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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义生产关系学说
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些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众人皆知，任何生产都是由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和生产的客体—生产资料构成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总是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所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形式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经典的三要素论)的结合形式。显然，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下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类型)。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的结合方式上，这里的结合既有技术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力相关；又有社会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关系相关。实际上，既然商品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社会分工进行的，那么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二是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生产力的内容和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容。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
马克思曾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运用生产方式二重性原理不难看出，“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在现象形态或者说在形式上表现的是劳动或生产的自然形式的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自然形式或技术条件的演变，反映了劳动的自然形式的内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形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发展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反映了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内容。
“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演变过程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逐渐建立过程，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过程，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矛盾升级的过程，是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这个演变过程不仅有物的自然的关系，还有人的关系，而且后者是本质的、最重要的。它们表面上是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手工到大机器，表面上是生产力方面的内容，其背后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因此，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体现，马克思总是运用由现象到本质，由形式到实质的方法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如果抛弃了这个方法论，就会犯割裂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二重性的错误，从而使得《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向偏离正确轨道。
中图分类号:G8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9)05-0074-03
Abstract:The paper expounds the trouble of athletics ethics in basic of discussing the content of athletics ethics, and put forwardSome constructing ways,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thletics ethics development.
Key words: athletics; ethics; construct; way
当前竞技体育领域中,在名与利的驱动下,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竞赛组织者“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赛场上违反体育道德的事件也日益增多,且日趋严重,例黑哨、兴奋剂、假球等,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将严重影响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1 竞技体育伦理内涵
要把握竞技体育伦理的内涵,首先要弄清楚竞技体育以及伦理的含义,再分析两者之间的关联。关于竞技体育的概念,很多专家都有不同的表述,但运用最广泛的要数田麦久在《运动训练学》一书中的表述“竞技体育作为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超越人类自我极限为目的的社会体育活动”。从上可以看出,竞技体育包含四个方面的内涵:体育的组成部分、突出训练和竞赛、发挥人体的极限运动能力、创造优异的运动成绩并取得比赛胜利。这些界定是以“运动、竞赛、获胜”为核心的,长期以来竞技体育的工作也基本上都是围绕这种价值取向而展开,从而忽略了竞技体育所蕴含的文化性和价值理性,导致了竞技体育长期非均衡的发展。于是出现竞技体育呼唤伦理的现象,形成竞技体育伦理。“伦理作为人类的自我发展在个人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秩序的和谐之间的一种平衡机制,即是人类自我实现的方式,也是社会矛盾调解的方式和调解社会关系的手段”[2]。基于以上定论,可以认为竞技体育伦理是竞技体育工作者、竞技体育活动参与人员及运动员在从事体育训练、体育竞赛、体育管理、体育欣赏等活动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与此同时,它的基本问题也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包括经济利益与道德利益的关系与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两个方面。
2 竞技体育伦理问题的具体表现
2.1 高新技术的异化所引发的伦理问题
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借助它,在运动方式、训练条件、场地器材上都获得了相应的帮助,使人类最大限度的发挥运动极限、战胜自我已成为现实。在很多经济发达国家,为了提高运动成绩,不惜重金寻求科学的帮助,例游泳选手的特殊泳衣、刘易斯的昂贵跑鞋等,无不展示出科学技术对提高运动成绩的推动作用。但我们在为人类极限一次次被打破而欢呼的同时,可曾想到站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落后的经济不发达国家的运动员,他们没有精良的装备,没有膨大的科研团队、没有最先进的训练方法。这些对比如何体现奥林匹克运动“公平竞争”的精神?
除了这种在规则允许之内的科技支撑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滥用违禁药物的问题。从1904年第3届奥运会上第一次发现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托马斯•希克斯服从违禁药物以来,全世界无时无刻不在与兴奋剂进行斗争,但不论反兴奋剂力度多么大、检测手术多么高明,竞技体育中使用兴奋剂的例子从没有停止过,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所谓的利用药物挖掘“潜能”的行为,实际上是对运动员的一种摧残,对奥林匹克“公平竞争”精神的一种亵渎。
2.2 竞技体育商业化所引发的伦理问题
竞技体育商业化的道路曾给奄奄一息的奥林匹克运动带来了勃勃生机,从对奥运会举办的畏恐不及到竞相申办;从奥委会的“清水衙门”到富有的经济状态,无不显示了商业化的魅力。各个政府、财团、公司、企业都纷纷涉入到竞技体育领域,无不想从中得到最大的经济利益。运动员也不再仅仅享受比赛的乐趣与荣誉,正如美国著名的田径运动员迈克尔•约翰逊所说“人们只为荣誉参加比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参加比赛既为荣誉,也为金钱”。
当赚钱成为竞技体育的终极目标,当经济利益成为竞技体育存在的决定因素之一后,清洁的奥林匹克精神和宗旨受到极大的威胁,体育活动参与者的各类人群(运动员、主办者、赞助商、裁判员等)出现与金钱苟且在一起交易的现象,各种扭曲、变态的现象也在世界竞技体育舞台上不断的上演。2006年意甲的“电话门”事件;田径黄金站比赛上运动员与组织者的讨价还价;职业联盟与球员的劳资纠纷导致的罢赛;还有裁判员的营私舞弊等。这些现象大多都是“金钱至上”观念造成的,受到最大危害的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公正、公平、平等的竞争意识。此外,也会伤害运动员、教练员,打击了他们刻苦训练的积极性,最终阻碍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和健康发展。
2.3人文教育的匮乏所引发的伦理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转变了学校教育的职能和方向,衡量教育是否优秀的标准中,国家的需要、知识的传授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个人的道德教养被挤入狭小的隙缝。“学校教育不是改变和加强对人的整体培育,而是传授理智的技能和科学的知识。科学、外语和数学的高质量成为学校追求的目标。”因此,在世界教育范围内,人文教育逐渐让位于学术和技术训练,导致个人道德教养的缺乏。这种缺乏也以体育暴力的形式充斥着体育赛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大量的人员伤亡,严重影响了体育竞赛的秩序。例1985年发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大血案;2002年中国甲A联赛第三轮陕西国力队与青岛颐中海牛队比赛结束后,发生的球迷追打裁判、放火、破坏警车的恶性事件。此外,还有困扰英国的“足球流氓”,中国足球场上的“京骂”,这些都使得观众的体育伦理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3 竞技体育伦理的构建途径
3.1 注重中西方伦理思想的综合
1988年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会议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东方文化经过重新锻炼,必将焕发青春,鉴照今天与未来。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它属于过去,也会照耀未来”。中国传统体育伦理讲究“天人合一”、“温良恭俭让”,体现在个体与群体间的关系就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强调服从,以集体为核心,关注集体的荣誉与责任,而忽视个人自身的快乐;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强调过程的参与,而忽视结果,缺乏竞争精神和对效率的追求。而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西方体育崇尚竞争与对抗,显示外化的力量和征服人,通过比赛和征服,发泄人的情感,张扬生命的个性;强调人性的发展和对人体机能的开发。
中西体育的这种差异性使中西体育伦理思想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体育强调身体的健康、保健、治疗等,追求身心的和谐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西方体育强调对人体的外在塑造,追求通过人自身的不断努力与自然相抗争,从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因而,他们注重高水平竞技运动的技术、战术与训练方法的研究,过分的注重结果而忽略过程。
中西方体育伦理思想的这种差异可以很好的进行互补,这种互补可以很好的推动世界体育健康、平稳的发展。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出现的“重物轻人”、“工具化”等弊端可以用中国传统体育的“和谐”、“道德规范”来纠正;西方体育追求效率、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思想,可以对中国体育形成很好的补充。萨马兰其先生也看到中西体育文化的这种互补性,认为这种互补是很有必要的,提出“国际奥委会主导思想应建立在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的建议。
3.2 完善竞技体育道德评价机制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思想观点和道德观点去评判他人的行为和衡量自己的行为,这就产生了道德评价。所谓体育道德评价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社会体育道德价值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对他人或自己在体育活动中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善恶价值判断,以表明褒贬态度的道德活动[6]。竞技体育道德评价既是竞技体育活动参与者对自己和他人体育行为道德性的一种判断,也是调整竞技体育行为的一种社会力量。它能够在体育实践活动中扬善抑恶、扶正祛邪,对形成良好竞技体育道德风尚,维护健康的竞技体育发展环境均有重要的作用。
评价任何事物,都要有个标准,没有标准,就很难对事物进行衡量。在竞技体育道德评价中,人们常以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假等伦理准则作为基本的标准,来评价体育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在评价依据方面,应坚持目的和手段的一致性,即竞技体育活动参考者不仅要求树立正确的体育行为目的,而且要求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也应合乎体育道德要求。偏执于任何一方,都是不可取的,都应采取措施帮助其改正。
