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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否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立场”？哲学的“立场”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随着国内哲学理论思考的日渐深入，这一重大问题正在浮出水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在此方面，有两位学者各执一端的观点颇值得引起人们重视：赵汀阳在一系列著述中提出“无立场的思想”的观点，何中华对赵汀阳观点的批评与回应。
笔者认为，两人的争论使“哲学立场”这一问题尖锐地凸显在人们面前，使人们难以回避。本文愿以两人的讨论为背景，在此发表一点个人看法，以推动对此问题的探讨。
一、“哲学立场”的自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前提
我们每年有上千篇哲学论文在公开学术刊物发表，有数十部哲学理论研究专著和教材问世，这些论文和专著都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为“哲学研究”，把所探讨的问题认同为“哲学问题”，然而，很少有人回到问题的前提去对“哲学立场”进行提问和反思，而这恰恰是哲学得以安身立命的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何中华通过与赵汀阳的对话，把“哲学立场”这一富有挑战性、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上提升到了自觉的层面并昭示于人们面前，使人们不得不直面它并认真地作出回答。
所谓哲学立场，一般而言，是指“任何一个哲学建构者所须臾不可离的根本出发点，具有视野与前提两重含义。”但在更深层面上，追问“哲学立场”，实质就是要叩问“哲学的发言”所具有的存在权利与合法性根据究竟为何、哲学在人类全部文化形式中应具有何种特殊姿态等重大问题。用赵汀阳的话讲，它意味着对这些问题的自我反思：“哲学该怎样搞？能怎样搞？或者说，搞哲学意味着什么？”它要求哲学把目光从对世界、人生，对种种争论不休的问题的关注中抽身回来，返归自身的本源，探寻哲学安身立命的根本。
对哲学立场自觉的澄明与申辩是所有真正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常识以及实证科学、宗教等文化形式凭借其在人们生活中的直接功效而显示它们的存在理由和价值，这也就是说，它们存在的立场具有“自明性”；与之不同，哲学的立场却从来就不是自明的，需要澄清。从历史上看，一切哲学派别在建构其理论体系时，总是毫无例外地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内容：第一是自身的基本概念以及由概念的展开所形成的理论体系，第二便是对其哲学立场的理论阐明和论证、对它所具有的合法性根据的自我申辨，而且就根本而言，前者之所以可能，必须依赖于后者的坚实性与可靠性。一种没有对“哲学立场”进行自觉阐明与有效辩护的哲学必然是一种糊涂的、无根的哲学，即使它对众多问题喋喋不休地发表了无数看法，也会因为其缺少对“哲学立场”的自觉而仍为“意见”，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哲学境界。对哲学立场的充分自觉是哲学成为哲学的必要条件。
在今天，对哲学立场的自觉澄明具有更加迫切的时代意义。从当代西方哲学的实际来看，对传统哲学基本立场的怀疑与否定，对哲学立场的重新定位与反思，已成为理解整个当代哲学最为重要的线索之一。无论是科学主义思潮，还是人本主义思潮，都把背离传统哲学的理论立场作为基本出发点，从各个方面否定传统哲学作为最高智慧和第一原理的自我期许；到更为激烈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传统哲学的立场更遭到了空前的否定，例如，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概念，就希望通过一种没有主导原则、没有最高原理、没有理论中心的新的文化构想，彻底取代以往哲学作为最高智慧、一级真理的“元”立场，从而使当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立场的否定与质疑达到了顶点。
与此同时，当代哲学还有另一些哲学家为在新的时代捍卫与重新确立哲学的立场作出了切实的努力，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一趋势上。自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以来，这一概念引起了20世纪许多哲学家的重视与 共鸣，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的强调，日常语言学派对语言日常用法的关注，西方哲学家对“日常生活批判”的高度重视，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对“生活世界”的阐述，都共同地体现了这些哲学家回到“生活世界”、立足于“生活世界”重建其哲学立场的致思取向。
从上述这一世界性哲学发展的宏观背景出发观照何中华与赵汀阳的对话，这种对话便获得了一种更为深广的意义，他们不仅对当代哲学所提出的“哲学立场”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细致思考并作出了积极回应，尤其可贵的是还从不同角度切入了哲学立场的“生活基础”这一层面，自觉地把哲学立场的确立，同对生活意义的觉解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表明了两人的致思与当代哲学的最新动向具有深层的一致性。
具体而言，由于对“生活”的觉解采取了一种“超验”的态度，何中华实质代表了一种“超验主义”的哲学立场。正如他自己所声明的：“哲学立场只能是超验意义上的不可还原、不可归纳的逻辑自明性前提哲学不需要明证，它唯一需要的只是超验的自明性本身。”正是在“超验本体”的展开中，哲学为人们提供一种超越现存生活的理想生活和高远意境，从而引导人们不断超越固有限制去追求一种应然的生活。哲学在对“超验自明性”的澄明中，显示了所有其它学科都不能代替的功能因而构成了它不可剥夺的独特立场与存在合法性。
与何中华相对，赵汀阳则代表了一种关于生活的“存在论立场”（虽然何中华认为赵代表一种“隐蔽的经验论立场”，赵自称“无立场的思想”，但笔者仍认为“存在论立场”是较恰切的概括）。他认为，对于哲学而言，“生活事物是唯一能够利用的存在论事实，”（注：赵汀阳：《论可能生活》，第13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而且，生活的意义不依赖于任何外在于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在于生活本身，生活的意义是“自足”的，具有“自成目的性”，因此，“生活首先是一个存在论事实，在它的存在论问题被阐明之前，任何断言都是没有根据的，唯一正当的方式是仅限于生活这一存在论事实所能分析出来的东西作为根据”，（注：赵汀阳：《论可能生活》，第21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由此出发，“纯粹的思想反思的意义在于它能够进入生活一个有意义的哲学问题或者是一个对生活有意义的思想方法问题，或者是一个生活观念问题。”
很显然，何中华与赵汀阳的哲学立场具有鲜明的精神气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根源于二人对于“生活”的不同觉解。从何中华超验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赵汀阳显然是“以一种隐蔽的经验论立场在处理超验的形而上学问题，亦即是以一种非哲学的方式谈论哲学而已”；而从赵汀阳关于生活的存在论立场出发，何中华恰恰是在生活之外谈论生活，因而正是存在论立场所要禁止的，所以何中华的哲学立场显然要被赵汀阳归属于“旧哲学”的范畴。
在我们看来，何、赵两人由于对生活的不同觉解所形成的不同哲学立场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它标志着中国哲学工作者对哲学立场的思考已真正走向自觉。但我们认为，由于两人在觉解“生活”的意义时，都只抓住了其中一个片面的环节，因而其由此出发对哲学立场的思考带有很强的知性思维的痕迹。其实，两人间的对立并非绝对不可消解，我们完全可以吸纳他们各自的合理内核，整合出一种更具理论包容力和说服力的哲学立场，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对“生活”进行真正辩证的觉解与完整的阐释。
二、“现实生活”否定性统一的辩证本质
我们认为，哲学对生活的自觉理解，既不是如何中华那样单纯注目于“超验”的理想生活一极，也不是象赵汀阳那样把生活局限为一个“存在论事实”，而是把生活觉解为一个多层面、多向度内容否定性统一的辩证结构，正是在这种辩证结构的澄明中，生活才获得了其完整的意义并具有了真正的现实性，从而成为了对每个人而言的“现实生活”。
对于“现实生活”辩证结构的揭示，可以从“纵”与“横”两个方向着手。
从“纵”的方面看，“现实生活”是历史性与超越性的否定性统一。
历史性是现实生活的内在环节。人的确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是生活方式与道路的“自由选择者”，但人决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与选择自己的生活，而总要受到一定历史前提的牵引与制约。赵汀阳再三强调“生活的意义在于创造可能生活”，但他明显地对生活的这一历史性维度重视不够，他忽略了“创造”从来就是受到限制的“创造”，总是受到创造者、选择者的“前见”与“视界”制约。
承认生活的历史性，意味着生活的“有限性”与“非至上性”，但这决非说人因此失去了超越性，恰恰相反，正是历史性及其导致的生活的有限性和非至上性，为人创造自己的生活 提供了真正的自由和可能，如果人象上帝一样能洞察并预见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摆脱了所有历史的规定和限制，那么人也就没有、也用不着自我超越自我创造了。可以说，人的历史性为人的无限开放性提供了真实的可能，人的生活就是不断在有限性中超越有限性并不断敞开自我超越的空间的过程中生成的。这种有限性与无限性、非至上性与至上性、历史性与超越性的否定性统一，正好构成了生活的辩证法。它表明：
(1)生活的历史性意味着生活不是绝对自由意志的产物，如果否认生活的历史性，就等于把人提升到“上帝”的地位，结果只能是现实生活的遮蔽和抽象。
(2)生活的历史性、有限性并不意味人的宿命与无为，相反，承认生活的这一现实规定性正是人不断超越、创造新生活的前提和基础。“超越性”同样是生活的本质规定之一，这意味着，生活就是“要决定我们将会成为什么，就是着眼于明天”，“生活就是与明天的连续不断的触碰”。
(3)正是生活的这种历史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否定性统一，才构成了生活的“现实性”与具体性。只有对生活这种辩证关系的自觉体认，才能使人真正脚踏大地，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任何对这种辩证关系的割裂，都只能导致生活的瓦解与抽象。
从“横”的方面考察，人的生活同样是一个辩证的结构，它是“自然生活”与“超自然生活”或“理想生活”二者的否定性统一。
人来源于自然这一事实，决定了人身上始终禀赋“自然本性”，因此人的现实生活总是内在地包含了“自然生活”这一内在的环节。但人的生活之所以叫作“人”的生活，又表明了人决不局限和顺应“自然生活”，如果说动物产生于自然、顺应于自然因而也“生活”于自然的话，那么人则以自然生活为条件，同时又超越自然生活去创造自己“属人”的生活。“自然生活”需要通过人的创造性活动，经历“二次生成”，获得真正的“现实性”品格。
这也就是说，对于人的“现实生活”而言，构成人的“现实生活”的，除了“自然生活”这一环节，还包括“超自然生活”，如果说自然生活构成了人的“潜在”生活，那么超自然生活则是体现着人的目的。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表明了人虽来源于自然，但又具有超越自然限制的性质，“超自然性”是现实生活的根本规定之一。
“理想生活”属于尚在追求中的生活，在此意义上它也不直接就是人的“现实生活”，只有通过人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把潜在的“自然生活”升华为“理想生活”，另一方面把“理想生活”转化为“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方能真正生成。因此，同“自然生活”一样，“理想生活”也只有通过创造性实践活动的转化，对人才具有现实的意义，也才能获得现实性品格。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的“现实生活”一方面区别于潜在的“自然生活”，另一方面又区别于意向性的“理想生活”，但同时又是二者的否定性统一。它既是自然的，又是属人的，既富有感性的内容，又具有理性的筹划和选择，既是因果性的又是目的性的，等等。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彼此矛盾的维度与力量都集结在一起，从而使现实生活形成为一个丰富、复杂的否定性统一体。因此，如果把这一由多种矛盾内容组成的否定性统一体知性地割裂开来，必然会导致现实生活的失落与遮蔽。如果把潜在的自然生活夸大为现实生活，必将使人沉溺于自然功利生活而不能自拔，反之若把纯粹的理想生活等同于人的现实生活，则必将使人陷入空幻虚假的生活而同样脱离人生的真实。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的现实生活决不是单一层面、无矛盾的干瘪存在，而是多层面、多向度的复杂存在，是多重矛盾关系的否定性统一体。要理解与把握人的现实生活，首先就意味着，要理解与把握构成现实生活否定性统一本质的那些矛盾关系，而这正是最为困难、最为复杂的事情。因而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人虽然每天都在“生活”，但往往最不了解自己的生活，这正象中国古诗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三、现实生活的分裂与哲学立场的抽象化
