，这是与旅游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传统密切相关的。这种主客二分法容易导致研究对象的偏狭，也不便准_了解游客对东道主的家的感知。未来可将研究案例扩展至城市旅游目的地，在同类社群关系中来考察东道主家庭的变迁，从而摆脱固有的中心-边缘理论的约束。
最后，关于旅游所引发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见诸于真实性、旅游凝视等旅游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旅游活动中对家的消费与现代性的关联[1]。然而，这些讨论都是以旅游者为出发点来展开的，对于东道主社会现代性的研究却相对忽视。事实上，旅游者与东道主共同从属于旅游现代性的架构。如果说旅游者对家的消费体现了人们对现代性好恶交织的矛盾心理（structural ambivalence of modernity）[72]，那么作为旅游消费对象的东道主家庭则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不断地被再社会化（re-socialized），从而引发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于旅游现代性的判读，本文的研究为我们增添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致谢：感谢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南英博士为本文修订英文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地学部周尚意教授和两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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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 rapid fluidity， tourism has become a kind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ity. Family studies started with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everyday life in 20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Social change of hosts’ families represents the tourism impacts on destination communities. Structural-functionalists explor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hosts’ family in social networks under tourism impacts. Marxists analyz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unctions of hosts’ family from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and regard home as a place with conflicts and contestations. Feminists emphasize relations and care ethics， recognizing equal rights that tourism brings to women at home. Using theories of place and identity， humanists study people’s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home in tourism and their identity issues.
It has been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researchers firstly focused on social change of host families. By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it is found that western studies originated in 1970s， and recentl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focus on the second home， hosts’ attitude， place， fluidity and so on. Chinese studies have realized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2007， especially on gender， tourism benefits， locals’ perspective etc. Chinese scholars generally focus on changes in family income， gender status， family structure， house structure and family identit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ourism has direct positive influence for the increase of hosts’ family income， though with general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benefit； women’s familial status has generally been improved， although some scholars point out patriarchal restrictions on women’s involvement in tourism； the previous homogenous family structure and relations have been more diverse； hosts’ house structure and living space have also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with growing family inns， developmental migration and second homes； family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have been changed， with hosts’ active adaptation to both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
