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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作为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不仅是在新形势下治理“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而且是支农惠农政策的深化,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业,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因而,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农村工作—农村干部的事、农民自己的事及农业部门的事。事实上,农村工作只是社会大系统的部分工作,农村和城市是相辅相成的。因此,社会的各行各业都要积极地加入到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洪流之中,“服务农民、支持农业、发展农村”—既要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又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激发各行各业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热情;既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又要促使城市经济的有效发展,以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
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是促进城乡协调互动发展
新农村建设战略提出的现实背景之一就是城乡差距扩大,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农村城市社会发展失调。因而,新农村建设是基于农业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来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夯实城乡协调发展的物质基础。城市与农村是人类社会的不同表现形态,二者互为市场,相辅相成—农村发展好了,不仅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基本生活资料和原辅资料,为城市发展输送更多的建设者(如农民工等),而且可以成为城市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城市得到了有效发展不仅可以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好的各种服务,而且将会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不仅仅是促进农村社会的进步,而且是实现城乡社会协调互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和理性选择。
新农村建设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关系
生态建设与农业经济发展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协同发展的共生关系,农村地区在推进新农村建设时就应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基于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统一的原则,把生态环境及其建设放在基础地位,把经济发展作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必然要求和最终体现,促进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良性结合,实现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相一致的目标,使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相协调,从而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动态平衡与良性循环,这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和根本目标。
新农村建设没有统一模式
基于农村地区的地理、气候、交通等自然条件及社会状况的差异,各农村地区在具体实施新农村建设时就应在有效把握新农村建设内涵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因地(时)制宜、统筹兼顾”,从而突出地方“特色”,做到“同中求异”。因此,各农村地区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时,其不同地方和区域要根据自身的特征和现实状况(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积极探索并实践符合当地客观状况和农民意愿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允许农村地区各地的新农村建设要基于其“起点差异、进程快慢、水平高低、方式各异、模式不同”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良好格局。
农村经济不能简单等同于农业经济
调查表明,一些地区在推进新农村建设时,把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摆在首要地位,不仅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实现农民增收,合理引导城乡产业布局及其发展,这本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但却误把农村经济等同于农业经济,从而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顺利开展。事实上,农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农村经济除了第一产业的农业外,第二、第三产业也应涵盖其中,只是从整体上讲“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等”在农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低。因此,少数民族地区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不仅要通过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来建立现代农业,而且要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如农产品加工、服务业、劳务输出等),以实现农村社会的健康、快速、和谐发展。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使农村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得到有效持续发展,大力发展与新农村相适应的农村教育就显得甚为必要和迫切,这不仅是农村社会得到有效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而且是加快农村实现现代化和小康的重要保障,关系到新农村建设及和谐社会构建的全局。需要指出的是,农村教育不仅仅是指农村义务教育,如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技能培训)在目前显得更加突出;同时,基于职业教育内容(农业使用技能及第二、三产业技能),农村教育要“三教”有机结合,以实现“三教的有机统一”,这是农村教育的必然选择和趋势,从而造就“有文化、有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当然,成人教育不仅仅是单指农民自身,还应包括广大农村工作干部及技术人员,农村干部素质的提高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构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并完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新农村建设作为实现农村现代化的一种战略决策,给“三农问题”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可以说新农村建设与“三农问题”的治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调查表明:目前的三农问题“不只是农业经济和农民负担问题,还是与集体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农村社会组织的解体”(周建明,《建立发展的社会纬度》,2007),这一点还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因此,建立并完善与集体经济相应功能相对应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村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保障、农村中介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势在必行。同时,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完善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从而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丰富的、足够的、适合的公共产品,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加强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新农村建设伟大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农村社会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其现实依据是“现代化、全球化、市场化”不断深化和现代科技及社会不断进步的客观事实。生存环境一旦变化,与此相应的一切文化都要发生变迁和调适,这是的一个基本观点。因此,“要实现新农村建设及其发展目标,需要构建相应的制度框架,才能更好地适应这种复杂的大环境”(陆益龙,《新农村建设的制度需求与供给》,2007),这是新农村建设得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经济、政治、文体等领域已发生了较明显的制度创新及其变迁。就目前农村地区实践新农村建设的现状来看,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以下几种制度的改革及创新:农村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及流转制度;公共财政制度;不合理的农业价格政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当然,基于新农村建设的整体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这些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不仅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而且要“因地(时)制宜、以点带面、突出重点”。
1 新农村建设中土地利用的问题
1.1 政策引用方面的失误
吉林省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在农产品、粮食的生产方面担当着重要角色，然而吉林省的一些农村土地并没有做到以人为本、科学协调、统筹规划的发展理念，使得农村土地的利用出现了浪费现象。仅仅追求GDP增长，对于土地本身的利用缺乏科学性和全面性。
1.2 土地投入减少
部分农民因过度使用化肥使得土地养分降低，为追求高产重度利用而轻于养护，导致土壤的质量逐年下降，耕地中的氮、磷、钾等元素含量非常不平衡。
1.3 耕地非农化严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农村兴建各类产业。虽然国家会征用耕地占用税，但是并不指对非农化产业对农用耕地起到相应的利益负担，进而造成了不少耕地转型成非农产业，再加上农村干部不具备长远的思维，造成农村耕地减少。
1.4 土地利用的违法现象
在部分农村出现未批先用，少批多用及农村宅基地扩建等现象，虽然国家各部门共同配合，齐心整治，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而且诸多用地是在出现问题后进行补办手续来逃避问题的，这也反映出土地管理部门中存在一些工作疏漏问题。
2 针对农村土地利用问题的对策
2.1 加强耕地的保护工作
一方面要求在农村耕地方面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从而确保耕地总量不会减少，耕地质量不下降，进而保护农民对于土地的经营权和承包权。对于耕地的水利设施进行改造，由大改小，保证田地的水供应同时提高耕地的防灾减灾能力。实施科学积极的农业标准，使得在节约土地、节约水源、节约肥料、节约药物、节约种子方面做到最优，实现节约型农业;对于化肥的使用能够做到科学合理，一方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对于土壤的养分进行科学调动;另一方面从生物学角度进行病虫害的防治。从节约土地资源的角度对农村的建设进行规划和管理，从节约、经济的角度为农户提供科学合理的住宅设计图样，引导农民合理建设家园。另外，从现有住房的基础上进行设施和房屋的改造，从而在节约成本的基础上保证农村建设的需要及农民生活提高的需求。对于农村产业用地尽量设在荒地、山坡地带，尽量减少此类用地对于耕地的占用。
2.2 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在农村的进度
