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8 11: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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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个由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加上本土印第安人建设并发展起来的新国家，没有长期的发展历史，同时又没有所谓单一的民族传统，但是具有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当中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经济强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它的经济实力又使它具有相当巨大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因此，形成了美国文化与欧洲其他国家发展所不同的特点，有着自己特有的美国式文化体系。美国文化具有多种特征，包括幽默性、包容性、实用性、个人英雄主义等等。这些特征可以从火热的美国动画电影中窥见一斑。美国动画电影是世界电影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但是又非常独特的组成部分，正越来越强地影响着全球文化的发展。研究美国文化特性有利于指导我们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文化建设。
一、美国文化的包容性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包容性、多元化、开放性。从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来的大批移民，带着各自梦想来到美国这个梦幻般的国度，他们把本土的传统思想。宗教习俗、习惯等文化带到美国，成为美国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任何国家的文化在美国这里都能够找到影子，正是因为美国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才能融合各国的文化，从而创造出了让世人瞩目的“新文化”。
同时美国文化随着时展，其文化的包容性不断地被显示出来。一方面美国具有比较开明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有能够包容不同国家的文化与习俗。如在影视娱乐业方面，美国动画电影已垄断了世界动画影视业的大半天下，他们的题材来自世界各国。如动画电影《埃及王子》是来自埃及文化，《小美人鱼》取材于丹麦童话，《花木兰》《功夫熊猫》取材于中国等。这些影片无不大获成功。究其原因，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这些国家以及文化内涵的处理上。美国是一个生机勃勃、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以《功夫熊猫》为例，影片中处处展现着中国元素，“中国乐曲”“中国功夫”“国宝熊猫”，中国特色的食物如饺子、包子、馒头和阿宝家传的“秘制汤面”等无一不体现着华夏风味，能将中国元素及中国文化这样潜移默化地具体地应用于影片中，把这样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武术直观、幽默地展示给世界，捷足先登，做到了中国的艺术家们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这种包容、开放的精神实在是令人佩服。但另一面又显现出美国文化的侵略性的一面，美国正是通过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资源进行“美国化”，贴上美国的标签之后，再重新推广到世界各地，并为其刨造出巨额利润。不过，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中国电影文化业的现状，过于狭窄，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创造力、想象力，在本质上缺乏对本国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从迪斯尼拍摄《花木兰》到派拉蒙拍摄《功夫熊猫》，10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只是“愤怒”地抵制，捶胸顿足，我们更期待中国电影艺术的崛起。
二、美国文化的幽默性
幽默、自由特色是美国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这是由美国人的活泼、天真、好动、非权威化的性格所决定的。比如动画片《猫和老鼠》就酣畅淋漓地表现了美国文化的幽默感。在人们心目中过街喊打的老鼠，是一个恶心反胃的动物，在影片中却几乎成为人们同情怜悯的对象，没有一点令人讨厌的感觉，只有无尽的幽默。影片中可爱的小老鼠在老猫的残暴下游刃有余地被变成各种形状；Jerry把T0m提着脚摔来摔去的场景描写；Tom把Jerry舞台的一块锯掉，掉到底下的竟然是周围的舞台时等，深深被这种美国式的夸张幽默所折服；美国式的幽默在《汽车总动员》这部片子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Guido和Luigi在赛道上仅仅用一瞬间就帮马奎恩换好了四个轮胎，让先前还嘲笑他们的小鸡团队的人吃惊地把自己的挡泥板都掉下来了。该片在细节方面有很多幽默性的表现，非常独到，耐人寻味。
除了动画电影，美国广告设计的幽默也是世界闻名的，他们天性乐观，这种性格自然从各种设计上表现出来，成为他们设计的一个特征。美国人常常说：如果都可以达到功能目的，为什么要那么严肃?这种民族心态，是他们设计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而我国动画电影则相对严肃的多，无论早期《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三个和尚》，还是后来的《宝莲灯》，无不体现强烈的“寓教于乐”的精神，处处透着中国文化的严肃感，说教色彩太浓，可看性不强，很少有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最终人们脑海里记住的也只有原来的神话及故事，而非各种鲜活的人物形象。而美国动画电影中的猫和老鼠、史努比及《小鸡快跑》中的小鸡等等众多的幽默形象，经久不衰地赢得了世界各国观众，受到不同年龄层次读者的喜爱，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并成为美国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创造动画史上少有的奇迹。
三、美国文化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一词最早是从希腊文可而来的，含有行动的意思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生深受欧洲大陆文化影响，黑格尔、笛卡儿等思想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深刻影响，实用主义存美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它的表现和作用是不同的作为民族精神，在第一时期主要体现为敢于冒险和开拓，重行动、重实效。第二时期主要体现讲求效益．注重实用。第三时期主要体现为对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寻求妥协协调及解决、法，实用主义在美国仍然存在并发展。今天，在美国人眼里仍然是有用就是真理，成功豪虻是真理实用主义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它造就了美气质，时影响了整个世界。
此他们的动画业也反映了本民族的这一性格特点：只要能多赚钱，无论何种题材的动画片他们都做一各种动画角色的颠覆他们部勇于尝试并乐在其中。而中国人则讲究责任和良心，此不会随意篡改老祖宗留下的精神食粮?所以中围传统动画片总也不能跳开条条框框的束缚。在保守思想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闰动画人不可能去颠覆神圣的原著中的角色和题材。而美国则不然，如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人物的服装造型儿乎包揽了各个朝代的特点．色彩样式典雅和绚丽，但依照故事发生的区域背景和人文色彩来分析．角色的服饰没汁缺乏我国吴越文化的鲜明特色，片中渚多角色设计缺乏原刨性，止观众感觉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角色不是中阚的，而是美国人在好莱坞和迪斯尼里炮制出来的、他们脑袋里的形象。从文化的角度看．作品显得有些粗糙、肤浅，用美国的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影视观来诠释东方传统爱情故事，除“莫名其妙地娱乐”外别无其他，但这正是美国实用主义文化的体现，讲求效益，注重实用一美国实用主义的另一表现就是文化的产业化．文化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富于活力的产业之一一文化产业兴盛的背后，是美国动画产业的生机勃勃。
典型特征是从文化产品到文化产业的市场营销．将文化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票房收入以及主题商品：玩具、音乐唱片、主题乐园等一系列文化产业链。如沃尔特·迪斯尼在一群志道合伙伴的参与下，成立了一家专业的动画制作公司，从“创意内容”出发，逐步扩大到“产业基地”．用现代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方式，大批量地制作动画片并把它们销往世界各地；时．又为米老鼠、唐老鸭等卡通形象中清了专利．在法律的保护下进行特许经营开发。到一g2o世纪4f1年代后期．迪斯尼公司又与丹麦的艾蒙公司合作．于1948年9出版了《米老鼠》杂志，后又建立迪斯尼乐同等，从纯粹的文化产品到利润惊人的文化产业，实现了美国入的实用主义的梦想、而我国的动画人由于受中围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停留在对动画艺术用情专一的阶段。对动画事业片面的执著追求．不利于在新世纪建立文化的中国、文化产业的中国和文化发达的中国的文化产业的目标．这值得我们从业人员反思。
四、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
在美国动画轻松愉快的内容背后都隐藏着美国民族的英雄主义及个人主义，并且在他们看来，这种英雄不仅仅是美国本土的英雄，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英雄，他担负着保卫全人类拯救全人类的思想观念。这与美国今日在全球所自封的“国际警察”形象是不谋而合的。:
其实，个人主义思想并非是今天的新面孔，它最早萌芽于l4世纪意大利文化复兴运动．后来经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论证与传播，在美国结出果实。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真正核心。”个人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方面美国在思想上继承了欧洲移民带来的思想，特别是希腊的重商主义文化及希腊的政治管理体制．希腊当时建立的文明对美国社会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产生有着较早的历史背景．并付诸于实践且在实践中完善与发展。美国人早期的移民其团体是由私人或公司组织临时凑合而成．这里没有血缘纽带．也没有政府干预．除了上帝“天国”的抽象观念和到新边疆发财外，没有共同别的理想毋庸置疑，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英雄，为了集体利益放弃或牺牲个人利益．对于那些开拓新大陆的移民来i兑是不可言喻的。于是出现了崇尚个人主义现场，同时也衍生出了个人英雄主义。《花木兰》就是一典型角色，在片中中国“花木兰”的忠孝理念被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完美表演彻底替代。在全球循环放映，不仅为人家赚到了3亿美元，而且让“个人英雄主义”流行全球、渐成时尚。再如动画片《汽车总动员》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即每个人要表现自己且尽自己所能展现自己另外，《沙漠骑兵》等也是迪斯尼奉献的典型的美国个人英雄主义大片，其中不难发现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观。
五、结语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她虽没有悠久的历史，但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并且随着时展美国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研究美国文化特性对于我国建没与繁荣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性。比尔·盖茨有句名言：“在凶特网时代，准买下了文化，准就控制了时代。”诸如“花木兰”式的中国传奇故事被跨国公司西方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也是美国文化为实现自身利益而改造其他文化、蚕食其他文化、主导世界文化，并据为己有、创造巨额利润的过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美国式电影文化的发展已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发展的道路：我们期待贴有中国标签的中国文化早日走下文化圣坛，走入民众日常生活、走向世界每个角落。
[参考文献]
[1]李怀亮，刘悦笛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OO5．
美国是个由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加上本土印第安人建设并发展起来的新国家，没有长期的发展历史，同时又没有所谓单一的民族传统，但是具有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当中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经济强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它的经济实力又使它具有相当巨大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因此，形成了美国文化与欧洲其他国家发展所不同的特点，有着自己特有的美国式文化体系。美国文化具有多种特征，包括幽默性、包容性、实用性、个人英雄主义等等。这些特征可以从火热的美国动画电影中窥见～斑。美国动画电影是世界电影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但是又非常独特的组成部分，正越来越强地影响着全球文化的发展。研究美国文化特性有利于指导我们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文化建设。
一、美国文化的包容性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包容性、多元化、开放性。从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来的大批移民，带着各自梦想来到美国这个梦幻般的国度，他们把本土的传统思想。宗教习俗、习惯等文化带到美国，成为美国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任何国家的文化在美国这里都能够找到影子，正是因为美国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才能融合各国的文化，从而创造出了让世人瞩目的“新文化”。
同时美国文化随着时展，其文化的包容性不断地被显示出来。一方面美国具有比较开明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有能够包容不同国家的文化与习俗。如在影视娱乐业方面，美国动画电影已垄断了世界动画影视业的大半天下，他们的题材来自世界各国。如动画电影《埃及王子》是来自埃及文化，《小美人鱼》取材于丹麦童话，《花木兰》《功夫熊猫》取材于中国等。这些影片无不大获成功。究其原因，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这些国家以及文化内涵的处理上。美国是一个生机勃勃、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以《功夫熊猫》为例，影片中处处展现着中国元素，“中国乐曲”“中国功夫”“国宝熊猫”，中国特色的食物如饺子、包子、馒头和阿宝家传的“秘制汤面”等无一不体现着华夏风味，能将中国元素及中国文化这样潜移默化地具体地应用于影片中，把这样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武术直观、幽默地展示给世界，捷足先登，做到了中国的艺术家们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这种包容、开放的精神实在是令人佩服。但另一面又显现出美国文化的侵略性的一面，美国正是通过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资源进行“美国化”，贴上美国的标签之后，再重新推广到世界各地，并为其刨造出巨额利润。不过，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中国电影文化业的现状，过于狭窄，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创造力、想象力，在本质上缺乏对本国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从迪斯尼拍摄《花木兰》到派拉蒙拍摄《功夫熊猫》，10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只是“愤怒”地抵制，捶胸顿足，我们更期待中国电影艺术的崛起。
二、美国文化的幽默性
幽默、自由特色是美国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这是由美国人的活泼、天真、好动、非权威化的性格所决定的。比如动画片《猫和老鼠》就酣畅淋漓地表现了美国文化的幽默感。在人们心目中过街喊打的老鼠，是一个恶心反胃的动物，在影片中却几乎成为人们同情怜悯的对象，没有一点令人讨厌的感觉，只有无尽的幽默。影片中可爱的小老鼠在老猫的残暴下游刃有余地被变成各种形状；Jerry把T0m提着脚摔来摔去的场景描写；Tom把Jerry舞台的一块锯掉，掉到底下的竟然是周围的舞台时等，深深被这种美国式的夸张幽默所折服；美国式的幽默在《汽车总动员》这部片子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Guido和Luigi在赛道上仅仅用一瞬间就帮马奎恩换好了四个轮胎，让先前还嘲笑他们的小鸡团队的人吃惊地把自己的挡泥板都掉下来了。该片在细节方面有很多幽默性的表现，非常独到，耐人寻味。
