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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陶瓷装饰是为了点缀与美化陶瓷而采用的一种陶瓷生产与制作方法。可以说，从陶瓷产生之日起，陶瓷装饰就开始孕育并逐渐形成，成为陶瓷生产的重要工艺之一。
所谓新彩，就是陶瓷综合装饰及应用的产物，即集古彩、粉彩，以及珐琅彩瓷器的装饰于一身，并吸收了中国画、中国民间装饰，以及西方油画、水彩画等诸多画种的技法，进而与陶瓷工艺紧密结合而形成的综合性陶瓷装饰方法。它是中国陶瓷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产物。
2 新彩是集中外陶瓷材料与相应技法于一身的陶瓷装饰的新思路
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早在“丝绸之路”开拓时代就开始了，从最初的物物交流到后来的产品贸易，再到技术交流与思想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双方文化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形成了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新彩就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下的产物。19世纪末期，中国陶瓷装饰利用了西方在陶瓷生产与制作上先进技术和工艺，将传统陶瓷彩绘技术发展到新阶段。新彩是传统陶瓷工艺、中国画，以及西方油画等艺术文化相融合的既含有陶瓷工艺技术，又具有中国画内涵与精神，并吸收了西方艺术精粹的现代陶瓷装饰类型。
中国陶瓷装饰发展到明清之际，不论釉下彩，还是釉上彩都达到相当成熟的高度。作为釉下彩的青花，在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釉下和釉上紧密结合的高度。所谓斗彩，就是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的结合。事实上，青花加彩，在明代成化时期就已经取得突出成就。青花加彩的装饰表现方法，实际上可分为斗彩和填彩两种。填彩的方法是先在胎上用“苏泥勃青”画出花纹轮廓，然后再花纹轮廓内填以彩色釉料。斗彩又称逗彩，其法是在胎上先用“苏泥勃青”青花釉料画出部分花纹，又在釉上与之相适应部位的加以彩绘，使青花和彩绘形成变化统一的装饰效果。“上下斗合，构成全体”，故名斗彩。有关斗彩的记述，最早见于康、雍年间的《南窑笔记》，“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由此可见，釉上彩在明清时期已经相当成熟了。
这种将釉下彩和釉上彩相结合的陶瓷装饰方法是明清陶瓷装饰工艺的突破与取得的成就。此外，中外文化交流，也给陶瓷生产和装饰工艺带来新思维、新方法，促进了中国陶瓷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陶瓷装饰是在继承明代五彩技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瓷彩绘，俗称古彩，与雍正时期达到完善的粉彩，合成陶瓷装饰釉上彩绘之精华。它们在材料工艺和绘画工艺上都达到至臻至善的高度。古彩在清代又称为康青五彩，它是黑、蓝、黄、紫和绿及红彩的统称，并采用黑色的珠明料单线平涂，笔力健劲，色彩浓艳，又富有层次感，所以，又称硬彩。与硬彩相对应的，就是软彩。所谓软彩就是粉彩，它用玻璃白涂底，用渲染的方法表现，使画面颜色由深到浅，产生明暗浓淡变化，富有温润匀静之美，因此，称为软彩。不论硬彩，还是软彩，是为釉上彩，均属于二次烧成。与此同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影响到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18世纪的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中促进了陶瓷工业的迅速发展，其中，“釉上陶瓷颜料的制备也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即以氧化铁、铜、锰、锑、铬等矿物为原料，高温煅烧成各种色彩的熔块，再配以低温釉面附着剂（熔剂）研磨制备而成。”对于西方这种陶瓷釉上彩绘材料及其工艺的吸收，促进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发展与进步，它不仅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吸收陶瓷装饰并使之发展到新高度，而且，将西方造型艺术中的绘画，诸如油画和水彩吸收至陶瓷装饰之中，进而改变了陶瓷生产工艺上的不可预见性。以“此种低温釉上颜料发色稳定，绝大部分颜色都可互相调配，烧成前后颜料色相基本保持一致，因此，绘制时对画面的最终效果有预见性。”尽管如此，这种材料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彩，它属于外来的“洋彩”。这种“洋彩”被引入中国以后，在陶瓷装饰上从根本上改变面貌的是经过相对较长的实践摸索而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新彩是中西陶瓷文化交流及合璧的结果。
新彩装饰是传统陶瓷装饰材料工艺与相应装饰技法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如此，它主要吸收了西方近代陶瓷科学的积极成果并进行本土化的结果。
3 新彩是传统陶瓷装饰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下发展的结果
在继承中国陶瓷装饰传统与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中外广泛的艺术文化也随之进入新彩装饰领域，并使之出现了姹紫嫣红的局面。
首先，新彩是相对对于洋彩而言的，是洋彩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这正如现代陶瓷艺术家李磊颖所言，“景德镇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瓷用化工厂，专门生产洋彩颜料、金水及陶瓷贴花纸，从此结束了洋彩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并鉴于洋彩艺术表现形式的本土化，这个时期的洋彩也正式更名新彩”。当然，洋彩更名为新彩的中国本土化也不仅仅是就创办了自己的瓷用化工厂而如此简单。洋彩在中国本土化，实则是中国诸多文化因素，尤其是艺术要素注入的结果；它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若干因素，诸如图案结构的方式，内容以及文化内涵等表达因素；它还广泛吸纳了中国画的题材、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与中国画的表现技法，诸如线描、晕染、皴法，以及虚实关系，乃至中国画的审美等等艺术因素；它是中国陶瓷传统技法的延续，吸收了陶瓷装饰中的古彩、粉彩等釉上彩绘的技法和相应的工艺技巧等等。总之，它伴随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中国陶瓷工艺技术的进步，并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逐渐披上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陶瓷文化的外衣。
其次，新彩重在“彩”字上发展技术、技巧，并具有一套综合装饰方法。新彩因为其用料适宜，既能勾线，又能填加，还能彩绘，甚至是渲染，所以，新彩不仅在表现技法广泛吸收，而且在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借鉴上也同样具有游刃有余的独特创新性。从表面上看，新彩是简单的彩字的深化和演义，其实不然。新彩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在陶瓷工艺制作上，综合利用了陶瓷装饰的传统工艺的技法，诸如古彩、粉彩的勾线法，与创造性地吸收了中国画晕染的效果。彩既可以彩出不同的色彩结合效果，又可以彩出不同层次的色阶变化效果；还在于新彩吸收中国画和中国传统图案并西方油画和水彩画的表现技法的综合，形成了自身独居特征“新”。正因为如此，新彩才真正成就了自己独特的装饰方法，并与传统陶瓷装饰相媲美。
再次，“新彩”是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继承和发展，新彩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它不仅将中国传统装饰因素更多地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从而表现了民间艺术文化内容，并具有喜闻乐见艺术形式，而且，将中国画的艺术成分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在陶瓷装饰上更加广泛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审美精神。“新彩”从中国画中吸收的精到多样化的线描，以及靠彩所达到的晕染效果，既能表达中国工笔画严谨工致的技术干练，又能伸张中国写意画挥洒自如的人文胸意。从某种程度上讲，正因为新彩的出现与在釉上的广泛运用，促进中国陶瓷艺术审美与中国画艺术审美的紧密靠拢与相互渗透。
陶瓷文化的发展不仅是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更是对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继承，突破与创新。“新彩”装饰具有这种思维精神。“新彩”在形成过程中，广泛继承传统与吸收现代创造成果既表现在时间上跨越，又突出体现在地域上的纵横，它集东西方艺术表达之精华而富有创新特征及风格。由于新彩从时空上对优秀陶瓷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吸收，继承与发展。因此，新彩具有多元性的文化特征，并体现了多元性的人文精神。
因此，陶瓷文化的创新，不仅是陶瓷材料的创新，也是表现技法的创新，更是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新彩就是在陶瓷文化不断创新思维引领下的创造性成果。
最后，新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尤其重要的是它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内容、形式，以及表现技法，将中国传统陶瓷文化推进到一个更加多元化的高度。新彩的所谓洋彩说，就是中国陶瓷文化从利用舶来材料到利用舶来技术的转化，不仅如此，新彩在吸收舶来陶瓷材料工艺技术的同时，还吸收了西方油画、水彩画的表现技法，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以及艺术特色和艺术审美。在具体表达及其艺术效果上，新彩可以达到写实甚至超写实的程度，可以与当代摄影艺术效果相媲美。此外，新彩富有创新性的特征主要在艺术效果上，它同样可以表现出西方古典艺术的古典美，近代艺术的理性美，以及现代诸多艺术流派的风格和特征。这样，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与外来文化因素于一身的新彩，成为陶瓷装饰之族的新成员。
总而言之，新彩是在中西方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了陶瓷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又进行着突破与创新。正因为新彩的广收并蓄，所以，使得新彩具有多元性文化的艺术特征。
4 结 论
显而易见，从新彩装饰在中国的成功诞生可以看到，中外文化交流，对于双方而言，皆是共赢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使中国的陶瓷文明传播到西方，而且，西方文明也影响到中国陶瓷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陶瓷业的快速发展。
一、中国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
在古代，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逐渐发展的。
从周边的国家开始，像朝鲜、日本以致东南亚，然后渐渐扩散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欧洲、东非和北非。
我国封建社会对外经济文化往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往来仅限于近邻的朝鲜、日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一些国家。直到东汉晚期才和西亚、欧洲有了正式直接往来。而由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则为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最光辉的表现。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时，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况行至波斯湾而还。到166年，大秦国王安敦派使者正式来中国，这是中国和欧洲正式交往的开始。
第二个时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时期。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而唐代对外交通的繁荣，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使内地与外界的交通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是在隋炀帝继位之后，专门设置了四方馆，负责接待并处理四方客使事宜，加强隋朝对外交往的职能。
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前）时期，自北宋开始，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内外贸易繁荣，对外航运也突飞猛进，尤其是海上运输，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明时期，我国在对外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批富有远航经验的国际大游历家。他们包括元朝的汪大渊、明朝的郑和等人。同时从阿拉伯、波斯和欧洲来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现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等。但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段采取闭关政策，这些联系便逐渐中断了。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
曾说：“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