现实生活是一个由多重矛盾关系所形成的否定性统一体。哲学作为人类思维的一种特殊向度，所要解答的就是人的这一现实生活之谜。哲学的重要特质就在于，它总是通过一种高度反省的活动，去表达关于现实生活的理解，并在这种理解中形成其哲学立场。现实生活以何种方式作为一个“问题”进入哲学视野，哲学也便以何种方式表现为相应的哲学立场。现实生活是哲学永恒常新的主题，也是确立哲学立场绝对的起点与终点。
现实生活是确立哲学立场的起点与终点，这是由现实生活的特有性质所决定的。我们在前面已证明，现实生活是一个由多重矛盾关系所构成的否定性统一体，对于这一否定性统一体，既不能用实证科学来把握，也不能用宗教神学来把握，而只能由哲学来把握。
首先，现实生活是不能用实证科学的方式来加以把握的。实证科学的认识旨趣在于对事物作一尽 可能客观的“如实揭示”，它认为每一对象都具有区别于它物的知性规定，认识一个对象即是按照形式逻辑方法来把握这一知性规定。显然，用这种方式去把握现实生活，就只能把现实生活视为一客观对象，知性地分析其“确定”“实然”的性质。而“现实生活”正如前已分析的，是一种多重矛盾关系构成的否定性统一体，如用实证科学方法予以把握，必然把现实生活彻底“物化”、“自然化”，从而无法理解现实生活所具有的否定性统一的辩证本质。
现实生活同样不能用宗教神学去把握。与实证科学相对，宗教神学极力强调的是“应然性”、“理想性”与“超越性”，如果用这种方式去把握现实生活，也必然同样导致现实生活这一矛盾统一体的瓦解与现实性之丧失，使现实生活变成虚幻的“神圣”化的生活。
现实生活否定性统一的辩证性质内在地要求哲学来把握。哲学与实证科学和宗教神学不同，它要求在自然性与超自然性、历史性与超越性等矛盾关系的辩证统一中实现对现实生活的完整理解。正是在这种自觉的觉解中，哲学凸显出了其与众不同的独特立场。
现实生活这一由多种矛盾关系构成的否定性统一体内在地要求哲学来实现辩证的觉解，因此现实生活是确立哲学立场的起点与终占。但是，从历史上看，以往哲学在理解现实生活时，由于它们没能自觉地把现实生活把握为一个由多种矛盾关系否定性统一所形成的辩证结构，结果它们走到了现实生活以外，以一种分裂现实生活的方式试图达到对现实生活的统一性理解，这就使得其“哲学立场”或者偏向“实证科学”一极，表现为“自然主义立场”，或者偏向“宗教神学”一极，表现为“超验主义立场”，从而导致了哲学立场的抽象化。
自然主义立场与超验主义立场，正如赵汀阳十分敏锐地洞察到的，前者实质是以低于现实生活的哲学立场来贬低人的现实生活，把人“当成了机器”，因而是一种“背叛了生活”的哲学立场，而后者则实质是以高于生活的哲学立场来规范与强调现实生活，把人“看成罪人”，因而是一种“压迫生活”的哲学立场。（注：赵汀阳：《论可能生活》，第7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二者均是在现实生活之外确立哲学立场，因而都是对由多种矛盾关系否定性统一所形成的现实生活的分裂与瓦解。
自然主义立场在理解现实生活时，把自然生活等同于现实生活，完全否认了现实生活还包括超越性、超自然性的理想生活这一重要环节，认为人来源于自然必然永远受制于自然，正如霍尔巴赫所说的：“人是自然的产物，存在于自然之中，服从自然的法则，不能超越自然，就是在思维中也不能走出自然”，因此，“让我们服从必然让我们听命于自然顺着自然给你划就的必然道路走吧。”自然生活被夸大为现实生活的全部。
对人的现实生活的这种自然主义态度使人成为了机器，成为了失去创造性与超越性的自然存在，很显然，以此种立场来理解现实生活，必然导致现实生活否定性统一的辩证本质的分裂，以此来引导具体生活实践，也必然使人沉溺于自然功利生活而难以实现生存境界的提升与跃迁。
超验主义的哲学立场则走到了另一截然相反的极端。它在理解人的现实生活时，完全取消了“历史性”的维度，也彻底遗忘了其中自然性的环节，而把超自然性、目的性、理想性的一极加以实体化，并用它来说明与解释现实生活的一切。
很显然，对现实生活的超验主义哲学立场落实到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中，必然导致用某种超验的尺度与绝对理性标准来说明、要求、规范和衡量人的现实生活，从而使这种哲学立场与人们的具体生活处于紧张的对立之中。它关注的是高了还是再高的价值理想，并因此否认人的自然生活、物质追求的合理性，如此便形成了一种善恶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现实生活之外的某种超验理想原则成为永恒的正义与善的原则，成为永远“应当”的强制，与之相反，现实生活则被视为必须由理想世界彻底否定与代替的卑污不洁的存在。可见，超验主义的哲学立场在根本上是“与现实生活相对立的”（马克思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自然主义立场，还是超验主义立场，虽然都企图去获得关于现实生活的统一性理解，但它们都走到了现实生活以外，以一种片面化的方式瓦解与分裂了由多重矛盾关系否定性统一所形成的现实生活。
在我们看来，这两种哲学立场貌似对立，但二者共同地遵循了一种瓦解现实生活的思维方式，即实体本体论的思维方式。
旧哲学的实体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在根本上就是一种瓦解现实生活的思维方式，它在理解现实生活时，总是企图寻找一种决定着全部生活的终极性实体，并从这种实体出发，来阐释现实生活的全部内容。在这种思维方式，“实体”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1)绝对真实性与完善性。无论是自然性实体还是“超验实体”，都是在现象背后并规定着现象的纯粹本质 领域，是避免了任何虚假、错谬的“本真”存在；(2)它是终极目的与价值源泉。实体为现实生活提供超历史的永恒价值原则，为正义、美德、善行等奠定一劳永逸的最后基础。
从这种“实体观”出发，可以看出实体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
首先，它必然是一种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它关注的是生活背后的实体，亦即事物的“原型”，以为从这种“原型”出发就可以推演出现实生活的一切，因此，这种还原式思维就是用对起源问题的崇拜代替对现实生活鲜活内容的关注，用对先天本质的追溯代替对现实生活否定性统一的辩证本质的澄明，这必然导致对现实生活的遮蔽和遗忘。
其次，它必然是一种从原则与教条出发的思想方法。与“实体”世界相比，人的现实生活显然是不完善的，因此，它必将合乎逻辑地要求用绝对完善的观念来规范现实生活，要求从永恒的原则来改造与强制现实生活，由此便产生了赵汀阳所精彩地批判过的规范与生活之间的抽象对立。 再次，它必然是一种瓦解矛盾的思维方式。实体本体论思维方式所追求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实体统一性”理解。它设置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矛盾关系，如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现象与本质、实在与虚构等等，但认为其中的一方面总是比另一方面更“本真”、更优越，由此便形成了以这一方为基础的对另一方的控制与支配，以实现对现实生活的“统一性”理解，因此，实体本体论思维方式强调的是抽象的统一性，而非矛盾性，从它出发来理解生活这一否定性统一的矛盾结构，必然导致现实生活的瓦解与分裂，从而形成了前面指出的“自然主义”和“超验主义”间僵死、抽象的对立。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由于在对现实生活的觉解中采取了一种知性的、片面的方式，以往哲学的哲学立场是一种“抽象”的哲学立场，它必须由建立在对现实生活辩证觉解基础上的自觉的哲学立场所取代。
从以上的分析出发，回头再看赵汀阳与何中华之间的分歧，问题也变得十分清楚。赵汀阳主张“无立场的思想”，其深层动机在于对以往哲学立场的不满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纠偏动机。赵汀阳十分敏锐地洞察到了以往哲学总是从生活之外的某种立场来觉解生活这一致命缺陷，因而要求回归生活本身，在对生活这一存在论事实的阐明中觉解生活的意义。我们认为，赵汀阳的这一识见是十分深刻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何中华在其批评文章里由于固守其片面的超级主义立场，对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偏失。
但是，赵汀阳在破除以往哲学立场瓦解现实生活的弊病时，却又走向了另一片面。首先，他主张的“无立场的思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正如在前面已指出的，现实生活是哲学的起点与终点，一种哲学只要自认其为“哲学”，那么它总是有某种“立场”的，因为它必然要以某种方式表达对生活的觉解。在此意义上，“无立场的思想”之所以不可能，并非象何中华指出的那样是由于哲学无法逃避对“超验视野”的选择，（注：何中华：《“无立场的思想”可能吗？》，载《哲学研究》1997年第10期。）而是因为它不可能逃避现实生活这一根本主题，事实上，赵汀阳最终仍以其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生活的觉解（这即是前已提及的关于生活的“存在论立场”）。另外，赵汀阳在觉解生活时，为了避免重蹈以往哲学用生活之外的哲学立场来与生活相对立的理论病症，再三强调“一种不可能的东西肯定不是真的，一种不可能的东西同样肯定不是好的”，（注：赵汀阳：《论可能生活》，第189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不惜用奥康剃刀把生活中超越性、理想性的环节彻底剃去，在这点上，何中华的批评又是正确的，即赵汀阳“把可能生活仅仅局限于经验可能性的维度，从而排除了理想生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生活’由于不能摆脱经验层面的羁绊，只能是一种世俗化的生活。”（注：何中华：《“无立场的思想”可能吗？》，载《哲学研究》1997年第10期。）它表明，赵汀阳在对现实生活的觉解上，仍缺乏一种真正的辩证眼光。
四、自觉的哲学立场的基本特征
现实生活是确立哲学立场的起点与终点。以往哲学由于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辩证觉解，因而它们只能以现实生活之外的某种实体为基础，以低于生活或高于生活的立场来诠释生活，结果导致了现实生活的失落。如果我们自觉地认识到，人的现实生活不是“实体统一性”存在，而是一个由多重矛盾关系否定性统一所形成的辩证结构，那么，以此为基础，哲学将在对现实生活的辩证觉解中确立自觉的立场，这种哲学立场是真正现代的，与以往哲学瓦解现实生活的立场相比，将呈现出崭新的特点。
（一）它是经验性与超验性的辩证统一
这意味着，立足于对人的现实生活的辩证觉解，哲学的立场将不再象何中华认为的那样表现为经验与超验立场间“互斥互盲”的知性对立关系，（注：何中华：《“无立场的思想”可能吗？》，载《哲学研究》1997年第10期。）而是经验与超验内在统一的辩证关系。
我们在前面的分析 中已指出，现实生活是一个由多重矛盾关系构成的否定性统一体，在此，无论是“历史性”还是“超越性”、无论是“自然生活”还是“超自然的理想生活，”都只有通过人创造性的活动组建为现实生活才具有完整的意义。因此，立足于对现实生活的辩证觉解而确立的哲学立场，必然承认“经验性内容”是现实生活的内在环节，自然生活、历史性规定以及由此产生的经验内容是现实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哲学对现实生活的自觉反思，就并非完全如何中华强调的那样：“哲学得以成立的理由恰恰在于经验与超越的划界，及在此基础上对超验视野的自觉选择，”（注：何中华：《“无立场的思想”可能吗？》，载《哲学研究》1997年第10期。）而是内在地包含了对经验前提的承诺；与此同时，哲学在对现实生活的辩证觉解中，也必然承认，人的生活的自然性质以及历史规定，并不表明人是死的物质，人的生活并非行尸走肉，而是包含了理想性、超越性等重要内容，在这点上，何中华的见解是正确的，即人“并不把自己的生活局限于‘是其所能是’，而是进一步拓展为‘是其所当是’，”承认这一点，就同时意味着，哲学的立场也内在地包含了对超验性维度的肯定。
可见，从对现实生活的辩证觉解出发，自觉的哲学立场既不是象自然主义立场那样把现实生活贬低为自然生活，也不是如超验主义立场那样把现实生活抽象为虚幻的神圣生活，而是体现为经验立场与超验立场的辩证统一。它在对现实生活的辩证觉解中领悟到：“在‘完整的人的生活’的范围内只把某一个别环节绝对化，这属于我们时代的精神分裂症”，因此，它自觉地要求在经验与超验、历史性与超越性、自然性与超自然的理想性等之间实现辩证的和解与良性的互动，从而使现实生活处于上述各种矛盾关系的巨大张力之间，“但同时又能够把二者和谐有序地融合成一种存在方式与行动。”
（二）它是价值尺度与历史尺度的辩证统一
立足于对人的现实生活的辩证觉解，哲学立场同时也必然表现为价值尺度与历史尺度的内在统一。这是自觉的哲学立场的又一重要特点。
价值尺度是自觉的哲学立场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因为，哲学对现实生活的自觉反思，决不是象实证科学那样提供事实性的价值中立的“知识”，而是在认知框架中深深地渗透着价值框架。在哲学看来，生活的“事实”与实证科学探究的“事实”具有根本性不同，生活的事实是一种“价值事实”，现实生活内在地包含着价值生成过程，因此，生活的每一个“事实”都内在地渗透着价值，或者说在每一“价值”中都承载着事实。现实生活的这一本性必然使自觉的哲学立场具有“价值学”的旨趣：确立哲学立场，同时意味着对现实生活内在价值的自觉揭示与体认，并在这种揭示和体认中为人们昭示超越的价值尺度与精神意境，以把人们带向更为广阔的新的生活境界。
但是，哲学立场所具有的价值品格并不表明这种价值尺度具有超历史的永恒性质，相反，它又总是处于历史的规定之中并具有历史性的品格，正如在前面已指出的，现实生活是以历史性为前提同时又不断超越自身并向未来展开的辩证过程，与此相适应，哲学的立场也需要在历史中不断更新与发展，伴随着现实生活的开展赋予自身具体的、历史的内涵，在此意义上，哲学的立场不是某种封闭、刻板、一经确定就永恒不变的抽象存在，而是具有一种不断开放的、“与时俱化”的特性，它犹如一个需要充实内容的容器，必须在现实生活的流程中获得其历史性的“主题意识”，并随着现实生活的开展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与自我批判，以实现对现实生活真正的、动态的、历史性的觉解。因此，“历史性”是自觉的哲学立场的又一鲜明特征。