竞技体育道德评价还应从参与者当时所面临的具体状况予以客观的分析,发现其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及其行为的真正本质。一般来说,参与者在实施行为时所拥有的自由度与其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大小成正比关系,行为的自由度越大,其责任也就越大,反之就越小。例在篮球赛场上,一方队员破坏另一方的进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对对方队员采取非人身伤害为目的的战术性犯规。从表面上看是违反道德的行为,但对于赢得比赛、形成激烈的比赛场面却又是必需的,对这种行为,我们不应上升到伦理道德的层次。
3.3 加强竞技体育伦理道德的教育
尽管外部制度对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制约作用。但研究表明:人的行为最终是在其思想指导下做出的,人的思想意识对其具体的行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竞技体育领域不能忽视人的思想的培养、道德的培养。我们应有意识地在社会层面上向人们宣传、灌输体育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向社会昭示最基本的体育道德主张和价值导向,帮助人们提高自身的体育道德认识水平和体育道德判断能力。在伦理道德的教育对象上,应包括对运动员的教育、对裁判员的教育、对教练员的教育、对竞技体育科技工作者的教育以及对竞技体育观众的教育。
在对运动员的教育上,因为他们年龄小、长时间的训练导致文化水平的偏低、名利诱惑早期化、比赛压力大。因此,对他们的伦理道德教育要从人文素质教育入手,提高他们的接受能力、认知水平、分析能力,才能有助于净化他们的心灵,匡正他们的言行,自觉的遵守竞技体育道德规范。在对裁判员和教练员的道德教育上,要树立他们公平公正的道德观、正确的荣辱观、价值观等,因为,赛场上很多丑陋的现象,例黑哨、兴奋剂、假球等,其根源在于裁判员和教练员的不正确履行职业道德,只求私利的满足,而牺牲其他人的利益。科技工作者已是竞技体育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成果直接内化于竞技体育的各个环节,可以说兴奋剂的增加与检测手段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象很大一部分程度要“归功”于科技工作者,因此,对科技工作者进行道德教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很有必要的。
3.4 加强体育立法和执法建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体育道德与体育法规在维护社会稳定,推进体育发展中的方式和范围不一样,但两者联系紧密,缺一不可。体育道德主要是通过人的内心良好品质的塑造,实现道德的教化,是自律;而体育法规是带有强制性的外在约束,是他律[6]。从范围来看,体育道德是从利益、善与恶的角度出发,体育法规则是从权利及义务的角度出发去调节人们的关系和活动。因此,克服或减少竞技体育行为中伦理道德的缺失,除加强行业自律外,还应促进配套的体育法规的发展,用他律的方式推动竞技体育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首先,要完善立法。面对新的形式应注入新的内容,反映出发展着的竞技体育的市场需求。虽然我国已经有了《体育法》,但相对其他领域,我国的体育立法还相当落后,也严重滞后于体育的发展速度。我们应尽快制定竞技体育法(明确竞技体育主体的权利及义务)、体育程序法(实施体育法律法规的实施程度,提高司法效率)、体育仲裁法(解决竞技体育活动中,运动主体间的权利与义务纠纷的专门性法律)等。
加强立法的同时,还应加大执法的力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对打假球、黑哨事件,广大观众可通过民事手段,对比赛的组织者提讼,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给予经济赔偿,从而在经济上对比赛的组织者形成压力,迫使他们自觉保证比赛的公正性。此外,还应该通过行政手段,对这些事件的组织者、参与者进行严厉的行政处罚,可以对他们警告、罚款、禁赛、取消资格等,情节特别严重而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让他们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3.5 正确处理“义和利”关系的平衡
利益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的不同需要,是个人和社会集体活动的驱动力[4]。“义和利”关系的平衡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处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关系的问题。所谓“义”,即道义、国家的整体利益,重在集体利益,强调社会价值的实现,具有理想性;所谓“利”,即个人的名誉、地位、金钱等,重在个人利益,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具有现实性。当前竞技体育所引发的很多伦理问题,其实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们、人与自身和谐关系的破坏,所造成的道德冲突,其根源是“义和利”关系的不平衡。
在竞技体育的发展中,既要追求经济效益,崇尚个人利益,即“重利”,但也不能见利忘义,牺牲集体利益,牺牲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以“义”导“利”、“义利”兼顾,使其协调发展。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和张力,从而保持竞技体育的良性运行[7]。
4 小 结
随着各种不合理事件越来越频繁地充斥在体育赛场,其引起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当代竞技体育中的伦理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本文认为其主要根源在于高新技术的异化、竞技体育商业化以及人文教育的匮乏等,竞技体育伦理体系的重构已迫在眉睫。其重构途径有:注重中西方伦理思想的综合、完善竞技体育道德评价机制、加强竞技体育伦理道德教育、加强体育立法和执法建设以及正确处理“义和利”关系的平衡。
参考文献:
[1] 田麦久. 运动训练学[M].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2] 戴木才. 管理的伦理法则[M].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3] 熊文,王泽应. 竞技体育伦理及其研究之意蕴[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4).
[4] 涂伟仕,李艳翎.传统义利观与竞技体育伦理价值的重构[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9,(1).
2.对传统档案管理手段和方式的挑战：当前，我们大部分的档案工作仍然沿用传统的档案管理手段与方式。虽然有些单位使用了计算机，部分也实现了网络化，但是网络上并没有多少可以传输的档案信息，难以达到传输的高通量化和网络化，难以形成新的知识生长点，也难以为知识经济发展服务和供社会共享。因此，变革档案管理手段，加速档案管理现代化进程是档案工作在知识经济时代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3.对档案工作者自身素质提出的挑战：知识经济的社会里，劳动密集型的社会结构将被知识密集型的社会结构所取代。要想在知识经济时代有所作为，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否则将被这个时代所淘汰。因此运用档案来传播知识，促进经济发展，使档案中的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档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三、面对知识经济时代档案管理应采取的对策
1.要建立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档案管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首先，要树立新的管理思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长期传统环境下工作所形成的思维和方法上的定式，档案工作者在思想观念上难以将现代化管理引入到档案工作中。近几年，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已经让档案工作者认识到计算机、网络等已成为档案管理工作不可缺少的技术和工具之一。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现档案管理思想的现代化，才能抓住机遇，开拓进取，以开放的视角，积极寻求档案工作的生长点，在较高层面上来筹划档案管理的现代化建设方略。其次，要积极引入新方法和新手段。档案管理工作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买计算机，编程或买一份软件，输入微机三部曲。档案管理工作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档案的整理、著录标引、数据输入和为它们服务的分类法、词表等档案管理工作现代化的基础工作。档案原件是信息资源，是资源就有一个开发过程，计算机管理档案不能只停留在目录检索那种初步的不充分的信息开发阶段，而应更深入地发掘档案信息资源，变被动等待检索利用为主动提供各类信息服务，这就提高了开发档案的档次。同时，社会的需求与承认也会大大促进档案事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变得愈来愈重要。这就要求我们档案工作者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规范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改变封闭的现行管理方式为向外的“开放型”管理方式，使档案服务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直接面向经济，面向公众和社会的需求。
最后，要积极拓展档案馆藏的新资源。档案资源的现代化是档案管理现代化的基础，数据库的建立则是档案资源现代化的标志。因此，档案部门要把数据库建设作为信息建设的基础工程和核心任务来抓。现行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多以纸质、音像、声像材料为主要载体，电子文件和数字信息非常少，势必影响到数字档案馆信息的传输和信息的提供利用，造成信息停滞和利用需求的阻断。因此，加快档案馆原始信息的数字化转换进程和电子文件的积累，保证可传输数字信息的数量，并不断补充、更新和完善是档案工作满足社会需求、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必不可少的一环。
2.要大力推进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和数字化进程
(1)建立“需求—开发—利用”的科学开发机制：首先，要立足自身资源，增加传统的编研力度，建立特色数据库，开展定向专题信息服务。其次，信息资源开发应充分分析并满足用户需求，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反映出档案信息由保管向利用的一种高层次转化，这将是一项以实现档案价值为目的的信息服务工作，因此必须要处理好“需求”、“开发”、“利用”三者之间的关系。
(2)以电子文件归档为管理重点。当前，档案数字化相关技术标准尚不完善，在此情况下大量开展数字化工作存在风险，有可能影响到今后的数字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另外，尽早开展电子文件归档管理工作，有利于档案工作与电子政务尽早接轨，为机关单位提供有效服务的同时，又能抓住机遇依托电子政务平台推进档案信息化的进程。
(3)有效整合档案信息资源。合理整合档案信息资源是充分发挥信息利用价值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深化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的必须。档案信息化建设作为一项新兴事业，并无多少经验可循，理论指导又一向滞后于实践，这就使得很多档案部门在信息资源开发时难免各自为政，缺乏沟通，出现信息资源开发的“孤岛”现象。
3.要为档案管理人员建立多元化的继续教育培养体系
继续教育是全体在职档案管理人员不断调整知识结构，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新要求的手段。面对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紧迫形势，大部分在职人员是不可能有时间和机会到高校进行系统学习的，而继续教育采取专题讲座、实习培训、现场研讨等方式，具有时间短、效率高、内容专一、形式灵活等特点，因而成为在职档案管理人员及时提高信息素养，培养信息技能的有效途径。
继续教育必须制度化、全员化。所有在职人员都要定期参加各种类型的继续教育，并要将参加继续教育的情况列入考绩、评审的范围。《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中已明确提出，要“坚持各级档案部门领导干部进修制度”。
继续教育必须多元化、规范化。一方面要因材施教，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灵活开展各种形式、多个层次的档案管理继续教育，另一方面要严格审批和监管开展档案信息化继续教育的机构，统一继续教育的内容体系，教学材料及实验环境，制定规范统一的分级、分类考评体系，建立“学考结合”的专业考核制度。
参考文献：
一是要改变过去职校非凡是中等职校中“应试教育”的倾向。
中职毕业生由于就业困难，升学愿望更加强烈，导致了升学竞争的加剧，“应试教育”的产生，使得作为手段的考试成了不少学生追求的主要目的甚至是唯一的。因此他们的学习经常停留在知识的表层，而对蕴含在知识中的智能价值则不很重视，其素质的提高也就成了空中楼阁。这种情况不改变，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就成了无本之木。职校摒弃“应试教育”的倾向，可从根本上解放学生的思想，活跃学生的思维，有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这正是激发学生创造力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二是要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
知识经济需要具有综合能力的通才，只有专业技能是不够的。为此，要改变过去职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知识面过窄、过专、过偏的现象，进一步拓宽专业范围，淡化专业界线。在课程设置中要削技强干，加强综合性强、适应面广、有较强的迁移价值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教育和练习，以此来增强学生对科技发展新趋向的反应能力和创造潜能。