2009年1月31日，总理在同西班牙文化界人士、青年学生座谈时的谈话中指出，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从未间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中非合作论坛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良好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并在中国北京设立“孔子学院总部”。孔子学院的广泛设立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语言文化将逐步融人世界的发展趋势。孔子学院已经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牌。
三、广西柳州的对外文化交流
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通道连接的省区。泰国的泰族，越南的岱侬族、泰族、高栏族，老挝的老龙族，缅甸的掸族等，均起源于中国南方，与广西的壮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等是同根生的民族，文化上的近似容易引起这些国家的民族对广西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共鸣。这些都是广西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中的基础以及优势。
东盟博览会不仅对广西的经济贸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重要的促进了广西乃至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广西充分利用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和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的重要机遇，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贸易，不断摸索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次数和规模逐年增长。可以说，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广西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里程碑。
2004年3月，柳州与越南永福省永安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这也是第一个与柳州结成“友城”关系的东盟国家城市，随着近11年时光流逝，柳州与东盟各国之间文化外事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早已在东盟国家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就在去年刚刚举行的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中，700名来到柳州的中越青年代表，不但游览了穿城而过的碧波柳江、欣赏了两岸斑斓旖旎的风景，参观了柳州市博物馆、柳侯祠、城市规划设计展览馆。而且在参观胡志明旧居时，看到胡志明的革命经历和在柳的活动，更是让越方代表团的青年们感慨万千。而作为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的分会场，柳州不但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大局，同时，也让“山水柳州”的美誉通过活动在越南青年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广西重工业城市的柳州，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日趋紧密，贸易合作迅速发展。以贸易合作良好展开为基础，柳州对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也积极的展开来了。“自从东盟博览会召开后，东盟的留学生来到了柳州，到东盟经商、旅游的柳州人也越来越多，双方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从而‘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也越来越为东盟国家人民所熟悉和了解。”外侨办国际交流科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牛津大学教授雷蒙・道森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1]中详尽而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并总结说：“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似乎在两个极端间变化：或者是理想的王国，或者是停滞与落后的象征。中国时而被描绘为富裕的、先进的、聪明的、美好的、强大的和诚实的，时而被描绘为贫穷的、落后的……。”矛盾的认知说明了世界需要更了解中国。
文化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21世纪是文化制胜的时代，保护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才能留住民族的“根”。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文化建设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工作重点。
文化交流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发展是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选择、吸收、创新的过程。由于西方国家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生产力较发达，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高，文化势能也较高。我国在文化的对外交流和合作中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国家发生联系，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积极吸取其文化的精华，自觉抵制其文化的糟粕。
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思维与交流工具，是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的基本素养之一。而语言学习中文化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则贯穿语言学习的全过程，它不仅是语言习得的重要体现，也能促进学生心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和综合人文素养的提高。新《英语课程标准》更是凸显了文化教学的重要性：“语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教学中涉及的英语国家文化知识，应与学生身边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在英语学习的较高阶段，要通过扩大学生接触异国文化的范围，帮助学生拓展视野，使他们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进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在英语教学中，我们要力图帮助学生提高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从而使他们能利用这些语言技能来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和传递信息。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大力开阔学生的视野，促进学生的创新思维，引导学生获得丰富的文化知识，养成尊重、平等、开放的跨文化观念，提高他们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切实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然而在英语教学实际中，很多教师极为关注学生词汇，语法等的学习，而忽略了对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文化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我们认为教师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在英语教学中开展文化教学：
一、结合富有文化内涵的模块话题融入文化意识的培养
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必须以含有丰富信息的话题为载体。所以我们必须紧密结合教材，认真挖掘教材中的有用素材来融入文化教学。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外研版的《新标准英语》就以模块为单位，不仅从学生实际出发，选取了较为新颖务实的题材，体现了浓郁的时代气息，更重要的是，每个模块的题材均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为我们在教育教学实际中开展文化教学提供了契机，使文化教学具有极强的操作性。以外研版《必修教材一》为例，Module1选取的题材为My First Day at Senior High，紧密结合学生实际，包含了美国学生介绍自己学校的文章，教师可以对这些素材加以利用，从而激发学生贴近语言、学习语言并使用语言进行文化交流的兴趣。而外研版《必修教材四》 Module 3则选取了Body Language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这一话题, 介绍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如何使用不同的身势语言相互问候，如何与不同国家的人们礼貌、有好地交流。这一题材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教师可以在此基础上逐步引导学生了解英语国家人们在行为举止和待人接物等方面与中国人的异同，从而使学生能热爱本国文化，尊重他国习俗养成无偏见的跨文化观念。
二、聚焦Cultural Corner,开展多种活动，体验文化交流
文化意识与能力的培养是学生体验的过程，而不是教师讲授的过程。我们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文化知识、理解文化的差异，但学生必须通过自身的发现、理解、体验才能真正有所得。
《新标准英语》的每个模块中，均设置了cultural corner作为辅助阅读材料，这一部分深化和拓展了本单元的话题，突出体现了中外文化的比较和交流，可增进学生的文化理解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是我们开展文化教学的极好载体。例如，在《必修教材一》中，Module 1的Cultural Corner 通过美国学生的来信，旨在帮助学生初步了解中美两国的中学教育系统的异同。《必修教材二》 Module 6的Cultural Corner则通过阅读文章Steven Spielberg-Film Director,让学生了解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及其主要电影作品，旨在让学生大致了解并比较我国和西方国家在影视方面的主要情况、特点和风格，并学会通过影视作品学习语言，了解文化。教师可以聚焦这些内容，精心设计教学环节，让学生充分自主参与其中，体验文化交流的魅力。例如：教师可通过互联网或已构建的友好学校平台，根据学生实际要求学生写回信或发出电子邮件，可要求学生制作学校宣传册，电影海报，可要求学生进行深入调查并作出报告等。教师还可将“设问权”还给学生，即让学生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自己不明白的问题，并通过课堂讨论、课后利用各种资源，在分享、交际中解决问题。学生可以在这些环节中亲身体验，思考并实践文化交流，从而提升自己的文化意识与交流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7.136
一些西方国家文化现状与思想内涵主要是通过英文文学来体现的，西方思想文化不同于我国，其文化有着自身的民族特点和内涵，因此要想了解西方的文化，必须从真正意义上对英语文学有正确的认识。言内意义是词语成分之间、句子成分之间和篇章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意义。言内意义是指在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类意义，它是英语文学翻译中的难点也是重点，其涉及到语言翻译中的语音、语法、句子、词汇等多项语言方面的内容，在英语文学翻译中，需要对言内意义进行正确的分析与处理，从而使从英文中翻译过来的文章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源语的主题，有效地降低二者之间的信息差别。为了加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必须对英语文学进行翻译，这是二者进行沟通的有效手段，其目的是使读者对同一作品能够有正确的、真实的、相近的理解与感受。每个读者或翻译者的文化素养不同，其在在翻译过程中，不可能对同一作品有着相同的理解或描述，但是其应当在对作品所处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与鉴赏能力的基础上，对英文作品进行准确的翻译。
1 英文翻译中言内意义的内涵
1.1 英文翻译的言内意义的定义
以社会符号学的意义观，为划分标准对意义进行分类，可将其分为指称意义、言内意义、语用意义三种。其中在英语的文学翻译中言内意义被看作是翻译的重点，其涉及到语言翻译中的语音、语法、句子、词汇等方面。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时一定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不仅要最大限度地保持译文与原文的相同或相近，还要最大可能地使英文作品的文化背景、民族特色、意境等方面用最贴近地语言表现出来，这就对翻译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翻译者将言内意义达到最高标准，尽量缩小语言的信息差别，从而增加了人们对英语文学的阅读兴趣。
1.2 英文作品翻译的原则及意义
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时不仅仅单纯要求翻译的准确性、广泛性和通俗性，更要求翻译的英文作品的语言富有感染力、具有艺术性和逻辑性。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的着重点和难点就在于是否能够翻译出最地道的语言，例如对电影《盗梦空间》中一些翻译进行分析：
I can't stay with her anymore because she doesn't exist. I wish. I wish more than anything. But I can't imagine you with all your complexity， all you perfection， all your imperfection. Look at you. You are just a shade of my real wife. You're the best I can do ；but I'm sorry， you are just not good enough.
