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26 16:08:40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投资环境论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二）区域投资环境影响民间资本投资方向在接受投资时，受资地区会从区域实际及优势出发，通过综合评价择选利于有进一步改善和优化区域投资环境的投资项目，做到既要符合区域产业政策，又要有助于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项目，而对那些不利于地区发展或会危害到区域生态环境的可以采取一定的限制性政策予以约束。因此，我们认为区域投资欢迎对民间资本的投向产生一定的影响，体现在虽然投资企业对自身投资行为及投资领域的决定具有充分的决策权，但是当投资企业进行实际的投资时，往往会受区域经济政策的影响，接受来自宏观角度的指导。对投资企业而言，从微观角度其拥有生产决策和营销行为的自，但是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者投资数量的多少又受到了被投资区域市场规模及消费水平的影响。市场机制下，要求投资者结合区域实际调整投资水平，而受资区域的人员流动状况及劳动力素质也对区域投资的效果产生极大影响。另一方面，不公平性是地区市场准入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一定程度会对区域民间资本的投资形成产生间接的影响。这种情况下，一些一般性竞争性产业，因准入门槛较低，十分容易出现行业间的国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对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来讲，在区域市场准入存在一定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间资本进入该区域市场的难度，甚者出现民间资本撤离实体经济，转而选择进行间接投资等现象。这一现象在现实市场中主要表现为民间资本转向购买股票、购买债券等，又或将大量的民间资本投入到房地产业，对民间资本及区域经济的安全产生极大的潜在威胁。
（三）区域投资环境影响民间资本投资企业机能和效益投资者始终在寻觅着最佳的投资区域，这在国内投资和国际投资中均是如此。投资者十分热衷于选择最佳投资区域。而致使投资者形成这种投资倾向的原因在于，这些优质的投资区域能够实现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少的投资成本获得做大的投资收益。对投资者而言，对良好的投资环境可谓趋之若鹜，这表明对投资者来讲好的投资环境能够在资本生存基础上实现资本的增值，且会对资本产生一定的牵引作用；反过来讲，当投资者遭遇较为恶劣的投资环境，往往尽可能的规避。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法默(R．N．Farmer)和多伦多阿尔尼亚大学里奇曼(B．M．Rugmam)两位教授主要围绕影响跨国经营的重大要素为研究要点进行系统的分析进而提出关于跨国经营企业效益是如何形成的模型，该模型假定“企业的综合效益是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和外在因素投资环境要素的函数。对企业而言，企业效益受到两方面各自的差异而产生不同，即由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和外在因素投资环境二者的共同作用”。上述模型揭示了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和外在因素投资环境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受到来自外在因素投资环境的影响。“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是企业内部资源组合、协调及其运作的方式，其广泛包括企业的组织行为以及组织的生产和经营等。其中，组织行为主要涉及企业的战略与规范、组织与控制以及领导与鼓励。而组织的生产与运营则广泛涉及企业内部的各个环节，包括资源的采购、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人力资源管理、营销、财务以及公共关系等。”（邓宏兵2000），外在因素投资环境影响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而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则是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更是决定能否获得投资效益的核心力量。特别是接受投资地区的经济、文化、市场竞争状况等均会对企业的经营机能产生重要影响：是处于劣势需要政府帮助，还是已具备较强的竞争活力；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是需要侧重注重外部社会效益，还是应重点关注降低企业的内部各环节的成本。投资环境的不同，会使得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风格各异的企业特征，且通过投资环境的这种作用会对企业投资效益的获得以及企业的决策产生影响。
二、我国区域投资环境评价体系构建与指数测算
（一）构建区域投资环境评价体系的理论分析民间资本投资是资本投资活动的一种典型形式，因此也具备一般资本投资活动的属性。在整个的民间资本投资过程中，要牵涉到人文因素、社会因素、资源因素、经济因素等多种环境因素，这些因素虽然不是民间资本投资成果生成的决定性因素，但绝对是保证民间资本投资活动得以全面实践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客观评价民间资本投资活动的前提是合理分解民间资本投资活动的环境因素。针对民间资本投资活动的自身特点，结合前人有关区域投资环境因素遴选的经验，本文将区域投资环境细分为自然资源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生态环境。如图1所示。如图1所示，我们从自然资源、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五个方面对区域投资环境进行详细地划分为自然资源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生态环境因素。1.自然资源环境因素自然资源环境是区域投资活动能够进行的基本物质保证。区域投资活动本身就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的活动，尤其在投资过程前期，基本上是高投入、零产出。因此，区域投资活动一般容易发生在自然资源密集的地区，比如富含煤矿、天然气、石油等区域。可以说，一个地区自然资源越富足，硬环境越良好，区域投资活动发生的概率就越高。2.经济环境因素经济环境因素对区域投资环境产生直接影响，是影响其能否获得良好效果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投入区域投资活动中的人才、资金、设备足够充分，经济环境足够优越，那么获得投资成果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提高。另外，一个地区良好的经济实力能够提供吸引外来投资的良好经济环境，这样有利于对资金的转换和吸收。可以说，一个地区经济实力越强，经济环境越好，用于投资活动的资金越充足、资金渠道越丰富、资金来源越充足，这个地区的区域投资环境越有利。3.社会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在整个区域投资环境中，是以导向性的作用出现的。由于区域投资是一种风险性很高的活动，区域投资主体的创新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社会环境的影响。为进一步推动区域投资环境的优化，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激励政策，涉及了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可以说，看一个地区的区域投资环境是否有利，首要考察的就应该是社会环境因素。4.文化环境因素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性普及，我国人民文化素质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因此，区域投资环境过程中也不能忽视文化因素。只有这个地区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区域投资成果的后期推广才能获得广泛认同。所以，一个地区的文化基础越好，它的区域投资环境越有利。5.生态环境因素我国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城市的生态环境主要是以人工生态环境为主，而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则不同于城市地区，主要以自然生态环境为主。随着近年来经济发生速度的加快，我国各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了不同程度来自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等诸多方面的威胁。区域投资的生态环境因素是指要协同、全面地治理城市与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环境高度融合互补，达到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是区域投资环境的重要保障。
（二）构建区域投资环境评价体系的参数设计根据前文研究，本文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方面对区域投资环境进行了详细划分。为提升运用于后续分析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我们借鉴陆迁和杨天荣（2010）、白永秀等（2013）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将这些因素细化为23个二级参数，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三）我国区域投资环境评价指数测算结果分析根据西部地区民间资本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我们遴选了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全国投资环境的相关数据。各项统计数据从2007年到2012年，采用统一的年度时间维度，将各指标数据标准化，利用熵权模型计算二级参数的熵权，可以求出自然资源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生态因素对于总体区域投资环境的评价得分如表2所示。从表2数据显示来看，我国区域投资环境呈现以下特点：（1）2007~2012年间，我国区域投资环境指数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偶有波动。受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7~2009年我国投资环境出现短暂的恶化。由于我国政府积极采取相应的应对金融危机政策，推进经济改革的深化，2010~2012年我国投资环境出现明显改善，并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2）目前我国区域投资环境呈现阶梯状分布特征，自西向东，呈现十分明显的东强-中弱-西更弱特征。区域投资环境的这一特点与我国区域之间经济水平的阶梯状格局是相符的。（3）东、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相差悬殊。根据表2中2007~2012年区域投资环境指数评分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2~3倍。这反映出我国投资环境地区差异明显。（4）影响我国各地区投资环境指数的因素排名顺序存在差异。从全国层面来看，影响我国投资环境指数的主导因素为经济环境，其他依次为生态环境、社会环境、自然资源环境和文化环境；从分区域层面来看，影响东部地区投资环境指数的因素排名为经济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与自然资源环境；对中部地区而言，影响投资环境指数的因素排名为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而影响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指数的因素排名为经济环境、自然资源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与文化环境。
三、区域投资环境对我国民间资本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灰色关联度模型从系统论角度出发，一个完整的系统包涵多种不同类型的因素，各因素之间通过交互作用对整体系统的运行产生影响。一般而言，为确定各因素对整体系统的影响程度，我们在进行分析时，主要选用回归分析、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数理统计分析法。但陈平（2004)指出，目前广泛使用的计量经济学的回归方法缺乏可靠的理论基础，我们必须发展非稳态非参数的分析方法和复杂经济科学。基于此，本文尝试运用复杂经济科学———灰色关联分析来检验区域投资环境对我国民间资本投资的影响。
（二）灰色关联度结果分析综合考虑所用软件的运算能力和样本数据缺失等因素，本文研究认为民间资本是除政府资本、国有企业资本之外的国内非国有经济的经营资本。考虑到从规范渠道极难获取与民间资本相关的数据资料，本文采用近似法，选取2007~2012年我国全社会投资额减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投资额，再减去外商及港澳台经济投资额的方法以获得民间资本数据。本文数据均来自于CCER金融研究数据库与《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3），采用的灰色关联度模型软件是GM灰色关联度分析软件。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本文使用灰色系统理论建模系统3.0软件分析了东、中、西部以及全国投资环境指数与民间资本投资的灰色关联度结果，具体如表3。其中，第一行关联度R1表示的是灰色绝对关联相关系数；第二行，关联度R2表示的是灰色相对关联相关系数；第三行，关联度R3表示的是灰色综合关联相关系数（其中本文采用θ=0.5）。实证结果显示，区域投资环境对我国民间资本投资都有较显著的正相关性，东、中与西部地区关联度系数存在较大差异，西部地区投资环境与民间资本投资综合灰色关联度才0.503，明显低于全国综合水平。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这也表明亟需改善和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积极引导、鼓励和推进我国民间资本对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给予更多的投资，以进一步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为目的，推动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断缩小与其他地区发展差距。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研究方法的选取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1．影响农业投资环境的因素。农业投资环境的优劣体现在很多方面，有的体现在光热条件、水土水文、基础设施等方面，有的表现在投资政策、市场发育程度、居民收入等方面。本文将影响哈萨克斯坦农业投资环境的因素分为两类，投资“硬环境”和投资“软环境”。投资“硬环境”主要涉及土地资源、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投资“软环境”主要涉及政治法律环境、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由于是在一个国家宏观管理的大背景下评价不同州、市的农业投资环境，可以认为政治法律环境同质，因此“软环境”只考虑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两个要素。2．指标的选择。由于反映“硬环境“和“软环境”所涉及到的土地资源、交通运输、通讯设施、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具体指标较多，以及鉴于哈萨克斯坦地区数据获取的可得性，本文根据德尔菲法选择了13个指标来反映哈萨克斯坦14个州和2个直辖市的农业投资环境。选取的指标有农作物种植面积M1(土地资源)、货运量M2(交通运输)、百人拥有固定电话数量M3、互联网渗透率M4(通讯设施);国内生产总值M5、人均GDPM6(经济发展)、农业产值M7、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M8(农业发展水平)、高等院校数量M9、科研机构数量M10(教育科技水平)、居民月平均收入M11、居民月平均消费支出M12、每万人拥有卫生人员数量M13(居民生活水平)
(二)因子分析方法
