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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功能是很微妙的,很多生理现象是不受大脑思维控制的,人类的“呼吸”也是如此。学习铜管乐演奏技术最根本技术就是解决对“呼吸”的控制,决不能把“呼吸”的表面现象作为控制“呼吸”的教学理论。
铜管乐演奏艺术新概念是从人体解剖学.神经内科学.流体力学的学术观点出发,从人体“呼吸”的物理现象来研究人体内气压的形成与控制,分析气流.气压.流速.流量以及气流作用在受力点的状态为研究课题,从而达到直观的教学目地,使学生能够准确的.有地放矢的炼习,使我们的教学效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气流的控制与运用是我们学习和演奏铜管乐的主要课题,而且在进入高级别的练习时,要更加谨慎的练习气流的控制与运用,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技术练习就比较容易进行下去了。因此,我们必须要把呼吸时人体内的物理现象搞清楚,才能准确的控制与运用气流。
从物理学的角度讲,气态和液态的物质要比固态的物质难与控制,而它们的变化来源于压力和震动,控制它们的变化则是各类容器,人体的胸腔和肺部就是一个完美的气体控制器,它通过呼吸肌的运动来完成人体的生理需要和日常的社会活动。
为了能达到准确控制气流的目的,就必须了解人体胸腔的结构和呼吸过程中的物理原理,达到在学习铜管乐的过程中不走弯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胸腔的组织结构
〈1〉胸膜是一层薄的浆膜,可分为脏胸模(肺胸膜)和壁胸膜,脏胸膜紧贴于肺的表面,并深入肺的叶间裂隙内,壁胸膜贴于胸壁内面,膈上面和纵隔表面。脏胸膜与壁胸膜在肺根部连接移行,脏.壁胸膜之间是一个封闭的浆膜囊既胸膜腔。壁胸膜根据其附着的部位相互移行的四部分︰
1 .肋胸膜 附着于肋与肋间隙内面。
2.膈胸膜 附着于膈的胸腔面上。
3纵隔胸膜 衬贴于纵膈两侧,前份随心包凸度向后直达肺根,后份覆盖胸椎椎体,胸主动脉和食管中分包绕组成肺根部的诸结构,在肺根下方形成肺韧带。
4.胸膜顶(颈胸膜) 包着肺尖上方突出胸廓上口平面,伸向颈根部。(摘自﹕临床解剖学实物图谱丛书之二.36页。主编﹕纪荣明。)人民卫生出版社。
〈2〉膈位于胸腹腔之间,成为胸腔的底和腹腔的顶,膈是一薄片状肌‐腱性节构,上面覆有胸膜,下面衬有腹膜。膈中央腱性部称中心腱,中心腱的周围是呈放射性排列的肌性部分。膈呈穹窿状突向胸腔,右半膈要比左半膈顶高1cm,从腹侧面观膈顶高达第五肋间平面,从背侧面观膈高相当于第十肋平面。(摘自﹕临床解剖学实物图谱丛书之三第十章。主编﹕纪荣明.丁光辉)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过程中的物理现象
从解剖学中我们了解到胸腔是一个密闭的腔体内层为脏层,紧贴在肺的表面,外层为壁层 …胸内压较大气压低,习惯上称胸内负压。平静呼气末为-3~-5cm水柱,吸气末为~cm水柱。 摘自(内科护理学)姚景鹏 主编。由于肺部是在胸膜腔内,通过支气管与大气相连,肺部的压力是和大气压相等。吸气时,由于呼吸肌的扩张使胸腔扩大,负压值升高,且高于大气的压力,气流被吸入肺部。呼气时,由于呼吸肌的收缩使胸腔缩小,负压值降低,低于大气压,气流被排出肺部。
由于生理的需要,胸腔的扩张可分为﹕纵向.横向.纵横向三种形式,纵向扩张是腹侧肌控制,横向扩张是胸肌控制,纵横向是腹侧肌与肋间肌共同控制。
铜管乐演奏中的气息运用
在学习演奏铜管乐气息是至关重要的,它需要持续高压稳定的气流。我们从呼吸的三种形式上分析﹕纵向扩张时,由于腹侧肌的收缩,膈肌下移呈v型,气流不易控制,横向扩张时,由于胸肌的收缩,膈肌凸向部被拉直,气流也无法控制,只有纵横向的扩张可以使膈肌整体下移,腹肌收缩使腹腔内的脏器形成紧固的整体,此时,腹肌和膈肌共同发力。它的发力过程就像护士在打针时手持注射器,拇指抵着注射器的内管,食指和中指控制着注射器的外管,拇指发力向外,食指和中指发力向内。此时,腹侧肌和肋间肌保持着扩张的状态,腹腔就有了持续的高负压,膈肌整体作用在紧固脏器上,膈的中心腱向下移动,拉紧并挤压胸膜腔,这时呼出的气流就是高压气流了。
重点︰腹侧肌和肋间肌的舒张和腹肌的收缩形成的是使膈中心腱发力的对应面,也可以说是支点。在进入高级练习时尤为重要。
发声体(振动体)与风口
发声体是铜管乐演奏的重要环节,它关系到音色与技巧的好与坏,我们不能一味的去模仿某些演奏家的表面状态,如果一味的模仿也可能事得其反弄巧成拙,发声体因乐器不同(长号.圆号.小号…)而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使用外唇震动。因为人的外唇是一组肌肉(轮砸肌)可控制,内唇是软组织不可控制,论砸肌周围是上拉肌与下拉肌和左拉肌与右拉肌…。为了使嘴唇像小提琴弦那样可以控制的产生振动,先使嘴唇扣紧牙齿,把内唇收进牙龈,两嘴角收紧于犬齿并保持固定,就像小提琴的挂弦板与紧弦轴,将外唇固定在牙齿的外面,超过牙齿少部分的嘴唇就是可以控制的振动体。风口则是上下门齿,如果以唇缝作为风口,将有一部分气流成 为无用功被浪费掉了,所以,上下门齿的距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风口。
控制与放松︰正确区别来自体内的信号
以上所讲的只是理论上的概念,在实际学习运用的过程中还还远远不够的,会遇到很多问题。从理论上讲人体是一个变数,有N组肌肉和N数个神经节点,从神经内科学上讲,除主干神经外还有植物神经,迷走神经,三叉神经等,人在日常活动中
起到不同的作用,每个神经节点都有一组神经,一个是信号输入,一个是信号输出,而每一组肌肉都由一个神经节点的控制。人在日常的活动中遇到的各种情况神经组织都会有反应,有的是可控的,有的是不可控的,而这些不可控的神经组织又可以通过我们的训练变化成可控的。因此,我们在学习铜管乐的过程中要正确的分析来自体内的各种信号,找出那些因条件反射出现的干扰信号,加以训练,使那些不可控的神经组织变为可控行为,这样我们的学习和演奏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实际运用中的方法 呼吸是我们在学习演奏铜管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根据上述理论运用到实际的学习演奏过程中 。?
? ? ? ?1 在练习呼吸时首先要放松身体各部位的肌肉,尤其是胸部,在吸气时,胸部和肩部不能有任何动作,用腹侧肌和肋间肌发力,使胸腔纵向扩张,同时在保持这个状态 下收紧腹肌,使腹部形成紧固的整体并成为发力的支点。?
? ? ? ?2 在保持上述状态下呼气,此时横膈肌的中心腱下移向腹部紧固的支点发力,此时的气体就是高压气流了。
用最直观的话说(吸气的力量,就是演奏时的气压)?
