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这一课程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长期以来，国内大多数高校的教学主要还是沿袭传统的教学模式，即在教学理念上偏重于知识的传授，教学方法上以教师讲授为主，考核方式上以检测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单一闭卷考试为主。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本专业人才需求的规格与要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明显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教学模式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自2008年以来，怀化学院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针对传统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弊端，开展了题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研究式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的教学改革，探索出了一种“学生主体、能力本位、问题中心、课堂内外联动、突出实践”的全新教学模式。这一新的教学模式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围绕问题开展教学活动，充分发挥课堂内外的联动效果。经过四年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学生的学习效率及综合能力素质均得到明显提高。现就本课题的理论研究及教学实践作一阐述。
一、研究式教学的理论基础
研究式教学，又称探究式、发现式教学。指的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为主体，以问题为核心，让学生自觉地、主动地探究，掌握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步骤，研究客观事物的属性，发现事物发展的起因及事物的内在联系，从中找出规律，形成自己的概念与认识。最早提出在教学中使用探究方法的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的约翰•杜威（1859－1952），他提出，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知识不是某种孤立的自我完善的东西，而是在生命的维持与进化中不断发展的东西，因此，知识的获得不是个体“旁观”的过程，而是“探究”的过程。“探究”是主体在某种不确定的情境中的积极反应，知识是个体主动探索的结果。除了约翰•杜威外，西方还有许多学者也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角度分析研究型教学及学习，如布鲁纳的认知心理理论、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威特罗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等。布鲁纳认知心理理论，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发现法。认为仅仅传递教材内容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发现式教学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一是创设问题情境，发现或提出问题；二是针对问题提出解答的假设；三是从理论上或实践上检验假设；四是根据实验结果，得出最后结论。布鲁纳的发现式教学，实质上是引导学生自己去重新组织或转换人类已经发现的知识，并获得新的领悟的过程。罗杰斯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原则。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有学习的动机，并能确定自己学习的需要，而天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创造性发展的条件是“自由”。这种“自由”是指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去探索和发现，能够对一切现存结论进行质疑，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发展的方向，而教师的任务就是为学生提供各种学习资源，提供一种促进学习的气氛，帮助学生安排适宜的学习活动，让学生自己决定如何学习，教师只是“学习的促进者”“方便学习的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从皮亚杰有关结构的观点发展而来的，其主要观点有四：第一，知识建构的学习观。认为学习是学习者自己建构自己知识的过程，外部信息的意义并不是由信息本身决定的，而是学习者通过新旧知识间反复、双向的相互作用过程而建构成的。第二，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认为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第三，注重学习过程。在建构主义学习模式下，学习被视为一个动态过程，即通过学习者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实现同化和顺应，来逐步建构有关外部世界知识的内部图式，从而使自身的认知结构得以转换和发展。这种学习模式把研究性学习分为三个阶段：冲突阶段、建构阶段和应用阶段。在冲突阶段，教师要积极地创设问题情景，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学生则积极地搜索原有的认知结构，为认知结构的转换奠定基础。在建构阶段，由于冲突引发学生的研究和探索心态，学生对冲突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推理，借助有效的学习和思维策略解决冲突，实现冲突过程的同化和顺应。应用阶段，学生通过练习，巩固和完善新的认知结构，顺利实现迁移。第四，强调合作与协商会话。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关注的是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培养他们的创造精神。
二、古代文学教学新模式的主要内容
经过四年的理论探索与教学实践，我们建构了一种学生主体、能力本位、问题中心、课堂内外联动、突出实践的研究式教学模式。探索出了一种符合学生实际、提高学生古代文学素质和专业综合能力的研究式教学模式。在教学理念上突出了学生主体，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在教学目的上着眼于学生的能力素质的提高；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围绕问题来开展教学活动。在考评中，主要考察的是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外辅导也重在指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围绕着问题教学，我们一方面调整优化了教学内容，对课程的知识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将知识点分解为以单一知识点为主的问题、以综合分析为主的问题、以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的问题等，然后根据问题的性质特点确立学生自学、课堂讨论、教师讲解的方案，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在课堂教学环节，突破了传统满堂灌式的单一讲授方式，采用讨论式、报告式、解答式等多种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围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开展教学活动；在考评环节上，制定了以检测学生分析、解决问题为中心的考核标准，建立了一套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课程考核机制。在课外学习辅导上，建立了学生自学、导师制、专业校园文化活动三位一体的学生课外学习辅导模式。
1．修订教学大纲，调整教学内容
中国古代文学涉及到上下几千年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时间跨度大，内容十分繁富，一般的文学史家均采用的是编年体式的编写方法。在编写的过程中，虽然均有所取舍，有所侧重，但是因为内容容量太大，即便再精简的古代文学史也是卷帙浩大的大部头。而要在260余课时的时间里保质保量地完成教学任务的确不容易。因此，课题组根据学生的实际，对课程的知识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将教材内容分解为以单一知识点的问题，以综合分析为主的问题，以及以培养学生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的问题。然后根据问题的性质特点确立学生自学、课堂讨论、教师讲解的方案，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以唐代文学中“杜甫”一章的教学为例，关于杜甫的生平行实的知识，基本上是已经专家学者考据定论的，这些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化，可以确定为单一知识点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教师没有必要在课堂上再花时间讲解，可布置学生在课外预习。而关于杜甫的思想与创作风格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则属于综合分析类的问题，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课堂讨论。而一些目前学界尚有争论且没有定论的问题则属于培养学生创新性能力的问题，如《长恨歌》的主题等问题，对于这类问题，可以发动学生去认真思考，广泛收集资料，在此基础上，撰写出具有独立的研究性报告，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召开课堂报告会。通过以问题为中心来优化教材内容，教师的教学目的更加明确，哪些问题应该精讲，哪些问题应该略讲，哪些问题应该交给学生来解决，哪些问题应该由教师来引导，均了然一心。如此一改革，既节省了时间，又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
2．建立以问题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
在课堂教学中，课题组紧紧围绕问题来组织课堂教学，突破了传统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探索出了讨论式、报告式、解答式的课堂教学方法。讨论式就是将传统“课前预习—课堂讲授—课后练习”几个环节改成了“课前准备—课堂讨论—教师总结”的课堂结构，学生可以随机发言，互相启发思维；报告式主要是针对“以培养创新性能力”的问题，由教师布置论题，发动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撰写出论文或报告，学生在课堂上以报告的形式交流，学生或教师加以点评；解答式就是要求学生在课前主动提出问题，教师在课堂上选择重点问题作深入解答。如一位教师在讲授枚乘的《七发》时，设计了两个综合分析的思考题：（1）楚太子病有何症状？根源是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身上是否有楚太子病？症状是什么？有何危害？（2）从屈原的《招魂》到枚乘的《七发》，到汉乐府及唐诗、宋词中的飞蓬、浮萍、游魂，再到《红楼梦》中的富贵闲人和鲁迅笔下的畸零人、零余人，这一系列文学形象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和相似的本质特征？这两个问题属于综合分析性质的问题，它的特点在于将文学作品的同类人物紧密地联系起来思考，既紧扣课堂教学的内容，又不拘泥课堂教学的内容，上下沟通，前后映照，给学生留下了广阔思考的空间。学生对这一问题颇感兴趣，讨论很热烈，起到了很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3．建立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的多元化测评体系
我们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多元心智理论为基础，初步建构了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机制：一是建立“知识＋能力”的考核目标。在期末考试中，调整试卷结构，增大分析实际问题的内容和专业综合能力考核的比例；在平时成绩考核中，将学生课外的课程活动项目一并纳入课程平时成绩，如将学生在古典诗文吟诵比赛、古典文学名著读书报告会、学生研究性课题、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或作品鉴赏文章等方面的表现都纳入课程平时成绩。二是建立多样化的考核方式。调整了期末闭卷考试与平时成绩的比例，将期末考试成绩降低到50％，平时成绩提高到50％，做到期末考试与平时考核并重，并建立和落实由闭卷考试、课程作业、课堂表现、默写背诵、课外活动项目等多样化的考核评价方式。合理设计《平时成绩登记表》，将学生平时课堂表现和课外活动项目进行如实记录，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平时成绩登记表》分“课堂表现”“上课出勤”“课程作业”“默写背诵”“课外活动项目”“其他”等栏目，基本涵盖了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各方面内容。平时成绩的构成，教师可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当变化，如课堂表现，有的教师根据上课回答问题、与教师互动情况给分，有的教师还专门设计了课堂回答问题登记表、学生学术报告登记表，对学生的平时课堂表现如实记录。课程作业，有的是专题小论文，有的是古文翻译、有的是课堂问题提纲，有的多者兼有。还有一种做法是将古诗文默写从期末考试中独立出来，进行强化，每学期快结束时各任课老师都要组织一次全班的默写，将其记入平时成绩。课外活动项目主要登记学生在课外自学与专业活动中的表现，如文学名著读书活动获奖、公开发表古典诗词、古典诗文吟诵活动获奖等体现古代文学综合能力的项目，将其作为平时成绩的权重分数综合考虑。
4．建立了学生自学、导师制、校园文化活动三位
一体的课外辅导学习模式学生课外学习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它既是研究性教学的补充，也是研究性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这一环节基本上处于自然无序状态，学生的学习效果完全依靠学生的自觉性。而在研究式教学模式中，则通过有明确指向性的自学及教师辅导来规范这一重要的环节，构建了学生自学、导师制与校园文化相结合三位一体的课外辅导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课外学习的自然无序状态。从学生的自学角度上说，因为我们确立了以学生为主体、问题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教师在课前即布置思考题，学生在课堂上需要报告、讨论，并且还将上课的表现与成绩挂钩，这就促使学生不得不在课堂之绕教师布置的问题查阅资料，阅读文献，形成初步的意见，从而规范了学生的课外自学，使学生课外学习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提高了课外学习的效率。导师制目前是许多学校所提倡和采用的一种重要的课外辅导方式，说明这种课堂之外的以小范围为单位的学习辅导方式已经为社会所广泛认同。导师制固然不失为一种可取的课外辅导方式，但是，其效率还在于如何去实施。如果仅仅有其形式，而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或者不能坚持落实，所谓的导师制也只能是有名无实。而我们在构建研究式教学模式时，特别注重导师制的落实，将其作为研究式教学模式的重要环节。为此，我们不仅有制度、有要求，包括指导学生的人数、研究辅导的方向，开展活动的形式及要求，同时还制定了系统的监督评估方案。课题组的成员们积极性很高，不仅按要求积极落实，而且在辅导的方式上各具特色，成效明显。
