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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方杜 单位：华东理工大学
福柯则认为身体是知识、权力和真理规训的对象，是社会建构而非自然的产物，谢林（ChrisShilling）等人则认为身体是生物有机体和社会文化持续互动的产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消费社会和后现论的影响下，人们更是按照自我规划对身体进行各种塑造和改变，使得在日常生活和经验世界中的身体表现和实践也异彩纷呈，因此，也就更不可能对身体的定义达成共识。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拥有更多手段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控制身体，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深深陷入何为身体以及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控制身体的困境之中……毫无疑问，我们越是能控制和改变身体的限制，那么，我们对于身体是由什么构成的和身体的自然特性是什么就越不明确。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身体的蕴意：1.身体是物质性的肉体和超越性的精神的统一肉体和精神是身体的一体两面，他们都不可能单独的存在。一方面，物质性的骨骼、神经、血液、脂肪、肌肉等组成的肉体是身体的实体基础，是精神的载体。英语中“肉体”对应的词很多，但其侧重各有不同：如“flesh”是强调身体由血肉组成，具有欲望属性、“soma”强调由细胞组成的身体的有机属性、“corporeality”、“corporeity”或者“corpse”强调人的物质形体。①这种生理身体通常也是生物学研究和医学实践的对象；另一方面精神是身体的本质，它受各种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俗、社会制度、“身体技术”等影响把生理身体建构成为社会身体，使之带有厚重的文化、社会和历史的印迹。所以，肉体和精神二者密不可分，我们不能单纯地从某一方面来认识身体，必须把它作为肉体和精神的整体加以认识和把握。2.不仅指单数的、个人的身体，也指复数的、人类的身体即福柯所谓的个人身体（theindividualbody）和社会人口身体（thepopulationsbody）。在福柯看来，个人身体主要指“人类身体的解剖政治学（ananatomo-politicsofthehumanbody）”，包括对个体身体的规训，如对个体的临床检查和微观辨别，优化身体功能，发挥身体功能；而社会人口身体则涉及到“人口的生命政治学”（abio-politicsofthepopulation），它是国家、政府采用人口统计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科学的方法来关注整个社会的出生率、死亡率、人口健康状况、身体体质、体育锻炼等，以监管和控制社会的人口。②3.身体不是静止的单一形态，而是动态的多元形态受具体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身体形象、身体的再生产、身体技术、身体表现和身体实践都是多元的，是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不断发展变化的，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身体也呈现出各种不尽相同的形态。
如莫斯对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不同身体技术（出生的技术和分娩的技术、儿童时期的技术、青少年时期的技术、成年时期的技术）进行了论述；③弗兰克（ArthurW.Frank）将身体区分为规训的身体、镜像的身体、支配的身体、交往的身体；④奥尼尔（JohnO’Nell）把身体区分了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⑤洛克（MargaretLock）则把身体分为个人的身体、社会的身体和政治的身体；⑥杨儒宾认为先秦儒家“身体观”有四个面向：意识的身体、行躯的身体、自然气化的身体和社会文化的身体；⑦黄俊杰认为东亚儒家思想传统中的身体具有四种类型：作为政治权力的身体、作为社会规范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的身体、作为隐喻的身体。⑧当我们在进行身体研究的时候，必然要面对特纳（BryanS.Turner）所说的身体悖论：我们有身体，但在特定意义上说，我们也是身体。⑨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是身体的主体，身体是我们的客体，身体是心灵、知识、理性的载体，我们可以运用各种身体技术去再生产、社会化、组织、规训和惩戒身体；另一方面，我与身体又是统一不分的，身体不仅是我们存在的自然物质基础，也是我们进行活动的社会环境的构成部分，是生物有机体与社会自我的统一，也是个体实践和社会建构的统一。在当代消费社会，我们则面临新的身体悖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一、吴宇森“港式英雄片”的基本概况
吴宇森自幼家境贫寒，20岁从影，由场记而副导，先后辅佐著名导演张彻、许冠文。25岁开始独立执导影片，先后从业邵氏、嘉禾、新艺城等三家顶级影视公司，拍摄了18部影片。1985年，辗转浮沉香港影坛十余载而不得志的吴宇森来到刚成立不久的徐克电影工作室，两人都“难以忍受言之无物的纯流行商业片”（1），极力要拍摄一部展示黑暗和暴力中不灭的侠义与友情的作品。1986年，《英雄本色》横空出世，震撼香江，惊叹国际，创造了港片有史以来3465万的最高票房纪录，并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等多个奖项。从此吴宇森这个名字成为了香港电影史上不可跃过的一个符号，而此后一直到1992年，吴宇森先后拍摄了《英雄本色2》等六部同类型的作品，共同奠定了其香港“暴力美学掌门人”的地位，推动了香港“英雄片”的创作热潮。
纵观这七部影片，其基本主题都是一群游走在社会边缘的人，因情义的纽带而一起出生入死。但由于时代的变迁，身边的人不再信守情义，为了金钱不择手段。而他们却依旧坚守着做人的底线与良知，惨遭暗算与背叛。无奈之下，这群英雄为了尊严、情义、家人，不得不血染江湖、以暴制暴，甚至不惜用死亡来恪守情义与亲情。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肝胆相照、义薄云天、生死与共的豪情义气，以及对不仁不义的恶势力的惩罚，让无数青年人为之热血沸腾、精神一振。
二、吴宇森“港式英雄”的成长背景与生存方式
吴宇森“港式英雄片”中的主角多为江湖人物，他们是黑帮成员、杀手、大盗或备受压抑却充满豪情的警察。他们的成长经历都颇为艰辛，《英雄本色》中的小马哥从小孤苦伶仃，十多岁为生计加入黑社会，得到大哥宋子豪的极力关照；而宋子豪为了不连累家人，一直不让弟弟知道其黑社会背景，可弟弟阿杰又偏偏一心要做一名除暴安良的正义警察。《喋血街头》中的阿B、细荣、辉仔情同手足，在贫民窟中一起长大，受尽贫穷与欺辱，梦想只是娶妻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而《纵横四海》中的钵仔糕三人，从小流落街头，被一个惯偷养大，可养父只是把他们当作赚钱的工作。因为这段缺乏爱的成长经历，使得他们比一般人更看重情义，甚至把友情看得比生命还重。他们不再是以往传统电影中所推崇的正面英雄，他们只以情义为基点，只要认为对就会去做，即使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在他们身上展现出了男性的血气方刚和对拥有生存尊严的渴望，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生命本色的挥洒。
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一群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孤独群体，靠着从事非法营生来获取生存。虽然这种生存方式与主流社会的规则不相一致甚至互相冲突，但他们也有着一套自己严格遵守的江湖道义与做人准则。他们从不滥杀无辜，且对弱者颇富同情心，他们出现在社会固有秩序的动荡期，此时靠着原有规则已不能伸张正义，只能用更大的暴力来惩治邪恶和不义。于是使得他们这种虽不合法的生存方式，也具备某种微妙的合理性。他们依靠自己的勇气和智慧闯荡江湖，依靠原始的正义和个人情感快意恩仇，不惜用生命来换取对朋友的承诺，以及对强大恶势力的反抗。因而他们成为了生活在社会底层，而又遭遇不公或渴望成功者心中的英雄。
三、吴宇森“港式英雄”的突出特质
其实他们这群人，之所以能成为很多人心中的英雄与膜拜的偶像，是因为在他们身上突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侠义精神，即“忠信道义，看重情义，为朋友两肋插刀，为知己赴汤蹈火”（2）。在《英雄本色》中着力渲染了小马与豪哥之间坚守不渝的友情，宋子豪在贩卖假钞的过程中惨遭暗算，于是小马为了给其报仇，只身独闯台湾，手刃仇人，结果被打瘸了一条腿。但为了等宋子豪出来再战江湖，不得以忍辱负重、隐忍三年，可当得知子豪不愿再理江湖事时，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你不欠我什么。”可小马为了给自己讨回一个公道，又只身闯入阿成老穴，找到犯罪证据，此时决心退隐江湖的宋子豪担心小马的安全，不得已重出江湖，当子豪骑着摩托车出现在小马面前时，两人间会心的一笑，令无数观众感动。
而《喋血双雄》中杀手小庄与警官李鹰从追捕与被追捕的关系到相知相识、化敌为友，最后不惜生命并肩作战。警察与杀手，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因为有着相同的做人原则而走到了一起，为情义、为正义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在枪林弹雨中谈笑风生，在殊死恶斗中心心相惜。正如《英雄本色2》中陈伯对子豪等人情义的感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人情味，难得你们几个小子，这么知己”。正因如此，所以这群“港式英雄”将这份情义看得弥足珍贵，在凶险的江湖中，成了他们纵横江湖的唯一安慰，是他们活在世界上的理想支点。也是因为这份情义和他们执着的守护情义的精神，使得缺乏正义、缺少情义的乱世江湖有了些许人情味，也才让人看到了些许的光明与希望。
也正因为他们看重情义，所以他们比常人更憎恨欺骗、出卖和背叛，对于出卖、背叛自己的人一定要手刃其头。正是在对《英雄本色》中的阿成，《英雄本色2》中的高英培，《喋血双雄》中的任海，《喋血街头》中的阿容，《纵横四海》中的养父等的复仇过程中，“他们同生死共命运的精彩演绎是他们兄弟朋友之情的最好证明，也是他们的人格熠熠生辉之处”（3）。而这种复仇其实也是英雄们的自我救赎，他们因为道义而成功，因为秩序失败而退场，于是他们不得以只能用生命来守护生存的道义，用血的代价来惩罚道义所不容的人。
在吴宇森“港式英雄片”的结尾都似乎有一个模式，英雄们想要手刃仇人，可往往枪里却没了子弹，此时警察已赶到，这些倚仗着钱能解决一切的小人们便开始得意的叫嚣起来。就在此时往往会有另一中间力量将一把装满愤恨子弹的枪递过去，于是仇人得以倒在正义的枪下。如《英雄本色》中，最后阿成说到：“没子弹了，我现在出去自首，我不会有事的，有事的是你，我有钱，两三天之后就可以从法庭轻松的出来。”小人的奸诈、嚣张的气氛，令无数观众无比愤恨，都恨不得拿起枪向他打过去。而此时的阿杰已被哥哥的情义所深深打动，明白了什么才是正义，于是将手中的枪递了过去，正在得意的阿成瞬间由奸笑变为恐慌，子弹穿透了他的身体，正义得以彰显，让所有观看影片的人都大呼精彩。
四、吴宇森“港式英雄”的浪漫性与悲情性的统一
除了英雄们的侠义精神令人动容外，吴宇森运用其独有的表现技能，将故事的浪漫性与人物的悲情性完美结合，使得这群“港式英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早年受好莱坞歌舞片的影响，吴宇森习惯“把残忍的打斗场面变成优雅的芭蕾舞（4）”。运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用优雅的音乐配合飘逸的动作，展现出浪漫且唯美的影像画面。“港式英雄片”中的主人公不再是那种满口脏话和动辄打斗的旧式帮会分子，而是衣冠楚楚的绅士，有着极为酷辣的造型。在他们身上“枪林弹雨，不过是寻常之事；扶危济困，仿佛已是天职”（5）。那些充满血腥的枪战画面在吴宇森的打造下，杀手的动作如舞蹈家一样飘逸，像艺术家一样独具浪漫。
如《英雄本色》中小马哥在台湾歌厅复仇的场面就如诗画一般，至今依然是香港电影史上最为经典的枪战场面。整个场面以轻快的闽南小调《免失志》搭配着两段情节：一段以慢镜头描写小马在走廊里信步穿越，衣带飘飘，神情潇洒，从容不迫；另一段以正常速度拍摄台湾黑帮大吃大喝的酒宴。随后便爆发了一段激烈的枪战，小马举枪四射，发发命中，如入无人之境。“吴宇森溅血的浪漫，既是刚烈的暴力，又是令人沉醉的美景（6）”。而《喋血双雄》中教堂决战的一幕是吴式枪战场面的又一经典。宁静的耶稣像、神圣的十字架、漫天飞舞的白鸽和轻轻拂动的白纱应然而至，动静相衬之间枪林弹雨、子弹纷飞，圣洁的宗教氛围始终渗透着整个枪战过程，给人展现出无限的唯美。
而在这种诗意般浪漫的映衬下，更加凸显了这些忠肝义胆的英雄们的悲怆命运，他们最终在激烈的枪战中惨烈死去，用生命换取心灵的救赎。吴宇森打造的“港式英雄”其结局之所以悲壮，是因为他们所遵守的道义和所看重的情义在江湖上已逐渐失去价值，江湖已不在是原来的江湖。以宋子豪为代表的老一代江湖人物“一生最重感情二字”，而以阿成为代表的新一代江湖人物，却是“谁有枪、谁有钱，谁是老大”。曾经守道义、讲义气、重感情的江湖变成了只讲目的、唯钱是图、不择手段的江湖，使得小马哥式的英雄们再以旧的规则行走于今日江湖，不但不合时宜，反而危险万分。昔日无限风光的英雄们成了末路英雄，伴随着末路的孤独、无奈和感伤，独自活在自我心中的那一片圣洁地上。
并且吴宇森善于运用对比，通过英雄人物前后境遇的不同，表现出他们人生的悲情性。在《英雄本色》中阿成还在做跟班时，咳嗽了两声，小马哥立马拿出手中的钱并嘱咐他好好看病。而后来瘸腿的小马哥只能寄人篱下为阿成擦车，在阿成威风的背影后是小马拖着一瘸一瘸的腿将阿成随意扔在地上的小费捡起。此时，两人的世界已全然颠倒，但是唯一没变的是小马骨子中孕育的情义与坚守的信念。既然英雄不再适合江湖，为什么不选择离开江湖，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旦涉入江湖，便如同陷入人生的漩涡，无形的力量阻碍着他们前行，直至将其逼入人生的边缘和困境，最终英雄们只能依靠死亡来完成自我的救赎。正如宋子豪出狱后本想退出江湖，可是江湖不让他退，帮派分子三番五次找他麻烦，使他平静的生活无法继续，最终忍无可忍，于是只能奋起抗争。
五、吴宇森“港式英雄片”中的陪衬
有江湖英雄的世界，就会有代表着正义一方的警察，而在吴宇的“港式英雄片”中，警察只是一种陪衬或反衬。《喋血双雄》中的李应、《英雄本色》中的宋子杰、《辣手神探》中的神探袁浩云都是警察，但又颇具江湖风范，在警局所受到的多是不公和压抑，而与江湖人物一起，反而使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江湖厮杀中大放异彩。在《喋血双雄》最后的教堂决战中，李应为了不让任海逍遥法外，在众警察前将其杀死，此时的他俨然是小庄的化身，他不是以一个警察的理智，而是以一个江湖人物的情感向黑帮老大射去痛快淋漓、快意恩仇的子弹，情感的力量冲破了理智的封锁释放出万丈的豪情。同时，片中的很多警察更和那些不讲道义的黑帮分子一样，披着一副正义的皮囊，摆着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实着是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小人。《英雄本色》中的宋子杰在警界颇有名声，办案凌厉果断，可就因有一个曾经是黑帮老大的大哥，便一直无法被重用；而《英雄本色2》中的总督察胡海，为了在退休前再立新功，竟然以宋子杰的前途威逼宋子豪，要他出山打入黑帮，为他们提供办案线索；在《喋血双雄》中李应的上司也只知道升官晋爵，全然不顾属下的死活和内心情感，无异于冷血动物，全然没有正义者的光明磊落，只剩下了一副小人的嘴脸。
除了英雄、警察外，影片中还有很多配角，也同样具有英雄人物的气质与品格。这些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曾经叱咤风云的老江湖，如《英雄本色》中的华叔，坐牢后的他金盆洗手，开了一家计程车公司，专门收留曾经有过污点的人，让世人所不屑的贼有了一个可以安家的地方，有了一个可以改邪归正的场所。而后来在阿成的人来车行滋事时，为了不使改邪归正的弟兄们再受连累，情愿一个人出来顶下所有的事，用另一种方式行使着固有的江湖义气。又如《喋血双雄》中的冯刚，曾经是一名顶级的职业杀手，但由于受了手伤不得已退隐江湖，但为了替朋友小庄拿回属于他的钱，甘愿冒着死的危险去找黑帮老大汪海讨回公道，在受伤后为了“不被人像狗一样打死”，情愿死在小庄枪下，表现出了“士可杀不可辱”的气概。第二类是在反派阵营中崇拜英雄的人，他们也只忠于自己的大哥，而支持他们这种信念的精神却来自于英雄们。如《英雄本色2》中的杀手小黑，死心塌地为高英培卖命，在最后的决战中本可以离开，但确留下来跟阿健一决高下。又如《喋血双雄》中汪海雇用的国际杀手，他最终也是选择与小庄单枪对决。他们这些人在心中都把吴宇森塑造的“港式英雄”当作自己的对手，以他们为榜样，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想通过战胜对方来取代其位置，即使倒也要倒在对手的枪下。
