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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外语教师的职业生涯中，我们一直在思考，高校外语院系是否存在着有别于社会外语培训机构的独特价值？诚然，在师资质量、教学环境、国际交流、研究氛围等方面，高校具有社会培训机构难以企及的优势。但是，大学扩招、家长与学生乃至社会都关注就业率的现实，使高校外语院系沦落为高级的、过渡性质的培训机构。大学生或者希望从这里获得通过研究生入学外语考试的秘笈，或者希望通过四年或更长时间的学习掌握一门或两门外语以顺利找到工作，或者希望大学阶段的外语学习能够帮助他们取得理想的雅思、托福等出国留学语言测试的高分。事实上，教育与培训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培训意味着通过学习掌握技能，而教育则是通过教与学来达到扩增心智的目的。
在西方，大学被认为是西方或民族文化的守护者甚至是守门人。那么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教学，在承载传统文化、综合培养学生能力方面，又担当了什么角色呢？联系我国外语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学生个人发展，还是从高校人才培养、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已经迫在眉睫。
一、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学生面对西方文化拥有健康的心态
大学之道，在于“育人”，而非“制器”。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固然存在着糟粕，但更多的则是让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智慧结晶。众多的人口生活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历经几千年的发展，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借鉴。《大学》开篇讲了八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梁漱溟先生总结道，“在儒家的领导之下，两千年间，中国人养成了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增添中国文化相关课程，不但可以让学生学习古人智慧、提高人格修养、奠定清明安和向上的心态，还可以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信心。“为人之道，修身为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学生在“格物、致知”的同时不忘“诚意、正心、修身”，将来实现“平天下”的愿望，利用外语工具，充当中外交流使者。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字Cultura，意为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最初是指人对自然界有目的影响以及人自身的培养和训练。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Edward B. Tylor）在《原始文化》中对文化下了定义，“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在其绵长的寿命中，中国传统文化包容吸收多种文化，放射影响周边地区。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我国传统文化还有其他丰富的内容，例如：墨家主张打破血统论和宿命论，只问是非曲直、贤愚勤惰；道家注重本体论与辩证法，“道法自然”，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佛教强调因果报应、三种轮回的思想；范缜发表《神灭论》批判佛教教义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明代李贽著《藏书》68卷，公开反孔非儒，称《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理解世界，彼此交锋碰撞。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不是被动地全盘接受某一种思想，而是对不同文化内容进行对比思考，寻找自己的答案，从而找寻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目标。这对外语院系的学生尤其重要，能够避免学生在深入学习西方语言文化的时候对传统文明视而不见、走向全盘西化的误区。
二、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高校培养跨文化优质人才
历史上，张元济先生曾评价洋务派设立的同文馆、广方言馆、船政学堂、水陆师学堂，一针见血地指出“泰西教育之法，莫不就其本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以为之基础，各有其独立之道而不可以强同。一切教授规则皆受成于部。凡所损益，一以国民精神为主，故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建议“勿标讲求西学之名”。京师大学堂则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方针，强调“中西并重”，务使二者“会通”，缺一不可。在这样的培养体制下，学生力求精通母语和目的语，灵活应用语言，在不同语言间自由转换。老一代翻译界的大师，如傅雷、戈宝全、钱钟书、叶君健、朱生豪等人，他们学贯中西，外文精湛，国文功底深厚，其翻译作品不仅实现了“信、达”，还能达到“雅”的高度，久经时间考验。在外语院系遍地开花的今天，教育部对高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持鼓励态度。以2000年《英语教学大纲》为例，大纲建议为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中国文化概论》等课程，在附录中推荐十几本关于中国文化的参考书目。学生只有在掌握语言的基础上深入学习中外文化，才能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做到游刃有余。然而目前对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培养，往往缺失跟传统文化有关的知识讲授，这是巨大的损失。高校对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听、说、读、写、译具体语言能力的提高上，还体现在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训练上。目前我国高校外语院系开设了大量西方文化课程，例如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英美文学导论、西方文明史专题等等。然而，在强调目的语文化输入的同时，却忽视了教学过程中母语文化的渗透。例如，我们的学生可以流利地用英语讲述圣诞节的来历，却难以用英语介绍端午节的传说和习俗，甚至有学生在被询问中国节日的细节的时候，理直气壮地说：“西方很多节日都是跟宗教历史有关的，我们很多节日是跟吃有关的。”这种想法竟然受到了不少同学的赞同。诚然，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但中国以道德代替宗教，以伦理组织社会，又怎么是简单的“节日跟吃有关”能解释的？如果外语院系学生本人都不深入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又怎么可能向其他人介绍中国文化呢？《20世纪的社会转型》作者阿兰·图雷纳提出，“现代性并不是一笔勾销往昔，而是要把尽可能多的往昔纳入到尽可能多的未来。”只有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才能保留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和特点，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三、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国家维护文化安全、增强国际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认为在信息时代，软实力的重要性变得比以往更突出。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要素之一，同志指出：“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是很难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文化认同不是一个中性的活动，而是带有价值观选择的、有喜恶倾向的活动。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越来越注重运用文化力量来获取国家利益，为其战略目标服务。美国一直致力于将美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扩展到全球，用美国的方式“改造世界”，最终实现全球霸权。面对这一现实，在十七大报告中，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已经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高校外语教育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与自豪感，以应对文化殖民主义的威胁。先生认为，“语言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如今，英语在国际上处于主导地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3月公布的统计：全世界每年出版的翻译著作大约有2.4万种，其中从英文翻译成其他文字的占60%，而美国的英语著作又占其中的80%；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用本民族文字写的作品，能够被翻译成英语、法语等语言出版的，只占这2.4万种翻译著作的5%。中国作家的作品想要在西方获得认同，往往需要迎合西方人的口味，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脱节。在中外双向的文化交流中，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才能同世界其他民族分享中华文明的结晶，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此，党和国家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文化贸易。然而，没有精通传统文化的高素质外语人才，“走出去”战略只是纸上谈兵。
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向前发展，腐朽落后的被淘汰掉，精华的则被保留和发扬。无论是为了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还是为了高校培养跨文化优秀人才、国家提高综合实力，在高校外语院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让学生在掌握外语能力的同时深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希望高校能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一张通往工作的门票；高校能给社会的，不仅仅是有文凭的工人。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能自暴自弃。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分享几千年文明结晶，充当传统文化的守门人，恰恰应当是高校外语院系和社会语言培训机构的区别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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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摘要： 本研究以中国学生和英语母语学生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中的四词词块为调查对象，从结构和功能角度对比分析了中外大学生在英语学术写作中的词块使用情况。研究发现，与英语母语学生相比，中国学生使用了更多数量和更多种类的四词词块，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的词块，较少使用介词短语词块，但对“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明显不足。
Abstract： This study has surveyed the use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in Master’s theses by Chinese and English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disciplin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s reveals that Chinese students employ a larger number and a larger variety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than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and show more reliance on lexical bundles of Passive V+(complement) structure. However, Chinese students use lexical bundle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 structure less frequently and use participant-oriented lexical bundles inadequately.
