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23 15:38:50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蚕丝工业论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正 文】
本文初稿着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计划以中国对外贸易中三个重要商品——丝、茶、棉纺织品贸易状况和条件的变迁对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分三篇作一点初步研究。着眼点放在作用和影响上面。其中有两篇初步定稿,并已先后发表(注:请参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和《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本文因动手较晚,未及定稿就因当时需要集中全力于一项集体研究项目而停顿,由此一放竟达十年之久。现在本人已经离开工作岗位,有了重新检定这篇旧稿的闲暇。而在此期间,外界的研究已大步向前。就个人所见,仅在本人放下手稿前后的1989-1990年间,台湾和大陆就相继有两部专着问世(注:即1989年8月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陈慈玉着的《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和1990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徐新吾主编的《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单篇论文则为数更多。形势大大改观,本文似已无发表之必要。第念本文并非一般泛论,而是着眼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时代环境,视点稍异,则又似可不避粗疏。因就原稿略加整理,以求教于同道。本人精力就衰,对十余年来新的学术成果,未能充分研究吸收,缺失所在多有,凡此均有待识者之指正。
一、 近代中国生丝的对外贸易
中国生丝的流传世界,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沟通中国陆路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丝路”,在唐代便已闻名于当是的西域。生丝的海上贸易,包括东南亚、日本以至美洲和西欧,在以前,见诸文献记载的,至少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如今在瑞典乌普萨拉大教堂内,还保留有14世纪的中国丝绸。遥远的北欧如此,其他地区可以概见。在亚洲地区,中日之间的生丝贸易,无论是合法的勘合贸易或非法的海盗贸易,在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便已相当频繁。17世纪以后,每年的贸易量,一般都达到两千担的水平,最高时到达3000担(注:藤本实也:《日本蚕丝业史》,1933年版。转见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64,1981年版。这只是有记录的勘合贸易。如果加上非法的海盗贸易,至少要翻一番。)。从澳门开往长崎的商船,每船经常装载白丝五百至六百担(注: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页179,1959年版。)。1565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占据菲律宾以后,开辟了一条生丝海上贸易的新途径。通过西班牙商人之手,中国生丝开始远销美洲。每年运销的数量有各种不同的估计。有的估计为3000至5000担,有的估计为8000至10000担。(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65。)1637年墨西哥一处以中国生丝为原料的丝织工人,达到14000多人(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ping eslands,1493-1898,1905年版,卷30,页75。有的记载为1400多人,误。)。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中国生丝开始大量进入西欧市场。1637年,得到英国国王查理士一世(charles i)支持、目的在于取得“东印度公司未曾到过的东方各地贸易权”的科腾协会(courteen association),首次派船入侵广州。他们在打毁虎门炮台、击沉中国商船之后,把他们在广州购买的24箱丝料,当作“战利品”运回英国(注: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926年版,卷1,页16,页20,页27。)。中国生丝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和形势之下,开始发生的。在1679至1833年的155年中,生丝出口量从微不足道的八担上升到9920担(注:h.b.morse,上引书,卷1,页46;卷4,页343。历年出口数字请参阅本文附表1。)以后,中国生丝在海外的市场,有进一步的扩大。
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出口经常在万担以上。不过10年,即从50年代起,上升到五万担以上。90年代初,第一次突破10万担大关,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末,一度到过19万担(1929),达到旧时代中国生丝出口的最高峰(注:60年代前,据张仲礼的统计。参阅《学术月刊》1960年9月;90年代后,据海关统计。)。从长期趋势看,在1845-1929年这85年中,保持着3.5%的年增长率。