如一位教师将文本的阅读与理解作为课外辅导的重点，并选择了其比较熟悉的领域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文本的阅读作为辅导的重点，首先为学生制订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辅导计划，每个学期研读与讨论两部作品，先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反复阅读文本，对重点情节以及感受最深的部分做好笔记，然后在此基础上将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罗列出来（仅限于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而其他参考资料以及老师在课堂中曾经涉及到的问题不在此之列）。在学生完成阅读任务，对文本十分熟悉的基础上，由学生提议召开第一次研讨会。研讨会由小组长主持。其基本环节是：首先由教师查看笔记，从学生所摘录的笔记来检查学生的阅读情况，然后就文本的细节提出一些问题，检查学生对文本的熟悉程度，如提出一些类似《三国演义》中在潼关弃袍断须的人物是谁，《儒林外史》中是谁主持了“泰伯祠大祭”等相对生僻的问题。然后，学生将梳理出来的问题公布出来，教师对这些问题进行清理，筛选出一些比较有意义的问题提交大家讨论，学生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在学生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教师略加点评，然后布置学生将自己的意见撰写成为小论文，在下一次讨论会上宣读交流，教师给出成绩。在指导学生课外阅读的过程中，学生思维活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问题，如讨论《儒林外史》时，一位学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匡超人在大火蔓延、浓烟滚滚之际，情急之间，为什么他首先救的是嫂子而不是父亲？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而且在过去也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尽管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一方面说明这位学生读书十分认真细致，同时，也说明对文本的思索是很深刻的。再如，讨论《金瓶梅》时，有一位学生提出，文本中李瓶儿这一形象在嫁给西门庆前，性格很泼辣，也很不守妇道，而嫁给了西门庆后则变成了一个温柔守妇道之人，前后性格差异太大，人物塑造出现了明显的败笔。这一问题提出来后，在小组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形成了明显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类认为是败笔，而另一种认为不是败笔，而是成功的塑造，因为作者在描写李瓶儿性格变化时，缴足了铺垫的笔墨。这些讨论很精彩。课外导师学习辅导制使学生受益颇多，对文本的反复阅读与研讨，不仅加深了他们对文本的理解，更使他们培养了一种学习的方法，增强了他们从原始文本、原始文献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比他们从课堂上听教师的讲授印象会深刻得多。
经历了导师制辅导的学生，撰写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几乎是水到渠成之事，根本不用为选题发愁，因为日常的阅读与研讨已经为论文的选题、撰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刚才提到的那位讨论《金瓶梅》的同学，其毕业论文选题是《论明清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败笔描写》，这一选题就是由阅读《金瓶梅》生发出来的，很自然。专业性的校园文化活动也是学生课外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主要选择古代诗文吟诵比赛及古代诗文默写比赛两种形式，开展这两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主要是为了促进学生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它看似与研究式教学关系不大，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古人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学生，对文本的正确把握无疑是最重要的。他们通过不断的吟诵甚至角色的扮演，在投足举手、颦笑的揣摩之间更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体验式的研究学习。
三、取得的成效
经过四年的理论探索与教学实践，我们取得的成效是很明显的。第一，教师们加深了对研究式教学方法的认识，增强了以改革促发展的意识。第二，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兴趣明显增强。开展研究式教学以来，学生主动与教师配合，上下互动，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兴趣增强了，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也明显提高了。第三，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专业综合素质明显提升。2008年以来，课题组教师指导学生申报主持了“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项目共7项，学生发表古代文学论文8篇，有近200人毕业论文选择古代文学课题，其中10篇论文获得怀化学院优秀毕业论文，有26人考取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研究生，以上项目的比例远远高于本专业其他课程。
自20世纪末以来，教师参与学校管理已成为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教师参与学校管理是学校实施民主管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具有提高学校管理的效能、降低决策风险、优化学校组织的文化氛围、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改善教师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提高学校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彼得·德鲁克(Drucker，P.)认为：“正确的管理需要从大量正反不同的意见中产生，有效的管理往往是以对立意见的冲突、不同观点的争论和不同的判断为基础的，而不是从异口同声中产生的。”[1]美国教育家杜威也指出：“民主的原则要求每一个教师能够通过某种有规则和有机的方式，直接或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参与形成他所在学校的管理目的、方法和内容的过程中去。”[2]
不可否认，近年来我国教育管理部门为教师参与学校管理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且不少学校也在尝试进行“民主管理”“自下而上管理”等模式，但由于现实中学校管理权主要集中在校长或以校长为核心的领导班子手中，他们对于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价值和意义缺乏深刻认识，因而在我国中小学的管理实践中，广大教师很少有机会参与学校管理或决策过程，即便让教师参与，也存在形式化、走过场等问题。虽然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法定的一项政治制度，是教师行使民利的基本途径，但大多数教师认为教代会“形存实亡”，[3]充其量也只是健全学校机构、应付上级检查的“摆设”或“空架子”，不仅其义务不明确、不具体，且责任仅限于对领导负责，教师参与仅仅是象征性的。[4]
就目前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研究状况而言，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意义、价值、内容、范围及评价等方面，对教师实际参与学校管理的状况、程度以及教师期望参与的状况、程度等缺乏深入地探讨。为此，本研究在对国内外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法，辅之以访谈法，以北京市某区九所中小学的全体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实际和期望两种状态下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状况及存在问题进行了系统调研和分析。本研究内容包括：第一，教师实际参与学校管理的状况、教师期望参与学校管理的状况；第二，教师实际参与与期望参与的差异及存在问题；第三，不同类型学校教师实际参与与期望参与的差异；第四，不同人口背景(性别、年龄、学历等)的教师实际与期望参与的差异；最后，对教师参与学校管理提出了相关的意见与建议。
本研究在初步接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首先开发了相关的问卷和访谈提纲，在对问卷进行小范围试测并检验其信度和效度之后，于2009年2-4月选取了北京市某区的三所完全高中、三所完全初中、三所小学，共计九所中小学的全体教师，共390名。发放问卷390份，收回352份，回收率为90.3％。其中：有效问卷322份，占91.5％；无效问卷30份，占8.5％。全部数据采用了SPSS13.0进行了处理，并进行了T—test检验。问卷处理结束后，本研究又进行了相关的访谈。
一、教师在行政事务方面的实际参与、期望参与
我们从表1比较可以看出：在学校行政事务方面，实际状况“不参与”的居多，而在期望参与方面，以“教师参与共同讨论”居多。对于一般的行政事务，如学校招生录取、课程表和日常安排表编排、学校班级的编排等事项，无论是实际还是期望，大多数教师都认为“不参与”。
对于关系到学校整体发展的重大问题，如学校目标和发展计划的制订、校园规划等事项，实际状况“不参与”(分别为42，9％、27，3％)，“参与提供意见”(分别为45.3％、30.4％)；而教师则期望“参与共同讨论”(分别为50.0％、44.4％)以及“参与团体表决”(分别为32.9％、26.7％)。可见，教师在关系到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希望能有更多的参与。
对于教学方面的有关问题，如学校校本课程的设置，教师的实际状况是“不参与”和“参与提供意见”分别为25.8％和36.0％，而期望“参与讨论”和“参与团体表决”为52.2％和24.8％。
对于与教师个人权益有关的问题，如：教师任教科目和班级的安排、教师兼任行政工作以及班主任的安排等，实际状况是“不参与”(分别为57，1％、64.0％、51.6％；而期望“参与共同讨论”居多，其余依次是“参与提供意见”和“参与团体表决”。
二、教师在教学事务方面的实际参与、期望参与
我们通过表2可以看出，对于教学和学生有关的问题，如科研与学术交流活动、校内考试、学校召开教学会讨论各科教材教法的改进、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安排、学生奖惩辅导办法、学生课间活动或团体活动等事项，教师的实际状况是“参与提供意见”“参与共同讨论”“被授权自行管理”三种情况大致呈均衡状态。而就上述事务，教师的期望是，首先“参与共同讨论”，次之“参与团体表决”或“被授权自行管理”。
教师在教学方面的实际参与程度虽然比其他领域较高，但就教师的本意而言，此方面的参与还远远不够。对于涉及教师个人权益和评价方面，如职称评定、进修聘任、优秀教师的评选与推荐以及教育教学质量评定等，实际状况以“教师不参与”为主，其次是“教师参与提供意见”和“教师参与共同讨论”。但是，教师期望“参与共同讨论”与“参与团体表决”。
三、教师在后勤事务方面的实际参与、期望参与
由表3可以看出，对于涉及教师个人权益以及与教学相关的事项，教师实际参与的层次虽然比其他事项要高、且多样化，但仍未达到教师的期望或需求。而在其他事项上，教师也期望“参与共同讨论”或“参与团体表决”。教师在后勤事务方面，凡涉及教师个人权益和教学相关问题，如教师分房、奖金和医疗等福利，实际状况是“不参与”占31.7％，“参与共同讨论”占31.1％，“参与团体表决”占27.0％。教学设备添置和书刊购置，实际状况是“不参与”占15.5％，“参与提供意见”占40.1％，“参与共同讨论”占38.2％。对于后勤事务中的其他事项，实际状况以“教师不参与”比例最高，约占80％左右，而教师期望则以“参与共同讨论”或“参与团体表决”为主。从上述统计来看，涉及与教师教学专业有关的事项，教师实际参与程度最高，其次是涉及教师个人权益的有关事项，尽管如此，上述教师实际参与的程度都远未满足教师的期望。
四、不同人口变量的教师实际参与和期望参与的差异
根据数据处理及访谈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总体而言，教师实际参与学校管理的程度明显低于教师的期望，两者存在显著差异。教师实际参与学校管理的状况，主要以“不参与”和“参与提供意见”居多，而教师期望则以“参与共同讨论”和“参与团体表决”为主。在学校的教学、行政和后勤三个维度上，教师实际参与和期望参与平均得分最高的是教学事务，在涉及与教师教学和教师个人权益有关的行政和后勤事务维度，教师的实际参与和期望参与程度要高于其他事务。
第二，经数据处理发现，不同性别教师在实际参与和期望参与方面存在差异。无论是实际参与还是期望参与，男教师均高于女教师，而男女教师的实际参与没有显著性差异，均偏向于“参与提供意见”；男女教师在期望参与方面也没有显著性差异，均偏向于“参与共同讨论”。
第三，从研究结果上看，不同年龄段教师的期望参与没有显著性差异。从各个年龄段和总体的平均数来看，均以“参与共同讨论”为主。而教师实际参与因年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年龄在21-30岁的教师和41-50岁、51岁以上的教师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就教学事项的实际参与而言，年龄在21-30岁的教师参与程度明显高于41-50岁、51岁以上的教师。
第四，本研究将教师的学历分为：中师、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不同学历的教师在实际参与和期望参与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实际参与偏向于“参与提供意见”，期望参与以“参与共同讨论”为主。
第五，本研究将学校类型分为小学、完全初中和完全高中。不同类型学校的教师在实际参与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参与方式均偏向于“参与提供意见”。而对于期望参与而言，不同类型学校的教师则存在明显差异。如：在行政事务方面，高中教师的期望参与程度要明显高于初中和小学教师，参与方式偏向于“参与共同讨论”；在教学事务方面，高中教师的期望参与程度也明显高于初中和小学教师，参与方式偏向于“参与团体表决”；但在后勤事务方面，高中教师的期望程度明显低于初中和小学教师，参与方式以“参与共同讨论”为主。
第六，本研究将学校的历史，分为：10年以下、11-30年、31-50年和51年以上四类。不同校史的教师在实际参与和期望参与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就实际参与来说，校史为51年以上的教师无论是在教学、行政、后勤事务各方面实际参与程度明显高于校史10年以下、11-30年、31-50年学校的教师。就期望参与而言，在教学、行政、后勤事务各方面校史为31-50年的教师，期望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其余由高到低，依次是校史11-30年、51年以上、10年以下学校的教师。
五、分析及建议
(一)教师实际参与和期望参与存在差异的原因
研究显示：中小学教师的实际参与程度总体偏低、类型单一，教师的实际参与多数表现为象征性、形式上的参与，而教师对教学、行政和后勤事务的期望参与程度较高。在教学、行政和后勤三个维度上，教师在教学事项的参与程度最高；而在行政和后勤方面，凡涉及与教师专业和个人权益有关的事项，教师的实际参与和期望参与程度均高于其他事项。美国学者穆尔(Mule，z.)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5]究其原因，一是就教师自身来看，教师更多地希望通过参与教学，让自己获得专业成长、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伴随新课程改革政府及社会公众对学校质量日益重视和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教师已不再满足于最基本的物质需要，而更多关注自我能力的提升。二是从学校管理者来看，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学校管理者只有赋予教师更多的教学自，才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促进教师素质提高的同时，提升教学质量。就学校行政、后勤事务而言，大多数教师的实际参与程度偏低，根据本研究的访谈，其原因可概括为：第一，学校管理者的民主管理理念滞后，素质有待提高。有关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如美国学者夏福尔(Shaffer)发现校长越认同教师的专业地位，教师参与管理的程度就越高；英国学者安布罗斯(Ambrose)和海勒(Heller)的研究也表明校长的权威人格、体恤程度是影响教师参与的重要因素；法国学者威斯(Weiss)指出教师若按其希望参与管理，其工作满足度会相对提高。[6]第二，教师参与管理的水平有限、技能较低。伴随我国教育管理民主化的进程，尽管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意识在不断增强，但教师参与管理的知识、途径、技能等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有研究表明，三分之一多的教师认为自己缺乏参与管理的知识和技能。[7]第三，时间上的限制。由于学校事务繁多、教师工作量又大，因此在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看来，对于与教学、教师个人权益关系不密切的管理事务，最好不让教师参与，而是由管理者作出决策后再征求教师的意见。