农村土地市场化是通过市场作用达成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手段，推动土地制度改革能够使农村闲置土地及其他类型土地更好的得到利用，结合土地承包制度及土地承包永久化以推动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移买卖，对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土地问题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同时也能够稳固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的各个方面，对于吉林省的发展现状而言，这样的方式对于诸多出外务工而家中闲置的土地来讲就有了更多提供他人利用和改变的机会，进而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带来利好效果。
2.3 加强农村土地整理
新农村建设的土地利用需要对农村土地进行规划和整理，对于一些零星的散地、道路、田地、沟塘等进行重新整理和布局，以使得农村的整体布局和规划更加分明，农村的土地利用率也就更高，吉林省农村大多在冬季有大量的闲置未用土地，也存在多种土地浪费的现象，再如铁路栅栏圈掉原为耕种土地的现象，从这个层面能够发现，土地整理问题势在必行，而且也需要各个部门的协调配合，从而有效解决新农村建设的土地利用问题。
2.4 建立农用地质量评估体系
新农村建设的土地利用存在多重问题，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合理科学的土地质量评估体系，农用地质量评估体系不单纯的只是土地的养分及矿物质含量评估，同时也包括土地的使用质量，利用一套科学合理的农用地质量评估方案制约农村用地的弊病和缺陷，从而实现农村用地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的可用性和科学性，为完善我国经济发展提前做好规范化准备。同时结合质量评估体系对于农用地的各类补偿和处罚也有了明确的章程，才能真正的落实政策，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布局。
2.5 优化农用地结构，提高农业土地综合效益
××市工商局在工作实践中，一是充分发挥各类新闻媒体的宣传作用。多次在××市电台、电视台和《××日报》、《××*报》等报刊上以及省局组织的《品牌之窗》栏目中宣传报道“商标兴农”“商标富农”的作用和典型事例，着力提高农村经济组织和涉农企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程度，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农村经济发展产业化程度;二是加大了对农产品商标和地理标志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发放宣传品，举办培训班等形式，引导农村经济组织和涉农企业增强品牌意识和自觉运用商标开拓市场意识，共发放商标宣传图册*多份，举办商标培训班*期，参加培训人员达*多人次;三是深入农村和涉农企业广泛开展咨询服务活动，送法上门，引导企业和经营者利用各种形式扩大对自身商标的宣传，提高其知名度，扩大影响力，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进一步增强了农村经济组织和涉农企业实施商标战略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二、加大指导力度，引导商标注册
近年来，在郊区、县政府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绿色环保农业和特色农业优惠政策的背景下，××市工商局立足于商标服务职能，通过指导、培训、特别是采取“典型引路”的方法，用商标兴农、富农的成功事例教育、帮助、指导农村经济组织和涉农企业注册农产品商标，围绕四个方面推进农产品商标注册工作。一是围绕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和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积极引导农村经济组织和涉农企业申请商标注册，抢抓注册主动权;二是引导已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市场潜力大，具有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及时注册商标，用品牌带动发展;三是围绕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和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积极扶持、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商标申请认定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例如××冷冻制品有限公司在企业投产的同时，派人到当地工商局咨询申报注册农产品商标的事宜，并在当地工商局的帮助下，企业迅速办妥了申报“××”鱼肉干、腌制品注册商标的相关手续。用企业老板的话说，注册商标要抢抓先机，早培植品牌，早抢占市场。××粮油有限公司生产的大米、面条虽然已被市场认可，但由于未注册商标，几年来企业发展不快。得知这一情况后，××市工商局多次前往该企业“把脉”，动员、鼓励企业为其生产的大米、面粉申报注册商标，运用品牌抢占市场，并为农产品注册商标提供法律咨询，为其商标标识设计献计谋划，在××市工商局的帮助下，该企业接连申报注册了“××”、“××”两件农产品商标。
三、加大服务力度，重点扶优创牌
近年来，××市工商局把实施品牌兴农，创建驰名、著名商标作为工商部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把工作重点放在引导涉农企业走品牌发展之路，“扶优创牌”上，着重指导农村经济组织和涉农企业运用商标战略，创建农产品品牌，提高农产品知名度，利用品牌效应开拓占领市场。将市场销路好、发展后劲强、经济效益好的商品商标，列入重点扶持培育计划，鼓励企业培育农产品省、市著名商标乃至驰名商标。例如螃蟹养殖在××县有悠久的历史，境内有××、××两大湖泊，水面可供养殖面积达*万亩，且水质清新无污染，饵料资源丰富，水乡养殖条件得天独厚，但初始养殖面积规模小，螃蟹产量2800吨。在加上没有自己的品牌, 市场占有率低，消费者认知度低. 农民增产不增收。几年来，××市和××县工商局多次上门指导，对“××”螃蟹商标注册和品牌发展给予了倾力服务。自“××”螃蟹商标被认定为××省著名商标之后，螃蟹销路畅，螃蟹价高一筹，农民得到了实惠，也充分调动了农民养蟹的积极性，随着螃蟹养殖面积规模的不断扩大，20xx年，“××”螃蟹实现了“*”的产业目标，即总产量超过*万斤、销售收入达到*亿元、帮助全县农民人均增收××元。全县从事螃蟹养殖人员已达××万余人。占全县劳动力的*%。“××”螃蟹不仅在××地区，而且在××、××等国内大中城市以及*、*等周边部分国家和地区产生一定影响，螃蟹经济成为××农民受益最大、回报最高的现代农业产业。养殖业成为××县农民的支柱产业，更可喜的是“××”螃蟹商标在20xx年被国 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
四、加大保护力度，维护商标权益
实施农产品商标战略，既离不开创精品品牌，更离不开扶持保护品牌。加大农产品商标保护力度是实施商标战略，促进农业产业化的有力保证。在实际工作中，××市工商局认真履行商标监管职能，加大对农产品商标尤其是市场知名度较高的农产品商标的保护力度，为创建农产品品牌保驾护航。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2-0055-04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海南省新农村建设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是融入并服务于经济特区建设;二是对热带农业有极大的依附性，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促进和形成两者互动发展;三是正视和考量岛屿型经济以及它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效应。笔者结合海南省实际，就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海南省新农村建设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海南省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和面临的形势
(一)新农村建设必须把发展热带农业放在突出地位，并形成互动发展
推进海南省新农村建设，必须认真面对和研究这样一个基本省情：海南是我国唯一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经济特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农业份额在GDP中超过30%的省份，2005年农业增加值301.10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GDP)903.60亿元比重33.1%，高出全国水平20.7个百分点;在农民收入构成中，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高达74.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9.6个百分点;反映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状况的恩格尔系数为59%，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1]
热带农业之所以在海南省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突出，是因为它对海南省“三农”经济乃至社会发展具有突出贡献：它作为海南省经济的基础产业，一直以来显著地影响着海南省的国计民生，给予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支撑，创造和提供了约占全省从业人员总数60%左右的劳动就业机会。它同时又是海南省经济的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据统计，1995-2004年农业增加值在全省GDP的占比一直保持在36%左右，仅次于第三产业､高于第二产业而居于第二位。优越的海洋气候条件､丰富的热带物种资源､明显的区域比较优势，加上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创业，海南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反季节瓜菜､热带作物､热带水果和热带水产品生产基地，而且已经实现了区域化､规模化､产业化和基地化生产经营，热带农业成为支撑全省经济的优势产业。
(二)海南省新农村建设必须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同志关于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两个趋向”的科学论断，已经明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顺应这个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海南省深刻分析了海南省情､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及实现的可能，在全国率先把新农村建设纳入全省发展计划框架内，实行城乡一体化规划。这个规划制定了“一省三地”(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热带度假休闲旅游胜地､中国南海资源开发基地)的产业发展战略。在产业发展模式选择上，提出了建立富有热带､海洋特色的产业集群，以大企业主导，建立清洁型循环经济生产体系，建立以空间集聚与专业化发展为原则的产业布局。在产业区域布局上，提出了在西部和西北部沿海发展现代工业，建设西部工业经济发展轴，成为建设新兴工业省的空间重点;在东部沿海主要发展休闲度假旅游业，建设东部旅游发展轴，形成国际知名的黄金海岸旅游带;在台地､丘陵地区发展热带高效农业。
根据上述规划，海南还确定了“十一五”重点发展项目和发展目标。期间，重点建设项目176个，共计投资4513亿元。新建项目88个(总投资2614亿元)中，涉及到农村基础设施的项目22个，投资511亿元，农业8个，投资10亿元;续建项目63个，总投资1088亿元，其中，涉及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项目分别为14和13个，投资分别为163亿元和49亿元。[2]到2010年，全省GDP达到1464亿元，人均16600元;2020年，全省GDP达到4969亿元，人均40000元，相当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2010年，全省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30：35：35;2020年，比例为15：45：40。[3]不难看出，这个规划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探索，极大地拓展了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和社会内涵。规划的实施，必将给海南省新农村建设重大经济支撑和注入极大的发展动力。
(三)海南省新农村建设，必须服从生态省的大目标大战略，与生态省建设相结合
海南是率先在全国提出并实施生态省建设的省份。实践证明，幅员广大的农村是海南生态省建设的重大载体，没有广大农村的参与，海南生态省建设就失去基础，新农村建设也失去生存前提。基于这种认识，在生态省这个框架下，全省各地致力于新农村建设的微观经营模式探索。一是无不遗余力地推广低能耗､无污染､无公害､高产､高效､优质第安全清洁生产模式。二是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文明生态村建设。这源于琼海､文昌两市农村创举，现已在全省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已建成生态文明村3000个。三是支持发展生态型种养业。鼓励龙头企业实施“公司+农户”､“果园+养猪”模式以及农村沼气利用等，培植清洁生产和农业循环经济。四是着力推广农技服务“110”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这个被总理称为“为农服务的一个创造”的运作机制，其网点已遍布全省大多数乡镇，不少县市已把农技服务的触角延伸到行政村，并以专家､企业为主体，极大地推广了生态型农业发展。
