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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有的文流，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其发展受到政治以及社会的影响。虽然现阶段我国的文学创作风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就现阶段的文学思潮史模式来看，还存在较多的问题亟待解决。重构文学思潮史对我国的文学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想要促使文学思潮史持续发展，相关者在构建的时候，必须尊重文学作品本身，在充分考虑时代特点的基础上，科学的把握作者生活的社会环境。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问题分析
1.叙述方式墨守成规。对现阶段的文学思潮史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先宏观整体（不涉及社会背景、历史事件）的叙述方式是我国文学思潮史最常采取的叙述模式；再对比今夕写作的环境、背景及原因；最后分析文学作品本身”的模式，文学思潮史被圈定在这样一个固定的框架中，很难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的文学思潮史叙述模式是人们经过长时间总结、归纳出的既定模式，是前人叙述思路的模板，具备一定的先进性。然而正是这种“先进因素”的存在导致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叙述方式仍然建立在现有的文学思潮史叙述基础上，难以有所创新和突破，继而严重的限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拓展与发展。
2.思考方式、思维模式缺乏创新。因为编写文学思潮史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文学史家，这些“大家”们熟知某些时段的文学作品、文学创造理论，正是这些思维主导了他们的编著思想，使他们认为文学主体与文学形式是构成文学创造思想的两个因素，文学形式存在的意义就是服务于文学创造。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文学史家在编著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就会受到思维定式的影响。尽管20世纪文学界就已经发现了这种问题，也就解决此问题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运动,然而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新的文学思潮史分析了作品的主旨、人物的形象以及文学作品的成就，然而作品的个性却被一笔带过，严重者甚至完全被忽略。
二、分析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措施
1.从作品的风格地位出发讨论。20世纪早期，学者们在研究文学思潮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将“作品作者”当成重点，研究围绕着作者的背景、环境展开，详细地罗列了这些内容之后才会延展至作品本身，开始分析作品的写作风格以及作品的文本形式，这样就形成了“作家中心”的写作模式，作品本身的特点、个性难以展现，文学思潮变成了舍本逐末的“架子工程”。基于以上，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关注点应被放在文学作品本身上，从作品本身出发，研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社会影响力，充分的感悟作品内部蕴藏的意义、精神，尽可能保留作品原汁原味的思想内涵，而不是主观的、过度的、片面的“替作者”阐释作品的外部特征。例如，在论述《阿Q正传》时，应以小说的艺术成就为始论点，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讽刺、议论以及古典与文言句式杂糅方面，再研究主人翁的性格、形象，联系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再在最后的阶段内指出小说的内涵及作者想要唤醒民族的英雄血性。
2.从宏观角度出发分类文学思潮。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和著作都以时间为论述的轴线，这种论述方式的优点在于条理清晰，脉络清楚，方便人们快速的查找相对应的时间、历史、事件。然而这种以时间为轴的论述模式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弊端。因为太过于看重时间的先后顺序，因而极易导致社会史与文学思潮史相混淆，并最终使后者变为社会史的“复述”。因此，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著作人应立足于宏观角度，分类文学思潮，使得文学思潮能够形成“块状结构”，继而能够专题化。例如，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应从追求作品的美学价值以及感性价值出发，利用作品内容展示历史、时代的变迁、发展，并揭示人性的发展历程，这样才能构建出完整的、科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3.兼顾各种思潮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需要兼顾文学发展历程中的各种思潮，继而形成互补的发展生态以及呼应的叙述张力。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研究作品本身上，在论述具体的某个思潮的时候，要严格的遵循历史的流动发展规律，按时间顺序描述作品，自然而然的展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而不是以论述社会史为方法创作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4.打破文学研究中惯用的文学史概念。虽然惯用的文学史概念与文学史的论述模式一样具备某些优势，但这种优势在现阶段已经展示出了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应以全面了解现有的文学思潮史概念体系为出发点,充分考虑时代背景和作者环境,然后采用全新的文学思潮史概念体系打破原有的概念体系约束，进而更加全面展示中国文化思潮史独具特色的意义和价值。
三、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构建离不开敢于打破现有文学史的勇气、意识，要在充分尊重作品本身，尊重时代背景、尊重客观环境的基础上，以“异文体同”思潮的概念为借鉴依据，构建专题化的文化思潮总体框架以及新的思潮史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呈现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流行线索，也才能实现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目标。
参考文献：
“当代”这一概念到底要延续多久？
摘要：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时间延续过长，问题太大，需要重新界定和梳理。按照现行的文学史分期惯例，中国现当代文学明显已成头重脚轻之势。“当代”这一概念不可能从1949年一直伸延下去，因为“当代”对应的是历史，不可能永远常新。什么是“当代”，是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的涵义来理解的，应当遵循对当前生活的那种时间感觉去使用“当代”一词，而不应当把实际上离当下生活远去的时段继续称之为“当代”。
关键词：当代文学 “当代” 文学史分期
作者简介：李娇（1982- ），女，重庆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
在解释当代文学的历史流变时，文学史家通常认为，一种文流的兴起是此前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流之间，始终存有一种或隐或显的连续性线索。基于这一认识，他们确信任何一种文流皆有其谱系学意义上的源头，“从文学到文学”的阐释框架庶足以解答某种文学现象的历史由来。这显然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主义者相信任何事物都具有惟一性的永恒本质，现象本身只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本质的途径，而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惟一本质，则是本质主义者的天然使命。有鉴于此，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文学史家，在对文学现象的观察中便具有了一种整体性的文学史观，他们对于文学本质（文学规律）的提炼，即表现为对文学史中连续性概念的寻求，其结果便是对纷繁芜杂的文学史现象进行了某种规律性的整合。但问题在于，这种以先验的本质主义思维整合文学现象的做法，却不幸印证了反本质主义者的某种真知灼见，即“小说根据虚构的事实描写真实，历史搜集事实组合虚构”。与小说家对真实的寻求不同，文学史家并不缺乏对各类史料的知识考古，但在总结和提炼规律的过程中，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文学史家便会暴露出虚构文学谱系的叙述意图。关于这一点，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有具体说明，他认为“历史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即：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体系、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历史（文学史）写作成为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对文献的“组织”与“分配”。这其中自然有着历史学家（文学史家）作为一个本质主义者所特有的思想迷思，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代文学史写作已在事实上构筑起了一个以文学谱系学为表征的文学史神话。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文学史中的那些连续性概念，“不连续性的概念”反而“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恰如某些论者所言，倘若沉迷于以时间为线索的现代性整体叙述中，诸如八十年代文学之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会被简单处理：“在这样的叙述中，汪曾祺的小说常常必须‘单列’；高晓声‘陈奂生系列’之外的小说就不被重视；如果只把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的小说归属到‘寻根文学’，他们的非‘寻根’创作也常常被忽略。”类似的不连续性显然会破坏文学史家精心构建的文学谱系。实际上，为了使事件的连续性显现出来，文学史家会主动回避、抑制和消除那些不连续性概念。汪曾祺等小说家在文学史中的暧昧身份，只不过是文学史家对于史料进行“组织”和“分配”的结果。而对文学史家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反本质主义者的挑战更加令人痛心的事了：因为反本质主义者对历史边缘性话语（如不连续性概念）的重视，必将摧毁他们构筑起来的文学谱系。而文学谱系学这一“历史形式”，又偏偏在文学史家眼中是“历史”本身的代名词——在本质主义的迷思中，文学史家也许并不关心“史实”这一历史内核，反倒对文学谱系学这一“形式”念念不忘。倘若这一历史形式被抹杀，那么也就意味着一个由文学史家组合而成的知识共同体面临解体，毕竟反本质主义的文学史观，势必会釜底抽薪般地揭示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某种“虚构”本质。那么，这一知识共同体究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对当代文学史事实进行组合虚构的叙述意图又具有怎样的理论考量？
二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启蒙运动的逐步兴盛，在当代文学研究界也出现了一个以历史批判为主旨的“启蒙共同体”，其成员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大多都倾向于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主观的启蒙诉求，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家在描述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时，往往以启蒙主义的激进风格展开论述，隐含其间的知识分子主体性意识，以及学术之外的思想追求，无疑会在涤荡文化专制主义的过程中，模糊、歪曲甚至是篡改了当代文学的知识建构。对他们而言，求善的启蒙诉求似乎远大于求真的知识学原则。为改变这一学风，一些研究者适时提出了“纯文学”的概念。