然而单凭这一项出口量的变动,对中国近代生丝对外贸易的本质,还不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需要进一步考察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中地位的变化。
在以前,中国生丝贸易在国际生丝市场上,曾经居于领先和主宰的地位。西方殖民主义者可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征服他们“发现”的世界,但是在经济上还不能为所欲为。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用武力统治过墨西哥、秘鲁和菲律宾,但是,在这些殖民地上,他们的出口商品,却竞争不过中国。丝绸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16世纪下半期,由菲律宾输入西属美洲的中国丝绸,就因“价格低廉、销售普及”而使西班牙本国丝绸几乎绝迹于美洲市场(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ine islands。卷27,页112,页149,参阅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而从马尼拉向西属美洲贩卖中国丝绸的利润,则最高达到成本的十倍(注:e.h.blair等,上引书,卷12,页60,参阅严中平,上引文。)。中国的丝绸贸易,不仅是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亚加普尔科(acapulco)西班牙商人的利润来源,而且也是墨西哥市一大批丝织工人的“主要谋生之道。”西班牙国王只看到中国丝绸贸易所引起白银流入中国,为限制中国丝绸向美洲的销售颁发了几十道命令(注:以上据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然而这不是一纸命令所能奏效的。禁令不断重申,又接连遭到破坏。这正是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生产力水平落后于中国的结果,也是中国生丝贸易在当时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和主宰地位的反映。
以后,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的领先地位,仍然维系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个时候,中国生丝的海外贸易,先后集中于法、美两国。法国是一个以丝绸闻名的国家。长期以来,法国丝织业所用的原料,主要取给于本国自制的生丝。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以前,法国政府仍以自缫自织作为对本国丝织业的保护措施(注:l.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lle。 siècle,1719-1833,1964年版,卷1,页402-404)。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法国丝织业所用的生丝,却主要依赖中国的输入。流行的看法是:1854年法国的桑蚕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瘟疫,造成蚕丝的大减产。然而法国生丝一蹶不振,却不能单纯拿一次瘟疫的流行作唯一的解释。事实上这个时候中国的生丝,不但在质量上超过法国生丝,而且法国输入中国生丝,在成本上也大大低于本国蚕丝的制造(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83。)。正是这一点,才使得中国出口的生丝,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内,维系对法贸易于不坠的力量之所自。
美国的丝织业,肇兴于19世纪60年代。其后发展迅速,至世纪之末,已成为世界生丝的主要消费者之一。进入20世纪,在国际生丝市场上,美国已与法国并驾;纽约与巴黎已并列为世界生丝两大贸易中心。1916年美国进口生丝已占国际生丝贸易额的60%(注:silk association of america:annual report,1917,页19。)。在美国的生丝市场中,中国是主要的供应者。在1916年美国进口的23.3万担生丝中,中国生丝,单是直接运到美国的,就达到4.8万多担,占1/5以上(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trade peports,1916,partⅲ.)。
但是,也要看到另外的一面,那就是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中的传统优势地位,日前受到新生力量的冲击。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中国以外,日本和意大利也开始发展缫丝,加入了世界产丝国家的行列。它们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后起的日本,大大超过中国。在70至90年代中期的20年中,意大利生丝的年产量增长了54%,日本则激增335%(注:shichiro matsui:the history of the silk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
es,1930年版,页57-58。)。中国生丝缺乏当时的生产统计,根据后来的估算,在同一时期中(1875-1895),全国生丝产量增加了23%(注:参阅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页654。)。中国生丝增长的速度,在19世纪末,就已经落后于意大利,大大落后于日本,看来是符合事实的。