(二)影响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因素分析
第一，年龄因素。赫塞(Hersy，H.)和布兰查德(Blanchard，K.)的情景领导理论认为，管理的有效性是通过选择恰当的管理方式来实现的，而选择的依据是下属的成熟度。成熟度是指个体能够并愿意完成某项具体任务的程度，包括工作成熟度和心理成熟度。[8]21-30岁的教师正处于角色转变和适应期，其工作成熟度和心理成熟度都较低，他们需要学习和参加与教学有关的活动，更关注教学事务，而对于行政和后勤事务则关注的较少。41岁以上的教师，处于事业的稳定期，其工作成熟度和心理成熟度都较高，因而他们不像21-30岁的教师那样在教学方面投入过多的精力，而是既关注教学事务，也关注行政和后勤方面的事务。
第二，学校类型因素。高中教师在教学事务上的实际参与和期望参与程度均高于小学和初中教师，原因主要是高中教师承受着巨大的高考压力，学生成绩好坏、升学率的高低是衡量教师教学业绩的重要指标。同理，初中教师在教学事务上的实际参与和期望参与程度也高于小学教师。
第三，校史因素。校史越悠久的学校，教师在学校事务上的实际参与和期望参与程度都相对较高，因为这些学校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其学校组织文化已基本形成，并已成为全校教师认同和遵循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
(三)对学校管理的若干建议
要有效进行学校管理、优化学校的组织氛围、提高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就必须改善学校的管理方式，提升教师的参与能力和水平。
第一，树立真正尊重教师的管理理念。尊重教师，其实质就是要重视和培养教师的参与意识和创造能力，使教师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教师参与管理，可以激发主人翁意识和工作责任感，提升自我价值和工作效率，同时教师参与也将增加学校管理的透明度、可信度，增强教师对学校发展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使教师的个人发展与学校整体发展密切联系起来，进而提升教师的工作使命感和成就感。
第二，要提升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程度和水平，还需要为教师搭建平台、寻找途径。美国学校管理比较成功的学校，大部分都设有由教师领导的委员会，让教师共同参与协商，决定学校政策。由教师领导的委员会通常有：资深领导团体，成员大部分为资深教师；课程委员会，提供校长及校务会议有关课程方面的建议；行政管理委员会，提供校长及校务会议有关行政管理与人力资源方面的建议；学习领域委员会，提供教师在各学习领域所需的专业协助，此委员会也必须向课程与管理委员会提供建议。只有让教师多渠道地进行参与，提出意见和建议，教师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参与能力和水平。
第三，让教师以多种方式参与学校管理，学校管理者还需考虑三个因素，即：“教师可利用的时间和他们可能接触的各种资源、信息”“教师的切身利益和他们应优先考虑的事项”“教师对在学校管理工作的心理认可区及应承担的基本义务”。美国学者道森(Dawson，J.)指出，管理者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三个因素，以使教师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有所提升。但在现实的学校管理中，三因素常常被忽视。本研究的访谈也表明，使用教师的非教学时间会带来不少缺陷。所以，学校管理者在考虑教师参与时，应给教师预留机动时间。对于教师切身利益或对他们而言需要优先考虑的事项，学校管理者也应关注该事务与教师的相关程度，否则教师将会有“被利用”之感。对于行政事务，学校管理者应考虑到教师的心理认可区及教师应承担的基本义务，既使教师有所参与、畅所欲言，又不损害教师参与的积极性、有效性。
第四，发挥校务委员会、教代会和教师委员会的作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曾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应建立学校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应有学校行政领导人、党、团、队、工会负责人以及教职工代表参加，由校长主持，形成制度，定期商讨研究学校的各项工作，成为学校的管理机构。旧学校重大的人事、财务、利益分配、发展规划制定等，最终都要经校务委员会作出决定。而教代会和教师委员会的作用是：定时了解教职工的工作、生活和思想状况，明确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与学校领导沟通信息；定期向学校领导咨询学校管理工作的实施情况；定期评价学校各方面的工作；代表教职工有针对性地研究学校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向学校领导提出建议等。同时，建议设立网络意见箱制度。网络意见箱是教职工参与学校管理的一条便捷途径，不受时间限制、不记名，可以避免面对面交谈中可能出现的尴尬或不愉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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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相关概念释义
何谓“现代”？尽管关于这方面的著述汗牛充栋，但对于“现代”何指，学者们至今各持己见。我国著名学者王岳川先生认为，“今天，‘现代’一语大概基本上是指已经过去的时代。”[1]按照我国史学界的观点，一般把1919年“”以后时期称为现代史阶段。鉴于此，本文所论及的问题是指已经过去的“”以来我国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分离与整合问题。相对于“后现代”而言，“现代”表征为追求进步、技术、理性、效率、封闭性、确定性、同一性、中心性、普适性、控制性[2]，了解“现代”的以上特征对理解后文的“制度课程”大有裨益。
所谓体育课程，是指以发展学生体能、增进学生身心健康为主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性课程，它与德育课程、智育课程、美育课程、劳动课程相配合，共同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是整个学校教育的一个方面的课程[3]。本文的研究也是把体育课程视为一门学科课程而言的。什么是体育教学呢？体育教学是教学的下位概念，一般是指在学校体育教学目标的规范下，以体育教学内容为中介，由体育教师和学生组成的一种双边教学活动。
2现代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分离
2.1分离的原因
2.1.1“制度课程”是造成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分离的主要根源“制度课程”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产生有其历史渊源。众所周知，现代课程研究起步较晚，大多数学者均把其视为一个20世纪的现象，正如资深课程学者坦纳夫妇（D.Tanner&L.N.Tanner）指出：“课程有一悠久的过去，但只有短暂的历史。”[4]博比特、泰勒就是早期著名的课程研究专家，以他们为代表创建的课程研究模式可谓代表了一个时代，该模式追求科学化的方法，以“技术——控制”取向为特点，以“技术理性”为原则，因而被视为“泰罗（有“科学管理之父”之称）模式”。“制度课程”就是这一模式的最好映照。所谓“制度课程”，是指特定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规定并实现的合法化的学校教育内容，具体体现为官方的课程文件（课程标准、课程指南、教材、教具等）及这些课程文件的操作形态[5]。但纵观其历史征程，不难发现其仍然没有脱离“制度课程”的范畴，是我国社会在每一特定历史时期对学校体育作出的规划和规定。
“制度课程”有着密切联系的外部和内部功能。从“制度课程”的外部功能来看，是学校系统传递社会需求的方便且有效的工具，这一点从历届我国体育教学大纲（课程标准）规定的学校体育的培养目标上可见一斑；从“制度课程”的内部功能来看，实际上是一个管理和限制体育教师工作的规范框架，因为以往体育教学大纲的制定最终是以广大体育教师为阅读对象的，于是为了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官方规定的课程指南往往对体育教师的教学实践作出“苏州园林式”的策划，以排除教师可能作出的与官方认可的社会需求相悖的课程变革。
在制度层面，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极易成为两个分离的领域，二者的关系也被视为一种线性关系。体育课程是学校体育的实体或内容，它规定了学校体育“教什么”，体育教学是学校体育实施的过程或手段，它规定了学校体育“怎么教”；体育课程是学校体育的方向或目标，是体育教学过程之前和体育教学情境之外预先就有的“人工合成物”，体育教学的过程就是忠实而有效地传递体育课程的过程，而不应该对其作出任何变革。故此，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就被割裂开来，二者之间产生难以逾越的鸿沟，并机械地、单向地、线性地发生关系。
2.1.2“二元论”是造成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分离的认识论根源从认识论或思维方式进行深层思考，可以发现，形形的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分离的观点或做法均源于以下一种或几种性质的二元论。
（1）内容与过程二元论（content-processdualism）。这种二元论认为，体育课程即体育学习内容或教材，体育教学则是内容的传递过程与方法。其中，内容与过程、教材与方法是分离的、独立的。这种传统的二元论思想，不仅仅体现在体育课程与教学领域，而且在当今整个课程领域也很有市场。例如，美国著名教育学者布劳迪（H.S.Broudy）等人认为，“课程主要由某些组织成为教学规范的内容组成，……严格地说，教学方式不是课程的一部分”[6]。英罗（G.M.Inlow）也认为，“课程是一组学习内容，教学则是通向学习的方法、渠道”[7]。内容与过程二元论的实质是把学校体育的内容与内容由以产生和传播的过程割裂开来。这样，原本有机统一的实体就被人为地分割为内容和产生及传播这些内容的过程与方法，导致两者相互独立，机械地发生关系。殊不知，正如某些学者所言，任何知识都既是探究的产物，同时也内在地蕴含着探究的过程与方法，还是未来探究过程的原材料[8]。
（2）目标与手段二元论（ends-meansdualism）。此种二元论认为，体育课程是有计划的学习目标或结果，体育教学则是实现目标或达到结果的手段。同内容与过程一样，目标与手段也是分离的、独立的。走出体育课程与教学领域的局限，放眼整个课程与教学领域，这种二元论的观点依然夺目。比如，约翰逊（M.Johnson）曾指出，“课程是一系列有组织、有意识的学习结果。课程规定了教学的结果，但它并不规定用以达成结果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活动、材料，甚至教学内容。”[9]美国著名课程学者塔巴说：“课程是学习的计划。”[10]奥利沃（P.F.Oliva）则说：“课程是一组行为目标。”[11]以上皆属于目标与手段二元论的观点。
目标与手段二元论的实质是把体育课程与教学中原本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人的完整的活动割裂为目标（计划、结果）与手段。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一种特定的手段也可以被泛化并被滥用于不同的目标。例如，为了达到增强学生体质的目标，学校体育教学采用的“学运动技术”、“教运动技术”、“考运动技术”的模式一直沿袭至今，其手段已倍显单一和僵硬，然而，这一模式却一直被广大体育教师津津乐道地采纳。毋庸置疑，现今学校体育改革提倡的“终身体育”、“快乐体育”、“健康第一”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是反诘这一模式的最佳利器：难道只有这一模式才能达到增强学生体质的目标吗？难道这一手段仍然适应现时代学校体育“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内在要求吗？
2.2分离的结果
2.2.1产生了两个领域，两批专家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分离导致了体育课程领域与体育教学领域、体育课程专家与体育教学专家的产生。体育课程专家建树于体育课程理论的研制，体育教学专家造诣于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两者分道扬镳，各守自己的一方净土。用辩证的观点来看，虽然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各自领域的研究向纵深方向拓展，但另一方面，实则不利于两者的横向融合，不符合当代课程与教学整合研究的发展趋势。
2.2.2束缚了体育教师和学生对体育课程的创生“制度课程”下的体育课程对体育教师和学生而言无异于“元叙事”（指能够为科学立法的哲学话语）[12]。体育教师和学生只是既定课程计划的实施者和执行者，而不是体育课程的开发者和设计者；体育课程的研制与开发被误认为是体育课程专家的事，体育教师和学生只能是体育教学的实践者，不能拥有对体育课程的话语权。这显然不利于体育课程的创生，不利于体育课程由静态的“跑道”（curriculum）向动态的“‘跑’（currere）的过程”的回归。
综上观之，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分离虽然有利也有弊，但全盘审视之，不难发现其弊大于利。因此，进行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整合研究就不无意义。以上既可视之为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分离的结果，也可视之为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整合的原因。
3现代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整合
3.1整合的理念
通过对以上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分离的原因和结果的分析，结合当前我国体育课程和体育教学的实际，提出“体育课程教学”的理念。“体育课程教学”理念的内涵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3.1.1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过程的本质是变革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过程的进行总是包含着对学校体育内容的不断变革，即使是在“制度课程”的层面也是如此，如上一世纪我国诸多体育学者在对“竞技运动体育手段化”的探讨中，就曾呼吁要对传统学校体育竞技运动教学内容进行改造，其目的就是使体育教学内容具有适恰性，符合学校体育教学实际。因此，对学校体育内容的变革也是有效传递内容的手段。现时代学校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开始指向人的主体性的提升，指向人的自由与解放，而学校体育内容的不断变革与创造正是人的主体性充分发挥的展现。所以，体育教师与学生在具体学校体育活动中不断变革与创新内容，从而不断建构自身的意义，正是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过程本质的反映。
3.1.2体育教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体育课程开发过程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整合是在从“技术理性”、“制度课程”走向“解放理性”、“体验课程”基础上的整合，当前素质教育背景下我国学校体育改革正体现着这一趋势。在此基础上的体育教学不仅仅是一种师生交往过程，而且是一种体育课程的开发过程。在体育教学情境中，体育教师的主体性充分发挥的过程即是体育教师创生体育课程的过程，这时体育教师和体育课程专家一样在“创作”体育课程，只不过是现场“创作”，而体育课程专家的作品是预先创作好的；学生的主体性充分发挥的时候，学生积极地参与到体育课程的创生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在“创作”体育课程。由上观之，在体育课堂教学中，体育教师与学生的主体性充分发挥的过程即是共同创生与开发体育课程的过程。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教学过程中实现着课程的精细加工及再生和演绎[13]。
