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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会计管理职能的对策
2.1强化会计预算管理，细化成本核算会计预算管理是确保工作正常运行的有效手段。只有切实加强会计预算管理，才能够切实为企业提供有力的财务保障。为保障企业战略能够有效实施并取得预期的效果，企业会计人员要通过制定预算，对企业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变传统的事后核算为事前有预算、事中有控制、事后有分析的新型财务管理，全面安排，并协调企业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业务关系，对企业未来时期的供、产、销进行综合平衡。①以资金预算和成本预算为核心，抓好收支两条线管理。企业所有收支全部纳入会计核算，杜绝账外资金循环。通过资金收支预算，盘活资金，加快资金投入和资金周转。②在成本核算方面，推行目标成本与标准成本相结合的综合管理，注重数字化管理，设立相应的成本中心和费用中心，特别应当注重成本控制目标与相关绩效目标的博弈。③加强预算管理，将资本预算与业务预算动态结合，各职能部门要根据企业的销售逐级编制预算报表，预算管理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预算政策和规则，优化预算编制程序，注重预算的跟踪，将差异分析及时形成管理建议，促进会计管理职能提升。
2.2完善会计信息质量，细化核算体系信息不对称在企业微观管理方面的负效应也不容忽视，信息化管理也不仅要求会计人员记账、算账、报账，而且要能够将获得的信息及时有效地传递至相关业务部门，形成有效决策，改善管理环境，提高运营效率。①以财务会计为基础，拓宽会计信息质量。企业必须重视会计的基础工作，结合实际，建立完善的会计岗位责任制，明确岗位职责，加强与各部门的联系和协作，构建制约机制，完善内部检查制度，定期组织人员进行内部核查，全面提升企业会计基础工作水平，强化会计人才的培养，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有效，强化整体风险控制能力，适应企业转型发展要求。②实施综合管理，突出事前成本与成本过程控制。综合考虑机会成本与质量成本；控制好成本费用的开支，实行限额管理；运用战略成本管理理念，优化成本控制的顶层设计，强化跟踪和监控力度。③开展清产核资，规范资产明晰管理。建立健全核算标准和管理制度，规范会计业务操作流程，使各项业务操作流程有章可循，做到了各个岗位和操作环节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使各项业务自始至终处于内部控制制度的监督之下，做好项目资金的核算管理工作，有效节约建设成本。④清理债权债务，加强往来款项管理。对往来资金的运行状况进行经常性分析、控制，做好往来款项的追踪分析、账龄分析和收现率分析，针对结算账户管理混乱、不规范的现象，开展结算账户的清理工作，减少坏账损失。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035-04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日趋“文化化”，文化已经“经济化”。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带来了文化产业化，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具有经济属性，主要表现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具有商品性，以及文化产业发展具有经济效应。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决定了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这种价值具体表现为文化产业是现代经济的增长点，能够提升城市价值，增加经济增长点，调整经济结构，缓解就业压力，辐射其他产业。
一、文化的经济化与文化产业
从概念上看，“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是指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文学和艺术等现象。在这里，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并列，但是一样蕴含着经济价值。广义的文化可以从不同学科进行定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1871年，泰勒的描述性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具体包括知识、信仰、风俗、艺术、法律、道德，以及通过学习获得的其他能力和习惯。（2）1921年，帕克和伯吉斯的历史性定义：文化是群体生活的社会遗传结构的总和，能够因群体人特定的历史生活和种族特点获得社会意义。（3）1905年，斯莫尔的心理性定义：文化是指某一特定时期的人们使用的技术、机械、智力和精神才能的总和，以及其他为达到个人或社会目的而采用的方法或手段[1]。
文化具有经济功能，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已经“经济化”、经济日趋“文化化”[2]。日本著名学者日下公人认为，在经历经济开发、社会开发和人才开发的时代后，开发文化经济价值的时代已经到来[2]。文化与产业相互渗透，必然出现文化产业化。所谓文化产业化，就是在保持文化原有功能和特征的前提下，以资产为纽带，以精神需求为方向，以相应物质为依托，把人类的知识、智力、信息、精神和艺术，加工成文化产品，并进行交换、消费和服务。
文化的产业化带来文化产业的发展。早在1944年，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表《文化产业：欺骗公众的启蒙精神》一文，首次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3]。西方文化经济的创始人之一大卫・索斯比认为，文化产业是通过具有创意的生产活动提供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具有知识产权，能够传递某些社会意义；文化产业实质上是指文化产品的经济功能，能够增加产出、促进就业、创造利润以及满足消费者需求[4]。如今，文化产业已成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和经济增长点，成为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中轴。因此，有人将信息产业称为“第四产业”，将文化产业称为“第五产业”[5]。当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文化产业的称谓可能不同，如美国的版权产业、欧盟的内容生产、英国的创意产业、日本的感性产业，我国台湾的创意文化产业。但不论称谓如何，文化产业的核心在于从事文化内容生产，经营符号性和信息性的产品，并实行以创意为手段的产业化运作。1999年，深圳在国内率先提出“文化立市”，2004年提出打造“设计之都”，2005年将文化产业确定为继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之后的第四支柱产业。目前，深圳已建成具有典型示范作用和集聚效应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5个，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以及占全市GDP的比例逐年上升。
文化产业是从事文化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2004年3月29日，国家统计局颁发《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将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分为“核心层”“层”和“相关层”。（1）核心层。包括新闻、广播、电影、电视、书报、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文艺表演、文化演出场馆、群众文化服务、文物及文化保护、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文化研究、文化社团、其他文化等。（2）层。包括互联网、旅行社服务、旅游景点文化服务、室内娱乐、游乐园、休闲健身娱乐、网吧、文化中介、文化产品租赁和拍卖、广告、会展服务等。（3）相关层。包括文具、照相器材、乐器、玩具、游艺器材、纸张、胶片胶卷、磁带、光盘、印刷设备、广播电视设备、电影设备、家用视听设备、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等。
二、文化的商品性与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
文化承载着各种社会关系，塑造了社会的理想人格，提升了个体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不过，文化的价值内涵常常表现为外在感知，并且被符号化和系统化。无论是音乐、舞蹈、服饰，还是节庆、晚会、习俗，都通过媒体表现出来，从而表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鲜明独特的个性，正是文化的绚丽特征和丰富内涵，产生了经济价值[6]。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仅体现为文化具有的表层服务功能，而且说明文化本身具有经济属性。
文化产业具有经济属性。在阿多诺对文化产业的界定中，特别强调：“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在于把裸的盈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7] 1980年召开的蒙特利尔专家会议认为，一般说来，文化产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在产业和商业流水线上，文化产品和服务被生产或再生产，并且被储存或分销。由此表明，经济属性是文化产业存在的基础。
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首先表现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商品性。文化产品或服务是商品，具有商品的本质特征，在市场机制下通过竞争进行生产和交换，实现价值最大化。图1显示，假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机制绝对有效，文化产业市场能够自发实现均衡，达到资源配置最大化。这时候，供给曲线为S，需求曲线为D，均衡点为E，均衡价格为P，均衡产出为OA。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文化生产企业的供给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处于平衡水平，即在均衡点上，既不存在文化产品或者服务的短缺，也不存在过剩。在这一框架内，文化产业只能依靠市场化运作来取得经济效益，没有其他途径可循。这是因为，如果出现高于均衡价格的价格水平，文化产业的生产企业愿意提供的文化产品数量，将高于消费者即人民群众的购买意愿，就会出现文化产品或者服务的过剩，对价格施加向下的压力，直到达到均衡价格。同样，太低的价格会产生文化产品或者服务的短缺，消费者愿意出高价购买，也会促使价格上升到均衡水平。在这一情形下，文化产品和服务实行产业化运作，在利益的驱动下，生产者制造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繁荣文化市场，带动经济发展。
