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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石油、中国电信、中国石化在内的诸多上市公司纷纷发债，已令今年的公司债融资达到了去年创记录的股票融资额的40％。这无疑是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的巨大契机。然而债券市场分而治之的格局，正在成为债市的最大桎梏。
目前，债券市场主要由证监会主管的交易所市场和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主管的银行间市场组成。后者作为场外市场，其交易主体是商业银行为主的机构，在交易机制、机构投资者方面具有优势，因而在品种、规模要远大于交易所市场。目前国债以及企业债（指非上市公司发行的债券，由发改委审批）均可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同时挂牌、双向流通，而上市公司市场的公司债，按照证监会要求只能在交易所市场发行。
这种交易主体和交易品种互不联通的模式显然不是一个稳定结构。随着发债主体和发债规模的增加，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对于债券市场主导权的争夺已从暗战升级到公然对峙。
中石油的遭遇
导火索源自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易所代码：601857，香港交易所代码：00386，下称中石油）拟于9月底发行的600亿元公司债。
2008年7月末，中石油股份公司向国务院请示――“由于本次发行规模太大，而交易所市场容量偏小，如仅在交易所市场发行，可能造成发行困难。考虑到目前企业债、国债均实现了跨市场发行，希望能比照国债实现跨市场发行。”
据市场人士透露，这一要求几天后就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并请央行、证监会负责办理。央行对此持积极配合态度，表示可在两个市场挂牌并可互相转托管，从而真正打通市场。“要是能落实，就是开了个很好的头。”央行有关人士对此表示。
今年1月，央行已了允许公司债券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各项制度安排，出台了跨市场发行的配套细则，为公司债打开绿色通道。但至今未有公司债在银行间市场发行。“欢迎他们随时来银行间市场交易，大门是敞开的。” 央行有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证监会对如何实现跨市场发行则有不同设想。它更希望债券持有主力机构商业银行重新进入交易所市场。为了规避银行资金通过交易所债券回购方式流入股市，造成系统性风险，1997年，国务院已要求商业银行全部退出交易所债券市场。8月初，国务院就中石油的要求批复意见不久，证监会即分别向银监会、央行征求意见表达了上述意愿。不唯如此，证监会还已大范围多次召集市场成员开会，商讨采取何种模式和机制。
如果不能达成上述目标，“即使压缩发行规模，也不在银行间市场发行。”证监会已向市场成员放出明确信号。“证监会很难同意跨市场发行公司债，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多位市场人士说。
作为发债主体，中石油集团有关人士向《财经》记者介绍，中国的银行间市场目前已经承担起债券场外交易市场的历史性角色，“我们也想推动中国金融市场发育和规范，而债券市场以场外交易市场为主，这是市场发展趋势。”
中国的债券市场已经形成银行间市场为主，交易所市场为辅的事实。数据显示，银行间市场目前债券的托管量、交易量都是交易所市场的20倍，发行债券的数量则占到债券市场的93％，而公司债券推出一年以来仅发行了12只债券，规模较小，最大的一只仅为60亿元。
“大家共同的愿望是公司债能同时在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发行，这是投资人、发行人都受益的事情。”一位承销债券的券商告诉《财经》记者。
交易所的游说
无论是商业银行，抑或是银行的监管机构，都对交易所市场的风险心有余悸。
“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后，交易量的确会有所增加，但前提是必须把风险控制住，这并不是简单的事。”一位大型商业银行金融市场部人士称。
“必须确定消除交易所市场国债回购的风险隐患，商业银行才能确定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进入交易所交易。否则每逢熊市，商业银行要是身在其中，损失将无法想象。”央行有关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债回购出现的种种问题，是上轮熊市中致使众多券商破产的原因之一。按照交易所市场原来的债券回购制度，证券公司可以很方便地用短期回购滚动操作，将融入资金投入炒股等高风险投资。由于债券并不发生实际的转移，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并不能控制风险，因而频频出现券商挪用客户的债券、并反复做国债回购的案例，最终，不仅造成客户的巨大损失，还因券商自身的资金链断裂，造成对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欠库，酿成系统性风险。
所幸的是，为了防范风险，早自1997年起，经国务院批准，所有商业银行就已撤出了交易所市场，因而在2004年前后的国债回购漏洞并未波及到银行。
交易所近年也一直在着手规范债券交易结算行为及国债回购交易制度的改革。2006年5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下称上交所）、中国证券业协会联手了新的债券登记结算和交易实施细则，重点完善了国债回购制度。即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建立国债回购“质押库制度”，融资方进行回购时需将回购所用国债存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质押库账户”，实现质押品转移占有。此举力图从机制上防范前述违规操作。
“交易所早已实行新的回购制度，通过结算公司建立防火墙，现在已没有任何风险。” 上交所总经理张育军说。
“从长远来看，两个市场互联互通是必然的趋势。但是从短期来说，不能因拓宽渠道忽视风险，交易所尚未拿出系统风险评估方案，是否能够真正防止银行资金进入交易所之后，不通过回购业务流入股市？交易所尚未对此回应。短期内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市场比较困难。”银监会有关人士对《财经》记者说。
不过，证监会仍坚持自己原有立场，力促商业银行及券商搭建银证合作模式。业内人士透露，在证监会授意下，上交所已召集不同的市场成员开了六个座谈会，研讨商业银行回归交易所的可行性，参会的市场成员包括发行人、主承销商、其他中小券商、商业银行，还在会下拜会了一些市场成员。
8月28日，上交所召集九家中等商业银行和几家券商于上海座谈，探讨在不考虑政策障碍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如何参予交易所债券市场及公司债的发行，建议加强银证合作。在这次研讨会上，对于交易所公司债市场的定位，上交所明确表示不会放弃公司债市场，坚决不会到银行间市场发行，并称上交所已与中石油、中石化等公司初步协调，决意独自完成1500亿元大型公司债的发行。
《财经》记者获悉，上交所即将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参予交易所债券市场，包括免除发行人相关发债、上市费用，免除投资机构相关税费，并为将要发行的央企债设计回购提高流动性等。
上交所认为，商业银行应做好进入交易所债市的准备。上交所还提出了加强银证合作的三种途径：一是商业银行融资给证券公司，由证券公司代持；二是让证券公司发行理财计划，由商业银行包销；三是让商业银行通过信托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理财计划，通过信托形式在证券公司开设理财专户，购买公司债。
前两种途径不符合银监会的有关规定，均为商业银行的违规行为，被商业银行当场否决。“通过券商代持我们不能接受，因为不能明确谁拥有交易席位，如果算在券商席位上，券商就可以使用债券去融资；证券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低，对它的投资我们肯定还是比较谨慎。现在也不允许商业银行购买证券公司发行的集合理财计划，我们不能冒违规的风险偷偷摸摸地买。”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一位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对最后一种途径，虽无政策限制，“但有很多条件限制，银行未必愿意选择到交易所开户购买债券，投资交易所债券产品收益率不高。” 与会的商业银行人士均一致表达这一看法。商业银行在券商开理财专户购买公司债，技术上没问题，但难以上规模，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何况个人投资者可以直接去交易所买，为什么一定要通过理财产品购买？商业银行还要给券商和信托中介公司手续费，盈利空间很小。”此外，理财产品期限短，一般一年左右，债券产品一般是三年到七年，存在期限不匹配的问题。
种种现实约束下，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的动力并不是很强。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跨市场发行，两个市场之间建立回拨机制。企业债不一直都是这样操作吗？”一位券商人士反问。
自2005年底，企业债已经同时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流通，改变了之前企业债只能在交易所发行流通的局限，实现了中国债券市场的一大跨越，亦为公司债的跨市场发行提供了参照。
超越部门利益
监管竞争之下，也促进了监管部门的效率。比如证监会正在积极改进公司债的发行机制。“证监会审批速度也在加快，已在慢慢靠近市场。分批发行企业债时，二次发行审批上有了很大改变，不超过五个工作日。”一位承销公司债的券商告诉《财经》记者。
“监管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市场品种丰富交易量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机构投资者的主力都在银行间市场，一旦实现跨市场流通，交易所的公司债都会流入银行间市场，交易所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特别在目前股市低迷的状况下。”一位参与上述研讨会的商业银行人士透露。
在此次座谈会上，上交所一位高管甚至表示，“如果跨市场发行，上交所以后就不做债了，可以把上海证券交易所改名叫上海股票交易所。”
然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李连三博士看来，无论怎样建设制度，交易所恐怕都难以改变其在债券市场上相对于银行间市场的弱势地位。因为从国际经验看，债券产品的主要购买者、交易者和创新者都以场外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为主。
从美国债券市场的交易来看，场外市场是债券交易的最主要场所，只有极少数的债券品种才在交易所市场交易。交易所实际上只起到了价格公示、提高发行人信誉的作用。虽然投资级以上的公司债券部分也在交易所挂牌，但交易量还不到总交易量的5％。商业银行在交易所投资每一只债券不能超过5万美金，交易量非常小。
与之类似，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场外市场交易占比在90％以上，而在日本，场内债券市场交易占比甚至不足0.1％。
交易所以个人投资者为主，购买债券的都是股票投资者，换手率历来很高。“在一个投机者盛行的市场上，你指望它是一个债券投资者，这是不现实的。”前述券商人士告诉记者。对于发行人来说，换手率高意味着发行人要承担更高的发行成本，因为投资者买入不是为了长期持有，是为了短时期内获利抛出，价格一定会高于一般的市场收益率，这会把市场价格中枢往上拉，造成的结果是，即使优质企业的发行利率也会被迫走高。
――金融时报
个别地区天然气供不应求 发改委多措施稳定供应
数据显示，预计2010年中国天然气需求将达1300亿立方米，市场缺口为500亿立方米，2020年缺口将达1000亿立方米。为缓解天然气供应偏紧状况，实现稳定供应，按照国务院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一是协调中国石油集团、中国石化集团、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国内主要天然气生产企业，采取各种经济、技术措施，充分挖掘生产潜力，增加天然气生产和供应；二是加强监测和协调，根据季节特点统筹安排天然气资源，做到有序供气，及时发现问题和隐患，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协调解决；三是加强需求侧管理，制订天然气供应序位表，首先保证城市居民生活、公交及公共事业等重点用气；四是研究制订天然气利用政策，推动用气结构优化，实现有效合理利用；五是加强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工业项目管理，严禁盲目建设，促进天然气市场有序发展；六是加强对油气田及天然气输送管道的安全保护工作，维护天然气供应体系安全稳定。
――中国新闻网
煤炭探矿权申请暂被叫停
经国务院同意，国土资源部近日出台《关于暂停受理煤炭探矿权申请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受理新的煤炭探矿权申请，以避免因煤炭勘查投资过热而出现产能过剩，保持煤炭生产基本稳定。
该《通知》明确规定，除国务院批准的重点煤炭开发项目和使用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或省级地质专项资金开展煤炭普查和必要详查的，可以设置煤炭探矿权外，全国暂停受理新的煤炭探矿权申请。使用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或省级地质专项资金进行煤炭勘查，要制定煤炭勘查专项资金计划，经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同意后，按规划有计划地设置煤炭探矿权。所设煤炭探矿权要按照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该《通知》指出，已经批复矿业权设置方案的，凡现有的矿业权布局与批复的矿业权设置方案不一致的，要进行整合和调整。同时强调，如发现有违规出让煤炭探矿权行为的，国土资源部将依法追究相关工作人员和领导的责任。
――中华工商时报
企业年金基金准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月28日联合公布了《关于企业年金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关事项的通知》，企业年金基金获准进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投资、交易。
