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13 17: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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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先导，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所以教育领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国现已有大量的调整教育活动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关于教育的立法活动还在不断进行。但是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涉及教育权，教育活动的纠纷频仍，诸如涉及侵犯受教育权、残疾儿童的入学权、教师的惩戒权等等问题的案件不断出现，但是从诉讼立案到判决都遇到了难题，从程序到实体都遇到了适用法律上的障碍。有的案件如齐玉苓告陈晓琪侵犯其受教育权案最终按侵犯姓名权进行判决；有的援引了行政法的法律规定；有的是作为民事关系进行了解决，各地方法院在处理同类问题时依然存在大量观点上的不统一，这些法律适用活动仍然没有被最终明确。究其原因是当前社会处于迅速发展和剧烈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教育领域不断渗透，教育主体多元，教育关系错综复杂，来自于社会的各种矛盾与教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矛盾与纠纷丛生。
另外，从法律的价值上讲，教育的法律控制的实现，不单是在于在立法上制定了多少倡导和维护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秩序的教育法律、法规，关键在于使这些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全面的实现。教育法律适用过程是实现教育法律价值的过程，法律适用的概率越高，表明法律价值的实现程度越高，即法律价值化程度越高。
所以，通过对教育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准确、及时、正确地实现教育法律法规的适用，实现教育领域的法治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这种要求已经深刻触及了制度和法律的层面。
二、不同的观点
2O世纪60年代，日本法学界对教育法的地位提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教育行政法规学”和“教育制度独立自法说。”这一理论启发了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者对我国教育法地位的讨论，探索，引发了1993年至今仍未衰退的学术争鸣，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完全独立说
主张是以特有的教育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有特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基本原则并有相应的处理方式。
(二)隶属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法隶属于行政法，是行政法律部门的一个分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具备构成部门法的条件。因为“教育法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或者统称为国家调控教育的原则，这种调控在我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界说为调整教育行政关系的法规的总称。”
(三)相对独立说
认为教育法应脱离行政法，与文化法、科学技术法、体育法、文物保护法、卫生法等共同组成文教科技法，教育法是其中一个分支。从尊重人才，重视文教科技等因素来考虑，亟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这一部门法中包括：教育法、科学法、版权法、专利法、发明奖励法、新闻法、出版法、文艺法、广播电视法、文物保护法。
(四)发展说
认为目前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仍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调整方法也属于行政法范围，但教育法同时调节着具有纵向隶属特征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具有横向平等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随着教育法的继续深入发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继续完善、教育法应当独立。由于教育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独立性，这就为教育法归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打下基础。
以上的不同学说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要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明确教育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教育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适用，必须分析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上解决问题。
三、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
“教育关系”属于行政关系，民事关系，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呢?调整这些关系的教育法律法规的性质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程序法呢?只有对这些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关系进行科学地考察，才能明确“教育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哪个部分。这是教育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与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教育法的分类、体系构成等直接相关，而且对教育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学校作为法人组织(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中小学不具有法人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和方方面面发生着联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对一些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解析。