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包括其“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经济效应。通过“区域联合”“产业集聚”等方式，分散的小规模文化产业生产体系相对集中，各个分散经营的文化企业被纳入统一有序的经营过程，形成强大的联合生产力，推动建立大规模文化市场生产体系。文化企业专业化联合体系，有利于形成专业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应商，培育共同的劳动力市场，提高文化市场的经济效率。文化产业园是文化产业集聚的载体。20世纪90年代，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开始起步，2007年后呈现爆发式增长。2008―2012年，我国共建成1 122座园区，年均增速为42.2%。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2 000多家文化产业园区，500多个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在这些文化产业园区，有336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0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六大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具体包括以北京为主的首都创意产业集群，以上海为主辐射南京、杭州、苏州的长三角创意产业集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创意产业集群，以西安、重庆、成都为首的川陕创意产业集群，以昆明、大理、丽水为主的滇海创意产业集群，以长沙为核心的中部创意产业集群。深圳市文化产业集聚效应明显，部分区文化产业集聚体数量分布（如图2所示）。
三、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与现代经济的增长引擎
文化产业是现代经济的增长引擎。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文化产品日益成为居民消费的新热点，在生产、技术、投资、消费等方面表现出独具魅力的经济价值。可以预言，随着时展，文化产业终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为高新技术的前沿产业。具体说来，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文化产业提升城市价值。在塑造城市价值方面，文化产业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文化企业发展，能够产生品牌效应，发挥城市经济价值；文化产品、文化服务能够提升文化氛围，发挥城市文化价值。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提升城市价值品牌，注入一股强劲的力量。一座城市拥有文化底蕴，就会拥有城市价值品牌，从而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占据制高点，为城市创造更多价值。例如，深圳大芬油画村依靠油画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龙岗区乃至整个深圳的文化品位和城市价值。目前，大芬村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中国油画第一村”。有关数据表明，大芬油画村目前共有以油画为主的各类经营门店近1 200多家，居住在大芬村内的画家、画工1万多人，年产值近10亿元，约占全球油画市场份额的70%。
其次，文化产业增加经济增长点。城市日益成为文化资源聚集地，经济增长速度快，市场需求大。正由于此，文化产业以其独特优势，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文化产业体系大，产业链条长，产业关联度高，不仅能直接贡献经济效益，而且具有强大的辐射效应。如今，文化产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文化产业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并且每年平均提高0.7～0.8个百分点。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全部高于经济发展速度。2009―2012年，美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比同期GDP年均增速高2.9个百分点；1986―2010年，新加坡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9%，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1.3个百分点；2008―2012年，英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3.9%，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2.5个百分点；1995―2012年，中国香港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4%，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4个百分点[8]。
再次，文化产业调整经济结构。文化产业不仅能增加第三产业发展的总量，而且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文化产业是一种知识经济，属于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产业。通过文化产业，信息、技术、创意、知识相互融合，“资本”与“知本”协同支撑。文化产业的发展，让文化资源融入经济运行，技术、知识、智力等生产要素得到优化配置，物质生产领域的文明程度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大大提高，最终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0%以上。美国娱乐业成为仅次于航空航天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日本娱乐业的生产经营产值已经超过汽车工业产值，英国艺术业以170亿美元的产业规模与汽车工业不相上下。然而，我国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仅为33.6%，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迫切需要优化经济结构。根据霍夫曼系数等相关指标，广州、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需要考虑新的符合时展要求的经济结构模型。
另外，文化产业缓解就业压力。文化产业对就业具有较强吸纳能力。发展文化产业，能够开辟新的就业空间，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从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率来看，该比率2013年全球为5.49%，约3/4的经济体为4%～7%，其中美国、俄罗斯、墨西哥、澳大利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超过7%[8]。目前，在深圳，文化创意企业约4万多家，从业人员约90万人，年度产品和服务出口额约30亿美元。
最后，文化产业辐射其他产业。文化产业发展有强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尤其是风景名胜、文化遗址以及博物馆等文化资源，对旅游、餐饮、时装等产业拉动作用大。在很多国家或地区，文化旅游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和政府的重要经济来源。2012年墨西哥的文化旅游对GDP贡献率约8%；2012年西班牙文化旅游入境人数达15.9万人次，占入境游人数的50.7%；2011年新加坡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产出的乘数效应为1.43，对国民经济增加值的乘数效应0.58。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文化产业支出，就可以为新加坡全国经济增加1.43个单位的产出、0.58个单位的增加值[8]。
四、结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日趋“文化化”，文化日益“经济化”。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带来了文化的产业化，推动了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文化产业具有经济属性，主要表现在文化产品和服务具有商品性，以及文化产业发展能够产生“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经济效应。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决定了文化的经济价值，这种价值具体表现为文化产业是现代经济的增长点，能够提升城市价值，增加经济增长点，调整经济结构，缓解就业压力，辐射其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需要注意三点。（1）营造宽容环境，实现文化产品的“包容性增长”。在保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减少对内容生产的干预，使文化生产者能够在更大空间实现思维、创意和形式的跨越，提供更多优秀产品。当然，宽容不等于纵容，要坚决抵制敌视社会主义、宣扬消极主义的精神鸦片，保持文化领域的纯洁性和先进性。（2）减少对重复性作品的支持，提倡原创和协同创新。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文化生产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文化产品的快速增长。但在支持的同时，要鼓励学术创新、表演创新、技术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加大对创新性和原创性的审查。对相同创意者要联合交叉，发挥各自所长，实现协同创新。（3）克服物质至上的思想，多出精品力作。精品的创作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文化生产者要不为眼球左右，不为物质利益诱导，平心静气埋首创作，一心一意创造精品，坚决反对造假之作、抄袭之作和平庸之作[9]。
参考文献：
[1] 郭莲.国外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J].大地，2002，（6）.
[2] [日]日下公人.新文化产业论[M].范作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56.
[3]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89.
[4] 大卫・索斯比.经济与文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165.
[5] 赵子忠.内容产业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2.
[6] 施惟达.民族文化的价值及其经济化[J].思想战线，2004，（3）.