综观这些人物，他们在江湖中的厮杀不过是为了获得人生的安稳，使身心漂泊之后有一处可依靠的港湾。然而这个梦想却显得遥不可及，因为美好的愿望与现实的社会有着巨大的矛盾。他们在其中靠着自己的努力奋勇挣扎，他们所追求的道义、忠诚、亲情是当时社会每一个年轻人所梦想的。但最终人面对命运时总是显得渺小、脆弱和无助，他们无法完成心中一个个美好的愿望。其实影像媒介很大程度上都反映着当时社会的某种集体无意识，所以吴宇森所创造的这个轰轰烈烈、英雄叱咤、荡气回肠的江湖世界，实则是镜像式的社会想象，是香港大众文化心理的一种影像投射。
六、吴宇森“港式英雄片”中蕴含的社会文化
1960－1970年是香港经济起飞的十年，在完成工业化的蜕变后，跨步进入到现代社会。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享受丰腴物质文明的同时，港人也开始在进入80年代后，逐渐感受到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生活节奏加快，工作竞争加剧，社会压力加大，人与人之间关系开始变得疏远，传统的亲情、友情、道义等观念开始淡化”（7）。于是生活在其中的香港市民不可避免的产生某种集体的焦灼情绪和不安感。所以吴宇森的“港式英雄片”中的主人公常常是漂泊、无根、孤独、缺乏安全感、稳定感的代表，这与香港的社会历史和港人心态不谋而合。但同时他们又坚信：“我等了三年，就是想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这种不服输、不甘于受命运驱使的坚强、自信感，又恰恰契合了当时港人的普遍社会文化心理。
于是作为电影主要观众的年轻人将自己理想中要求建立的新秩序，交托给这些英雄偶像去完成。他们对于英雄的认同，并非是想自己也创造与英雄相同的业绩，而是希望通过影片中的英雄形象，来弥补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被边缘化的位置，也是对挫折感的一种抚慰和补偿。现实中的矛盾、不平所带来的心理压抑，使得吴宇森打造的“港式英雄”让人看后无比欢欣鼓舞。尽管现实中的邪恶势力很狡猾、凶狠，尽管法律因为种种原因对其无能为力，但这种梦幻式的英雄却可以解决一切。人们在欣赏这些英雄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精神世界的一次次狂欢，使压抑的情绪得到宣泄，受挫的心理得以平衡，最终使吴宇森的“港式英雄”名扬世界。
【参考文献】：
（1）丁晓峰：《电影这个江湖》“暴力美学吴宇森本纪第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2）、（3）史玉丰：《吴宇森的英雄路》，《文艺研究》（2008年10月）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经贸为主体的展览活动由最简单的直接交易演进到现在的展(博)览会、交易会、洽谈会等多种形式，成为生产消费领域的桥梁和纽带。
会展包括“会”与“展”两层含义，所谓“会”主要是指以会议形式的组织活动，它属于一种高级的社会群聚性活动，通过它的组织，可以交流信息、探讨问题、传道授业、解疑释惑；所谓“展”主要是指以样品陈列、参观和交易为主的展览活动。根据美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展览是“一种具有一定规模、定期在固定场所里举办的、来自不同地区组织的商人聚会”，展会上所陈列的商品种类涉及各行各业，形式亦多种多样。
会展的外延很广，包括各种类型的大型会议，如APEC会议、博鳌“亚洲论坛”；展览展销活动，如大连的服装节、沈阳的制博会；体育竞技活动，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还包括常年开设的博物馆、名人或历史事件纪念馆等。在功能上，会展是人们进行信息、洽谈商业合作和进行市场营销的场所，发挥着桥梁和媒介作用。西方大多数企业把每年的参展费用开支作为对外联系交际费列入项目下，在营销方式上则把它与直接销售和电子商务相并列，三者属同一范畴。当然这仅仅是展会的商务功能，事实上展览的功能也不仅限于经济和贸易，还涉及到社会、文化、外交、政治的发展。因此，其影响面和产业关联度也随之增强，进而推动了以展览和会议为主、涉及行业广泛的综合性经济形态的发展，发展形成为会展产业。
所谓会展业是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会议和展览展销，能够带来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也被称为会展产业或会展市场，在西方称为会展业(ConventionandExhibitionIndustry)。由于会展是集信息通讯、交通运输、城市建设、旅游发展等在内的综合性的、关联度高的服务贸易行业，能够创造高额的经济价值、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和对于社会综合经济指数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呈现有产业基本特征的一种经济形态，因此可以作为会展经济来对待。
二、发展会展事业、提高城市竞争力
在宏观经济部门中，会展业属于服务业。由于会展业本身是一种无污染产业，且对整个城市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带动和促进作用，因此对那些本身地域狭小，但在交通、通讯和对外开放度方面具有较大优势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发展会展业常常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首选发展战略之一。按国际博览会联盟的估计，国际上展览业的产业带动系数大约为1：9，即展览会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中，只有10%是展览会行业的，其余90%为相关行业所拥有。在欧洲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会展是城市的面包。现代会展业滚动着商品流、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会展业的发展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经济增长点，构成表征城市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同时也说明了该城市的竞争力水平。
首先，会展产业关联度高且利润大，具有较强的经济带动作用。会展业是一门系统工程综合经济，相关行业较多，除了会展业的行业协会、展览设计施工公司、展览公司、展览场馆外，还包括广告、餐饮、交通、旅游等为会展提供服务的部门。通过举办各种大型会展，吸引大量游客来洽谈贸易、观光旅游，进行技术合作、信息沟通、人员互访和文化交流，以此带动交通、旅游、商业、餐饮等多项相关产业的发展。会展业对整个经济发展具有前连效应和后连效应，所创造的利润相当惊人。据国外统计该行业的利润通常在25%。
其次，会展经济能培养新兴产业群，增加大量就业机会。据测算，每增加1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就可以创造近百个就业机会。在德国汉诺威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创造了10万个就业机会，获得了145亿马克的利润及45亿马克的税收。在香港，一年的会展收入达74亿港元，还提供9000个就业机会。我国是就业压力很大的国家，在中心城市发展会展业，一定会创造出一条广阔的新就业门路。
第三，会展业可以促进科技开发和实现科技成果转让，具有技术扩散功能。传播先进的技术成果，展示和推广新产品、新工艺是会展经济的重要功能之一。从科技发展史来看，许多划时代的发明创造，如电话机、留声机、蒸汽火车、电视机等都是在展览会上首先进行推广的。会展业可以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或推广，实现科学技术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即使是信息技术和手段迅速发展的今天，会议和展览的便捷性、集中性、直观性和快速性对推广新技术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会展对城市的促销功能。在以城市整体形象为依托的前提下，展会促销活动等有机结合起来，可以提高整个城市的国际影响力。会展活动不仅为本地企业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自已的舞台，以借机宣传自已的经营理念和产品品牌，加强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将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同时也使城市的影响具有了发挥作用的平台和渠道。
三、建设会展中心城市的政策建议
综合关于会展中心城市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分析，目前我国正在逐步走入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其中上海、北京和广州等经济发达的城市不仅开始迈入信息化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而且会展产业的产业链培育与企业经营模式日趋成熟。全国其他大中小各类城市，据不完全统计，提出要把本市办成“国际会展都市”、“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会展中心城市”、“中国会展名城”、“中国区域会展中心”的已经超过了30个，而且其中大多数城市都已把这一目标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或本地的发展规划之中，有许多城市为此专门组建了政府会展管理或协调机构。与此同时，新建或扩建的会展中心，如雨后春笋般一座座拔地而起，由政府亲自策划、组织并给予财政资助的展会一个接着一个举办。在此，以我国当前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会展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基础，从前瞻的视角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作为现阶段我国发展会展中心城市的战略思路。
第一，加强政府对展览业发展的引导和培育作用，积极促进展览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发挥加入WTO和国外展览公司进入的开放优势，促进国内展览市场的统一，加快对现行展览管理体制的改革，改进管理展览业的方式方法，积极推进展览会行政审批的改革。同时，运用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WTO规则的管理办法和管理手段，扶持国内展览业的发展。例如，可以通过给予会展业优惠税率，对经营好的会展企业发放支持贷款，制订鼓励中外合资、国际合作的经济政策，以及鼓励使用风险投资和鼓励会展项目的资本运作与兼并整合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来推动和引导中国会展经济和会展产业的健康发展。重新定位地方政府在发展会展业中的作用。
在城市会展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政府的作用是一把“双仞剑”。一般而言，政府在会展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包括为会展业提供基础设施和政策优惠。但是，单纯的补贴、优惠或税收减免会产生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效应，从而抵消企业进行创新和发挥主体作用的积极性。因此，政府的职能是创造有利于会展产业发展的环境，这种环境包括城市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法制的等诸多方面，最终使得城市在资源禀赋、城市产业特色的优势更加突出，成为会展产业的中心地域。
第二，根据城市的资源禀赋条件，在“展”、“会”与“节事活动”中选择能发挥城市资源优势的重点，加快培育一批有品牌效应的展会和一批有专业水准、有竞争实业的会展公司。我国的许多展会是从行业性的交易会或订货会发展来的，如纺织服装业、医疗器械行业、电子行业、农机行业以及百货业等等，规模大、历史长、效益显著，这些展会应该是未来中国展览业的中坚力量。因此，要让品牌展会在本城市扎根，必须充分挖掘内在的优势；同时，随着展览的专业化和市场水平的提高，展览会的主办和组织工作更多地要依赖专业展览公司，只有专业展览机构的成长和壮大，才能提高展览会的整体水平，促进展览业的健康发展。要重视会议、节事活动的同步发展，发挥城市的资源禀赋优势，在“展”、“会”与“节事活动”中有侧重地加以发展方向。以厦门为例。厦门本地经济总量较小，其周边市场与全国各主要会展城市相比没有太大优势。厦门是全国最重要的海空口岸之一，其交通运输条件和城市环境，比之大部分主要会展城市毫不逊色，外向型经济特色和开放度较高，涉外服务行业具有一定的基础。厦门还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旅游城市，厦门市根据自身的这些特点，在其初步的规划中就曾提出：(1)“会”与“展”二者中，重点发展“会”；(2)“展”的重点是发展专业(贸易)类展览会；(3)争取多举办国际性和涉台会议及展览活动。因此，城市在发展会展经济的道路选择上，完全可以根据现有的城市资源禀赋条件，培育出一流的具有品牌影响力的会议与活动。
第三，要重视规模和品牌。与国外相比，中国的会展公司比较弱小，规模有限，经营范围较窄，档次也不高，没有自己的品牌，难以与国外强大的会展公司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会展业应该集中优势资源，努力提高展会组织、策划、服务的水准和经营管理水平，不断进行展会活动的创新，争创名优品牌。在中国目前的会展经济条件下，扩大会展企业规模的战略选择，要实现多元化与专业化的协调发展，提升中国会展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重视打造城市会展品牌要注意以下几点：
(1)树立牢固的品牌观念，只有走品牌化的发展道路才是中国会展业快速发展的唯一途径，树立了这样的品牌观，才会从场馆的设计、主题的立项、展会的规划、组织与管理等方面来实施会展业品牌化发展。要制定长期的会展业发展规划，确立会展业的品牌发展战略。
(2)提升品牌质量。会展的硬件设施是影响品牌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上著名的品牌展会往往都是使用最先进的设备。因此，要实现会展品牌质的飞跃就必须加大投入，不失时机地更新展会的硬件设备。会展的软件主要指的是会展的专业服务水准，一方面会展企业要加大专业人才的引进力度；另一方面会展企业应积极加入国际性的会展组织，通过这些途径实现会展服务与国际接轨。
(3)拓展品牌空间。会展品牌的拓展空间具有三维性，即时间维、空间维和价值维。时间维是指品牌的影响力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不断发散和扩张。从展会的角度分析，延续的时间越长，则参展商和观展者之间的交流就越充分，展会的效果就越显著。国外的展会延续时间大约有十来天，而中国的展会往往只有三五天的时间，这对于会展品牌的拓展是远远不够的。会议与节事活动同样是如此。所谓空间维指品牌在地域上的扩张。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就通过在上海举办著名的汉诺威办公自动化展(CeBIT)，成功地迈出了世界性扩张的第一步。所谓价值维则指品牌作为会展企业的无形资产，其经济价值的含量是可以增加的，品牌价值的提升实际上也是为会展业品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拓展创造了条件。因此，会展企业要灵活运用各种经营方法和手段，尽力扩大会展品牌在时间、空间上的影响力，并最终实现会展品牌价值的提升。
(4)培育网络品牌。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信息时代，网络作为人们生活的第二空间，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信息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中国会展业应该充分利用网络的信息资源优势，培育出知名的中国会展网络品牌，网络品牌的建设主要应从企业网络形象塑造、网络展会的建设以及开展网络营销等方面进行。