3.2.3赋予体育教师和学生对体育课程的话语权“制度课程”下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分离，导致体育课程的编制只被看作是体育课程专家的事，体育教师和学生被看作体育教学的主体，而非体育课程的主人。这一现象是导致以往体育课程研制中“见物不见人”的弊端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体育课程缺乏生机和活力这一顽症的症结所在。如何冲破以往体育课程研制的樊篱？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赋予体育教师和学生对体育课程的话语权。因为只有体育教师和学生才是体育课程的最终实践者，是体育课程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而且体育课程的创生需要由他们在体育教学实践中共同完成。赋予体育教师和学生对体育课程的话语权，并不是指要体育教师和学生直接参与体育课程的编制，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而是指体育课程专家和体育教学专家在共同研制体育课程的过程中，要明白体育课程是为学校体育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而设置的，其内容要具有适恰性，适宜体育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体现以人为本的特点，不断创生“人本课程”。4结束语
20世纪以来我国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长期处于分离的状态，“制度课程”与认识论上的“二元论”是造成两者分离的重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整合不是两者的机械相加，而是两者的有机融合，不是形式上的合并，而是两个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整合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需要和整个课程与教学领域的整合并驾齐驱，也需要及时汲取其他学科以及整个课程与教学整合研究中的合理内核。因此，在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整合研究中切忌出现急功近利和胶柱鼓瑟的做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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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口述史教育史学研究方法
1 关于口述史的回望与发展
口述是人类传递经验、传承历史最古老的方式。广义地说，它始现于远古时期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头转述将历史流传下来，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即是，后由于文献的日益丰富和后代史学家重视文献而衰落。狭义的说就是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的一种传承、回归历史的活动。口述史最早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当时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
在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时就已经有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事件实地的调查和研究。自八十年代始，口述的研究方法在国内学术界逐渐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这一点在史学界也有所体现。最早涉及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是20世纪80年代时北京大学张继谦对西南联大的口述采访，及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先生在1996 年开设的口述史学研究课程。此外，近年来还出版了几本口述史专着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定宜庄所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年版)，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中国的口述史学开始逐渐受到重视。
2 口述史的功能与运用
口述史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口述史一方面能够为历史学提供生动的文字描述, 另一方面还能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最主要的就是它推进了史料的搜集，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为未来史学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口述史作为教育史学的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还具有哪些功用呢?简要的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印证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许多重要会议、红军长征、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及当时在白区的活动等。(2)让传统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普通平民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为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探究领域。比如妇女儿童状况、秘密组织等。(3)口述史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收集史料的工作中，也愈来愈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手段。它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
3 口述史面临的挑战
当代口述史学在短短的五十年内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可谓是一场口述史学运动。但就整个口述史学界而言，也的确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口述史学发展最大的挑战就是口述史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口述史学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之上的，而记忆是具有不可靠性的。记忆的不可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受访者失去对过去的记忆。其次，便是由于怀旧主义和个人感情色彩而故意扭曲记忆。第三，口述者的记忆受到现实及生活经历的影响，造成口述者个人心理的变化。其次就是口述历史工作中的法律与道德问题。口述历史是一个容易沾惹是非的领域，因为它除了叙述一般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之外，更多的是涉及对他们的主观评价，而主观评价却渗透着极强的个人好恶。还有一点就是口述历史虽然是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交际过程，但是它必然涉及对第三者的褒贬性评价，当这种评价一旦公开，免不了要遭到第三者本人或是其子孙后代的抗议，严重的就有可能牵扯到法律诉讼的问题。
4 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教育口述史研究在我国不断升温，教育口述史方面的研究论著也不断涌现，在接下来的教育口述史研究中，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
4.1 加强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探讨
当今时代，学科间交叉与融合日益密切与频繁，我们必须要加强教育口述史研究自身理论上的探讨，尤其是与之相关研究间的关系探讨。
4.1.1 教育口述史研究与教育自传、教育回忆录
一般来说，自传和回忆录是以个人回忆为主要内容，以个人自身的成长为主要线索的一种文体。概括地说，二者都是个人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种回顾。而教育口述史研究则是建立在当事人的回忆基础之上的一种研究范式，当事人的回忆只是为了更清晰地来说明研究者所要研究的内容。
4.1.2 教育口述史与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口述史与教育叙事研究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但二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言，教育叙事研究并不是必须要利用访谈的方法，但访谈法却是教育口述史研究所必须的。其次，从研究的主体看，教育叙事研究既可以存在两个主体，也可以仅存在单一主体。而口述史研究则至少要有两个主体即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最后，从研究内容看，教育叙事研究与教育口述史研究之间有一个极为显著的区别：教育叙事研究所叙之事，都是以说明问题为根本的;而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来说，研究内容的真实性是我们最先要保证的。
4.2 利用教育口述史研究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口述史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收集史料的工作中，也愈来愈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手段。教育口述史研究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把之前的静态课堂转变成为一种动态的课堂。在国外，口述史不仅被用于语言、音乐、化学等各学科的教学，同时也被用于教育教学效果的评估，尤其是对于那些比较抽象的教育内容的效果评估，如公民教育、道德教育的效果等。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多多借鉴国外的这些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则应该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地发挥，充分利用口述史的研究成果来推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就当前而言，我国的口述史研究还仅限于应用在历史学科的教学中，比如抗日战争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学。接下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类似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广到其他学科的教育教学及教育教学评价中，以便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教育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摘要近年来，口述史越来越被史学界所重视。随着对教育事业重视程度的深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逐步得到发展，研究的方法亦不断丰富。其中，口述史在教育史学研究中的应用，使研究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本文主要是通过对当前教育科研方法的反思，探讨口述史这一研究方法在教育史学研究中的运用。
关键词口述史教育史学研究方法
1 关于口述史的回望与发展
口述是人类传递经验、传承历史最古老的方式。广义地说，它始现于远古时期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头转述将历史流传下来，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即是，后由于文献的日益丰富和后代史学家重视文献而衰落。狭义的说就是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的一种传承、回归历史的活动。口述史最早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当时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
2 口述史的功能与运用
口述史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口述史一方面能够为历史学提供生动的文字描述, 另一方面还能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最主要的就是它推进了史料的搜集，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为未来史学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口述史作为教育史学的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还具有哪些功用呢?简要的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3 口述史面临的挑战
当代口述史学在短短的五十年内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可谓是一场口述史学运动。但就整个口述史学界而言，也的确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口述史学发展最大的挑战就是口述史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口述史学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之上的，而记忆是具有不可靠性的。记忆的不可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受访者失去对过去的记忆。其次，便是由于怀旧主义和个人感情色彩而故意扭曲记忆。第三，口述者的记忆受到现实及生活经历的影响，造成口述者个人心理的变化。其次就是口述历史工作中的法律与道德问题。口述历史是一个容易沾惹是非的领域，因为它除了叙述一般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之外，更多的是涉及对他们的主观评价，而主观评价却渗透着极强的个人好恶。还有一点就是口述历史虽然是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交际过程，但是它必然涉及对第三者的褒贬性评价，当这种评价一旦公开，免不了要遭到第三者本人或是其子孙后代的抗议，严重的就有可能牵扯到法律诉讼的问题。
4 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教育口述史研究在我国不断升温，教育口述史方面的研究论著也不断涌现，在接下来的教育口述史研究中，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
4.1 加强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探讨
在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推动下，全国各高校纷纷投入到教学改革探索和实践中，作为理论性学科的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颇受关注。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学理论对学生的培养有所变化，过去很多定论需要不断学习、深入探索，寻找新途径。因此，应将探究精神与研究成果应用于文学理论教学中。
一、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研究开始于问题，问题产生于情境，探究式学习是教师在教学中创设一种类似于学术研究的情境，让学生通过探索获得知识技能，发展情感与态度，特别是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发展。所以设计一个好的情境和问题是激发学生探究兴趣和明确探究方向和目标的首要问题。在文学理论教学中，教师不能“满堂灌”，而要创设一定的情境，情境应当是学生熟悉的，最好是现实的，并从情境中提出引起学生求知欲且能指向目标的、明确的问题。