However， more attention still needs to be paid to family， a micro socio-geographic unit， in tourism studies， especial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most researchers assess tourism impacts on host families as a single exogenous variable. Other factors， such as family members’ migrant working or internet’s role in helping business， reform of lo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overlooked. In future a SEM assessing social change of host community could be designed.
Secondly， those researchers who believe core-periphery theory， often choose minority or less-developed places as case study areas， and demarcate tourists and hosts into two social groups with different status. In future more case studies could be undertaken in urban tourist destinations， exploring local families’ change within similar social groups.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浮躁是一种社会病
“浮躁”在字典里解释为：“急躁，不沉稳”。即行为上漂浮，心理上急躁。而社会浮躁的含义则更加地宽泛了：一是指一种社会心态，在情绪上表现出一种急躁心态。指心中有许多事情想做，但又没有扎扎实实去落实。总想投机取巧，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回报。想得多，做得少。二是指一种社会行为，做事情没有持久的、稳定的、专注的精神与毅力，见异思迁，做事无恒心，总想以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快的收获。三是指一种思维方式，目标短浅，急功近利，只追求近期的、能够快速获得的目标，而不顾及长远的事业。可以说，急功近利观念是社会浮躁的本质。
当社会的自然气候出现炎热和沉闷时，人们在生理上与心理上会感到烦躁、不安，社会的精神气候同样如此。当下的社会，有许多人在认真、扎实地工作、学习、生活，也有许多人变得浮躁。社会浮躁已经变成了一种不良的社会精神气候。充斥着各个领域、各种群体，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渗透在交友、恋爱、婚姻、工作、事业之中，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心态与许多人的社会行为。浮躁是一种情绪，一种并不可取的生活态度。人浮躁了，会终日处在又忙又烦的应急状态中，脾气会暴躁，神经会紧绷，长久下来，会被生活的急流所挟裹。
浮躁本来是一种体现在个体身上的情绪，属于负面的心理特征。但是，当浮躁在一个社会中许多人身上表现出来，或者在群体认知与行为上表现出来，就成为一种群体性的情绪特征。所以，社会浮躁从范围上来讲，是指社会各个领域中都存在着的一种现象。例如，在经济领域，地方政府贪大求洋，追求世界第一、全国第一；追求政绩，不顾群众利益、不顾环境生态、不计长久利益，遗留下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
从主体上来讲，是指社会中无论哪种职业、哪个年龄段、哪个阶层的人，都存在着浮躁现象。譬如，从职业需要讲科研人员应该是最有耐心的一个职业群体。科学研究的重要创新，通常需要“十年磨一剑”，但现在只能够“一年磨一刀”了。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过多地重视科研论文和成果的数量和速度，而忽视了科研创新的质量。
社会浮躁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可归纳如下：第一，没有计划性。对人生只有短期的目标，没有长期的规划，因此目标漂忽不定；行动之前缺乏思考，对现有目标缺少专注度。第二，没有持久性。总是想急功近利，没有扎扎实实地投入精力。不愿意做持久性的投入，总是盼望一蹴而就、一棒定音，耐心度不足。第三，没有稳定性。目标不断地转换，所以常常出现见异思迁，心浮气躁，做事常常浅尝辄止。第四，急躁性。总是羡慕别人的成就，渴望和别人一样一夜成名或一夜暴富。而自己的能力又无法达到，产生诸多烦恼、不安、急躁，常常喜怒无常，乱发脾气。第五，恐惧性。对事业、个人前途焦虑不安，患得患失。第六，不平静。日常生活中整天给人很迫切的感觉，其实根本没什么事，却像热锅上的蚂蚁，安定不下来。
浮躁是一种冲动性、情绪性、盲动性相交织的病态社会心理，它与艰苦创业、脚踏实地、励精图治、公平竞争是相对立的。浮躁使人失去对自我的准确定位，使人随波逐流、盲目行动，对组织、国家及整个社会的正常运作极为有害，必须予以纠正。
精神性的东西需要时间的持久性才能够建立，如一个人的知识文化素养，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一个社会的诚信体系，一个社会的精神信念等。但社会浮躁使这些需要时间慢慢积累的东西，无法得到积累与建立。在浮躁的社会中，凡是需要时间积累，需要个人稳定持久投入的东西遭到的破坏最大。为了达到目标，只追求短期效应，就出现了大量不择手段的行径，产生了大量的失范与越轨现象。
社会浮躁是社会急剧变迁的一种伴生现象
社会浮躁的根源是社会变迁后社会成员在认知与行为上的不适应反应。社会变迁是因，社会浮躁是果。它不是人为可以消灭的。