企业年金基金是指根据依法制定的企业年金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
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我国企业年金制度自建立以来，积累的企业年金基金近1000亿元，安全、合理运用这些资金显得十分迫切。
此次的《通知》，主要从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以及债券托管账户开立的条件、程序和交易管理等方面对企业年金基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此外，企业年金基金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利于拓宽其投资渠道、促进资产保值增值；企业年金基金的进入增加了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者类型，将促进市场需求的差异化、多样化，有利于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
央行有关人士透露，下一步，央行将进一步采取措施，推出配套政策，引进住房公积金、投资理财工具等各类投资主体，丰富和扩大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者队伍，促进市场快速发展。――新华社
商务部：六举措促农业发展
商务部为推动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日前向外界公布了六项举措。第一条举措就是推进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鼓励各地研究制订符合中国农产品特点的政策性信贷支持政策，推动完善农产品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并且通过开展海外市场研究、营销策划和产品推介活动，提升中国农产品国际知名度。
另外，商务部称2007年要力争建设10万个连锁化农家店，到2007年底累计建设农家店25万个，覆盖75％以上的县市，形成以城区店为龙头、乡镇店为骨干、村级店为基础的农村现代流通网络。
针对去年开始实施的“双百市场工程”，商务部今年将进一步加快农产品流通法制建设，重点加强对农产品批发环节的监督与管理，大力推进农产品连锁经营试点工作，推动“超市＋基地”的流通模式，引导农产品进入大型连锁超市销售，降低流通成本，促进农产品流通的规模化。
与此同时，商务部今年将进一步加强新农村商网建设和农村商务信息服务站建设，利用新农村商网平台开展常态对接服务和集中对接服务，建设以县（市）为主，覆盖乡、村的农村商务信息服务网络。
在商务部公布的六项举措中还包括开展“三绿工程下乡”活动：一方面严把市场准入关口，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加强农村市场食品安全监管，提高上市食品质量安全水平；另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农民进行绿色生产和安全消费。
――第一财经日报
曹玉书：西部开发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难点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曹玉书强调，在中国总体区域发展的战略格局里，西部大开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大开发是中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也是难点。
3月1日，国新办就西部大开发面临的新形势举行新闻会。曹玉书是在会上回答提问时作出上述表示的。
曹玉书说，我们要深入地推进西部大开发，也需要其他地区包括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因为只有其他地区加快发展了，特别是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了，我们中国整体的经济实力才能增强。我们国家整体的实力增强了，财政收入不断地增加了，那么我们才有能力对西部地区的发展实施一系列的包括财政转移支付在内的扶持和支持的政策。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这四个组成部分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
曹玉书说，在总体区域发展的战略格局里，西部大开发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大开发是我们中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也是难点。因此，在推进总体区域发展战略实现的过程中，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意义仍然非常重要。国家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的力度不能减少，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投入不能减少。当然，西部地区也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布局的过程中要倍加努力。
――中国新闻网
田成平：将建立社保基金管理使用信息披露制度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日前表示，劳动和社会保障系统将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今年要尽快归还被侵占挪用的基金。同时研究制定从源头上预防的措施，建立基金管理使用的信息披露制度。
2006年8月，审计署对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基金（不含上海和）2005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发现在1999年前发生的违规问题金额23．47亿元，2000年以来的违规问题金额47．88亿元。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审计结果显示，违规问题包括动用保险基金对外投资、购建办公用房、委托金融机构贷款、借给企业等多种形式。
田成平说，基金是社会保险的生命线，劳动保障系统管理的基金规模庞大，上海违规动用社保基金案件和去年在审计中发现的其他问题也都说明当前在社保基金管理监督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他表示，今年要认真整改审计发现的问题，尽快归还被侵占挪用的基金，同时要查处审计发现的违纪违法案件。田成平指出，要建立基金管理使用的信息披露制度，落实基金要情通报制度。
――上海证券报
王金祥：西部对外商开放力度和领域比其他地区大
3月1日，国新办就西部大开发面临的新形势举行新闻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王金祥在会上回答提问时称，西部地区对外商开放的力度、领域都比全国其他地区要大。王金祥指出，西部大开发六年多以来，我们感受到在取得各项成绩的同时，有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就是西部对外开放的水平、吸引外资的水平还不够高。西部利用外资的总额占到全国利用外资的总额只有3％左右。所以，今后西部大开发能不能够持续、快速地向前推进，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
在哪些领域对外商有什么样的好处？对此，王金祥说，西部地区对外商开放的力度、领域都比全国其他地区要大。中央关于西部开发的优惠政策、国务院的33号文，都明确了对外资投入西部应当享受的优惠政策和他们可以得到比其他地方更宽松的投资优惠，包括外资进入的限制，包括外资进入的领域，都有明确的规定。
王金祥称，在规划中，我们提倡六大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希望外资能够跟我们国内的优势企业一起，共同来抓住这个机遇。
第一， 能源及化学工业;第二，西部优势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我们希望吸引外资参与西部优势矿产资源的开采，特别是深加工;第三，西部特色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业;第四，装备制造业;第五，高技术产业;第六，旅游及与旅游相结合的文化产业。――中国新闻网
吴敬琏：今年中国改革面临哪些挑战？
吴敬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十分关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问题，“九五”期间又把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规定为一项基本目标。但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依靠更多的物质资源投入，仍旧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
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本途径在于毫不动摇地沿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既定方向推进改革。当前，如何动员和引导全社会的力量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我国改革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年值得重点关注的领域，是继续推进土地管理制度、能源和资源价格等方面的改革，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幅度强化市场机制在关键生产要素的配置中的作用，减少乃至彻底消除某些领域中生产要素价格因政府干预而形成的扭曲。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9-0197-02
1 金融业与蓝色经济关系
“蓝色经济区” 寓意深远,是指以临港、涉海、海洋产业发展为特征,以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导向,以区域优势产业为特色,以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为前提,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的经济功能区。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面向未来、应对挑战、建设海洋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金融是连接各种要素市场的纽带,金融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能够提高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城市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因此,金融业理应在蓝色经济区建设中发挥强力助推作用。蓝色经济区战略的实施,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为高效便捷的载体,从而对信贷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提出了新的挑战。蓝色经济区战略的实施不仅会推动山东乃至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也给金融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战略机遇。
2 日照市蓝色经济和金融业现状
日照毗邻黄海,紧邻青岛,海洋环境和港口条件优越,全市陆域面积5310平方千米,海域面积达6000平方千米,海岸线长99.6千米,优质沙滩岸线64千米,深水可建港岸线20多千米。2009年,日照生产总值860亿元,比2008年增长14.5%；进出口总值稳居全省第四位,达到83.5亿美元；港口运输全年完成货物吞吐量1.81亿吨,增长20.1%,增幅居全国沿海十大港口之首；实现服务业增加值294亿元,增长10%；机械制造、粮油加工、化工、装备制造业、港口物流业、综合旅游业等“十大产业”建设已初具规模。近年来,全市海洋开发步伐不断加快,海洋渔业、海洋运输业、海滨观光旅游业、临港工业等重点海洋产业成效日益显著,海洋经济在全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和鲁南城市带出海门户,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临海产业基地,日照在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战略地位突出且重要,并迎来了千载难逢的重大发展机遇。日照市在“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的定位是：打造临港产业区、国际区域性的航运中心、滨海文化和旅游名城,以及海洋科技和教育的阵地,具有最佳人居环境的城市。
目前,日照市共有9家银行、26家保险公司。2009年年末,全市信用总量余额1137.36亿元,较年初增长52.13%；各项存款余额819.47亿元,较年初新增184.4亿元,增幅30.04%,增幅居全省第二；各项贷款余额830.24亿元,新增贷款255.7亿元,较年初增长44.51%,增幅居全省第一。
3 日照市金融业支持蓝色经济发展的瓶颈
一是资金支持品种单一,难以满足发展需求。目前,日照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融资渠道是政府融资、银行信贷以及引进外资。尽管日照市海洋产业的融资额度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涉海产业贷款占全市贷款余额比重仍然较低,实际利用外资水平更是很少。
二是抵押物创新滞后,增加贷款融资障碍。海洋经济产业获得贷款的有效抵押品较少,一方面,动产在海洋经济产业资产中占比较高,海洋经济产业获得的贷款超过90%为信用担保贷款或厂房土地、机器设备等抵押贷款；另一方面,海洋经济产业可用于贷款抵押的机器设备多属专用设备,其抵押率相对较低,大多仅在 25%~60%。此外,海域使用权等用益物权的抵押虽然没有法律障碍,但由于金融机构的认知程度较低、相关制度和操作规程还不够规范和明确,大多数的商业银行都没有开展这一业务。
三是风险规避手段缺失,形成潜在无形损失。海洋经济产业多为涉外企业,相对于一般陆地经济,要面临更多的汇率风险。在汇率波动尤其是单边升值的背景下,汇率风险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资金特别是社会资金向海洋经济产业的投入。