哲学立场所具有的这种“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内在统一性质，充分地表明，立足于对现实生活的辩证觉解，哲学立场真正体现了在现实与理想、历史的确定性与价值超越的指向性之间“既保持必要的张力，又不断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的辩证法，因而是一种生动、具体、开放的真正自觉的哲学立场。
（三）它是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辩证统一
这一点涉及对哲学立场所具功能的理解。赵汀阳认为以往哲学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它“一直未成为真正有用的思想”，（注：赵汀阳：《哲学将可能变成什么——赵汀阳副研究员答问录》，载《哲学动态》1996年第4期。）因此，他主张用“无立场的思想”来代替有着“吓人的思想伪装”的有立场的哲学学说。立足于对现实生活的自觉觉解，我们将对哲学立场的“有用”与“无用”获得新的辩证认识，并因此凸显出赵汀阳在这一点上所具有的偏颇。
作为一位谨慎的科学乐观主义者，米歇尔教授首先强调，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对食品生产有各种乌托邦式的期盼。科学和技术总是与食品生产领域中的动人承诺和美好期盼相关联，并推动着食品生产的进步。科学食品、科学烹饪、科学饮食，这些词汇代表了20世纪兴起的一种理想观点，即科学和技术将使人类摆脱自然的不确定性，获得对食品的彻底控制。现代食品科学向我们承诺，将生产出便宜、健康而美味的食品。现代农业和食品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集约化的单一农作物种植生产体系迅速发展。不仅如此，生命科学，特别是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的最新进展，还可能引发农业和食品产业的根本性变革，从基因组层面更好地进行粮食生产、食物选择和搭配。
然而，威胁、风险和不确定性与之俱生。单一种植的商业化农业可能导致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锐减，无法满足消费者和多元化的需要，还可能破坏自然景观，危害农业和食品产业的可持续性。新农业和食品技术的进展，可能使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或饮食习惯受到影响，例如面向特定目标群体开发的食品不能用于非目标群体，否则会出现伤害。特别地，转基因食品的反对者将这类食品称之为“弗兰肯食物（Frankenfood）”，声称“科学技术对神奇植物的研究将会从冒险性的救赎追求蜕变成地狱之旅，最终将产生自然影响微乎其微的人造食品”。
如何化解生命科学和技术在农业和食品产业应用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呢？米歇尔教授认为，实践的观点和商谈伦理学的方法是关键。他指出，生命科学的近期发展，使得农业和食品领域的实践发生了一系列变革。生命科学改变着这些实践，并要求修改传统标准和规范体系。例如，健康诊断、健康检查和健康咨询，这些过去在医学部门开展的项目也在食品行业变得普遍起来。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的发展正在塑造全新的食品概念和食品实践，并将模糊食品和药品的界限。这些新食品实践将个体对食品的选择权赋予健康咨询顾问、营养学家和超市经理等，并使其与科学的最新进展相关联。
根据米歇尔教授的分析，基于营养基因组学的食物链，技术和规范的相互作用具体体现在如下六种实践活动中：分子生物学分析与对基因和功能关联性测试的科学实践；识别通常拥有共同基因图谱群体的科学实践或流行病学实践；基于“从田间到餐桌”、营养科学或设计科学的生产食品和药品的技术与科学实践；为消费者和患者提供这些食品的服务中介，包括家庭医生、药剂师、营养学家等的实践；超市的实践；有关市场化后的监控实践，如安全标准、实施和控制。基于这些全新的实践，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正预示着食品个性化时代的到来，将以全新的方式密切专家和普通大众之间的联系，凸显专业人士和消费者／患者之间的新关系和新的互动方式［1］166。借助于基因图谱，专家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遗传特性来确定其冠心病的几率，判别哪些饮食习惯或哪种类型的食品对其健康有益，并开发针对特定人群的功能性食品。这种定制的方式意味着必须筛选、取样和储存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以便为其准备个性化的食谱。总之，将生命科学和相应技术嵌入社会实践，意味着将科学的社会实践向其被应用的社会实践开放，并寻找这些实践和冲突之间的联系。
米歇尔教授还以功能性食品为例，对这种个性化趋势做了多层面的思考。功能性食品可能以某种方式有益于健康或改善一些身体机能，如减少罹患疾病的风险，降低胆固醇水平和血压等。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原因，米歇尔教授对这类功能性食品大唱赞歌，认为基因组学和相关的功能性食品引发了一种从适合每个人的均衡饮食到专为个体定制的最佳营养饮食的转变。但是，功能性食品并不总是有益无害的。即使像维生素A和D那样分解脂肪的维生素，在大量服用时也会产生健康问题。所以，功能性食品的开发和商业化自然也是公众辩论的热点话题。米歇尔对此总结道，有关功能性食品的社会辩论，除了涉及对相关的健康风险等问题进行规制和监管外，还有许多文化层面的考虑。如一些人担心食品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诸多功能性食品会毁灭整个饮食文化，引导消费者不为乐趣而只为健康进餐，结果是科学的食品话语主导了我们的日常饮食生活。还有人担心食品和药品界限的模糊甚至消失可能导致社会生活或饮食文化的医学化，使社会个体越来越依赖于食品专家的设计，最终使食品生产商变得越来越像药剂师和医生。我们吃东西不再出于乐趣，而是因为其包含适量的抗氧化剂或Ω－3脂肪酸，这意味着像味道、口味等的消失和人类饮食文化的丰富多样性的丧失。米歇尔教授对此也忧心忡忡，他特别指出：“如果功能食品变得很普遍，这将会导致彻底的个性化，其彻底程度远超过人们所梦想的。这将意味着膳食最终完全消失，每个人根据健康和食品科学的流行观点只吃有益于他或她健康的东西，这些东西将因人而异。我们的基因图谱将决定我们吃什么，而不再是我们所属的文化或个体的哲学体系。”
“技术时代我们如何养活自己”的问题涉及文化价值、营养和食品的多层意义。米歇尔教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基于个体性的自由主义立场，侧重于对生命科学和基因组学等科学和技术进步对个体人饮食方式的影响，这不同于东方文化中集体主义的视角。在东方文化语境中，我们更多采用的功利主义立场，将问题的求解域锁定在如何通过技术或其他手段来增加食品的总量供给，而不考虑个体的权利和对食品多样性的选择权。不同的文化视角，可能引出不同的伦理主张。东方文化可能将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作为首要的政府责任或义务来讨论，而米歇尔教授所表达的西方文化观点则强调消费者和相应的知情权及选择权，明确地将食品安全（food safety）和食品多样性作为政府规制的第一要务。
合理性这一概念，从根本上说，是从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人以自己的活动和行为确证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和地位，因此，立足于人类的与现实，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人的活动与行为，在人文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韦伯是第一位从哲学的“理性”范式转换到社会科学的“合理性”范式、用合理性概念来洞悉欧洲资本主义演进及其本质的古典社会学家。在韦伯看来，理性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理性的觉醒和伸张，导致社会开始摆脱传统的控制，转向运用理性和文明的来理解和征服世界。可以说，西方文明的全部成就皆源于理性的启蒙。但另一方面，理性又过于偏执，一切行为都单纯以“目的—工具合理性”行为为取向。随着这种原则的推广，理性化的现代社会就日益处于价值和道德的冲突、分裂中。为此，韦伯对现代文明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
正是鉴于韦伯的工具理性观，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交往理性观。他指出：韦伯的问题在于对理性这一概念的理解太狭隘。把目的合理性等同于合理性，仅仅从目的合理性这一单向度来剖析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在于韦伯仅局限于传统意识哲学，脱离了语言来研究人类行动。因为目的理就是选择最有效的工具、手段以实现预定的目的。这种合理性的核心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从人和的关系的角度去把握人的主体性、人的理性能力。而哈贝马斯认为，只有跳出传统意识哲学范式下的主客二分法，引进语言范式下的交往理性概念，才能更充分地把握合理性概念的整全性，从而克服韦伯式的理性悲观主义。
与目的行为不同，交往行为是定向于主体际地遵循与相互期望相联系的有效性规范；是一种主体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它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从而形成有效的社会规范。可以看出，相互理解是交往行为的核心。而主体间为了达到相互理解，诉诸的手段就是“语言”。正是在语言中，在言谈中，自我和他我在相互理解中得到认同和彼此承认。哈贝马斯认为“目的理性活动所掌握的规则，使我们具有熟练的纪律性；内心深处的规范使我们具备了人格结构。技巧使我们能够解决问题；种种动机使我们可以执行统一的规范。”1也就是说，目的理作为一种技巧性的知识与经验只涉及了人与客观的外在世界的关系，而内在于人的动机结构中的交往行为则考虑的是人与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的统一关系。所以，“交往合理”这一概念比“目的理”在揭示社会历史本质时，更具有合理性。
从哈贝马斯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大致地将交往理性的特点概括为：语言性（准确地说应是语用性）、互主体性与程序性。
第一，交往理性是语言性的。与韦伯及传统的理性观不同，哈贝马斯不再把理性与意识、精神联系起来，而是将理性看成是语言性的。认为只有在语言或话语中，主体间才可能达到一致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相互理解作为目的寓居于人的语言中”2。
第二，交往理性是与哲学中的互主体性相对应的。既与康德的独白式的理性概念区别开来，也与韦伯的主客二分的理性概念不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更强调哲学中的互主体性。交往理性的核心是主体间的关系，它所处理的是主体间达成一致的可能条件。
第三，交往理性是程序性的。与传统哲学所追求的实体性理性概念不同，交往理性不是实体性的，它从形式上被规定为一个纯程序性的操作原则、商谈论证程序。
不难看出，交往理性的核心问题是主体间如何能相互理解和达成一致。哈贝马斯的解决办法是借助于语言或话语。在理想的言谈情境下，主体进行真实地、正当地、真诚地交流。显然，与传统的自我意识的理性范式不同，哈贝马斯主张一种语言的交往理性范式。那么，他又是如何从传统的意识领域转变到语言的范式下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牵涉较多，除了上面谈到的韦伯合理性理论的启示之外，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深刻教训和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转向都是哈贝马斯实现转变的重要原因。对于这些我在此就不赘述了。本文是想站在哈贝马斯的立场上，通过他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解读，让我们在深刻而全面地理解传统自我意识理论的特点的同时，了解他是如何从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痕迹中去建构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的。
.二、康德：先验统觉论中的独白式自我
自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把自我意识与思考的自我等同起来之后，认知主体与其自身的关系就成为传统形而上学领域里的一个兴久不衰的论题。笛卡儿第一次地将众多对象中的“我思”看成是坚实可靠的，不可怀疑的。在他眼里，自我就是具有直接的自我意识的灵魂的实体，对于它我们不需要通过外在知觉感知，因为它是内在自明的。但是仅仅确定“我在思考或我在怀疑”是不够的，还需要知道自我的意识是否具有同一性及自我是如何达到这种同一性的？即我思考的对象是否与我对它的知觉、感觉或思维相一致及我的自我与你的自我、他的自我对同一对象的认识是否一致？这里涉及到两种反思关系：一是自我是如何达到与自身相关的同一？即对自我反思的反思经验；另一是自我是如何与他人进行沟通，达成共识？即主体在主体通性中所形成的反思经验。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是建立交往行为理论的必要前提。哈贝马斯在研究和这些问题时，首先梳理和理清了自康德以来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脉络。