1．因子分析的思想。因子分析的基本目的就是用少数几个因子去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即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在同一类中，每一类变量就成为一个因子，以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始资料的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法可以减少变量的数据，指标的综合性强，可以突出主要的因素，且该方法主要适用于对多个区域的比较分析。2．因子分析的具体步骤。首先，确定待分析的原始变量是否适合因子分析;其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主轴因子法、极大似然法等构造因子变量;最后利用回归法、贝叶斯法等方法计算因子得分。使用该方法得到的因子得分是有偏的，但计算结果误差较小。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的确定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哈萨克斯坦14个州和2个直辖市为样本，研究其农业投资环境。指标数据均来自2010年哈萨克斯坦地区统计年鉴和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署。由于各个指标均为定量指标，并且大部门指标均有不同的计量单位或形式，为了统一综合评价尺度，需要将各种不同计量单位和形式转化为无量纲形式。通常无量纲化的方法主要有线性归一法、指数化转换法、标准化转换法等(周丽娟、许敏，2007)。本研究拟采用线性归一法来进行无量纲化，从而实现各指标标准化。
(二)实证分析过程
1．统计量的检验。表1给出了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其中，KMO值为0．521，根据统计学家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取值小于0．6，不太适合因子分析。而Bartlett球度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拒绝KMO的假设，适合进行因子分析。2．公因子的提取。根据因子分析方法的原理，运用统计软件SPSS17．0计算出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以及各指标变量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按照特征值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提取4个公共因子，这4个因子作为公共因子已经对大多数数据给出了充分概括，损失只有8．932%(见表2)。3．因子命名。表3是由最大方差旋转得到的因子载荷矩阵。由于第一个因子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数量、互联网渗透率、每万人拥有卫生人员数量、居民月平均消费支出、百人拥有固定电话数量和国内生产总值这7个变量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社会服务设施(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因此命名为社会服务因子。第二个因子在农作物种植面积、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以及农业产值这3个变量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命名为农业发展因子。第三个因子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月平均收入这2个指标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这2个指标直接与经济发展相关，因此命名为经济发展因子。第四个因子在货运量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设计到交通运输环节，因此命名为交通运输因子(详见表4)。4．各因子得分。根据4个因子的得分系数矩阵，运用回归方法得出4个主因子的得分，并依据4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的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加权得到各州、市的总得分(见表5)。
(三)实证结果分析
1．社会服务环境分析。在社会服务因子上，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这两个直辖市得分分别为1.0455和0.4870，阿拉木图市得分最高，远远高于其他州，说明阿拉木图市和阿斯塔纳市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要远远好于其他14个州，尤其是阿拉木图市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最优;其次，科斯塔奈州、卡拉干达州、阿克莫拉州、北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斯克、东哈萨克斯坦和巴甫洛达尔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较好，社会服务环境因子得分均高于0．2，分别为0．2763、0．2675、0．2610、0．2582、0．2553、0.2489和0.2286;而曼格斯套州和阿特劳州得分较低，分别为－0.0097和－0．0316，说明这两个州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最差。2．农业发展环境分析。在农业发展因子上，北哈萨克斯坦、科斯塔奈州和阿克莫拉州的得分分别为1．0800、1．0314和1．0230，远远高于其他州和直辖市，说明这三个州的农业发展水平要远高于其他地区;其次，阿拉木图州、东哈萨克斯坦和巴甫洛达尔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农业发展因子得分分别为0.5407、0.4759和0.4135;而曼格斯套州的农业发展水平最低，农业发展因子得分位列最后，仅为0.0834。3．经济发展环境分析。在经济发展因子上，阿特劳州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优于其他州和直辖市，经济发展因子得分最高，为1．0921;其次是阿斯塔纳市和曼格斯套州，经济发展因子的得分分别为0．7113和0．6629;而南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经济发展因子得分位列最后，仅为－0．0719。4．交通运输环境分析。在交通运输因子上，卡拉干达州和东哈萨克斯坦的因子得分较高，分别为0．9871和0．7123，远高于其他州以及直辖市，说明这两个州的交通运输条件较好;其次，科斯塔奈州、阿特劳州、曼格斯套州和阿拉木图州的交通运输条件次之，其因子得分均高于0．2，分别为0.4161、0.2617、0.2563和0.2480;北哈萨克斯坦和西哈萨克斯坦的交通运输条件较差，其因子得分分别为－0.0043和－0.0062，远低于其他地区。5．投资环境的总体评价。2009年哈萨克斯坦14个州和2个直辖市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的综合得分及排名见表5，阿拉木图市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的综合得分最高，为0．593，说明阿拉木图市的农业投资环境相比其他地州最优，尽管阿拉木图市农业发展因子得分不高，但因社会服务因子以及经济发展因子等得分较高，因而使其成为哈萨克斯坦外商农业投资的最优地区;其次，科斯塔奈州、北哈萨克斯坦、阿克莫拉州和阿斯塔纳市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相对较好，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综合得分排名分别位列第2位到第5位，其中，科斯塔奈州、北哈萨克斯坦和阿克莫拉州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是哈萨克斯坦重要的农业生产区;江布尔州、南哈萨克斯坦和克孜勒奥尔达州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综合得分排名分别为最后三位，说明这三个州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较差，投资风险较大。
2基本思路及指标选择
区域房地产投资生态位测评的基本思路是：（1）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指标初选。从自然环境、宏观经济、房地产市场、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5方面选择指标，初步建立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指标体系｛Xi｝。（2）修正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指标体系。对12个城市的数据，反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及最小二乘法从投资环境优劣的排序分析中查找并剔除可能导致排序结果偏差的指标，确定合理的测评指标体系｛Xi＇｝。（3）采用OLS确定房地产投资环境指标权重。（4）建立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测评公式。根据逻辑严密且易于操作的房地产投资生态位测评公式（式1、式5），结合修正后的测评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完成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生态位的测评。
2.1指标初选
遵循多维超体积生态位理论，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影响因素，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原则设计出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指标体系，包括自然环境维（X1-X3）、宏观经济维（X4-X12）、房地产市场维（X13-X23）、基础设施维（X24-X29）、社会文化维（X30-X33），共5个维度33项指标（见表1）。由于政治环境、政策法规环境等的定量化解释性数据难以获得，本文假设这些软环境是无差别的，在评估时暂不考虑。
2.2指标检验及修正主成分分析法
可用于众多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的优劣排序，但无法实现少数城市间的比选，且运算过程较为复杂，直接作为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方法有一定局限。本文根据这一优点将其用于修正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以湖北12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在多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分值计算的基础上对城市进行投资环境的优劣排序，查找并删除导致排序偏差的指标，直至排序结果合理。
2.2.1检验指标体系的合理性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本文收集了湖北12个主要城市2000-2013年的相关数据（《湖北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确保数据一致性，本文以更高层次部门的数据为准。为了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使计算具有可比性，采用Eviews7.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运用公式：式中，i=1，2，…，33；j=1，2，…，12；n=12，Xij为第j个城市第i个指标原始数据值；为所有城市第i个指标原始数据值的平均值；n为所选城市个数。利用SPSS21.0对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12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得分，具体过程为：（1）计算主成分的特征值与贡献率。对X=(Xij)mn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进行因子分析，选择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贡献大于90%的3个公因子作为评价指标的主成分。（2）计算主成分荷载。进行评价指标主成分分析，得到主成分荷载矩阵Aij。（3）计算指标与主成分的系数。计算各房地产投资环境指标与各主成分之间的系数关系(Rij)p，p=1，2，3。（4）计算城市综合分值。首先，计算各个城市的主成分值。以武汉为例，第一主成分F1值为：（式3）式3中，F1为武汉的第一主成分分值；A1j为各变量在第一主成分上的载荷；Zj为武汉房地产投资环境各指标的标准化数据。同理，可以求得武汉F2、F3的值。其次，计算各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总值，以武汉为例，其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分值为：表1：湖北主要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生态位测评指标体系初选目标层次因素层次因子层次湖北省主要城市房地产投资综合生态位自然环境维X1：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X2：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X3：工业废水排放量宏观经济维X4：人均GDP；X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X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8：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X9：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X10：实际利用外资；X11：出口总额；X12：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房地产市场维X13：房屋建筑施工面积；X14：房屋建筑竣工面积；X15：商品房销售面积；X16：商品房销售额；X17：住宅销售面积；X18：住宅竣工面积；X19：住宅销售额；X20：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X21：房屋建筑新开工面积；X22：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X23：房地产业从业人员数基础设施维X24：建成区面积；X25：人均城市道路面积；X26：每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X27：邮电业务总收入；X28：居民生活用水量；X29：居民生活用电量社会文化维X30：人口密度；X31：普通高校学生在校学生数；X32：医院、卫生院床位数；X33：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式2）房地产开发（式4）式4中，Rp为武汉第p个主成分的权重系数；Fp为武汉第p个主成分的分值。同理，可以求得各城市的综合分值。根据上述计算方法，得到12个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的综合得分和排名（见表2）。根据目前市场情况，为使表2中各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排名更符合其实际发展程度，对初步建立的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改进。
对初步建立的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指标利用OLS方法进行分析和筛选，剔除相关性强或易相互干扰的指标，同时选择更能解释目标层的指标。OLS估计法不仅能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关系，而且能够说明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力度是不同的，因此用来对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指标进行修订是可行的。利用OLS估计法对指标进行检验，剔除变量对应参数P值高于0.3的变量，因为P值高于0.3意味着变量有30%的概率与待评价的变量房地产投资环境没有关系。剔除后的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修正R2为0.868404，说明模型解释能力较强，指标能较好解释被解释变量，除X19外，所有参数P值均低于0.05的显著性水平，可认为其参数显著。AIC值和SC值较低，该模型拟合较优。X5、X12、X14、X15、X19与被解释变量正相关，X16、X23、X32与被解释变量负相关。因此考虑以上8个指标作为最终的评价指标，且房地产投资环境Y可表述为：Y=0.846406X5+11.36405X12+0.143804X14+1.902915X15-8.592176X16-286.6454X23-240.4752X32+4.417250X192.