4 金融业支持日照市蓝色经济发展的建议
4.1 以金融业务创新为突破口,不断满足蓝色经济区建设对金融产品的需求
蓝色经济区建设既对融资总量和融资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与丰富提出了更高需求。金融业应加大针对蓝色经济区建设信贷融资产品的开发力度,积极探索发展海域使用权抵押、无形资产质押以及港口物流业发展需求的信贷服务方式。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客户环保分类识别系统,对符合节能减排和环保要求的企业和项目按照“绿色信贷”原则加大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开发多种形式的低碳金融产品,积极开展经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确认的核证减排量质押贷款业务,通过支持低碳经济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4.2 以建设蓝色经济区为切入点,搞好金融服务保障职能
一是紧抓服务蓝色经济的市场切入点。围绕日照市“一带三轴八区十大重点产业”的规划格局(“一带”指的是鲁南临港产业带的核心地带,“三轴”指的是南、中、北向西辐射有三个产业轴,“八区”是八个产业功能区,“十大产业”包括机械制造、粮油加工、化工、装备制造业、港口物流业、综合旅游业等),紧跟以蓝色枢纽、蓝色旅游、蓝色科技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的建设和发展,跟踪蓝色临港工业、现代海洋渔业等蓝色工业布局,积极支持特色海洋旅游、海洋文化产业、会展产业以及海洋科技创新,提高日照蓝色经济活力和创新力。二是紧抓服务蓝色经济的布局切入点。根据蓝色经济发展的产业布局特点,做好服务蓝色经济业务发展布局规划,确定业务发展目标和结构,促进银行自身机制建设、队伍建设、客户群建设的进步,从资源配置、人员数量和素质等多方面支持和保障服务蓝色经济的效率和质量,提高蓝色经济区网点覆盖面和服务功能。三是紧抓服务蓝色经济的业务切入点。围绕蓝色经济产业布局和产业链条提供特色服务,促进银行公司金融业务的发展；围绕蓝色经济区开发建设提供系列融资服务,促进银行中长期贷款等优质资产业务的发展；围绕蓝色旅游、蓝色科技建设带来的财富管理等高端金融需求,促进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
4.3 以完善抵押担保方式为支撑点,强化信贷资金的支持力度
针对蓝色经济区中大量闲置的土地和海域使用权,创新抵押担保方式,增强金融机构认可度,有利于降低信贷门槛,畅通融资渠道。一是积极开展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加大宣传和引导,尽快规范信贷管理办法和有关海域使用权抵押登记的规章制度,落实相应的操作制度；加快专业性评估机构建设,健全评估标准；积极发展和培育海域使用权二级交易市场,构建海域使用权的变现平台；同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出台财政贴息政策,降低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风险,加大金融机构对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的认知程度和投放力度。二是推动土地流转与交易。积极争取国家用地、用海指标,对重大产业、基础设施等项目优先安排用地、用海计划,全力支持优势产业发展。此外,针对部分生产分散、信用较弱的涉海经济个体,可以借鉴农村金融中的互助担保方式,大力发展信用联合体贷款,有效提高从事海洋经济发展的微观个体的信贷能力。
4.4 发展多样化的投融资方式,提高吸引利用各种资金的能力
一是加快产业和风险投资体系建设。采取引进或多元化投资方式等措施,探索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基金,积极探索银行信贷业务、中间业务与创业投资的结合,完善创业投资服务体系。二是推动期货和债券市场发展。依托日照口岸煤炭、铁矿石、粮食等大宗散货物流中心优势,积极争取设立商品交易所,积极争取国内外期货机构设立营业部及石油、大豆等品种交割库,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筛选部分企业申报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通过期货业和债券市场的发展,拓宽融资渠道,促进物流和港口等实体经济的发展。三是加快市场化投融资体制创新,包括引入不同类型的战略投资者,建立产业投资基金,扶持海洋经济产业发展和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发展专业性融资机构,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强力支持蓝色经济优势产业发展；重点培育一批海洋经济企业,积极引导、鼓励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通过股票上市、发行债券、经营权和资产转让、联合兼并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增量资产,还可鼓励和引导企业发行海洋高新技术的可转换债券、可调利率优先股票等,在发展初期扩大融资来源。四是积极利用外部资金,全面放开外商投资海洋经济领域,努力提高蓝色经济区与周边经济圈的融合程度。
4.5 打造 “绿色金融”,推动蓝色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鼓励金融机构增加绿色信贷,对符合蓝色经济区建设规划的海洋产业及其上下游产业链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二是对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的金融机构给予倾斜政策。比如，财政资源倾斜,在大项目建设中优先考虑等。财政资源是各家银行竞争的优质业务,建议政府对此资源加大力气整合,在财政招标、公务卡、工资等业务上向对绿色金融开展贡献大的金融机构适当倾斜。三是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绿色金融创新力度。比如，鼓励银行创新发展“碳金融”(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确保重点产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孙吉亭.蓝色经济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通胀已非预期
目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使通胀已从预期转化为较严重的现实压力。尽管此次物价上涨可从结构性、输入性及成本推动等不同角度加以解释，但根本原因在于近两年大量超发的基础货币，持续两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快速回升向好的同时也埋下通胀的隐忧。
通胀是货币现象，这次也不例外。流动性并非均匀地作用于整个市场，不同领域的供需状况、价格敏感程度不同，使通胀本身具有突出的结构性特征。
尽管央行已在10月和11月分别启动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的手段进行应对，但考虑到流动性的释放已持续两年，而政策收紧才刚刚开始，其滞后效应根据历史经验大约在半年以后。
因此，负利率的彻底扭转和通胀的拐头还不会那么快，未来几个月因惯性和基数效应的影响，通胀压力仍将居高不下。这是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宏观调控面临的主要矛盾。
不宜过度提高通胀容忍度
尽管大多的经济学家提出，应提高通胀容忍度，将CPI设定的警戒线提高到4％甚至更高。但这一建议是危险和有害的，宁可提高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也不宜过度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
第一，目前官方公布的CPI可能低估了真实的通胀。一是国内物价受政府管制政策影响，常常价格传导不顺；二是CPI“一揽子商品”构成中，食品所占比重较大，而能源、居住等方面所占比重较小，存在低估通胀的可能。
第二，长期负利率状况对经济损害巨大。自2010年2月CPI达2.7％超过一年期存款利率后，至2010年底实际存款利率已连续11个月为负，负利率格局进一步形成。如果人为抬高通胀警戒线，将会造成更高的通胀预期，致使货币政策陷入严重困境，更难消除负利率对居民财富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势必造成人们的恐慌，加剧部分商品的抢购与炒作。最后物价的上升幅度将比通胀容忍度提高幅度更大，进一步伤害民生。
鉴于此，建议明确实行通胀目标制，将3％－4％作为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目标区间和警戒线，央行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力争使通胀实际值和控制目标相吻合，通过自我约束规则的建立和执行，实现规则性和灵活性统一，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促进物价长期稳定与经济平稳发展。为此，应尽快采取综合措施，防止通胀继续恶化。
明年物价上涨压力大
基于季节性价格变动趋势和全球性货币泛滥推动的趋势性因素影响，2011年物价上涨的压力仍不容忽视。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方面：
一是货币流动性虽较2010年会略有紧缩，但相较历史平常年份和平均水平仍然比较宽松，前期货币信贷高增长的时滞效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仍然存在；
二是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推动节能减排，收入分配改革、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改革等预计将有新的实质性进展，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要素成本及水、电、油、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上升将推动物价上涨；
三是虽然2010年粮食丰收几成定局，但种粮成本提高，工业用粮需求增加，再加上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对国内预期的影响导致的惜售等现象，粮食价格仍可能继续上涨；
四是主要经济体将进一步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三季度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回升，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同时出现较快上涨。
从历史上看，商品价格因素上涨将带动物价指数上升。预计未来国际大宗商品期价可能形成新的涨价因素，输入型通胀预期压力仍较大。特别是从结构来看，食品类价格将进一步上升。
一是粮价上涨。2010年夏粮一改过去连续六年丰收的局面，出现小幅歉收，而全国各地频频出现的水灾也可能影响秋粮收成，推高粮价。二是猪肉价格反弹。目前猪粮价比低于5，农户养猪处于亏损状态，可能引发未来供给减少，预计2011年猪肉价格将逐步反弹，猪粮价比有可能回到7倍左右的水平。
同时我们也看到存在一些因素抑制物价上涨。从国内看，2010年全年翘尾因素对物价水平的影响逐步降低；严厉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有助于改变通胀预期；连续多年的粮食丰收使我国粮食库存较充裕，有助于稳定粮价预期。
从国际输入性因素来看，目前国际粮价的波动幅度仍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础。
三季度国际粮价并不是普遍的大幅上涨，而是投机资金炒作放大了极端气候因素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冲击。当前国际市场粮食供求总体平衡，不具备大幅涨价的基础。由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对国内价格的传导尚不十分顺畅，短期内CPI受国际商品价格的影响有限。
总的来看，推动2011年物价上涨的因素较多，通胀压力在明年一季度和四季度尤其明显，全年物价上涨预计将突破3％，在3.5％－4％之间。
应对通胀的政策组合拳
收紧货币政策仍是应对通胀的首选。为更好地控制通胀，有必要继续收缩目前已过于泛滥的流动性，适当控制货币发行量，继续提高利率，释放更强烈的紧缩信号，逐步消除负利率格局。
应明确将宏观经济政策搭配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为抑制通胀，货币政策应回归至中性或稳健的定位。
“稳健”指介于宽松和从紧之间的中间状态，意味着货币政策既要改变宽松的基调，又不能“急刹车”；考虑到还需维持一定的投资和在建规模，财政政策应维持积极基调。
目前，应继续果断连续大幅加息，以迅速扭转长期负利率局面。这样做的必要性在于：一是有助于稳定居民存款及其预期，降低企业及个人的信贷需求，并影响美元汇率及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从内外两个层面缓解通胀压力；二是有助于进一步抑制住房投资投机和房地产开发，抑制资产价格泡沫；三是有助于减弱人民币迅速升值的市场预期，降低短期内加速升值的必要性。
从中长期看，加息有助于平抑经济波动，推动经济均衡健康发展，也释放中国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的信号，传递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心，表明中国将更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而非速度。
调整商品供需结构也是抑制通胀的必要手段。采用多渠道增加国内粮食及农产品供应，搞好运输调配，畅通绿色通道，促进供需相对平衡。
完善农产品保护机制，提高应对价格突发波动的能力，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直接补贴力度，以目标价格为核心，建立农产品的保险机制，帮助农民抵御自然风险；对农产品储备品种和规模进行系统的研究，改进储备结构与地区布局，将价格预警、储备和进出口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好价格监控，维护市场秩序，依法严惩游资囤积炒作行为。