哈贝马斯认为，康德的“自我意识”或“反思”概念表述的是反思哲学的基本经验，即自我反思中的自我同一性的经验。即对于有限的知性，综合的统一性是如何在观念的多样性中形成的？康德假定了一种能够把全部属于我的一切观念结合在自我意识中的能力——想象力，一种存在于与自身相同一的自我的经验中的、自发的能力。想象力的作用就在于对直观材料进行综合，在知性范畴下保持它的必然统一性。有了“想象力”，纯粹统觉产生的“我思”观念，必然能和一切其他的观念相同一，无需由其他观念相伴随和反思。“这里自我被设想为‘纯粹的、同自身相关的统一’，即被设想为必须能够伴随我的一切表象的‘我思’。”3概括地说，康德的思路是从经验的前提出发，得出先验的统觉。把本来应该在经验领域中解决的问题搁置起来，认为自我意识的同一性在先验的统觉中已形成，无须再探讨自我意识是如何与自身同一的；认为人只要去认识，去反思，就先天地能将意识与自身同一起来。怪不得哈贝马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康德同时用他的认识论前提来解释这种自我反思的经验：他从经验统觉中把应该保证先验意识统一性的原初统觉净化了出来。”4
我们知道，康德在笛卡儿的基础上，赋予了“自我”以新的和意义。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他将自我分为“经验的自我”和“先验的自我”两种。经验的自我是经验认识的对象。那种对自我反思的反思过程就属于经验的认识。但康德同时又主张先验自我的存在，并认为先验的自我为经验认识提供了结构，确保了认识的统一性。作为认识活动的一种主观心理结构，先验的自我逻辑地先于任何确定的思维；它作为经验的先在过程的基础，在所有直观、表象和概念的综合活动中始终保持同一。因而它是意识统一的最后根据，是一切知识的最高原则。作为主体的自我，它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认识对象所以成立的理由或先决条件。可见，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关于自我是如何与自身同一的问题已在康德所设立的那种独白式的、先验的自我中得到解决。
有趣的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又提出了另一个自我的观念，那就是在实践行为中具有“自由意志”的自我。这个自我也不是经验认识的对象，它既不能被感性地直观到，也不能用因果关系等知性范畴去认识。只是为了确保人的实践行为的道德公正，他又假设了在道德实践中，能够承担道义责任的自由意志的自我的存在。这样，在康德那里就有三个自我，先验的自我、经验的自我和自由意志的自我。尽管康德想在理论理性的领域里谈前二者的关系，在实践理性中论后二者的关系，但对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是否能统一起来，三个自我是如何同一的问题，康德都没有给予充分的说明。
显然，哈贝马斯对康德的解决办法很不满意。因为就如同康德自己曾明确表述过的，“若不以现象为具有其实际所有以上之意义，即若不以现象为物自身而仅视为依据经验的法则所联结之表象，则现象自身必具有‘其非现象一类之根据’”5。就是说，如果现象不是物自身，而是经验层面上的表象，那么现象就必须有不是现象的东西作其存在的根据。同样的道理，先验的反思也须有除它自身之外而证明它存在的依据。因为任何形式的认识都只能是一个综合的过程，所以康德在先验自我中达成的原初同一必须得到说明。所以，哈贝马斯说：“如果自我意识的先验的统一体，只有在研究过程中从最初的统觉活动中才能被理解，那么，在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体开始时，建立在毫无疑问的先验的自我反思经验基础上的自我同一性，将必然得到考虑。”6
三、费希特：孤独的反思主体式的自我
哈贝马斯认为，费希特深化了康德的自我意识的先验统觉论。在1794年发表的《知识学的辩证法》中，他探讨了自我和他人在认识自身的主观性中的辨证关系。提出：“知识学的辩证法作为自我意识的理论，是对这样一种疑难关系的回答：在这种关系中，自我是通过自我在一个认定同自我本身相同的他人身上认识自身时形成的。”7也就是说，自我是自我和非我的同一。在确定自我的过程中，主体通过把自己同非我相对立的方法设定自我，使自己成为一个对象，一个客体。这个被设定的客体也是一个自我，一个自由而能动的主体。主体的自由是通过另一个主体对自己提出期望或要求而形成的。自由的领域就是通过诸主体间既相互反对，又彼此尊敬的约束和自我约束的交互关系形成的。这就说明，作为个体，我必须面对他者，又同时必须面对我。既要考虑到自我的意识，又要考虑到他人眼中的我。只有把我的理性存在看成是一种外在的存在，自我意识才能形成。
诚如哈贝马斯所言，费希特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自我设定，将主体意识与对象意识区分开。因为费希特意识到，传统自我理论的困难在于：它的“反思模式”即从一现成的或先验的自我出发，经反思之光又返回到那个早已存在的自我。但问题是那个返回到的自我与先前的自我有什么区别，如何鉴别呢？为此，费希特提出了“自我设定自身”的观点。这意味着：自我生产出它知道的东西，同时它又知道它所生产的。所以，费希特的自我在哲学方面既不像在笛卡儿那里那样是单纯从事逻辑思维的精神实体，也不像在康德那里那样永远与自在之物处于对峙的地位，而是一个既能进行严密逻辑思维，又能创造合理的现实事物的能动理性实体。但是费希特没有说清楚从事创造活动的绝对的自我与个体的自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哈贝马斯认为，费希特的自我设定是一种孤独的自我反思，即是意识哲学的一种循环论证。从自我——非我——回归自我，是正反合一的、合题的抽象行为。虽然，费希特把主体间关系分解为一种主客体关系，也谈到了他者面对自己的期望是相互对象化的动力，但终究囿于主体哲学的范围，不可能真正解决主体通性的问题。
四、黑格尔：普遍与个别相同一的自我
在解读黑格尔的时候，哈贝马斯注意到了常被人们所忽视的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他说：“黑格尔在耶拿大学讲授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中，为精神的形成过程创立了一种独特的理论体系”8。哈贝马斯认为，早在耶拿时期，黑格尔已超出费希特的孤独的自我反思关系，而迷恋于自我和他人在“精神的主体通性中的框架中的辨证关系”9，也就是说，自我意识不再是原初的、孤独的自我反思关系，而是主体在相互作用中，学会了用其他主体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的经验。哈贝马斯谈到，青年黑格尔曾用恋人间的关系进行说明：爱情就是在对方身上认识自己的那种认识。“任何一种知识，都在它同对方的对立中与对方等同。因此，它自身之有别于对方，也就是它自身之等同于对方，并且它之所以是认识恰恰在于……：对它自身来说，它同对方的对立本身转变为与之等同，或者说，这就像它在对方身上观察到自身那样，知道对方就是自己。”10恋人间的这种对立又同一的关系就是在爱的活动中，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正是在这里，黑格尔揭示了真正的自我意识的辩证法：即自我只有通过对立物而存在，自我意识只有从别人那里获得承认、确证时，才成其为自我意识。也就是说，自我意识不可能在自己对自己的关系中形成，自我如果不越出自身，不迷失在他者之中，也就不会生成自己，真正地认识自己。自我意识只有在自我和他我的相互理解、彼此承认的基础上形成。哈贝马斯把它称作是“得到承认的意识”。伽达默尔视之为“黑格尔思辩辩证法的一个最可爱之处”，是黑格尔最伟大的功绩之一。
当然，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并不仅仅在主体通性的关系中来解释在他人身上认识自己的关系，而是同时借助于自我是普遍和个别相同一的观念。黑格尔在这里不是像费希特那样用返回到自身的自我意识来论证自我同一性的起源问题，而是用一种精神理论来回答这个问题。他把意识作为两个自我沟通的媒介，诸个主体就是在这个中介里相互接触。“自我作为普遍和个别的同一，只能从精神的统一中来理解，而精神把自我的同一性和一个与他不同一的他人连结在一起。精神是单个人以普遍的东西为媒介的交往，普遍的东西同个人的关系如同语言的语法同说话的人的关系，或者如同有效的规范系统同行动的个人的关系；普遍的东西并不突出同个别性相对应的普遍性要素，而是允许个别性的独特联系。”11也就是说，主体要想保持自己的个体性、特殊性，只能借助于普遍的东西。那么，这个“普遍的东西”又是什么呢？黑格尔在此认为是精神。认为只有在精神的统一中，自我才能与他人相互理解，彼此连结。不难看出，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并不是“我=我”这种抽象的自我同一，而是接触到了“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这一具体的我与你的经验关系，并认为这种关系才是真实的自我意识。自我的同一性也只有在我与你之间所形成的普遍的精神中才能形成。
从对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辩证法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并没有解决自我同一性的问题。他的所谓精神就是“绝对理念”。自我只不过是在绝对理念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这可以从《精神现象学》中，对前述“我与你”的关系转变成“类”，即“我们”事实上得到说明。黑格尔谈到“意识所须进一步掌握的，关于精神究竟是什么的经验，——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相互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中，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12显然，这里的“我们”就是绝对精神。
所以，哈贝马斯说：“黑格尔的自我概念，作为普遍的东西和个别的东西的同一，考虑的是纯粹的、同自身相关的最初的统觉意识的抽象统一。13但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可贵的地方在于：在实践意识的经验领域或在伦说的批判中，充分发挥了自我意识的辨证法经验。把自我意识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行动的相互作用中来看。自我意识成为争取相互承认的辩证法。这是哈贝马斯感兴趣的地方，也是他呼吁人们重视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所阐述的精神哲学的原因所在。在黑格尔的主体通性的框架中，自我意识的反思关系已过渡到自我与他我的关系。自我认同的问题已转换到主体间性的问题上。我们也依稀从中看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中的“互主体性”特点。但除此之外，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即主体间是以什么为中介达成统一的？是借助于意识、精神，还是诉诸于语言？在此，黑格尔也经历了一个从意识到语言的转变。
五、语言与劳动：交往中的自我
哈贝马斯认为，耶拿时期的黑格尔已跳出了反思的模式，意识到自我首先是个形成过程；其次，自我是与对立的主体的交往活动中构成自我的，也就是在诸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是什么样的交往活动促使着自我意识的精神得以形成并持存呢？具体说来，“除了‘家庭’之外，被黑格尔以同样方式阐明自我形成过程媒介的只有两个范畴：语言和劳动。”14精神就是在符号表述、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中达成一致的。这三种辨证模式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协调着主客体的关系，但只有在三种模式的结合中，精神才能显现出来。
语言的作用在于使意识和意识对象分离开，并以符号的形式将意识或精神保持、传承下去。哈贝马斯引用赫尔德的话，对主体用语言表达的双重情感作了描述：“一方面，语言要把人所看到的事情溶化和保存在表现事情的符号中；另一方面，语言要把意识和意识的对象分开，这时，自我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既和物，又和自身在一起。”15所以，语言是第一范畴，在这个范畴下，精神不是被想象为一种内在的东西，而是既非内在，又非外在的媒介。在这里，语言是实存的中介，而精神凝练在语言中，可以在世界遨游。
劳动的作用在于以工具的形式持存着意识。它是一种能够使欲望得到满足，能够把实存的精神同加以区别的特殊。劳动者的普遍经验及其客体表现在工具中。所以，如同语言一样，工具也是精神赖以达到实存的中介范畴。但黑格尔认为，工具和语言这两种活动是异质的，甚至是对立的。因为，通过语言形成的是命名的意识，通过工具，产生的是机巧的意识。机巧的意识随着劳动的机械化会扩大主体的自由，而命名意识的客观性则保持和控制着主观精神。
黑格尔从互为补充行动的相互作用的联系中，把自我意识理解为为获得承认而斗争的结果。通过对罪犯的惩罚为例，他谈到人们如何在共同的生活联系间达成共识。主体在为获得承认而斗争的过程中，必然会有这样的一种反思：必须扬弃他们自以为是代表整体的个别性，才能维护自身的存在。由此，个别性就得到了绝对的拯救，即：“自我的同一性只有通过依赖于我的承认和承认我的他人的同一性，才是可能的”16。
正是在语言、劳动和相互作用这三个辨证模式中，突出地表现出命名的、机巧的和得到承认的意识所构成的同一性的形成过程。“这些同一性是在表述的辩证法、劳动的辩证法和为获得承认而斗争的辩证法中形成的，它们否定了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和《纯粹理性批判》的出发点——实践意志、技术意志和理智的抽象统一。”17那么，语言、劳动和相互作用这三种辨证模式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也就是说，在精神形成过程中三者的地位如何，它们又是如何统一的呢？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正确地看到了三者的辨证关系。