除了动画电影，美国广告设计的幽默也是世界闻名的，他们天性乐观，这种性格自然从各种设计上表现出来，成为他们设计的一个特征。美国人常常说：如果都可以达到功能目的，为什么要那么严肃?这种民族心态，是他们设计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而我国动画电影则相对严肃的多，无论早期《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三个和尚》，还是后来的《宝莲灯》，无不体现强烈的“寓教于乐”的精神，处处透着中国文化的严肃感，说教色彩太浓，可看性不强，很少有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最终人们脑海里记住的也只有原来的神话及故事，而非各种鲜活的人物形象。而美国动画电影中的猫和老鼠、史努比及《小鸡快跑》中的小鸡等等众多的幽默形象，经久不衰地赢得了世界各国观众，受到不同年龄层次读者的喜爱，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并成为美国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创造动画史上少有的奇迹。
三、美国文化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一词最早是从希腊文可而来的，含有行动的意思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生深受欧洲大陆文化影响，黑格尔、笛卡儿等思想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深刻影响，实用主义存美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它的表现和作用是不同的作为民族精神，在第一时期主要体现为敢于冒险和开拓，重行动、重实效。第二时期主要体现讲求效益．注重实用。第三时期主要体现为对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寻求妥协协调及解决、法，实用主义在美国仍然存在并发展。今天，在美国人眼里仍然是有用就是真理，成功豪虻是真理实用主义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它造就了美气质，时影响了整个世界。
此他们的动画业也反映了本民族的这一性格特点：只要能多赚钱，无论何种题材的动画片他们都做一各种动画角色的颠覆他们部勇于尝试并乐在其中。而中国人则讲究责任和良心，此不会随意篡改老祖宗留下的精神食粮?所以中围传统动画片总也不能跳开条条框框的束缚。在保守思想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闰动画人不可能去颠覆神圣的原著中的角色和题材。而美国则不然，如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人物的服装造型儿乎包揽了各个朝代的特点．色彩样式典雅和绚丽，但依照故事发生的区域背景和人文色彩来分析．角色的服饰没汁缺乏我国吴越文化的鲜明特色，片中渚多角色设计缺乏原刨性，止观众感觉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角色不是中阚的，而是美国人在好莱坞和迪斯尼里炮制出来的、他们脑袋里的形象。从文化的角度看．作品显得有些粗糙、肤浅，用美国的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影视观来诠释东方传统爱情故事，除“莫名其妙地娱乐”外别无其他，但这正是美国实用主义文化的体现，讲求效益，注重实用一美国实用主义的另一表现就是文化的产业化．文化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富于活力的产业之～一文化产业兴盛的背后，是美国动画产业的生机勃勃。
典型特征是从文化产品到文化产业的市场营销．将文化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票房收入以及主题商品：玩具、音乐唱片、主题乐园等一系列文化产业链。如沃尔特·迪斯尼在一群志道合伙伴的参与下，成立了一家专业的动画制作公司，从“创意内容”出发，逐步扩大到“产业基地”．用现代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方式，大批量地制作动画片并把它们销往世界各地；时．又为米老鼠、唐老鸭等卡通形象中清了专利。在法律的保护下进行特许经营开发。到一g2o世纪4f1年代后期．迪斯尼公司又与丹麦的艾蒙公司合作．于1948年9出版了《米老鼠》杂志，后又建立迪斯尼乐同等，从纯粹的文化产品到利润惊人的文化产业，实现了美国入的实用主义的梦想、而我国的动画人由于受中围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停留在对动画艺术用情专一的阶段。对动画事业片面的执著追求．不利于在新世纪建立文化的中国、文化产业的中国和文化发达的中国的文化产业的目标。这值得我们从业人员反思。
四、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
在美国动画轻松愉快的内容背后都隐藏着美国民族的英雄主义及个人主义，并且在他们看来，这种英雄不仅仅是美国本土的英雄，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英雄，他担负着保卫全人类拯救全人类的思想观念。这与美国今日在全球所自封的“国际警察”形象是不谋而合的。
其实，个人主义思想并非是今天的新面孔，它最早萌芽于l4世纪意大利文化复兴运动。后来经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论证与传播，在美国结出果实。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真正核心。”个人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方面美国在思想上继承了欧洲移民带来的思想，特别是希腊的重商主义文化及希腊的政治管理体制。希腊当时建立的文明对美国社会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产生有着较早的历史背景。并付诸于实践且在实践中完善与发展。美国人早期的移民其团体是由私人或公司组织临时凑合而成。这里没有血缘纽带．也没有政府干预．除了上帝“天国”的抽象观念和到新边疆发财外，没有共同别的理想毋庸置疑，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英雄，为了集体利益放弃或牺牲个人利益。对于那些开拓新大陆的移民来i兑是不可言喻的。于是出现了崇尚个人主义现场，同时也衍生出了个人英雄主义。《花木兰》就是一典型角色，在片中中国“花木兰”的忠孝理念被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完美表演彻底替代。在全球循环放映，不仅为人家赚到了3亿美元，而且让“个人英雄主义”流行全球、渐成时尚。再如动画片《汽车总动员》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即每个人要表现自己且尽自己所能展现自己另外，《沙漠骑兵》等也是迪斯尼奉献的典型的美国个人英雄主义大片，其中不难发现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观。
五、结语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她虽没有悠久的历史，但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并且随着时展美国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研究美国文化特性对于我国建没与繁荣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性。比尔·盖茨有句名言：“在因特网时代，准买下了文化，准就控制了时代。”诸如“花木兰”式的中国传奇故事被跨国公司西方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也是美国文化为实现自身利益而改造其他文化、蚕食其他文化、主导世界文化，并据为己有、创造巨额利润的过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美国式电影文化的发展已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发展的道路：我们期待贴有中国标签的中国文化早日走下文化圣坛，走入民众日常生活、走向世界每个角落。
[参考文献]
[1]李怀亮，刘悦笛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OO5．
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是最早提出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的，他编写的《民众的反抗》书中提到：大众文化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罗森贝格认为大众文化的不足之处是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它的消费对象和主体主要是以都市大众为主，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再通过现代高科技的发展进行传播，它为大众提供感性娱乐，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类文化与艺术发展的标准，在历史长河中起着加深人类异化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大众文化的酝酿时期，经过不断发展，渐渐地与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成三足鼎立之势，中国动画在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受到它的影响。直到近几年，“超女”“快男”等草根文化的兴起标志着大众文化开始大规模爆发，让另外两种文化望其项背，大众文化发展成为文化中的领军，并对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动画电影集合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多种艺术门类，同时也是对现代科技的艺术化表现和对生活的艺术化再现，它作为一种集合了多种艺术门类的复杂艺术形式，最直接目的是为了传播，然而要传播就要迎合大众的需求。我国的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的问世至今已经有80多年的时间。如今，动画电影艺术随着高科技技术的高度发展获得了空前的传播能力。动画电影作为传播的媒介之一，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由此导致的工业化带来的大众文化正挑战着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风格和其中所包含的中国传统精英文化。动画电影的发展受人类的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体现和传承了人类的文化趋势与大众的审美思维。在当前的大众文化背景下，大众审美趋向或者大众价值观对传统审美思维和精英思想产生了空前的震动，这也导致了动画电影作为集传统与现代艺术于一体的艺术形式在本质上更容易被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动画电影的价值目标中所包含的人文文化形态受到大众的关注。
目前国产动画电影在形式上诠释着中国传统美学的同时，渐渐开始在内容中关注人文本质和人文精神、蕴涵着一种人文目标和昭示着人文价值理性。然而传统文化带来的美学价值观开始与大众文化在冲突中相互融合，大众文化语境下，中国动画电影的美学特质有了新的呈现。
一、动画形式美的个性化缺失
符号化的艺术创作实际上是对美术风格加以修改、简化与提炼的过程，这也是动画造型的由来，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运动的影像，以满足叙事的需要。不管是中国早期的动画造型形式美还是日式和美式的造型形式美都在极力地弘扬个性，比如我国早期水墨剪纸动画中的“拉毛工艺”就是利用特殊纸张撕开后参差不齐的边缘来获得一种与水墨风格极其类似的效果。
如今，商业化、市场化、工业化带来的大众文化正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中国传统的动画表现语言已经不能满足当代大众的审美娱乐化的需要，现代的动画受众深受日美动画美学的影响，这也迫使国产动画电影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商业在改变中国传统动画表现语言的同时，也在推动国产动画电影的发展，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要传播就要迎合大众的审美价值观，以牟取用来扩大传播范围的商业利益，中国特有的动画艺术审美观念正发生着从崇高向主流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大众文化的胜利，它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国产动画电影中角色和场景的造型形式大量借鉴日、美动画美学形式。
商业利益导致以复制为主要特点的工业化成为国产动画电影的趋势，它与精细、不可复制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冲突性，在这个趋势发展的过程中，美学形式的复制、高度提炼、简化和成本的降低是必不可少的。从中国早期艺术家创作的《大闹天空》《哪吒闹海》中流畅优美而劲气不泄的中国国画式线条美到仿日式动画形式美学的《梦回金沙城》《魁拔》《藏獒多吉》等用平涂的单块来表现明暗关系的归纳形式美感，这是一种造型形式向另一种造型形式的转变，同时也是非主流形式美向主流形式美的转变，即中国传统美学向大众美学的转变，说明大众文化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受众广而多的优势和媒体的传播力量占据了艺术美学的中心。这种现象不能简单理解为传统动画美学形式的完全丧失，或者说是中国动画电影个性的完全丧失，而是传统动画艺术形式与大众文化带来的美学形式之间的相互融合和继续发展，这也是探寻新时代中国动画电影审美形式的必经之路。
二、视觉愉悦的大众化
动画电影是一种具有高度想象力的集合体，它的本体是假定的视像，观众需要通过屏幕完成对观赏视像内容的理解，视像内容则通过导演设计、文学创作、原画设计、动作调整和后期制作完成。因此动画电影艺术具有不真实性的一面。在不真实的假定视像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艺术创作者对于某种带有鲜明形式感的艺术表现方式进行动态编辑与组合而形成的影像画面。在此过程中首先就利用了艺术表现力对情绪进行控制，在此基础上再利用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活动影像来打动观众。
动画的创作过程，其实就是艺术家精心设计一个虚拟世界的过程。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动画电影创作者可以尽情释放创作的激情和特殊的审美情趣。然而现代受众的审美要求在不断被大众文化带来的美学形式所刷新，艺术家为了迎合大众的需求，追逐商业利益来完成传播，导致创作者逐渐忽视了动画内容的重要性，开始过分强调具有强烈刺激感和冲击力影像的画面形式感，以此来满足广大受众的视觉愉悦感。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带来了影视技术不断进步，这为人们感受直观的具有冲击力和写实效果的画面提供了更为有效的实现途径，目前的动画电影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强调它在形式上的视觉感受，大众的这种视觉愉悦需求直接导致了动画电影在内容中淡化精英艺术所特有的道德感召、人文关怀、现实批判、哲学理念以及民族特色。在动画电影《梦回金沙城》的制作过程中，由宫崎骏动画电影制作的团队来参与制作，画面直接借鉴了日本动画导演宫崎骏的创作审美特点，其取材则借鉴了中国西南部的景色，宫崎骏动画电影画面中对于细节刻画的细致入微以及颜色的清新淡雅成为《梦回金沙城》画面的形式美感。
三、艺术与商业结合的趋势
中国早期的国产动画被认为是完全的文化艺术事业，没有产业化经济的概念，不具备商品的基本特征，这样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产动画的发展，国产动画电影在20世纪90年代才在计划体制下开始规模化，并且渐渐开始迎来春天，开始有长度和产量的要求，如今在看到国产动画电影发展的同时，也意识到国产动画电影产业链的缺失，中国特有的艺术美学形式仍旧没有找到与商业和新兴美学观念进行完美结合的有效途径，这也说明国产动画电影作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媒介的同时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审美趋向及价值观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美国好莱坞动画电影作为成熟的商业化的体系，每年除了大量的商业作品之外同样会出现少数经典的艺术作品，其次是以日本吉卜力工作室为典型的动画电影，还有法国的动画电影《疯狂约会美丽都》，所以大众文化所带来的商业化与艺术的发展之间并不矛盾。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美、日动画电影对中国动画电影的冲击，商业购买逐渐开始介入国产动画电影这种艺术门类，并对这门综合的艺术形式起着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但这也导致商业化在某种程度上淹没了中国特色的传统精英动画艺术形式。在国产动画电影产生消费文化理论后的这几十年中，传统的精英文化也开始吸收大众文化的活力，这是一种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变化和发展，比如动画电影《藏獒多吉》《梦回金沙城》，它们在艺术形式上大量吸收了日式动画的美学表现方式，日本动画制作团队或者参与制作日本动画的团队分别参与了这两部国产动画电影的制作，但它们均以中国西部的人文自然环境为背景，两者的结合逐渐走向完美，以此来适应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审美价值观，这也是国产动画电影美学风格的全球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成果。
国产动画电影的商业化不等于完全排斥中国传统精英式的动画艺术形式，现代大众文化对于国产动画电影的影响也注定高雅，审美文化在当下美学格局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位置。当前，中国政府对国产动画电影的改革力度正在逐渐加大，动画市场化和商业化运作观念的确立以及对其运作模式的探索，都说明商业化和产业化必然要求中国要创造属于自己的主流商业动画电影。然而，这样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的艺术动画电影就无足轻重，实际上，把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纳入动画电影的商业化运营模式之中，在保护、支持、传承中国独特的传统艺术的同时推进产业化进程，才是中国动画电影的繁荣之路。
四、结 语
国产动画电影不论是作为人性内在、永不磨灭的高雅艺术而存在，还是作为崇尚世俗的大众文化产物，都不应拘泥于某种单一的艺术形式。当前，中国动画电影盲目追求商业化并不利于长远的发展，这一现状和大众文化的泛滥有着必然的关系，虽然大众文化带来的审美观念对中国动画电影展现的传统精英艺术有着强烈的冲击力，但它终究是当代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同样需要遵循产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动画电影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已经有了成功的案例。中国传统的精英艺术要与大众文化进行相辅相成的发展，来满足不同生活阶层的审美趋向和价值观，要在变化的时代中反映不变的艺术真理和人文关怀，以体现人性之真、自然之美，并以引领人们追求真善美为其本职，始终保持大胆创新的创作思路，这些仍旧是中国动画电影所要追求和弘扬的。
[参考文献]
[1] 陈汗青，王健.高等院校动画专业精品教程[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
[2] 尹鸿.乍暖还寒的国产动画电影[J].大众电影，2011（17）.