重视对流动性的疏导，主动增加资产的供给以吸收超发的货币。增加民间投资渠道，向国内资金开放金融与实体市场，引导社会资本和新增信贷流向实体经济。加快发展直接融资，管理和引导流动性适度向股市流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完全有能力接纳更多资金进入市场。让更多急需资金支持的企业发行上市，特别是尽快增加中小盘股票的供应量，适当降低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门槛，加快公司上市速度，让充沛的流动性为更多公司分享，解决一大批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能降低当前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估值水平。
此外，管理层可利用此时机通过适当减持国有股来吸纳流动性，进行国有经济布局及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除扩大股票市场的供给，还有如下一些选项可以发挥资本市场在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独特作用。
一是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增加债市的容量及品种。未来应加快建立集中监管、统一互联的债券市场，扩大市场规模，增加期限结构，丰富债券品种。加快公司债券发行市场化改革，开展地方政府债券和项目收益债券发行试点。发展本土信用评级和债券信用保险机构。
二是放宽QFII投资额度及范围。可适时降低准入门槛、提高准入额度，借以吸纳更多“可控资金”为我所用，并推动香港市场离岸人民币资金买卖A股的“小QFII”制度尽快实施。
三是尽快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明确监管责任，鼓励扩大各类金融产品的数量与规模，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需要。允许内外部资金投入到私募股权基金，支持处于创业期的创新企业加快发展。
四是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尽快推出国际板业务。前者是通过商品等实物资本形式，以及鼓励多元投资主体通过使用外汇储备购买国外债券、股票、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资产形式输出国内流动性；后者则是在上海建立上市条件较为严格、面向国外大公司的国际板市场，以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既增加国内资本走出去的途径，也平衡了国内的流动性。
从点上看，中小企业存在着企业规模小、资信等级低、信息不对称、可用于抵押担保的财产有限、运营管理不如大企业规范，在交易合同、知识产权、房产和土地使用权等方面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由此带来的银行惜贷现象，使银行信贷变得更加谨慎，也是中小企业必须解决的瓶颈问题。多年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困难，但对如何解决、怎样解决中小企业中长期发展融资途径提出了严峻挑战。
中小企业通过债券市场破解融资难题是一种尝试。自2007年3月国家发改委《关于下达2007年第一批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及发行核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来，两年多来只在深圳、北京和大连三地发行了3只中小企业集合债，发行额度仅为18.2亿元。纵观“07深中小债”、“07中关村债”和“09大连中小债”成功发行，带给中小企业的却是喜忧参半。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区域发展进入格局转换期，湖北发展步入黄金增长期，改革开放的棋局轮到湖北、转换的经济格局凸显湖北、国家的重大布局器重湖北、一元多层次战略体系的谋局引领湖北、中气十足的势局激活湖北。7月下旬，在湖北视察时对我省提出了殷切期望，指出湖北要建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要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制定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八项具体措施。
受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我国现已进入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与此同时经济新常态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传统金融业的高速增长态势已难以为继;金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日益突出;金融在支持经济发展方面动力不足;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货币金融的发展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面临严峻挑战金融业必须要因时而变、因势而变，不断地开拓新的增长点与业务面。因此我们应积极地寻求新常态经济下金融业健康发展的新模式和新路径: 1、金融业应树立服务实体经济的意识，坚持以服务为本质，保持适度的增长率;2、加快金融业改革与创新的步伐，以推进经济转型为中心，实现金融业的转型;3、完善和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有效的防范经济下行所带来的金融风险;4、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进行合理的调整与改革。
央行副行长、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潘功胜，在第五届财新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说时提出，首先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的比重;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缓解企业杠杆率较高的问题，发挥市场在管理方面的优势。同时，在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健全多种所有制，建立多种业态和大中小型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
我觉得，将生产要素、资本要素完美结合，对于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在新常态背景下，实现促转型、调结构、释放增长潜力的目标，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最重要的还是创新。引导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绿色金融、消费金融;打造多点支撑的消费增长新格局，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的发展环境。
经济步入新常态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竞争性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培育新的增长动力。经济市场中大型企业固然重要，但小微型企业更加不容忽视，那么我们可以进行经济增长结构和速度的调整;在金融市场的体系建设上，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在债券市场上开发一些适合小型企业的债券种类;鼓励、帮助民营银行投入，改善微型金融的供求关系，形成多元并存的金融机构体系。
二、如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一个交汇点，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格局中，财税体制改革事实上是一个重点工程，可以而且应当作为突破口和主线索率先推进。
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应先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监督，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管理制度。按照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预算体系，创新管理方式，规范收入管理，加强预算编制，推进信息公开，强化财政监督，提高资金绩效，防范财政风险。全面建立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
其次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我国以往的财税体制改革，多着眼于财税体制的属性特征，比如1998 年之后，财税体制改革进入整体机制构建的阶段，我们以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基本框架来标识改革方向，原因是当时认为只有公共财政性质的财税体制，才是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则应站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全面认知现代财政文明的高度，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作为改革的基本取向。我们要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相对接，构筑坚实而强大的财政基础和财政支柱，构建科学的财税体制，建立在现代财政制度。
三、如何深化外贸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8-030-04
一、引言
1979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气候变化首次成为一个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科学家们警告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将导致地球升温。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先后于1990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了四份评估气候变化状况及其影响的报告,引起了各界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广泛重视。在此背景下,人类开始反思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低碳经济的概念应运而生。
关于低碳经济的概念并未形成约定俗成的定义,一般是指以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为特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近年来,低碳经济已逐步成为全球意识形态和国际主流价值观,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很多学者,将低碳经济视作继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浪潮之后的一场新浪潮,低碳经济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并将成为全球经济新的支柱。在实践中,低碳经济的外延不断拓展。低碳经济意味着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经济活动低碳化。在这过程中,不仅需要政策的引导、技术的支持,也依赖金融体系的支撑。而金融体系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实现其各项功能,应该具备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向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金融体系也必须同步变化。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从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到美国区域温室气体计划,碳排放权成为一种独特的商品,且已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碳交易市场已逐步建立,并发展成为年交易量超千亿美元的大市场。这类新兴市场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连通,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随着碳交易市场规模的扩大,与之相关的货币、贷款、投资等金融问题相应产生,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活动日渐增多。金融业已在低碳经济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低碳经济也对金融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的中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受环境容量制约的困境,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是调整中国产业发展模式、转换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战术突破口和战略大方向。当前,中国布局发展碳金融具有多重作用和重大的意义,将有利于中国探索低碳经济发展道路,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能源结构多元化,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有利于增强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低碳经济时代的服务功能。作为一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力大,碳金融发展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如何构建碳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成功转型为低碳模式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低碳经济对金融体系的影响