第四，加快筹建全国性展览协会，充分发挥协会等中介组织的自律、规范和协调作用，积极促进会展的产业化。目前，展览市场的竞争无序和展览业整体水平的低下，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全国性的行业组织，缺乏一套展览业的游戏规则，同时也使得政府管理职能难以转变。因此，当务之急要尽快成立中国展览业协会，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制定展览业的行业规范和服务体系，起草展览会的等级标准及评定办法，促进国内展览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形成，引导国内展览业的发展。
第五，有意识、有目的地推进会展产业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由于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交易需求的不断增长，专业会展逐渐成为各企业进行产品推广的必不可少的商务活动之一，这一趋势即便是在信息、网络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没减弱。因为，会展的魅力之处在于可以现场将产品的特色及时传递，并与目标客户直接沟通，从而在短的时间内达成商业合作的目的，这是其他任何媒体无可比拟的。随着产品服务的细分就要求会展举办更加专业化，专业会展是未来会展发展的趋势所在。所谓专业化，是指会展产业链上的分工专业化、会展活动服务专业化、会展项目运作的专业化。从会展企业角度分析，有以下几条：
(1)会展内容专业化。会展内容的专业化因其专注于某一个领域，专业性强，故可以集中吸引该领域精英企业的核心产品参展，提高展览水平和质量，让参展商更明确展览性质，这是专业会展的最核心部分。会展内容的专业不仅决定了其会展性质、主题、目的等，也决定了参展商和参观者的范围。目前，我国很多会展组织者经常强调其会展吸引多少专业参观者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好体现，专业性强能够提高会展效率、增加成交额。
(2)会展组织者专业化。国际上更多的会展是由大型专业展览公司进行商业运作，使得展览服务更加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人性化。广义的展览服务，既包括发生在展览现场的租赁、广告、保安、清洁、展品运输、仓储、展位搭建等专业服务，也包括餐饮、旅游、住宿、交通、运输等相关行业的配套服务。举办贸易展览会是市场行为，不是政府行为，政府不应该成为办展的主体，办展的主体应该是商业协会和专业展览公司，这也是国际惯例。
(3)会展服务人员专业化。会展服务人员工作在会展现场，直接面向参展商、参观者，他们的言行举止、服务规范、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服务水准的最终体现。这不仅是制约我国会展发展的一个瓶颈，也是会展企业目前抓内部管理的着重点。因为，很难想象没有办展经验、对行业认知度不高的人员能够办好专业会展。只有专业人员的大批培育才能够使得会展水平大步提升，才能真正办成质量一流的专业会展。
第六，加强会展专业人员的培训，建立会展业经理培训制度。会展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运行规则，需要大量相关的专业人才。为此，通过专业化培训方式大规模培养会展业人才，已是中国会展业十分迫切的任务。因此，为使会展行业管理体制能更好地运转起来，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已有的行业管理人员进行在职培训；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人才的流动性，吸纳新鲜血液，引进国内外的会展专业人才进入到会展行业承担一部分管理工作，以此来提高国内会展管理的水平与理念，保障会展业的管理体制的更好地运转。
此外，应该加强会展经济的理论研究，重点在于给出会展经济更为具体的影响因素和指标，而不是以某几类因素作为判断会展中心的标准。对城市政府而言，一方面将城市硬环境和软环境做综合的考虑；另一方面，应高度重视文化多样性和人文国际化，加大城市开放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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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广告对于人日常生活已经呈现出辐射式的渗透。在全球化资本运作下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远超过文化的进步水平，广告作为市场营销的手段，却在社会文化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人在文化习得中受到了广告的侵染，会如何折射在在价值观、行为习惯和其他方面上，我们需要结合这些具体的影响来趋利避害，这样有利于广告自身的良性发展，有利于人在社会化过程中身处一个更为健康的环境，也有利于社会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更为紧密的交融和社会体系的稳定发展。
二、文献综述：
（一）概念界定
广告在我国辞海中的定义“向公众广告介绍商品、报道服务内容或文娱节目等的一种宣传方式。一般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招贴、电影、幻灯、橱窗布置、商品陈列等形式进行”、“就商业广告自身而言，它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又是一种传播行为，不仅受一定的思想支配，还必然体现出一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它通过商业信息的传播，直接作用于人的消费行为，又总与某种生活观念相联系。这又构成了商业广告意识形态性的重要内涵。”
（二）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广告的社会学研究在很早就出现了，《论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在1999年就已经发表。作者提出，广告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向公众传播有关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并不断地向受众传递有关新的生活方式的信息，还着重强调了广告对社会化的负面功能，容易对大众造成误导并传达一种崇洋的错误观念，
三、研究设计
虽然人的初级社会化主要是在家庭中进行的，但家庭并不是封闭的单位，儿童在家庭中可接受的来自外部的信息量不容小觑，再加上儿童自身的特点，儿童在初级社会化的过程中，就像一张白纸，极其容易接纳环境中的信息并加以学习和内化，并且对信息的内容通常不会过滤和选择。而广告出于其商业目的，往往会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具有一定的重复性和夸张的效果，以便于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独特的图像、声音等给观众最大限度的感官刺激，最终达到对产品的展示和宣传效果。广告的这种特质对于正处于社会化中的儿童、青少年的影响甚至会超越电视节目或互联网上其他非广告内容的影响。
可以按照产品的类别把商业广告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分为两种；即面向成人的广告对儿童的影响和面向未成年人的广告对儿童的影响。原因是虽然说在特定的儿童频道会相应地播放针对儿童的广告，但这种内容的对应是没有绝对限制的，所以说以电视广告为例，儿童在观看电视节目时，浏览到哪类的广告是不可控的，两种情况是同时存在的。
（一）经济属性
少年儿童虽然不具备经济来源，但他们占据的家庭消费的比例是很高的，所以在商品市场中是相当有利可图的一类人群。比如中国现阶段处于大部分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的状态中，家长对于独生子女的态度普遍相同，一种成分是家长存在着对孩子过分娇生惯养的心态，另一种成分则是家长极度的望子成龙的心态，再加上大部分家庭相对于家长童年时期大幅度优渥的经济条件，这就造成了家长对孩子盲目的、大量的在生活、教育等方面上的经济投入。甚至有一些家长虽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能力但为了能够满足孩子的要求而做出了超负荷的消费，这种消费打破了一个家庭的经济平衡并使其陷入某种困境。商人抓住了儿童好奇的天性和家长对下一代的期望与宠爱的心理来谋取额外的利益，造成了一个家庭不必要的经济支出。
（二）文化属性
广告中性别角色的定位会内化到人的人格中，虽然这种潜移默化的内化是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适用的，但作用到儿童身上对其影响的程度会比较大，而对于对性别角色方面的理解比较成熟的已经社会化了的成人来说，造成的改变比较小。但反过来说，广告的任何设计、内容、形式都是根据社会和人的需要应运而生并时刻变化的。如果这种效应被直接作用到儿童、青少年身上，难免会产生一种误导和其他的负面影响。
〔中图分类号〕G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4）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教育学领域，图书馆学领域和商业领域，信息素养已成为热点研究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机构开始重视信息素养，在世界各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信息素养研究计划、示范项目及实践。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素养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逐渐朝着标准化、合作化及网络化等成熟的方向发展。信息素养课程已经被广泛应用，尤其图书馆的相关基础课程在正式的学习环境中仍然更受欢迎，但对绝大多数的信息素养课程和研究，仍将信息素养解释为一种技能和能力。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同的信息素养研究视角，尤其关注特定情况下使用信息经验的研究正持续增长。
信息素养要能够反映和提高人们在日益广泛、复杂的环境中使用信息进行学习的经验。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两个关键的研究路线，分别为现象描述分析学和社会文化理论，它们与传统的以技能和能力为基础的信息素养研究路线形成了对比。在ALJ2000的文章中提出，信息素养没有自己的生命，它与经验化的背景（context）紧密相连的[1]。
笔者在清华同方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社会文化”或“实践理论”、“信息素养”以作为关键词，以逻辑“与”的关系检索，并未检索到相关文献。以“现象描述分析学”与“信息素养”作为关键词，以逻辑“与”的关系检索，检索到2篇文献，其中曾庆霞在《现象描述分析学及其在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的应用》[2]一文中，采用现象描述分析学方法从学生角度分析和描述信息素养，了解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旨在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该文将现象描述分析学理论应用于课程的计划阶段及课程的内容的改进，并没有涉及如何将该方法用于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教学过程的设计。根据文献检索结果，以本文所述两种理论视角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研究在国内还是很新的课题。
1社会与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以Schatzki（2002）的场所本体论为理论基础，说明信息素养是一种社会文化信息实践，该理论认为使具有信息素养及推进信息素养的实践过程的构建将取决于：实践理解（知道如何进行信息检索等操作）、规则（指出事情做法以及重点的明确规定）和目的性成分（与任务相关首要的目标、应对状态和情感）等[3]。信息素养应被视为存在于其他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实践，分析单元不应为信息技术，而是发展信息技术场所的社会文化渊源。社会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场所本体论与实践论。
1.1理论概述
1.1.1场所本体论（Site ontology）
本体论是人对于世界现实的认知。场所本体论主要观点认为：社会生活是在一定场所（背景或社会领域）中形成的，实践与安排在其中相互交织、存在演进。背景是由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暂时性和目的性特征组成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演变与其所产生的背景相联系；社会生活的中心要素是有组织的人类集体活动，而非个人及其思想状态，社会生活由人的活动安排组成，通过行为与目的性统一，这一统一正是实践的特征。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信息是“能引发变化的任何变化”[3]，这种变化可以是思想的、社会的或物质的，也可以是三者的组合。如果信息要引发变化，必须从社会生活背景的视角来理解它。知识不是独立于社会领域之外的，而是被实践（包括信息实践）带入特定社会场所，揭示文化和物质的本质关系，即Barad认为的“知识总是出自某处的一种看法”[3]。
1.1.2实践（practice）理论
场所本体论哲学兴趣在于了解社会生活是如何在实践中产生和演进的。实践不是个人产物，而被视为场所产物。信息素养作为一种分散性实践，是某些更广的综合性实践中与信息相关的活动的集合，分散于如学习、教学或办公等一些综合实践中。信息素养实践以其他实践的表现方式被场所中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特征所形成，所以不同环境中作为分散性实践的信息素养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
实践理论强调：知识具有相关性，因而需要通过对话、实践或者特定的工具，来构建与获取；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政治的轨迹，形成在时间、空间和背景中；对实践的理解不仅仅要关注内化过程，更要理解具体行为表现的经验性本质[4]。
1.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社会文化理论要求人们考虑背景因素，理解信息素养及其相关活动是如何产生的；使人们探索，发现、理解支持这些活动的安排；使人们对实践安排展开更加广阔的探索，理解它对信息的促进或限制作用。随着关注点从个人转向集体，场所本体论和实践理论有助于发现新的方式，以研究人群、信息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促进或抑制的。
社会文化理论体现了构建主义理论思路，描述学习被嵌入到社会活动中以及发生在一个学习者与其他人物、物体和事件进行互动的合作环境中。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信息素养的教育，注重在信息素养教学阶段的合作与协商，教学内容的语境化及信息的相互作用。Li Wang（2011）将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Auckland大学四年制本科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构建，主要是通过教学前的问卷、访谈，信息素养教学实施与评价阶段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来实现的[4]。
2现象描述分析学
现象描述分析学研究、观察人们在他们所处的世界中如何学习和学到什么，以探索学习的过程、加强经验的特性。现象描述分析学是以人们对现象所作出的描述（对周围世界的经验）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描述进行研究与分类，进而研究人们在经历现象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实质性差别的各种观念[2]。