[3] 王淑充.影视动画美学风格研究[EB/OL].http：//.cn/Article/CDMD-10445-2008089993.htm，1998-08-16.
[4] 应小敏，傅守祥.大众文化时代的审美生态与美学转向[J].创新，2011（01）
本文将运用简单的心理知识，从好莱坞童话成分的应用、模范化的主角、单纯的故事和电影中童话颜色的渲染这几个角度，赏析这类影片中的“童话”韵味，找到在内心中与童话世界有关的记忆，并解读美国电影论文是如何在导演的精湛拍摄技术下，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引起共鸣的。
二、好莱坞电影中童话成分的应用
波顿电影中的童话被人形容为“黑色童话”，这些童话的类型是神秘、恶势力和惊悚的，这也是其与其他好莱坞电影的不一样之处。这种个人关于童话的习惯养成，离不开他幼时对童话的深爱和自己对童话的理解。
波顿的作品无论是空间、事态还是夹叙，都能让人感到经典的童话韵味，在此浅谈其特色鲜明的三个要素：真实与虚幻的交错、家长作用的不完整性和性的缺失。真实与虚幻的交错在波顿的影片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让观众在现实与幻想中自由穿梭，这在《大鱼》中有很好的体现。这部电影有两条情节路线：一个真实的情况——爸爸将要过世，儿子回来探望爸爸，最后完成了父子间灵魂上的交流，获得了生活的真正意义;另一个，比较重要，存在于经典的童话故事中——父亲在与别人高谈阔论，说自己经历了困难重重的探险之后，拥有了完美的感情，他的朋友存在于他的故事中。浓厚的幻想氛围颠覆了观众的感官，和影片中儿子一样迷茫，一个现实中的人活在虚假的世界里，这是为什么？原来，爸爸的每个经历的核心都是真的，生活满是艰难与平庸，通过更完美、更能安慰人的方式来编写生活的经历，可以使自己和他人都能积极地看待生活并接受现实。电影中的虚假成分使得整个画面更加美，也低调地阐述了家与生活的意义，成为波顿众多作品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在安徒生的童话中家长作用的消失是一个重复的剧情，波顿很好地传承了这一经典作风，并结合了自己的风格。他的电影主角鲜有母亲，少数的母亲角色也是跑龙套，没有实在意义，以致母爱的痕迹不存在于他的影片中。一切的源头都是由父亲开始的，紧接着就是他们儿子的悲惨剧情。因为电影中母爱的缺失，使得孩子的性格都是不完美的，这种硬伤在孩子身上不可抹去，从而使孩子的身上有了正义与非正义的矛盾存在。因此，会有生性本善良的爱德华成了杀人怪物，旺卡会面无表情地惩治他不满意的儿童。
波顿电影在描述黑暗时，不管恐怖、邪恶到什么程度都不会出现与“性”有关的成分，这点与传统童话类似。而波顿的全部电影都无性话题，这在当代好莱坞电影中可谓独具一格，如果认为他是为了区分电影类型、让未成年都能欣赏到的话，倒更可以把他想成一个还有童心的电影工作者，对童话的热爱从未削减并深受童话感染，这种感染是不知不觉、深入内心的——真正的童话中没有性。
三、模范化的主角、单纯的故事和再现的话题
传统故事中，后妈都是扮演邪恶的一方，哥哥姐姐都是受到偏爱并与后妈沆瀣一气的坏人形象，而主角是正义的，虽经历坎坷但终会有好的结果的另一方，这就是童话的主角被模范化的特色。他们似乎从来就不被人们看好，处处与人群不和，就是人间的另类，但他们天生善良、大度、宽容。这种典型的角色应用，使得人们怀疑主角就是波顿自己在童话世界里的化身，他多次在影片中运用和自己相似的生活经历。这种观点不是空穴来风，少时的波顿有自闭症倾向，父母的不支持，伴随着孤独长大的他后来做动画制作人时，显得尤为苦闷，但不断奋斗的波顿最后还是成就了自己的电影事业。波顿选择模范化的童话主角来表达影片的主旨或自己对童话的理解，主要是他擅长对这一手法的运用。
传统的童话都有固定的模式剧情：主角离家出走——开始冒险或寻找某某——最终返程;它们的话题也是相似的：主角的冒险旅程中会发生偶遇，遇到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或者事，从而完成自己的梦想或是最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不仅是传统的剧情，也是波顿童话电影中的映射。从故事的发展历程上看，波顿的电影人物都是因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或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从而迈进了另一个世界，碰上令人无法想象的人或事，经历了各种挫折和变化，结尾还是回到了自己熟知的世界。如《僵尸新娘》《爱丽丝梦游仙境》都有相似之处。
因为模范化的人物，类似的情节和经久不衰的童话话题，波顿的作品受到人们的批判，人物形象随意、没有新鲜故事、电影缺乏内涵等，客观上说这是事实，他的作品好像只是一场视觉盛宴和一个浅显的道理。但是，正因为这些不足让他获得了观众的关注：场景、主角、讲述话题的风格给观众带来了一种回忆，尽管观众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会怎样，这使得“他的经典作品就像《安徒生童话》那样经久不衰，直击人们的心底”。
另外，他作品中的童话韵味就如同《安徒生童话》一样，虽然简单但足以丰富人们的内心，也没有因为老套的剧情和电影人物的模型化而显得肤浅。再看看《大鱼》这部电影，一般观众会把它看成以爱和谅解为题材的童话，但其真实内涵不仅仅是这样，它是除了简单生活之外更深刻的童话——在我们身旁到底有哪些是真实存在的，哪些是虚幻的？生命与命运之间有哪些关联？父亲吹嘘的话语中反映了生活的不容易、对生命的不断追求、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更高要求、对爱情的不将就，等等。每一个场景的出现都有不同的内涵要表达，对生活有不同感悟的观众从中得到的是不一样的启发和打动。
四、好莱坞电影童话色彩的渲染
随着科技的发展，银幕上的画面逐渐有了颜色，宣告着电影制作的另一个潮流的到来。正因为这突破性的改变，使得有色彩的电影成为观众面前的主角，此后，黑白电影退出了历史舞台。将色彩加到银幕上不仅使得表现内容更具真实性，而且提升了电影的表现力，更容易将电影制作者的意图表现出来。选取现代电影作品的色调内容进行赏析，透露给观众的信息是电影制作的美学应用、制作意图已经可以通过丰富的视觉效果进行体现，相比黑白色调，彩色更具表现力，进而推动电影的内涵与制作水平又前进一步。电影的革新浪潮，使得制作者的个性更加张扬，审美品位更加有内涵，也使得制作者更容易将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发扬光大。在发泄作者内心的情感因素时，不管是在文化、感情上，还是制作的独特性上，制作者在努力使影片具有更广泛的美学上的进步时，也给观众带来了深度的影视思索。
《天使爱美丽》是法国导演让·皮埃尔·儒内比较出色的电影之一，在其上映之后便风靡全球，获得了包括奥斯卡在内的几项全球大奖。电影的内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艾米丽，乐于助人，授人玫瑰手留余香的故事。电影中艾米丽做的事情包括送还给老人50年前的时间囊、为警察和买烟女进行搭桥牵线、为水果店老板帮忙、帮助玻璃人认识这个美好的世界、为寡妇重新找回真爱……童话般的故事情节让观众流连忘返，仿佛又回到了安徒生童话的那个年代。
以此开头，艾米丽把自己的双手伸向了每个有需求的人。她花尽心思制订了一个乐于助人的方案，但隐藏自己的姓名。“爱心天使”总是围绕在人们的身边。但我们的“天使”也会有自己的小烦恼，一份莫名的相册就像《灰姑娘》中的水晶鞋引导她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一样，在老邻居的帮助下，艾米丽抑制内心的胆怯，大胆将爱说出口，获得了自己的另一半，她的身体也注入了新的生命。经典的灰姑娘情节，在这部电影中有了映射，让观众领略了一个带有颜色的“灰姑娘”故事。整个故事更好似一个安徒生童话，简单、纯洁、幸福。拍摄的画面像一片五彩缤纷的气球，色调的不断调整、运用、转换，精彩地把一个豁达开放、聪明善良的小姑娘行为，记录得积极向上。女生天生的想象能力在五彩缤纷的童话色调中得到了极度施展。《天使爱美丽》的童话色调是相当有个性的。开始人物出场时，满满的似乎要从里面泄出来的黄绿色，感觉不是生活中见到过的而是童话中的那种绿。但这种颜色的选用，恰到好处，给观众以视觉上最大的舒适度。电影里的外景，绿色的运用彻底征服了观众，而室内的颜色大多是黄色和红色，自然而然让观众与看过的童话场景联系了起来。
因颜色使用而表达出浓厚的童话韵味是这部电影的亮点之处，也更好地渲染了电影的主题。导演的用意在于激发观众心理上的喜悦，展现童话世界中的美好。绿色是大自然生机盎然的代表，让人感觉协调、舒适，是最满足人眼要求的颜色。同时绿色代表的是生命和和睦，绿色所代表的欣喜、愉快是其他颜色所不能替代的。光谱的排列中，黄色的亮度最高。因为黄色代表舒适，归于暖色调一类，描述人的心情时是祥和、温柔的，所以象征美满和暖心。正因为它的亮度高，在单纯的背景下比较凸显，因此带给人的感觉就是欢快的，具有阳光积极的特征，更容易吸引人的眼球，延长观众的视线。红光的波长在颜色中居于首位。所有颜色，都比不上红光对眼球的刺激效果。红色是阳光和火的颜色，有暖和、热能、情绪激动的象征。橘红色是一种可以闻到阳光味道的颜色。热烈的红色，总是不能在人们的脑海中一闪而过而不留痕迹;红色又是爱情、激情、兴奋等情绪的代表色，那是鲜血的颜色，涌现的是一种势不可当的热情。所以，红色的出场效果是惊人的，让人瞬间激情四射。这在童话画册上才有的颜色效果，被导演搬到了银幕上，自然有了一种不同但又熟悉的童话韵味。
【中图分类号】G6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33-0-01
一、剧情述评
美国电影《第六日》（The 6th Day）是第一部探索人类克隆的动作影片，它把我们带到科技已高度的不远的未来，在那时，人类科技已可以任意克隆任何生物，甚至包括人类本身。然而，即便克隆人类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但因社会伦理的限制，仍不被法律所允许。
人类的弱点之一就是往往抵挡不了利益的诱惑，在利益面前，不少人会很容易地就忘记了道德伦理和法律的约束而为所欲为。电影中韦恩实验室（研究克隆技术的实验室）的老板杜拉克便是典型的一例——他在医学博士韦恩的帮助下不仅克隆了自己，也克隆了许许多多的被他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人，电影的主角亚当·吉布森（Adam Gibson，阿诺德·施瓦辛格饰演）即为其中之一。
亚当回到家里发现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取代了自己享受着本属于自己的天伦之乐，其震惊、困惑、痛苦之情溢于言表。而作为观众，我们都不难想象假如这一切发生在自己身上，会是什么一个感受。于是，为夺回原属于自己的一切——自己、家庭和爱，亚当开始了他的“正名”之旅。
如许多美国电影一样，《第六日》也有一个好莱坞式的结局——亚当在其克隆体的帮助之下，成功揭开了这一惊天阴谋，并最终拿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一切。
在这部电影中，克隆与爱两大主题相互交织：为了爱，亚当违背了自己的本意为女儿克隆了他们的宠物狗；出于爱，亚当选择与他的克隆体携手合作，共同揭开了隐藏在克隆人背后的巨大阴谋；因为爱，克隆亚当黯然退出……。若是从圣经和基督文化的角度去审视影片的这两大主题，实则是矛盾与冲突的相互交织——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人类，而人类无权去克隆自己，但人类偏偏又克隆了自己；上帝与他所拣选的民立约，要爱上帝，爱家人，爱邻居，爱一切基督徒如兄弟姐妹，而片中的主人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出发点正是“爱”，包括克隆。电影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给观众留下了无尽的回味和思索：人类在享受飞速发展的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不免担忧——科技高度发达之时，人类是否还能掌控自己的命运？高科技给人们带来的是福音还是灾难？在高科技面前，人类应该坚守的伦理底线是什么？
二、对克隆的矛盾心态
1997年2月22日英国生物遗传学家维尔穆特成功克隆出“多莉”羊的新闻被报道之后，克隆技术便震惊了世界；2000年6月26日，人类基因图谱被成功破译，这更为克隆人类在理论上提供了可能。但很快，顾及到社会伦理道德以及多数人的反对，多数国家通过立法明令禁止克隆人类。
《第六日》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的冲击和震撼，更多的则是引发了人们对克隆人的深刻思索。影片最后虽没有援引“第六日法案”对疯狂的杜拉克进行法律审判，但对他的道德伦理审判却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如此，人们对克隆却不免存在有矛盾心态。正如影片中的亚当，其本意是，无论何种生物，“生命的基本法则是，出生，成长，生活，然后死去”。但对女儿的爱却又使他不由自主地走进宠物克隆商场，克隆了他们家的宠物犬“奥利佛”。这在片中的人们看来，为自己和家人克隆一个健康的宠物作为替代品已被普遍认可，即便他们仍强烈反对克隆人。
克隆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颠覆了人们传统的对生命的理解和思考：一则人们渴望借助克隆技术延续生命；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伦理法则又告诉他们不可越过雷池。正如影片中亚当的思索和疑虑：克隆出来的，没有灵魂，危险吗？既然安全，为何不允许克隆人类？如何合情合理合法地运用高科技，尤其是克隆技术来造福人类，矛盾和纠结仍在继续。
三、西方伦理文化隐喻与《圣经》
文艺作品大都有其神话的、历史的或现实的素材和思想渊源并受其价值观念的影响，特别是神话传说，“一直在塑造和影响那些民族的思维观念，对各民族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而在西方世界，“《圣经》的故事和传说是西方文化艺术的重要源泉……它的思想和哲理已经成为人们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2]。究其原因，在于《圣经》典故在西方社会中影响的普遍性和深入性：《圣经》典故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学、艺术领域普遍存在，且已深深融入哲学、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成为西方人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其影响力之广、之深是任何其他典故所无法匹敌的。
正如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基本来自于儒家学说一样，《圣经》及其典故所蕴含价值观念成为以基督教为普遍的西方人所认可和信奉的社会伦理价值观也就可以理解了。那么，西方电影取材于《圣经》典故并将其伦理思想作为影片的主题来表现并不出人意料。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整整一部西方电影史从未脱离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3]。
电影《第六日》也毫不例外地带有浓厚的《圣经》文化色彩，我们从该片片名以及男主角的姓名这些细节就可见一斑，因为“一部电影及其片名总是浸润在该民族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传统、习俗、传说等形成的文化体系中” [4]。
《圣经》这样描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是第六日”（《旧约·创世纪》，1：27-31）[5]，而片中被多次重复的一句台词正是“在第六天，上帝创造了人，上帝造人时在第六天”，凸显了片名《第六日》的宗教文化含义；《圣经》中还讲道：“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气的活人，名叫亚当”（《旧约·创世纪》，2：7）[6]，片中主人公也恰恰以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人的名字“亚当”命名；还有，主角亚当·吉布森（Adam Gibson）的姓“吉布森（Gibson）”在古德语中的含义又是“光明磊落的誓约”，此名表达父母希望子女继承其祖先财物及传统的愿望。
这些细节除了在艺术手法上起到呼应主题的作用之外，更深层的含义则是表现该片主创者文艺创作的价值取向，即《圣经》和基督文化所秉承的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即着眼于在肉体层面或物质范畴解读人（尤其是基督徒）与他人、社会及万物的关系嬗变，目标指向以神人和谐为基础，重建被罪扭曲的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乃至整个自然界的关系[7]，重新回归到“神”所安排的正常的社会和人类生活秩序。
可见，影片中所反映的克隆人争议以及人们的矛盾心理，究其根源，正是来源于《圣经》深刻影响下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反映了影片主创者对克隆人问题鲜明的“上帝取向”的生命价值观和态度，即任何生命的诞生，尤其是人，只有通过正常途径出生、成长的人，才是《圣经》中所讲的“神所应许的”，才是“神”所喜悦的，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否则就是对上帝的不敬——因为人不可能像上帝那样创造人类和世界；当然就是也是反传统的和伦理的，自然不会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而被普遍接受。
四、结语
任何文艺作品都会反映作者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及其附带的价值观念。欧美大片对所有学英语、用英语的人来说不啻于一个学习和了解西方文化的生动而鲜活的教材，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加深中西文化间相互了解、增加彼此间信任的绝好窗口。另外，一部好的电影带给人们的应该不仅仅是精神上的享受以及文化学习和交流的素材，电影故事背后的故事及其带来的对生命和人性的理性思考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
参考文献
[1]董广坤，王传顺.《2012年》中的神话原型与末日隐喻[J].电影文学，2011：20.115-116.
[2]赵玲洁，赵彦荣.《圣经》在西方文化中的表现形式及影响[J].时代文学，2011：8.88-89.