(一)我国教育与政府的关系
在我国政府《教育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说明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预和施加行政影响，学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两者之间是行政关系。
随着大量社会力量介入教育领域，大量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而私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的来源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民事权利，权利的特点是“法不禁止便自由。”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方向是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利益冲突集中的领域，不同的人对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的，因此决定了这部分领域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因为教育是有时效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掌控，因为政府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办学者，所以政府必须有限介入，进行宏观调控，对民间办学权利明确界限但同时给予保护，《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有限调控，在这个范围内形成的就是行政关系，在此范围之外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定位为民事关系。
但是，政府在对学校的管理中关于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的内容必须要研究，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民主化的不断演进，学校需要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实现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的分化是必然的要求。
(二)学校与学生、教师的关系
教育法律法规的功能简言之就是能够实现“依法管理”和“依法维权”。
《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以下权力：“……2．招收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3．对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4．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5．对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所以，从教育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学校是经《教育法》授权，行使国家权力，学校在行使这些权力时，与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的是行政关系，学校是行政主体，学生和教师是行政相对人。作为学生，在校期间要接受学校的管理，虽然在学理上有从不同角度形成的不同的认识，如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论，教育法上的教育契约关系等等。但是学校出于教育目的，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设立校规，对学生进行管理，甚至惩戒，尤其是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总体上应该被认为是行政行为；而涉及到学生在校内所使用的硬件设备，包括教学设施、伙食、住宿等完全可以根据合同进行约定，如果发生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就可以解决。但是私立学校还是有其特殊性，学生入校时需要和学生的监护人签定相关的合同，不仅对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服务标准进行约定，同时对管理的内容也进行约定，所以体现出了特殊性，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了一定的交叉，如果出现了纠纷，根据法学理论，我国一般是公权优先，可以按照行政关系界定，但大部分关系是作为民事关系界定的。随着社会力量办学规模的逐步壮大，对这部分领域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相关规定是非常迫切的。
在学校内部，学校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权责分配和学校工作的特陛所决定的管理关系。
《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都规定了教师聘任制，双方作为平等主体签定聘任合同，但是基于我国教师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中教师聘任制度和教师的资格制度、职务制度密切相关，而高等学校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对本校教师以及拟聘本校的教师实施资格认定，代替履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在教师职务评审中，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无论是在教师资格认证还是教师职务评审过程中，高等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教育行政关系，中小学教师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管理者，与教师形成了不对等的管理和被管理的法律关系；而作为聘任人，学校和受聘教师问形成的是平等主体问的法律关系，在这双重身份下，学校很难主动放弃行政职权；而且长期以来，教师和学校形成的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如人事关系、住房、子女就学等等，使教师在聘任过程中更加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公办学校和教师的关系主要还是行政关系，是内部行政关系。但在私立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是合同关系。