三是要加强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
面对竞争，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永远是胜利者，相反，失败却是常有的，理性地面对失败，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应当成为现代人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为此，职校要改变过去对学生重智力培养，轻心理健康教育的现象，要在重视培养学生智力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着重培养他们开拓进取、自强自立、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及对挫折、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二、知识经济要求职业教育的课程不断更新且呈综合化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周期缩短，职校要改变过去课程设置上的单一、狭窄现象，加强课程综合化。要根据人才市场的现实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潜在要求，科学地确定各类教育的结构和各类课程的比例，力争做到摘要：
（1）既重视课程的应用性，又不否定课程的基础性。在注重应用性的前提下，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能力，使学生具有较大的自我学习和发展的潜能。
（2）既重视课程的专业性，又不否定其适应性。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生产、管理一线的应用型人才，这就决定了课程及课程体系必须以职业或职业群需要作为重要依据加以框定，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但在注重专业性的同时，也要在课程设置中注重学生适应性从业能力的培养。这种能力更多地表现为奠定在较高科学文化知识基础上的一种迁移能力。否则，专业太窄，无法使他们的知识、能力、品格得到全面发展，轻易造成他们专业不对口而一时无法向其他领域转换。
（3）文理学科相互渗透。目前，我国职教培养的人才知识面窄，文理学科各不相通，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为此，在课程设置上应文理兼容。
（4）增加选修课。非凡是中等职业学校，过去选修课较少，有些学校甚至没有，这显然不符合知识经济发展所需的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职校应增加选修课，且答应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他们对知识技术的自主选择权利，摆脱他们的被动客体地位。这有利于学生全面地熟悉知识，使其素质全面提高。
三、知识经济要求职业教育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职业教育要求培养有较高综合素质的人才，也就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目前，职教师资水平参差不齐，教师知识结构不合理，实践动手能力弱，这势必影响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为此，职教要大力加强教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1．培养一大批一专多能的师资队伍。
职业学校的教师在以本学科教学为主的前提下，根据学校教学需要及自身条件和喜好，选择一至两门和本学科相近或相关的课程进行系统学习。这有利于更好地协调课程间关系，也有利于教师从专才向通才发展。
2．优化教师的知识结构。
编者按：2006年10月6-9日，全球6000多名景观设计师齐聚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由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和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IFLA）共同举办了2006全美景观设计师年会及第43届国际景观设计师世界大会。大会的主题为“蓝色星球的绿色解决方案”。本期刊登俞孔坚的主旨报告（节选），报告原题目：生存的艺术——重新认识景观设计学。
前言
中国正处于重构乡村和城市景观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化、全球化以及唯物质主义向未来几十年的景观设计学提出了三个大挑战：能源、资源与环境危机带来的可持续挑战，关于中华民族文化身份问题的挑战，重建精神信仰的挑战。景观设计学在解决这三项世界性难题中的优势和重要意义表现在它所研究和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可操作的界面，即景观。在景观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过程、历史和文化过程、以及社会和精神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而景观设计本质上就是协调这些过程的科学和艺术。
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主席马莎？法加多（MarthaFajardo）说的好：“景观设计师是未来的职业”。[1]未来的光明前景在于景观设计学作为对景观这一媒介的设计和调控的特殊地位，而光明的前景只属于有准备的人们。
为了使景观设计学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本报告着重回答了景观设计学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和目标以及景观设计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对策等问题。
一、桃花源，告诉你景观设计学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起源
“桃花源”是中国的一个古老典故，诗人陶渊明（公元365-427）描述了一位渔夫沿溪行舟，两岸桃花落英缤纷，不知路之远近，水尽而山出，穿过一个小山洞，眼前豁然开朗，这便是藏于山后的“桃花源”：群山环绕，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农耕景观与自然和谐交映；其中的人们像家人一样和谐相处，老者健康怡然，幼童欢快活泼；纯朴善良的人们用美酒佳肴热情款待这位不速之客，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当渔夫离开此地后，想再次重返时，桃花源却再也不觅其踪了。
我们曾经体验过、而且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存在很多可以被称为“桃花源”的乡村。它们是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农耕先辈们与各种自然灾害，经过无数的适应、尝试、失败和胜利的经验产物。应对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在择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经验，都教导了我们祖先如何构建并维持“桃花源”。正是这门“生存的艺术”，使得我们的景观不仅安全、丰产而且美丽。
约4000多年前，在中国的黄河岸边，一起包括山洪在内的大规模群发性灾害事件，掩埋了整个村落，留下了一堆堆尸骨。[2]在惨烈的那一刻，一个妇女怀中抱着幼子，双膝跪地，仰天呼号，祈求神的降临。这位被期盼的神灵正是大禹，他“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他懂得如何与洪水为友，如何为人民选择安全的居所，在合适的地方造田开垦，正因为如此，他堪称规划华夏大地之大神。也有因治一方之水土有功而被奉为地方之神者，如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他们懂得与神为约，深掏滩，浅作堰，以玉人为度，引岷江之水；更有遍布大小村镇的地理术士们，仰观天象，附察地形，为茫茫众生卜居辩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龙、白虎及牛鬼蛇神。也正因为如此，遍中国大地，无处不为神灵所居，也无处不充满人与自然力相适应与相和谐的灵光。直到近代，凡亲历过中国广大城镇乡村景观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无不以“诗情画意”来描述和赞美[3、4].这就是景观设计学的起源，即“生存的艺术”，一种土地设计与监护，并与治国家之道相结合的艺术。
遗憾的是，我们的上层文化并没有珍惜这种源于生存艺术的、充满诗情的、真实的桃花源，因为那是一种与苦难、劳动和生存相联系的下层文化，是与下等人和平民相联系的文化。两千多年来，帝王们早已不再像“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那样关怀土地和人民，真实的“桃花源”所带来的丰厚的剩余价值，使帝王和士大夫们收尽天下之奇花异石、竭尽小桥流水之能事，扭曲了真实“桃花源’中的稻田和果园等与生存相关的良田美池，大造虚假、空洞的桃花源，并美其名曰：造园艺术。呜呼，在各国书店里有多少关于中国园林艺术的图书塞满了关于中国文化的书架，却很难找到一本关于中国真实的桃花源的书籍。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向世人提供了一幅幅假像，使人们误认为中国造园艺术——这一虚假的”桃花源“艺术就是中国景观设计的国粹，继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然而，正是这种”国粹“埋葬了曾经辉煌的封建帝国，我宁愿将它和具有同样悠久历史的裹脚艺术”相媲美。
也正是这种虚假的园林艺术，于同样腐朽的、来自古罗马废墟的城市艺术相杂交，充塞、装点着当代中国的城市，成为中国“城市化妆运动”、“园林城市运动”的化妆品。而与此同时，我们挖掉了农家祖坟上的最后一棵风水树，搬进城市广场；截流了流向千年古村落的最后一股清泉，用于灌溉城市大街上花草，在营造一个当代虚假桃花源的同时，却糟蹋了中国大地上真实的桃花源。
二、消失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迅速退出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样，农耕技术及农耕文明中孕育的关于生存和土地监护的、日常的、乡土的景观艺术也随之衰落。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兴起了一场“城市化妆运动”，随后一场席卷全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些都使中国的大地景观面临严峻的危机边缘：生态完整性的破坏，文化归属感的丧失，历史遗产的消失。农业时代的桃花源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从历史角度来讲，这种衰败的进程始于2000多年前的园林艺术。曾经是生存艺术的土地设计和景观艺术，堕落成了帝王们和失意士大夫的园冶消遣之术，无异于斗蛐蛐和陶醉于“三寸金莲”。这种造园艺术在当今的延续和泛滥、或者说“发扬光大”的结果，最终表现为：当成千上万的造园师们忙碌于城中小绿地和万紫千红的广场花坛时，我们的母亲河却正在遭受着干旱和污染的侵害；地下水仍然每天被大量地抽取用于伺候娇艳的鲜花，而任由沙尘暴不断侵蚀着良田美池和城市。
随着旧时代“桃花源”的消失，巨大的机遇也将降临，即如何在当代重建新的人地关系的和谐。在这个以全球化、城市化和物质主义为特征的时代中，当代景观设计学，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学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1.挑战之一：我们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吗？
未来20年内，中国13亿人口中的65%都将居住于城市（目前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比率约41%）。在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流淌的河流几乎没有一条未被污染；在中国境内的大多数河流上建筑15米以上高度的大坝25，800座，占世界总坝数一半以上；与以往相比，当代中国有更多的人口处于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下；荒漠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每年都有3436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变成沙漠，目前，荒漠化总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20%，且每年都在不断上升；每年都有近50亿吨的土壤被侵蚀[5-7].中国在过去的50年中，有50%的湿地消失；地下水水位每天都在下降。以北京为例，其地下水超采量是110%，地下水位每年以1米的速度下降。[8]连续几年，中国每年消耗的钢材是世界总消耗量的50%以上，水泥30%以上，但它们都被用到哪里了呢？它们被用来建设大型的纪念性广场和建筑、被用来给自然的河道衬底，用来拦河筑坝。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环境的破坏。过去的20年中，中国大多数城市的GDP增长幅度都十分惊人，而与此同时每年因为环境和生态的破坏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了GDP总量的7%—20%，这相当于每年GDP的增长量，甚至更高。[6]
人们不得不问：我们能够在日益恶化的环境和生态中幸免于难吗？
必须认识到，上述这些生态与环境的破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缺乏明智的规划和决策，特别是以土地综合设计为核心的景观设计学科的缺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迎接这些空前的挑战时，景观设计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大背景促使我们重新回到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的含义。
2.挑战之二：我们是谁？当今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问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快速的社会转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文化身份缺失的危机。从传统上讲，中国的文化身份是建立在封建王朝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之上的。事实上，当我们看看被列为国家遗产和世界遗产的大部分项目时，可以发现：被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遗产，其实大多是皇权和士大夫上层文化的产物。我并不否定它们的成就，只是我们的确需要问问自己：这种曾经的封建上层文化景观是否还能够代表我们民族当今的文化身份？
