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20 18:06:07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文化内涵论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企业管理当中的核心要素。在这种情势下，营造一种企业文化，可以为企业管理提供最有力、最长效的支持，无疑成为企业管理者的首要任务。纵观成功企业的发展史，无一例外地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企业文化又是企业管理中最模糊的领域，也是迄今为止对每个企业来说最具挑战性的一环，因为它涉及了有关企业的价值观、员工士气以及领导方式等诸多领域。这说明企业文化与企业的生存、发展紧密相连，所以构建企业文化，也成为建立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与功能
1．企业文化的定义
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Schein,1984），是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具有延续性的共同认知系统和习惯性的行为方式。
企业文化是组织成员思想、行为的依据。企业文化是西方管理理论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与“复杂人”假设之后，对组织的管理理念、管理过程与组织长期业绩的关系的又一次重新审视。
2．企业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企业文化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产生于企业之中的文化现象，它的出现与现代企业管理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密不可分，从管理的角度看，企业文化是为达到管理目标而应用的管理手段，因此，企业文化不仅具有文化现象的内容，还具有作为管理手段的内涵。
首先，企业文化是以企业管理主体意识为主导，追求和实现一定企业目的的文化形态，并不是企业内部所有人员的思想、观念等文化形态的大杂烩。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管理的文化。
其次，企业文化是一种组织文化有自己的共同目标、群体意识及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企业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行为准则等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均是企业群体共同认可的，与无组织的个体文化、超组织的民族文化、社会文化是不同的。
再次，企业文化是一种“经济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和企业职工在经营生产过程和管理活动中逐渐形成的，离开企业的经济活动，就不可能有企业文化的形成，更谈不上形成优秀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①企业哲学②企业精神③企业目标④企业道德⑤企业风尚⑥企业民主⑦企业形象⑧企业价值观⑨企业素质⑩企业行为规范等。
3．企业文化的功能
（1）凝聚功能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粘合剂，可以把员工紧紧地粘合、团结在一起，使他们目的明确、协调一致。企业员工队伍凝聚力的基础是企业的根本目标，企业的根本目标选择正确，就能够把企业的利益和绝大多数员工的利益统一起来，是一个集体与个人双赢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企业就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2）导向功能
导向包括价值导向与行为导向。企业价值观念与企业精神，能够为企业提供具有长远意义的、更大范围的正确方向，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基本竞争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企业文化创新尤其是观念创新对企业的持续发展而言是首要的。在构成企业文化的诸多要素中，价值观念是决定企业文化特征的核心和基础，企业必须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使之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3）激励功能
激励是一种精神力量和状态。企业文化所形成的企业内部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导向能够起到精神激励的作用，将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调动与激发出来，把人们的潜在智慧诱发出来，使员工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提高各部门和员工的自主管理能力和自主经营能力。
（4）约束功能
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为企业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对那些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不该做、不能做的行为，常常发挥一种“软约束”的作用，为企业提供“免疫”功能。约束功能能够提高员工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和自我约束，使员工明确工作意义和方法，提高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5）辐射功能
优秀的企业文化向社会大众展示着企业成功的管理风格、良好的经营状况和高尚的精神风貌，从而为企业塑造良好的整体形象，树立信誉，扩大影响，是企业巨大的无形资产。
二、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八十年代，随着日本企业的崛起，人们注意到了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的影响，进而发现了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的融合——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管理人将其在企业创业阶段关于经营理念、基本假设等达成的共识用于教育新成员，并在此过程中将全体员工的价值认同和行为方式进行整合成统一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管理模式，以文化的力量推动企业的长期发展。
1.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人才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企业取得大量的优秀人才，并留住人才，对企业的管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是能够推动企业实现升值的人力资本。对这些人才的争夺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使人才争夺日益国际化，然而在这个人才争夺战中，“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企业文化”。
如果单纯以金钱报酬为标准，只会造成员工没有归属感，频繁跳槽，企业不敢投资对员工进行培训，长此以往，对人才成长和企业发展都会造成消极影响。在世界许多优秀的企业中，企业会帮助员工制定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为他们设计自己的未来。这种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对人才的吸引力可想而知。这样可以使员工产生强烈的归属感，有一种自我实现的感觉。同时，优秀的企业文化与企业领导者的人格魅力以及领导者的领导方式也是紧密相连的，只有企业领导者具备了伟大的人格魅力以及人性化的领导方式才是优秀的企业文化。
2.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企业战略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的竞争对企业的经营思想、价值观念、思想道德、制度建设和行为规范，都将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因此，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都纷纷调整发展战略，以适应扑面而来的全球化经济浪潮。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生存并有所作为的企业，没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就难以在世界大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企业文化是创造和谐的企业氛围和优良的企业环境，使企业能够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得以稳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迈克尔·波特指出，“如果企业文化与竞争战略相适合，企业文化可以强有力地巩固一种基本战略以寻求建立竞争优势。企业文化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它是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3.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企业营销的影响
随着营销组合内容的不断发展充实，人员（people）、公共关系（PR）都成为营销组合中的新内容。而公共关系的一个核心目标即是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促使雇员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有助于雇员感到自己这个角色在整个公司形象中的重要性和个人责任感，让雇员感到“自己拥有这个组织”，并通过与顾客的接触，让顾客知道他们的这种感情，从而在潜移默化中使顾客加深对这个组织的良好印象，更加信任依赖这个组织。这样消费者的任何细小的要求都会很快反馈回组织，使组织依据原始的
信息反馈来改进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以此来成功满足顾客的需求。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可见，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企业营销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优秀企业文化的建设
企业文化属于“亚文化”的范畴，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经营实践中所凝结起来的一种文化氛围、企业精神、经营理念，并体现在企业员工所共有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企业文化，外层是企业物质文化，包括企业的产品包装设计、环境空间等，以及由此折射出的企业经营者的特点、风格和作风等；中层是企业制度文化，包括企业的规章、规范以及渗透到员工思想所共同遵循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等；内层是企业精神文化，包括企业的经营哲学、经营战略、价值取向，以及由此体现的企业员工的共同追求、共同意志、共同情感等。三个层面中，物质文化是基础，制度文化是关键，精神文化是核心和灵魂。要建设一个优秀的企业文化，必须从这三个层面入手，规范企业文化各个层面的内容，使之为企业管理服务。