在日意两大产丝国、特别是日本的实力迅速增长的形势下,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在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丝业开始起步时,生丝出口不过中国出口的1/7(1890年);33年以后(1903),便第一次超过中国(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special series:no.3,silk,1917年版,页203。)。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生丝已垄断美国进口生丝的90%(注:lilliam m.li:china silk trade,页85。)。进入30年代,日本出口生丝不但独霸美国市场,而且囊括了世界生丝市场的3/4(注:w.s.woytinsky and e.s.woytinsky:world commerce and government,1955年版,页156。)。优劣异势,已经十分明显。因此,自19世纪末叶以降,中国生丝出口虽然数量上在短期内仍能维持增长的趋势,但在国际生丝市场上的地位,已经处在走下坡路的局面。
出现种这局面的原因,毋庸讳言,中国丝业生产的本身存在的严重弱点,是应该看到的一面。中国丝业生产,长期停留在手工缫制的落后状态。机器生产的起步,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后起的日本。即使在新生的机器缫丝厂中,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也存在不少的缺陷。因之,生产质量的低下,缺乏市场的竞争力,始终是中国生丝出口的一大困扰。它集中体现在生丝出口数量和价值的背离上,体现在出口生丝的价值始终落后于出口数量的增长上。下面我们根据《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所提供的资料(注:参阅该书页88,页99-101。),编制了1860-1894年生丝出口量值、全国出口总值和生丝出口占全国出口总值的比率四套数字,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这一段时期内,生丝出口值落后出口量16个百分点,这是我们上述论点的直接证据;二是生丝出口值占全国出口总值比率的缩小,这虽然不是直接的证明,但是这个比率下降幅度之大(58个百分点),不失为一个极有价值的参考数据。所有这些,反映了中国丝业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弱点。然而,深入一层观察,它又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直接结果。
在以前,或者说,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以前,包括生丝贸易在内的中国对外贸易主动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商人出海经营的。例如,16世纪中国对菲律宾的贸易,基本上由中国商人“驾船运货”。正是“到马尼剌进行贸易的中国商船,保证了包括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内所需货物的供应”。(注:严中本:《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见《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那些到中国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也必须遵守中国政府制定的管理条例,也就是中国的法度。例如,在以前的广州一口贸易中,所有外国商人的活动,都必须遵守中国地方当局制定的“交易章程”,不得违反。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方式,贸易的主权,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这是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
但是,在西方早期的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以后,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这种苗头,至迟在前夕的广州一口贸易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在贸易资金的周转、商品价格的决定、中国行商贸易份额的分配以及行商与外商相互关系与地位的变化等方面,在在都表明贸易的支配权,已经逐渐落入外国商人的手中。到了前夕,中国贸易当局虽然名义上操有贸易的主权,但是代表中国当局和外国商人打交道的行商,实际上已经降到附庸于外国商人的地位(注:参阅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83年版,页34-43。)。
深刻的变化,还是发生在以后。
从开始,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下,中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变成一个不能完全自主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也蒙上了一层半殖民地的色彩。拥有相对雄厚的资本、加上不平等条约的靠山、以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优势出现的外国商人,在交易场中,可以毫不费力地置中国对手于掌上。一个中国贸易通在20世纪30年代初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创造了一套制度,使中国对外贸易被管制、培养和在七十年中扩展到梦想不到的数量。沿海贸易港口