在城市设计中这种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表现尤其明显。众多国外设计师在中国土地上大肆“试验”、“创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试图呈现给世界的究竟是什么？在中国过往封建帝王的华丽与现代西方的纷繁之间，我们不知所措，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是什么？这是当代中国、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师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3.挑战之三：“上帝死了”，我们的生活还有意义么？
祖母曾经告诉我：当一棵树长大变老之后，会变成神，有精灵栖居；当一块石头陪伴我们的家园，日久也变为神，有精灵栖居，我们的山、水和土地本身又何尝不是？祖辈们修建庙宇神龛用以供奉这些自然和先贤的神灵，它们保佑后代的幸福安康。我们曾相信是这些精神庇佑着我们的现世生活，还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需要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为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意义。
过去几年，中国有近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包括精神的载体，这个数字还以每年200万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归属将在哪里？下岗的职工们，对于这些“以厂为家”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
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样，物质主义迅速地覆盖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甚至于土地中的每一个元素，包括我们的祖坟。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保留这些过往灵魂的栖息地和当代人的精神家园。美国的第一个公园是墓地，而且至今仍然是最吸引人的休憩地；而在我们的土地上，以往村落前神圣而意味深长的溪流和池塘不是被填平了，就是以控制洪水的名义被水泥渠化了；寄托祖先信仰的风水树被剃光了枝丫，成为城市景观大道上“断臂维纳斯”。土地和景观元素正在日益地商品化，渐渐地，我们失去了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不能一任怀旧而陶醉于农耕时代的田园牧歌之中。对应于一个高度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社会，我们应该创建新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则是实现这个“新桃源”的最合适的专业，而此时的中国，正是世界景观设计学发展的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方。西方人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老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
那么景观设计学应怎样通过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保护和重建物质和精神的“桃花源”呢？
三、重归“桃花源：”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与战略
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文化身份的丧失以及人与土地精神联系的断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担负起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使命，在这个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里设计新的“桃花源”。
1.为什么“斯人”乃景观设计学？
为什么景观设计学能够在重建“桃花源”的使命中扮演主要角色？因为景观是一个天、地、人、神相互作用的界面，在这一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的、历史和文化的、社会和精神的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着。卓越的博物学者、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森曾经说过：在生物保护中，“景观设计将会扮演关键的角色。即使在高度人工化的环境里，通过树林、绿带、流域以及人工湖泊等的合理布置，仍然能够很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明智的景观规划设计不但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美观，同时能很好地保护生物和自然。”[9]而景观不仅仅事关环境和生态，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归属问题。[10]景观是家园的基础，也是归属感的基础。[11]在处理环境问题、重拾文化身份以及重建人地的精神联系方面，景观设计学也许是最应该发挥其能力的学科。景观设计学的这种地位来自其固有的、与自然系统的联系，来自于其与本地环境相适应的农耕传统根基，来自上千年来形成的、与多样化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天地—人神”关系的纽带。
要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遵循“放眼于全球，从本地做起”的箴言，而景观正是“从本地做起”的最可操作的界面。
2.我们该做些什么？战略和方法
景观设计学要怎样应对这些挑战？作为重建和谐人地关系、主导学科的景观设计学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我强调三个原则：设计尊重自然，使人在谋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保护自然过程和格局的完整性；设计尊重人，包括作为一个生物人的需要；设计关怀人类的精神需求，关怀个人、家庭和社会群体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和寄托。这三个关于土地、人、精神的原则，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调整自身的定位和价值观。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珍视什么又将决定了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保护和创建什么样的景观。针对这些问题，我有三个观点：
（1）回归景观设计学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原国际景观设计学，尤其是中国的景观设计学，要想成为保障人类健康安全、重建和谐的“天地-人-神”关系的主导学科，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起源问题。我们必须重归“生存的艺术”和监护土地的艺术，而非一门消遣、娱乐的造园术。麦克哈格说的好：“不要和我们谈论你家的花园。不要向我们咨询如何拯救你那株快要死掉的鬼树。这些皮毛小事无需向我们求教，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事关生存的问题。”[12]（MillerandPardal，1992）
在半个世纪以前，已故杰出景观设计学教育家佐佐木告诫我们：“当前，景观设计学正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路则通向肤浅装饰的雕虫小计”[13]（Sasaki，1950）。不幸的是，除了少数的例子外，过去十几年中，世界范围内的景观设计学都朝着后者的方向发展了。我们应该在一些更为紧迫的环境问题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包括洪水控制和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土地保护和管理等。
我们已经和正在失去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
过去，景观设计学在定位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把自己当作古老园林艺术的延续，这是大错特错的。丰富的园林遗产和众多园林艺术的理论著作不但没能帮助景观设计学成为一个现代学科，反而扭曲或掩盖了景观设计学科的真正内涵。现在到了声明景观设计学不是园林艺术的延续和产物的时候了。景观设计学是我们的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种种生存的艺术的结晶，这些艺术来自于对于各种环境的适应，来自于寻找远离洪水和敌人侵扰的过程，来自于土地丈量、造田、种植、灌溉、储蓄水源和其它资源而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生活的实践。
景观需要重新发现[11]，而景观设计学也需要重新发现。这就是说为了使这个学科获得广泛的认同，更多的国际努力是必须的，通过强有力的实例，向人们展示景观设计学如何在治理大环境和解决生存问题中扮演主导角色。
（2）乡土与寻常：重归真实的人地关系
关于乡土，我指的是日常和寻常，白话和方言，是平凡的人和平常的事物，它相对于豪华和异常而论。要重建文化归属感和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我们就必须珍惜普通人的文化，关注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珍视对于脚下的土地而言是真实的普通事物。
从中国的第一个皇家园林和第一个文人园林开始，乡土便遭到了上层文化的忽略。奇异、矫揉造作和排场就成为造园的主流，它们与周围寻常的环境以及市井生活大相径庭。在“混乱”的、寻常的海洋中，创造一个奇异的、“天堂般”的岛屿，这便是一切古典造园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在中国和西方都一样。法国的凡尔赛宫苑是如此，英国的花园则更是收集异国花卉的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皆以网罗奇花异草、怪石著称。这种畸形的、上层文化的造园运动到了清代的圆明园可谓达到了巅峰，她简直就是中国南方园林和当时西方贵族造园术的收珍猎奇。而她的最大的贡献是加速、见证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西方列强的一把火，使它成为没落封建华奢文化的代表，永久地成为封建王朝的陪葬品。
席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形式上看是步履了美国和欧洲“城市美化运动”的后尘，但其实也正是中国自己的虚伪、空洞、畸形的造园传统的延伸，是收珍猎奇、虚伪、排场、远离乡土、鄙视大众嗜好的“发扬光大”罢了。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造园艺术在寻找无意义的风格，无意义的形式以及虚幻的异常情调中，在虚假的“桃花源”中迷失了方向。
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一样，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城市精英阶层也像普通大众一样遭受着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困扰，他们的环境与生存困扰甚至比处于偏远乡间的农民还要严重，所以，重归“生存的艺术”是时代对景观设计学的诉求。同时，生存的艺术反映了真实的人地关系，而正是这种真实的人地关系又给予人们文化的归属感以及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因此，现在到了景观设计学重归土地，重拾诸如在洪涝干旱、滑坡灾害经验中、在城镇选址、规划设计、土地耕作、粮食生产方面累积的生存艺术，重建文化归属感与精神联系的关键时候了。
（3）景观引领发展：“反规划”途径使景观作为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
应对时下的问题，景观设计学应该做怎样的调整呢？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迅速且无法抵抗，而“反规划”是改变传统发展规划模式，主动争取“天地—人—神”和谐的必由之路。这里所说的“反规划”，是指景观设计师和规划师应该在城市建设发展计划确立之前就通过识别和设计景观的生态、文化遗产、以及休憩的基础结构，引导和框限城市发展，即建立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EI在保障着生态过程的安全和健康、保护我们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身份、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14-15]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是蔓延式的扩张。很长一段时间里，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被视为阻止城市蔓延的景观结构而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而目前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以及中国各个城市的种种迹象表明：试图通过规划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阻止城市无休止蔓延的做法是失败的。失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过于随意，各绿地元素和水陆生境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
2）可达性差，不易亲近，绿地和建筑物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利用率低；
3）被当作阻止城市蔓延的对抗和屏障，功能单一，缺乏诸如对防洪，遗产保护，栖息地保护以及游憩和通勤等综合功能的整合；
4）当发展压力增加时，这些绿地很快地成为投机和寻租空间；
5）它们被各个行政管理部门条块式分割，支离破碎，很难实现应有的功效；“反规划”途径则试图找到在各方面都可行的、便于管理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将各种生态服务功能、文化遗产保护及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通过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生态基础设施整合起来，担当城市生态安全、文化认同和精神给养的功能。[14]
从宏观的区域和国土范围上来讲，EI被视为洪水调蓄、生物栖息地网络建设、生态走廊和游憩走廊建设的永久性地域景观，用来保护和定义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和城市形态。
从中观的城市尺度上来讲，区域的EI将延伸到城市结构内部，与城市绿地系统、雨洪管理、休憩、自行车通道、日常步行和通勤、遗产保护和环境教育等多种功能相结合。
从微观的地段尺度来讲，EI将被作为城市土地开发的限定条件和引导因素，落实到城市的局部设计中。