(一)对于货币体系的影响
从过往货币的演化历史来看,在特定条件下,计价、结算主要商品的货币,将可能成为国际货币,影响货币体系格局。18世纪中叶,生产方式从手工劳动向蒸汽机等动力机器转变,煤炭成为了主要能源,使得与煤炭绑定的英镑成为国际货币。20世纪初,内燃机的发明,使得石油的能源地位提升,主要石油出口国的角色助推美元崛起。20世纪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使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20世纪70年代,因与沙特达成 “不可动摇”的协议,美元成为了石油唯一计价货币,美元霸权地位在牙买加体系下得以巩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一直保持着以美元为主导的格局。
如今,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在迈入低碳经济时代,未来经济的发展不仅受到了化石能源的制约,同时也受到了碳排放权额度的制约。新兴碳排放权商品的特殊性质,及其交易的蓬勃发展,使其成为一种影响货币体系格局的新因素,因而排放权商品的计价和结算货币也将可能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
目前,碳市场分布在世界各国,建立在不同的交易机制基础上,并未形成统一的市场,所以计价结算货币存在多样化特征。在世界碳交易总量中,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占据九成份额,欧元是碳排放权商品现货及衍生品市场的主要货币。随着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等国国内碳市场的兴起,美元、澳元、日元、新元也开始成为碳市场货币。同时,由于《京都议定书》允许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交易,除了欧元、美元为该市场的主要货币外,中国、印度等项目开发大国也有采用本国货币作为核证减排量价格单位的趋势。未来,在国际减排目标日趋严格、碳市场规模日渐扩大、不同市场间融合度日渐提高的前提下,与碳排放权商品绑定的计价、结算货币,将会直接影响现行货币体系的格局,冲击美元霸权地位,助推多元化新格局的演进。
一些学者还提出了“碳币”的概念,将碳排放权商品作为衡量世界上各种货币币值的新标准,进而形成信用货币与碳币挂钩的“碳本位”货币体系。这意味着碳排放权商品未来需首先演变为各国储备币种,并最终担当锚货币的角色。但是,碳排放权商品是基于国际规则和各国法规而形成的信用商品,并不拥有稳定的价值基础,因而与以贵金属或其它实物商品为基础的“商品本位”不同;同时,碳排放权商品发行、认证方式多样,与以国家支撑的各国货币为基础的“信用本位”亦不同。因此,在现有的规则和市场体系下,用碳排放权商品作为锚货币形成“碳本位”体系,建立全新的“商品信用本位”将会为世界货币体系带来更多动荡的因素。
综上所述,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已经开始影响各国币种的地位,影响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货币关系,但是将碳排放权商品称为“碳币”或者期望形成“碳本位”货币体系的观点,仍然值得商榷。
(二)对于投融资体系的影响
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两个要素就是资金与技术,技术的发展也需要资金的投入。因而,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这对现行的投融资体系既提出了量的要求,也提出了质的新要求。
第一,建立投融资环境标准,引导金融资源在低碳经济时代实现更有效的配置。通过建立一套科学、清晰、可操作的评估体系和方法,帮助金融机构摆脱忽视项目环境效应或仅凭经验和环评报告判断项目的状况。现行最为著名的标准就是赤道原则(the Equator Principles,EPs),指2002年10月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西德意志银行和花旗银行在伦敦制定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项目融资指南》。赤道原则是为了决定、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而确定的金融行业基准。该原则将环境和社会标准明确化、具体化,已广泛运用于国际融资实践,并发展成为行业惯例。目前,采用赤道原则的机构已扩大至27个国家的67家机构,这些金融机构的业务覆盖100多个国家,业务总量占全球项目融资85%以上份额。此外,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德国、荷兰等发达国家也是绿色信贷政策的主要实践者。
第二,碳基金成为市场投融资的重要工具。在《京都议定书》的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利履约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基础上,各种模式的碳基金在世界范围内成立,为国际减排行为扩展了资金渠道。目前,国际上设立的碳基金约有50家左右,碳基金的规模大小不一,从几千万美元到几亿美元不等。一般设立碳基金的主体为国际组织、政府、企业。碳基金的资金来源各有不同:有政府直接出资的,如芬兰、奥地利碳基金等;有政府和企业按比例出资的,如世界银行设立的碳基金;有企业直接募集资金建立的,如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碳基金。每个碳基金根据设立目的不同,都有自己独特的管理方式、运营时限和投资领域。碳基金的设立和运营,推动了碳市场交易的发展,资助了减排项目的运行,全球减排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第三,创新债券等长期融资工具。低碳经济时代的构建,需要改变原有的生产设施、能源利用模式、生活方式等,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业。因而,前期需要在基础设施中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短期内的收益却未必可观。因此,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需要开发债券类工具,以弥补信用贷款和股权投资等方式的不足。例如:美银美林证券,就是为鼓励保护森林而开发的“雨林债券”。
(三)对于衍生品市场的影响
由于碳排放权的发行、买卖、存续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碳商品交易风险较大。根据交易类型划分,碳市场包括配额型市场和项目型市场两大类。不同类型的市场,承受不同的环境及规则的制约,蕴含着不同类型的风险。例如,欧盟排放权配额市场,主要受到欧盟体系减排总目标、各阶段排放配额分配和使用规则等因素影响;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主要受到项目审核机制、发达国家补偿项目使用规则等因素影响。因此,市场参与主体对于避险工具的需求强烈,碳排放权已经成为了全球衍生品开发的重要对象。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金融衍生品如掉期产品、期货产品及期权产品不断涌现。
碳排放权期货交易平台的争夺也十分激烈,众多知名交易所特别是涉及能源商品业务的交易所都上市或准备上市相关期货交易品种。一般而言,期货市场上来自四面八方的交易者带来了大量的供求信息,标准化合约的转让又增加了市场流动性,期货市场形成的价格能够真实地反映供求状况,同时又为现货市场提供了参考价格,起到了“发现价格”的功能。国际期货市场往往也是世界性的定价中心,具有定价功能。在全球市场规模日益扩大的情况下,碳排放权已成为一种新的大宗商品;同时,由于碳排放权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发展权力,其也已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国际战略资源和资产。因而,大力发展碳排放权期货等衍生品交易,也有争夺碳排放权商品定价中心之意。相比别的市场,欧盟碳排放权市场环境较好,衍生品市场交易平台已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最大的碳排放权期货交易平台――欧洲气候交易所所在的伦敦,也因此成为了全球最关注的碳交易中心。
此外,碳排放权衍生品市场的开发,也为不同商品市场间的风险规避和转移提供了新的工具。由于在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大部分来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不同化石能源品种的碳排放系数存在较大差异,获取相同发热量时,煤炭的排放量远大于石油和天然气。但是,由于煤炭的价格相对较低,当石油、天然气价格较高时,煤炭使用量上升,碳排放量增长,碳市场需求量增长。因而,碳市场与能源市场之间存在传导机制,碳排放权商品市场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商品市场息息相关,与二次能源电力市场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关联性。
三、发展中国碳金融体系的建议
发展中国碳金融体系,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也要注重中国与别国发展碳金融的条件差异。第一,区别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正在经历工业化、城镇化阶段,排放总量的增长不可避免,此时需要鼓励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降低排放增长的速度。第二,区别国际减排体系角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依据历史责任的不同,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第三,区别各国金融体系的不同。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各有不同,资本市场的成熟度也不同,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处于转轨期和发展阶段。
结合这些特征以及中国碳金融发展现状,中国应当构建多层次市场交易体系,突破制约低碳经济发展的投融资瓶颈。因此,中国金融体系应从建设交易平台、创新交易产品、改进投融资标准和拓宽投融资渠道等多方面着手,发挥金融在低碳经济中的作用。
(一)建设交易平台
从现状来看,在现行的国际规则下中国无须承担减排责任,但已成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主要开发国和最大卖家。从长远来看,中国为了实现到205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下,需要建立新型的市场机制以激励国内减排行为。因此,建立集中的交易平台,开发碳交易产品,有助于中国碳市场规范发展。此外,围绕交易体系的运行,与之相关的核查、注册、交易等配套设施也能同时得以发展完备。
中国碳交易平台的发展,应当以政策为基础,以经济效果为目标,构建包括现货交易与衍生品交易在内的多层次平台体系。从2008年年中开始,北京、上海和天津陆续建立了相关的现货交易平台。由于市场还处于起步培育期,不活跃的交易阻碍了平台作用的发挥。在“十二五”期间,需要更为明确的政策导向,鼓励国内企业进入市场平台交易,才能促进现货交易平台的发展,促进期货等衍生品交易平台的加入。
(二)创新交易产品
中国在碳交易产品的开发方面还停留在起步阶段,现有的工具仅为原生工具,衍生工具尚未出现;交易标的物以项目打包为主,标准化认证标的物分割交易较为少见。在上述的现货交易平台建立后,主要业务集中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交易、自愿减排项目交易、合同能源管理交易、节能减排技术交易等方面,业务量很小。而衍生产品的缺失,也使得中国无法掌控买卖碳商品的议价权,中国企业也无法有效管理碳交易中的风险。
今后,中国碳市场的发展是必然的,但是可以预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国内碳交易机制却会有所不同,交易产品也会存在较大差别。现有现货交易平台上的产品,是在当前国内外政策条件下开发的产品,且开发时间晚于国际政策的执行时间。当前,应当宣传集中交易的优势以及推广碳交易的理念,使得企业越来越熟悉交易碳商品,现货交易产品会不断走向规范成熟。未来,在政策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推出以可标准化可分割的碳排放权商品为标的物的期货等衍生交易产品,以满足市场价格发现和转移风险的需求。
(三)执行低碳信贷标准
在2007年7月,原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央行、银监会,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该“意见”被称之为中国的“绿色信贷”。同年11月,银监会吸取赤道原则的部分理念,印发了《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指导和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防范高耗能、高污染风险,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
国内商业银行在国家政策基础上,也已建立了自己的绿色信贷政策和判定标准。例如,国内最早推出绿色信贷的中国工商银行,信贷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环保评价的一票否决制、贷后环保专项检查、客户环保信息标识制。兴业银行已于2008年正式对外承诺采纳赤道原则,与国际标准相接轨,成为中国第一家本土赤道银行。未来,环境信贷标准中还需细化相应的低碳信贷标准;需建立环保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的信息交流机制,为信贷政策的执行提供技术支持;金融机构内部需加强自身的基础能力,设置专门的部门来负责环境相关事务。
(四)拓宽投融资渠道