? ? ? ?3发声体的准备,我们可以根据小提琴弦的震动形式准备我们的振动体,把両个嘴角向两颗犬牙收紧,把上下唇内的红肉向牙龈收缩,使外唇贴紧门齿,同时要把上下门齿对齐,使上下唇在一个平面上,上下门齿之间有一边舌的距离。(风口)
这样就把振动体准备好了,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口型)。再练习的过程中遇到高音,我们把轮匝肌收紧,遇到低音我们把轮匝肌放松,图示
4气流通道的准备。气流通道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演奏的能力,好多学生再练习的过程中因气流通道不好而造成上高音困难,低音下不去,其原因就是:喉结与舌根紧张,舌面抬高,气流不畅通,而口腔内又因舌面的抬高形成涡流,此时的口腔压力升高,面部因压力升高而胀的通红,使有效的气压气流不能有效地作用在唇尖上而造成的。未了避免上述的情况发生,我们在练习开始的时候要做到放松,口腔做发的状态,把注意力放在做好的发力点上,同时去感觉颈部肌肉和舌根肌肉的放松,与此同时做哈气的动作,反复练习,直到控制了颈部肌肉和舌根肌肉的放松状态为止。在上述几项练习完成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练习发声了。
5 发声练习。铜管乐的发声是靠气流摩擦嘴唇产生振动而发出声音的,所以我们要先做嘴唇震动的练习。首先按上述(口型)的要求做好口型,然后用哈气的方法 将气流送到唇尖,发出pu 的嗡嗡声,这个练习要经常做,它可以使练习者避免在练习的过程中因错误的感觉使嘴唇向错误的方向运动。
6舌的运用
舌头在铜管乐演奏中的技巧占有很大的比重,舌头的运动主要靠感觉器官的支配,大脑的思维只能起到宏观的指挥,所以看似简单实则难。舌的基本组织结构主要是由︰舌肌.舌系带.舌下线小管开口.舌下阜…等,舌肌 可分为舌内肌和舌外肌,舌内肌构成舌的主体其肌纤维排列呈纵.横.垂直三个方向,收缩时刻改变舌的外形。舌外肌是起于舌外止于舌内的一组肌肉,其作用是改变舌的位置。(摘自︰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学。) 陈咨夔 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舌的运动有些类似蛇的运动,如果用整个舌的运动,那么舌根的肌肉就要收紧,依靠收紧的舌根部的反作用力把大部分舌向前弹射,这样舌的动作大而笨拙,不适宜演奏。如何使舌完成快速.准确.干净的切断气流,这个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1口腔压力。2口腔状态。3舌的状态。
1口腔压力大,不仅影响舌的运功,而且因口腔压力大影响到作用在唇部气流的压力下降而改变音色和音准。
2口腔状态不能是o型,因o型上颚与舌的距离大,舌的运行距离长,而且舌向上运行时舌面会收缩不能干净的切断气流。
3舌的状态最为关键,直接影响到舌能快速.准确.干净的切断气流。
公益营销(Cause-Related Marketing)起源于1980年代的美国,是一种把企业营销战略与非营利组织或公益活动直接联系起来的营销模式。随着环保意识、公共意识的兴起,消费者对社会公益的关注程度大大提高,许多企业发现公益营销是一种能有效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品牌形象和经济效益的营销方式。
本文从公益营销的起源说起,主要论述公益营销的定义、特性和其他相关理论。
一、公益营销的起源
公益营销之起源可追溯自1981年,美国运通公司为帮助旧金山某一艺术团体筹募基金,采取一项新措施,即当每一次信用卡消费或申请新信用卡时,美国运通公司便捐出一定比例的所得给该艺术团体。由于在此区域性的市场测试结果非常成功,因此美国运通公司将此种营销手法以“Cause-Related Marketing”(公益营销)的名称申请专利。到了1983 年,美国运通又与艾丽斯岛自由女神像基金会合作,共同为修整自由女神像来募集基金;这项营销活动在短短三个月内,共募集到了一百七十多万美元,超过原预期目标的三倍多,而美国运通卡的使用率也比前一年同期间提高28%,并且发行了大量的新卡。 自此,公益营销的合作方式就广为各种营利与非营利组织所采用。
二、公益营销的定义
一般而言,公益营销指一种营利与非营利组织之间,融合促销组合、企业慈善行为、企业社会责任、非营利组织营销、募款管理与公共关系的一种双赢合作方式。自公益营销诞生以来,曾有许多学者对它进行过概念界定工作。
Varadarajan和Menon把公益营销定义为“公益营销是规划及执行营销活动的过程,当顾客参与提供企业收益的交易时,企业承诺捐出特定比例的金额给特定的公益活动,以满足组织与个人的目标” [1]。Schiller认为公益营销是一种“双赢的主张,企业促销其产品,而非营利组织则可获得能见度以及所需资金” [2],Oldenburg认为公益营销是利用公众服务广告及公共关系,将企业与公益活动加以联系,因此是一种“新的混合媒介” [3]。
综观学者们的定义,绝大多数人对公益营销的看法与Varadarajan和Menon一致,即认为公益营销是一种特定的营销手法,企业承诺把顾客支付金额的一定比例捐给特定的机构或个人,以此来吸引顾客。Schiller的定义较强调公益营销的双赢概念,而Oldenburg则把公益营销看作一种全新的混合媒介宣传形式。
由上述的文献整理可知,公益营销的主要构成要素有三个部分,分别是企业本身、所合作的非营利组织、以及消费者。公益营销是透过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结合非营利组织的一种营销活动,所以公益营销亦可称为联合营销,或是社会事件营销。相较于传统的营销,此种营销方式着眼于互利的考虑,除了可为企业增加销售量外,更可以为非营利组织募集款项。
从非营利组织的角度,美国主要的慈善机构大多将公益营销视为一种募款的新策略,透过与大型企业的合作,可增加募款来源,并提高社会大众对该组织及其使命的认识。Ross等学者在1990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公益营销为非营利组织增加财源的一种良好途径[4]。另外,公益营销可以解决非营利组织长期所面临的困扰,就是改变消费者对于捐款的认知,公益营销使得消费者行善除了获得心灵上的满足,还可得到直接且实质上的好处[5]。
公益营销与社会营销(Social Marketing)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社会营销是Kotler和Zaltman于1971年提出的概念[6],原先的定义是“对社会观念的营销”,即运用营销战略和手法来推广环保、节能、健康等社会议题。后来在此基础上,营销学家们进一步对社会营销概念进行了扩充,认为企业应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还出现了“社会的营销”、“人道营销”、“社会责任营销”等相关概念。这些概念要求企业在决策时,不仅应考虑消费者需要和公司目标,还应考虑消费者和社会的长远利益。
因此总体来看,社会营销和公益营销之间是有区别的。社会营销偏向一种营销哲学,即要求企业不应只追求短期的经营利益,而应该把长期的消费者福利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考虑进去,并以社会责任作为营销战略的核心思想之一。而公益营销则更偏向一种特定的营销手段,把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与非营利组织或公益活动联系起来,最终目的还是提高销售额、满足企业利益。
三、公益营销的类型
Andreasen认为,只要企业结合非营利组织所从事的营销活动,直接或间接的增加企业的销售量,就可以称为公益营销,不必局限在企业增加销售量与非营利机构募款必须同时存在。他并且根据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不同的合作方式将公益营销分成三类:
1. 以交易为基础的推广:是目前公益营销最常使用的一种合作方式,透过和非营利组织合作的营销活动,促使消费者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在销售额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比例的分成给非营利组织。
2. 联合主题推广:企业和一个或多个非营利组织针对某一社会问题或主题所做的策略性营销之运用,可能透过散发产品和宣传数据及刊登广告,共同防治某项社会问题。
3. 授权:非营利组织将名字或商标授权给企业使用,以收取固定费用或收益的百分比,企业则以非营利组织作为营销活动推广的目标。美国大学授权校名与校徽的使用已经行之有年,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也起而效法。
营销大师Kotler对公益营销则有更广的看法,他认为公益营销并不一定要有非营利组织的参与,只要企业的营销行为能够对非营利组织的目标有所贡献时,其所做的任何资源的投入与努力都可视为公益营销,而销售量的提升也可反应在未来。Kotler把公益营销分为四种类型:
(1)企业主题推广:企业并没有和非营利组织合作, 而是自行推广社会大众所需求的某项理念或议题。
(2)联合主题推广: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合作共同来推广某一社会理念,或是非营利组织所关切的议题。
(3)和销售相关的募款活动:藉由消费者交易行为的达成,企业将某一特定金额或是销售额的某部分,捐赠给非营利组织。
(4)授权:非营利组织将名字或商标授权给企业使用,以收取固定费用或受益的百分比,企业则以此为营销推广活动的目标。
四、公益营销的形式
虽然美国运通公司当年的公益营销活动是以金钱捐赠的方式展开,但演变至今,公益营销已经出现了多种形式,除了金钱捐赠或分成外,实物捐赠、服务或人力支持等,均可作为公益营销的一部分。
Pasley指出企业公益营销的形式可分为以下六类:金钱,产品或资产的捐赠,使用企业设备和服务,低利贷款,企业运作的行政成本,人力支持。
除此之外,依照公益营销的目的,还可以加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如美国基金筹募咨询协会(AAFRC)将企业赞助公益活动的类型分成五大类:健康与人群服务,教育,艺术文化,公共与社区活动,其他
Pasley也把企业公益赞助的活动目标分成五大类:教育,社区服务,医疗保健,艺术文化,社会服务。
五、公益营销的争议
公益营销创造了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双赢的局面,然而由于公益营销把慈善行为与企业利益结合在一起,因此也引来了诸多的争议。Caesar曾指出有关公益营销的争议,包括道德问题、对企业传统捐助的影响,以及对非营利组织目标的影响等等方面。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关于公益营销之争议主要有三个方面:
1. 影响企业慈善行为的决策: 因为商业的考虑,公益营销可能会取代传统的企业慈善捐赠,使得企业失去了真正所应尽的社会责任。而且基于营销的角度,对于非营利组织或议题的选择,也会着重在受欢迎与曝光率高的上面,而忽略了真正需要的对象。最后,企业采用公益营销的动机,也可能会损害企业原本的形象。
2. 影响非营利组织的使命及行为:实行公益营销的非营利组织为获得财务上的支持,可能会改变其目标计划,以迎合企业的需求,并且公益营销因具有商业化的味道,有可能会危害非营利组织原有之形象。
3. 影响社会大众对非营利组织与议题的认知和态度: 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可能会破坏大众对其原有的认同,进而影响传统支持者的支持与赞助。再者,公益营销标榜的是捐献,但实际上消费者从事的是购买行为,并非捐款行为,所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捐赠。公益营销的大行其道,有可能使得传统的捐赠行为因此萎缩。
1 引言
隐喻的理解是翻译的基础,影响隐喻理解的因素有文化、语境等。隐喻与文化之间具有
不可分离性。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隐喻不仅可以反映说话人/作者的思想理念,而且还可以构建一定的观念或现实,影响听话人/读者对于世界的感知和认识。本论文在George Lakoff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下,把中国传统文化术语中的隐喻表达作为研究对象,透视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并揭示了蕴涵的中国文化模式,本论文同时也对隐喻概念理论研究现状做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概括。
2 隐喻概念理论研究现状概述
20世纪80年代,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隐喻的研究出现了向认知的专项,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概念隐喻理论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的提出。1980年,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出版了《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标志着认知观的隐喻研究全面开始。该定义的具体内容是指隐喻是人类对某一领域的知识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统一理解;使源域到目的域的直接映射,在映射的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意象图示结构(invariance hypothesis)。