关键词 ： 词块；英语学术写作；语料库语言学
Key words： lexical bundles；academic English writing；corpus linguistics
中图分类号：H310.43/.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02-0252-03
0 引言
美国心理学家Miller和Selfridge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了“组块”（chunking）的概念，用以阐释单个信息集结成块的过程[1]。这个“组块”的概念后来被语言学家移植到语言学领域，就有了“词块”的概念[2][3]。词块（或称预制语块、词块、组块等）是由连续或非连续的两个或多个词组合而成的、有一定心理现实性的（即使用时可以整存整取而不经过语法生成或分析）预制语言单位[4]。词块整存整取的特征，大大提高了交际时语言表达的地道性、连贯性和生动性。词块的学习能够减少大脑处理信息时的负担，有利于自动识别和提取，有助于提高表达的流利性和理解的速度，语块习得逐渐成为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
国外语言学界对词块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理论探讨及实证研究，国内对词块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对词块在二语习得或教学中的作用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探索[5]。经笔者综合检索，发现国内关于词块研究的文章数量稳步增长，2009年至今，研究文献迅速增加。国内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对词块的研究囊括了词块的定义、分类、识别，词块与语言水平（听、说、读、写）的相关性研究，二语学习者词块（口语、笔语词块）使用特点，词块教学的成效性等多方面的内容。上述各类研究中的研究方法既有理论探究又包含基于语料库或语料库驱动，基于教学实践的实证研究。数十年的词块研究打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词汇语法二分法的观点，提出了以词汇语法为其一，以词块为另一内容的语言习得二重模式，这是语言学研究的重大进步。
然而，综观国内外学术语篇中词块的相关研究，很多都是对比研究二语学者和本族语学者使用词块的差异，鲜有中国学生与英语本族语学生词块使用的对比研究。针对该研究空缺，本研究自建语料库，通过对比分析2011-2013年中国学生和英语本族语学生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中的四词词块，探讨中外学生词块使用的异同。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首先自建了两个总字数约100万的学习者语料库，分别命名为语料库A和语料库B。前者由2011至2013年中国英语学习者所撰写的30篇硕士论文组成，后者则由2011至2013年英语本族语者所写的30篇硕士论文构成。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为避免体裁和学科差异造成的词块使用方面的差异，自建的两个小型语料库中的文章均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领域的英语硕士学位论文。接着，用AntConc 3.3.5w软件提取符合条件的四词词块。本研究选择Cortes[6]较保守的20次/每百万词的提取频点，并要求所提取词块至少分布在5个文本中。最后，根据Hyland[7][8]的四词词块结构及功能分类（分别见表1和表2）对两个语料库中的目标词块进行分类，对比分析中国学生与本族语者学术写作中四词词块使用的异同点。
2 结果及讨论
本小节将通过考察语料库A和B中四词词块的结构及功能分布，对比中国学生和英语本族语者的词块使用情况。根据统计，语料库A共有字数约521,330，其中满足提取条件的四词词块类符总数为222，形符总数为4,325；语料库B共有字数约528,344，其中满足提取条件的四词词块类符总数为177，形符总数为3,550。由此可见，中国学生比英语本族语者在硕士学位论文中使用了更多类型和更多数量的四词词块，对词块依赖程度更大。
表1显示了两个语料库各结构分类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以及占词块总的种类数的比例。根据表1，在两个语料库中，结构为“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和“其他形式”的四词词块使用较多，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种类，在语料库B中占22.6%，在语料库A中则多达26.1%。该研究发现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如Hyland[7]发现，硕士论文前50个高频四词词块中，“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最常见。相比之下，本族语学生更偏好介词短语词块。在语料库B中，介词短语词块种类数的比例（“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与“其他介词短语片段”比例之和）高达31.7%，而在语料库A中仅为20.7%。值得注意的是，属于“其他介词短语片段”类型的词块“on the other hand”在两个语料库中都是最高频的词块，在语料库A、B中的标准频次分别为205、214次/每百万词，说明英语本族语学生和中国学生一样，对“on the other hand”词块依赖性很大。
表1显示，中国学生硕士论文中“被动动词+短语片段”结构的四词词块明显多于英语本族语者硕士论文。具体而言，语料库A中被动结构的四词词块种类占9.9%，语料库B中该比例为6.2%。这一现象似乎说明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Wei & Lei[9]也曾指出，同专家作者相比，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明显使用了更多的“被动动词+短语片段”词块。由表1可以看出，在两个语料库中，“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词块在语料库A中占到3.6%，在语料库B中稍微高一点，占到4.5%。Wei & Lei[9]发现学习者对“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使用的频率明显低于学者型作家，因而学习者，尤其是中国学生对于该结构词块的使用能力有待发展。“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性词块虽然数量和类型较少，但是此类词块可以为作者表达必要性、重要性、可能性等态度提供很好的话语资源。
从总体上看，语料库A和B中短语类词块（主要包括“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其他名词短语片段”、“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和“其他介词短语片段”）的种类都比句子片段类词块的种类多，该特点进一步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即学术英语词块更偏短语化[9][10]。
表2显示了两个语料库各功能分类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及占词块总的种类数的比例。根据表2统计数据，两个语料库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及比例从“研究主导的词块”到“文本主导的词块”再到“参与者主导的词块”呈递减的态势。这一现象与Hyland[7]及Wei & Lei[9]的研究发现一致，说明学术写作中的新手作者想通过对于研究材料、研究过程等的清晰表达而非通过话语资源来证实自己的学术能力。同时，本研究中选取的应用语言学学科中的论文大多是基于实证数据的，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研究主导的词块”的高频使用。根据Hyland[7]的研究，“文本主导”和“参与者主导”词块从硕士到博士再到专家学者，其使用比例越来越高，该结果似乎表明“文本主导”和“参与者主导”词块的使用频率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显著增加。据此，中国学习者及英语本族语者都应当提高本文意识，同时注重让读者更好地融入文章。表2显示，中国学生对于“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同本族语者相比更加不足，只有11.7%，低了4.1%。
在“研究主导的词块”的五个小分类中，语料库A和B都使用了很多类型的“描述词块”，该类四词词块种类数在语料库A中占到22.7%，在语料库B中占到19.8%，远高于“时间、地点词块”、“过程词块”、“量化词块”及“和研究话题有关的词块”的比例。这说明中国学生和本族语学生在学术写作中都特别注重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设备、环境等信息，体现自己研究的客观性。相比而言，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加注重该类词块的使用。语料库A和B中“文本主导的词块”比例差不多，分别是22.5%和21.5%，差异主要体现在每个小类的数量和比例上。例如，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本族语学生“限制词块”使用最多，而中国学生比较偏爱“结果词块”。但是中国学生“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种类数明显低于英语母语学生，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对“观点、态度词块”的使用上。这说明，英语本族语者使用了更丰富的词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评价。
3 结束语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得知：中国学生2011-2013年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比同时期的英语本族语者硕士学位论文使用了更多数量和更多种类的四词词块。同英语本族语者相比，中国学生2011-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中较少使用介词短语词块，但是“被动动词+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明显较多，说明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中国学生和本族语学生一样，对“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使用不足，能力有待加强。中国学生对于“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同本族语者相比更加不足，主要表现为：中国学生较少使用“观点、态度词块”明确自己的立场、凸显自己的研究身份。在词块功能小类上，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加注重“描述词块”的运用，来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设备、环境等信息，强调自己研究的客观性。本族语学生“限制词块”使用较多，而中国学生比较偏爱“结果词块”。
中国学生在词块使用方面，和英语本族语者还存在一定差距，因而建议外语教师使用基于语料库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更好地认识和使用词块。
注释：
①结构类别8是本研究加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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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与“文化”谈
早在1994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就在《比较文学新视野》一文中指出“当前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和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越来越“趋向于一种多元文化的总体研究；围绕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在不同文化体系中进行相互比照和阐释”。〔2〕刘象愚、曹顺庆等学者也相继提出，“当代比较文学的论争已经离开了文学的领域，争论的要点已经不是在文学的范围内比较文学如何进行的问题，而是比较文学究竟是一种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的问题”〔3〕，“在比较文化大潮涌起之时，要想回避文化研究，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4〕
为了能够尽快融入国际化的文化语境之中，中国学术界所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也均以此为题。如主题为“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的1996年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使世界文化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由差异走向共存，并通过中西文字在言、象、义三个方面的对比，探讨其对于中西不同思维方式的影响。此外，与会者还围绕着人文精神对于中西不同的时空观与生死观进行了剖析，并强调了在全球表面趋同的前提下，保持民族差异性的重要性。1996年9月在山东大学召开的“跨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研讨会上，学者们普遍认为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转变，拓宽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这是一个机遇，但同时由于本学科所特有的不确定性，从而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影响最为广泛的则是在历届年会中规模最为盛大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定为“文学与 文化对话的距离”。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中外学者大力倡导东西方文化、文学平等对话，并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是大势所趋，世界人文科学的发展正经历着一次新的科际整合。与会者还对中西诗学的异同、阐发、对话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中国传统诗学及文论话语应尽快完成现代化转换，通过与西方对话发现差异，从而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比较文学界也已经加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从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发展的潮流之中”〔5〕，而“跨文化研究也将在世纪之交成为国际国内比较文学研究更新发展的显性话语”。〔6〕