(三)学校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关系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它所处的内外环境构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学校和企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团体、个人之间，既有互相协作、又存在着复杂的财产所有和流转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学校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的资格参与其中的。最突出地反映在所有权关系、邻里权关系和合同关系上。这些都是明确的民事关系，完全可以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进行活动，不过由于我国还大量存在机关办学的情况，所以学校在产权的界定、变更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学校合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政府机关的财产权和学校的财产权无法区分，无法实现产权明晰。所以，进一步明确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实现政府的角色转化和权力分化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四、结论
综前所述，教育法律关系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纵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另一类是横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自然可以由行政法和民事法律进行调整，而不是单纯的讨论教育法，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不应当把“教育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教育法”的外延应当包括“教育行政法律”和“教育民事法律”两部分。由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调整方法不具有独特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就可以解决，如果按持“完全独立”说的学者所论，“教育法”作为一个单独法律部门，就会出现法律部门间的交叉，给立法和执法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和我们划分法律部门的初衷相违背。而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新法律部门，而是实现公权利和私权利的边界的界定，明确政府、市场主体、办学者和参与学习者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并提供权利的有效救济途径和权力的恰当的实施方式。
同时对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认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以上观点是基于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相对有可行性的方案。如果从理论上仔细分析，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是不是行政法，如果是，学校当然是行政被授权主体，反之就面临立论被全面推翻的危险。
(二)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确认
作为行政管理者必须和办学者、出资者的身份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设中，减少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校工作，而可以采取规划、审批新建高等学校、制定标准、评估和监督等手段对学校建设进行调控。从未来发展来看，教育领域的法治化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密切的联系。
(三)确认学校的法人地位，保护学校的法权利
虽然对学校的法律地位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学校作为法人不管是从《民法通则》，还是《教育法》的规定上看都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现实中学校的财产权、人格权受侵犯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行政办学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和学校的法人权利间的冲突是经常存在的。
(四)继续深化教师资格认定及相关职称等认定的社会化
在我国，随着学校办学形式多样化和公民权利意识增强，校园伤害事故及其所引发的学校法律纠纷也越来越多，受害人主张的赔偿金额日渐攀升，校园伤害事故逐渐成为影响学校工作和困拢学校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现实生活中，校园伤害事故发生后，侵权学生家长或受害学生家长往往不问任何理由均把矛头指向了学校。由于校园伤害事故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学校已经难以完全杜绝此类事故的发生。有些学校为了规避和减少校园伤害事故的发生，竟然采取了限制甚至取消自认为容易引发伤害事故的、教学计划规定学生必修的实验、实践课或体育活动课，这与开展素质教育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是显然相悖的。
为解决这一问题，教育部以及一些地方人大先后制订了一系列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如教育部2002年制定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上海市人大2001年审议通过的《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江苏省人大2006年审议通过的《江苏省中小学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等。但是，校园伤害事故的处理，涉及对自然人人格权的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民事基本制度的规定只能制订法律。因此。这些规范显然难以对法院的审理具有拘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适应社会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以及相关教育立法的规定和精神，对在教育机构中就读的未成年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进行了规定，意义重大。