EI成为各种过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联系了自然、人以及精神。在保护生态环境完整性、建立文化归属感以及为人们提供精神需求方面，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景观安全模式。中国浙江省台州的“反规划”案例说明了这一点。[15]
结语
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和自然界作较量与调和以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便诞生了景观设计艺术，一种生存的艺术，它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联系，记录了人们的喜怒哀乐。知识、技术、连同可信的人地关系，使人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培育了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和与土地的精神联系，使人们得以生存而且具有意义。这些有关生存的知识和技术就是景观设计学的核心。而这门“生存的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虽然造园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虚假的。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旧时代的“桃花源”将随之消失，人类生存再一次面临危机。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和谐的人地关系来度过这场危机，包括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和精神家园遗失的危机。这也正是景观设计学前所未有的机遇，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来面目，在创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担负起重要的责任。为了能胜任这个角色，景观设计学必须彻底抛弃造园艺术的虚伪和空洞，重归真实地、协调人地关系的“生存艺术”；它必须在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在寻常和日常中定位并发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虚幻的“园林”中；在空间上，它必须通过设计和构建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发展，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谐。
中国的问题正在成为世界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解决了世界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景观设计学也必将是世界的景观设计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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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illerE.L.，andPardal，S.，TheClassicMeHarg，AnInterview.，Lisbon：CESUR.，1992.
一、经营理念的现代化
众所周知，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一种与传统经济不同的可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运行状态，即“知识经济时代”或“新经济时代”，它的本质是以知识创新和信息传播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依靠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来发展生产，而不是单纯地依靠增加产量来发展生产主要表现为产品质量、档次的提升。由于提高科技含量只是使产品提高了附加值，不增加产品的数量;信息则是无形的、非物质实体的，当然也不会造成物质形态的产品积压。因而就能成功避免产品积压问题，这在目前住宅市场空置房总量仍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新经济”给予我们住宅产业最主要的启示，就是要与时俱进地树立起新的理念、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追求“规模效益、知识效益，氰息效益”相统一。即不再单纯地追求规模经营、规模效益，而是把规模、知识、言息三个效益放在起.通盘筹划，综合考虑。一方面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另方面利用信息来捕捉商机，加强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选准市场细分日标，拓展营销，求得利润最大化。
日前，一些开发企业日益看中大盘开发，一些舆论也宣称地产开发进入大盘时代_这固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因为大盘较易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有利于降低开发成本和开展营销，可以获得规模效益。从城市规划来看，也利于盘活老城区)、口，改善城市的功能布局。但是大盘开发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大，风险也大，容易造成大量空置。而城市里的许多零星地块也重待我们去开发利用，如出让用地的剩余小地块，规划里模糊的地块边缘的小地块，化整为零批出的小地块等这些地块有其本身的卖点、首先是地段较好.交通便捷，易与外界交流;其次，由于地块狭小，多以建高层为主，视野开阔;而且开发周期短，利于资金周转，风险也相对较小:开发商如果在提高产品的科技和信息含量上做足文章，开发出具有卜分鲜明的个性特色的现代化产品，做小盘也是可以取得好效益的。
二、产品品质的现代化
住宅产业发展进步的标志，要看住宅总体性能，及产品品质的现代化程度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来临，带动了整个社会文明以及生活观念的进步，引发了对住宅性能新的定义与要求。人们对住宅的质量要求不仅是工程质量，还有功能质量、环境质量、物业管理的服务质量、人文质量和文化氛围质量住宅不再仅能住，还有对居住舒适、方便、安全以及住宅智能化、对外信息联络等多方面的要求。目前，已经有一批具有新经济意识或信息产业背景的投资者进人了住宅产业，他们把重点放在了提高住宅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信息含量上，使产业发展增加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同时，资深业者也在迅速提高对新经济时代来临的敏感度，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些成功的楼盘，除了更提高户型、朝向.环境、生活社区服务等方面的传统品质以外，而且又努力增加了新体系、新结构、新工艺方面的新品质，以及网络、宽带等智能化社区，“居家与办公融为一体”等充满信息时代的特征舰点.以提高商品的现代化水平，增加新的卖点。
三、住宅生产的现代化
如何能高效地开发出物美价廉、有特色卖点的房地产商品，抢占市场先机，争取好的效户益，成了当前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要提高住宅开发的效率和质量，就必须推动住宅生产的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住宅生产中部品化和部品生产工业化水平还很低，住宅施工中科技进步贡献率远远低于资本投入贡献率。手工操作的生产方式，必然建设周期长，成本消耗高，经济效率低。我国住宅建设劳动生产率，人均竣工面积多年来在30平方米左右徘徊，发达国家一般在120-140平方米之间，我们仅占其1/5一1/6，而能源消耗却是发达国家的3-4倍，且建筑质量通病也大量存在。住宅产业要改变这种高投入、低效率的状况，就必须加快我国住宅部品化和部品生产工业化的进程。即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程质量为目标，按现代化生产方式和高技术组合改造传统建筑施工体系，采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实行科学的施工组织和管理，推行标准化设计、工业化生产、装配化施工、规范化管理的社会化大生产，实现技术进步贡献与劳动生产率的双增长四、住宅流通的现代化从当前房地产业运行状况、产业结构来看，流通环节相对薄弱。一是开发商的销售理念陈旧落后，且缺乏诚信意识;二是销售方式仍以手工作坊式为主，个人开发个人出售，一家一个售房部，尚未形成社会化、专业化、规模化的营销网络;三是中介服务发展较慢.且缺乏规范。以致造成行业整体销售效率低、成本高等间题:
解决流通环节的通病，要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下功夫，即要实现住宅产业内各个行业和专业的优化配置和专业分工的细化，以实现流通环节的现代化，改变一个开发企业横跨生产、流通、消费整个产业链的状况。
分工细化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表现.也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针对目前住宅流通市场的低效率运作状态.应当加快培育社会化、专业化、规范化的销售网络，以降低销售成本，解决相关的市场间题;同时，下大力气培育规范的、发达的中介行业，如建立行业内统一的经纪和信息传播机构，重点培育一批信誉好、实力强的营销商等。
(一)盘活民间资本规模逐渐扩大
2009年末,吉林市共9家小额贷款公司开展业务,资本规模累计约3.42亿元,截止2013年6月,吉林市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增至56家,资本规模累计约25.53亿元,累计增长近8倍。从表1可以看出,公司数量与资本规模都在不断增加,资本实力不断壮大。从资本构成来看,小额贷款公司资本中,80%—90%资本来源于自然人和民营企业,可见民间资本是小额贷款公司资本的主力军。调查发现,由于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开展和盈利,不断吸引诸多民间资本流向小额贷款公司,或成立新公司,或参股入股,从而有效聚拢社会闲散资金,使盘活的民间资本规模不断扩大。
(二)投放资金杠杆作用日益明显
我们以2010至2012年连续3年数据进行资金效率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近3年来,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投放量一直增加,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带动投资量持续增长。为准确测算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投放效应,我们用资金杠杆率指标来测算,即资金杠杆率=带动投资量/资金投放量,从表2可以看出,资金杠杆率从2010年的1:1.67,上升到2012年的1:4.55,即投放资金每增加100万元,就能带动455万元投资增长,可见投放资金的杠杆效应日益明显。
(三)最优经济规模范围开始显现
按照美国现代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提出的适者生存法(The Survival Technique),我们对小额贷款公司行业最优经济规模进行研究,该方法的运用原理是对行业中现有企业按规模大小进行分组,然后对其市场占有率等某个增长指标作时间序列分析,生产效率高的企业集合在市场上的占有率或其它某个增长指标就会不断提高;相反,效率低的企业集合在市场上的占有率或其他某个增长指标就会不断降低。通过对增长指标进行进一步比较、分析,就可确定在市场上适于生存的企业规模范围。我们对小额贷款公司按资产规模分类,按投放资金行业占比为效率指标进行。
规模小于2000万的公司个数虽然增加,但投放资金行业占比却持续下降,同样,规模介于2000万与3000万之间的公司个数从2010年末的6个增加到2012年的11个,投放资金行业占比却从29.17%下降到9%,因此,可以推断出这两类公司规模有很大的不经济性。而公司规模介于3000万—5000万和5000万以上的两类公司,随着公司个数的不断增加,投放资金行业占比也大幅度提升,故有较大的经济性。3000万及以上的公司规模增加或保持份额,从而构成最优经济规模的范围。
(四)贷款品种有了较大创新
随着业务的开展,各小额贷款公司积极研发新的贷款品种,增加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辖内某小额贷款公司推出的“信元乐”品种贷款,被农户称为“流动信贷部”。该产品主要针对那些信誉较好的农户在不符合其他商业银行贷款条件的前提下,通过信用贷款或联保贷款对农户进行融资,并随着农户信用度的提高增加授信额度。同时,该公司还专门为农村贷户设置了一台专用服务车,在农忙期间,信贷员走家串户,为农户就近发放贷款,并通过随时走访,及时了解农户的贷后情况,有效解决了部分农户在农忙期间的贷款需求问题。截止到2013年6月末,“信元乐”共为660农户累计发放贷款758万元。
二、存在的问题
(一)后续资金严重不足
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小额贷款公司资本金80%—90%来源于民间资本,即自然人或民营企业的自有资金,然而自有资金毕竟有限,虽然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吸收银行业金融机构资金,但金融机构出于风险及收益考虑,基本不对其融资,加之只能贷款不能吸收存款,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只能依靠自有资金进行经营,后续资金严重不足,而对于资产规模小于3000万的小额贷款公司,增资不足便达不到最优经济规模,从而不利于其行业竞争,有被迫退出市场的风险。
(二)经营税负较重
目前,小额贷款公司为从事贷款业务的工商企业,享受不到与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样的税率待遇,加之其贷款周转速度较快,一笔资金每年至少周转三到四次,而对于行为税(印花税)、流转税等税种,每年要重复缴税多次,相当于提高了税率,加重了税负,影响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收益和经营积极性。如辖内某小额贷款公司要缴纳占营业收入5%的营业税、占营业收入0.5%的营业税附加、占利润25%的企业所得税、占合同金额0.05‰的印花税(多次缴纳),总税负约占营业收入的30%,远远高于农村信用社及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
(三)风险防控能力较差
首先,从人员构成来看,小额贷款公司缺乏专业的风险管理人才,风险防控意识淡薄,风险管理不完善;第二,从市场竞争看,小额贷款公司极易因偏好贷款规模扩张和增加市场占有率而忽视贷款风险;第三,从信息对称情况看,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尚未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也没有征信系统查询权限,因此不利于对借款人信用状况进行准确判断,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容易造成信贷风险。