就此，乐黛云先生率先在《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一文中对于比较文学之所以“呈现出空前未有的蓬勃生机”、发生历史性转化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分析。这主要是由于“西文中心论的隐退带来了多元文化的繁荣”，从而使得比较文学新的国际性得以形成；“后殖民主义的深入人心，使得各民族返本归原充分发掘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大大丰富和发挥了自己的民族性”；而最重要的社会因素则是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任何自我封闭、固守一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这一切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比较文学可以不再局限于同质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是在欧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异质文化的比较中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广阔空间。事实上，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深刻宏伟的工业革命和文化转型，过去得到广泛认同，认为无可置疑的默认常规都已受到挑战而变得不确定。”由此，乐先生做出了相应的预测，尽管如今比较文学“面临着民族文化复兴与多元文化共存的种种复杂的新问题和悖论”，但“只要迎接挑战，提出新的理论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较文学就会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7〕只是在这个新阶段到来之前，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例如，比较文学是应以文学研究还是以文化研究为本？文化研究会不会导致文学本体的失落？学科边界的泛化将会对比较文学自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话题都是颇有争议的。
对于“文化研究是对文学研究的一种开拓”这一命题，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并对其发展前景相当乐观。如乐黛云教授认为，“比较文学通过文学文本研究、文化对话和文化误读现象，研究时代、社会及诸种文化因素在接受异质文化中对文学文本所起的过滤作用，以及一种文学文本在他种文化中所发生的变形。这种研究既丰富了客体文化，拓展了客体文化的影响范围，也有益于主体文化的更新”。〔8〕叶舒宪教授也提出“比较的视界仅仅停留在‘文学’本身，未能深入到文化整合要素中去，因而也就不能升华到比较文化的透视高度……‘文化’视角的引入是解放学科本位主义囚徒的有效途径，使研究者站得更高，看的更远……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比较文化研究未必是比较文学，但有深度有洞见的比较文学研究自然是比较文化。换言之，比较文学研究若能得出具有文化意义的结论，那将是其学术深度的最好证明。”〔9〕
但是，同样的命题在另一些学者眼中却意味着新的危机与挑战。正如当代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乔纳森·卡勒针对有些学者所打出的“泛文化”的旗帜指出的那样：“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就会面临其自身身份的又一次危机”，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其研究对象可以包括世界上任何种类的话语和文化产品”。〔10〕事实上，比较文学是不可能涵盖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那么其所设想的比较文学的广泛性也就无异于镜花水月，“既然什么研究都是比较文学，那比较文学就什么都不是。”〔11〕所以说，刘象愚、曹顺庆等教授对这一问题如此重视并非是空穴来风。刘象愚在《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一文中，将这种“研究目的不是为了说明文学本身，而是要说明不同文化间的联系和冲撞”的比较文学研究倾向称为“比较文学的非文学化和泛文化化”。并强调，“这种倾向使比较文学丧失了作为文学研究的规定性，进入了比较文化的疆域，导致了比较文化湮没、取代比较文学的严重后果。”同时，他也对这种“泛文化”出现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其哲学背景是后现代的各种思潮。“其中以解构主义思潮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消解为最烈。”当强劲的解构主义浪潮将文学的自身本质特征消解殆尽，“文学变成一堆‘漂移的能指’或‘语言的游戏’”之后，文学自身的失落必会令比较文学变成纯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的研究，呈现出非文学化的倾向。此外，打破了学科界限却缺乏理论上的有机统一性、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混为一谈的新历史主义，关注焦点始终停留在文化层面上的女性主义和新，也都是令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型的始作俑者。因此，在文章的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比较文学必须固守文学研究的立场，比较文学的研究当然要跨越民族文学的界限、文化的界限，也可以跨越学科的界限，但不论跨到哪里去，都必须以文学为中心，以文学为本位。换言之，研究者的出发点和指归，必须是文学。在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并非不重要，但它只能作为文学研究的补充和背景，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只有在比较文化中，它才能成为核心。”“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领域，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化的一个层面，比较文化是比较文学的背景，二者不容混同，也不能混同。”〔12〕这一论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谢天振在《面对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大争论》一文中也曾表示，“比较文学向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向发展，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本身特点所早已决定了的”。但是，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不应抹杀或混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文学研究学科的性质。“比较文学的研究应该以文学文本为其出发点，并且最后仍然归宿到文学(即说明文学现象)，而不是如有些学者那样，把文学仅作为其研究的材料，却并不想说明或解决文学问题”。总而言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定位为“以文化研究深化比较文学，而不是以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否则，“必然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甚至导向比较文学学科的消亡”。〔1 3〕
那么，这场由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关系问题所引发的讨论，究竟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谢天振等学者认为，这些争议均来自“对比较文学自身学科理论研究的阙如和忽视”。比较文学自身所特有的边缘性，“一方面使它充满活力，成为本世纪文学研究中最卓有成效的特点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它显得范围空泛、方法繁杂”。这既“扩大了学科之前的新领地”，也“使一个国家的学科与他国学科之间的界限模糊”。〔14〕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福克玛等人甚至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去专门谈比较文学理论了，甚至没有必要去讨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意义，因为文艺理论研究完全可以将其取而代之。对于比较文学究竟是作为独立的学科还是作为方法论更为适当，学科理论究竟存在何种特征与疏漏，中国学者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由于比较文学学科所独具的边缘交叉性、开放性，为其划定学科界限是相当困难的。正如乐黛云教授所说：“不设限，不成其为学科，固定设限又妨碍学科的发展”，这门学科注定在“名”与“实”的不断发展中走向成熟。〔15〕刘象愚教授更是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从这一学科具有开放性的基本特征看，甚至可以说它永远不可能获得彻底解决，这就是说，它的界定将处于一个永无终结的动态过程中。它将永远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永远需要说明自己是什么。”〔16〕对于这个问题，饶芃子教授也有同感，所以她提出，我们现在所应该做的，是“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从一个个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进行研究。
当然，学科理论界限的模糊性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可有可无，而是表明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开放性的体系，它能不断地自我更新，又能不断地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来丰富自己。”正如谢天振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探讨比较文学自身的学科理论，并不意味着要求人们围绕着所谓的比较文学定义进行无休止的概念游戏，而是要求对比较文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进行探讨，寻找比较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征所在，要求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比较文学研究进行深入的、具体的思考，并作出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总结。”〔17〕陈悖进而将学科的理论建设具体限定在了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建立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研究，二是关于本学科学术研究和自身发展的各种问题的理论探讨。”〔18〕至于学科理论的核心规范，刘象愚教授则将其定位在了“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之上，即要跨越民族文学、跨学科、文化、语言的疆界，立足于文学性、中国传统文学以及研究者自身素质之上，正是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和辩证互动构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核心”。〔19〕
总而言之，以往作为理论背景出现的文化在文学研究中将凸显出来，这已是国际学术界对于“后文学时代”的全球话语的普遍定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型。文化研究对于比较文学而言，是一柄名副其实的双刃剑，至于其是否能够切实起到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的作用，而不是将其淡化甚至是湮没，还在于用剑之人，即比较文学研究者自身对这一研究方法的界定与应用。
“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学派”
在1996年第二期《中外文化与文论》上，有两组代表了文学研究新趋势、极为重要的笔谈，分别是围绕“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学派”这两个话题展开的。
与“比较文化”对于学科影响的本质性相比，“后殖民主义”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冲击似乎来的更为外在，也更为直接。对于这一思潮力量之强劲，学者张颐武究其原因，认为“后殖民”的力量正在于它超出了西方现代性话语所编码的那种普遍性／特殊性、时间上的滞后／空间上的特异的二元对立，有力地切入当下中国的“状态”及历史之中。这种中西双向的阐释策略能够“以理论获得对当下状态的分析，以当下的状态反思理论”，从而“获得一种新的、打破旧框框的想象力与创造性”。〔20〕王宁、陈跃红等教授则对于“后殖民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们认为，尽管其从后现代主义那里汲取了批判和解构的特质，对于西方的中心主义与第三世界所处于的“他者”角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但仍是对“以往的旧殖民体系的一种‘新殖民主义’之内部的批判”的继承和强化。这是由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本身所具有的两重性决定的，应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1〕陶东风在对“后殖民批评”流行于中国学术界、并掀起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浪潮的现象进行了反思之后，提出了“在检视西方中心主义或东西文化关系时，必须有一种超越民族主义之上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能完全以民族的标准或文化相对主义来消解文化价值的普遍标准”的独到见解，并认为“这是摆脱我们在文化的民族化与世界化两种诉求间紧张关系的惟一出路。”〔22〕
