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6 09: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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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高中语文课本全6册教材中，文言文48篇，其中传记文学共有13篇。传记文学占整个文言文的四分之一强，足见编者对传记文学这种源远流长的文体的重视程度。从1993年至1997年的高考试卷中，文言文阅读大部分选自传记文学。
现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了解一些阅读文学作品的常识”和“我国文学史的常识”，“能比较熟练地阅读一般的政治、科技读物和文艺读物，初步具有鉴别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对于文言文，高一语文中提出要求，“了解文言文阅读方法和行文的一些特点”，“懂得一些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文体知识”。这从知识掌握的范围和阅读能力的培养两方面对我们的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要求，联系传记文学的教学，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帮助学生掌握文体常识。
传记文学主要是指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的作品。它既是文学，又是历史，是文学和历史结合的边缘学科。在中国古代，它的主要形式有史传、杂传、散传、自传、专传等。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等6篇就是史传；《左忠毅公逸事》、《五人墓碑记》等为杂传；《记王忠肃公翱事》、《梅花岭记》都是别传；《谭嗣同传》、《柳敬亭传》等是专传。另外，《史记》还创立了一个“列传”的概念，是指与“本纪”相区别的，记载人臣士庶的传记，如课文《屈原列传》。
在教学中，应结合课文的内容让学生了解传记文学文体的一些基本常识。
2.揭示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
传记文学是文学和历史相结合的边缘学科，因此它既有历史特征，要求“尊重历史”，又有文学的特征，人物形象、语言都要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传记文学的主要特征是：
（1）真实性。传记文学必须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再现历史，再现人物。传主及事件必须符合史实，有史学价值，决不能凭空虚构。这也是传记文学享有崇高声誉和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之一。高中课文中的传主，如廉颇、谭嗣同、屈原、张衡等，都是历史名人，其事迹史书都有记载，真实可靠。近几年来高考卷中出现的人物如狄仁杰、姚崇等也是史学界备受推崇的人物，其事迹均有明确记载。当然，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并不等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简单记录，一些次要人物、局部细节可以借助于想象、联想等作适当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2）艺术性。传记文学要运用多样的艺术手法来刻划人物，描摹物态。传记文学主要是写人的，所以它要求刻划出人物鲜明的个性，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部《史记》之所以备受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主要原因就是它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刻划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
（3）相当完整性。传记文学主要是表现人物的，要使人们对人物性格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就必须注重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因此在传记文学中，传主的生平经历一般都较完整，便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人物，如《史记》。一些小传，如“逸事”等，由于受材料、篇幅的限制，不可能表现人物一生完整的经历、事迹，但往往通过典型的事例，以小见大，来表现人物性格，如《左忠毅公逸事》。
3.引导学生分析、把握人物形象。
传记文学以写人为中心，作者通过人物的言行和典型事例来塑造人物形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必须从把握人物形象入手来分析、欣赏、评价作品，注意引导学生分析人物形象的特点，掌握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不断提高阅读能力和分析、欣赏水平。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传记文学刻划人物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加以分析归类，能使学生在实际阅读过程中逐渐积累，提高阅读水平、欣赏能力，准确地把握住人物形象的特征。
现行的高中语文课本全6册教材中，文言文48篇，其中传记文学共有13篇。传记文学占整个文言文的四分之一强，足见编者对传记文学这种源远流长的文体的重视程度。从1993年至1997年的高考试卷中，文言文阅读大部分选自传记文学。
现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了解一些阅读文学作品的常识”和“我国文学史的常识”，“能比较熟练地阅读一般的政治、科技读物和文艺读物，初步具有鉴别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对于文言文，高一语文中提出要求，“了解文言文阅读方法和行文的一些特点”，“懂得一些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文体知识”。这从知识掌握的范围和阅读能力的培养两方面对我们的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要求，联系传记文学的教学，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帮助学生掌握文体常识。
传记文学主要是指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的作品。它既是文学，又是历史，是文学和历史结合的边缘学科。在中国古代，它的主要形式有史传、杂传、散传、自传、专传等。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等6篇就是史传；《左忠毅公逸事》、《五人墓碑记》等为杂传；《记王忠肃公翱事》、《梅花岭记》都是别传；《谭嗣同传》、《柳敬亭传》等是专传。另外，《史记》还创立了一个“列传”的概念，是指与“本纪”相区别的，记载人臣士庶的传记，如课文《屈原列传》。
在教学中，应结合课文的内容让学生了解传记文学文体的一些基本常识。
2.揭示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
传记文学是文学和历史相结合的边缘学科，因此它既有历史特征，要求“尊重历史”，又有文学的特征，人物形象、语言都要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传记文学的主要特征是：
（1）真实性。传记文学必须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再现历史，再现人物。传主及事件必须符合史实，有史学价值，决不能凭空虚构。这也是传记文学享有崇高声誉和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之一。高中课文中的传主，如廉颇、谭嗣同、屈原、张衡等，都是历史名人，其事迹史书都有记载，真实可靠。近几年来高考卷中出现的人物如狄仁杰、姚崇等也是史学界备受推崇的人物，其事迹均有明确记载。当然，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并不等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简单记录，一些次要人物、局部细节可以借助于想象、联想等作适当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2）艺术性。传记文学要运用多样的艺术手法来刻划人物，描摹物态。传记文学主要是写人的，所以它要求刻划出人物鲜明的个性，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部《史记》之所以备受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主要原因就是它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刻划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
（3）相当完整性。传记文学主要是表现人物的，要使人们对人物性格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就必须注重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因此在传记文学中，传主的生平经历一般都较完整，便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人物，如《史记》。一些小传，如“逸事”等，由于受材料、篇幅的限制，不可能表现人物一生完整的经历、事迹，但往往通过典型的事例，以小见大，来表现人物性格，如《左忠毅公逸事》。