“纯文学”的提出，与学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有着直接关联。如何将文学从知识的谱系中单列出来，如何在文学史内部寻求当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已经成为了一批学院派文学史家的共同目标。在他们看来，当代文学已经深陷各类知识的包围，只有在与其它知识的不断区分中，只有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分析和建构文学自身的知识谱系，“纯文学”才有可能被表述出来。确切地说，这种理论期待其实已经隐含了八十年代文学史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某种现代性焦虑。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之后，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界迫切需要一种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希望通过本质主义的科学概括，提炼出当代文学的历史规律。倘若真能寻求到这一规律，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就不再是一个从属于政治或历史的文化附属品，它会因为这种内在的规律性特征而独立于其它知识，并且在一种自足的文学谱系中获得当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品格。由是观之，不论是“纯文学”概念的提出，还是对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现代性焦虑，均能证明文学史家已经具备了某种相似的文学史观，由此形成的知识共同体，自会在“组织”与“分配”文学史材料的同时，发挥其构筑文学谱系学的叙事意图。
从时间上来看，当代文学界这一知识共同体的形成大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个知识共同体的哲学基础是本质主义，方法论兼具社会学和文学谱系学，同时也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等同于文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在这一知识共同体中，作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最具影响力的几位文学史家，洪子诚、於可训和陈思和诸位先生将其文学史观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书中予以了详尽表述。尽管这些论著对文学史材料的理解、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均代表了当前文学史写作的最高成就，但毋庸讳言的是，其文学史观却受到了本质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他们描画的文学谱系中，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了一条绵延不断的历史河流，即便是某些断裂的文学现象，也能在他们的整体性叙述中寻求到历史源头。文学史家的写作，与其说是为了再现奔腾不息的文学主流，倒不如说是对文学河床的重建。那些边缘性的文学支流，以及诸多不连续性的文学潜流，也只能在他们预设的文学河床中各寻其道。
以八十年代的小说史为例，在这一知识共同体对各类创作现象进行“组合”与“分配”的整体性叙述中，八十年代小说的文学谱系已具有了一种独立于其它知识的现代性品格。伤痕、反思、寻根直至先锋小说的文学谱系，不仅串联起了当代小说的历史主流，而且也在现代性的时间叙事中自成一脉。在这一文学谱系中，伤痕小说的兴起，是新时期初中国作家“”记忆的整体呈现，也是“五四”新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而反思小说的缘起，则是伤痕小说家愤怒情绪的理性升华；至于寻根小说，无疑得益于此前反思小说对文化问题的持续叩询。相较之下，在解释先锋小说这一明显断裂的文流时，文学史家对其历史源头的追溯便显得十分谨慎，但不论是现实主义文学多元论，还是文学现代性的实验论，都不能掩盖这一知识共同体的整体性文学史观。他们确信，正是因为此前小说潮流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才在文学内部催生了一种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和反英雄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而这种现代性文化既促成了先锋小说的出现，也预设了先锋小说的美学风格。就此而言，先锋小说的形成恰是自伤痕小说以来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结果，这一文流与文学史家“预期的‘世界化文学’的想象是一致的。”基于这一认识，文学史家在讨论先锋小说的现代主义因素时，便格外看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因为只有彰显这一异域文学的影响力，才能充分提炼出八十年代小说致力于追求文学现代性的历史规律，也唯有这一规律，才能构筑起从“伤痕”到“先锋”这一八十年代的文学谱系。
在人类的文学活动中，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是相伴而生的，也是相互作用而发展的。每当有文学作品创作出来，人们在阅读理解和接受的过程中，就往往会对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加以品评议论，因而就形成“文学批评”，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对文学做进一步深入的规律性的研究，那么就成为专门的“文学研究”。也许可以说，通常所谓“文学研究”，不过是“文学批评”的延伸和深化而已。因此应当说，在整个文学活动系统中，文学批评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按加拿大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赖的说法，所谓文学活动，就是“文学”和对文学的研究即批评两个部分，通常所谓“学习文学”是不可能的事；人们不过是在用某种方式来了解它，而所能直接学习的，其实是文学批评。同样，我们在教文学时所感到的困难也是来自这样的事实：文学是不能教的，所能直接教的只是文学批评。①而在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应当说是文学评价，即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做出一定的价值评判。而要进行文学评价，就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依据一定的价值尺度，或者说根源于一定的文学价值观念。
在过去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这种文学批评所依据的价值尺度，通常被称之为“批评标准”。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当代文学批评一方面打破过去的僵化模式，突破既有的批评观念，甚至也不再使用“批评标准”这样的概念，唯恐这个概念所关联着的批评观念以及作为“标准”的这种“刚性”力量继续发挥作用，妨碍文学批评的变革解放；另一方面，当代文学批评不断走向开放多元的变革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方法论”热潮之后，从文学批评方法到批评观念、批评话语等，都不断花样翻新，文学批评的功能也更多转向了描述、阐释及私语式言说。由此带来的问题则是文学评价即价值评判功能日益弱化，与此相关的便是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严重缺失以及价值尺度或价值观念的迷乱，这也许是当今文学批评中存在的最突出、也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当然，价值观的缺失与迷乱，也许并不仅仅是文学批评领域存在的问题，在当今整个文化领域可能
收稿日期：2013—02—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问题》（05bzw012）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赖大仁，男，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楚天学者计划”主讲教授（南昌330022）。
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正是面对这一现实状况，针对所存在的问题，云杉在题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了价值观在文化建设中的核心和灵魂作用：
文化的灵魂是什么，就是凝结在文化之中、决定着文化质的规定和方向的最深层的要素，就是核心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立场、文化取向、文化选择。讲软实力、文化力，从根本上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如果没有这个最核心的东西，一种文化就立不起来、强不起来，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没有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行动。②
从文学批评本身的特性与功能而言，价值观具有价值评判的特性，因而在整个文学活动中能起到价值引领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文学批评站在什么样的价值立场，秉持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就成为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说过去所使用的“批评标准”概念，由于历史的原因如今已不大使用，但文学批评的价值评判问题依然存在。我们未必要固守在“批评标准”的范围内讨论问题，也许可以适当进行话语转换，比如转换为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问题来进行探讨。
所谓文学批评的价值观，是指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在对文学的意义阐释与评价中所体现出来的种种价值观念，如审美价值观、社会历史价值观、人文（或人学）价值观以及各种文化价值观，等等。通常文学批评以文学创作及其成果为基础，反过来也会在相当的意义上对文学创作起引导和促进的作用。实际上，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创造活动，其中包含着作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创造，比如对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所描写的人生人性等的认识评价态度。也就是说，作品中必然包含着作者的社会历史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人性观、审美观，等等。作为文学批评，在它的各种功能中，应当说最核心的是意义阐释与评价，其中也必然要涉及到对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生活、所描写的人生命运、所表现的人性善恶等加以认识评价，因而也就不能不表现出评论者自身的价值观。如果说作家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决定他选择写什么题材，而且决定他会怎么写，那么批评家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也会决定他对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做出什么样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反过来又会对文学创作起到引导和促进的作用，因此，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问题，值得特别关注和重视。
然而，如上所述，在我国过去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并没有对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问题引起应有的关注。过去的文学批评理论，关注的重心仅在于“批评标准”，而且又是限定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即便是后来把“政治标准”转换成为比较宽泛的“思想性标准”，也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真正涵括文学中丰富的价值内涵。改革开放之后，文学批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较长时期里，人们关注的似乎主要是批评方法与批评模式的变革方面，对于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方面的问题，则并未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重新探讨。比如在文学批评的理论观念方面，受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和解构主义观念的影响，在打破过去比较僵化的批评模式及其批评标准的观念之后，应有的与时俱进的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系统似乎并未建立起来；在文学批评实践方面，意义阐释与评价功能也往往被弱化乃至消解。由此便带来当代文学批评的疲软与某种程度的价值失范现象。现在看来，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及其对文学的意义阐释与评价，仍然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当代文学的精神价值取向，并由此而对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影响。正因为如此，就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问题，从而为建构当今的文学评价体系和价值观念提供理论参照。
二、文学批评价值观的形成及其当代嬗变
