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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主义可分为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和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等。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探索女性和自然受迫害的文化源头，女性象征自然、情感方面的东西，是大自然的代言人，男性贬低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亲近关系，呼吁女性从男性文化中挣脱出来，建立崭新的女性文化，苏珊•格里芬主张女性与自然相互交融的，女性就是自然，女性是了解自然的自然，是有着自然观的自然。精神生态女性主义从精神层面探讨女性心理和生态意识的关系，在社会模式中，女性承担的养育的义务与自然有密切的联系，两者在创造万物与孕育生命以及自然循环与生理现象方面类似，应当开辟大自然的空间，实行以大地为基础的精神信仰，其代表人斯塔霍克说女性可以通过自身的身体体验来了解人与自然的同一性，男性是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的。社会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在父权制的经济发展体制中，女性与自然相互关联，政治经济原因是二者受压014年7月207期第总第043期()制的根源，因此要以生态规则来改变经济发展的模式，建立和谐的自然与社会，卡洛琳•麦茜特是这一派别的重要代表人物。哲学生态女性主义从哲学的视角分析女性与自然的双重压迫关系，提出人的活动受到观念控制的观点，性别不平等与生态问题根本在于父权制的世界观，倡导建立一种不以二元论为基础的崭新关系框架，代表人物有卡伦•华伦、查伦•斯普瑞特耐克等。
3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意义
从学术研究方面来看，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他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它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习，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关于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语言文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分流的必然性。帕特里克•墨菲认为对自然与女性的关系的探讨推动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出现。环境运动不但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内容，而且也改变了文学研究，生态女性主义学思潮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与此同时，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也要靠形象的文学语言来表述。“女性原则”和“生态原则”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对于环境保护和女性解放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从社会的长远利益方面讲，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人类找到解决环境危机的生态哲学，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谐、环保是当代重要的主题，生态女性主义从诞生之日就和这两个主题密不可分，它反对殖民主义、种族迫害、阶级压迫以及地位等级制等一切不平等的关系，有助于建立和谐的氛围，文明有序的社会。生态女性主义从整体立场出发，把世界看作是相互关联的体系，有不同之处，但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别，人类和自然都是这个体系中的一部分，对大自然的破坏也会危机到人类的生存。因此人类与自然要和谐共生，允许多元化的存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蕴含着生态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2—0194—02中国
一、生态女权主义概述
生态女权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蓬勃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之中，20世纪90年代达到。生态女权主义首先出现于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斯·德奥博纳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部作品：《女权主义或死亡》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弗朗索瓦斯·德奥博纳号召女性发动一场生态革命来拯救地球，这种生态革命将使两性之间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关系。
生态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生态女权主义者s.格里芬等人强调女性身体功能和自然接近，认为女性比男性较容易接近自然，女性是大自然的最佳代言人。美国学者伊内斯特拉·金把生态女权主义定义为一场女性认同运动，她声称：“我们为了忠于未来的世界，忠于生命和忠于这个地球而向父权挑战。我们通过自己的性别特征和我们作为女性的经历对此有着深刻和独特的见解。”
生态女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生态女权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是价值观念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社会运动。生态女权主义不仅涉及意识形态，也是一场为实现社会变革而兴起的实践活动，是女性为维护自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社区，反对由于父权社会、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化主义而引起的恶性发展和环境恶化所进行的不懈斗争，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统一。第二，生态女权主义的重要论点还包括对西方现代科学的批判，多样化和统一性，对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等。西方现代科学、生活多样化、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等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均是在父权社会观念主导下，人类社会为了满足物质丰盈或者追求国际地位所做的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平衡的活动，这种掠夺和破坏的意识同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第三，寻求建立联系的原则是生态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生态女权主义寻求建立一个平等、和谐、友好共处的关系，这种关系涵盖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生态女权主义与文学评论
近年来，随着生态问题研究的不断推广和深入，其思想已经深入历史、政治、哲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生态女权主义也随之而起，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生态女权主义批评理论解读含有生态和女性内涵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
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原则”和“生态原则”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凡是体现了对整体、相互关系和稳定的世界的追求，洋溢着关怀、同情和“慈育意识”的文学作品会受到极力颂扬，相反，弥散着男性支配、控制欲望的作品，充盈扩张、功利性的破坏性话语，则被毫不容情地被批判。
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包括以下内涵：（1）对文学文本中将女性作自然或者将自然做女性描述的梳理和分析；（2）女性作家生态写作的理论概括，及其与男性自然写作的比较；（3）女性文学作家在其文学作品或者文艺理论中表露的自然观的整理与归纳，批判男性偏颇的自然观；（4）结合相关时代背景，分析解读文学文本中生态女权主义的回归与叛离，由此文学经典不可避免地被重新阐释并赋以意义和价值。
有不少评论者运用生态女权主义的视角和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如有研究者对威拉·凯瑟的小说《啊，拓荒者！》进行了生态女权主义解读，并认为“生态女权主义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女性、自然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不再是贬低性的概念时代而是理想生存模式的力量之源”。还有不少学位论文也以生态女权主义为研究视角，对相关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解读。这些从生态女权主义解读文学作品涌现出的优秀评论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生态女权主义在刻画女性的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女性与生态之间深刻的渊源，使女性主义与生态整体有了共识——构建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融洽共处的和谐画面。
三、从生态女权主义角度解读《我的安东尼亚》
生态女权主义着眼于未来社会的建设，旨在建立一种人类与自然和睦共处、相互作用的生存模式。生态女权主义者呼吁建立一种不是基于统治原则而是基于互惠互利原则的生态道德伦理观，因此也赋予了文学评论新的视角和研究价值。