首先，规范企业物质文化层，如统一标志、企业名称，统一服装、环境空间、产品包装设计等等。其次规范企业制度文化层，完善企业的组织机构，规章制度。最重要的是要使企业文化的最深层，有关企业的价值观、经营战略等深入人心，被所有员工所认同和接受，并在实践中成为自己行为的唯一准则。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全体员工要不断学习，使学习成为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唯一方式才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未来最成功的企业将是一种学习型组织——能够使各阶层所有成员全心投入，并持续不断学习的组织。企业未来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就是具备比竞争对手更快速学习的能力。当然，在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转型的新形势下，必须调整和建立新的企业文化以适应现代经济的要求。①新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注意学习氛围的培养。②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中要注重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③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将更重视以人为本的思想。④企业家的素质、决策力将越来越重要。
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到底如何有效地激发组织的创新和创建成功的学习型组织早已成为现代管理的两大主题。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到来使得企业为了适应新形势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革新，如何成为学习型组织将成为新的管理革命的重要内容。企业要通过学习最终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这样描述一个学习型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人们不断地开拓他们的创造能力……新颖的、扩展型的思维模式被培育起来……而且人们不断地学习如何在一起学习。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竞争的核心是让员工更快地学习，使企业进入自我学习、自我组织、自我控制、自我发展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
一、品牌形象的文化内涵
品牌形象的文化内涵代表了一种企业文化，正成为一个行业的标准；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就算品牌的载体消失了，还是悄悄的以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在人群中传播。可以说品牌文化是品牌价值不竭的源泉。
品牌文化是品牌最核心的基因，它是品牌价值内涵和情感内涵的自然流露，是品牌触动消费者心灵的有效载体，它蕴涵着深刻的价值理念、情感表达、审美品位、生活情趣、个性修养等精神元素。品牌文化经过精神境界的塑造，带给消费者高层次的情感体验、精神慰籍，触动消费者的内心，激发他们对品牌文化的认同。品牌文化的价值在于，它把产品从冰冷的物质世界，带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放飞心灵的梦想，寻找精神的归宿，体现生活的品位。未来企业的竞争是品牌的竞争，更是品牌文化的竞争，培育具有品牌个性和内涵的品牌文化是保持品牌经久不衰的“秘笈”。品牌核心价值是品牌文化的灵魂，广告、新闻、公关活动等手段又成为品牌文化传播的途径。创建品牌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将品牌文化充分的展示过程，持续不懈的演绎，与时俱进的传播，使品牌文化植入人心。优秀的品牌文化提炼着人类美好的价值观念，诠释着人类永恒的情感主题，引领着时尚的潮流，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真能被称为民族品牌的品牌是具有厚重的中国文化底蕴的一些品牌。这些品牌有的有较长时期的历史，比如“全聚德”、“五粮液”、“六必居”、“东来顺”、“盛锡福”、“王麻子”、“内连升”、“荣宝斋”等。有的没有很长的历史，但在建立品牌特征的工作中，使用了移情中国文化的手法，让品牌的基础有了浓厚的民族性，比如说“红豆”、“熊猫”、“长城”、“孔府家酒”、“鄂尔多斯”等。
企业品牌策略中利用移情作用的例子比比皆是，所移之情，遍及天上、地上、人间情感、文学、艺术、历史、宗教等等。例如上海永新染织厂的“大地牌”风雨衣，北京绅土衬衫厂的“绅士牌”衬衫，北京大华衬衫厂的“天坛牌”衬衫，南京无线电厂的“熊猫牌”收音机，沈阳啤酒厂的“雪花牌”啤酒等等。
如果说利用移情手法托起的品牌一般都有一个人们可以想见的人物、动物、事件或者物体的话，移情手法下的民族品牌所传达的则是人们看不见的和被高度抽象了的文化内涵。
中国经济的腾飞，造就了一批国内优秀的企业和知名的品牌。其中那些经过市场考验的传播语都已经成为品牌价值的组成部分，给品牌注入了精神食粮,很好的诠释了企业和品牌的核心价值。例如:
1.海尔:海尔,中国造
国产家用电器一向被认为质低价廉，即使是出口也很少打出中国制造的牌子。海尔在中国家电工业走向成熟的时候，果断地打出“中国造”的旗号，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就广告语本身而言，妙就妙在一个“造”上，简洁有力，底气十足。
2.长虹:以产业报国、以民族昌盛为己任
作为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长虹在中国彩电工业逐渐走向成熟的时候，承担起民族昌盛的责任，是何等的勇气和魄力。如今，经过几次降价，进口品牌的市场已经很小了。这句广告语就是长虹的精神图腾。
3.商务通:科技让你更轻松
简单、易用的商务通解释了什么叫“科技让你更轻松”。凭借着铺天盖地的广告，商务通创造了一个市场。
4.飞亚达:一旦拥有别无所求
当人们的生活品质达到一定高度后，手表就不再是看时间这么单一的用途了，飞亚达用高贵的品质，把自己与身份联系起来，使人们戴上飞亚达手表后，更多的感受是不凡的气质和唯我独享的尊崇感受。
5.李宁:把精彩留给自己
国内最好的体育用品恐怕非“李宁”莫属了。体育用品是年轻人的天下，既没有耐克的超级明星，又没有锐步的国际背景，李宁的“把精彩留给自己”却也同样符合青少年的心态，谁不希望精彩呢？
6.康师傅:好吃看得见
台湾品牌却在大陆发家，标准的“墙内开花，墙外红”，一个普通的方便面，能够让美味看得见，的确不容易。
7.张裕:传奇品质，百年张裕
当进口红酒蜂拥进入中国市场时，以张裕为代表的国产红酒并没有被击退，而是通过塑造百年张裕的品牌形象，丰富了酒文化内涵，使一个拥有传奇品质的民族老字号企业毅然挺立。
8.孔府家酒:孔府家酒，叫人想家
1995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王姬为孔府家酒拍的广告，孔府家酒巧妙地把《北京人在纽约》的火爆嫁接到自己的广告中来，而一炮成名的王姬和“千万次的问”成为最大的记忆点，不过人们也记住了“孔府家酒，叫人想家”这句充满中国人伦理亲情的广告语。
9.农夫山泉:农夫山泉有点甜
一句广告语打响一个品牌用在农夫山泉身上绝不过分。没有这句广告语就没有广告的成功，而品牌的长期积累，则离不开这句广告语的作用。换一个角度去看瓶装水，换一个思维去理解瓶装水，就会找到差异，而后，你的品牌个性也就不难塑造了。
优秀的品牌文化超越意识，超越国界，超越民族，可以为全世界人所向往和共有。优秀的品牌文化赋予品牌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使品牌成为市场克敌制胜、点石成金的利器。优秀的品牌文化塑造出许多百年品牌，演绎出经久不衰、生生不息的传奇。
二、围绕核心价值演绎有生命力的品牌文化
品牌文化的演绎必须围绕品牌核心价值的主线，改变或偏离这根主线往往使消费者雾里看花，对品牌认知产生错乱，自然难以积淀成深厚的文化内涵。比如，万宝路品牌的核心价值是男子汉的“阳刚、豪迈”，万宝路一直鼎力赞助F1方程式车赛、滑雪、沙漠探险等运动，这些自由、奔放且极具挑战性的运动紧紧围绕“阳刚、豪迈”这一主线，完美地演绎了万宝路品牌的文化内涵。
品牌文化从来就是细小之中见伟大。酒鬼酒宣称自己是“中国酒文化的引导者”，然而酒文化又是一个多么宽泛的概念，将自己等同于酒文化，这样的文化又有几个人能领悟其中的内涵。相反，许多优秀的品牌文化以小见大，以少见多，动人心怀。如金帝巧克力“只给最爱的人”表达了情人之间的爱，打动了多少恋人的心；脑白金“送礼只送脑白金”体现出儿女对父母的孝敬之情，也造就了脑白金品牌。品牌文化，往往是细小之中见伟大。最能打动人心的东西往往是最自然清新独特的东西。凡是能够穿越时光，跨越国界的品牌往往都蕴含着自然、鲜明、独特的文化内涵，自然流露，动人心弦，保持长久的生命。例如，可口可乐的“欢乐、自由”、戴比尔斯钻石的“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等。品牌建设的短视、急功近利往往导致品牌文化内涵的浮浅、匮乏，这样的品牌文化难以博得大众的共鸣和青睐，自然是一颗流星，转瞬即逝。
文化内涵是提升企业品牌附加值、品牌竞争力的原动力，是品牌价值的核心资源。品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以内蒙古为例，多年来，随着草原文化日渐深入人心，由此产生塑造了一些品牌。
草原文化是原生态文化,它代表着纯天然、无污染、绿色环保，代表着广阔无垠、热情奔放和生机蓬勃，着力于对绿色品牌的塑造。内蒙古在全国站得住的食品品牌几乎都给了人们绿色的特征，而这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几乎都与草原文化的生态特征有关，比如伊利、蒙牛、小肥羊等品牌。
草原文化具有差异性和不可替代性。对品牌的作用品牌文化是品牌价值的依托，是品牌差异化的体现。伊利、蒙牛、小肥羊、草原兴发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饮食文化差异性导致的。
草原文化具有神秘性特征。对品牌的吸引力作用在高度竞争、工作与生活节奏大大加快的工业文化为主的社会里，草原文化的神秘和清新气息会扑面而来。草原文化可以迎合人们的猎奇和松弛心理的需要。因此内蒙古名牌产品，无一不在宣示自己“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目的都是吸引人们的眼球。
草原文化就是重视信用，对品牌信赖感形成具有推进作用。蒙古人的价值观中以诚信为重，极力推崇诚信的价值核心、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由于企业品牌是抽象的、精神的、文化的，它贯注了消费者的情绪、认知、态度及行为。因此，内蒙古企业在挖掘草原文化对信用重视对品牌信赖感形成的作用打造内蒙古的产品。
品牌文化总是依附于特定历史地域文化的影响。不同地域受社会发展、经济及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形成了自己富于地方特色的文化。中国幅员辽阔,地域文化差异性巨大,食品品牌应积极挖掘产品的地缘文化优势,以特定区域的风物、习俗、人物、历史、建筑、服饰等人文景观为背景,表现地区文化的差异美,不断强化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度和忠诚度。
“上海老酒”选取石库门这一极具浓郁地方特征的象征性符号,彰显中西合壁的上海弄堂文化和海派文化,在特定的地域和情味中勾起人们的怀旧情结,赋予广告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姚生记瓜子之“花样年华篇”,以1931年的上海为背景,在江南特有的小桥流水,烟雨迷朦等象征符号诠释下,表现了姚生记瓜子独特的江南韵味,一种地域情结和江南文化流动其中,感人至深,实现了强势地域文化逐渐向产品或者品牌转移甚至增值的效应。浙江绍兴的咸亨酒店、孔乙己茴香豆更是巧妙地借用了鲁迅小说作品中的人物而身价倍增，名气大升。