中国应当重视碳基金的发展,支撑减排项目的建设、低碳产业成长和低碳社会转型。由于低碳经济的产业结构更加复杂,具有周期长、技术新、投入大等特点,需要以创新的理念积聚相关资源,设立独特的碳基金。尽管国际社会已经建立了众多碳基金,中国的很多项目也可以获得国外碳基金的支持,但是发展符合中国政策及顺应中国机制的本土碳基金仍然是当务之急。目前,中国在设立碳基金方面已有所行动,但数量较少,规模较小。例如,中石油、国家林业局与中国绿化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全国公募性碳基金“中国绿色碳基金”,南昌市与国开行建立的低碳与城市发展基金“南昌开元城市发展基金”。如果要发挥碳基金工具的作用,应当吸引更多的公募和私募基金进入该体系,通过政府的力量引导基金的设立,发挥基金的放大效应以撬动更多的投资。
中国应当充分发挥证券市场、债券市场等直接融资市场的作用。2008年国务院提出的金融三十条,要求证券市场在促进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目前,中国具有低碳概念的新能源企业、能效企业及输配电企业,在国内上市的已有多家,也有不少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等国外证券市场上市。今后,中国应通过完善证券市场准入政策,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尽量为低碳产业领域公司的上市发展提供空间;通过再融资政策的倾斜,促进传统产业上市公司在低碳领域的资产重组和技术改造。证券市场应配合国家低碳产业发展政策,使得上市公司中低碳企业数量提升、上市公司经营业务低碳化,真正发挥证券市场活跃的低碳融资功能。同时,中国也可以鼓励符合条件的相关企业发行企业债券、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等,多渠道筹措资金解决发展难题。
注:
本文得到上海市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重点项目“09R21422000”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69727”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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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5-0050-06
一、引言
现代经济学认为，环境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再生和永续供给是一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然而，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基本上还是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经济建设对环境资源的透支行为较为严重，造成环境状况日趋恶化，付出的环境代价比较惨痛。要确保我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和谐社会的建立与实现，就必须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力度，增加环境保护投资。然而在国内，企业和社会公众进行环境保护投资的积极性并不高，环境保护投资主要还是依靠政府。这种环境保护投资主体投资意愿的低落与环境保护投资需求的高涨，直接导致当前我国环境保护资金供需矛盾的困境。要走出这种困境，确保我国环境保护的顺利进行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研究环境保护资金供需矛盾产生的原因以及环境保护投融资特有的内在机理，并据此改革和创新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环境保护资金供需矛盾及投融资机制创新的作用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环境保护也是属于投资领域的范畴，必须遵循经济学中投入产出的一般规律。投资主体将一定资金投入到环境保护事业以增加资本或资本存量，同时实现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这种社会经济活动就是环境保护投资。随着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以及可持续发展观念逐渐加强，人们关于加强环境保护投资力度的意识在日益加强，对环境保护资金的需求也在呈逐渐上升趋势。然而，虽然我国环境保护投资总量在逐步增加，但与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投融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日益旺盛的环境保护投资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满足，环境保护资金供需矛盾还很突出。
我国在“九五”期间环境保护规划投资总额为4500亿元(占GDP的1．3％)，而实际环境保护投资却只有3446．8亿元(占同期GDP的0．95％)，比规划数小了1053．2亿元。可以看出，“九五”期间我国环境保护资金没有到位，资金缺口比较严重。“十五”期间环境保护投资共需7000亿元，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3．6％，比“九五”提高一个百分点。从2001～2004年环境保护实际投资总额来看，“十五”期间较好地执行了环境保护投资计划，其中2004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比上年增加了17．3％，但是这与环境污染造成的庞大的经济损失所需要的环境保护投资额相比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现实投入与实际需求之间仍存在很大的资金缺口，现在的投资额仅占需要投资额的6．3％。
目前我国环境保护资金供需矛盾主要是由于环境保护产品的外部性以及环境保护产业自身的特殊性所共同导致的(参见图1)。环境保护产品具有强外部性与准公共性，环境保护产业同时具有社会公益与产品经济的双重性的特点，使得其建设与运营单纯在市场机制的利益驱动下难以出现大量竞争者，从而容易形成自然垄断的局面，限制了市场资金的进入。此外，环境保护产业运营的固定成本高，一次性资金投入大，建设周期长，收益见效慢，这种特殊的投资特点较大地抑制了民间资本进入环境保护产业的积极性。环境保护这两种特性所导致的在环境保护投资中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等性，极大地影响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投资者和公众投资者的积极性。目前，我国民间资本和外资等进入环境保护产业的比例还很低，环保产业仍只是以政府投资为主，企业和公众投资为辅。这与我国并不宽裕的财力状况所决定的有限的政府环境保护资金投入产生了较大冲突，直接导致了当前我国环境保护中资金供需矛盾。
通过图1及以上分析可知，日益高涨的环境保护投资需求与较为低落的环境保护投资主体投资意愿，共同决定了当前我国环境保护资金供需矛盾的困境。要走出这种困境，依靠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必须推进我国环境保护市场化进程，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环保产业自我发展、良性循环的内在机制。而在这个过程中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是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改革与创新。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创新的重要作用及其机理，如图1粗箭头所示。在图1中，粗箭头方向表明通过深化环境保护投融资的机制改革和创新，可以激发投资主体的投资热情，从而促进环境保护投资快速增长，以改善人类环境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三、我国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创新的对策
从整个社会资金流向和投融资内涵外延来分析，环境保护投融资主要应包括投资领域、融资领域以及贯穿其间的投融资方式。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创新就是要通过合理的机制设置、体制创新和制度安排来充分激励和调动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并正确地引导和调控其在这些方面的投资方式和投资方向。就我国目前而言，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创新应该做到：
(一)明确界定环境保护投资领域以及融资主体根据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市场需求情况的不同，笔者将环境保护相关企业划分为公益性环保企业、经营性环保企业和新兴科技型环保企业，如图2左部分所示。公益性环保企业是指建设与经营社会效益显著而经济效益不佳的环保项目的企业，这种企业的投资规模一般比较大，其经营领域一般具有如下特征：具有重大预期生态和环境保护效应，已经大面积(规模)严重影响公民正常生产和生活，大规模商业性资金不愿意进入。如负责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污染综合治理以及环境管理与监督等企业。经营性环保企业是指建设与经营具有一定社会效益且经济效益也较为显著的企业，这种企业的规模不限。新兴科技型环保企业是指建设与经营具有一定社会效益、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良好且具有较高经济效益的企业，一般属于中小型企业。这三种类型的企业建立后，为了扩大经营规模和提高经营效益往往需要进行再融资；此时，其原创投资主体就变成了新的环境保护融资主体。
(二)合理划分各投资主体的投融资原则、事权及其投资方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国家或政府的附属物，因此，相应的环境保护责任及其投资，从本质上说都是由国家或政府承担的，无所谓各投资主体投融资事权划分。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将
在遵循一定的投融资原则基础上重新划分原先为政府独立承担的环境保护事权。各主体的投融资原则及事权如表1所示。
各投资主体的投资方式可以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亦可以直接、间接共用。在各种类型环保企业中，公益性环保企业还将主要由政府来投资和负责，政府应从多方位筹集资金，无偿投资。而经营性环保产业的投资领域政府应该逐渐放开，实行公平竞争的市场准入政策，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环保产业，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筹资新途径及责权利相统一的经营机制。对那些可盈利的环境保护产品或技术及其开发和经营事权，即经营性环保企业和新兴科技型环保企业则应该划分给私人(企业和社会公众)来进行投资和管理(参见表1)。此时，这些企业的原创者采取的是直接投资方式。
与此同时，各投资主体还可以采取间接方式投资环境保护产业(见图2右半部分)。首先，政府除了将财政收入和国债收入直接投入公益性环保企业外还可以通过采取新型投融资方式BOT、ABS等参与投资公益性环保企业，此时，其投资方式就是间接的。其次，不同类型的企业其间接投资方式可能不同。不管金融性企业还是非金融性企业，作为社会资源的消费者它们都必须向国家交纳各种税收，这为政府财政收入提供来源，间接成为环境保护投资者；此外，所有企业还可以通过购买国债、环保企业债券等，或是参与创业板块、新型融资方式BOT、ABS以及私人募集中，为各融资主体提供资金，成为间接投资者。除了以上方式外，投资公司还可以通过购买环保型企业的股票或为其提供贷款的方式间接参与环境保护投资。最后，社会公众环境保护间接投资方式主要表现为向政府交纳各种税收，购买国家债券、企业债券、企业股票、创业板块证券以及为私募融资提供资金供给。
(三)实施投资主体多元化，努力促成融资格局多样化
从市场经济招商引资的活动中，不难看出投资主体对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同样，在环境投资领域，应该首先关注融资的源头――环境投资主体。环境保护融资体系创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巨大的投资市场，以吸引和形成更为多元化、社会化的环境保护资金来源，即开拓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这也是属于融资体系的范畴。除了传统的投资主体――政府以外，多元化的环境保护投资主体还应该包括本国企业、社会公众和国外投资主体。
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不言而喻。而如上文所述，本国企业和社会公众除了直接投资外，还可以通过采取间接方式成为环境保护的投资主体。把国外投资者作为我国环境保护的一种投资主体，有其客观性和重要性。因为，在今后15年，全世界对绿色工程贷款的投资银行数量将增加2倍，这些资金将把环境保护项目作为贷款直接投资优先考虑的重点。因此，努力争取国外投资者对我国环境保护的投资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环境保护企业建成后，不管其原始投资者是政府、企业还是社会公众或是外国投资者，这些企业可以采用的融资方式如图2左部分所示。图2表明，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环保企业的融资方式除了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国债投入外，还可以采用银行贷款、国际信贷和新型融资方式BOT、ABS等融资方式。由私人主导的经营性环保企业的融资方式在获取创始人的原始投资后，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债券、银行贷款、私人募集等方式进行融资；一些经营较好、规模较大的企业甚至可以争取上市，通过股票市场进行融资。而新兴科技型环保企业以高科技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通过银行贷款和私人募集等方式融资较为容易；但是由于受其规模和资本较小的限制，这些中小型企业很难进入国内股票市场融资，可以尝试向国内中小板或香港创业板市场进行融资。从整个社会资金流向来分析融资体系，在图2左部分所列的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和国外投资者所可以选择的各种投资方式也都是属于社会经济体系的融资方式。这样，在整个环境保护产业领域中多种融资方式的串并联，共同形成了一个十分齐全的、多样化的融资格局，如图2所示。
(四)创新环境保护投融资方式与渠道