(1) 国外研究现状概述:在国外,与隐喻翻译相关的研究共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规则性限定,即要求隐喻的翻译依据特定的规定性方法进行,Newmark(1980)最先提出的几种隐喻翻译方法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认同。它们包括:直译、明喻;对等议、意象重现、解释性翻译等。第二类研究将隐喻翻译方法与文本类型联系起来。Newmark(1995)将隐喻分为死喻、标准隐喻、改喻、新隐喻及创新喻等若干种,译者可依据它们包含的信息量确定在不同文本类型中的处理方法。第三类研究将隐喻翻译与文化联系起来。概括来讲,第一类研究列举了隐喻翻译的处理方法,而后两类研究则涉及隐喻翻译中策略使用的限定性条件。隐喻的翻译既受到语篇的制约,也受到文化差别的限定。
(2) 国内研究现状概述:国内也有较系统的评述,如林书武(1997,2001)的《国外隐喻研究综述》、《隐喻研究的基本现状、焦点及趋势》,束定芳(2000, 2002)的《隐喻学研究》、《隐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研究课题》,李福印(2000)的《研究隐喻的主要学科》等。束定芳(2011在《论隐喻的运作机制》一文中谈到:隐喻涉及两个处于不同领域(范畴)的概念,隐喻意义的产生是两个概念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这一互相作用通过映射的方式进行。在映射过程中,属于某一领域的相关概念和结构被转移到另一领域,最终形成一种经过合成的新的概念结构,即隐喻意义。王斌(2002)在《隐喻系统的整合翻译》中从交织的角度解释翻译中的隐喻结构,通过对隐喻结构源语(域)与目的语(域)的整合分析,论证了隐喻结构对翻译解释的局限性在于泛化个别整合模式;若能发挥其动态整合功能,为翻译的全面解释提供契机。
3 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翻译策略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表达研究中,作者发现隐喻翻译过程中意象的不对称极为明显,时而丢失、时而变换、时而添加,形成一种有趣现象。根据 Newmark(1980)的隐喻翻译理论,下面将结合实例,探讨中国文化术语翻译中的三大策略:即直接对等译法、意象代替翻译法和意象转换法。
(1)直接对等翻译法:直接等喻法是保留相同的隐喻意象,即进行直译,这意味着在目标语中重造一个相同的意象,即在译入语中再现相同的喻体和比喻手法,条件是让译语读者感到自然。例如:“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译为:Four Virtues (golden heart, refined language, civilized behavior, green environment)。
(2) 意象代替翻译法:不是所有的隐喻都可直译,毕竟在中英两种文化背景中都存在着大量特有的隐喻.隐喻不可避免的被烙上鲜明的民族特色,拥有一些独特的文化特征。当我们遇到这些找不到等同意象的隐喻时,就要用目标语中的常用意象来替代源语中的意象。例如:“红人” 译为:sb’s man of hour;“台柱教授”译为:star professor;“交际明星”译为:our social butterfly “提心吊胆”译为:on pins and needles 等等。
(3)意象转换翻译法:在处理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翻译时,也会遇到意象转换的情况,会使用意译。意译是直译的一种补充手段.这种译法传递了原文的意思,而未保留原文的句子结构和修辞手段。这种译法多运用于一些文化标记鲜明,某一文化特有的隐喻.例如:“爱吃醋,吃不相干的醋”译为:being jealous, and it’s over nothing。
4 结束语
隐喻的翻译过程, 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隐喻翻译如果没有深刻而多元的思维,就不可能反映原文的文化意味,也不能真实达意。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我们在翻译隐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文化、语境等因素,根据具体的语境和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达到最有效的交际,并为中国文化的翻译研究带来一个较大的飞跃。
一、软装饰与布艺相关概念论述
(1)软装饰。软装饰是指一种以室内空间布局和规划为核心的设计艺术,其中的“软”可以理解为更加细致、严密和周到的设计工作。可以分两类:一是以纺织品为主材质的物品,二是对于硬装饰而言的软装饰,可以理解为家居空间中除了固定物以外一切可以移动的物品。因此,我门可以理解它是以营造室内文化氛围为目的,且利于完善室内生活功能的物质和行为称为软装饰。
(2)布艺。布艺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在布上的艺术,拥有着民间传统的手工艺技术制作,是我国工艺美术中的瑰宝;然而现今的布艺大多是指,将原有的布,通过艺术的手法进行创作,使其达到绚丽的艺术效果。让人们更好的装饰自己的居住环境。
二、简约主义风格与布艺软装饰
1、简约主义的概况
简约主义在设计历史上又称“极简主义”,起源于20世纪初的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简约设计流行广泛且影响深远;欧洲现代建筑大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的名言“少即是多”被认为是简约主义的核心思想,它对色彩、材料的质感要求很高,在设计中,通常将设计的元素、色彩照明、原料简化到最少的程度,简约、含蓄的达到以少胜多、以简胜繁的效果。
2、家居装饰中的风格特征
布艺装饰大量的应用于家居空间中,成为家居空间中的主要点缀,作为人们生活环境的点缀重心;在设计中更加需要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功能需求,以物质功能为基础,以满足人们生活需求为目标,同时点缀空间,给人以舒适的精神享受。
(1)造型简洁、可易性强。布艺装饰在家居空间中的设计用途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应用于家居空间中的各个角落、各个环节中,并没有特定的局限,这也反映了布艺软装的“强大适应性”。布艺材料的塑造方式简单,且具有很强的韧性,我们可以根据制作装饰物品的简单骨架构造便可以完成布艺制品的塑造,设计时可以依据布料的材质特征和不同的框架结构来进行搭配,它具有很强变化性的特点。
(2)色彩多变、易于搭配。色彩是人们自身特性的一种体现,而布艺软装饰形象体现的视觉载体之一就是色彩。家居空间中不同的色彩会构成会有不同的视觉感受,这种视觉感受对室内空间形象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在表达色彩特征方面,不同的颜色在不同的方面会带给人不同的心里感受;同时,色彩在不同环境下所产生的色彩感觉、色差变化也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在室内装饰设计中色彩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3)装饰性、功能性的统一。在家居空间的营造中,人们无论如何用心的去装扮总会留下一些难免的遗憾,不过这些可以用布艺装轻松的修饰,不仅可以起到点缀装饰的作用,同时也可以起到遮挡瑕疵的作用。
三、布艺在简约风格客厅中的作用
1、分割空间形态
如今,简约的设计多利用布艺装饰来达到流动的可变空间,并朝着着高档、个性、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我们常可以看到客厅空间中设计师以挂帘、挂毯或地毯等软装饰来恰当的进行飘窗、玄关、廊道等小空间的划分。相对布艺装饰来说,它和硬装饰相比,如门、窗、装饰框架等等更容易更换、修理,既简洁又美观。
2、美化空间环境
美好的空间能给人们带来愉悦的心情,简约设计风格中通过布艺的装饰来调节室内环境在简约风客厅中布艺装饰可以有效调节室内环境的色调,因为在客厅中,布艺装饰多占较大的比重,所以它是客厅环境色调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由于大多布艺装饰的色彩绚丽,因而它还会是室内环境色调中的亮点,通常在环境中具有较强的视觉感知度,因此它对空间的烘托、美化有着巨大作用。
四、简约风格设计布在装饰中的应用
1、功能性应用
布艺材料的使用由来已久,是现代简约家居软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艺材料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首先都要发挥其防护、遮蔽等功能,是客厅设计中的必备品,当前布艺更是家居客厅空间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是当今家居客厅空间设计中使用最多的软装饰材料,这也是由布艺材料的多功能性所决定的。
2、视觉性应用在客厅的设计当中,客厅的整体氛围与周边装饰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沙发组合、地毯、窗帘等占据了主要的部分。它们在承担自身功能作用的同时还改善着人门的视觉感受,烘托着空间氛围。在客厅的墙面、挂饰上,用有浓郁色彩感的竖式条文和图案来装饰,则需要用素色窗帘或是升降窗帘来与之形成对比,3、情感性应用在现今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纷杂,布艺装饰可以为人们在生活环境上提供更多、更个性的体验和感受,这种感受与体验来源于室内设计中对布艺装饰的运用。从复杂的动线中追寻纯净统一的空间内,实用功能与视觉美总是同等重要的,在宽敞的客厅内总有一个角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五、结语
就目前来说,布艺装饰以高档化、个性化、多元化为发展方向,并且不只局限于遮光等简单的作用,像防水、防尘、阻燃、吸音等新功能层出不穷,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人们愈来愈重视布艺在客厅中发挥的作用,早期人们对客厅美化要求不高,可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进步和家居整体环境的不断改善,人们开始营造舒适生活的家居环境。
作者:单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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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来蕊.室内空间中布艺的审美研究[D].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55-58.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
美学,德文Asthetik,最初叫“感性认识的科学”,(注:此为德国鲍姆加登在MeditationesPhilosophicae(“哲学的沉思”,1735)文中所提出的学科概念,词源来自希腊文αíσCησíS(感觉、知觉);1750年,又著附图一书。1742年,Metaphysica(《形而上学》,第二版)一书亦如是说("scientiasensitivecognoscendi"——感官鉴别的科学),至1757年第4版时,改称“美的科学”。参见[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研究感性认识的规律。“美学”成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一种学术意向——将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提升到科学层面上。稍后,康德就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将人们的感性判断纳入理性原理之中,并探讨其所谓科学的规则是一种错误的希望,它只能在“先验感性论”中得以保留。(注:康德以“统觉之先验统一”的原理,否认表象在经验直观中的必然联系,而认为“表象之相互关系,实由于直观综合中统觉之必然的统一”。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式译,商务书馆,1960年3月版,第105-106页。)但在20世纪初,康德的意见在东方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时“科学主义”正风靡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中国。日人以汉名“美学”对译德文Asthetik,并在1907年以前传入中国。(注:1907年10月创刊的《震旦学报》第1期“美学”栏目,刊载侯毅译的《近世美学》([日]高山林次郎著)。)时至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创办,即在高等部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科设置“美学及美术史”公共课程,美术史分设中国绘画史和西洋绘画史,“美学”课程实为美术史学概论,近似美术理论。(注:《北京美术学校学则》(教育部指令,1918年7月5日),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参见章咸、张援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127页。)
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