2.2.2因子分析法检验指标合理性
对以上筛选出的8个指标进一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OLS估计两种方法得到湖北省12个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得分（见表4）。从表4可知，新的评价指标下，各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得分和排名基本符合目前市场实际情况。因此，可以建立新的房地产投资环境指标体系（见表5）。
3湖北主要城市房地产生态位测评与聚类分析
3.1生态位测评结合生态位态势模型，房地产投资生态位“态”的度量以各城市变量2013年的现状值为度量指标，房地产投资生态位“势”的度量以各城市变量2000-2013年的平均增长量为度量指标，时间尺度设为1年，即量纲转换系数为1，应用式1计算各城市各因子的生态位，再结合OLS确定的指标权重运用式5计算城市因素层生态位及城市房地产投层聚类树形图（见图1）。湖北12个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可分为3种类型，第Ⅰ类为武汉；第Ⅱ类为宜昌、孝感和襄阳；第Ⅲ类为十堰、荆州、黄石、荆门、黄冈、鄂州、咸宁以及随州。
3.2聚类分析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运用SPSS21.0分析湖北12城市房地产投资生态位的类型。
3.2.1第Ⅰ类为武汉武汉综合生态位为0.272，位居区域第1位，在湖北全省所占比重达27.2%，处于区域的主导地位。武汉综合生态位也就是生态位宽度最大意味着它在区域房地产系统中的竞争力最强，对周围资源及环境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最大，在区域房地产投资系统中发挥的作用也最大。具体而言，武汉房地产投资生态位的各个因子生态位均为12市之首，说明武汉在各种资源上均占据着十分有利的位置。
3.2.2第Ⅱ类为宜昌、孝感、襄阳宜昌综合生态位为0.132，位居第2，仅次武汉，生态位宽度较大，房地产投资环境较优。宜昌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商品房销售面积等均排在全省前列，但其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房屋建筑竣工面积则排在了第12和第7位，说明宜昌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第二产业比重偏大，房地产市场供应不足，说明市场已逐渐趋于饱和。孝感的综合生态位为0.131，位居第3。其作为距离武汉最近的城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同时，随着汉孝城际快铁的开工建设，交通条件的改善也将成为拉动孝感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重要力量。但其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医院、卫生院床位数排在了全省较后位置，说明孝感的医疗水平还跟不上经济发展。襄阳的综合生态位为0.096，位居第4。作为湖北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各方面发展势头良好，适合进行投资。但也要看到襄阳在产业结构和医疗条件上与孝感类似，这是襄阳下一步需要改进的地方。以上三个城市综合排名均在前列，其他指标增长趋势相近，同时产业结构都发展不合理，但综合来看，第Ⅱ类城市是湖北房地产投资环境优良的地区。
3.2.3第Ⅲ类为十堰、荆州、黄石、荆门、黄冈、鄂州、咸宁、随州十堰综合生态位为0.076，位居区域第5，这主要得益于其合理的产业结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及优良的医疗水平，但随着汽车行业的搬迁，其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放缓，导致房地产市场活跃度降低。荆州以综合生态位0.062的水平排在区域第6位。除房地产从业人员这一指标靠前外，其余指标均处于全省的中流水平。黄石综合生态位为0.061，与荆州水平相当。除房屋建筑竣工面积和商品房销售面积靠前外，其余指标得分不高。荆门、黄冈综合生态位排在第8位、第9位，黄冈的房屋建筑竣工面积得分排在全省第二，这与黄冈广阔的土地面积是分不开的，在可预见的时间里，随着经济的发展，黄冈的房地产市场潜力巨大。鄂州、咸宁、随州排在全省末尾，除个别指标外，各项指标得分均靠后，这在短期内不能明显改观，但这也展现了这类城市房地产投资的特色，对部分特殊定位的房地产投资项目具有吸引力。综合来说，第Ⅲ类城市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加大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化管理，注重社会文化氛围的提高，以拓展城市的综合生态位，提高在区域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4基于生态位理论的湖北区域房地产发展策略
4.1区域房地产发展空间模式结合以上分析，基于12城市经济水平、房地产发展潜力、地理区位、目标市场与区域内部空间结构的相互作用，本文以第Ⅰ类城市为区域核心城市，第Ⅱ类城市为区域一级节点城市，第Ⅲ类城市为区域二级节点城市，通过交通线路连接各城市，构建合理的湖北区域房地产投资单核地空间等级圈层格局（见图2）。武汉应充分发挥区域房地产投资环境的中心带动功能，以自身优势向周边城市扩散，全面提升周边城市的竞争力，营造优良的房地产投资环境，形成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体。宜昌、孝感、襄阳3市应充分发挥房地产投资圈节点连带作用，承担起连接核心城市以及引领二级节点城市的作用。十堰等8个二级节点城市要充分依托自身的比较优势，如黄冈、鄂州利用武汉城市圈的政策优势，积极接受与其毗邻的武汉的经济辐射与扩散，通过城市间异质产品分散组合的方法减少同构产品的内部竞争和生态位重叠，同时加强与核心城市、一级节点城市的合作，逐渐构筑多样化的房地产投资环境线路。
4.2区域房地产内部发展策略竞合模式（thecooperation-competingmodel），简称CC模式，是基于竞争前提下的有机合作，其实质是推动和实现区域旅游的一体化。本文借鉴竞合模式优化湖北区域房地产投资环境以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良好格局。
4.2.1生态位分离策略生态位分离策略主要是为了避免因生态位资综合生态位（见表6）。城市房地产投资综合生态位；Ni为测定的相似（生态位重叠）而导致过度竞争进而遭致淘汰现象的发生。生态位分离策略包括空间错位、时间错位、营养错位策略。各城市通过采取以上分离策略可以有效优化竞争关系。第一，空间错位是指同样类型的房地产投资环境在空间上要保持一定距离；不同城市在吸引房地产投资主体时对客源市场的定位要分离。各城市要依据自身环境特色，积极寻找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逐步成长为区域房地产投资节点，通过对区域的辐射和影响达到与周边城市的互动合作和相互促进，以形成区域房地产投资系统合理的空间梯度。第二，时间错位是指房地产开发不仅要注重城市房地产开发的主次关系与时间次序，做到分期开发、滚动开发，同时也要对具体的房地产产品进行时间上的梯度开发。如城市住宅项目根据市场需求设置短期、中期、长期开发策略。第三，营养错位是指各城市在进行投资环境优化时要考虑到不同目标客源市场的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如鄂州、黄冈等毗邻武汉城市就要及时改善交通条件，襄阳、鄂州、随州注重社会文化氛围的提高。
4.2.2生态位扩充策略第一，开拓潜在生态位。目前各城市扩充生态位最常用到的优化策略就是开拓潜在生态位。如政府的基建计划将在很大程度上吸引投资主体的进驻，弥补前期没有占据的生态位。第二，引进新生态位。各城市可通过加快经济发展，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改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实行房地产优惠政策等使城市自身的生存空间不断增大。
4.2.3生态位特化与泛化策略生态位竞争理论认为，在资源和空间充分饱和的情况下，竞争将导致种群中某些个体的生态位被压缩，使其在发展中被淘汰，从而释放出所占有资源空间，这些物种个体则形成了“单食性”或“窄食性”（特化），可以通过强化某一特殊功能，提高自身适应性，而一些优势个体因得到这部分资源空间而使其生态位得以扩充，形成了“杂食性”或“广食性”（泛化），以增加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一般说来，行政级别高、经济发达的城市通常采取泛化策略，而行政级别低、经济落后的城市则采取特化策略以求生存。如武汉自2009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覆盖市政基础设施、商业、住宅等方面的投资项目体现了武汉房地产投资生态位的“广食性”。咸宁则充分利用其优美的环境及温泉旅游产业的独特优势，吸引了一大批温泉旅游方面的房地产投资主体，使得其生态位逐渐特化。
4.2.4生态系统演替优化策略为促进区域房地产投资系统的成长与发展，必须要在综合考量各地利益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区域资源要素的流动和互补，科学分工和协作，从而推动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替与优化，达到更高级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应采取以下措施：发挥武汉的中心带动作用，全面提升周边城市的竞争力，形成一个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体，实现区域内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针对性改善各子环境的发展水平，在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同时，找出影响各市房地产投资环境的障碍因子，有的放矢地对投资环境中的弱项进行改进，从而较快地提高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水平；随着城市空间布局的对接和产业经济的转移和融合，要加快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如“半小时铁路网”和“一小时经济圈”等的建设，促进区域城市间的经济融合，缩短时空距离，以形成强大的区竞争力。每个指标的生态位值；Ri为指标权重。
日本风投起源于1972年。因受历史原因、经济体制、企业经营形态文化及民族特性影响，在对风投扶持中，日本政府更多采用直接参与模式。政府在风司的融资、投资等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扶持政策包括权益投资、提供贷款、政府信用担保等。近年来，日本政府又采用了新的方式支持风投行业的发展。例如，2000年4月开始的天使投资税制优惠条款。对投资于创立时间不超过10年、研究开发资金比例高的风险企业的个人投资者，股票转让收益实施1/4利税扣除，如果出现损失3年内给予结转，以此鼓励个人投资者对风险企业投资。2006年实施的新《公司法》中，日本政府彻底废除了最低资本金规制，增加了重视人力资源以“人合公司”为特点的公司组织形态——合同公司，进而为风投企业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法律制度层面的保障。为了支持风险企业发展，日本政府还积极扩大对风投企业的政府采购，实施了政府“试购买”制度。截止2012年12月已有43个都道府县实施了此制度。2010年10月12日，NEO、Hercules与JASDAQ市场合并成立新JASDAQ市场，这样日本拥有了7个面向新兴企业的股票市场。新型市场为中小风险企业提供了从股票市场获取资金的同时，也为风投资金提供了获得高利润的退出渠道。日本政府的做法对日本风险投资事业发展起到助推器作用。但从长远看，政府的大力介入及其导向对日本风投业造成了负面影响。一般来说，除了国家命脉产业，政府是不适宜参加产业经营的，更何况是风险较大的投资业。在日本政府导向作用下，银行等金融集团在风险投资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银行运作的谨慎原则与风投的高风险性相对立，导致日本风投业运作保守，发展受限。我国相关政策措施。从1984年原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首次提出建立创业投资机制建议开始，我国风投政策法律研究与实践已有20年发展历史。我国现有风投中多家公司资本来自于政府财政拨款。但是，除了直接投资外，我国风险投资公司间接扶持政策还很不完善。例如：目前还未制定出专门针对风投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且存在对风投机构双重纳税问题。中日相关政策环境比较。比较中日政策环境措施可以得出，在风投发展初期，政府以各种方式直接提供资金参与风险投资是必要的。但政府应在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逐渐退出，通过间接方式指导、调控风投发展是比较合理的政府行为；政府长期直接参与风投的发展，往往会事与愿违，且会对其发展形成一定阻力，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相关政策在短期内对风投行业有很大推动作用，长期会使行业运行保守。我国政策环境还远远达不到日本水平，类似在1998年前的日本，创业板上市门槛过高，使得作为风险资本首要的退出渠道并不顺畅。日本风投行业政策环境也在启示我国政府，应该加强对该行业的政策倾斜，发挥政府的最大效用。
2.法律环境比较日本相关法律环境
在对风投发展的政策扶持中，日本政府更多以直接参与为主，政府在风司的融资、投资等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为保证扶持政策的连续性，明确相关主体的运作规则，日本以法律形式对相关优惠政策进行了确认。2000年以后，通过修订《中小企业等投资事业有限责任组合契约法》，扩大投资对象和业务范围，促进风险资本向企业初创期等高风险阶段投资；以《金融商品交易法》替代《证券交易法》，完善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创设天使优惠税制，鼓励个人风险投资。2009年，颁布《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置法》，由政府提供8000亿日元的担保额度，吸引民间资金为风险基金出资和投资风险企业。通过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日本风险投资业得到较大发展，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做强、做大，促进了日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我国相关法律环境。我国风投立法还相当滞后。一方面，我国尚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风投法律体系，还存在法律空白；另一方面，现有《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存在很多与风司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阻碍和制约着风险投资公司的运作与发展。比如，《公司法》规定实行注册资本实收制，而不是国际上通行的承诺制，在客观上抑制了民间资本的进入。另外，我国相关法律还限制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进入风险投资。投资过程中，我国主要存在投资手段、再融资能力、对外投资比例限制和对无形资产比例限制等法律障碍。风投机构为保证利益不受风险企业创业者或管理者侵犯，通常要求采用诸如分阶段投资及持有优先股形式进行投资，但我国目前可采用的金融工具却仅有普通股。风险资本的退出渠道也很受限。中日相关法律环境比较。日本为了推动风投快速发展，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并于2006年公布了新《公司法》，增加了风司采取合同公司的形式。日本风投相关法律的制定及法律环境的完善，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我国风险投资发展历史短暂，与日本相比，有关立法存在很大差距。不仅与风险投资相关的很多方面存在法律空白，现有《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也存在与发展不适应的地方。
3.文化环境比较日本文化环境