文学批评的价值观问题，根源于文学批评的基本功能。尽管文学批评实际上有多方面的功能，如描述功能、阐释功能，等等，但文学批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应当是文学评价或评判功能，即对文学对象做出应有的价值判断与意义分析，这应当说不言而喻。当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它究竟实现什么样的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却又往往取决于文学批评主体的角色定位、批评立场与价值取向。然而不管怎样，只要文学批评不丧失自己的本质特性，就总归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文学评价的特性与功能。而一旦要进行文学评价，无疑就要涉及到据以进行评价的价值尺度或价值标准问题。从表面上看，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或价值标准好像具有某种客观性和普遍性，似乎可以进行某种理论化的规定和表述，然而实际上，在这种表象的背后，隐含着颇为复杂的内在关系，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
马克思在谈到对真理的探讨问题时说过：“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的不同的精神性质；如果我们撇开一切主观的东西即上述情况不谈，难道对象的性质不应当对探讨发生一些哪怕是最微小的影响吗？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得出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对真理的探讨本身应当是真实的，真实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在结果中是相互结合的。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而改变吗？”③本文由收集整理在马克思看来，对真理的探讨关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探讨者的主观因素，即不同个人身上不同的精神性质；另一个方面则是客观对象的性质，要使探讨的结果与事物本身的性质相一致，那么探讨的途径就必然要受到事物本身性质的制约，如果不遵循客观事物本身性质的要求，就无法达到探讨真理的目的。文学批评的价值评判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或价值标准而言，也实际上关联着这样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对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主要是文学作品）本身价值内涵的认识。进行文学批评的前提，或者说之所以需要进行文学评价，是因为文学当中包含着价值内涵，它实际上会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影响作用。文学当中所包含的价值究竟具有怎样的特性以及文学价值又是怎样生成与实现的，都有必要认识清楚。因为只有认清了文学本身的价值特性，才能使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及其价值评判契合文学本身的规律和要求。另一方面，则是文学批评主体的价值观念，尽管文学批评的对象即文学作品的因素是确定的，但文学批评主体的价值观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评价结果。文学批评所涉及的主要价值观念，包括审美价值观、社会历史价值观、人性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文化价值观以及关于真善美的价值观念等，由此构成了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系统。
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变革发展，是与这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变革发展以及当代文学的变革发展密切相关的；同样，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问题，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这个时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嬗变以及文学创新发展所带来的价值观变化相关联的。
首先是当代社会变革发展中反映出来的价值观问题。当代社会是越来越走向开放性与多元化的变革发展，从经济发展到社会生活形态，从人们的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包括人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等，也都越来越多样化，使整个社会显得丰富多彩充满生机活力。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多样化是正常的，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一个真正文明和谐的社会，还是应当有社会价值观的共同基础，有这个社会所应当倡导的主导性价值观，有关于是非、善恶、美丑的基本价值评判尺度，甚至有必要倡导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然而从现实状况来看，新时期以来社会价值观的嬗变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价值观念紊乱的现象，而这种社会价值观念紊乱，则又与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形成互动影响，因此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其次是在当代文学实践的变革发展中反映出来的价值观问题。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方面，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包括如上所说的多样化的社会价值观念，也会以各种形态在文学中反映出来；另一方面，作家在生活实践中也必然受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会形成作为创作主体的价值观念，从而决定作家对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抱什么样的态度，给予什么样的审美判断与评价，形成什么样的审美价值取向。从当代文学变革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应当说也是呈现出开放性、多样化的发展趋向，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从文学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或价值取向来看，既有充分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值得肯定的积极方面，也存在着精神价值缺失或审美价值迷乱等种种情况，也同样值得加以关注。
当代文学批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下变革发展的，它经历了破除过去比较僵化的批评观念与模式，引入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然后寻求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转型发展的曲折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也不断发生嬗变。这种价值观嬗变，一方面受到如上所说的社会价值观嬗变的影响，同时也与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价值观变化形成互动影响；另一方面，当代文学批评自身也力求实现观念与方法的大变革。于是我们看到，在当代文学批评的变革转型中，既有对应有的批评价值立场的坚守，也有求新求变或茫然困惑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文学批评的价值评判弱化及其功能性缺失问题，过于倡导相对主义批评价值观所带来的价值多元主义、价值虚无主义问题，过于强调文学批评个人化所带来的批评主体性弱化及批评伦理缺失问题，还有文学批评价值观念中的非历史化、非道德化、非理性化问题，等等。如上所说，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问题，并不仅仅是文学自身的问题，它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价值观和价值行为之间，与社会生活的变革发展之间，已经构成了一种相互影响和彼此互动的关系，因此就有必要将以上几个方面的价值观问题相互关联起来加以研究探讨。
三、当代文学批评价值观的主要问题评析
首先，对于当代文学批评价值观命题中一些主要问题的探讨，一方面关联着对其理论内涵的理解，关乎我们应当坚守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也关涉对于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念的评析，关乎对于当代文学实践的价值导向，因而有必要把文学批评的价值观问题与当代文学艺术实践联系起来讨论。其次，就某种价值观念当中所包含的一些具体问题而言，也需要放到当代文学批评视野中来加以观照。比如社会历史观当中所涉及到的文学反映历史生活，包括一般历史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观念问题；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包括文学描写社会矛盾、文艺大众化与表现人民性的观念问题；审美观当中所涉及到的文学审美理想与审美娱乐价值观的问题；文化观当中所涉及到的大众文化批评、生态文化批评以及经典文化价值观的问题等。这些问题都各自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因此需要纳入到当代文学批评的视野当中来进行价值观念的具体探讨。最后，在对当代文学批评价值观的某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中，也需要把理论批评与实际批评结合起来，将对文学批评价值观的认识思考，应用到对某些文学或文化现象的评论分析中去。如在人性观的探讨中，对一些文艺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性观加以评析；在文化观的探讨中，对一些大众娱乐文化现象的价值观进行评析等。这样也许可以使文学批评价值观问题的研究探讨，既从文学批评实践中来，也回到文学批评实践中去，从而实现理论批评与实际批评的交织互动。
从当今文学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的现实情况来看，当代文学批评价值观中尤为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当代文学批评的审美观问题。我们既有必要继续重视文学“审美形式”方面的价值，更需要从人学思想出发，着眼于人与文学的审美关系，来理解文学的审美特性与意义价值：一是审美具有令人愉悦的特性与价值；二是审美具有令人解放的特性与价值；三是审美具有使人超越的特性与价值。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理应具有这样一种“人学”视野及其审美价值观。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恰恰是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文学审美观念上的误区：一是“文学审美本性论”，将“审美”视为文学的本原特性或唯一本质，除此之外不承认文学还有别的什么特性与功能，这并无益于文学观念的拨乱反正；二是“审美论”，将审美学意义上的感性解放，悄然替换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感官欲望的放纵，人的精神美感下降为动物式的官能，导致审美精神滑落，使文学审美活动中的感性与理性重新失去平衡，带来审美乃至人性的异化；三是“审美日常生活化”的观念，积极方面是使文艺从圣坛回归民间，从精英回归大众，从艺术回归生活，而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文艺审美在大众化、世俗性的潮流中不断降低艺术审美水准，消解真正的艺术审美精神；四是“审美娱乐化”观念，将审美等同于娱乐，过于强化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而排斥其他方面的功能，导致当前文学的“过度娱乐化”、非理性化、低俗化和媚俗化，导致文艺审美精神的失落。这是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审美观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其二，当代文学批评的社会历史观问题。按照文学批评的“历史观点”，要求洞察人物事件所关联着的那些历史条件和现实关系，把握人物事件所处的历史潮流，从历史的必然要求与现实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中，对人物事件做出正确而深刻的分析评价。就其中所包含的价值内涵而言，要求富有“历史理性”精神，即对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生活及人物事件做出正确的理解与评价，起到推动社会变革进步和人性解放的历史作用，从而体现历史进步的价值观。然而某些文学批评有意无意地弱化“历史观点”，宣扬“新历史主义”或后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观，如历史即偶然无规律，历史即想象虚构无真实，历史即争斗无是非，历史即人性的表演或展示无善恶，历史即游戏无意义以及英雄史观、帝王史观，等等。这些所谓“新历史主义”观念，实际上放弃和消解了“历史理性”和历史进步的价值观，其结果只会带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社会历史观的混乱，这个问题的确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三，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人性观问题。在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建立人性价值观的维度是必要的，但仍需要坚守“历史人道主义”的人学观：一是人性本质观方面的历史主义，始终从人的社会实践及历史进程来理解人性，而不是抽象地想象和假设某种确定不变的人性；二是人性价值观方面的人道主义，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现象坚守历史的批判立场，始终以“合乎人性的生活”、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理念。无论是文学创作中对人性的描写与表现，还是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评价，都应当坚守这个原则。但在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中，也有人有意无意地张扬人性即“性”，人性即“欲”，人性即“情”，人性即“乐”等价值观念，形成了一种很有害的价值导向。当今究竟应当如何理解人性，建构什么样的人性价值观，既关乎当代文学的健康审美价值导向，更关乎当代人性的健全发展，因而值得引起足够的关注。