的扩散、海关行政的统一、进出口商品在内地特权的享受、中国国内贸易商品由洋轮在内河及沿海运输对陆路运输或自有帆船运输的取代,外国商人及船只有条约规定下及领事保护下的特权享受等等,所有这些汇合成一种深刻确定的转变,创造了一个到今天仍基本上被维持着的贸易制度”。(注:t.r.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1,1931年版,页51。)这一段话中,许多事实是被歪曲的,但指出中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一个“深刻确定的转变”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里我们就拿生丝的出口贸易作为一个例证,略加阐述。
中国生丝的对外贸易,在五口通商以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基本上是按着这样的程序进行的:中国内地出口的生丝通过丝栈(口岸工厂生产的厂丝则通过丝号)卖给外国洋行。交易的具体执行人分别是丝栈、丝号的通事和洋行的买办。由于华商丝厂资本有限,洋行往往通过买办之手,以抵押贷款(即以缫丝的原料茧蚕为抵押的贷款)和预卖贷款的方式贷款给中国丝厂,以之收购生丝。这种形式的收购,在20世纪初,已经非常普遍。1914年,上海丝茧总公所总董就说:上海“几乎没有一家丝厂不向洋行借款的”。(注:《上海市缫丝工业同业公会档案》,卷号132,转引自张迪恳:《外国洋行垄断生丝输出对上海地区丝厂业的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页101。)1915年上海各丝向各洋行借款额高达850万两(注:张迪恳,上引文,页101,同见陈慈玉:《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页34。)。
由于洋行的活动是通过它的买办执行的,人们往往不适当地突出买办的地位。一本专门调查当时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手续的小册子这样写道:“买办为扩张其业务,招徕生意起见,对于华商常先垫付丝价,然后再向洋行收款”。“日积月累,买办遂握中外生丝贸易之全权”。(注: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手续》,1932年版,页4。)这只是一种皮相的观察。实际则完全相反,生丝的对外贸易,“完全掌握在上海的外国人手里”。(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1929年版,页25。)洋行的买办、丝号、丝栈的通事等等,他们或者直接服务于洋行,是洋行收购生丝的工具,或者和洋行发生密切联系,是洋行收购生丝的中间环节。正如那本小册子在后面也不得不承认的:洋行的外国“大班为一行之总经理,凡接洽生丝海外卖买事宜、及接收海外生丝市价之暗码电报与向华商收买生丝之数量多寡、市价高下,皆由大班一人主之”,买办则不过“奉大班之命,向华商收买生丝。”(注: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上引书,页5。)
当然,洋行通过买办放款于中国丝厂,买办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也有上下其手的余地。不仅买办如此,甚至作为经纪人的丝号、丝栈和他们的通事,也有和洋行买办同样的行经。他们上面仰仗洋行,下面控制丝厂,常常通过借款和多家丝厂发生借贷关系,以达到为洋行固定订货的目的。(注:d.k.lieu:the silk reeling industrg in shanghai,1933年版,页115。)有些丝号老板,同时又是洋行买办,而丝号的通事,最后“亦有自立牌号,专门代客经售生丝,渐立于丝号之地位者”(注: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手续》,页4。)。他们都在谋求自己地位的上升,以便多分润一点洋行控制下的生丝贸易的余利。
获取巨额利润的洋行也好,分润洋行的些许余利的买办、通事也好,所有这些利润的来源,都是从出口生丝的生产者那里分取得来的超额商业利润。而洋行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超额商业利润,则是由于他们的资本实力和垄断地位,使得他们对中国出口生丝进行随心所欲的压价措施。中国丝厂因资本不足需要洋行周转资金而忍受洋行的压价勒索,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事实上,洋行对中国出口生丝进行压级压价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通过生丝的检验以压低生丝等级、降低生丝价格,就是洋行最常用的手法。“以致在国外再检时,常出现低级丝的质量反优于高级丝的现象”。(注:张迪恳:《外国洋行垄断生丝输出对上海地区丝厂业的影响》,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页100。)出现在1917年上海丝厂和洋商之间的一段曾经引起轰动效应的纠纷,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年四月,一家有影响的新闻媒体报导说:上海“今年春季丝少价昂,外人至各厂定货者不少,约期历四月取货。不料定丝时之市价高于交丝时之市价,洋商遂从事检查品定甲乙,就使丝质与定货时之条件丝毫无误,亦以此时市价低廉,必多方检查其种种不合之处,以为不附条件抑勒价格之举,两方几至涉讼