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过程中，针对课程的教学重点及难点提出在学生接受范围内的问题，逐步培养学生对理论的思维能力，通过实际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问题的提出不仅是为了一个标准答案，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理论兴趣，激发学生的思维，开拓思路。通过对课堂问题的激烈讨论，确立学生的主体性，确认其个体价值的存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问题的设置要注意从多角度切入，激发不同层次学生的热情。良好情境的创设能增强学生自信心，最大可能地激发学生的创造性。让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更好结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水平，增强提问效果，通过提问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多方面能力和兴趣，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使学生充分发挥学习主动性，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学生只有自主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才算进入“探究”领域，才能提高自身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教师要不断通过情境创设，引导学生先整体感知教材寻求理解，再感知教材重点，寻求发现和质疑，然后共同释疑、探究，获取新知。教师要不断探讨文学理论教学实践规律与方法，不断为学生创造良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让学生真切体会到文学理论这门课的重要性、实用性和趣味性，充分调动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灵活性，使学习文学理论成为一种享受。
二、问题主导，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的习惯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在强行灌输的过程中被迫接受枯燥的理论知识。探究式教学理论改变了这一传统教学模式，它主张通过问题的提出，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在活跃的思维过程中确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循循善诱的引导中让学生在问题探究中感知理论的深度，拓展自己的认知。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诱发学生的思考，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内在强烈的求知欲。有了问题才可以让学生深入思考，突破事物的表层与形式。
在文学理论教学实际中，因为理论自身深度和难度需要老师在问题情境中引导学生，而且，老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这个过程需要贯穿整个课堂始终，在积极思考过程中，结合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逐步让学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通过问题的提出让枯燥的理论知识慢慢内化成学生的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让学生从文学现象的感性认知逐渐过渡到深入的理性思考。
问题主导式教学均是从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关注热点、关注理论前沿与文学理论教学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不可等同。现实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文学理论未来发展如何？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不是理论教学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理论教学如何通过可操作性的实践设计，将貌似枯燥、教条的理论和生活中的文艺现象联系起来，恢复其本有生命力。要求学生把讨论中的理论要点、基本观点形成文字，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论证结构，并学会对自己的论证进行概括和总结。
主动思考问题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寻找和发现知识。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扭转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错误认识，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真正训练学生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从而使文学理论教学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三、合作与交流，开放探究环境
探究是一个过程，探究是一种行为，同学之间需要展开交流，这是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自己思想和倾听别人意见能力和态度的需要。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既能让学生自主探究，又能促进师生、生生合作互动，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生存发展的人的阵地，教师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合作学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
文学理论教学不单要求学生掌握文学基本概念和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更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的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理论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逐渐进入到自主学习氛围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尽力为学生营造深入学习理论的良好氛围，为学生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
在合作性学习中，教师的功能在于设计教学方案，并以指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师生互动中，引导学生体会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之间的依赖关系。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理论分析作品，或者就文学现象对文学的普遍规律进行归纳，如讲授文学活动时，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具体关系，需要学生在具体作品中认识到文学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源泉，这个认识是在就这个问题具体文本讨论过程中清晰起来的。就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作品及读者的关系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多角度地思考，呈现出思考的多维度，让学生对问题中彼此的关系有明确的认知。就读者和世界的关系，在读者接受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接受者，就这个问题谈自己在阅读中的切身体会，在阐释与批评中理解和诠释读者对作品进行评价反馈的重要性。学生在合作与探究过程中深入理论学习，不仅是对以往文学认识的梳理和修正，更是对理论思维方式的切身感知，与此同时强化学生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解。
在学生自主探究的基础上，课下可以组织学生组建各种学习团队，针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相互交流与探讨，在师生互动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理论学习兴趣，不仅对课堂教学起到辅助作用，而且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四、引导探究，课堂教学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设计
文学理论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需要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知识、规律和理论，但是文学理论也是一门应用性课程。文学理论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多功能性，必须让学生清楚明晓文学理论的理论指向和最为合理、最适合的诠释方法。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的关系，因而要让学生在理论视域方面认识到其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思维脉路。文学理论具有广且厚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的界域极宽的潜在理论因素。
要顺利展开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探究”活动，仅靠课堂上三言两语的思考讨论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往往只能停留在问题表面，不能将理论深化。因此，注重课外资料收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延伸思考是探究式教学方式的关键环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关注学术前沿，并及时把相关学术观点带给学生，让学生在文学理论应有的语境中审视文学现象，如果不站在当下文学发展语境下，那么学生始终都会把自己当做理论的外人，不能真正理解理论的发展状况。所有在探究理论发展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当下。教师在具体课堂教学中需要针对具体实际调整教学内容，灵活针对学生提出的关于文学理论认知的相关问题进行讲授，层层深入，理解理论精髓所在。
在西方哲学史上，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有名的泛神论，即把神和整个宇宙视为同一的哲学理论。泛神论者所说的神，不是指人格化的上帝，而是指存在于世界之内的一切事物的内因，是存在于一切事物中的和谐的秩序。在欧洲哲学史上，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在古代希腊，泛神论的核心观念，就是认为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上帝和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体，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它无处不在。文艺复兴时期，“在达·芬奇的著作里，‘自然’和‘神’往往成为同义语，‘自然’往往代替了‘神’”⑶。
到了近代，斯宾诺莎把泛神论发展到了完美的阶段，他提出：上帝即自然，是唯一实体⑷。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斯宾诺莎把“自然当作现实的神，或把神当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见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来”⑸。由此不难看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实际上是对神学的否定，本质上是无神论。对此，马克思曾明白地指出，斯宾诺莎的所谓“上帝”就是自然。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在西方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心目中，“上帝”已成了“自然”的神圣代名词，“上帝”就是指和谐的宇宙秩序和永恒的自然规律。现代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在谈到他的信仰时曾说过：我“一向就是一个具有深沉宗教气质的人，但我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谈不上相信一个基督教的上帝。”⑹他指出：“在追问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摄世界的伟力的存在和本质的时候，宗教同自然科学便相会在一起了。它们各自给出的回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加以比较的。……把这两种无处不在起作用和神秘莫测的伟力等同起来，这两种力就是自然科学的世界秩序和宗教的上帝。”⑺宗教和自然科学都相信有一个主宰世界的力量，在追问这个伟力的存在和本质的时候，宗教同自然科学便相会在一起，但它们对此作出的回答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指的是上帝，另一个指的则是世界秩序。
泛神论者把上帝还原为大自然的这一哲学思想，对我们理解爱因斯坦和西方一些自然科学家的，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对和谐宇宙秩序的赞美和敬仰，原本就是一种观念和感情的混合物，它是对尚待发现的神秘的宇宙规律的一种信仰。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对为之献身的伟大目标，必须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拥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这正是广义宗教感情的心理基础。爱因斯坦认为：“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这有点象宗教的感情。”⑻他把这种感情称作“宇宙宗教感情”。在《科学的宗教精神》一文中，他深刻地剖析了科学家的这种宇宙宗教感情。他说：科学家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和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这样的感情同那种使自古以来一切宗教天才着迷的感情无疑是非常相象的”⑼。但是，“这种宗教感情同普通人的不一样。在后者看来，上帝是这样的一种神，……可是科学家却一心一意相信普遍的因果关系”⑽。显然，在科学家的心目中，人格化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但宇宙那和谐的秩序、庄严的规律、普遍的因果关系却能激起科学家顶礼膜拜的感情。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世界上最不可理解的东西就是它可以理解。”⑾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对不可思议的、神奇的宇宙秩序的狂热追求和崇拜，构成了科学家的宇宙宗教感情。这种感情在挚着、虔诚和狂热的程度上，同宗教徒对上帝的感情是非常相似的。但是，科学家的这种宇宙宗教感是植根于对大自然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信仰，与宗教徒那种盲从的，无条件的信仰是根本不同的。
爱因斯坦对“宗教”这个词虽不满意，但又觉得唯有这个词最能表达科学家对科学研究的那种九死未悔的感情。他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宗教的’这个词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实在的这种理性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在这种〔信赖的〕感情不存在的地方，科学就退化为毫无生气的经验。”⑿所以，他认为这种感情对科学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科学家一旦失去了这种独特的、宝贵的宇宙宗教感情，也就失去了探讨宇宙奥秘的勇气和热情。因为宇宙宗教感情，不但表现了科学家渴望认识宇宙秩序的一种追求和向往，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科学家的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坚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坚信自然界的规律是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对于这一点，爱因斯坦不止一次地强调说：“相信那些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能够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⒀