日本文化环境与我国相似。日本社会强调集体主队精神，排斥个人主义、创造力和个人创业行为。在这种创业环境影响下，日本独立创业活动并不很普遍。日本属于“征信国家”，拥有较完善的信用体系，这对风投行业的发展无疑是最有帮助的。中国文化环境。中国人普遍安于现状，缺乏冒险精神。反映在风险投资中，投资者和创业者均厌恶风险，满足获取稳定收益，不愿尝试创业。我国信用体系不健全，市场参与主体的信用意识普遍缺乏，失信者比比皆是，这也是我国风险投资行业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中日文化环境比较。日本与我国创业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人们普遍缺乏创新精神，冒险意识不够，与风险投资的发展不相适应。从信用体系比较可看出，我国信息公开方式、信用服务企业市场发育程度、对失信者惩戒制度等，与日本存在很大差距。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市场参与主体信用意识的缺乏是制约我国风险投资业和风司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二、改善我国风险投资公司支撑环境的路径选择
1.强化政策环境
对风司的政策扶持，应逐步减少政府直接出资比例，转而对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采取间接扶持政策，努力营造适宜风险投资发展的宏观环境。应深化税制改革，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还应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政策倾斜，国家和地方财政每年应当新增部分拨款，专项用于创新成果的商品化孵化期的投入，为风险投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2.完善法律环境
我国应尽快制定有关风险投资法律法规，比如《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等，明确风险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位，使风险投资的运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时，对现有《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中与风险投资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进行修改和完善，以便风险投资以股权方式进入和退出风险企业。
一、构建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模型的目的及背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生存较量已从规模、专业、浅层次的外在竞争，逐步发展到内在的、隐含的、综合性的、深层次的战略性竞争，这就涉及到软环境。我国学者对投资环境的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现有的评价体系和评估方法主要针对宏观经济环境而设计，由于投资软环境含义广阔，评价范围过于宏大和宽泛，评价指标直接关系到的是国家或区域创造性能力的提升，对中小城市而言，缺少针对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因此，笔者对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构建，便于指导实践工作。
二、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特性
1．价值性。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建设和优化是富有战略价值的，因此，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应具有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指标中要具体体现降低企业成本、吸引外部资本、促进经济繁荣和改善民众生活质量、解决社会矛盾方面的问题。
2.独特性。投资软环境是一个城市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培育和积淀而成的，它是一个城市内在的、隐含的、深层次的，是本城市所特有的，能为城市带来持续发展能力的内在因素，它不易被其他城市模仿和替代。设计的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要反映城市的历史优势、资源优势、文化优势等信息。
3.整合性。中小城市的投资软环境是由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单个某一方面的优势和强大都不足以提升城市的整体价值。因此，这些要素必须与城市的其他软环境要素形成一个有机的能力体系或具有整体互动的功能，才能向国内外的投资商展示出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显著优越性。
4.针对性。中小城市无论在规模、基础设施、发展机遇、人力资源等方面都无法与大城市相比。因此，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建设应具有针对性。着力于解决在执法、政府政务、市场竞争机制、文化特色等方面问题，所列指标要突出企业和群众经常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切实改善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建设。这篇论文
5.导向性。评价指标体系既要反映投资软环境的现状，又要导向未来，指引人们应该如何加强投资软环境建设。
三、建立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评价指标内容
对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特性分析为探索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构成提供了理论基础。经过研究发现，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建设的好坏集中在法治与政策环境、行政服务环境、商务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四大方面，其构成了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上，下设法制环境、政策环境、政务环境、投资服务环境、资金盈余环境、诚信环境、市场环境、社会基础服务、商务基础设施、文化环境、舆论环境和教育环境等12个二级评价指标，并通过51个观测群的调查分析，对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评价和诊断。建立的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评价指标内容详见下面图表。
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包含了目标层、指标层、观测层等多层面的综合评价体系。指标数量要繁简适中，以便用来测度和分析我国中小城市的投资软环境。
参考文献:
除行政管理效率指标外，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对其余11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当指标值高低与投资环境优劣成正相关时，该指
附图
根据上述方法得出我国各省区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值（见表1）。
表1宏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和排序（2000年）
附图
注：（1）、香港、澳门、台湾因资料不全，暂未考虑。（2）信息化水平指数（X[，2]）取自国家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测算与比较研究》的测算结果（1998年数据）。（3）行政管理效率取自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为1999年数据
由表1可知，北京、上海、广东的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居前3位，其次是天津、海南、浙江、辽宁、江苏等省市，投资环境较好；福建、吉林、山东、湖北等省投资环境居于中游；黑龙江、湖南、河北、重庆、陕西、江西、广西、云南、河南、贵州、新疆、四川等省、市、区总体投资环境欠佳，在软、硬环境上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而山西、宁夏、内蒙古、青海、安徽、甘肃等省区总体投资环境相对较差，亟需加强改善和优化建设。
三、中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
附图
评价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深圳、佛山、东莞、珠海、广州五个城市投资环境居广东省前5位。而湛江、茂名、阳江、河源、清远、揭阳、云浮、汕尾等城市投资环境则排广东省后列。惠州、中山、江门、肇庆、韶关、汕头、梅州、潮州等城市的排序虽有变化，但大居中游。
表2广东省城市（中观层面）投资环境评价结果及排序（1998～2000年）
附图
续表2
附图
根据1998～2000年的评价结果，笔者运用坐标图示方法对各年度城市投资环境进行分类（因篇幅所限，此处图略），划分出如下四种类型：第一类：软硬环境互动发展型；第二类：硬环境滞后发展型；第三类：软环境滞后发展型；第四类：软硬环境缓慢发展型。
以2000年为例。属于第一类的城市有深圳市、佛山市、广州市、东莞市、珠海市、惠州市、江门市、肇庆市和潮州市；属于第二类的城市有韶关市、湛江市、梅州市；属于第三类的城市有中山市、汕头市；属于第四类的城市有茂名市、阳江市、河源市、清远市、揭阳市、云浮市、汕尾市。
二、我国投资环境评价研究述要
一般认为，投资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经济地域为投资这种经济活动所提供的一系列要素和生产条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并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区域性和层次性等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成效显著，1979至2000年，全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189.2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1473.39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3466.37亿美元，外商其他投资额249.44亿美元。此间，吸引外资大体经历了从政策引资到环境引资再到特色引资的阶段更替，体现出对投资环境认识的逐步深化。
对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评价、改善和调控是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任务。1993年我国政府举办了关于投资环境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投资环境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其成果被编入《论投资环境与吸引外资》一书中，[1]但投资环境的定量评价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鲁明泓在分析我国投资环境的基本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等数学方法，选取一般经济因子、通胀因子、劳动力因子、政策因子等四类因子共11个具体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除以外的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和45个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定量测算和评估，并提出了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性建议和措施。[2]该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省区和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相同，未能体现出不同层次的差异性；二是对非经济因子考虑较少；三是评价结果未能反映各年度之间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趋势。程连生则运用熵的原理来探讨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的特点和熟化类型，同时也提出了改善投资环境的主要措施。[3]不过，对投资环境熟化度和投资环境熟化率的内涵界定和计量的科学性还需做进一步的探究，增长熟化型、稳定熟化型、潜在熟化型、发展熟化型等类型划分也值得商榷。1997年，鲁明泓再次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筛选出对外资区位分布有较大影响的因素，然后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各地区投资环境综合指数；继而运用偏差系数分析法划分出过度投资地区和投资不足地区，借此评判各地吸引外资的“工作努力程度”和未来潜力；最后分析了各地区投资环境的内部结构和区域差异。[4]但对过度投资区和投资不足区的划分依据和结果难以令人信服。苏亚芳在对投资环境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以宁波市为例，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自然环境、人口和劳动力、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税收优惠五类因子共21个基本因子构成评价指标体系，对海港城市宁波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质量评价；与此同时，又对重工业、轻工业、高技术工业和服务业等四个投资行业分别进行了适宜性评价。[5]将投资区的综合质量评价与投资产业的适宜性评价结合起来，是该项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将投资环境评价与投资环境信息系统的设计、应用分析模型的开发结合起来，则是该项研究的又一特色。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等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技术资源和交通便捷性五个方面，选择人均GDP、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工业企业净资产利润率、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人均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人均投资额、高中毕业及以上人口比重、专业技术人员比重、路网密度、市区离机场距离、市区离铁路线距离、人均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共12个具体指标，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49个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价。[6]