可以说成功的品牌总是其民族文化的对象化,只有体现民族的特定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才更易获得消费者心理上的共鸣。比如食品品牌建设时应巧妙利用传统的民族道德情感与价值取向,表现与弘扬民族道德、意识、伦理观念、礼仪风俗、民族艺术与文学,艺术地传达人对物的心理要求,以民族文化丰富品牌的内涵。在长期的封建宗法农业社会熏染下,华夏民族形成了浓重的家国意识、乡土情谊、孝亲忠信仁和等富有人伦情感的民族特点,因此,品牌文化创意时可具体从“忠信文化”、“家文化”“福文化”、“礼文化”、“和文化”、“名文化”、“财富文化”、“情义文化”、“爱心文化”、“健康文化”等方面进行诉求,创造产品的附加值。
这方面的案例多得数不清，非常可乐坚持“中国人,当然要喝自已的可乐”,激发起中国消费者的爱国激情和民族自豪感。喜之郎将美味果冻布丁的产品功能扩展为“传达亲情”的产品理念,借青少年、情侣和家庭相聚为表现形式深刻地表达了喜之郎“亲情无价”的品牌理念和主张,传达出人们对亲情的期盼。金六福酒则始终以“福文化”进行品牌核心诉求,从个体的福,走向民族的福,最后定位于世界人民共同的福,让消费者不断感受“好日子离不开金六福酒”、“喝金六福酒,运气就这么好”、“喝了金六福,年年都有福”、“金六福,中国人的福酒”、“奥运福·金六福”等美好的品牌体验与回忆,达到情感与理智的认同。这些广告都与中国人的民族情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深刻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激发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有着极强的情感感召力。
品牌文化不仅需要融注传统文化思想,还可通过特定的传统生活场景、传统修辞方法、叙述方式等来表现。南方黑芝麻糊的挑担卖食品,杜康酒的曹操煮酒吟诗等借用历史生活场景进行现实诉求。可口可乐、水井坊等甚至直接以中国结、石狮、龙等抽象符号进行表达,赋予品牌鲜明的文化个性内涵。
总之，品牌文化的魅力是诱人的，满足人性需求的品牌文化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品牌文化虽由企业建设培育，但却由消费者需求而定，所以品牌文化的演绎应该洞察消费者的内心世界，满足消费者的人性需求。例如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烟草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找到一个切入点是关键。我国的烟草行业不可能去照搬国外的经验，那是不合实际的。因此，品牌的形象延伸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现在应该关注的问题，将烟草文化与品牌延伸结合起来似乎才是一条可行之路。不管怎么样，品牌文化的建设和培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需要企业集合智力资源、财力资源等，以品牌的核心价值为主线，贯串与品牌相适应的文化背景元素，进行合理的整合、演绎与传播。
参考文献:
[1]余艳波:论广告创意设计的文化内涵[J].湖北大学学报,2002.4
德育教育与文化有着本质的联系。文化本身内含着德育要素，文化以“文”化人，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的素质，是实施德育的源泉；而德育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文化的发展模式、活动规律以及所包含的价值观，必然会对德育产生根本性的深层次影响。肩负着育人重任的学校德育，其运作过程是一种文化和道德的传递与创新的过程。探讨文化对德育的影响机制，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文化与德育的关系，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化与德育之间的潜在的、深层次的本质联系，进一步解读德育的本质，从而自觉完成新时期学校德育的育人使命。
一、文化对德育的影响机制的含义
从文化的视角审视德育教育，应该认识到，德育充分体现着文化所具有的化育人类心灵、智慧、情操、风尚之义。德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学生开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教育，德育功能的发挥根本在于其所蕴含的文化力量，德育内容的魅力在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德育效果的彰显在于文化方法的正确运用。德育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伴随着价值和价值追求的文化与人的双向建构，这种双向建构过程必然要受到文化的影响。
研究文化对德育的影响机制，主要是从宏观上更加侧重对文化与德育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加以把握，也就是说，在对德育与文化的关系研究中，更多地关注文化对德育的影响及影响方式，更多地关注在此影响下德育的变化形态及其内在规律，通过深入研究文化对德育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进而认识和把握在文化的影响下德育所产生的变化及其规律。
由此，文化对德育的影响机制可理解为：在文化与德育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文化对德育发挥的有规律性的作用，及发挥这种作用的过程和作用原理。
简要地说，也就是文化对德育的“有规律性的作用模式”。
从关于文化对德育的影响机制的概念界定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第一，文化对德育的影响只能发生在二者相互联系的过程中，割裂了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则难以认识文化对德育的影响；第二，这种影响不是随机的，而是有规律性的作用体现，重视对这种规律性作用的认识和把握是认识文化对德育的影响机制的关键所在；第三，这种有规律性的作用在其过程中遵循着一定的原理，揭示相应的过程和原理应是认识和把握文化对德育影响机制的重点。
由于文化既存在于德育外部，又存在于德育内部，同时它还起着沟通德育内外部关系的桥梁作用，因此，一般来说，文化对德育的影响具有全面性。在我们有关文化对德育的影响机制的讨论中，重点是通过考察文化对德育的影响过程，了解在此过程中文化对德育的影响特点，以及在此影响下德育的变化规律。
二、文化环境对德育的影响机制
文化是德育的“生态圈”。德育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进行的，其中主要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和校园文化环境。文化环境对德育的影响机制是指文化作为一种环境因素，通过一定的形式、渠道和媒介把信息传导给德育主体，不同的德育主体通过对文化环境中所含信息进行不同的理解与选择，进而产生对德育系统建构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实现的。
（一）文化信息的传导过程及对德育的影响
文化环境对德育的影响最基本的是信息传导，即社会文化环境与学校文化环境各要素通过一定的形式、渠道和媒介把信息传导给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学校文化环境的信息传导主要是通过舆论监督、榜样示范、人际互动等环境要素来实现的。由于学校文化环境是教育者根据社会需求和育人需要有目的地设计和组织起来的一种道德教育环境，具有明确的导向性，即围绕培养人、造就人这一根本目标运转，因此，学校文化环境的影响作用相对集中、明确、深刻和持久，对于人们思想道德品质的养成具有可控性与系统性。社会文化环境对德育的信息传导主要是通过公众信息、思潮引导、公德规范、社会舆论等环境要素来实现的。由于社会文化环境复杂多变，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其目标是模糊的、多变的，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影响往往是多元的、分散的，有时甚至是相互抵触、互相冲突的，具有不可控性与非系统性，因此，应正确认识学校文化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对德育影响的不同特性，在发挥文化信息对德育影响的过程中，通过增强其可控性和系统性，强化其信息传导的针对性和导向性，保证文化环境影响的正效应，以不断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二）文化信息的选择过程及对德育的影响
文化环境具有层次性，不同文化环境层次和同一文化环境层次各要素，都会对德育主体产生不同的影响，形成各自相对的接受主体。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由于不同接受主体的思想认识、辨别是非的能力各有不同，因此，每一德育主体对文化环境中所含信息的理解与择取也是不同的。由于德育主体对信息的不同选择而导致的对德育的不同影响的过程，形成了文化环境对德育的信息选择影响。
当然，就学校文化环境建设而言，为了实现教育目标，德育工作者对来自各方面、各层次的信息，都有一个根据自身需要进行过滤、筛选的过程，并有明确的存优去劣的指向性。而社会文化环境的形成相对缺乏这种明确指向性所决定的过滤与筛选。可见，文化环境相对于德育信息选择的影响同时具有组织性与非组织性两种特性。因此，应充分发挥学校文化环境所具有的组织性，并借此增强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指向性，为德育信息的选择提供更多更好的条件，以不断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三）文化信息的重组及对德育的影响
文化与德育的本质联系决定了文化本身内含着德育要素。文化环境对学校德育不可避免地产生着影响，其中重要的体现就在于对学校德育资源的影响。由于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具有广泛性、多样性、隐蔽性和弥漫性，使得这种文化环境对学校德育资源的影响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对于学校德育而言，德育工作者自觉根据其工作目标，运用经过鉴别和选择的来自外部的文化信息，对原有的德育资源进行重组，从而丰富学校德育资源，用先进的、正确的文化信息影响德育对象。从一定意义上讲，德育工作者自觉对来自社会环境的文化信息进行鉴别选择，并在此基础上重组和优化学校德育资源的过程，可视为借助文化环境对德育的影响所进行的德育系统优化。如果说社会文化环境相对于学校德育资源的正面影响尚不具有自觉性的话，则基于学校德育本质要求的学校文化环境建设较充分地体现出文化环境对德育资源重组影响的自觉性。可见，文化环境相对于德育资源重组的影响具有非自觉性与自觉性两种特性。因此，通过自觉加强学校的文化环境建设，不断丰富学校德育资源，优化学校德育系统，用先进的、正确的文化信息影响德育对象，并努力使这种影响转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是提高学校德育实效性的主要方面。
三、文化对德育内部有关要素的影响机制
文化对德育的影响最终要通过对德育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影响才能真正体现。文化对德育内部要素的影响机制是指文化作为德育的母体，为德育系统的建构提供基本的价值导向及内容规范，这种基本的价值导向和内容规范，规定和制约着德育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存在与发展。这里主要从文化对德育功能、德育价值、德育目标及德育课程等方面的影响作用展开讨论，以引发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一）文化对德育功能的预设