首先，语言或表述性符号的运用是抽象精神的第一个规定，它是劳动和相互作用这两个规定的前提。相互作用与劳动（无论是工具活动或劳动）都首先取决于语言交往。“语言作为文化传统包含在交往活动中。因为只有主体通性上有效的和稳定的、产生于传统的意义，才允许指导相互关系，即指导互为补充的行为期待。因此，相互作用取决于大家都熟悉的语言交往。但是，一旦工具活动作为社会劳动从属于现实的精神范畴，那么，工具活动也就置身于相互作用网中。”18
其次，在得到承认的劳动产品中，劳动与相互作用互相联系。相互作用是建立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但相互承认的关系是通过在劳动产品交换中所确立的相互关系本身的制度化而规范化的。比如规范、奴仆和主人的关系，都是通过劳动，在劳动的过程及结果中使主体间的各种关系得到承认而确立的。所以，“自我同一性的制度化，法律上得到承认的自我意识，是劳动和为获得承认而斗争这两个过程的结果。”19
经过对黑格尔耶拿时期精神的，哈贝马斯已意识到，黑格尔已将诸主体间相互理解的中介从意识转移到语言，把语言看成是诸主体形成一致的首要的、基本的条件。所以，他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论点：“决定精神概念的，不是绝对的反思活动中的精神本身，即，不是以语言、劳动和伦理关系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而首先是符号化的语言、劳动和相互作用的辨证联系。”20也就是说，首先，精神不是如康德所言，是脱离一切形成过程的先验意识的综合活动概念，而是必须把精神的统一看成是一个形成过程；其次，精神的统一只有在语言中，或伴随着语言的形成，在三者的辨证联系中形成。
但是，使哈贝马斯感到不幸的是，黑格尔在后来的《哲学全书》中放弃了他在耶拿时期所阐述的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这种独特的辨证关系。曾是精神形成过程的构成模式的语言和劳动后来从属于绝对精神的运动。在他人眼中中认识自己的辩证法让位给孤独的绝对精神的运动。“黑格尔是根据自我反思的模式来想象绝对精神的运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普遍的东西和个别的东西的同一性赖以产生的伦理关系的辩证法就包含在自我反思中：绝对精神就是绝对伦理。”21所以，虽然主体通性是黑格尔根据他的自我概念（作为普遍的东西和个别的东西的同一）的模式出发得出的，但到了《精神现象学》那里，主体通性模式却失效了。“伦理关系的辩证法证明自身就是绝对精神赖以进行自我反思的运动。”22这一过程就好比是，借梯子登天，等登上天了就把梯子忘记了。黑格尔借助于语言、劳动和相互作用的现实联系，确立了自我意识的同一性、规范和制度。可一旦确立下来，就忘记了这种现实的决定关系，把抽象的法看成是从外部引入的，是绝对伦理的自我反思的产物。
以上基本上是哈贝马斯对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如何解决自我意识的的梳理。可以看出，哈贝马斯从康德的认识论前提出发，经费希特，充分吸收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辩证法。其中，康德的独白式自我、费希特的孤独的自我反思、黑格尔的普遍与个别同一的自我都不同程度地解决了自我是如何与自身同一的，精神是如何形成统一的问题。从哈贝马斯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国古典哲学的自我意识理论经历了两次跳跃：一是从康德到黑格尔，自我意识理论经历了从独白式的自我反思转变到自我与他我的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关系；一是黑格尔自身经历了从诉诸于语言与劳动到绝对精神的转变过程，为寻找主体间达成一致的条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是把握住了这两次跳跃，哈贝马斯犀利地看到了传统意识哲学的致命弱点及未来趋向，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自我意识理论的基础上，他毅然地跳出了传统意识哲学的范式，实现了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换，构建了完整的交往行为理论。
注释：
1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50页。
2参见艾四林：《哈贝马斯》，湖南出版社，1999，第98页。
3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5页。
4同上，第6页。
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394页。
6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12页。
7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6页。
8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3页。
9同上，第6页。
10同上，第9页。
11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8页。
1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122页。
13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12页。
14同上，第15页。
15同上，第16页。
16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12页。
17同上，第20页。
18同上，第22页。
19同上，第24页。
二、高校教育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
实践教育不仅是高校课程设置的必要环节，也是验证学生理论掌握情况及其实现自我定位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也应看到，当今的教育不再是以往那种自我封闭、自成一体的发展个体，教育主体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主体，它具备与汽车、旅游等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具备的产业发展特征，其中教育产业链的形成，要求学校从价值链的整体考虑学校教育的整体性安排和管理体制。高等学校教育作为教育的最高阶段，其培养诉求更要求高等学校与产业链中的其他主体协同发展，谋求实现最大目标。在高等学校教育产业链的发展中，学校与企业之间的纽带是学生，而在三者之间，学生家长、教师、社会等诸多方面也都关注并影响着学生的实习实践活动，因此对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分析将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实习实践的效果及高校的实践教育体系设置和改革。利益相关者一词最早出现于1708年的《牛津词典》，其本意是指人们在某一项活动或某企业中“下注”（Haveastake），在活动进行或企业运营的过程中抽头或赔本。后来利益相关者逐渐开始被经济学者运用于企业与战略管理等相关领域。著名的战略管理专家安索夫是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关者”一词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要制定理想的企业目标，必须综合平衡考虑企业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索取权，他们可能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供应商以及顾客”。此后弗里曼等管理学家相继对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了扩展和发扬，在企业经营与管理中，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被企业目标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都可以被归结为利益相关者。当然利益相关者的应用领域不仅仅局限于企业管理领域，伴随其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不断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在高等教育领域利益相关者理论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近年来，有关高校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国内外研究日益丰满，诸多高校管理者和教育学家均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探讨了高等教育体制的变革与发展。认为学校成长的关键是必要的内外部合作，高校须转变以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建立“以他方为中心”的参与模式，大学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互动共生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学校教育推动了企业发展，企业发展产生更多的用人需求。
三、管理类专业实践教育利益相关者构成
高等教育不仅仅是政府与学校的联系与协调，围绕学生与学校组织存在的教师、家庭、企业、公共部门、传媒、社区等个人与组织也积极参与到了高校的发展和建设中。尤其是高校的实践教育中更离不开与组织内外相关者的联系与沟通。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美国学者Mitchell和Wood从3个属性方面利用多维分析法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层次分析，按照其合法性、权利性和紧急性由高到低进行赋值评分，分值最高的利益相关者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也是最权威、最重要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其同时具备上述三个属性特征；其次是预期型利益相关者也称重要相关者；最后是潜在利益相关者也称边缘相关者。按照此分法在管理类专业学生实践活动中，其利益相关者可分为：核心相关者，包括学校管理部门、实习指导老师、学生、企业（用人单位）；预期相关者，包括学生家长、行业组织、政府部门；潜在相关者，包括高等学校、社会、媒体等。
二、小学生出现挫折感的成因分析
1.自身生理与认知因素
(1)自身生理缺陷引起他人过多的关注导致心理疾病。成长期带来的生理上的变化使小学生一改孩童时代的形象。外观形象的变化，使他们产生要改变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的迫切需要。某些学生生理存在缺陷，如因营养过剩而导致肥胖受到周围同学异样的眼光，某些学生由于身体不好而不能参加喜欢的体育活动等等，受挫后表现出抑郁、不合群、对立等造成心理伤害，最终影响人格的正常发展。
(2)主观上不恰当的自我评价易使部分学生产生自卑感。由于认知发展水平的局限和知识的欠缺，小学生常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进行恰当的认识和分析。当他们对自己倾向于低估和自我责备，对事物倾向于产生无能为力的预感时，极易导致自卑负性情感的产生。对自我的不良认知主要表现为自卑，典型想法如我这么矮，别人肯定瞧不起我；我长得不漂亮，肯定没有人喜欢我；别人有几项比我强，我就只有认输了；我什么爱好也没有，也没长处，真是没用；我来自农村，家庭条件不好；我表达能力不好，别人都不怎么和我说话，我人际交往不行；等等。
2.学校学习因素
学习活动是小学生进行自我评价的主要依据。其间，小学生在吸收科学文化知识，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同时，也在成功与失败中积累经验。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由于部分学生自尊心强，在面临失败时容易产生压抑、自卑的心理而生挫折感。
(1)教育评价的不全面性
只要学习成绩好，就能成为“好学生”受表扬、获奖励，享受种种荣誉。在“光环效应”的作用下，教育者往往忽视“好学生”的缺点错误，甚至宽容和迁就，使他们优越感极强，滋生骄傲情绪，受不得任何批评和挫折，一旦自我需要得不到满足，就容易走极端。
(2)教师素质和教学艺术的缺乏
随着年龄及所受教育的增长，小学生希望教师用尊重、理解和支持的态度对待他们。但由于有些教师缺乏相关的教育理论，对教育规律和学生心理发展变化的特点掌握不准确，他们难以改变对学生的权威态度。还有些教师只把精力放在少数尖子学生身上，使其他学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挫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使其产生消极情绪。
(3)不稳固的同学伙伴交际关系
学校里同学之间的学业竞争，可能给失败者带来自卑感，加剧他们在同伴面前维护尊严、形象的防御，更加剧了不良情绪的产生。
3.家庭环境因素
(1)父母的期望过高
父母对子女的期望过高是孩子产生自卑的一个重要原因。父母对孩子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导致孩子从小就把失败看得很重，过分夸大失败的感受，产生强烈的自卑感。
(2)溺爱导致的意志减弱
如今有些父母为了让孩子不再重复自己过去的艰难生活，为了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给孩子提供优越的物质生活，对孩子的日常起居大包大揽，甚至不让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正是这种保姆式的教育，弱化了这些“小皇帝”“小公主”的生存意识，剥夺了孩子充满自信大胆尝试的机会，更不用谈培养孩子面对困难勇于克服的坚强意志，长期下去，孩子怎会具备面对挫折的承受能力?
