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14 17: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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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大学生安全教育中的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对策。
1大学生安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高校重视不够，体制不健全
目前，安全教育似乎只跟学校安全事故、教训相关联，只有当学校发生安全事件，或者社会上出现危害大学生安全事件时，大学生安全教育才能得到高校的关注，高校相关部门就会在这一特定的时期内去抓一抓，管一管，只是有针对性地做一些表面文章，缺乏制度和理论支持，没有形成专门的安全教育制度，缺乏长效机制。
2）安全教育的内容较少，方法单一
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内容与高校事业的发展及社会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当前社会形势日益变化，安全问题及影响安个稳定的因素增多，迫切要求安全教育的内容不断拓展，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内容，大部分停留在传统意义安全上，应该向大安全的层面上拓展。现在高校在进行安全教育时，方法过于单一，形式简单，容易使大学生产生排斥和麻痹心理，因而教育效果就会低下。针对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增多现象，如:马加爵事件、重庆大学生传销事件、北大学生自杀事件、网络安全问题等等，高校安全教育的内容应该做到拓展与创新。大学生的安全教育形式也要多样化，既要将大学生安全教育内容搬上课堂教学，也要在大学生生活中体现。
3）心理健康教育有待加强。
清华大学四年级学生刘海洋在北京动物园用硫酸泼熊事件言犹在耳，不可否认，他们的智力发展水平是正常的，甚至是一流的，但是他们的心理发展总体水平并不高，他们的情感、自制力和适应能力的发展水平可能是滞后的。这些事件虽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大学生中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贯穿于大学生教育的整个过程，应该不断加强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2当前加强和改善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对策思考
1）转变观念，树立大安全观
转变安全教育"无用论"的观念，树立大安全观，着力加强大学生安全教育。一直以来，人们的安全观念停留在对生活中的生命、财产、事故安全等传统安全观上，随着社会的进步，改革的发展，我国经济、文化、信息、网络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发展急需一个安全稳定的大环境，需要我们重视非传统安全观，大学生必须树立大安全观，加强安全教育以应对生活中的种种安全威胁。高校领导要充分认识到安全教育的长远意义，建立安全稳定的大环境，树立"安全第一"的观念。要在高校的教育活动中进行大学生安全教育，明确安全是高校稳定的基础、大学生安全教育是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2）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安全教育的新内容
当前，威胁大学生安全因素的范围越来越广，来自于经济、金融、生态、信息、资源、疾病、犯罪、恐怖等等方面。正如近年来发生在大学生中的消费权益、知识产权与保险等权益问题被侵犯的案件屡见不鲜，成为校园中师生关注的热点话题。大学生应该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能力，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为自己的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自觉接受安全知识教育，提高大学生安全素养。大学生的安全教育内容还覆盖国家的经济、文化、环境及公共安全等领域。当代大学生将在不同的领域接受各个行业中的安全考验，必然要求高校在设置大学生安全教育内容时，必须站在大安全观的角度，其教育内容的设置必须做到既要专又要广，形成一个教育完善的知识结构体系，不断拓展和延伸大学生安全教育内容。具体来讲，除了原有的重视大学生传统安全教育外，必须突出如下内容:
3）加强高校安全教育的队伍建设和资金投入
目前，大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基本上由政治辅导员承担，辅导员除了处理日常繁杂的学生思想、学习和生活方面的工作，还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业学习和考虑未来的出路问题，这样以来，安全教育作为学生工作就显得淡薄，即使有安全教育内容也多半是停留在口头说教方面，缺乏教育实践内容。因此，高校在加强安全教育工作队伍建设中，不能把此项工作完全放到辅导员身上，应该调动学校各职能部门的力量，通过学校宣传、教务、学工、保卫部门的协调配合，发动班主任、任课教师对大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安全教育，防止实验室内的药品安全和防火安全。加强大学生安全教育的专职队伍建设，提高安全教育队伍的政治素质，提升校园安保人员的知识水平，增加他们的政治敏锐性，引导学生加强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破坏活动的警惕，正确对待国内、国际的热点、难点问题。同时加强安全教育队伍的业务培训，
3结论
熟练掌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国家安全知识，文化安全教育，网络技术，防火防盗防身等技术，坚持"以预防为主，打防结合"。要将国家安全、文化安全、生命安全等安全知识在学生宿舍中、校园网上加强宣传，将安全教育内容融入学生社团活动的教育中，突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推进安全教育知识的"三进"即进宿舍、进网络、进社团工作。控制各种危险事故的发生。
先秦时期我国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争艳的景象，这一时期也逐渐形成和沉淀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其中尤以儒墨道法四大流派影响甚大。在诸子百家中的法家学派的韩非子又因为博采众长，成为先秦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思想托起了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并影响了数千年的中国封建政治。在前人研究韩非子的一些文献中，多是从法学的视角和层面来研究韩非子的思想的，比如对韩非子的“法”、“术”、“势”的思想体系，韩非子法学思想的研究等等，少有从政治学角度对其国家安全观进行研究的。鉴于此，笔者通过对韩非子文章的研读，试图从政治学的角度从不同层面对其政治思想特别是国家安全方面的思想进行研究，从中对我国当下的国内国际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启发和意义。
一、安全的涵义及对文中“国家安全”的界定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探讨安全问题首先应当弄清楚安全概念及在文章中的界定，这样我们才有了研究安全问题的基点和出发点。在古代汉语中，并没有安全一词，但安字却在许多场合下表达着现代汉语中安全的意义，表达了人们通常理解的安全这一概念。安全作为现代汉语的一个基本词语，在各种现代汉语辞书有着基本相同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对安字的第四个释义是：“平安、安全”。《辞海》对安字的第一个释义就是“安全”，并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含义上举了《国策·齐策六》的一句话作为例证：“今国已定，而社稷已安矣。”
我们知道国家安全一词属于现代汉语的范畴，先秦并无此说法，但是国家安全的思想却是由来已久。其实，中国古代的王朝安危问题，亦涉及国家间的问题。虽然先秦国家的概念与现代国家的概念有一定的差别，但古今国际政治具有共通性。由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共主国、诸侯国和少数民族政权构成的国家行为体，它们已经具备了领土、人口、军队等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及拥有部分的对内与对外权限，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的本质属性。在春秋战国这一四分五裂的动荡时期，各国所要解决的就是王朝存亡，国家安危的重大政治问题。当然，这里所讲的安全，与现代国家安全是有很大差异的，在此就不比较古今国家安全的异同。总之，先秦文化区域下的国家安全观指的就是先秦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为了弥补自身实力的不足，通过结盟获得更多的国家权力，实现该时期国际体系中力量结构的重新分化组合，以有效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一种国际政治理念。
二、从政治、法律、文化、军事和社稷安全方面分析韩非子的国家安全思想
（一）韩非子的政治安全思想
在政治主权极不稳定的先秦，韩非子极为敏锐地观察到了一个事实：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矛盾、斗争促使君主更加集权、专制，因此，极力鼓吹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促进了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发展。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韩非子极力推崇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对整个封建王朝有着深远的影响。迎合了当时统治者的心理也有利于统治阶层的统治。这一制度措施对政治稳定起到了巨大作用，适合当时的动荡局势，有利的保障了国家的政治安全。在权术方面，熔法、术、势三者于一炉，权势不可借人，君主恃势不恃信，主有术而御臣，使术走向智谋状态。韩非的这些政治权术思想，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二）韩非子的法制安全思想
韩非子的法制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最突出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他认为国家安全和强大的出路就在于法制。他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所以他不断强化法的公开性、公正性、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走法治之道。韩非子的法制思想对当时的秦国安内有很大的帮助，从制度层面上使国家机器具备了法律依据，更为重要的是给世人及早的灌输了法制理念，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他不但强调国家实力是根本，甚至认为外交无助于国家强大。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1、以法律统一社会，强调法律的规范性。法可以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韩非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2、用法律强制社会，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法家以赏刑为推行法治的二柄，主张刑多赏少，轻罪重罚。韩非说:“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韩非的“法”在名义上是赏罚并举，实际在运用过程中就是刑，即“杀戮禁诛谓之法”，“刑”成了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它只能由君主垄断。
（三）韩非子的文化安全思想
韩非子在文化方面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反对和批判“私学成群”的儒家教育，主张和提倡“听吏从教”的法家教育，“废先生之教”，培养智法之士和耿介之士。“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生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纲领。所谓“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实质就是要废除、清算古代奴隶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说教，特别是儒家所尊崇的礼、乐、诗、书和仁、义、孝、悌这一套东西，并从而实现韩非子的以法为教”的主张，其核心主张为“以法治国”。韩非子认为文化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和君主的统治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对国民进行教化，最终都是为统治阶级更好的统治服务的，也是为君主统治的国家稳定发展服务的。
（四）韩非子的军事社稷安全思想
韩非子在国家社稷军事安全方面的思想表现为“重农固本，强兵备战”。韩非子说“富国以农，距敌恃卒”，争于气力之世，明君必“务力”，“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养成“耕战有益之民”，以利驱人：耕者富，战者贵。韩非子非常重视人为在农业中的作用。韩非是一个“务力”的政治思想家，他反复奉劝君主要“明君务力”。韩非认为，致力于土地的人就富有，致力于战场的人就强盛，不堵塞富强之道就可以称王。富靠农耕，强靠战事，只有耕战才能使国家富强，富强既是国家务力的结果又是国家务力的表现。无疑韩非子在社稷和军事安全方面的认识和思想对其国家的发展稳定有极大的力促作用。同时，韩非子是现实的物质决定论者，他认为人是自私的，因此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只有强大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以，相对实力是国家兴衰和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韩非子对于社会冲突起因和国家间关系的认识都是物质主义的。对于事关国家安危的战争问题，韩非子则不问战争的目的是否正义，而只关心战争胜负。他说：“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万世之利?”韩非子是那个时期最为独特和坚定的物质决定论者，从近代的国际关系学理层面来定位，韩非子堪称是先秦时期的现实主义大师了。
中图分类号：B0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5-0211-02
“高校文化安全”是指高校大学生群体所坚守的民族文化和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因外来文化冲击而动摇，使自身情感和行为长期保持一种安全稳定的状态。当今的文化交流与交往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文化交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会产生一些国家意义上的文化安全问题。而作为整个国家文化安全体系重要基石之一的高校，历来是知识荟萃、思想争鸣的文化集聚之地，是发展和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先锋力量，其文化安全程度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乃至民族的振兴，因此，维护好高校的文化安全建设刻不容缓。
一、文化全球化视域下维护我国高校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伴随着全球化向纵深方向发展和西方文化的渗透扩张，文化安全特别是高校文化安全愈来愈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显得尤为突出。
（一）加强高校文化安全建设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国家提供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为国家经济与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受到威胁和侵略，那么必然会对本民族和国家带来巨大灾难，进而危及到整个国家的安全。而高校文化安全又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基石。所以，加强我国高校文化安全建设，对于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安全意识，保障国家的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加强高校文化安全建设是应对西方文化渗透的需要
在全球化浪潮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与科技优势，大力推行文化帝国主义，通过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而部分大学生由于辨别是非的能力不足，在各种繁杂思潮的影响下，很容易迷失自我。因此，加强高校文化安全建设，使高校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价值目标，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三）加强高校文化安全建设是弘扬民族精神的需要
民族精神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民族精神需要炎黄子孙去传承和延续，而高校大学生恰恰就是肩负这一伟大使命的重要使者。所以，针对当前高校大学生中存在的对民族文化安全意识淡薄与缺失的现状，大力加强高校文化安全建设，引导大学生真正成为弘扬民族精神的主要载体，不仅可以在与多元文化的剧烈碰撞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并且对民族文化的弘扬、传承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加强高校文化安全建设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
外来文化对我国文化造成的冲击在高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代大学生大都生活在国际化气息浓郁的社会氛围中，一部分大学生立场不够坚定、信仰不太明确，其思想极易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袭。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动摇了他们的价值信念。这就需要我们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引导，用占领高校学生的思想阵地，让他们在中国社会主义土壤上健康的成长。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高校文化安全现状