美国现代女作家威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是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我的安东尼亚》是其作品中最有力、最成功的一部，力在表现“拓荒时代” 的典型人物，思想境界高尚纯朴，艺术风格舒畅清雅。该作品以美国西部大草原为背景，讲述了一位波希米亚姑娘安东尼亚在困境中的成长历程，塑造了这位女拓荒者的生动形象，体现了美国早期开拓者的力量和激情，她为寻求自我建构和实践身份认同而不屈不挠地抗争，为超越自身情感实现自我价值而苦苦挣扎，为摆脱性别所带来的不公正命运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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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解读威拉·凯瑟的作品《我的安东尼亚》，可以使我们跳出常规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男性中心论，探索自然与女性之间密切的精神内涵，看到世界的真谛和价值在于人类和自然、男性和女性的相互尊重与友爱相处，从而加深对文本的核心内涵的理解。女主人公对草原的认同，对土地的依恋，和自然环境的结合，与父权制主导下的殖民者用刀征服土地的做法皆然不同。基于这种差异，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如果人类决心变革他们的性别关系，摧毁父权制，就能随之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暗含了女性和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质的关联，她们都是父权制思想主导下受压迫和被征服的对象，只有意识到这种关联，意识到父权制在整个统治体制中的独霸地位，才能将爱惜自然与珍爱女性联系起来，也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国
《我的安东尼亚》这部作品体现了生态女权主义的观点，因为作品给我们展示出了内布拉斯加这片土地上繁衍的万物都相得益彰：安东尼亚通过自己的成长和经历赢得了“一种无法用世俗的价值观来测度，无法用财富、名誉或者肉体上的吸引力之类的标准来衡量的成功”。这部小说在人与自然和谐融洽的气氛中结束，达到了自然界万物相宜的理想境界。
首先，《我的安东尼亚》中的人物描写蕴含了生态女权主义观点。在吉姆看来，安东尼亚可以是他的妻子、情人、姐姐甚至母亲，“只要是女人可以成为的身份均可”，可见他们的关系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男女关系，更找不到大男子主义的踪迹，而是男性与女性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依靠，以平等的身份构成人类社会的两大重要群体。安东尼亚等草原上长大的姑娘到城里去做帮工，雇主，特别是女主人，欣赏她们干活的本领，将她们也当做是家庭中的成员，这里也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主仆尊卑，而是赞扬人作为个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文中吉姆·伯登家是美国本地居民，而安东尼亚·雪摩尔达家却是从波希米亚迁至美国，文化、地位及家庭背景均存在巨大悬殊，但是伯登家却没有因为这些悬殊而鄙视或者欺诈雪摩尔达家，相反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宗教信仰，展现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和谐相处的优美画面。其次，文本中不乏对人类（特别的妇女）与动物的描写——动物和人类同样具有生存权是生态女权主义的另一重要观点。吉姆的奶奶，这个常年在农田忙碌的妇女，总有各种小动物如土拨鼠、獾和菜花蛇等与她为伴，“我喜欢那些土拨鼠跳出洞来看活”，这使她不觉得孤单和疲倦。安东尼亚将受伤了的小昆虫放进自己的头发里——“为它搭了一个温暖安全的窝”，即便是吉姆想帮她把昆虫放进衣服口袋也不能使她放心；“自从我当上了母亲，我就不再杀任何动物了”，中年的安东尼亚更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般爱护着动物。在这部作品中，动物不仅与人类同样具有灵性，并且关系十分融洽。
文本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更体现了生态女权主义者对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有学者认为，并非有描写景物的作品就是对自然的关爱，若是描写大自然是为了服务人类的感情表达，那便不是生态意义上的写作。而若是设身处地地将大自然中的景物看做是与人类同样具有喜怒哀乐的生物，才是生态女权主义所秉持的人与自然的观点。文中安东尼亚会在半夜冒雨为她的树苗“披衣裳”；吉姆祖母家的菜园子，秋日里一望无垠的草垛，夜幕即将降临时绯红的天边，备受人们爱护的路边的向日葵，都是人类的伙伴，都让吉姆这个“风光”的城里人眷恋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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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四、结语
生态女权主义者强调女性拥有一种男性所没有的本性、一种与自然在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在《我的安东尼亚》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女主人公在追求自己权利、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同时，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的情谊，这正是生态女权主义者所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回归。这种回归不像环境保护者那样虽然倡导的保护环境，但却以自然为人类服务为目的；也不像女权主义者那样虽然争取与男性拥有同等社会权利，但却仍然将男性、女性视为对立的两种群体；这种回归是女性运用自己和大自然的共性，在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在实现自然的价值，实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者倡导女性用自己保护自然、珍爱自然的实践行为构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共处的生态模式。因此通过生态女权主义解读《我的安东尼亚》，不仅加深了对作品中的生态女权价值观的理解，也对生态女权主义文学评论的基本观点有了更深的认识。中国
参考文献：
[1] 孙宏.《我的安东尼亚》中的生态境界[j].外国文学评论,2005,(1).
[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Abstract:Based on ecofeminist developent and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his new ethic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its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in literary studies with its ethical impact on literary creation and consumption.
Key words: ecofeminist；ethical culture；literary ethical studies
20世纪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大发展的世纪。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文学研究过多地局限于语言和文本现象， 热衷于对形式、文体、技巧等实证、实用性的研究，而忽视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乃至人类的精神问题的复杂多样化促使文学研究重新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的精神诉求。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评论界开始逐渐由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的能力(内部研究)转移到注意研究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1］。20世纪90年代，作为生态批评支流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迅速成为西方文艺评论界的“新星”。
一、 生态危机: 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契机
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早在19世纪已经引起人类的注意并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行动。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公害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引起世人的更为广泛关注，人们意识到环境污染严重损害公众健康，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而爆发了一场新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生态主义者反思人类行为，质疑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至上论，揭示人类中心主义才是生存危机的根源。为探求人类的出路，生态主义围绕非人类的道德身份展开争论，形成形式多样的环境伦理。
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伦理中的最新发展，是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结合。一百多年以来，女性主义经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的以要求平等的政治经济和受教育权利为特征的自由女性主义，和20世纪20—60年代的以争取女性社会文化身份为特征的激进女性主义的洗礼。在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的激励下，在妇女参与环保运动的实践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蓬勃发展起来。它借助解构主义，深入挖掘当下生存危机根源——父权制的男性中心主义观并进行颠覆性批判，力图构建一种新的环境伦理文化，为人类的持续谋求出路。
二、新伦理文化的建构: 生态女性主义的活力源泉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人类初始阶段对自然界的尊崇、恐惧、依附的生存意识(即自然伦理阶段)，到对自然的改造而使自然环境从人类生存视野中逐渐隐退后的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即社会伦理阶段)，再到现今环境问题带来生存危机而反思后的尊重、爱护自然， 寻求人与其他万物平等依存(即环境伦理阶段)的伦理认知和革新过程。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伦理道德的修整重构过程。生态女性主义正是生态语境下伦理革新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广泛借鉴其他流派思想，特别是生态思想和传统女性主义思想，批判父权文化体制下的二元对立价值等级思维模式和工具理性主义传统，以颠覆西方主流的父权——男性中心主义伦理观，并形成一系列具有自身特点的伦理价值体系。