投资环境评价研究虽然取得了骄人进展，但仍存在下列主要问题：（1）在指导思想上，侧重于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而忽视国内各地区或城市间的横向经济合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大力吸引外资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阶段来看，在前期的增长极阶段（即常规技术阶段），外力确实是主要的发展驱动力；但随着增长极阶段向新产业区阶段（即高技术阶段）的转变，内力因素的重要性将日趋上升。实际上，利用外资是专业化生产分工协作关系由国内向国际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展。国内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和秩序，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基础。因此，当前在重视吸引外资的同时，同样要注重吸引内资。据上海市统计，截止2000年底，全市累计吸引外商投资项目22270个，合同利用外资454.23亿美元，实际到位外资308.89亿美元；累计吸引内资企业1.5万家，累计吸引内资金额602亿元；上海投资各地企业420家，投资金额超过180亿元。又如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至2001年共引进项目231个，吸引外资45.77亿美元，内资51.5亿元，成为海内外创业者向往的投资热土。可以预见，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将进入分工与协作、外资与内资互动发展的新阶段。（2）各地在吸引外资的手段上，偏重于优惠政策方面的非公平竞争，而相对忽视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各地在招商引资中运用最多的手段是优惠政策。各种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不仅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因层层变异而被滥用，使各地的招商竞争沦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价格战”，导致国家和地方政府两败俱伤，而且多如牛毛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样令外商一头雾水，缺少政策稳定感和对当地政府的诚信度的信心，同时，不少内资企业为了享受优惠而争相“假合资”。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一个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劣，主要不在于该城市的行政当局制订出超过国家文件规定的范围之外的优惠政策，而在于简化行政管理程序，促进法律、法规清晰化和执法透明化；在于健全必要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在于消除在进入国内市场方面所存在的行政障碍；在于保障投资者有利可图。因为，一方面，优惠政策存在效益递减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入世后，专对外商的“土优惠”与WTO的“普惠精神”明显相悖，取消特殊，统一待遇，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已势所必然。（3）偏重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因素的比较，而相对忽视人力和技术资源及社会资本等重要因素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基本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将下降，而高等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将上升。过去某一种物质上的基础设施（如交通、能源和水供应）常常就足以吸引外国投资，而现在则要求有高度发展的人力和技术基础。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创新者和职业经理人等是决定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将呈上升趋势，传统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有可能逐步丧失。此外，辅配套服务业的发达程度往往是投资环境评价中容易被忽略的因素。现有的产品网络和相关的服务业网络也是外国投资者颇感兴趣的因素。（4）局限于单个城市投资环境的静态评价，而较少关注城市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较少关注本地城市与周边城市甚至更遥远城市之间的动态联系和竞争。或侧重单项软硬环境设施或条件的改善，而相对忽视投资环境整体功能的协同提升。（5）在评价指标选取上，偏重于一般经济因子，而相对忽视非经济因子；或偏重于外资企业或产业布局的适宜性评价指标的选取，而相对忽视外商对城市生态环境和生活适意性需求方面的考虑。因为，外资企业要在一地扎根，其要求是多方面的，如交通、通讯、城市景观、社会治安、污染状况、居住条件、文化娱乐设施等等，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砝码。（6）不同区域层次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应当有所差异。一般来说，投资环境可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面主要是指国家或大的区域的投资环境，中观层面主要指城市的投资环境，微观层面则主要指企业或特定产业的投资环境。在对不同区域层次或不同目标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时，其影响因子或参评因子及其权重也会因层次和目标不同而发生变化。这在以往的投资环境评价中是较少顾及的。本项研究试图弥补这一缺憾。
四、微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
微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的目的即是在宏观和中观决策的基础上，对具体的投资场所的适宜性和投资潜力进行比较分析评价，以便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主要从投资项目、投资时机和投资方式等方面来进行场址选择。精明的投资者往往能够恰当地选择投资项目与投资时机和投资方式，以便减少失误，提高效率，赢得竞争。
进行投资场所的适宜性评价时，首先应根据重工业、轻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不同产业对自然、经济、技术、环境等条件的个性要求，来选择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如在自然条件和环境条件方面，应综合考虑海拔高度、地面坡度、地基承载力、水质、大气质量、绿化覆盖率、洪水淹没的机率、地震烈度、外方职员子女的教育问题、“三乱现象”等因素；在经济和技术条件方面，应综合考虑距车站、机场、港口等主要交通节点的距离、土地成本和租税、水电气的供应及成本、离市级商业中心的距离、当地的支持产业和辅工业的配套程度、劳动力技术水准、资源禀赋、现有的产品网络和相关的服务业网络、个人和企业的信用状况等因素。
投资场所评价的具体方法有：（1）专家决策法：即根据所选取的场址特征指标值进行评判和加权，以场址总合得分最高者为最优选址。（2）匹配法：即根据用户需求和可选择的场址之间的最佳匹配程度来选择最优场址。（3）层次分析法：即在可能性选择中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来确定其最优场址。
如高新技术产业对劳动力素质、交通条件、创新环境等有较高的要求，靠近知识密集区，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良好的自然环境、政策环境和金融环境，成为其布局的重要条件。以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为例，该园区选址于上海市西南部，以信息产业作为重点发展方向。该园区距市中心人民广场11公里，距虹桥国际机场7公里，距铁路上海站12公里，距内环线高架道路4公里，距地铁一号线1.5公里。园区内基础设施齐全，交通便利，通讯捷达；环境幽雅，降尘率低，水质较好；工业配套协作条件较好，智力资源丰富（附近有上海交通大学等20余所大专院校和120余所研究所；16家国家科研开发机构，270家民营科技开发机构），海关、商检、金融、保险、外贸、咨询、律师、会计、专利商标、质检、人才培训等支撑服务体系健全。至2000年底，区内共有各类企业800家，其中有研发功能的机构和企业650家，约占企业总数的81％；职工总数4.1万名，其中大专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4350人，直接从事研发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达到8000人，分别约占职工总数的35％和20％。在已开发的6平方公里土地上，每平方公里累计产出销售收入181亿元、利税20亿元、出口创汇6.2亿美元，单位面积产出列全国高新区之首；世界500强跨国高科技公司已有30多家在区内投资项目。园区还与国际国内的孵化器公司、风险投资机构、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等合作，在担保、中介、加速孵化等技术创新机制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目前该园区正以宽带网络、电子商务平台为抓手，创建数字园区；以国际认证为抓手，争创质量管理和环境管理“双优园区”；以中英合资“科技绿洲”项目为抓手，创建国际园区。通过努力营造高品质环境，实现由产业发展向功能开发的转变，以期塑造一个符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的、优越的创新环境，使该区的服务质量、环境保护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
五、结语
投资环境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使政府部门、投资者和企业家对该区域的投资环境有一个科学的、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以便指导其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场所的选择。因此，只有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关联性考察和比较分析，才能达此目的。
综合运用经济学、地理学、统计学、模糊数学、灰色系统理论、层次分析方法、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和技术开展投资环境评价的多层次综合研究，是深化投资环境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微观层次投资环境的系统综合研究仍是一个蕴含巨大潜力的领域。
【参考文献】
[1]中国市长协会编：《论投资环境与吸引外资》，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3年。
[2]鲁明泓：《中国不同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估与比较》，《经济研究》，1994年第2期，第64～70页。
[3]程连生：《中国城市投资环境分析》，《地理学报》，1995年第50卷第3期，第240～246页。
[4]鲁明泓：《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与中国投资环境评估》，《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第37～44页。
[5]苏亚芳：《海港城市投资环境评价》，载于陈述彭主编：《城市化与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22～349页。
[6]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投资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报编：《中国城市投资环境评价》，北京，工商出版社，2001年。
[7]国家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测算与比较研究》，《统计研究》，2001年第2期，第3～11页。
[8]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9]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
[10]石忆邵、顾萌菁：《我国城市综合竞争力理论与评价方法探析》，《规划师》，2001年第3期，第86～89页。
2.从我国政策上看，2013年到2014年有一个大的转变，2013年政策倾向于不放松的限购调稳政策。（1）虽说货币信贷增势平稳，但数据显示2014全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6.46万亿元，比上年减少8598亿元；2014年也陆续出台支持首套房贷，放宽公积金贷款和央行降息的政策，这些对宏观经济帮助较大，使得一二线城市楼市集体经济成交上升。（2）一系列的“贴补”政策未能刺激楼市的大幅回温，2014年，面对低迷的房产经济，政策上不再提“调控”二字。从呼和浩特发文取消限购以来，面对较大的房产冗余，全国各二三线城市纷纷放松限购，例如，2015年1月16日，福建厦门正式宣布全面退出限购，首周楼市成交量竟接近两成。该政策调整也将使15年未来的楼市情况得到平稳发展。3.年轻群体买房能力低。调查不同地市的人，可以得到相近的结果。（1）收入低，住房公积金补贴少倾向于租房。（2）房产中介“幌子”多。许多房产网络信息与实地看房信息不一致，中介讨价还价，实际房价远比网上刊登的高，使人望而生畏。
二、国外经济形势方面分析
1.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最新发表的《2015年世界经济形势与愿望》报告显示，2014年世界经济将会继续缓慢增长，预计2015年和2016年世界经济将分别增长3.1%和3.3%。
（1）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预期，2014年美国四季度GDP增速提高至5%，消费市场持续回升温，其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均未受到世界经济颓靡的影响，而我国2014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长7.5%，与2013年数据相比，真实GDP增速是下降的，14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比13年同比增长1.04%；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3%。正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速发展阶段，正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阶段，可是由于受到美元的大幅升值和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我国现面临通货紧缩风险。
（2）欧洲经济因为石油价格大跌，欧元贬值，导致通货紧缩加剧，但欧元区财政放松，能够小幅度刺激经济增长。成员国内需求下降，劳动力市场疲软，仍是经济难以发展的表象。
（二）忽略了信息化和市场化的水平、过于注重法规和政策从西部民族地区来看，存在着比较低的市场化程度，这个因素也对投资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从西部民族地区有些地方来看，还未能破解政企关系的相关难题，没有较高的市场化水平，投资者将会难以得到所需信息。但是，对企业的经营者而言，能否及时掌握信息是较为关键的。从相关调研来看，外企中51.2%的公司不具备特定的信息部门，而且还有34.3%依赖母公司所提供的信息；在此过程中，相关调研结果表明，32.2%的公司并不十分满意西部民族地区眼下在信息资源方面的环境，觉得它难以达到企业发展的要求和需要。[5]在获取这种信息方面，理所当然地涵盖了企业与当地其他企业、或社会团体、或政府间所开展的谈判的相关信息。假如西部民族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有着相当规范的政府行为，市场中相关团体和企业会根据市场规则开展经济活动，这样的环境也最能吸引投资者。