其四，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化观问题。在当今文化转向和西方“文化批评”观念的影响下，当代文学批评愈益成为一种文化批评，因而就有文化价值观的问题，即站在什么样的文化立场和秉持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来进行文学批评的问题。从当代文学批评的现实来看，显然存在着经典文化价值观与大众文化价值观的冲突。面对当今文艺大众化的现实，我们更需要在吸取各种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寻求对大众文化的积极肯定与批判反思两个方面的视界融合，找到一种比较辩证的价值立场：一是充分看到和肯定大众文化中所蕴含的民主性价值诉求，防止站在精英文化立场贬抑大众文化；二是不能丧失文化（文学）批评的理性批判立场，应充分看到大众文化中的消极方面，如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等，对此给予必要的批判抵制；三是应当确立这样的价值理念，即任何文化都应当有利于增强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有必要警惕大众文化重新造成对人的主体性、自主性的淹没和消解。当代文化（文学）批评应当坚持应有的价值理念，形成良好的价值导向。
四、当代文学批评价值观的建构问题
如前所说，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嬗变密切相关的。这种价值观念的嬗变既根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变革发展，同时也受到当今时代愈益突出的后现代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随着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而同时传输进来，对我国当代文化的变革发展，包括当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变革发展，都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下，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显得更为突出。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观念，如解构主义的哲学立场，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念，多极化与多向性的思维方式，世俗化与时尚化的价值取向等等，都在相当程度上对我国当代文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它不仅影响到当代大众文化形态，甚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反过来，社会现实中具有某些后现代特性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理论家的学术思想，影响文学家和批评家的价值观念与艺术倾向以及各种当代文化形态的价值取向，彼此交织互动，形成当今时代后现代主义的整体氛围，成为当代中国多元融合的文化语境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文学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变革，尤其是价值观念方面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无不受到各种后现代文化观念的影响，无不与这种后现代文化语境的作用相关。我们将当代文学及批评的价值观问题放到这种当代文化语境中来观照，就可以看出这种后现代性价值观念或价值取向的某些特点。比如从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情况来看，一元中心主义的文学观念（包括价值观念）可以说已被解构，人们对文学本质特性及价值功能的认识，愈来愈趋向开放性和多元化，从社会意识形态观到审美观、文化观，等等，都已形成从多视角、多维度进行研究与评论的新格局。这一方面使当代文学批评充满活力，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多元混杂迷乱的新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学批评的进一步变革拓展，并不仅仅是一个解构与寻求多元发展的问题，更有一个从批评形态到价值观念的重新建构问题，其中仍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2007年8月7日至8月10日, 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由武汉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湖北大学文学院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协办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观念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武汉桂子山和咸宁九宫山隆重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近50所高校与科研单位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学术盛会。这次会议着眼于探讨一些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宏观性问题。会议围绕主题，较集中就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概念与文学史的定位问题。陈思和（复旦大学）认为，古代文学处于静止、封闭、完成的成熟状态，而现当代文学是动态的、开放的、有未来的文学，两者是不同的。他就重新构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两种发展模式作了具体阐释。他认为，20世纪现代文学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以常态形式发展变化的文学主流，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发生变异。一个是以一种非常激进的文学态度，使文学与社会发生一种裂变，以先锋的姿态出现，在断裂中产生新的范式或新的文学。这样一种先锋与常态并行的二元性文学史观有利于我们以开放的眼观阐释“五四”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突破以往新旧文学的简单界说，更真实深入地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特征。王晖（南京师大）以“时间”、“地域”、“民族”作为“当代大中华文学”的三个主要元素，提出了大时代文学观更具概括性和可操作性。周晓明（华中师大）则以唐宋元明清文学的命名方式为据，将“五四”以来的文学作为历史延续的一个阶段，认为用朝代更替的方式命名更符合历史叙述的轨迹，要注重学科的史学性。王彬彬（南京大学）认为，“现代文学”这个名称，是一种宏观裂变，也是一种微观突破，“现代文学”的名称包含的是现代意识，而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和以往以时间和政权划分的朝代文学是不同的。王本朝（西南大学）认为，现代文学边界本身是模糊的，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二三十年代对旧文学的拒绝，与我们现在的接纳，实际上都是文学史书写的一种策略。黄万华（山东大学）提出了“1949年战后文学”的命名问题。昌切（武汉大学）认为文学史界限的拓展实际上是文学性质的增加，将台港澳以及华文文学纳入到中国新文学的范畴，在时间纬度上达成共识，而意义纬度不同，会带来现代学科的混沌。颜敏（江西师大）认为，我们要加大文学史的包容性，重建适应未来的文学史观，但是这种重建现在还不需要动摇整个“现代文学”的概念。汤哲声（苏州大学）认为在面对危机与挑战尤其是90年代以后全球化的社会大背景下，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围应该扩大，乡下绅士和通俗文学都可以入史。
文学史的本体观和价值观是会议关注的又一个话题。用什么样的核心观念和根本价值立场来叙述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应有的价值立场和精神是什么？这一关涉文学史研究根本观念和叙述方式的问题在会议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探讨。黄曼君（华中师大）认为新文学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审美生命形态，学科应该从生态审美的高度，通过学科内外部关系的和谐，把握学科现代品格的核心和特征；以新文学经典为主体，从动态中把握新文学有机整体的生态生命审美系统。董之林（中国社科院）指出文学史必须讲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研究概念的历史叙述是无法回到当年的理论框架中去的，必须着眼于发现历史的相关性，并在既定的文学史与概念的反思中探索主体如何叙述历史、回归历史。杨剑龙（上海师大）以人性论为核心理念，指出“五四”以来的文学仍然是对“五四”权威的维护，不应该把复杂的文学历史简单化。马云、郭宝亮（河北师大）则关注到21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现的政治关怀倾向，特别是对左翼文学的政治关怀和民族想像的政治寄寓的重新关注，从而又推动了近年来文学研究从内到外的转变。王泽龙（华中师大）认为，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是因为它本体属性上具有文学的特征，而我们以往的研究过多关注的是文学思想属性与文化特征，导致了现代文学形式研究的薄弱，后者对学术的积累更重要。曹万生（四川师大）认为“回到语言艺术本体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可以科学、真实把握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的演变规律”。宋剑华（暨南大学）指出鲁迅、闻一多等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本质是“现代乡绅”，中国现代学者应该有自己的本体立场和价值观念。熊元义（《文艺报》）则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主体性论战现象出发，指出文学研究中的矛盾、分裂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深入探讨文学研究中的整合问题，又不抹杀矛盾，在对立与整合关系中把握现代中国文学的正确走向。许祖华（华中师大）则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问题，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坚定原型信念、模型信念与道德信念的问题。高玉（浙江师大）则从后现代作为人类思维发展的重大延伸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阐释了后现代的思维价值理念对文学研究的本体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李蓉（浙江师大）、吴建波（华中师大）等人则强调要注重审美形态研究，注重文本研究、形式本体、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
当下语境中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方法是与会学者最关心的话题。在当今，学术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会议发言对正在升温的西方汉学热、“国学热”等问题展开了热烈争鸣。温儒敏（北京大学）在会议发言中阐述了当下文学研究中“汉学心态”下的“仿汉学”研究问题。温儒敏指出：新时期以来我们与海外汉学界联系日益密切，但是现在却出现了一种强行跨越人文背景的“跟风”，甚至连语气都要带着一种“翻译味”，这是很不可取的。汉学很重要，是可供本土学科发展借鉴的重要学术资源，但对汉学盲目崇拜，甚至要当作本土的学术标准或者摹本，这类“仿汉学”研究并不能真正提升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品格，是一种学术自信缺乏的表现。王又平（华中师大）认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从经验判断到知识考古，从结构性解读到解构性解读，从价值评价到描述性解释的变化。而“海外汉学”拥有跨文化的特殊视角，一直是拓展与改变现当代文学研究格局的有生力量，不断刺激着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总的影响是积极的。高旭东（中国语言大学）认为现代文学自诞生之始就具有横向移植的特征，主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要在探讨西方的接受和影响、深层联系等方面，改变一对一的比较研究的单调格局，多将问题放在流动的过程中进行整体把握。樊星（武汉大学）从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联系中，提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化源头意义。国学热语境中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受到代表们普遍关注。陈国恩（武汉大学）发言最有代表性。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他的合法性是“五四”文学革命所赋予的。捍卫“五四”文学革命传统与启蒙价值的现代文学研究，较长时期承当了文学以外的使命，曾发生过重大的社会影响。当这种学术地位再不存在时，我们的学术如何转换？王富仁（汕头大学）先生提出的新国学概念，是为了取得与古代文学平等的地位，减轻国学热对现当代学科的压力。可是，这一理念实质上是放逐了现代文学现代性精神，抹平了与古代文学的本质差异。想以妥协求自立的策略，反而削弱了学科独立性的基础。陈国恩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地位，应该通过坚持“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正当性，突出其作为历史原点的意义来保证，应该通过强化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与艺术观念的差异性来保证。