“她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不能和她呆在一起。我也想，我比什么都想，但我想象不出你复杂的情绪、你的种种完美和不完美。看看吧，你只是我妻子的一个影子。你只是我竭尽全力创造出来的而已，但是很遗憾，你远远比不上真实的她。”这样的翻译十分文雅，也能够很好地表现出电影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所采用的语言也简明通俗。
1.2.1 英文翻译的归化原则
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时，使用翻译归化的策略往往能够达到通俗易懂的目的，但当前随着国外文化的渗入，异化策略的使用较归化更为明显，但并不是说翻译归化就不重要，特别是在句子结构的翻译上，还是应该保持句子的原始结构不能变，否则翻译出来的句子不可能让读者喜欢。翻译的实质就是充当中外文化交流的中介，只有翻译出地道的语言才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例如，在《盗梦空间》中有这样一句话No space to think in that broom cupboard. 如果从直译的方式就是在那个放扫帚的壁橱里根本没有空间思考，这样的句子会对观众造成理解障碍，让人简直就是不知所云。从英文翻译的归化策略进行翻译，翻译成在那个耗子洞里没有办法思考，就能让观众更容易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电影语言的表现力。在台词：Hmm， Arthur， you still working with that stick in the mud ？ 其中stick in the mud可以直译为“没有进取心的人”，如果使用翻译归化策略就可以译为观众都容易接受的“混小子”，就使得电影跟观众的亲和度增加了，更适应于中国观众。同时在对电影《盗梦空间》进行翻译时也引用了很多中国元素进去，例如：I tried not to come， but there’s nothing quite like it.我不想来的，但别的东西都不给力。因此，正确使用归化翻译策略的优点就在于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更具有亲和感。
1.2.2 英文翻译的异化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进程的加快，英文翻译的异化策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盗梦空间》是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一部美国好莱坞电影，其中体现很多政治、宗教及伦理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方面都是很多中国观众所不了解的，因此政治、宗教因素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雷区。如果在对英文字幕进行翻译时不能够充分考虑到这些，就会严重影响到对英文作品的兴趣。
2 英语文学翻译中言内意义的处理
2.1 英语文学翻译中的语音方面
英语和汉语语言的不同其语音方面也存在的很大的差异，将二者进行比较，其具体结果见表2.1
表2.1英语与汉语语音方面的比较
[[不同点＼&汉语＼&英语＼&音节＼&单音节，故汉语中存在很多多音字＼&多音节，故英语中存在的同音字少＼&平仄＼&汉语格律诗在平仄上有严格的韵律和节奏＼&英语没有严格的韵律和节奏＼&声调和语调＼&汉语是声调语言，特别是在汉语古诗中讲究形式固定，强调平仄、对仗、押韵＼&英语是语调语言，韵脚和节奏构成韵律＼&]]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博大精深的汉语诗歌中的音韵、节奏等语言特色，要想在翻译的过程中体现在译文中，基本上是很难实现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中国古诗歌文化的美学损失，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言内意义的缺失，有时言内意义上的缺失也会产生信息差。因此在对中国古代诗歌进行翻译时，必须正确处理语音层面的言内意义，作为翻译者不能够机械地翻译原文，必须能够掌握并应用各种翻译技巧。例如使用目的语的语音形式，淡化原文的语音形式，在翻译“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时，可以翻译成In the steep cold waves are swiftly sweeping by；On the vast earth warm winds gradually growing high.充分体现了言内意义，真正做到了在语音方面给翻译的文章注入新的活力。
2.2 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句式方面
在中国的文学观念中向来将“语言文采”视为文学的生命，因此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人的文学审美习惯。中国自古至今一直有使用四个字成语的习惯，且成语的文化博大精深，无论是在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英文翻译还是对英文作品进行中文翻译都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例如，在对影片《盗梦空间》进行翻译时，使用了大量了中国观众所喜好的四字格结构。在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中，四字格结构在语言表达上除了言简意赅、生动有力外，还能够充分满足语音上的和谐。例如影片中的台词：Well， he was a very inspiring figure. I’m sorry for your loss. May he rest in peace， huh？ 他的一生鼓舞人心，节哀顺变，愿他安息。So do you want to take a leap of faith…or become an old man，filled with regret，waiting to die alone ？那你究竟是想放手一搏呢？还是迟暮之时，满心悔恨，孤独等死？四字格结构使整部影片在语言上更富有感染力，极大地满足了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和阅读的习惯，从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2.3 英语文学翻译中的词汇方面
双关语是指有的词有一词多义的现象，它包括语义双关（词的多义）和谐音双关（同音、音似及近音词）。在英语和汉语中都存在双关语，但是英语和汉语有着语言自身语音形式的不同，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很难实现都词汇语义的一致对应，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给翻译者带来了更高的、更有难度的翻译要求。例如，在对红楼梦中第十六回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哪里照管得这些事！见识又浅，口嘴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棒槌，我就认着针了。将其翻译为I am incapable of running things. I am too ignorant blunt and tactless， always getting hold of the wrong end of the stick.其中有一个词“万艳同杯”被翻译成：“Ten Thousand Beauties in One Cup Lachrymal Rerun.”其中“杯”与“悲”是同音字，就是谐音的双管词。向这样的词语在英文翻译中是无法体现出来的，如果采取直译的翻译方式，就会造成言内意义的丧失，译文不可能准确地符合原文的意思。 因此，在实际的阅读过程中，读者从直译的译文中不能够了解到其中蕴含的真实意境，只有通过对照注解才能够了解到文章所有表达的真实主题。
2.4 英语文学翻译中书写方面
汉语和英语的语系不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在书写上汉字大部分为象形文字，而英语的书写是由26个英文字母组成的，可以说单凭这点来判断二者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汉字在书写上讲究字方、对称、美观、象形、指事、会意，汉字有着其他语言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一般把汉字的结构关系分为三大类：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内外关系。英语采用的是将26个字母进行组合的拼音文字，便于进行模拟自然声音。汉字的象形书给人在视觉上一美感，同时中国的书法艺术自古至今在世界上都是闻名的，这种美感要想通过翻译来得以体现，基本是不可能的。拆字是汉语特有的文字游戏，也是很常用的修辞方法，在翻译成英语时就很难翻译出来。例如，在《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化柳质，一载赴黄粱。将其翻译为Paired with a brute like the wolf in the old fable， Who on his saviour turned when he was able， To cruelty not used， your gentle heart Shal， in a twelvemonth only， break apart.从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译文完全不能体现出原文所隐含的意义，只有通过注解才能够帮助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能够最大限度地理解体会原文所要表达的真正的信息内涵。
3 结语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进程的逐步加快，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涌入中国，同时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也走向了世界，因此在对中英文作品之间的翻译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应当充分考虑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熟悉原语和目的语文化，如何迎合读者的口味，理想的翻译是将原语的信息完全传递到译文中，使译文的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相似的感受。本文通过对英文文学翻译中言内意义的内涵及处理方式进行探析，以期为我国的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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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韬研究”分期概述
在传统向现代演进的时代，王韬成为“口岸知识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经历从“文人”到“译者”的蜕变。七十年的人生几经跌宕：译书、办报、游历、教学，柯文笔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与信仰的冲突中探索着。毋庸置疑，他是学者、政论家、文学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国的滚滚“西潮”，一个头衔或许更配得上他的贡献——中西文化传播中的先行者。
党月异②《王韬研究世纪回顾》把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王韬研究大致分为始发期、持续期、发展期、深入期四个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这个阶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来“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韬生平和笼统整理介绍王韬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细致地考察了王韬的各种思想和活动。九十年代以后，相继问世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两部《王韬评传》（忻平④1990、张海林⑤1993）、《王韬年谱》（张志春⑥199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动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给他观念上带来的变化。目前，这种对主人公跨文化传播中表现的关注已逐渐开辟出研究王韬新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党月异在《王韬研究世纪回顾》中把王韬的事业划分为“报刊事业”、“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三个方面。总体看似没有问题，但细究起来却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传播的角度，三者之间有重叠部分，翻译书籍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环日报》的创立尤其是政论文体的大量采用，其实同样是在给民众灌输西方制度思想，增进民众对西学世界的了解。
二、王韬与中西书籍互译
王韬不仅协助麦都思将《圣经》等宗教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在英华书院同理雅各合作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此外，王韬还与传教士合译过不少科技类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等。尽管著述颇丰，王韬的工作场所却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两地。
1、上海墨海书馆
选择步父亲后尘前往墨海书馆的王韬，最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王宏志⑦ 《“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力主此类观点并结合证据详尽剖析。关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译工作，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两期：前期以《圣经》、中文赞美诗等宗教作品为主，后期以科技、贸易类书籍为主。柯文的专著《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韬参与《圣经》翻译的相关细节，包括成员构成、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等。就王韬对两期工作的态度而论，不少学者从王韬的自述中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前期“消极应付、厌恶不已”，后期则“积极参与、引以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觉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态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将前期厌恶抵触的原因归结为传教士中文功底差劲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内在抗拒”。童元方⑧《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认为，后期翻译寄托了王韬“经世致用”的抱负。“以器通‘道’、藉‘器’见‘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构成了佣书墨海的王韬独树一帜的思想内涵。不论王韬自身是否满意，他的翻译工作却在“第60届传教大会报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罗香林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也对王韬参与的“代表本”《圣经》报以“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的肯定。