首先，它追求整体和谐和生命解放，反对压迫。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相互交织”［2］的认同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点。在肯定自然界独立的内在价值，赋予所有非人类(如动植物、河流、山川等)同等的道德地位，关注所有与自然——心理、性、人类和非人类——有关的统治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种族、阶级、年龄歧视及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等)， 将所有被父权文化贬为他者的边缘弱势群体如女性、黑色人种、同性恋、酷儿(queer)等视为盟友，认为没有自然的解放，没有其他边缘群体的解放，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从而将其伦理关照的对象扩大到最广阔的领域。
其次， 它吸收生态批评的整体性观念，尊重差异，赞美多样化，认为差异、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和谐稳定的保障。其多样性既包括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又包括人类个体的个性和社会生活风格及地方风俗的多样性等。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对物种的侵害控制，致使生物简化。现代商业社会的技术和竞争将人异化为失去生气和个性的生产机器。在技术和利益的驱使下，统一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方式无孔不入，诱导现代人的拜物心理，泯灭人的个性，使社会生活风格“齐一化”，文化也因简化失去其多样性魅力。
第三， 它呼吁建立一种基于互惠和责任原则而非统治原则的生态伦理观，强调感性如关爱、尊重和公正的伦理价值。生态女性主义关注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关联性，从女性与自然在生理、心理和体验上的关联出发，提出重新界定人类自我的身份，抛弃以人类——男性为中心的抽象独立自我的主人身份形象，代之以生态的关联自我［3］。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只有意识到自己与世界万物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能从根本上关注“他者”，以平等的道德权利持有者身份修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和思维方式，还“他者”公正，尊重和关爱“他者”。唯如此，人类和自然才能和谐相处。
生态女性主义者不仅多角度解构父权制思想，还多层面建构新伦理文化。一些女性主义者以恢复对月亮、地球等的女神崇拜仪式来赞美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并用人类学家对史前期的母系社会的考古发现论证女性文化建构的可能。普鲁姆伍德提出重新阐释大地女神盖亚，认为认可地球的母亲身份有助于人类尊重和关爱地球及其上的所有存在物，有利于形成新的伦理道德观。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对基督教神学进行改造，把上帝理解为母亲或女性。温德尔把上帝称为我们的母亲，因为“上帝的父亲形象适用于父权制社会中的人格形成”［4］。沃伦根据Iris Young对传统分配模式的社会公正性的剖析，探讨基于该分配模式的环境公正性，指出由于传统的分配模式是静态的物质倾向的，不重视社会进程中的社会关系， 因而无法对生态群(如物种、数量、自然栖息地等)的状况给予足够关注，无法建构“生态的关联自我”，也不能充分重视并体现关爱和尊重的重要价值，只有非分配模式语境才是适合生态道德生长的土壤 ［5］。这些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伦理文化设想，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开拓了新空间。
三、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是人类理解自己的生产劳动及世界的一种形式，是为满足人类道德情感或观念表达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富有特点和不可替代的道德思考形式”［6］。因而有人认为“真正的艺术和批评服务于一种道德目的”［7］。以反思人类思维方式、规范人类行为并以最终解决人类生存危机为己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其伦理特性必然从社会层面延伸到精神层面，从对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现象的评价和规范及对其伦理根源挖掘延伸到文学批评领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它遵照生态女性主义伦理道德观念，将性别(女性)和自然结合起来探讨文学。它在关注人伦道德的同时注重弘扬生态伦理道德，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与女性及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大体而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使文学文本中那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或更为显眼，促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新的发现，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的联系与差别，探讨影响人类与自然，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的因素［8］7。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家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自然和女性在这部作品中是如何再现的(是次等的、低级的、破坏性的、缺乏理性的还是美丽的、充满慈爱温情的、不可缺少的)，自然和女性在作品中扮演着何种角色(是受贬抑的、受支配的、工具性的还是平等的、受尊重的、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关联性是如何在作品中体现的，以及作品中表现的伦理价值观与生态智慧是否一致等。而一部具有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往往符合如下标准: 即是否体现整体的关联性;是否体现对男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整体和谐、多样而相互依存关系的追求; 是否反映对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对自然的征服、支配、压迫和统治等问题的探讨;是否有助于重新认识人与其他万物的关系; 是否有助于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及其他存在物的和谐关系; 是否有助于警醒世人，倡导生态智慧，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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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主义在从文化哲学领域切入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承担文学批评的责任，以发展一种文学批评体系来反映和促进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的，这一责任是以文本阅读为基础的。首先，通过阅读各个时期的文学文本，揭示文学作品中反映的自然与女性的关联，探寻在文学领域中对女性对自然两种统治和压迫的历史文化根源。生态女性主义神学者对《圣经》进行对抗性阅读，批判它借上帝之口确立男性对女性和自然双重统治和奴役的地位而成为父权——男性中心思想的始作俑者。其次，通过重读文本，得出新的结论，以改变传统的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一方面，将被忽视的被埋没的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文本，尤其是女性文本重新评价，纳入经典之列，如一些寄情花草而被贬为闺阁之作的女性文本得到认可，曾被嘲讽为无病的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更是以其女性的细心观察和细腻描述被誉为文学、女性、自然三者完美结合的典范;另一方面，重新审视以往经典文本，颂扬体现整体关联的、洋溢着关怀同情、慈爱温情的作品；抨击体现父权中心的、工具理性的、扩张性的、弥漫着男性支配和控制欲望的作品，否定其经典地位。如:被奉为个人英雄主义经典的《鲁滨孙漂流记》体现崇尚权力、征服、统治和男性工具理性而被批判;而珍妮·斯梅雷的《千亩农田》、斯坦因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因其探索了科技在人类贪欲支配下给土地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人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与土地的紧密联系， 揭示了女性和自然受男性控制和征服的悲剧局面，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上，努力发掘该文类的写作特征，总结和建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从而修正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9］。这一方面可以带领文学创作者认知、关照、表现社会生活、世俗人生，进行文学创作，深化文学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引导读者的文学欣赏，通过发挥典型人物的启示作用和“揭丑”文学的警醒作用，影响人们的文学乃至文化“消费”观，改变人们行为方式，从而实现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并非否定所有其他形式的批评。它以新的批评尺度为文学伦理批评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它借助文学宣传生态女性主义，倡导生态智慧，强化环境意识;它不仅重新释义文本，还积极推动社会和人生的建构;它弘扬关爱、平等公正、联系依存的生态伦理观，不仅有利于促进建立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自然和谐关系，也有助于推进各“亚”文化群，如有色人种文学、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流散文学（diasporic literature）等从边缘走向被关注的中心，使人类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最终建立“一个免除了有害物质和生态灾难威胁的社会……一个免除了压迫和毒害的社会，一个免除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毒害的”［10］)生态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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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5): 16-20.