(3)过于封闭的教育方式
许多父母为了防止社会不健康因素对孩子的侵蚀，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约束孩子的课外活动，孩子除学校紧张学习和活动外，回到家很少有机会同外界、同伴交往。孩子被关在家里学习，缺少与外界沟通的机会，难以获得社会经验，难以了解他人的情感、需要，因而人际交往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得不到提高，容易表现出孤僻、懦弱、冷漠、不合群、性情烦躁、好发脾气等行为特征，遇到挫折更是难以承受。
三、实施挫折教育的对策
1.帮助学生正确认识挫折，树立正确的挫折观
明确挫折不是人生的绊脚石而是推动人前进的动力。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挫折打倒。人生遭遇挫折是在所难免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它。遇到挫折时，尽可能调节情绪，认真分析原因，树立信心去战胜它，克服它，在挫折中吸取教训。经过挫折的磨练使得自己的性格、德行、品质、体质等得到发展。在进行挫折教育时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在班级中总有一些品学兼优的尖子生，这些学生一贯在家长、老师欣赏的目光中长大，心理上会慢慢形成“唯我独尊”的心理定式。对此，教师应有意识地安排一些针对他们弱项的活动，让学生正确、全面地认识自己与他人。玲玲就是班上这样的优秀学生，小学1~5年级她每次文化课考试都稳居前三名，她组织能力强，文艺天分高，颇受老师、同学的赏识。但玲玲身体弱，不爱运动，在体活课上我多次安排她参加赛跑和跳远等活动，她的成绩总排在后几名，以致影响了小组的成绩。起初，她很懊恼，哭得很伤心。我让她和身体好的同学站在一起比一比，告诉她身体素质好坏决定运动成绩，先天的影响是重要的，你要努力锻炼，让自己健康起来，至于运动成绩差一些，不要太放在心上。在以后的活动中，玲玲都能积极参加。看到她带头为获胜队鼓掌，我知道她已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弱点，并正在积极努力改变它。上学期期末，玲玲升入初中，转去某市的重点校，由于初次使用奥数教材，数学成绩考在了后面。但她在电话中信心十足地说：“我不灰心，努力学慢慢会赶上。”当今的学生要适应未来激烈竞争的社会，也要准备好承受各式各样的打击，正确地看待失败，要有能经受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这一点，需要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多加引导。
2.教会学生面对挫折、克服挫折的科学方法
(1)选择性忽视：有意不去注意自己的挫折和精神痛苦。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中去，对伤心事不去接触，不去回忆。
(2)选择性重视：特别注意自己的优点、成就，乐观地以自己的长处比较别人的短处，恢复自信心和自尊心。再努力向上，以优异的成绩来弥补精神上的创伤；
(3)改变愿望满足方式：在遭受精神创伤之后，选择其他方式获得满足。如：积极参加文娱、体育等活动，寻找业余爱好；
(4)适当降低理想、愿望与要求，以符合实际情况，在愿望达成中享受快乐。
(5)在遭受挫折时与老师、家长、同学坦率地交谈，获得必要的帮助，树立信心；
(6)学会自我激励：多和积极乐观的人交往，多给自己良好的心理暗示，能经常给自己“打气”，多主动寻找外界的激励源，并通过互相交流等方式起到让大家共同提高的效果。
3.利用主题活动促进学生挫折教育的实施
教师可以针对实际情况适当开展一些主题班会、讨论会等来讨论如何面对挫折与失败。学校可组织诸如野营、登山、野炊、支农、学工、军训等专题活动，从室内拓展到室外，从单纯追求安全保险趋向于敢于承担风险，从“坐而论道”发展到“起而力行”，在“吃苦活动”中自我锤炼，以提高学生生存能力、自理能力，作好迎接逆境、向挫折挑战的各种准备。
4.结合家庭教育共同解决挫折问题
二、实施城市绿色设计的原因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都不会孤立地存在，事物的这种联系，又使事物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使事物从量变到质变，当事物的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质变，最终推动事物的发展。这其中涉及一个“度”的问题，只有当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事物才会发生质变，控制好事物的量和度，是把握事物本质的关键。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使城市工商业逐渐繁荣发展起来，城市的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资源，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城市危机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1.城市人口增长过快，人满为患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1978年，中国总人口约有9.6亿，其中城镇人口约为1.7亿，占总人口的17.9%，乡村人口约为7.9亿，占总人口的82.1%。改革开放前，我国约有82%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数据显示，全国总人口约有13.4亿。目前，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约为6.6亿，占总人口的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约为6.7亿，占总人口的50.32%，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加快，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从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城市人口增长迅猛，几乎要与农村人口持平。其原因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农民意识的觉醒，憧憬着新生活的人们，放弃农业，走出农村，走向城市。农村人口通过送孩子进城上学和进城务工两种方式，融入城市，城市人口的飞速增长给城市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城市亟待转型和升级。
2.城市盲目扩大，资源紧缺，环境恶化
城市人口的增长，首先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人口过密、交通拥堵，导致食物、住房、水电等生活资源消耗过快，补给跟不上，城市基础设施也难以满足飞速增长的人口。其次，是为了解决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迫使当地政府放松政策限制，以增加企业数量和让部分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来吸纳失业人口，城市的土地被大量地征用，过度的资源消耗导致水土和空气污染严重。人类赖以生存的水土和空气等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直接导致城市空气质量下降，雾霾和沙尘暴天气增多，气候反常，旱涝灾害频繁，严重地威胁着城市人口的健康和生活。唯物辩证法的因果关系告诉我们，有前因必有后果。我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发展和建设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城市人口的猛增和盲目扩大，导致城市发展过快，不堪重负，达到了承受极限。为缓解城市压力，城市必须实行科学合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设计。
三、城市绿色设计中的哲学理念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的哲学精髓。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就是不能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要顺应自然而达到和谐社会的生活理想，也即“道法自然”，这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自然而然。庄子在继承老子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修正了老子的哲学思维，开创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相反的概念。“天”代表着自然，是无拘无束的自然存在。“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活动。“天地万物人为贵”，“人为”就是为了达到人类的生活理想而有选择性地对“自然”有所作为，而这种行为又不能是没有约束的胡作非为，必须要遵循“天道”，也即尊重自然规律。只是因为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的存在和行为必须符合“天意”罢了，正所谓“天意不能违”也。所以庄子极力赞美天地万物的自然有序，推崇人与自然和谐同构的社会理想，其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理念。城市作为可塑的人造环境，其绿色设计中的哲学理念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尊重自然，保护城市环境
人类是万物的主宰。在自然界中，人类的行为受到自然规律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人类不但要适应和顺从自然，还要改造自然，通过改造自然，为人类创造更有利的生存条件，杜绝破坏自然。对于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的城市来讲，要让城市变得清新自然，只有切断城市污染的源头，才能减少对城市环境的破坏。具体措施是严格禁止生活污水、工业有毒液体和气体的排放，避免造成对河流、湖泊、地下水、土地和空气的污染。另外还要禁止乱倒工业和生活垃圾，以免造成环境的污染，特别是要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对空气的污染。
2.把握城市发展规律，控制城市发展速度
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城市的发展不能违背规律，物极必反。城市发展要遵循质量互变原理，尊重城市的发展规律，严格把好“质量”关。城市作为人造的自然，要把握好发展的“火候”，控制好发展的速度。不能为了实现城市化而盲目地进行造城运动，也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牺牲城市环境，更不能为了一时的繁荣而进行过度开发，做“杀鸡取卵”的蠢事。要在节约资源的前提下，健康有序地推进城市的发展。
随着高校扩招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当今人们的热门话题，其影响因素有社会因素，也有学生本人因素等多个方面。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分析高等学校各利益相关者在其中所应扮演的角色，探讨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途径。
一、大学生就业形势
调查显示，随着高校招生数的增加，近几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呈紧缩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吃紧情况更加明显。2008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559万，比2007年增加64 万人，但今年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没有明显增加。2007年，全国495万高校毕业生中，至今仍然有10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由于解决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历史遗留问题的任务仍然很重，新成长劳动力已进入高峰期，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近年增量多、压力大，整个就业市场需求岗位的总体状况相对趋紧。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被关注成了不争的事实。其主要原因：一是受全球性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以及国内国有企业需求不旺。二是由于高校“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成倍增加，势必带来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但是不同类别、不同层次毕业生就业“冷”、“热”不均。由于各高校的实力相差较大，学校的专业结构、培养方式与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之间的矛盾等原因，重点院校毕业生、学历层次高的毕业生和“热门”专业的毕业生比较抢手，而一般院校、学历层次低以及“冷门”专业的毕业生就业难度大。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是产生于经济活动和企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概念。20 世纪70 年代，利益相关者概念开始在战略规划文献中大量出现。安索夫是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关者”一词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要制定理想的企业目标， 必须综合平衡考虑企业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索取权，他们可能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供应商以及顾客”。1984 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在其专著《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中给出了一个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定义。他认为，组织中的利益相关者是指“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公司目标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这个定义不仅将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群体也视为利益相关者，同时还将受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看做利益相关者，正式将当地社区、政府部门、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实体纳入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研究范畴，大大扩展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
近年来“利益相关者”概念在公共和非营利部门也逐渐流行起来。根据前面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我们可以对高等院校的利益相关者作如下界定：高等院校利益相关者指影响高等院校的发展和目标实现，或者受高等院校发展和目标实现影响的校内外团体和个人。高等院校同时肩负多种使命， 履行多种职能，与国家的强盛、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个体成长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利害关系。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隐含着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虽然和企业发展所遵循的逻辑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公司治理有关利益相关者多元化及其通过一系列内、外部机制来实施共同治理的理念。此时，就由原来的以企业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转变为以保障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为核心，继而维护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根本目标。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通过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高校和学生一起群策群力，以和谐共赢的新观念为指导，完善制度、改进方式，不断深化改革来完成。
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途径
（一）政府
目前大学生就业压力主要还是源于结构性的矛盾：一些大学生求职面临一定困难，而很多需要人才的地方和岗位又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当前，应当在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前提下，强化政府在促进大学生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努力去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要积极扩大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改革的配套措施，消除城乡之间的过大差异，使大学生毕业生觉得在哪里就业都一样，解决就业的后顾之忧。其次，政府还应加强对高校办学的指导，在宏观上加强人才预测和对专业设置的调整，以及对各类人才培养规模的调控，指导高校的改革，避免高校盲目的专业设置。另外，政府还应发挥自制优势，主动为高校和学生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就业指导。协调社会、用人单位和学校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毕业生就业网络联盟这一网络平台的建设，积极培育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无形市场”。再次，通过建立并推行用人信息登记制度，所有需要接收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必须事先到指定的政府部门进行登记，然后由该权威部门把所收集到的需求信息输人信息库，并实现与各地、各高校、各用人单位的统一联网，做到信息公开、资源共享，以发挥其最大的社会效益，使网上求职择业作为一种全新的就业观念和便捷的就业方式，成为我国大学生择业的重要选择和渠道。
（二）企业
转变用人观念，合理利用人才资源，既能发挥员工所长，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又能减少由于不合理的选人、用人给企业带来的招聘成本、高薪成本。企业要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合理选择吸收大学毕业生，切忌盲目攀比。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有目的、有计划吸收部分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对提高企业技术含量和管理水平有着重要作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最大的优势在于理论基础扎实，而且学历越高，理论基础越好，经过几年的生产一线的锻炼，安排他们去搞科研、产品开发，或从事技术管理工作，对提升企业的层次和水平会起到重要作用。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品学兼优的应届生，加上他的悟性和变通能力，不见得就一定比有几年工作经验的人差，也许还更好。
在欧美产学研合作教育已经成为常态，许多高校都与公司和产业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常常通过一种综合的工程项目，使每个学生把三年里学到的各种各样的知识、技能、技术都综合的应用。事实上，在中国，产学研合作也早已存在。只是大多数集中在中职教育层次。研究生教育层次采取导师制，研究生可以参与导师的科研活动，也是一种产学研合作。但是在本科教育阶段，每年大概有100 万的工科大学生根本没有机会进入真正的产业中去实践。而且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大多数的公司、企业家还没有意识到现在大学正在培养的人，是四年以后要进到公司工作的人。所以企业必须认识到产业和教育必须共同携手合作的时候，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三）高校
1.强化内部改革。随着高校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高校必须主动适应市场，根据自己现有的实力和水平，准确定位，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服务对象，适时地调整专业结构，加强基础学科、应用学科的建设，不断更新教学内容，重视教学方式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高素质的毕业生;同时还要根据市场需求，开设新专业，灵活地调整专业设置，加强实践教学，增强毕业生就业实力。
2.建立大学生就业工作的有效机制。许多高校缺乏有效的就业机制，就业指导体制不完善，大多将就业指导机构挂靠在学生管理部门，其管理幅度相对较小，其工作人员业务能力欠缺，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质量不高，也没有将就业指导贯穿于大学全过程，有的只是在学生大四阶段开设。高校应将就业指导贯穿于大学生活的全过程，根据学生成长和发展规律，将大学教育过程分为几个阶段，分别确定工作重点，合理安排不同阶段就业工作的指导内容;同时，还要根据学生的自身情况，加强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加强就业指导课程建设；采用多种形式，如请一些优秀企事业人士做报告，开设模拟招聘活动，并注意网络资源的利用，组建网上论坛，让师生可以在网上进行探讨，让学生了解所学领域的发展前景，从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四）大学生
1.毕业生自身的就业观念的转变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是提高大学生就业的基础。毕业生就业观念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转变就业观念，一是要正确认识当前的就业形势及需求状况，不能错失良机。虽然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竞争依然激烈。二是要调整就业期望值，不能好高骛远。近几年，国家连续四年出台重要文件，确立了包括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到民营企业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等各个方面的优惠政策，这就传达出一个信息，这些政策的出台，就是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和艰苦地区工作。因此，大的就业方向除了行业就业外，到国家倡导的到基层及西部地区就业是今后就业的方向。三是要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思想。一次就业定终身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方式是合理流动，市场经济配置人力资源的特征是流动。
2.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目前就业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实际上是能力与素质的竞争，大学生要把就业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在大学生涯中，大学生们要全面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要充分利用高校这一平台，不断地塑造自己，完善自己，在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的同时，还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本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通”、“专”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受到欢迎，而仅靠单一的专业知识已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因此，大学生不但要掌握必要的书本知识，还要重视对自己综合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1]瞿振元.“十一五”期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趋势及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2005，（7）：24-26.