(四)海南省新农村建设，必须突出和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统计表明，中小企业一直在海南省各个经济领域尤其在农业中扮演主导角色，如在近年来的海南省外贸出口中，中小企业占据85%以上的市场份额。它作为海南省吸纳社会劳动就业的重要载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是海南省新农村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出于对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考量，海南省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一是着力推进县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平台建设。省政府先后从工业发展基金中拨出专款9000万元，支持县市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特别是涉农企业发展拓宽融资渠道。目前，这个融资平台已经相继投入运作。二是着力推动银政金融战略合作，省政府以及各县市分别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签订了银政金融战略合作协议，协议贷款额已逾千亿元，协议贷款涵盖了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方面。三是支持银政企金融合作。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在当地党政的支持下，先后与三亚､澄迈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协会以及两地政府创立了信用担保基金，专门为辖内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四是农行､农村信用合作和农发行分别推出小额信贷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等金融品种，进一步拓宽了信贷支农范围。五是从省级财政拔出专款设立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发展基金和百项渔业技术推广基金。六是不断优化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如构建起出口退税的政策支持框架和出口退税政策支持框架下的分项､分层次退税的操作机制，对不同的出口产品实行有差别的退税制度;从2004年7月开始将外贸企业资格认定由原来的审批制转变为登记制，进一步降低了外贸企业的准入门槛。至此，政府､企业､金融､税收等机构共同创建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平台初显端倪。
(五)海南新农村建设，必须突出支持特色产业､优势产业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海南实施“大项目”带动发展战略。在引导大企业介入､支持产业链条有机链接的前提下，突出了下列五个领域的支持重点：一是做大做强海淡水水产产业，实现水产业的产业化经营和区域化发展。二是以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振兴海南畜牧业，推广海南原有畜牧品牌，如文昌鸡､嘉积鸭､东山羊､温泉鹅等，创立海南畜牧品牌，让这些品牌走出海南。三是以生态､绿色､有机为目标和标准，大力发展海南热带作物和热带水果产业，努力提升其产业化经营水平，提高产业化附加值。四是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大力发展农作物制种产业。除了现有的粮食作物外，着力培育如木瓜､香瓜､哈蜜瓜等市场上日益受宠的农作物制种业。五是强化琼台农业合作，与境外农业企业､科教机构合作，加快海南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进程，推广高就业､产业链条联系紧密､市场可见度大的生产经济模式和机制。
二､农发行支持海南省新农村建设的实践
作为海南经济特区唯一一家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农发行海南省分行紧紧围绕海南各个时期“三农”经济发展目标，在支持海南省新农村建设与热带农业发展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存在的问题。
(一)农发行支持海南省新农村建设的经验
1.运用农业政策性信贷手段，积极支持发展优势农业和特色农业。主要措施包括：一是根据农发行现阶段支农职能和界定的业务范围，提出并实施了以粮油贷款为主体，以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企业和其它粮食企业贷款和特色农业､优势农业､水产业､畜牧业､热带作物为两翼即“一体两翼”的业务发展工作思路，信贷支农能力明显增强。二是突出商业性贷款投向重点，大力支持发展海淡水水产､畜牧业､木薯产业等特色农业､优势农业。三是坚持和实施“管好储备､有效发展､规范管理､防控风险”的信贷工作策略，以储备粮轮换为契机，以淀粉､饲料加工为龙头，带动收购､调销业务的快速发展。
2.积极探索和推进银政企金融合作的新路子。2006年以来，针对海南“三农”经济增长的优势不在于粮食而在于热带农业的这个实际，农发行海南省分行先后多次与省农､林､牧､渔以及省发改厅等部门沟通和联系，并经省政府审定，于3月､4月分别向农发行总行上报了将热带作物､热带水果产业化经营纳入农发行信贷业务范围的请示。目前，椰子系列产品纳入农发行信贷业务范围的请求已获得批准。
3.运用农业政策性信贷手段，积极支持国有粮企改革改制。主动参与企业改革方案的制定，利用农发行网点多､捕捉市场信息的手段比较先进等优势，帮助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加大对全省粮油企业购销业务的支持力度。至2006年末，在收购环节累计发放贷款29320万元，支持企业收购粮食(含杂粮下同)29138公斤，收购数量同比增加9236万公斤，增幅46.4%。在调销环节累计发放贷款112950万元，调入粮油157220万公斤(其中油脂1443万公斤)，同比增加75952万公斤，增长93%。
4.改进金融服务，努力提高办贷效率。一是切实做好客户营销。充分运用农业政策性信贷与生俱来的凝聚力，巩固和维护好老客户，培植和发展好新客户，壮大优良客户群体;突出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粮油加工企业发展的客户营销重点，按规定确认其贷款资格和评定信用等级，积极做好贷款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实行行长首席客户营销经理制，促进全员参与客户营销。到目前为止，已有22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走进农发行信贷支持的视野，有的已经进入项目贷款调查､论证阶段，贷款需求53000万元。二是积极稳妥地推进银行承兑汇票和贴现业务，为企业提供快捷便利的结算服务。三是研究贷款操作新办法，开辟贷款管理的“绿色通道”。三是探索建立有效防范信贷风险的操作机制。继续坚持由企业筹集一定比例自有资金和风险准备金的做法;进一步健全和规范贷前调查､审查､审批和贷后检查工作机制和信贷前､后台制约制衡的审贷分离制度;制定统一的客户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办法和授信管理办法，积极推行授信管理方式，规范信贷准入操作;强化信贷基础管理，严格规范信贷操作程序，加强对贷款监测和后评价工作，加大跟踪监督力度，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措施逐条整改贷后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二)农发行在支持海南省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尽管农发行在支持海南省新农村建设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但目前仍然存在着下列突出问题与困难：
1.现行的业务范围限制了农发行支农职能的发挥。新农村建设至少有农村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即公共产品生产､大农业框架下的农林牧渔产业化生产和经营等两方面的资金需求。但现阶段国家赋予农发行业务范围仅限于粮棉油等农产品的产业化经营､畜牧业､水产业。从海南具体情形来看，至少有三个突出问题：首先，业务总量不大。至2006年末，全行各项贷款余额近27亿元。近年来，虽然每年均有3-4亿元的贷款增量，但很难满足热带农业发展对信贷资金的巨额需求。其次，业务范围与海南热带农业优势相悖：热带作物､热带水果､冬季瓜菜等这些与农业增产､农民息息相关的优势农业被排斥在农发行信贷支持视线之外。再次，业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比较突出且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部分基层行贷款规模偏小､业务长期徘徊无前，生存问题尤显突出。
2.粮改政策措施贯彻落实不到位。国有粮企改革改制困难重重，企业改革改制滞后，逃废贷款债务问题依然存在，农发行经营的外部环境并不宽松。
3.贷款企业普遍缺乏规范､有效的融资平台。大多数民营企业起步晚，资产规模小，加上信用度较低，融资能力十分有限。国有独资或控股的企业，由于体制原因，历史欠债较多，负担沉重，缺乏贷款的前提条件。
4.信贷基础工作比较薄弱。从对全行商业性贷款检查情况看，不少行在贷款调查､贷款发放和库存监管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漏洞。操作不规范､员工队伍的金融知识缺乏､经营理念滞后､操作技能老化､年龄老化､知识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突出。
三､农发行支持海南省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战略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农发行是在支农职能存在明显缺陷､金融品种不多､金融服务手段不占优势以及业务范围不能完全与海南省农业优势实现对接的状态下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期间，所遭遇的困难和问题显而易见。在此背景下，要进一步发挥农发行在支持海南省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农发行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快改革､改进服务。
(一)用足用好现行信贷政策和制度，做大做强粮食产业化
主要举措包括：一是以储备粮增储､轮换为契机，以委托收购､代储､加工等形式，形成收购､调销､储备三者互动机制，帮助企业做大做强粮食购销业务。二是实施“大粮食”发展战略，促进商业性贷款业务的有效发展。主要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企业和其他粮食企业实现粮食产业化经营，包括粮食种植业､水产和畜牧养殖业､加工业､仓储物流以及粮食生产基地建设等。通过上述领域项目的实施，做大做强具有海南特色的粮油产业，培育若干个饲料加工骨干企业､饲料品牌､农作物制种基地､优质粮油生产基地，全面提升粮油产业化经营水平以及附加值。
(二)实施特色农业､优势农业发展战略，创立农发行信贷支农品牌
一是支持海南海淡水水产养殖业､加工业发展。创立罗非鱼等优质水产品品牌，以年度订单､区域订单､大额订单，构建订单-标准加工-区域化､标准化养殖-良种良苗繁殖的产业化经营的互动机制。在支持水产业发展进程中，充分发挥信贷杠杆作用，优化海南水产品种､产业､区域结构，在增加就业､实现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乃至提升产业化水平的同时，造成对海南水产业的信贷支持垄断，并转化为农发行业务发展新的增长点。二是支持海南木薯淀粉产业发展。支持推广以加工企业为主体的“木薯淀粉加工+木薯区域化种植及生态型基地+良种良苗繁殖”的产业化运作模式，在对木薯淀粉加工企业造成信贷支持垄断的同时，适度发放贷款支持在木薯主产区创建若干个生态型木薯生产基地，增强木薯原料生产能力。三是大力发展粮油､瓜菜以及特优农作物等制种业贷款业务。做大做强做好海南制种业，使它成为农发行具有区域优势的信贷品种。四是尽快开办椰子加工贷款业务等，培育具有海南特色的椰子产业。
(三)构建互动､互惠的银政企金融合作机制
一是通过软贷款､项目贷款贴息､项目专项资金资助､企业自有资金等方式，共同构建企业项目贷款的融资平台，进一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二是推行企业等级､差异化管理制度，向社会公布企业等级管理标准，精心组织评选总行､省分行贷款黄金客户和优质客户。对不同等级的企业实行不同的信贷方式。三是对优质､黄金企业实行贷款最高额度统一授信制度，由此推动企业信用建设和做大做好业务经营。
参考文献：
1.土地资源的利用与扩展农业综合开发
土地是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也是农村和农民最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的面积以及质量决定了土地可能的用途以及投入、产出状况。总体而言，土地条件较好的地区往往农业较为发达，土地质量差的地区农业发展往往较为落后。
人均耕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随着近年来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全国耕地保有量已越来越接近18亿亩的耕地保护红线。近年来粮食安全问题已逐渐凸显。但与此同时，我国还大量存在着荒地、荒滩，耕地中相当比例都是低产田，水位下降，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地面塌陷、土地荒漠化等问题造成了耕地面积、草地面积的减少。因此，无论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视角来考率，还是从发展农业，推动农业增收的角度来考虑，土地治理的力度必须不断加强。否则，高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与耕地保护的基本国策必将发生尖锐冲突，农民和农村的发展也将失去基本的保障。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由土地资源的本质主要是由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但人为干预也可以发挥较为显著的影响。一是利用小流域治理以及工程措施，对荒地进行治理，建设基本农田，增加耕地面积，扩大发展农业的土地条件；二是采用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对荒漠化、沙化、贫瘠化土地进行治理，改善土壤质量和土地坡度，提升耕地或草地的效率；三是建设水利工程，增加土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抗灾能力不好是当前农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在农业收入中占较大比重的种植业，一直被视为农民生存的基本保障，但长期以来未能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特别是贫困地区耕地分散，土地瘠薄，大都处于生态环境脆弱、灾害频仍的山区、塬区，加之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抵抗自然灾害风险能力极低。因此，农业综合开发必须高度重视农业抗灾能力的不断提升，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灾知识普及力度。此外，还应积极鼓励、扶持农民利用保险等手段，将遭受自然灾害时的损失降到最低。