一、职业经理的产生及其行为特征
传统理论认为，在私人企业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所有者直接充当企业经营者，承担经营风险，拥有企业全部的剩余索取权。在这种制度下，是不存在职业经理的，如果说有经理的存在，那也只能是所有者的助手或经理，称不上真正的职业经理。但自现代股份制企业出现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成为获得企业剩余的股东，企业真正的经营者成了并不占有财产的职业经理。张维迎任认为，现代股份制的产生主要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资本所有权的分散性与生产的集中性;二是风险能力的分布与经营能力的分布不对称。那些拥有财产且愿意为取得利润收人而承担风险的人不一定具有直接经营企业的才能，而那些具有经营才能的人却缺少经营企业所需的资本;股份制解决了这个矛盾。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个人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合作组织，是由一系列契约组成的契约网络。与此相对应，也为了与古典和新古典传统的“经济人”相区别，威廉姆森提出了“契约人”的概念。现代企业制度和激励机制的设计，本质上就是针对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而进行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的基本前提是首先要明确行为人的人性假设，如果人性假设错误，或者背离了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规律，即便是理论的逻辑推理和论据再精确、严密，也会得出错误的甚至有害的结论。威廉姆森认为严职业经理作为契约人主要有两个特征: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有限理性是交易成本经济学所依赖的认知假设，它是针对“经济人”的完全理性而提出的。机会主义是指人们借助于不正当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它同委托理论中使用的道德危险和成本在实际含义_L是一致的。机会主义假设告诉我们，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是强烈的，行为是复杂的，既可以采取正当手段，也可以采取不正当手段，而且究竟哪些人在什么时候采取哪种手段是不确定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认为职业经理具有自身特殊的行为偏好，具有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倾向。可以这样认为，现代企业制度的设计就是针对职业经理的这些行为特性来设计的。
二、行为激励与约束的制度需求分析
在古典企业制度下，企业所有者兼作经营者，企业的剩余全为所有者占有，因此，他有完全的积极性来经营和管理企业，也就无须有一套完备的激励约束机制。但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不占有财产的职业经理成为企业的经营者，利润最大化不再是经营者的目标。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所有者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而职业经理的效用函数则包含多个自变量，两者目标函数不一致所导致的利益冲突是激励约束制度设计的根本原因。如果职业经理和所有者的目标函数一致，经理的个人效用与企业所有者的效用函数完全正相关，那我们就又回到了古典企业制度上了，没有必要讨论激励约束问题了。
威廉姆森认为，职业经理的效用函数中包括薪金、奖金、自行支配的投资基金、安全、权力、地位、威望和职业的优越条件等自变量在内。职业经理具有为自己利益而牺牲所有者利益的动机，使所有者监督成本很高。但是，只要职业经理满足了必不可少的利润水平，能够保证股东得到满意的股息并提供企业发展必须的投资，足以维持企业良好的声誉，足以支持股票的价格不致于下降，避免发生被吞并的危险等，职业经理就会成为自行永续的。在职业经理背离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假设理论中，鲍莫尔(Baumol,1959)的销售额最大化假说，马瑞斯(Marris,1964)的增长最大化假说以及威廉姆森(williamson,1963,1967)的经理效用模型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所有者和经营者(职业经理)目标函数的不一致最终导致了所有者为了保护和获得自己的利益，必然要采取一种有效企业制度对职业经理进行激励和约束。
三、职业经理的激励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所有者和职业经理的效用函数是不一致的，并且在现实社会中，所有者和经理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如果所有者获得与风险相对应的剩余收入，经理获得与保险相对应的固定收入，必然会诱发经理的偷懒动机，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而努力的收人归所有者所有，而努力的成本却由经理承担。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认为，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应当尽可能对应，即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承担风险的人应当拥有控制权，或者反之，拥有控制权的人应当承担风险。同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职业经理的行为和绩效也难以由所有者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经理和股东利益一致的有效方式是使经理财富与股东财富具有密切的相性。
在现实中，经理除了获得固定工资①外，应当分享企业剩余。既般来说，经理除了固定薪金外，还可以从所有者那里获得货币收入的方式有:奖金和股权。奖金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它要根据所有者掌握的有关经理的行为信息，这克服了固定收人的缺陷，但奖金很容易刺激经理的短期行为，而有关经理采取短期行为的信息往往不容易获得。当外部人知道作为内部人的经理在买卖股票时，也意识到自己在买卖股票时可能是在向拥有更多信息的人购买或者向他们出售，外部人就会相应调整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这样经理就可以获得与风险相称的收益率。需要指出的是，企业经营业绩不仅取决于经理的才能和努力，而且受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利润不是一个充分的统计量。由此霍姆斯特姆提出一种“相对业绩评价”的方法来确定经理的报酬。其做法是引人大致相同的其他企业的获利水平或是行业平均利润率作为参照来决定经理的报酬。这种做法可以剔除更多的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经理的报酬与个人才能和努力的关系更为紧密，从而能更好的激励经理努力工作。
四、职业经理的制度约束
委托一理论的研究认为，职业经理作为契约人具有机会主义的倾向，所有者和经理效用函数的不一致以及信息的不对称都迫使所有者想方设法设计一套激励约束制度，使职业经理的行为选择能够符合或最大限度的接近所有者的效用函数，具体来说，所有者可以利用一些方式来约束职业经理的行为:
(一》直接行为监督
对职业经理的直接监督是由公司的董事会来执行的，在现代企业制度里，董事与董事会是作为股东的代表来保证经理对股东“履行职责”的一种职位、人事、组织和制度安排。董事会通过对经理的监督，可以获得比较精确的信息，从而摆脱经理所不能控制的那些因素的干扰。董事会作为股东的代表，一般履行四项基本职能，即制定战略、确定政策、监督经理和承担责任。但在现实中，由于懂事会不直接经营企业，再加上契约的不完备性，使董事对经理的监督受到很大的限制。为了加强对职业经理的监督，充分发挥董事会的职能，现在很多大公司采取措施对董事会结构进行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可能有利于提高董事会对职业经理监督的效果，但能否完全解决存在的问题尚有待时间和实践的证明。
《二)股票市场约束
在现代企业的动力机制中，可交换的剩余索取权起了重要的刺激作用。股票是可交换的剩余索取权的凭证.股票价格作为企业经营状况和命运的“晴雨表”对职业经理具有重要的监督作用。在股票市场上，股东可以通过自由买卖股票—“用脚投票”来控制自己的财产价值。这种自由买卖又可以抬高或压低股票的价格，形成对经理的强大的间接控制压力。如果经理经营不善或过分侵害股东利益，不能实现企业的长期利润最大化，企业的市场价值就会降低。于是，资本市场上的“敌意接管者”(德鲁克，1986)就会乘虚而人接管企业，改变经理班子、重组公司。这会使经理的声誉扫地，并有可能断送其职业生涯，因此，职业经理不得不小心经营。
《三)大股东的约束
在小股东儿乎没有激励去监督职业经理和开展人争夺活动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搭便车问题，应当让所有权适当集中于大股东手中。当控制权集中在少数投资者手中时，由于占有企业利益的大部分，他们比控制权分散在很多投资者手中时更容易采取一致行动。大股东有动力去搜集有关企业的信息和监督股东，从而避免搭便车问题。在有些情况下，大股东有足够的投票权对经理施加压力甚至通过人争夺和收购来罢免经理。哈特(Hart,1995b)进一步指出，只要大股东不100%拥有股份，他就不会全面进行监督和干预。奥尔森在对集体行动的逻辑的研究中，充分证明了哈特的观点。但在可供选择的途径中，大股东监督是一种相对有效的方式。
(四)经理市场的约束
法马(Fama,1980)和霍姆斯特姆(Holmstmm,1982)认为，经理市场的竞争能对经理施加有效的约束。在现在和以后的人力资本市场上，经理的专有知识、经验及声誉都是其择业的要价要素。在人力资本市场上，经理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和增值率最终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企业经营的好，就意味着经理人力资本的价值可以实现甚至可以增值。因为经理在任期满后，会有众多的资产所有者高薪聘请。因此，从动态的观点看，即使不考虑直接报酬对职业经理的激励作用和其他监督的约束作用，经理也会从长远利益考虑，为了给市场留下好印象，保持个人的人力资本在市场上的价值而努力工作。
(五)合理财务结构的约束
对职业经理进行激励，如给予他们物质奖励，可以激发他们提供努力，但是，却不能使他们放弃对他们自己目标的追求。因为从目标追求中获得的好处，要远远超过从前者得到的好处，即这种好处是很难收买的。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强迫他们交出控制权，从而从根本上遏制或杜绝他们的机会主义倾向，建立良好的财务结构，即在资本结构中加人债务，这正是满足这些要求的一个办法。阿洪一伯尔顿模型(AghionandBolton,1992)、哈特一莫尔的转移模型(HartandMoore,1989)比较成功的解决了融资合同配置剩余控制权的问题。他们认为，企业控制权与自然状态有关，不同状态下企业应当由不同的利益要求者控制。当企业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时，股东应当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当企业处境艰难时，债权人应当拥有企业的控制权。