（三）重视政府、团体行为，相对忽视社会文化体系的建立和个体行为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考虑，要认真地分析拟投资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个体素质，这也是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相互要素。对西部民族地区来讲，分析它的社会文化体系，怎么样才能把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变成有着强大前景的生产力，还需要进一步强化相关研究活动，使得它的社会文化体系具备持续开展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反之，传统文化和历史积淀的丰富性将以一定程度的固步自封和保守思想带给了西部民族地区人民。对西部民族地区而言，这种人力资源的巨大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看成是低廉的低素质劳动力的不合理运用而造成的。
（四）不具备整体吸引投资的理念，区域间存在着显著的不公平西部民族地区存在着较为显著的资源禀赋差别，然而也有一定程度的相近状况，难以避免地形成了争夺投资的问题。本文认为，肯定是要进行争夺，但如何争夺是关键，是借助投资经济环境的改善还是其他非正当手段，这是重中之重。对于少数民族不同地区而言，假如缺乏整体协调的系统或能力，相关地区间肯定会存在一些矛盾，从而造成更加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
（五）注重吸引投资者，忽略了被投资地区的社会经济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属于规模非常大的系统，从其中的子系统来看，相互之间都是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的，无论哪个子系统存在问题，均可能会影响相关子系统，或者会影响整个系统，包括被投资地区附近的人民生活水平、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稳定性。从投资场所来看，周围地区所具备的经济形势以及环境，也是必须要估计的投资环境方面的关键因素。假如周边环境不是十分有利，肯定会以负面作用影响投资，地区如此，国家也同理。难以想象处在某个特别不发达的乡村的被投资西部民族地区会存在着较为有利的投资经济环境。还要认真关注投资项目的发展状况，市场的发展重点处在广袤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但是农村的经济发展形势不好，不具备一定程度的购买力，难以达到投资的预期目标。
二、完善西部民族地区投资经济环境四大路径
（一）培育市场主体对西部民族地区而言，为了破解长时间以来的资金短缺现象，要更好地将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出来，还要合理地培养合乎市场经济要求的投资以及融资主体。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是合格的发展主体。它涵盖了民营经济等相关的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涵盖了个体、私营、港澳台合资企业和独资经济，此外也囊括了外资独资经济以及合资企业，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股份制经济和联营经济中的民营部分。在市场经济中合格的市场主体是民营经济，这是由于民营企业具备了非常清晰的产权关系，可以独立地进行经营，而且实现了自负盈亏。这些民营企业有着较强的约束机制以及动力机制，较为灵活的经营机制以及强大的创造力。它们也在追逐企业经营利润的最大化，尽可能地实现最佳效益的资金运营目标，这种投融资主体在市场经济中也是非常合格的。[6]从东南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来看，能够很好地证明这一点。为了高效地在西部民族地区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可以从两方面入手，首先要加大力度在西部民族地区培育大量的民营企业，其次，对于西部民族地区而言，要想尽一切办法吸引中东部地区的民营企业来投资，这样才能更好地增强西部民族地区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的支撑和力量。对民营企业而言，这种市场投融资主体对西部民族地区而言是非常合格的，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
（二）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了更好地在西部民族地区将市场机制的巨大作用发挥出来，扎实地建立市场化的公平竞争环境，要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1．严厉打击造假、欺诈等不诚信或者违法行为如果发现存在着假冒伪劣商品，特别是多种类的大宗服务交易场所或商品市场，需开展严格有力的整肃活动，切实将制假售假的相关场所铲除殆尽，严查大案以及要案，对肆意横行的虚假广告进行严惩，尤其是对那些包治疑难病症的虚假广告和保健食品领域要严查狠打；对商标侵权行为进行严厉的惩处；如果印刷企业出现了印制假商标、包装以及标识，要对其从严查处；对包括逃税、偷税、走私、贩私以及骗汇等花样繁多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7]2．严格审查违法经营，规范市场主体的准入行为西部民族地区还要进一步强化审查市场主体的准入资格，坚决将那些不符合准入制度的市场主体从市场中清除出来：要对生产者、流通者以及企业家等相关主体的行为，进一步规范，确保流通主体的最低注册资金。阻止部分市场主体，可能是能力不强，但是在进入市场后对相关的市场秩序进行干扰的丑恶行为；在市场退出机制方面，要遵守相关的手续和程序，制止它们侵害其他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的合法权益。3．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行业垄断，规范市场竞争行为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工商部门而言，务必努力地开展好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活动，更好地破除行业垄断、区域经济封锁以及地方保护等，对相关单位或垄断性行业采取多种措施，更好地提升和改进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环境，切实体现出市场竞争环境中优胜劣汰机制的巨大作用。
第二阶段从1987－1995年，为无序投资阶段。由于经济增长过热，同时又无法可循，导致盲目投资，房地产、有价证券、信托、甚至借贷，无所不及，从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
第三阶段始于1995年10月，为逐步规范阶段。1995年以来，《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等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先后颁布，但由于限制过紧，加之1996年5月1日以来的七次利率调整，给保险业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因而，政府曾多次调整保险投资方式，1998年以来先后允许同业拆借、购买中央企业AA十公司债券、保险资金间接入市，并不断调整入市比例，尤其是近期保监会公布的把投资连接保险的投资比例放宽至100％，为拓宽保险投资渠道奠定了基础。
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处于起飞阶段，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投资工具有限、规范交易的制度及组织有待完善，对投资市场的监控和引导乏力，保险投资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保险公司的投资应在遵循安全性原则的前提下达到尽可能多的盈利。因为保险公司是企业，在确保其资金运用安全的条件下，要以盈利为目标，从而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样不仅有利于保险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其赔偿能力的增强。
其次，完善投资环境。一个完善的投资环境，应包括有效的投资工具、公平的交易规则以及保证这种制度有效贯彻的组织，即投资工具的多样化、交易规则的规范化、交易方式的灵活化、投资监管的有效化，以保证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有效和畅通。
完善投资工具。由于保险投资涉及不动产投资及金融市场的投资，因而投资工具包括不动产投资和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其中，金融市场的投资是保险投资的主体，因而金融工具的完善至关重要。其投资工具包括：债券、股票、票据、贷款、存款、外汇。其中；票据属于短期金融工具，分为汇票、支票和本票；债券和股票属于中长期金融工具，债券分为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公司债券，政府债券分为公债券、国库券和地方政府债券；股票，含普通股和优先股。
金融市场的投资工具应该是长期、短期和不定期的结合体，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不同层次的匹配，以便不同投资者根据自身业务特点选择，可利用灵活多样的投资工具，有利于保险投资者的选择，进行投资组合，也有利于提高其变现能力。就总体而言，保险公司应根据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以及自身业务的特点选择投资工具。如在金融市场尚不成熟时，应选择流动性强、安全性高的投资工具。但寿险投资则宜选择安全性和盈利性均较高的投资工具，而不十分要求其流动性。同时，应建立与投资工具相配套的避险工具，如期权交易、期货交易，以防范和分散投资风险。
完善涉及保险投资的法规。投资法规的完善，在于建立保证投资市场公平、有效交易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如不动产交易法、证券交易法、票据法、保险法、担保法等，保证市场交易有据可依。
理顺投资监管机构的关系。法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实施。为保证有关投资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来保证。这些组织包括投资的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配合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司法机构，如投资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局、法院、仲裁机构，并且保证这些组织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或规章办事，切实保证投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凌驾于祛律规章之上。
再次，保险投资方式多样化。在保险投资方式的选择方面，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腾飞阶段，金融市场发育不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缺乏，而这些产业投资回报率较高，应允许抵押贷款或有区域选择的不动产投资；无限度的政府债券投资、有一定限度的金融债券投资和限制较严的股票与公司债券投资；长期银行存款在目前是必要的。从长远看，待我国金融市场发育完善，则可转向证券投资。
第四，在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控制投资的比例。从政府监管的角度看，在放松投资方式规定的同时，如允许投资于有价证券、不动产、抵押贷款、银行存款等，同时应规定投资比例、前者是为了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多种投资方式，为保险公司提供可供选择的灵活的投资工具，从而，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条件，当然，也为理智的保险公司投资者提高投资组合来控制风险提供选择机会；后者则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条件。这一比例分为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方式比例规定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可有效控制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主体比例可有效控制有关筹资主体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条件。主体比例也应按投资方式的风险情况分别对待，对于高风险的筹资主体、高风险的投资方式，其比例应低一些，如购买同一公司股票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债券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的不动产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每一公司的抵押贷款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于较安全的投资方式但存在一定风险的筹资主体，其比例便可高一些，如存款于每一银行不得超过投资的10％。保险投资必须强调盈利，提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但由于某项投资报酬是该项投资所具风险的函数，如对保险资金运用不加以限制，势必趋向风险较大的投资，以期获得较大的报酬，而危及保险企业财务的稳健。因为每一种技资方式的风险大小不同，一般而言，高盈利的投资方式伴随着高风险，低风险的投资方式则伴随着低盈利，显然，全部用于盈利性高的投资方式，必将使保险公司面临着全面的高风险，使被保险人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保险保障，也不利于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为了保证保险投资的盈利性，同时控制高风险，应规定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占的比例。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工商或金融企业均有破产的可能性，无论采用风险大的亦或风险小的投资方式，保险公司都会面临着筹资主体对保险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因此为了控制每一筹资主体给保险公司所带来的风险，必须规定投资于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