三、政策建议
(一)应采用多种方式拓宽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渠道
在只贷不存的大前提下,建议采用以下方式促进小额贷款公司融资,一是对内控制度健全、不良资产率低、盈力能力强、资信评价系统和风险控制系统较为完善的小额贷款公司,允许其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基础上,与民营资本、法人单位、自然人在资金上进行合作,扩大资金规模;二是对风险控制出色的小额贷款公司,可适当放开金融市场,包括银行间拆借市场、短期与中期票据、再贷款等。
(二)应加大对小额贷款公司政策扶持力度
考虑到当前小额贷款公司非金融机构性质及资金周转快的业务特点,应制定适合其发展的特殊的扶持政策,建议从以下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一是银监会等有关部门出台相关办法,让小额贷款公司享受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一样的税收减免和政策补贴待遇;二是在个别税种优惠上给予政策倾斜,有关部门可出台相关办法,避免小额贷款公司因资金周转较快而多次缴
税问题,减轻小额贷款公司在行为税和流转税上的负担。 (三)应尽快将小额贷款公司逐步纳入征信系统
在新时期的教育背景下，中等职业学校学制将原先的“2+1”模式改为“2.5+0.5”模式，即中职学校的学生在校内的学习时间延长至两年半，而到企业等岗位参与实习的时间应缩减到半年，学制的改变表明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校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教育就可以独立进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使学校教育更好地适应市场的需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中职服装制版专业的教育教学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服装的精华在于结构，服装结构的设计是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所在，目前服装制板的教学方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教学与实际相脱节，学生进入企业后对所学技能不能够灵活运用，学生的综合能力不够强，对基础知识的掌握运用能力较差。为了培养中职学生毕业进入企业后的动手操作能力，使其做到理论与实际的有效结合，培养综合能力强的实用型人才，以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本文针对中职服装制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
一、当前制版课程中存在的问题
1.课堂理论教学与生产实践相脱节
服装制板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课程，在教学中理论知识作为操作指导很重要，但对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要灵活多变，在教学中，课堂理论教学要结合大量的实践和锻炼，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可以使学生对课堂所讲的基础理论知识得到更好的运用，对制板的技术和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但以往的教育及教学方法将课堂教学与动手实践分割开来，大部分时间集中在对理论知识的讲解上，往往忽视了对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造成了学生只会学不会用的不良后果。
2.传统的教学理念落后于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很多中职学校开设服装制板专业大多是适应市场一时的需求，但市场用人理念在发生着变化，而学校却缺乏对相关方面的调查，没有深入了解市场对该专业人才需求的转变，依然沿袭以往的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教学，忽略了对新版式的设计和研发方面的深入探究，课堂教学内容老套，思想落后，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培养的学生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
3.课堂所讲内容跟不上流行时尚元素
服装制板技术不仅要求具有较好的动手操作能力，更要具有艺术创造性，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将当前的时装制板与流行元素相结合。但当下流行元素更新太快，而教学内容不能及时将最新元素囊括进去，许多学校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造成教学内容无法适应服装流行的步代，使学生在毕业后不能马上投入到企业要求的工作中，还需经过企业的培训才能正式上岗，造成企业培训和教学资源的浪费。
二、当下对服装制版教学提出的要求
1.增加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
对服装制版知识的掌握需要通过动手实践才能实现，但在当前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实践环节，教师只是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解，学生缺乏亲自动手实践的机会，使课堂理论知识不能得到有效实践。在教学中增加实践教育环节是非常必要的，学校可以采用校企合作的模式，在实践中，学生可以根据企业需求进行理论知识的运用；教师也应不断强化自身技能，定期到企业挂职锻炼，明确企业的服装生产流程，了解企业最新的人才需求，这样在教学过程中才能明白学生的培养方向，做到有的放矢，避免走弯路。
2.适时调整该专业的管理模式
服装制版专业是一门既要动脑思考，又要动手操作的与生产实际紧密相连的学科，对于服装制版专业的教学管理也应当有自己的特色，鼓励学生在学习中大胆创新，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资源对自己的想法进行实践。学校应定期组织学生去企业参观实习，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到企业的生产中去，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教学内容紧跟时代步伐
服装具有流行趋势变化快速的特点，当代服装制版教学的内容往往落后于时代变化的潮流，体现不出服装的新颖性，因此服装制版教学应鼓励学生大胆设想，敢于设计，敢于接受新鲜事物，勇于创新，教师应加强对服装新鲜元素、设计理念、时装选材等方面的研究，根据普遍受欢迎的东西去教授学生，老师要大胆带领学生走出去，去了解市场需求，去探索大众元素，将大众元素与服装设计相结合。
总之，当今中职服装制版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理念以及管理模式都要适应社会大众和服装企业的需求，由此对学校提出的要求是转变办学理念，树立为企业提供创新型人才的办学思想，积极探索与企业的合作，实现校企联合培养，做到走出去，形成开放型的教学理念，去了解新鲜事物，接受新鲜元素，开设与企业需求、与社会需求相符的课程，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素质学生。
参考文献：
在经济学说史上，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出现应该说始于门格尔（carl menger）《经济学原理》一书于1871年的出版。接着，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门格尔德学生）和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与门格尔一起，创立了第一代奥地利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传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庞巴维克的学生）、迈耶（hans meyer——维塞尔的学生）与哈耶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莫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以及罗森斯坦－罗丹（paul n. rosentein-rodan）等一大批学者一起，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著作，从而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推向了鼎盛期。二次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之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一些理论观点逐渐被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吸纳和融合起来了，随之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主张也逐渐模糊起来，于是就有了哈耶克的“自立门户的奥地利学派虽已不复存在”说。尽管如此，在20世纪60－70年代后，仍有israel kirzner（米塞斯的关门弟子），e. streissller, ludwig lachmann, murray n. rothbard, l. b. yeager, gerald p. o’driscoll, mario j. rizzo, roger w. garrison等一批当代学者在坚持弘扬并重新解释奥地利学派的传统思想和理论主张，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在国际上出现了奥地利经济学的新一波的复兴运动。按照柯茨纳（kirzner, 1991）和马克卢普（machlup ，1982）的总结和归纳，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观点和经济主张大致有以下8点：（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主张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溯到对个人的行为中去解释；（2），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通过有关个人的知识、信息、感觉和期望，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3），经济分析中的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在市场运行上，坚持认为效用尤其是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5），机会成本理论，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的机会；（6），强调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坚持认为人们有时间偏好，并注意生产的“迂回性”；（7），相信市场和竞争是一个学习和发现过程；（8），坚持认为个人决策是在不确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并认定有关选择的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
上述8个主要观点，部分由奥地利学派第一代传人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所初步提出，并经由其第二代传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学者的深入解释而变成了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和理论意识。奥地利学派的这8个主要理论观点，绝大部分目前已被当代经济学家们所接收，从而已几乎全部被吸纳和融合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学术发展中去了。由此可以认为，奥地利学派的3代经济学家们，已对当代主流经济分析和人类的经济思想，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这已是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事实。尽管奥地利学派已对人类知识存量的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思想方法及其理论主张却不是没有问题的。深入探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问题，对未来经济学的成长和发展，将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对经济学制度分析的未来理论建设来说，可能有着根本性的理论含蕴。
（二）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点，即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分析进路上的主观主义。熟悉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学者会马上意识到，奥地利经济学派方法论的这两个基本点，恰恰也构成了当代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的潜隐基础，并且实际上也是以科斯（ronald coase）、诺思（douglass north）、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张五常为代表的当代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t）经济学理论架构的暗含前提。因此可以说，尽管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明言——甚至他们其中的一些学者还并没有自我意识到——，源自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这一思想方法论，实际上已构成了当代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最底层的一块基石。