至于具体到比较文学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许多中外比较文学家都在力求突破西方中心论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这对于欧洲知识分子而言，所需要的是摆脱自身的殖民倾向，努力接受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较，意味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而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界，则是面临着“在后殖民的全球语境下，如何对待自身的传统文化”的问题。正如傅勇林在文章中所谈到的那样，“世纪之交后殖民阶段的到来促使民族文化复兴、多元文化共存是跨文化研究成为全球主流话语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不再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元文化模式去看待世界，“各民族文化都呈异态分布，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寻求全球共享文化价值的过程之中进行跨文化研究抑或深掘本土话语以求异质文化的交融共铸便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23〕
对此，乐黛云教授认为，西方中心的隐退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中心的取而代之。如今，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只能是“以互补、互识、互用为原则的双向自愿交流”，而这正是后殖民时代比较文学的基础。这就推衍出与其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其一是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用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去和世界交流；其二是如何交流，通过何种方式交流。”乐先生提出，“我们用以和世界交流的，应是经过当代意识诠释的、现代的、能为现代世界所理解、并在与世界的交流中不断变化和完善的中国文化”。至于如何交流，这主要取决于交流的工具，即能以相互沟通的话语，“双方都能认同和理解的一套言谈规则”。各个文化群体或个人之间所进行的自由对话是在各自的话语中完成的。“这里所用的话语既是自己的，又是已在对方的文化场中经过了变形的。”在多种文化体系间进行平等对话中，“可能会借助旧的话语，但更重要的是新的话语也会逐渐形成。这种新的话语既是过去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这样的话语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世界各民族就会达到相互的真诚理解。”〔24〕与乐先生从国家的角度入手、分析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刘象愚教授则将目光集中在了同一国家的不同种族之间。他侧重于“族群”，即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认为“后殖民主义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力图重新审视东方的同时，也催发了比较文学中的族群研究”。族群研究的重新崛起，“表现为从互为他者的立场出发重新审视、定位主流文化和族群文化”，并“对事实上的文化不平等加以研究，从而探索形成文化霸权和差异的根源”。族群研究所体现出的是典型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对于这种少数族裔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如今业已成为比较文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25〕
至于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问题，自李达三、陈鹏翔等著名学者于七十年代率先提出之后，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所在。“中国学派”这一提法有无必要、其理论特征与方法论体系何在成为争论的中心。以乐黛云、刘象愚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对于“中国学派”的说法并不以为然，认为刻意地追求一种派别上的划分是毫无任何意义可言的。即便如此，他们也同样坚持，中国比较文学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皇甫晓涛曾提出比较文学研究要超越传统必经的几个转变：“一是从学院里走出来，走向交流与发展；二是从欧洲中心论走出来，走向世界与全球；三是从文学里走出来，走向历史与综合；四是从方法论里走出来，走向目标与创造；五是从民族、种族文化对峙中走出来，走向互补与完善；六是从纯学术中走出来，走向人文与文化。”〔26〕这也同样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走向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学派”的赞同者中，曹顺庆教授率先为其作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阐述与界定。他认为，“如果说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法国学派)所倡导的‘影响研究’跨越了国家界线(或称国家‘墙’)，沟通了各国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第二阶段(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则进一步跨越了学科界线(学科‘墙’)，并沟通了互相没有影响的各国文学关系；那么，正在形成的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中国学派)所倡导的‘跨文化研究’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化与文学，以真正国际性的胸怀和眼光来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此外，他还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即“在跨越异质文化的阐释之中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在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寻求中西文论的互补与互释，在民族特色探讨与共通规律寻求的基础之上，达到中西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学观念的重建。”〔27〕在方法论层面上，他认为“中国学派”应以跨文化的“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等五种方法为支柱，从而深化和发展比较文学的研究。
总之，惟新是鹜、以西格中的殖民心态固然不可取，但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同样会阻住我们研究和发展的脚步。因此，我们应该尽快摆脱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既定思维模式，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平等的文化对话，并将中国传统诗学中仍有生命力的部分成功地进行现代性转换，建构真正能够跨文化的学术话语，在国际学术界中起到“中国学派”所应当起到的作用。
新领域、新方向——文学人类学
具体到研究方法层面，除了传统的异质诗学比较之外，另有以叶舒宪和萧兵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他们借鉴当代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具有相对普遍适应性的原型、象征等模式出发，力图从总体文化的角度、从富有历史纵深感和阐释力度的深层破译中追求中外文化的融通，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逐步提升到文化模式的发现与概括。这就是将文学与人类学两门不同的学科进行有机地结合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所谓文学人类学，就是以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28〕这对于文学是大有裨益的，因为“人类学是最没有边界的学科”，“它最不怕迷失个性、迷失自我，因为它是研究人类及其体质、文化发生发展和转换、生成的科学。”〔29〕
文学人类学是一门非常有潜力的学科，因为它所研究的是文化之“本”，是对作品根本性的文化解读。现阶段的文学人类学，就研究对象而言，还主要是神话与上古典籍；就方法的倾向性而言，目前主要侧重于形态比较分析，侧重于以人类学的一般模式研究具体的文本，再由具体归于一般，由此寻得人类的普遍规则。因此，正如刘毓庆所言，我们应当“将人类学的一般文化模式与具体的文化生态环境分析(背景还原)相结合，考察民族文化独特的内涵，从而对民族文化与文学做出新的认识。这样由普遍返回具体，由一般返回特殊，由空中落到实处”〔30〕，这样文学人类学研究才会更有意义。
如今，这门新兴的研究方法已得到了学界的充分重视。1996年8月，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成立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从而在学术体制上保证了文艺学与人类学的沟通交流。1997年11月，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讨会在厦门举行，多位专家学者就科际整合课题进行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讨论。《文艺研究》与《新华文摘》也先后刊发了以“探讨文学人类学，拓展研究新领域”为题的专栏，在学者中引起广泛关注。正如王小盾教授所说，文学人类学的特点，在于研究手段的高度综合和对事物本原的高度重视。“在文学研究各分支中，它是对事物内在关系具有最大穿透力的学科，又是兼容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的成果和方法，因而拥有最丰富的技术手段的学科。也许，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形式，就将以文学人类学的兴起为开端。”〔31〕
与理论的蓬勃发展相应的是，1996、1997年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也是颇丰的。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属于比较文学理论研究方法与比较诗学的共有75篇(本)，尤其是前者的数量与过去几年相比明显增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理论研讨的重视。其中包括李达三、罗钢主编的《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新开拓》(重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论文集著，梳理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并传达了最新的学术成果与信息。
对文学关系、接受、影响的研究，如今仍是国内比较文学研究主体之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著约有43篇(本)，如黄鸣奋的著作《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蔡先保的《试论三大宗教经典对文学的积极影响》(《江汉论坛》1996年第二期)，谢莹莹的《卡夫卡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接受》(《外国文学》1996年第一期)等。学者们通过对于文学影响研究上的比较与阐发，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崭新视角对文学、宗教、戏剧等艺术形式在异质文化圈中的跨文化传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此外，他们还通过这种对比，反观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并将其放到全球化的文化视野中重新加以观照，从而对已非常熟稔的文化又有了更深的了解。
此外，涉及到具体作家与文本的“两两比较”仍是研究中的“常青树”，1996、 1997两年约有76篇(本)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为了与学科理论研究相契合，涉及到具体文本的研究也都纷纷从人类的共同的生命和体验出发，对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主体根据其不同的历史经验、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这些共同问题所做出的独特解答进行分析，从而由点及面地应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进行深层模式的比较。如王瑜琨的《从〈喧哗与骚动〉和〈红楼梦〉看中西挽歌式悲剧精神》(《浙江大学学报》1996年第二期)，郑万鹏的《〈白鹿原〉的史诗构造：与托尔斯泰长篇艺术比较谈》(《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四期)等，皆是如此。与比较文化拓展相迎合的跨学科研究与形象学研究，作为新兴的学术门类也已获得长足的发展。比较学者们纷纷著文，对其学科发展态势进行展望、学科理论进行建设。但遗憾的是，研究者们对这两门学科的探讨仅止于理论层面，真正能将理论付诸实践、进行有效的平行研究的学术著作也不过是寥寥数篇而已。尽管如此，傅存良的《李白〈上云乐〉中的狮子形象》、刘阳的《唐诗中所见外来乐舞及其流传——兼论唐人诗中的“何满子”》等文章仍为这一舶来理论向中国文本分析的转化作了有益的尝试。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比较文学而言，1996、1997两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上承“后殖民主义”影响研究，从而形成了有关“中国学派”应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坚持话语权的讨论；下启文学人类学、形象学等新兴学科方法的理论探讨与具体应用，体现出了比较文学研究打通古今、中西合璧的跨文化研究的文化宗旨，为世纪之交比较文学即将进行的文化转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5〕谢天振《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3期。