2、香港英华书院
1862年，因政治避难而客居香港的王韬给理雅各当起了助手，工作性质与在上海类似——翻译。不同的是，这次是把儒家经典译成英文，使“东学得以西渐”。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肯定了王韬在中西文化传播中的突出贡献，并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韬参与的不少细节，比如面对浩如烟海的各家注释，王韬不因个人喜好偏重一门一派等等。在英华书院的几年时间里，王韬直接参与翻译的经书共5部，分别是《书经》（第3卷）、《诗经》（第4卷）、《春秋》、《左传》（第5卷）、《礼记》（第7卷）。在与传教士的合作中，“华夷之辩”的心态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士的内心。如果说在上海翻译《圣经》的王韬多少存有“获罪名教”的痛苦与不安，那在香港翻译《中国经典》则充分填补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虚荣心。王志宏《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深刻洞察了王韬的上述心态，并把这次的跨文化传播与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触进行对比，得出了“尽管传播方向各异，却都秉承‘以儒学为重心’”⑩的结论。由于在上海有着十几年与西人合作译书的经验，外加自身深厚的经学功底以及对“东学西传”的积极态度，王韬在英华的表现称得上可圈可点。理雅各将其誉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的学者。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也认为正是王韬扎实细致的工作使译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三、王韬与西学论著编撰
王韬一生著述颇丰。据学者统计截止目前约有40余种。这些书目中，涉及西学与中学的含量大体相当，而站在历史角度看，显然对西学的介绍更具分量。
1、科技类书籍编撰
王韬在上海除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外，还花费大量时间与其他传教士们合译科技类书籍，主要有《格致新学提纲》（与艾约瑟合译）、《重学浅说》（与伟烈亚力合译）、《光学图说》（与艾约瑟合译）、《西国天学源流》（与伟烈亚力合译）等四本。《弢园著述总目》中对此做了记载，一部分学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等都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考证和详尽分析。作为“译者”的王韬工作同时也留心西学知识，竭力让自己成为“学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译本为原始材料，另外编撰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证了其内容和材料来源。可以说，王韬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2、文史类书籍编撰
在国外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王韬可谓是最早的“试水者”。李景元⑿《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指出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韬，并将法国《马赛曲》的早期翻译归功于他。此外，这篇论文还引述和评价了王韬“选材必严，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体必纯”的翻译主张。
在王韬的众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尤以《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部影响最为深远，在当时的中、日两国均引起较大反响。邹振环⒀《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介绍了王韬编撰的历程，并给予《普法战纪》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欧洲当代专史”。忻平⒁《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则从体例、内容、评析等方面深入解读了这两部史著，认为“王韬治法国史绝非单纯为学术”，还寄托了个人“振兴中国”的夙愿。王韬对以法国史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编撰对近代国人观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导人们通过阅读西方各国历史来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3、贸易类书籍编撰
1857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华英通商事略》问世，并于同年在《六合丛谈》连载。对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可谓非凡，而“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的见识更是卓然超群。张广杰⒂《王韬商本思想论略》认为王韬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欧洲游历归来以后。但不可否认，“羁旅香海”尤其是编译了《华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韬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启思想的转型。
4、综合类书籍编撰
1853年，王韬逐步参与《中西通书》这部综合性科学刊物的翻译与编订，并为之作序。序中，王韬以“用心不专”、“墨守成法”概括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认为“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并进一步揭示出王韬在编撰西学书籍过程中思想转变的信号。
四、游历海外、宣道异域
跨文化传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还有以声音为载体的演讲以及衣食为主体的习俗。按当时的条件，除了第一种方式的传播能做到跨越时空外，对于后两种来说则必须亲历亲为，零距离沟通。作为早期踏上西土的传统知识分子，王韬在幸运之余也多了份责任。
1、欧洲之行
1867年，王韬随理雅各前往英国，游历欧洲近三年时间。这期间，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王韬逐步意识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点，无分贵贱。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实让他自觉的承担起传播儒家哲学与文化的使命。通过《漫游随录》不难发现，王韬跨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演讲，地点包括在理雅各故乡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亚尔乡书院、在爱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此，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据她阐述，在王韬的演讲中，“吟诵诗词”成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演讲的反馈效果来看，王韬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不是“诸女皆相顾微笑”⒃就是“一堂听着，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⒄等等。当然，这样用词难免有夸张成分，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另外，演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精通汉学的理雅各的穿针引线，是他劲道的翻译让王韬的讲述精彩纷呈。
逗留英伦期间，王韬曾将所带的中国典籍赠送给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举”。对于这起“置书英国事件”的几个细节如“书籍存放何处？”“共多少书籍？”“是赠还是买？”等，多位学者间存在争议。田正平、叶哲铭⒅《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见，推测出王韬置书地应为大英博物馆，有203本共712卷中国书，被购买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韬开启历时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据此写下《扶桑游记》。但实际上，他对日本的关注早在墨海书馆时便已出发。通过英美传教士，王韬逐步意识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而凭借几部欧洲史著蜚声海外的王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舒习龙⒆《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王韬在日的文化活动做了大体描述，主要是与日本文士“相互拜谒、切磋学问、探讨诗词”。此外，舒习龙还进一步把这些文士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华文明的钦慕者；另一类则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关于王韬对日本态度的嬗变和矛盾，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认为，在王韬笔下的日本西化运动是彻底的，单从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断以威胁中国为代价则令王韬无法释怀。此外，王立群还提出，“对中国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韬也深感惋惜和遗憾。”⒇
五、王韬的办报经历
在近代口岸知识分子中，王韬的影响力可谓巨大。究其缘由，除游历海外的特殊经历外，离不开办报活动的推动。学者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时间顺序，将其办报经历大致梳理如下：参与《遐迩贯珍》文字校对和发行、兼任《孖刺西报》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编辑、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王韬的新闻事业步入顶峰。
《循环日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内容方面提出“君主立宪”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论文体则开启一代文风。王韬晚年，一部分政论文章被汇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成为后人研究其新闻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王韬与格致书院
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回到上海，为献言献策。当初正因科举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韬，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给了“教书育人”，在格致书院践行自己“传播西学、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过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和傅兰雅《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不少学者（如王立群）认为，王韬接管下的格致书院与传统教育相比，从招生到教学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尔敏专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对王韬在书院“考课”等一系列举措进行详细考证和记录。
结语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王韬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几百篇论文的发表和五部专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说明。尽管如此，对王韬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断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陈玉兰《王韬著作整理》项目获得高校古委会规划立项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论视角不断涌现，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史学等领域的共同推进和交叉分析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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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忻平：《王韬评传》[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⑤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⑥张志春：《王韬年谱》[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⑦⑩王宏志，《“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J].《复旦学报》，2011（2）
⑧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J].《上海科技翻译》，2000（1）
⑨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78
⑾宋建昃，《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J].《夏之卷》，2001
⑿李景元，《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J].《中国翻译》，1991（3）