创新环境保护投融资方式，除了要继续加强政府在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外，更需要进一步拓展环保融资的新思路，采用债券、股票、创业板块和新型融资方式如BOT、ABS等资本市场融资方式，以及采取银行贷款、私募方式与国际信贷等其他融资方式(见图2)，这些融资方式在前文都有涉及，这里做进一步的分析。
1．进一步通过财政收入融资。在环境保护中政府还应该成为公益性环保企业主要的建立者和经营者。政府的部分财政支出依然是环境保护重要的融资方式。当前，加强环境保护的政府财政收入融资方式要做到：首先，逐步做大做实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预算中设置生态和环境保护专项建设资金科目。其中，中央财政主要从当年新增财政收入中解决，地方财政则主要从所征收的城市建设维护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国有土地出让收益的一部分以及当年地方新增加的财政收入中解决，其次，设立新的税种(如巧境治理税或生态环境补偿税)以筹集资金，用于建立国家和省两级专项生态和环保基金。使用上，主要采取周转金和有偿使用方式以及招标、政府采购等形式，重点投向纳入国家和地方政府专项规划的建设项目和工程，以及用于大幅度提高城镇居民交纳垃圾、污水等处理费后的部分补贴。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分阶段将现行各级地方政府收取的针对各类企业交纳的污染排放费和城镇居民污水、垃圾处理费用以及相应的罚款收入等逐步过渡到由费改税。最后，加快政府资产变现，并且作为扩充财政专项资金的重要来源。如，出售现有国有环境保护企业资产产权、转让经营权和特许经营等形式所取得的政府收入，以及允许条件较好的环境保护类上市公司在国有股减持上所取得的变现收入，都可以按比例纳入同级政府财政专项科目。
2．挖掘并创新资本市场融资。环境保护资本市场融资方式主要包括债券融资方式、股票市场融资方式、创业板市场融资方式和BOT、ABS等新型融资方式。
(1)债券融资方式。债券融资方式包括国债融资方式和企业债券融资方式。国债融资是政府将发行国债的一定比例作为财政支出投入到环保产业，这是一种间接的环保融资方式。对于政府而言，仅仅依靠财政收入的增加来加大环保产业的投入是十分有限的，而发行国债则可以缓解政府压力。因此，应该大力利用发行国债，吸收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环保产业。环境保护企业还可以凭借其自身的信誉和经营业绩发行债券，进行企业债券融资。相对于国债融资、银行贷款和股票市场融资方式，企业债券的融资方式更为主动、融资成本更低。由于我国企业债券项目的确定一直是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进行的，企业债券的发行方式沿用传统的审批模式，发行规模实行额度管理，总体上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十分缓慢，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十分有限。然而，由于政府将提高在产业政策下对环保产业的
支持，在按照行业发展规划管理债券发行的体制下，环保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将有很大的空间；另一方面，环保企业良好的发展前景将为企业债券的发行和偿还提供优异的经营业绩支持。因此，环保企业债券融资将具有巨大潜力，这也为缺乏资金的环保产业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融资机会。
(2)股票市场融资。在现代经济中，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越来越明显，充分发挥股票市场的功能是金融支持环保建设与发展的重点。对于效益好规模大的环保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并推荐上市。在上市公司的审批上，国家应给予优惠政策，加快从事环保投资的企业的上市速度，鼓励和支持环保企业上市发行股票，通过社会融资实现企业资本的筹集和扩张，增强企业的环保投资能力。
(3)创业板市场融资。新兴科技型环保企业以高科技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但由于其规模和资本一般都比较小，这些中小型企业很难进人股票市场融资，可向国内中小板或香港创业板市场进行融资。
(4)BOT、ABS、彩票和环保基金等新型融资方式。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一运营一交付)。采用BOT方式进行环保融资，是指通过政府或所属机构为投资者提供特许协议，准许投资方开发建设环保项目，项目建成后在一定期限内独立经营获得利润，协议期满后将项目有偿转交给政府或所属机构。BOT实际上是由于缺乏资金建设项目而利用的间接融资方式。随着BOT方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应用，由于具体操作不同，演变出TOT(转让－经营－转让)，UBFO(设计－建设－融资－运营)，BOOT(建设－拥有－经营－转让)，BOO(建设－拥有－经营)，BOLT(建设－拥有－租赁－移交)和BRT(建设－出租－移交)等形式。ABS(AssetBackedSecuritization，资产证券化融资)，是指以项目所拥有的资产为基础，以该项目未来的收益为保证，通过在国际市场上发行高档债券来筹集资金的一种证券融资方式。然而，由于实施ABS要求较高的市场成熟度以及较健全的法律体制支撑，目前在我国直接进行还存在着一定的障碍。但这并不是说，我国目前绝对不能实施ABS，一个可能的途径就是将符合要求的环境保护方面的资产实施证券化后在国外发行，这样可以避开国内严格的法律限制，利用国际投资银行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实力，并且在与国际投资银行合作的过程中，也能够迅速获得操作技术，在积累一定的经验后再在国内展开。同时，我们一定要抓紧制度创新，争取早日实现在国内实施ABS方式融资的合理化、科学化和标准化，以将国际债券市场上更多的资金利用到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此外，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环境保护融资还可以采用发行环境保护彩票和建立环境保护基金等形式。发行彩票是政府为满足特定的社会公共需求所采取的一种辅筹资手段。还可以通过建立环境保护基金的方式筹集资金。当前，已有一些地方建立了政府环境保护基金、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环境保护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环境保护团体等多种形式的环境保护基金和资金渠道，丰富了环境保护资金的投资主体和融资载体。
3．合理采用其他方式融资。除了依靠政府财政收入和资本市场进行环境保护融资以外，还应该采取如下方式融资：
(1)银行贷款融资。银行贷款依然是环保产业间接融资的主要方式。但是由于环保产业具有投资周期长、产出效益低、风险较高的特点，且大多环保企业当前规模都还较小，所以从银行直接取得贷款较为困难，事实上环境保护银行贷款的融资规模增长一直较为缓慢。当前，国家必须针对环保类企业的银行贷款采取更高的利率补贴和其他优惠政策，以加强银行贷款融资方式在部分环境保护投资中的运用。这部分环境保护投资主要包括以市场融资为主但需要政府给予扶持的环境保护产品、服务和技术开发与运用，以及区域性的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的建设和经营，大中城市的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和经营，城市环境监测工程的建设和运营等。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9-00024-01
1 文献回顾及述评
“两型社会”建设的成败,依赖于能否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融资方式和体系,这已取得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
(1)从金融体系角度出发,主张建立完善的金融支撑体系,支持两型社会建设。
李明贤(2008)从实施金融主体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方面建立金融支撑体系;吴大庆(2008)认为应该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建设区域金融市场;湖北省政协经济委员会(2008)提出创建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增加圈内农村金融资源供给。这些专家学者为“两型社会”建设中的金融支持问题指明了努力方向。但是,如何根据建设发展的长、短期需要,结合区域内金融支持的现状,选择高效率的金融支持方式,构建有效率的融资体系,支持两型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解决。
(2)从商业银行角度出发,主张建立区域(地方)商业银行或区域金融中心,进行自身业务创新,支持“两型社会”建设。
常迎新(2008)认为金融业应加快金融创新力度,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吴大庆(2008)认为应建设区域金融市场,构建长株潭区域金融中心来支持两型社会建设;张宗成(2008)分析了如何进行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创新来支持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张智勇(2008)认为发展地方商业银行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金融支撑。在其他融资渠道未完全建立前,改善地方性商业银行“微循环”系统,提高“供血”功能,有助于缓解巨额建设资金需求。但间接融资并非唯一高效率融资方式。构建集财政、直接和间接融资相结合的高效融资体系,有待于研究。
(3)从金融生态环境角度出发,主张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重点支持“两型产业”发展,支持“两型社会”建设。
常迎新(2008)认为金融业应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吴大庆(2008)认为应营造和谐金融生态环境;农业发展银行湖南省湘潭市分行调研组(2008)提出农发行应该重点在传统优势和特色产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农产品科技园,红色旅游和休闲生态旅游等方面支持湘潭地区的两型社会建设;湖北省政协经济委员会(2008)提出加强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改善圈内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与生存环境。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实现了融资体系与绿色产业间、不同金融支持方式之间的和谐发展,这是高效融资体系的自身要求。
(4)从金融支持方式角度出发,构建各种金融支撑方式,支持“两型社会”建设。
王国海教授(2009)认为,“两型社会”建设面临巨大资金需求,银行信贷供给受限,资本市场平台缺乏,必须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进行股权融资,积极利用债券市场筹集长期债务资本,大力发展各类主题性投资基金,积极开展多形式的项目融资,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创建场外交易市场,完善资本退出机制。王教授为我们开出了多途径解决巨额资金需求的良方。但如何选择和建立,如何处理支持方式间的关系等,才能保证融资效率,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 两型社会建设中融资体系现状
2.1 两型社会建设的目标定位有待完善
两型社会建设中,科学、明确的定位是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建立高效率融资体系的关键。湖北省委省政府为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提出了“56531”实施框架体系;《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确定了国家战略层面的目标定位和省域战略层面的目标定位。从两地的建设目标来看,空间定位基本明确,而整体定位、功能定位、产业定位、项目定位、品牌形象定位、发展模式定位和运行机制定位还有待进一步明晰和细化。
2.2 金融生态环境有待改善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融资体系运行效率。根据《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从城市的经济基础、企业诚信、金融发展、司法环境、政府诚信、金融部门独立性、社会诚信文化、中介服务发展、社会保障共九个方面对我国50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结果为:从经济基础看,长沙列第29位,武汉列第39位;从地方金融发展看,长沙列第36位,武汉列第30位;从社会中介服务看,长沙列第28位,武汉列第25位;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来看,长沙列第37位,武汉列第49位。
2.3 融资渠道有待拓宽
构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的融资体系,有助于实现良性循环,降低融资风险,提高融资效率。目前,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内,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衡,融资方式单一,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是一种间接融资占比高,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数额小的融资格局。
3 基于效率分析的融资体系构建
3.1 完善两型社会建设的科学目标定位
通过科学定位目标的设计,明确两型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确立城市发展规划目标、传统产业改造及新型产业发展目标、农村城市化目标等目标定位,根据各建设目标的特点,确定相应的融资方式,为建立高效有序的融资体系提供指南。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应本着“生态、文明、特色”的城市发展理念,引导资金流向光电子信息、能源环保、创意、现代物流、文化等低碳产业,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都