一、生态文学的概念及内容
1.生态文学的概念。
生态文学之所以不同于普通的文学，关键在于生态二字，生态不仅仅指的是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生态，而是指文学作品中包含生态思想和观念。通过对生态文学历史发展的研究不难发现，生态文学的关键是文学作品中包含的生态系统观，联系观，整体观。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出寻求生态系统的平衡的意愿，这些就是生态文学最基本的特质。除此之外，生态文学也是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主要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点是人类生活，落脚点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生态文学的内容。
生态文学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人类对自然界的看法，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自然整体以及自然万物与人类的关系，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破坏，毁灭，以及自然界对人类活动的报复，人类重新审视善待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发展。这些都是生态文学所要展现的内容。此外，生态文学还格外主要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人类对自然所负有的责任，呼吁人们行动起来保护自然生态。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做出的自我牺牲。生态文学把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作为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
二、生态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
生态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总的来说，生态文学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一是在文学中感悟自然与生态整体观的缺失，二是在创作中展现危机与文化批判的不足，三是通过反思根源来寻找当代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
1.感悟自然与生态。
在文学中感悟自然与生态整体观能够促进当代中国文学与自然相融合，中国的生态文学作家大多具有诗人气质，在他们生态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恰到好处的融入了大自然的气息。当代中国文学正需要这一融合，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同时也伴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文学作品中自然生态的体现。一般的文学作品很少涉及到自然生态，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对自然感悟的缺失，而生态文学正好加以弥补，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重视，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文学的进步。
2.有助于当代中国批判文学的发展。
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经波折，发展至今。批判文学的发展可谓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更新。现代中国文学的批判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社会现象，更多的是对大自然的思考。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发生、发展和繁荣的巨大动力。通过生态文学的描述表达使人们认识到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这一点上，生态文学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判精神起到了丰富补充的作用。
3.引导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
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密不可分，并且处于不断推陈出新的状态。生态文学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之一，起着引导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作用。生态文学和艺术创造也存在一定的联系，这就增加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气息。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或话语方式，生态文学不同于一般文学，它可以而且应该表达新的生态观念，揭示现实生活存在的严酷的生态事实，以此来获取自身的生存发展权利，凸显自我的文体属性和审美特质，这也是作家现实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的一大体现。这些都推动着当代中国文学朝着一个更加真实的方向发展。
三、对生态文学今后发展的展望
影视艺术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然而它却带有非常明显的文学特质。立足于陕西当代文学及其影视改编，有针对性地研究和探讨影视文学的教学改革，不失为一个具有突破性的思路。
一、立足陕西当代文学及其影视改编，变革影视文学教学理念
教学理念，主要是指人们对教学活动的看法和持有的基本态度和观念，是人们从事教学活动的信念。影视文学应打破旧有的课程认识，冲破传统的教学理念，传统与现代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充分利用陕西当代文学及其影视改编的丰厚资源优势，树立全新的教学思想和理念。
具体而言，一方面，树立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教学理念。不仅对影视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进行传统的、固有的教学，还应该结合视觉文化背景下当代文学的影视改编热潮，实现现代的、动态的教学。譬如，在分析陕西当代文学及其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时，运用传统的、固有的知识，结合当今时代视觉文化的勃兴和新兴传媒的繁盛，分析陕西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和影视改编实践。另一方面，树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不仅运用影视艺术的相关专业知识对影视作品进行分析，还应该撰写影视鉴赏与评论的文章，并在此基础上适当地进行影视剧本的创作实践。这样的教学理念，既能够实现学以致用的教学效果，又能够与“写作”等其他课程的教学相得益彰。
二、立足陕西当代文学及其影视改编，丰富影视文学教学内容
文学作品及其影视改编的介入和强调，无疑丰富了影视文学的教学内容。通常情况下，影视文学课程往往围绕着影视文学的相关概念、本质特征、分类、创作、改编、鉴赏、评论等几个方面展开教学。
对文学作品的审美立场、审美原则、审美方法等进行评价，深化影视文学的教学内涵。譬如，从地域文化角度而言，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孕育出不同的地域文学，地域文学又在不同范围和程度上蕴含着特定地域的自然特性和人文内涵。在由地域文学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中，必然留有清晰而深刻的地域文化印记。如此，文学作品的审美立场、审美原则、审美方法等就被移植过来，作为审视其影视改编作品的途径和方法，这无疑为影视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譬如，对于陕西当代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陕西当代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以及影视改编作品的鉴赏及评价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作为影视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立足于视觉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巨大影响，对于影视这一新兴的视觉传媒相关领域内诸多方面的挖掘，拓宽影视文学的教学领域。与影视相关的问题非常广泛，包括影视文化产业的勃兴，消费文化对传统影视的冲击，视觉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地域文化借助影视媒介的传播得以提升其自身的影响力，以及文学的“触电”现象等问题。其中，文学的“触电”问题，也就是文学与影视的联姻，尤其值得影视文学课程的关注。这是因为，这个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问题，涉及到文学与影视的发展问题，即文学借助影视广泛而平实的传播方式得以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影视借助文学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得以提升自身的思想境界和精神层次。
三、立足陕西当代文学及其影视改编，转变影视文学教学方式
影视文学课程的传统教学方式，使学生能够系统地学习影视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的教学方式。然而，还应该努力探索能够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其他教学方式。
专题式教学。这种教学方式，是在传统教学方式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如作家、导演、演员、主题、地域等，将所需要讲授的内容进行分类，对同类内容设定专题进行教学活动。譬如，按照地域划分，将陕西当代文学及其影视改编作品设定为一个专题进行讲授。电影方面，由贾平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高兴》（2009年）、《秦腔》（2012年），由实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白鹿原》（2012年）；电视剧方面，由高建群的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改编的《盘龙卧虎高山顶》（2011年），叶广芩的《青木川》改编的《一代枭雄》（2014年），路遥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平凡的世界》（2015年）。
实践式教学。在传统时期，受现实条件的限制，影视文学教学更重视理论教学，无法满足实践要求。因此，在影视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应该采取多种形式展开实践式教学活动。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结合当代影视文化的发展状况，积极撰写影视鉴赏、评论的文章，或是创作影视剧本等。此外，还可以根据学习内容的重点、难点确定主题，如陕西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现状、陕西影视受众情况、陕西影视消费文化发展现状、陕西影视对大众审美倾向的影响等等，可以围绕某一主题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并撰写调查报告。
对比式教学。将具体的文学作品与影视改编作品进行对比，可以选择某一个或某几个对比项，如思想意蕴、人物形象、艺术特征等，进行对比性分析。此外，影视艺术集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于一身，因此，还可以针对某一部具体的影视改编作品，将其所具有的影视艺术特征与其他艺术形式进行对比性分析。譬如，将电影《白鹿原》中关中麦客的人物形象造型、华阴老腔的声音造型、面条像裤带的地域文化造型等因素，与文学文本中的相关语言艺术相结合进行对比性分析。