〔2〕〔8〕《比较文学新视野》(代序)，《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12〕〔16〕刘象愚《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4〕〔11〕〔27〕曹顺庆《是“泛文化”还是“跨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6〕〔23〕傅勇林《双向融摄：跨文化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7〕《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
〔9〕叶舒宪转引自傅勇林《双向融摄：跨文化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10〕乔纳森·卡勒《归根到底，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年第2期。
〔13〕〔14〕〔17〕谢天振《面对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大争论》，《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15〕《比较文学——在名与实之间》，《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3期。
〔18〕《三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3期。
〔19〕《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3期。
〔20〕《在新的语境之中寻求》，《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2期。
〔21〕王宁《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地文学》，《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2期。
〔22〕《中国当代后殖民批评之我见》，《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2期。
〔24〕《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比较文学》，《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25〕《“后”字号理论与欧洲中心主义》，《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
〔26〕《发展研究与中国比较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28〕彭兆荣《边界不设防：人类学与文学研究》，《文艺研究》1997年第1期。
比较文学课程是当代高校中文系课程中较为重要的一环。比较文学相对其他分门别类的文学课程而言，其最鲜明的课程特色是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别、跨区域，这一课程特色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的通识指向，区域特色资源整合利用到比较文学的教学之中，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广东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中，将瑶族文学植入比较文学的课程实践，有着广泛的学科基础和地缘优势。从教学对象来看，学生中的少数民族学生群体，大多来自广东省连南、乳源等瑶族自治县的瑶族学生，其对民族文学加入教学内容的接受也更为清晰。因此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结合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当代瑶族文学与文化的内容，是可行而且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全方位展示比较文学教学与当代广东瑶族文学相结合的教学实例研究。
一、教学目标
无论在以文学文科为主的高等院校，还是师范类高等院校，以及综合类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始终有着通识教育的帽子。因此教学目的并非功利，也并不明确具体。本人在教授比较文学的课程中，既经历过作为选修课的比较文学教学，也经历过作为必修课的比较文学教学。中文专业本科和中文师范专业本科的课程设置有所不同，虽然都有比较文学的课程，但前者是作为必修课程设置，而后者是作为选修课程设置，因此教学目标也因课程设置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人曾经参考了部分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实例，力图克服学生因教学目标不甚明确而产生的学习难题。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常常反馈该如何看待这门学科的意见。不仅是教材五花八门，而且类似于古代文学教学纲要的材料也良莠不齐。由于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学生的疑虑随比较文学课程设置之初就存在。本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力求培养学生对于文学的比较意识，对于不同文化的宽容接受，以及在日后科研过程中较为敏感的思维方式。相对于集中讲解枯燥理论和单纯灌输西方文化的单调性，本人发现，从区域特色出发，加入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内容，显然更能提高学生对于比较文学的兴趣和学习的效率。在参考其他民族类院校比较文学的课程中，本人发现，以罗庆春教授为主导的西南民族大学的比较文学课程研究较有特色。西南民族大学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境外少数族裔文学如拉美文学、印第安文学、黑人文学、亚洲各国文学等的比较研究,致力于通过对民族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推动中外文化的平等对话,促进世界少数族裔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共同发展……加强中国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已经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和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建设自身的诉求”。[1]
在比较文学课程中融入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内容也有其学科建设的基础和依据。以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为例，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专业下设有中国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两个研究方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硕士招生目录中，有文化产业创意研究、中国民族社会与文化研究、宗教文化研究、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等方向，恰恰相反，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专业下，有中外比较文学、多民族比较文学、东方文学等研究方向。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与民族文学学科交融的情况在中国高校中普遍存在，有其合理性并且已经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就广东省高校而言，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中显然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质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当代广东瑶族文学）是世界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社会语境下，瑶族作为广东省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当代文学（即当代瑶歌的创作）隶属于广东当代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当代瑶歌的发展和流变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广东当代文学的流变特征，亦可为研究转型期广东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参照。将如此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学与文化加入比较文学教学中，能够培养学生对其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洞察力，从而使得比较文学教学远离枯燥的理论，变得更加明晰，学生也更容易接受，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进一步说，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结合对当代广东瑶族文学的变迁研究，亦有助于透视转型期中国社会少数民族文学的流变、集结和多声部共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汉族文学书写中，宏大叙事被逐渐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和书写。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主线则由对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歌唱转向了对本民族的歌唱和书写。世纪之交，在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被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洪流冲击愈加严重之时，文学创作者也几乎在同时做出反应。口传文学作为一种能够表达少数族裔民众情感的文学形式，既活跃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大舞台上，又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朵绚丽的奇葩。瑶族也是如此，瑶族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的瑶歌，而瑶歌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歌唱内容，这一点完全贯穿到了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课程所具有的社会性。与此同时，为学生讲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瑶族歌谣，和比较文学教学相结合，能够更加激起学生重视少数民族母语文化的保护，从而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理解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是如何对世界少数族裔文学进行关照的。如何明晰比较文学的教学目标，区域特色的文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教学内容
在比较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本人将民族文学和比较文学相结合的教学内容根据教学提纲划分为几个大类。众所周知，比较文学中有两大研究需要厘清：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这两大研究构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两大支柱。比较文学既包括了超越国界的文学研究，又涵盖了有关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美国学派更注重超越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而法国学者由于其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对欧洲文学的考据优势，强调考证和依靠事实凭据来解决问题的影响研究。因此，在中国高校的课堂上，对比较文学理论中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讲述缺一不可。其一，影响研究。首先，在讲述渊源学的时候，课本上原本是以中国文字作品中的外来因素为例做详细的考证，而本人加入了一场课堂讨论，讨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原型，以及少数民族文学文化中的原型问题。例如广东的瑶族地区学生，在课堂讨论中，会讲述自身民族的渊源和神话传说。本人在课堂讨论中，一并补充和列举瑶族的文学传统：瑶族是个古老的中国南方山地民族，起源于远古时代，《山海经》中就提及盘瓠神话。瑶族将盘瓠奉为祖先，瑶族歌谣在整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中举足轻重，其中以《盘王歌》为最，歌词长达3000多行，歌名多至数十种。在讲述渊源学中的口传渊源一节，本人又重新举证，将《盘王歌》作为范例讲述给学生听，更加明晰了口传渊源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在讲述了口传史诗之后的若干周，我又在影响研究中加入了新的讨论内容，如何看待当代瑶族文学中的盘王形象。当代瑶族文学的创作中，神明和祖先、图腾一起被重新建构、创作了。其余少数民族的作品也是如此。在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有个本科生写的学位论文是关于一部黎族小说的。本人将课堂上所涉及的有关渊源学和影响研究的理论问题整合，加入对其的指导意见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影响研究不仅仅体现在汉族文学和瑶族文学的交融上，另外，还涉及到瑶族有语言无文字所衍生出的创作问题。瑶族作者的创作和记述一般以汉字汉语写作为主，所以在比较文学的教学中，本人尤其强调非母语写作的割裂与比较文学本身的联系。然而在比较文学的教材中，很少涉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有些民族的文学尽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然而，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汉化过程中，文学创作往往渐渐以汉语为主了，而本民族的语言却已博物馆化地以经书的形式存在着，已不再为人们书写所使用，这样的例子有彝族。本人在教学过程中，特地把以汉语汉字为主要写作记述工具的民族文学作为案例，和学生讨论如何看待非母语叙事的问题。