3.引导学生分析、把握人物形象。
传记文学以写人为中心，作者通过人物的言行和典型事例来塑造人物形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必须从把握人物形象入手来分析、欣赏、评价作品，注意引导学生分析人物形象的特点，掌握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不断提高阅读能力和分析、欣赏水平。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传记文学刻划人物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加以分析归类，能使学生在实际阅读过程中逐渐积累，提高阅读水平、欣赏能力，准确地把握住人物形象的特征。
一、明确传记教学的基本目标
结合传记文学作品自身的特点，根据新课标对传记文学的要求，我们可以明确高中传记文学作品的基本目标是：（1）了解传记文学作品的文体基本特征以及这一文体不同体式的特征。（2）结合写作背景，理清基本事实，了解传主经历，把握典型事件细节，走进传主内心感情世界。（3）揣摩重要词语与句子的含义，理解作者对传主的评价，把握作品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倾向。（4）学习传记选材与组材的艺术、结构文章的方法，在记叙中穿插议论或抒情的表达方式，寄寓褒贬、富有文采的语言；学习传记作者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的主要表现手法；积累写作素材，并尝试人物传记的写作。（5）在了解传主生命轨迹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能够认识传主对社会的价值与影响，客观辩证地评价传主的功过得失，并以优秀人物为榜样，砥砺志向、健全人格、规划人生，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其中，前三点是传记文学作品的阅读教学目标；第四点是传记文学作品的写作教学目标；第五点是传记文学作品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需要注意的是，在针对某一传记文本进行目标设计时，教师要要紧扣传记的文体特征，同时，目标设计也要有整体性：既要观照语文课程目标，又要观照传记单元目标；教师需要将三维目标“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进行整合，教师需要将阅读目标与写作目标进行整合，在传记文学教学目标的设计中，要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就要给予写作应有的位置，给学生练与写的机会，实现传记阅读教学与传记写作教学的结合，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写作教学的现状，避免写作教学高耗低效的现象。在传记文学教学目标的设计上，写作目标设计不仅要体现在写作技巧的学习上，还要体现在写作素材的积累和写作实践的学习上。例如，《苏武传》的教学目标可设计成：（1）理解文言字词和句子，积累相关的文言基础知识；（2）把握文章的思路，领会苏武坚持民族气节的形象内涵；
（3）学习传记文的阅读方法，提高鉴赏力；（4）尝试把本文改编成一则苏武小传。教学重难点：领悟苏武的精神品质。
二、选择合适的传记教学内容
1.教师要在熟悉教材内容的基础上，重构传记文学教学内容。要想选择合适的传记文学教学内容，语文教师首先要熟悉传记教材内容。在对传记教材内容熟悉的基础上去进行选择，才更具科学性。如在进行传记文学作品教学之前，教师要对教材深入研读，在此基础上对作为教学内容载体的传记文本有所选择。
2.教学内容的问题其实就是“教什么”的问题，而“教什么”，合理的教学内容要求教师还要依据学情去确定和明确。教学内容的选择要基于学生“学生学情决定了教学内容的深度”。不同的学生，可能存在着学习动机、认知结构、个性特征、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是明确传记文学教学内容时需要关注的。如对基础较差、综合能力较低的学生，可引导其梳理人物的主要事迹，在其人生历程中把握做人风范；对基础较好、综合能力较强的学生，可引导其在学习以上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专题探讨。总之，要依据学情，对传记文学的教学内容进行合理重构。
3.合适的传记文学教学内容必须是符合传记文体特征的内容。王荣生教授指出，要“依据文本体式确定教学内容”。文本的体式是这一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的特质所在，因此，它决定了教学内容的选取，这就要求选取的教学内容要依据文体特征。冯为民老师在执教《项羽本纪》时，就选取了紧扣文本特征的内容，下面是冯为民老师执教《项羽本纪》的教学思路：先让学生将课文所写一千多字的“垓下之围”压缩到三百字左右，接着引导学生品读“垓下之围”，重点评析被学生删改部分司马迁是如何“摹形传神”，让其笔下人物“千载如生”的，然后引导学生探讨被删掉部分体现了刻画人物的哪些艺术，最后，学生探讨“巨鹿之战”和“少年言志”两部分是否也体现了这些特点。
三、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1.观赏教学法。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的传记类影视作品，如《鸿门宴》《荆轲刺秦王》《霸王别姬》《英雄》《鲁迅》《少年》《建党伟业》《恰同学少年》等。这些根据传记文本改编的影视作品，为进行传记文学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教学时，教师可选取一些与传记文本联系较为紧密的、艺术性与欣赏性较强的作品让学生欣赏。
2.戏剧表演法。一些传记文学作品中，往往有着较为激烈的矛盾冲突，这在中国古代传记作品中表现得较为明显。这类的作品，很适合用戏剧表演法开展教学。教师可以课本剧为载体，开辟传记文学教学的新天地，使传记文本从内容到形式都生动、鲜活、立体起来。教学时，教师可指导学生把传记文本改编成课本剧，然后进行表演。
3.专家讲座法。传记文学作品教学时，还可以邀请相关专家或对传记文学有独到认识的老师开设讲座，以拓宽学生视野，增强学生兴趣，激活学生思维，使其对传记学习中某一方面的问题有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1.真实性。传记必须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再现历史，再现人物。当然，传记文学不排斥适当的艺术加工，如一些次要人物、局部细节借助于想象、联想等进行加工，但这种加工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及事物发展的逻辑，以达到更高的真实――艺术真实。
2.艺术性。传记文学会运用多样的艺术手法来刻画人物，在人物塑造上力求个性化、形象化。传记文学主要是写人的，所以它要求刻画出人物鲜明的个性，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传记文学常用白描等手法刻画人物。
3.概括性。在传记文学中，传主的生平经历一般都较为完整，便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人物。但一些小传或试题中的传记节选文段，由于受材料、篇幅的限制，不可能表现出人物完整一生的经历，而往往只通过典型的事例，以小见大，来表现人物性格的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因而高考传记阅读的选文一般要求选材精当，高度概括：一是对人物的选择，多选择那些代表性强、事迹丰富和很有性格特点的人物;二是对人物事迹的选择，多选择能够概括人物一生特点的事迹，而不是面面俱到。
4.通俗性。传记文学一般要求作者在形式表达方面写得简明易懂，容易被读者接受;语言风格多样化，如介绍传主的成就时，语言可以简明、平实、朴素;描述传主的多种才能与生活情趣时，语言可以生动活泼、文雅诙谐，富有文学色彩。
二、传记文学的阅读技巧
1.速读文本：理清脉络，整体把握。具体可按以下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看清作品按什么顺序组织材料，传主的生活经历是如何贯串起来的，把握文本的结构思路。第二步，整体领会文本内容，理清作品陈述的基本事实，弄清文段写了主人公哪些事，体现了人物的什么性格、品质特点。第三步，区分出作者评论的成分，弄清作者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是什么。
2.精读文本：带着问题，有意识地细读全文，注意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与细节，勾画出问题的相关信息区域，尤其注意叙述以外的其他描写性、阐发性的内容。在对试题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时，要坚持“整体原则”“语境原则”和“知世论人、知人论事、事中见人原则”。对传记人物的思想、感情、品格、气质、成就以及作者所持的态度等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断。
【针对训练】
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回答问题。
张贤亮，在天堂那边玩儿好
舒晋瑜
6年前，我初次到宁夏。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只为着拜见一位陌生而又熟悉的知名作家。他的名字和一座影城、一座城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说影城因他而存在，或者城市因他而夺目，并不过分。