2.1理论概述
现象描述分析学主要有以下观点：（1）世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世界是客观世界；第二层次世界是人类所特有的对第一层次的世界的看法。第一层视角中学习是将特殊主题、已经形成的观念和原则转移至学习者的头脑中，第二层视角中关注于学生如何与他们被教予的内容相联系，如何使用他们已经具有的知识，这个视角中，学习包括学习者与世界关系的经验，反映了人们对学习过程重要方面的解释。（2）人们对同一现象的各种描述可以归结为有限的类型，不同类型的描述之间有质的不同，代表了不同的观念。（3）为了识别观念的描述（现象如何被经验化的、观念化水平）的变化，既要根据描述类型的共同关键特征，又要能根据区别类型的特点（对现象解释的变化）来理解类型。（4）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情境与学习的内容这三者与进行学习的人是不能分离的。
现象描述分析学认为经验是人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该方法应用于信息素养教育侧重于研究人们对信息利用的经验以及反映该经验的观念。Christine Bruce（1997）最早开始现象描述分析学与信息素养关系的研究，强调以学习的视角对信息素养经验的整体评估，而不是评估与信息检索实践相联系的、可度量的属性与技术。Bruce采用Marton的观点定义学习，“人们现实世界观察、体验、理解、观念化方式的质的改变，而不是人们获取知识量的改变[6]。在Bruce提出“信息素养的七张面孔”模型中，Bruce以教育者的视角探讨信息素养的观念，认为“通过人们经验的各种方式即他们的观念来描述信息素养，通过人的观点学习信息素养，是迈向信息素养的相关视野的第一步”[6]。Bruce的研究引发了信息素养教育实践基础的改变，即从与传统图书馆相关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评估转变到信息素养相关模型反映方法的应用[7]。
现象描述分析学中的个人与世界关系体现了内在联系的主客体关系，相关的信息素养模型（见表1）将信息作为客体，揭示了主体（人）与信息内在关系的变化，源于该关系的类型的描述反映了主观对信息的感知和对信息素养经验的理解。
Bruce（2006）等人采用现象描述分析学视角设计了信息素养的6个观念框架，对主体与信息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7]。6个框架分别为：内容框架、能力框架、学会学习框架、个人关联框架、社会影响框架、关系框架。其中内容框架、能力框架体现主体和信息之间关系变化是外在――客观形式，该形式将经验化的信息作为外在环境的一部分；其余框架体现主体和信息之间关系变化是主观――内在形式，该形式信息是可以被学习者理解、思考以及内化的。信息素养的6个观念框架在信息素养的背景下探讨了学习者与信息之间的动态关系，其概念可以应用到任何特定主题场景中。
2.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基于现象描述分析学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开发，应侧重于主体的信息观念化，并建立在由Bruce提出以下原则基础之上：（1）学习是观念的变化；（2）学习有内容和过程；（3）学习是学习者与学习主题之间的一种关系；（4）提升学习就是关于理解学习者的视角[6]。信息素养教学要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并注重学习者信息的观念化、内化及其同利用的关系，要使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可转化到学习者的学术、个人的职业生涯的其他部分。
Bruce（2008）提出基于信息的学习（informed learning）概念，突出了现象描述分析学对信息素养教育的价值。Carlos Argüelles（2012）应用现象描述分析学于信息素养教学模式设计，提出了由准备、计划、实施与评价4个阶段构成的护理信息素养教学模式，将信息素养引入护理课程，并关注于信息观念化，而观念化理解则取决于护士信息利用的经验。该模式是一个从新手专家的连续过程，使学生在复杂的方式下有能力使用和理解信息，并将给他们在其工作环境中（学习情境）中提供学术优势，使他们成为终身的学习者[8]。
3总结
综上所述，现象描述分析学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相同点为都重视学习者所处环境在信息素养教学中的作用及学习者使用信息经验研究，两种理论不同点在于：现象描述分析学关注于经验的变化，而社会与文化理论关注于对经验的共建，即人们如何将他们的经验的意义达成一致。
目前在一些国家，源于对信息使用和学习之间关系的兴趣，信息和信息使用的经验已经成为在信息素养研究和实践中重要部分，相关研究说明了通过研究信息经验来获得认知和人们参与信息环境的重要性。信息素养教育者需要继续发展对信息经验的理解、构建其理论框架，来推动信息素养的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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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结构功能主义系统论的诉求
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研究我国体育软式化问题，能够有力地阐释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例如：体育软式化的动因、目标、措施、决定因素以及动力与阻力因素等。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在整个社会和文化结构之下存在着特定社会系统的绝大多数成员同意和肯定的目标和原则，这是促进社会整合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要素与价值共识。价值系统既是社会整合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来源，也是社会文化系统中最为稳定的要素。相对于短式网球来说，低耗能、占地少、投资小、易掌握的这些特质，都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短网的价值体系也必将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诸如短网运动一样的众多竞技运动，其软式化已然成为体育运动在人文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大众体育健身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北京奥运会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延续“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理念。在后奥运时代，分析短式网球结构与功能的平衡问题，探讨大众对功能结构创新的认知程度，通过短式网球的发展理念将群众体育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能够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群众基础，也正体现了短网运动发展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性诉求。从上述理论分析中可知，短式网球的大众健身理念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符合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趋势，根植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之中。当体育软式化理念延伸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时候，思考软式化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路径和功效就显得迫在眉睫。
2体育全球化带来的群众体育项目与国际社会体育项目的趋同性要求
体育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体育全球化带来了群众体育发展的国际性趋势，与国际社会体育项目的趋同性使群众体育项目的“软式化”更为普遍，也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传播媒介渗透的深入，人们对那些源自竞技运动、能够满足自身对于项目的热爱并可以参与其中的“软化”项目产生需求与共鸣。那些利用竞赛形式、具有竞技特征，而又文化内涵深厚的娱乐性体育活动，更是广受大众欢迎。竞技网球运动的发展使得网球运动的技巧性日益显著。因此网球运动竞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网球运动的普及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加之网球运动对场地器材和技术战术的特殊要求，使得网球运动在我国开展得并不是十分广泛，甚至被誉之为“贵族运动”。因此，热爱网球项目的大众对网球运动的竞技运动体育手段化有着强烈的需求。短式网球便成为了这种社会需求下的必然产物。短式网球的产生源自世界网球运动的高速发展和国际网坛突现的“启蒙小，成长早”的大趋势。它主要是以儿童身心发育特点和负荷能力为依据，同时遵循网球运动的原理，具有网球运动的全部内涵。短式网球运动以5岁以上各年龄段儿童的生理及心理发育特点为基础，对其进行启蒙式训练，并与正规网球紧密衔接。实践证明，它能让孩子们在短时间内规范地掌握网球技战术和心理机能并能够合理运用。
3满足“以人为本”的社会总体纲领性需求
“以人为本”发展观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要从自己的文化、思想与行动的方式中寻找发展的力量。发展的目标应同国家的价值体系、自身需要、本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相协调。对于体育工作来说，以人为本则是切实地关心人民大众的身心健康，让体育的娱乐化、生活化更为深刻地影响大众，努力做到“平民化”。《奥林匹克》明确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民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那么重视体育项目的普及程度、参与程度则是体育项目以人为本发展的基本要求。短时网球发展完善过程中所形成的球拍重量轻、负荷小、场地适中、速度慢、伤害少、难度小、趣味性高、娱乐性强、理解灵活多样、可观赏性强、健身价值高等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
4符合“重家庭”的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内涵
短式网球的基本属性符合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它是以家庭成员的参与为基础，是一项家庭娱乐健身首选的体育活动之一。无论是参赛训练还是日常娱乐，短式网球易于儿童操作和学习，具有兼娱乐性、教育性、健身性、竞技性和过渡性的特点，其优美的运动姿态和时尚的运动方式加之符合儿童的生理特点，使得短式网球可以成为家庭教育及交流的纽带。
我国短式网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分析
1多途径宣传，扩大短式网球的影响力
短式网球运动在我国的普及和推广尚且需要借助一定的宣传手段。通过多种宣传途径能够有效扩大短式网球运动认知和参与程度。网球人口的多少能够反映此项运动的开展与普及的情况。网球人口愈多则表明普及程度愈高，可以为网球后备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提供保障。因此，扩大短式网球队的宣传力度，提升短式网球人口的数量，进一步提升网球人口的总体数量是更好地发展网球运动的关键。
2树立“人本位”的短式网球教育核心思想
网球运动本身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人本位的短式网球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方式的变革，即变“网球运动”为“网球教育”。其内涵是：以“育人”为宗旨进行人性化的网球教育，让学习者既掌握项目的规律和特点，又掌握“育人”的规律和特点，从而有效地开发其“类生命”，进而充分发掘其“种生命”的潜能，实现项目教育过程整体、内在、持续地发展。
3借鉴“双轨制”的管理经验，建立短式网球管理和培训的长效机制
长效机制指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据，能长期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长效体制并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整理目前短式网球已有的经验和教训，整合优化资源，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操作的经验总结，结合现有的情况建立一整套引导短式网球向纵深管理方向发展的长效机制，与时俱进，活化思维，创新短式网球管理的机制，健全各项管理的制度规定，使短式网球更加普及化、规范化，更能符合国际网球协会对短网的发展要求，也能促进短网在我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重视网球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一)对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评价
我国现行的以“现收现付”和各部门、各行业多元分散筹资为主要特点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在资金的筹措、管理和使用等环节存在一系列问题：
1．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方法政出多门，筹资方式不规范，缺乏法律保障，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制度。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在筹集上主要由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自行制定具体筹资办法和比例，先以养老保险统筹为例：上海市规定的统筹比例是25．5％，北京市、天津市是18％，河北省是16％，江苏省内的无锡市为23．5％，而同一省内的仪征市仅为10％；北京市的三资企业是按16％统筹，而集体企业规定的统筹比例则高达27％。再以医疗保险为例，1998年召开的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原则上以地区为统筹单位，也可实行县级统筹。”这种筹资方式在实际执行中，不仅不同地区、部门行业之间的规定不一致，即使同一地区不同类型企业的缴费标准往往也不相同，这就造成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负担水平悬殊，不仅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而且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客观上不利于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筹资方式在实践中的另一弊端是筹资的方法、制度多数是以部门、行业规章的形式出现，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在筹资过程中，往往刚性不足，再加上征收力量不足，手段软化，拖欠、不缴或少缴统筹金的现象比较普遍。这种不规范的筹资方式很难为社会保障及时足额地提供资金，影响了社会保障作用的发挥。