文化对德育功能的预设，是指德育作为文化的有机组成，其所依存的文化在德育产生之际对它将要发挥的功能已经预先设定，这种设定体现着文化对德育作用的相应规定，表现为德育对文化的功能要求的适应，并影响着德育的发展形态。就文化与学校德育的发展而言，文化作为德育的源泉，其形成无疑先于德育。事实上，正规的学校德育是文化积累和发展到较为规范阶段后才出现的，是随着文化的积累及文明形态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为适应与满足一定社会和阶级所特有的道德文化的需要才出现的，应该说，这也正是德育产生之初的功能，即通过特定文化的传承从而实现其对社会和对个人的作用。因而，学校德育在产生之初就被赋予了社会认定了的文化要求，成为一种制度化了的文化传承方式。
重视文化对德育功能的预设，要求我们坚持辩证统一的观点，在强调德育对社会需要的功能的同时，注重德育对个体发展的功能，不能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则，就将抑制德育功能的发挥，阻碍社会与个人的发展。
（二）文化对德育价值的建构
文化对德育价值的建构，是指文化在德育有选择地吸收文化信息过程中，通过信息整合与信息重组，不断地使自身所蕴含的价值与原有的德育要素相融合，进而使德育价值体系不断得到优化与丰富。
从这个意义上讲，德育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受到来自文化的制约。和规定，德育的存在必须有着对生活和对生命的文化意义。德育的价值不是教人学会一些谋生的工具性知识和本领，而是在于引导人们去把握生活的意义，去探寻生命的意义，从而帮助人去生成有意义的生活，形成内在于人的有道德意义的世界。
从一定意义上讲，德育对人生活的指导和对生命的丰满正是文化对德育价值的建构所致。然而，在单一文化时代，学校德育被赋予了社会文化的工具性特征，德育完全是按照已有的、被制度化的、外在的社会化标准的文化模式机械地训练人、加工人、塑造人，它不仅完全否定其内在的文化育人的品质，而且完全漠视、抹杀了受教育者个体的个性、主动性及自我建构性。这样，德育在文化的意义上便成为一个“虚概念”，它虽然传承文化，但却不是文化，扮演一种社会主流文化的“传音筒”和“代言人”的角色，这是长期以来学校德育无自主性、无文化性的根本性症结所在，而缺乏文化的基本属性与品质的德育只能是文化灌输式的教育形态。在当前的多元文化时代，不同文化间交叉传播，使传统的一元的封闭的学校德育呈现出较多的开放特征，同时，不同类型的文化变迁使得学校德育开始反思对政治的单纯依附，重视文化对德育价值的建构。因此，德育在突出其本性特征即德育对社会、对人发展的价值作用的同时，应更关注对人类进步的作用，对人的生命世界的价值和意义。
（三）文化对德育目标的导向
文化对德育目标的导向，是指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德育目标不仅是一个国家统治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是文化规范及其价值的反映。严格说，国家的意志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直接影响着作为文化有机组成的德育的目标的内容和性质，同时德育目标反映着文化的实质及其结构。
从一定意义上讲，德育目标应该如何定位，价值取向如何，都体现着文化对德育目标的导向。尽管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德育目标的性质和内容是不相同的，但从作为文化有机组成的道德教育的本质意义上看，德育不仅具有社会，还具有个体，德育的根本价值就在于提高和扩展人的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创造才能，使人活得更有意义、更有尊严，使人真正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为此，德育的目标应当定位在确立学生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促进其全面健康发展这一基点上。然而，在传统的德育模式中，德育目标的制定和实施是社会本位目标至上，往往是把人作为工具来培养，与个体本位目标处于对立状态。强调德育目标的社会性要求有着它的合理性，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伴随着人们对文化的认识的深化和文化对人民生活影响的加深，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价值得以珍视和确认，德育的人文关怀价值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强调对人自身的关注，促进人的发展和完善，已成为德育目标的重要内容。这一变化必然要求作为文化有机组成的德育在个人的关系领域发挥作用；必然要求德育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工具来培养；必然要求德育目标要体现坚持以人为本，把促进人的发展作为德育的出发点，把培养人的社会化人格作为归宿。总之，重视文化对德育目标的导向，必须依照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对德育目标的价值取向进行正确定位，使德育目标的确立有利于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
（四）文化对德育课程的规范
二、标志设计彰显内涵
标志是将事物、对象的性质、精神、内容、理念、特征等内在的意念，以图形、文字或图文结合成特定明确的审美视觉形象，具备鲜明独特的个性，能恰到好处地代表某一组织机构、企业或团体，最精准地表现内涵特征，诠释精神内蕴，表达标志的主题思想。思想文化内涵是标志设计的灵魂，具有不断发展的动态特征，随时间的流逝、社会的更替和文明的演化不断衍变延伸，形成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和精神支撑，凝聚中华民族智慧的精华，继承传统文化的积累沉淀。标志设计作为社会文化、中华文明延续的主力军，以审美化艺术化的视觉形象彰显社会文明，诠释思想文化内涵。谭木匠是一个制梳的传统品牌，标识设计完整。“谭木匠”三字分别以隶书、图形造字、魏碑形成拙朴的字体形象。标识的图形部分，用木刻的手法刻画了一个木匠形象。整个标志，内容与形式相互呼应，高度统一，设计中融入时空要素，十分准确地传达了行业特征。“云南白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云南以植物和花卉闻名内外，在外形上选用富有民族特征的中国传统纹样“宝相花”，融合牡丹、芍药、等中国多种传统名花的特点，恰如其分地凸显了地域文化特征。标志图形的中部为象征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葫芦造型。在色彩运用上，则借鉴云南当地少数民族服饰中的常用色彩，展现了云南的民族风情，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展示了云南白药的自身形象，巩固了不可撼动的品牌地位。两个标志保留了标志所传达的传统文化元素意蕴和审美内涵，呈现出鲜明的品牌特征和文化个性，同时能满足受众对品牌文化的推崇和信赖，很好地被现代人接受，以独特的方式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三、标志设计与时俱进
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文化创意产业化，互联网和多媒体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传统的印刷方式和平面表现手法已经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现代标志设计在创意构思、素材选择、软件使用、外形和色彩表现上，呈现出由静态向动态发展的新趋势，展现出丰富灵活的生命力，已形成多元化动态化的视觉语言和表现风格。全国第十届冬运会标志是个典型的代表，会徽以洒脱的阿拉伯数字“10”为基本设计元素，直接传递第十届冬会的信息。明亮鲜活的红、蓝、黑三色，象征着蓬勃向上的朝气和冰与火的激情。极具动感的人物形象自然流畅，宛如滑冰运动员在奋力拼争，又恰似滑雪健儿腾空旋转，表达了更高、更快、更强与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的徽标也是体现时代特征的经典之作，该标志摒弃固定造型，打破单调、生硬、刻板的风格，感性、趣味、多维特征明显，形式丰富灵活，有着外形不固定的随机形态。外形和色彩可根据环境做出相应的改变,合理精确地表现世博会“人、自然、技术：展示一个全新的世界”的主题。强调发挥人类的巨大潜能、遵循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来创造未来，从而带来人类思想的飞跃，实现人、自然和技术的和谐统一，展现出与时代同步的未来感和科技感。
二、瑞云塔继承了福建沿海地区
楼阁式石塔的建筑样式通过以上对瑞云塔建筑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建筑构造继承了福建楼阁式石塔的样式，大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瑞云塔的外部特征，特别是斗拱与塔檐结构，明显借鉴了建于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之前的莆田释迦文佛塔、建于南宋绍定元年（1227年）和嘉熙二年（1238年）的泉州东西塔、建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的石狮六胜塔等石塔，虽然它们彼此之间略有差别，但基本样式十分相似，瑞云塔斗拱与塔檐是在这些早期楼阁式空心石塔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另外，瑞云塔整体造型也与福清当地较早的楼阁式石塔比较类似，如建于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的龙山祝圣塔、建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的万安祝圣塔和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鳌江宝塔等，这些塔与瑞云塔一样，皆是七层八角仿木楼阁式空心石塔，造型笔直细长，玲珑秀气。（2）瑞云塔的内部结构与福州、莆田地区早期的一些楼阁式塔颇为雷同，比瑞云塔年代更早的建于唐大中2年（848年）的连江仙塔、建于五代永隆3年（932年）的福州崇妙保圣坚牢塔、建于北宋大化年间（1107—1110年）的莆田龙华双塔、建于北宋郑和七年（1117年）的长乐三峰寺塔，以及上面提到的龙山祝圣塔、万安祝圣塔和鳌江宝塔的塔心室均为“穿塔绕平座式”结构。因此，可以推断出，瑞云塔在修建时参考了这些古塔塔心室构造，继承了福建早期穿塔绕平座式石塔的建筑模式，从中可以梳理出福建此种楼阁式石塔建筑技术的发展脉络（图8）。综上所述，瑞云塔不仅吸取了福清当地古塔的特点，而且还参考福建沿海的福州、莆田、泉州等地唐宋元时期楼阁式空心石塔的特征，是福建楼阁式石塔的典范。
三、瑞云塔多样化的文化内涵与功能
研究一座建筑，不仅要关注它的结构特征，还需进一步探究其深层次的精神内涵，中国古人往往把当地的民风民俗、和思想感情等融入塔的建造之中，形成独特的古塔文化，瑞云塔就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多种功能性质。
1.风水学思想
我国从明代中叶开始，南方各地大量兴建风水塔，主要起了三个作用：①弥补地形的不足；②祈求文运发达；③镇煞压邪，保一方平安。而瑞云塔兼具这三方面的功能。瑞云塔原是由福清人时任明万历年间首辅叶向高之子符丞叶成学和县令凌汉聊募捐而建的，据说建塔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点缀融城风景之不足”，“补龙江地势之旷”，因此，瑞云塔首先是座风水塔。叶向高博学多闻，对堪舆之学颇有研究，重视风水地理，叶成学造瑞云塔无疑继承了父亲的思想观念，据说塔建成之后，叶向高非常满意，称赞儿子的胆识和能力超过自己。风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环境艺术思想，是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天、地、人相互联系统一整体的建筑文化生态系统，在于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生活环境。我国古代无论建造一座城市，还是修建一栋建筑，都需考虑风水学上的因素，如果城市有一方空缺，就需建一座塔来弥补，这是古人常用的方法。瑞云塔首先是弥补地形之不足的，但也具有其它风水塔的作用，如瑞云塔塔顶的形状如尖锥，类似笔锋，既有龙角之喻，又象征文笔，可振兴当地的文运，因瑞云塔是由一班儒士所建，自然有祈求福清当地文风鼎盛的作用。作为风水塔，就需遵照传统风水的思想，在堪舆文化中，城镇的兴衰，决定于河流的出口，按风水理论来说就是“水口”。由于福清地形西高东低，龙江是当地最大的河流，自西往东流入福清湾，每年4—9月是汛期，龙江水肆虐，福清城关会遭到洪水的侵害，故叶成学等人选择在福清城区的东南向，龙江畔的山坡上建塔，以镇河妖，防止水患。另外，在风水学理论中，“水”是财，在城区东面的龙江边建塔，还可防福清的财运外流。瑞云塔的建造，体现了福清当地官民重视教育和人文取仕，反映了中国人注重地理环境和景观对人文的影响，蕴含儒、道两家学术思想。总之，瑞云塔有利于福清地区民众的生活，四百年来，它静静地保护着四方群众，完美地体现了建筑与自然环境的亲和性[4]。