中职学校学生大多数是未成年人。在校园伤害事故中，学校是否一定要承担赔偿责任，关键是学校与学生之间属于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因此，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妥善处理校园伤害事故、确定学校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基础。本文拟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就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在法律上，对于中职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一直没有明确。目前，我国学界对此关系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监护关系论
该论认为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学习，由学校负责管理学生在学校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学校就在一定时间或范围内代替家长成为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未成年学生的监护权就自然转移给学校。因此，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监护与被监护的关系，只要被监护人遭受或致人损害的事实发生．无论监护人有无过错，学校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其主要理由是：
监护是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依法实行的监督和保护。“监护制度的重要作用，是在自然人具有权利能力而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帮助这种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得到实现，从而使他们得到生存和发展，使家庭成员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义务得到法律的强制性的保障。”“因而监护人将被监护人送人学校求学，送人医院就医，不仅是履行其监护职责，也是履行‘公法’上的法律义务。”，“学校是未成年学生在校时的当然监护人。
2委托监护论
该论主张学校虽然不是学生的监护人，但是可以成为按受监护人委托履行一定监护职责的被委托人，监护人与被委托人既可以由书面形式确定相互关系，也可以是一般口头约定而成立。学校一旦正式接受未成年学生入学，未成年学生实际上已处于学校的管理控制之下，学校已经接受了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的委托，因此．学校和家长之间实际上已经存在委托关系。学校和家长之间的关系就是监护人与被委托人的关系，学校对学生应当负有监护职责。其理由是：
从现代学校的功能来看，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负有特殊的保护职责。这种保护的重要性仅次于家庭，学生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度过，学校的工作对象是未成年学生，这就是学校这种教育机构与非教育机构工作职责的本质区别，学校必须对未成年学生进行长时间的保护。面对容易受外力伤害，身心发展水平较低，需要特殊保护的未成年学生，教师对他们应该有类似的家长般的责任，这种特殊保护可以理解为部分监护。
3准行政关系论
该论的直接理论依据是l9世纪德国的特别权力关系说。该说的主要内容是国家与公共团体是行政主体．基于特别的法律原因．在一定的范围内，相对人享有概括的命令强制权力，而另一方负有绝对服从的义务。这一理论为学校获得对学生概括的支配权提供了依据，即学校是负有教育目的的，提供专门服务的行政机构，只要校方认为自己对学生的管理行为符合教育目的，就能任意地对学生课以各种义务而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不必受行政一般原则的约束，与之相应的，学生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各种义务，而无法获得司法救助。这表明“高校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目的的行政组织，又行使一定的行政权力，它与学生之间部分是行政法律关系。”因此，中小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属于准教育行政关系，既区别于纯粹的教育行政关系，也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
4教育、管理、保护关系论
根据《教育法》第5条之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49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提供必要条件。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进行教育”。从以上条款可以看出，学校履行教育职能是国家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学校对学生有教育的权力．同时对学生有保护的义务：学生有接受教育接受管理的义务，享有受到保护的权利。因此根据《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学校与学生之间是教育、管理、保护关系。其理由是学校与学生之间既不是特别权力关系，也不是平等的合同关系。
综合评议以上四种观点，较少有人赞同准行政关系论与监护关系论这两种观点；相反，对委托监护论与教育、管理和保护关系论，赞同者较多，但争议较大。
5笔者观点
结合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中等职业学校与在校学生之间是教育、管理、保护关系，学校对学生承担的是教育、管理、保护的责任，而不是监护责任。理由如下：
5．1学校的职责与监护的职责在性质上有明显的差别。
我国《教育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系统教育的机构．学校除了对学生进行教育外，还应当负有保护、照顾和管理学生的职责。学校对学生负有三项职能：一是教育职能，二是管理职能，三是保护职能。在这三项职能中，教育是学校的主要职能；管理服务于教育职能，是学校为达到教育目的而采取的方式和手段：保护则是学校行使教育和管理职能的前提条件。学校这种基于教育机构的设置而产生的管理和保护的职责，与基于亲权而产生的法律意义上的监护职责具有本质上的差别。监护是指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设置专人保护其利益．监护其行为，并且管理其财产的法律制度。没立监护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弥补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缺陷，着眼于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同时管理、教育未成年人的生活。“与教育教学活动有关的管理和保护”是区分学校职能部门与法律意义上监护职责的关键。当然，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和保护有其特定的范围，而不是任何场所、任何时间都要将学生的一切活动纳入自己的管理之下，使学校这种为教育教学目的而实施的辅助管理、保护无限放大到监护人的监护职责范围。 转贴于