他就是张贤亮。19岁因诗歌《大风歌》被打成，43岁因《绿化树》等作品闻名遐迩。他的一生有着众多职务：宁夏作协主席、文联主席……连任25年的政协委员，但他最爱的是“作家”的称谓。
在以《绿化树》女主人公马樱花命名的茶楼，我见到了张贤亮。因为劳累，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表述清晰、敏锐，出口成章。在他的书房，挂着他一帧照片：年轻美丽的母亲抱着周岁的张贤亮。他自豪地说：“只有这样的母亲才能生出我这样的儿子！”
张贤亮常常有惊人之语。多年前谈到自己的作品，他就曾经自信地表示：“我提出来的理念都是有前瞻性的。我和中国大多数文人的思路不一样。”如今，那自信而略有些得意的声音恍若响在耳边，却是斯人已逝。
他将成为这片土地永久的书写者。
一
他的书写并不枯燥，而是有趣味的书写，是有魄力的书写。
宁夏的影视城中，马樱花茶楼就是张贤亮自己设计的，花纹是他趴在地上去画的，竹子是他亲自安排移栽的。我由衷地赞叹其环境优美，赏心悦目，他仰头哈哈一笑：“玩嘛！”
他的确是个很“贪玩”，很“会玩”，也“玩”出了名堂的人。
当了25年的政协委员，张贤亮有25年的参政议政经验;作为作家，他还亲自操办企业，因而比一般文人在身份上更多元化，思路也和别人不一样。张贤亮说，他书中的诸如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得与失、民营企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等的论述都很精辟。
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张贤亮提倡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改革者。只有作家自身具有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作品才有力量。张贤亮曾把自己的创作分两方面，一是文字创作，一是立体创作。“创作也是玩，文学也是玩。文学是我一生的副产品。我在创造性地追求快乐。我现在还在写作，但要突破过去的作品有很大难度，这是个既艰难又有乐趣且具有挑战性的玩意儿。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回首往事，不胜感慨，总想给后人留下一点人生经验和‘亲历’的历史。中国人是一个健忘的民族，或说是患有选择性记忆毛病的民族，而历史最珍贵的部分恰恰是那惨痛的、人们不愿意回忆的部分。历史和物质一样，越是沉重的部分质量越高，密度越大。我认为在文学中再现那个部分是我的一种责任。”
二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评论称，张贤亮是“当代中国十来位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并认为张贤亮“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屈辱、才华和弱点于一身”。他表示：“在文学史上，上世纪50年代的作家群，当以王蒙和张贤亮为代表。张贤亮的代表作，应是《绿化树》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的小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个人经历、个人情感及个人影子在内的，如《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青春期》《初吻》等;一类是根据传说或现实发生的事件铺陈出来的，如《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前者，无须多说，如将它们组织起来重新编排改写，几乎可以成为自传了。《一亿六》里的国学家小老头和《习惯死亡》中的作家章永磷在精神气质上一脉相承。对此，张贤亮说，作家的笔下，所有人物都有自己的影子，不论正反两面，只是他所有小说里没有反面人物。他说：“我大概比较宽容。”
对于只有6万平方公里、600万人口的宁夏，张贤亮觉得这是个好地方：干扰少，物欲刺激比较少，还是比较方便埋头写作的地方。他说：“我在玩，把写作当作玩。我要把作品写完，就没玩的了;没玩的，不就玩完了吗？”他笑着说：“我不想把它玩儿完。”
可是，还有些“贪玩”的张贤亮，不得不去这世界的另一边，继续他好玩的事业。
（选自《工人日报》2014年10月20日，有删改）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张贤亮19岁时因诗歌《大风歌》被打成，43岁因《绿化树》等作品闻名遐迩。他的一生有着众多职务，获得许多的称号，但他钟情的是“社会改革者”这一称号。
B.张贤亮的书房里，挂着一帧照片，是年轻美丽的母亲抱着周岁的张贤亮。张贤亮曾自豪地说：“只有这样的母亲才能生出我这样的儿子！”这一细节描写体现了张贤亮的自傲和孤芳自赏。
C.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张贤亮曾自信地表示：“我提出来的理念都是有前瞻性的。我和中国大多数文人的思路不一样。”这说明张贤亮比一般文人在身份上更加多元化，思路也比别人更开阔。
D.本文通过对张贤亮的文学创作、文学主张的介绍，说明张贤亮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开拓性的作家，也揭示了他玩世不恭的个性。
2.“他的书写并不枯燥，而是有趣味的书写，是有魄力的书写”，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说明。
人物传记阅读对考生来说是较新的知识考点，是高考教学的重点，对教师而言也是新的挑战。尤其是近几年高考传记类阅读加强了对探究能力的考查，更加大了教师教学的难度。如何把传记探究题的知识要素准确、全面地传授给学生，成为教师在人物传记阅读教学中的重中之重。陶行知先生曾说：“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尽我们知道的交给学生。”我们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古训。注重探求答题方向，找出解题技巧，帮助学生提高解题能力，就成为教学的终极目标。
《新课标高考语文大纲》中有关实用类文本阅读的探究主要包括：（1）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掘文本所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2）探讨作者的写作背景和写作意图。（3）探究文本中的题，提出见解。基于上述内容，我发现传记类阅读探究的主体其实就三个方面，即传主、作者、我（答题者）。抓住了这三个主体要素，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下面就这三方面探究传记题的答题技巧。
一、吃透传主，合理概述
传记文学主要是记人的文学，因此，对传主形象的探究就成了传记文学阅读的常规考点，对传主形象的把握就成为解题的关键。在传记文学中，传主的生平经历一般都较完整，便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但是由于受材料、篇幅的限制，不可能表现传主一生完整的经历、事迹，往往通过典型的事例，以小见大，表现人物性格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因此传记一般都是选材精当，高度概括。往往选择那些代表性强、事迹丰富和很有性格特点的人来写，尤其是那些传播正能量、值得社会弘扬的人更是选取的重点；对传主的事迹要有选择，选择能够概括传主一生特点的事迹，而不是面面俱到。
要想吃透传主形象，就要充分理解文本，梳理作品的主要内容，把握基本事实，明确传主的人生经历、性格特征、业绩贡献等，还要注意区分传记中的“叙”与“评”，理解和把握文本的感情倾向。具体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重视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地位、经历、教养、特质等，因为它们直接决定着人物的言行，影响着人物的性格；第二，学会把握作品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细节，并对这些细节加以仔细思考，看它们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精神品质；第三，注意从传主与时代、传主与他人的关系把握传主形象；第四，注意作者对传主的介绍和评价。
纵观数年来的传记探究题，涉及传主形象的考查比比皆是。比如2015年的全国卷《蒋军赋采薇》的探究题――“作为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戴安澜不仅深受国人爱戴，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其中必有内在原因。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此题就鲜明地考查了传主的特质。要想做好此题，就要结合文本，梳理事实，吃透传主的思想性格、行为能力等，如从为了抗战大业，戴安澜摒弃党派成见，团结爱国人士，抄录诗文给官兵吟唱，激发他们精忠报国的爱国热忱，可知其是抵御外侮，献身正义事业，积极备战，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从戴安澜为部属各官长题词：“人我之际要看得平，平则不忮；功名之际要看得淡，淡则不求；生死之际要看得破，破则不惧。人能不忮不求不惧，则无往而非乐境，而生气盎然矣。”可知其是为人平和、不求功名、临危不惧、胸怀坦荡的谦谦君子。从战事危急时其给妻子留下绝命书，可知其是对敌作战、勇于担当、关爱家人、侠骨柔肠的热血男儿。从其以诗词激励将士，赋诗明志，可知其是身为军人、熟读文史、精通琴棋书画、兼具文韬武略一代儒将。再从东瓜保卫战中，其不苟且偷生，以死殉国，可得其是英勇善战、指挥若定、治军有方、视死如归的军人楷模。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概括分析即可。
由此可见，传记文学阅读中把握传主形象，概括传主的精神品质，是解答一些探究题的关键。所以，教学中要始终如一地把吃透传主作为重点。