2．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混乱，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在管理上仍没有克服多元化分散化的积弊，表现为自设机构，多头管理。具体来讲，劳动部门负责城镇国有企业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民政部门负责农村养老保险和社会救济；人事部门负责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养老保险；卫生部门负责医疗保险；保险公司负责城镇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各级工会特别是基层工会，承担了相当一部分职工福利的事务性管理和服务工作。另外，铁路、邮电、金融、电力、煤炭等行业和系统还自行实行社会保障，各有各的管理办法，这种各自为政、分散管理的体制导致机构重叠，执行成本高昂。同时，由于各部门自行制定征收标准和支付办法，使杜保资金在管理上缺乏强有力的宏观协调平衡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客观上不利于保证社保资金的安全性，也有碍社会保障制度积极作用的有效发挥。
3．社会保障资金在使用上存在漏洞，不能真正做到专款专用。现行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可以按比例从统筹金中提取管理费的办法，是造成管理费用提取混乱和开支过大的主要原因。据有关资料显示，某地失业保险机构的管理费用占失业保险费总支出的33％，而直接用于救济失业职工的部分仅占总支出的7％，其余的支出都是用于风险投资或其他方面的。另据报载，1997年度全国共谈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90亿元。可以说，上述局面的形成是与我国目前所实行的多方筹资、分散管理的筹资方式直接相关的，这种对社会保障资金的坐收、坐支，收支一条线管理办法，不仅形成高额的管理费用，而且也为部分管理者的腐败创造了条件。
可见，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在筹措、管理和使用上存在的诸多问题都直接导源于不合理的资金筹集方式。因此，有必要用新的筹资方式代替原有的多元分散的筹资方式，以适应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国际比较
充足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基础，因此确立合理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是一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的核心环节。由于国情的差异和所实行社会保障模式、保障范围的不同，世界各国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目前世界上已经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建立个人储蓄账户。这种筹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它是实行政府强制社会保障模式国家所普遍采用的筹资方式。在这一筹资方式下，要求雇主和雇员分别按规定的标准把社会保障费用存入雇员的个人帐户，社会保障费的本金和利息均归雇员所有，由社会保障管理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和支配，政府有权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适当的调剂；二是征收社会保障税或社会保障费。这种筹资方式常见于实行政府提供保障模式的国家，主要是按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分别规定税率(或缴费率)，由雇主和雇员分别按一定比例缴纳，也有少数国家规定完全由雇主缴纳。社会保障税(或费)，也称社会保险税，或称社会保障缴款，是一国政府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而开征的一种税或税收形式的缴款，主要是对薪金和工资所得课征，由专门的管理机构(如税务机关等)负责征收和管理，其收支一般纳入国家预算(实行收费形式的国家也有收入不纳入预算的情况)，实行“专税专用”或“专费专用”，超支部分由财政拨款补足。从当今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情况来看，社会保障税以其所特有的规范和效率赢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青睐，成为当今各国普遍采用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征收不同形式社会保障税的国家已有80多个，它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也包括了一些如埃及、阿根廷、巴西、巴拿马、阿曼等发展中国家，而且在荷兰、法国、瑞士、瑞典、西班牙、巴西等国，社会保障税更已成为第一号税种。社会保障税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兴起
和发展，充分说明了它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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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保障税是我国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最佳选择
借鉴世界各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成功经验，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现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缺陷，我们认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是我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方式的最佳选择。
1．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有助于打破地区、部门、行业间的条决分割，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目前我国所实行的多方筹资、自定标准的筹资方式客观上造成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企业间因缴费标准不同而负担高低悬殊的局面，不仅负担不均的矛盾突出，而且还阻碍了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和部门行业间的合理流动。通过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实现税率的统一和征收机关的统一，将彻底改变上述局面，实现人力资源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和更高层次上的顺畅流动。统一的社会保障税还有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从而促成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
2．有助于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具体负责税款的征收，并把收入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形成征收、管理、使用各部门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机制。同时，通过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和审批，把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管理、使用纳入国家立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之下，这将使社会保障资金的合理筹措、保值增值和有效使用得到有力的保证。
3．有助于促进“企业保险”向“社会保险”的转变，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长期以来，制约我国国有企业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负担沉重，而造成企业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就是企业职工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的统筹费和住房公积金等，都要由企业来承担。企业要承担这些占工资总额70—80％的福利支出，尤其是目前在国有企业举步维艰、经济效益不佳的情况下，沉重的保险开支，使企业雪上加霜，不堪重负。开征社会保障税，遵循“普遍纳税，共同负担”的征收原则，凡有纳税能力的劳动者及其所在单位共同承担纳税义务，变“企业保险”为“社会保险”，既缓解了保险资金来源不足的矛盾，也为企业走出困境减轻了压力。
4．有利于逐步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有近70％的人口在农村，但是，社会保障对于广大农村人口几乎是一片空白，城镇职工所能享受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基本与他们无关。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社会成员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农民所得到的社会保障却与城镇特别是大城市职工享受的保障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尽管各级政府对农村的部分特困户也定期或不定期地以不同方式给予扶贫、救济，但是，依然分散的、低水平的保险资金筹集方式对于大量需要救济扶助的农村孤寡老人、残疾人来说，无疑于杯水车薪。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每年以600万人左右的速度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数已接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50％。但社会保障与其还有一定的距离。随着我国税费改革的深入，在不增加农民和乡镇企业负担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保障税的开征，逐步建立起农村规范化、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既能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缩小城乡差别，又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
5．有助于降低制度运行成本。通过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统一负责社会保障所需要资金的筹集，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税务机构的人力和物力，降低社会保障筹资成本；由专门机构负责社保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专业化的管理将使规模经济效应得以更好的发挥，有助于实现管理费用的最小化。这两方面作用的发挥将最终促成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成本的最小化，从而使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和使用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6．有助于克服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过程中的种种阻力，保证筹资工作的顺利进行。税收的强制性和规范性特征将增强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过程中的约束力，杜绝拖欠、不缴和少缴的现象。进而筹资工作的顺利进行将有力地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
(四)对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初步设想
首先，设置适宜的德育内容，反映当代生活。德育内容是指用来培养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思想道德观点、原则和规范体系。每门学科都有自身的逻辑结构，道德教育的内容确实很难与社会实际问题一一对应，也不可能“学到了就能在社会上派上用场”，目前，我们的学校道德教育传递的通常是经过过滤、筛选的纯而又纯的做人道理、基本原则和完美的道德典范，呈现给学生的只是美好、善良、非真实的一面。然而客观现实并非学校德育教育所描述的那么美好、单纯，它是一个充满是非、真假、美丑、善恶、冲突的世界。其结果是学校德育工作不但与现实生活脱节、学生实际脱节，沦为不切实际的空谈，而且会导致一些学生以纯理想的态度去对待现实。而脱离现实的道德理想主义只会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当这种落差超出其心理承受能力的时候，变异就会产生。“除开该被时代所否定、扬弃的腐朽道德，凡属对现时代具有进步意义的道德，都同时具有超前性和现实性两个方面的属性。德育教育的适度超前无疑对社会进步具有“导向”上的功能，但脱离现实的道德理想主义只会带来消极效果，造成“超时代的悲剧”。
其次，把握道德教育的基础，研究学生、理解学生。行为是人和环境的函数，行为随人和环境这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人对同一环境可能产生不同的行为。道德根本上是社会的，但道德也与个人的反省和选择有关。由是观之，道德教育必须研究学生、理解学生。研究、理解学生要求不是简单地对之进行道德说教，而应从青少年的道德实际出发，尤其是从他们的道德心理实际出发，忠实地描绘他们的道德现实，解剖、分析其道德现状，探究青少年道德教育的规律。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过程是一个知、情、意、行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只有那种符合学生的需要，能激发、引起他们的关注，并产生情感的道德教育才会是有效的，否则道德教育的内容就不能被学生同化，成为他们自身的一部分，就永远是一种外在物，对其将来的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国目前正处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初期，结合我国的国情和信用体系发育的现状，选择什么样的信用体系模式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公共征信系统与民营征信系统：两种不同的征信模式
（一）美国社会信用体系是以民营征信服务为特征的市场化模式
考察中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以市场化运作方式为主体的具有鲜明特点的征信国家。其具体表现是，不仅具备了较为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和政府监管体系，而且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伴随，形成了独立、客观、公正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方式建立，并依据市场化原则运作的征信服务主体。美国的征信服务机构，都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营征信机构（或称为私人信用调查机构），这些机构具有如下明显特征：
1.在机构组成方面：美国的信用调查机构主要由私人和法人投资组成。美国没有公共信用调查机构，其信用调查报告几乎全部由民营调查机构提供。从征信机构的结构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存在着数千家信用调查公司，在此之后，由于竞争的加剧，特别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使得美国的征信行业进入了一个明显的市场整合期，通过兼并和合并，征信机构数量大幅度减少。据美国消费者信用协会（CDIA）提供的资料，消费者信用调查机构由原来的2000余家减少到目前的400家左右，由此带来了征信市场集中程度的显著提高。目前美国的消费者信用报告主要由前述的三大征信机构提供，其余的小型征信公司只在某类业务或在一个较小的区域范围内提供服务。在企业征信服务方面，邓白氏公司则几乎占据了美国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