总之，在影视文学的教学过程中，从文学作品及其影视改编的角度出发，对教学理念的变革、教学内容的丰富和教学方式的转变，具有巨大的创新性意义，无疑有助于改善影视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徐颖涛.汉语言文学专业影视文学教学方法初探.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5（2）.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文专业必修的课程，它不仅仅梳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阐述了各阶段的文学思潮及文学社团，还对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的生平及作品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整个文学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其实也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变化，很多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作家，他们在中国的变革中也是重要的领军人物，其作品也能反映出当时中国的风貌，甚至他们本身的经历也成为了一件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其实是由一批批活生生、有生命的作家文人组成的。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提出“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可以看出，现当代文学的核心问题是回答并解释人是什么，文学即是人学。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的出发点也应该是让学生理解什么是全面的人，从而才能更好的理解现当代文学的内涵价值，但这种理解，不是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而要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
自从2016年国家在经济领域提出供给侧性结构改革，供给侧这一新兴的思维理念也逐渐波及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包括高等教育。袁贵仁部长也表示，中国高校的转型发展实际上就是要进行供给侧性结构改革。从宏观方面说，我国高等教育需要供给侧改革，提升教育的供给质量，结合社会需要，满足人民对教育的需求。从微观方面说，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也需要进行供给侧性结构调整，因为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困境
过去，该门课程的全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而现在已经改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虽然只有一个“史”字的差别，但也可以看出课程内容重点的转变，由注重文学史的宏观梳理，变为更加尊重作家、特别是作品，因此教学应该由单独的史论讲授式向文本阅读的体验式转变。但是现实并不乐观。
首先，教学观念陈旧。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仍然停留在对文学史的史论讲解上，注重社团概念、思潮流派的讲解，注重对作者代表作品目录的识记，并且在课程考试上，也更加凸显对史论识记的考察，就算涉及到作家作品，也大多流于对作品内容的叙述和中心思想的概括的表层层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停留在对历史事件的重复叙述上，与当下的社会形势结合不紧密。
其次，不注重ψ髌肺谋镜纳钊敕治觥V泄现当代文学里面涉及大量的作家作品，但是教学内容更多的是停留在对作品内容的平白概括，对文本的阐释也有同质化倾向，无法突出作品本身的独特价值，而对作品的分析更多的不是考察作品对社会变革的积极意义，就是考察作品如何反应了主流思想，对作品的分析有反客为主、主题先行的价值取向，而这样的分析伤害了作品本身，局限了文本的价值多重意义阐释的可能性。不利于对学生全面的审美鉴赏能力的培养，也有损于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三，教学方法不能与时俱进。现在的教学对象几乎都是95后大学生，95后生长在网络时代，每天被新媒体新技术怀抱着，也享有网络时代提供的便利。因此，针对这样的教学客体，应该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改革教学方法。但中国现当代文学又是一门比较传统的学科，如何将传统与新媒体结合，探索新的、受学生欢迎的教学途径和形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的方法和出路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仅仅要通过文学历史的梳理让学生建立良好的文学专业的学科知识体系，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培育学生创新思维、辩证思维的能力。通过调整教学的输出质量，提高教学内容与当下实际的融合性，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供给侧性改革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出路。
首先，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具体作品入手，注重对文本本身的分析研究，采用文本细读法和循环阐释法，培养学生良好的的文学审美素养。文本细读是西方文化批评的一个重要方法，它指的是“对文本的语言、结构、象征、修辞、音韵、文体等因素进行仔细解读，从而挖掘出在文本内部所产生的意义。” 文本细读的方法可以让学生的学习回归文学本位，尊重文本，尝试脱离文化、社会、历史、经济等外部研究，注重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分析，为学生提供更加接近作者的阅读方法，增加了现当代文学学习的纵深度。循环阐释法是由钱钟书先生提出，“就特定的文本主题 ，首先是打破古今界限、学科界限、文化界限甚至是系统理论与零星见解之间的界限，发现与之相通相似的言论，从而获得一个超越各种界限的更大语境；然后在此新语境 中，两种相通而又有差别的言论交互地‘回过头来另眼相看’；最终的结果是对不同领域的两种言论都‘增进了理解’” 用循环阐释的方法作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则会极大拓宽教学的宽度，增加文本在当下的现实意义，为文本跟随时代进程的再解读提供的可行的空间和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有助于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质量，满足学生自我创新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的需求。
其次，努力把新媒体新技术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提升教学的实效性。课堂教学的时间较少，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任务繁重，要求老师在短期内把学科知识体系全部梳理清楚，还要让学生理解全过程，这并不容易。学生都会被新媒体包围，新媒体也可以将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整合，因此作为教师，可以开创自媒体平台，通过网络广播，朗诵现当代诗歌，让诗歌不在是抽象文字，让诗歌通过新媒体平台变成有声读物，帮助学生提升对诗歌的感悟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开创微信公共号，针对上课内容，提供文化批评、文学作家生平轶事等信息，帮助学生构建立体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习模式，增强学生学习的趣味性，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实效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供给侧性结构改革，是基于尊重作品、尊重学生、尊重中国当下实际的前提下进行的提升教学质量的改革，这种教学模式的转变不仅仅对老师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出路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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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外文名：WeMedia）又称“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化及非规范化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自媒体平台包括：博客、微博、微信、百度官方贴吧、论坛/BBS等网络社区。自媒体的产生，它不仅革新了人类信息交流的方式，尤其促进了人们获取信息途径多样化的探索。面对这场媒介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高校教师应在遵循原有教学教学规律的基础上，探寻这场媒介革命带来的教学改革。
一、自媒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由于其学科的现代性品格使其成为教育课程改革中领军学科。从目前我国现当代教学的总体情况看，其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比较滞后，不能适应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化和商品化理念不断地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追逐经济利益成为人们的终极目的，文学逐渐边缘化。当今世界又处于交融的时代，大学生对于流行文化的喜爱远远超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受。因此，随着我国高等课程教育改革的全面实施，探索现当代文学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是一项紧迫而具有重要意义的任务，充分利用时代特征并结合大学生心理特征进行教学成为当今教师探索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式之一。
自媒体是以网络为主要特征的传播方式进行，大学生是网络时代的最活跃的主体，青年人精力旺盛、思想活跃、富于想象、对新生事物充满好奇心与求知欲，他们善于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获取信资源，关注社会热点，显示出热情的参与性，并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对此，高校教师完全可以抓住青年学生的这种网络心理特点，把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结合起来，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独特的人文精神与大学生的心理需求结合起来，培养大学生运用自媒体，完善自我，增强自我创新的能力，以此提升他们向真向善向美的审美素养。自媒体为代表的新新媒介的崛起，对人类思维方式的改变与信息传播渠道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革新了人类信息交流的模式，从被动地单一接受转向主动地多维搜索，而且也促进了人们对获取信息途径多样化的探索，促使信息传播渠道走向立体化多维化。面对这场媒介革命带来的挑战与机遇，高校教师如何在遵循传统教学规律的基础上，探寻自媒体时代的文学教学改革，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作为高校教师，我们应合理利用新新媒介的优势功能，结合新时代大学生的心理特征，积极打造中国现当代文学辅助课堂，以此弥补教室里课堂教学的缺憾，创建网络教学平台延展师生交流互动的时空，这对于促进大学生独立创新精神的形成，拓展大学生自主实践能力都具有现实意义。
二、自媒体视阈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策略
对于当今大学生，接触最多的自媒体等新新媒介主要以微信、微博、贴吧等为主，这些媒介方式为提高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生动性、丰富性提供了便利的工具，根据文学课程的文字性、文学性的特点，这些媒介完全可以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相结合，打造与教学课堂相辅相成的课外课堂，进而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提高教学效果。