2.佛教意蕴
瑞云塔是座风水塔，具有儒家和道教以及民俗的文化特征，但是，瑞云塔上的雕刻也体现了佛教的思想与义理，有着佛教文化的因素，所以也是座佛塔。瑞云塔上的佛、菩萨、罗汉、高僧、飞天、莲花等造型，组成一幅生动的佛国缩影，而且每层的塔心室内，都设有一佛两菩萨造像，可供信徒礼拜。因此，瑞云塔具有一定的佛教意蕴。据史料记载，叶向高经常参加佛、道两教的活动，多次倡义兴修寺庙、道观，在家乡福清重修不少佛寺，终身与佛教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叶成学建塔必然会考虑到父亲的意愿。我国许多风水塔，其实也是佛塔，主要是因为人民渴望通过佛菩萨的神力，保佑当地风调雨顺，人民生活幸福。
3.船舶航行标志
瑞云塔同时还可做为航标塔，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在龙江岸边，可以为往来龙江的船舶提供导航。每当船舶经过福清湾，即将进入福清县城时，远远的就能望见山顶上高耸的瑞云塔。如今，站在塔上，东望福清湾，西望层峦叠翠的群山，南北皆是平原与丘陵，龙江蜿蜒曲折地流过塔旁，福清全城尽收眼底，风景美不胜收，我们不禁感叹古人建塔的智慧。
4.多种功能性质
瑞云塔具有多样的功能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①供民众礼佛拜佛；②以塔来弥补福清风水上的缺陷，完善当地的景观；③振兴文运，希望能多出人才，多中科举；④镇龙江的河妖，预防洪水的侵害；⑤防止龙江水带走财运；⑥作为船舶的航行标志。瑞云塔既是佛塔，又是风水塔和航标塔，因此可以理解为何塔上的雕刻除了佛教题材内容外，还有许多与佛教关系不大的民间传统吉祥图案。瑞云塔与其它传统的佛塔不同，在严肃的宗教气氛里，流淌着民风民俗的气息，这也体现了明代以后，我国古塔功能逐渐多样化和世俗化的发展趋势。瑞云塔是由多种塔文化形式的组合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我国明清时期建塔的总体思想，说明我国古塔经过千年的演变，已由原来珍藏佛祖舍利的圣物、佛教的标志性建筑，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瑞云塔体现了儒、释、道三家的文化思想与民俗特征，融合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包含了对人生价值的向往和追求，创造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多功能建筑物，将崇高的宗教世界同普通的现世生活联系起来，达到人道与天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和谐圆满的精神追求[5]。
作者：余芳 单位：福建省永安市供电有限公司
在电力企业中直面客户层的营销文化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在最外层的，这一层虽然是最底层最简单的文化组成，但是其也是直接面对客户的，对电力企业的日常营销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直接是企业的形象层。在这一层的电力营销中，应该构建完善的服务文化，加强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友好的联系与沟通，维护客户与企业固有的关系，并且进行潜在客户的开发，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来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从而获得企业的收益。程序流转层。程序流转层也就是营销文化的中间层，这一层主要是营销方案的制定以及现场的侦查活动。在这一层的营销之中有着相关的制度以及行业的标准，这些都是需要营销人员特别注意的，在这一层的营销文化需要有专业的行业素养以及个人服务热情，要进行细致的工作，对于客户的服务在任何一个环节都要特别的注意，不能够出现失误。因为可能一个失误的出现都直接会影响最后的投入运营，造成客户对企业的不满意，从而对企业的形象造成影响。营销文化核心层。营销文化的核心层也就是营销文化体系的最内层，这个层级是整个营销文化的最关键的地方，直接是营销文化的形成的地方。在这个层级中，需要企业对员工的思想做一个有效的引领，帮助员工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营造良好的营销氛围，让企业的员工因为企业的信念而凝聚起来，在心中形成一个小小的宇宙，从而在工作的时候信心百倍又充满活力。当然这个层级的文化也是整个电力企业营销文化的灵魂部分，它能够积极的推进企业的营销，在获得企业利润的基础上促进企业的良好发展。
对于电力企业也是一样，营销文化的建设能够让企业内部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从而在电力营销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优势。做好企业文化分析，准确定位营销文化任何一个企业都有着自己的文化，虽然有的企业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体系，但是企业文化就像是一种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统一的着装，统一的口号等等这些都是企业的文化内容。所以在电力企业中也是一样，在营销文化的建设中首先要考虑到企业的整体文化，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营销文化的准确定位。营销文化需要根据个性化、差异化等不同的因素来进行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电力企业所处的地域，企业的历史背景等等，从而让营销文化有个好的定位，具有深厚的内涵以及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总体来讲，在电力营销文化的定位中在除了坚持优质服务之外还应该选择一些具有特色化的电力营销口号，在这些口号中需要有感恩、感谢一线员工、感谢客户、创新、高科技、尽责等等文化因素，从而让企业营销人员形成一股巨大的凝聚力，以共同的信念与企业一起创造美好的未来。构建电力营销文化体系，激发企业内部活力电力营销文化的建设需要一个成熟的体系作为铺垫，从而更好的发挥营销文化的作用。所以对于电力企业来讲，应该建构三层的电力营销文化，通过对核心文化、流转层文化以及外层文化的构建，让企业内部充满生机与活力，让企业的员工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从而促进整个电力企业的蓬勃发展。当然在具体的构建中，在核心文化层需要引导企业的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在企业内部找到认同感与归属感，还有奋进感，从而不断的激发自己的潜能，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其次，在流转层文化的构建中，需要培养出一流的营销队伍，提高整个营销的方案制定能力，提高业务质量；最后在营销文化的最外层应该构建起客户的文化，优化员工的服务意识，并且让营销文化充满员工的内心，从而更好的给客户带去服务，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
打造营销品牌，增强营销团队的战斗力品牌也是一种文化，品牌效应不管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还是对于企业的员工来说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在电力企业中也是一样，一个好的品牌总能够带动员工的积极性，能够让员工的营销的过程中更加有自信。所以，对于电力企业来讲，在营销文化的建设中也应该不断的进行品牌文化的创设，不断的树立典型，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以此来增强企业营销团队的战斗力。并且在营销团队之中，还应该树立典型，对于那些营销做得好的员工要进行奖励，让他们去主动积极的帮助其它的员工，一起来让企业的营销做得更好，从而不断的增进企业的绩效，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建立一个完善的营销文化体系，通过文化的力量来推进企业的不断发展，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并且取得效益，这是当今电力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提升自身的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所以，电力企业一定要认真的把握企业文化的发展趋势，积极的营造企业的营销文化，为电力营销创造良好的氛围，组建一支优秀的营销团队，从而促进企业发展与繁荣。
“师爱”是教师对学生无私的爱，它是师德的核心，即“师魂”。在很大程度上，热爱学生就是热爱教育事业。然而热爱学生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让学生体会到教师的爱就更加困难。据报载：去年的全国劳模、北师大林崇德教授认为，“疼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而热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因为教师对学生的爱，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只讲付出不求回报、无私的、没有血缘关系的爱，是一种严慈相济的爱。这种爱是极其神圣纯真的。这种圣洁的爱是教师培桃育李的感情基础，学生一旦体会到这种真情友谊，就会“亲其师、敬其师”，从而“信其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教书育人就实现了其根本功能。因此，师爱是魂。
回想5.12汶川大地震那最危难的一刻，教师用生命为学生开道，其行感天动地、山川哀鸣！
谭千秋、瞿万容、张来亚、王周明、汤鸿、向倩、周汝兰、赵霞……还有许多留下了姓名的、没有留下姓名的教师和许多已经被发现的、还没有被发现的英雄教师们，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着学生；有的为了抓住一线生机，奋不顾身，为了一个学生生命他们逃出去再回来；有的忍受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坚守一线，抢救被掩埋学生；更有的用自己家庭的不幸换取千家万户的幸福……。
在那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在接受生死考验的危机时刻，我们的英雄教师们心里装着的还是学生。就是在那一刻，英雄教师们仍没有忘了他们身为教师的职责，不放弃最后一次的教育机会，用沉着、冷静、机智的义举教导着他们最爱的学生，奏响的生命颂歌成了最好的教材，学生成了他们延耀生命光辉的继承人。他们用自己的无私无畏向世人展示着他们的良知，用顽强的意志和滚烫的热血染绘了最可敬的师德风采。