二、明确传记作者的主体意识，巧妙作答
传记作者的主体意识在传记写作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统辖着传记写作的全过程，包括对传主的选择，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艺术手段的运用和传主形象的再现与阐释。传记作者主体意识的增强，致使其不再把传主当作偶像崇拜，而是以反思批判的目光对传主进行评价和阐释。所以，任何传记作品都包含着传记作者对传主的评价，是观点与材料的结合。其具体表现为传记作品中不仅提供有关传主的生平材料和经历，而且对传主进行解释。与此同时，传记作者在对话意识和问题意识的驱动下，与传主进行着平等的心灵对话和交流，对传主进行理解与把握，对传主的思想性格行为做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而非被动地再现历史。此外，传记作者的主体意识还表现在传记写作中艺术手段的运用和人物形象的再现上，如通过人物言行表现人物性格，选择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典型事件，场面、环境描写，细节描写，琐事描写，通过比较表现人物性格等。
总之，传记作品中无处不体现传记作者主体意识的渗透，只有明确作者的主体意识，才能更好地解答问题。如2011年全国卷《下笔不觉师造化》的探究题――“尽管黄宾虹和张大千都是一代宗师，但二人的人生态度、对金钱的看法及艺道旨趣却大相径庭。这给你什么样的启示？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此题的设置就明确地考查了传记作者的主体意识在艺术手段和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体现。作者通过黄宾虹和张大千在成名先后、作画准则及对画与钱的关系上做出比较，强调二人在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上的不同，评价得出黄宾虹的画是典型的恪守传统的雅正的士夫画，张大千的画则有趋向民间、时尚的意趣。画风不同，实则是二人追求的人生理想不同。把握了这些，再回答探究题，就如囊中取物。可以谈恪守传统，力求雅正，甘于清寂淡泊，追寻艺术真谛；也可说创新与模仿并重，理想与时尚兼顾；还可以二者结合，既恪守传统，又踊跃创新，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享受人生。所以说作者的主体意识也是我们解题的一把钥匙，我们要灵活运用其去解命题之锁。
三、发挥“我”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
“我”即读者，传记文学阅读的答题者。“我”通过阅读传记文学获得的知识多寡及精神层面提升的深浅直接决定了探究问题的优劣，所以，“我”应认真阅读传记文学，以期获得更多的感知。传记文学在客观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名人成长史，传主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传主的生活经历的细节，传主的优点和缺点等，同时文本的结构和语言都是可借鉴的。我们阅读名人传记，实则是向书本学习的过程。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某种成长的人生经历，丰富历史、文学知识，而且对激发志气，培养健康人格，增强克服困难与挫折的勇气，增长应事接物的智慧，提高专业水平和写作水平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说，“我”积极阅读传记文学的态度，将会获得对文本更多的认知，从而提升自我，以取得较好的答题效果。
传记文学阅读中很多题目都会涉及“我”参与文本的探究，如2015年全卷《朱东润自传》的探究题――朱东润认为传记文学作品应如何刻画和评价传主？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请结合材料说明理由，此题第一问考查的是“我”对实用类文本进行综合的能力，第二问则较为开放，考查“我”对问题的判断和探究能力。具体作答时既要求“我”借助文本明确朱东润的文学传记观，又要求“我”参与其中，表达自己的看法。由此可见，解读文本时，要充分发挥“我”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到探究问题中，因为“我”对文本认知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答题的优劣。
总之，通过主体人物传主、作者、我（答题者）三方面探究答题技巧，可以起到有效、快捷、准确解题的作用，所以课堂上要带动学生一起寻求解题方法，以提高学生对不同类型题的分析能力和解答能力。
以上观点只是我的一孔之见。教无定法，只要是适合学生的，就是行之有效的。所以，只要通过探究答题技巧，使学生解答问题时有抓手，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参考文献：
[1]吕玲玲.人物传记探究题答题举例[J].高中生学习：试题研究，2016（7）：20-21.
[2]杨军，胡红梅.立足文本 规范表达――高考人物传记探究题教学设计[J].中学课程辅导：教师教育，2016（10）：109.
程维来的宝塔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做出来了，在全社会公开展出，吸引了众多的眼球。人们好奇的不是这座宝塔做得如何的雄伟和壮观，而是啧啧赞叹这座宝塔镶嵌着他从医50年来积累下来的近百斤的离体病牙，啧啧赞叹的是他用半个世纪的心血和成就铸造出这么一座美轮美奂号称的“中华人牙第一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座宝塔已经超越了美学范畴。
在这本书里，程维来向读者披露了他圆“宝塔梦”的初衷：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他在安徽省潜山县悬壶济世，为数以千计的牙痛患者解除了病魔的折磨。当他把患者口腔里的病牙一颗颗拔下来时，半个世纪以来竟然积少成多，积累了40多公斤。
一般的口腔医生对于这些血淋淋的牙齿的处理方式，大多是视为秽物丢弃在垃圾筒里，哪个都没有想到这些离体病牙能派上啥用场。而程医师却不，他视这些离体病牙为“宝物”。他经常去察看，担心这些“宝物”被老鼠搬走。90年代，他得知某医科大学口腔系教学时缺少离体病牙，还曾经多次无偿赠送一些给医科大学做教学使用。那么他保留这么多的离体病牙用来做啥呢?他在书中这样袒露出他的心路历程“……我想了很久，这些‘离体牙’现在在我本人手中，我认为还是一个宝贝。在世人眼里它们这种怪样子，没有什么用处，也不值钱，也不是金银财宝。我要把它变成金银财宝，这是我多年来的梦想。我想把这些‘离体牙’加工制作成一座美术工艺品牙齿宝塔，这样不仅是变成金银财宝，而且还是一个珍贵的美术工艺品，可成为永久收藏品，也可能是中国没有的，世界没有的奇迹!万人牙齿做成美术工艺品宝塔，将填补中国口腔牙科事业一项牙齿美术工艺品收藏品的空白。”
当我为作者那种对事业的执著追求精神而为之深深折服的同时，我认为这本书在文学创作上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宝塔梦》一书有以下三点艺术特色，值得称道。
一是真实。清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这样说过：“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在书中，我们不难看到，作者以传记文学这种文学体裁，集结着自己所有的情感和人生体验，去驾驭着文字的千军万马，作一次酣畅淋漓的情感宣泄。细心的读者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体味到作者并没有“为赋新诗强说愁”，也没有矫揉作做，更没有沉湎于小花小草的闲情逸致。他用质朴无华的语言，抒发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使得读者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率真与质朴，同时达到了读者与作者的“互动效应”，经读者跟随作者的感触，去承接他的所有喜怒哀乐，这种情感的链接，也就产生一种文学的共鸣。众所周知，真实是传记文学这种体裁的生命，既然是“生命”，那么我们就不可以等闲视之，视作儿戏。当我们在驾驭这种文学体裁时，就要注意，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个情节、一个细节，甚至一段对话，都不能人为地去杜撰，否则“生命”都没有了，何谈什么作品质量?在这一点上，程维来很好地遵循着传记文学的写作规则。
二是具有科普性。在书中，作者还煞费苦心地运用大量的实物图片来说明他的“宝塔梦”，从一颗颗离体病牙，经过能工巧匠，怎样变成一座美轮美奂的工艺艺术品。我们通过图片展示，不仅了解到离体病牙的名称、形状，而且还知道这座宝塔的结构等制作过程。为此我要说《宝塔梦》一书，不仅是一本抒发真情实感的自传，而且也是一部不乏教化作用的科普读物。
三是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程维来的“中华人牙第一塔”，最大的艺术特点是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在塔中的底座平台，用离体牙镶嵌着飞天(也称为八仙音乐)，表达了古代人们飞天的梦想，生动地反映了古代人们的奇思妙想。在第一层中，外墙运用“离体牙”镶嵌“八仙过海”的人物局部，我们不难看出设计者和作者的匠心独具地运用中国古代民间神话传说，表达了人们向往自由的神仙生活。塔中“八仙人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此外还选自《西游记》中唐王饯行、取经归来等片断。