2.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与推进农业综合开发
农民本身生存在乡村中，掌握着丰富的乡土知识，对自身资源、困难和需求了如指掌。对于哪些具体问题是社区发展的主要障碍，哪些问题是应该优先得到解决的，农村却因其独特的信息优势，能够给以清晰准确而具有针对性的回答。农村存在的问题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世世代代长期生存在乡村之中，因
而最具有改善乡村面貌的动力。当然，以为基础的分散的农户，缺乏有效的组织，往往难以形成集体行动。可以说，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民缺乏的是改善乡村面貌的外来资源，缺乏有效的组织机制以及农村经济相关的信息和知识，但这并不能作为否认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地位的理由。农民包括贫困地区农民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土地资源和文化资源，作为农村社会本质资源，分布广泛，数量庞大，是建设新农村所必须依靠的根本资源。多年来，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市场信息缺乏、技能培训不够等原因，导致农村本土资源受市场风险、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而开发不足，整体上讲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经济增长水平，农村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滞后于全国发展进程。因此，农业综合开发既要重视各地的共性问题，又要重视各地的个性问题；既要发挥政府部门的引导、组织和规范职能，又要充分调动农户民主参与决策，民主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在政策许可和农民自愿的前提下，调动农户投入农业综合开发的积极性；既要通过外部资源注入解决农村本土资源贫乏或资源开发利用存在障碍的问题，也要重视通过工程项目和外部扶持，培育农民自身的市场意识、组织能力，形成乡村社区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具体而言，在问题确认、项目设计、建设、管理、运行和维护等各个环节，都应积极吸纳和认真倾听农民的意愿，组织和动员他们参与其中，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成为农民自己的项目。
农业综合开发在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民增收方面具有显著作用，直接、持久地推动了农村基本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需要大力、持久地加以推进，并根据农业发展需要适度进行拓展工作范围和工作领域，积极探索发挥政府主导地位和农民主体作用相结合的新的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农业综合开发步伐和质量。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5-0073-002
在整个社会都在关注“三农”的大环境下,农业和教育在我国的基础地位决定了高等农业教育的战略地位丝毫不能动摇,必须优先发展。经过高等农业院校与地方政府和一些农村等多方面努力,我国高等农业院校服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正逐步走上正轨,并取得一定的成绩。高等农业院校既是发展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不断培养和输送高级农业人才的重要基地,也是发展农业科技、提高现代农业生产水平和迎接全球农业科技革命挑战的主力军,还是建立和完善我国农业教育体系、提高各级各类农业教育水平的龙头,所以,国家要进一步加大高等农业教育的改革力度和发展力度,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扶持,在投入上给予大力支持,使我国高等农业院校持续快速发展。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高等农业院校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新农村建设需要国家在战略层次上有系统的发展措施,其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充分发挥高等农业院校的作用。从国外发展经验看,一个国家进入现代化行列并成功崛起,总是伴随着整个社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总是伴随着高等农业院校科研实力、教学水平的全面提升。因此,现代化本身的内涵实际上天然的包含着农业现代化,以及高等农业院校的大发展。特别是当前国际粮食生产地区分布不均衡、产量增幅摇摆不定,以及我国农业人口众多、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农业生产方式尚不先进、耕地占用不容乐观、大规模粮食进口不现实的情况下,高等农业院校的地位不能削弱,作用决不能忽视,高等农业院校不仅要发展,而且要大发展。
1.高等农业院校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具有其他高等院校所没有的独特优势
高等农业院校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大量科技创新的实验条件和基地,具有大批高水平的创新队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为高等农业院校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新农村建设必然要求在“三农”领域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这就需要更多“知农、懂农、爱农”、熟悉现代经济规律、掌握现代高新技术的人才,同时,不断增长的经济全球一体化,竞争与机会并存的国内与国际市场都使生产者和管理者在产品、市场、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归结到人才强农问题上。这就要求高等农业院校培养更多的各级各类人才,培养综合素质更强的人才;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进程加速,要求高等农业院校与“三农”领域进行更多与持续的合作,加速高等农业院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加速“三农”领域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增强服务社会的职能,提升社会影响力;传统产业的改造必然要通过现代高新技术来实现。
2.高等农业院校可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优势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运用现代的科技来改造传统产业,运用先进的管理来优化资源配置,运用先进的理念来建立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这方面,高等农业院校由于多年积累以及专业的优势,具有明显的现代科技和管理技术优势。应该指出的是,现代农业的概念已经不是传统的“种植业”、“畜牧业”,而是几乎涉及现代经济每个角落的全新概念和产业,相应地,现代高等农业院校的专业优势也已不同程度地覆盖了农、林、水、经、管、文、法、理等多个领域,可以更好为“三农”提供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技术指导和服务。
3.高等农业院校可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获得更大的财政支持
国家“十一五”规划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提出,国家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和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向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确保财政用于“三农”投入的增量高于上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农村,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要放在农业和农村。国家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投入,高等农业院校将会从中获得相应的直接和间接的财政支持。同时,国家将增加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关的费用和项目,增大国家财政对高等农业院校科研的投入。另外,国家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可以增加对农业院校人才的需求,改善高等农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环境,减少就业压力。
二、高等农业院校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定位
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必须要有自己的发展定位、自己的目标追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高等农业院校不仅要“顶天”---培养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人才,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也要“立地”---真正面向“三农”一线,培养留得住、用得上、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实用人才和新农村建设的组织者带头人,通过多种途径切实帮助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类问题。高等农业院校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实现“顶天立地”的目标,必须在办学实践中树立五个中心的发展定位。
1.高素质农业科技人才培育中心
培养有知识、有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始终是大学的核心使命之一。高等农业院校必须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人才规模和能力的新要求,正视农科类本科人才培养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不相互适应的矛盾,分析新农村建设和其他诸多社会、教育相关影响因素,研究新农村建设对人才需求的新形势,结合高等农业院校的特色和优势,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农业科技教育人才。随着高等农业院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高等农业院校在培养高素质农业科技人才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高素质农业科技人才的培育中心, 高等农业院校要进一步完善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使命,必须在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培养目标等领域不断调整改革,根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求调整专业结构,积极开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及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相关专业,提高专业设置与新农村建设需求之间的契合度,以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为导向调整课程设置,积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真正提升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能力。
2.高新农业科技成果研发中心
现代农业科技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广泛应用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主要标志。作为新农村建设中高新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中心,高等农业院校必须针对新农村建设的实际,立足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需求,以农业高新技术研究为先导,突出生物技术、农业信息技术等领域的研究;以常规应用技术研究为核心,强化优质品种选育、先进种养殖技术集成等领域的研究。同时积极开展农产品产后贮运加工技术、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等领域的研究。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实现从模仿跟踪向自主创新的跨越,真正实现以农业科技引导和推动新农村建设发展。