首先，借助微信、微博、播客等新新媒介构建网络平台，发挥自媒体传播方式的优越性，有效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效果。借助其主体内容微小、形式多样化及受众的圈群化、对象化等特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师应注重开展有利于自媒体传播的教学应用探索，如开发微课资源，推出一批具有丰富教学内容和典型示范意义的微课课例，建立微课优质资源库，让授课内容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具体到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开设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专业微博，发动学生订阅课程微信公众号，鼓励学生制作与之相关的微视频、微电影等上传至播客，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发掘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教学课堂中的重点难点内容以及课后作业、课外答疑等，教师都可以用图文并茂的文字出来，鼓励学生参与，激发学生的探求欲。从而发挥自媒体人际传播的优势功能，促使课堂教学模式从大众传播向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相结合转化，激发大学生自我探究意识，与教师平等对话，以此形成良好的师生互动双赢态势。生置身校园还是身处家中，他们都可以随时和老师、同学甚至志同道合的学友共同探讨现当代文学专业知识，形式自由灵活，与教室课堂的被动接受不同，学生可根据实际情况，既可分组讨论也可一对一式研讨。学生所讨论的话题，不拘泥于教室课堂的教学内容，他们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自主进行学术延伸，学生既可就教室课堂上教学内容的难点、重点开诚布公提出问题，也可就自己的学术关注点出发，发表有关课程内容的独创见解，还可围绕某部文学经典的解读形成阅读小组，进行热烈的学术讨论。这种方式比起课堂教学，完全不会受时间的拘束，也不用太多顾忌公众场合说话的尴尬与约束，学生完全可以自由发挥，率性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教师还可因势利导，开展各种形式的利用自媒体制作的微电影、微小说创作比赛，内容积极健康、弘扬主旋律且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相结合，让学生在具体形象生动的环境中巩固、拓展知识并受到教育。
其次，利用自媒体优势，充分凸显中国现当代文学独特的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它是个宏大的概念，关注的是人类的生存和命运。他的精神内容主要包括对权力和自由的渴望，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以及对人格、个性的高扬。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如果只对人进行专业知识的教育，不可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最大的可能就是一一台有用的机器。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文学是核心内容，它可以拯救日渐衰落的人文精神。所以，现当代文学不仅要传输知识，还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其重视人的主体性，尊重人的尊严，显示独特的人文价值，呈现出诱人的精神魅力。因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有助于拓展大学生的精神视域，提高文化品格，丰富内心情感世界，从而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升其审美素养。大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心智尚未成熟，对外在新鲜事物有强烈的探求欲，并常常呈现跟随依赖的心理状态，置身于网络世界的他们，因缺乏理性的判断能力，往往无形中就被动地缩小了自我的思想领域，丧失了独立的批评态度。因而，合理利用微信、微博、播客等自媒体的优势功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人文教育功能有机结合，既能有效延展提升大学生审美素养的时空，也可以培养大学生自主创新的能力。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要顺势而为、主动行动，充分借助自媒体中各种形式的制作技术和传播手段，借鉴其娱乐性、开放性的特点，做到将主流文化和价值“寓教于乐”，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所追寻的人生价值与终极意义，通过自媒体传播方式及时疏导大学生，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媒介公众参与意识。总之，自媒体的兴起，悄然变革着大学校园教育教学的主体、环境、内容和方式，为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提供了新的理念和视角。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师要与时俱进，树立“自媒体意识”，培养“自媒体素养”，加强“自媒体行动”，充分利用自媒体优势，更新教育教学模式，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的创新和发展。（作者单位：长沙医学院）
参考文献
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门本科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专业基础课程，设立时间较长，课程体系建设历史较为久远，这一方面使其积淀了深厚的学科教学经验，同时也造成了其在面对当下学校教育、学生需求的新形势时，反应不够迅速。近年来，高等学校和学生必须面对日益增加的就业压力，学校课程设置和学生日常学习内容的选择都更加功利。在这种新形势下，作为一门文学类基础课程，如何既能完成课程的核心教学目标，又能适应学生求职的需要，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必须重视的问题。在当前发表的有关此课程的教改文章中，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教师教学方法的改进方面。但笔者以为，要让中国当代文学史适应新形势，还有一些方面是较易被忽略却又必须进行深入思考的。此外笔者所在的学校近年来积极推行教学改革，在实践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在此记录下来，和同道们交流分享。
一、明确课程定位
要想让一门课程能充分适应当前大学教育的新形势，首先应该重新为其准确定位，即制定明确的课程教学目的。作为一门文学基础课，其根本目的首先应如先生所倡“美育代宗教”，使学生获得深刻的人文思想，培养其敏锐的审美感悟力，提高其欣赏品味。但当今社会已经日益重视实利、崇尚实用，在这种时代风潮中，大学教育虽不能一味附和、丧失原则，也不应无视现实、凌虚蹈空。此外，“今天的本科教育也与过去不同。过去的本科教育以培养专家为目的，而今天的本科教育成为带有普及性的高层次的基础教育，绝大多数受教育者要到与文学无关的部门服务，所以教育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在今天变得更为切要。”[1]所以在综合考虑了上述情况后，笔者所在学院的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作出了如下定位：本课程的教学一方面要重实用，对学生进行知识（文学史知识体系）的传授和技能（与文学有关的语言表达、写作等）训练，又要从审美与精神上对学生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本课程的根本宗旨是在完成“务实”任务的基础上，追求审美品格与精神向度，达到鲁迅所说“涵养神思”“崇高好尚”的目的。[2]
这种课程定位将功利性和非功利性相结合，既充分尊重了当代文学史课程的特殊性质，又与新时代大学教育的需求相适应，为接下来的教与学指明了方向。
二、充分完善教材
相对于其他的文学课程，中国当代文学史具有更为特殊的课程性质。学界有关其核心概念“中国当代文学”内涵的界定，采纳的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观点，即“1949年以后至今的文学”。因此，中国当代文学是一种正在发生、不断变化、下限不断延伸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也就是一门教学对象和范围尚未“定型”且不断“增殖”的学科，其教学内容是开放性的。这种极为特殊的学科性质为教与学带来了诸多不便，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方面就是教材需要不断更新。就目前情况看，教材建设严重滞后，成为制约本学科发展的一个瓶颈和难点。当前全国高校使用较为普遍的教材有两本：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这两本文学史在出版之初，曾得到学界一致好评，但在使用过程中，根据笔者的授课体会和学生的反映，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对“史”的描述见长，提纲挈领、史料翔实，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解读就较为简要。笔者认为此书为教师备课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及线索，但却不太适合做学生初学之用。陈思和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更注重对经典作品的细读，能较好地激发起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但此书对当代文学各个思潮发展流变的脉络梳理稍显简略，对一些文学史现象的判断也有些个人化，不利于学生建构有关当代文学的客观、立体的知识框架。此外，这两本书虽然已将下限延伸至20世纪90年代，但对这个时段内容的描写还相当粗略。针对此种情况，笔者所在的教研室曾多次进行研讨，在编撰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追求方面达成了以下共识：一、既要借鉴陈思和、洪子诚等先生撰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基本思路，又要突破他们的局限性，如还应该突显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多年的发展脉络，强化史论，以小说诗歌等代表性文体的评析为主，注重启发性，增强批判色彩等等；二、应把握住文学与历史相关发生的原则以及文学的自我调节原则，突出史的流变过程及规律，使文学史教材成为一部偏重史论的通史；三、建构多维的文学史观，关注主流文学，亦不忽视非主流文学；四、以“审美现代性”为核心理念，以作品解读为重点。
如此一来，就能将体系架构和文本细读结合在一起，既能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多年来的思潮流变，又能近距离接触一些名家名作，领略文学经典的魅力。此外，还应对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发展状况进行详细阐述，诸如“网络文学”等当下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均应纳入研究视野，使此课程与当下文学、文化现象的联系更为密切，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关注的热情。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编撰如果能够充分体现和实践上述宗旨和思想，那么就应该能够编撰出更加适合学生接受的版本。
三、合理调整课时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在新形势下面临的诸多困境中，教学内容的繁多和教学课时的不足之间的矛盾也较为突出。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此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状况，其下限是不断延伸的，因此教学的对象、内容和范围也就在不断增加。从时间上看，自八十年代初的三十多年，发展到今天，已经近六十年，内容几乎增加了一倍，教材也越编越厚，但课时从八十年代以来却并无太大变化，基本上保持在50课时左右，这给教师的授课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首先，一些重要内容无法展开，只能点到为止，有些内容甚至不得不舍弃，影响了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全面接受和了解。其次，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门能真正参与中国当代文学进程的课程，具有当下性、即时性和体验性，当下发生的文学现象，如“八〇后作家”、网络文学、热播影视剧等等，均能纳入其研究视野，也是学生关注的热点，但因为课时不足，必须教授的传统内容都无法完成，更没有时间再来和学生探讨上述问题。再次，作为一门文学课，应该采用多种方法调动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培养其审美感知能力。但同样是因为课时不足，本应经常开展的围绕具体作品的互动讨论无法进行，与教学相配合的视频资料（改编电影、经典的样板戏、话剧作品等）更无法在课堂上观看（笔者曾尝试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观看，可到场者寥寥无几，因为学生不愿占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本应最灵活的课只能用最传统的讲授方式进行，教师无奈，学生不满。针对此种困境，笔者所在学院组织教学委员会进行了认真分析讨论，结合实际情况，决定将总课时增加至80课时。这样不仅可以大大缓解教师授课的压力，而且有利于教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体能动性。除此之外，还开设了一些相关专业选修课程，如《中国现当代诗文研究》《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国现当代名作鉴赏》《港台文学研究》等，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对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领域的相关问题能有一些持续、深入的了解，也大大缓解了文学史教学的压力。
作为本科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专业基础课程，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因此，面对新形势下遭遇的种种困境，别无选择，必须锐意变革。本文中探讨的几个方面，无论是对课程的准确定位，还是重新编撰教材，以及合理调整课时，都致力于改变此课程传统设置中一些含混、模糊、因循守旧的观念和方面，为进一步的教与学理顺思路、扫清道路。