“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⒁在爱因斯坦漫长的科学生涯中，在他心目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可以说就是斯宾诺莎的上帝和宇宙宗教感情，这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力量。“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⒂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和认识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只有那些肯献身于这个崇高目标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到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使他们历尽挫折坚定不移地忠于自己的志向，“给人以这种力量的，就是宇宙宗教感情”⒃。
在爱因斯坦看来，“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而且意义也更加深远了”⒄。他认为真正的宗教态度，最本质的东西是能够摆脱自我，超越自我，坚信有超越个人的崇高的价值存在，从不“怀疑那些超越个人的目的和目标的庄严和崇高”⒅，并能为这种崇高的价值而献身的思想、感情和信念，而不在于是否企图把这种信念同神联系起来。我认为这就是爱因斯坦的宗教态度和。
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为什么会产生类似于宗教的那种虔诚的感情？对这种现象究竟应如何理解？仅仅指出这种感情与宗教徒的信仰的区别是不够的，还须从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渊源中去寻找答案。
科学与宗教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现象，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从本质上看，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科学是唯物的，宗教是唯心的；科学是真实的，宗教是虚幻的；科学是对外部世界的正确反映，宗教则是一种歪曲的反映。但它们都属一种精神的创造活动，它们之间又有着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关系。正象恩格斯所说：“两极相通”。科学和宗教正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样，在人类认识世界的曲折道路上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之中，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对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从以下几方面去看。
第一，科学和宗教的产生有着共同的认识论根源，都是以观察和解释自然现象为其前提的。
人类为了在自然界中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不断地观察自然、解释自然，以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从一开始就特别关心与其自身的利害祸福有关的事物，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但原始人类面对自然的威力，既无力抵抗，也无法解释，就产生了神秘感和恐惧感，产生了对超自然力的信仰和崇拜，由此便产生了宗教。恩格斯指出：“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的民族所经历的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⒆但人类不会永远停留在原始阶段，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人类对一些自然现象逐步有了正确的说明和解释，这就产生了科学。不难看出，宗教和科学的产生有着共同的基础，它们都是基于对自然的认识和解释。而且有些基本问题，如宇宙、生命和人类的起源问题，是物质的运动还是一种超自然力的创造？自然界的事物是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运动，还是受一种超自然力的神的支配？意识的本质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还是脱离物质而存在的灵魂的机能？诸如此类的问题，它们既是宗教要回答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从认识论的根源上看，宗教和科学都渊源于对世界基本问题的解释。它们产生的共同基础，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二，宗教提出的“自然法”概念，对科学的发展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在“自然法”概念中蕴含着“自然规律”的概念。自然规律这一重要的科学概念，并非科学家的独创，它是从法学和神学中的“自然法”概念转义而来的，在西方各大语言中，“自然法”和“自然规律”至今仍是同一个词汇。
人们早就发现，自然界是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着的，但在这可变性中又包含着不变性或规则性，如日出日落、夜以继日、冬去春来、花开花落等，人们把自然界表现出来的这些周期性、规则性现象解释为自然界也受到某种法律的制约，这就是自然法。既然有自然法，就必定有一位神圣的立法者。基督教宣布，上帝就是自然界的创造者和立法者，万物都必须服从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违犯者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裁判。近代科学家把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加以世俗化和具体化，并逐步向“自然规律”概念转化。他们用人们所能理解的数学语言来表达这一概念，并宣称人们在理解自然法时，不必再依赖神或上帝，只须通过数学语言或数学关系就可理解上帝对自然的创造和立法。伽利略就曾说过：自然之书“是以数学形式写成的”。“自然法”概念经过开普勒和伽利略等科学家的努力，到了17世纪已转化为“自然规律”概念。“笛卡儿是第一个一贯地用‘自然规律’这一名词和概念的人。”⒇此后，自然规律概念就被广大科学家所接受，并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基督教宣扬“自然法”，本意是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客观上却启发了人们对自然的研究，对科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英国著名自然科学史家李约瑟最早注意到了这一历史事实。他指出：“自然法”概念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密切相联”(21)。
第三，历史上基督教曾鼓励人们去研究自然，力图用和谐的自然秩序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伟大，客观上构通了宗教和科学的联系。
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无论是奥古斯丁还是阿奎那，都力图通过自然界或自然秩序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奥古斯丁说：既然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宇宙中的秩序就理所当然地体现着上帝的大智大慧。在《圣经》旧约中写道：“创造物反映造物主，上帝的荣耀体现在其所创造的事物中。”(22)13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和修道士罗杰尔·培根宣称：“上帝通过两个途径来表达他的思想，一个是在《圣经》中，一个是在自然界中。”(23)他号召人们去研究自然，因为人可以通过研究自然、理解自然而直接与上帝沟通。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便出现了一批既是宗教徒、又是科学家的双重身份的人，如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等，他们无一不是修道士或僧侣。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开普勒，本人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和占星术的信徒，他深信上帝就是根据秩序和规律来给世界奠定基础的。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努力去发现和证明上帝创造宇宙的和谐。开普勒发现了前两个定律之后，又苦战了10年，终于在1619年发表了行星运动第三定律，书名就叫《宇宙的和谐》，可以说，“和谐”是科学家对宇宙有秩序、有规律的一种高度的概括。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西方历史上形成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秩序、有规律的，而人的职责则是运用“理性”去发现或论证宇宙的秩序和规律。这一信念在漫长的历史中虽几经变革和转换，但它一直影响着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甚至现代一些自然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直到今天，在一些科学家的心目中，尽管人格化的上帝已不存在，但“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已通过新的转换，发展为自然规律的概念，它一直激励和吸引着历代科学家去发现它、认识它、解释它，并成为每个真正的科学家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
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或许能使我们找到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联系，从而去理解科学家所特有的“宇宙宗教感情”。
正文注释：
⑴⑵⑻⑼⑽⑿⒁⒂⒃《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43、244、244、283、283、525—526、279、282、282页。
⑶《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⑷《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904页。
⑸⑹⑺转引自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4、143、144页。
⑾转引自〔苏〕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生、死、不朽》，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98页。
⒀⒄⒅《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182、188、182页。
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2页。
⒇转引《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6期，第32、31页。
AbstractThepaperisonthepurposesofdiscussingthetaskthatwefacedintheteachingunderthedevelopmentofnewcurriculumstadndard,strengtheningaccomplishmentsystemofconstructinginfotechnologyforthe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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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课程已经成为基础教育阶段的一门重要课程，它所承担的任务正在从单纯的技能训练走向信息素养的培养，其内涵越来越丰富，价值越来越重要。在此背景下，自2005年10月，我们成立《基于新课程标准下的信息技术的教与学》课题专项研究小组，开展了新课标下信息技术教与学的研究，寻找在新课标下适合信息技术教与学的新途经，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1更新观念，正确定位
在观念上不少人认为，计算机教育等同于信息技术教育，学校信息技术教师的任务仅仅是让学生在课堂上掌握和操作更多的命令，简单地停留在技术层面上。
随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进程，这种观念需要改变。信息技术教育与计算机教育之间有密切联系，不可分割，但计算机教育不等于信息技术教育。教育部于2000年11月颁发了《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行）》，将原有的“计算机课”改为“信息技术课”，计算机教育开始真正走向信息技术教育。信息技术课程兼有基础文化课程、劳动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特点，也兼有学科课程、综合课程和活动课程的特点[1]。信息技术课程实施过程中，不但打破只讲计算机的“学科”知识的“学科本位”的思想，而且克服了单纯学习技术的观念。在大众信息技术映射下的信息技术教育，不再仅仅是技术教育，应上升为关于“文化”素养要求的教育，“技术是形，文化是神”，对课程的认识需提升到文化教育的层面，明确社会信息文化对信息技术课程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影响与作用，从而还原教育或课程培养人的本体价值，彰显课程的文化教育意义。
在上述背景下，信息技术教师应正确理解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特点，将其定位于文化教育层面，在开展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同时，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冲出简单技能训练的藩篱，以技术或技能为基础，关注技术思想与方法，关注利用技术解决问题，关注技术应用中的情感态度问题等。
2转变角色，明确任务
目前，信息技术教师是学校的“特殊”角色，他们不得不承担“分外”之事。把信息技术教师当作专职技术人员用，硬到校园网站、学校机器资源管理维护，软到编写软件、制作课件无一不希望其手到擒来，信息技术教师在多重任务下，不得不拿出本应钻研教学，看书备课的时间,忙于研究网络，开发软件。这样，信息技术教学效果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新课程要求信息技术教师必须以科学研究的态度对教学内容进行广泛的积累，刻苦的钻研，全面的了解，对教学步骤进行周密的安排，对教法和学法进行认真的探讨，信息技术教师既是信息技术设备的维护者、信息技术知识的传播者、同时又是设备使用的研究者，他们应在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2]。新一轮基础课程改革赋予信息技术教师新的角色、新的地位，信息技术教师需主动转变观念，适应新课改的需要，明确信息技术在新课标下的教学目标和任务。
我们认为，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目标应当考虑3个方面：（1）知识目标：通过信息技术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信息技术基本知识，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了解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人类日常生活和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2）技能目标：通过信息技术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应用信息、传输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对其他课程进行学习和探讨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3）情感目标：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兴趣和意识。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文化、伦理和社会等问题，负责任地使用信息技术。简单地说，高中阶段的信息技术课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通过课堂学习，达到多方面素质的共同提高。激发学生使用计算机的兴趣、让学生主动地、有兴趣地学习、使学生接受多方面的教育,使学生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在知识、技能等方面得到全面提高。