一、把课堂还给学生――让他们立于教室的正中央
华南师范大学郭思乐教授对教师这样定位：“教师要做‘牧者’不要做‘纤夫’”。对于生本学习中学生的所得他是这样计算的：“收获教师给予的30%，收获自己发现的100%加学生互动的100%。”这就告诉我们，师本教学立足于完成“教”的任务，而非“学”的达成。最重要的是，“你所给的”和“我乐得的”绝不单单是知识效度的比量，更是学生以何姿态立于课堂的身份界定。
但是，生本学习是“自主”不是“自流”，它并不绝对排斥教师的教授，尤其是学习方法的点拨、思维的训导等。自主学有跨不过去的坎，不必把教师讲授看成“洪水猛兽”。比如当有些难点学生确实无法突破，“微讲授”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时，老师当然应该“站到教室中央”去。要想让学生会学、会思、会展、会评，老师一定不能成为旁观者，而是学生学习支架的提供者，是争鸣之后的梳理者、提炼者、发展者。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改革探索，我把生本课型序列化：独学指导课、群学展示课、评学考教课。每种课型学习目标、学习方法、学习形式、师生用时比例等都会各有侧重。从“学、展、评”三种课型的名字你就不难看出，我的生本课堂既强调“目中有人”，也认可老师的不可或缺。有“法度”护航，生本学习才能真正实现“换挡”提效。
二、把课程还给生活――拿“活”的教材去影响活的学生
生本学习，首先就要承认和接受陶行知先生“拿活的东西去影响活的学生”的教育思想。
最好的教育莫过于感染。对于要想让学生把语文和生活无缝对接，教师必须身体力行，自己先把“大语文”从思想认识层面中“请”到语文教学实践层面来。小孩子的学习是观察性学习和模仿性学习占主导，你作为学生学习的首席合作者，只有（只要）你做到了，学生才（就）能做到了。
任何符（文字、图画、标记等）都是文化的平面图，老师就是帮着孩子们，使得每一个平面符号回归成三维，有声、有色、有味、有态、有情，复原情境甚至高于元情境。比如：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雷雨》要求让孩子们体会到一个字也能精妙的体现景物的特点。如“乌云黑沉沉的压下来”中的“压”，“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的“垂”，“一道彩虹挂在天空”的“挂”等。如果老师只是简单的问这些字好在哪，孩子们定能拼凑一个让老师基本满意的回答，碎片化的解读只能达意而非动情，缺失了对文学作品情愫的品味。为了把文字在孩子的心中还原成作者的情感萌动，我把课文解读演绎成主题为“一字一情境”的三个小话题：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用一段话来描述“压”“垂” “挂”。摘录一个孩子描述的“垂”：“黑压压的乌云铺天盖地，我仿佛看到蜘蛛的家在大风中随着树枝使劲地摇晃着。快破了！快破了！可怜的小家伙慌忙放出救命绳索，快速坠到地面，向不知道安不安全的地方狂奔。”孩子们在对三个字的背景描述之间，风雨的急骤、蜘蛛逃走的慌乱以及雨后的闲适都那么生动的、有创造性的再现，学生单调的文本理解就变成生活的重组，教材也就变成了学材。
三、把生活演绎成课程――让有书卷气息的生活浸润出有墨香的学生
语文素养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说”不好也许问题在于不会“读”，“读”不好也许是因为字词的基本功不过关……所以学生每一个方面的培养都可以有所侧重而绝不能割裂开来。我们也不应该为语文而教，因为不是人为语文服务，而是语文为人的成长搭设平台。所以我不赞成搞什么读写训练，而是乐于把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变成生长的历程。
有一个初冬时节的铃声响过，瑞雪扑向尚有残绿的大地，教室里几十双眼睛无不窥视着窗外的“舞者”。我马上终止了预设的教学活动，和孩子们来到院子里肆意和雪亲近了一会儿，我故意站在显眼的位置，仰着头吐着舌头。不一会儿，叽叽喳喳声响起：“快看老师！”“老师一定想尝尝雪的味道。”我说：“你真聪明，有人告诉我雪是咸的，我不太相信我要尝尝看。”“那您尝到了吗？”“雪花很狡猾，不肯轻入我口，只有一片怜我执着，送我清凉和满口的泥土芳香。”于是，孩子有的抱着别人脑袋看雪的变化过程，有的试着用叶片接雪花验证它是不是六角，有的忙着采集雪团忙着给小草盖“棉被”……边忙还不忘即兴生涩的描述，模仿我品读雪中的“墨香”。回到课堂，一段段精美的描述应运而生：“雪也有盒五彩缤纷的颜料，它把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都染成了白色，还偷偷地把小朋友的脸染成了红色，满心的呀，是探雪的快乐。”“雪花调皮的躲到男孩子的短发里，那依然竖立的发丝上缀满水珠儿，那可是黑夜密林中提灯的萤火虫。”学生文字的灵动来自思维的自由，思维的灵动来自内心的自由。只要我们真的把生活开发成语文课程，语文课堂一定会从学生枯燥解析、无病中逃脱出来，语文学习就会从“师生为语文符号而忙”变成“语文生活因学生而兴”。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预测：中国的教改要成功，可能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行。课改路上我们不乏相知相扶的伙伴，一群人行走一定会走得很远。记住，我们不是为语文服务的，是为学生服务的，必须让学生以主人的姿态行走在语文世界里；坚信，即使学生走得磕磕绊绊，也终能学会行走；哪怕学生走得磕磕绊绊，我们也没有权利代替他们奔跑。
1.关注学习过程，利用“错误资源”施行教学再提高
学生阅读文本、探究文本的过程，是与文本、作者和“我”之间产生共鸣，充分体验语言的内在魅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创造性地对知识进行再加工，才能变他人的知识为自己真正的知识。但学生在这一学习感悟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回答错误或欲言又止的“思维卡壳”现象。对待学生的学习生态的态度决定着教师的教学成功与否，或多或少的错误正好可以提醒教师如何进行教学补救。出现错误时，教师要充分利用教学机智，做到既纠正学生错误又保护他们的学习热情，把错误变成一种让学生积极向上的资源财富。学生在错误中反思，在反思中提高，会养成修补知识漏洞的好习惯。久而久之，学生的思维能力也会随之提高，学习质量也会不断提升。
2.针对出错的不同原因，详细分析制定相应转化措施
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同样的道理，学生是多姿多彩的，因此就要求教师要用“发展性”的眼光去看待学生，对每一个犯错误的学生，我们都要从其本身实际出发去分析原因。学生或是学习准备不足，或是学习习惯差，或是心理原因，我们都要一一进行分析，在教师、家长的参与下帮助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错误改正措施，并把这些措施具体实施到课堂教学的“先学、展示、反馈”的每一个环节上，做到关注每一个发展群体，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保证每一个学生都学有所得。因此，教师一定要重视学习过程中学生出现的错误，并进行快速地分析反馈，及时更正教学程序和教学进度，认真完成教学展示之后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教学反馈。此环节教师要引导学生探究错误原因，帮助学生进行详细分析，最后引导矫正，得出正确的知识。对那些学习习惯不好或学习准备不足的学生，可以采取“春风润万物”的“润”字功夫，恒久坚持，并渗透于平常的教学中，让学生早走一小步，走好一小步，最后迈开步子走路，最终提升学习质量。
二、合理运用多媒体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望，引领学生积极探究
近年来，多媒体技术迅猛发展，并逐渐得到普及运用。它图文并茂，集声、光、影于一体的多方面的优点，将我们的语文教学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1.多媒体技术与常规教学手段并重，促使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积极的知识体验
现在，教学课件的制作成为很多教师关注的重点。他们往往花费相当的精力和心思去搜集资料，制作课件。在运用课件时，精心备课非常有必要，但我们还要注意“重课件制作，轻教学内容”或“轻课件制作，重教学内容”的“一边倒”现象。课堂上，教师的示范作用是任何机器都无法替代的。教师的真实范读、板书可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语言文字的魅力，而多媒体的范读和板书出示，学生面对的是冷冰冰的机器，没有表情、动作，即使看到人物的表演，也有一定的距离感，没有真实的现场氛围。传统的教学手段现在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2.充分利用教学机智，调控课堂学习过程，避免教学机械化
课堂教学是预设与生成相结合的动态过程。没有预设，就没有一定的课堂方向；没有生成，就不会看到学生的学习生机。多媒体技术运用中，有些教师往往按事先设计的课件一步步机械地呈现给学生。这样的教学不是按具体的教学情境生成教学过程，而是为了完成教师事先设计好的教学程序而教学，教学走向了程式化、机械化。还有些教师怕操作失误，为图方便，就把课件设计成顺序式结构，上课时课件按顺序“播放”，这样上出的课便是“流水课”。这样的课堂，实质上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思想演变成了“电脑+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它更加强化了教师在课堂上的“霸主”“霸权”地位，成了名副其实的“形式主义”，学生的主体作用仍然得不到重视。因此，我们在运用多媒体技术时，要针对学生的实际学情和课堂实情“以学定教”，设计要灵活多样，提供几套可供选择的课件，针对课堂上出现的“教学意外”，教师要充分发挥教学机智，为学生的拓展学习、知识提升留下广阔的天地，为课堂留下主动生成的空间。
三、营造和谐学习氛围，赏识爱护学生的求知童心，拓宽语文课堂道德资源
道德课堂上，教师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幸福成长，最终成为拥有丰富精神世界与创造力量的人。为此，我们要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徜徉于祖国语言的快乐学习中，还学生语文的快乐与自由。
1.适度赞美、批评，建构平等、尊重、信任、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要求的师生关系是：“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中进行。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因此，我们在进行教学评价时要“多使用表扬性、激励性的语言”。但如果我们在课堂上一味地赞美学生，学生一直生活在“赞美”的光圈之下，激励作用体现不出来，那么，学生遇到困难或稍有挫折时往往就会不知所措。因此，课堂上的赞美是必要的，但对原则性问题的批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学生回答错了，教师批评时话语要含蓄些，比如“你能回答老师的提问这很好，但我如果是你的话，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这样，既保护了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也纠正了学生的错误。课堂上，教师对精彩的回答发出由衷的赞美，对胆怯的目光予以及时的鼓励，对错误的回答给予适时的纠正。这样，巧妙的语言艺术就能将学生学习的热情调升到最高限度。
2.多元看待学生的个性差异，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体会成功的喜悦