1、《名人传》，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1866~1944年）创作的人物传记作品，它包括《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或译作米开朗基罗）（1906）、《托尔斯泰传》（1911）三部传记，传记共计字数268000。称为“三大英雄传记”，也被称为“巨人三传”。现已被选中为人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名著阅读。这本书也非常好地印证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训：古今之成大事业者，非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2、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1866年1月29日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小镇克拉姆西。是人道主义家、思想家、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他从小爱好音乐，醉心于托尔斯泰和雨果的作品，形成了非暴力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人道主义作家。一生为争取人类自由，罗曼与黑暗进行不屈的斗争。他是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其小说特点常常被人们归纳为“用音乐写小说”。罗曼·罗兰早期写了7个剧本，以历史上的英雄事件为题材，试图以“革命戏剧”对抗陈腐的戏剧艺术。20世纪初，他的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罗兰为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树碑立传，并于1915年 因《约翰·克里斯朵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文学本体 历史本体 人性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在谈论《史记》之前,有必要把“本体”两字的含义阐述一下: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就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众所周知,我们的世界有“道”、“器”之分。简单地说,前者“存在”指的是具体的、现身的“器”,后者“存在”指的是抽象的、不可感的“道”。专做“文学本体论”研究的王乾坤先生也认为:“我们能感知的、能认识的,只是它的现身状态,只能是它呈现给我们的对象性内容。因为本体没有样子,我们可知可见的只是某物在时间、空间的现身状态和属性。”这样可以推出,“文学本体”即文学具体存在的本源与本质,从文学本身出发,文学的本体就是文学的审美特性及作品自身;“历史的本体”,即历史具体存在的本源和本质,从历史的本身出发,去探究历史的“现在进行时”自身。《史记》则为古代传记文学的开创之作、典范之作。有学者认为,“传记文学不同于一般的史传文学,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而是历史与文学的结合,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没有很深刻完整地解释这种真实性与文学性是如何统一起来,以及这种独创性背后的缘由。本文欲通过本体论的角度去解读《史记》,揭示藏在其独创性背后的写作缘由。
真的历史应该是历史的本体存在,但是历史的本体怎么可能在历史的著作中再现呢?从严格意义上讲,人物传记应该是人物所有的语言、行动和外貌心理等一切的重复和重现,但没有空间和时间的逆转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其实“真实也并非说史传所记全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在文字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再现。事实上,当人们选择用语言文字这种符号来再现社会和历史的时候,它所显现的就并非原原本本的历史面貌。”有人认为客观地记录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其实不然,因为是人他就有主观的思想,主观的情感,所以在这里的“客观”也只能是相对的客观。又因为历史一旦用语言文字记录下来,本身也就成为文学的具体存在,由于当时技术的局限,记录历史也必须借助这种载体。既然排除不了主观地借助文学这个具体载体去记录历史,又何来真实的历史呢?但其实运用文学的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原貌,因为文学可以审美地超越,能够以审美的方式靠近历史本体的存在。
依据这条思路,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地接近历史本体,接近历史上的人物本来面目。在此笔者想要用文学本体论的观点解释司马迁笔下的《史记》是如何接近历史本体这一过程的。因为本体是无形的,所以我们只能首先通过分析具体的文学存在、文学形式来把握。
一 《史记》中有许多具体的文学存在方式,把握好它们来实现文学存在向文学本体的第一次飞跃
1 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1)把握性格特征,准确定位“人格”。由于环境、修养、经历等因素不同,造成个性的复杂多样性。司马迁存真求实,胆识过人,能准确把握人物性格特征,恰如其分地定位“人格”,如:屈原之“志洁行芳”,公孙弘之“外宽内深”,还有吕后的狠毒等,诸种性格,司马迁成竹在胸,恰似其人。
(2)选材典型,粗细兼用。典型大事,最能代表人物的性格特征,是个性的骨架,也是司马迁传人选材的主体。《项羽本纪》重点写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战”三大事件,把它们作为历史背景,通过激烈的矛盾冲突展现项羽性格的各个侧面。其次,精选典型的生活细事。如果说大事是个性的骨架,那么细事就是个性的血肉。如《项羽本纪》写“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这是段生活细事,但却逼真地写出羽从小浮泛粗心、浅尝辄止的个性,和大事中显示的性格一脉相承。
针对个性,精心选材,既有大事成其坚实的骨架,又有细事成其丰满的血肉,二者相辅相成,使历史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这里的“栩栩如生”,就是指我们具体的文学存在,使读者产生了审美上的共鸣,进一步在向历史的本体接近。
2 围绕性格用笔,详略得当
(1)精心剪裁,简繁适宜。对纷繁的史料依据传记主题的需要,大胆取舍,详略得当,简繁适宜。与性格无关的一般事件用简概述,与性格相关的典型事件使繁详写。《留侯世家》中说:“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正说出简繁得当的特点。
(2)从整体出发,褒贬结合。一种是人物以正面为主,例如刘邦在《高祖本纪》中扮演了一个雄才大略,有智谋,有远见的政治家形象。至于他的缺点,如贪财好色,卑怯自私,忘恩负义,残杀功臣等缺点,都写到了《留侯世家》、《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等篇章中去了。另一种是人物以缺点为主,但是在赞语中也提到了他的好处。例如司马迁在《吕后本纪》中详细描写了吕后残害戚姬、毒死赵王如意、饿死赵王友等一系列罪行,但是在传记的末尾,却高度称赞吕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司马迁认为吕后执政期间,天下太平,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样写成的人物才有了可读性,使人物形象充满饱和度,立体感逼真。正如郁达夫在《什么是传记文学》中说道:“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看得真,说得象。”这里讲的“真”和“象”根本上指趋于历史原貌,即我们说的历史本体。
3 刻画人物灵魂,虚实相生
(1)司马迁写人物千变万化,有对比、有烘托、有借陪衬,以加深主要人物的形象。例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将李广和同样领兵出征的将军程不识进行了一番比较,“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侯,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刀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如此将程不识治军的中规中矩与李广的简单随意进行对比,运用艺术上的相反相成的原理,把李广独特的作风鲜明地表现出来。
(2)司马迁写人物传记,不是记流水账,也不是事无巨细地再现人物生平中的每一件事,而是有选择地从正面实笔勾勒。如《李将军列传》中,富有传奇色彩的“射虎”是一件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事件,司马迁这样描写道“……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正面描写箭能穿石,一方面揭示了人在危急时刻能超常发挥能力,更勾勒出了李广的善射才能和勇猛的形象。
上述把《史记》的思想用具体可感的文学形式把握住,完成了我们向文学本体的第一次飞跃:《史记》中的文学本体是以一个个生动可感的文学存在呈现的。而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触摸到《史记》的历史本体。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如何由文学本体飞跃到历史本体?首先我们要承认历史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的历史发展,也就可以推出人是历史的主体。又因为文学艺术对应的人类心灵不是别的,正是人的情感,文学属于审美范畴同时也属于情感范畴。所以要实现我们的第二次飞跃,关键在于把握住人的情感即人性。既然文学是情感的艺术,那么文学本体与真实本体的关系,可以通过情感与真实本体的关系来说明。