[3]杨然.电影中的宗教魅力——谈基督教文化在电影中的文化价值[J].电影评介，2009：19.8-9。
在欧美人文学术领地,华裔学界、比较文学界与汉学界这三个术语总是在相关的意义指称上交互在一起,诱惑着人们瞩目在此空间中崛起的那些出类拔萃之辈。美国人文学界有“东夏西刘”之美称,“东夏”是指美国东海岸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裔学者夏志清,“西刘”是指美国西海岸斯坦福大学的华裔学者刘若愚。“西流”的不幸早逝，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的震惊。刘邵铭在悼文中说:“国人在英美学界替中国文学拓荒的有两大前辈：小说是夏志清，诗词是刘若愚。”[1]刘若愚具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同时精通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他通过兼采中西两种文学批评的特长,创造出理解与阐释中国文学思想的系统理论。他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著述有八种(《中国诗学》1962,《中国之侠》1967,《李商隐的诗》1969,《北宋六大词家》1974,《中国文学理论》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1979,《语际批评家:阐释中国诗歌》1982,《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1988),这些著作总结归纳他的理论思考,是他融会贯通中西文学批评主张的具体实践,他的多种著作被列为西方汉学的必读书。除了理论专著外,刘若愚还有大量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和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作品。本文主要论述其生活经历及其影响下的创作与翻译。
一、生活经历与学术要求
自1961来到美国，赴美国夏威夷大学任教，辗转匹兹堡大学、芝加哥大学，至1967年转到斯坦福大学，刘若愚身上发生了两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第一，在生活上，刘若愚需要将他所操的标准英式英语改成美式英语。刘若愚初到美国的前几年，在各大学间辗转谋职，艰辛备尝。
第二，在学术研究上，刘若愚从此只用英语，而且不再用中文写作论文和专注。刘曾对此作出解释：“这不是说我不能用中文写，只不过是我没有时间把用英语写的一切再用中文写一遍。另外我绝大多数作品都是特意为西方读者写的。除了我现在喜欢用文言文写的诗歌外，我对使用哪种语言，中文还是英文，已经觉得无所谓。”[2]对于刘若愚的解释，刘邵铭表示不满意，他说：“刘若愚说没时间虽然不能说强词夺理，但不是好的借口。人的聪明才智有异，可说是上天的偏心，但在时间上绝对公平；每人都有二十四小时。真正的理由是刘若愚做了美国的过河卒子，生性要强，也只有不断出版英文著作才能出人头地。做了罗马人，就守罗马风俗。英美大学的中文系，我尚未听说有一家开明到可以用中文著作论贡献的。刘若愚考了一个英国的硕士学位，可以由夏威夷、匹兹堡、芝加哥，辗转到史丹福大学，靠的就是自己七本英文书。这七本书，既然是为西方读者写的，今后也只有在英美大学写论文的人，偶尔到图书馆尘封的架上取阅。如果他能看开点，就不会做了别人价值系统的努力。”刘邵铭对刘若愚不用中文著述单单从功利的目的来理解，虽说也言之成理，但毕竟不是全部的也不是最重要的理由，李鸥梵便对此提出反驳：“既然刘先生以比较文学为方法，世界性的体系为依归，我认为他用英文写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并不完全赞成两位好友的看法：认为中国人应该用中文写作。”[3]
二、《中国文学理论》的批评与评价
在刘若愚群星闪烁的论著中,鉴于翻译成中文的时间不一，最为国内读者熟悉的是《中国文学理论》和《中国诗学》。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主要研究中国的传统与文论,他结合形而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和实用理论等西方文学理论方法来挖掘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成为中西比较诗学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被当作比较文学典范之作,在书中,作者主要运用艾伯拉姆斯文学四要素的框架,把中国文学理论分成所谓的六种理论,即形而上的、决定的、表现的、技巧的、审美的和实用的理论。中国文论被他运用西方文论话语进行了切割。这种切割,使得刘若愚对中国的文学理论进行了西方式的条分缕析,这对于在西方文化语境下成长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理论是有帮助的。但是,这种切割也有坏处,那就是被切割后的中国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理论本来的面目有了很大的出入。在西方话语的叙述中,中国文学理论被误读了。例如,刘若愚写道:“刘勰的巨著《文心雕龙》考虑到了艺术过程的全部四个阶段,包容了中国文学批评里所有全部六种理论中除决定论以外的五种理论的因素。” 也就是说,《文心雕龙》中不包含决定性理论因素。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文心雕龙.时序》中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讲的就是文学与社会状况、时代政治等等的密切关系,这与文学决定论是相通的。所在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言说方式之下,中国的文学理论只成为解释西方文论的材料和注脚,中国文学理论只是证明了其理论框架的正确性――在需要被证明的时候就能够在西方文学中出场,不需要的时候就被悬置起来。刘若愚把整个中国文学理论切割以后介绍给西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使西方人雾中看花,朦朦胧胧地对中国文论有一定的了解,这对于介绍与传播中国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化有一定的用处。但是不可否认,刘若愚此举也是典型的“失语”例证。
刘若愚对中国传统文论的评述，需要后来学者的订正或补充。但我们对其分析方法及其构建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不应该是全盘否定态度的。因为这不仅是西方汉学界的选择之一，而且刘若愚自己的定位是“语际批评家”，而不是“以西释中”，定位的不妥会导致曲解刘若愚的批评立场和他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苦心。
三、创作与翻译
关于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等著作,阅读英语读本与汉译读本会导致完全两种不同的学术感觉及其评价。怎样评价刘若愚？是评价英文读本中的刘若愚还是汉译读本中的刘若愚？这都是关于研究刘若愚给出我们自己的评价时,应该考的问题。用刘若愚自已的话来说,不管是否愿意,用英文写作这一事实本身就使语际批评家成为比较主义者。
比较文学者对翻译所展开的研究与相当一部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其实并不完全相同，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它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它把翻译中涉及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把任何单个翻译行为的结果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它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因此，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就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显得较为超脱，视野也更为开阔，更富审美成分。当然，与此相应的是，它也就缺乏对外语教学和具体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譬如比较文学对误译的研究，对庞德英译唐诗的研究等。庞德的英译唐诗充满误译，许多句子的英文文法都不通，对一般的外语教学和翻译自然不足为法，但庞德的英译唐诗却引发了20世纪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具有明显的文学史上的意义。[4]
罗伯特・弗兰斯有句名言，说诗歌将要在翻译中消失。应该理解为没有哪一种诗歌的翻译可以成为原诗的再现，甚至即使是一个成功的翻译，将与原诗有所不同。刘若愚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一个译者都面临着“直译”与“意译”之间永远的进退维谷。绝对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不仅不受欢迎，而且有时也是不可能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精髓被汉语思维及汉语书写的体验性与体语藏得深不可测,几乎中国传统诗学的精妙完全肃穆在其中不可凭借逻辑与思辨出场,怎样用英语来使其在学术表达通畅地流淌?刘若愚教授的学术角色是复杂的,谁来评判及怎样评判刘若愚教授及其比较文学研究的诸种读本?这是当下国内汉语学界应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2]刘绍铭：《孤鹤随云散――道刘若愚先生》[J].中国时报 (台北),1986年7期.
[3]李鸥梵：《我的盲点和偏见――纪念刘若愚先生》[J].中国时报(台北)1987年5期.
[4]谢天振：《启迪与冲击――论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比较文学的学科困惑》[J].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2期.
从1951年考入台大哲学系，刘述先从此一生专攻哲学。1958年在台大得到硕士学位，由其父执牟宗三先生引介给徐复观先生，获聘入东海大学教通识，那时东海大学还没有哲学系。在台大期间，刘先生受到方东美先生深刻的影响，构建起宏阔的文化哲学和比较哲学的架局，又爱好文学。从而立下融通古今中外哲学，广泛涉猎当代西方哲学，最后回归中国哲学的志愿。也是在东海大学时因与牟宗三先生朝夕交往，他日益体会到牟宗三先生对宋明理学的理解深切透辟，也从此立志归宗当代新儒家，以之为自己的终极关怀。
1964年得到全额奖学金到南伊利诺伊大学读博士学位，师从“经验神学”大师魏曼，对田立克的“文化神学”做出批评反省。1966年得到学位，留校执教，开拓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的领域，为许多港台的年轻学子打开了一条出路。
刘先生最终成为备受推崇的宋明理学专家，名列当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他一生的哲学探索，立基于传统与现代之际、关注于全球与本土之间。他常以哲学的高度，敏锐的思维，一语中的指出关键问题所在。此外，他对于儒学的发展，始终关切如一，心系儒学的扎根与传承。
张清华《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评价纷争问题》［8］认为，世界视野与本土经验、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对立，是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纷争的根源。本土经验这一命题应包含几个维度:传统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学神韵;在实现本土经验表达方面，中国当代小说实际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含量，对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经验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9］重点研究了中篇小说创作的本土经验，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浪漫主义文学暗流涌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在重建，多样化的讲述方式构建了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文学不可能再产生当年的轰动效果，但对于人类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却不会消失。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10］选取严歌苓、李彦两位华人女作家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异质性文化碰撞对于她们写作的影响，认为尽管同样是处理“红色资源”，严歌苓侧重于思想层面，以一种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模式来彰显苦难生活中人性的光辉，而不是追问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而李彦更着力于语言层面，摆脱现代汉语的思维局限，用英语思维来处理红色资源，虽在思想层面并未触动国内主流的历史评判，但仍能够突破历史而超越到精神层面。近代以来，在东西方关系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现代与民族、世界与本土这一悖论中艰难地寻找着平衡。而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本土经验的生动呈现，反映了中国文化、文学自信力的增强。但是这份自信万不可走到极端，变成了民族主义。我们认为，世界文学具有一种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着超民族或是民族应该取消。因为文学作为人学，总有些意蕴是超越了阶级、地域、民族、国家等界限，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好的文学总是能够拨动所有人的心弦。文学创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远大的追求，不局限于为本民族本时代的人而写作，而是为全世界、未来的读者而写作，此即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养料，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自觉探索人的内心，捍卫作为人的尊严，保持关注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此即为“手低”。从空间维度上处理好现代性与中国性之间的关系，即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淡化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异。边疆文学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强化。如，张柠、行超《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11］认为，新时期的“边疆小说”具有自身特殊的叙事模式:朝圣模式、历史叙事和探险叙事，作家笔下的“边疆”已经被神化成了一个类似乌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号，作为福地乐土被人所向往。这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种种弊端的暴露，不断被异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遥远的边疆;另一方面是边疆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现出来的是边疆纯真朴实的精神、顽强的原始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与本土化关系问题。宋建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12］首先肯定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等等。而面临的问题我们更是不能忽视的，如遗产资源所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环境和社会生活基础不断恶化、老一代传承人的相继离世造成了文化传承的后继不足、外来文化的强力介入与冲击不断改变着民族文化传统。少数民族的弱者心态上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发达与落后之间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而民族问题始终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
文学创作向边疆迁移，整体上是有利于少数民族经验的展现。同时我们也应借助“申遗”热，应加大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视觉文化与文学之关系首先被关注的是视觉文化下文学的命运，对此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赵勇《影视的收编与小说的末路———兼论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生产》［13］对小说的命运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论文通过对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与影视交往历史的回顾，认为80、90年代之交第五代导演与先锋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气质、叙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础上，是精英文化之间的对话;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开始转型，作家与导演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由精英文化转为大众消费文化。标志性事件是六作家为张艺谋电影撰写《武则天》小说剧本。至此作家便频频“触电”，引发视觉思维与影视逻辑对于小说构成的渗透:小说生产方式逆向化，先有剧本后改写成小说;叙事手法剧本化，对话增多，语言运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肤浅化。因此，现在小说创作的繁荣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小说的“闲”与“慢”的阅读传统已经被视觉文化所谋杀，而影视化小说用视觉思维和影视逻辑所创作出来的快节奏小说不可能成为文学的救世主，因为其所追求的画面感、节奏感不断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使小说成为一种消遣，进一步摧毁着小说阅读。所有这些使得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命运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而戴文红和黄发有均认为视觉文化对于文学的确存在着冲击，但是文学并非不堪一击，仍然能够找出突围之路。戴文红认为，突围之路是构筑“可能生活”;其《构筑“可能生活”———视觉文化中经典的接受及其意义》［14］一文认为，电子书只是作为传统书籍的延续，不可能取代传统书籍。而可视化阅读这种动态接受方式才是经典的最大威胁。但可视化阅读通过将经典转为影像或是电视文化讲座的方式，却使经典沦为一种空洞媚俗的浅层阅读，成为戏拟消解政治、刺激感官、商业炒作的“景观制造”。而这也正需要经典的力量予以拯救，为我们构筑“可能生活”，给我们以向上的指引，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黄发有《浅阅读语境中的浅写作》［15］则从接受者角度来分析视觉文化下文学写作的命运。