3寻求平衡，因材施教
信息技术课本身是一门科学性很强的学科，它所包含的知识广阔且更新很快。目前，很多学生家里都购置了电脑，他们从报纸、电视、互联网等许多途径都能得到这方面的知识。学生在这方面知识水平的参差不齐就成了信息技术老师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信息技术教学中，信息技术教师应寻求两种平衡：
一是知识平衡，现代信息技术知识内容是由计算机基础知识、算法与程序设计、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数据管理技术和人工智能等组成的一个完整的谱系。信息技术作为一门课程，目标是使所有的学生对这一个谱系有全域的了解，对信息技术产生一个整体认识，而不只是对个别的知识点或操作技巧的掌握。
二是差异平衡，由于学生的知识基础、智力结构、个性偏向等方面的差异也会在信息技术课程中表现出来。这种差异会表现在对这一谱系中的某些不同点的天赋。因此，信息技术教师需要在共性和个性之间寻找平衡点，对这个谱系中的每一个分支开展不同方式的教学，做到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对于我们目前的大班级教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教师要随时了解和记住每一个学生的背景信息和学习情况，是不现实的，所以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设置了在线个别辅导栏目，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提供了详细的统计与分析功能，教师通过查看学生的个人基本信息、学习历史记录、学习活动记录、学习成绩记录等，对学生进行诊断和了解，教师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后，可提出针对性的指导意见或提供针对性的辅导，更加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4注重过程，多元评价
评价是教育教学领域一个永恒的话题。从有教学开始，就有了评价。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评价是整个教学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评价理念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要求“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既是最新评价理念的准确体现，又贴合我国教育评价的改革实际。
信息技术课程评价要遵循新课程改革所坚持的基本理念，针对本身特点实施评价。在过去的教育实践中最常用的是总结性评价，主要是对学生前一段时间的学习结果的评价，以确定他们已经具有的能力和水平的层次，因此通过这种评价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时间点上的学生情况，而学生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不单是静态的评价。此外，对于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判断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总结性评价所能把握的仅仅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学生的信息能力的情况以及在能力表达中所间接反映出的情感态度方面的情况[3]。再加上新课程所倡导的“关注学生的发展，促进学生的发展”学生评价新理念，强调注重过程，因此，过程性评价的理念逐渐广泛地应用于教学。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采用以过程性评价为主，自评和互评等方式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式。借助网络教学平台提供的试题资源库、自动/手动组卷机制、作业催交、系统统计分析等来完成。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进展抽取试题资源库中的一些试题资源组成试卷，作为学生巩固和复习课程内容的作业或自测，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布置一些开放性的试题作为考试内容。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数字化学习有利于考试测评的开展，教师平时可以利用网络教学平台给学生提供一些自测题或者作业题，用来给学生进行自我评价。由于网络教学平台可以实现自测题和作业的自动批改，这使得教师无需投入很大的精力就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而不仅仅是通过学期末的一次考试对学生进行总结性评价。互评就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把自己的作品于网上，让更多的同学参与评价。给出一些好的建议，从而使作品更加完善，以达到提高学生技能的目的。
教师和学生通过多种方式的交流有利于教师多方面地了解学生，对学生进行多元的评价，引导学生健康发展。
总之，新课标下开展信息技术教与学研究是信息技术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次尝试。以上是我们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的几点感悟，旨在探讨我们信息技术教师在新课标下开展信息技术教学，加强建构信息技术教师的素养体系，在提高信息技术的教学质量等方面做出一些努力。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将立足现实，认真分析和研究好教材和学生，创造性地搞好信息技术课的教学，在下阶段的工作中采取相应措施，力争将我校的信息技术教学工作推向一个新高度，为加快实现教育信息化做出努力。
参考文献：
“圆”是一个古老的课题，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活动和它密切相关。有关圆的知识在战国时期的《墨经》、《考工记》等书中都有记载，授课中将有关史料穿去，作为课本知识的补充和延伸。例如讲解圆的定义与性质时，我向学生介绍，约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我国已有了圆的概念，考古说明我国夏代奴隶社会以前的原始部落时期就有圆形的建筑。至于圆的定义和性质在《墨经》中已有记载，其中，“圆，一中同长也”，即圆周上各点到中心的长度均相等；此外，还进一步说明“圆，规写交也”，即圆是用圆规画出来的终点与始点相交的线。这与欧几里得的定义相似，而《墨经》成书于公元前4～3世纪，是在欧几里德诞生时间问世的。再比如圆心角、弓形、圆环形、圆内接正六边形、直角三角形的内切圆、圆锥等一系列概念与性质，在《墨经》、《考工记》、《九章算术》等书中都有记载，在讲到这些内容时，我便用几句话向同学们作简要介绍。这样，随着这一章教材的不断展开，同学们对我国古代在相关领域的发展概貌有个初步的了解，明白我国古代就对这些内容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特别是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论证几何学的萌芽，几乎与古希腊的几何学同时产生。
二、根据教材特点，适当选择科学史资料，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
圆周率π是数学中的一个重要常数，是圆的周长与其直径之比。为了回答这个比值等于多少，一代代中外数学家锲而不舍，不断探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其中我国的数学家作出过卓越贡献。该章的“读一读：关于圆周率π”对此作了简单的介绍，并提到祖冲之取得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成就”。为了让同学们了解这一成就的意义，从中得到启迪，我选配了有关的史料，作了一次读后小结。先简单介绍发展过程：最初一些文明古国均取π＝3，如我国《周髀算经》就说“径一周三”，后人称之为“古率”。人们通过实践逐步认识到用古率计算圆周长和圆面积时，所得到的值均小于实际值，于是不断利用经验数据修正π值，例如古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分别得到π＝31605和π＝3125。后来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公元前287～212年）利用圆内接和外切正多边形来求圆周率的近似值，得到当时关于π的最好估值约为：31409〈π〈31429；此后古希腊的托勒玫约在公元150年左右又进一步求出π＝3141666。我国魏晋时代数学家刘微（约公元3～4世纪）用圆的内接正多边形的“弧矢割圆术”计算π值。当边数为192时，得到3141024〈π〈3142704。后来把边数增加到3072边时，进一步得到π＝314159，这比托勒玫的结果又有了进步。待到南北朝时，祖冲之（公元429～500年）更上一层楼，计算出π的值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求出了准确到七位小数的π值。我国以这一精度，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中，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记录直到公元1429年左右才被中亚细亚的数学家阿尔·卡西打破，他准确地计算到小数点后第十六位。这样可使同学们明白，人类对圆周率认识的逐步深入，是中外一代代数学家不断努力的结果。我国不仅以古代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数学方面也曾在一些领域内取得过遥遥领先的地位，创造过多项“世界记录”，祖冲之计算出的圆周率就是其中一项。接着我再说明，我国的科学技术只是近几百年来，由于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才逐渐落伍。如今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在同学们的肩上。我们要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奋发图强。
近年来，我国航天发射任务明显增加，载人航天、深空探测、二代导航、对地高分、新型运载火箭试验、多平台发射等新任务连续不断。航天发射将呈现出零窗口发射、连续多窗口发射、快速密集发射、一箭多星发射、应急快速发射等发射新局面，参试人员兼岗、多任务并行情况普遍。高密度航天发射带来参试人员的不足，也对测试发射人才素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航天发射试验任务涉及部门多，直接参与试验任务的指挥和技术人员众多，往往需要各级指挥机构组织协调并联合决策。航天发射试验是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要求万无一失，而决策的问题往往是隐藏很深的技术问题，决策难度大。为了较好地实施靠前决策和联合决策，指挥层次日趋扁平化、管理日趋精细化，应急指挥情况越来越复杂、决策能力需求知识面越来越宽，迫切需要院校培养新型指技复合型人才。航天测试发射专业培训对象主要来自（或即将分配到）总装备部三个航天试验基地、相关研究院所、二炮部队和联合作战相关部队。岗位范围包括操作手岗位、指挥岗位、机关作试参谋岗位及其他与测试发射相关的试验技术岗位。具体岗位涉及测试、发射、指挥、地面设备管理及气象保障和勤务保障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指挥、总体协调、任务分析、诸元计算、遥外测及其数据处理任务等。航天测试发射专业人才培养包括任职教育和学历教育。任职教育包括现职干部任职教育和生长干部任职教育，学历教育包括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不同的培训对象对知识、技能的需求不同，只有掌握不同培训对象的特点，才能在教学过程中科学施教，提高教学水平。
航天测试发射教研训一体化研究
教学理论研究按照航天测试发射任务对不同层次人才知识和技能的需求，探讨并构建了测试发射方向的“多层次、多目标、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定量化培训目标，设计培训方式、培训内容、考核方式等，构建具体课程、专题的详细完整的内容体系，严格课程设计、课堂设计、课件设计、试题库设计，制定考核方式等。修改完善了研究生、本科生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创建了生长干部任职培训、试验中级指挥干部任职培训、测发总师系统研讨班等教学对象的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航天测试发射人才培养主要服务于部队航天发射试验任务，因此，针对航天发射试验任务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开展讨论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具体技术方法，全面拓展“贴近部队、深入部队、服务部队”的教学研究。针对测试发射领域知识广、测试发射可靠性安全性要求高的特殊性，研究并创新了“网络型、实践型、团队型”教学手段。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构建“网络型”教学平台，通过网络课程弥补传统课堂教学存在的不足。按照学员培训需求和培养目标，积极组织开展实地参观、模拟训练等“实践型”教学，使其通过切身感受，扩展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通过研究团队教学的特点及优势，创建了“团队型”教学模式。通过集体讨论、集体备课，高度凝练了教学内容；通过集体指导、重点检查，大幅提升了课堂设计水平；通过集体监督与标准化考核，有力督促了年轻教员的成长。教学方法研究在教学中探索了“问题型”专题教学方法，实现了从“收集现实问题——确定教学内容——组建专题教学组和评估专家组——设计教学专题——组织学员研讨——完善教学专题——正式进入课堂”，已建成《航天试验技术》系列专题、《航天发射安全性可靠性》系列专题、《航天试验指挥》系列专题、《航天装备应用》系列专题等。在教学中强化了“案例型”专题教学方法，航天测试发射是一项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与教训，将这些典型实践进行归纳，挑选合适的实践作为案例教学。为此，针对航天测试发射教学，探索了“案例型”教学。案例教学的关键是选择好的案例，在选择案例时应注重启发性、典型性、真实性和故事性。例如在《航天发射故障诊断》、《可靠性工程》、《安全性工程》课程时，通过典型的国内外大量的卫星发射、载人航天、载人探月、星际探测等航天任务实际案例，极大地调动了学员主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激发了对航天发射事业的热爱。对测试发射重大现实问题创建了“研究型”教学方法。测试发射专业教学中除了通过集体授课解决共性问题，更多是采取课题研究的方式解决个性问题，即采用“研究型”教学方式。通过组织观摩优秀教员的授课、精品课程的建设，组织学习优秀论文，探讨提高教学的思路和方法。通过资助教员开展教学研究课题，针对教学的经验和问题进行总结。对于任职教育学员，按照预先收集的测试发射相关领域的现实问题，学员自愿组合成课题研究小组，导师负责指导学员组针对特定问题进行研究。对于学历教育，采用课程小论文的形式，针对某一个特定问题开展研究，提高其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师资队伍建设研究构建了“首席教授+专业方向带头人+中青年骨干”教研训团队。学科师资队伍由17人构成，拥有多个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为人才培养保证了充足的师资力量。由航天测试发射学科首席教授牵头，以各专业方向责任教授为组长，以高职和中青年骨干为核心，构建多个教研训团队。通过定期召开会议，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并为学院教学改革出谋划策，从而极大地发挥了教研训团队的集体力量。采取“调研+代职+参与任务+进修+引进+外聘”方式强化师资力量。通过组织和鼓励教员走出校门，进入航天试验部队、航天工业部门代职锻炼、接受培训，了解学员所需，了解产品、了解工程化过程。目前，航天测试发射专业师资队伍的知识结构比较完善，覆盖了从装备的使用操作、工程技术到顶层设计与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基本满足了任职教育和学历教育的需求。制定“传帮带+竞争上岗+公平考核”激励制度。教学质量的提升也取决于合理的激励制度。对于经验丰富的高职教员，要发挥“传帮带”的作用，要对搞得好的高职教员实行合理奖励。同时，对于授课教员，采用“竞争上岗”的方式，促进高职教员，鼓励年轻教员，提高整体授课质量。对于教学质量的评估需要做到“公平考核”，由授课质量专家组、学员按照一系列指标打分，结合教员自评，给出综合评定成绩。另一方面，通过净化竞争环境，制定合理的奖惩制度，积极调动教员的积极性，杜绝“等、混、差”的消极思想。教研训一体化平台建设研究为提高测试发射教学质量，需要为教员、研究生学员和总师班学员的科研和技术推演提供一个平台；需要为学历教育和生长干部任职教育学员的指挥、操作和技术学习提供一个平台；需要为轮训班学员学习测试发射新技术提供一个平台；需要为中级指挥学员进行指挥演练提供一个平台；需要为多层次学员联合演练提供一个平台。为此，开展了航天测试发射教研训一体化平台构建研究。通过将已有试验设施设备、科研试验设备、学科建设新购设备、教学科研训练软件系统，按照模块化、功能化、系统化、网络化等原则集成，构建了航天测试发射教研训一体化平台。使得测试发射方向的基础设施设备得到系统改造，教学环境得到进一步完善，科研环境得到极大加强，训练环境得到全面升级。航天测试发射教研训一体化平台主要新建项目包括：航天测试发射指挥模拟训练系统、新一射场测发信息检测分析系统、CZ-3A系列运载火箭多路测试信息采集处理系统、运载火箭遥测数据判读系统、CZ-3B运载火箭控制系统模拟器等。如航天测试发射指挥模拟训练系统用于对运载火箭测试发射操作、组织指挥级技术勤务保障等方面的训练，系统主要包括发射站指挥所分系统，以及运载火箭控制、动力、利用、遥测、外安、勤务等模拟训练分系统。该模拟训练系统为本科生、研究生、生长干部、测试发射中级指挥干部等提供了良好的训练环境。