⒀邹振环，《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J].《编辑学刊》，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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⒂张广杰，《王韬商本思想论略》[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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⒆舒习龙，《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4）
引言
从化市位于广东省中部，广州市的东北面，依山傍水，风光旖旎。五百多年的历史孕育了从化独特的岭南魅力，众多的历史古迹让从化更具文化内涵，在岭南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提高“从化的昨天”的保护意识，并付诸行动，作为从化市的高校大学生，我们有责任以实际行动服务从化、建设从化。
本项目旨在通过对从化历史古迹的实地走访和考察，透析从化历史古迹所蕴含的深厚文化气息，并结合英语专业特色，运用相应的翻译方法与技巧，将收集的材料译成英文，使得从化历史古迹的英译既准确传递信息，又折射其背后的地方文化，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传播，真正起到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同时增强从化市民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意识，宣传从化市历史文物景点，促进从化市的旅游发展，增强在校大学生通过所学专业知识服务社会的意识。
1.项目介绍
1.1研究目的
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成为人们自立和进取的精神支柱。文物古迹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它具有很高的艺术、精神、研究、欣赏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流传于世的文物古迹会越来越少，所以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传统文化的弘扬刻不容缓。五百多年的历史孕育了从化独特的岭南魅力，众多的历史古迹让从化更具文化内涵，在岭南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增强“从化的昨天”的保护意识，并付诸行动，作为从化市的高校大学生，我们有责任以实际行动服务从化、建设从化。
1.2研究意义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时代，而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不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中外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中外相互加强了解与沟通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外人民频繁的来往沟通、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为广东岭南文化及中国文化与外国交流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而独具特色的从化市文化古迹，却被日新月异的现代经济建设所遗忘，如此宝贵的文化遗产不应被埋没。因此，我们通过此次科研项目考察增强人民保护历史文化古迹的意识，带动人民加入到实际保护的行列中，形成“文物保护，你我共同参与”的氛围，为从化市文物保护贡献力量，为全世界人民提供有关从化市历史文化古迹的英文介绍，让世界人民了解从化市历史文化古迹，提高从化旅游项目的知名度。此次活动可让外语系学生将所学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来，增强在校大学生服务社会的意识，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1.3立论依据
本项目的考察人员通过与从化博物馆、旅游局等部门合作获取官方信息，深入从化市各文化古迹保护单位，收集相关资料并整理，再发挥人员专业特长，将已整理的资料翻译成英文。通过对古迹的官方称谓、历史由来、存在意义、演变发展、文化地位等进行考察发现，目前文化古迹中只有极少部分做了中英文版本的介绍，大部分古迹的中文资料不完整、英文资料欠缺，需要进一步地完善与补充。
本项目的实践考察采用图文并茂、视频剪辑的形式，研究上述因素，力图通过从化历史古迹反映出岭南文化所蕴含的历史意义与内涵，并运用相关翻译理论和技巧准确翻译，兼顾信息传递与文化传播功能，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与推广岭南文化，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实现文化间的互补与发展。
1.4项目的创新之处
本项目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对从化历史古迹的实地走访考察，以及对后期资料的汇总与整理、图片编辑与视频制作，最后同从化博物馆、旅游局等部门取得合作，将相关资料译本推行实践，广泛应用于各大官方网站和报刊读物等宣传媒体。分析岭南文化的历史形成因素，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研究，充分考虑英汉语言差异、英汉语言转换、思维方式和文化差异等因素，结合翻译理论与技巧、翻译策略与方法，增强跨文化的意识，准确翻译文物古迹相关资料，揭示并诠释岭南文化的内涵，加深对岭南文化的理解，加强岭南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促进从化旅游业的发展。
2.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进度安排
2.1研究内容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1）对从化市各文化古迹保护单位进行考察研究，收集和整理其相关资料（包括官方称谓、历史由来、存在意义、演变发展、文化地位等）；（2）针对当前古迹现有资料的英译进行分析、研究，并将结果汇总、分类；（3）结合英语语言专业和翻译理论与技巧，对尚未翻译的古迹资料进行准确翻译，突出其文化特色和意义；（4）联系从化各大旅游单位、咨询网等媒体，推荐增设英文版的历史文物古迹介绍。将古迹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推广至岭南文化领域，用于指导和促进跨文化交流。
2.2技术路线
我们将运用社会调查学、英汉翻译学、统计学等学科知识，通过实地考察、追踪调查、电话采访、面谈等方式对从化市各文化古迹进行深入的研究。利用自身所学知识，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进行信息收集，使信息全面、真实、可靠。本项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采用实地考察研究收集资料，又运用理论对考察成果进行分析，最终利用分析研究的理论成果指导实践。
2.3进度安排
3.研究成果的形式、项目验收指标及内容
本项目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研究成果的形式和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阶段，实地考察，主要为收集与汇总从化市历史古迹的相关资料（包括官方称谓、历史由来、存在意义、演变发展、文化地位等），通过一系列的文字、数据、图片，从多角度展示文化历史古迹的深厚底蕴，从而提高广大人民对从化历史古迹的认知，了解其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根据考察结果撰写社会调查报告（从化历史古迹资料的英译调查与研究），取得第一阶段的成果，为后一阶段的研究打好基础。
第二阶段，针对第一阶段的成果，采用系统的研究方法分析探索，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成科研论文：从化历史古迹实地考察与资料翻译，此篇论文拟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中发表。
4.工作基础和实验条件
本项目与商务英语专业、英语翻译专业密切相关，将本专业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申报者与合作者具有申报、执行本项目基本专业知识和素质，具备专业能力与技能完成实践调查，并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社会调查报告与科研论文的撰写工作。
本项目在申报准备阶段已有一定的积累和基础，并进行了初步社会实践调查，收集和积累了一些第一手调查资料，为以后阶段工作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项目根据各成员的特点、特长进行了明细的分工，各成员能够利用理论知识完成各自的任务。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及外语系师生集体力量的协助下，本项目的重点任务：从化历史古迹的实地走访、资料整理和英译，宣传历史古迹，增强保护意识。社会实践论文与科研论文的撰写和发表一定能够按时完成并取得相应的成果。
5.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
5.1研究方法
此次调查选取的景点共计十处，基本上囊括了从化国家省市各级重点保护的名胜古迹，如广裕祠、五岳殿、从化学宫大成殿等。课题组成员利用课余时间分三组对上述名胜古迹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拍摄和撰写旅游景点的中文介绍等。再将中文材料详细考究，翻译成英文。最后，通过老师们的认真审核，最终将材料形成完整的课题结果。我们还作了分类统计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5.2名胜古迹翻译中的文化因素障碍
名胜古迹翻译中文化因素导致的障碍主要来自于其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所蕴藏的丰富内涵。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等使两种语言的词汇出现非对应和非重合的现象，它们之间没有语义共鸣，有的只是语义空缺或语义错位，也就是文化空缺所产生的词汇空缺及文化冲突导致的词汇冲突。此次研究中出现的不少对联翻译难以进行的现象，主要是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如五岳殿中，“穆穆威灵光万户，绵绵德泽普千家”，翻译起来困难重重，尽管能按照意义翻译出来，但那种韵味已经完全丧失，实属可惜。
名胜古迹中文化因素导致的翻译障碍还来自于语篇层面上的行文和修辞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喜欢借景抒情，书画、建筑、诗歌都讲究神似重于形似的风格，反映在语言上就有了汉语行文辞藻华丽、情感横溢等特点。此外，“受‘中庸’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美学观念别强调平衡美，除了极为频繁地使用对仗这一修辞格，还大量使用四字词组，在这些方面，西方民族则迥然不同”。这些行文和修辞差异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翻译的困难。
6.名胜古迹旅游文本的汉译英策略
明确名胜古迹翻译中的文化因素障碍有助于我们提出有针对性的翻译策略。旅游文本的目的就是将从化名胜历史古迹通过中文材料翻译出来，向外国游客介绍景点情况，旅游翻译应该是“文化的使者”，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以旅游者为导向，因此，在翻译时应该以中国文化为取向，以译文为重点。所谓以中国文化为取向，就是尽量保留中国文化信息，尽量多地宣传中国文化。所谓以译文为重点，即指翻译时，既要忠实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又要从译文读者的角度出发，对信息进行适当调整，让他们好读好懂。基于上述策略，提出以下几种实用方法。
6.1增补与删减
旅游资源除了其本身的自然景观所具有的欣赏价值外，还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特殊的欣赏价值。不增添背景信息，一般外国游客则无法理解。对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容，如事件发生的年代，名人的生卒年代，他们的身份及其对历史的贡献、名胜的具置等，通过增加字、词、句，对原文略加注释，则让人易于理解，并加深印象、增添乐趣。
在名胜古迹的翻译中，删减有时是十分必要的。删减即删去中文资料中对译文理解没有帮助的东西。一方面中国人在写事状物时喜欢引用名人名言或古诗词加以验证，中国读者读了会加深印象，并从中得到艺术享受，而在外国人看来似乎是画蛇添足，有时还可能使他们越看越糊涂，删去反而干净利落，明白晓畅。另一方面名胜古迹中存在的大量的诗词、对联，如果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诗词翻译过来造成译文的累赘和臃肿，甚至扭曲原意，妨碍外国游客理解，破坏他们的游兴，达不到预期的交际目的，则可删去不译。
如五岳殿中，“有收分覆盆式柱础，为‘鸭屎石’，风格古朴”这一句中的“鸭屎石”，这一词语比较难以理解，甚至会造成游客们的不良心理效应，可以将其省去。
6.2音译与解释
完全音译的方法适用于行政区划名称，如城市、乡镇等的翻译，对于一些景点的名称音译加意译则较为理想。解释是指增加的部分是对字、词、句的字面意思的解释，属于创造性翻译，在不损害原文信息的前提下，不拘泥于原文，对原文不符合译语习惯的词句、语序进行必要的改造和调整，以期更好地服务读者。
6.3类比或转译
为使旅游信息在英语读者中产生反响，我们采用“以此比彼”的方法拉近读者与中国文化的距离，使他们产生亲近感，激发游兴。译者可以把中文资料中有关的内容转化为外国游客熟悉的同类内容，借译语表达式和形象翻译源语有特定文化含义的表达式和形象，以求等效。有的学者称这种方法为文化替换（cultural substitution），在找不到文化对应词的时候，使用译语文化中同类典故、成语、委婉语等，有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样可以简洁而准确地介绍人物和景点，使译文读者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理解异国文化情调，加强文化的交流与理解”。
结语
以上结合从化历史古迹的翻译情况，分析了名胜古迹中翻译中存在的文化因素障碍，探讨了名胜古迹汉英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原则和方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各国之间更加频繁地交往，旅游业将更加繁荣，我国名胜古迹的翻译必定会更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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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作为忠实记载亚欧非洲诸国几千年交流史的文化符号，忠实记载和综合反映了沿途各个民族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其中包括极为珍贵的宗教与世俗文化信息，这些信息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对象。
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中心主任李强做了题为“丝绸之路文化艺术与文学微探”的发言，对丝绸之路文化的研究现状和机遇进行了详细分析。