（一）强势经济对高校文化安全带来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客观上为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移植到我国高校提供了便利条件。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优势为后盾，大肆采用各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倾销，利用各种物质产品对我国高校进行文化渗透，在物质消费中将这些文化移植到高校大学生的内心世界、价值观等方面中去，这对我国高校大学生的价值观造成了严峻的挑战。大学生是我国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生活方式的西化将从根本上动摇我国社会主义大厦的价值向度和思想基础。
（二） “文化帝国主义”对高校文化安全带来的影响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是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重点。他们凭借雄厚的文化资源和强大的文化传媒力量，不断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大肆宣扬和传播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推行“文化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文化渗透的方式来控制别国，进而削弱别国的民族凝聚力，以达到控制别国文化的目的。高校是信息传播最集中的中心之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的全球文化互动的前沿阵地，大学生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有特殊的优势，所以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文化渗透的重点。
（三） 文化网络化对高校文化安全带来的影响
时下，网络正日益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和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网络同时又是一把双刃剑，网络的迅猛发展在极大地丰富了人们文化生活的同时，也给人们尤其是给高校大学生带来了负面影响。由于部分大学生认识和辨别事物的思维能力、抵御外来诱惑的能力不高，导致部分大学生精神空虚、迷失自我、价值取向歪曲、责任感淡化等问题的产生和蔓延。
三、维护我国高校文化安全建设的策略
（一） 构筑文化安全预警与防范机制
维护高校文化安全加强高校文化安全建设，应着力构筑高校文化安全的预警与防范机制。因为任何一种危机，都有一个由孕育、发展到爆发的过程。为此，我国高校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科学有效的文化安全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依托宣传部、校团委、学生处等相关职能部门，采取多种方式，对那些可能会危及到高校文化安全的文化因素进行鉴定和识别，科学分析这些不安全因素对高校大学生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程度，及时、准确地做出预警反应，增强大学生的文化抗干扰能力与鉴别能力，并指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文化安全观；充分发挥高校公安派出所文保职能，加强与公安、教育、文化、共青团等各部门的沟通协调制度，从内部防范入手，形成文化安全保卫工作的合力，构筑起严密的文化安全防范网络和保障体系。
（二） 加强文化安全意识教育，维护高校文化安全
思想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因此，高校首先要大力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高校文化安全教育中，我们要始终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西方强势经济的文化影响，正确认识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和网络文化的双重性；要注重加强国家文化危机意识的教育和传授，使高校大学生能够对当前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及面临的严峻挑战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对当前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潜在风险和威胁产生危机感，从而不断提升当代大学生的文化安全意识，有效抵御文化风险。
（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维护高校文化安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高校是推进先进文化发展、传播先进文化的基地，而基于目前高校部分学生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等问题的现状，我们必须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用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引领大学生文化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作为高校文化建设的主题，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高校文化安全建设的精华，把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作为高校文化安全建设的发展基础，使大学生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明辨是非、把握方向、正确认识，自觉抵制西方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使高校文化安全得到维护。
（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维护高校文化安全
面对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强权的巨大压力，我们只有更加热爱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培育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崇敬和自豪感，才能坚守民族文化根基，才能有民族文化安全意识的真正树立，也才能自觉抵御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本质是要别国人民逐步淡化甚至抛弃本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转而信奉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因此，我们要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突出民族精神，让高校学生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使心灵上有一种归属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五） 打造网络文化安全平台，维护高校文化安全
网络文化对高校文化安全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鉴于此，首先，高校要善于运用网络工具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网络文化中去，用先进的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在网络世界中唱响社会主义文化主旋律。其次，高校要实施宏观导向和微观监管并举，维护良好的网络秩序。正确把握网络的宏观导向，争得网络文化的话语主导权，为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的网上舆论环境，营造良好的网络道德氛围，为大学生的成长和成才提供安全的网络文化环境。最后，要充分整合包括校园网、BBS和贴吧在内的各种网络媒介形式，打造自己的校园文化传播体系，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将先进文化渗透到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领域，构筑一道坚实的网络文化安全防线。
参考文献：
[1] 于滨.略论文化安全视域下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2）.
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虽然国家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但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多变性趋势不断增强，尤其南海、等问题由于第三国的介入和干涉，使得局势越来越复杂，矛盾随时都有激化的可能，这对提高国民国防意识、增强国防力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大学生是引领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决定力量，是未来国防建设的生力军和捍卫者。大学生国防意识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衰，所以提高大学生国防意识是当前摆在高校面前的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
一、当前大学生国防意识的现状
1.忧患意识薄弱。和平的时间长了，人们往往会在思想上对战争的威胁产生麻痹，即使是大学生也不例外。这就使得许多大学生对和平时期国防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产生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既然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那么战争就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有的认为既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就没必要投入太多精力去搞国防；有的甚至认为国家把经济实力搞上去了自然就没有人敢欺负了。
2.国防意识肤浅。有些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的认识还停留在军事、战争、国防、领土、情报、间谍这样一些传统的认识上，不知道新的国家安全观，不仅包括传统的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还包括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等，其中有些安全问题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直接息息相关，比如社会安全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治安，还包括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安全、公共卫生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
3.国防思维简单。有些大学生缺乏辩证思维，看问题容易极端化、片面化。比如，有的大学生认为只要我们拥有足够的核武器就不会有人敢欺负我们，谁敢找事我们直接就用核武器灭了他；有的大学生对现代化战争缺乏了解，仍然停留在“人多力量大”的习惯性思维上，总想用人多来解决所有问题；有的大学生则把我们国家在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看作是软弱，不懂得去理性地分析国家在这些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和所采取的正确策略。
4.责任意识不强。现在很多大学生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国家、社会和他人总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认为保家卫国那是国家军人的事，跟自己无关。即使有些认为国防建设很重要的学生，也只是嘴上说说，真到要他自己为国防建设做点什么的时候，则又退后了。这些大学生还没有意识到国防建设是每一个公民的事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二、当前大学生国防意识的现状形成的原因
1.长期和平的原因。从上世纪中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几十年来长期处于总体和平的环境当中，即使和前苏联、印度、越南曾经发生过一些领土争端，但那些过去的往事早已被现代许多人所淡忘，甚至有些大学生连那些事是否发生过都不知道。长期的和平环境淡化了人们的危机意识，也使大学生对国防意识产生了麻痹，国防观念越来越淡化。
2.中小学教育的原因。从学生接受的教育经历来看，从小学到高中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一直都在被高考的指挥棒驱使着，学校和学生分别把升学率和分数作为追求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这是造成学生到了大学阶段国防意识差、兴趣低的一个基础性原因。
3.社会及家庭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的背景下，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普遍存在着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个人的成功往往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国家和人民没有紧紧联系起来。因此，这也不难理解当前大学生国防意识差的现状了。
4.高校教育自身的原因。作为高校不可能改变前面提到的三个客观原因，但高校既然作为教育机构，而且教育的是正处于人生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大学生，因此找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完善自身的做法，这便成了提高大学生国防意识的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环节了。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高校军事课课程建设发展非常不平衡。多数学校还没有正式开设军事理论课，仅仅把军训当作国防教育的唯一形式；有的学校把军事理论课看成是一种临时的活动，用讲座的方式代替讲课，忽视了课程建设的重要性；那些即使开设了军事理论课的学校往往也存在教材内容陈旧、教学资料短缺、教学手段落后等问题；有的学校军事理论课教师队伍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教学水平参差不齐，教学效果不够理想[1]P62。这些是造成大学生国防意识不强的最关键的原因。
三、提高大学生国防意识的对策和措施
1.加强领导重视力度，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当前多数高校还没有开设军事理论课的关键原因，还是在于学校各级相关领导自身对于国防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有的领导觉得新生军训就是国防教育的主要内容了，没必要再开理论课程；有的领导觉得这和招生、就业都扯不上关系，下功夫做这些事情不划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此艰巨的一项任务开展不起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有了领导的支持，还需要建立健全相关的规章制度。建立专门领导小组，层层责任到人；建立考评机制，制定奖优罚劣的奖惩措施；严格落实专项资金使用制度，保证资金来源的稳定，等等。有了制度的保障，大学生国防教育才能得到落实，大学生国防意识的提高才有扎实的基础。
2.加强军事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教师队伍的素质是提高国防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当前大多数普通高校专职军事教师人数不足，师资队伍建设困难重重。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军事课是一类较为特殊的课程，大部分地方高校没有类似专业，所以教师来源渠道狭窄；二是由于受到职称评审的影响，其他专业的教师不愿意转为专职军事理论教师；三是高校职员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给管理人员兼任军事理论课教师带来负面影响，“双肩挑型”军事课教师的培养陷入困境[2]P32。因此，面对这一较为特殊且专业性较强的课程，教师队伍建设任务更加艰巨。解决的途径不外乎两个：一是在校内选拔一批有一定教学经验、开拓力强的中青年教师，通过集中研讨、外出学习、参加论文评选等活动，快速成长起来，成为高校军事理论课教学的常备力量；二是在校外尤其是从地方军队或军事院校聘请专门的军事理论专业的人才，来学校兼职军事理论教师或不定期做军事知识讲座和国内外热点军事问题报告。这对增强学生的国防观念、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3.加强军事理论课的课程建设。高校应把军事理论课设置为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通过开设军事理论教学，使大学生掌握基本的军事理论知识，提高国防意识，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中国人民训练后备兵员和培养预备役军官打下坚实的基础。
首先，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一是突出重点。军事理论体系内容庞大，但军事理论课一般只有36个学时，必须根据教学实际，合理安排内容，突出重点，取舍有度。二是灵活安排内容。在讲课过程中，紧跟国际国内形势，适时插入当前新闻热点问题，增强国防教育的实效性。
其次，灵活组织教学形式。一是尽量采用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直观、生动，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且信息量也比传统教学大得多。二是创新课堂教学形式。在理论传授以外，多开展观看经典军事题材影视节目、热点军事问题讨论、国防政策法规探究等互动式教学形式，提高学生在课堂中的积极性。三是增加实践性活动。组织学生参观烈士陵园、军事纪念馆、军事博物馆、革命遗址、科技工业园等，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国防教育。另外，可以举办各类文体活动，比如开展国防知识竞赛、文艺汇演、演讲会、辩论会等活动，将学生课外活动有机纳入学校国防教育体系之中。