(六)消费者的约束
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内容不仅仅是孤立地降低成本，而应该是包括财务成本管理、生产成本管理和组织成本管理在内的一种全面的成本管理。
1我国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企业的成本管理几乎还只限于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计划、核算和分析，而没有拓展到技术领域和流通领域，缺乏对产品生产价值链的成本核算与分析。
1.1企业成本管理重心偏移，未能真正考虑需要企业是成本管理的主体。成本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是实现成本管理的动力，但是有些企业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成本管理侧重于宏观需要，忽略成本管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作用，成本管理仅限于国家颁布的财务法规中有关成本条例的遵守和执行上。
1.2企业成本管理缺乏市场观念[1]成本是一个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的综合体现，是企业内部投入和产出的对比关系。低成本意味着以较少的资源投入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意味着高效率，但未必就是高效益。
1.3过分依赖现有的成本会计系统，成本信息的严重扭曲，不能满足企业实行全面成本管理的需要在现代化的制造环境下，直接人工成本比例大大下降，制造费用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继续使用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会产生不合理现象。如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的直接人工成本去分配占有比重越来越大的制造费用；分配越来越多与工时不相关的作业费用；忽略不同批量产品实际耗费的差异。使用传统成本核算法将导致产品成本信息的严重扭曲，使企业错误地选择产品经营方向。
2我国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主要问题的成因
2.1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削弱了企业加强成本管理的外在压力和内在积极性在大部分企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成为竞争性企业的同时，还存在具有计划经济性质的垄断性企业(如邮电、银行、电力)。这些垄断性企业不依靠降低成本仅依靠垄断就能获得高效益。
2.2宏观成本管理体制不完善，监测不力，影响了企业建立健全内部成本管理机制的主动性在变国家对企业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的过程中，宏观成本监测、控制职能明显弱化。在财务会计制度上，规定把企业成本报表作为内部报表处理，不需向外公布，使国家对企业微观成本管理行为的调控失去了信息来源。
2.3市场观念不强，缺乏成本竞争意识，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较差企业在生产效率水平、工作质量水平、企业素质水平特别是经营决策水平等方面，明显缺乏成本竞争意识，不适应成本竞争的需要。
3我国企业强化成本管理的主要工作
3.1确立现代成本管理新观念
1）更新成本管理主体观念，建立企业为主体的成本管理观念。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价值规律的引导下自主经营。因此企业的成本管理转向为实现企业目标服务，成本管理主体由国家转向企业，实现成本管理企业主体化。
2）实现成本管理对象的广义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物质产品日趋商品化，成本管理的内涵已由物质产品成本扩展到了非物质产品成本。如信息成本、产权成本、开发成本、环境成本、劳务成本、服务成本等新的成本概念。
3）树立成本管理的效益观念、突出成本考核、加大成本考核力度[2]。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经济效益决定企业自身的前途命运，因此进行成本管理必须以增加企业盈利为目标。确定企业产品成本是降低还是提高，应以是否增加企业利润进行决策。如果提高成本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就不一定非要降低成本。所以企业成本管理人员必须确立成本效益观念。
3.2采用现代企业成本管理方法，强化企业成本管理
1）强化企业各级人员的成本管理意识，提高全员的成本管理素质。将专业管理和群众管理有机结合起来，调动全体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成本管理成为一项全体员工的工作。成本管理专业人员应熟练掌握现代成本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熟悉企业生产经营组织和生产工艺特点，做到对产品成本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对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心中有数，从而使成本管理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2）建立健全各项成本管理制度，强化管理与考核。企业应建立健全各种成本费用管理制度以便为成本计算和成本考核、分析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这是强化成本管理的重要前提[2]。要加强和充分发挥企业内部财务部门、审计部门在成本管理中的监督管理作用。成本管理应与当前行之有效的全面预算管理、内部控制制度、招议标制度等有机结合起来，进行严格的管理和考核，从而调动起各级人员从事成本管理工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3）采取更为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企业应该学习和应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成本管理理论与方法，尤其是要学习那些科学的定量管理方法。在成本管理中，必须加快电算化步伐提高电算化应用水平，加速培养电算化人才，从而实现成本管理手段现代化。
综上所述，加强在企业内部确立成本管理的中心地位至关重要；降低成本必须依靠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以人为本是改进我国企业成本管理的关键。只有把现代的成本控制和管理手段有效地运用于实践当中，使会计和管理科学适应环境的经济化调整，配合经济发展的步伐，有节奏地对现有的成本管理体系实施改革，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内容不仅仅是孤立地降低成本，而应该是包括 财务 成本管理、生产成本管理和组织成本管理在内的一种全面的成本管理。
1 我国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企业的成本管理几乎还只限于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计划、核算和分析，而没有拓展到技术领域和流通领域，缺乏对产品生产价值链的成本核算与分析。
1.1 企业成本管理重心偏移，未能真正考虑需要企业是成本管理的主体。成本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是实现成本管理的动力，但是有些企业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成本管理侧重于宏观需要，忽略成本管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作用，成本管理仅限于国家颁布的财务法规中有关成本条例的遵守和执行上。
1.2 企业成本管理缺乏市场观念[1]成本是一个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的综合体现，是企业内部投入和产出的对比关系。低成本意味着以较少的资源投入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意味着高效率，但未必就是高效益。
1.3 过分依赖现有的成本 会计 系统，成本信息的严重扭曲，不能满足企业实行全面成本管理的需要在现代化的制造 环境 下，直接人工成本比例大大下降，制造费用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继续使用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会产生不合理现象。如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的直接人工成本去分配占有比重越来越大的制造费用；分配越来越多与工时不相关的作业费用；忽略不同批量产品实际耗费的差异。使用传统成本核算法将导致产品成本信息的严重扭曲，使企业错误地选择产品经营方向。
2 我国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主要问题的成因
2.1 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削弱了企业加强成本管理的外在压力和内在积极性在大部分企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成为竞争性企业的同时，还存在具有计划经济性质的垄断性企业(如邮电、 银行 、 电力 )。这些垄断性企业不依靠降低成本仅依靠垄断就能获得高效益。
2.2 宏观成本 管理体制 不完善，监测不力，影响了企业建立健全内部成本管理机制的主动性在变国家对企业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的过程中，宏观成本监测、控制职能明显弱化。在财务会计制度上，规定把企业成本报表作为内部报表处理，不需向外公布，使国家对企业微观成本管理行为的调控失去了信息来源。
2.3 市场观念不强，缺乏成本竞争意识，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较差企业在生产效率水平、工作质量水平、企业素质水平特别是经营决策水平等方面，明显缺乏成本竞争意识，不适应成本竞争的需要。
3 我国企业强化成本管理的主要工作
3.1 确立现代成本管理新观念
1）更新成本管理主体观念，建立企业为主体的成本管理观念。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价值规律的引导下自主经营。因此企业的成本管理转向为实现企业目标服务，成本管理主体由国家转向企业，实现成本管理企业主体化。