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的盛行导致普遍的浅阅读，特别是作家、批评家对于深度阅读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这种浅阅读又刺激着浅出版的盛行。浅阅读与浅出版之间的恶性循环抑制了文学的创造性。这一切不仅冲击着文学，也制约着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因此我们必须在深度阅读中重新发现和激活伟大的文学传统。学者们对于视觉文化的态度也所差异。肖伟胜《视觉文化的衍生与艺术史转向》［16］对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溯，认为其作为反对文化精英主义的一种理论工具，是由围绕着文化界定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所兴起的，以一种多中心、对话性与关系化的阐释模式，成为进入互文性对话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与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大众传播时代，视觉形象已成为文化实践的中心”。而视觉文化通过对形象所传达的社会思想、信仰和习俗的揭示，成为文化建构的新领域。邹广胜《谈文学与图像关系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17］则主张语言与图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应该充分尊重两者的差异和价值。从插图本对绘画叙事与语言叙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认为对图像的感受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语言难以取代的优点，而且受众面更为广泛。潜在于语图之争背后的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冲突。吴琼《视觉机器:一个批判的机器理论》［18］以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觉机器为对象，指出其产生背景是19世纪开始的视觉转向。这次视觉转向不同于以往之处就在于充当观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机器，因而将改变原有的观看手段、观看机制、观看主体、权力配置等。视觉机器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只有对机器作解构式的批评才可能为观众摆脱机器的配置提供一条路径。作为当代主导性的文化形式，视觉文化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可能螳臂挡车般予以阻止。视觉文化确实对当下文学创作产生了冲击，就作家而言与影视的结合在带来名利双收的同时，造成作家创作水平的下降;在商业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场操纵下文字已经失去了力量。就读者而言，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使得人们不断追求感觉刺激，放弃生命的沉潜与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东西，不再阅读传统的文学与文化经典。
就文学本身而言，一方面经典被戏拟、大话、重构，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摧毁着经典，另一方面各种迎合读者趣味的畅销书取代了经典，量多而质不高的作品充斥着网络与图书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没有发展的空间，相反，任何危机的背后都是发展的机遇。因为，文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媒介事件和现象，也不是纯粹的物质性商品，而是同我们的生命存在休戚相关的东西。西方文论研究之反思近年来，人们对于西方理论研究从盲目引进介绍到开始进行审慎的反思。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渊源和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有发展也有衰落期，有优势也有弱点。几乎每一波西方理论大潮涌入都会成为中国学术的研究热点。比如说女性主义引进之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出现了很多以此为解读视角的研究。诚然，理论工具的创新对促进术研究新的增长点的出现是有其价值。但是对于每一外来理论没有审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热点有时就像被风吹过的的海平面不时掀起波浪，但是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又能在沙滩上找到什么却是一个大问题。所幸，近来的研究早已去掉了刚开始时的激动与焦虑，开始以一种平静审慎的态度来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如，章辉《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19］从历史、现实、文学、个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论在全球兴起的原因，指出这是数百年来东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运动和实践的产物。怎样看待文化研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金惠敏认为，文化研究已然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其《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极不简单认同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的产物，而是对二者的综合和超越。刘方喜《当代文论的“跨学科性”》［21］从理论的跨学科性来揭示在学科分化弊端凸显的当下文艺学应该怎么做。我们既不曾拥有真正的“跨学科”眼光，只强调文艺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分化，把其他学科视为是恒定不变的，又不曾认识到现代学科在分中有合的状态中总有一种学科的理论范式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没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会学范式。文化研究对于跨学科是有借鉴意义的，超越学科分化、遵循社会学范式而具有“去经济化”的特点、“去哲学化”。在当挥文论跨学科优势，必须拓宽文论的研究范围和哲学基础，特别是马克思的“关系哲学”意义重大。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则认为，文化研究十多年来虽然轰轰烈烈却鲜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问世，造成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应是批评实践的文化研究误当作是理论与那就来深入研究，只有把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去挖掘探究和当下文化现状密切相关的问题，避免以政治利害作为评判思想是非的标准，而是在义理层面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是新世纪的热点问题之一。乔焕江《日常生活转向与理论的“接合”———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说起》［23］认为，当代文艺学由于对自身结构性的盲视，如过分强调审美造成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断被拉大，放弃了价值判断与历史认知，从而丧失了介入现实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认识到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未定性与复杂性。而正是这双重结构性盲视，使得当代文艺学未能认识到生活世界转向这一理论生产的趋势。段吉方《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24］对“理论之后”、“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等观念的生成语境与论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理论之后”并非意味着理论真正的危机，而是理论在一种新的文化生态中的价值诉求，呼唤着更高层次的理论形态的出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新进展2011年古代文论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论的基本理论和主要问题的探索与推进。限于篇幅，仅选取其中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庆炳《〈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25］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认为刘勰突出提出“情”的问题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他批判“为文而造情”所针对的就是当时作品的空洞之情、虚假之情和艳俗之情，他说“体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丰富的现实感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刘勰对与山水诗、咏物诗和田园诗所体现出来的“情”，即那种社会性较小个体性较强的“情”，也加以肯定。刘勰既肯定那种以《诗经》为传统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会的、群体的、理性之“情”，也肯定个体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刘勰在“情”的问题上是在古典与新声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义思想倾向。第二部分，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样产生的?主体触物起情后，所产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构思或动笔之时，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与外物融合为一?即主体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对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兴”是情感从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内心的过程，“物以情观”则是情感从作家内心移入到对象的过程。从“物以情兴”(“物感”)到“物以情观”(“情观”)，是情感的兴起到情感评价的过程，是审美的完整过程，它们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第三部分，讨论中华古文论中情感的表现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注意到“物感”说，而忽略了“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此文对于“物以情观”的再发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刘勰的情感表现理论。王文生认为研究《文心雕龙》者都称赞其体系严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对《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内涵及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龙＞思想体系考辨》［26］一文从《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认为儒家思想在刘勰文学思想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刘勰所建立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用儒家思想来文艺自身特性和规律，用伦理政治价值来取代文学自身价值，刘勰对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贡献在于其实事求是、细致精微地对文学传统和现实经验进行总结而形成的文学创作论。在对《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一片赞扬声中，本文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值得《文心雕龙》研究者关注。吴子林《超越“实用”之思———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27］一文对“《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一孔子诗学思想中最系统、最集中、影响也最大的诗学命题作了全新的系统阐释，认为该命题所论为“学诗之法”，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诗歌功能论。具言之，诗的兴发感动使个人的主体生命开始觉醒，进而反省社会、他人与自我，从《诗》中“彻悟”或“发现”某些人生的“意义”;在学《诗》过程中，“兴”与“群”构成了互动互补的关系，诗情的兴发感动，使学诗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联结起来，产生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归属感、亲和感;“兴”与“观”的学诗阶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对象世界，到了“群”则认识到了个体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参与、融入到对象世界之中，达到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体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层。“怨”是由于达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现为主体与对象世界的疏离、冲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为目标。在“学诗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见是《诗》“可以兴”，审美的优先性毋庸置疑。这篇论文颠覆了20世纪以来郭绍虞、刘若愚、李泽厚等学者对孔子诗学思想的论说，提出与其说孔子的诗学思想是“实用理论”，毋宁说是重视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这是一种“内在目的”论，而不是“外在目的”论。在培育生命意识，涵养人的情性，协调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造就一个充实、整全、和谐的社会等方面，孔子的诗学之思有着极其重要的现代意义。这对于深化我们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具有一定意义。
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一定程度后结出的艺术硕果。作为“对西方艺术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某些传统的有意和彻底的决裂”［1］167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频频出现描写东方物品和人物、表现东方诗学和宗教、借鉴东方艺术形式和技巧的现象，说明导致现代主义与传统“决裂”的思想不仅源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泽等西方思想家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质疑，也源于传入欧美诸国的东方物品和典籍所带来的直观启示和思想冲击。王尔德笔下的“庄子”、庞德诗歌中的“观世音”、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中国瓷器”、T.S.艾略特诗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国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中的“五绝七律”形式、乔伊斯小说中的“汉字书写”模式、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中的“观物取象”实践、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教卡巴拉传统”、苏珊・桑塔格美学观念中的“静默”、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禅意”、玛丽安・摩尔诗歌中的“中国绘画”之道……所有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东方文化的自觉意识、主动汲取和积极融合。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对东方文化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瓷器、丝绸、帷幔、水墨画、茶叶、扇子、家具等富有东方情调的物品或简笔勾勒的东方人物随处出现在作品之中，有意无意地描写想象中的东方意象和东方形象，营造出浪漫虚幻的意境或意犹未尽的神秘氛围；其二，基于创作者对中国哲学、文化、社会制度、艺术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体构思自觉透射出东方思想，通过形式技巧、叙述视角、人物风格、主题意境等多个创作层面，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基于东西方艺术交融之上的全新创意。这两种表现方式的差异主要源于对东方文化的观察视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对东方物质文化的直观感知，其作品侧重以意象方式隐喻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后者根植于对东方精神文化的内在领悟，其作品从多个方面表现中西文化的创造性相融，比如庞德的诗歌。当然，两种表现形式的界线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时候它们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表现得益于“东学西渐”的进程。以“中学西渐”为例，几千年中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渐催生并促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自秦汉开始，中国的陶鼎、陶鬲、青铜剑、丝绸、服饰、瓷器、茶叶等物质文化产品通过商品贸易和文化交往活动传入世界其他国家。在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贸易活动的推动下，中国的瓷器、绘画等文化产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中国物品不再是欧洲皇宫贵族手中的珍稀宝物，更多的欧洲市民有机会欣赏、珍藏、模仿中国艺术。那时正是欧洲现代美学形成的前期阶段，在中国文化成为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围中，中国瓷器、绘画直观呈现的生命理念、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荷兰乃至整个欧美的艺术开始吸收中国意象和思维，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欧美艺术界的广泛认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东方意象不断出现的现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开始，随着海陆交通逐渐便利，元朝上都开始聚集来自阿拉伯、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旅游者和传教士，有学识的欧洲人撰写了在华游记，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贸易、风俗等诸多方面向本国民众介绍中国文化思想。16世纪之后，大量欧洲耶稣会会士往来于中西之间，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他们不仅撰写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而且翻译重要的中国典籍。就像利玛窦、金尼阁、柏应理、冯秉正等传教士所翻译的四书五经、《通鉴纲目》等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西方哲学家一样，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韦利、欧内斯特・费诺洛萨、劳伦斯・宾扬等传教士和汉学家所著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所翻译的中国经典深深影响了奥斯卡・王尔德、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乔伊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他们从中国文化中获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国思想之剑表达自己对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尔德)，要么借中国艺术之形全面创新西方艺术(比如庞德、威廉斯)。总之，在经历漫长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出现了一种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创作倾向。