学习是学生创造性的思维过程，学生敢于发表不同的见解，才是教师教学的追求。小学生在对文本的深入探究的过程中，有许多可能影响他们对文本进行正确解读的因素存在，他们由于形象思维强，所以遇到很适合自己口味的文本，就会表现出过多的学习热情，会对文本产生多种多样的解读。但由于逻辑思维能力差的原因，又会造成对文本的解读出现偏差，甚至是错误解读。因此，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大力创设自由对话与讨论的学习氛围，根据学生的学习实际、心理实际和个性差异去“以学定教”，让学生在教师的正确引领下多元地解读文本。教师在平等互助、伙伴型的教学关系下，还要允许学生对所学的内容进行多元的解读甚至是歧义的解读，鼓励他们向教材挑战、向教师挑战、向同伴挑战、向权威挑战，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正是在自由的对话与讨论的过程中，学生每一个个体对文本的解读才能伴随着他们见解的发表而显现出来。
杨吉风，鲁东大学讲师。
本文系山东省教育厅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J11WD60）。
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编辑意识，编辑意识反映在编辑具体工作中，就是刊物的宗旨。刊物的风格和特色正是取决于刊物的宗旨。所编辑、主编的十多种刊物的宗旨都反映了的自由主义思想，而自由主义的编辑思想又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以自由、开放的新思维，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在编辑工作中表现为引领、思考、洞察、怀疑、求证、宣传和影响。达尔文进化论哲学的精髓渗透于编辑思想和实践中，所形成的自由主义编辑思想是编辑工作中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达尔文的演化论与的渐进论
演化论批驳了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存在之链，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宇宙图景，使演化的观念成为基本的哲学观念。在进化论看来，生物包括人类在内都起源于共同的最基本的物质形式，都是通过自然的过程不断进化的。进化不是以种类，而是以群体为实体的，因此，进化才体现出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特征。[1]生物的进化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自然选择的推动力在于生存斗争，它促使自然选择作出决定，要保存或淘汰生物体的何种变异。也就是说，物种会不时地进行生存斗争，要受到严格的自然选择法则支配。物种的有利变异将被保存下来，而有害的变异则被淘汰。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种的每一代个体中都可能会产生变种、变异直至产生新的物种。变异是渐进的、不可预测的，而进化也没有确定的方向，没有预定的发展界限。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他展开了自由、开放的思维新空间。在《四十自述》中道：“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汰’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年轻人的心和血。”[2]
进化论对的影响深远。崇尚实验主义，认为进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客观过程，对于社会变革，根本就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式和根本方法，推动历史进程的力量中不会包括任何的“最后之因”。主张和平与渐进，认为革命和无畏的牺牲不会促成社会的进步，须经历极其漫长的不断积累的基础过程，通过持续不断的探索和潜移默化的革新，才能实现社会的自然演进。“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3]他反对诸如暴力革命这样力图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绝对方式，这也正是他终生不肯接受任何绝对笼统的“主义”或学说的原因。他只相信“一点一滴的改革”和“一点一滴的解放”是可行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进化论成为自由主义编辑思想的哲学基础之一。从这个角度可解释为何特别重视解决具体问题，为何重视号召大家多研究一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一些空洞的学说和主义。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从而谋求社会的演化和进步。他将进化理论由生物学领域运用到文化领域，并将其渗透到自己的编辑工作中，形成了进步开放的编辑思想。
二、“存疑主义”与的实证观
的哲学思想也受到了赫胥黎人类进化论思想和存疑主义哲学方法的深刻影响。“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和功用。”[4]赫胥黎、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中的“存疑主义”让崇仰，并将其与中国古代孔子的论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联系起来，认为“存疑主义”与孔子学说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甚至比孔子学说更为进步，因为“存疑主义”不但坦率地承认无知，且以积极的实证研究、客观充分的证据去努力克服无知、证明无疑。
号召应以“存疑主义”的精神，广泛搜集证据，以实证研究来证明事实的真伪。认为用科学的方法才能解放思想和革新思想，“拿证据来”是一贯倡导以表明其实证观的口头禅。在他看来，事物的证明都要有充足的证据，事物的真伪要经过科学的验证。
的自由主义编辑思想中，同样渗透着实证主义的观点。他认为“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自己要对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承担责任，这种建立在“负责任”基础上的自由是一个人谈自由的条件，否则是不配谈自由、不配谈政治的，舆论职业者更应秉持“敬慎无所苟”的舆论态度与办报方针，不可有私心私利，哗众取宠，信口开河。
从《努力周报》到《自由中国》，要求作者在文章上署真实姓名，要求用稿要慎重，“凡读者投书，必须用真姓名，真地址，否则一概不给登载。其有自己声明因特殊情形不愿用真姓名发表者，必须另有声明的信用真姓名、真地址。否则不给发表”。并提出了三个建议，主要是为了严肃发表的文字，“用负责任的态度，说平实的话” 。[5]
三、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由观与编辑思想的自由观
达尔文进化论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和对自由的肯定。在传统决定论思维中，人的行为可以被预测，可以被决定；宿命论完全否定人的主观意志和能动性，认为人们只能听天由命，在现实面前无所作为。而听从命运支配安排的人们是没有真正自由和快乐的；在宗教决定论中，人们信仰上帝，坚信上帝创造万物，物种各自独立演化繁殖，物种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认为是上帝赐予人们一切，人们要爱上帝，感谢上帝，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机械决定论虽然打击了当时的神学自然论，但它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是简单划一的，认为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从过去到现在，直至未来都可用同样的因果关系来决定。这些都会导致人们对于主体认识能力的怀疑和对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信心的缺失，更不会给予人类创造世界、革新世界的自由观念。达尔文进化论带来了思想的真正解放和对自由的真正肯定，认为自然的进化不可预测，大自然具有客观的演化规律、非凡的创造力以及自由的发展过程。丰富多彩的物种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共同发展进化。人类的产生和进化正是大自然自由演变、顺应发展的产物。而人类的进化同其他物种的进化一样，需要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服从一般规律，在竞争中不断进化。这种进化没有预期的发展归宿，也没有规划好的发展图景；这种进化不可逆转，不可预料。这就意味着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有不断发展变化的自由，有不断革新渐进的自由。
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由观对的思想，特别是的办刊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播思想中的精神核心正是自由主义的办刊理念。认为，思想言论自由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体现，而容忍是自由的重要特征。认为，人们有自由表达思想的言论权利，这是最基本的权利，如果没有这种权利，就谈不上真正的自由。人们在行使言论自由，表达思想的时候，采用的方式方法也特别重要。温和的劝说要比强势的言论更为有效，更能让人接受，也能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思想激荡、各种观点层出不穷的时代，大家往往相信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别人的想法是错的，自己的信仰是对的，别人的信仰是错的。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矛盾丛生的时代，在坚持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同时，倡导“容忍的态度”。认为，只有秉持容忍的态度，允许不同观点和思想互为补充，和谐共存，才会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世界、了解真理。新闻报刊须做到容忍别人的不同声音和言论，愿意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指正，有容忍他人言论的雅量。在《新青年》时期，有不少读者对《新青年》的言论态度表示异议。他在复信中说：“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6]在看来，要想使自己的意见被大家接受，前提就是要容忍别人的意见，也就是说：“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别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被接受的期望。”[7]在《新青年》的编辑上，的“容忍”态度可见一斑，这也成为《新青年》区别于其他刊物的重要特色。这种温和的劝说态度和容忍的言论方式，正反映了吸收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由观精髓，适应万物生长发展之自然规律，以豁达通融的态度，容纳万物的不同存在和丰富呈现。他所倡导的言论自由是建立在允许“先后迟早”、倾听“人类的见解”基础之上的，也体现了言论思想、编辑思想的自由观和态度。
结 语
中国的自由主义探索道路并非平坦顺畅。在推动中国自由主义发展进程中，近现代的报人编辑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报刊的编辑工作中，始终坚持独立自由的言论立场，秉持宽容的态度，坚持渐进的革新方式。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宗旨，给言论自由乃至个性自由、人性自由插上了翅膀，使得人们得以在世界之中求证务实、自由探索、充分发展。的编辑思想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滋养，渗透着与达尔文进化论相通的渐进论、实证观和自由观，所形成的自由主义编辑思想是编辑工作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今人研究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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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我们走那条路[J]. 新月，1930（10）.