关于文化交流方面，在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分化的大趋势下，丝绸之路成为一个更为广阔的跨文化场域。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所展现的新魅力，产生的新影响，对拓展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空间意义重大。陕西师范大学的王文通过对丝绸之路文化的互文性解读提出丝绸之路文化不是单纯的“丝绸”文化、商贾文化，它汇聚了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闪族伊斯兰文化以及以希腊和罗马文化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等，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师范大学的王佑夫用比较的方法提出丝绸之路上西域诗学的多元性、交融性、纪实性和断层性的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张艳奎向与会学者展示了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两件作者认为是关于古代吐鲁番地区数学教育的重要材料的算学文书《古抄本乘法诀》和《数字习字纸片》。
关于宗教文化方面，还有许多学者从多重视域分析了宗教文化的理论价值及其艺术特色。韩国高丽大学郑广薰介绍了敦煌配图本的版面编排。西北大学的梅晓云做了《少林寺那罗延神的失落——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植入和变迁》的报告，借著名的少林寺护法伽蓝那罗延神的失落问题，探讨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植入和变迁。此外，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罗汉向大会提交了《佛母摩耶崇拜在中古中国的传播及其在女皇武瞾皇权中的体现》的论文。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方面，福建社会科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的陆芸对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进行了总体述评。此次会议上，还有部分学者就丝绸之路涉及的歌舞文化、石窟艺术、民族关系、审美范式服饰美学等要素做了相关探讨。
二、丝绸之路民族文学与文献
在语言方面，陕西师范大学黑维强提出了关于古代契约文书界限类词语演变考察的看法。吴嫒就古全坠声母在关中西府方言的历史演变向大会提交了论文。
在文学创作方面，陕西师范大学魏景波分析了丝绸之路与唐代边塞诗的关系。赵颖借旧体诗这一文学范式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提出南洋诸国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中，新加坡有大量华文旧体诗的文本，但华文旧体诗论述极少。
在文学的传播交流方面，部分学者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对区域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及某区域的民族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了理论阐述。
作为一个有民族责任心的画家，阳小毛十分清楚这一点，要让欧洲人看懂中国画，那么中国画的国际化，中国民族绘画与国际接轨是中国艺术家绕不开的话题，作为中国画的绘画语境当随时生转型，这是历史的必然。在巴黎期间阳小毛与来自国内各美术学院的教授艺术家学者探讨这一命题。他欣喜地见到一些毕业于中央美院的留学生，在法国春季沙龙、秋季沙龙中所作的各种尝试，异国的环境迫使他们求变，他们汲取许多西欧艺术的元素融入传统的中国画，使之中国画更具现代意识，也就更易于让大胡子的老外大致明白，起码是先从视觉上产生共鸣。他开始以国际化的目光关注传统的中国画，如何让中国画走向国际，自觉地成为他的一份责任，青年时代他对西洋画的民族化进行过深入地学术探讨，阳小毛教授是在西方形式构成美学理论影响下切入中国画的，然后回归到传统。他发现中国传统绘画与现念是吻合的，只是如何丰富传统形式的艺术表现值得去尝试。他十分关注中国画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他要让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画。自2001年他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画展、2000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画展、2002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之后，2010年到来之际画家阳小毛将自己的画展办到了韩国的国会，韩国的国会副议事长以及许多的国会议员观看了画家阳小毛的画展。画家阳小毛的作品被收藏，许多阳小毛早期的创作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些90年代的大量印刷品在收藏界流传，并有学术论文译成外文在一些国家与地区传播。
画家阳小毛曾在中央美术学院研修西洋画，随之公派赴法国巴黎深造，坚实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础为提升和改造中国画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力求传统的中国画与国际接轨，他认为无论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差异有多大，最终均属视觉艺术，视觉艺术具有自身的视觉规律，这就为中国画的国际化、现代化，中国画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可能。阳小毛将传统的中国画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使自身更多地了解了世界。他走出了传统与地域的局限，与其他本土艺术家所不同的是，他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一片蔚蓝色的海洋，投向了一个更加广大的视域。
艺术简介
阳小毛：中国著名画家，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百杰艺术家。大学本科攻读西洋画，先后于中央美术学院深造绘画艺术，公派赴法国巴黎研修欧洲美术，20世纪80年代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量印刷品和早期的水彩画在国内收藏界和海外广泛流传。坚实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础为提升和改造中国画建立了学科体系，力求传统的中国画与国际接轨，他认为无论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差异有多大，最终均属视觉艺术，视觉艺术具有自身的视觉规律，这就为中国画的国际化、现代化、中国画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可能。画家阳小毛对中国画新视域的拓展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全国许多媒体《中国画家》《当代名家》《美术时空》《书画名流》《文化娱乐》等专题介绍画家阳小毛与作品，专版介绍《画家阳小毛掠影》刊登于人民美术出版社《水彩艺术》丛书，曾多次荣获全国及省市各类奖项，两次荣获市政府奖。
1998年中国画《女性之光》参加日本东京第51回国际文化交流展
2000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画展，并由《北京日报》《中国日报》予以报道
2001年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画展，并由《华盛顿邮报》《美术报》予以报道
2002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并由《欧洲日报》《欧州时报》予以报道
1989年《祖国在我心中》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三次再版
2007年《阳小毛中国画作品集》中国民族美术出版社出版
论文《陷入温柔泥沼的当代美术》发表于《美术报》
论文《精神的追寻与放逐》发表于《美术报》
论文《漂泊的家园》发表于《北京日报》
1 问题的提出
笔者长期从事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业务与管理工作，发现近年来国内版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日趋困难，且有难以区分的趋势。虽然国内有关编目机构早已了有关中外文图书界定原则或规定，但还是没有达成统一共识，因此，出现同种图书在不同图书馆中外文界定不一致的情况，在此仅举2007－2008年国内出版的图书4例，如表1所示：
图书馆界曾经有“国内出版物应是中文图书的常规”的说法，而且“由于授权版西文书的出版信息刊登在国内出版的新书目录中，并以人民币标价，各馆多随中文图书一同购入，按照中文采编和西文采编各自归口的传统做法，于是这批书被‘顺理成章’地送到中文编目组”，“受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多数图书馆将这类文献作为中文图书编目，并归人中文目录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国内原版外文图书也出现类似情况，“鉴于本土西文图书以上特征及出版数量还不多的情况，使得该种图书在从采购到进人流通的全部工作流程中被作为中文图书处理”。另外，国内出版的图书的在版编目(CIP)一律是中文文种编目。且中文题名为正题名，外文题名为并列题名，这也造成图书文种界定的误导。目前，国内出版的中外文图书征订目录结合在一起，图书馆一般由中文图书采访人员负责采购，到馆后再区分中外文图书，分别移交中文编目部门和外文编目部门，国内版外文图书与进口的国外原版外文图书一起编目入藏，所以，中外文图书的界定成为重要的业务工作。
2 中外文图书的界定
2.1 中外文图书界定原则
对中外文图书的界定，一般多从图书的封面、封底、书脊、题名页、版权页、前言、目次、出版说明、正文等各部分的文种特征来描述分辨，制定详细的区分界限。但事实上，目前的图书出版外表特征千差万别，举不胜举。例如有学者单单就国内出版的授权重印版西文图书的出版形式就列出了6种，而且以后还会有更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出版形式，所以，用于中外文图书界定的外表特征的详细描述越来越无法包罗万象，造成图书馆采编人员经常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图书的外表特征固然是中外文图书界定的重要因素，但我们更应该解放思想，以人为本，服务读者。抛弃采编部门注重技术、自我完善的传统工作方式，从读者需求的角度来考量。“轻外表，重内容”，不要固守于某些部分特征的细小区别，侧重从图书偏重的主要读者群、读者借阅的倾向、图书阅读效能的最大化等图书的使用功能、读者实用性方面来界定。下面分别探讨两大类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
2.2 引进版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
2.2.1 添加大量中文翻译及注释的授权影印版图书宜界定为外文图书 对于与原版图书在内容和形式上基本保持一致，只是在图书封面、题名页等地方增加翻译中文题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的授权影印版图书，图书馆一般界定为与原版图书一样的文种。例如有学者指出：“影印版外文图书文种的确定，决定因素是文献内在特征，授权版图书的特点是引进版权，受影响的只是图书的版权，而不涉及图书的语种”。但国内出版的授权影印版图书的出版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外表跟引进版权的译著版极为相似。内容简介、出版说明、序言、导读、目次等内容都为中文；中文CIP及版权页、内容改编重印、正文增添中文内容等情况日趋普遍，经常让图书馆采编人员产生包含了这么多中文内容，是否应该界定为中文图书的疑问。例如图书《The Pragmatic Programmer From Journeyman to Master》(程序员修炼之道)(978－7－115－15566－5)的编者在“出版说明”中指出：“本次出版的英文注释版，除了按原版版权方的要求翻译了前言、序等文字，并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原书的正文部分之外，还在多位业界专家的大力支持下，利用页边和页脚的空白增加了一些注释，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力求为读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价值”。笔者认为，尽管此书章节标题有中文翻译，内容有中文提示主题，还有中文内容提要、序言、前言、作者简介等内容，但是，本书还是应该被界定为英文书。与本书类似的情况还有相同出版社出版的《重构(英文注释版)》、《企业应用架构模式(英文注释版)》等书，以后多种语言交叉的情况还可能更多。
2.2.2 系列文献的中外文界定要尽量保持一致 外语教学参考资料，即使是授权影印版图书，从读者外语学习的作用出发，还是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正题名应该为中文。如《挑战日本语中级》(978－7－301－12863―3)正文为日文，是日语水平考试参考资料，授权影印版。国家图书馆界定为中文图书，正题名为中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虽然也界定为中文图书，入藏中文书厅，但著录时正题名为日文，中文题名为并列题名。笔者认为，系列文献的中外文界定要尽量保持一致，即要求采编人员在界定图书文种时，应该查检本馆馆藏状况及通过有关出版动态信息查询系列图书出版预期，特别是避免多卷书前后界定为不同的文种并入藏到不同的书厅。与此书关联的还有《挑战日本语学生用书》(7－301－10972－5)，它的中文前言指出“本书为《挑战日本语》系列丛书的学生用书。”题名页与封面都有“中文版”字样，正文中有部分中文翻译，从整系列图书总体考虑，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
2.2.3 引进版英汉双语图书宜界定为中文图书 过去英汉对照图书一般是为学习英语而编著的，当然界定为中文图书。现在引进版专业图书也在正文中出现英文原版和中文译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英汉对照，而是分开两部分，英文部分在前，中文部分在后。如《商业分析》(978－7－5058－6482－5)，“中英文双语版专有出版权属经济科学出版社”。题名页没有英文，标明“英汉双语”，责任者有“主编”、“译者”，还有“译审”，“总目录”中显示本书前半部分为“英文部分”，后半部分为“中文部分”。中文部分是中文翻译，还有审译。因此书是引进版图书，且前半部分都是英文，采访部门的图书验收人员很直观就把本书界定为英文图书。笔者认为，虽是引进版专业图书，但既然有完整中文译文，还是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
2.3 国内原版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
2.3.1 国内原版外文图书出现中外文交汇在一起的状况 为适应国际学术文化交流需要，近年来，我国学
者用外文撰写学术专著在国内外出版的数量迅速增多，特别是随着双语教学的进一步开展，更多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国情用外文编写出版教材，同时外国学者在国内出版的外文专著也日渐增多。国内原版外文图书比授权影印版外文图书更容易误判为中文图书，且多数内容特征和外表特征复杂多样，中外文交织在一起，出现了许多不但封面、封底、书脊、题名页有中外文字样，图书正文也包含了中外文内容的图书，给图书馆图书中外文界定增加难度。