2．在信息来源方面：民营征信机构的信息来源广泛。在美国，消费者信用调查机构的信用信息除了来自银行和相关的金融机构外，还来自信贷协会和其它各类协会、财务公司或租赁公司、信用卡发行公司和商业零售机构等。其方式是由征信公司与上述机构自愿签订协议，由后者按协议约定向征信机构定期提供信用信息。企业征信公司搜集的数据来源与消费者征信有所不同，主要是美国各公司定期提供的公司内部信用信息和一些政府公共信息，而不是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的信息。多数银行不向信用调查机构报告它们的企业信贷数据（主要是出于竞争和保护商业秘密的目的）。
3．在信用信息内容方面：民营征信机构的信息较为全面。不仅征集消费者的负面信用信息，而且征集正面信息。特别是在对纳税人的基本信息数据、税收状况信息、企业地址、所有者名称、业务范围和损益表以及破产记录、犯罪记录、被追帐记录等方面，民营征信机构的数据更多、更全面。
4．在服务范围方面：美国消费者信用数据的获取和使用要受国家“公平信用报告法”及其它相关法律的约束，只有在法律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才能使用相关的消费者信用信息。征信机构必须对信用信息的使用和查询情况予以记录和保存，以备监管部门检查。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消费者信用信息的获取与其是否曾向征信机构提供数据信息则没有对等关系，换言之，并不是只有提供数据者才能获取数据信息，非数据提供者也可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获取相关信息。这表明，美国民营信用调查机构是面向全社会提供信用信息服务。服务的对象主要包括：私人银行、私人信用机构、其它企业、个人、税收征管机构、法律实施机构和其它联邦机构，以及本地政府机构等，这些机构都是征信报告的需求方。但需要强调的是，美国的信用中介服务完全是依市场化原则运作，即信用调查机构提供的信用报告是商品，因此有价值和价格，按照商品交易的原则出售给需求者（除特殊规定的条件下可免费提供），这是美国民营征信行业得以不断发展的制度基矗
在美国，从事消费者征信的机构，均提供消费者的历史信用数据，美国相关法律规定，一般的消费者信用数据可保留7年，破产信息可保留10年。而企业征信机构，一般提供12个月内的企业信用数据信息。
5．在业务范围方面：美国的民营信用调查机构在从事消费者征信和企业征信业务上有明确的界限，大型信用调查机构的业务更是有比较明确的界定。比如邓白氏公司主要为社会提供企业信用报告和评分（特别是中小企业），而很少涉足消费者信用调查业务；穆迪（Moody''''''''s）、标准－普尔(Standard&Poor''''''''s)和菲奇（Fitch）等公司专门从事证券信用评级业务，重点为防范资本市场的风险服务；三大消费者信用局则主要对消费者个人的信用信息进行收集、加工、评分并销售信用报告。虽然在个人信用局的业务中，也会涉及到企业信用信息
（如Experian和Transunion公司都提供一部分企业信用报告），但是规模很小，不是其核心业务。这种业务上明确的社会化分工，使不同的征信机构重点围绕着各自的核心业务不断创新、研究、设计，并不断推出新的信用报告产品，满足社会的需求。
（二）公共信用调查系统的特点与模式特征
在与世界银行专家的座谈中我们了解到，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建有公共信用调查机构（也称公共信用信息登记系统）。在世行专家调查的56个国家中，有30个国家设有这类机构。公共信用调查机构起源于欧洲，德国于1934年成立了欧洲第一个公共信用调查机构，法国的同类机构产生于1946年。1992年10月，欧共体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将公共信用信息登记系统定义为：“为向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监管部门提供关于公司、个人乃至整个金融系统的负债情况而设计的一套信息系统”。通过参考世行对欧洲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共信用调查机构的调查报告，公共信用信息调查机构具有如下特点：
1.机构的组成和主要职能：公共信用信息调查机构主要由各国的中央银行或银行监管机构开设，并由央行负责运行管理。建立公共信用调查系统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服务，为央行提供发放信贷的信息，包括金融机构对个人借款人发放的贷款、贷款评级和贷款附属担保品的价值信息等，而不是为社会提供个人或企业的信用报告。这就决定了该机构不可能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公共信用信息成为银行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机构为本国的金融监管部门提供最新的借贷大户和银行风险的基本情况，为强化监管和风险分析提供最基础的数据，有助于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风险进行比较全面而准确的评估。
2.信息数据的获得：与民营征信机构不同，公共信用调查系统通过法律或决议的形式强制性要求所监管的包括银行、财务公司、保险公司等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必须参加公共信用登记系统。按法规的严格规定，这些金融机构必须定期将所拥有的信用信息数据报告给公共信用登记系统，而不是像民营征信公司那样，根据与金融机构间的合同约定提供数据信息。这种强制性的征信方式，使公共登记系统几乎能够覆盖一国的全部金融机构，但是它们并不收集所有的贷款资料，而只是在一个规定的起点上收集信息数据。许多国家规定了金融机构向公共调查机构提供信用数据中的最低贷款数额（各国规定不尽相同），低于这个数额则不需提供，这就排除了相当一部分信用信息数据。而民营征信机构的特点则是可以提供每单笔贷款的详细资料。
3.信息数据的范围：公共信用登记系统的信用数据既包括企业贷款信息，也包括消费者借贷信息，与美国民营征信机构中二者在业务上有明显边界的特点大不相同。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包括正面信息，也包括负面信息。与民营的征信机构相比，公共信用机构的信用信息来源相对较窄，例如，它不包括来自法院、公共租赁公司及资产登记系统和税务机关等其它非金融机构的信息，也很少搜集贸易（商业零售机构）信贷的信息，只有不到1/3的公共调查机构掌握信用卡债务的信息。对企业地址、所有者名称、业务范围和损益表以及破产记录、犯罪记录、被追帐记录等信息基本不收集。许多国家公共信用调查机构只当前的信用数据信息，而不提供借款人借贷信息的历史记录。
4．信用数据的使用：许多国家对公共信用登记系统的数据使用有较严格的限制。根据相关法规规定，其数据的提供和使用实行对等原则，即只有为该机构提供信用信息数据的机构才能获取数据信息，而且这种信息是经过汇总后的，而不是具体的单笔信贷详细资料。这是因为，公共信用登记系统主要是为监管服务，只有出于提供贷款审查目的才以汇总的方式向数据提供机构提供其他机构的信息。因此，实际上公共信用登记机构的信用数据只是向金融机构提供，而不向社会其他需求方提供，即该机构主要不是提供社会化的信用信息服务。这种对等的原则也决定了这种数据使用不是商业化的，即这类信用报告不是商品，因此，即使有收费也很少。
概括起来，公共信用登记系统模式与民营信用调查机构的模式有着较大的区别。公共信用登记系统是由金融监管机构设立，更多地体现了监管者的意志和需要；民营征信机构是由私人和法人组成，采取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公共信用登记系统主要是为金融监管部门的信用监管服务，而不考虑社会的商业化信用信息需求；民营征信机构是为社会更广泛的信用需求服务，服务范围更宽、更广、更全面。公共信用登记系统的数据强制性地来自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民营征信机构的数据的来源更全面，除银行数据之外，还包括来自商业、贸易等方面的信用信息。公共信用登记系统的数据使用更多地是金融机构内部为防范风险的信息互通，而民营征信机构的信用报告则是商品，强调为需求者提供商业化、个性化服务。
二、两种不同征信模式产生的基础与条件
是什么原因决定了不同国家对不同征信模式的选择？这是我们关注的问题。通过对美国的考察和对世行的访问，我们感到如下一些因素在征信模式的选择中不同程度地起着作用。
（一）经济发展和信用规模的扩大是民间征信业产生发展的客观基础
民营征信业的起源来自于经济发展中信用信息共享方面的需求。我们从美国CDIA了解到，最早的消费者信用信息共享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是从伦敦的裁缝行业开始的，由行业内相互之间对消费者守信情况的互通，发展为在固定时间内进行信用信息交流，防止消费者违约和不守信用的现象增加。随着发展，出现了第三方专门收集消费者信用状况并加工生产成信用报告出售给需求者的民营征信机构。在美国，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了对信用信息的大量需求。在这一时期，南北战争结束，美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银行信用和民间信用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社会的信用需求和消费者借贷活动的增加促进了金融信贷和其它信用方式的发展，进而产生了金融机构、商业机构对消费者和企业信用调查、资信评级的市场
需求，民营信用机构和征信业务便应运而生。在一战、30年代经济危机和二战期间，美国民间征信业曾受到很大影响，制约了其发展进程。二战后，随着美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和信用规模的不断扩大，征信和信用评级等行业快速发展起来。到60年代，美国全国已有2200多个民营消费者信用调查机构，主要业务是收集、整理、加工、储存、评估和销售消费者信用报告。
美国的消费者征信机构首先是从地方发展起来的，在较长时间内，征信业务的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由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交通条件使人们的流动性受到限制，以及对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规制，消费者更倾向于在本地金融机构或商业机构获得信用贷款，使得信用信息的供求双方一般都局限于一个地方或城市，因此，地方征信机构的信息更集中和实用。这就导致了地方消费者征信机构数量的增加。从征信手段看，在相当的时期内，美国民营征信机构是靠手工调查来收集、加工信用信息和生产信用报告。
20世纪60年代后，有三大因素促进了美国民营征信业的发展：一是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和市场需求的增加，拉动经济增长，这就促进了信贷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导致了信贷机构对信用报告需求量的大幅增加。二是电子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导致自动化操作手段代替了手工信息收集手段，加上信息技术产生的规模效应大幅度降低了征信行业的生产成本，使其效率和准确性大大提高，并为信用产品提供了新的传送渠道；三是美国于1971年颁布的《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使征信行业在法律的严格规范下步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在有效解决信用信息收集与保护消费者权益和隐私的关系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大大促进了征信行业的规范化发展。与此同时，自50年代开始的高速公路建设，促进了美国城乡居民汽车消费的超常增长，使人们的经济活动半径迅速扩大，客观上要求信用规模和信用活动范围随之扩大。特别是70年代后信用卡等公司的迅速崛起，为征信市场提供了大量的社会需求，促进了征信行业谋求业务量的扩大和跨区域的拓展。这些原因综合作用导致了美国80年代后征信行业跨区域兼并和重组的趋势日益明显，其结果是征信机构数量的减少和市场集中程度的提高，进而促进了征信机构核心业务的发展和数据处理的集中化趋势，使信用信息更全面更准确。
庞大的消费信贷规模是美国征信行业发展的客观基矗截止到1998年，消费者所有的抵押贷款总额达到4.1万亿美元（包括第一和第二抵押权以及房屋产权贷款），另外，非抵押消费贷款（信用卡、汽车贷款及其它个人分期付款）的总额也达到1.33万亿美元。同时，美国征信行业的发展，还得益于战后美国政府的公共政策长期致力于鼓励金融机构和其他商业机构向城乡居民提供贷款和其他方式的信用支持与服务。这种政策的直接结果是美国利用信贷消费的人口比例大幅度增加。1956年有大约55％的家庭申请了某种形式的消费信贷，到1998年，消费信贷已为74％的家庭所利用。这种消费信用的快速发展在提高国民的投资能力和改善其生活品质的同时，也更快地促进了美国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迅速增加着市场需求，进而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在此期间，征信服务对于消费信贷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信用报告大大地降低了提供信用的时间和成本，降低了信用提供者的风险，使更多的家庭和个人获得了贷款。
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随着技术进步、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和信用活动的增加，产生了对信用信息服务的社会需求，私人征信机构先于美国而产生，并在经济活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英国等工业化较早的国家，私人征信业发育更早。实际上，美国最初的民营征信活动经验更多地是借鉴于英国等国家的征信业务实践。在20世纪，英国等国家的私人征信活动发展也很快，并且通过兼并和重组形成了一些大型跨国征信公司，如Experian就是一家总部设在伦敦的大型民营消费者征信公司，其业务已发展至世界许多国家，在美国也成为三大消费者征信公司之一。这表明，无论是在美国或是在欧洲，经济发展和信用规模的扩大是民间征信业产生发展的客观基矗
另一些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建立了公共信用调查机构，而民营征信业相对不是很活跃。但这并不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慢和信用规模小，而更多的是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和征信理念的差异。
（二）法律制度与征信理念的差异影响了不同征信发展模式的选择
曾有人提出，促使一些国家成立并利用公共信用调查机构的原因，是由于该国民营征信机构缺乏所致。但实际上许多国家（如巴西、智利、阿根廷和欧洲部分国家）是在已经建有民营征信机构的前提下成立了公共信用调查机构。根据世界银行对不同国家的调查结果，选择不同的征信行业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法律制度和征信理念。根据一些信用专家的观点，在法律制度上，实行以拿破仑法典为基础的国家更倾向于选择公共信用调查模式（如法国、意大利等）。因为在这种法律制度下，对债权人的权利保护相对少一些，相应地限制了民营征信机构的发展，而建立公共调查机构的可能性更大，其目的是补偿或部分补偿政府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不力，从而防止信用活动中的风险。
选择建立公共信用调查机构，还基于对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的认识和征信的理念。从历史上看，影响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民营征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借款人隐私保护的认识。这些国家实行的是高水平隐私保护制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相关法律文件中规定，必须经过借款人的明确认可，方可征集和使用借款人的信用信息。这一原则还被写入了于1998年10月生效的欧洲议会95/46号文件中。文件规定：“在个人数据处理和保证个人信息自由流动方面必须保护个人利益。”这一文件也被称为“数据保护指南”，这一文件的生效使欧洲一些国家的相关立法变得更为严格。例如法国的法律规定，不仅每次征集信用信息时必须征得借款人的书面同意，而且每次信用报告时必须再次得到本人书面认可。在这种状况下，民营