[2]李向晟，杨建群.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应对与策略[J].决策参考，2006，（9）：11-13.
[3]蒲建萍.对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若干思考[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5，（8）：17-18.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174-02
随着高校扩招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当今人们的热门话题，其影响因素有社会因素，也有学生本人因素等多个方面。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分析高等学校各利益相关者在其中所应扮演的角色，探讨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途径。
一、大学生就业形势
调查显示，随着高校招生数的增加，近几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呈紧缩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吃紧情况更加明显。2008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559万，比2007年增加64 万人，但今年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没有明显增加。2007年，全国495万高校毕业生中，至今仍然有10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由于解决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历史遗留问题的任务仍然很重，新成长劳动力已进入高峰期，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近年增量多、压力大，整个就业市场需求岗位的总体状况相对趋紧。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被关注成了不争的事实。其主要原因：一是受全球性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以及国内国有企业需求不旺。二是由于高校“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成倍增加，势必带来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但是不同类别、不同层次毕业生就业“冷”、“热”不均。由于各高校的实力相差较大，学校的专业结构、培养方式与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之间的矛盾等原因，重点院校毕业生、学历层次高的毕业生和“热门”专业的毕业生比较抢手，而一般院校、学历层次低以及“冷门”专业的毕业生就业难度大。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是产生于经济活动和企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概念。20 世纪70 年代，利益相关者概念开始在战略规划文献中大量出现。安索夫是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关者”一词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要制定理想的企业目标， 必须综合平衡考虑企业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索取权，他们可能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供应商以及顾客”。1984 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在其专著《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中给出了一个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定义。他认为，组织中的利益相关者是指“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公司目标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这个定义不仅将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群体也视为利益相关者，同时还将受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看做利益相关者，正式将当地社区、政府部门、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实体纳入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研究范畴，大大扩展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
近年来“利益相关者”概念在公共和非营利部门也逐渐流行起来。根据前面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我们可以对高等院校的利益相关者作如下界定：高等院校利益相关者指影响高等院校的发展和目标实现，或者受高等院校发展和目标实现影响的校内外团体和个人。高等院校同时肩负多种使命， 履行多种职能，与国家的强盛、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个体成长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利害关系。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隐含着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虽然和企业发展所遵循的逻辑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公司治理有关利益相关者多元化及其通过一系列内、外部机制来实施共同治理的理念。此时，就由原来的以企业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转变为以保障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为核心，继而维护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根本目标。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通过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高校和学生一起群策群力，以和谐共赢的新观念为指导，完善制度、改进方式，不断深化改革来完成。
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途径
（一）政府
目前大学生就业压力主要还是源于结构性的矛盾：一些大学生求职面临一定困难，而很多需要人才的地方和岗位又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当前，应当在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前提下，强化政府在促进大学生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努力去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要积极扩大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改革的配套措施，消除城乡之间的过大差异，使大学生毕业生觉得在哪里就业都一样，解决就业的后顾之忧。其次，政府还应加强对高校办学的指导，在宏观上加强人才预测和对专业设置的调整，以及对各类人才培养规模的调控，指导高校的改革，避免高校盲目的专业设置。另外，政府还应发挥自制优势，主动为高校和学生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就业指导。协调社会、用人单位和学校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毕业生就业网络联盟这一网络平台的建设，积极培育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无形市场”。再次，通过建立并推行用人信息登记制度，所有需要接收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必须事先到指定的政府部门进行登记，然后由该权威部门把所收集到的需求信息输人信息库，并实现与各地、各高校、各用人单位的统一联网，做到信息公开、资源共享，以发挥其最大的社会效益，使网上求职择业作为一种全新的就业观念和便捷的就业方式，成为我国大学生择业的重要选择和渠道。
（二）企业
转变用人观念，合理利用人才资源，既能发挥员工所长，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又能减少由于不合理的选人、用人给企业带来的招聘成本、高薪成本。企业要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合理选择吸收大学毕业生，切忌盲目攀比。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有目的、有计划吸收部分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对提高企业技术含量和管理水平有着重要作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最大的优势在于理论基础扎实，而且学历越高，理论基础越好，经过几年的生产一线的锻炼，安排他们去搞科研、产品开发，或从事技术管理工作，对提升企业的层次和水平会起到重要作用。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品学兼优的应届生，加上他的悟性和变通能力，不见得就一定比有几年工作经验的人差，也许还更好。
在欧美产学研合作教育已经成为常态，许多高校都与公司和产业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常常通过一种综合的工程项目，使每个学生把三年里学到的各种各样的知识、技能、技术都综合的应用。事实上，在中国，产学研合作也早已存在。只是大多数集中在中职教育层次。研究生教育层次采取导师制，研究生可以参与导师的科研活动，也是一种产学研合作。但是在本科教育阶段，每年大概有100 万的工科大学生根本没有机会进入真正的产业中去实践。而且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大多数的公司、企业家还没有意识到现在大学正在培养的人，是四年以后要进到公司工作的人。所以企业必须认识到产业和教育必须共同携手合作的时候，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三）高校
1.强化内部改革。随着高校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高校必须主动适应市场，根据自己现有的实力和水平，准确定位，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服务对象，适时地调整专业结构，加强基础学科、应用学科的建设，不断更新教学内容，重视教学方式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高素质的毕业生;同时还要根据市场需求，开设新专业，灵活地调整专业设置，加强实践教学，增强毕业生就业实力。
2.建立大学生就业工作的有效机制。许多高校缺乏有效的就业机制，就业指导体制不完善，大多将就业指导机构挂靠在学生管理部门，其管理幅度相对较小，其工作人员业务能力欠缺，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质量不高，也没有将就业指导贯穿于大学全过程，有的只是在学生大四阶段开设。高校应将就业指导贯穿于大学生活的全过程，根据学生成长和发展规律，将大学教育过程分为几个阶段，分别确定工作重点，合理安排不同阶段就业工作的指导内容;同时，还要根据学生的自身情况，加强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加强就业指导课程建设；采用多种形式，如请一些优秀企事业人士做报告，开设模拟招聘活动，并注意网络资源的利用，组建网上论坛，让师生可以在网上进行探讨，让学生了解所学领域的发展前景，从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四）大学生
1.毕业生自身的就业观念的转变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是提高大学生就业的基础。毕业生就业观念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转变就业观念，一是要正确认识当前的就业形势及需求状况，不能错失良机。虽然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竞争依然激烈。二是要调整就业期望值，不能好高骛远。近几年，国家连续四年出台重要文件，确立了包括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到民营企业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等各个方面的优惠政策，这就传达出一个信息，这些政策的出台，就是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和艰苦地区工作。因此，大的就业方向除了行业就业外，到国家倡导的到基层及西部地区就业是今后就业的方向。三是要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思想。一次就业定终身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方式是合理流动，市场经济配置人力资源的特征是流动。
2.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目前就业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实际上是能力与素质的竞争，大学生要把就业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在大学生涯中，大学生们要全面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要充分利用高校这一平台，不断地塑造自己，完善自己，在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的同时，还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本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通”、“专”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受到欢迎，而仅靠单一的专业知识已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因此，大学生不但要掌握必要的书本知识，还要重视对自己综合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1]瞿振元.“十一五”期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趋势及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2005，（7）：24-26.
[2]李向晟，杨建群.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应对与策略[J].决策参考,2006，（9）：11-13.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与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学与哲学从理论上来说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彼此之间相距甚远。但是由于语言是思想的工具，哲学必须借助于语言来思考问题。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此之近。无论对于语言学家来说，还是对于哲学家来说，语言的本质问题实际上在深层次上涉及到的并不是一个纯语言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语言的哲学问题。语言哲学的产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语言哲学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许多哲学家们把自己关注和研究的哲学中心问题纷纷由认识论转向了语言。因此，这种语言转向从一开始就与哲学认识论所解决不了的问题紧紧缠绕在一起，从而也就使哲学家们探讨的语言问题带上了哲学的色彩。
语言哲学是一门以哲学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准确的方式使用哲学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我们的哲学思想。语言哲学的研究既要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语言问题(研究哲学语言学)，又要能够从语言或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哲学问题(研究语言学哲学)，并从中寻找出共同问题。
一、植根于日常语言哲学中的语用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研究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哲学家们认识到不论研究存在还是研究认识，都必须首先弄清语言的意义。他们把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把语言看作是哲学的首要研究对象，语言问变成哲学研究的中心和出发点。尤其是从理想语言回归于自然语言的转向致使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以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着眼于对日常语言一自然语言的分析，这一分析遵循一个从日常语言范畴分析一日常语言用法(使用规则)分析一言语行为分析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批判的、治疗的语言分析向建设性的言语行为分析发展的过程，其中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用分析是一个转折点。日常语言哲学的发展对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讲，当代语用学正是在日常语言哲学研究中孕育发展起来的。
(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
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语言是世界的逻辑图像”这一基本观点，提出他的“语言游戏说”。语言游戏说是贯穿于《哲学研究》的中心学说。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现实活动、一种游戏，并力图通过观察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来探究语言的意义问题。语言的意义由语言的具体使用来规定。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语言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各种言语游戏就像家族相似的不同成员，不存在一般或概括的可能性。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各种语言游戏通过约定形成我们的生活方式，构成整个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有什么样的生活形式就会有与之对应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的语法规则植根于生活形式中。“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排除从语言与实在的对应中寻求意义的观念，使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语用层面。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说
言语行为理论是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哲学理论之一，是哲学家们研究的最有声有色的一个课题。该理论的发起人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Austin(奥斯汀)。奥斯汀早期区分了叙事句和施为句。前者陈述事实，有真有假；后者通过说出一句话来完成某种行为，并不描述世界，没有真假，但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分。后来奥斯汀进一步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的新言语行为理论，使该理论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他把言语行为区分为三类：(1)叙事行为或言内行为(1ocutionaryact)，即“说某事的行为”，主要是陈述一个事实；(2)施事行为或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act)，即“在说中实施的行为”，如：警告等，它们普遍具有语力(illocutionaryforce)，传达言者的用意和意图；(3)成事行为或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act)，即通过说出一个句子有意无意地对自己或别人产生某种效果。在这三层意义中，施事行为是他的意义理论的核心。同时，他还强凋意义对于现实语境的依赖，离开具体语境，单纯的意图、意向不可能构成言语行为。“我们必须注意现实语境的情况，注意我们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以及究竟为什么。”