2.3.2 没有英文题名的英文图书 《德国文学史》(978－7－5321－3157－0)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本书的著者是美籍学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题名页、封面、书脊、版权页都只有中文题名，还有译者，但第二题名页的第二责任方式却改为“编注”。全书是由英语写成，目次及正文都是英文，只是脚注有中文解释及每章后面有中文思考题，没有中文翻译，所以第二责任方式实为“编注”。有图书馆将该图书界定为中文图书，笔者认为虽然题名页等处没有英文题名，但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文献来考虑，并结合本书的内容特征，还是界定为英文图书为妥。
2.3.3 宜以主要的文种来界定文种图书 我国学者在国内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如《Approaching Gender in Chinese Compliments》(汉语称赞语中的性别研究)(978－7－03－019885－3)的封面、书脊、题名页等处都出现中文题名及著者姓名，有中文CIP、版权页、序言、摘要、中文提要，含有中文参考文献，甚至正文中还出现个别中文内容，但考虑到图书的主要文种还是应该界定为英文图书。又如，对于有区分不同外文文种的图书馆，宜以主要的文种来界定文种图书，如国内出版的《Foreign Language Studies》(外国语言研究)(978－7－89490－391－4)，题名页中文题名在上，英文题名在下，系我国学者撰写的外国语言研究文集，主要是英文，还有几篇是日文。论文的参考文献出现少量中文，应该界定为英文图书为宜。
2.3.4 外语教学与自学的图书宜界定为中文图书 国内原版图书《英语演讲选评100篇》(978－7－5600－6000－2)“前言”介绍：“我们从2002－2005年‘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的半决赛和决赛中挑选了定题演讲和即兴演讲各50篇，每篇演讲的文字材料后面都附以简短的点评，指出该演讲的优点和可以改进的地方”。点评和演讲内容都是英文，而且本书的目录、正文(包括演讲的基本原则介绍、演讲建议等)都是英文，如果只从图书正文的文种形式来区分，一定界定为英文书，但笔者认为，从外语教学和学习的角度出发，还是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
3 国内版外文图书的采编工作
3.1 国内版外文图书采访职责有待明晰
国内版外文图书经常把中文题名用大号字体突出印刷在封面、书脊等处，容易造成“中文图书错架混进外文书厅，图书馆藏杂乱无章”的错觉。这种外表特征中文化的情况给图书馆现场采访也造成一定的困难，往往导致未能及时正确判明文种而造成错过选择的机会或采购不恰当的复本量。此外，征订目录都是与中文图书混杂编排在一起，采用中文题名，与中文图书一样的采访途径，与目前图书馆文献采访一般按文种区分中文图书采访与外文图书采访的分工现状不吻合，很容易造成中文图书采访人员认为是额外负担，而外文图书采访人员又爱莫能助，成为谁也不愿办理的图书采访三角地带。由于业务缺乏沟通，未能很好地协调国内版与国外版外文图书采编，也没有建立完善的链接检索功能，因此，有待分工更为合理的采编业务职责岗位的设置。
3.2 授权影印版图书的国内拆分出版及跳页现象
有的授权影印版图书在国内拆分出版，如清华版双语教学用书《Microelectronics Circuit Analysis and De－sign》(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978－7－302－15684－0)就是根据国内电子技术类课程教学的特点，在国内出版时一个题名下按多卷书形式出版三分册，高校图书馆采编人员就要注意完整采购和编目。大多数双语教材都进行改编，但一般不改编正文的实质内容，只是删除部分内容，如《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Manage－ment》(面向管理的数量分析)(978－7－301－12838－1)就删除了原书3章，并且“编辑在对原版图书进行删节、重新编排页码的同时，为了便于读者使用索引等，仍保留了原书的页码(在每页正文的上面)”。这类书的出版特点应引起采编部门的重视，虽然每页的下面有重新排列的页码，但图书验收人员如果没有详细了解本书改编影印的特点，一看到正文每页上面的页码，容易误解为图书缺页。有的改编版影印图书甚至没有重新排列页码，如《International Management》(国际管理)(978－7－111－20801－3)就出现跳页的现象，“因为文中提到的页码或内容有可能已被删掉……”，也造成图书著录的“页数”项不准确。
3.3 国内版外文图书书目数据著录注意事项
对于国内读者来说，正题名是检索识别图书的最重要标志，因此，我们一贯非常重视题名检索点的设置。ISBD规定：“如果题名用不同的语言和／或文字，正题名应是资源内容或主要部分所用语言和／或文字的题名”。国内版外文图书应该著录外文题名为正题名，把中文题名著录为并列题名，并分别提供检索点。授权影印版图书编目数据要尽量提供原书的题名、ISBN等检索点，以备国外原版图书采访时。要建立国外原版外文图书、授权影印版图书、引进翻译版图书的机读目录数据联接，例如，上面列举的引进版外文图书《The Pragmatic Programmer From Journeymanto Master》(程序员修炼之道)(978－7－115－15566－5)于2003年出版，在2004年又出版翻译本，图书馆机读目录编制应该进行有效链接。授权影印版图书出版发行项应该客观著录，即不要把出版地和出版者进行翻译；许多授权影印版图书都系丛书之一，丛编项也宜如实著录，无须再翻译。这可以说也是授权影印版图书编目数据区别于国外出版外文图书的一个特色。笔者认为，版本项应该是与出版发行项对应的，出版发行项著录了国内授权影印出版社与出版时间，版本项就不应该著录原版版本，原版版本应该与原版的其他信息一起著录在附注项，即USMARC的“534 Original Version Note”字段，且一般以“$P Reprint.Originally published：”子字段开始。
4 进一步的建议与设想
通过本文的图书实例分析和研讨，笔者认为针对国内图书出版的形式日渐多样化，中外文交织在一起，
论文摘要:在贸易、文化、政治交流日益繁荣的今天，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主题曲，所以， 跨文化教育已经成为教育领域关注的焦点，英语教育理当为跨文化教育中的先行者。本文结合相关语言现象来谈所涉的文化差异，并提出了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教育的内涵，层次以及注意的几方面问题。
一、跨文化教育概述
(一)跨文化教育的内涵
所谓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education)，是指横跨两种文化的相关教育活动的总和。其英语同义词翻译过来，还可以表示为“多种文化的教育”和“异文化的教育”等。而换个角度来看，教育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载体，而教育的载体便是特定的文化基础，也就是说教育要建立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基础上。进一步来讲，每个人都隶属于某个或多个特定的文化背景，而不同的文化，衍生不同的教育制度，因此，跨文化教育，就在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进行。如移民教育、殖民地教育、留学生教育、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等，均属于跨文化教育的范畴。也就是说，在单一层民族教育的背景上实施异文化教育的现象，都可以视为跨文化教育。
(二)跨文化教育的作用
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教育可以让学生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文化，对英语国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异同有粗略的了解，并逐步扩大学生接触异国文化的范围，帮助学生拓展视野，使他们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进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基于跨文化教育研究的英语教学措施
在实施文化教学的过程中，教师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要使文化教学取得效果和进展，教师应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1.充分咀嚼课程中的文化因素
在现有的英语课程设置中，贯彻实施文化教学最可行的一条途径就是充分利用、挖掘各个课程中的文化因素，把文化教学真正落到实处。
以精读课、听力为例。精读课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能力为目标，从选取的材料中获得丰富的文化信息。如:教育方式，家庭关系，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听力课程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许多的功能对话包含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如问候、看病、度假、聚会、打电话等等，这些对话本身就为进行得体的交际提供了很好的典范，而且，通过一些真实的社交语境，学生可以更容易掌握一些词的文化内涵。
2.积累丰富的经验知识
(1)角色表演: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创造机会让学生进行角色表演是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手段。角色表演需要学生创立真实的交际语境，考虑社会文化习俗、与讲话者的关系，评价语言表达与行为表达的得体性。通过此类练习，学生可以主动地认识、感受文化差异，在实践中培养符合交际准则的行为习惯。
(2)鼓励与英美人士交往:学校可以组织英语角、英语沙龙等活动，鼓励学生多与外籍教师交流接触，学生在与外教交往的过程中，可以亲身体会到西方人士不同的行为方式、风俗习惯、思维模式，也可以学习到许多生动的课堂上学不到的有关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东西。
(3)开展与文化知识有关的讲座讨论:学校可以定期开展关于英美文化背景知识的专题讨论和讲座，介绍英美文化的各个侧面内容，并可以对照汉语相应的文化内容，通过介绍、讨论、对比、分析等有意识的活动，可以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使他们在外语学习中善于发现目的语文化的特点并乐于了解和学习目的语文化。
3.结合现代化手段组织丰富多样的教学活动
以事实为中心，必须就有关当地的文化等通过授课、讨论、照片、录像带、文献等，使当事人获得必要的知识。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一些原版的英文影片，因为影片的内容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某个侧面的缩影，教师可以有目的地引导他们注意某些文化现象，注意了解和学习非语言交际的方法和手段。学习和了解文化知识仅仅靠有限的课堂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课后阅读一些英文报纸、杂志和英文原版小说，并促使他们在阅读时留心积累有关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知识。教师也可以布置几个文化话题，让学生在课余通过因特网等各种媒体收集相关材料，然后开展讨论。
4. 其他辅助教学方法
(1)从当地文化的观点对一些文化现象的原因加以阐明，并指出因为行为方式不同而易带来误解，尤其要摆脱自文化中心的评价和判断;
(2)树立正确文化观，要对当事者指出自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特征;之后，阐述当地文化的这些特征，从而使其了解在进行文化交流时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
(3)修正认识上的偏差，将心理学的原理应用到跨文化的研究中。如利用赏与罚的心理学原理，使学习者更容易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做出适当的修正。
参考文献
大运河的输出
在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1254-1324）描述了他看到的长江以北运河：忽必烈已经开通了从瓜洲到大都的水路。这条水路是一条宽而深的航道，把江河、湖泊连接起来。《游记》还记录了他在山东一带看到的运河城市如临清、济南和东平等地的情况。
近代西方人进入中国、并对中国逐渐产生影响，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明代。这个节点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关。史学家一般把哥伦布1492年第一次航海当作中世纪和现代的转捩点。此后，西北欧沿海强国通过战争、掠夺、贸易、传教、建立殖民地等方式逐渐向外扩张。至19世纪，欧洲在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迅猛发展。而明清时期的中国早已繁华，举世闻名，引发了西方人的关注，当时外国人来中国，首先接触的往往就是大运河。前往北京的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大运河沿线的水利工程、城镇乡村和风土民情，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作品中的观察与描述无疑有助于西方加深对中国的认识。
1488年，朝鲜人崔溥（1454-1504）在海上遭遇风浪，漂流14天后在宁波附近获救登岸。之后，他沿浙东运河、京杭运河前往北京，历时44天，成为明代走完大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他用中文写下的《飘海录》成为弥足珍贵的大运河史料。
日本僧人策彦周良（1501-1579）于1539年和1547年作为日本遣明使副使和正使来中国，在中国逗留5年多，多次沿大运河南来北往。他将两次来华经历写成《初渡集》《再渡集》。这两本记事性诗文集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献。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在明万历年间来中国。他从南京出发沿运河前往北京，沿途经过许多大运河城市。对明代运河漕运的有关情况，他甚感兴趣，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做了详细记载。
除了利玛窦之外，明清时期有不少来中国的传教士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书，在欧洲出版，其中不乏关于大运河的详细描述。这一时期还有不少中国传统典籍经翻译而介绍到欧洲。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1815-1897），是牛津大学第一位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他不仅翻译中国典籍，还著书立说，系统论述孔子、孟子以及中国的文学和宗教。在牛津任职之前，他于1873年4月从上海出发，坐船经大运河访问北京，回程时去了泰山和曲阜，之后经大运河返回上海。他对中国文化的译介，可以听到大运河的水声。
但外国人对大运河的描述，并非仅限于见闻。他们目的性很强，颇有系统性，撰写专门报告，研究大运河，研究大运河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英国学者吉恩斯在1890年在伦敦出版《世界各国的水道和水运》中提到中国的大运河，认为“就许多方面来说，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大运河。它也是所有其他运河中，我们了解最少的。”1895年出版的《时代世界地图集》中载有中国大运河的地图。1912年10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F.H.金的学术论文，题目是《中国的运河，人类的奇迹》，该文对江南运河地区河网密布做了详细的记录。1917年在伦敦出版的《百科全书，中国》有关于大运河的词条。
大运河的接纳
通过大运河，西方对中国有所了解。而现代西方文化最早进入中国，所谓西风东渐，正是沿着大运河而播扬。