急剧变迁的社会大环境带来的不安全感。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认为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社会进入到加速度发展时期。如果我们以交通工具来比喻社会发展的速度，那么，农业社会是牛车的节奏，工业社会是火车、汽车的速度，而信息社会是高铁、飞机的速度。社会以加速度的方式在发生变化，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社会中，经济发展是缓慢的，社会结构是高度整合的，社会是高度组织化与稳定的。社会结构高度的整合与稳定，决定了人们的行动自由很少，人们的利益变动极少，人们的需求也十分有限，人们的选择性也有限。那时，没有社会浮躁的社会环境。而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制度上的巨大变革引发了社会的政治制度、教育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的变革，伴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大调整，每个人都面临着在社会结构中重新定位的问题。对降至社会底层的担心，急于向中层、上层迈进的烦心，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成员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老的标准被打破了，新标准又不能建立。只要这种失控的社会动力没有达到新的平衡，这段时间各种价值观都无一定，规则标准也无从说起。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什么是非分之想。由此，人们的欲望便失去了约束。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也自然而然地使欲望迅速增长。就在传统约束失去权威的同时，可望得到的报酬越厚，刺激就越大，欲望也变得越迫切，越不受控制。在这最需要限制激情的时刻，限制却偏偏更少了，脱缰野马般的激情更加剧了这种无规则的混乱状态。”①人们得不到满足便总是处于激动不已、焦虑不安的状态之中。财富使人忘乎所以，激起对抗心理，从而走向邪恶。②这时，许多人会产生“镜花水月”心态。社会的变动性本身就是一种压力：新事物层出不穷、新思潮不断变化、新工具不断出现，要不落后社会发展的步伐，就要不断地做出新的选择，不断地找到新的发展机会，每个人都要在社会中重新定位。人们被社会发展的快速节奏所支配，个人在加速转动的社会机器面前，感到渺小与无助，生怕被飞速发展的社会摒弃，所以我们难免急躁。
社会竞争带来的压迫感。激烈的竞争与工作压力会直接产生浮躁。在计划体制下，平均主义观念支配下的“大锅饭”、“铁饭碗”，人们没有压力感观。社会的发展需要竞争，竞争促使优化，优化则导致每个人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进步，否则就容易被淘汰，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而社会竞争的一个结果，总是有胜负之分，有的人占了优势，有的人处于劣势，有的人成为失败者。竞争最大的结果是带来了利益分配的差距，有了贫富两极分化，产生了诸多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激烈的竞争带来压力，有了压力就感到不稳定性、不安全。
竞争压力是浮躁的直接原因。竞争促使优化，优化意味着给个人更多的要求，人们不能坐以待毙，不能坐享其成，凡事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去获得。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人们希望事业、职业、家庭财务的安全，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希望尽快获得期望的结果，尽量地减少投入、减少成本、减少时间。做什么事情都希望在速度上尽快搞定，速战速决的思维方式与社会心态在社会中形成。最好今天决定，明天行动，后天达成。浮躁已成为一种社会亚文化。
攀比带来的不公平感。中国经济正在高速发展，物质水平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都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但这种成果的分享并不是完全公平的，竞争在某些场合也是不公平的。竞争的结果对某些群体不利。
但总体上讲在我国，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占了主导地位。一是个人的欲望增长的速度，超过现实自己获得的速度。在与自己过去的比较中，尽管也分享了社会发展的成果，但总是感觉这种增长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二是在与其他人的比较中，感到其他人的收入增长要比自己更快。三是与其他人的比较中，发现自己的投入更多，而收入并没有更多。这些比较都会产生不满。因攀比而对自己生存状态不满意，于是不公平的感觉油然而生。内心产生了一种似乎别人的所得是对自己的剥夺的感受，尽管实际上别人并没有从自己这里拿走什么。人们因而显得急躁、不满、焦虑，一味在挣扎、奋斗。浮躁成为社会发展的“衍生品”。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们的认知出现了差错，社会归因简单化，将自己的劣势原因归为外部的社会环境，骂社会、骂制度、骂领导，为自己的失败、落后、劣势寻找合理性的答案。不是努力地改变自身的素质提高竞争力，而是宣泄。
缓解社会浮躁的措施
浮躁心态的对立面就是冷静、淡定、理智的社会心态。其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宏观层面对此心态的调控，二是个人对社会环境的心理调适。
在社会调控方面，主要有规则调控与媒体引导：
第一，合理、公平、科学的规则（广义的包括制度、政策等约束人们行为的原则）与措施，有利于淡化社会浮躁心态。在决策层面与管理层面制定出合理的规则，有利于产生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使人们减少压力感、急迫感与不公平感，调节某个地域、某个系统内的关系，减少浮躁心态。
在社会转型中，许多规则、措施是针对社会转型的情况而制定的。许多规则措施表面合理，实质不合理。例如，科学的价值在于发现、原创。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突破。但现在的科研单位与高校的评价体系是按照时间量化的。在一年内需要写多少论文、拿到多少科研基金。管理层逼着研究人员短时间内出大成就。在制度设计时奖赏的是一些短期行为，冷落的是那些耐得住寂寞却暂时未出成绩的人。如果制度鼓励的是急功近利，让科研人员如何不心情浮躁呢？对地方领导干部的考核体系也是如此，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干部就直接地奔向经济增长。因此，单纯依靠呼吁人们加强道德自律恐怕还不够，进行制度化治理才是最根本的途径。