这一点在比较文学中较为常见，例如用英文写作的印度人、用法文写作的加拿大人，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写作的拉丁美洲人等等，这样的杂糅和交融产生了大量的灿若群星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然后，我再给学生展示彝族和藏族用汉语写作的诗歌的精炼与优美，展示瑶族对歌手抄的用汉语写就的底本等等。让他们展开课堂讨论，分析非母语写作的文学品质。生态主义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文艺理论之一。交叉学科的研究刚好契合这一理论。很多山地民族都有着天然的保护自然的传统，而其文学作品和史诗中的显现也很常见。在比较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有关生态主义的描写、有关故乡被现代文明和工业化社会所冲击的焦虑展示出来，也有利于促进学生对于文艺理论的接受和理解。瑶族是山地民族，瑶歌是一种主要的艺术形式，在瑶歌中，内容五花八门，从瑶歌出发可以管窥当代社会的种种变化。另外，瑶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作为一种跨界族群，主要分布在中国、泰国、越南、老挝、以及一些欧美国家。因此国外瑶族的文学创作也不逊于国内，这样，影响研究也可以部分提及国内外瑶族文学的区别和联系。正如比较文学教学中常提及的中日文学联系，中印文学联系等等。苗族和瑶族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可列入其中。比如，瑶学研究者较为关注的瑶族经书问题，就具有着比较文学的意味。如瑶族在长期的跨境迁徙的过程中，诸多瑶族经书随着瑶族的海外迁徙流传到了国外。美、法、荷、德等欧美国家的图书馆都有不少瑶族经书。2010年，学者郭武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时，在伯德雷恩图书馆发现了近三十册清代及民国时期流传于云南、广西以及东南亚地区鲜为人知的瑶族文献手抄本，其中大部分是道教经卷。经过细致的甄别后，他对这些经书进行了分类，主要瑶族道教科仪、驱瘟除疾、超度亡魂与合和婚姻、治病除患等等。[2]瑶族经书在国外的流传，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可以作为流传学的案例来探讨。另外，在形象学的教学之中，本人会将瑶族文学中的汉族形象，汉族文学作品中的瑶族形象提取出来，并加以阐释。瑶族歌谣作为最为常见的瑶族文学样式，很容易作为教学素材，融入到比较文学的教学中去。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例，县城位于广东省北部，这一瑶族聚居地在瑶族的分支体系中属“过山瑶”，其瑶歌属勉语系。乳源过山瑶山歌可分为传统原始体系、近代古典体系以及当代的生活散歌体系；按照内容形式可分为念歌、呕歌两种。[3]瑶歌围绕《大歌书》（即《盘王歌》）的底本展开，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大的社会背景的变化，瑶歌的内容和歌者也有所变化。在这个流变之中，尤其是生活散歌，汉族人的形象通常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中国社会的转型、广东社会生活文化的转型皆可从这一侧面管窥一二。这也正是比较文学的附属作用之一。其二，平行研究。按照美国学派的定义，平行研究就是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被允许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和联系，平行研究是二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出的，也符合新批评学派直接切入文本的要求。这一定义，不仅强调了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也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包括对文学与其他交叉学科的关系研究。那么，对于比较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结合而言，“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十分契合。本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常会引入瑶族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学创作的平行研究。另外，跨学科研究也是如此，将比较文学课程引出人类学、民俗学以及田野调查的部分研究方法，能够丰富此门课程的内容。本人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将瑶族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讲述，还将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类学博士生关于瑶族的田野调查、语言研究文化传播研究等纳入到课程中来。在教学过程中，本人会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世界文学（尤其是第三世界文学）作品来进行比较。在少数民族歌者、诗人或者小说家创作的初期，其中大多数人都曾阅读或模仿过国外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或者受其影响。以比较文学教学中所讲述的诗歌为例，在加汉•拉马贾尼在其《混血的缪斯———英语后殖民诗学》一书中，认为“诗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复合象征、反讽和隐喻的文体———很适合传达和记录分裂的文化经验和冲突”。[4]他对第三世界用英语写作的诗人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包括语言的混杂、隐喻的使用、诗歌形式的民俗化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创作中所经历的双语经验的杂糅性和第三世界的英语诗人是极为相近的———因为他们同样书写了传统的消失、母语的困境以及对“原乡”的守望。另外，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以及相关的分支研究都被纳入课堂教学分析中来。如打工文学的发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不容忽视，当代少数民族打工文学的发展也如火如荼。这个新近出现的文学现象虽然并未大张旗鼓进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然而在比较文学层面，却别有一番意义。首先，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者以工人的身份离开故乡，他们进入城市，具有双重身份，少数民族身份和乡村打工者身份。与此同时，他们又从事文学创作，在打工之余写作，这样的作品颇有离散的意味，和拉马贾尼所言的断裂与疼痛颇为相似。在教学中，本人会引用一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的作品来说明这一点。原乡在工业化社会中的消失殆尽，加之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化的夹缝中生存的困境，都会体现在他们杂糅的作品中。假若从比较文学视野看乳源瑶族瑶歌的变迁，不难发现，政府将居住在山上的瑶族村民，迁移到平地或者城镇，他们的生存环境产生了变化，对歌的样式不变，但是歌谣的内容却变化了。本人和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并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能产生良好的互动，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三、教学方法
在以上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中提到，本人之所以践行了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加入民族文学研究的内容，是因为在全球化语境下，研究者和学习者无法仅仅满足于就外国文学来认识比较文学,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又能够契合于民族文学研究。过去的民族文学研究则多在某一民族的范围内进行和展开,而在比较文学视阈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在不同民族文学之间进行的比较性质的文学研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文学人类学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就曾指出,文学人类学研究改变了原有的学科格局和文论体系,它将代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方向。[5]因此，我们将少数民族研究方法也融入到比较文学的教学方法中去，也是一种教学改革和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仅是锦上添花，而且可以称之为雪中送炭。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常常有“文学史化”的倾向，“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与空洞化，是近3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一种明显走向，无论是在比较文学教材建设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工作中，基本上都是如此。”[6]也就是说，将比较文学课程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史来讲述、把外国文学史改头换面来充当比较文学的课程素材，是一种常态。因此，在我们的高等院校比较文学教学中，急需个案和素材，来充实这样一门学科教学，使其系统化并且生动化。另外，在不提及“少数民族”概念的时候，歌德所言的“世界文学”是跨民族和跨国界的，那么，仅仅谈国别文学并不能代表比较文学的全部，如果将少数民族纳入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交叉,在特定的时空下某一国家可能包括有多个民族,某一民族却分布在多个国家，这在比较文学的课程中，都是较为有意义的议题。例如，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延伸到，就一个民族而言，也可以分布在各个区域。例如湖南、贵州、广西以及广东瑶歌的不同之处，在瑶族的文学传统中，《大歌书》是最为重要的底本，然而，瑶歌的流变却因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沿着各自不同的脉络进行着。在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例进行考察的时候，赵天银编著的《乳源瑶山歌谣》就十分耐人寻味。他本人在注释中如是说：“瑶歌歌词联系物质实际、联系国情文化……歌书内容丰富，有古老歌为基础，有新时代的歌词，亲见见历了我们乳源一些重大的历史变迁……唱歌形成了一种自乐自娱的风俗活动。与歌谣书本是融入了客家文字的元素，仍然顽强的保留着自己民族文化向前发展”。[7]
在这本瑶歌的集子里，既能看到《大歌书》的影子，又能看到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变化。这样的案例运用到比较文学课程教学中，可以使学生从周围的熟悉的地理环境出发，从身边熟知的民族文化特色出发，去体会丹纳在《艺术空间》中所言的时代、种族、环境对于文学艺术影响的分析。在讲述影响研究的时候，瑶族的宗教仪式歌谣被本人当做教学案例植入到课程中。本人用多个国家关于《盘王歌》的记述来强调比较文学的跨地域性和跨国性的“地方性知识”。每年阴历十月十六日是瑶族的盘王节，这是瑶族人们祭祀祖先盘瓠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广西、广东、湖南等地的瑶族人都会举行宗教仪式庆祝，称为“拜盘王”。节日延续三天三夜，以祭祀、歌舞为主，其内容主要有请神、祈福、唱盘王歌。拜王仪式由瑶族师爷主持，仪程有请神、敬献、调神、挂灯、抛兵等，所用祷词、咒语奇特，和汉族的傩戏有相同之处。在祭祀的仪式结束后，瑶族民众开始唱《盘王歌》，歌词长达3000多行；舞蹈方面，每人手拿长约80厘米的长鼓群舞，一般为双人或四人对舞。在盘才万的《拜王歌堂》中，有着详细的描述和宗教仪式祈祷词。[8]这样的仪式歌谣，被文本化并不仅仅是中国瑶族人的事业，在其他国家的瑶族文化研究中也多有出现。这显然算不上是国别文学，而是一个民族在多个国家的文学。其中美国赵春道的《大王傜孙书歌牒》、日本白鸟茅郎编写的《徭人文书》、法国雅克•勒穆瓦纳编写的《瑶人仪典绘画》都从渊源学的角度证明了瑶族的历史传统和神话意象是如何跨国际传播的。本人在列举了相关文本以后，希望学生能够从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出发，指出这些文本和国内盘王歌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学生分别以“十二姓瑶族人”、“广东韶州府”等关键词为例来分析他们的异同，取到了良好的效果。本人还在比较文学课堂上展示了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生深入瑶山进行田野调查的资料，瑶族人民对歌的视频等等，能够使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到瑶族文化生态，从而对比较文学课程特色有着更明确的认知。总而言之，比较文学的课程教学有其多面性，如何在本科比较文学课程中注入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在地的少数民族）的内容，是关乎比较文学本科教学改革的一个创新议题,本文希望能得到其他比较文学本科教学与研究同行的重视和建议，进一步地探讨其学理基础与可行性。
[参考文献]
[1]杨荣.比较文学视阈下的四川民族文学教学与研究［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11).
[2]郭武.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考述［J］.文献.2012(4).
[3]盘桂清.乳源瑶歌与瑶族历史简析.广东省文化馆官方网站，电子资料.
[4]JahanRamazani.TheHybridMuse［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1.