美术学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新学科概念,意味着“美术”研究将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但国人最初使用“美术学”,着眼点却在美术史学。1907年,国粹派的刊物《国粹学报》第26期“美术篇”栏目,发表刘师培的文章《古今画学变迁论》;第30-31期连载刘师培《中国美术学变迁论》(未完稿);第31期还刊登刘师培《论美术援地区而论》一文。(注:参见《国粹学报》第26期(第2年第1号)、第30-31期(第3年第5-6号),上海国粹学报馆,1907年3月4日、6月30日、7月29日。)这是由传统“画学”、“书学”概念转向“美术学”概念之最早例证。刘师培所用“美术学”,就是美术史研究,或称美术史学。这是当时的风气,受西学影响,对各种对象的研究,均以“学”名冠之(含有科学的名义)。所以,刘师培的“美术学”概念,并不是将传统的中国美术理论整体提升到学科层面上,而仅仅将中国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若认真考究,中国人“理论”的概念弹性很大,可指称某种学问或学说,也可指称某种学科或某一领域相对于实践的知识部分。中国古代的美术理论多归学理研究一类,与创作实践相关。所谓相关,一及创作实践,二级欣赏与批评实践,故其技法原理、创作观念及评判标准等,都在此列。究尽中国画学,古时品评议论及理法文章,均属“理论”。1937年,于安澜将中国古代绘画典籍分三,先后编辑出版《画论丛刊》、《画品丛刊》和《画史丛刊》,其“论”、专指“画法画理”,而欣赏与接受理论,则以“品第鉴别”之类单列。1942年,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将理法著作与品评著作一并收入。这是在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第一次系统的知识整理。
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
“美术历史与理论”正式改称“美术学”是1990年的事(这里无意将两者等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待讨论),而将“美术学”确定为“二级”或“三级”学科,则到了1992年(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目录调整会议决定,将“美术历史与理论”改称“美术学”,并向全国正式颁布。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学科代码表》,“美术学”以二级学科的名义出现,包括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等下属三级学科,原“美术历史与理论”亦以“美术学(三级学科)名之,但内涵有变。)。二级学科的“美术学”,基本上包含原先术科的“美术”系列,从术科到学科,意味着增强学术含量,全面提升学术品质。原先依附创作实践的美术理论同样提升到“学科”层面,而且和美术史学合并成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二级学科的大系统内,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还是一个整体,只是更强调了美术的本体性研究和学科独立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关系,促使技艺性学科在建制上不断完善。同时,作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概念的内涵上,绝不等同于刘师培时代的“美术学”(注:参见邓福星《关于美术学及其它》,《美术观察》1998年第1期,第55页。),在学术立场上,重新确立了中国美术理论“史论评”三位一体的传统。由此,美术理论亦开始以学科的名义真正进入学术系统,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其学科性质如何?学科规范何在?学术阈场如何界定?
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
高等院校专业教学课程的设置是学科最明显的标识。在美术学院,除了美术史外,有关的理论课程为艺术概论、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均作为专业基础理论的共同课,这种状况几十年不变。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我们主要关注“概论”。早期的《美术概论》,有黄忏华的著述(1927年,参照日人及欧洲人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则搬用苏联教材(如涅陀希文著的《艺术概论》),事隔二十多年,又出几本国人编写的《艺术概论》,特别是80年代初文化部组织编著的《艺术概论》,几乎是通用教材。直至1994年,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教研室才编写出一本《美术概论》。一门学科,如果连“概论”的课程都不完备,还能说些什么?
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
(1)《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的“美术理论”词条,总定义是:“关于美术实践的科学总结。”后分两种含义:一是广义,泛指史、论、评三者:二是狭义,专指基础理论。以学科的概念论,当属狭义。美术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所有的美术现象自身(包括创作、欣赏、作品和作者)、美术与社会外部的关系、美术理论自身;其任务是:原理研究、技法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最后,串讲了中外美术理论的发展源流,比较两者间的形态和功用,结论:“由于美术实践的多元性、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并且总是在不断地发展,所以,美术理论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独尊一说和凝固不变的。”(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24页。)
(2)日本学者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其“美术学”词条言其概念相当于“艺术学”(德文Kunstwissenschaft,英文Scienceofart,法文Sciencedeart),表示很多含义。德文Kunst指造型艺术,日文无对应词,故以“美术学”相译。——“美术学泛称造型艺术的学问研究”,这是广义,其下属“体系美术学”和“美术史”两种。什么是“体系美术学”?“即研讨一般造型艺术的本质和意义,阐明造型艺术各领域的特征、界限、相互关系等”,且“关于美术史的原理论和方法论及风格论跟体系研究颇有直接联系”(注:[日]竹内敏雄,前引书,第197页。),最后,又特别说明“狭义上则除了美术史,专指体系研究”。
对学科性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用语是“科学总结”,竹内敏雄的用语是“学问研究”,均十分小心地避开“科学”或“人文学”的概念。我国美术界在1990年以前没有明确的“美术学”学科定位,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就对应德文Kunstwissenschaft,明确提出“美术学”的学科概念,这概念相等于我国当时的“美术理论”,或者说,作为学科概念,其广义的“美术学”已等于我国现行的三级学科之“美术学”,而狭义的“美术学”,即“体系美术学”等于我国“美术学”下属之“美术理论”学科。
什么是体系美术学?竹内敏雄主编的《美学百科辞典》将其分为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美术是什么?”二是“什么是美术?”前者是哲学的发问,涉及美术本质;后者是在形态学意义上发问,涉及美术本体的基本构成要素、种类划分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形态风格。那么,美术理论的研究领域是否就是本质论和形态学?美术理论就是放大了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知识系统?以逻辑推论至此,竹内敏雄的所谓体系美术学,狭义上就是美术基本理论研究,它的注意力不在于把握单个的美术作品,而是整体的美术现象,它的广义,也等同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美术理论”概念的广义之解。看来,“美术理论”的概念表明亚洲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希望能以西方的学术规范(主要是西方的哲学规范)统摄东方的美术经验,从而建立一种跨文化的理论研究体系。
三、学科图表
美术理论的知识系统包括基本理论、应用理论与交叉学科三大板块(见下图:美术理论学科图表)。基本理论研究是学科基点,以原理论为核心。所谓“原理论”,即质性研究,规定美术的本质特征及其相关概念,回答“美术是什么”及“什么是美术”这两个最基本问题,由基本命题扩展出相关的概念群及系列范畴——直接以哲学化的思考确立某种艺术观。由原理论直接导向论方法论研究,其任务一是规定美术理论体系的总体建构方式,二是探讨理论的思维法则、研究路向、系统结构法,三是研究美术理论方法自身的历史现象与规律。此外,基本理论还向“学术阈”和“创作阈”延伸,一方面是实践主体的理论,阐述美术活动过程中主体的性质与作用,在人(创作主体、接受主体或批评主体)和作品(理论文本)之间建立一个阐释体系和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是历史客体的理论,阐述人类历史中美术作品的发生原理、形态流变及类型性质,在作品(理论文本)和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确认一个意义系统和文化类型。二者直接体现着理论的双重性——以历史性的眼光确认某种文化观,呈现出某种自在的社会性;以主体性的研究确立某种批评观,呈现出某种自为的实践性。显然,美术理论以原理论、实践主体理论和历史客体理论三者构成一个基本理论系统,其学科性质由原理论部分决定。传统学科就在原理论部分建构一元化的结构体系,其内限性强,相对封闭——如果这一部分遭到否定,便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如表现论对反映论的否定,价值赋予理论对本质论的否定等等);而现代学科建制依然保持这种大结构框架,但基本理论部分却呈现开放的多向包容的态势,尤其是在本体的质问达到十分激烈的时候,原理论基本模块就会开裂,出现各种不同的学说与流派,重新形成多元组构的基础模态——种非本质论的外化倾向。
美术理论系统的开放性真正体现在外部边缘的两大学科系列:进入创作阈的右向系列为应用学科,进入学术阈的左向系列为交叉学科。二者的研究阈场可增可减,完全是动态的开放的,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区域的转换而变化。按常理,进入学术阈的学科模块其学术性较强,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进入创作阈的学科模块其实践性较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多受对象制约。应用理论的研究对象也是它的研究目的,即直接针对造型艺术自身的实践,为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持。说明性、可操作性和序列规范成为应用理论的研究特点,对象成为纯粹的研究客体,可使用科学的实验的手段,以实证或否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交叉学科的范围更为广阔,可变性大,性质最活跃。第一,与传统的人文学科或社会学交叉,如美术史学理论、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人类学、艺术哲学或造型美学等;第二,与新兴学科交叉,如比较美术学、阐释美术学、发展美术学。另有一些两栖类学科,如美术思潮史、美术理论史、美术批评史等,论学科性质应属于史学系列,但研究对象的属性则在美术理论范畴(未列入学科图表)。交叉学科是学科分化的现象,处在学科外沿,也是学科的前沿,不断对外交换,激励学科发展,开拓学科视野,研究传统学科边界上的“遗漏问题”或传统学科无法包容的“新增问题”。
附图
美术理论学科图表
分析上列图表,可见基本学科模块亦可成为课程模块。众所周知,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第一步的工作。目前,应用理论和交叉学科两部分的课程容易切入,易于规范,因为有章可循(参照西方既有的学科课程),且又相对独立,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基本理论部分的情形却不相同,在西方也没有权威的或比较完整的美术原理著作。所有关于“艺术原理”的研究都在美学范畴内,研究对象几乎都是西方的造型艺术,极少涉及西亚或东亚地区。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刚兴起,远未深入,未能阐释人类造型活动最普遍的规律并提出相关的艺术法则(是否存在普遍规律和通行法则,此处暂不讨论)。理论阐释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即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概念术语所形成的一系列规限性的表达。中国现代的美术理论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书面创作体系(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而是在中国本土由现代的中国人所进行的种种造型实践活动,或曰,与视觉相关的美术活动(暂且使用“美术”概念,既是约定俗成,亦无更加恰当的词可以取代),其中很大部分属于西学体系,或中西结合的现代实验。以怎样的理论话阐释这种美术现象?如何界定又如何评价?理论依据是什么?基本理论的问题最多最复杂,直接诉求个体的感性经验,一时难以澄清,故也无人问津,或无法问津。