一、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与可能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运作，不仅需要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和政策法规，更需要大批具有良好思想品德、专业文化素养，善于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决策、管理和运作的各类专门人才，还需要有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科技成果的输入和高智力的有力支持，而跨世纪的国际竞争更是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的竞争，是高级专门人才的竞争，因而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技文化为己任的高等教育事业将左右我国新历史使命的实现。目前我国的高教事业则远不能适应发展需要，无论是在人才的数量、质量、结构、种类、规格等方面，还是在科技发展的规模和水平方面，都还无法满足需要，高教事业必须进一步发展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但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就要有相应的资源条件作保证，尤其是建设高水平的大学，必须要有高的投入。但现实情况是高教经费处于入不敷出的困境。目前我国普通高校均由政府兴办，但政府实际上只能负担一半左右的办学经费，所以目前高教经费不仅无法提供发展的需要，连维持现有教育活动都难以为继，高教经费已成为高教事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高教经费由政府单一渠道投资的体制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同时由政府一元化投资的体制，包括学生的培养费在内所有高教经费全由政府包下来也不合理，因此，改变政府一元化投资体制，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已势在必行。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则使多渠道筹措经费成为可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也具备与其他社会部门进行劳动交换的法人地位，高校为国家、社会提供人才、科研成果和社会服务，也就是提供了劳动，接受其劳动的部门以及个人会因此而增加收入和得到其他利益。它们之间可用社会必要劳动的确定为准绳进行等价交换，学校通过提供各种劳动成果与社会不同的部门、单位以及人员进行交换获取经费，这就使多渠道筹措经费成为可能。为此，《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教育投资体制，这个新体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合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当然也是可行的。
二、“政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经费”投资体制的性质、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1．“主与多”的性质与内涵
各个渠道的性质和它们的职、权、利是不同的，具体说来：
（1）政府拨款为主－－主渠道。“为主”的含意，应该是指政府的拨款投资在整个国家高教经费的投入中所占的份额是主要部份。它反映在办学体制上则体现为高校是公办为主，非分办为辅；反映在公办大学的经费投入中，应该是国家政府的拨款投入为主，当然在这个为主的投资中除政府直接拨款外也应包括国家政府通过行政的、政策的以及法律的手段支持高教的间接性投入（如免税等）的部分。
由于政府拨款为主渠道，因此政府不仅通过政策的手段而且以投资的主体地位来调控影响高等教育的行为以保证办学方向、教育方针贯彻等的实现，最终就是确保教育的行为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在主渠道之外，辅之以其他多种渠道，它们是：
（2）收取学生的学杂费。在明确主渠道－－国家担负一定的培养费用的条件下，可以实行“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进行收费，这是因为受教育者－－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增加了知识，获得了本领，提高了能力，从而可以使自己增值，他将在未来的工作劳动实践中可获得高的报酬，因而他在学校中消耗的教育培养劳动不能无偿占有，应给予一定的补偿，所以就应缴纳相应的费用。由于学生交了费，相应学生应具有有关的自，如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自，毕业后选择职业、工作岗位的自等；另外也可由用人单位以设立奖学金，或直接支付培养费等形式来支持所培养的学生，用人部门有权要求他们首先到该单位服务工作。
关于收费标准，原则上应根据学校为学生所创造的“经济性价值”的部分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但具体操作上则应随着社会承受能力的提高逐步到位，目前只能按照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和当前社会实际承受能力来决定，当然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其收费标准可以不同。
（3）社会服务的收入。社会服务的收入主要指，在学校和地方、企业之间进行不同功能的优势互补的经济活动中的收入，主要包括：为地方或地区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培养、培训所需的各类专业、各种层次的人才和支援地方、企业办学；承担地方、企业科技研究项目；合办联营生产企业，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参与地方高新技术开发以及参与地方、企业的咨询决策等。这些活动是以学校一方为服务主体与以地方、企业一方为投资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他们之间进行优势互补，双向选择各自所追求的最优发展的目标作为合作基础。在过去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服务一般是无偿的服务，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是有偿服务。学校以服务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通过人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由此学校可以获取相应的经费收入。当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目标下，本着“服务”与“依靠”的精神，应该是相待以诚，相处以信，公平对等，互惠互利，决不能损害联系对方的利益。
（4）承接国家、地方政府或部门的科研课题任务的收入。这就是学校承接纵向课题所得的经费，这方面的课题任务一般都是国家政府部门有关国计民生较为重要的项目，对社会主义建设影响重大的任务。这里的经费投入，其投资主体是国家政府部门，当然这些课题任务的得到，是依靠学校的科研实力和成就，通过竞争而争取到的。但这里的利益分配，不能完全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虽然课题经费要考虑成果的价值，但更多的是根据课题研究过程中成本消耗的需要来考虑经费的拨款，这不仅因为在主渠道拨款中有拨给学校的科研事业经费，更因为这是国家任务，它将影响国家的全局利益，学校也有义务承担这方面的任务。
（5）校办产业的收入。从直观的角度来说，这里的投资主体是校办产业，校办产业作为教育经费投资者，它所要的权则是要求学校给予有关学校的资产的租赁权，要求学校给予学校的科技成果的转让权和校办产业的自主经营权。而最终利益的分配，实质上将按股份制的原则，学校作为校产、技术等入股的股额分取利润和国家给予校办产业的免税等优惠政策所得的经费收入。校办产业与社会的关系则与社会上一般企业一样，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从本质上看，校办产业渠道的经费收入是学校的自我投资。
（6）国内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根据自愿和量力的原则捐资助学、集资办学及国外的资助和捐赠。
这一渠道的投资主体，当然就是捐资或集资的单位和个人。从现实来说，学校将无偿地接受他们的投入，他们的投资具有一定的选择权，或用于校园建设，或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和发展基金，或捐赠设备等。他们这么做或是出于慈善的愿望，要扩大他们的影响“扬其名”；或则出于对母校报答养育之恩；或则是因为学校为他们作了贡献给予进一步的报答和鼓励等等。但这方面的经费收入，对学校来说是随机的，很不稳定的，是无法预计的，所以是一种机遇性收入，当然它与学校的历史声望影响有很大关系。
（7）运用金融、信贷手段融通教育资金，开办教育储蓄和贷学金来支持教育经费。这是国家政府给予教育的一种优惠政策，教育系统可举办金融机构，以融通资金。对学校来说，可以举办校内银行，开展集资、贷款等金融活动为教学、科研、基建、产业等融通资金。这将有助于教育资金的筹措。该渠道的经费来源可以理解为国家政府对教育的政策性投入。
从以上对筹措教育经费的各个渠道的分析可以看出，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就是投资主体的变革和改变对投资客体－－学校的无偿为有偿，即从由国家政府－－元化投资主体改变为多元化投资主体，它包括政府（含地方政府）、受教育者（受益者学生及其家长）、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包括海外人士）以及学校自身。不同的投资主体出于不同的利益，通过不同渠道，对投资客体－－学校进行教育经费的投入，但是他们的投入力度是很不一样的。
2．各个投资渠道之间的关系
在各个投资主体之间有主有从，在主渠道之外其他各个投资渠道之间，他们的投入也不是一样的，但应该有个合适的比例，而目前的情况则尚无较为规范性的界定。以我校1993年度经费收入为例，全年收入经费共14922．3万元，其中国家政府拨款（包括教育事业费、科研事业费、基建费）4671．03万元，占总经费的31％，学生收费835万元，占总经费的6％，社会服务收入2396万元，占总经费的16％，纵向课题费收入4236万元，占总经费的28％，校办产业经费收入580万元，占总经费的4％，捐资收入180万元，占总经费的1．3％，信贷收入413万元，占总经费的2．8％。由上述统计分析可知，主渠道只占了31％，而纵向课题费和社会服务费收入所占比重较高，达44％；其次是学生收费、校办产业收入、信贷收入及捐赠，但他们的比重都较低。这表明目前政府拨款并不占主要份额，其它各渠道的比例较悬殊，而1993年我校累计财政赤字达5000万。为此，作为国家政府主渠道的投入要有较大增加才能真正成为“为主”的地位，其他有关渠道的经费投入也需要提高比例，适当调整关系，才能弥补学校财政赤字。而国外的一些著名大学的经费收入情况如何呢？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1989－1990年获得联邦、州及地方政府的资助占其总经费的69．3％，英国牛津大学1989－1990年度获政府资助占其总经费的50％以上，而公立大学一般获政府资助平均在40％以上；学费的收入有高有低，如伯克利大学学费收入占总经费的11．7％，耶鲁大学学费收入占总经费的24％；服务收入一般占总经费的22％；校产收入占总经费的3％－10％；捐赠收入占公立学校经常性收入的7％。上述国外学校经费收入的比例与我国情况相差甚远，由于国情不同不能盲目类比，但可参考。
三、关键在于落实到位
新的高教投资体制符合我国国情，反映了我国高教事业发展的规律，它为增加高教经费的投入，保证高教经费有着稳定可靠的来源，带来了希望，开辟了良好的前景，令人鼓舞。但环顾目前的现实情况则仍然令人忧虑：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没有真正落实，而实际上只是处于“略战”地位的境地，只顾上经济项目，建楼堂馆所，搞开发区等，却舍不得投资教育，甚至出现挤占、挪用教育经费和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的状况，而学校教育经费由于物价上涨，实际办学经费连续几年负增长；教师待遇偏低长期未获解决，近年来教师流失量不断增加，师资队伍不稳；学校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严重不足和老化及实践环节经费短缺，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办学难以为继；某些政策性措施出台，事实上限制了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教育投资水平不仅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甚而也难以满足现有教育事业的基本需要，如此等等的现实情况和问题仍然困扰着高等教育。因此，现在的问题在于真正贯彻落实新的高教投资体制，使其切实到位、兑现。为此，针对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促进加速新投资体制的实现。
1．首先要思想到位，真正把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落到实处。必须从思想深层次上解决重物质资源投入、轻人力资源开发的倾向。应充分认识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还是增强综合国力参与国际竞争，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目标，都将取决于国民素质和大批高水平专门人才，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则是一种高度智力密集和高度科技密集型的事业，其成就和效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员的素质和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先进程度，这就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同时，教育投资已为世界各国历史所证明也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它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而必须从战略高度来考虑教育问题，才能真正落实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一重要指示。
2．切实保证政府财政拨款的主渠道作用。当前就是要在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时，出台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中，尤其在国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中，必须确保教育经费按不变价格计算有必要的、稳定的和不断增长的来源，从而落实《纲要》规定的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和“八五”期间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支出水平全国平均不低于15％的目标。
3．实行高校学生缴费上学制度，并辅之以奖学金、贷学金制度。在收费标准上原则上应按学校为学生培养要创造的“经济性价值”的成本来收费，具体操作上可根据社会的承受能力逐步到位；收费的具体标准可因地、校、专业有所不同；学校应该有权根据本校的培养能力确定招收收费生名额；在不降低教育质量的前提下，根据学生家庭经济能力可招收一定名额的全额自费生。
4．学校为社会服务方面，要进一步拓宽渠道。建议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组织作用，所谓“政府搭台，厂、校唱戏”，如邀请高校参加地区发展的各种规划的研究、制订和实施；
建国5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成就之高，有目共睹。进入新世纪，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增长，通货膨胀率较低，货币坚挺，外债结构合理，国际收支平衡有余，进口类关税不断降低，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最近中国已经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加上国家已经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将更进一步促使投资环境的改善，中国可望成为世界各国投资者青睐的比较理想的投资场所。
中国及其大陆31个省级区域（注：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除得益于国家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制度变迁、技术条件、产业结构、市场环境、法律法规外，还与良好的投资环境、投资效果、外部国际大环境等因素关联密切。面对新世纪和新一轮的全球资源重组，研究如何构建衡量投资环境优劣及其吸引力大小的指标体系，并研究如何选择适当的方法对投资环境进行定量评估，为我国及各个区域评价投资环境质量的好坏、吸引力的大小，及为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制订和决策的实施，提供一个科学有效的定量化的参考依据，意义非同寻常。