学高为师。教师对某一学科知识丰富、业务精通、治学严谨、注重创新，这也是师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具备坚实的基础知识、精深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学术水平，能使学生产生一种信赖感，进而转化为一种很强的人格力量，去激励、鞭策学生。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关键词：中华武术；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9-0201-01
中华体育文化流传千古，经久不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中蕴含着的独有的东方武术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武术曾被提到高一种文化层面，“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则是对它的真实写照。近年来，武术文化也逐渐受到热烈的追捧，武术项目不仅成为08年北京奥运会的特设项目，同时其也频频现身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从70年代香港媒体中的功夫之王-李小龙，到近期好莱坞中的红得发紫的“功夫熊猫”，无处不彰显着这种东方古老文化的强大魅力。武术，又名国术，是古人类之间自然搏击打斗方法的演变，起源于中国，发展于世界，是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保留和继承中华先民民族精神和思想文化的肢体语言，是全世界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愧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块瑰宝。
一、中华武术文化的内涵
（1）“和”，“合”文化价值
与西方在搏击，剑术上所推崇的格斗中人性的释放的价值取向不同，我国的武术文化长期在中华文化大环境的熏陶下，形成一种独到的，以追求“和”为最高目的的行为准则。自古以来，儒家思想就占据了我国社会文化的主流，而其中包含的“和为贵”的理论精髓，成为自古以来人们行为处事的重要信条；以至于后来的道家的“不争”、“无为”，墨家的“非攻”、“兼爱”都摆脱不了对“和”的依赖。从我国武术的起源与发展也可以看出，其追求“和”的内在本质也是非常明显的。原始社会，人少兽众，为了更好的获取生产资料，发掘自然，满足世间万物的平衡所需，人们就必须通过武术来为自己的生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随着人们对原始社会的摆脱，人们自身的私欲日渐膨胀。曾几何时狼烟四起，人们家破人亡，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得不对普通老百姓进行武术相关指导，以武力抵抗外族的侵略。后来武术又发展成为一种特有的营生手段，封建社会的“武状元”、民间团体的“武术总领”、近代出现的“私人保镖”等。当然武术不一定是理论上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但是“止戈为武”的指导原则确是在实际中取得效果最好的方法。武术的自身功能特点与“和”文化的追求在表面上具有一定的矛盾性，但二者在实质中又相互制衡，协调发展。肢体运动“斗”的内涵与精神层面“和”的意识在武术文化上取得高度地辩证统一。对“合”的文化价值的追求也是中华武术精髓的另外一面。主要包括“形神合一”、“知行合一”、“阴阳合一”三个方面。“形”指的是武术动作的一招一式，是习武之人的外部形态；“神”指的是习武之人的意识，精神面貌。“形神合一”就是说通过武术行为反映出内在的文化内涵，举手投足间表现出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古人云：“既学艺，必试敌”，这表明古人已深知认识与实践两者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性。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它对认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产生了认识的需要，并使认识得以发展，同时实践也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知行合一”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阴阳合一”在武术界得到广泛流传，阴阳通常用来代指同一种事物不同属性的对立的两面，合一则表示其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动则生阳，静则生阴。一动一静互为根”。[2]武术搏击中刚柔相济、动静结合、虚实变幻无不是对这一理论的最好体现。
（2）休闲文化
武术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对养生性的追求，中国的养生文化由来已久。着重表现在“养身体”，“养家糊口”等方面。武术文化也深受其影响，因此其包括娱乐和健身在内的休闲性相对突出。当今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对人体身体健康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武术在强身健体方面的功效自然不用多说，在配合有关“天人合一”，“阴阳合一”等科学内涵，强身健体方面的作用达到极致。增强体质的同时，以“打”、“踢”、“拿”等基本动作为主打的中华武术，常常也被用到民俗文化的发展上。令人瞠目结舌的中华杂技艺术，美轮美奂的功夫动作指导，精彩绝伦的国粹京剧表演都大量渗透着武术文化的影子，在为观众带来愉悦，调节情感，舒展身心的同时，也带动了一个地方，甚至一个国家产业链的发展，扩大了就业机会，如央视体育频道的“武林大会”，江西卫视的“争霸擂台”节目等都是武术经济价值的重要体现。可以说“武术属于体育，但又高于体育”[3]。
（3）整体谋略思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无疑是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流，不同于西方拼规模，拼人数，拼装备。我国武术文化在军事指导方面自古以来就偏好于带有谋略的战略思想，《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兵书表现的尤为透彻，“不战而屈人之兵”，“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故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我国武术文化认为在体能斗争中，体格间的差异是不可否认，也不可避免的事实，但这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通过智取，谋略，同样可以达到“出奇制胜”，“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是我国武术的核心思想，同时我国武术文化也非常看重整体意识，这与强调个体，个性突出的西方搏击文化有天壤之别，具体表现在武术的格斗过程中攻守转换，手脚并用的技巧。武术的基本技法中手可拿、可打，脚可踢、可踹，腿可拌摔。就连背也可以靠，身体所有接触的部位都可能会成为技击的点[4]。
参考文献：
[1]、吴明.漫谈武术文化内涵.搏击（武术科学），2010，(10).
19世纪丹麦的世界童话大师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4.2-1875.8.4）有过一段清贫、孤独而不乏温馨幸福的童年生活经验。他曾经形容人生是一部美丽动人的童话。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的他，是一个童心永存的“老小孩”，或者说在深层精神心理上他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老小孩”。他一辈子拥有抹不掉的儿童崇拜情结，这使得他的童话创作心理有儿童心理特征。他总是用儿童清纯的目光描写具有独特魅力和价值的儿童的生命、儿童的生活和儿童的心灵世界。正如中国最早研究安徒生的周作人所说：“天性自然，行年七十，不改童心……”[1]“他能用诗人的观察，小儿的言语，写出原人――文明国的小儿，便是系统发生上的小野蛮――的思想”。[2]
19世纪丹麦著名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曾在《童话诗人安徒生》的研究论文里，高度赞扬安徒生是丹麦发现儿童的人，说他在童话里找到一块适合自己发挥才能的肥沃土壤。事实也如此，安徒生是世界儿童文学史上文人童话的开创人。在童话这块土壤中，他以儿童为本位，推崇儿童生态和儿童文化，改变丹麦当时落后的成人本位的儿童观。他在创作的大量童话经典中，成功地塑造天真烂漫、圣洁纯真、坚韧忍耐等各种类型众多的儿童形象，构建了一个飞扬童年独特生命体验和诗性特征的童话小主人公形象画廊。笔者以安徒生笔下天真型、圣洁型、坚忍型等类型儿童形象塑造为例，咀嚼、品位这些童话小主人公背后蕴含的丰厚人文内涵和文化意蕴，从而感悟安徒生童话给我们带来的诸多有益启示。
一、天真型：活泼稚气儿童形象的塑造
安徒生童年生活在丹麦一个风光绮丽、落后迷信、民风淳朴的小镇欧登塞。他的童年孤独而清贫，但在具有丰富想象力的鞋匠父亲和拥有一颗爱心的慈祥母亲疼爱中，倒也拥有过纯真简朴、自由率性、奇异快乐、飞扬着想象翅膀的童年生活。这些珍贵的童年生活经验和体验，在他脑海里刻有深刻印记，一直影响他日后的童话创作。他笔下童趣盎然的童话小主人公们，与民间童话的主角一样，天性亲近大自然，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向往自由梦幻的幻想世界，可以任意变形穿越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之间。难能可贵的是，安徒生始终保持童真的创作心理，以儿童纯真的视角、儿童化的言语、朴素可爱的幽默感，刻画了众多为儿童所喜闻乐见的天真型童话小主人公形象。
《小意达的花》是安徒生早期童话的代表作之一。安徒生塑造了一个天真、简单、好奇、好幻想、有爱心的小意达。这是他以自己朋友诗人蒂勒的小女儿意达为原型刻画出来的童话主人公。故事写小意达很爱听那个快乐的学生一边为她剪出美丽图案，一边为她讲一些非常美丽的故事。故事情节在小意达天真地相信那些“病倒了”的花儿们是因为夜晚去参加跳舞会之时缓缓展开。小意达因担心而让自己心爱的小玩偶苏菲亚让出床来给病倒的花儿睡，用小被子把它们盖好。而后，我们跟随小意达在梦中，看到花儿们快乐地呼朋唤友举行的一个别开生面、热闹非凡的“大型舞会”：那些“生了病”的花儿还有在国王宫宫殿花园里的花王和花后――两朵鲜艳的玫瑰花带领下，一大群美丽的花儿也进来了。花儿们在地板上团团跳起娇美的舞。小意达心爱的玩具：狂欢节别人送给她的一根桦木条，小小的蜡人、扫烟囱的人、最后连那个原来不情愿让出床铺的玩偶苏菲亚，也在花儿们友善亲切的慰问中，羞愧于之前的行为，其乐融融地和花儿们一起跳起舞来。童话诗人还巧妙地安排了一个诗意化的结尾：让小意达和两位来自挪威的――两个活泼可爱而不乏男子汉气度的表兄弟，一道“隆重”地为这些花儿举行葬礼。他们都坚信死去的可怜的花儿们，到来年夏天会再长出来，成为美丽的花朵。这是一个精彩纷呈、飞扬着儿童独特生命体验的童真世界。在这个童话境界里，读者可以跟随小意达展开自由自在的幻想的翅膀，穿越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之间。
《皇帝的新装》中那个敢于率真坦诚指出成人世俗世界丑陋的小男孩儿，《红鞋》那个控制不住自己爱美欲望的小女孩珈伦，《踩着面包走的女孩》那个顽皮、傲慢、虚荣但又知错想改的小英格儿……这些顽皮可爱、率真童稚的童话小主人公，他们是如此鲜活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以儿童天马行空的奇异幻想、追求自由和快乐的天性、敢于认错、包容、充满怜悯之爱的天真可爱的童心，为我们展示有别于成人世俗世界具有原初意味的童真世界。正是在心理上还是孩子的安徒生，才能用一种儿童的视角，还原一个飞扬着童年健康快乐生命体验的诗意化的童话意境和童话审美氛围，奠定安徒生作为经典童话的审美价值取向。