[4] .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M]// 欧阳哲. 文集（五）.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51.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3-0136-02
一、新媒体时代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1.新媒体的定义。新媒体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它是相对传统媒体而出现的，是信息科技和媒体产品的紧密结合，是媒体传播市场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既然是新媒体就要有其革新的一面，不但技术上革新，形式上革新，最重要的是理念上也要革新，目前比较流行的定义是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的，他认为：新媒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讯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向客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式。
2.新媒体时代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当代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就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对大学生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对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都是全面而深刻的。一方面，大学生可以利用网络的快捷性和开放性迅速的获取大量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达到学习的目的。另一方面，网络的普及和发展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隐往导致社会责任的缺失，网络的无序，虚假信息的泛滥，网络犯罪等这些都是威胁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新形式。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利用技术上的优势加强了对其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文化理念等在全球范围内的鼓吹和渗透，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意识形态在我国的主导地位和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二、新媒体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存在的问题
大学生是党和国家的未来，承担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其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状况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未来。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受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等影响，导致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部分大学生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了解和认知不够准确。这部分学生对我国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着认识不清，或者是概念化、教条化、书本化式认同。其主要表现就是只把主流意识形态当作一种概念，而忽视对概念的理解与认同；只注重对其教条化的记忆，而忽视利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只注重从书本中的条条框框出发，而忽视了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生活相联系。
2.部分大学生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感不强。这部分大学生没有认识到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中存在着边缘化认同和反向认同的现象。主要表现就是一些学生不但没能认识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还把对意识形态的学习当作一种负担，致使主流意识形态在个人生活中被严重的边缘化，甚至出现认同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的现象。再者，由于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出现了诸如官员腐败、分配不公、环境污染等问题，致使部分大学生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产生了怀疑，从而导致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感的下降。
3.部分同学主流意识形态淡化和西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西方国家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此情况下，部分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和西化倾向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部分同学对资本主义缺乏科学的认识，对中国的国情和历史缺乏深入的了解，致使他们盲目的崇拜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
4.部分同学政治素质低，政治思想淡化。大学生能否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的发展前途，也与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息息相关。很多同学对没有深刻的认识，甚至是对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没有什么认识，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不了解我国所走的路线，所采取的方针、政策。虽然，有一些同学关心国内外的时事热点问题，但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下，很多同学都把经济放在第一位，根本不关心国家政治。
三、新媒体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多元及社会问题的产生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日益加强，随之伴随而来的就是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的蔓延和渗入。由于我国正处于传统的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利益格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了人们对过去的一些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迷惑和怀疑。再者，一些地方官员的腐败、办事拖拉、大搞形式主义等问题，这都严重影响了政府在人们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和广大干群关系的和谐，并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大学生对我党的信任。
2.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僵化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高校是对大学生进行理论教育的主要阵地，然而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并不尽人意。首先，在一些高校内，竟然出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配置不足的情况，这都严重影响着教学的质量；其次，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对社会的丑陋现象一再曝光，导致了部分大学生思想的混乱，削弱了德育教育的实效性。最后，大部分教师的教学手段单调且毫无新意，也很难引起同学们的共鸣，这些势必都将影响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3.网络文化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目前，网络文化已成为大学校园内的一种新型的校园文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文化内容道德维度的缺失、隐往导致社会责任感、道德感的缺失、网络犯罪等。由于大学生尚未成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他们不可能很好的对网络虚拟空间内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然而这些都已严重地影响了大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
4.大学生自身的原因。当前，大学生自身特色化发展加快，思想状况和价值取向呈现多样性的特点。现在的大学生是在和平的年代和父母的溺爱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抗挫能力低下，缺少积极进取的精神，缺少信仰，理想。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也只停留在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并不能深刻的理解它们的含义，更不用提把这些知识化为自身发展的动力了。
总之，在改革开放和新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下，加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而深刻剖析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又是全面做好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基础，只有这样，高校才能承担起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使命与责任。
参考文献：
[1]欧阳永忠.社会环境与校园文化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1，（4）：96-103.