市农业的发展,坚持速度与效益同步、数量与质量统一的发展道路。避免重复建设,降低资金使用效率。
3.2 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生态是指金融运行的一系列外部基础条件,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方面。融资过程中的高风险,融资效率低等问题,不少都与金融生态环境有关,因此,不论何种融资方式,要提高融资效率,必须不断地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才能保证融资体系健康有序高效运行。
(1)不断改善投资环境。
法律、制度等投资软环境往往决定一个地区竞争力的大小。只有真正从法律和制度上,形成对产权、债权的有效保护,减少政府部门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过多干预,树立个人和企业的诚信意识和道德规范,形成一个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才能构建多层次、多形式的融资渠道;才能真正地激发起创业和投资热情,保证资金的持续流入;才能真正避免来源于法律、制度等金融生态环境中的风险,提高融资效率。
(2)创建和谐的市场环境。
协调、健康发展的融资市场,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融资交易成本。两型社会建设融资中存在许多问题,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仍占绝对比重,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的规模所占比重较小,对银行的依赖性大。地方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有限,不能完全满足建设中的巨额资金需求。要保证两型社会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必须加大“造血”功能。在改造市场微观主体、完善法律制度环境、建立与完善信用体系、规范与完善中介服务体系、优化市场监管体系的基础上,扩大间接融资方式和比重,优化融资结构,提高融资效率。
(3)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
缺失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易导致融资双方道德风险的产生,阻隔融资双方交易的达成,融资效率低下。必须推动征信地方法规体系的建立,形成有法可依的地方征信市场;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和市场培育,在信用信息基础数据采集环节上,避免重复建设和信息分割,在信用评级、评估等信用增值服务环节中,构建各具特色、平等竞争、多层次的征信机构体系,适应不同层次的征信需求;建立统一监管、行业自律相结合的市场监督管理体系;充分发挥会计、审计、法律等金融中介服务的作用,运用法律、制度和经济手段,加大中介服务的诚信建设,增强企业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3.3 拓宽融资渠道
创新投融资机制,综合运用多种投融资模式。根据各产业的特点和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优势,充分利用信贷、企业债券、集合资金信托、资产资本化运营、上市融资、私募资金等融资手段,积极培育上市资源,实现投融资机制由单一向多元,由传统向创新的转变。加强地方性商业银行及地方企业同国家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壮大地方性商业银行和企业的实力;开展项目股权合作,鼓励产业投资基金、战略投资者等对两型产业的投入,完善风投退出机制。
4 结论
“两型”社会建设中巨额资金需求的解决,不只是解决融资渠道和融资规模的问题,还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在对“两型”社会建设实现科学目标定位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融资渠道和方式;在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融资规模的壮大;在优化现有融资方式的基础上,创新投融资机制,实现多渠道、多层次融资格局。通过科学目标定位、金融生态环境改善、多层次有序融资体系建立,最终实现效率融资。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43-01
1 我国国际收支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际收支不仅在总量方面规模快速增长，而且开始出现了以“双顺差”为特征的结构性转变。从1999年到2006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八年“双顺差”，经常项目特别是商品贸易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
2 我国国际收支现状形成的根源
2.1 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方面主要表现为储蓄过剩，资金闲置以及资金利用率低等现象。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0663亿美元。相对于如此之多的国家储备，我们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人民消费观念的差别，使得在政府中存在着大量的政府储蓄，微观经济主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人储蓄。政府对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也使得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医疗、教育成本预期的上升，进而减少即期消费，增加了私人储蓄。
由于内需不足，使得国内资金利用率低。为了确保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实际贷款利率明显偏低。而且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之下，可以用来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资金，大多数被用于生产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这些造成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2.2 资源不合理利用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使得经济持续发展不能持续。一方面，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最近几年内钢铁、电解铝、焦炭等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并形成了过大的生产能力，超过国内消费的能力，因此相关产业必须通过出口找出路，这是我国钢铁产品、电解铝、焦炭等“两高一资”类产品出口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近几年外商投资持续增加，以机电产品为主导的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量转移，使我国成为部分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国际制造中心。一些产业生产能力大大超出国内市场需要，这是出口大量增加和贸易顺差等不平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2.3 相关政府政策的不足
以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在该政策出台初期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金，充分利用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活力。但是，这种政策使得我国受资源约束，进口产品以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为主，出口以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和机电产品为主。在国内投资需求减弱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一方面造成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进口增速减缓，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造成出口大量增加。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政策。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往往把GDP的增长作为评估其政绩的主要指标。各地政府的出口创汇、招商引资成为重要的手段，并最终以“双顺差”反映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中地方政府在各地的投资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吸引外企的政府优惠税收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配套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也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出口退税政策、“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政策等多项税收减免政策，都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型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其全球的利润中心，以充分享受优惠的所得税政策。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形成。
2.4 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融资渠道单一也是造成目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原因之一。从金融市场发展来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融资渠道以银行体系为主，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尽管国内积累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形成了国内资金流动性、外汇储备、境外融资规模“三高”并存的局面。
3 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
（1）增加政府职能，扩大内需。在贸易顺差巨大的情况下，增强国内消费是消化长期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产能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持续、稳定、合理比重的国内需求是维持GDP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国内需求也是解决“双顺差”不平衡最根本的途径。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以及教育体系，加快对相关公共设施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带动和发展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吸引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通过政府和媒体抵制资源不合理利用。在政府方面，应当在各地政府当中，积极推广并采用更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和体现经济外部性的绿色GDP来衡量各地政府的绩效。通过政府从更加宏观的方面把握整个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媒体方面，可以通过媒体来加大宣传节约资源，反对浪费等观念，从人的价值观上来影响微观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引导其更加健康合理地消费。
（3）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征收资源费、排污费，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成本。通过征收资源费（税）、排污费（税），将厂商生产的负的外部效应成本化，也就是将社会成本反映在厂商的产品生产成本中。当前我国价格体系尤其是资源类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使得企业丧失了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
（4）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5）对于金融市场层面的调节，应当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满足境内外机构的资金需求。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仍存在过于单一的问题，企业融资依然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在我国压缩信贷规模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一些国内企业只能转向境外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需要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推动债券、股票等市场的平衡协调发展，并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成各市场间的无缝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