。”(注:《大公报》,1917年4月8日—19日,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1961年版,页171。)洋行为什么能够这样任意挑剔、随便压价呢?这家媒体非常惋惜地解释道:情况本来不会这样,“无如我国未设有证明丝质之信用机关,而洋行内反设有生丝检查器械,以检查各厂家所缫之丝质,自别优劣,以定价格。”(注:《大公报》,1917年4月8日—19日,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1961年版,页171。)另一份报导广东生丝贸易的文章提出同样的问题,文章写道:“从前吾粤向未有生丝检验机关之设立,洋行往往藉端渔利,将买入之生丝,任意贬低品质,变换等级及剥削公[分]量,务令吾粤生丝之生产者,耳目纷乱,无所适从,以遂其侵蚀之心愿”。(注:苏鼎新:《粤丝贸易经济及组织概况》,载《广东蚕丝复兴运动专刊》,1933年10月1日。)两份报导得出同一结论:似乎只要中国自设生丝检查机构,问题便全部解决。中国是一个生丝出口大国,却连一个生丝检验机构都付之阙如,以至授人以柄,使中国丝厂吞声忍气,委曲求存,这自然令人惋惜。但是问题却不仅是一个生丝的检验机构所能解决。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外国商人享有超越一般商人所能享受的政治特权,拥有超越一般商人所能保有的经济实力(注:例如1916-1917年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一家即独占生丝出口的13%以上。参阅缪钟秀:《二十年来之蚕丝业》,载《国际贸易导报》,1931年第2卷,第1期。)。不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不取消挟重资以君临中国的外国商人在中国享有的各种特权,包括中国出口生丝的检验权在内,要想中国生丝出口贸易免于外国洋行的控制,扭转受制于人的局面,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丝业中人也的确有过企图扭转局面的“奋起”。19世纪70年代初,曾经有个别丝商企图摆脱洋行,自销生丝于国外,然而却找不到适当的买主(注:g.c.alleu:western enterprises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1954年版,页61。)。19世纪80年代初,上海还出现过商界闻人胡光墉的大量囤积生丝,企图主宰生丝市场(注:据说在胡光墉破产前夕,他囤积生丝达一万四千包。参阅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commercial report from her majestg's consuls in china,1883年上海,页230-231。)、以个人的力量扭转受制于人的局面。结果是周转失灵,不得不削价抛售,反而乞求于外商的收购。最后是囤积者的破产,祸及自身,牵连整个商界(注:同上。c.j.stanley:late ching finance:hu kwang-yung as on innovator,1961年版,页78。)。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16-0078-04
民国江苏省立女蚕校的前身是著名爱国新闻事业家、《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于1904年秋创办的私立上海女子蚕桑学堂。1912年后，私立上海女子蚕桑学堂改为省立，并迁至苏州浒墅关，改名为江苏省立女子蚕桑学校。史量才与郑辟疆均毕业于我国近代第一所培养蚕丝业科技人才的专科学校——杭州蚕学馆（郑辟疆是第三期毕业生，史量才是第四期毕业生）。史量才希望通过创办蚕业学校倡导“注重栽桑，养蚕、制种、缫丝等试验，并改良旧法，兼授普通及专门学理，以扩充女子职业，挽回我国利权为宗旨”[1]。培养女性蚕业人才，促进蚕丝业之改良一直是江苏省立女蚕校的追求。
1918年，郑辟疆出任江苏省立女蚕校校长后，面对女蚕校“进行上万分艰难，荏苒十年，厥效甚微，欲使毕业学生获得相当之职业，殊非易事。而校内同人沉闷已极，良医所教所学为新蚕业，而社会蚕业并不欲革新，亦何怪其格格不入哉”[2]。面对这样的发展困境，对女蚕校的人才培养进行全面改革势在必行。郑辟疆提出：“今后教、实、行政宜实行联合，俾毕业生易于从事本业或得服务于公家。按农蚕业教育本为改进农蚕业而设，能实行改进农蚕业政策，学生自有活动之地，否则事业不提倡，人才多废弃，农蚕业何有改进乎？”[3] 他为女蚕校提出的明确任务是“使蚕丝业得利用省女蚕以革新其事业，吾所谓省女蚕所负时代之任务与今后之设施者如是”[4]。在他的主持和带动下，女蚕校遵循“坚决向蚕丝业改进途径进军，使学生有用武之地”[5] 的办学方针，不但在专业教学中不断改善，更将精力逐步投入到中国近代蚕丝业的改进上，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实现了郑辟疆追求的“学生自能投入蚕丝战线，而蚕丝业由之改进；学生投入蚕丝战线愈众，蚕丝业改进愈速”[6] 的理想。
一、促进教、实、行政的联合
郑辟疆担任江苏省立女蚕校校长期间，把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密切结合。作为蚕丝革新家，充分发挥学校的社会服务职能，推动产业振兴和地方经济发展。1923年9月，为了“对于养蚕制种制丝家及女子蚕业教育应尽提倡指导贡献受托之义务，特依全省农业组织系统案，设推广部以专司之”[7]。女蚕校推广部的设立，将改进中国落后的蚕丝生产局面当作推动女蚕校教育工作的根本目标，将女蚕校的教育与蚕丝改进事业联系起来，是郑辟疆最具革新和现实意义的举措。组织推广部，“是为女蚕对蚕丝业改进上有计划的依一定方向前进的起点”[8]。
为促进教、实、行政的联合，郑辟疆在女蚕校成立蚕业研究会，定名为浒墅关女蚕校蚕业研究会，规定所有女蚕校蚕科教职员以及相关制种家均为研究会会员，研究会以交换知识、研究蚕业学术为宗旨，规定每星期五集会一次，以讨论蚕业上之各种问题。他召集各制种场代表来校参加讨论会，与会的有12家制种场的代表15人。开会的主要内容为：一方面，由学校报告上一年度蚕种检种、销售以及价格审查等情况，并说明下一年蚕种供给和需求可能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邀请各制种场代表围绕种业经营与技术、制种新趋势和新技术以及当前国内外的蚕种改良情况等课题进行演讲，“全校学生均参与旁听，以保持学生对蚕丝业先进技术潮流的把握。对于种业经营与技术，指示其趋势与新法。其随潮流为改进。直至午后一时始讲毕，而听者与讲者。均精神百倍。毫无倦容云”[9]。