3.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中心
农业技术进步是一个经过技术发明、技术创新、技术扩散等环节,把新知识、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实现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态环境、不断提高整个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过程。对高等农业院校而言,完成高新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将现代科技成果根植于农业农村一线。高等农业院校在农业科技成果推动实践中,应通过科技副乡(县)长、农业科技特派员、建立农业示范基地等多种形式推广大量的新成果、新品种、新技术,推动这些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农民的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了有效的提供技术保障。
4.新型农民培训中心
新农村建设要充分发挥以高等农业院校为核心的“三农”教育体系的作用,推动高等农业教育向农村延伸,以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为导向,针对不同层次农民的不同需求,建立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分层培训目标。要依托高等农业院校培养高层次专业农民,为农业和农村培养培训一大批掌握专业知识、掌握现代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懂专业、懂管理、懂经营的“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通过教育培训发挥这些核心农民的牵引、示范和辐射作用,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力量。高等农业院校作为新型农民培训中心的核心地位将随着培训对象素质、培训内容、培训目标的调整而逐渐显现。
5.农业农村发展决策咨询中心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高等农业院校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类重大问题的决策之中,成为各级政府制定发展规划、统筹发展战略的重要咨询顾问。高等农业院校的人力资源优势和科技资源优势在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紧密融合之后,一大批专家学者通过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调研等工作,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了众多有价值的调研报告和建议,逐渐成为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智囊。高等院校由于其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有机会、有能力影响政府决策、充当政府顾问。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高等农业院校作为农业农村发展决策咨询中心在决定参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瞿振元.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前些年，受传统农业经营理念和分散经营模式的影响，许多农民及农产品加工企业没有认识到商标、品牌在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中的作用，对注册农产品商标积极性不高。认为种庄稼就是别人种啥咱种啥，能卖多少算多少，有没有商标无所谓，结果没有收到应有的经济效益。运城地区生产的苹果色泽鲜艳，肉质甘甜，久负盛名。全市种植面积达212万亩，年生产红富士、花冠、嘎拉等优质苹果15亿公斤以上，可是在2002年以前，全市没有一个苹果注册商标，致使本地苹果大量滞销，大大伤害了农民种植苹果的积极性。
这种因为无商标、无品牌而产生的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偏低、权益受损的现象，引起了市工商局党组的严重关切。经过研究，大家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兴农富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商部门就必须在帮助农户注册商标，打造品牌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大力实施农副产品商标战略。为此，2003年市工商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农副产品注册商标的几点意见》，要求各级工商部门必须把这一工作作为本职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2004年，市局积极为市委市政府出主意、提建议。推动全市实施农副产品商标战略，努力把工商局的部门行为上升为政府行为。市政府很快成立了农副产品商标战略领导组，研究制定了《运城市实施农副产品商标战略的五年规划》，把商标工作细化到乡镇、村组，农业、林业等部门积极配合，并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倾斜。由于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实施农产品商标战略工作，很快在全市上下全面展开。
针对部分农户及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商标意识不强，对注册商标及其价值作用认识不足的问题，我们采取各种措施深入进行宣传引导。2003年，开设《运城市商标战略网》，用网络形式对注册商标的意义作用及方法程序等给予详细的说明；通过《运城日报》、运城电视台、《果农报》等新闻媒体，对嶷山苹果、维博梨枣、维之王等品牌进行宣传；利用节日、集会等机会，组织人员深入街道企业，宣传实施农副业产品商标战略的重要意义，共向企业和农民发放商标法律书籍20000余册，接受企业和农民商标咨询1460人次，解决注册难题2240个。我们还利用我市举办“第四届农业新技术新产品展示会”机会，布置知名农副产品展位，将我市有影响的农副产品商标进行集中宣传和展示。各县(市、区)工商局和基层工商所的干部，坚持登门入户，面对面地将宣传资料和有关申请注册材料送到农户和企业手中，有些分局还带着商标向农民宣传商标注册的意义，提高广大农民群众注册商标的兴趣。
二、热心周到服务。真正帮助农民注册好商标
一是广泛调查摸底，分类指导。我们组织各县(市、区)工商局和基层工商所，对全市的农副产品生产经营和商标注册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基本弄清了全市农副产品的品种、数量、规模、特色以及这些农产品的商标注册、使用等情况，通过梳理排队，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对已经拥有一定知名度的注册商标，大力培育和扶持，鼓励做强做大，争创著名商标和驰名商标：对一些具有特定地理环境和特定人文因素，且已形成一定生产规模的特色农副产品，指派专人，限定时间，协助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尽快注册地理标志商标：对有一定产品优势，但生产地域比较分散的农副产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整合作用，以专业协会的名义注册集体商标，从而使一些没有条件申报商标的中小农户从集体商标使用中获益，近三年，全市先后注册各类名优土特产商标271件，几乎覆盖了所有名优产品。
二是建立机构网络，提高服务质量。我市部分县市地处山区半山区、交通不便，为了方便企业和农户办理商标，在全市建起了市、县、乡镇(企业)“三级商标服务网络”，做到市有商标科和商标事务所，县有商标科和商标服务室，乡镇和企业有商标代办员，农民不出乡镇就能了解、办理农产品商标。机构组建后，分期分批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系统学习商标注册管理知识，提高服务质量。培训中，邀请专家和优秀农民企业家授课。此外，工商服务大厅设立农副产品注册商标专柜，结合实际制定了商标工作首办工作责任制，真正做到热情服务，一帮到底。
三是主动上门服务，提供意见建议。本着深入一线，现场办公。上门服务，全心全意为建设新农村作贡献，对生产规模大，在当地有一定知名度的农副产品基地和加工企业，实行定期联系指导制度，坚持每季度上门一次，指导他们正确运用商标策略拓展市场，提高经济效益。为了做好这方面工作，市局商标科与企业科联合制定了“三书”制度：即向未注册商标的企业发放《商标注册建议书》，为正在扩大经营的企业提出《商标经营策略建议书》，向商标使用中出现问题的企业发放《商标注册使用警示书》，使指导企业行为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对那些未形成生产规模，但具有一定发展潜力、富有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指定专人，组织力量，主动上门，帮助他们设计适合农副产品特点、适应消费心理需求的商标，以尽快帮助他们注册商标，增加影响力和生产效力。
三、运用商标职能，引导农民有效开拓市场
引导企业和农户注册使用商标，仅仅是实施商标战略的第一步，培育发展一批知名、著名、驰名商标，增强市场竞争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是实施农副产品商标战略的最终目标。为此，必须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一中心任务，充分发挥商标职能作用，扩大规模。提升品质，优化模式，使一批农产品项目做强做大，从而真正达到兴农富农的目的。
以知名商标为纽带，以龙头企业为骨干，采取“公司+农户+商标”的形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粟海”集团是我市一家大型禽肉蛋生产加工企业，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在其发展过程中，市工商局不仅积极帮助其申请中国驰名商标，而且积极组织集团与农民联合，实行“公司+农户+商标”的发展模式，在周边五个县(市、区)发展养鸡专业户2000余户、建立饲料厂、饲料供应商200余家，扩大了集团生产规模，又为广大农户找到一条稳定的致富门路。
充分发挥各个地域的地理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文优势，在全市范围内大力推广“一村一品、一地一牌”的品牌战略，努力使品牌农副产品遍地开
花，惠及全体百姓。为此，我们制定了《关于实施“一村一品、一地一牌”农副产品发展战略，促进农村块状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每个乡镇、每个村或一个地域确定一两个重点农副业产品发展项目，力争一年内注册商标。两年内形成规模，三至五年达到优势品牌。经过共同努力，不到两年时间，各地已确定了“汤王山”、“绛州绿”、“农之龙”、“临晋江石榴”、“绛县樱桃”、“垣曲山茹”等较有影响力的区域性品牌。
抓住市场信息，及时选择有发展潜力的农副业产品进行帮扶推广，用优势产业带动一方农民增收致富。2003年，临猗县“维博”梨枣商标被认定为山西省著名商标后，我们感到这一农产品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非常适合几个山区县推广种植，建议市政府投入资金，推广“梨枣”、“冬枣”种植规模。到2006年，全市利用荒山沟坡发展“梨枣”、“冬枣”20余万亩，每年销往上海、杭州等南方城市300多万公斤，每公斤鲜枣价格达到20元左右，仅此一项，每个农民可增加收入60元左右。1999年，永济市农民王开健在黄河滩上种植芦笋，经济效益很好。我们了解到此情况后，当即建议永济、芮城、万荣等几个沿黄河县扩大种植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并为其注册了“节节金”的商标，到200E年，全市年生产上等芦笋40多万吨，建立芦笋加工企业7个，每年出口日本、新加坡等国约20多万吨。
中图分类号：F241.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2-0023-03
一、技能经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知本性”作用
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其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有能力成为建设主体，惟其如此，才能把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真正落到实处。技能经济在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力、提升劳务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现实性、前瞻性。 技能经济是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新的表现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技能经济也是一种“知本性”经济。
（一）发展技能经济能有效促进农村剩余劳力的转移