4.拓展军事训练的内容和范围。新入学大学生接受军事训练，是在校大学生专门、系统地接受军事训练、学习军事技能的主要途径。学校历来重视新生军训工作，对学生参训和教官施训的要求都很高，也收到了较好的成效。作为在校大学生唯一接受正规军事训练的机会和渠道，更加深入地拓展军训的内容和范围，能够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军事技能水平。军训期间，除了条令条例、队列训练、内务卫生等学生全体参与的项目外，学校还可以组织部分学生参加军体拳、擒拿格斗、交通指挥等训练。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广泛征集学生意见，结合学生意愿和学校施训条件，积极拓展学生参加军事技能训练的内容和领域，组织部分学生参加军事地形学、野战救护、防空袭、防核化生武器等内容的军事训练，强化提高学生的军事技能水平。积极协调承训部队开展武器装备展示、单兵武器操作等学生感兴趣的活动，增长学生的军事知识。[3]P18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组织开展轻武器的操作使用、军营一日参观等活动，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军事技能水平。
提高大学生的国防意识，是增强学生综合素质、实现高校国防教育职责的重点工作，也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系统性工作。作为高校国防教育工作者，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断探索研究新时期国防教育的新方法、新形式和新途径，努力提高国防教育水平，才能够有力推动高校的素质教育水平，培养出综合素质全面的优秀大学生，为国防安全后备力量的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一、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理论依据
关于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建立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之上，而互不干涉内政从本质上讲应当是一种严格的国家责任，即属于一国的内部事务，如果不涉及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国家公民、法人的利益，这种严格的国家责任是建立在充分尊重一国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一国以涉及人权、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区域民族独立等借口使用军事力量或者经济封锁等其他手段直接或间接干涉他国内政的时候，这种严格的国家责任显然有着很强的保护性作用，而且是国际法的正确规则。国家之独立乃国际法之基础，由于干涉是破坏国家独立之行为，因此也就违反了国际法。更有学者从人权保护的角度来论证国家内政之不可干涉性。认为所谓的国家被赋予合法性的资格．是因为人权的保障不可能处于一个真空物之中，需要某种政治机制去定义、促进及保护。而政治组织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人权，而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一分子，一国的社会则是立论在与的前提上。因此，干涉一国内政将构成基本权利的双重违反：一是人民能平安无虞地生活在没有外国人干扰的政治环境下的权利；另一则是国家本身基于其国内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和之权利。如果仅仅从严格国家责任的角度来看利比亚国内局势，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结论即利比亚的国内局势从根源上应当取决于利比亚国内的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无论是卡扎菲还是反对派，任何其他国家军事或者经济力量的支持都是违反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因为利比亚作为国际社会的独立的一份子，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取向应当完全取决于利比亚人民的意志，这是自由最为基本的要求，这也是国际社会最低限度的平等的体现。
但这样的结论显然不能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从两伊战争到伊拉克，尽管我们在对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采取各种所谓的为何措施之前，总会给自己找到一个或几个合适的借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整个二战以来，局部战争或是一国内战中强国对其内部政治力量的支持和干预是明显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而当前国际社会中存在的干涉他国的内政往往是因为干涉者们对于其他国家的社会缺乏整体上的认识，对一国的经济、政治、公民权利、以及民族种族关系等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从而否定该社会与其政府之间的和谐性，因此对其实施干涉，这是缺乏对一国社会状况充分了解与人权保护状况充分取证的基础上做出的不尊重涉国的行为.在今天，概念在历史上不断演变，其在国际法上被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属性，即外部独立与内部自主。“外部独立”可以理解为国家不受其他国家或组织之干涉与控制，这是一种正式的法律状态；“内部自主”则是指国家自行处理其国内事务之能力，是一种实质而非形式的状态。
因此．基于概念在国际法上所凸显出国家之独立、自主属性，国际法遂产生两项原则，即不干涉内政原则与平等原则，此二者正是国家的两个方面。不干涉内政原则是来自国家概念中的“内部自主”特性。所谓的不干涉是指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属于其他国家内部管辖事务的不干涉；而干涉代表着对国家和法律权益的损害。也就是对国家的侵害。
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例外：人道主义干涉
人权问题一直是各国学者争论的焦点，而人权保障也是有着并不能统一的国际标准从而使得人权问题一度成为国家间相互攻击的工具，而人道主义干涉则成为国际社会保护人权的方式，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在人道主义干涉事务上存在或多或少的争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国际人道主义干涉对于保障一国的政治稳定与国家安全，最主要的是保障人权，存在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利比亚内战爆发，这对任何生活在利比亚的本国或他国公民都是沉重的打击，在战乱状态下，人民最基本的生存的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从新闻媒体所能获得的信息来看，自利比亚爆发内战开始，双方估计有10000至20000人死亡，而这个数字目前一直保持着上升的趋势，其他国家在利比亚的投资也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此惨绝人寰又何谈人权，何谈正义。由此可见，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干涉在保护最底层人民基本生存权利方面是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的，但我们同时应当正确认识人道主义干涉的性质。
人道主义干涉是国家、国家集团、国际组织主要为保护涉国的国民不被普遍剥夺国际上公认的人权，而使用武力或使用其他强制措施。由于各国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民族传统的不同。再加上一些国家将人权作为推行其对外政策、干涉他国内政的一个借口，使得人权及人道主义干涉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更具有复杂性。与此同时，美国霸权主义的影响以及西方国家竭力在全球推行其价值观，推动联合国走向“新干涉主义”。笔者认为《》第2条第7款之所以采用“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事项的措辞，是为了防止联合国干涉那些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条约义务涉及的人权事项，是本质上属于国际法的问题，但人权的实施特别是司法保护则主要或基本上是依靠国内的机制，从这一点上讲，有条约义务的人权事项，可以被视为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只要存在着国家的，这种观点始终是能够成立的。而人道主义干涉的依据在于：涉国对本国国民实行残暴或迫害的罪行，以致否定他们的基本人权并且使人类良心震惊，这种行为就不再是纯属该国管辖的事务。
人权进入国际法领域后，与人权关系的实质在于国家的行使与人权的国际保护之间的界限、规则。二战结束后，原来被东西方对峙局面掩盖着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种族矛盾日益凸显，国家内部冲突明显增加，人权的国际保护重新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在全球化的新的条件下，旧式的国家安全观必须加以调整和充实，新观念的“国家安全”不只是一种对外的、单纯防御的东西，还应当包含国家内部各种利益团体的良性互动，如政治开明与民主程度、民族融合与团结程度、社会安全与稳定程度、经济发展与开放程度等，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承担人权保护的国际义务，是基于其国家内在的需要，另一方面，人权保护的实施必须以国家为保障。即使一国参加了人权公约承担了人权保护的国际义务，人权保护仍然要通过该国国内的立法、司法、行政体制得以实施。
三、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全球化时代遭遇的挑战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其直接的结果是把整个世界连成了一张紧密无间的网，各个国家的利益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整体，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影响都是全球性的，各个国家都开始懂得集体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各自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尤其的重要。
同时，从国际政治理论看，国际社会的秩序是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密不可分的，而且在这种状态下，国际法既是平等共处的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协调关系的产物，同时又对这种关系起引导作用。针对目前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贫富强弱、大小的差距．坚持国家原则和平等原则，反对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是当今维护国际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必要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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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丽华 传统理论发展脉络探析[期刊论文]-长白学刊 2006(02)
[3] 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 2007
[4] 殷仁胜，李国际．挑战与对策：全球化时代的不干涉内政原则
西北地区（甘青宁新）居住有多个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多样，也是丝绸之路旅游发展黄金地带和中国文化旅游发展战略地带。然而，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丝绸之路和“非遗”旅游如火如荼背景下，该地区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丝路旅游协同问题凸显，对边疆安全形成威胁。本项目基于新国家安全观和协同理论，拟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国家文化安全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现。
一、协同发展的意义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样性，是全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我国西北民族地区亦非常突出。由于社会转型加剧和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转型和变迁，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危机凸显，对西部边疆安全、多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崛起形成巨大障碍。因此，加强遗产保护传承，破解困局，显得极其迫切。而遗产保护传承和旅游协同发展，一方面可以提升体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效果，激发少数民族居民文化自豪感、自信心，实现活态传承，促进居民增收，促进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可以提升丝绸之路旅游价值，延长旅游者停留时间，增加消费，提升旅游满意度，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两者互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二、现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尽管存在巨大机遇和优势，但是，该区域发展现实却不容乐观，存在困境：第一，有民族体育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却无产业优势，更无协同实践优势和品牌优势，文化保护传承和旅游产业化协同水平较低，无法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对区域发展的带动和扩散效应非常有限；第二，部分项目开发较好，但整体协同开发较弱，资源无法得到优化配置，个别地方存在资源闲置和破坏现象；第三，现代化、全球化进程加快和边疆安全等问题日益凸显背景下，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加剧；第四，理念滞后，思维陈旧，经验不足，缺少理论指导，思想上重视度不够，依旧过度依赖门票经济；第五，体制机制不活，管理僵化，无法激活民间资本活力；第六，居民意识和文化素质差，缺少相应技能，社区整体参与度不高；第七，缺少宣传，对客源市场的感召力不足。
三、对策分析
在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协同发展已经存在许多成功个案。要促进遗产保护和旅游互动，需要首先借鉴相关经验。
例如：阿拉伯地区骆驼赛非常疯狂，不但促进了本地旅游发展，同时也促进了骆驼养殖和销售。
云南号称“民族体育王国”，在实践中努力将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体育文化和旅游结合，如“三月街”就很有代表性，融合民族节庆、体育元素和民族风情旅游，举办传统赛马项目，吸引东盟、欧、美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旅游者前来。
贵州“斗牛节”十分红火，促进了本地经济。他们积累了不少经验：重视宣传；退出精品，杜绝浅层次开发；注重本地各级各类政府、学术界、相关企业、社区居民的合作和参与；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环境；加强保障体系建设等。
因此，西北地区应该采取如下措施，破解困境：
第一，加强协调发展度。在拥有文化遗产资源优势的基础，努力形成产品和项目，和民族节庆、建筑、饮食、歌舞等结合，延长产业链条，从而打造品牌，形成产业协同实践优势。
第二，加强文化保护传承。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时文化的外表，没有文化的旅游毫无吸引力，也难以持久。应该通过多种模式，防止遗产流失，尤其要加大经费扶持来抢救保护濒危遗产，避免流失悲剧，确保民族传统体育费物质文化遗产既得到保护和展示，使得文化资源成为经济资源，并且得到优化配置。
第三，创新理念。及时根据时代变化，改变思维方式，客服依赖门票经济的思维陈旧，充分利用体育项目激情活跃的特点，得到旅游者青睐，满足其精神需求；同时改革管理体制，建设新的动力机制，激活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资本的活力。
第四，提高少数民族居民参与意识，提升文化素质，通过培养形成相应技能，建设专门人才队伍，同时促进社区整体参与度提高。
第五，合理规划，力求在旅游和文化发展规划中占据重要地位，最终通过发展成为新的增长点，切实改变丝绸之路旅大于游的现状。
最后，加大宣传。再调查旅游者行为基础上，通过在网站上进行促销等途径，对项目进行包装，对客源市场形成巨大感召力。当然，要是实事求是，不可无中生有，胡乱解说，或者不尊重少数民族自己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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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
一、地缘经济学界定
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颇有新意的国际关系理论。当然，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经济发展与地缘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是关于国家利益、经济现象和地缘关系的科学”。还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基于地理因素考虑争取国家利益的战略或政策。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强调“地缘经济学是一种战略，对军事对抗起缓冲作用”实际上，从目前地缘经济学的发展情况看，它既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还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它还远不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探讨的主要话题，它需要“一个明确、规范的定义，特定的研究内容，可供证伪的假设，而这一切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地缘经济学又称“后地缘政治经济学”，具有显著的政策色彩，它强调地在有限空间内争夺相对受益的竞争性政策，可能引起人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担心，使其发展陷人窘境；同时，从纯粹学术角度看，将地缘经济学拘囿于战略或政策层面是不科学的。因此，将地缘经济学称之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是恰当的。确切地讲，它应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理论范畴。