2）实现成本管理对象的广义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物质产品日趋商品化，成本管理的内涵已由物质产品成本扩展到了非物质产品成本。如信息成本、产权成本、开发成本、环境成本、劳务成本、服务成本等新的成本概念。
3）树立成本管理的效益观念、突出成本考核、加大成本考核力度[2]。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经济效益决定企业自身的前途命运，因此进行成本管理必须以增加企业盈利为目标。确定企业产品成本是降低还是提高，应以是否增加企业利润进行决策。如果提高成本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就不一定非要降低成本。所以企业成本管理人员必须确立成本效益观念。
3.2 采用现代企业成本管理方法，强化企业成本管理
1）强化企业各级人员的成本管理意识，提高全员的成本管理素质。将专业管理和群众管理有机结合起来，调动全体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成本管理成为一项全体员工的工作。成本管理专业人员应熟练掌握现代成本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熟悉企业生产经营组织和生产工艺特点，做到对产品成本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对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心中有数，从而使成本管理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2）建立健全各项成本管理制度，强化管理与考核。企业应建立健全各种成本费用管理制度以便为成本计算和成本考核、分析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这是强化成本管理的重要前提[2]。要加强和充分发挥企业内部财务部门、 审计 部门在成本管理中的监督管理作用。成本管理应与当前行之有效的全面预算管理、内部控制制度、招议标制度等有机结合起来，进行严格的管理和考核，从而调动起各级人员从事成本管理工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3）采取更为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企业应该学习和应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成本 管理理论 与方法，尤其是要学习那些科学的定量管理方法。在成本管理中，必须加快电算化步伐提高电算化应用水平，加速培养电算化人才，从而实现成本管理手段现代化。
综上所述，加强在企业内部确立成本管理的中心地位至关重要；降低成本必须依靠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以人为本是改进我国企业成本管理的关键。只有把现代的成本控制和管理手段有效地运用于实践当中，使会计和管理科学适应环境的经济化调整，配合经济发展的步伐，有节奏地对现有的成本管理体系实施改革，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会计报表附注是企业财务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财务报告的编制基础、编制原则、编制依据及主要项目的补充说明和具体解释。然而,我国会计报表附注的可靠性较差,既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也不利于增强会计信息的可理解性。因此,增强会计报表附注的可靠性,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仅以关联交易披露为例进行论述。
一、会计报表附注――关联交易披露可靠性较差
可靠性要求上市公司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关联交易披露是会计报表附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可靠性直接关系到会计信息的质量,笔者从关联方关系和关联方交易两个角度对会计报表附注可靠性差进行分析。
(一)关联方关系的披露
《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对关联方关系作出了规定:公司在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中,如果一方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能够施加重大影响,将视其为关联方;如果两方或多方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也将其视为关联方。在存在控制关系的情况下,关联方如为企业时,不论他们之间有无交易,都应当在报表附注中披露以下内容:企业经济性质或类型、法定代表人、名称、注册地、注册资本及其变化;企业的主营业务;所持股份或权益及其变化。目前从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会计报表附注信息来看,很多企业对关联方的理解并不到位,披露的关联方信息部全面,只披露了控股或持股股东,或上市公司的下属子公司,更有甚者连披露的关联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系都未明确。
(二)关联方交易的披露
在关联方交易信息披露中,要求关联交易的要素披露至少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交易的金额或相应比例;定价政策;未结算项目的金额或相应比例;关联方之间签订的交易协议或合同的当期和以后各期披露的主要内容、交易总额以及当期的交易数量及金额。对关联方交易要素的披露上,绝大多数上市公司虽然能够披露交易项目的金额或比例及未结算项目的金额或比例,但对定价政策的披露有所欠缺,有少数公司对定价政策未作任何说明,如上海民丰、四川林丰;有的尽管披露了,但披露太过笼统。这除了上市公司本身的原因外,部分原因应归咎于不完善的会计准则,准则关于定价政策的披露要求比较模糊,没有规定可供选择的定价政策范围或禁止采用的定价政策范围,而上市公司对定价政策的披露往往只有一句,形同虚设。定价的模糊性正好满足了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心理需求。
二、增强会计报表附注――关联交易披露可靠性的对策
(一)上市公司应提高会计报表附注的披露意识
上市公司作为会计报表附注的提供者,在完善报表附注披露、提高披露可靠性等方面发挥着根本的作用。上市公司应当充分认识到会计报表附注的重要性,增强会计报表附注的披露意识。一方面,会计报表附注提供的会计信息必须简明扼要;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在编制附注信息时应格外关注会计信息披露的充分性。
(二)关联交易披露应遵循的原则
关联交易披露的原则是:当关联方之间存在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时,无论双方之间是否交易均应披露;当存在共同控制、重大影响时,在没有发生交易时,可以不披露关联方关系。对于在购销商品、提供劳务方面发生的关联交易,会计报表附注应披露关联交易方、关联交易的内容、定价原则、价格、金额、结算方式、占同类交易的比例等等。实际交易价格与市场价格有较大差异的,还应说明差异原因。对于在资产、股权转让方面发生的关联交易,会计报表附注应披露关联交易方、定价原则、交易内容、结算方式、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获得的收益等等。转让价格与账面价值或评估价值差异较大的,还应说明差异原因。公司与关联方存在债权、债务往来、担保等事项的,应披露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公司还应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持续性及其对利润的影响作出详细说明。
(三)改进会计报表附注――关联交易披露的方法
关联方关系及交易是会计报表附注披露的一个主要问题,以下是改进会计报表附注的方法:
第一,改进关联方关系及交易的披露方式。准则应尽量具体规定在附注中披露的关联方交易应采用表格形式还是其他什么形式,表格中有哪些应披露的要素等,这样让附注编制者有据可依,并明确规定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披露可采用的次序。
第二,明确规定关联方交易定价政策的披露程度。目前上市公司对定价政策的披露信息很少,因此,准则应该对交易的定价政策做出更具体的规定。如规定可供选择的定价政策范围或禁止采用的定价政策范围,上市公司应披露选择某一定价政策的依据,有市价可依时与市价相比的差异,以及采用这一政策对利润的影响等;或者是规定分行业选择定价方式,以便最大限度的防止上市公司利用关联购销的定价政策操纵利润,隐瞒其交易的真实信息。■
参考文献:
[1]张艳.会计报表附注信息披露指拙见[J].会计研究.2003,(3):16-17
[2]财政部会计司.企业会计准则讲解[M].人民出版社,2007:483
深入剖析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国内的兴起及其占据主导地位，有着两个基本的理由。一是理论需求原因。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厂商理论”辞条撰写专栏的作者虽然宣称：“现在值得怀疑的是，经济学家是否仍然同意‘厂商理论’词目中所指明的内容……但在此刻我想还是让这一点含蓄一些为好”，但最终仍旧以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为撰写条目的开端［4］381-388。充分表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已经通过对企业性质的基本问题的提出以及解答，在多大程度上实质地调整和改造了新古典范式的保护带条件，并相应成为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理论硬核。二是实践需求原因。经济转轨以来，我国由于客观具有指导和解决企业具体实践问题的理论需要，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急需理论上的指导，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未能及时提供适当的理论工具，这就为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国内的传播和运用提供了契机。
所以一时间，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备受中国学者追捧，被视为“科学理论”，并试图将其应用于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以上两点分析同时表明：实践的超前性与理论的滞后性是促使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得以在国内迅速扩散的深层次的现实理由。