5．2学校不具备监护人的法定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10条规定，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其进行诉讼，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有权处理其财产等。而学校则不具备对未成年学生行使只有其监护人才有权行使上述行为的资格。
监护又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事实上，家长将未成年人交给学校时，并没有将监护职责中的权力部分转移给学校，如对未成年人财产的监管与处分等，只是把监护的义务推给学校，一旦发生事故强求学校对在校学生承担监护责任，这明显违反法律“公平”的原则。即使是家长将监护职责的全部权利与义务转移给学校，对学校也是不公平的。
5．3学校承担监护职责没有法律依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们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就是说，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人民法院判决学校承担监护责任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教育法》第39条、《教师法》第8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第16条以及《意见》第160条等法律规定是学校承担法律责任的主要依据。但是我们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上述法律规范只规定了学校的教育、管理、保护责任，并没有规定学校的监护责任。依照上述规定让学校承担监护责任只能说是对法律的曲解。
也有学者试图根据《意见》第22条的规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认为家长与学校之间形成了委托监护关系。这也是毫无道理的。我们知道，“监护责任的转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项，对学校而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对监护人而言是责任的减轻，学校与监护人都应该慎重考虑。”然而，委托合同的成立必须以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但是一般情况下，学校是根本不可能、也不愿意与家长达成这种意思表示一致的。
法定的监护关系是以亲权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法律关系。《民法通则》规定的法定监护人(主要有四个序列：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等)是按血缘关系亲疏的顺序来排列的，这种血缘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列入法定监护人范围的未成年人的亲属，只要具备监护能力，必须按法律规定履行监护义务，如不履行，则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监护与被监护是《民法通则》133条设定的法律关系，我国著名法学家杨立新教授在对本条款进行解释的时候提道：“之所以否定监护义务的存在是因为．认定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适用监护法律关系进行调整，没有确切的法律依据。其一，认定学校在未成年学生人校以后产生监护权，没有任何法律对此作出规定，没有足够的法律根据这样认定。其二，监护权的成立，要么是法定，要么是指定，除此之外没有监护权产生的根据。其三．监护权转移，需要有转移的手续，即在当事人之间订立监护权转移的合同，该合同根本不存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7条第2款规定：“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但法律有规定的或者学校依法接受委托承担监护职责的情形除外。”本条款是依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也明确了学校与学生之间不存在监护关系。
5-4学校不具备担任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的能力。
家庭履行监护是1：1或N：1的形式，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或在一定情形下替代未成年人父母对该未成年人履行监护职责；而学校对学生的保护是1：N的形式，学校每位教师一般要负责教育管理十几名甚至几十名学生．他们不可能时时处处像家长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每一位活泼好动的未成年学生，保证他们不发生任何伤害事故。因此，要求学校为数甚少的教师对为数甚多的学生承担监护责任难免不合情理．事实上也难以做到。
5．5学校不具有充当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的经济条件。
近年来，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问的纠纷逐年增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明确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足当前依法治校急需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一般认为，公立高校与学生问存在着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本文囿于篇幅，仅对在公立高校与学生的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纠纷的解决机制作一简要探析。
一、公立高校与学生的行政法律关系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应当吸收宪法论中关于人权保障精神，借鉴基础关系论和管理关系论的合理内核，根据公立高校在做出其行为时是否依据民事法律规范、是否对学生权益产生重大影响以及是否损及相对人基本权利等3个标准，区分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和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一方面，承认其行使教育所必需的自主管理权而与学生构成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在合理的限度内，一般避免司法介入；另一方面，公立高校的教育管理权不得违反重要性理论的基本要求，凡对学生重大权益、基本权利产生重要影响的决定，应认定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和司法救济，具体而言：