第二，媒体客观、理智的舆论导向。如果媒体总是以猎奇的心态，去报道、宣扬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等偶然的个案，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榜样，那么，对民众来说，只能够挑拨起他们的好奇心与浮躁心。媒体需要宣传勤劳致富的榜样，宣传各行各业中通过艰辛劳动努力奋斗而获得成功的典型。这对民众才具有正向的引导作用。
在个体的心理调适方面：
第一，正确归因。社会环境条件并不直接引发人的某种心态，而是以人对此种社会环境条件的认识为中介的。这就是身处同样的社会环境之中，却并不是人人都心态一样的原因。要想保持心态平衡，关键就是要改变自己的认知，形成对外在环境的客观看法。
归因即个体对他人或自我的行为动机的推论和对行为过程的因果解释。每个社会成员都会考虑是什么决定了我在社会中的位置？这有社会外部条件的因素，也有我们自身的因素。个人的归因会出现偏差，意味着个人在做社会推论时，往往会选择依据直觉的判断而忽视客观的评价，趋向于选择从众模式，如将自己现在身处的劣势，归因于社会不公平，社会没有提供机会与条件等，这是一种简单的、懒人的归因。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为什么他人成功了，把握住了机会，而自己却没有把握住？对此要有冷静的反思。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功，主要的还是自身的因素。因此，要调整好自己对生活的期望值。如果将自己追求不到的对象作为人生目标，形成不理性的认识和追求，其结果只能是自作自受，整日浮躁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调整自己对生活的期望值，使之与自己的实际条件基本一致，保持相对平衡心态。
第二，选择多重参照系。在选择比较的参照系时，要遵循相似性原则，选择与自己学历、经历、经验、能力、背景相似的人进行比较，这才能够保持客观性。在与成功人士比较的同时，也要与非成功人士进行比较，这样才能够平衡自己的心态。人们在比较时通常会产生两个误区：一是，在自己处于优势的时候，通常将原因归为自己的能力、才能，而在自己处于劣势的时候，通常将原因归之为外因，而不是自己的能力。二是人容易产生过高评价自己的能力和过低估价社会对自己回报的倾向。一方面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有本事的，另一方面觉得社会没有给予自己应有的机会或没有从社会得到应有的回报。在比较中我们要防止这种误区。
因此，在选择参照系的同时，既要选择成功的榜样，可以激励自我成长。也要选择某些不成功的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自身优势，平衡自己的心态。无论身居何位，都不要盲目攀比。在与他人的比较中，既要看到优势也要看到劣势。不能够只比收获而不比投入，要相比两人能力、知识、技能、投入是否一样，从而得出的结论才是真实的。这样，人的心理失衡现象就会大大减低，也就不会产生那些心神不宁、无所适从的感觉。
第三，提高自身修养。中国历史文化中有大量的修身养性方面的知识，了解与掌握这些知识有利于摆脱浮躁，使心理产生平静的力量。得失心淡了，自然对身边的功名利禄的追求就淡了。容易冷静下来去寻找和追求自己所喜欢的目标。修身养性是培养心理调节能力的有效办法，可以提高自己的心理弹性或心理复原能力。同时，通过阅读，来反省自己的行为，获得对浮躁的抵抗力。在节奏太快、头绪太多、压力太大、选择太多时，可以暂时转换社会情境，到大自然中去放松身心，也是一种办法。另外，培养一种闲情逸致，一种有趣的业余爱好，也是很好的解决浮躁的方法。
我国的社会学在近代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重建，时间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那次重建过程中，我国社会学的相关专家不断探索并研究出造成中国社会转变的前后因果，以及这种转变最终带来的影响是优是劣，并加以研究分析。这些内容中，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最终都会为我国社会学的进程带来了可观的成绩。
一、中国社会学的现状
我国社会学从重建到今日，不断发展完善，迄今为止，已经确立了一套符合自身发展的研究体系和教学套路，这些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值得一提的是，众多学者针对我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和纰漏做出了分析，并依靠自身的理论知识和学术经验，为社会的顺利转型提供了可行的方向。很多学者的文化意识也伴随着社会转型而不断提升，以往的单一吸纳西方理论和经验，变成了如今的立足于我国实践经验，多样化分析。然而事实上，仅靠社会学和规范化来探讨自身社会生活的特质是不够的，如果要探求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普遍涵义，探索我们身处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就必须把前辈们留下的思想文化放在重要位置[1]。
二、中国社会学的问题所在
现如今，学者对我国社会学的研究并不十分透彻，许多实验都只是单纯建立在数据材料之上，并没有细细追溯我国社会学思想发展历程。还有一些学者喜欢在研究时将西方社会学思想主观的运用到中国社会学当中。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社会学较为完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因地制宜这个道理，我们的发展史和西方并不相同，如果将其思想强加在我国国情之上，非但不能对研究内容起到帮助，反而会弄巧成拙。但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摆脱西方社会学思想，因为理解西方使我们探索中国社会的必经之路，然而，想要切实地感受中国社会，就要在理解西方之后，分析自身的历史经验[2]。这个问题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社会学思想传统并不丰饶，甚至称得上贫困，这恰恰是构建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巨大难点。并且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它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它也需要一个能够促进自身独立发展的空间，不能完全依赖于社会工具。然而社会现实在不断变化，社会工具也日新月异，这使得社会学需要面对现实，接受一定的束缚，这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