透过安徒生笔下的儿童形象，我们还发现一块可以净化当代人心灵的精神净土――童真世界。这块净土正好可以比照愈来愈麻木世俗的成人世界。在当代，不仅能启发我们重新发现儿童、回归纯真善美的童真世界，还能用来抗衡成人钝化的感官，审视和批判自私、虚伪、丑恶、愚昧的成人世界。正如《皇帝的新装》的结尾，那个天真小孩凭着自己看到的真实，一针见血地指出：“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以其童言无忌的真诚、自然、率直发出尖叫声，在保持沉默的成人世界回荡着振聋发聩的呐喊，引起人们对现状的反思。由此可见，具有浓郁宗教情愫的安徒生，用一种憧憬彼岸理想世界的深沉目光，找到一个值得人类永远珍爱的精神家园，无疑为提倡以儿童为本、重新发现儿童的当代儿童教育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启示。
二、圣洁型：“小天使”形象的塑造
英国诗人布莱克在《天真之歌》赞美过天使般可爱的孩子：“可爱的孩子，从你的脸上，/我能找到那神圣的形象；可爱的孩子，有一回就像你，造化躺着为我啜泣。”[3]在西方，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们发现并赞美纯真美善的儿童。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和布莱克在诗歌里就有许多对天使般圣洁儿童形象的赞美。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喜欢以童话创作模式表达对儿童的讴歌。浪漫主义诗人对儿童的崇拜来源于圣经文化传统。在《圣经・新约》里，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马太13：20）当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马太18：22）《圣经》认为人也有神性的，因为上帝按照自己模样造了人，并且看着是好的，所以人性本善，并不是一生下来就带着原罪的。尤其像圣婴一样圣洁纯真的儿童，自然是真善美的化身，因此得到上帝的特别恩宠。
安徒生显然传承了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讴歌纯真善良的儿童和与赞美诗意化自然的文学传统。他笔下童趣盎然的童话小主人公们，与民间童话的主角一样，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向往自由梦幻的想象世界，可以任意变形穿越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之间。他们既有儿童好奇心强、爱幻想、爱自由独特的诗意生命体验，安徒生又赋予儿童小天使般美善、纯真、圣洁的神圣价值和道德价值取向。他们就是天国小天使在人世间的小使者，是圣婴耶稣在人世间的表征：纯真、善良、圣洁而神秘。
《白雪皇后》写小女孩格尔达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小玩伴――小男孩儿加依的故事。童话故事塑造了一个天真纯洁、温柔可爱、坚强执著的童话小主人公――小女孩格尔达的形象。她和男孩儿加依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从小就好像兄妹一样亲密无间。小加依的心因为粘上一块可以把伟大和善良，鄙俗和罪恶的东西颠倒过来的丑恶玻璃碎片，变得像块冰块一样。加依终于在寒冷中被冰雪皇后带走。万分悲伤的格尔达凭着一颗对玩伴纯真的心和对基督虔诚的信念，克服重重困难，吃尽苦头，终于在冰雪皇后的宫殿里找到亲爱的小加依。她以自己善良的热泪温暖融化加依心里的雪块，分化那片魔镜的碎片。结尾时，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他们回到祖母家。祖母正坐在上帝明朗的太阳光里，高声地念着《圣经》：“除非你成为一个孩子，你决计进入不了上帝的国度！”一瞬间已经长大成人的加依和格尔达，听着奶奶念的圣经，豁然开朗，立刻明白打小就懂念的那首圣诗的意义。“山谷里玫瑰花长得丰茂，那儿我们遇见圣婴耶稣”。而此时此刻，“他们两人坐在那儿，已经是成人了，但同时也是孩子――在心里还是孩子”[4]。读者这时才豁然开朗：正像故事中那个芬兰女人所说那样：“我不能给她比她现在所有的力量更大的力量：你没有看到这力量是怎样大吗？”“她的力量就在她的心里；她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这就是力量。”[5]原来，天真无邪、善良的童心是格尔达力量的源泉，也是使她能达成愿望，过上温馨幸福的理想生活的根本。安徒生由衷地赞美了儿童的天真、纯洁，告诉读者只要一直保持一颗童心，回归童真的善与美，就会拥有一个像夏天一样暖和、愉快而充实幸福的人生。在《顽皮的孩子》、《野天鹅》、《雏菊》等童话故事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这些“小天使”的身影。他们都有一颗质朴、天真、纯洁、善良的童真之心，给人生带来更多希望和朝气。
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安徒生具有儿童崇拜的情结，这与他的童年生活经验有关。他出生在具有浓厚基督教文化氛围的丹麦菲英岛的欧登赛，那里的人们坚信上帝和女巫，再加上有着虔诚信仰的父母影响，使他从小就拥有强烈的宗教情愫。他秉承基督教文化将儿童神圣化、赞美儿童的传统，崇拜儿童。另外，安徒生爱旅游，他除了是个童话作家闻名于世外，我们也不能忘记他是一个天性崇尚自由、爱漂泊旅游、广泛交友的文化旅行家。他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欧洲大陆。这使他自然受到19世纪欧洲这些作家的影响。安徒生童话对儿童的崇拜景仰，从儿童身上发现“天使”圣洁的影子，有益于今天的我们把儿童作为独立生命个体关爱珍惜，有益于尊重儿童个体的生命价值和诗意化生存的意义。
三、坚忍型：为美好梦想而甘于坚忍奉献儿童形象的塑造
如果说侧重天真型和圣洁型这两种类型儿童形象的塑造，体现安徒生对儿仰慕和崇拜的目光的话，那么，在另一种坚忍型的儿童形象塑造上，则凝聚安徒生一种悲悯、和蔼、恩慈的目光。他带着一种忧郁和悲悯的姿态描写这些童话小主人公。他们都忍耐着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们具备乐观、和蔼、仁慈、谦卑、博爱、坚毅、隐忍、无私的性格特征。他们都有一颗信仰基督的虔诚之心。在这些童话小主人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安徒生本人自传性质的影子，还可以看到为世人得到救赎而无私奉献、忍受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神圣的影子。
比如，《拇指姑娘》描写在花园一样美轮美奂的童话境界里，有一位柔弱、娇嫩、明朗、纯洁、美丽可爱的拇指姑娘。她能唱着“从前没有任何人听到过”的柔和甜蜜的歌，但她的婚姻路却坎坎坷坷：先是老癞蛤蟆想要她下嫁给自己那个不能讲话，就只是“阁！阁！呱！呱！呱！”的笨儿子，后来老田鼠要她嫁给自己穿着“黑天鹅绒袍子”的“有钱”和“有学问”的邻居――鼹鼠。他们都不是拇指姑娘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她对幸福和未来有不懈的追求。尽管生活上有许多悲苦和不如意，丝毫不影响拇指姑娘拥有一颗悲悯、温柔、善良、懂得关爱帮助比自己更不幸的弱者的心灵。在一整个冬天里，拇指姑娘无微不至地照料着一只被误以为冻死了的小燕子，救了小燕子的生命。出于感恩，小燕子带着她一起飞到了那个遥远美丽温暖的国度。让她终于能与自己一见钟情的小小王子――花中的安琪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安徒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坚信上帝“可以指向不同的方向，不管可能发生什么事，对我而言，其结局都是美好的。在我心中，这种信仰牢固地扎下了根，并且使我活得快活自在”。[6]梁工先生说：“在福音书中，‘光’意味着一种启示，象征着耶稣基督。”[7]在《圣经》里，耶稣曾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8：12）既然光和圣洁在《圣经》中象征耶稣基督，安徒生在《卖火柴的小女孩》结尾部分，写小女孩在“这些火柴发出强烈的光芒”中看到远在天国的奶奶，与奶奶一起，“她们两人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既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也没有忧愁的那块地方――她们是跟上帝在一起”[8]，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小女孩心目中，上帝代表光与圣洁，代表着幸福和美好。与上帝在一起，就意味着与善良、和蔼的奶奶在一起，意味着找到了幸福和温暖的归宿。小女孩在临死之前嘴角仍带着微笑，面对生活的苦难，仍乐观地期待未来，幸福地憧憬着与奶奶一起。“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是多么光荣地跟祖母一起，走到新年的幸福中去”[9]。我们可以体验到小女孩此时此刻的幸福感，与对上帝虔诚坚定的信仰紧密相连。
安徒生以一种悲悯同情的情怀，塑造了许多像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样虽然遭遇生活的不公与苦难，但仍怀有虔诚信仰，为了美好的梦想而坚强、隐忍，善良、纯真，甘于奉献的儿童形象。比如《海的女儿》中为了得到一颗不灭的灵魂，情愿忍受“每一步都好像是在锥子和利刃上行走”苦痛善良的小人鱼；《野天鹅》里一心只为帮助哥哥而忍受着荨麻的刺痛的英达尔；《丑小鸭》那只尝尽苦难，但从不放弃对美的追求和向往的“小鸭子”；《雏菊》里那朵外表可怜、卑微，但内心高尚、伟大的谦虚朴素的小花雏菊，等等，他们都与上帝一样，有一种无私奉献、牺牲自我的博爱精神品质。透过这些儿童形象，我们感悟到浓厚的基督教文化内涵。《圣经・新约》说：“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太24：9-13）“爱是恒久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圣经・哥林多前书13：7）童年饱尝苦难与痛苦、一辈子没有结婚的安徒生，始终对代表光明和幸福的上帝抱着坚定信仰和感恩之心，并拥有基督式对人类的爱与悲悯之情。他自身就具备一种为了憧憬幸福美好生活而隐忍、坚毅、谦卑、和蔼的基督徒人格。“人首先应该遭受打磨难，而后才会成为有名的人物”[10]。哪怕是成名以后的他，都与变成美天鹅的那只“丑小鸭”一样具有谦卑、和蔼、悲悯博爱的人生态度。他认为爱与同情是每个人心里应该具有的最重要的感情，对底层人民的爱与同情当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撇开宗教元素，我们依然透过他笔下坚忍型儿童形象，感悟到安徒生对弱者的同情和爱及一种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他的童话形象永远激励身处底层的人们在遭遇苦难坎坷时仍需怀揣梦想，执著追求，坚忍善良，保持一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之心。他为他们展示像丑小鸭终究会展翅高飞的美好景象，对倾注了对“小人物”深情的同情和宽厚的爱。
综上所述，安徒生成功塑造了一批深受世界儿童喜爱的童话小主人公。他们天真无邪、自由乐观、善良可爱、坚忍圣洁的自然天性，顺应儿童好奇、爱自由、爱冒险、爱幻想的心理生理特点和对童话的审美需要。安徒生笔下这些童话小主人公，蕴含丰厚的人文内涵和文化意蕴，体现作为虔诚基督徒的安徒生谦卑悲悯的情怀和高贵人格。安徒生童话在今天的儿童教育中仍具有积极的价值取向，可以从小培养和熏陶儿童纯洁、高尚的人文素养。正如乐黛云先生所说的那样：“我认为安徒生童话的真正价值是给人一种人文素养。”[11]当代儿童从安徒生童话那些纯真善美儿童形象身上可以找到许许多多认同感，逐步形成成熟的意识和健全的人格，完成“社会化”成长的历程。总之，安徒生童话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具有原初味道、天真无邪、童稚拙朴的童真心灵世界，既可以培养提高儿童的审美能力，对儿童的道德成长和心智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又可以呼唤人们返归童真，回归这一块可净化心灵的净土，重建一个爱与善、和谐美好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M].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1.