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包括：第一，校园秩序管理。公立高校对学校秩序进行日常管理，如制定作息时间、车辆停放位置的指定等，这些日常管理规定不涉及学生的法律地位，对其影响较小，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不适用司法救济。第二，与教学、科研的专业知识有关的管理。普通高校教学计划的制定、课程安排、教科书的指定、教师授课等，因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性，且不直接涉及学生的法律地位，在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范围内，高校有自主决定权，与此相关的管理应视为普通高校的内部行政行为，司法一般不应介入。第三，奖励和处分。奖励和处分都是普通高校对学生在校情况的一种比较正式的评价，但法定处分种类中的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一般并不影响学生的法律地位和身份，参考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做法，可把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处分和奖励视为高校内部行政行为，不构成司法审查的对象。
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包括：第一，学籍管理。学籍管理是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等规定的普通高校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入学注册、成绩考核、升级与留级、降级、休学、停学、复学与退学等学籍管理的不同内容分别设定、变更、消灭了学生与学校已有的法律关系，都直接关系到学生法律地位的实现，应当接受司法审查：第二，毕业证书的颁发和学位证书的授予。根据《教育法》第42条、《高等教育法》第20条的规定，大学毕业证书是高校对大学生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学完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或者修满相应的学分这一法律事实的对外证明。毕业证书的颁发和学位证书的授予实际上是对学生法律地位(具体表现为权能和资格)的一种设定。高校颁发毕业证书和授予学位证书的行为是行政确认，应为司法审查的对象：第三，档案管理。档案管理是普通高校对其已经做出的某一个行政行为，如成绩评定、纪律处分等的一种补充性行为，体现了己做出的相关行政行为法律上的约束力。对公立高校学生具有较大的潜在影响。因此，公立高校的档案管理行为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第四。公法性质行政处分。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反映学校对学生在校期问一种较为严重的不利评价，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直接关系到学生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实现，具有公法性质，因此应该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和司法救济。
二、公立高校行政纠纷的诉讼解决机制
在传统法律制度范畴内，学生与公立高校之间是一种纯粹以管理与服从为内容的内部关系，不受公共法律规范调整。这种关系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被统称为特别权力关系，是一种基于法律规定、自愿或者其他原因而在有关组织和其所属人员之间形成的相对不平等关系，如行政机关与公务员、军队与军人、监狱与劳改人员、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该种关系的特点有：组织与人员之间权利义务不确定，关系领域内不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关系双方发生争议时无诉讼救济渠道。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曾在不少国家盛行很长时间，但是，由于背离法治理念和不利于人权保障，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抛弃。与国际大趋势相一致，在我国，关系双方一旦发生纠纷，已不再完全排除在诉讼救济范围之外，对于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内的行政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维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学生起诉公立高校正是依据《行政诉讼法》和相关教育法律法规而产生的一种新型行政诉讼案件。这类案件的产生对于学生和公立高校之间关系法治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关系的逐步公法化并不意味着学生对学校的一切行为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针对该类诉讼的限制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可诉行为种类的限制。德国行政法学理论中区分特别权力关系领域可诉行为的学说主要有两个，即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区分说和重要事项说。依前说，凡涉及学校与学生之间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事项的均属于基础关系，如入学、转学、退学、开除、留级等，对于以这种关系为基础的行为可以起诉：除此以外，凡不影响关系存废的纯粹属于内部管理措施的行为，不属于可诉行为。依后说，只要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都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方式限制，不可以由特别权力关系的权力人自行设定。凡属于权力人影响相对方重要权利义务的，相对方均可以诉诸诉讼救济。在我国，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学生只能针对以法律关系为基础的管理行为，如授予学位证书等，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对于学校基于以内部规章制度或者纪律为基础的内部管理关系而作出的纯粹属于内部管理措施的行为，如对于迟到、旷课以及其他违纪行为所做的处分，依法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如果学校的内部管理行为客观上侵犯了学生依法享有的某些权益时，该内部管理行为仍然属于可诉行为易言之，判断是否属于可诉行为的关键在于该行为是否影响到学生依法享有的权益。