二、“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
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研究中，“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较少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对现代主义的内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质、术语、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欧美国别研究等议题上［2］,外在研究则集中在现代主义与哲学、现代主义与文化经济、现代主义与文化政治、现代主义与性别、现代主义与视觉艺术、现代主义与电影等跨学科审视上［3］。西方批评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核心共识基本锁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对该术语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形式上的剧变源于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对支撑西方社会结构、宗教、道德、自我的传统理念的确定性的质疑［1］167-168。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者们的全球性开放视野和胸怀并没有获得20世纪西方批评家的关注，西方现代主义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之中。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评界开始有学者自觉研究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不仅翔实论证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曾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的事实，而且在反思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启了东西方研究的新视角。美国新奥尔良大学钱兆明的专著《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将自己的研究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作了比较，揭示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对萨义德而言，东方特指穆斯林的东方。对我而言，东方指称远东，特别是指中国。如果说直到19世纪初期，东方“只确切指称印度和圣经之地”(萨义德)，那么到20世纪初期，东方则指称中国和日本。的确，对重要现代主义者叶芝、庞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尔而言，他们的文学模板的丰富源泉来自远东而不是近东。因此，研究远东对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对萨义德而言，“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事实……”。因此他的研究涵盖了多维度的复杂体系。对我而言，它只是一种文学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学东方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而是指具体的中国诗人――屈原、陶潜、李白、王维和白居易……现代主义作家庞德、威廉斯通过费诺洛萨、翟理斯和阿瑟・韦利与中国伟大诗人进行了对话。对萨义德而言，“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虑到庞德和威廉斯对中国的热诚，我认为这一思维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庞德与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东方之所以吸引两位诗人是因为东方带给他们的是亲和力而非差异性……在本研究中，中国和日本不是被视为西方的陪衬，而是现代主义者实现自身的确切例证。［4］1-2
这段话阐明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畴上，重点揭示中国、日本等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第二，研究焦点上，重在文学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论辩，聚焦于远东文化中具体的诗人、作品、技巧对西方现代派个体作家的影响及影响途径。第三，研究立场上，重在揭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借助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的书籍而展开的文学对话，以及该对话在创作中的表现。
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旨在以东方人的目光反观西方文化，对西方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宏观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通过揭示真实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微观表现，旨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创新作出新的阐释。前者从社会、历史、政治、种族等多维视角出发，揭示西方对东方的话语建构性，以及这种建构性背后的文化霸权机制和所导致的问题、困境；后者以东西文化实际交往的史料为证，阐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亲和力，重在论证并揭示东西方对话的积极作用。从某种角度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推进，昭示着东西方研究从问题走向对话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西方批评界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聚焦远东、探讨创作影响和文学对话的三大特性。除了钱兆明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翔实论证屈原、王维、道家思想对庞德的影响和李白、白居易以及传统的汉诗技巧对威廉斯的影响外［4］，其他有影响力的专著在此前后陆续出版。威廉・贝维斯的《冬天的心境：华莱士・斯蒂文斯、禅定与文学》(1988)，探讨了佛教对现代主义作家斯蒂文斯的影响［5］。钱兆明的《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2003)以英美博物馆的展品和文献证明庞德、华莱士・斯蒂文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派作家接触东方文化始于中国古字画、青铜器、瓷器等，他们在文学创新中借鉴了中国美学思想与创作技巧［6］。帕特里夏・劳伦斯的《丽莉・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现代主义与中国》(2003)探讨了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月派”之间的影响关系和文学对话［7］。钱兆明的《庞德的中国朋友》(2008)以翔实文献证明庞德一生所结识的大量中国教育家、哲学家、汉学家、诗人朋友曾参与他涉及中国文化的诗歌创作［8］。在萨比娜・斯尔克等人主编的《美国诗人与诗学中的东方和东方主义》(2009)中，15位西方学者研究了19至20世纪美国诗歌和诗学中的中国、印度、犹太等东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还包括罗伯特・克恩的《东方主义、现代主义和美国诗歌》(1996)［10］、玛丽・佩特森・屈德尔的《庞德的儒家翻译》(1997)［11］、辛西娅・斯坦梅的《玛丽安・摩尔与中国》(1999)［12］和钱兆明的《庞德与中国》(2003)［13］等。用具体的史料进行翔实的论证是这些专著的基本特点，东方文化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事实得到了扎实的论定。
同一时期，随着论著的出版，专题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1996)和英国剑桥大学(2004)召开，引发国际学术界对本专题的广泛关注。耶鲁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日本翻译者费诺洛萨对中国诗歌的翻译、美国诗人斯蒂文斯与中国艺术、英国诗人叶芝与日本戏剧、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斯特恩与中国、英国诗人庞德与中国等。参会的学者约三十余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德国贝鲁斯大学等。剑桥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伯格森与老子、研究、美国诗人庞德与Paul Fang、梅兰芳在美国、徐志摩和萧乾与朱利安・贝尔、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等。参会的教授和学者约五十余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中国香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在这两次研讨会上，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批评界，比较文学领域最先开展中西文学对比和“中国形象”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以主题形式比较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学对比研究。以伍尔夫研究为例，伍尔夫与萧红、伍尔夫与张爱玲、伍尔夫与丁玲等平行比较曾得到探讨，但研究的力度和影响力较弱［14］88-89。伴随着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对话、文化形象等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比如“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乐黛云、张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发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学者的文章，探讨“文化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文学形象与文学翻译”、“后现代与文化身份”等议题。，欧洲的“形象学”理论被翻译引进［15］。这一切推动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它依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法国理论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学理论，重点探讨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构性比如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着重探讨几千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虚构性，指出“中国形象”只是映照西方价值观的一面镜子。另有八卷本“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葛桂录、钱林森、卫茂平、汪介之等分别出版了英、法、德、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方面的专著。，尝试从文学作品直接描绘或间接涉及中国的片段中推导出西方对中国的“总体认识”［15］17，154。所发表的论文或笼统阐发美、英、法等国别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或细致剖析谭恩美、汤婷婷等海外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探讨赛珍珠的作品，也探讨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平托等人的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对西方作家的探讨则更多关注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对毛姆、索尔・贝娄、杰克・伦敦、笛福等都有涉及。这些研究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自觉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18届庞德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庞德与东方”。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瑞士、英国、意大利、丹麦等国的63位国际学者和17位中国学者研讨了“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中国古诗词对庞德的影响”、“庞德与孔子”、“庞德与日本”等议题［16］127。
2009年，“首届中国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开启了本专题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研讨。来自中国、美国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专家学者研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与中国”、“庞德与中国诗歌”、“卡夫卡与中国”、“伍尔夫与中国”、 “艾略特与佛教”、“贝克特与中国音乐”等议题，涉及文学、文化、哲学、宗教、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17］47。
2010年，“第三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作为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研讨会的延续，本次学术会议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推进了本专题研究。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中国等12个东西方国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题包括：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与东方、文化交融中的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作品对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国和印度、西方现代主义与日本、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式阅读、美国诗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学、音乐、美术、哲学、建筑、宗教、诗学等多个领域参见彭发胜《“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第237-239页。［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国际学者的英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钱兆明主编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奥尔良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2009年国内研讨会和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的中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上述几次会议上，中外学者宣读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国文学》等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当前研究在方法、意识、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总结和分析。