我国农村现有1.5亿富余劳动力，而且每年还要新增劳动力600多万人。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8.2%，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占11.9%[1]，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0.6%，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当前，农民文化和科技素质与二、三产业就业岗位不相适应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由于缺少技能找不到工作处于“闲置"状态。就连我国相对较为发达的广大农村地区也不例外，如在北京市怀柔区，农村教育水平偏低，缺乏文化教育素质的农民劳动力具备初中文化水平的占农民劳动力总数的73.64%，没有任何技能或职业资格证书的劳动力占70.50%[2]。没有接受较高文化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自身创新能力也差，只能滞留在传统的农业、林业生产领域，很难开拓新的就业渠道和创设新的就业机会，更无法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较低的原始教育水平和自身的文化教育素质制约了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种状况，在我国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更是如此，使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缺乏技能而滞留在传统农业领域，或盲目外出找不到就业岗位，或临时就业而收入微薄。
（二）发展技能经济是提升劳务经济的根本途径
据报道，劳务经济占我国农民纯收入的比重超过50%，已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劳务经济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2003年，湖南省劳务收入达441亿元，务工人员年人均总收入6000元，不少县（市）年劳务收入在5亿元以上，都数倍超出当年财政收入。比如，平江县2004年劳务收入达16亿元，是当年全县1.9亿元财政总收入的8倍多。外出劳务者中，30岁以下的约占55%，31～45岁的约占31%，46岁以上的约占14%。在广东的湘籍民工已达三四百万人，2004年湖南省转移到制造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以及批零贸易、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占外出劳务总数的80%以上。对全省2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20个农户贫困监测调查显示：2002年扶贫重点县农村外出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为14.2%，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2.9个百分点，人均工资纯收入仅421.24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近500元[3]。与此同时，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劳动力总量的5%。由于缺乏专业技能影响了农民向国内城镇转移，更无法向国外转移。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劳务经济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劳务经济的成长又受制于农民的素质和技能。缺乏技能，使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受到制约，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更加困难，更无法向多结构、广领域、高层次、宽空间转移，而低层次、低水平的转移又严重阻碍了农民增收。
正因为如此，我国许多地方在提高农民技能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在“十五”期间，如淮安市本着“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构建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多门类的农民素质教育培训体系。在全市195万农村从业人员中，平均每年集中培训农民骨干6万人，五年达到30万人；在全市1247个行政村中，每个村平均受训人数200名左右；在96万农户中，有1／3家庭户主接受重点培训。使受训农户能够有效运用一门、熟悉掌握两门、大体了解三门实用致富技能；使参训对象思想素质明显提高，生产方式明显改进，经营效益明显增强，富余劳力得以输出。如洪泽县通过2001年一年培训，使3万多农户掌握了1～2门实用技术，催生科技致富大户二千户，使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贡献份额占80%以上，80%的农户运用科技当年受益。金湖县400余名农民，经过广告业务培训，勇闯京城，当起广告人，现已发展为金光大道广告有限公司，总资产2000多万，广告业务员年收入最高的已达10万元[4]。
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劳务经济已具有较长的发展过程，但其规模及其档次的整体提升，有赖于技能经济的发展。(三)技能经济将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从农民收入构成来看，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自1998年以来曾连续三年下降。其中，1998年比上年下降2.3%，1999年下降4.5%，2000年下降4.3%。近年来一些粮食生产区和纯农户农民的收入是负增长的。以2000年为例，我国纯农户和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占农户总数60%，他们的人均纯收入是2010元，比1999年下降1%。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远低于同期GDP的增长幅度。据统计，1997～2003年7年间，我国GDP每年增长幅度分别为8.8%、7．8％、7．1％、8．0％、7.3%、8.0%、9.1%，同期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则分别为4.6%、4.3%、3.8%、2.1%、5.0%、4.6%、5.9%，分别相差4.2、3.5、3.3、5.9、2.3、3.4、3.2个百分点。这就表明，农民收入的增长已远远跟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经济发展没有使农民得到应有的实惠，两者是不同步的，呈现出一种相背离的趋势。
再把农村居民收入同城镇居民收入做横向比较发现，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再由小到大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开始至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度出现了缩小的势头。但自1985年以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再度快于农民。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1.5，超过2的极为罕见，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1以上(据分析，如果包括城市居民的公益利在内，这种差距将达到6∶1)。
根据《中国农业年鉴》统计资料，2001年农民人均收入2336元。收入在1000元以下为13.33%，1000～4000元为71.74%，4000元以上15.80%。如果按照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为特困，1000～4000元为中等收入，4000以上为高收入的标准，我国农民人均收入高、中、特困的比例为1.5∶7.2∶1[5]。因此，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从理论上突破，从实践中突围的关键时期。卢卡斯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农民教育程度对其收入的诸多影响途径中，通过提高迁移就业的概率所起的作用占主导地位。农民的教育程度越高，其获得非农就业的概率越大，相应地，其工资性收入也越高。据调查，参加技能培训的农民比没有参加培训的农民每人每年的收入一般要多200元以上。有关资料显示，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2.2年，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7年，两者相差4.5年。另据调查显示，有35.2%的人认为“外出就业前接受培训”非常有必要[6]，他们认为通过培训掌握一定的技能不但容易找到工作，而且报酬会比较高，不过他们最需要接受的培训内容为实用技能。在相同的教育水平下，掌握职业技能的农民工一定比不掌握职业技能的农民工的工资报酬高。
在目前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相差不大，从事的工种普遍技术性不高的情况下，技能水平对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总第146期)李云才，陈晓红等：技能经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农民工工资报酬的决定性作用更大。随着社会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劳动者的技能，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它不断孕育和催生技能经济的发展，它必然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二、发展农村技能经济的对策与建议
（一）技能培训经费应列入公共财政支出
据研究，农村小学教育对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会抵消收入的增长[7]。那些只接受了小学教育的农村居民，外出打工获取工资性收入和其它非经营收入的概率太小，因此，多停留在农村和农业活动中，从而导致农业从业人口人均收入的增量稀释和下降。中学教育对各地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较高。各地区农村生均教育经费的支出对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NP的比重几乎都在2.5%左右徘徊，明显低于《纲要》4%的要求，而联合国的建议是6%；同样，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一般在12%～13%左右徘徊，也明显低于《纲要》中15%的标准。同时，我国教育规模的扩展却很快。相关研究显示，教育培训投入占我国全部人力资本投资的72%～73%，而个人和家庭的投入在2001年已经占到我国人力资本投资总量的55.79%。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等相关资料：1999年仅学费支出一项就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7.3%，达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25倍。2003年大学本科生一年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平均约需1万元，而同期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2622元[8]。另据调查，农民参加一个为期2～3个月的职业技能培训班，一般支出要上千元，这对还在求生存的多数农民来讲，只能望而却步。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培养农民技能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应把农民技能培训经费列入公共财政支出，有计划、有目标、分阶段、分批次向农民提供免费培训服务。
（二）提高技能培训的层次
在当前结合产业融合发展趋势，开展复合型技术培训已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因为单一的技能培训已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农民对就业培训的要求进入复合化阶段。要改变过去在培训中单一注重量的积累，而忽视质的提高的传统做法，不单纯为培训而培训，要提高培训的效能，学以致用。注重开展引导性培训，增强劳动力的市场意识和不断学习意识，转变就业观念，增强就业本领；要研究培训科学技术转化的可行路径，大力开展“定单式”培训，市场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发展什么产业就培训什么技术，使受训劳动力直接就业，并建立就业后再培训机制。(三)对技能培训对象实行有序转移
有序转移是强化技能培训的重要手段与保障措施。有序转移可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产供两地的联接性以及转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能吸引受训农民群众参加培训，提高他们自觉参训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求知欲、求技欲、求能欲。与此同时，职能部门要更好地加强服务与管理，充分发挥农村劳力转移主管部门的服务功能，为广大受训对象提供训前、训中、训后服务，实现有组织、有计划、有管理的有序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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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 Economy'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n
实施“拓展”战略。重点是拓展农业发展领域和途径，构建农业产业链条和产业体系，开拓农产品市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提高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水平。一要拓展农业功能。二要拓展农业产业链条。三要拓展农产品市场。四要拓展农村社会化服务领域。