其二是可诉权益的性质和种类的限制。就权益性质而言，只有法律上的权益或者合法权益受到影响才可以起诉。这里应注意两点：一是法律上的权益并不仅限于法定权利，合法权益既包括权利，也包括利益；二是不具备法律意义的事实上的利害关系，不属于诉讼救济范围。就权益种类而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之规定，可诉权益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其他权益受侵害，只有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可诉的情况下才属于可诉权益。可见，尽管依照法律规定学生可以起诉学校，但实际上可诉权益的范围极其狭窄。与《行政诉讼法》相比，《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可诉权益和可诉行为较为宽泛。例如，在起诉行政机关不作为的案件中，增加了不履行保护受教育权法定职责的不作为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对可诉行为、可诉权益和原告起诉资格的规定更加宽松，凡是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或者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的，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并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将诉讼救济的范围由权利拓展为利益、由法定权利拓展为合法权益、由法律上的利益拓展为事实上的利。
三、公立高校行政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
在当下，通过诉讼解决行政纠纷存在着种种弊端和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人们在不断地探索多种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利于社会的健全和良胜发展。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法治程序中的一种发展潮流。就学校教育领域而言，非诉讼解决方式过去是今后仍是解决公立高校行政纠纷的重要的和主要的途径，发挥着其特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又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是指诉讼以外的，运用法律或其他规范解决纠纷的其他方法的总称。我国现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有行政申诉、行政复议和仲裁而在教育领域内，学校管理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方式主要有敦育申诉这一途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唯一的行政救济途径。至于调解和仲裁作为公立高校管理纠纷的解决方式只是实践中的一种尝试。至今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教育行政复议，笔者末将它列入学校管理纠纷的解决途径，原因在于：教育行政复议仅将被申请人限定为教育行政机关，而不是公立高校，其范围一般限于对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公立高校的管理行为。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下，由公立高校对学生、教师的管理行为引起的纠纷只能依法通过教育申诉途径来获得救济，而无法通过行政复议的途径获得救济
(一)教育中诉制度
我国教育申诉制度可以分为教育行政申诉制度和校内申诉制度。教育行政申诉制度是指学生、教师在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向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申诉理由，请求处理的制度。根据原国家教委印发的《关于加强教育执法及监督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试点意见》)有关规定，校内申诉制度是指学生、教师对学校的有关职能机构或人员作出的有关处理决定不服，或认为其有关具体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合法权益，申请学校依照规定程序进行审查处理的制度。目前我国校内申诉制度只是对高校学生这一部分学生作出了相对明确的规定，结合各国教育法治实践来看，校内中诉制度必然会成为我国教育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解决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行政法律纠纷的第一道且是极为重要的程序
但现行教育申诉制度的存有诸多缺陷，如教育中诉的受理机构及法律责任的不明，教育申诉制度部分程序规范的缺失，在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行政法律纠纷的解决上，教育申诉后救济渠道的封闭等。笔者针对以上缺陷特提出如下完善意见。
1．设立各级申诉委员会及明确法律责任。就教育行政申诉而言。应在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内设立专门的受理机构一申诉委员会，由申诉委员会负责独立处理学生、教师的教育行政申诉案件。申诉委员会可以和调解委员会合署办公，至于人员配置可以从政策法规处(科)抽调或专门配一定数量的人员承担申诉处理工作。申诉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应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至少是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这既是出于教育行政中诉案件专业性的考虑，又是出于提升纠纷解决效率的需要，有助于及时公正地化解学校管理纠纷。各级教育行机关应当从组织上和运作程序上确保申诉委员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至于校内申诉委员会，台湾的学生中诉制度中对申诉委员会成员的限制与要求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国立台湾大学学生申诉评议委员会组办法》第三条规定：本会由学务处、教务处、进修推广部各推派教师一人，各学院选荐副教授以上资格教师各一人(其中未兼行政职务者不得少于总额之二分之一)，与大学部学生会代表二人，研究生协会代表一人为委员共同组成之。各委员不得兼任学生奖励及仲裁委员会之委员，任期二年，每年改选半数，连选得连任。学生委员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第一次各单位应同时选荐同等资格之候补委员一人。本会置于事一至人，就本校人员调兼之。其第四条第六条规定旨意为：主席由委员互选，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一次。