在13日上午的大会报告阶段，先后做主题报告的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叶平教授、吉林大学的刘福森教授、北京大学的郇庆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曹孟勤教授、东北大学的秦书生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的王鲁娜教授。14日上午的大会交流阶段，清华大学的蒋劲松副教授、南京林业大学的曹顺仙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的唐代兴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解保军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的杨志华副教授、东北大学的于春玲副教授等做了主题发言。专家学者们就生态文明的研究范式、理论体系构建、实践路径选择等相关主题做了报告。
20世纪后半叶，经济的发展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人口急剧增长，全球气候变暖，森林过度砍伐，动植物物种加速灭绝。人们对于环境与生态问题愈来愈关注，在历史、哲学、法律与社会学领域，出现了“绿色化”的发展趋势。1962年，《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揭示了现代生产技术对于环境所造成的危害，引起了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广泛关注，从而推进了生态研究的进展。
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发表了《文学与生态：一个生态批评的实验》一文，并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他认为，应该把生态学的概念应用于文学研究之中，从而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的生态主义方向。早期的生态批评研究孤立而零散，但随着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的成立，文学与生态研究由美国扩展到世界各地，这一学术团体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生态批评学术组织。1993年，生态批评正式确立为一个文学批评流派，开始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并成为文学研究领域内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方式。国际间的协作促进了生态批评研究的迅猛发展，至世纪之交，“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两个词大量出现在各种学术出版物中，并成为各类学术会议的研究专题。
生态批评的研究视野经历了几个阶段。早期的生态批评侧重于发掘经典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形象，并对自然文学进行了评判性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建立起生态批评的理论性框架，形成多层次、多视野的研究体系。生态批评以尊重自然、提倡自然与人类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为原则，反思割裂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思想，重新审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思想。同时，生态批评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它借鉴了其他批评理论与相关学科，站在地球生物圈的高度批判性地考察传统文学研究中的人本主义，力求真实再现自然在文学以及文化中的地位。
二、生态批评与生态文明的内涵
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梭罗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他也因而被公认为生态文学的大师。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很多发达工业国家的出现，使得宁静和谐的田园不复存在，因为多数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所体现的是人类主体的特权，是建立在对自然的征服和侵害之上的。
在生态学中，人类这一悲剧性的弱点表现为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它与生态文明所提倡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不同，在于后者以整个生态为中心，体现了生态的整体利益。反观环境危机的种种现象，无不是人类中心主义泛滥的灾难。人类中心主义在处理自然问题时，形成了一种悖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却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人类是环境危机的始作俑者，因为人类在利用生态圈创造财富的同时破坏了生态系统本身，并将其归结于社会组织战胜自然的需要。
万事万物息息相关，这是生态学的第一法则。因此，文学作为人类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的，不能独立于自然环境之上。《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的主编切瑞尔・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ity）认为，生态批评是对文学和物质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以地球为中心的文学研究（Glotfeity，1996：xviii）。因此，生态批评以一种强烈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观，诠释了其对生态文明和生态和谐的理解。
生态批评学者的贡献在于恢复了自然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去中心论的文学命题，提倡差异性和多样性，以生态主义的文明视野与自然中的其他生命体进行对话，倾听自然之中所有存在物的声音。这是一种以生态的视角研究文学的潮流，关注在文学中如何表现人类与周围环境以及其他事物的关系，是对文学、生态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
无论是对经典文学作品中自然现象的发掘，还是对自然文学的研究，生态批评学者努力以文学研究的方法，思考着当今环境问题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批评是社会责任回归的标志，它象征着对于唯我主义倾向的放弃，坚持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环境作为自然中不可或缺的整体，提倡文明、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之中的树木岩石、飞禽走兽以及江河湖海等环境因素，在生态文学批评者的眼中，无不预示着人类的福祉。生态整体论实际上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以一种开放的眼界突出了生态的整体利益。
三、结语
随着人类生态保护意识的提高，生态批评已经成为一种广泛认同的文学批评流派。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在多学科范围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索，并以提升人类的生态责任意识为己任，形成了以生态整体观为核心的思想内涵。生态批评从生态视角研究文学实践，将生态思考融入文学研究的理论，重新思考人类的自然观。这种理念蕴含了文明、智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人文主义思想的表现。
参考文献
[1] Garrard，Greg.Ecocriticism[M].London：Routledge，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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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晓明.美国当代生态批评述评[J].思想战线，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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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宁.新文学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图分类号]I059.99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1674-6848（2012）04-0102-09
［作者简介］王 惠（1970—），女，湖南常德人，文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云南昆明 650031）
生态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其出现在中国不过短短数年光景；但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实践，在中国的历史几乎和文学的历史一样绵长。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人的生产方式和哲学观念决定了中国人和自然相依相守、声气相感、血脉相通的关系，决定了中国人的文学离不开自然的涵育，并由此形成了独到的生态文学景观。