二 由文学本体向历史本体(历史原貌)进行的第二次飞跃
以事为中心的史体自然涉及到人,但是却忽略了人的历史主体性。这一认识导致的结果是历史是静止的、片段的,甚至可以说这历史远不是历史原貌即历史本体。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先生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中指出:“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运动的轴心,看作历史的主人。文艺创作要高度重视人的精神主体性。”因为“文学作为一种审美行动,可以将情感的非理性、随机置于适当的区间,以承诺情感的审美释放与慰藉而回归自己。”文学近于“存在之本真”,“回归自己”也就是回归自己的本真。
既然是通过人的情感实现第二次飞跃,又因为涉及到人就有主客体之分,就有主体的情感和客体的情感之分,《史记》中体现人的情感因素也包括两方面:
1 写人物情感即客体的情感。在写人时,侧重写人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也就是写人的心,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可以证明。作者写李斯的5处独白:第一处是当他入厕见鼠与入仓见鼠之后,曾感叹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当他功高盖世之时,又慨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当李斯被赵高胁迫,不得不依附逆乱时,又垂泪长叹曰:“嗟乎!独遭乱世,既已不能死,安托命哉!”当他被赵高囚于狱中,更愤而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第五处是他被杀前叹息不能与儿子再牵黄犬逐狡兔。司马迁对李斯心理活动的详细描写,使李斯阴险、无耻的品质更趋于历史原貌。
2 流露出作者主体的情感。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思想、地位和审美观的不同,又由于作者写作的目的、角度、视点的区别,呈现出来的文本多多少少都会流露出作者主观的情感、主观的思维。鲁迅在谈到《史记》也讲道:“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出的形象,只能是作者眼中的形象,是作者心中的形象,作品深深打上了作者主观的烙印。如司马迁把项羽归入到“本纪”,把陈涉归入到“世家”里,无不出于自己对项羽以及陈涉的个人推崇。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把拒捕的主角由伍尚改为伍子胥,把破郑后的“挞墓”、“鞭墓”改为“掘墓鞭尸”。这些情节的出现,都能体现出司马迁本人的审美理想。
由上述的推论,我们可以很形象地看到,《史记》所展现的历史时空存在形式是历史具体存在,要把握住历史原貌,就要把握具体的历史存在。在用文字这种符号记录时,注重人的情感,就是尊重人性,尊重历史,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充分认识到人的历史主体性。又因人学即文学,情感所及,发而为文,文学比一切文化样式更能表达这种人性的冲动――情感,但是文学本体又是不可触摸的。由于这些原因,只能通过具体的文学存在形式来把握文学的本体,继而更进一步去感悟司马迁笔下历史存在形式。
传记本身就具有文学性,只是后人将历史与文学区分得过于清晰,忽略了人的情感存在、人的历史主体性。本文从文学本体论出发,分析司马迁的《史记》,发现司马迁把人从历史中解放出来,把他们描写得栩栩如生。这种文学性的真实才是距离历史本体最近的历史存在形式。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苗力田译:《形而上学》(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版。
[2] 王乾坤:《文学的承诺》,三联书店,2005年版。
[3] 罗书华:《史传的实录及其对章回小说的影响》,《学术论坛》,2000年第1期。
[4]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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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郁达夫文集》(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7]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8] [德]马丁・海德格尔、[美]科克尔曼斯,陈小文等译:《存在与时间》,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9]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虽是一部史书，但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同样也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可永雪在《史记文学研究》一书中就指出：“司马迁和《史记》对中国文学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在广泛吸取和融会先秦文学在写人叙事上一切精华成果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了传记文学。它不但为我国的传记文学确立了规模，树立了样板，而且在塑造人物、刻画性格等方面为后世小说和戏曲创作提供了活生生的范例和题材宝库。”[1]从中可知，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其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自然是司马迁苦心经营的产物，成就亦是颇高。前辈学人已经有过很多关于《史记》中对于主要人物形象塑造问题的讨论。其实，《史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仅仅成功地刻画出了一系列传主形象，就是一些仅仅作为某些列传配角出场的人物，同样也会有鲜活、立体的例子出现。从这些配角人物中，我们更可以看出《史记》对于人物塑造方面的典型手法运用之纯熟与成就之卓越。下面我们就以秦昭襄王形象的塑造为例，简单进行《史记》人物塑造时的多“面”成一“人”分析。
一、通过互见的方式来表现人物
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是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其在《史记》中并没有单篇的传记，事迹仅散见于数处。而这些地方也没有过多的正面描写，只是作为某一事件的参与人物出场，往往只有两三句话、三四个动作而已。虽然仅仅从这寥寥数语中看不大出昭襄王之形象，但我们却可以通过他处关于具体史实纪录的参照，互见出一个昭襄王形象。
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那段被世人所津津乐道的“蔺相如庭叱秦王”一段，其曰：
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2]
一般人多认为“司马迁在这里流露出对有作为，有骨气的壮士的崇敬”。的确，司马迁对于蔺相如这样的人物的赏识，使得其不吝啬笔墨地渲染出蔺相如的铮铮铁骨与凛然正气。相应地，秦昭王就呈现出一种贪婪、软弱的形象，似乎猥琐不堪。但这只是从此传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如果参照他处的记载，则会得出一个与之不同的秦昭王形象。首先让我们想一想，秦王为何提出“十五城易璧”之说？
原因很简单，这是对赵国的试探！赵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军事实力大增。但此时赵武灵王已死，赵国现今的实力以及即位者赵惠文王本人的性格，对秦昭王来说都是未知的，故他借此机会提出“以城易壁”，实则为察看赵国反应。
若赵王毫不理睬，想必实力强大，那今后还须同赵国修好；而蔺相如已经说了，赵国是“悉召群臣议”，“斋戒五日”，表现出一种对秦十分恐惧状态。至此，秦昭王的目的已经达到，其余诸如“十五城易壁”之事，已不重要。
况且若秦王真欲得璧，完全可刺杀蔺相如于馆舍中而夺璧，但他没有，可见其意不在璧。
果然，此后，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赵惠文王十七年，“秦拔我两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十九年“秦败我军，斩首三万”。[3]秦昭王立即着手展开军事行动，三次伐赵，皆获大胜，而之前五年内，秦赵没有发生过大的摩擦。
同样，黾池之会，蔺相如再屈秦王，秦昭王同样没有因此而击赵以泄愤，为何？“赵亦盛设兵以待秦”，[4]秦昭王已经发现赵国目前实力还较强，若逞一时之勇，尽管可击破赵军，但已方想必也损失巨大。秦昭王完全清楚这一利害关系，故他先与赵修好，将兵力集中在楚、韩、魏等实力稍弱的国家上，不断开疆拓土，扩大实力，然后才在整整十九年后的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5]，一举消灭了赵国的主要力量。