1990年，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战略专家爱德华·卢特沃克在海湾战争前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缘经济学理论。按照他的看法，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人了地缘经济时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临危险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在工业霸权争夺战中胜出》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政治和军事舞台转移到了经济舞台。国家间的竞争模式已经变为通过国家调控、参与来占领世界经济版图，提高目标市场的占有率。这种竞争新模式就是地缘经济学。美国兰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罗门指出，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将决定地缘经济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抢先启动的区域性贸易集团将在21世纪的经济和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L5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亨利·诺(HenryR．Nau)在《美国衰退的神话》一书中提出“权力经济学”(Powernomics)概念，认为地缘经济时代的国家目标依然是权力，经济活动应该围绕权力开展。只不过，这个权力更多是以经济来定义的，例如市场占有率、金融、物价和就业机会等。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为地缘经济学。即便将地缘经济学定位于学科上的学者在对其定义时也跑不出三个因素：地缘关系、经济手段、国家利益结合上文，笔者认为，地缘经济学较科学的定义应是：以民族国家行为体为主导，以地缘因素为地理基点和政策辐射点，运用国家干预色彩浓厚的战略经济手段获取国家利益和权力，夺取地缘经济时代领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世界相互依存趋势日益加强，各国面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普遍增多。而冷战的结束也为各国政治精英谋划治国方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在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的作用相对淡化的同时，经济、生态等“低级政治”的影响却愈加突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力量为先导的综合国力。过去的那种以对抗、冲突为主的竞争模式将让位于以协调、合作为主的非零和思维。但是，作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国家行为体追逐相对受益的本性不会因此改变。那么，民族国家如何在变换的时代特征下寻求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呢，这便是地缘经济学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已经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高级政治”让位于“低级政治”。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由于资源的稀缺，所有国家的本性还在于争夺相对利益。但是在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方式却是经济竞争取代军事竞争，“所有官僚机构发现的地缘经济作用的结果和由利益集团控制的地缘经济的结果，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案例中虽然各式各样，但是，从根本上讲，国家将按地缘经济的方式行事”。
(二)国际关系行为体增加，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夺经济优势
企业、组织乃至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地缘经济中来，而且在地缘经济时代，它们将和国家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它们将以“地缘经济”的名义寻求来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们是“朝阳产业”或“民族工业”，将更有可能获得支持。此外，国际层次的区域性国家组织、贸易集团、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也将在地缘经济时挥重要作用。地缘经济学的目标并不在于将国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国在世界经济中优势地位的获得及维持，其中，“竞争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权力的尺度是通过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获得的。凭借决定性技术优势占领未来市场的能力以及获得进入新兴市场的机会比控制实际领土更为重要。国家参与地缘经济争夺的方式是多样的，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经济外交等。“由国家提供或引导的产业投资资本等同于传统战争的要素——‘军火’，国家支持的产品开发等同于‘武器’的变革，国家支持的市场干预取代了在国外军事基地的‘外交影响”’。
(三)美日欧之间的竞争是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是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它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1)日本率领的环太平洋地区；(2)美国领导的西半球经济区；(3)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在未来的竞赛中，三个经济霸权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超过其他两个。无论哪一个实现了这种超越，都会位居领先，都会像英国主导19世纪，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为了维护美国经济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贸易政策成了克林顿政府经济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减少日本贸易顺差，要求日本“自动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额”，甚至要求日本进行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实施地缘经济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这样做
只有属于“世界事务的核心舞台”上的国家才有实施地缘经济战略的能力。因为只有这些国家之间才能真正摆脱传统战争的威胁，也只有它们才拥有实施地缘战略所必须的有效的官僚体制和行动能力。另一方面，处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区”的第三世界，它们担心更多的依旧是地区冲突、战争威胁等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它们或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追求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不是这些国家政府考虑的问题。地缘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三、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特征
(一)地缘经济学是经济／生态政治学的发展
经济／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是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依托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海沃德·奥尔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经济／生态政治学》，其主要观点是：(1)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转向经济／生态政治学，目前迫切的任务是改革国际经济体制，调整国际经济关系，适应冷战后经济和生态政治因素增长的需要。(2)冷战后，军事威胁减弱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也相对削弱；战争不可取，实力不可无，经济与生态将成为实力的主要构成部分。(3)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的和军事的，更包括经济的和生态的因素。以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安全体制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的创始人爱德华·卢特沃克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地缘经济时代，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向地缘经济学发展。其理论主张是：(1)意识形态的差异已不如以前那样重要；(2)按地缘政治标准划定的对手或敌手，在地缘经济时代可能同时是贸易伙伴；(3)对全球的最大威胁已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国际关系中“低级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显地超过“高级政治”(军事对抗和核威慑)。这一转向“开拓了超越国界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代”。可以看出，经济／生态政治学为地缘经济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地缘经济学采纳了经济／生态政治学诸多观点，它只不过在经济层面上的着墨浓厚了一些罢了。
(二)地缘经济学是新现实主义理论
新现实主义是在对传统现实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仍旧认可传统现实主义所坚持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的冲突和竞争模式；国家对权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属性等基本原则。它纠正、完善了传统现实主义若干不合时展的缺陷，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义派别。它在强调国家行为体是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同时，还点明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它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还说明了合作、协调获取绝对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强调军事安全攸关国家生存的同时，还阐明了经济安全对国家的至关重要性；最为重要的是，它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安全观，认为权力不再是最终目的，权力是获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这使其不再像权力政治那样极富进攻性而具有了某种自由主义式的协调性、融合性，为自身理论的发展开拓了视野。
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所有的经济较量都是国家利益驱动的。只不过，地缘经济学强调的是国家经济利益，它的实现表现在就业人口扩大、市场扩张和产品出新上。地缘经济学强调国家的经济权力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为了本国的利益，国家要追求财富、权力、市场和工作机会，任何对本国国际经济地位进行挑战的国家对本国的经济安全都会构成威胁。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冷战后主要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特别是经济上的竞争与对抗。地缘经济学尽管赞同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但仍旧把主权国家作为研究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对象。可见，地缘经济学是以新现实主义为指导的，它是新现实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的变种。说的严格一些，地缘经济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一员。
(三)地缘经济学是经济民族主义理论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形态，又称新重商主义、经济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学术界在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问题上存在多视角问题。罗伯特·吉尔平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或如最初所称的重商主义)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会实践发展而来，主张政治是重于经济的第一位因素，经济民族主义是国家建设最基本信条，它主张市场要服从国家利益，政治因素确定(或至少应该)决定经济因素”。肖夏娜·B·坦赛从政治主张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世界经济体制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以及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决定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各经济部门的活动”。即还有一种观点从区域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即为东亚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陈峰君对东亚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是：把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并赶超先进发达国家作为全国全民的核心任务；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杠杆作用，力图使之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为一体；在思想领域中利用东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简言之，倡导“经济兴国”。
上述定义存在明显失误。它们并没有阐明经济民族主义(尤其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重大特征和实质，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论局限和地区偏见。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本质属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但往往都被界定为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经济民族主义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权力和财富，这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所认同的民族利益。笔者并不赞同经济民族主义对政治权力的追求第一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这种说法，反之亦然。经济民族主义通过国家权力来增进民族经济利益，又运用经济实力来获取国际社会权力。经济民族主义将两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没有必要分出高下。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具有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双重特征。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范畴，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已不再像重商主义、李斯特历史生产力理论、凯恩斯贸易超保护理论等早期经济民族主义那样极富侵略性了。
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它并不排斥绝对收益，竞争、冲突是其主要思维，但协调、合作也被采纳。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趋势的作用和推动下，经济民族主义走出民族国家领域樊篱，将触角伸至国家周边并不断扩大外延，形成了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这不仅是对民族国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和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对第三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分别对旧有国际秩序的破坏和维护而言的，这分别是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和非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是否可以这样定义：出于忠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进民族利益的权力和财富。要求国家权力制定并实施符合这一考虑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保护、壮大民族经济并为民族经济的对外扩张赢取市场和资源。竞争、冲突是常态，合作、协调不可无，参与符合民族利益的区域一体化，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机制和秩序。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而产生的理论、主张、方针和运动。