征信机构很难有发展空间。二是这些国家明确禁止征信活动中披露借款人的白色（正面）信息，认为这属于个人隐私，而只允许征集和披露黑色（负面）信息。这种基于对消费者隐私保护的理念和极严格的信息保护制度，制约了民营征信行业的发展，使其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运作，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公共信用调查系统的建立。因为公共征信机构的信用信息基本上不向社会公开，不存在披露隐私的问题。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以民营征信服务为主体的市场化模式的国家，在征信理念上不同于欧洲国家。例如，一方面，美国除特殊的情况外，一般不需要经过消费者本人的认可，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可收集、加工、存储消费者信用信息，并销售相关报告；另一方面，在消费者信用报告中，不仅包括负面信息，也包括正面信息。根据美国的征信理念，正是正面信息被采集和使用，才保证了信用信息的全面性和完整性，才能创新出更多的信息产品和增值服务为社会所用。这种征信理念所带来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制度设计，大大促进了美国民营征信行业的迅速发展，并扩大了社会信用规模，改善了居民的生活品质，拉动了市场需求，带动了经济增长。
(三)强化金融监管是建立公共征信系统的决定性原因
强化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和确保金融运行的稳定性是一些国家建立公共信用调查系统的决定性原因。例如在法国，是将公共信用调查机构数据库与其它资料（如资产负债表和司法事件等）结合并利用它来评定公司信用级别，这些评定是货币政策的关键参数；通过对公共调查机构的数据分析，还可以减少银行在评定信贷风险时的失误，使银行减少损失；意大利等国家的一些集团银行还利用公共征信机构来定期评估自己的综合债务状况。
从世行的调查看，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建立公共信用调查系统。因为，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相关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对信用市场的规范还没有全面步入法制化的轨道；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薄弱，存在着系统风险和隐患，如果对金融机构贷款状况监控不力，遇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酿成金融危机。如拉美一些国家的这一动机就十分明显。1994年墨西哥的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银行系统的多项贷款成为呆坏帐，不良债务大量增加。印度近年来也在筹备由中央银行牵头建立公共信用调查机构，强化金融系统的监管，防范或减少金融危机的发生。
（四）金融机构的竞争程度影响着征信模式的选择
从对美国的考察来看，选择民营或公共征信模式，还取决于一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竞争程度。美国的民营征信业的发展和市场化信息共享模式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源于20世纪初对银行分支机构设立的传统规制限制了银行在不同州之间的竞争程度，也限制了对不同地方贷款人信用信息的全面了解。这种强化地方化的银行竞争格局，促使各银行之间产生了强烈的互通并共享借款人信用信息的要求，客观上促进了民营征信服务业的发展。而欧洲等国的银行在全国范围内的竞争相对自由，反而使银行间互通信息的愿望并不强烈。特别是一些大的银行机构，并不愿意将自己较多的客户信用信息资源提供给民营征信机构，从而让其它金融机构共享。这些原因也抑制了民营征信业的发展。
三、公共征信机构与民营征信机构不是简单取代，而是相互补充
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北欧的部分国家只有民营征信机构，基本上没有设立公共信用调查机构。而法国等国家则只有公共信用调查机构而没有民营征信机构。然而，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更多的国家则既有民营征信机构，也建有公共征信机构，二者在各自的范围内发挥着作用。二者不是相互取代，而是互相补充（见下表）。
欧洲部分国家民营及公共征信机构表
注：①起始年为第一家机构成立的时间；②信用共享类型指90年代的资料；③B指违约、拖欠等信息；W指债务风险等其它。
可见，在这些国家，民营征信机构和公共征信机构并存，都在发挥作用，只是作用的目的、程度和服务范围不同。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从目前看不存在一类机构完全取代另一类机构的问题。当然，不可否认，在一些公共信用调查机构作用较大的国家，民营征信业发展的似乎并不活跃。这一方面与这些国家对信用信息公开化的控制程度直接相关，同时，也与社会需求的分流有关。因为，金融机构是信用报告的主要需求者之一，而建立公共征信系统的国家，金融机构对信用信息的部分需求则可通过公共征信机构得到满足。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征信行业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其一是公共征信机构和民营征信机构都有所增加。例如，拉美地区的几乎所有大国都于90年代先后建立了公共征信机构；亚洲、东欧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也已经或正准备建立公共征信机构。如中国、捷克、克罗地亚、印度、新加坡、沙特和南非、坦桑尼亚等国。与此同时，民营的征信机构也在发展。拉美国家从80年代末以来民营征信机构数量明显增加；欧洲的德国、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在90年代增加了一些新的民营征信公司；东欧的7家民营征信机构都是在1992年以后开设的。在中国，90年代后陆续成立了一些民营征信和资信评级公司，开展了面向社会的，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的企业征信、评级业务。其二是民营征信行业的市场细分化趋势更加明显。例如，邓白氏集团公司具有160余年的历史，在90年代是其规模最大的时期。当时穆迪公司、丹尼雷公司（黄页广告公司）和尼尔森调查公司等都归属于邓白氏公司。1997年，顺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和业务细分化的趋势，穆迪公司分离出去，主攻世界资信评级市场；邓白氏公司则专注于企业信用调查业务，迅速地扩大了市场占有规模。其三是机构的跨国兼并与收购以及合作与联合进一步改变着国际征信行业的格局。一些大型跨国征信公司通过购并活动不断发展壮大，开拓新的市常例如，TransUnion（全联公司）的国际战略是在拉美国家发展业务和开辟南非市常邓白氏公司进军中国等亚洲征信领域；一些跨国征信或资信评级公司通过合资合作方式进入新兴市常如穆迪公司通过与中国大
公资信评级公司、惠誉公司通过与中国
诚信证券评估公司的合资合作进入了中国资信评级和资产管理咨询市常TransUnion也在谋求与中国内地和香港等地征信公司在信用评分等方面的技术合作。征信业务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四、对我国的启示
启示一：加快征信行业的发展有利于我国信用交易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美国征信业发展的历程表明，经济发展和信用规模的扩大是征信业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征信服务业的发展又能进一步带动社会信贷规模的扩大和内需的增加，进而拉动经济增长。2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长时期的快速增长，经济总量扩大，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增强。我国已于90年代末期进入了“买方市潮。目前，扩大内需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需要不断扩大市场的信用交易规模和增加信用消费数量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与此不相适应的是我国征信行业的发展水平很低，虽然有一批民营征信机构，但由于多种原因，机构规模小，业务范围窄，不能适应信用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由于信用信息不对称，对企业和消费者的信用状况无法有效把握，为防止贷款风险，银行等金融机构设置了较高的信贷门槛，企业信贷担保机构也不敢贸然担保，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信用规模的扩大。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已处于明显的升级阶段，对价值较高的住房、汽车、通讯设备和教育、休闲旅游等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因此，我国已具备了大模式发展信用消费的客观条件，这就要求信用中介服务行业有较快发展，为社会提供全面、真实、准确的消费者和企业的信用报告，增强信用市场的信息对称程度。
启示二：民营征信机构应成为我国征信行业的主要经营主体，市场化运作应是我国征信模式的基本选择
考察美国信用体系给我们的启示是：以民营征信机构为主体，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应是我国发展征信行业的基本模式选择。因为，第一，我国已有了民营征信机构发展的基矗到目前为止，我国民营的企业资信调查公司已有40多家，以新华信、华夏和上海中商征信等公司为代表。各征信公司按照商业化原则在市场上展开竞争，向社会提供客观、独立的信用报告。即使是一些原行政机构下属的征信机构，在业务运作上也基本采取了市场化的方式。可以说，我国企业征信行业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已经基本形成。第二，随着经济发展和信用规模的扩大，以及对征信服务作用认识的深化，社会上对企业和消费者信用报告的需求量会不断增加。不仅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商业贸易机构、各种信用卡发放机构也将成为信用报告的主要需求者。因此，应大力发展民营征信机构，因为它们的信用信息来源更广泛，其宗旨是面向全社会提供信用信息咨询服务。第三，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和市场竞争的压力，会促使民营征信机构不断开发创新信用产品，并为社会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和多样化的增值服务。第四，选择民营征信为主的市场化模式更有利于调动社会上的一切积极因素（包括资金和人才等）投入到信用服务行业的建设中，而不必政府大量投资。第五，民营征信机构不依附于任何政府机关和部门，有利于这一行业更具独立性和公正性。因此，有关的法律框架和管理制度，应当尽可能为民营征信机构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启示三：建立公共信贷登记系统很有必要，但其目的应当是为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服务，而不是向社会提供商业化的信用信息服务
以民营征信机构为主和选择市场化的征信模式并不排斥在我国建立公共信贷登记机构。而且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建立旨在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公共信贷登记系统非常必要。因为，一方面，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金融体系不健全，存在着系统风险和隐患。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另一方面，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薄弱，监管部门对各金融机构的信贷状况掌握的不甚全面，因而无法对金融运行和相关的金融政策作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而公共信贷登记系统的主要作用和目的，就是为监管部门提供准确及时的信贷数据，为完善金融监管，防范信贷风险服务。同时，起到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互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信息的分割和不对称。再一方面，我国已经于1999年建立了中央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有了一定的组织基矗4年来先后实现了城市和省域区内的联网登记、查询，并正在进行全国联网的准备工作。到2002年6月末，已录入了420多万个借款人的基本信息、信贷及相关信息。金融机构查询用户已达6万多个，日查询累计270万次。据统计，仅从2000～2001年10月，金融机构已利用这一系统防范信贷风险5000多笔，否定潜在风险贷款300多亿元。当然，目前这一系统建设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数据质量不高，运行效率较低、业务服务范围较窄，以及数据库设计不完善等，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与完善。
但是，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建立公共信贷登记机构的目的，是为政府的金融监管服务，而不是向社会提供商业化的信用信息服务。当前，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思路，即认为可以考虑将我国现有的公共信贷登记系统加以改造，增加信用服务产品、扩大信用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变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征信机构。我们认为，这种方式既不符合征信行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对我国征信业的发展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一方面，公共信贷登记系统可以运用央行的行政权力强制性要求金融机构为其提供信息，而其它民营征信机构不可能具备这种条件，因而势必造成严重的不公平竞争，不仅不利于新的民营征信企业的进入，对现有的民营征信机构的发展也会产生强大的挤压作用；另一方面，从信息内容、服务对象等方面看，公共信贷登记系统又不大可能全面覆盖我国的征信服务市场，不大可能满足社会各方面对信用信息的需求。因此，我们建议民营机构和公共信贷登记系统还是各自发挥作用，完善自身的应有功能。
启示四：我国的征信业务宜先从地方和行业做起
从美国的经验看，征信业（特别是消费者信用调查业务
)首先是从地方上发展起来的。当然，发展到现在已经突破了地域限制，行业集中程度不断提高。由我国经济和信用交易发展的阶段所决定，我国征信业还处在发展初期，不能与美国现阶段的征信业相比，而与美国征信业发展初期更为相似。因为，从我国具体国情看，我国的居民流动性虽然有所增强，但大部分人的信贷活动仍大体集中于一个地方或城市。且由于我国的银行业务体制，在信贷规模、贷款范围上也有较强的地域性特点。另外，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信用消费的发展水平不平衡，信用消费还主要是集中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和城市，因此，在消费者信用调查方面，更宜先从一个地方或城市做起，然后通过逐步联网的方式共享信用信息。目前，上海已经开通了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主要征集的是上海居民的信用信息。还有一些城市也在筹备之中。这种做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重复建设，而是适应了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当然，在各地征信系统建设中，统一设计代码，统一征信格式标准是十分必要的，这也将为今后的联网和信息互通创造条件。