本会原则每月开会一次，但得视案情需要由主席随时召开。本会开会应有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出席，除评议结论及评议书之决议应经木会全委员过半数同意外，其余事项之决议，以出席委员过半数行之。委员应亲自出席，经请假缺席两次者，丧失委员资格第七条规定：本会成员就该中诉案件为申诉、关系人或赢接参与申诉案件之裁决者，应行回避。。校内中诉委员会应具有相对独立性，直属校领导管理：末担任行政职务的优秀教师代表应该占一半以上，学生代表应不少于三分之一，而日．应该有一定的任期和改选制度：在审查并处理申诉案件时，原来参与作出处分决定的人员应当回避此外，对教育行政申诉委员会、校内申诉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还应明确相关的法律责任。在处理学生、教师中诉案什时如果违背相应的行政程序，没有严格执行己有的法律法规等，对直接责任人员应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完善教育申诉制度的程序规范。随着教育申诉案件的日趋繁复与程序法制化要求的渐趋严格，为提升教育申诉案件处理的实效性，应参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原有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教育申诉制度的程序规范要求，具体说来，应对以下几个问题予以明确规范：其一，学生、教师认为学校的具体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或学校作出的具体行为之日起5个工作El内，可以向校内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校内申诉委员会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中诉人。如果学生、教师对校内申诉处理决定不服，在接到申诉复查决定书之曰起15个工作内，可以向主管教育行政机关的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教育行政申诉委员会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3O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中诉人。无论是校内申诉还是教育行政中诉，申诉人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逾期者，可以向申诉委员会申明理由，请求申诉委员许可。其二，申诉委员会接到学生、教师中诉后，应当对申诉进行初步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决定正式受理的应当给申诉人送达受理通知书，需要补充相关资料及证据的应当给申诉人送达补充资料证据通知书，决定不受理的应当给申诉人送达不予受理的通知书。其三，中诉委员会在处理中诉时应当适用说明理由制度、回避制度、昕证制度等程序制度，并参照《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确这些程序制度的基本内容。日前，有些高校在学生中诉听证制度上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实践。如华东政法学院2000年3月建立了中诉听证制度先后就学生违纪处分事件召开了5次听证，其中4次驳回了校有关职能部门的“原判”。笔者认为，应将听证作为校内申诉的必经程序和生效要件。
3．拓宽教育中诉后的救济渠道。《教育法》和《教师法》赋予学生的中诉权利彳丁其独到的价值和存在的必要，但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学校管理纠纷、更好地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教育申诉不应足惟一和终局的纠纷解决途径。如前所述，当学生对教育行政机关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时，应允许学生中请教育行政仲裁及就部分事项提起行政诉讼其一，将教育中诉纳入教育行政仲裁的制度体系。引进教育行政仲裁制度，打破教育中诉在解决学校内部行政法律纠纷的终局性。其二，将学校内部行政法律纠纷的部分事项纳入行政诉讼渠道。当学生穷尽校内申诉及教育行政申诉后仍不服}，可以允许其就部分学校内部行政法律纠纷事项提起行政诉讼。化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排除行政法院对特别权力关系内所有争议的审查。但是相对人在特别权力关系内所享有的权利与利益之重要性，并不亚于一般权力关系下相对人所享有的权益。如公务人员的任免、辞退，学生的入学、退学、学位证毕业证的授予等等，都是相对人最基本的权利，它们对当事人的重要性，并非一般的财产权可以比拟。
(二)教育行政仲裁制度
由于现行教育申诉制度的缺陷以及行政诉讼救济的缺失，加上司法审查的局限性，又基于公立高校管理纠纷的特殊性和仲裁的特性，教育行政仲裁制度的引入将是有效解决学校管理纠纷的理想途径。同时，在保证学生合法权益方面多了一条公正有效的救济渠道。与教育申诉及诉讼相比，纠纷处理的专业性是仲裁制度的一大重要优势。
我国《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法律、经济贸易专家和有实践经验的人员担任。《仲裁法》对仲裁员资格进行严格的限定，且仲裁机构都各有分专业、由专家组成的仲裁员名册借当事人选择。实践证明，仲裁员往往由著名的学者、律师和专职仲裁员担任，这些人往往都受过良好的法学洲练及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在现今的中国，仲裁员的专业素质往往要高于行政官员和法官。依此类推，教育行政仲裁的仲裁员应是由熟知教育教学理论知识且有实践经验的教育法学专家及专业教育行政仲裁员担任，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积累的知识经验使得他们可以驾轻就熟地处理学校管理纠纷，他们也会更多从教育特性的角度协调学校与学根据我国《仲裁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教育行政仲裁可分为以下几个程序：
1．申请与受理。教育行政仲裁必须由当事人申请，否则不能仲裁。学校管理纠纷的当事人应在法定期限内向教育行政仲裁委员会提起书面申请，仲裁委员会在收到申请书之后，应在七日内审查并作出受理与否的决定，并告知当事人。
2．仲裁前准备。教育行政仲裁委员会决定受理后，首先成立仲裁庭，根据纠纷案件繁简、难易程序决定仲裁庭组织形式。一般来说，简单的学校管理纠纷案件由仲裁委员会指定一名仲裁员审理：对重大、复杂的学校管理纠纷案件，由三名仲裁员共同审查，学生及学校双方当事人可各选一名承办案件的仲裁员。首席仲裁员由双方共同推举或由仲裁委员会指定。其次，由仲裁委员会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工作。
3．调解。教育行政仲裁庭在查明纠纷事实，明确责任是非的基础上，应先行调解。仲裁调解，大都由仲裁庭依职权主动开始。进行调解时，仲裁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当事人进行法制教育和思想教育，本着相互谅解的精神，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平息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