地缘经济学要求国家运用公共权力推行战略经济政策，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培养国家经济竞争力，争夺世界经济优势。在强调国家干预这一点上与经济民族主义毫无二致。地缘经济学强调国际经济关系的地缘性。国家或地区间由于地域上的邻接性而产生地缘经济关系，当它们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些经济体就会汇合成新的更大的经济体并产生经济超常规发展现象。地缘经济学将世界经济划分为三个彼此竞争的区域经济集团，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运动将对世界经济的结构和性质产生深刻影响。地缘经济学的地缘性观点可以为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地缘经济学强调更多的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竞争和冲突，关心更多的是相对经济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地区之间由于经济产业结构、资源结构上的差异性，而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来共同促进发展，形成互补关系。地缘经济学的合作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对绝对收益的认可。
四、地缘经济学的启示
(一)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的目标是抢夺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成功的希望则是在高科技领域
如果一个国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电子通讯和新材料等领域中的专利权，它将不会受限于传统工业产品的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赢取较大优势；高科技经济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外溢效应不仅存在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报酬递增特点。还可以优化、升级国内产业结构，以乘数效应拉动国民经济健康增长。如果我国在高科技产出领域中，哪怕只在一个或几个方面占有主导权，带来的成果，则可以用滚动发展的办法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发明高科技专利的科学家是否属于中国，而现今中国羁绊人力资源创新的最大障碍恐怕便是体制的臃肿，因此，民族富强和国家昌盛需要的关键步骤便是富有生机的制度及机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直接表现为跨国公司、企业和个人在国际经济上的斗争，而实质是国家间、政府间、政策水平间的较量
中图分类号：E271文献标识码： A
一、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安全意识是基础
深化全员培训，提升安全综合素质。贯彻落实工程项目全员安全“强素质工程”，将安全理念及知识列为所有培训班的重要内容，当成必学必考课程。管理层，要重点加强国际、工程项目一流的先进安全理念和方法培训，提升安全管理力、决策力，做到正确决策，安全决策。管理层，要重点加强安全管理系统知识和法规理念的培训，提升安全专业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安全策划水平，逐步达到人人懂安全，人人重视安全，人人管理工程项目的局面。操作层，要根据岗位要求实施按需培训，不断强化“七个能力”培训，即基本的安全意识、基本安全操作、基本危害辨识与控制、基本的监护、基本应急逃生、基本自救互救、初期灾害的处置能力的培训，增强安全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安全执行力的落实。
坚持不懈实施班组长安全素质提升工程。班组长在现场管理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十分重要。按照国发23号文件的要求，保证班组长每年培训不少于24学时的要求，人力资源和安全管理部门共同进行在岗班组长安全能力水平和素质状况调研分析，根据中心班组长能力和素质的实际状况，做出班组长素质提升的培训方案，确保培训内容的连续性和不断深化，持续提高班组长抓基础安全的技能和水平，树立班组长是本班组的工程项目第一责任人的权威，赋予班组长现场工程项目的决策权、组织权、评估验收权、考核奖惩权、应急处置权等，对班组长工作给予大力支持，激发班组长工作激情。狠抓班组管理制度的梳理完善和执行落地，积极指导班组抓好人、机、物的优化配置，规范作业流程、工序转换、交叉作业、巡回检查等重点环节的管理和执行落地，推进实现基层班组工作要求指标化、工作内容标准化、工作步骤程序化、工作考核数据化。推进基层班组强化风险管理意识，优化风险管理模式，做到各环节风险严格受控。增强全员的相互关爱意识，自觉做到风险相互提醒、操作相互关注、违章相互纠正、安全相互保证。对发现的隐患立即提醒、逐级提醒、相互提醒，切实消除班组安全管理盲区，全面提升班组防范事故、保证安全的能力。
二、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安全文化是先导
安全文化是企业营造安全氛围，建设本质性安全企业的前提之一，安全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安全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人，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调动人的最大潜能作为基本准则。一般情况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都是要解决人的思想意识问题，只有靠先进的文化的素养的培育，才能逐步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安全管理也是一样，靠安全文化熏陶，才能使之思想上得到重视，不断引导和提高了人们对工程项目管理的认识，才能培养正确的安全意识，正确看待安全与效益的关系，才有可能产生自觉的、可控的安全行为。因此，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应将安全文化建设作为安全发展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不断促进持续改进和全员参与，使企业安全文化在安全理念传播与认同、安全环境布置与氛围营造、安全业绩考核与激励等方面都有较大改善，员工从思想到行为基本做到“我能安全”。把中心成立以来的安全管理经验和积淀进行总结提炼，参照国家提出的《企业工程项目标准化基本规范》和《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评价准则》标准要求，把安全、环境和职业健康三个方面进行统一考虑，按照一体化管理的理念，进一步规范、确定和提炼，建立适应工程项目开发中心的安全文化体系。不断扎实推进安全文化创建活动，为争创工程项目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奠定基础。
培育积极的安全态度，结合工程项目开展的新一轮工程项目承诺制，开展我的工作我负责的安全承诺建设，按照企业法人代表对政府监管部门、管理层对企业法人代表、项目中心负责人对企业管理人、层层签订工程项目承诺，落实好主动承诺的责任制。在承诺的基础上，开展工程项目诚信体系建设，所有的项目都纳入到工程项目诚信体系中来，根据履行工程项目职责和践诺情况进行授信评级，对安全诚信好，要给予一定的奖励，并从政策等方面给予倾斜和支持；对安全诚信差，要列为重点隐患排查的名单，加大日常巡查力度，要公开曝光，限期整改。同时通过对多年安全文化建设实践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归纳，系统、全面地提炼其精髓与特质，形成中心工程项目的观念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态文化，完成中心安全文化的纲领性的文件手册，指导各个基层单位培养安全文化氛围，不断推进符合企业特色安全文化的建设。
三、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基础安全是关键
不断提高安全管理的法治意识与职责意识。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要求和以法治安全的策略，在工程项目企业推进HSE管理体系的运行。要加强工程项目过程的安全风险管控。
加强对直接作业行为的引导规范。管理人员应认真履行自身的安全责任，要保持敏锐的安全观察力，要不断提高安全业务能力，在作业现场违章指挥，针对发现的“三违”问题，及时进行制止和纠正。要严格执行管理人员的工程项目责任制，选拔一些懂安全、业务熟练的人员充实到安全管理队伍之中，为工程项目进行过程中对直接作业的安全监管提供必要人员保障。要健全完善工程项目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使职工明白什么样的操作程序和操作行为是符合要求的，什么样的操作程序和操作行为是不符合要求的，切实规范直接作业的操作行为。
强化直接作业能力培训。首先改变直接作业培训方式方式，针对行业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加强员工队伍的作业技能培训。其次是强化安全教育，提高员工安全意识，严格安全的岗前考核。第三是注重和典型事故案例的教育相结合，通过对事故产生原因、危害的分析，使员工引以为戒，举一反三。
严格执行安全项目责任制。落实每个员工的工程项目职责，是工程项目工作应遵循的客观规律。工程项目做为一个系统性工程，只有确保整个系统中各个环节、各个部位、各个工种达到本质安全，才能确保整个系统的安全。落实工程项目责任制，首先要加强对企业主要负责人、管理部门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考核，提高其安全意识，发挥表率作用。第二是督促一线班组长落实好责任范围内的安全责任。定期不定期地对班组长进行安全考核，对那些只重工程项目效率不重视工程项目、不严格执行安全责任制、经排查所在班组的安全隐患多、“三违”多班组长及时进行更换。
严格执行岗位操作规程，有效减少和消除“三违”行为。习惯性“三违”现象是导致工程项目事故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对于检查中所发现的习惯性“三违”现象要及时进行制止，在企业中进行全员教育，对于屡教不改的员工，要及时开除或换岗，同时对于能够严格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工程项目工作做的较好的员工，及时给予表彰奖励，激发出广大职工自觉遵守操作堆积和工程项目法律法规的主动性，激发出自觉排查隐患的积极性，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有效减少和消除“三违”现象，控制伤事故的发生。
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在企业安全管理体系下，随着国家安全管理政策调整、工程项目行业标准修订、市场需求变化，以及企业工程项目目标任务变化，结合不断变化的企业内外部环境，工程项目管理中心须及时对安全管理制度进行修订，使之具有时效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企业要根据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原则，做好安全管理组织机构的顶层设计。继续建立完善与企业业务、发展规模相适应的安全管理组织机构，配套相关人员。结合中心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解决安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素质再提高问题，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机构，加强安全队伍建设。
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企业坚持工程项目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领导分管负责制，安全总监具体负责制，安全管理监督工作保持一部一站、部站分设的管理模式，安全处负责安全综合管理工作，安全监督站负责安全监督工作。各管理区成立安全管理监督组，继续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和监督网络。做好调研和规划，不断配齐安全、职业健康专业管理人员，不断提高业务的管、控能力。继续贯彻落实三级安全主任监督、四级安全监督制，把符合条件的安全技术人员聘任到安全主任监督、四级安全监督岗位，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取得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的人员。
四、工程项目安全管理，管理体系是重点
进行新一轮全员安全管理体系知识培训，重点宣贯GB/T28001-2011新标准，加强对安全管理体系的深度培训和理解，增强全员安全管理体系的执行意识、风险意识，使全员了解管理体系的实质，强化安全风险核心管理，有效开展工程项目和管理过程的安全危险危害因素辨识和风险评价活动，全面提升对工程项目进行风险的管控能力。
强化事前预防管理，进一步明确责任，按照《工程建设项目安全设计管理导则》，在新建设项目、新技术推广、新工艺应用、新设备采购等环节上，在设计阶段就进行危险与可操作性的风险研究分析，做好安全危险危害因素识别、风险分析，落实风险控制措施，把可能的隐患消灭在事前阶段，提高单位对项目风险的管控能力，做到安全关口前移。
加强体系内部审核的管理，重点培养一批有审核能力的内部审核员。采用内外培相结合的方式，培训一批即懂得各项业务又懂安全管理体系理论的内部审核员，解决内部审核员缺乏和能力不足的问题，不断满足内部审核的需要，规范和有效开展内部审核活动，逐步为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激励、闭环管理、持续改进提供人才保障。
全面贯彻落实工程项目企业标准化规范化要求，近年来，国家工程项目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企业安全工程项目标准化基本规范》等工程项目标准化规范。企业应以此为契机，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工程项目企业标准化规范”与安全管理体系异同点的研究，整合相关标准和要求，开展工程项目标准化评比工作，对已达标的分项目，要分级指导和监管服务，帮助提升水平、加快改进；对未达标的分项目，以及尚未开展标准新建、改建和扩建以及有新工艺工程项目的分项目，要抓紧组织制定地方安全标准和规范，全面推进标准工程项目作，切实把中心安全管理体系与之有效整合，结合实际，优化建立一体化的体系，既满足国家标准化规范的要求，又符合中心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便于运行和管理，减少管理内容重复现象的发生。
完善企业工程项目管理委员会职责，探索企业工程项目管理委员会对解决重点、难点安全管理问题的管理评审机制和项目化运作机制，负责人亲自实施项目挂帅。出台相应的运作制度，定期开展管理评审和项落实活动，确保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力和有效决策，不断推动安全管理体系扎实有效的运行和持续改进。
继续规范和完善运行模式，按照基层班组的工程项目类型，利用系统化的思想分别制定规范内容，把基层所有相关的安全管理工作全部纳入到其中，重点围绕工程项目进行的安全风险及其控制措施，进一步规范基层站队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应该做的事情和正确做事的准则，不断强化职工的风险意识和操作能力，贯彻按标准做好工作就是工作的标准的要求。逐步实现安全管理唯一运行的文件，克服体系理论与实际操作在基层脱节的现象，克服体系的复杂化，基层不愿执行的现象。
强化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工作 ，体系运行就是落实管理体系规定的各项工作，我们需要好的体系，更需要好的落实，并且落实工作也是体系管理的一个最关键环节，无论多么好的体系，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落实，就变成一纸空文，更重要的是，不重落实一旦形成习惯和风气，将会影响整个体系有效运转，甚至会导致体系的失败。体系运行是一个全要素、全员、全过程、全天候的执行过程，应事先进行培训学习，起到宣传警示的作用，使全员都做好执行的思想准备。体系应在任何情况下对所有的职工统一使用，一视同仁。在职工中不断提倡格守制度规则是一种品格、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诚信，更是职工应尽的一种责任。
进一步融合体系运行与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在进行安全管理体系修订工作时，充分探讨安全管理体系与日常安全管理的关系，重点策划好安全管理体系文件与日常工程项目活动的接口、与年度工程项目承包目标的接口、与新业务方面的管理接口、与上级不断更新的管理要求的接口、与部门日常管理制度的接口等，策划方案要达到即能保持体系基本文件结构和基本内容相对稳定，又能体现日常频繁变化的要求，并能纳入体系一体化运行。特别要策划好与法律法规、标准的结合以及实际工作内容的结合，增强安全管理体系的符合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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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煤炭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水平；相应措施
【Keywords】 coal enterprises； safety culture； construction level； corresponding measures
【中图分类号】TD8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17）05-0094-02
1 引言
煤炭企业在安全文化生产的过程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企业安全生产和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不断地规范安全的意识和行为，从而使企业文化的建设得到相应的改变，确保煤炭企业的发展[1]。随着国家的经济不断深入，我们必须通过安全文化建设水平的提高来确保煤炭安全生产，保证煤炭企业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2 煤炭安全文化建设与煤炭安全生产的必要联系
安全不仅仅包含管理机制、装备等各项技术，还包括人的安全意识等各方面，只有在煤炭安全生产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安全文化的建设，而安全文化的建设，又能反作用于安全生产，因此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必须协调安全煤炭安全生产之间的联系，实现生产环节之间无伤害、无事故的战略目标，最终保证煤炭企业的安全发展。抓好安全文化建设也是目前煤炭企业的重要任务，安全生产关系到煤炭生产职工的具体生命安全，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员工作为安全宣传的对象，加强安全生产意识责任的落实，强化行动和操作水平，保障职工的具体利益使煤炭安全文化逐步改变，推动煤炭安全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3 煤炭安全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目前我国煤炭安全发生事故的原因包含四个方面：
第一，主要是指相关工作人员安全文化素质水平较低，不能达到相关的安全要求。随着煤炭企业的不断发展，大量的农民工涌入矿山，是整个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劳动力量，但是由于农民工的安全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在实际工作的经验中，常常顾着工作而忽视自身的生命安全，不懂具体施工方案，对于相关仪器的操作不能有序规范。因此，煤矿安全事故意识薄弱是煤炭安全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第二，职工方面存在着操作失误的情况。实际上，煤矿企业所掌握的技术是比较成熟的，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探索，工程技术人员们已经探索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煤炭开采体系，然而，有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微小失误就有可能会造成煤矿工作的大灾难。