遗憾的是，后，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迫打开，老大帝国的心态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随着西方工业文明涌入中国，晚清知识者中的有识之士也开始以新的视角审视世界，在强国保种的梦想光照之下，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出发点，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西学东渐于是蔚然成风。到“五四”时期，西方现代化的理念已经浸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文化俨然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文学无法独善其身，在西方现代文学理念的感召和技法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如此一路踉跄、一路趔趄地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步伐，直到西方文化迈进后现代的新路。此时，人们对自启蒙运动开始便裹挟着以理性与技术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来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的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和清算，现代性的悖论和恶果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对于前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人们充满了怀念之情。如今，由现代性造成的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由后现代启动的越发壮阔的生态思潮促使生态文学概念的出现和创作的兴盛，无论人们对此概念持何态度、对该类型的文学创作作何评价，这都已是不争的事实。
生态文学虽说仍然由西而来，但基于后现代与前现代在思想旨趣与文化精神方面的关联性，传统中国的哲学观和文学现象获得了浮出历史地表的机会，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然而，新生的生态文学在概念的界定方面却因为过于强调文学的当代性以及人类的主体性和责任感造成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忽略。日益迫近的生态危局，亟待生态文学形成规模效应，发挥理想效应，由此，我们理应在对中国传统文学资源加大了解、增强信心的前提下，进一步对生态文学的定位予以思考。
一、生态文学的当前界定
什么是生态文学？目前，被学界和文学界所普遍认可的界定乃是我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学术带头人王诺教授在《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为生态文学一词所作的界定：“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讨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①
在王诺教授的界定中，生态文学具有如下几个重要要素：第一，生态文学的写作者应该是具备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的，这一生态思想应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基础；第二，生态文学的写作内容或者题材应该是描写生态或描写自然的，尤其应以表现生态危机、探讨其社会根源为题中应有之义；第三，生态文学的写作主旨应该是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标准，而不是以人类或任何一个其他物种、任何一个局部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王诺教授的这一界定，无疑取得了很大的理论成就，具体说来，该生态文学概念体现出如下特点：
1.清算了人类中心主义等现代观念。众所周知，生态文学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现实基础：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催发了生态思潮，日趋壮阔的生态思潮催发了生态文学。如果说生态危机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那么，生态思潮就要对现代西方工业社会主导思想进行反拨乃至颠覆，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则要表达生态思潮的精神主旨、承担生态思潮的历史使命。正如王诺教授所言：“生态思潮的主要诉求是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人类中心主义、唯发展主义和科技至上观是生态危机的主要思想根源，是当代生态思潮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①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这是与会学者的共同立场。在他们看来，生态危机既是挑战，也为学术研究的转型提供了难得的机缘。以往的学术研究受制于人类中心论的范式，难以创造性地应对生态危机，日益暴露出其致命欠缺。要使学术活动成为一种拯救性力量，改变研究范式已经势在必行。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进行转型，而是如何推动转型的完成。对于转型的实质和内涵，与会学者进行了多样化的概括：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余谋昌）、以生态视野代替人类中心主义（高旭东、王晓华、赵白生）、采用参与自然循环的有为策略（李庆本）、超越消费主义的生活观（宋丽丽）、致力于人类心灵的绿化（马永波、张华、仝晓锋）、重视文学艺术中已经发生的生态学转型（陈晓明），等等。
作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介入生态文化建构的资深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谋昌总结了生态文学的诞生机制：20世纪中叶，工业文明达到顶峰，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跃进，但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枯竭等生态危机也随之出现了；为了应对危机，人类开始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这种转向从观念开始，体现为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法学、生态文学的建构；从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1948）到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西方生态文学形成了自己的初步形态；在中国，自徐刚的《伐木者醒来》（1986）开辟了环境文学的先河后，生态文学创作、生态批评、生态美学已经出现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不过，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还远未成为主流选择，大多数文学研究家的心灵还有待“绿化”，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正在走向新的地平线，还身处转向的“途中”。
如果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还处在转向的过程中，那么，向何处去就是个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宋丽丽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在参会论文《生态文学的反思》中，她提出转型期的文学研究应该审视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机械主义的自然观、科技主义文明观、消费主义经济观。总而言之，文学研究不能再停留在受制于上述观念的现代化视域中。超越现代性是当今生态文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宋丽丽教授的发言代表了与会学者的共同思路。在清理科技主义文明观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旭东提出：我们以前秉持科学至上的理念，但实际上科技与人文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要推进生态文学研究，就不能不寻找超越这种紧张的道路；中国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如郭沫若）赞美工厂冒出的黑烟，称之为世界的名花——美丽的黑牡丹，表达的就是一种单纯的现代化理念，其核心就是对科技的崇拜；现在，中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要追赶西方世界，以科技推动发展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正因为受这种生存情境的制约，中国的生态文学还不是主流；只有大多数人都能正视现代性中的内在紧张（如科技与人文的冲突），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才算取得了成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林精华也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对生态危机的反思还远远不够彻底，甚至还没有达到俄罗斯文学家的已有成就。
在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欠缺时，与会学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国人对现代性的迷恋——我们还处于现代化的途中，尚未充分意识到内蕴于现代性中的风险和危机。现代性的核心是人-自然的二分法，正统的现代性理念往往表达了两种乐观主义：其一，人处于宇宙的中心，其利益和福祉最为重要；其二，通过不断征服自然，我们可以进入持续进步状态，享受终极的幸福和快乐。实际上，这两种观念都没有根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启超认为：人既没有权利将自己定义为中心，也不可能将征服进行到底，在无限的宇宙中，人不过是渺小而短暂的存在，中心主义不过是这个物种的幻觉；当人企图控制自然和机器时，他也被自然和机器所控制，企图强行突破这种辩证关系，就会造成全面的危机；人类必须重新选择生存方式，以生态观超越人类中心论，关怀我们身处于其中的生态体系；有了这种思路，文学研究就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批评家便能看到他之前看不到的东西，如人类中心论的荒谬、进步主义的内在悖论、当下文学作品中已经显现的生态意识。
与会学者认为，改变研究范式并非人类对自然的恩赐，而是偿还生态债务的必要方式。在人类中心论的支配下，自然的一切都被看成人类造福的资源。随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出现，人类逐渐异化为地球上的掠夺者，奴役自然的发展观造就了深重的生态危机。正因为人类的行为造就了普遍的痛苦，我们才需要偿还生态债务。从这个角度看，今后的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都属于人类赎罪行动的一部分。赎罪的对象不仅是自然，而且包括被压抑的人类群体（如有色人种、妇女、小孩）和文化（如前现代文化）。当赎罪的文学家将文学升华为拯救性力量，一条新的地平线将清晰地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