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实践意义上向马克思经济理论提出挑战，它反过来说明，不是实践出了问题，而恰恰是理论本身未能及时地做出解答。这就给马克思经济理论在现当代的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它必将会遭到诘问：马克思经济理论在现当代能够回答什么?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如同问题本身一样无穷无尽，因为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本身也同样经历着“发展”。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国内学者从批判性角度，在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回应中，对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对此，本文以下加以述评，并提出进一步的展望。
二、批判视角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综述
显然任何理论回应都是由感性思维向理性思维的逐步的建构过程，并会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建构的特征，由中国学派①所发起的这场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深度回应，也不会例外。从回应的形式和特点归类，分为四种表现或四个方面：一为“批判”，二为“回溯”，三为“比较”，四为“建构”。但从“回应”的内容及其方式看，第一种表现仍然是基本方面，后三种表现只是辅助方面，是基本方面的配合或其直接的展开和延续。即所谓“批判”，不过是指正面的和直接的批判；所谓“回溯”，不过是指反面和间接的批判；所谓“比较”，则不过是指侧面意义的批判；而所谓“建构”，也不过仍旧限于批判基础上的外推或延伸。因此，以下把它概括为：总体以“批判”为中心的沿四条线索的分别展开。
第一条线索：理论批判及其深化
由中国学者或以中国为背景的中国海外学者所发动和发起的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批判，肇始于对交易费用范畴或理论的不满和批评。这一线索按其理论批判的实际进程及其深度，具体地又可以细分为三个子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局限于对交易费用理论本身的主要缺陷进行分析，立足的是交易费用理论自身的逻辑，代表性的分析有单伟建(1989)的交易费用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5］61-89、黄少安(1995)的产权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6］；第二阶段(199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末)逐步上升为立足于《资本论》和方法论层面对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范式，进行整体剖析与批评，其中代表性的是张银杰(1998)的基于资本主义企业理论范式的整体剖析［7］，以及林岗、张宇(2000)的基于产权分析范式的整体批评［8］；第三阶段(2000年代初至今)从方法论层面和角度，进一步着眼于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所依据的“交易费用分析框架”进行整体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代表性的是刘元春(2001)的分析，刘元春给出的分析结论是：(1)在动态宏观的视野下，交易费用分析框架无论从其基础理论逻辑、核心理论范畴，还是主要理论结论来看，都是不成立的，(2)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进行制度分析，不能完全把握制度的本质和经济绩效的根源，并会在错误地处理许多理论范畴和分析方法的同时，得出一些与现实相冲突的理论结论［9］3-4。
第二条线索：通过理论回溯在原典中寻找理论依据
正如程恩富(2002)教授指出：“所有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正直学者都会承认，即使不谈其他著作，也完全可以说《资本论》早已形成关于企业的起源、本质、规模和治理结构等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学说，而且十分深刻”［10］200-216，所有严肃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也都会认为：马克思本人具有关于企业理论的系统的思想构建。于是，几乎在第一条线索开辟的同时，第二条线索就平行开始了，并形成了对第一条线索的直接补充。简单地说，国内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本人关于企业理论的重要论述的回溯，由此形成了对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传统范式意义上的基本认识。其内容要点包括：(1)总体工人(总体劳动)［11］，或组合劳动创造企业价值［12］；(2)马克思不仅具有完备的企业理论体系［13］，而且是最科学的企业理论［14］，即立足于《资本论》而言，第1卷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理论的历史形态：分析企业的起源、生产本质［15］、内部雇佣契约关系［10］200-216，以及规模变迁［16］，第2卷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理论的逻辑形态：分析企业的职能、费用［10］200-216，以及企业资本的运动，第3卷则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理论的现实形态：分析企业对高额利润的追求、企业有机构成变动以及企业内部结构的委托关系［17］367-402；(3)企业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精髓［3］167-199，马克思企业学说是关于企业的本质理论［10］200-216，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实质是一种对资本统治劳动进行历史和经济分析的企业理论［3］167-199，是资本主义企业理论［10］200-216；(4)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或企业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既是一个技术分析范式――从生产力和技术关系看待的内部具有分工协作关系的团队生产，也是一个经济分析范式――从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看待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以不对称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济组织［18］，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企业是由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劳动力出卖合约的实施所形成的［19］，这种契约(实施)的本质和意义在于资本家能够获得剩余价值［10］200-216。
第三条线索：以理论批判为指导的系统比较
第三条线索是批判视角的初步系统化，即系统比较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方法论和内容层面的各个不同点。分为三个方面，包括：(1)两种企业性质研究思路。简言之，前者正确处理了企业性质研究的两个层面(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经济的产权结构)内容的辩证关系，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性质特征，但偏好于长期制度分析，相对忽略于短期制度变动分析［15］。(2)两种企业起源理论解说(分工协作说和交易费用说)。比较的结果：Coase对劳动分工的批驳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理论前提进行的，而相反，马克思也并未完全忽略交易费用这一引发企业起源的实质因素［20］。(3)两种企业效率认识观。马克思所讲的企业效率是从历史角度看待的，相反，Coase所讲的企业效率是从市场角度看待的，所以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完全承袭新古典理论，以效率为标准来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及分配问题进行研究，在其看来，企业内部的权威和命令不是权力关系，而是效率的体现，即效率和分配被当作同一个问题［21］；另一方面，经济学也可以同时为两者确立共同的效率标准，这就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绩效准则：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值是企业组织的绩效目标，价值反映私人劳动的社会性特征，企业组织因此可以被视为能够通过不断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一种具有绩效意义的经济组织形式改进［22］。(4)两种企业理论方法论。前者以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的根本方法，其理论始终贯穿着唯物史观，后者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研究的基础，其理论渗透着唯心史观，前者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研究出发点，使其理论研究在辩证联系中展开，后者以“新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使其理论陷入了形而上学思维；以及前者运用系统发展的观点，在生产与交换的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问题，后者采用静态比较的方法，仅仅局限于交换领域和市场运行层面研究企业问题［23］，但两种企业理论同时存在共性，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具有互补性［24］。
第四条线索：以理论批判为基本视阈和依托的尝试性理论建构
批判本身的累积必然引发直接的理论建构需求。从而，沿着前面三条线索，并总体以之为逻辑基点和基本的理论视阈，一些青年学者提出在马克思体系的架构内，适当发展马克思企业理论以及对其基本分析框架进行适度理论建构的设想。本文把它归纳为第四条线索。它初步显露出四个方面的理论建构取向：一是在系统整理唯物史观与企业理论的内在关系的基础上，由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权力理论出发［9］，可以用现代经济学语言发展出的权力与企业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25］；二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产生和变迁过程进行全面的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着眼于基础理论分析，初构了具有正统分析性质的生产组织理论的一般分析框架［26］；三是具体地着眼于企业经济学与管理理论的内在渊源关系，以创建企业理论分析的工具箱为基本导向，初次尝试了具有分析视角性质的企业组织运行分析［27］；四是以一般抽象出“协调劳动”范畴为基础，从协调出发系统考察企业经济组织(作为协调机制)的历史演变，揭示劳动的协调问题对于企业价值创造的重大意义［28］；五是由企业理论史的特殊视角出发，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下，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与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比较和综合研究［29］，等等。