第三，部分工作人员存在着营私舞弊的现象。有的工作者思想态度不端正，他们没有对本职业投入足够的工作热情，并存在有假公济私和偷工减料的现象，这对于企业的整体结构而言具有不利影响，同时会造成安全事故频发。
第四，地面安全防范工作没有做到位。煤矿企业必须要格外注重地面上的安全防护工作，因为地面工作和地下工作同样重要，如果地面发生重大事故，那么地下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4 安全文化建设在煤炭安全生产过程中的主要作用
第一，安全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员工树立正确的观念，将企业做大做强。在煤炭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加强员工思想文化建设非常重要，有利于实现企业的安全生产，煤矿开采工作顺利进行，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够保证企业生产的正常盈利，对于企业做强做大具有重要的帮助，因此企业必须加大在煤矿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争取为员工树立良好的工作环境，加强员工思想文化的建设。在市场化不断推进的现阶段，煤矿企业相对来讲竞争力较大，因此我们必须要提高煤矿企业在生产中的市场地位，必须要加强企业员工凝聚力，吸引人才，不断反思和提高，只有把煤矿安全生产深入到职工群众的生命财产过程中，才能使得企业不断改革发展，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保障他们的财产和生活，维护煤炭企业员工的利益。
第二，必须加强各级部门之间职责体系的完善，提高煤炭企业的质量安全。这主要是指质量标准对于煤炭安全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也是影响企业安全的重要因素。必须加强质量安全管理，煤炭企业各部门职责做到责权利明确划分，保证煤炭企业的质量问题，在出现问题的过程中，各部门之间避免出现互相扯皮的现象。对于企业开展安全质量工作要提前做好长远的规划，对于相关的领导队伍建设有步骤地进行，培养相关的管理人员，及时进行安全管理工作的推进，加强安全宣传意识，保证实际工作落实到位。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必须也要求煤炭企业员工上岗过程中持相关的证书，建立各项安全制度，对矿工进行及时地培训和安全教育，各部门之间也要互相帮助，互相合作，同时，又要互相制约，互相监督，从而使得安全工作落实到位，对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工作及时处理。
第三，加强精神文明方面的建设，不断提高员工的专业素养。随着新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煤炭企业不断追求经济效益，但是我们必须也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建设，从而提高员工的专业技术素养。目前，我们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与职工文化水平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任务，只有不断地丰富煤炭企业提供的建设活动和业余文化生活，才能将它们作为重要工作，实现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同时，职工的整体素质不仅仅包括自身的职业道德，还包括职工的安全和业务技能两个方面。煤炭职工的综合素养虽然不断地提高，但实际生产过程中仍然存在部分员工专业素养过于低下，综合素质不达标，安全意识薄弱的情况，因此我们要通过培训来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在对员工进行培训的过程中，企业必须要通过相关的规定制定合理的培训内容和目标，对员工的安全技术进行实际的规划，使员工掌握系统的工作内容，同时要培养员工树立相关的安全意识，帮助员工的业务技能培训得到有效的提高，完成煤矿的面积广、分部点多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第四，必须在安全文化对煤炭企业生产重要性研究过程中突出重点内容，研究煤炭生产的时效问题。在煤炭安全文化宣传过程中，我们必须加强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通过不断丰富安全建设的内涵，提高宣传的作用，加大安全文化建设理念和相应的力度，使其真正了解安全文化知R，加强安全文化理论的掌握，帮助员工对安全文化建设的方法进行配合[2]。同时，我们必须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对其中的管理内容不断细化。煤炭企业安全工作的重点内容主要是在井下工作现场，帮助职工进行自觉行为，加强安全现场管理是整个安全工作的主要环节和重要手段，企业必须认真学习党和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对实际的工作进行有针对性的操作和管理，保证安全管理做到有章可循。
综上所述，煤炭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因此煤炭企业在安全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必须通过有效的手段进行宣传，加强煤炭企业职工的思想意识，落实其相关的安全责任，树立相关的安全观念投入到煤炭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地建立相关的制度约束工作人员的行为，促进煤炭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近些年来频发的儿童溺亡、坠楼、车祸等伤亡事故，大多与监护人疏忽失职、未能真正履行监护责任直接相关。人们在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同情的同时，也在一直试图建立某种机制以真正实现对未成年人权益的有效保护。天津大悦城两个孩子不幸坠亡的悲剧，再次将监护人失职行为导致严重伤亡后果的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李铀等政协委员更是在两会期间联名提交了《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失职（疏忽）行为入刑的建议》提案，呼吁对失职监护人进行必要的刑事责任追究，这也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法律责任承担问题的密切关注与广泛讨论。
一、监护人失职行为追责现状
受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影响，我国立法对家庭关系的调整相对简单粗糙，监护制度和未成年人保护的规定大多散见于各部门法条文之中，其政策性价值远大于实用性追求，且规定较为原则，缺乏现实可操作性。制度适用范围的局限和配套举措的不足，使得法律对于未成年人优先保护的立法初衷难以通过相关制度的实际落实发挥应有的保障性作用。对于因监护人严重过失的疏忽失职行为将孩子置于危险境地造成严重伤亡后果的情况，通常可以将该监护人视为最终伤害结果的直接侵权行为人。[1]然而当前国内立法尤其是刑法对此问题尚缺乏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的责任追究缺乏具体条文的支撑，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另一方面，被害人由于年龄限制以及死亡或重伤等现实情况，不可能也不具备主动提讼的能力，监护人职责的履行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同时社会公众往往基于同情心理将父母视为悲剧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事故发生后的舆论焦点也大多集中于对孩子逝去的惋惜和对监护不力的道德谴责。公安机关在法律规定缺失或存疑的情况下，常基于传统观点推定监护人在伦理层面不存在犯罪故意和主观恶意，并不会主动介入调查，检察机关也极少针对监护人的具体过失行为提起公诉。因此，纵观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类似案例可以发现，此类事故大多以父母的痛哭流涕和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而告终。对于监护人的责任追究主要侧重于民事层面，且其具体手段大多体现为提醒、训诫和教育批评，极少追究涉案监护人的刑事责任，而真正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监护失职行为予以评价和制裁的案例更是极为罕见。
二、监护人失职责任追究的争议
诚然从客观来看，所有导致儿童伤亡结果发生的意外事件多数与父母监护职责的缺失直接相关，然而该类疏忽过失行为是否确有必要被纳入刑法的规制范畴作为一种犯罪行为来进行调整，本质上体现了国家刑罚权介入私人家庭关系的限度问题。不同群体从自身角度出发对监护人失职行为的责任追究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主张，其争论局面更有借助“入刑提案”的提出而愈演愈烈之势。
（一）主张入刑的赞成论
在刑法教义学框架内对事故的发生加以分析可以发现，父母在有选择合法行为可能性的情况下，由于疏忽大意的过失制造了不被法律允许的现实风险，并切实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符合不法性和有责性的构成要件。具体到大悦城事件中，商场的围栏高度完全符合国家安全标准，若非家长抱着小孩，并不会发生坠亡悲剧，父亲对孩子可能从高处摔落应当具有预见可能性，因此其行为依照现有法律规定，完全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并不属于意外事件，依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有必要对其监护不力的事实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提案人在统计并分析未成年人意外伤亡事故的基础上，结合部分西方国家有关监护制度严格规定的现状，指出我国当前针对父母严重失职行为法律制裁举措空白的不合理性。并进一步提出，应当将散见于各部门法中有关未成年人保护，尤其是针对监护人疏忽失职问题的规定，进行系统化的规范论述。同时可以考虑在刑法中设置“监护人失职罪”或“儿童监护疏忽罪”，通过明确具体入罪条件和刑罚种类，在办案环节区分不同被追诉人主观过错程度和实际危害性，对怠于履行或不适当履行职责的行为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从而在惩戒失职监护人的同时，平复公众负面情绪，实现对未成年人权益的有效保护。[2]针对社会公众出于同情心理，认为追究法律责任有违人道精神的观点，主张追究刑事责任的赞成论者引证“国家监护”概念，认为父母对孩子的抚养和照顾，并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私事，不能因感情因素混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3]尽管被监护人由于生理心理原因，始终处于脆弱并依赖保护的特殊境地，但必须承认其并非父母的私人财产和附属物。孩子作为独立个体，享有自然人的基本权利，监护人的失职行为作为漠视自身监护职责的直接体现，应当接受法律的制裁。另一方面，刑罚的适用与否和轻重程度，受最终危害后果与行为人主观心理的影响。父母的丧子之痛确实值得同情，但不是排除刑法适用的依据。我国法律并未规定特殊关系可以免受处罚，将监护人身份作为责任豁免事由，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正义理念严重背离。长久的心理阴影无法替代身体的伤残与生命的丧失，因此只能作为主观悔罪表现在量刑时加以考虑。当前针对该类案件的批评建议、舆论谴责等处理形式，缺乏必要的威慑力和预警作用。社会公众在父母亲权这一落后监护观念指导下，基于普通民众的善良公识主张对失职监护人的不予追究，是在对行为违法性本质认识不足的情况下，包庇纵容父母过失的表现。[4]过分强调刑法谦抑性是对不法行为的放纵，不能用同样的善意和同情揣测并谅解每一位伤害孩子的监护人，因此进入司法程序是当前最为公平合理的选择。这有利于发挥定罪量刑的惩罚意义和教育引导作用，通过惩戒部分监护人的失职行为，倒逼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
（二）反对入刑的否定论
刑法作为剥夺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最严苛制裁，应当限缩于必要的最小限度内，以免不当波及生活领域。因此对于监护不力导致伤亡的失职行为，是否严重到足以被纳入刑法的规制范畴进行讨论，有必要审慎权衡其行为是否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即是否同时具备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处罚性。同时对于不法行为的惩处，应当避免片面追责和惩罚犯罪的教条主义观点，在坚持罪责刑相适应的同时，秉持刑法谦抑性原则，对行为人予以适当的法律评价。刑罚的目的集中体现在惩罚和预防犯罪两方面。从预防犯罪的角度分析，该类情况较为罕见，即便不处罚也不会引起他人模仿的危险，普通家长对于子女的重视和疼爱，更不会因为入刑与否而有所区别，刑事处罚不能实现一般预防的应有功能。另一方面，对于失职监护人而言，孩子的意外身亡所带来的内心谴责和痛苦程度，远超于刑法的否定评价与潜在刑罚，对缺乏预防必要性的行为人进行惩处，无法实现立法的特殊预防目的。同时，对本就是受害者的父母施加刑罚，在传统道德角度无异于雪上加霜的株连行为，严重违背人性伦理和法治文明精神。父母作为当然监护人，依法履行抚养、教育、保护职责，其出于人性本能普遍希望孩子可以平安健康成长。然而未成年人因活泼好动的天性受到意外伤害，从常理上看属于防不胜防的特殊情况。加之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压力和抚养成本等现实原因，使得监护人的生存压力与日俱增，监护职责的履行难免力不从心。[5]另一个现实问题在于，父母同为法定监护人，疏忽失职究竟对谁入刑存在疑问。尤其对于离异家庭、收养家庭、临时委托监护人等现实状况，更是缺乏实际操作可能性。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过度强调和依赖立法的做法极易产生严重的刑罚副作用，对于过失的认定、责任人的选择、刑罚的配置等问题，在当前司法大环境下均存在一定难度，草率立法和入刑只会损害法律的权威。
三、监护人失职行为的规制举措
监护失职行为的刑法争论集中体现了传统理念与现代人权间的冲突选择问题，如何有效平衡情理与法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当前讨论的重点所在。首先应当承认和肯定的是，这种争论本身是观念进步的体现，因为只有厘清责任关系，才能真正实现惩戒、警示与保护的价值追求。因此，在强调刑事追责必要性的同时，必须准确把握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在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有关未成年人保护与监护制度优秀经验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现状，针对性的探索并制定出适应中国国情的具体法律规制模式，并进一步借助相关配套措施的建立和完善，增强制度的实际可操作性，通过积极发挥各方主体的能动作用，真正实现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全方位保护。
（一）监护失职的追责依据
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学说影响，认为子女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因此在未成年人监护问题上，始终存在重家庭责任、私立自治，轻国家监护与公力干预的情况。民众普遍认为孩子属于家庭，且家庭内部关系应当排斥国家法尤其是刑法的强制干预。然而与中国根深蒂固的父母亲权主义观点不同的是，英美法系国家以国家亲权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理论根基，国家身为最终监护人始终负有并应当积极履行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责，其更以法律形式明确赋予国家强制干预与制裁的权利。美国将疏忽照料儿童的行为视为虐童行为，许多州都明确规定禁止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若发生意外将可能面临责任追究与剥夺监护权的风险。德国、日本则是将父母监护不力致使儿童处于无助状态的行为纳入遗弃罪进行刑事追究。香港、法国也对类似情况做出了明确规定……[6]横向审视的目的在于以比较法视野提供看待中国法的新视角，家事领域并非刑法，监护权的底线在于不能威胁和侵犯孩子的生命安全，因此对于道德和法律义务的违反必将付出应有的代价。好的法律应当与社会环境相适应，在契合刑法目的的情况下对家事行为予以规制，要求将未成年人的实际保护与监护人失职行为的责任追究放在我国当前社会现状的基础上进行考虑。留守家庭、城市双职工家庭、离异家庭等现实监护难题，加之近年来二胎政策的开放加重了监护人的抚养成本和监护压力，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致使国家不愿也不敢轻易介入家庭关系调整领域，对于失职监护人的惩处更不是简单的纳入刑法范畴可以解决的。然而承认和强调传统观念与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以及现实的追责难度，并不构成否定法律介入的借口和理由。出于对父母监护职责天然属性的善意推定，无异于鼓励具有谋杀意图的部分精明父母采取虚构过失场景的途径杀害子女，其实际造成了责任追究的严重疏漏。因此有必要正视监护职责的社会属性，将之作为法定义务严格管控。对于失职监护人的刑事追究，并非意在科以重责，而是通过处罚少数极端案件中的父母树立典型，唤醒民众的责任意识和安全观念，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目的和警示作用，避免类似悲剧的再度发生。
（二）责任追究的路径选择