中国现当代文学曾深深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和生活。现当代文学中出现了“鲁郭茅巴老曹”文学六大家，20年代形成了北大的学生数次的思想潮流和文化运动，30年代形成了上海为核心的，三足鼎立的三大文学流派，形成了西南联大名师齐聚的独特风景，40年代出现了众志成城的抗日文学大潮等现象。同时现当代文学史中，经受历史涤荡留下的经典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奉献血和热。然而在今天，随着商品经济文化的冲击，随着高校教育的扩招，曾经被视为“精英教育”的大学教育现在多少已沦为“大众教育”，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困境，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学生不读文学作品，就算读了作品也读不懂，读了作品不进行思考，思考了却不和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挂钩，以现代的眼光去质疑当时的文学发展。
贺仲明先生曾在《文本阅读能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表达了对当下背景下，现当代文学教学重理论轻阅读的隐忧。其实这一隐忧并非贺先生一人独有，该领域的研究大家诸如朱晓进、温儒敏、陈思和、何言宏等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但遗憾地是，目前该门课程的教学总体上依然还是走的理论讲授大于文本阅读之路。典型的现象是：教学方面，各高校日益重视教师的理论研究成果、学术成就，导致部分教师直接将自己对该课程的学术研究灌输给学生，对文本分析的过程也走向简单化和程式化，教师一方面照本宣科缺乏自己独特的观点，另外一方面学生跟着教师思路死记硬背，也难以形成自己独有的、系统的文学观念。
一.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现状及问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偏重于人文知识的体认、人文精神的培养。教学过程除了要和整个文学教育一样，负有“将文学固有的智慧、感性、经验、个性、想象力、道德感、原创力、审美意识、生命理想、生存世界”等进行发掘和展示之外，还应该努力发掘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呈现着的现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发掘其所蕴涵着的精神资源，以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健全的现代人文精神的现代公民。然而目前许多文学史教材与有限课时形成了诸多的教学问题。
1.教材理论阐释和文本分析尚未并重
建国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主要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2》、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丁帆的《中国新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可以说教材权威编者比比皆是，但内容学术性较强，学生看一遍如云里雾里，看第二遍朦朦胧胧，看第三遍的人少之又少，导致学生理解、掌握有困难。例如目前的教材，普遍都重点分析了郁达夫《沉沦》的病态描写以及“零余者”等常见问题，但学生在读完文本，还是会提出一系列的疑问，例如：为什么“他”一定要将自己学业、爱情、友情各方面的失落简单归结于“弱国子民”这一原因？同样为留日学生，为什么郭沫若没有写出《沉沦》但郁达夫却写出了《沉沦》？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由于现当代文学史课程一般开设于大学一年级，学生刚迈入大学，本身就对大学的教学方式不太适应，而现当代文学一开始又涉及很多新文学理论和文化背景，导致学生到第一个十年结束之后或许才对五四精神、个性解放、改造国民性等词汇有个朦胧的了解，对于郁达夫这种大胆地描写更多地学生是不敢评论，也不会评论，只会跟着教师的思路去识记教材中对该文本的分析，但这并不是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
2.教师教学地位的偏差，教学定位的倾斜
吴晓东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一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些疑问：“我们所理解的文学究竟是什么？我们需要文学做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我们研究应该给学生什么样的文学教育？我们究竟想让学生从我们的讲授中获得什么？”的确，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历史发展到今天，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普遍反映出来的就是教师的教学地位定位不准确，出现的“满堂灌”、“一言堂”现象，而且由于各高校现在对学术成果的重视，导致教师忙于学术研究，轻视课堂教学，以教科书为标准，照本宣科，讲授毫无新意，将自己作为课堂的主角，而忽视了学生的参与性，忽视了师生之间的互动。另外，教师的“满堂灌”貌似更侧重地是对教材中文学思潮、文学理论的讲授，往往在讲到作品时以“故事梗概”的形式简短论述，丧失了文学本真的色彩，学生因为教师的故事梗概对文本有一知半解的了解，对原文反而没有了全篇阅读的兴趣。
同时还有这样一种现象，当代文学中，在讲授余华的《现实一种》时，好多老师会根据作家的创作分期，将《现实一种》作为早期作品，给学生介绍一下他早期小说呈现出的“暴力”和“血腥”之美，并将《现实一种》这一小说简单地概括为：余华以纯粹零度的情感介入，异常冷静理智、有条不紊地叙述了一个亲人间相互残杀的故事。然而小说其实从生命的本质上，为读者反思了人生、生命的本质的残忍。但是推而论之的话，后来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样一种平实不动声色地叙述，未必没有展现生命的残忍。同时对于目前依然写作的余华（例如《兄弟》《第七天》好多教材未列入，好多教师也不讲），教师和教材不能将其目前的创作简单地划分为前后时期进行分析，类似的作家还有贾平凹、毕飞宇、余秋雨、陈染、林白、王安忆、严歌苓等。
二.现当代文学史的改革探索及建议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课程建设的提升，与现今大学教育理念的建构、学生的能力的培养，以及文学观念的更新均有着直接的联系。探索现当代文学史教学的新途径，对冷静审视大学现当代文学史教学现状具有进步意义。因此，本文尝试在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上，结合自己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探讨一下现当代文学史的改革思路和教学建议。
1.激发并强化学生的参与意识
“文本细读”是西方文论的一个关键词，它的主要含义是指“对文本的语言、结构、象征、修辞、音韵、文体等因素进行仔细解读，从而挖掘出在文本内部所产生的意义。文本细读要求学生在阅读的时候，首先尊重文本，立足于文本表达，通过慢慢地读，细细地品，通过细致和反复的阅读对文本所蕴含的深厚意蕴做出丰富的阐释。但是，目前教学所存在的现象是，一方面学生阅读的积极性不高，认为作品的阅读涉及的考试内容十分有限，同时学生阅读水平的日益下降，导致学生读作品读不懂，读不深。例如在讲到鲁迅的《狂人日记》时，学生普遍反映搞不懂小说到底讲了哪些内容。书中的“陈年流水簿子”为什么是象征性的含义，狂人为什么是一个反封建反礼教的先驱。另外关于文本细读存在的一个典型问题反映在诗歌的阅读上。当代文学中，80年代的“朦胧诗派”以一种复杂、怀疑、愤怒、无奈、对抗的复杂姿态，表达了对抛弃的失落感、对幻灭了的理想的沮丧和执着、对失去家园的牵系，但是教材在介绍诗歌的时候，更多是以诗歌为基础，重点分析的是诗歌背后体现出的一代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历程，但是怎么个独特法，可能更多的需要学生去阅读。但很多教师在讲到该节的时候，更多是先给学生列举作品，接下来就开始分析诗歌背后的精神世界、艺术风格等。例如讲到北岛的诗作的时候，学生一般根据教材和教师的要求，阅读的仅仅是《回答》《一切》等常见诗篇，但是北岛的《你好，百色花》、《五色花》、《我走向雨雾中》、《路口》等诗歌，同样具有一些和“朦胧诗”派总体特征不一样的美。笔者选了一个独特的讲课方式，课前让学生自行搜集北岛诗作，课堂上开了一场“朦胧诗派诗歌欣赏品读会”，在学生一个个站起来朗读诗歌的过程中，一方面一些诗歌的诵读加深了学生对“朦胧诗派”的总体特征的认识，另一方面，学生在文本细读的同时，也发现了北岛作为独特的个体，他的诗歌的独特魅力，同时在品读诗歌时，他们也体会到了诗歌“言有穷而意无尽”的美，可谓“一举多得”，远比教师照本宣科讲授要好得多。
2.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能
多媒体教学突破了传统教学的一些局限，体现了现当代文学教学实践的与时俱进和教学手段的推陈出新，是该课程教学创新的有效途径。多媒体教学的适当运用，可以使教学效果倍增，但是“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炫技”似的课件展示，则会将原有的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教师一定要“适可而止”。
多媒体教学使新颖、形象、丰富多元的信息传递得到了充分体现，改变了传统教学“手写口说”的固定模式，使之成为“图、声、文、像”并茂的多样展示，增加了课堂信息的传递量，也扩展了学生的知识广度。例如多媒体的运用，可以使一些已逝的作家的肖像图片、影像资料、手稿书影得到再现，从直观角度丰富学生对作家的认识，与此同时一些作家的经典作品也被改编成了优秀的影视作品，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的《雷雨》《日出》，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等等，适当地运用试听资源，通过影视片段，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寓教于乐，变难为易。同时学生通过多媒体教学手段，不仅可以加深对文学文本的深刻理解，还可以从中对话剧、电影、小说等不同文学艺术门类的特征及表现手法加以直观地辨别和认识。由此可见，多媒体教学确实有其优势存在，但一定要把握适度原则。失败的多媒体教学案例同样存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沈从文、徐志摩、萧红等人的作品一方面学生比较感兴趣，同时学生也对作家的爱情历程有所期待。有的教师或许会将这些作家的人生经历甚至爱情经历大做文章，导致课堂倒是热闹非凡，学生参与热情极高，但是这种做法明显喧宾夺主，偏离了课程教学的方向和内容，导致原本应为重点的文本分析、作品介绍等流于世俗和哗众取宠的境地。
3.鼓励学生质疑，引导学生辩证学习
众多教材中，对现代文学的分期一般为20年代文学、30年代文学、40年代文学;而当代文学则一般为17年文学、文学、新时期文学，也就是大家所俗称的“六大块”。在题材上，一般分为小说、诗歌、散文、话剧四种文体，这当然有其优势，便于讲授和区分，但是也有一些尴尬的现象。比如老舍这一作家，其创作历程从20年代文学可以一直延伸至十七年文学，创作成就涉及小说、散文、话剧等多种文体，在介绍该作家时，不免出现前后重复和渗透。所以在当代文学史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适当引导学生针对现代文学中老舍的创作成就，反思老舍建国后文学的独特价值。从前后创作文体的不同，去反思老舍各时期的文学成就和不足。
同样，在学生学习过一学期后，教师也可以适当地将一些具有共同创作倾向的作家作品进行对比，帮助学生梳理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线索。例如，从大的方面来说，现代文学史就是体现“人的观念”的一部发展史。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立人”思想到冰心的爱“人”的哲学思想，老舍的批判“市民人”的思想，到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中“革命人”的文学思想、京派“独立人”的文学思想，海派“都市人”的文学思想……学生在梳理过程中，一方面可以重新回顾这些作家的作品成就，同时也从另外一条线索发现作家的独特魅力。相应的例子比如从现代文学的“第一代海派”到当代文学的“都市文学写作”，到通俗小说中的“都市小说”，同样可以梳理出不同时期，针对都市描写的侧重点和闪光点。当然，这种梳理一般放在较高年级的文学专题讲授中，可能更易于学生接受。
三.结语
北大温儒敏教授曾经提出呼吁：“本科文学基础课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在重要位置”，本文也算抛砖引玉，希望广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师能够看到文本细读的重要性，真正在教学过程中，从单方面的教授，转向导学、助学、促学的教学相长的创新模式。
参考文献
[1][3]吴晓东.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J].北京大学学报.2003（5）.
[2]何言宏.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专业性问题的反思[J]江海学刊.2006.（3）.
[4]张伯存，王冬梅.文本细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路径与方法[J].枣庄学院学报2014（3）.
[5]温儒敏.关于现当代文学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04.（2）.
[6]朱晓进.略论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的历史意识[J]江海学刊.20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