[5]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新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由于中华文化自身传承的固有特点，《诗经》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己远远超出了一部诗集的范畴。虽自先秦以降，经历了文献载体的变迁和文字异形、语言异声的变化，但世人对这一中华元典的探究却从未停止过。《诗经》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种“史”的过程，完全可以构建《诗经》学术史，形成专门的“诗经学”。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既要掌握《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成果，也要善于总结其不足和失误，在新的视角和高度上去探索这一重要元典的当下意义。
一
首要的问题是，研究《诗经》在今天还有意义吗?研究的题目是否早就做完了?我们先不讲《诗经》作为认识古代社会和研究古代历史的文献学价值，单就其创作艺术及文学功用而言，它不但对中国诗学体系及创作精神影响深远，而且对今天诗歌学的发展及文论研究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关怀民生，贴近生活，批评社会黑暗，追求人类理想的精神也已经纵贯古今，积淀为民族文化意识。朱光潜先生在《中国古代美学简史》一书中说:“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大半是围绕《诗经》而作的评论和总结。”不但中国文论体系深受《诗经》的影响，我国的文学创作体系及诗性言说特征等，也都与对《诗经》的文化阐释、接受、传承的连续机制密不可分。从《诗经》研究史中可以考察出中国文论的基本精神、生成特点，言说方式、思维特征等诸多内容，是解答古代文学及文论“然”及“所以然”的重要途径。冯天瑜先生在其《中华元典精神》一书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元典”的概念，“只有那些具有深刻而广阔的原创性意蕴，又在某一文明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发挥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方可称为‘元典’。此之谓元典，从发生学的角度说，即为一种本源意义的哲学文本或者诗性哲学，是其他阐释文本的元语言和元符码。《诗经》是中华精神的元典文化，具有元典诗学精神，体现的是一个民族未被异化的元型文化，它对于民族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对于挽救价值迷失和重建价值秩序，克服后殖民主义文化侵袭造成的民族失语危机，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很强的时代意义。诗经研究的历史是观念更新的历史，开放的多元研究是必由之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其合理内核，使其文化精神的原创性转变为当下性。
所以，《诗经》己不单纯是一部古老诗集，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元典，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现在，许多国家的世界文学教材都介绍《诗经》，更有许多国外学者在研究《诗经》，《诗经》已成为一项世界性学术研究。诗经学的研究范畴已大大拓展，呈现出多元的研究模式，从传统的注释、考据、点评到今天的社会分析、艺术比较研究，新方法新视角不断涌现，研究的题目只会越来越多。中国现代诗经学是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革新和发展，《诗经》是文学作品，我们可以进行文学、文学史和文艺学的研究;它是历史资料，我们可以进行文献学和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它是先秦汉语的代表，我们可以进行文字、民俗学的研究。此外历代研究中的许多错误需要澄清，许多尚未解决的疑问巫待研究解答。系统论述《诗经》对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影响的著作还很少，高质量提高型的《诗经概论》还不多见，严谨的历代研究概况及基本史料和研究性史料的编辑仍需要学者的努力，还有国外研究动态，诗经研究的反思与展望等等。
二
是否可以以二十世纪为界把《诗经》研究史分为两个部分，即二十世纪前的经学史阶段和二十世纪的现代研究阶段。经学史阶段主要把《诗经》当作阐述封建统治思想的经典，中间虽有汉学、宋学代胜，不乏对中国诗学体系的阐发，却终囿于经学派系之争的藩篱。而现代研究阶段最大的成就是《诗经》作为周人抒情言志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欣赏和研究的视野。故而，探讨《诗经》学研究的成果与不足亦可以从经学期和现代研究两方面谈起。
《诗经》的诗教理论体系形成于先秦.，从孔孟到荀子完成了《诗经》儒家文学观的莫基。汉魏六朝文学繁荣，文论勃兴，《诗经》一度成为讨论创作及艺术表现方法的关注焦点。到初唐孔颖达的《毛诗正义》问世，则标志着汉学各派的统一。随后朱熹的《诗集传》集中了当时训话、考据的成果，成为宋人集大成的著作，中间初步涉及了《诗经》的文学特征，注重思辩学风。清代于明代音韵学和名物考证基础上，把考据学推到极致，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沽、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直到王夫之的《诗译》，讨论《诗经》文学成就才开始变得堂而皇之。不难看出，二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层面上: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二，关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四，文字、音韵、训话、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佚等研究资料的研究。《诗经》传统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伦理意识的注疏考据，固守“疏不破注”的教条，严重束缚了学术拓展。“以《诗经》为对象的诗歌理论，或称之为诗经之学，与传统的广义文学概念和政治、伦理功能相联系，成为一种经学化的文学理论。”经学期的《诗经》研究多停留在探讨前人得失的基础上，述而不作，少有新的突破。长达两千多年的附会和衍说，造成了学者“知有经而不知有诗”，穿凿附会的流毒于今尚存。《诗经》成了政治伦理道德教科书，甚至标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地步。加之历代师法家法，门户之见，“诗之所传，弟子所受，一字毋敢出入”，明知有误也要坚持不改，并且多为掩饰，造成谬种流传。此外，以史证诗也被滥用，很多人利用史实随意穿凿附会。崔述在《读风偶拾》中说:“大抵毛诗专事附会。仲与叔皆男子之字，郑国之人不舍数万，其字仲与叔者不知几何也。乃称叔即为共叔，称仲即为祭仲，情势之合与否皆不复问。然则郑有共叔他人即不得复字叔，郑有祭仲他人即不得复字仲乎?”。微言大义者以理说诗，把爱情诗说为“奔之词”，把自己认为“无益之诗”强行删去，都到了令人瞳目的地步。刘散批评烦琐的危害说:“分文析义，烦言碎词，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披露说:“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五四后的《诗经》讨论中，尚且有人为了《静女》一诗的主题及细节，发文多达十几万言，争论什么是“彤管”，什么是“黄”，董作宾竟为此编制了一幅《茅氏家谱》来说明一个“黄”字，可谓极致。可见烦琐的考证成为研究的通病。
二十世纪以降，新方法科学思路随西学东渐，《诗经》研究掀开了新的一页，学者们引进西方相关学科，首先用歌谣观点实现了《诗经》由儒家经典向文学研究对象的转变，并且对《诗经》中人性、人情、人道精神和艺术成就给予相当关注。尤其可贵的是学术思维更加辨证，中西贯通的学术格局初步形成。在这方面，王国维、、闻一多等大师导流于前，研究主体由封建士大夫转变为具有世界眼光的现代型知识分子。王国维创立了文献—考古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二重证据法”，闻一多首开用民俗学研究《诗经》的新路。民俗作为独特的社会心理，具有文化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属人类学范畴，是我们透视《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状况的有效视角。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静止片面理解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以政治实用主义作为方法论和批评标准，甚至是庸俗社会学批评，曾一度窒息了学术的发展。新时期以来，《诗经》研究异军突起，国外理论及批评思潮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等注重文体内部结构的方法，原型批评方法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另外还有文化分析、文化阐释、文化诗学、文艺文化学、民族学、神话学等方法，一时难以尽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叶舒宪、傅道彬等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理念，即精神形式的考古研究，逐步形成三条解读《诗经》的有效途径:原始与现代相结合，中外各民族相比较;共时性和历时性方法并重;文化方法、心理方法和文学本体方法相结合。同时，我们也发现，很多学者研究内容基本雷同，少有新意。普及型的今注、今译、简论、概论等著作已是叠床架屋，而从宏观上研究《诗经》文学成就，观照其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影响的著作很少出现。这些都显露出研究的自发性倾向和缺乏宏观规划的盲目性。如今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学术研究也进入了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新时期，史料集中，检索便捷，地下新史料不断发现。我们应该运用新方法，开拓新领域，努力把《诗经》研究提高到一个新层面。 三
诗经学是一门古老的学术，实现这门学术研究的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为此，必须进行研究观念和方法论的更新。比如:
(一)文化学视角.作为中华文化元典的《诗经》，其内容包括了哲学、政治、历史、伦理道德、礼仪制度、文学艺术等等方面。就其文学性而言，它是言志的，是表达人的情怀的，是抒发作者思想感情的，它需要有灵感的萌发，有美丽的言辞，有丰富的比喻和想象。《诗经》作为中华民族最初的诗，其文学性是蕴涵在原始宗教神学母题中的，只是“在艺术的功能上履行着宗教的使命”。从中可以发掘先民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终极性问题的思考。《诗经》构建了一个具有原创意义的文化格局和精神轴心，形成了与西方迥异的价值文化体系和精神心态。应该说，《诗经》研究中这一人文价值关怀是长期缺席的。《易经·.系辞》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的含义就在于它是异于自然界的一整套伦理性的法则和秩序。比如关于“兴”这一重要内涵的传统阐述，主要有两类，一是伦理意识的，一是颇近于文学范畴的。前者如郑玄的“美刺”说，刘艇的“记环譬以托讽”，郑众的“托事于物”，皎然的“取义”说等;后者如孔安国的“引譬连类”，王逸的“引类譬物”，朱熹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等。奠定中华文化心理结构的基本上是儒家的“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的实践理性精神和道家“任自然以得天真”的天人合一精神，而“兴”的意义就在于其融合儒道，成为生命美学的范畴。潘知常先生指出:“我们的美学研究最大失误就在于固执的坚持从主客关系的角度出发去思考美学问题，不论是反映论美学，还是实践论美学，都是如此。”其出发点或许和《诗经》对现实强烈关注、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乐观精神有神似之处。“文学是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文学的发展终究受制于文化模式，而文学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学对文化具有超越功能。”“使二者形成相互转化和提升的良性关系。”所以从文化视角出发，建立《诗经》研究的文化视界应该是符合实际而且较为迫切的。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维和体用不二的哲学观念使文化和文学密不可分，在这种文化观念统摄下，文学往往处于器用层面上，其独立品格的形成使它与上述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的抗争中形成了巨大张力和韧性的发展。同时，杂文学的观念使文学具有极强的开放包容性。“把文学置于文化背景中考察，既不是新路，也不是什么捷径，既不是苏联模式的作家作品分析，也不是传统的知人论世，而是真正意义的历史文化的考察”。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755(2008)02-0134-0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了较大幅度的进展，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绩。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对从传统的诠释性方法扩展到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新诠释学”；从赏析参考到中外比较文学的兴起；从借鉴西方接受美学，到借鉴结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文化哲学等等，已经在脱离孤立式、封闭式的研究道路上，迈开了相当可观的步伐。然而，“它山之石”虽可以为错(《诗经·小雅·鹤鸣》)，但这石头却必须是有用的，合适的，并非泛指一切石头。比方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已不适文学研究的需要，那么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就适合吗?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理论去套中国古代文学，结果如何呢?用来概括、分析深奥、复杂的中国文学，虽然觉得的确简单省事得多，但总是感到很生硬别扭吗?“比较法”在有些年，是出成果最多的方法之一，“比较文学”也是前些年最鼓舞人的学科之一，然而，就作家比较作家，就作品比较作品，不是也让人深感缺乏根基、缺乏应有的厚度和价值感吗?生硬地搬套诸如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等等，不是也常使人感到，模仿痕迹太明显、很难触碰到中国文学最深隐、最敏感的“弦”么?实践证明，一切借鉴必须立足于本土，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也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特质和需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这不仅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学本身就是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创造、养育的直接产物。