要理解这一思想方法论的意义及其潜在的问题，看来还要从经济学的选择理论上入手。在这方面，当代一位著名政治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生前已做了许多深入的思考和讨论，曾发表过“纽康柏问题（newcomb’s problem）与选择的两条原理”（1969）、“对纽康柏问题的反思”（1973）、“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1976），“经验、理论与语言”（1986）（这几篇论文已收入nozick, 1997）等重要论文，并在《个人选择的规范分析》（nozick, 1990）和《理性的本质》等著作中进一步讨论了相关问题。沿着诺齐克的轮辩理路，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初步讨论一下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的理论意义及潜在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讨论和审视一下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这里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学界所说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一方面非同于政治学即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主张，另一方面也与文化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参韦森，2003a，第六章）。政治学和文化研究中所见的个人主义，均强调“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个人自主”和“自我独立”，并且均公开支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张扬追求；而奥地利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其基本主张是坚持要把对经济现象的理论分析还原到对经济当事人的个人行为的解释中去。正如诺齐克（nozick, 1997, p.111）所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声言，社会科学中所有合乎事实的理论均可以还原为（reducible to）个人行动的理论，外加一些人在其中行动的约束条件。”
如果把人类社会的所有事实和存在均还原为当事者（agents）个人的行为及其结果，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是什么决定了并支配着人们行动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尤其是哈耶克——进一步推进了门格尔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第一代传人的思想，并在分析进路上进一步走向了主观主义。哈耶克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对有关个人的知识、信息、感觉和期望的了解，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从而，哈耶克以信息的获取以及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作为出发点，构建了他的宏大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也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对自身参与其中的经济社会现象的理解。应该说，就当代社会经济理论发展的整体进展和目前格局来看，从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所一脉承传下来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思想，要比其他经济社会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学说）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并且他们也提供了一个完全自恰的理论体系。对于这一点，我已经在《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第2章中专门做了介绍（见韦森，2001）。
回到个人的行动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我是在西方社会人们的实际使用中包括习惯、习俗、惯例、制度等在内的“social institutions”概念的宽泛涵义上来“等价”使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这个术语的）的相互关系上，有了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从门格尔开始，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就自然而然地把人类社会的种种习俗、惯例和制度视作为只是具有不完备信息和分立知识因而只具备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个人参与社会博弈的适应性演化的“非企划的结果”（unintended result）（参menger, 1883, book 3, appdenices i-iii）。哈耶克（hayek, 1960，pp.58-60）后来进一步发展了门格尔的这一思想，并在《自由的构成》中提出了如下名言：“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又条理井然的。然而，这即不是什么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为什么种种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会得以如此自发生成和扩展？照哈耶克看来，这仍然需要从个人的行动原则及其社会后果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譬如，在1945年在都柏林大学所做的“个人主义：真与伪”的著名讲演中，哈耶克（hayek，1947，p. 8 ）就明确指出：“我们在人类事务中所发现的绝大部分秩序都是个人活动的不可预见的结果，这种观点与把所有可发现的秩序都归结为刻意设计的观点的区别，可以从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的真正个人主义和笛卡尔学派的所谓的‘个人主义’的鲜明对比中看出来。”从哈耶克的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理解了自门格尔以来的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传统，方能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有一个真正到位并脉络清晰的理解。
概言之，奥地利学派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是较清晰和“客观”地展示了人类的种种社会生活形式的生成与演化机制，而这一重要理论贡献一方面与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对其社会理论解释对象的把握和理解有关。具体说来，基于其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一般把包括人们的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在内的社会生活形式（institutions）看成是人们“行动表征”（act tokens——诺齐克语）的总和（sums），而哈耶克本人则进一步精确地把其中的社会秩序（social orders）视作为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中的常规性（regularities）的整合（configuration）。由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一般都把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视作为人们社会博弈的非个人设计并往往是意想不到的自发生成结果，这就为未来博弈论制度分析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并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际上才开始出现的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制度分析在研究方向上预标了分析路径（参韦森，2003b）。从这个视角来展望，在世界未来的经济学发展中，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洞识，还将会为学术界进一步挖掘，并将会得到进一步张扬和重新进行理论诠释。
(三)
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已为现代微观经济分析奠定了思想基础，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洞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和理解，然而，从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方法论不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看来，其问题之一是，如果把种种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都还原为个人行动的结果，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选择和人们个人行动的原则？是否能像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现代博弈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那样仅仅把市场参与者一律视作为一台台追求着个人利益（或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超级”计算机？
对于这类问题，应该说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只是以含糊其辞（尽管哈耶克从信息的获取与知识的利用论及了这一问题并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主张鲜明地区别开来了）而处之，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没有试图给予明确的回答。当然，对于以建立精美数学模型为导向的主流经济学来说，现在似乎还没有必要回答和深究这两个问题，但是，对于以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种种秩序和制度的生成机制为主要理论任务的奥地利学派自身来说，这类问题就无论如何也是躲不过去的了。现在看来，要对这类深层问题有一些真正到位的认识，仅仅依靠经济学的理论推理以及直观观察和判断显然是无济于事的。由于这些问题与伦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和认知）心理学甚至演化生物学密切关联着，只有经过一些基于经济学理论分析但又超越纯经济学理论推理的跨学科思考和研究，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只是把种种社会生活形式视作为个人行动的结果，而不去进一步深究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选择和行动的原则，这自然会给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们的理论话语诠释带来许多尚待解释的空间和问题。现在看来，仅从个人行动和的选择决策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的关系来看，问题也似乎绝非如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尤其是哈耶克——的做法那样假定存在一种先验的人类行动模式（priori pattern of human action），而人类的社会生活形式只是这种先验个人行动模式的无企划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地利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与经济学一样，最终都会走向历史决定论。事实上，在社会生活博弈中，个人的行动和选择一方面会导致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的自发生成和演化变迁，另一方面，既存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行动选择，——甚至如诺齐克（nozick, 1997, pp. 115-118）所见的那样会型塑（shape）人们的效用函数（或言选择中的“偏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个人行动与社会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显然就不尽如奥地利学派所见的那样只是一种单方向的因果作用关系链条，而可能存在一种动态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关联机制。由于一方面任何社会生活形式（包括种种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安排）都是人们行动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时点上人们的行动原则与选择表征（choice token）又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所型塑和影响——严格说来是制度地、社会地、文化地、生物地和历史地决定了的，那么，这种复杂的双向作用一方面与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生发和产生着社会变迁到的巨大张力（strains）。并且，如果把个人的社会行动和博弈选择视作为是生物地、文化地、制度地、社会地以及历史地决定着的，而不是像奥地利经济学派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假定的那样存有一种先验的人类个人行动模式，我们也就自然不会仅仅相信人类社会只有一种演化路径、且只存在一种惟一的最优制度安排了。
当然，我们这里必须认识到——且也必须承认，任何放松经济学现有理论中个人选择和行动原则上的一些先验假定的做法，都会给未来的经济分析和理论建模带来巨大的困难和问题。但是，要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想要对人类种种社会生活形式的的生成和演化路径——有一些进一步切近现实的理解，我们还不得不把研究的“集中意识”（focus awareness）聚焦到人类个人行动的原则和社会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形成机制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来。经济学理论200余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的积累性发展，已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到了走向21世纪的经济学家们面前。现在，是要回复经济学的亚当·斯密传统——即从多维视角思考人的选择和行动的原则——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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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强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必要性