通过这样的对比分析可见，司马迁笔下的秦昭襄王，是一位多谋，善思，能忍，收放自如的雄才大略之主。而这样的形象，并非如同塑造项羽那样以本传大篇幅大事件大场面来正面完成，而是通过《廉蔺列传》中数笔言行、他人对待秦王的态度和《六国年表》中的史实相互映照来塑造的。之所以在《廉蔺列传》中呈现出一个贪婪、软弱的形象，那是由于《史记》互见法的体例所致。朱东润先生就说过：“太史公的办法是首先认定这个人的主要部分是好的，那么在他的本传里叙述他的优点而把他的缺点放在别的部分叙述了。”[6]王树范更是以刘邦为例，详细阐述了互见的特点，其云：“按《史记》的体例，一般地说，读其传则可以知其人了，然而对于刘邦尚需通过其他许多有关人物传记加以补充、验证。这是因为人物非凡、事关重大，有奈难言者，有不可不讳者。于是写《汉高祖本纪》，虽然基调不离‘帝王中心论’及歌功颂德模式，但却巧妙地利用了组织剪裁上的此详彼略和此舍彼取等‘散见’手法，才赢得统治阶级关卡放行。例如刘邦在鸿门宴上的表现，《汉高祖本纪》不宜‘实录且无隐’，所以仅以短短的百八十字略过，而在《项羽本纪》则以十倍的文墨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把刘邦虚伪狡诈，嘴甜心狠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再如《高祖本纪》置酒洛阳宫一段，崇扬刘邦知人善任而得天下的美德，但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以及英布、彭越、等一些功臣名将的传记里，却把他的妒贤嫉能、可以共患难而不可以共安乐的种种行径做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给人留下难忘印象。”[7]因此，这篇列传作为蔺相如的本传，蔺相如的人格又是司马迁所推崇与欣赏的，故而在这里自然会极力地烘托出蔺相如的伟岸人格，作为蔺相如映衬者出现的秦王，自然需要一种软弱、猥琐的面貌。因为如果将秦昭王心中的算计在这里公布出来，那么蔺相如的形象不仅其高大性会大打折扣，而且极有可能被扣上审时不明，徒逞匹夫之勇的帽子，这自然不是司马迁所想得到的。
二、通过典型细节的把握来展现人物形象
除去上述这般跨越篇章界限的表现外，司马迁对于秦昭襄王的塑造也常用对于特殊细节的反复强调的手法。通过细节来表现人物形象，是《史记》中常用的方法，韩兆琦在《史记讲座》中就明确指出：“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除了抓住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作浓墨重彩的渲染外，还非常注意选择一些典型细节作精雕细刻，从而很好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揭示出人物的精神风貌。”[8]如陈胜辍耕陇上发出之“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慨叹，陈平为乡里分社肉而想到分天下，韩信早年忍辱负重钻市井无赖之裆下等等，皆是能够体现人物的个性气质与才干 抱负的典型细节。在秦昭王这么一个人物形象上，《史记》中也能发现通过典型细节的把握来体现突出其个性特征与情感状态的例子。且来看《范雎蔡泽列传》中“秦王五跪得范雎”一节，文中道：
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辟远， 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于此，是天以寡人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孤也，先生奈何言若是！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9]
此篇中秦昭襄王亦非传主，只是作为传主范雎生平事件中的一位配角出现，但“跽而请曰”这一细节在这短短的段落中重复出现了四次，很好地将秦昭王求贤若渴的急迫心情给展现出来。再加上秦昭王所言语气的诚恳、态度的谦恭，一个尊重贤士，气度不凡的秦王形象就这样塑造出来了。可以说，这段文字中的细节描写是司马迁精心选择的结果，秦昭王的言辞与跽请的频繁也确实是秦昭王在那个时候内心情感的必然外现。毕竟，作为一位由大臣拥立的新晋君王，怀着高远的抱负志向，但面对的是内有太后和大臣的局束限制，外有东方六国欲乘此机将秦国势力一举打灭，其怎不会为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心急？怎不会去努力寻找一位属于自己的贤人辅佐？现在范雎来了，正好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因此其内心的活动就不断地在一言一行中显现出来。这正是张新科在《〈史记〉与中国文学》中所提到的“司马迁能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为人物安排一些言辞动作，让其内心自我暴露。”[10]的人物塑造手法之特色。
三、在对比中见人物
除却上述两点之外，《史记》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典型与普遍的手法，就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比，以此将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地展现并在对比之中蕴含对于人物的褒贬。如项羽与刘邦，信陵君与平原君，窦婴与田等均是《史记》中有名的几组对比人物。温瑞萍亦云：“司马迁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人物的悲剧，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坚持理想、追求光明的人，往往遭遇坎坷。劳苦功高、骁勇善战的李广横刀自刎，而平庸无为、名声不佳的李蔡却步步高升；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庸庸碌碌的弟弟苏代却得享天年……比较是随处可见的，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有对比，身份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形成比较，使我们对那时的风云人物有形象立体的认识。”[11]在秦昭襄王这位论述不多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能发现使用对比手法的影子。且来看《楚世家》中关于“秦楚之争”的叙述：
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二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于楚上庸。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二十八年，秦乃于齐、韩、魏共伐楚，杀楚将唐，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打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
（史记《楚世家》）[12]
此处，明是秦楚两国相争，实则是秦昭王与楚怀王之争。秦昭王工于心计，先与楚约黄棘，散其合纵之盟，再待国力已复，挥兵强袭，连克楚城，楚怀王的软弱无能由此也一览无余。试想，秦惠王方卒，秦昭王初立，秦国的实力定然大损。此时合纵之盟若乘虚而入，秦必遭大祸。然而秦昭王通过“厚赂于楚”，先同合纵之盟中的楚国修好，这样不仅保证了局势的暂时稳定，还成功地把斗争的矛头引向了楚国，散了合纵之盟。秦国也得以休养生息，以图再战。楚怀王目光短浅，便衬出秦昭王眼光长远；楚怀王见利忘义，便衬出秦昭王老谋深算；楚怀王左右支绌，便衬出秦昭王指挥若定。虽是《楚世家》，秦昭王的形象便在这同楚怀王的对比中被塑造出来，这就是对比手法的效果。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可谓是驾轻就熟，以至于在秦昭襄王这样一位在整部《史记》中所占篇幅极少的人物上亦能体现出多种典型的艺术手法，从而使得这位君王的形象立体、丰满。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写到：“（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故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贾列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13]正是司马迁成功地运用了包括本文所述方法在内的各种艺术方法，才为后人塑造了如此光辉的一道历史人物画廊，而这道画廊也一直焕发着动人的异彩。
注释：
[1]可永雪.史记文学研究，张大可，安平秋，余璋华.史记研究集成・第九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2.
[2][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2446.
[3][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739-741.
[4][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2452.
[5][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745.
[6]朱东润.传记文学能从《史记》学到些什么，施丁，廉敏.史记研究（下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73.
[7]可永雪.史记文学研究，张大可，安平秋，余璋华.史记研究集成・第九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27.
[8]韩兆琦.史记讲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6.
[9][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2406-2409.
[10]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3.
[11]温瑞萍.《史记》悲剧人物形象的塑造.太原大学学报.2004，5（1）：16.
[12][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1727.