所谓歧视,就是不以能力、贡献、合作等为依据,而以诸如身份、性别、种族或社会经济资源拥有状况为依据,对社会成员进行“有所区别的对待”,以实现“不合理”的目的,其结果是对某些社会群体、某些社会成员形成一种剥夺,造成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社会歧视是社会上的某一群体或社会上人们所共有的针对某一弱势群体的不公平、否定性和排斥性的社会行为或制度安排。
农民工没有城市居民的合法身份，在城市中社会地位低下，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没有固定住所，缺少在工业化城市里生存和发展的知识和技能，只能从事城市里地简单体力劳动或者从事非法状态地工作。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在未能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之前只能以都市“边缘人”方式存在。目前，农民工社会歧视现状调查存在如下几个方面：
1、农民工的生存现状调查。在调查中发现，违反劳动法规，侵犯职工权益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些企事业单位在用工的时候不缴各类保险基金，也不给农民工节假日。劳动条件及工作环境差，安全生产缺乏防范措施，劳保福利待遇差，生老病死保障少等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我国大量农民工的涌入给城市道路交通、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冲击。
2、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调查。各类社会保险缺位，劳动法和合同法不健全。面对农民工对工伤、医疗保障的迫切需求，政府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这几年，全国各地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也在进行积极探索。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中城市都先后制定了农民工参保办法，各地做法各有特色，最大问题是效果难如人意。农民工社会保障推进艰难，除了企业主逃避责任之外，关键原因是法律不健全。
3、农民工的子女教育调查。农民工子女既不同于农村的伙伴，又不同于城市的孩子。经济收入的悬殊、文化背景的差异，都具体体现在每一个孩子身上。尽管受到城市的接纳和关注，尽管能坐在教室里，但农民工子女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他们能否身心健康地成长，这个问题还没有被足够重视。
二、农民工的社会歧视原因
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之前,一般都怀着对城市的向往之情,他们羡慕城市的繁华与热闹,羡慕城里人的生活。他们来到城市的目的就是赚钱,并幻想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幸福生活。但是,当他们来到了城市之后,才发现原来一切都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面对着城市,使他们有一种巨大的心理反差,特别是城里人抱着一种对他们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歧视,让他们在城市中缺乏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对城市产生疏离感,使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而成为徘徊于城市边缘的独特的群体。在这样社会环境下，农民工滋生了求富、自卑、求安全、逆反等社会心理，往往会做出被城里人看不起的事情。
农民工的社会歧视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1、身份歧视原因。在中国,“农民”一词既是指职业,又指身份,其实更侧重于身份。从身份上说,农民即使进了城,只要没有城市户口,就还是农民工,还是“二等公民”,就不能与城市居民同等享受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机会或者优惠和帮助。从职业上说,农民就意味着从事田间劳作,这一般都为城市居民所瞧不起。
2、社会保障制度的歧视原因。在我国,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涵盖的范围主要还是城市居民,而农民却被排斥于外。使生活于城市边缘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到一系列的市民有的权益。如最低生活保障线、医疗事故保险等,使其有病不敢看,生活没有安全感。
3、就业政策歧视原因。就业制度的歧视包括农民工在求职、就业、管理等方面遇到的不平等待遇。如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总量控制,职业、工种限制,先城后乡控制,强制性收取管理费、用工调节费等。有些就业市场也主要以城市户口和高等教育学历为前提,使农民工被排除在外。更有甚者,某些城市的政府人为设置了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制度障碍,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本地下岗职工的就业压力和政府财政收入。
4、文化歧视原因。城市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城市也是文化交流最集中、频繁的地方,而大部分的农村文化相对比较落后。农民工生活介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在他们身上,城市文明与农村文相互碰撞的最为激烈。但是,城里人却瞧不起农民工身上的“泥土气息”,不肯接受这种“外来文化”,把他们所从事的一些活动视为“低级趣味的”。农民工在家乡所承袭的文化传统、价值观风俗习惯被视为愚昧、无知。
5、人格歧视原因。城市里的居民有着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并长期以来形成“一等公民”身份优势、意识,自视高于农村外来人员,也没把农民工放在眼里。甚至嫌他们“肮脏”“低下”。这种人格歧视造成了市民与农民工的不平等地位及隔阂。
三、解决农民工社会歧视问题的对策
1、政府加大监管力度，制定行之有效的对农民工倾斜政策，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政府具体措施有：①尽快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②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支付长效机制。③时机成熟时，尽快取消中国户籍制度。④安置农民工子女读书等问题。⑤尽量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
2、被歧视者的自立自强是解决社会歧视问题的根本之策在现实社会中，农民工往往具有自身的弱点，要想改变被歧视的命运,就必须得从自身做起，改正弱点。一方面要客观承认自己某些方面的缺陷,并努力改善自己消极的形象,以打破社会对其形成的刻板影响。另一方面,要认识到社会歧视的最终解决靠的是反歧视群体特别是被歧视群体自身力量的壮大,“谈判”能力的增强。通过不断的斗争才能获取自己的平等权利。近几年，通过各种渠道，农民工讨薪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3、有效的宣传、劝说，从而消除社会歧视宣传、劝说是社会心理学态度改变的一个主要策略。社会歧视本质上说是一种根据片面、甚至错误的信息而形成的认知偏差。而通过宣传、劝说这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可使偏见持有者增加对偏见对象的认识,有助于打破刻板印象和克服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片面性,以修正原有的态度。
总之，我国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就必须要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一个重点就是社会歧视问题。我们要解决农民工的社会歧视问题，给农民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也为我国创造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摘要：农民工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农民工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重点。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民工现状调查，分析农民工受歧视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对策。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歧视；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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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家亮.论社会歧视的社会心理根源及其消除方式.思想战线，2005（5）．
（2）单向传播媒介。在以往政府发展过程中，传播的主要途径是报纸、电视以及广播，并且在政府公共关系中，这些传播媒介发挥重要作用，在传播信息、宣传方式方面，单向传播为政府公共关系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伴随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虽然传播媒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报纸仍旧占据重要位置。但是，在政府公共关系建立过程中，通过报纸进行宣传，也存在很多缺陷。例如，报纸实效周期较短，在编辑报纸过程中，会带有编辑的主观色彩，无法确保报纸的客观性等等。
（3）双向传播媒介。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到来，为政府公共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相比于单向传播媒介，社会化媒体具有很多优势。例如，政府与人民群众的交流机会逐渐增多，以及政府信息透明度提高。微博时代的快速发展，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提供了便捷，使人们能够及时关注政府微博动态。
（4）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立，是确保政府公共关系的关键，并且在建立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明确政府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因此，在政府公共关系开展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政府服务理念的重要性，服务理念能够为公共关系的开展指明方向。社会化媒体的实现，沟通是其主要媒介，相比于传统媒体，社会化媒体能够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职能。
二、社会化媒体时代政府公共关系优化策略
（1）转变观念。首先，在政府公共关系建立过程中，政府主体应转变以往观念，树立政府的服务理念，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变化发展的需要。并且在公共关系活动过程中，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到政府管理过程中，与人民群众经常进行交流与沟通。其次，充分利用社会化媒体的优势，在政府公共关系建立过程中，为使其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要求公共关系主体应充分利用社会化媒体，依据活动对象的具体特点，选择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媒介，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到来，虽然能够让公共关系的传播获得良好效果，但是，在实际开展活动过程中，政府主体应注意表达方式，以增加亲和力。
（2）不断引进新技术。首先，政府主体应不断学习，能够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一个新媒介的产生，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功能。因此，为充分发挥社会化媒体的功能，政府主体应熟悉和了解各个媒体之间的优势和劣势。调查显示，我国大部分政府官员，大多存在网络恐惧心理，担心自己发表的言语，在网络运行过程中，会被恶意传播，影响到自己的职业地位。因此，为适应时展的需要，政府官员应深入细致地分析社会化媒体的利弊，不断扩展沟通渠道，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积极主动地学习新兴传媒技术。其次，转变以往行政观念。社会化媒体的实现为政府公共关系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政府官员应认识到在线服务的重要性。例如，奥巴马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社会化媒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奥巴马进入总统最后竞选环节时，相关微博数据显示，他的粉丝已经超过了310多万，这为奥巴马的成功当选奠定了良好基础。
（3）建立良好的网络环境。首先，政府主体应保持与人民群众交流的畅通性，确保政府公共关系的顺利开展，从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经常进行沟通，政府主体能够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依据人民群众存在的实际问题，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解决对策。其次，社会化媒体的实现，政府能掌握社会舆论的主动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政府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能够掌握社会舆论的主动权。政府在应对社会舆论过程中，应积极主动参与到社会化媒体议程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利于公共关系的社会舆论，政府应随时与人民群众交流，引导社会舆论朝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以建立良好的网络氛围。最后，利用社会化媒体，建立健康的网络文化。伴随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环境是人们生活中的虚拟空间，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有利于社会朝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多种因素限制，社会化媒体存在的缺陷，会为网络环境带来消极的影响，通过利用用户匿名性特点，在网络中，传播不健康信息。例如，凤姐事件，使人们的审美标准降低。因此，在网络环境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公共关系能够指引其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建立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