中国文化，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时代、心理认识的原因，主要顺着“综合的、尽理”的精神为线索发展，它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强调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阴与阳的合一，知与行的一致等：是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宇宙观，强调的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上下通彻，内外贯通”，即《中庸》说的“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综摄以成”；孟子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荀子说的“圣人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尤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义务，很少考虑独立的人格和个体的意愿。“个体人格的自足意志就是做孝子的意志，做忠臣的意志，济世为民的高尚意志，就是忠君报国的集权意志，实现个体人格的价值目的变为实现。‘君’、‘国’意志的有效手段，个体人格至上说变为君王至上，国家至上……”。
这反映在生命的观念上，中国人与希腊人对自然的把握就不同。中国人首先把握的是“生命”，其主要精神是《尚书·大谟》的：“正得利用厚生”，即儒家的“修己以安百姓”。“正得”即“正德”，“修己”是对待自己的生命，这是内圣事：律己要严；“利用厚生”或“安百姓”，则是对待人民的生命，是外王事：对人要宽。三皇五帝，正是这样的“内圣”才达到了“外2E"，达到了“仁道”的标准。这一过程的中心和前提是“内圣”——“仁义内在”。而达到“内圣”，首先就要“性善”：“由恻隐之心见仁，由羞恶之心见义，由辞让之心见礼，由是非之心见智”。这才能做到上文所说“尽心”、“尽性”、“外王”，也才能顺理成章，自然达到“尽伦”、“尽制”：以“亲亲尊尊”定人伦秩序(后演生为“五伦”、)以“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定礼制纲常，再以此伦常之道维系社会，即可直接推出“外王”。这样，中国文化自然便罕元独立的个体人格。古代文学中的抒情、叙事主人公当然也要“正得利用厚生”，也要“修身以安百姓”，理所当然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审美理想，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没有真正意义的神的文学，而只有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的传统之形成的主因之一。
与此相应，在价值伦上，与西方认识论上的功利主义相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反功利主义的。《伦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强调“舍生取义”；荀子说：“之人可以为禹”；王阳明说：“满街是圣人”；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重义轻利，以道制欲；重生活改善的兴趣，重道德完善的追求，而忍受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以换取道德上的平等，这是中国文化的价值主流。为此，孟子把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分为“天爵”和“人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人都需要“宠辱皆忘”去达到道德上的平等。于是屈平以死殉道，古今赞美，司马迁辱中著史，深为古今良史效法；同一个李白，出山了就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嵩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失败了，只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同一个杜甫，早年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落空还寄望于朋友；“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陨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呈苏焕侍御》)，英雄末路，饥寒交加，还要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无论怎样，都离不开现实、品德、社稷、苍生之类的人生追求，这就很难产生西方意义的“神的文学”，必然形成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以此类推也就自然形成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弘扬正气、同情民瘼、鞭笞邪恶的文学传统。而且正因为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中国传统写诗作文往往是为着“内圣外王”的兼善天下，慢慢地文学自然成了“载道”“明道”“贯道”的工具，成了政治的工具。正如曹丕《典论·论文》强调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道德”、“文章”相并列，早列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范畴，所以，中国文学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传统、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英雄的传统，一句话，“修身——平天下”的文学传统是有深刻的文化背景的。是“综合的、尽理的”文化铸造的成果。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研究这一“综合、尽理”的文化
背景下产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文学，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学理论的。西方文化，主客体二分，是对立的。“无论处理人事还是置身自然，都有一个坚固的人格矗立着”。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名言，早已渗入人的心灵的各个角落。独立的个体人格，对自然不懈的开发与征服，在社会上，有强烈的意识去获取个人权利，即使是神仙也决不例外。西方多神，而且神都具有人格，具有人的七情六欲和权利。神并不比人高尚，并不比人崇高。宙斯、赫拉、甚至美神、智慧神都贪财好色，爱享乐、好虚荣，复仇心、嫉妒心都很强。他们敌视人类，为自身利益不择手段。而中国则不同，不仅人是尽理的，需要修身才能治国、平天下，而所谓的“神”更如此，女娲为人类补天，精卫为人类解除溺水之患填海，后羿为人类消除炎热射日，神农为人类尝百草，伏羲为人类造八卦，鲧、禹为人类治水等等。他们都威严伟大，纯洁高尚且富理性，达到了“内圣外王”。这已经不是西方传统神的范畴。再说，中国虽也有过神话时代，但到西周时代就已成为过去，老早就把人类美丽童年时代的遐想丢开，脚踏实地地过成人的生活；而且一开始就巫史并生，以史为重，从《诗经》、《楚辞》、《左传》到汉晋文学，基本是写人的文学。魏晋以后，虽有过佛教文学的兴起，但一切外来的观念，只有符合中国文化背景，只有通过这一文化背景的改造，才得立足于中国社会。所以，佛教禅宗文学，也是“综合、尽理”的、天人合一的。《目连救母》算是流传最广的佛文故事了，但它宣扬的还是“忠孝节义”，强调的是“内圣外王”之情，而不是神之情，“游仙诗”，算是真正的“神仙文学”了吧?但神仙的极乐，仍是清静无为，跨鹤乘云，不像荷马的“已腊司仙石”、但丁的“天堂”、密尔敦的“乐园”。因此，生硬地照搬西方文学理论是不妥当的，死套形而上学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标签也走不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路。一部《离骚》，因大量写了神仙幻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争，纷纷纭纭长达半个多世纪就是一个明证。
西方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分离，二分的，这便于对审美主体、客体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所以西方有的是分门别类的文艺理论，死搬西方这些理论的“钥匙”，不一定都能打开中国古代文学问题的“锁”。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还应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的文化思维为基石。因为如上所说中国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一体、阴阳合一，本质上是一种整体的直觉思维、朴素的系统思维。这种“直觉”是理智的不是感觉的，而这种“理智”，又是直觉的，不是思辨的，逻辑的；它一般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通过一系列意象组合和直觉判断的矛盾运动，逐步拓展和深化，直到认识完成，逐渐逼近其中的本质意义，达到“目击道存”。这种思维的机制与生活保持直接联系，不是向分析、推理、判断的抽象思辨方向发展，而是横向铺开，向事物的性质、功能、序列、效用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整体把握方向开拓。这种思维机制，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身体与精神的和谐统一，强调它们的整体存在，这是最为深刻之处。它蕴含着理性的沉淀，又与个体的感怀、情感、经验、历史有关。它是一个有机的思维整体，想象、猜测、灵感、幻觉、情感、假设都在其中秩序地起着作用。“中国古人这样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美学、艺术有机统一，难舍难分、互相结合的面貌”。它既酿成了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又阻碍了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诸子文章，在哲学家的眼里是哲学，在文学家的眼里是文学，在史学家眼里是史学。一部博大精深的《史记》，既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著作，又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学著作，被郑樵称为“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诗经》算是纯而又纯的文学作品了吧，然而古来的儒学大师们却都把它当作政治著作，说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列为与《尚书》、《易经》一类的“五经”之一。这是“悲剧”、“喜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难以解释和难以概括的。其次，中国古代文学，循整体的直觉思维，强调的是“气”、“道”、“理”、“神思”、“妙悟”、“中和”、“神韵”，强调的是“意象”、“意境”。其基础和核心就是“意象”论。而“意象”的前提是“气”，“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既要研读经典，又要广闻博见，既要下功夫修炼，又要有聪颖的悟性。由此，才能“知人论世”，“立象以尽意”。有了这样的“意象”，文学作品才谈得上“风力”、“风骨”、“神韵”、“中和”、“妙悟”、“道”、“理”、“意境”，因此，中国只有“意象”论，而无“典型”论，也不好用“表现”、“再现”的术语去硬套分析。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释不了整个的中国文学；西方的“诠释学”看来也诠释不了这个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文学。所以，客观地说，从内因来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还是要从中国文化背景人手，要从中国的文化思维入手。
就以上述的“意象”论为例吧，它早已被誉为中国文学的“本体论”。但“象”是什么，“意象”是什么，西方文学理论无法解释，追溯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易传》，才能解释明白。《易传》说：“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意思是说，语言不能充分表达圣人之意须通过“立象”方可尽意。可见，这个借助形象以表达圣人意念的“意象”，首先是一种哲学思维，一种整体性的直觉思维。其中为“尽圣之意”的“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同)的“象”，原指的也是卦辞、爻辞的“卦象”；然而，就这种“卦象”并不是外物的直观反映，而是经过主观创造，“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表现一定的意义而言，这种“象其物宜”的摹拟、想象，进行有目的的创造，实际上又已经成了艺术形象。“独照之匠，窥意匠而运斤”、“神用象通，情变所孕”，这种“意象”已经能概括一般的文学创作问题。由此入手，我们便不难理解《诗经》如何用“关睢”、桃夭、常棣、鸿雁一类意象，表达作者丰富的意蕴；《离骚》何以是屈原的想象所构造的一个神奇、美丽的“意象”系统；也才不难解释一直争论不休的“建安风骨”、“魏晋风度”、刘勰的“神思”、严羽的“妙悟”；更不难解释刘禹锡“境生象外”说以后的“意境”论，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造景”、“写景”等；由此人手，也就可以统一中国文学“表现”、“再现”的分歧，也就可以结束半个世纪以来，《离骚》之类“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纷争，甚至还可解决文学语言的许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