企业内部会计控制是指与保护企业财产物资的安全性、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以及财务活动的合法性有关的控制系统。它的目标是确保企业经营活动的效率性和效果性，资产的安全性，经济信息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其主要作用：一是有助于企业领导实现经管方针和目标;二是保护企业各项资产的安全和完整，防止资产流失;三是保证企业业务经营信息和财务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此外，它还能保证企业内部财务活动的合法性。会计内控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单位财务会计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渗透到单位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而会计资料特别是原始凭证是由单位各个部门的人员经手的，牵涉到单位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在会计事项办理过程中，可能因手续不全、凭证不足、各个环节控制不严而导致会计资料失真，或者个人营私舞弊，最终给单位造成损失。所以，建立健全互相牵制的会计内控制度，需要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各个部门共同协作，各个员工积极参与、有效执行，才能真正发挥会计内控的实际作用，为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完整夯实基础。
2 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失控存在的问题
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失控的原因有很多，不仅房地产企业，其他不同类型不同行业也都存在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失控的现象。在此我只列几点最主要的。
1 岗位责任模糊不清
对岗位职责的设置应贯彻相互牵制的原则，对不相容的职务实行分离，使不同岗位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监督、相互牵制的关系，这是内部控制制度的原则。但是目前许多单位内部中下层机构之间，不同岗位之间以及不同人员之间无法形成有效的牵制，有的单位存在着不相容职务兼任的现象，岗位责任制形同虚设;有的单位管理人员事必躬亲，亲自操办自己的涉及资金支付的经济业务事项等。
2 缺乏内部人员的监督检查力度
当前，有的单位在内部控制制度上只是强调对审批程序的监督，而不论内部人员做得对不对，只要有内部人员签字，就算内部控制监督到位了。现行的财务一支笔控制的监督方式，虽然一方面解决了费用控制的责任归属问题，但有些会计人员放弃职责，领导签字就照办，我不负责，致使会计内部监督有名无实。 3 缺乏内部审计
从单位管理角度来讲，内部审计是对内部会计控制的控制。然而内审监督在某些单位由于受到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制约，很难客观、真实、公正地开展工作。
3 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会计内控水平的整体提高
针对企业内部存在的内控失控现象，我的观点认为：房地产企业要建立健全会计内控制度，应统一思想，提高管理水平，积极采取措施，推动会计内控水平的整体提高。 1 单位领导充分重视，组织措施到位，高管人员以身作则，实行全员参与
会计内控是一项系统的综合工程，是单位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需要单位各管理部门之间的协同协作，更需要组织上的强有力的领导，单位负责人要亲自出马，对实施的全过程实行组织上的统一领导策划、政策上统一制订、实施上统一安排、实施效果统一检查、统一奖惩，变少数部门的行为为单位管理部门的一致行为，变临时行为为持之以恒的长期行为，变管理者行为为全员参加行为，特别是单位高管人员更要带头执行制度，让内部会计控制约束单位内部涉及会计事项的所有人员，使任何个人都不得拥有超越内部会计控制的权力，单位高管人员既不向上越权，又不向下越权，更不超越职责插手事务，才能明确责任，规范运行，使会计内控制度建立健全并持之以恒地有效实施。
2 提高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的意识，改习惯为制度，变经验为程序
提高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的意识，树立风险观念，将一些习惯做法逐步加以归纳总结，形成书面制度，将一些好的经验做法整理成办事流程，规范办事程序，形成互相牵制的内控制度，同时重视办理会计事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及职业道德，杜绝经济业务过程的差错及舞弊行为。
社区银行的概念来自于美国等西方金融发达国家，其中的“社区”并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地理概念。凡是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都可称为社区银行。
发展“社区银行”是缓解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难的治本性措施，是改善金融生态和宏观调控的必要措施。
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已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保持市场繁荣，扩大社会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截至2009年底，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已达1023万户（不含个体工商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对GDP的贡献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超过50%，提供了近70%的进出口贸易额，创造了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
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广大中小企业首当其冲。“融资难”是当今最让中小企业头疼的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其原因十分复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中小企业自身的问题。中小企业一般规模小，经营变数多，实力弱经济论文，风险大，信用水平较低，难以形成对信贷资金的吸引力。
第二，银行方面的原因。银行信贷具有比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性，而中小企业贷款的单位交易费用太高。据测算，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是大企业的5倍，银行从节约成本和监督费用的经济性出发，自然对中小企业惜贷。
第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机制、体制不健全。目前面向中小企业的担保业发展难以满足广大中小企业提升信用能力的需要；政府出资设立的信用担保机构通常缺乏后续的补偿机制；民营担保机构受所有制限制，无法与协作银行形成共担机制。据调查，中小企业因无法落实担保而遭到拒贷的比例高达23.8%。
第四，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窄。目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滞后，民间融资、上市融资、发债融资等渠道不畅，创业投资机制尚未形成，产权交易市场功能尚未发挥，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难以通过直接融资渠道获得有效的资金供给。
二、社区银行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的优势
1．定位优势
大型商业银行是以服务大中型企业客户为主，而社区银行的目标客户群是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和社区居民这些中小客户。社区银行对本社区内的客户信息熟悉，组织架构简单灵活，信贷决策快速、及时，能够更好地适应中小企业借款频率高、贷款需求少的特点，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全面化、个性化的服务。因而，社区银行能够在准入、占领和保持巨大的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客户市场方面赢得独特优势。
2．信息优势
与其他大型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不同，社区银行的经营模式是以关系型银行业务为核心。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下，社区银行能够获得作为中小企业关系银行的一系列租金，这些租金激励着社区银行去收集中小企业的各种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运用于未来信贷合同的设计和调整当中，从而控制融资风险和削减银行贷款决策的信息成本，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相对大型商业银行而言较少，风险识别能力较强，这使社区银行在对中小企业贷款中获得比大银行更大的安全赢利空间。
3．地域优势
大型商业银行通常将其在一个地区吸收的存款转移到另外一个地区使用，而社区银行则主要将一个地区吸收的存款继续投入到该地区，从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虹吸现象”及其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因此将比大型商业银行更能获得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支持。由于运作都在本地，熟悉本地市场，因此条件灵活，手续简化经济论文，速度较快，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这种来自地域的优势是社区银行经营发展的最大的无形资产。
三、社区银行在新疆的建立
2010年前期，一份建议新疆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社区银行、村镇银行试点工作的政策专报，已由新疆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向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金融办、银监会新疆监管局、人民银行乌鲁木齐市中心支行递交。新疆中小企业和农牧业发展始终是金融支持的重点，2010年5月召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金融援疆更是加速推进。
截止2010年上半年，新疆中小企业创造的产值已占全区GDP的30%左右，中小企业纳税额159.76亿元，占35.9%；就业人数89.96万人，占73.2%。新疆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经济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央出台促进新疆跨越式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条件下，有理由成为国内首批小额贷款公司转制社区银行的试点地区，从而为新疆民营企业发展缓解资金困境，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创造历史机遇。
截至2010年上半年，全疆已有小额贷款公司30家，其中乌鲁木齐市6家，伊犁州6家，昌吉州4家，巴州6家，阿克苏地区2家，博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地区、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各1家，新疆小额贷款公司总注册资金达14.36亿元，大部分来自民间投资。
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由于只贷不存的特点，导致小额贷款公司的服务半径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仅靠资本金和不超过两家银行的注册资本金50%的限额融资支持，无法提高放贷总量与资本周转率，也难以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因此，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社区银行和村镇银行成为其发展的根本方向。村镇银行强调服务“三农”，而社区银行强调服务地域范围，两者与小额贷款公司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可以吸收存款。由于涉农服务比例难以达到，加之新疆小额贷款公司普遍股权较分散，股东之间意见难以统一，所以城市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村镇银行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城市小额贷款公司的下一站点无疑是转制为社区银行。一旦小额贷款公司能获得政策支持经济论文，顺利转制成为社区银行，那就意味着只贷不存的局面得到彻底改观，可以按照规范的银行业务要求开展存贷业务，那么，随着资金量的大大宽裕，除了可以加大放贷力度外，更可以有选择性地进行投资，以使股东权益得到最大化。不仅有利于改善新疆银行体系结构，还可以有效缓解新疆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贷款难的问题。
新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占到全部企业总数的99%以上，而且绝大部分是非公有制企业，它们所创造的增加值、地税收入、国税收入以及在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等方面，都功不可没。但新疆中小企业的发展一直都受到融资难的困扰，有96.6%的中小企业主要依靠民间借贷融资方式筹措资金，而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来源很少，特别是边远地区的金融机构和服务网点缺失，部分县市金融机构贷存比已降到33%，有的甚至接近25%。因此，只有发展社区银行、村镇银行，才是有效缓解新疆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牧民贷款难的治本措施，也是改善新疆金融生态环境的必要措施。
参考文献：
[1]郭振玺,杨家才.中小企业融资之道[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2]何德旭,饶明.小企业融资困局:新解与出路[J].当代经济科学,2008,11.
[3]刘书成.新疆拟建国内首批社区银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DB/OL].亚新网,2010,0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