四、学科话语
学科建制是对话语的限制。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命题,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概念系统,通过学术体制确立知识-理解模式。它强调在特殊的语境中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先验地假定问题的答案,推行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学科概念系统的话语重构,曾流行的两种说法,一是实现中国古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二是实现西方现论话语的中国化。在中国,现代美术理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外来学科,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学科,传统中国或现代西方的学科概念和范畴都同时存在,二者碰撞,自然整合。但是,二者在量上或质上均不对等,交流的势态相差亦大。现在理论学科的系统框架是在西方理论思维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话语符号是中国的,言说对象是现代的,文化意识层面还有传统的观念,概念系统的话语方式与系统之间不是绝对的文化对应关系,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依然进入。系统是被开发的,话语是灵变的,其准则只在于自身的理论立场和对象的特性表达。
美术的概念与范畴是对美术样式的艺术功能、社会作用及审美规律的一种抽象表达。有关样式的分类、流变及艺术特征的理论,必然形成相应的范畴体系,样式的历史沿革又导致理论范畴的推移变化。在古代中国,就有三次大的变化:一从汉代的“君形”论到六朝的“畅神”论;二从六朝的“形神”论到宋代的“形意”论;三从宋代的“意象”论到明清的“逸兴”论。其中,六朝和宋代是两个转折点,而形神论的核心概念是“畅神”,形意论的核心概念是“意象”主流样式的审美特征转换与概念范畴的推移变化基本一致。问题是到了现代,一方面在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和狭隘的民族意识驱动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概念范畴泛滥成灾,失去了对象性;另一方面在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和开放的全球意识下,西方现代艺术中流行的概念范畴也泛滥成灾,同样失去了对象性。或许我们不能单纯地责怪现代中国美术理论的失范与混乱,因为创作实践本身都处在探索实验阶段,无所适从。旧范式被批判,旧理论被质疑,旧概念被颠覆,传统的语境丧失了,在“解构”和“多元”的现代世界中,在文化大批判的时代,我们能否期待一个共通的美术样式及其相应的概念系统?显然不能。因此,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现代转换”?西方现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本土化”?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简化——对古论话语的重新诠释,就是“现代转换”;在自我意识界面上接受西方的理论话语,在汉字符码上实现意义的重新组接,使之成为当下有效的理论工具,就是“本土化”。任何一次历史文化的转型或外来文化的输入,都存在这种现象。若究深意,在“现代转换”和“本土化”口号的背面,则隐藏着一个“新中心”论,或期待着一个新的话语霸权。本文提出的,“话语重构”,不是要建立威权话语模式,而是在清理(让概念系统进入各自的话语模式)之后,以大系统的链接方式建立一个新秩序,即在社会公共的话语空间实现某种理论定位,并以有序的方式进行对话。
五、学科建设
当代西方最流行的文化研究,不是划定学科界限,而是要建立跨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打破传统学科的封闭性及其狭隘的话语生产方式,促使研究者从“技术知识分子”的角色中走出,提倡关心总体性的、传统的思想家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促使理论研究者能够批判性地介入公共的社会政治问题(注:HenryGiroux,DavidShumway,PauiSmith,JamesSosnoski:Theneedforculturalstudies:resistingintellectuaisandoppositionalpublicspheres,参见JessicaMunnsandGitaRajan编:Aculturalstudies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LondonandNewYork,1995,pp647.)。对中国而言,这种文化研究的知识倾向非常接近中国传统儒家的“文人”品性,即家国政治的学术情结和广泛的人文关怀。但在现代的中国和西方,学术方面的诸种现象都有着相悖逆的发展倾向。比如,人文化倾向与科学化倾向,本质论倾向和非本质论倾向,整体的辩证的与局部的分析的,系统的与非系统的。在造型艺术方面,则写实的与抽象的(暂且使用这一对不甚确切的概念),具象的与意象的,视觉的与观念的等等,几乎都是逆向发展。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否也存在着逆向现象?建立专门的知识领域,厘清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型,是现代中国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对于自然科学和一般的社会科学而言,一向如此(现今,亦开始将目光投向边缘地带,注意跨学科的研究,甚至跨越科学和艺术的边界);而中国的人文学科,尤其是艺术学科,却明显规范不足(中国学术界“史论结合”的传统就是一种文化研究的态度)。
一
在设计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对设计的审美有着不同的阐释。从20世纪初阿道夫・卢斯提出的“装饰即罪恶”,到路易斯・沙利文的“形式服从功能”,再到密斯・凡・德・罗的“少即是多”等,这些都是基于哲学思潮的更替和社会环境的差异,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设计审美观念。
当前,我国的设计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社会大众的审美高度层次不同,在貌似平静的设计表象下,一些设计乱象丛生,抄袭之风肆虐、设计行业门槛过低、整体设计水平低劣、作品缺乏创意等等。探寻其背后所隐藏的重要原因,除了经济利益等因素外,恐怕还与大众和设计师之间审美观的不同密切相关。有一位设计师曾说“许多设计非自己所愿,客户说什么是什么,不满意不付款,这让设计成了一件很费心费力的事情”。因此,面对当下设计发展现状,设计师应该以批判性思考来探寻其根源。
二
(一)大众的审美
审美,是人们对事物的美丑好坏所做的一个判断评析,即美感与否的产生和体验,可以说,这是一种客观反映在主观的一种心理活动过程。既然是一种心理活动,那么它必然受制于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时代背景、文化氛围、审美观念等。同时也会受到一些主观因素的干扰,比如个人的知识水平、文化修养、兴趣爱好等等。
当前的中国,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物质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大众对美的需求也在不断地提升。一些设计师的作品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被大众所知,并在试用后能得到大众的认可使之成为流行趋势,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审美趋向。这种符合大众审美潮流,并得到社会大众普遍认可的审美趋向,就是社会主流审美即大众审美观。
(二)平面设计师
从事专业平面设计的设计师,多数曾长期受过专业训练,对于事物美的认识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也即专业设计师以“设计师的眼光”来审视事物。他们与大众的审美感知不同,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追求与众不同的设计
创新是设计师的灵魂,设计师在设计的追求和表现上,都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个性和创意,即与众不同。缺乏个性的设计,尤其是对于平面广告设计,将会使设计作品逐渐陷入大众化和平庸化的泥淖。设计师潜在的审美认识呈现在其设计的作品个性中。在平面设计行业里,设计师与大众相比,对美的认知更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人们通常认为被设计师视作美的事物,应该是大众及整个社会公认的美,如同“盾”,设计师希望将其审美趋势传达并保护起来。
2、设计作品应该与艺术作品一样受到重视
在设计师的眼里,自己设计的作品如同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一样,都是自己情感和思想的表达,设计师的设计有时候会被认为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不接地气,往往被束之高阁,或者完成的设计作品,需要按照客户非专业的眼光要求进行修改,甚至是重做。设计与艺术如同孪生一样,二者虽有着不同的创作领域,但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需要有独立的设计创作与审美欣赏的空间。
3、设计不应该被规则束缚
设计是人类按自己的意志对自然界进行的创作,用于改善人类的生活,发展文明社会的一种广泛活动,或者说设计的发展也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缩影,设计的审美就是社会文化的亚系。在当今,每一条信息传递都通过了设计的美化,设计美以无可替代的独特性呈现在社会的每一处。在设计师的眼里设计是天生有趣无拘束。如果设计师墨守成规、按部就班,我们所见的事物是否都会以同种方式呈现,变得单调无味,所以设计师的创意应该是天马行空,不断突破和尝试创新。
(三)大众审美对平面设计师的影响
平面设计师与产品设计师、建筑设计师一样,会针对不同客户,解决其具体的需求。同时设计的审美会受到这些目标消费群体的共同需求倾向的制约,即设计受大众的影响,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局限性,面临着“矛”的攻击。在这场与“矛盾”的交锋中,设计师和大众如果能实现设计审美的共鸣,那可能会产生一个名利双收的好结果,但实际的生活中却不然,这样的主动权往往是大众掌握设计审美,而不是设计师。
例如以时尚性感女郎为主的平面招贴和低级趣味的户外广告。这些广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大众的眼球,迎合了部分大众喜好,也能起到相应的宣传作用,但其营造了一种庸俗低下的社会风气,它严重影响了社会大众的设计审美趋向。低俗设计是当前不良文化的诱因之一。
无法回避的是,客户是大众审美的参与者和提倡者之一,会在设计之初或设计进行时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如“去掉所有英文,只留中文,消费者看不懂的” 、“字要大,不然消费者看不到”、 “不要做这么洋气,不然消费者会认为太过高端超出他们的消费水平”等等。这样一些非专业的评价和要求,严重地干扰和束缚了设计师的专业创作,导致设计无所适从,只能低就,因此一些设计混乱、无美感的作品也就源源不断地产生。
从设计的理论角度来看,设计分为两种,一种是满足需求,另一种是引导需求。从平面广告设计的小环境看,设计师所接触的大多数客户都是私营企业业主或公司的中层干部,他们对广告的价值有一套自己的判别标准,他们要求广告以直接的方式呈现,并尽最大的尺度来吸引目标客户。受到客户这种简单粗暴的思维导向的影响,使广告的表现形式缺乏美感。目标受众群体长期观赏这样的广告,逐渐接受并认可这样类型的广告。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人们认为大众的审美观日趋单一化和同质化,好像所有的受众群体都持这样的审美观。设计师处于这样氛围的环境中只有去迎合目标大众的审美,设计的引导功能就变得越来越微弱。
(四)大众审美与平面设计师的关系
大众审美与平面设计师审美具有因果的关系,同时又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如果大众客户的想法得到采纳,并且大众最大限度地给设计师提供发挥创意的个人空间,便可使广告达到功能与价值、美观与形式统一的效果。反之,大众审美一味主导设计师的设计思路,就会有不和谐的审美作品出现。