通过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系统批判和回应，国内的研究者所得到的基本成果有两点：第一，马克思并非没有企业理论，企业理论也并非Coase所首创，早在Coase发表“企业性质”著名论文之前，马克思就建立了系统完备的企业理论；第二，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是分属两个不同体系的两种企业理论范式。但也应当看到，理论回应还只能是初步并且有待展开的，它的下一步发展演化方向，仍旧拭目以待。
三、评论
既有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实际上均是在的传统分析视角下以及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之内进行的。它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1.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分析本体。(1)马克思的分析以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两大阶级的产权关系为主线，在他看来，企业产权制度是一种能够使市场交易的平等权利转化为企业内部不平等权利的神奇机制，即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呈现高度不平等的特征，使得资本家可以采用雇佣制统治着整个企业劳动大军，从而解决了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这个基本难题，然后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题，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全面考察，特别是对分工、协作、机器大生产所创造的劳动生产率如何转化为资本生产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5］；(2)马克思企业理论作为一种体现资本统治劳动的企业理论，核心内容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与获取，因而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能够始终处于企业等级制组织的最高层，被马克思作为现实假设当作企业分析的出发点［3］167-199；(3)如果说剩余价值可以作为企业实体(关系)，则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契约关系，并且也可以称为“企业的契约本质”的话［10］200-216，则决定这种企业本质的正是历史的生产力关系以及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3］167-199，也就是历史形成的技术和协作关系以及特定的资本家权威关系［10］200-216。
2.立足于《资本论》进行解读。(1)马克思对资本的讨论一开始就是从企业层次上切入的，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特别是《资本论》第1卷的分析几乎全部是围绕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关系展开的［15］；(2)立足于《资本论》，使得马克思企业理论能够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概念，能够有力地清除“管理工资论”的理论遮蔽，能够兼容以契约来解释企业内指挥关系的分析视角，以及能够给出“完整的资本概念”和不断随实践发展的“产业后备军学说”［3］167-199，等等；(3)马克思企业理论包括企业内分工理论、协作理论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三个部分，从分工和协作理论看，企业是要素所有者为分享“合作剩余”而达成的合约［30］，从剩余价值理论看，马克思事实上区分了两种企业：率先进行工艺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型企业，以及迫于竞争压力而进行模仿的适应型企业［31］。
3.重方法论批判，轻内容构建。(1)“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情结完全转化为方法论上的批判情结［14］，从而高扬了唯物史观方法论的作为硬核的决定作用，把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科学与正确性全面地归结为方法论层面的科学与正确性［23］；(2)唯物史观方法论对于企业理论研究的渗透具体化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中揭示企业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问题［32］，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研究企业的经济性质问题，把契约关系看作经济关系的法律体现，以及在生产和交换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内部关系及企业与市场的关系，等等［23］；(3)马克思企业理论在坚持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进行方法论批判的同时，在内容上却依旧拘泥于和仿照后者的理论分析框架和范式，从企业的性质、起源、边界和内部关系来挖掘和重新梳理马克思企业理论［26］4，这显然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能够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怀疑［33］。
4.重经济哲学分析，轻经济学分析。(1)从狭义层面看，企业理论被直接归结为剩余价值理论，从广义层面看，唯物史观的分析被孤立于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后者无论从方法还是内容两个方面都没有实现与唯物史观的有机结合；(2)并且，我国当前的经济理论学者的注意力仍然着重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34］68，因而侧重点始终放在了狭义体系之内关于企业本质的作为传统分析范式的框架研究上，即企业分析被看作一个技术分析模式与权威分析模式的直接的耦合体；(3)就根本而言，作为经过适当的概念化、程式化，即可用以解释、刻画和指导企业特征和行为的企业理论体系――企业经济学，在我国还远未成长起来，在此意义上讲，恩格斯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设想依然急切地“有待于创造”。
在一些学者看来［3］167-199，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企业分析的理论本体，可以充分显露出马克思企业理论迥异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之处。即前者剖析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后者剖析资本主义的交易过程和市场过程，前者是现实(或真实)的，后者是抽象(或虚拟)的，以及前者是历史(或理论)的，后者是逻辑(或方法)的，从而两者都可以距离价值理论很远。马克思企业理论也不例外，劳动价值论只是马克思用来论证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和剥削劳动的思维工具，它并不必然提供企业分析的基础。
这里引出的问题是，即使是Coase所提供的企业分析也并不必然是纯粹的交换视角，交易费用分析并不等于纯粹的交易分析，反过来，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交易费用”的名词，但其在《资本论》中对交易费用的思想确有深刻的见解。即在马克思看来，“非生产”就是交易、“非交易”就是生产，“生产+交易”构成概括全部社会经济活动的最高经济范畴［32］，这说明马克思在把生产概念一般化的过程中(即提出“生产一般”范畴)，并不完全排斥交易分析。马克思企业理论对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整体吸纳完全可以基于“生产一般”进行。问题的解答因而需要从剩余价值理论上溯到劳动价值理论，为企业分析奠定真正的分析基础。
但如果说立足于《资本论》可以把马克思分析企业本质的框架简单规定为“技术+权威”，那么，“合约因素”如何与之兼容?即一方面，“企业的契约本质”仍旧界定了合约的两分：处于市场中的平等的劳动力合约以及处于企业内的不平等的雇佣劳动合约，这两种性质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合约形式如何被有效地理论统一起来?毕竟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企业在内部组织关系上是同质的，企业内生产关系可以归约为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的生产关系［28］；另一方面，即使是完整的资本概念，也不能根本解决“资本裂变”问题［36］，因此，其背后隐藏着劳资关系的历史与逻辑的重新整合问题，也就是资本演化如何与劳动演化对接起来进行分析，并进而考虑如何真正面临人力资本产权对公司治理传统理论命题的挑战的问题［37］，等等。
马克思范式的最硬的纲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也是马克思体系之内的唯一的一个全称命题［34］。言下之意，剩余价值理论只是服从于唯物史观的实践和理论的论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包括经济哲学层面而且包括经济学层面［38］。如果不是固守于马克思的狭义体系，而把马克思关于狭义体系的成熟思想和论述嵌入广义过程来理解和掌握，以此视角审视，则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分析范式框架可以被概括为“技术+权威+合约”，相应的企业本质也可以被解析为“对劳动合约的特别的历史运用”［39］。这样，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传统分析范式，不在于缺少理论本体或内容本体，而在于缺少方法本体，乃至根本缺少“问题本体”，致使它既不能够解决理论本身的方法问题，同时也不能够有效地把实践问题本体引入理论问题本体之中。
四、结论及展望