实施“提升”战略。重点是提升农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支撑保障能力，强化农业物质技术基础，健全农业政策法规体系，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断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能力和竞争力。一要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二要提升农业安全保障能力。三要提升农业政策法规支持保护能力。四要提升农业基础设施保障能力。五要提升农民自我发展能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长期的历史任务，是宏大的系统工程。建设新农村，要把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任务；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主攻方向；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优先解决农民最关切的实际问题；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多方支持、形成合力。
2006年，要以“三增”为目标，以实施“三大战略”为重要举措，围绕大局，明确重点，突破难点，启动实施“九大行动”。
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行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培育新型农民，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推动农村公共事业发展。
实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行动。力争“十一五”粮食平均亩产650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0000亿斤水平。2006年要努力实现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力求做到优质率提高5个百分点。
实施优势农产品产业带促进行动。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2006年，选择黄淮海专用小麦等8个产业带进行重点建设。同时，积极开展优势农产品名牌创建活动，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产品品牌。
实施农业科技提升行动。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科技进步。实施农业科技提升行动，要以提升农业科技支撑和引领能力为核心，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为重要目标，促进科研攻关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转变，技术推广由注重单项技术应用向系统集成技术应用转变，农民培训由注重数量向数量和质量并重转变。
实施畜牧水产业增长方式转变行动。使养殖业尽快从单纯追求数量向数量与质量、效益与生态并重的方向转变。
实施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发展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业，对于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行动。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大国，农民收入较低，农村生态环境退化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区域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中央做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策，将改变中国农村，也将改变中国未来。
搞好新农村建设，科学规划是前提。在规划中，一定要编制好新农村环境规划，探索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方法，注重生态农业及一些传统上有益于环境保护的生态技术的运用，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从源头上控制农村环境污染。正如世界观察者研究所所长华思特・布朗先生所说“至今为止走过的所有发展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中国非得开拓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发展模式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中国若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楷模，为人仰慕效法，中国若失败了，所有的人将为此付出代价。”因此我们必须创新发展模式，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规划，这不仅可以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可减少经济损失和社会矛盾冲突，从而使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从矛盾转向和谐。
二、生态环境规划与农民的自由限度
正确认识环境规划的科学性，把握好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自由度定位，是搞好农村战略规划，建设好新农村的基础。新农村战略规划要注重生态规划的现实性、农民的接受程度及积极性，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看趋势、看进步、看活力、看公平性、看和谐度、看满意度。
合理定位环境规划，这既是一个基于系统角度对农村规划的系统功能进行调整优化的过程，更是调动农民自主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能否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取决于农民的参与度和愿望以及用什么样的制度来确保规划的有效实施。在这个过程中要创新体制和立法，通过法律保障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自，防止人为因素过渡干扰使目标明显脱离实际，使规划制定与规划实施脱节而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冲突。目前在如何规划管理中有多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新农村规划是农村自己的战略行为，是生存中的选择，农村规划系统功能的形成是各个乡村独立进行战略规划的自发结果，而不是系统设计的结果，这种观点强调规划中农村发展的自生秩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农村建设的有效规划和实施，有赖于政府设置和管理，这种观点强化管制。从理论上说，新农村建设规划特别是环境规划的自生秩序和管制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现阶段我国新农村规划中生态环境规划应采取自生秩序，政府引导、分层管理、制度监督、政策扶持、资助介入、生态补偿等手段共同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在生态环境保护的机制、体制等方面不断改革和创新，为农民制定好的政策，尽快建立资助、补偿机制，推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共存的多种发展模式，让农民有多种参与生态保护工程的选择机会。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政府通过生态补偿，政策支持，鼓励企业特别是一些涉及农科研究单位，深入农村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先进的管理方式，投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用投资的方式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促进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全面形成。第二，强调新农村环境规划统筹兼顾的系统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巧夺天工的经济观和以人为本的人文观，不排斥古典民俗、民风，不在新与旧生态之间形成强制性区隔，形成僵化的区域等级和强制规划措施，不能因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向农民施加负担。要剖析不同地方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多推广增加效率的低技术解决办法，诸如生态农业以及一些传统上有益于环境保护的生态技术。例如：中国南方地区在水稻田中养鱼，在茶园内养鸡放羊，可循环利用排泄物为肥料，并通过它们对害虫和杂草进行控制以减少除草剂，杀虫剂和化肥的使用。黄土高原可推广日光温室能―沼气池―猪圈―厕所―庭院经济“五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模式；在半干旱地区搞好厕所―暖圈―沼气池“三配套”的田园式太阳能综合利用的生态农业模式。只有把保护生态环境与提高农民生存质量、减轻农民负担联系起来，减少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之间存在着的矛盾，尊重群众的创造，才能让农民创新能力、自生秩序与政府指导、调控、扶持相结合的方式有效地融合到一个统一的发展框架中，把外力推动和内在的积极性有机结合；才能有助于整个规划系统生态保护功能低成本形成和农民的拥护；才能在新农村建设中迅速形成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模式多样化局面，形成生态多样化的农村生态系统。
三、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多年来，我国初步形成了以国家为主体中央与地方政府分级管理的环境保护的基本格局。目前面对资源紧缺、污染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的国情，仅仅依靠政府环保部门的孤军奋战，是很难改变目前环境状况的。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启动，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尽快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执行机制，才能解决发展、污染、资源竞争所引发的许多社会冲突问题，缓解社会矛盾。
环境问题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因此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的、不断延伸的过程，更是一个相对的，具有层次涵义的概念。在构建一个科学生态保护体系的过程中，一方面，从宏观层面，国家要加强引导和调控，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经济、资源总量与环境容量，制订不同区域的发展目标，进一步调整产业布局和结构，调动各方力量，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生态环境投资体制，支持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环境与发展双赢利。这是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之策。另一方面，要关注社会公平公正问题，政府应给予农民更多乡村环境规划支持、协调与指导，建立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新技术开发、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的政策性激励机制，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环境质量监控管理体系建设，建立良好的社会评价体系。政府在评价时要看当地农村起点、进步、绿色走向，看发展的合理性，看生态和谐性，以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农民自主创新。在强调农民自生秩序同时，协调经济发展、农村繁荣和生态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鼓励农民在新农村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要根据自己的发展条件和地域环境，在规划中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合理定位，
科学合理地确定目标，在同层次，同类型村落中体现特色，提升水平，从而形成层次清晰、定位准确、分工合作、互为补充、农民受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只有正确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才能保持国民生态公平，人与人的生存平等、利益平等和发展平等，人与自然的和谐。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生态保护体系，生态危机才能得到有效解决，才能以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为突破口带动解决“三农”问题。
四、完善农业生态环境法规，正确处理生态保护与自我发展的关系