二、推动建立产学合作的体制机制
民国苏南地区推行的这场乡村蚕业技术改良，是由郑辟疆主持的江苏女子蚕业学校最先开展的。郑辟疆积极发挥个人的影响力和作用，推动民国政府在乡村农业政策上的支持和保障，围绕蚕丝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以全新的体制机制，整合社会资源，建立比较完善的技术改良体系，谋求产业革新与突破；推动地方政府和地方势力以及当地工商业者在蚕丝改良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与震泽市议会合作，选定开弦弓村（所取学术名：江村）为实验基地，开办“震泽市、省立女子蚕校推广部合办蚕丝改进社”，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在开弦弓村对蚕业的指导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徐绍阶在《本省唯一之模范合作社》一文中，赞扬该社“开弦弓之生丝精制合作社，分子健全，组织严密，自选种育蚕，至于缫丝，无不采用科学方法，故业务发展有蒸蒸日上之势，非独为一县一省生产运销合作之模范，抑亦全国之标榜”[10]。1935年，中央合作研究社曾组团专程考察开弦弓生丝精制合作社，并予以褒扬。他推动吴江为改进并复兴蚕丝事业设置了蚕桑改良区，统辖全县蚕桑改进事务，总办事处设在县政府内，由县长兼任主任，委任费达生为副主任，费达生经过调查，制定了《改良吴江县蚕丝业计划》，刊登于1934年10月25日天津《大公报》“乡村建设”版[11]。他推动江苏省政府农矿厅制定蚕种检查法规，加强对蚕种的检查；与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合作，亲自与时任改良会监理的葛敬中以及技师费咸迩和何尚平等人接洽，商谈如何促进女蚕校学生更广泛地参与蚕种改良等事宜。抗战期间，学校迁至四川乐山，郑辟疆又兼任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乐山蚕丝实验区顾问（费达生为主任），致力于复兴中华蚕丝事业。
三、搭建产学合作平台
郑辟疆积极发挥学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加强与产业界密切联系，开创了学校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女蚕”模式。他发起成立的“吴江县震泽区开弦弓村有限责任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是我国农民办的第一个近代丝厂，也是我国蚕丝业史上第一个农村自办机械制丝厂，其成功开办具有划时代的示范作用，成为我国蚕丝业改进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先声。通过农民合作以及农民股份工厂的形式，建立保护农民利益的乡村企业，并及时返利分红给参股农民，同时，通过技术培训，使农民自愿放弃旧习俗，短期内就接受新的生产方式，改革得以在农民中推行。帮助农村和农民形成农工贸合一、产供销协调发展的产业链。推动土丝改良，震泽乡村企业从此能生产大工厂出的“白厂丝”，同时，倡导的新技术也由改革试点——开弦弓村向江南传播丝织术，辐射至苏南、浙江的蚕丝产区。与当时的龙头企业——无锡瑞纶丝厂厂主吴申伯合作，对瑞纶丝厂制丝技术与设备进行彻底改造，将瑞纶丝厂改称为玉祁制丝所，作为推动制丝改进的新示范基地，对整个制丝业的改进产生了巨大影响。
女蚕校还在苏南各县蚕区建立蚕业指导所，指导蚕业改进工作。从1924年女蚕校在吴江震泽开弦弓村建立第一个蚕业指导所开始，学校推广部在吴江和无锡等县设立多处蚕业指导所，20世纪30年代之后，在苏南蚕业改进掀起的背景下，女蚕校更是加快了蚕业指导的步伐。1932年，女蚕校在武进县的横林江头村和戚墅堰新河乡、江阴县的塘头桥、洞歧、胥林、南闸等6处设立蚕业指导所，1933年女蚕校在吴江花木桥、鸟家口、馄饨兜各新设指导所1处，在吴县旺米山、汤巷等地设指导所9处，又在江阴之塘头桥、洞歧各新设指导所1处。至9月，女蚕校在吴江、吴县、江阴等地区公开办秋蚕指导所24处。1935年之后，女蚕校为了更好地开展蚕业改进指导，聘请30多名技术员到苏南各地开展蚕业改进指导，同年，女蚕校还计划以震泽镇为中心，建立新型的指导体系。
郑辟疆在回忆中总结道：“女蚕对蚕丝业之改进，自1918年至1922年为进军前奏，自1923年特设推广部起至1929年，以开辟新蚕业（蚕种改良和养蚕改良）为重点时代，自1930年起至1937年为加紧改进制丝，以图挽救蚕丝业衰落时代，抗战胜利后，1947年至1949年，为继续前进，尤为试行养蚕和制丝联合进行的时代。除前奏时代及推广部在川服务外，先后共计十有八年。其进行上， 是节节相关、环环相连，故在养蚕方面全面反映了丰收好茧，使制丝原料之面貌为之一新。养蚕繁盛之区，显见农业经济好转，农本宽裕。尤在吴江之震泽，减少了高利贷，呈现了修建房屋的新气象，在制丝方面的反映，则被迫放松了原料收购之剥削，而争取生产高级蚕丝之利益，其技术上、设备上、经营上皆有所革新，呈现了正规制丝工业的面貌。”[12]
在郑辟疆和女蚕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民国江苏省立女蚕校开创了苏南地区蚕种场毗连兴盛之盛况，实现了一个学校带动一方经济的格局。郑辟疆创立和组织的民国江苏省立女蚕校推广部，为古老衰落的中国蚕丝业点燃了希望。推广部不仅传播新技术，还帮助农民建立新的生产组织，促进了农民观念的变化，从而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的进步。
四、现代启示
民国江苏省立女蚕校组织推动的教、实、行政联合，其最大特点是以学校为主体，学校全面负责设计和组织整个教学活动。郑辟疆利用技术优势，有选择地搭建一批共性和关键技术研发平台，尽快抢占丝绸科技创新制高点。在实现“科技救国”价值目标的同时，确保省立女蚕校“蚕丝发动机”的领先地位。