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577-1628）在利玛窦逝世后不久抵达北京，并发现了利玛窦的札记。明万历四十年（1612），金尼阁返回欧洲，他身着中式服装出入于各国公共场合，以感人肺腑的演讲宣传利玛窦和其他在华传教士们的功绩，并着手整理翻译《利玛窦中国札记》。该札记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掀起了欧洲的“中国热”。当时，大批欧洲年轻传教士申请赴华，德国人汤若望（1592—1666）即是其中的一位。汤若望历经明清两代，为西学东渐做出重大贡献。1618年，金尼阁离开里斯本第二次来华时，携带在欧洲各国募集的7000册图书和仪器，从杭州沿大运河抵达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外国图书馆。金尼阁本人估计书籍和仪器在离开欧洲时价值1万金币。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联络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金尼阁二度来华后，先在南方进行传教和译著工作，较长时间住在杭州，并以杭州为中心沿大运河到嘉定等地活动。1628年，金尼阁在杭州去世，把“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大部分书籍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残存的数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的科学典籍。
之后，外国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浙北的运河城市早已成为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基地和大本营。嘉兴的文生修道院西临大运河，1902年建成之后到1908年，它是天主教中国遣使会的唯一总修院。嘉兴的天主教堂在1930年建成，号称中国第一、远东第三大教堂。文生修道院和天主教堂均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1876-1962），出生在杭州。父母均是美国南长老会在杭州的传教士。南长老会海外传教的第一个基地是杭州，以后沿大运河逐步向嘉兴、苏州、江阴、南京等地扩展。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国结束学业，回到杭州开始传教，他的传教足迹正是沿大运河迤逦北去。
19世纪后半期起，大运河沿岸城市建立了相当数量的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最直接的贡献就是把现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国。经过多年经营，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13所教会大学和几十所教会中学为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为教育和社会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这些学校中相当一部分位于大运河沿线的城市或者与运河关系甚为密切的城市。
教会大学各校名师云集，各有自己的个性和特殊专业，办学有声有色，学生才俊辈出。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和新闻系，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在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中的大部分都是毕业于东吴大学。医科更是教会大学的强项，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以及齐鲁大学的医科，为中国培养了最优秀的医学人才。
1901年，清政府废除漕运，大运河似乎失去了历史作用，但因为依靠大运河为广阔腹地而有机会迅速成为中国最大港口和最繁华城市的上海，中外文化交流在20世纪结出硕果。
很多人惊异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浙一带大量涌现文人政客这一现象，细究起来，却不难看出大运河的作用。正是大运河使得整个地区经济繁荣，积聚起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而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得以在各个层面广泛深入进行，人才辈出是理所当然的。
（除署名外，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Grand Canal：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By Wei Daguo
Historicall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served as a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The exchanges were mutual： in the early centuries， Chinese culture went out to the outside world； largely in the Ming （1368-1644） and the Qing （1644-1911） dynasties， foreign cultures began to come in.
Prosperity of the Grand Canal
One of the earliest description of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was made by Marco Polo （1254-1324）， who traveled across China for years. He mentioned the Grand Canal that connected the Yangtze River and Dadu， the present day Beijing， the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 （1279-1368）. There are detailed descriptions in the travelogue about the canal towns in Shandong Province.
It was in the Ming Dynasty that westerners began to flood into China on a large scale. Their arrival in China followed Columbus’ epoch-making travel. Afterwards， the west expanded outward through wars， trade， religious missions， colonialism， profits through looting. By the 19th century， Europe played a big role in the world. Europeans came to China， allured by the legendary wealth of China. During these centuries， foreign diplomatic envoys， missionaries， and travelers usually traveled on the Canal to reach Beijing. They were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size and the grandeur of the Grand Canal. Their reports deepened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country in the orient.
The Italian missionary Matteo Ricci （1552–1610） came to China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anli of the M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from Nanjing to Beijing and chronicled his canal tour in detail in his book. In addition to Matteo Ricci， other missionaries also wrote books and introduced their China experiences to Europe. Some missionaries even provided Europeans wit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James Legge （1815-1897）， a noted Scottish sinologist and missionary in Malacca and Hong Kong for 33 years and first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Oxford University for 21 years. He translated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and wrote books on Confucius and Mencius as well 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Before he took office at Oxford， he started in April 1873 in Shanghai to visit Beij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On his way back， he visited Mount Tai and Confucius Temple. Then he traveled on the Canal again on his way back to Shanghai.
By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had become a constant subject in encyclopedias， map atlases， and academic books published in the west.
Western Culture Came In
While information on the Grand Canal went abroad， westerners brought western culture into China. In China scholars describes the phenomenon through the Ming，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years in words “Western Winds Blow into East.” The Grand Canal played a big role in this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 arrived in Beijing shortly after Matteo Ricci passed away. A French missionary and sinologist， he was an influential westerner in China. He toured China before going back to Europe to report to the Pope on missionary affairs in China. In 1612， he returned to Europe. He traveled across Europe， publicizing the work of the Jesuit missions in China and raising funds. He appeared in public dressed in the Confucian gown. It was during his European tour that he edited and translated Matteo Ricci’s China Journal. The work was published in Augsburg in 1616 and later it was translated into many European languages and widely read. Twenty-two young missionaries followed him back to China.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was one of the 22 missionaries. He served the emperor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Dynasty.
Nicolas Trigault brought 7，000 books and instruments to China and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all the way from Hangzhou to Beijing. He set up the first foreign library in China. He planned to translate the books into Chinese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group of elite Chinese scholars. He died in Hangzhou in 1628 and he was buried in Hangzhou. His translation project aborted and most of the books dissipated. In 1938， hundreds of books were found in a library of a Catholic church in Beijing. These books were part of the 7，000 books Trigault had brought to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in the mid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flooded into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canal cities and towns in northern Zhejiang were home to headquarters of some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China. St. Vincent de Paul Seminary， a Catholic abbey in Jiaxing， served as the only seminary for all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from 1902 to 1908. The Catholic Church in Jiaxing， built in 1930， was the largest church in China and the third largest in Far East at that time. The two sanctuaries are now cultural relic units under provincial prot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