基于这样的关系,在设计领域,无论是以什么样审美效果来吸引大众眼球,都应该注重人文精神的渗透。让人们在人文关怀的设计中,感受到一种和谐的审美体验,在关注视觉设计本身同时,应更加关注大众与设计师在社会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未来设计将着眼于与大众审美和设计师审美的共鸣。大众审美和设计师审美的关系是相连的、内在的、互动的、广义的。当然,要设计师们和大众群体立即改变观念,达成统一正确的审美态度并非易事。目前,在平面设计领域内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有的平面设计作品过多地注重形式,只追求绚丽缭乱的效果而忽略了首要表达的信息;有的平面设计者过分依靠电脑预先设置好的程序,失去了自己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使其作品平庸无奇;更有的平面设计者惟利是图,急功近利,其作品缺乏个性,简单粗糙,毫无艺术生命力等等,都严重影响平面艺术的繁荣发展。未来平面设计师的职责是满足客户需要的同时,维护社会伦理和道德,引导大众有一个好的审美意识。好的设计将是未来正确价值观的体现,设计师在提高生活品质、促进文明进步中起着积极作用。
三
当前,我国平面设计任重而道远,这场“矛”与“盾”的斗争还将继续,且随着大众审美水平的提高,对设计师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设计师促进设计的发展同时,使设计师和大众需求两者之间实现良性循环。此外,设计师对于设计审美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不仅要求设计师本人按照大众的需求,以人为本的目标去设计产品,还要求设计师承担起提高社会大众审美品位和审美水平的任务。在公共场所,相关部门是否可以加大力度对低劣广告作品进行控制监督,给大众提供一个更美的空间。相信在社会活动中,如果大众受到美的环境的熏陶,他们的审美能力必然会有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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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高度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管理现代化,管理现代化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主要有管理思想的现代化、管理组织的现代化、管理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等几个方面。管理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际的现代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都离不开现代化管理,现代化管理能够有效地组织生产力要素,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大大提高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效率,从而成为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强大动力。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科学管理起着越来越重的作用,科学管理直接带来了经济效益,在物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管理资源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
管理科学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管理科学学派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就管理科学的实质而言,它是泰罗的科学管理的继续与发展,因为他们都力图抛弃凭经验、凭主观判断来进行营理,而提倡采用科学的方法,探求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或最优方案,以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支出,得到最大的效果。不同的是,管理科学的研究,已经突破了操作方法、作业研究的范围,而向整个组织的所有活动方面扩展,要求进行整体性的管理。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系列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被引进到管理领域。因此,管理科学可以说是现代的科学管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解决国防需要产生了’.运筹学”,发展了新的数学分析和计算技术,例如:统计判断、线性规划、排队论、博弈论、统筹法、模拟法、系统分析等。这些成果应用于管理工作就产生了“管理科学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
1.兰彻斯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兰彻斯特(F. W. Lanchester)在1915年就把数学定量分析法应用于军事,发表过关于人力和火力的优势与军事胜利之间的理论关系的文章。
2.埃尔伍德·斯潘赛·伯法是西方管理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管理研究院,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代表作是(现代生产管理》(1975)。(生产管理基础》是伯法根据《现代生产管理》改写的,简明易懂,曾被《哈佛商业评论》推荐为经理必读书目。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大量的图表和数学公式,正是这些科学的计量方法,使得管理问题的研究由定性走向定量。
3.霍勒斯卡文森于20世纪30年代把复杂的数学模型应用干用传统办法难以进行的大量数据处理工作。
管理科学理论的特征
1.以决策为主要的粉眼点,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给定各种决策分析模型。
2.以经济效果标准作为评价管理行为的依据,为此建立诸如量、本、利等模型以讨论行为的结果及变化。
3.力求减少决策的个人艺术成分。依靠建立一套决策程序和数学模型以增加决策的科学性。他们将众多方案中的各种变数或因素加以数量化,利用数学工具建立数量模型研究各变数和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寻求一个用数量表示的最优化答案。
4.广泛地使用电子计算机。现代企业管理中影响某一事务的因素错综复杂,建立模型后,计算任务极为繁重,依靠传统的计算方法获得结果往往需要若干年时间,致使计算结果无法用于企业管理。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运算的速度,使数学模型应用于企业和组织成为可能。
管理科学理论的内容
1.关于组织的墓本粉法
他们认为组织是由“经济大,组成的一个追求经济利益的系统,同时又是由物质技术和决策网络组成的系统。
2.关于科学管理的目的、应用范围和解决问题的步骤
它们的目的就是通过科学原理、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管理的各种活动之中。应用范围着重在管理程序中的计划和控制这两项职能。解决问题的步骤:
(I)提出问题并阐述问题。
(2)建立数学模型。对问题的要素用一组变量的函数来表示,E=F ( XF, YF )
式中E代表系统的效益(如利润、成本等),F代表函数关系,XF代表可控制变量,竹代表竞争者所控制的变量。
①解出模型的答案,从而取得系统的最佳效益的数量值。
②检查模型及解的实际意义。
③对所求的解进行控制。
④把方案付诸实施。
管理人员必须随时记录贯彻执行过程中的变化情况。注意模型的目标、假设、省略的东西和限制条件等因素,在一个过程之后,重新复查系统模型,以便改进它,使之更符合实际。
3.关于管理科学应用的科学方法
这主要有线性规划、决策树、计划评审法和关键线路法、模拟、对策论、概念论、排队论。管理科学中所采用的数学模型可以分成两大类,即描述性模型和规范性模型,其中各自又分成确定性和随机性模型两种。
流行的管理科学模型有:
(1)决策理论模型。模型目标是要使制定决策的过程减少艺术成分而增加科学成分。决策理论的集中点在于对所有决策通用的某些组成部分,并提供一个系统结构,以便使决策者能够更好地分析那种含有多种方案和可能后果的复杂情况。这类模型是规范性的并含有各种随机的变量。 (2)盈亏平衡点模型。这一模型主要帮助确定一个公司的任何特定产品生产量与成本、销价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确定的盈亏平衡点,在这个水平上总收人恰好等于总成本,没有盈亏。这一模型是确定性的描述性模型。
(3)库存模型。这一模型回答库存有多少,什么时候该进货与发货的问题。因此这一模型就必须考虑库存适合生产与销售的需求,又要考虑减少仓储费用,这一模型的可行解便是经济订购批量(EOQ)
(4)资源配置模型。这里的资源主要指自然资源和实物资源,常用的资源配置模型就是线性规划模型,在给定边界约束条件的情况下,考虑产出、利润最大,或者成本最小。这一模型是规范性的模型,变量是确定性的。
(5)网络模型。两种主要的和最流行的网络模型就是PERT(计划评审技术)和CPM(关键路线法)。PERT是计划和控制非重复性的工程项目的一种方法。CPM这种计划和控制技术,则应用于那些有过去的成本数据可查的项目。网络模型是随机性的规范模型。
(6)排队模型。在生产过程中,员工排队等待领取所需的工具或原料所花费的时间要计人成本。在给顾客服务的过程中,如果顾客们需要排队等候很长时间就会使顾客失去耐心导致顾客一走了之,但如果开设很多服务台或售货柜却很少有人光顾,则又会导致成本提高,因此排队模型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一个最优解。
(7)模拟模型。模拟是指具有与某种事物相同的外表和形式,但不是这种真的事物。由于真实事物具有复杂性,以及对其管理作用的不可重复性,为了得到预计成果,就有必要建立模拟的模型,在此模型上探讨最佳行动方案或政策以便最后能用于实践的操作之中。模拟模型是描述性的,含有各种随机性的变量。
管理科学的优点
第一, 使复杂的、大型的问题有可能分解为较小的部分,更便于诊断、处理;
第二,制作与分析模式必须重视细节并遵循逻辑程序,这样就把决策置于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增进决策的科学性;
第三,有助于管理人员估价不同的可能选择,如果明确各种方案包含的风险与机会,便更有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但是,也必须指出,管理科学方法的应用也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管理科学学派的适用范围有限,并不是所有管理问题都是能够定量的,这就影响了它的使用范围。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1)02―0033―05
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是我国当前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进程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国家明确提出了加强信息技术教育与其他学科课程的整合是当前和今后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之一。使用信息技术变革课程与教学己经成为全社会和整个教育界的共识。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作为当前课程教学改革的一条有效途径,其视听结合、手眼并用的特点以及模拟、反馈、个别指导和协作的内在感染力,是传统课程教学方式所无法相比的。然而,运用得当可以使课程教学如虎添翼、锦上添花,使用不当也会事与愿违。目前,教学质量研究己成为主导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为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教育变革的重要维度,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机制,然而在现实中,我们还缺乏可以统领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教学质量观。目前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效果和效率的研究和反思非常多,在相关文献中多数侧重从教师有效教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关注对整合教学模式的探讨等,而在专门针对教学质量层面来分析整合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还欠缺成熟和系统的研究和探讨。本研究着重探讨如何通过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整合来提高和保障教学质量的问题。
一 教学质量: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永恒追求