三、“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当前研究特征及未来趋势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东方文化在现代思想体系中的作用欧美学者已经广泛意识到以往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日益重视在研究中涵盖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比如“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与文学史”等项目的设立与投入便是极好的例证。参见宋达《当代北欧学界重构世界文学图景中的现代东方文学》，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223-227页。［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学术积淀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日益获得中西学者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现出值得关注的特征，预示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更注重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入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东方元素进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学解读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纳达尔的论文《现代主义书页：乔伊斯与汉字书写的图形设计》在“东学西渐”这一悠久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揭示了现代主义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页面与汉字印刷视觉形式相似的缘由。论文详尽论证了乔伊斯了解中国的多种途径：乔伊斯所接受的耶稣会教育体系与中国古典教育体系相似，他曾阅读传教士的中国游记，他所处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满中国的建筑、陶瓷、书画、丝绸等，他所居的城市对东方文化充满迷恋和兴趣。论文追溯了几代欧洲人对汉字表意性的兴趣和研究及其对乔伊斯的影响。立足于这一开阔的文化交融平台，论文最终论证并阐明汉字独特的印制方式和视觉效果帮助乔伊斯确立了他的文本观和图像式页面［18］。美国西北大学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论文《普鲁斯特的中国》，以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临终前凝视着17世纪荷兰画家维梅尔的著名画作这一场景为解读对象，层层剖析，揭示了普鲁斯特心目中的中国的重要价值。论文指出，这一场景折射出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将大量中国瓷器和画作运往荷兰的历史，以及中国艺术曾对维梅尔等画家乃至对欧洲现代美学产生影响的事实。透过这一场景，论文不仅揭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联结是在世界贸易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证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在追寻新的历史感时曾对17世纪以来欧美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元素给予了特别关注。论文通过这一场景昭示了东西方文化杂糅、同化、创造性改写与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纳过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该文即将发表。。
上述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都很细微，前者解读《尤利西斯》中页面设计的内涵，后者探讨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某个场景的意蕴。然而它们所做的文化研究较为透彻，因而结论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纪欧洲耶稣会会士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化西渐融入欧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历史进程，从教育、书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术等多个层面揭示乔伊斯小说页面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层历史内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全球化贸易带给欧洲的东方文化冲击，接着又从20世纪的西方对17世纪西方艺术中的中国元素的认同和接纳出发，回溯东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过程和思想催生过程。基于东学西渐的文化史平台，两篇论文透视文学形式与场景，不仅还原了东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过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过程和内在本质。
当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正在积极呼唤“文化转向”［19］，欧美现代主义研究则日益重视对东方文化的解读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著作开始涵盖对作家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现从东方、孔子视角切入的研究。 ,在这一发展态势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将会获得进一步的推进。
其二，在研究意识上，学者们注重揭示现代主义诗学思想背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阐明东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诗学的途径。
比如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在《选择性亲和力?――王尔德读庄子》一文中，透过奥斯卡・王尔德对翟理斯所翻译的《庄子》的解读，剖析王尔德批评论文中诸多关于庄子的评述的真实用意，不仅阐明了王尔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国乌托邦思想与中国庄子思想的结合的事实，而且指出王尔德意在用庄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个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现代政治体制［20］。中国人民大学郭军的论文《本雅明的“两面神”精神之价值与意义》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两面神”特性，即犹太教卡巴拉传统与的结合，阐明本雅明思想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学高奋的论文《中西诗学观照下的伍尔夫“现实观”》探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实观”融主体精神与客观实在物为一体的本质，阐明其内质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感物说”和“观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师范大学郝桂莲的论文《禅话“静默”》从禅宗视角解读了苏珊・桑塔格的“静默”思想的内涵，剖析了桑塔格静默思想的禅宗意味 郭军和郝桂莲的论文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这些论文将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现代诗学的东西兼容背景，采用整体观照研究方法，自觉认识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从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见，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断、取舍或规约，因而能够揭示出思想产生过程中的中西对话互动特性。“在物质主义、规约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都受到严重的批评”［22］36 的当代研究取向中，这一基于感知的综合研究意识将日益成为更多学者的自觉意识。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题上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
比如，钱兆明在《威廉斯的诗体探索与他的中国情结》中探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诗体探索过程中对李白、白居易的五绝和七律的借鉴，用大量文献论证了中国古体诗与威廉斯“立体短诗”之间的渊源关系［23］。中国人民大学孙宏的论文《论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与重构》指出，庞德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不拘泥于词句与语法，而是力求传达中国诗歌的神韵，其译作是对中国古典作品的重构［24］。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的论文《艾略特与印度：〈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腊神话、东方生殖崇拜、渔王神话等多种思想融合在一起，构成其诗歌隐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诗作中，则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阐释基督教的教义［25］。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现代派创作中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不论是对威廉斯“立体短诗”的形式探源，还是为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正名，抑或对艾略特诗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特性的揭示，这些论文不仅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东西方对话特性，而且揭示了创造性重构对文学作品形神兼备的意义和价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对现代主义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庞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创意需要去关注和揭示，这也正是本专题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学者们对东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读表现出现代主义作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学罗纳德・布什的论文《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同化：美国诗人庞德〈比萨诗章〉中的“观音”想象》着重探讨了庞德《比萨诗章》中“观世音”意象的内涵。论文追踪庞德的观世音意象的最初来源(即汉学家宾扬和费诺洛萨的著作)，剖析庞德未发表的战时意大利手稿将观世音与圣母玛利亚合一的意蕴，解读庞德《比萨诗章》的手稿笔记中观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内涵，最终阐明庞德的观世音象征着“上天的慈悲情怀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刘燕的论文《渴慕、猎奇与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国形象》用形象学研究理论分析乔伊斯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主人公布卢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与奇异想象、同情和渴慕，体现他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倡导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全球视野和普世情怀［27］。
一、大学外语教学中西方文化导入的必要性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文化的导入和课本知识进行有机的结合。 根据实际授课内容，讲授相应的背景知识,把英美等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内容穿插到课堂教学中，使学生在快速掌握英语语言知识的同时，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实现对英语从感性到理性的质的飞跃，培养起英语思维能力，以英语的思维方式学习英语，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成为真正合格的跨文化交际的人才。在英语教学中导入跨文化的内容，有利于学生打开眼界、开拓思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其得到一定的艺术修养和中外文化精髓的熏陶，具备一种新的文化意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减少语用错误。
二、大学外语教学中西方文化导入的方法
1、文化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交际化外语教学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语言教学思想体系和方法体系，这一教学方法的目标是培养和提高学习者的交际能力。它把可理解的输入和输出看得同样重要，认为语言学习者通过输出活动不仅可以提高流利程度，生成更多可理解的输入，而且可以通过生成可理解的输出来加速第二语言学习。在教学上它十分重视交流活动，强调学习者之间的意念协商，其课堂活动有解决问题、做决策、观点交流、图画听写等形式。交际化外语教学带来的不仅是方法的改进，更是教学思想的转变。其教学理论明确指出，在交际化外语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正确掌握语言形式，还要考虑语言文化。在大学外语教学的课堂上，教师可根据需要对教材所涉及到的文化现象给予补充讲解。教师可以通过一些生动有趣的小活动来避免填鸭式的文化教学，如讲故事、小组讨论、小型戏剧、几分钟演讲、小组竞赛等。当谈到历史剧、文学小说的作品时，对人物的刻画、背景及性格的描写，进行专门讲解，否则学生不了解故事发生的政治背景，很难准确体会故事中主人翁心理变化过程。这些活动既达到了教授文化的目的，又丰富了课堂气氛，深受学生的欢迎。如笔者在讲授 “jobs and careers” 《工作与职业》一文时 (见高等教育出版社《体验英语》综合教程2 unit 2), 就组织了同学在班级内进行模拟面试活动。 同学们的亲身参与, 使他们对整个面试过程及国外的面试文化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也为他们未来的求职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还有利用图片展示法：此法可以展示说明某一个“文化现象”或具体操作。如：“throwing the sledge”(链子球)，通过图片学生可以对此运动得到更直观的认识，同时介绍此项运动是从苏格兰流传开的等；又如“pelotas”(回力球)——回力球又叫“小球赛”，最早起源于西班牙和法国，更广泛流行于拉丁美洲各国，人们称之为“杰莱”，意思是：“欢乐的节日”。
2、文化教学与课外指导相结合
课堂文化教学主要给学生起示范引路作用，文化的内容包罗万象，单靠教师在课堂上介绍不可能全面, 文化的学习不应只限于课内, 课堂外的文化教学是一个很好的延续和补充，它能为学习者提供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大学课堂教学之外，教师可鼓励学生多阅读文化方面的书籍，多听英文的故事、戏剧，多观看英文原版的录像和电影，主动地与外籍留学生、教师交谈，多参加英语角等活动，还可以利用互联网的巨大资源，以增加对异域文化的了解。可以指导学生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 收集一些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了解外国艺术、历史和风土人情；运用英语电影、电视、幻灯、录像等资料给学生直观的感受，使学生对英语的实际使用耳濡目染。向学生推荐阅读体现外国文化的简易读本，以增加对英语文化的了解。结合教学内容让学生改编对话进行表演，使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语言和文化，同时注意其中有意义的文化细节，提高对文化的敏感性和意识。邀请中外“英语通”作中外文化差异方面的专题报告：组织英语角，英语晚会等，创设形式多样的语言环境，加深对文化知识的实际运用。
3、开设专门选修课程及外籍专家讲座
除了大学英语的必修课以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开设选修课来丰富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如为学生开设“电影欣赏-美国历史与文化”、“跨文化交际技能”、“美国社会与文化”、“英国概况”等课程。相信通过这些跨文化课程的学习，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也会更加了解中西文化差异，提高文化鉴赏能力。为了充分利用校园中的文化资源，我们还可以邀请外教和外籍专家定期为学生开设讲座。通过讲母语的本族人（native speakers）来向学生传递最准确的异域文化和地道的表达方式。定期、限时、有的放矢结合某一章节进行一次或系列性的讲座。比如第一学期开设“英国概况”，第二学期开设“美国概况”。每门课都是由一系列相关的专题组成。文化讲座可以将支离破碎的文化信息重新整合构造，系统列出用以说明一个整体概念的有效教学策略(rosen shine & sevens，1986)。这种讲座可给学生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训练和提高了学生的听写和观察能力。
除了上述种种方法外，束定芳，庄智象两位老师合著的《现代外语教学》中也提出了有关文化导入的主要方法如：融合法、实践法、和比较法。这些也可以作为我们教学的指导。（束定芳，庄智象 1996：130）.总而言之，文化教学是大学英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学生通过语言学习文化，并通过文化学习语言。达到二者的完美结合是外语教学的最高境界。作为英语教师，我们既是文化的传播者，又是学习者。我们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平时又广泛涉猎英美文化作品，注意积累，采用多种多样行之有效的方法，争取为社会培养出更多有较高文化素养和英语水平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 bander, r, g. 1978. american english retoric.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broad.