奥斯汀的哲学研究新方法不仅为哲学研究注入了活力而且启发了语言学家，这使奥斯汀成为当之无愧的现代语用学之父。他的言语行为理论成为现代语用学理论的基石，随着这种看待语言和世界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语用学逐渐在20世纪70年展成为一门显学，借助语言哲学家对哲学的洞察解决语言问题，成为一种风尚，导致了对行为中的言语和语言中行为的交流和社会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由于奥斯汀对施事行为的分类缺乏明确的标准，招致了很多学者的批评，但他的～些看法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作为奥斯汀的学生，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他认为：“当一个施事行为问接地通过另外一个言语行为表达时，间接言语行为就发生了。”
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另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对奥斯汀提出的以言行事分类作了修订调整，在奥斯汀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分类，即1、断言类(assertives)：包括陈述、描绘、报道、断言、说明等；2、指令类(direc—tives)：包括建议、要求、请求、命令、邀请等；3、承诺类(commissives)：包括允诺、答应、打赌、发誓、保证等；4、表达类(expressives)：包括感谢、祝贺、道歉、欢迎、哀悼等；5、宣告类(declatatives)：包括任命、辞职、解雇、命名、宣布等。塞尔的这种分类旨在表明，在我们称作以言行事的动词中，有许多动词并不是以言行事目的的标志，而是以言行事行为的其它某些特征的标志，譬如完成以言行事行为的某种风格或方式，所以，我们必须把对以言行事的分类与对以言行事的动词的分类仔细区分开来。
言语行为经过维特根斯坦的启蒙，奥斯汀的系统研究以及塞尔的修改、丰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最终成为一种在哲学界和语言学界自成一派且颇有影响力的语言哲学理论，尤其是直接导致了语用学的诞生。
二、言语行为理论中的意向性问题
为深入界定言语行为概念，塞尔引入意向性概念：言语行为不仅使用语言符号，而且表达说话人的意向。
(一)意向性和意义
意向性和意义的关系问题，是目前许多语言哲学家热烈争论的一个焦点。最早把意向性问题和意义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是塞尔。在他看来，“表达式”和“记号”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这一区别在于，尽管每个记号与它所表示之物具有某种关系，但并不像表达式那样具有“意义”。而表达式之所以具有意义，是由于它明确地提出某种思想的意向，换句话说，是意向赋予表达式以意义。他认为，意义问题和意向性问题是紧密相连的。
在当代，相当多的哲学家，特别是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大多强调意向性在确定语词或语句的意义中的作用，主张从语言与其使用者的关系来考察意义问题，重视研究意义的语用方面。他们认为，语句的意义必定随语境而变化，不以语境为转移的所谓语句字面意义是不存在的。塞尔就是这种观点的积极支持者。他认为，不能把语句本身的字面意义与说话者在不同场合下使用语句表达的不同意义混为一谈，更不能根据说话者在不同场合下使用同一语句表达不同的意思这一点来否认语句本身具有它们的字面意义。他的意向性理论强调“意义是意向性的派生形式”，突出语言意向性意义的重要性。他试图用意向性说明语言和意义问题，即用心理学概念分析言语行为。他说“我相信语言哲学是心灵哲学的一个分支。根据这一观点，基本的语言概念，如指称、意义、陈述等等可以用更基本的心理学概念如信念、意向、愿望来分析”。塞尔既强调意向性又不忽略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从而比较全面地看到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统一的产物。到了20世纪80年代，塞尔对于意向性和意义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系统的学说。
(二)言语行为与意向性问题
由于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都涉及到了说话者的说话意图、意向，所以塞尔又进一步深入研究了意向性(intentionality)问题。塞尔在研究和分析言语行为的过程中发现以言行事中的语旨力与意向有着密切关系。他说：“在以言行事行为的完成中，意向性有双重层次，一层是行为的完成中所表达的意向状态，一层是完成行为的意向。”就后一层意向性来说，正是由于说话者把表达某种意义的意向赋予了话语，话语才具有了各种言语行为功能；就前一层意向性来说，塞尔认为，话语有意向性就如愿望、担心、信念等精神状态有意向性一样。这一层意向性就是一个人的某些精神状态指向自身之外的外部世界的特征：如果我有一个愿望，那么它就表现为我精神状态上愿意做某事或希望某事发生；如果我有一个担心，那么它就表现为我精神状态上不愿意做某事或害怕某事发生；如果我有一个信念，那么它就表现为精神状态上我相信某种东西等等。
就言语行为和意向状态的关系来讲，任何以言行事行为都必然表达某种相应的意向状态。意向状态是言语行为的真诚条件。不过，以言行事行为表达出的意向状态与说话者内心实际的意向状态并不一定全都一致。例如，撒谎这种言语行为表达出的意向状态与说话者内心世纪的意向状态就不一致。这时，我们说，说话者完成的是一个非真诚的言语行为，所表达的意向状态也是一个非真实的意向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把言语行为和意向状态等同起来。言语行为讲的是行为，而意向状态讲的是状态，前者与物理现象有关，而后者只是某种心理内部的意向。
言语行为理论从言语行为分析发展到探讨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行为意向，把意义归结到语言使用者支配其言语行为意识的能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心灵主义的传统。塞尔认为，正是在意向性这一点上，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会和起来了：人通过自己的意向把那些使意向状况得到满足的条件转移给了相应的对象，从而把自己的意向加给了本身并不存在意向的对象身上。言语行为只不过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心灵通过意向，从而通过言语行为使人类和外部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不难看出，作为当代语用学基本理论奠基人之一的塞尔是在哲学轨道上研究语言的，是在用语言解决哲学问题。
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历来偏爱作者与作品，仅仅把读者当作消极被动的接收器。上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几批不同取向的学派或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关注起读者在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作用。读者作为艺术鉴赏者的主体，在文学生产整体系统中的地位得到了高度的强调。这种研究兴趣的转移，是文化工业在战后西方世界的兴起带来的结果。文化工业特定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化制品的批量生产。在这一状况下，研究者们突然意识到，必须构造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文本、生产者、读者之间的关系，透视文学生产循环的整个过程。
首先将目光锁定在读者身上的研究者是姚斯和伊塞尔等接受美学的创始人。相比于其他研究者，他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范式的更新。姚斯作为一名文学史教授，认为文学研究已经遭遇到了“方法论危机”：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和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前者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者过于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两者都“割裂了文学与历史，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之间的关联”。①因此，姚斯受伽达默尔的启发，试图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的角度，找到连接两种方法的突破口。“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体方面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时，即从作者和公众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②
姚斯认为，文本阅读绝非单纯地“复制”或镜子似的“反映”。这是因为，任何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以前，脑子里并非“白板”一块，“而是在全方位的生活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包括鉴赏的实际需求与能力在内的审美境界，也就是对文本的前理解”。③姚斯将这种前理解称为“期待视域”。他又提出，文学经常会打破读者的“期待视域”，从而构成经验的挑战和审美的离间效果。本来熟悉的形象被颠覆、超越、改写，诸如此类的创作手法，会造成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冲击。譬如说，《觉醒》、《嘉莉妹妹》等作品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美国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作品对“美国梦”的重新阐释，都会挑战读者原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姚斯而言，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将“期待视域”客观化，将阅读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式体验描述出来。我们由此可以推论，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分析不同时期的读者接受同一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同一时期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对待同样文本接受方式的异同，这样接受美学的阐释方式就打通了历史方法和美学方法。继姚斯之后，伊塞尔进一步提出了“隐含读者”的概念，认为每一个文本都具有潜在的意义结构，有结构性的空白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来填补。因此，当读者阅读并根据自身经验填补这些空白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作者预设的结构。这个过程被伊塞尔称为作品的“召唤结构”。于是，读者阅读的过程，也就是被文本的“召唤结构”捕获的过程。
虽说伊塞尔和姚斯同样是接受美学的理论大家，但他们勾勒出的读者形象却大相径庭。姚斯以“期待视域”描述出的读者形象，虽然面临着文本带来的经验挑战，但他们仍被赋予一种启蒙理性的色彩，仍然拥有经验对抗和经验更新的自主性。然而这种自主性在“召唤结构”的解释里面，却丧失殆尽了。这并不是说读者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说，不断受到文本召唤的读者，因为参与了文本的消费而成为文本不断再生产的动力。这条思路很明显地带上了结构主义的烙印。具体来说，作者在资本主义的文学市场中，是以读者为衣食父母的，他们的写作过程也不得不考虑如何设置召唤结构，以便吸引读者。读者对作者的这种影响，得到了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的高度关注。
埃斯卡皮是文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他提出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明显地承接着伊塞尔的问题。埃斯卡皮说道：“所有作品，只要能使读者消遣解闷，产生联想，或者相反，能引起读者的深思，能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④这种文学观很明显地建立在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上，但他又敏锐地发现，读者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对于文学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埃斯卡皮在此表现出一种颇为矛盾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批评启蒙以后的精英主义创作观，认为作家被过分地塑造为一个图腾般的神话，这不符合民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当下的畅销书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越来越被商业化为时尚明星与追星族的关系。他发现，被读者追捧和效仿的“光晕”，日益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动力。假如作家在这种影响下写作，就陷入了一个“寄生性的怪圈”，即文
学创作者以丢弃与读者间的必要审美距离来附和读者的鉴赏眼光，而审美距离恰恰是伊塞尔的核心概念。
埃斯卡皮进一步区分了两种阅读：一种是“文人渠道中的阅读”，即以充实自己，提升自身文学、文化修养为动机的阅读；另一种是“大众渠道中的阅读”，其中蕴藏着一种通过文学作品“疗养”精神，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摆脱现状的动机。更多的时候，大众读者往往将书籍视为私有物品，仅仅为了炫耀、收藏、投资而购买文学书籍。譬如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就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盖茨比的豪宅中有一间书房，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各国名著，但书籍的包装全部完好如初，可见这些书从未被主人阅读过，这些精美的书籍，不过是主人为了标识品位的私有物品而已。此外，大众读者还会掺杂着一些实用性的阅读动机，比如为了入睡、消遣、谈资等生活需求而进行阅读。总而言之，在这种阅读方式中，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知识性不得不退居第二位。针对这种情况，埃斯卡皮反过来倡导启蒙主义的文艺精神，认为文学性的阅读不该被视为一种功利性的手段，而应作为目的本身——阅读作品是读者试图进入他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阅读是一种同人类社会地位的荒谬抗衡的方式。所以，埃斯卡皮一方面批评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另一方面在面对大众的文学消费时又不得不从启蒙主义当中捞取资源。但这种捞取很明显地属于一种美好愿望，大众读者的阅读方式当然不会因此而改变。埃斯卡皮的难题是否意味着启蒙主义文艺理念遭遇危机了呢？
有意思的是，费斯克提供了一种和埃斯卡皮完全不同的眼光。费斯克是一位在文化工业中生活得更长久，也更游刃有余的文化理论家。他完全放弃了启蒙主义的精英立场，文学的商品化和消费化已经不再让他感到苦恼。换句话说，他不再热切地推崇那种可以“引起读者的深思”、“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的文学，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不得不接受消费化的文学的读者，试图论证这些读者不会因为被这种文学包围而落入“召唤结构”之中。从这个考虑出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虽然大批文学作品是作为文化商品生产出来的，但是文化商品本身代表不了大众文化，它们只不过是大众文化的材料。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在在反抗性地接受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意义。因此，大众文化是一个矛盾体，其中既包含社会体制一体化的宰制性，又包括大众的反抗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费斯克重新定义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他借用巴特对作者（可写）式文本和读者（可读）式文本的区分，发明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来描述大众文化文本。所谓作者式文本要求读者不断去重新书写文本，创造新的意义；读者式文本则并没有对读者提供这种参与性的要求，它吸收的是一个消极被动接受意义的、被规训了的读者；生产者式的文本与这两种文本都不同，它经常以双关语的方式“误用”语言。读者从双关语的运用中，产生了双重：一方面玩弄了有“教养”的语言，即资产阶级的“高雅”语言，另一方面生产了生产者式的阅读，即具有革命主体的反抗式阅读。正如巴赫金所说，大众文本以低级的口语切断了官方礼仪的言语，它虽充满了冒犯、偏离了法则，在文本中充斥着的过剩的意义、浅白的言辞及陈词滥调，在戏仿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嘲讽性地影射了意识形态规范的荒谬性。费斯克进一步谈道：大众文化是在大众文本的初级文本，传媒宣传等的次级文本，以及大众接受方式的三级文本中，互文地存在的。它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组正在发生着的意义，是文化工业的生产和大众读者的参与互动的产物。⑤
费斯克式的文化理论的产生，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高雅文化的边缘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从接受美学理论家，到艾斯卡尔皮，再到费斯克，高雅文化被关注得越来越少了，理论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大众文本的接受状况。所以说，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演变轨迹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和审美大泛滥的时代，广告、服装、建筑等各种社会领域都充溢着文学性。它们可以带给我们舒适的审美体验，然而，那些承载着更加丰富的、深刻的人类经验的文学作品，却被文化市场排挤到社会的边缘，甚至难以为继。对此，我们究竟应当像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一样满足于躲在学院内部玩弄学术范式的更新，还是应当像费斯克那样乐观地接受告别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样一个事实？说到底，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埃斯卡皮的那个难题？值得思考。
注 释：
①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37页.
②姚斯.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m］.辽宁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
③朱立元.评论小辑（一）——关于接受美学的断想，文艺鉴赏的主体性［j］.上海文学，1986年05期.
④［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23页.
⑤［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五章.
参考文献：
［1］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2，英文题目与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
3，中文摘要，中文关键词;
4，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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