在很长时间的发展下，关于中国社会学的一些传统思想，在研究上和教学上，都没有被现在的学术界认同和得到应有的重视，不仅学者没有对此进行专业方向的研究，就连普遍的学生群体，也很少从事此方向的专业论文写作。如果没有对一个学科探求本源，而且不追溯其本身的原初问题，就没有自己的思想，感受，也就不会获得自己发现自身问题的能力。要是一味的对别人的作品复制粘贴，那就会陷入到无限重复循环中去。
三、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根源和价值
1、近代中国社会学的萌芽
中国近代社会学应当追溯到清朝末期的社会变革当中，当时西方社会学渗入到中国思想领域，很多学者都是学兼中西。无论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严复的“群学”，都说明中国社会学的学者想要把握住思想变革的契机，从根本上探索中国人的社会活动，从而摸索出一条适合我们中国人发展的长久之路[3]。然而，在和时期，中国的传统社会学习想也许是作为负面的东西存在，但是，经过时间的不断推移，对于中国社会学的重新认识，也是迫在眉睫，要是说20年前是靠法学和经济学为主要探讨对象，那么现如今，史学时代即将到来，我们需要历史学和社会学来使我们认清自己，让自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要做什么。前辈们的高瞻远瞩和理论精华，都成为我们今天探究中国社会学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强大动力。
2、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价值所在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今学术界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重要性，在教学方面，也很少有教授或者学生对此进行专题写作。而且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很少在教学体系中出现，可见其重视程度实在是差强人意。我们清楚的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和体系不断健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能够不断回首历史，站在本国思想传统的立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然而，这导致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教育中国学生的时候，教育工作者往往是只教授熟悉的有关西方的社会学思想，对于自己国家的传统社会学思想，就忘记了传授，这是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可以说，思想传统提供给我们的，是每一个社会问题的本质所在[4]。我们要学会因地制宜，利用类似的方法，但是不要照搬传统。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想要进步，想要在国际中立足，就不得不将思想传统纳入当今社会学的研究之中。解决我们国家自己的社会学问题。
四、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
1、放宽眼界
社会学并不是单一存在的，它与很多学科都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在研究思想传统的过程中，首先要将其与其他相关学科联系起来，发现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着的关系，进一步分析梳理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就避免了视野的局限性。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社会学家还精通历史和哲学，因为社会学的研究离不开对历史的了解，而哲学又可以为社会学的研究提供思想支撑。并且，很多历史问题，也需要以一个社会史的眼光来看待，只有在各个学科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条件之下，才能得到更大的启发和灵感，进而生产出影响深远的思想潮流和学术作品。比如社会学家翟同祖老先生，他不仅懂得社会学知识，还广泛涉猎历史学的东西，他运用历史学的眼光，通过独特的社会视角来总结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问题。可见，只有放宽眼界，从多项学术思想出发，在多种影响中探求真理，探究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起源和进程，才是科学的方法。
2、以论带史
所谓“以论带史”就是用理论资料构成一个合理的框架，这个框架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一般是按照时间顺序和影响程度来划分，它的中心和主体是社会学思想传统，也可以说是某个阶段的思想史。可以借鉴斯图亚特・休斯提到过的“思想与社会”这一框架组织，紧密连接当时的社会变迁和改造，而不是单单的记录每个人所发生的一些事。这样一来，不同时期的学者提出了怎样的观点、这些观点对当时社会起到了哪些作用，都会在框架中简洁地表现出来。譬如说，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学术论文，就可以按照这种框架来进行分析，这也从客观上显现出社会变革对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中国当时的社会变迁、思想变革、环境变化都得到了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造使命也得到锻炼。通过这种有效的实践方式，将引导中国社会学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凸显了中国社会学的的传统特点，通过实践宣传学术的传统。
3、全面分析
根据我国体育总局下发的相关体育教育研究文件的内容可以得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包括，体育文化的教育、体育学科体系的构建、体育竞赛制度的设立、体育传播价值的研究、体育行为规范的研究以及促进全民体育等方面。
1.2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1.2.1 利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战略的科学定位