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其重要性与脆弱性决定了应对之进行特殊保护。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当务之急是对现有法律中的相关内容进行细化和完善，使其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同时应努力构建针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体系，坚决追究监护不力父母的法律责任。责任追究的具体路径选择应综合考虑监护人失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主观过错程度，对于造成危险状态以及可能出现危险的疏忽失职行为，没有造成实际伤害后果的，可以根据具体情节，对行为人处以训诫、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针对造成轻伤后果或是导致孩子心理障碍情况的监护失职行为，可将之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根据实际过错程度给予轻重不同的法律制裁。[7]当造成未成年人重伤或死亡严重后果时，则应果断将之纳入刑法领域，追究失职监护人过失致人重伤或过失致人死亡的法律责任。我国刑法在家事领域设置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遗弃罪等具体罪名，因此将父母过失导致子女伤亡的监护失职行为纳入刑法范畴并不突兀。同时该行为对子女的实际伤害程度和社会危害性远大于现有家事犯罪的罪名规定，进行刑事处罚也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过失致人重伤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并没有将父母排除在适用主体之外，从罪刑法定原则来看，适用该罪名进行归责并不存在法律规范障碍。需要明确并强调的是，现行刑法中的过失致人死亡罪与过失致人重伤罪已足以对父母的严重失职行为发挥惩戒作用，无需画蛇添足的增设新罪名，过度依赖立法调整社会矛盾的做法是对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也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司法现状与理论基础。出于尊重传统文化、维护家庭关系的考虑，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法律评价机制，对家事领域的介入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规制的广度和深度也有必要限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只有当监护人存在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且二者间存在因果关系时，才有必要进行刑事追责。这就要求办案机关结合危险源的现实状况与家长注意义务的违反情况，在充分调查核实相关证据材料的基础上，得出严谨且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追究刑事责任并不等于判处特别严厉的刑罚，对于主观恶性轻微、社会危害有限的监护失职行为，可以在量刑上予以从宽评价，甚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判处缓刑。总而言之，面对频发的儿童意外伤亡悲剧，刑法不能以传统文化与法律空白为借口不予作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讨论和争议也从侧面体现了该问题的规制紧迫性。现阶段可以积极发挥案例指导制度的能动作用，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对监护人失职行为的责任认定、定罪量刑等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和阐述，从而为实务工作者提供权威性的法律适用依据，并进一步推进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三）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
为真正实现预期的惩戒与警醒目的，实现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全方位保护，在法律规定完善的同时，还需要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持与配合。对失职监护人判处刑罚，通常伴随着监护权的限制乃至剥夺，这就涉及到儿童的安置与抚养问题。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对监护人资格的撤销有所规定，但其申请主体、责任转移与职责承担等问题在现有立法中尚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也少有类似先例。因此为使刑事制裁实现应有作用，而非造成二次伤害，当前首要任务在于发挥国家的监护职能，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监护替代制度，通过儿童救助机构与临时看管机构的配套建设，由可靠的公益监护人承担替代性监护职责，进而逐步构建起完善的未成年人监护体系。诚然，替代监护机构的人员组成、责任划分、资金来源以及监护权之间的衔接等问题在现阶段存在一定操作难度，但这并不构成不作为的借口。当前可以通过资金与政策的支持，鼓励并发展社会组织与民间机构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加强对组织构成与成员资格的审核力度，实现国家公权力对监护领域的有效介入和监管。为了避免部分父母逃避抚养义务故意将监护责任转嫁给政府的恶意行为，建议在剥夺父母监护权的同时，附加适当的经济制裁，并将之针对性的用于对孩子的监护教育领域，进而有效保障监护机构的正常运行与未成年人的生存发展。传统观念认为为人父母乃是人之本性，无需专门的教导和培训，但是对于不履行或者不当履行监护职责的失职监护人，有必要对其进行强制性亲职教育，在针对性的学习并通过相应考核之后，才能考虑恢复其监护资格。
（四）社会各界的有效参与
未成年人意外伤亡的悲剧让人痛心，然而这一问题解决，需要道德、法律、家庭、社会等各方势力的共同努力。监护人的严重失职行为作为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应面对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评价，不能因传统观念的桎梏而让善良绑架了法律。过分包容乃至放纵父母的过失并非真正的善意，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才是法治社会下的理性选择。公检法等各部门，应坚持有法必依、从严执法的务实态度，厘清情理与法理的界限，对严重的监护失职案件应积极介入调查，并采取必要举措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当前工作重点在于以适当方式向民众进行普法教育宣传，通过积极的学术争议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社会力量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未成年人的保护事业之中。同时应重视和强调对父母的教育引导工作，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亲职教育活动，提高父母的实际监护水平与责任意识，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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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超过了67％，其中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了37％。这样高的贸易依存度在世界各大国的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例如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日、德三国，目前只有德国的出口依存度超过了30％，日本和美国都在10％上下，日本在出口依存度最高时也不过16％，美国则从未超过12％，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已经不应该继续允许贸易依存度的上升了。
如果未来2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7.5％，贸易增长率平均为8％，则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肯定还会继续上升，到2030年可能会上升到72％以上，这样的战略目标设计是否有问题呢？
当我们讨论中国贸易依存度的时候必须看到一个新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动力源的变化。自上世纪60～80年代东亚地区相继出现经济“起飞”的各经济体，虽然都是靠出口高速增长带动工业化加速，但外资企业在出口中的比重都不高。例如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可在出口中外资企业的比重几乎等于“零”；“亚洲四小”在197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外资出口比重不超过8％；而东南亚“五小虎”在198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外资企业出口比重仅占到20％。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出口迅猛增长的主要的推动力，到2005年，外资企业出口比重已经达到58.3％。如果不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新的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了巨浪，在中国也不会出现自1990年代初以来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出口高增长，因此，绝不能用所谓的历史规律来硬套中国今天的现实，只进行笼统的比较就提出中国贸易依存度过高的结论，而是应该依据国际经济环境已经深刻改变的客观现实，来重新认识与设计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否则就会痛失促进中国加快工业化速度的最有利国际机遇。
外资真到了该限制的时候了
据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目前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在有些产业领域甚至超过了90％，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某些产业领域，外资企业已经形成了闭环的产业链条。在当前讨论有关利用外资积极意义的时候，许多人似乎仅认为外资对促进中国就业有作用，而在经济安全、技术创新、民族工业发展等诸方面，外资都已不具有积极作用了，在保护环境和抑制国内资产泡沫方面，外资甚至发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由于中国目前已经开始出现庞大的资本剩余，许多人认为目前已经到需要限制利用外资规模的时候了。
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政策制定者的责任，是必须分清楚在一个事情中是好的一面大还是坏的一面大，权衡利弊才有正确的取舍。中国在资本方面虽然已经可以不依赖外资，但是在仍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科技与技术水平差距的阶段，只要扩大引进的外资是带有高技术含量的，从总体来说对中国就是有利的一面大。
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由于新的全球化格局仍会继续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下一步产业转移的重点将集中到重化工业方面，而重化工业不仅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更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继续鼓励扩大外资流入所获得的利益，将会通过中国重化工产业获得更快的产业结构升级速度，更快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等方面展现出来。反之，中国如果不抓住这个机遇，就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获得，中国就会在新全球化的增长格局中落后、掉队。
外资流入扩大的确会对中国的许多重要产业领域形成控制甚至垄断，但首先是要看这些生产能力是否可以被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利用，为充实中国的国家经济实力作出贡献。从改革开放以来转移到中国的外资企业实际情况看，这些外资企业一般都会是先满足了中国国内的需求，多出部分才拿来出口，有些行业中的外资企业目前外销比率很高，但首要原因不是不愿意扩大内销比重，而是在现阶段中国的内需还吸纳不了，随着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外资企业的内外销比率也会发生改变，也有许多外资企业原本就是奔着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来的，这就是一个推动中国产出增长与满足国内需求增长的过程。日本和“亚洲四小”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的所谓“高速增长期”一般只能持续10年左右，但中国从1978年至今，已经创造出持续28年高增长的世界奇迹，其中不仅有改革开放的功劳，也是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所以只要流入中国的外资可以服务于中国的供给与需求增长，尽管会在许多领域取得垄断地位，仍是积极的一面大。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外移，已经导致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增长速度的长期下降趋势，以美国为例，制造业占GDP的比重1990年还高达25％，目前已经下降到13％，新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还不到1％，所以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首先是改变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对比关系，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
此外，由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科技人才的工资水平，一般要比发达国家低80％，这样就吸引了发达国家逐渐把研发中心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才得以迅速成长和扩大。外资企业虽然可以不断扩大在中国的产业领域，但人才是可以流动的，这样就为中国本土企业在未来的发展准备了人力资源条件。
没必要担心引进外资会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
许多人担心，中国不断扩大利用外资规模，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依赖，从而不仅会阻碍本国的技术创新，还会由于发达国家对技术转移的限制，使中国的技术进步永远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甚至使国家安全失去保障。
从科技进步看，物质产业的发展才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物质产业发展失去了比较优势，已经被迫走上了只能以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的物质产品相交换才能生存的“虚拟资本主义”道路，科技发展的速度因此而显著缓慢下来。例如，美国最近几年的GDP增长中，有超过50％是被房地产业拉动的，而在房地产业中，即便是建筑5A级的高智能化写字楼，其科技含量也不超过15％，所以美国的许多精英人士都在担心，由于美国物质产业发展的“空心化”，将会导致美国科技发展也停滞。2004年由戴尔、惠普等美国高科技大公司提供的一份报告说明，过去20年里，美国在全球高科技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31%迅速降低到18%。与此同时，中国、韩国和其他亚洲新兴国家的高科技出口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则从7%上升到了25%。1989年到2001年里，美国的高科技产出只增加了一倍，但是中国的高科技产出却上升了8倍多。报告还指出，美国培养的理工科人才也落在了亚洲国家后面。以2000年为例，亚洲国家的大学颁发了大约120万份理工科的毕业证书，而北美洲的大学只颁发了大约50万份毕业证书。人才培养速度的缓慢已直接影响到美国在理工科研究领域内的新发现。报告说，在1988年到2001年期间，美国发表的理工科论文只增加了13%；而包括中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则增加了492%。此外，亚洲新兴经济体投入研究的资金也直追美国。报告说，在1995年到2001年期间，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研究投资增加了140%，而美国只增加了34%。
直到2004年美国的海外投资年收益仍然是正值，但当年美国的海外投资总额已经比外国投资到美国的投资总额少了3万亿美元。美国许多精英人士曾据此骄傲地说，这是因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发达，知识产权的回报率高，但是2005年美国的海外投资收益却首次出现了逆差，说明美国的科技进步速度与输出知识产权的能力已经开始萎缩了。种种迹象说明，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内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领先地位，如今已经开始动摇了。
反观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最艰难的“爬坡”阶段，从长期看，国内能源、矿产和主要农产品(24.99，-0.51，-2.00%，进入该吧)都存在着巨大的供给缺口，也不可能永远靠从国际市场进口满足需求。发达国家以占世界13％的人口规模，却消耗了超过世界2/3的能源与矿产资源，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也走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的老路，把完成工业化任务建立在石油、煤炭和钢铁等传统能源与原材料上，根据世界现有的资源供给可能计算，大约只能维持30～40年，而且会面临着剧烈攀升的资源产品价格与巨大的环境压力。这就逼迫中国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向科技进步要发展空间，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而成为推动中国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并会据此占领世界科技进步的巅峰。
1994年，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第一次超过轻纺产品，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十年后中国机电产品贸易首次出现了156.7亿美元的顺差，2006年前11个月则猛增到623.3亿美元，增长了3倍。在2005年中美贸易中，按美方统计为中方顺差2020亿美元，在中美贸易所涉及的98大类产品中，75类工业制成品都是中方顺差，其中不仅有消费品，机器设备和高科技产品也占有相当大的份额，23类初级产品则主要是美方顺差。从这些变化不难看出，主要由重工业部门提供的机电产品，不仅已在很多领域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能以强大的竞争力不断开拓海外市场，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重工业产品方面，却越来越依靠从中国的进口。
可以预计，在新的全球化时代，技术创新的中心将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所以，担心继续扩大引进外资规模会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是没有根据的。
工资水平的提高不会明显削弱中国国际竞争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进入新的经济增长繁荣期，中国的各种生产要素价格水平都出现明显上涨，这是否会使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逐步丧失长期以来的竞争优势呢？