现有的企业理论研究文献，正朝着多个彼此既独立又关联的方向进行发展，显得在形式上难以统一和融合。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国内学者的企业分析，既不同于西方学者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断然舍弃”(囿于某种程度上的激进的劳动过程理论)，而试图总体保留劳动价值论分析，也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学者对于在效率属性分析上持有的“超然理论态度”，试图依旧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前提条件不变的基础上，将权力与效率的分析及其观点重新统一起来。但不管怎么说，国内学者的研究始终没有能够寻找到乃至建立起在劳动价值论与企业理论之间的适当的中介分析形式。
进一步地，我们认为，立足于广义体系和视角，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既有研究则是“有问题”的：其实质是把马克思的“两大伟大发现”具体统一于企业分析中，但不足之处是相对忽略了劳动价值论的应有理论地位，显然就谈不上发展从劳动价值论到企业理论的内在逻辑了。因此，客观需要一个能够兼容问题意识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分析范式”。但即使是后者也不应该是对前者的单纯的替代(形式)，它更可能是按照某种进路由前者所进一步推动的。所以真正能够保留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的连续性特点，焕发既有的研究文献可以累积的原则内涵的途径在于：坚持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努力梳理一个逻辑一致的企业理论分析框架，并重新把劳动价值论与劳动过程理论在权力与效率分析相统一的视阈内有机结合起来。
总之，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发掘，但它本身丝毫不掩盖国内学者针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主导地位所作回应取得的理论成果，只是它反过来提醒人们：马克思企业理论似乎还存在其他的发展路径，比如改革之初的企业本位论，而问题的重中之重是，我们必须尽快找寻到本应该属于马克思企业理论自己的原初结构形式，并切实加强马克思体系的自我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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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河航运企业固定资产总体情况
（一）内河航运企业的固定资产总体呈现行业特殊性
一是内河航运企业的固定资产的构成特殊。据调查了解，内河航运企业的固定资产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达到四分之三，而其中运输船舶又占固定资产的比重达到80%以上；二是内河航运企业固定资产产权成分复杂，既有企业融资租入的质地优良、运力强大的新型船队，又有承包给个人（含几人一组的集体）的一般船队，也有出租给家庭的单个运输船只；三是内河航运企业的固定资产为完成运输任务，长期处于在外流动状态，飘于水面，管理复杂。
（二）内河航运企业固定资产的管理现状
1.固定资产日常管理不到位。内河航运企业长期以来，重心放在抓营运上，长年组织货源、运力，对于占企业总资产将近四分之三的固定资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也没有建立健全完整的规章制度，企业的固定资产日常管理难以有效实施。2.固定资产清查流于形式。由于内河航运企业固定资产的固有特征：固定资产“流动”、分散等，造成一年一度的固定资产清查工作诸多不便，再者，清查时，组织者领导不力，组织成员重视不够，形成年年清查走过场，固定资产清查不全面，清查工作不彻底。3.固定资产粗放管理，使投资缺乏有效依据。由于固定资产长期缺乏有效的管理，市场调查、投资预测亦难以开展，致使企业投资盲目，造成决策失误，损失浪费现象严重。
二、内河航运企业固定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内河航运企业在固定资产的使用、管理中较为粗放，与企业资产管理制度的要求差距较大，具体表现为：
（一）内河航运企业经营重心完全放在了船舶的运营上，企业关心的是货源，是运力，内部的建章立制重视不足。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有的即使有，也落实不到位，固定资产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衔接不到位，存在信息沟通不畅，实物资产和账目登记不匹配的状况，缺乏对固定资产使用单位的监管、管理要求不严，使用单位不重视资产的管理。
（二）船舶流动性强，固定资产清查工作不彻底，未能有效解决管理上出现的漏洞。
（三）产权界定不明确，固定资产保管、使用责任不分。由于内河航运企业存在着部分船舶长期对外租赁等现象，加之企业账目处理跟不上，一些应属于融资租赁的资产，企业照提这部分资产折旧，造成账上多列成本等不合理现象；而一部分应属于经营性租出的资产，企业却只记录租金收入，而不计提折旧，造成利润虚增；有的资产因管理混乱，产权不清，至今一直游离在外。
（四）由于内河航运企业长期对固定资产管理的粗放型管理，在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上，造成决策依据不科学、不充分、不真实，从而导致一些固定资产投资失误，造成固定资产损失浪费。如90年代初期，由于发往江浙等地的货源充足，一些内河航运企业“跟风”建造了一批大吨位船队，后因市场运力过剩，大船不适应江浙水网─浅水航道，营运收益不佳，造成大量运力闲置，或只能低价出租，损失不可估量。
三、加强内河航运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的建议：
针对内河航运企业目前普遍存在的上述问题，根据内河航运企业固定资产的经济性质和管理现状，我们认为内河航运企业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固定资产的管理：
（一）加强固定资产基础管理，正确认识固定资产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内河航运企业固定资产价值高、数量大，船随货走，使用地点分散，针对这些特点，其固定资产的基础管理首先应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通过岗位分工、部门制衡，绩效考核等措施，稳步予以落实，保证固定资产的安全完整。其次，要管好固定资产，就要把固定资产的管理权限和责任落实到相关管理部门和使用单位，因内河航运企业固定资产长期处于流动在水上的状态，实物管理权实际掌握在船舶管理人手中，就要因地制宜，对固定资产进行分级分船、归口定则管理。把制度建设和现场管理相结合，把资产管理和绩效考核相结合，把《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低值易耗品管理办法》的制度文件发放到每一条运输船舶上，把绩效考核的精神宣贯到船舶上每一个职工，实现“责权利相互统一”，充分调动资产使用单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固定资产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管好、用好现有资产，盘活暂时没用的、闲置的固定资产。
（二）建立固定资产清查制度。固定资产清查至少每年一次，务必高度重视，做到真实完整。在固定资产清查过程中，由实物资产管理部门牵头，会同财务部门、使用单位的相关人员，深入实地，现场盘点，逐项检查，制作盘点表，资产盘点记录要全面、适用状况要备注。防止账外资产和资产虚列。如发现盘盈盘亏、毁损报废的固定资产，先填制统一格式的“固定资产盘盈盘亏、毁损报废审批表”，由清查人员现场签字，进一步查明原因，报企业主管领导签署审批意见，财务部门根据审批意见按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进行账务处理。若在清查中发现有未使用、不需用、长期闲置的固定资产，要在盘点表中备注，资产管理部门应在资产清查报告中注明，并根据资产使用需求，提出资产调配的合理化建议报企业管理层做出合理安排。资产清查相关部门负责人要对财产清查工作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负责任。
（三）科学制定企业固定资产保养计划。在企业固定资产清查的基础上建立完善企业资产清册，根据清册中载明的资产状况和使用单位的维修申请制定切实有效的维修保养计划，按期检查计划的执行，提高固定资产的完好程度和利用效率。运输船舶是内河航运企业固定资产基石，因此加强船舶维修管理，是加强内河航运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的重中之重。为使固定资产维修养护做到科学规范，为维护固定资产的性能完好以保障船舶处于最佳适用（适航）状态，航运企业应及时对固定资产进行修理并建立科学完善的大小修制度。首先，建立企业总的固定资产清册，并为每一项固定资产制作资产卡片，载明每项固定资产的原值、投入使用时间、使用年限、折旧情况、技术状况等，根据资产状况制定维修计划，做到一目了然，有的放矢。其次，按期计提固定资产修购基金，保障维修经费的充足，同时要严把修理费的开支和使用，做到维修有计划，维修费用支出有标准，报批流程要规范。
（四）准确把握经济形势，精准定位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方向和投资规模，严格控制投资风险。一是要建立科学的投资方案。固定资产的投资应根据行业发展状况，市场需求预测，企业自身所处发展阶段，在充分发掘现有资产运力的基础上，测算资产缺口，拟定投资方案，提交管理层集体研究决定后确定投资方案。二是要建立风险防控机制。水运企业新增运力的资产投资，单项资产金额大，风险高，受市场风险影响大，固定资产的投资既要和企业的发展战略融合，满足战略目标的实现，也要建立风险防控措施，加强风险跟踪管理，三是固定资产的投资在满足投资需求的同时，不忘旧资产的更新改造，注重环保设备的加装，并及时进行大小修，使资产处于最佳适用状态，为企业创造最大经济效益。核定了企业各类固定资产需用量以后，进而编制年度的固定资产需用量计划，据此结合企业发展战略，确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五）充分发挥财务部门对固定资产管理的有效作用。财务部门是对固定资产实施价值管理的部门，加强固定资产的管理，必须充分发挥财务部门对固定资产的管理的有效性。内河航运企业财务部门负责牵头和推动企业固定资产的管理工作，对固定资产起登记、账务处理和核查监督作用。财务部门要加强与资产管理部门、资产使用单位的沟通合作，建立切实可行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办法，及时对固定资产进行核算、登记固定资产明细账，制作固定资产卡片、对各类财产的购置处置、维修养护、内部调拨等，规定统一而严格的审批手续，严格遵照资产管理办法的审批流程审核办理固定资产的相关事宜，督促有关单位规范执行。此外，财务部门加强与资产实物管理部门的协作，积极参与到企业固定资产清查工作中，一旦发现问题，会同资产实物管理部门和资产使用单位，积极寻找对策和改进措施，充分发挥财务部门在固定资产管理中应有的作用，保证内河航运企业的资产安全、完整，创造出最大的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