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策、方针、政策等的制定与世界体育的发展状态、发达国家的体育技能及水平、我国国内的体育文化发展现状、我国体育教育水平、我国体育人才的培养以及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正是研究关于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发展关系及规律的学科。所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发展利于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战略的科学制定，即，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成果的准确、科学、合理、实用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战略定位的正确与否。
1.2.2 影响着我国大众体育的发展
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关于人、体育、社会三者关系的研究，联系到了大众、社会以及广大体育爱好者，甚至，直接影响到了广大体育爱好者的切身利益等，而且，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探讨了体育与社会的发展走向，而体育运动的锻炼是很多体育爱好者的理想和毕生爱好，因此，这一研究也带动了群众谈论、学习、关注体育的热潮，进而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
1.2.3 促进了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
我国的体育产业作为我国经济产业的一部分，不仅带动了各地体育文化的发展，而且，提高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利于实现我国体育文化的传承，保护了传统民族体育文化，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利于提高偏远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体育区域体育文化的开发等。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涉及到了体育产业开发的方方面面，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给体育产业在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开发思路，利于体育产业开发的科学、正确和合理。
1.2.4 促进我国体育发展法制化建设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彻底地研究了体育与人的关系，分析了我国体育社会发展现状中的不足，分析了体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调查了社会发展带来的体育发展与时代不想协调的原因，构建了较为合理的我国体育行为规范体系等。这些研究数据的统计、研究现状的不足、体育发展的混乱等共同促进了我国体育发展法制化模式的出台、推广和施行，显而易见，这些都是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功劳。
2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不足之处及原因分析
2.1 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属性、概念不明晰
虽然，我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成果也相当可观，但是，由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时间较短，我国各地区体育文化、体育教育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因此，目前还存在许多地方、许多体育研究人员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属性、学科概念、学科研究内容、学科发展方向等不明确、不了解的现象，为了切实地提高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水平，我国各大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机构、各大高校等相关部门有必要及时、广泛地进行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属性、概念的普及等，以方便促进“全民体育”。
2.2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我国社会矛盾的分析稍显浅薄
由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就是研究体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双方的互相影响以及我国社会与体育发展的矛盾等。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有必要着重对我国的社会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但是，调查发现，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少，即使有也是较为浅薄的研究，甚至只是对矛盾的表面进行解读等。究其原因，与我国社会变迁过快，体育的发展跟不上时代，体育发展落后以及我国社会矛盾话题的敏感性相关。但是，为了保证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可持续、高水平发展，相关部门有必要邀请有资质的专家、学者等进行研究指导，以求保持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可持续，更加深入地分析社会，以便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2.3 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远落后于应用的研究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和在实践中运用，这一点等同于其他一般性的体育理论一样，失去了在实践中的应用，一切理论研究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当前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呈现出远远落后于应用研究的现状。