［2］ 邓耘.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j］. 山地农业生物学报，2004，（23）.
［3］ 邓炎昌，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m］. 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9. 147.
一、“失语症”与跨文化交际
2000年10月《光明日报》载文《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其中报道:“由于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语用学与跨文化交流等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教学，而且应该包括文化教学’这一理念，已逐步成为我国外语界的共识。加大外语教学的文化含量，已成为我国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非常值得欢迎与肯定的。然而，纵观我国多层次英语教学，在增大文化含量上却有着一种共通的片面性，即仅仅加强了对英语世界的物质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各层面精神文化内容的介绍，而对于作为交际主体一方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基本上仍处于忽视状态。”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已有百余篇论文对这个问题从英语写作、英汉互译、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讨论，论述了“中国文化失语”的危险，但从跨文化视角对高职专业学生进行实证研究尚属空白。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形式，结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4)(以下简称《要求>)，从跨文化视角对高职专业学生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失语”现象及必须采取的对策进行分析、探讨。
“失语症”( aphasia )一词源自希腊语a(not)和phanai ( to speak )，意即“不能说话”，原意指由于大脑损伤使患者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思想的现象。为了帮助病人恢复健康，人们展开深人研究，试图了解人类的语言生理机能。现在“失语症”已经突破了医学界限，产生了更多的引申含义，可用来描述生活中形形的语言及理论“遗失”现象，如:“中国文论失语现象”、“汉语失语现象”等。本文所指的中国文化“失语”是中澳合作高职专业英语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无法用英语对中国文化相关内容进行表达的现象。
跨文化交际是指与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交际的过程。社会语言学家D.Hymes在20世纪?0年代就提出交际能力学说，他认为“语言能力是交际能力的一部分，交际能力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形式是否可能;实际履行是否可行;根据上下文是否恰当;实际上是否完成。即“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讲什么话，以及对谁讲与怎样讲(Who speak what to whom
and when)的能力”。其基本特征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互动的过程中进行交际、互通信息、交流情感。如果交流的一方完全放弃他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内涵，这必然会影响到交际的必要性和交际过程的互动性。后人不断完善发展交际能力学说，概括起来包括下列五方面的内容:语言—指掌握语法知识;功能—指运用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能力;语境—选择与所处语境相适宜的话语;交际者之间的关系—根据对方的身份、地位、社会场合，说出合乎自己身份的话语;社会文化知识。这其中后三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一点—语言得体性。交际能力培养的目的是使学习者在与对方交流中，根据话题、语境、文化背景讲出得体、恰当的话。
二、调查的实施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于2008年10月在上海市某高校中澳合作高职四个专业的2008级(一年级)，2007级(二年级)和2006级(三年级)部分学生中随机进行。他们大多学习了十年以上的英语，人学后一、二年级的英语听说课由澳大利亚外教，授课，专业基础课由中方教师采用双语授课，。自第四学期开始的专业课全部由外教授课。大多数学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习方法，学习积极性较高、动力较大、投人较多，英语表达能力处于上升期，对其进行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集中的上课时间保证了问卷的正常发放与回收。
(二)研究目的
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如果过于重视母语文化的负迁移作用而淡化其重要性有可能导致交际失败。因此，本课题试图调查受试者对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在英语学习中的文化意识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三)研究的问题
本次调研主要研究:(1)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是否欠缺;(2)中国文化知识及英语文化知识是否平衡;(3)中国文化失语症的表现如何。
(四)研究工具
调查分别采用问卷调查和测试形式进行。问卷主要是采用了选择题的形式，了解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文化意识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由与他们学习和生活密切联系的词如=校生、补考、减负、户口簿以及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和重阳节共10个组成，要求学生写出英文表述，每个1分。这些词和节日名称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特征，其名称翻译的准确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及英文表达能力。调查利用课外时间随机发放问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现场独立作答。共发放问卷318份，其中一年级70份(2个班)，二年级123份(4个班)，三年级125份(4个班)。为确保问卷的有效性，测试部分要求用英语闭卷独立完成。最后全部回收且有效。
三、结果分析与讨论
由表1可知，首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一些重要节日名称的英语表达对于高职学生难度较大。在六大传统节日的名称英译中仅“春节’，和“端午节”两个节日的正确率超过一了半数。“重阳节”的英译正确率最低，反映了很多学生热衷于过“洋节”，甚至不知道该节日的存在。从整体看，学生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的英文表达能力非常薄弱。其次，出乎意料的是，总体上二年级明显优于一年级和三年级，究其原因主要是经过了两年的大学英语学习，以及外教的英语听说课训练，使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有明显提高。而一年级学生由于是第一学期，在英语词汇和表达方面有待提高;三年级学生由于进人了紧张的专业课学习阶段，虽然也经过了和二年级相同的英语学习阶段，但遗忘的较多。调查中反映出来的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能力的欠缺，说明“中国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受到了明显的忽视”，反映了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虽然二年级与一年级相比，正确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在逐步提高，但总的来看，所有受试者该项能力都相对较弱。交流是学习语言的主要目的，交流本身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交流的进行意味着吸纳和传播两者不可或缺。跨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交流，从宏观上说，决不是一方向另一方“一边倒”式的学习。因此，在英语语言知识掌握牢固的同时，应该提高用英语表达本土文化的能力。
问卷由对英语学习的目的、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看法、教材的选择、课外阅读的内容、对跨文化交际的理解及与外教交往时的困难等六个方面的20个选项组成.注重了解学生的文化意识和对中西文化的态度。调查表明，三个年级中虽然有32.2%的受试者认为自己学习英语的目的是满足跨文化交际的需要，但存在着对跨文化交流的片面理解。39.1%的人认为缺乏对对方文化的了解是造成与外国朋友交流困难的原因，只有11%的人认为对双方文化了解有助于跨文化交流。问卷还反映受试者虽有一定的中国文化意识，但不能将两种文化平等对待。43%的受试者认为英语学习过程中应注意吸收目的语和本族语的文化知识，34%的人承认缺乏用目的语(英语)表达我国传统文化的能力，但58%的学生认为英语应按照目的语的语用规则;39.2%的人认为要接受外来语语言与文化就必须尽力减少本族文化的影响;30%的人认为英语教材应体现目的语文化，而只有9.1%的人认为应体现本土文化;37%的人认为英语阅读应以介绍目的语文化为主，7.9%的人认为应以母语文化为主。由此可以看出，认为目的语文化优于本族语文化观点的大有人在。这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不利于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不利于中国走向世界。
结合测试和问卷的结果可以看出，英语学习者确实存在着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及对中国文化用英语表达的欠缺。由于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长期以来被片面理解为目的语文化的导入，目的语文化几乎被看作是文化教学的全部内容。课文所选内容多从国外报刊，杂志摘录，语言中处处透着英美国家的文化气息。学习者平时几乎没有接触有关英文版的中国文化介绍，很少有人阅读本国出版的英文书刊，欣赏英译中国文学作品。教师在课堂上也主要讲解西方文化，母语文化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完全被忽略。长此以往，学生会逐渐丧失立足于本土文化的不断自我发展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一旦进人真正的跨文化交流环境，自然出现文化失语现象。
四、对策
(一)改革英语应试教育，转变思想观念
测试是教学的重要环节，不但是对教学和学习的重要反馈，也是对教与学的暗示和“反拨”。重视技能测试的同时加强知识型课程的测试，就会强化知识型课程的教与学。如果把《要求脚和原《大学英语教学大纲》(1999)(以下简称《大纲》)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显著不同除去在教学性质和目标中由“读”是第一位，转变为“听说”第一位，以及《要求》对大学英语教学做出明确定义，强调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3项内容，教学理论的指导和多种教学模式和手段之外，《要求》还对统一的教学测试做作出了显著修改，规定:“学校可以根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一般要求，较高要求或更高要求单独命题组织考试，也可以实行地区或校际联考，也可以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这就打破了四、六级考试这一原来的统一考评标准。此举对高校英语教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对四六级统考进行改革并不意味着这场讨论的终结，因为其意义并不限于这些统考。统考是一根高校英语教学测试的指挥棒，必然上行下效。所以，这场争论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英语教学测试已经走人迷途。我们必须转变思想观念，重新整理思路，重视对祖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教学，采取措施真正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二)提高英语教师的跨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随着社会对外语运用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外语教师承担着语言教学与文化传播的双重任务，肩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大，社会和时代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堂教学一直是我国学生学习外语的主渠道，在英语教学中注人中国文化，教师不但应有深厚的语言功底，还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很强的跨文化意识。要求外语教师具备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才能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引导他们树立文化交流的平等意识，培养他们对外来文化的宽容态度，以使他们在日后的外事交流中不辱使命。为此，英语教师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业务学习，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流意识，才能担负起这一重任。
(三)增设“中国文化”课程，调整教材内容
诚然，以英语文化为背景的学习材料对学生掌握纯正外语大有裨益。但是，多年来我们在外语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使中国文化空白的做法是短见的。我们学习外语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一味地吸收外来文化，也是为了传播我们自己的文化。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会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文化，又何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呢?有些学生英语知识相当丰富，可以毫不费力地与外国人交谈，然而，当外国人要他们讲述一些中国文化时，他们却往往不知所措。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文化知之甚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用英语去表达自己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