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生态破坏，在一些地方不断加重了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且越来越突出。尽快制定农业生态环境综合保护法，使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治理农业生态污染有法可依，克服以罚代法现象发生，保证执法的公正性，减少社会冲突是当务之急。只有法律、法规健全，制度完善，政策支持，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才能摆脱政府一家包揽的困难局面。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政府应是生态的代言人，环境的代言人。保护生态环境，一方面，农民要善于行使自己的权力，承担相应责任，建立起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发展需要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另一方面，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环境资源开发时，应完善保护管理机构，逐步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生态保护管理体系，调动保护主体的积极性，以实现保护管理与农民自我发展的良性互动。
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的任务就是逐步转换管理方式，搞好宏观调控，引入市场手段，不断扩大农民的自，使农村建设在遵循国家法律规范、接受政府的宏观管理的同时，拥有根据发展的需要和自己的条件，制定自己的发展规模、结构、目标等事项的权力。农民只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有合理的机制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才能摆脱等、靠、要的思想束缚，主动寻找发展机会，寻找市场，利用先进的管理模式，有效开发利用资源．将自己的发展置于生态保护、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的绿色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低成本地从源头减少发展农村经济对环境的影响和污染。
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正确处理国外与国内发展关系
发展农村商业保险，可以帮助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我国农村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解决好逐步发展的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等问题，使他们安度晚年，已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人寿保险，就可以减轻人口老龄化对国家财政的压力，消除个人和家庭的后顾之忧。
发展农村商业保险，可以有效防范化解被保险人因疾病、意外等因素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和人体伤害，有利于保护农业生产力，较好地解决农民因病返贫、致贫问题，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农村由自然灾害引发的疾病，经常大面积发生。由于农村生活、生产条件差，各种疾病特别是一些地方病发病率较高，使本来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家庭重新回到贫困中去，对本来就很贫困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在经济上使这些家庭致贫，而且会造成家庭邻里、亲友不睦，严重影响邻里关系和子女的教育、就业，形成社会问题。而商业保险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在政府的补贴基础上，只需很少一部分资金投入就能解决后顾之忧。
2005年，全国健康保险业务的赔款与给付支出108亿元。中国人寿的“两康”产品自开办以来累计赔付约42亿元，深受农村群众的欢迎。2006年上半年，5家商业保险公司在8个省（区）的62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民合作医疗保险工作，涉及的参加农合农民1874万人，试点地区平均参保率为86%。发展农民工工伤保险、养老保险，有利于推进和完善农村保障制度。在商业保险公司的参与下，分类逐步建立广大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维护广大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有利于推进和完善农村保障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发展农村商业保险，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转移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也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拓宽了渠道。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农村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农村保险业务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必然大量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事农村寿险工作。以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为例，截止2005年底，农村寿险业务员已发展到3万多人，一方面为农民提供保障服务做了大量工作，为稳定农村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
在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可以利用其自身独特的行业优势，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包括农业保险、失地保险、养老、医疗、意外风险、子女教育等在内的多种保险保障，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村保险市场的现状分析
农民的保险意识差距明显，对保险认同度低，风险防范仍处在原始状态。家庭养老、储蓄看病，遇到大难靠亲戚朋友帮助解困，这是广大农村目前保障状况的真实写照。农村由于受经济基础、文化素质、媒体辐射不到位以及保险企业宣传缺乏的影响，对保险知识知之甚少。
发展速度较快，规模小，区域差距较大，发展极不平衡。从区域来讲，南方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的保险密度和深度都远远大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同一地区、同等条件，农民的购买力不尽相同，差距也很大。
农户居住分散，网点不健全，展业困难，服务不到位，商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面小。由于多数农村经济不发达，农户居住较为分散。现在常年在外打工的人数多，流动大。这些因素都给商业保险的展业带来极大不便，增加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以河南省为例，城市每百人拥有4张寿险保单，而农村每百人还不到1张保单。其覆盖面很低。各家保险公司在发展战略上，重城轻乡、重效益轻责任、重眼前轻长远是造成农村保险市场竞争乏力的根本原因。
商业保险产品缺少个性，基本没有针对农民研发的险种，买难卖难，成为农村保险发展的瓶颈。在人身保险险种方面，近几年各家公司主要打城市牌、打富人战，忽略了农村广大农民的保障需求，没有开发针对农民的保费低廉、保障全面的产品。
重视程度偏低，政策扶持缺失，农村保险市场开发举步维艰。商业保险公司尽管在农业保险、农村人身保险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由于政策扶持不到位，赔钱经营，企业积极性不高。
发展农村商业保险的措施
政府应加强引导，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政府要进一步推行富民政策，使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增长，为农民购买保险奠定物质基础。要高度关注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积极探索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如新农合医疗、农民工保险等等。对保险公司开办农村保险给予政策支持。比如在开办农民养老保险中采取国家补一点，家庭出一点，保险公司让一点，使其尽快开办起来。在农民医疗方面，政府既要鼓励保险公司的参与，又要在费用上给予补贴，使其在微利情况下健康经营。对农村业务员可以采取减免营业税的办法，维护其在农村销售人身保险的积极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兼顾保险公司经营效益和农民保障二者的利益，出台有关优惠政策，支持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农村保险市场的开发。
保险监管部门要发挥政府部门职能，优化农村保险的发展环境。要利用各种会议宣导和主动上门沟通的方法，避免地方有关部门干预保险经营。积极与工商物价部门联系，避免多头监管，重复检查现象的发生。制定发展农村保险的优惠政策和补偿体制。确保农村保险发展有一个宽松的环境。研究政策支持措施，为保险公司发展农村保险提供支撑。创新监管思路，促进对农村保险机构的审慎性监管和预警监管，及时扼制恶性竞争和有损农民利益的行为。做到关注而不干预，既有灵活性，又有市场监管的政策性。提高办事效率，为农村保险的发展开设绿色通道。监管部门要遵循农村社会发展规律，加大对保险公司开办农村保险的支持。要完善农村机构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时效，对农村网点机构要做到成熟一个，审批一个，开业一个，规范一个。建议对农村业务员实行资格授予制，使那些热爱农业保险，诚实守信，业绩良好的业务员得到展业资格，保证农村有一支稳定的、素质较高的销售队伍。
保险公司要处理好三种关系，确保农村保险市场健康有序快速发展。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保险公司把经营效益放在首位，还应服务、服从于国家，肩负起振兴经济的使命。因此要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要在对农民的服务中求生存，求发展，力争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就目前来讲，农村保险成本高，费用大，见效慢。从长远看，农村保险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市场潜力巨大。农村保险既是保险公司业务新的增长点，也是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处理好企业本身和国家大局的关系。当前国家正在研究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农民急需养老、医疗和意外伤害的保险保障，这给保险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保险公司一定要站在大局谋划自身的发展规划，积极投入人力、物力参与农村保险市场的开发。一方面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为加快农民奔小康、建设和谐社会步伐积极开展工作；一方面抢抓机遇，建站设点、扩大队伍，为农村保险市场的开发和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保险公司要加大宣传力度，普及保险知识和理念，增强认同度，为农业保险业务的拓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对商业保险的认知度仅为20%。因此，加大宣传力度势在必行。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民文化程度偏低，接受能力较差，在宣传中要针对农村农民的特点研究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宣传形式要多样化。农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必须采取多种形式长期不断地宣导。利用媒体，通过广播电视、村委喇叭等向群众灌输保险知识和理念。充分利用墙体广告，流动宣传车、诗歌比赛、运动会、保险知识竞赛等形式，使农民接受保险知识。开展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寓保险教育于娱乐之中，使农民认识保险，了解保险，主动购买保险。
宣传内容要通俗化。要把保险知识和保险理念编成故事、写成歌、绘成画，讲给农民听，教给农民唱，展览给农民看。突出重点，要彰显人身保险的保障功能，宣导理念，使其潜移默化于农民大脑里；理论和实例相结合，利用一些赔案，深入浅出地进行宣传。
宣传范围要广泛化。在农村进行保险宣传，范围一定要大，要有一定的覆盖面。重点人群要包括，农村干部和教师、中小学生、乡镇企业的老板和外出打工者。
保险公司要加快调研步伐，研发适销对路产品。调查研究要分别不同类型进行，量体设计地为不同经济地区、不同保障水平地区开发适合的产品。加快产品创新、产品改造。要加大险种开发力度，尽快开发出一批低保费，高保障，突出保障功能的人身保险产品；乡镇企业年金及农民养老保险产品；适合农民购买的一张保单保全家，一笔保费多保障等方面的产品；适合农民外出打工的高危人群人身意外险等等。条款要通俗化。要让农民一看就明白，做到投保简单，手续简便，理赔快捷方便，有利于农村业务员宣讲和推销。
加强农村保险的渠道构建，进行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创新。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信息分布和传递不平衡、不充分，来源渠道有限。保险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更可谓是新生事物，这给保险销售和服务带来很多困难。因此推进农村营销服务网点建设，加强营销人员培训和管理，不断探索适合农业保险发展的组织形式创新，也成为推动农村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比如可以充分运用银行、信用社、邮局、农机站、计生办等代办机构网点，不断丰富农村保险营销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