[2]周作人.读安徒生的《十之九》[C].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872.
[3]〔英〕布莱克.摇篮曲[C].袁可嘉，译.布莱克诗选[M].袁可嘉，查良铮，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99.
[4][5][8][9][丹麦]安徒生.叶君健，译.安徒生童话全集[M].（卷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405；399；484；484.
近年来历史剧异常火爆。无论是严肃之作还是游戏之笔,历史剧都带来了许多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剧,历史剧究竟以“历史”为核心还是以“剧”为鹄的?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理论性、技术性问题,包含着许多特殊的文化涵义。
一般说来,历史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或者某个事物的发展过程、某个人的经历;二是指对自然界、人类社会、某个事物、个人经历的文字记录。虽然自然界、人类社会等的存在、发展变化是不证自明的,但它的处境却甚是尴尬:要么它是不可知的,人类不可能绝对无误地认识、体察它的存在和变化;要么是必定被主观化的,对于历史的观察、记录必定浸染观察者、记录者的主体性因素,受其出身、地位、修养、立场、观点、方法、好恶等因素的影响。
这为历史的阐释和再阐释留下了丰富的想象和创造空间。这个观点可能会逻辑地派生出两个意味深长的结论。第一,任何一种历史记录都可以对已经发生的一切加以取舍剪裁,或浓墨重彩或一笔带过,或以偏概全或以善饰恶,总之都带有某种程度的主体性,虽然在意图上存在着差异——有人刻意扭曲历史,有人刻意追求客观。虽然主观性强弱程度存在差异,但本质上并不存在绝对真实、客观的历史记录。第二,并不存在绝对主义的一元论的“历史”,历史是多元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因为不同的缘故写出来的历史常常大相径庭,无论哪一种历史记录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惟一”,因为,即使历史事实是可知的,一旦由人写进历史书籍、演义进历史剧之后,都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任何人都不具有界定、说明、解释历史事实的终极权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通常只能通过书本了解历史,我们了解到的历史只是别人书写出来的历史,比如我们从司马迁、班固、司马光、欧阳修那里了解我们民族辉煌的过去。但历史的讲法是多种多样的,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代人根据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而编写出来的。历史带有主观性,并不存在一元化的、一体化的历史。如果有,那也是借助于政治强权或文化霸权强制规定出来的。历史有客观性,但它的客观性只是一种社会公认性,而不是物质的客观性,历史的客观性毕竟不同于物质的客观性。西方人玩拆字游戏,把历史(history)理解成“他讲的故事”(his story),充满了看透世事、大彻大悟后的智慧。我们许多人并不这样看。我们认为只有古人、文人、精英们写出来的历史才叫历史,否则就有信口胡诌、胡编乱造的嫌疑,这种“王麻子剪刀”式的历史观(“吾乃正宗王麻子”、“假冒王麻子灭门三代”),到现在还颇有市场。
也就是说,我们似乎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历史”: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前者才是客观的,后者则是被主观化了的。在英文中,“the historic”(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与“the historical”(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两者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前者指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人物或事件,后者是对前者的记载或“反映”。比如说到“古建筑”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 building”,而非“a historical building”;说到“历史剧”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al play”,而非“a historic play”——“a historic play”这种说法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
作为朴素的唯实论者,我们相信,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与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之间的关系是“被反映者”和“反映者”的关系。这是不错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是通过“反映者”来认识“被反映者”的,我们也只有通过“反映者”才能认识到“被反映者”,这无异于以“反映者”征服“被反映者”。离开了“反映者”,我们就无从认识、理解和把握“被反映者”。我们触及的只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而无从触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即使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建筑”(historic building),也几经风雨,几经粉饰,与原物大异其趣,不再是纯粹的古建筑了。虽然“今月曾经照古人”,毕竟今天的月亮不再是古代的月亮。月亮尚且如何,何况建筑物呢?
在有关历史剧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历史题材”这个概念。“历史题材”这个概念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要经过剧作家的加工和改造,因为它是“题材”,是一种用来写作的“材料”。如果说历史编纂是对历史事实的第一重加工的话,那么处理历史题材则是对历史事实的第二重加工。在历史学家看来,历史是第一性的,历史剧是第二性的,历史对于历史剧具有逻辑优先性。违背这个原则的历史剧,就不配称作历史剧。“历史剧应当是:主要历史人物、事件,均于史有据,真实可信。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虚构的部分只能是细微末节,或可能在历史上发生的情节。郭沫若的《屈原》、的《》,都是比较标准的历史剧。离开这个界定,在历史剧中大量戏说、造假、歪曲,根本就不能叫历史剧,只是挂历史的羊头卖狗肉而已。”[1]
即使开明的历史学家,也只能把历史剧视为历史的替充(supplement),即只能成为补遗、补充、附录、增刊之类的东西。他绝不允许剧作家“重写”、“改写”历史。比如编写有关“大禹治水”的电视剧,历史学家能够确定的有关历史史实少而又少,只知道他以疏导的方法治理过洪水,而且三过家门口而不入,其他的就一无所知了。历史剧作家在尊重这一历史的前提下,设想他的音容笑貌、思想感情、人际关系。用郭沫若的话说,便是“在史学家搁笔的地方,便须得史剧家来发展”,因为“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2](P50),需要历史剧作家来补充。“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疑案,如新疆塔里木楼兰古都的米兰壁画,古僚人的悬棺,古夜郎国的神秘灭亡,倘要编成电视剧,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只好依靠假设了。”[3]至于已经确定的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但“历史题材”这个概念本身就暗示出了“戏说历史”成分的存在,也暗示出了“戏说历史”的合理性——当然这里的“戏”一般说来是“戏剧”的“戏”而非“游戏”的“戏”。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戏说历史”才合情合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这既取决于历史题材的性质,也取决于剧作者的哲学背景、政治立场、艺术观念、创作原则、艺术惯例等复杂问题,还取决于剧作者拥有怎样的“情”、“理”观。
但长期以来绝对主义一元论历史观的存在,使得历史剧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时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即有“触雷”的危险。久而久之,历史剧作者成了刚入婆家门的小媳妇,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一个个呆头呆脑、形同弱智。这样的现实顺理成章地造就了许多相当低能的受众。《宰相刘罗锅》在祖国大陆播放时,片头上必须冠以“不是历史”、“民间故事”的提醒,否则必定有人横刀立马、夹缠不清。饶是如此,有些人还是要“鸡蛋里面挑骨头”般地兴师问罪,把“不是历史”视为“就是历史”。《宰相刘罗锅》在香港播放时则去掉了片头的“不是历史”、“民间故事”的提示性字样,也没有人以此责备这部电视剧,说它与历史不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