何谓教学质量?这先从教学和质量两个概念论起。有研究者把教学活动的诸要素分为“教学目的、学生、教学内容(课程)、教学方法(广义的教学方法,包括教学艺术、教学手段、各种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环境、教学评价和教师”。 [1]因此,教学质量的“教学”应包括这七大要素。也就是说,我们应从这七个要素方面来理解教学质量的“教学”。那么,什么叫质量?质量是“指事物满足明确或隐含需要的能力特征的总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2]我们借鉴有研究者关于教学质量的定义,如“教学质量,顾名思义,是指学校教学是否达到了一定的质量要求,即学校在一定条件下,满足学生身心发展、满足当前和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教学活动过程及结果的特征的总和,或者说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的条件下,学生的发展变化达到某一标准的程度以及不同的公众对这种发展变化的满意度。”[3]由此认为,教学质量就是指教学目的、学生、教学内容(课程)、教学方法(广义的教学方法,包括教学艺术、教学手段、各种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环境、教学评价和教师等方面的满意程度。而以往的教学质量研究,往往侧重教学的某一个要素而忽略其它要素。如在理论上,对什么是教学质量有四种不同理解。第一种观点是将教学质量理解为学生质量。认为衡量教学质量的标准是每个学生应掌握一个合格公民所需的最基本的东西。第二种观点认为教学质量是指教学效果,评价标准是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目的、要求,应大幅度提高教学效率。第三种观点认为教学质量是教的质量和学的质量的组合,既要评教的质量,又要评学的质量。第四种观点认为教学质量是对教学提出的一定的质量要求,既要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业成就上的变化作出估计,又要对教师的教授能力和教授效果作出估计。[4]因此,教学必须在七个要素上体现出来才是完整的、全面的。而七个方面都要包括德、智、体、美、劳的全面的教学质量,而不只是某一方面的质量。通过以上概念辨析,本文提出,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永恒追求就是教学质量。
首先,从课程概念的变化上看,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和教学质量的内涵是一致的。课程集中体现了教育的基本思想和教育观念,是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最主要的依据。无论把课程理解为学科、还是理解为目标和计划,甚至理解为经验或体验,都是侧重课程的某一个要素,这忽视了人的整体发展,忽视了学生个性健全的发展,忽视了教学的诸要素,这跟教学质量的内涵是不一致的,未能全面反映教学质量的整体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近些年来,课程的内涵发生了
重要的变化,主要包括“从强调学科内容到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从强调目标、计划到强调过程的价值;从强调教材的单因素到强调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从强调对学生产生直接影响的显形课程到强调把对学生产生熏陶作用(价值、态度)的隐性课程与显形课程并重,并强调‘实际课程’与‘空无课程’并重;从只强调学校课程到强调学校课程与校外课程的整合。”[5]课程内涵的发展变化是社会发展到信息时代对人的要求的变化而产生的。它关注了人的整体发展,关注了学生的健全发展,关注了教学质量的整体协调。真正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整合,是目标、内容、环境、主体、评价等诸方面的全面整合,将信息技术融合到课程教学的每一个要素之中,这样才能体现教学质量的整体性。
其次,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本质就是为了追求教学质量。整合就是指“一个系统内各要素的整体协调发展、相互渗透,使系统各要素发挥最大效益。课程整合的内涵指的是对课程设置、各课程教育教学的目标、教学设计、评价等诸要素作系统的考察与操作,也就是说要用整体的、联系的、辨证的观点来认识、研究教育过程中各种教育因素之间的关系。”[6]而信息技术与课程资源整合“就是在课程教学中,把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信息技术与各学科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资源以及课程实施等方面的教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完成课程教学任务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7]可见,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整合就是把分化了的教学系统的各要素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体的过程,这与教学质量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
第三,从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目的上看,可以说,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和保障教学质量。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教学质量首先应着眼于发掘学生的潜能,关注教学是否最大限度地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促进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和良好人格的养成,注重对学生学习能力、态度、情感、实践能力以及学习方法提高等。教学质量的价值也最终体现在这一点上。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目的,有研究者曾指出,“建设数字化教育环境,推进教育的信息化进程,促进学校教学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实现信息技术环境下的素质教育与创新教育。”[8]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目的就是达到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目标。可见,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目的与课程教学的目的是一致的,是全面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第四,从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功能上看,就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主要指多媒体计算机、教室网络、校园网和因特网等,将其与课程整合有重要的价值和功能。有研究者指出,“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若能与各学科的课程加以有机整合,确实具有多种优化教育、教学过程的特性,这些特性的集中体现就是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为学生创新能力和信息能力的培养营造最理想的教育教学环境。”[9]我们知道,教学质量不仅与教学的各个要素密切相关,但更与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紧密相连。现代信息技术将给课程教学带来很大的变化,对此有研究者指出,“表现在学习环境上如鼓励好奇、创新与团队合作;教师作用被转变,成为学生学习的中介和指导;支持教育的学徒式模式;减少了对学生的胁迫和挫伤;减少了学生的行为习惯问题,提高了注意力,改进了自我形象;获得更多的信息;更丰富的信息环境贯穿于‘超载’的媒体;拆除了教室的围墙,与家庭、城镇和世界融通;打破了学期或学年教学计划的时间界限;增进了学生对学科的意识;支持真实情境的学习并为心智建模提供支撑;建立了与外界人与物更多的联系。在学习方式上新的教学形态出现,即个别制以及智能公布的学习共同体;自主学习成为可能。”[10]这与教学质量的整体协调发展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与其他教育教学活动一样,教学质量及其保障是课程教学活动的永恒追求,也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永恒追求。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的最终价值诉求就是更好地提高和保障教学质量。
二 教学质量: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盲点
通过以上分析,教学质量及其保障是任何一项教育及其课程教学活动的永恒追求和价值目标。也同样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这一课程教学活动的永恒追求和价值诉求。但是,我们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实践中缺乏整体的教学质量意识,甚至存在背离教学质量目标的现象,往往过于突出或淡化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某一个要素。
1 过于突出教学目的或学生要素
从历史的视野来看,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整合给课程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从IT与课程教学相整合的历程上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其基本特征是‘为学习计算机而教’,初步形成了基于电化视听媒体的以‘教’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初级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基本特征为‘为教学而用计算机’。发展并完善了以‘教’为在中心的教学设计范型,这种设计着重考虑围绕如何帮助‘教’而展开教学活动。教师的主导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迅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基本特征为‘网络学习资源的崛起’引起教学中心转移。对教学的影响在于,在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广泛盛行的情况下,悄然出现了强调以‘学’为中心的设计,实现了对长期统治课堂的以‘教’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的超越。”[11]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整合,从“教”到“学”的转变,的确是教学方式的巨大变革,但是,教学活动的质量是诸要素的整体协调,单一的学生要素不可能完全反映教学质量的高低。可我们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整合中,过于强调单一的学生要素,如有研究者提出,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目标为“培养学生具有终身学习的态度和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信息素养,培养学生掌握信息时代的学生方式,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应变能力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2]可见,几个方面能力的培养都是围绕着“学生”这单一的要素而展开的,都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2 过于淡化教师的要素