这种体育研究理论与实践不相协调的发展现状不利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不利我国体育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体育人文社会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应用。如何改善这一问题，如何使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步调一致，将是今后各大高校及教育管理部门需要引起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3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完善方法及对策研究
3.1 提高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的自觉觉醒意识
在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浪潮中，广大体育人文社会学专家起到了引领的作用，而研究的主流仍然是广大学者、普通高校学生以及人文体育专业的学生们。为了切实的提高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水平，必须促进、引导广大学生们的研究意识觉醒，使其积极、主动地投身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研究能力，利于提高学生的体育人文社会学习技能等。
3.2 营造良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氛围
体育人文社会学严谨、健康、科学、和谐的研究氛围的构建利于广大研究成员及时地交流研究成果、平等的探讨研究历程，利于对研究结果的评价和批判，利于提高研究成果的实用性价值。
3.3 加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实践一体化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不能只是“纸上谈兵”，也不能只在实践中“蛮干”，而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现的問题及时地在理论研究中解决，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水平，这也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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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埃菲尔铁塔谈起
埃菲尔铁塔值多少钱？这是一个大众非常感兴趣的话题。近日，意大利一家商会给出的评估价是4332亿欧元。这一惊人的数字使埃菲尔铁塔成为欧洲最值钱的文化地标，其价值相当于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是米兰全城年收入的两倍。
历史遗存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它们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岁月的风霜雨雪在销蚀了其他同代建筑时凸显了留存下来的古迹的稀有性：人类的社会变迁赋予历史遗存丰富的内涵，使其具有了文化性。游客登临埃菲尔铁塔，所欣赏的绝不仅仅是高超的建筑艺术和绮丽的巴黎风光，更有附着其上的数不清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传说故事……这些才是埃菲尔铁塔的魅力所在。
新建的仿古建筑不论外观如何酷似古代的原作，都不可能具有原作天然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新建筑缺乏灵魂。这种灵魂不是说有就能有的，而是历经漫长时光、在历史的变迁中形成的。仅此一点就决定了真古迹和仿造者在价值上的天差地别。
埃菲尔铁塔的“天价”也源自于法国人民尊重历史、热爱文化的态度和情感。法国人把埃菲尔铁塔视为巴黎的标志、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象征，对其珍爱有加。法国人的这种态度和情感也引发外国人对埃菲尔铁塔的兴趣。否则，再珍贵的文物古迹，如果人们不加重视、随意毁弃，其价值也必然贬损。
这本是常识，但在今天的中国仍有不断强调的必要性。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古老的历史遗存，但可惜的是，很多文物古迹没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即便是长城、故宫这样举世闻名的伟大建筑，相当一部分也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古建筑没有毁于自然灾难和战火兵戈，却在城市房地产开发和旅游的热潮中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30年来，全国4万多处文物消失了，而其中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筑活动。
我们一方面拆掉了那么多真实的古迹，另一方面却热衷于搭建仿古建筑。现在只要是个旅游城市，就不难找到新建的仿古一条街。这些仿古建筑的水平如何姑且不论。人们走在其中除了能闻到浓烈的商业气息，还有多少文化的味道可供我们凭吊和怀思？
说到底，我们还是缺乏一种对历史、对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敬畏。在许多人眼里，文物古迹唯一的价值是商业价值，是能吸引多少游客，能创造多少收益。但越是一心赚钱，反倒越不容易赚到钱。今天中国最吸引游客的还是故宫这样的真古迹。2011年参观故宫的游客超过了1400万人次，而那些仿古旅游点大多数还在亏损的陷坑里苦苦挣扎。
对历史和文化具有正确的态度和情感，就必然会把祖先的馈赠视为无价之宝而倍加珍惜，否则，哪怕是稀世珍宝，在不懂珍惜者的眼中，照样弃之如敝屣，一钱不值。
（张贺/文，有删改）
1.第一段写埃菲尔铁塔的价值，其作用是什么？（3分）
2.决定文化古迹价值的因素有哪些？根据文意简要回答。（4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