社会学大师先生在《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一文中写到：“不妨想一想，过了快要一个世纪了，而科技下乡、职业教育等还是有待突破的目标，学用怎样结合现在还在困挠大学里读书的学生。”[13] 仔细想来，作为社会学大师的“之想”值得我们思考和汗颜。今天还有很多高校的科研成果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满足于纸上谈兵，研发与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定位不正确，教授们不屑于也不善于与市场打交道，对校外大千世界漠不关心，孤芳自赏，不能够主动走出校门，积极参与到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建设中去，把自己完全和外界封闭起来，缺乏面向国家战略进行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动力，徘徊在国民经济主战场之外。我国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创新资源共享和利益分享机制，造成了创新资源的巨大浪费。
高等学校应借鉴郑辟疆、费达生的做法，深化产学研合作，向社会开放，加快产学研一体化建设，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具体来说，需要像郑辟疆和费达生那样组织教授到地方科技部门和企业挂职，进企业当“外援”，不仅直接为地方提供技术服务，还向学校反馈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需求信息，成为校地沟通的桥梁；需要像郑辟疆和费达生主导的女蚕校推广部那样，建立一批科技型企业，不仅为学校学生提供顶岗实习岗位，而且以这些科技产业为依托，找准自己的培养方向和目标，找到学校人才培养的出口；需要像女蚕校那样，以学校为单位，与地方政府结对子，将学校与地方、企业的合作由点扩充到面。
（一）政府搭台，校企唱戏，政产学研协同发展
2011年4月24日，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提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为高校主动与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的方式指明了方向。《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产学研的有机联合是科技创新资源与产业资本相结合、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形成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互相促进、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奥巴马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大学的科学研究与企业的产品研发之间存在创新断层。为此，美国政府准备拿出10多亿美元，在大学周边建一批“制造转化工程”，填补大学与企业间的沟壑。这一做法值得借鉴。我国高校可以围绕地方重大发展战略，结合地方全面推进产业升级换代的迫切要求，大力构建服务地方的有效机制，并主动寻求与地方各级政府及部门合作，在科技、文化、人才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合作，倾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二）打造多个政产学研合作平台，坚持校企合作的多维性
推动校地合作走向深入，还需要搭建学校与地方合作的新载体。从教授、博士解决企业难题，到学院与地方结对子，再到技术转移中心分中心和研究院的成立，探索实施多个维度“立体化”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合作模式。在技术应用、专业建设、师资培养、实习就业等方面开展合作，形成多条纽带，使得学校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地方需求，促进学校的科研成果一出实验室就能进市场。进一步整合学校的科教资源和地方的产业优势，使学校的科研和人才优势与地方经济发展实现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1]佚名.上海女子蚕业学堂章程[J].女子世界，1905（6）.
[2][4][6]郑辟疆.省女蚕校所负时代之任务及改进[J].江苏教育，1933（5）：36.
[3][7]女蚕[Z].1923年10月20日，第7期。
[5][8][12]郑辟疆.浒墅关蚕校对蚕丝事业改进的经过[M].苏州文史资料，第1-5合辑：265.
[9]苏州大学档案馆藏.第二次种业进行讨论会开会情形[C]//女蚕.1928年1月16日，第35期。
[10]徐绍阶.本省唯一之模范合作社[J].江苏党务周刊，1930（24）.
[11][13]余广彤.蚕魂——费达生传[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91.
Enlightenment of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Industry，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in Jiangsu Provincial Nvcan School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U Y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