无论如何整合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教师都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离开了教师不可能整合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然而,我们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策略中过于关注的学生的作用,而忽略了教师这一重要的要素。有研究者在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策略的阐发中提出,“寻找各学科有利于信息技术切入的知识点的策略,运用情境因势利导,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策略,利用信息技术提供实践学习环境,培养学生感知的策略,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策略,培养学生协作探究学习的策略。”[13]从这一论述中看出,很少谈到教师。有的虽然关注到教师并对其进行信息素养的培训,但“信息素养的培养往往侧重于信息知识和能力的培训,但这只是孤立地信息工具和技能的掌握,只有将各种各样的信息知识和信息技能运用于课程教学和科研活动,技能本身与系统的信息过程相联系,孤立的信息技能才能被整合到信息素养的问题解决过程中。”[14]可见,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方面,有意或无意、显性或隐性、直接或间接地淡化了教师这一要素。“但许多教师认为,信息技术与课程资源整合的目标是培养学习者的信息素养。”“有些教师认为只要在学习过程中尽可能地让学生多看多做就是在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出现了放手让学生在网络中自学而不进行监控,让学生在讨论中自由发言而不围绕主题的现象。信息技术与课程资源整合严重不足。”[15]如果淡化了教师的作用,任何一项教学活动的质量是很难保证的。
3 过于突出教学环境要素
有研究者认为,“信息技术与课程资源整合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层面包括课程信息化和信息技术课程化;第二层面则是信息技术与课程资源两者的整体化和一体化,它追求的是以教育情境中学习为本的信息技术与课程的双向整合。然而,许多教师认为进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就是将信息技术整合于课程当中,创造数字化学习环境。”[16]我们知道,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对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片面强调教学环境的创设而是同样不可取的。所有这些问题的发生,应该说与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缺乏一个教学质量的整体意识作有密切关系。
4 教学内容越来越模糊
教学内容对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但我们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中教学内容这一要素越来越模糊,就如有研究者“根据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不同程度和深度,将整合的进程大略分为三个阶段,即封闭式的、以知识为中心的课程整合阶段;开放式的、以资源为中心的课程整合阶段;全方位的课程整合阶段。”[17]这里的“知识”、“资源”都侧重于教学内容或课程,尽管过去以“知识”为中心的整合有其片面性,但从“知识”为中心向“资源”转变,尤其是向“全方位的课程整合阶段”的转变,愈来愈淡化“知识”这一教学内容了。同时,教学内容从“知识”为中心向“资源”转变,再向“全方位整合”转变,其内容越来越不明确,缺乏明确教学内容的教学活动,其质量如何可想而知。
总之,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过程中,往往过于强调其中的某一要素,而忽略其它的要素,这与教学质量的诸要素整体协调观是不符合的。由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整合,仅仅停留在某一个要素的层面上,而对整合的整体教学质量研究不够,导致信息技术不能在课程教学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因此,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有效整合,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对于凸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整合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 教学质量: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研究的空白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最终诉求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但在现实的整合实践中,我们过于注重或淡化整合的某一个要素,缺乏整体的教学质量观。尽管如此,我们至今很少关注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质量研究,有研究者通过对十年来我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指出,“理论研究文章多,但很泛,不够深入。”“在2004年之前,整合理论研究的文章主要涉及‘什么叫整合’、‘如何开展整合’、‘实施整合的主要条件’以及‘难点和策略’等几个基本而又关键的问题,针对性非常强,就是为整合而研究。经过2005年的休整之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论研究开始包罗万象,众多研究人员把教学结构改革、课程信息化等内容全部都纳入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体系中。整合理论研究的不断拔高和泛化使广大一线实践者失去实践方向,也使理论研究陷入浮躁与肤浅,不能够深入挖掘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模式。”“动则模式研究、概念名称混乱,整合实践无所适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存在严重跟风现象。”[18]这一分析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信息技术与课程为整合而整合的研究比较普遍,而缺乏为什么要整合、谁来整合、依据什么来整合、整合什么以及如何评价整合效果的系统研究,更缺乏以质量提高和保障为主线的整合思路和研究成果。
四 以教学质量保障为核心整合信息技术和课程教学
要体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对提高教学质量的价值,应以提高和保证教学质量为核心来整合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对此注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教学质量观,提高教师和学生的质量意识。
这是要回答整合的主体问题,即谁来整合?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这是与其缺乏一个有质量意识的整合者,即教师有关。有研究者认为,“使用信息技术变革课程与教学己经成为全社会和整个教育界的共识。而整合的成效如何则取决于是否拥有一大批具备良好信息技术素养的师资队伍。目前,虽然政府给学校投入大量资助,增加了老师使用信息技术的机会,但一线教师使用信息技术整合教学的水平和素养还亟待提高。”[19]因此,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整合过程中,只有加强教师的主导作用才能保证整体的教学质量。正如有研究者所言,“‘整合’的实质与落脚点是变革传统的教学结构,即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创建新型的、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主导――主体相结合’教学结构。”[20]可见,通过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提高教学质量活动中,教师和学生的作用都不可或缺的。正如有研究者所言,教学质量“也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通过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最终体现为学生学习的优劣程度。”[21]
2 要有一定的教学质量标准。
这是要回答依据什么来整合的问题。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之所以存在质量问题,是与缺乏质量标准密切相关。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整合既须注意质量的全面性,也要有比较具体的质量标准,以便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整合。质量标准愈具体,要求越明确,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效能也就越高。对此也有研究者论及标准问题,如“课程标准、技术标准、学习理论,三者同时发挥作用,才能使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更加有效。”[22]这个标准的提出,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应该说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三个标准还处于分离状态,究竟如何整合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还需要继续探索。其中,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缺乏质量意识,这与它的整合的理论基础相关,因为质量标准在某种意义上应该体现在理论依据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论包括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学习理论、教学原理及教学设计等。很长一段时间整合的理论基础研究就是信息化教学设计理论,理论基础非常薄弱,导致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偏差。”[23]因此,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论基础研究有待加强。除以上理论基础外,应拓宽理论基础,增加教学质量方面的理论作为整合的基础。
3 确立以质量为目标的目的观。
这是要回答为什么整合的问题。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实践中,由于缺乏教学质量这一目的,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任务和要求也就不同。以往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是缺乏一个明确的教学质量意识目的或对教学质量的认识是很片面的,即单从教师教的方面衡量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质量;而很少从学生实际学到的知识多寡和智力发展程度看待其教学质量,或者与此相反。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过程中,树立全面的质量观,把德、智、体、美、劳的全面的教学质量应贯穿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全过程。
4 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整合要建立质量评价体系。
这是要回答整合得怎么样的问题。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存在质量问题,与缺乏一个质量评价体系有很大的关系。有研究者指出,“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中存在的问题:不能正确处理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辩证关系;信息技术应用中,一定程度的形成了重机器、轻教师的弊端;课件的制作和使用重形式轻内容;课件和教学软件制作水平有待提高;教学理念的滞后;脱离实际应用,盲目追求精品,技术喧宾夺主,学科成为配角;过分依赖网络资源,忽视其它教学资源;教师信息技术应用的技能技巧程度参差不齐,总体水平偏低。”[24]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就是由于缺乏质量评价体系所导致的,因此应从课程教学的诸要素入手应建立一个质量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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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urance of Teaching Quality: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Ending Point of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CHEN Ting 1,2
(1.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China;2. Lanzhou City College, Lanzhou, Gansu 730070,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