一、问题的提出
经管类课程的特点是理论性与实践性均很突出,《劳动经济学》课程也不例外,每个人的工作、学习及生活决策都可用劳动经济的原理加以解释。比如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职业选择与转换、劳动力流动、关于工资的调整问题与工资率的控制问题、收入分配与差距、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教育与培训的发展问题等都与学生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这决定了理论学习对学生是一种挑战,而如何才能使学生对那些看似高深的理论产生兴趣,并将所学到的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指导自己的实践,这是教学中必须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该课程的教学对教师也提出了较高要求。其实,经管类课程的教学大多面临类似的困境。
为了破解经管类课程教学困境,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果,笔者基于本校公共事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三个专业,四个年级的师生采用了问卷调查法、现场观察法与访谈法等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问卷调查法一部分是针对学生的,目的是要了解学生对参与式教学方法的认识程度和认可程度;另一部分是对相关专业教师的教学情况的调查。观察法主要是结合期中教学检查,采取随机听课形式,通过现场观察,了解印证参与式教学的实施情况。访谈法主要是深入到学生、教师中去,通过提纲访谈的形式去获取相关的信息。
为获取有效信息,提高问卷调查的信度和效度,学生的问卷的题型分为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及一道开放式问答题。采用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的方法,利用课间休息的形式在本校部分学生中进行调查。整个调查持续了将近两个月,期间发放教师问卷50份,回收问卷49份,剔除无效问卷和缺损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46份,回收有效率为92%;发放学生问卷共220份,回收问卷215份,剔除无效问卷和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210份,回收有效率为95.5%。
二、参与式教学法在经管类课程教学中的运用现状分析
《劳动经济学》等经管类专业课的教学内容、方式、手段、考核方法上均存在诸多类似的弊端:
(一)在教学内容上,各门课程仍以学科体系的系统性、完整性为主对课程知识加以介绍,拘泥于对原理条文的苍白的解释,缺乏对社会实践和最新理论成果的有效融合。
(二)在教学方式上,偏重于灌输式,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首先,填鸭式地灌输知识很难内化成学生的智慧和才能,在追求知识灌输量极大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压抑和挫伤了学生的想象能力和创新意识,不利于培养出真正的创新人才。其次,能够调动学生主动性的参与式教学运用不足。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当被问及到课堂氛围时,70%的学生选择了茫然、压抑,只有15%的学生选择了满足。在被问及到“师生一起讨论有关问题吗?”47.6%选择大部分老师会;41.4%的学生选择少数老师会;4.8%选择不会;6.2%选择所有老师都会。在被问及到“师生交流经常采取的方式是?”,57.1%的学生选择了提问方式;28.6%的选择了讨论方式;9.5%的学生选择了网络方式。在被问及到“任课老师会经常鼓励同学阐述自己的观点吗?”23.8%选择大部分老师会;47.6%的学生选择少数老师会;9.5%选择不会;4.7%选择所有老师都会。
这说明目前经管类课程“教师讲、学生听”、循规蹈矩的讲授式教学仍是主流,师生交流手段、方式比较单一,大多数老师不注重鼓励学生阐述自己的观点。学生的情绪在这样的课堂上有压抑感,必然会阻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在教学手段上,多媒体、网络等辅助教学手段的运用不足或存在着功能性缺陷,学习的效率和效能亟待提高。调查发现,经常使用多媒体教学的老师占绝大多数(90.9%),仅有9.1%的教师较少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通过对学生的访谈和现场观察发现,绝大多数的多媒体教学实质上是讲授式教学的改版。教师通常是把所要讲授的内容做成课件,利用多媒体在课堂上播放给同学们看,但授课方式仍然以讲授式为主,这说明教师依然没有摆脱传统的教学方法。
(四)教学效果的评价以考查学生的记忆力为主,基于分数判断学习效果,考察学生的就业能力的相关测试机制尚未确立。这直接导致部分学生学习动机不纯,“混”学分现象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上专业课不买教材,不记笔记,下课拷课件;学生的注意力不能够集中到课堂教学上来,出勤率低、部分同学人在心不在;对提问不积极思考回答,参与讨论也不积极;对作业敷衍了事,从网上下载抄袭;考前依赖划范围,考试作弊,答卷马虎等等。这样的教学过程不但不能达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目的,甚至连最基本的要求(如掌握劳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模型与方法)也达不到。
总之,在经管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未能有机结合起来,学生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养成素质的教学目标没有和谐统一,教学效果差。而大学生思想活跃,参与意识、表现欲望强烈,对“居高临下”式的空洞抽象的权威说教比较厌倦。其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影响创造性才能的发挥。
三、在经管类课程教学中实施参与式教学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实施参与式教学法的必要性
首先,这是改变课堂教学氛围的需要,也是学生的期望。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当被问及到“你所希望的课堂氛围是?”活跃兴奋的(85.7%),和谐平等的(57.1%)、宽松的(28.5%),最不喜欢的是严肃氛围。对教学氛围的渴求反映出学生对实施参与式教学的内在需求。在问及“你希望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时,引导者(90.5%),知识的传播者(71.4%)、指导者(38.2%)。这说明,学生不再仅仅希望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更希望它们是自身学习的引导者、指导者等。
其次,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就业能力,以市场为导向培养开拓创新型人才的需要。根据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可思的一项针对中国2007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来看:中国企事业单位对应届大学生的求职与工作能力需求最看重的是5种能力:积极学习、学习方法、有效的口头沟通、积极聆听、理解他人等。前五项能力主要是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但毕业生普遍达不到工作要求的能力水平。(工作能力的最高水平是100%,企业一般要求到40%以上,毕业生掌握的水平多在30%到50%之间。①)这种状况使得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是用人单位求贤若渴;另一方面是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比率居高不下。
这充分说明高校培养模式与方法存在缺陷,严重与就业市场的要求脱节。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绝非速成,而是贯穿在整个大学的教学实践中。这就要求教师转变教学观念,研究新的教法来替代“填鸭式”教学方法,改变老师只管“教”、学生被动“接受”的局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即创新能力、学习力、口头表达能力、沟通与交流能力、合作能力等。
最后,学生有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需求性。
根据调查及笔者的教学实践来看,如果教师组织讨论,学生是否会主动参加的关键在如何组织。在调查中,当被问及“如果老师分组讨论,你会主动参加吗?”90.5%的学生选择“大多数情况会”。这说明绝大多数学生参与讨论的热情比较高;当问及“你希望老师给你机会在讲台上阐述有关见解吗”,有71.4%的学生选择“希望”,23.8%的学生选择“非常希望”。这说明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大多数的学生有参与教学活动需求。
(二)实施参与式教学法的可行性
首先,教师教学观念与方法的逐步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变化指引教师的教学行为。在接受调查教师中,认为教学应该以“学生”为中心的占83.3%,认为教学应该以“教师”为中心的仅占6.7%。这说明,绝大部分教师的观念已由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这种教学重心的转变为参与式教学的实施扫除了一个障碍。在问及“您认为自己在教学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时,有70.4%的教师选择了“引导者”,65.9%的教师选择“知识的传播者”,50.3%的教师选择“指导者”,10.7%的教师选择了“协作者”。这说明,绝大多数的教师已经不单单把自身角色定位在知识的传播者,而是朝着多元化发展。
其次,学生自主学习观与学习能力的增强。当问及“你的自主性学习能力如何?”时,71.4%的人选择“大多数情况可以”。这说明大部分学生已具备自主学习能力,不再希望教师把知识直接灌输给自己,而是希望自己在教师的引导下自主建构知识。自主性学习是参与式教学得以生成的主要方式,参与式教学的过程就是学生自主学习形成、发展、突破的过程。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对参与式教学的实施至关重要,学习观念上的转变为参与式教学的互动提供了基础。
在问及“是否使用网络搜集资料”时,85.7%的学生选择“经常使用”,9.5%的学生选择“一直用网络搜集资料”。这说明绝大多数学生己经具备搜集资料的能力,这将使他们在参与式教学过程中,更好地进行有效的交流与合作。
三、结论与建议:参与式教学法与经管类课程的契合路径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大多数经管类课程教师已经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了一些参与式教学方法的基本手段,如提问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社会实践调查等,但存在的问题是机械式的应用这些手段,没有把课程特点与具体教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系统的实施方案,随意性较大,流于形式,实施效果很差。因此,教师如何根据课程特点,把参与式教学方法与具体课程的教学过程结合起来调动和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以形成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良好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综合上述调查分析与《劳动经济学》课程的参与式教学实践情况,笔者认为参与式教学法与经管类课程的契合路径如下:
第一,把参与式教学法的具体形式如分组讨论、案例分析、“头脑风暴”等结合劳动经济学的课程特点统筹安排,优化教学内容是核心问题。教学内容不可能面面俱到,教师应该思考如何在保证教学效果前提下,从整体上做到典型性与完整性;如何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并鼓励他们参与撰写各种学术小论文或调查报告;如何适时介绍学科前沿的研究内容和方向,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关键问题是老师必须善于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潜能。例如,讲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时,教师利用“头脑风暴法”引导学生列举劳动力市场歧视社会现象或问题,要求学生尽量提出自己不同的解决办法。这种方法可引发学生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比单纯讲理论模型效果好。
第二,教师必须把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有机结合,处理好理论的一般性和案例的个别性之间的关系。例如在劳动经济学的案例教学中,大量选用京津两地的素材,运用京津两地的劳动力市场发展数据和案例来充实教学内容,在保持课程基本原理、基本框架体系的完整性的同时,增加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内容以紧扣学生的兴趣点,吸引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并且重点研究学生自行调查取得的第一手数据能否进入案例库的可行性以及如何组织案例教学的全过程。
第三,引入参与式教学法对教师具备的能力素质如知识面、表达能力、思维敏捷度、组织与协调能力等方面提出了较高要求。参与式教学法要求教师必须从一个讲演者、解惑者和裁判者的角色转化为一个指导者、组织着、协助者的角色。因此,教师必须不断学习,完成角色的转换是关键。
第四,组织实施好课外实践教学,使其不流于形式。在实践体验式参与中,学生要进行调查研究、参观访问、撰写调查报告或心得体会。而教师应该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和理论教学的内容来选题、对学生进行分组、指导问卷设计显得尤为重要,否则,实践教学有可能流于形式。在劳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笔者根据当前的劳动经济热点问题结合专业特点构建了一个课程论文选题库,并且根据笔者自己的理解不断更新选题,引导学生去关注、钻研实际问题,取得不错效果,有多个本科生论文在专业学术杂志上发表。
第五,转换考核形式。标准化的试卷考试方式使得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应付”,不但容易磨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且不利于培养其自主学习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笔者正在尝试淡化期末笔试的比重,更注重平时分组讨论的表现以及学期末的课程论文水平。论文形式的考试可以充分调动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学生从大量的参考资料和独立思考中发展自己的思路和想法,甚至能发现课本、文献和权威们某些不甚完善之处,这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学习方式。教师应该深入思考标准考试和论文形式的考试如何结合才能既巩固基础知识,又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切实学有所获。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