国外关于通过统计指标或建立指标体系评价投资环境优劣方法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这些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投资冷热图法（冷热图法）、投资环境评分法（等级尺度法）、道氏评估法、关键因素评估法、相似度法、国家风险评级法、综合评判法和多因素分析评估法等。中国关于投资环境评价的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对大陆各个省市区的投资环境的分析评价，不少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主要归功于统计资料的逐步健全和分析工具及技术的支撑。王慧炯、闵建蜀[1]采用关键因素评估法（又叫体制评估法，专门为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设计）主要从体制的角度按照降低成本、发展当地市场、获得原料供应、分散投资风险、追逐竞争者、获得当地生产和管理技术等6种投资动机出发，选择若干关键因素，并采用多因素评估法计算总分来评价投资环境；鲁明泓[2][3]先后分别选择了11项和10项指标对中国大陆29个省市区（不包括）和45个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作了综合分析和评估；郭信昌[4]、张敦富[5]等人也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述、分析和评价。不可否认，上述研究对中国区域投资环境的研究作了较大贡献，但也有不少不足之处：或者单从宏观方面来阐述，对中国区域投资环境考查与定量评估做的还不够；或者只分析硬环境而忽视软环境；或者选择的因素指标虽然包括了投资环境的几个方面，但其使用的统计资料相对单一，而且总量指标（绝对）指标过多而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嫌少，未能全面地涵盖投资环境的方方面面，因而分析方法虽然比较科学，但结论却前后相差太大，使得这些评估结果未能科学而准确地衡量和反映中国各个区域投资环境的实际情况，有些结论也与人们通常的看法相差较大，令人难以接受或让人信服。为什么这些研究的结论差别如此大呢？笔者认为关于中国投资环境的分析研究，主要的缺陷和不足之处在于，以往研究选择的指标太少，更没有能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指标系统，从而致使在指标体系选择方面有一个共同缺点，即没有或很少涉及各个评价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和协调性，定性打分代替定量指标过多，把也排除在分析和评估之外。另外，评价方法也显得较为单一。
然而时过境迁，中国及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的变化，随着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头十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国际贸易（包括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贸易关税的降低，WTO已经顺利加入，我国整体及大陆各个区域的投资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且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但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因此，笔者以为很有必要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一个更为全面、科学的评估指标系统，并研究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以便在新世纪和新环境背景下，对中国各区域之投资环境状况的优劣进行全面、科学而准确的度量和评价，揭示各个区域投资环境实际水平的优劣和吸引外商投资的能力，以期给国家、各个区域及各级部门一个比较清晰和科学正确的认识，并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投资环境评估指标系统的构建原则
对一个区域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估分析，指标选择与指标系统的构建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准确性与可靠性，关系到能否为决策部门提供一个量化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及各个地区的区情，根据目前国内外投资理论与影响我国及各个地区投资的因素，按照系统论的思想，为了便于支撑投资评估研究方法，并科学、客观、公正、全面地反映区域投资环境的状况和衡量区域投资环境质量优劣及水平的高低，在研究、选取和构建评估指标系统时，笔者以为应该遵循和贯彻以下原则：
1.全面性：投资环境系统是由多因素构成的多层次的组织系统，同时又受到系统内外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投资环境指标系统具有范围广、信息量大的特点，要求我们在遴选指标时必须尽量全面、完整地选择各级各类的指标，要使得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指标，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去揭示、描述和反映投资环境系统的整体状况的优劣程度，去衡量投资环境水平的高低和质量的好坏，以免遗漏某些重要的信息，造成片面性，从而导致评估结果的非科学性。
2.简洁性：如前所述，选择投资环境指标系统要遵循全面性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说选择指标时必须面面俱到、重复、繁琐。相反，指标的遴选和设置需要考虑典型性和代表性，尽量使含义相同或相关性较大的指标不被选入，用尽可能少但信息量尽可能大的指标去反映多方面的问题，把全面性和简洁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以避免重复、繁琐而造成评估时的多重共线或序列相关。
3.科学性：投资环境系统中的每一个指标都应具有确定的、科学的深刻内涵。指标系统的建立应该根据投资环境本身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依据投资环境评价理论和统计指标系统建立的科学理论和原则，选择含义准确、便于理解、易于合成计算及分析的具体、可靠和实用的指标，以客观、公正、全面、科学地反映区域投资环境的本质和规律性。
4.系统性：投资环境系统是一个由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指标和指标系统并不是一个静止和绝对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不断动态发展变化的概念。因此，在选择和确定具体指标来构建指标系统时，要综合考虑投资环境的整体性、动态性和系统性，既要选择反映和衡量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发展状况的指标，又要包含反映各个系统相互协调以及系统外部的环境指标（如政策变量等）；既要有反映和描述投资环境系统状况的静态指标，又要有反映和衡量系统质量改善和素质提高的动态指标。同时，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点的变化和实际情况的不同，指标系统能够适应动态发展变化的需要而进行相应的适当调整。
5.可比性：指标系统的构建应该通过借鉴和吸取国内外的研究经验和成果，便于国内各个地区对比，又能经过适当的调整而方便国际比较，同时又可以进行动态对比。这就要求在选择指标时，必须考虑到指标的历史延续性，同时考虑支撑分析和预测的可能性。因此，为了加强各个区域投资环境的可比性，必须准确地分析和研究统计资料及其含义，参考统计年鉴和其他相关年鉴及文献，选用范围和口径相对一致的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同时也选用一些总量指标，一方面可以确保因素变量不会因为经济规模、人口多寡或面积大小等因素的影响而使分析结果产生偏差，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指标体系的综合性和关联性。
6.可操作性：投资环境系统评估指标应该具有实用性和可行性，指标数据的选择、获得、计算或换算，必须立足于现有统计年鉴或文献资料，至少容易获得、计算或换算，并采取国际认可或国内通行的统计口径，指标的含义必须十分明确，便于有效地进行定量的分析和评估。
三、投资环境评估指标系统的构建
投资环境系统是一个以创造良好的投资场所，吸引外商直接或间接投资为中心目标的非常复杂的开放系统。而衡量投资环境好坏的指标系统则是描述该系统中各个子系统发展变化的状况，衡量其质量优劣和发展水平高低的。它应该具有所有系统的结构性、层次性、相关性、整体性、动态适应性等特征。也就是说，投资环境系统具有一般系统的所有特征，即同样是一个由系统之下的子系统、子系统之下的更低层次的子子系统，以及最低层次元素（要素或因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按照系统论的思想，依据构建投资环境指标系统全面、简洁、科学、系统、可比、可操作等原则，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实践、为决策服务的初衷，在参考、学习和吸收以往的研究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及大陆31个区域的具体区情，考虑到指标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交叉、制约以及协调促进的辩证关系，经过反复筛选和相关研究后选择了与投资环境密切相关、代表性大的38项指标，建立了评价中国区域投资环境的指标系统，如表1所示。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构建的区域投资环境评估指标体系是建立在坚实的统计资料基础之上，也就是说，统计指标系统所涉及的数据可以在我国现有最权威的《中国统计年鉴》上直接或间接（通过简单换算）获取，只有极少量数据需要从其它统计年鉴或文献上取得。
表1显示，投资环境指标系统可分为投资环境总目标、投资环境目标层、投资环境次级目标层和具体指标层四个层次。投资环境目标层系统涵盖了经济环境、市场环境、科技管理环境、资源环境、文化教育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和社会服务环境等7大子系统，分别从24个次级目标层，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政策、经济体制、通货膨胀、金融环境、市场规模、分销网点、市场化程度、科技水平、管理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生产要素资源、自然地理环境、人力资源、文化素质、知识环境、交通状况、信息化程度、投资水平、生活质量、医疗卫生条件、社会服务水平、治安状况等25个方面的38项统计指标构成的具体指标层来描述和度量中国及各个区域投资环境的优劣。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层次系统相互依存又互相独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共同构成中国区域投资环境的评估指标系统；而且一个具体指标虽然不一定属于某一子系统，但它可描述一个子系统的某一方面，又能反映另一子系统的其它方面。因此，本文对重要的变量指标（如经济发展、投资、人口素质、市场化和生活质量等），选择了多项指标，以体现投资环境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交叉、影响、制约的辩证关系；而且，所有的指标，按照功能分为描述性、解释性指标（以基础指标为主）的评价、监测和预警性的评价性指标（以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为主）。这样作的目的就是期望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来全面、准确、科学地刻画、描述、度量各个区域的投资环境质量的优劣和发展水平的高低。
表1中国区域投资环境指标系统
总目标目标层次级目标层具体指标层单位
经经济发展水平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济全员劳动生产率元／人
环人均财政收入元
区境产业结构第二产业比重%
域指第三产业比重%
投标经济政策优惠政策打分
资子进出口商品总额亿美元
环系经济体制外商投资总额占全国比重%
境统非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
指通货膨胀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标金融环境城乡居民存款余额亿元
系外债对外借款亿美元
统市场市场规模社会消费品批发零售贸易总额亿元
环境分销网点社会消费品批发零售贸易业网点万个
指标市场化程度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子系非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统工业产品市场占有率%
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科技与科技水平专利批准数万件
管理环管理水平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人
境指标技术创新能力人均研究与开发及情报文献机构元／人
子系统支出额
资源环生产要素资源从业人员万人
境指标人均发电量千瓦时
子系统自然地理资源抗灾率%
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值万元
文教环境人力资源人均受教育年限年
指标子系文化素质万人拥有高校在校学生数人
统知识环境万人图书销售量册
基础设施交通状况货运量万吨
环境指标信息化程度邮电业务量亿元
子系统投资水平万人固定资产投资额元
社会服务生活质量恩格尔系数%
环境指标职工平均工资元
子系统人均寿命年
实际销售商品房面积万平方米
医疗卫生条件万人卫生技术人员人
社会服务水平社会服务业从业人员万人
治安状况财政基建支出中公检法经费比重%
四、投资环境评估方法的选择
在投资环境指标系统建立以后，以之作为支撑，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评判和区域差异划分。如引言所述，目前国内外已有多种评估方法可供选择，如投资冷热图法（冷热图法）、投资环境评分法（等级尺度法）、道氏评估法、关键因素评估法、相似度法、国家风险评级法、综合评判法和多因素评估法等。笔者认为，目前比较成熟可供选择的投资环境评估方法有（专家）综合评分法、层次分析法、因子（素）分析法、灰色关联法、信息熵法、聚类分析法等。这些方法各具特色，有定性的主观赋权法（如综合评分法），也有定量的客观评估法（因子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在实际的研究中，仅用单一方法去评估投资环境的优劣，其结果并不一定科学、可靠，也难以令人信服。科学可行的做法是同时选用多种方法，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多种定量方法相结合（如因子分析法与聚类分析法），相互配合，取长补短，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对投资环境进行综合分析、组合评价与区域差异划分（如聚类分析）。
本文的思路也正基于此。即通过上述构建的投资环境评估指标系统，参考《中国统计年鉴》及其它各种统计年鉴和文献资料，建立投资环境评估数据库，选择恰当的评估方法如因子分析法、综合评分法进行组合式的综合集成评价，对各种结果进行几何平均、简单加权平均（或采用其他可行方法）得到一个综合值，然后再利用评估指标体系和数据库采用聚类分析法等方法进行类型差异划分和发展水平的阶段性划分，从而对各个区域之投资环境状况重新进行全面、科学而准确的研究，以便相互验证。如果多种方法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且互相补充，则证明综合评价结果科学可靠，可以揭示和反映各个区域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投资的能力大小、投资环境实际水平的高低和区域差异程度的大小，并使综合评判结果更具说服力和解释力，实现对客观投资环境现实的科学认识。
收稿日期：2002-01-16
【参考文献】
[1]王慧炯，闵建罗.中国的投资环境[M].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出版社.1987.
[2]鲁明泓.中国不同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估与比较[J].经济研究，19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