从工资成本的竞争优势看，中国还可以保持20多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二元”结构特征直到今天仍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从城乡收入差距看甚至比1980年代有所强化，而彻底消除中国的二元结构特征，恐怕需要30年乃至更长时间。二元结构使中国在今后长期内仍然会拥有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剩余，这样就会对中国的工资水平形成长期的压抑，从而使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着长期的工资成本竞争力。
中国的竞争优势也产生于区域的二元结构，即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区域发展差距有其不利的一面，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在沿海地区要素价格上升后，企业还可以向内地要素价格低的广阔区域转移，一些小国则没有这个条件，所以相对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沿海地区在要素价格上升推动下产业结构升级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向内地转移，仍可以保持竞争优势。
从土地资源条件看，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为国家发改委“十一五”规划所做的一项研究，如果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保持在5000万吨，国内耕地的单产提高速度保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水平，则在目前的18亿亩耕地资源中，还可以拿出1.5亿亩来转移到非农产业发展，平均到25年中每年约600万亩，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耕地转移规模还要高，因此土地供应也是有一定保障的。
从产业竞争能力看，中国的竞争优势更明显。因为下一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会向重化工产业集中，而重工业的产业链条很长，发达国家只能首先转移重工制造产业中某一个或某几个生产环节，这就需要接受转移的国家必须具备良好重工业基础和很强的配套能力，以及素质优秀的技术工人。以机器和运输设备占全部制造业产出比重来比较几个发展中大国，2001年中国为32％，巴西和墨西哥为27％，印度只有19％；以当年该产业的产出规模比较，中国是墨西哥的4.5倍，巴西的7.7倍；从制造业的工人人数看，印度、巴西和墨西哥都在1000万人以下，中国则超过了6000万。所以，由于中国重工产业的发达程度明显高出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必然会成为发达国家重工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如果说在接受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还有一定的竞争力，在接受重工业转移方面，这些国家的竞争劣势就太明显了。
重化工产业是高附加值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比较高，但是由于重化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轻工业，重工业比重的提升可以带来工资水平的上升，从工资占产值比重看，却可能是下降的。例如在中国目前的制造业中，机电产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只比纺织和服装产业部门高出20%～50％，但是人均产值却高出3～4倍，所以如果重化工产业转移成为主导潮流，工资水平的提高也不会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有太明显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不存在真实压力
“八五”时期以来，中国开始形成稳定的贸易顺差格局，到“十五”末期，已经累计形成了超过38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其中“十五”时期累计的贸易顺差超过了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累计顺差额的55％。与此同时，19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在资本项下也出现了不断扩大的顺差，这种“双顺差”格局，使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断高涨，在国内对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也要许多人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那么在新对外开放战略中应当怎样安排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呢？
汇率是两国货币的折算率，其基础是两国商品价格体系的比较，而各国商品的价格水平，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所决定的。由于冷战使南北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隔绝，由此形成了南北国家间高达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距，即便是在冷战结束后开启了新的全球化时代，但是除了资本要素外，土地与劳动力要素仍不可能自由流动，这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要素价格及其商品价格体系就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拉平，而是会在未来十几至二十多年内仍然存在着巨大落差，这个高达几十倍的价格体系落差不是简单地调整汇率就可以校正的。
国外经常以人民币低估来作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但是从理论角度看，货币的对应物是商品，商品的价值不提升，货币的升值就没有根据。举例来说，在目前的中国，一亩土地用在农业生产方面，其价值只能以数百元计，但是若转移到工、商业用途，其价值则会上升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是因为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工商业领域所获得的产出价值，可以比农业高出几十乃至上百倍。同理，一个劳动力如果从事农业生产，一年所创造的价值只有千元左右，而转为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则可以创造出万元以上的价值，所以当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生产要素从低报酬率的部门向高报酬率的部门转移时，就会导致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普遍提升，从而抬高了本国货币所包含的价值，这就是本币升值的依据，这也是为什么各工业化国家都是在基本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时候，本币才会出现较大幅度提升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中国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都上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币升值就有充足的理由，反之，在中国直到目前还有60％的农村人口，工业化刚刚进入到中期阶段的时候，硬要中国脱离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本币升值来提高本国的要素价值，才真正是对人民币的高估。
从发达国家角度看，要求人民币升值也不符合本国的最大利益。由于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一种完全相同的产品可以在两个存在着巨大价格落差的经济体系中生产和采购，发达国家如果仍然把生产和采购放在国内，就必然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和损失巨大的利润，放到发展中国家生产和采购则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和获得巨大利润，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币值上升就会导致发达国家的利益损失，这是已经进行了产业资本转移的发达国家企业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已经从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采购和销售中获利的贸易、流通商所不愿意看到的。在新全球化格局中真正受损的是没有能力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和采购转移的中、小制造商与流通商，以及部分失去工资岗位的产业工人，而他们实际上也已经从享受低价进口产品中获益。所以，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虽然一直不断，但由于受到新全球化利益的左右，结局仍然会是“雷声大、雨点小”，并不是真想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贸易平衡问题。
由于在今后长期内并不存在着对人民币的真实压力，人民币升值的过程还是要与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同步，具体说就是要保持在真实换汇成本的水平上就可以了。
怎样看待未来10年贸易顺差扩大问题
中国的收入分配矛盾需要通过扩大外需来缓解，而且新的全球化格局也提供了这种可能，但还需要研究有关问题。
一个问题是，贸易顺差需要扩大到何种规模才对缓解国内净储蓄过度增长为有利。中国净储蓄过剩的一个表现是国内银行体系的“存差”，1999年中国的存差额首次突破1.5万亿元，到2006年末则突破了11万亿元。与此相对应，这三年累计的贸易顺差只有2.5万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当年国内新增净储蓄的40％，所以国内商品过剩的矛盾还是很明显。如果按近5年银行存差增长的速度计算，到2015年当年新增存差总额可能会增加到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按目前汇率折算就是超过3万亿美元，即使按目前顺差占国内当年新增净储蓄的40％计算，也应该形成10000亿美元以上的贸易顺差。当然在未来10年通过各种扩大国内消费的政策，国内净储蓄的形成速度也会有所减缓，甚至可能是明显减缓，但仍然有可能超过10万亿元的年新增额，因此要求到2015年贸易顺差额增长到300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目标，也与目前外需缓解国内过剩矛盾的程度相同，如果2015年当年新增存差真的突破了10万亿元，实际上当年中国贸易顺差额超过5000亿美元才会更理想。
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只有德国的贸易顺差总额达到过1500亿美元，未来10年中国的顺差额达到3000亿美元，这个目标是否太高了呢？必须看到，中国的人口规模15倍于德国，日本与德国在二战后的出口高峰，人均出口额都曾达到8000美元以上，人均贸易顺差额都曾达到1500美元以上。按此计算，以2015年中国人口14亿计，仅贸易顺差额就可以超过2万亿美元，要求到201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额达到3000亿美元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
外汇储备：化解风险是当务之急
贸易顺差扩大加可能会增多的国际投资流入，会不断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到2015年前中国的年贸易顺差额会增加到3000亿美元，年利用外资额平均达到1000亿美元，则仅由于这两个原因，未来1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就可能新增2.5万亿美元，加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和部分“热钱”流入，未来10年外汇储备规模可能上升到超过4万亿美元，这已经基本等同于目前全世界的外汇储备总额了。
在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动荡不定的形势下，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必然会招致极大的风险，因此必须从两个方面考虑化解风险的办法。
首先是应调整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过于集中在美元，而美元正在累积着越来越高的风险。外汇资产与其他资产的不同之处是，外汇是一种“平衡资产”，即对于国际主要货币来说，这种货币涨了，必然是另一种货币降了，所以只要货币储备的篮子比较均衡，一般来说就可以避免货币汇率变动的损失。而证券、房地产等资产形态，则具有同升同降的性质，无法通过建立对冲机制来避险。
另一个办法是尽快建立中国的石油、贵金属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战略储备，并且鼓励中国企业到境外大规模购买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例如油田和矿山等。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由于天然禀赋的资源不足，中国也越来越加深依赖国际资源，例如石油和铁矿石等的国际依赖率都已达到40%～50％，这样当国际社会发生任何动荡的时候，必然会明显影响到中国的物质生产供应链，但是我国直到最近才提出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的任务，初步的目标是建立大约一周左右的战略储备油，与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建立的3个月以上的战略储备油规模相差甚远，而建立其他重要矿产储备的任务直到目前也没有被提出来，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安全性。我们一方面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一方面又急需建立各种重要的资源储备，完全应该也有条件加快建立战略储备资源和推动企业到海外收购的工作。
必须认识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储备的形式绝不只是一个，实物储备形式也是重要的储备形式。中国由于贸易顺差扩大和大量吸纳外资会形成大量外汇收入，但是把这些外汇收入是用于增加外汇储备，还是用于增加实物储备，是中国政府可以选择的。中国过去外汇储备不多，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与人民币的稳定，适当增加外汇规模是必需的，但是按照国际惯例，拥有大约相当于3个月的进口规模就可以了，拥有满足6个月进口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足够了，按照满足6个月进口的标准，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1995年就达到了，而到今年3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相当于15个月的进口额，实在是太大了，但重要战略资源的实物储备规模以石油来说，却连国际公认标准的10％都不到，又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尽快转换中国储备的形态，实在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还应该看到，由于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货币脱离物质产品的生产与流通急剧膨胀，已经酝酿成巨大的货币泡沫，迟早会通过国际金融体系危机的爆发，引起严重的全球通货膨胀，因此即便可以通过调整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来化解汇率的风险，但还是不能避免国际货币泡沫破灭时庞大外汇储备对实物剧烈贬值的风险，这就更突出了尽早把货币资产大量转化成实物资产的必要性。
对外开放区域需要新突破口
在新全球化格局的发展中，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后续重点将是重工产业，这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承接的国际投资和出口增长都会向重工产业转移，而对中国来说，重工业基础最发达，但目前利用程度最不充分的是东北三省，因此新对外开放战略的区域重点应该选择东北。
走出东北振兴之路还是要靠对外开放。在外部，发达国家转移重化工业的浪潮正在兴起，在中国内部，东北地区重工业的基础是相对最好的。东北地区的重工业虽然缺乏本地市场，但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却可以靠外部国际市场对重化工业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也可以靠引进发达国家的重工产业资本转移，来完成对本地区重工业技术基础的改造与升级，从而走出一条振兴东北经济的新路子。东北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实现新的振兴，也将使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带在沿海地区从南到北连成一片，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新的区域经济格局。
东北三省除辽宁有发达的出海口外，吉、黑两省都不能直接出海，这是东北通过扩大开放实现经济振兴的重要障碍。从珲春地区打开吉、黑两省出海通道的构想已经议论了多年，许多国际机构也在大力推动，但进展不大。如果能把东北定为新对外开放占领的重点地区，这个问题就必须放到战略重点的地位加紧解决。
树立新的国家经济安全观
新对外开放战略要求中国经济要更深地融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之中，特别是要不断加深对海外资源的依赖，这是否会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造成新威胁？这个问题还要从新全球化格局的特点来回答。
在当今时代由于发达国家的物质产业已经丧失了全球的比较优势，将会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物质产品供应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的生存形态已经发生了质变。拥有世界霸权的大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但是新的全球化格局框架下，只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物质生产能力增长，发达国家的物质产品消费才能增加，反之，如果中国的海外资源产品供应链断裂，也等同于发达国家要失去物质产品供应的保障，因此这种依赖发展中国家物质生产的格局，就是中国最好的国际安全保证，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物质产品供应依赖越深，中国的国际安全保障度就会越高。所以，在国际经济格局已经并仍在发生剧烈改变的新时代，要有新的国家经济安全观。
开放战略要与外交战略协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