[13]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 第八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308
参考文献：
[1]张大可.史记十五讲.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2]施丁，廉敏.史记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3]杨树增.史记艺术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一、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是化繁为简的真文体
为突出其培养“议论体式”写作的“共能”观，潘文将记叙文、说明文排除在“共能”之外，并对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作了“伪文体”定性：“学生按部就班学的这些‘文体’还不是‘真文体’，非但不是‘共能’，而且还是‘伪能’。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是相沿成习专用于教学、考试的虚拟文体，是一些‘四不像’文体——‘伪文体’。……在真实写作中，没有哪一种文章体式称为记叙文，只有新闻、通讯、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叙事散文、小说等特点不一的叙事体式，记叙文与其中的哪一种都不靠谱。……说明文、议论文也是如此，与真实写作的哪一种体式都不同：说明文不是说明书、介绍信、解说词、科普小品中的某一种，议论文也不是随笔、杂文、思想评论、文艺评论、社会评论、论文（按：“论文”与“思想评论”等是属种关系，似不能并列）中的某一种。这就使学生学了12年的语文、写作，绕了一大圈，到头来什么实际的写作体式也没学会。……显然，‘伪能’是严重违背教学规律的。”潘文将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定性为“伪文体”的理由分别是：没有哪一种文章体式称为记叙文，只有新闻、通讯、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叙事散文等叙事体式；没有哪一种文章体式称为说明文，只有说明书、介绍信、解说词、科普小品等说明体式；没有哪一种文章体式称为议论文，只有随笔、杂文、思想评论、文艺评论、社会评论等议论体式。我觉得，这些理由不成立，因为：相对于新闻、通讯、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叙事散文等，记叙文是上位概念；相对于说明书、介绍信、解说词、科普小品等，说明文是上位概念；相对于随笔、杂文、思想评论、文艺评论、社会评论等，议论文是上位概念。上位概念各包含若干下位概念，这正如“马”包含“白马”“黑马”等，我们不能据此认定“白马非马”抑或“黑马非马”。
“叙事体式”及“议论体式”是潘文使用的术语，“说明体式”是笔者依据潘文用法仿拟的术语；既然“叙事体式”、“议论体式”的说法成立，那么，“说明体式”的说法也成立。这三种说法成立，毫无疑问，它们使用的依据是表达方式：叙事体式文章主要用了记叙的表达方式，说明体式的文章主要用了说明的表达方式，议论体式的文章主要用了议论的表达方式。既然可按表达方式将文体分为叙事体式、说明体式、议论体式，那么，将文体按表达方式分为表达简洁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有何不可？想必，表达方式的说法还成立吧。而如果成立，按表达方式划分出来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也就成立；而如果不成立，按表达方式划分出来的叙事体式、说明体式、议论体式也不成立。在笔者看来，所谓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与记叙体式、说明体式、议论体式以及记叙类文章、说明类文章、议论类文章的内涵外延差不多，而使用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比另外的叫法更简洁方便。何况，这样的叫法已约定俗成；再则，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教科书等也都使用这些术语来指称和区分文体。记叙文是新闻、通讯、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叙事散文等叙事体式的概括指称，是其上位概念；说明文是说明书、介绍信、解说词、科普小品等说明体式的概括指称，是其上位概念；议论文是随笔、杂文、思想评论、文艺评论、社会评论等议论体式的概括指称，是其上位概念。总之，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不是“伪文体”，而是化繁为简的真文体。
潘文关于用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的“伪文体”不能培养写作能力的说法也不符合客观事实。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这些术语长期使用，大纲及教科书非但未将其看作“伪文体”，而且还长时间将这些文体安排为写作训练的内容。试想：我们国家现在还算有一批一般意义上的人才或者写作人才吧，而他们不正是用这些“伪文体”、按这样的训练培养出来的吗？因为，据笔者所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国家并未抛弃这些文体训练而另搞一套。虽然不排除这些人才出学校后会自己进修提高，但恐怕不能认定他们全都将学校所学抛弃不用而另起炉灶，相反可以肯定，正是学校所学为他们进修提高奠定坚实基础。
二、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是构成“共能”的基本要素
既然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不是伪文体而是化繁为简的真文体，既然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是培养中小学生的最为基本的、比较全面的写作能力有作用且舍此别无它途，那么，这些文体必然是构成“共能”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进行这些文体的写作训练必然是培养“共能”的重要途径和主要内容。因为中小学是打基础的阶段，而打基础是需要打下这些写作基础的。潘新和教授认为，“一个人可以拙于叙事，但不能不精于议论”“（《写作教学应以议论文为重点——试论写作教学的文体次序》，《语文学习》2010年第10期。注意：潘教授在这里使用的术语是“议论文”），因而主张中学生作文最应该进行议论文的写作训练。潘教授加强议论文写作训练的理论与主张自有其合理性，因为学生能写好议论文的确是件大好事。但笔者认为，“精于议论”还不够，“拙于叙事”更不行，中学生作文最好是“各体都会”，实用类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等能比较熟练地写作，文艺类的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指剧本）等也能略会一二，因为中学阶段是打基础的阶段，而打基础的阶段是需要打下各种基础的。如果中小学只将议论文写作作为“共能”训练，他们也就没有练习记叙文、说明文的机会，也就缺少写作记叙文、说明文的能力，也就缺少构成“共能”的基本要素。况且，三种能力互相促进，如记叙中要议论、说明，议论中要记叙、说明，说明中要记叙、议论，而只练一种，效果未必会好。再说，“共能”是“异能”的基础，“异能”以“共能”为前提，不具备记叙、说明、议论的基本能力，就不能培养和发展更高档次的展现特长的“异能”。
三、作文教学要由易到难、由简而繁有序进行
作文训练是否有序？如果有序，是怎样的序？对这些问题，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在笔者的印象中，长时间以来，大纲及教材的要求及安排是：小学高年级进行简单的看图写话（说明性质）及记人记事（记叙性质）练习，初一着重进行记叙文的写作练习，初二着重进行说明文的写作练习，初三着重进行议论文的写作练习，高一着重进行比较复杂的记叙文（如人物通讯、报告文学）写作练习，高二着重进新比较复杂的说明文写作练习（如科普小品、试验报告），高三着重进行比较复杂的议论文（如思想评论、社会评论）写作练习。从这些安排可以看出，大纲及教材是将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的写作训练作为“共能”要求的，也大致体现了由叙到议、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序”。大纲及教材经专家编写而成，其要求及安排想必不是轻率之举，肯定有其充分依据。现在的课程标准及各种教材与先前的要求和做法有所不同，但大体上还是有序的——由简单到复杂、由浅易到繁难、由记叙到议论，要求是全面的而不是单一的——都要求培养记叙、说明、议论等能力，有的还要求写简单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并非只将议论文体作“共能”写作训练。当然，大纲拟定及教材编写是科学，而科学没有穷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或许都做得不够科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写作教学同其他教学一样，必须由简到繁，先易后难。简单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都不能写，肯定不能写这些文体类别下的复杂的东西。比如：简单的记人记事都不会，肯定不能写调查报告、人物通讯、人物传记；简单的看图写话都不会，肯定不能写说明书、实验报考、科普小品；简单的一事一议都不会，肯定不能写思想评论、社会评论、文艺评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说记叙文不是真文体，而要求学生写“真文体”人物通讯，学生肯定不知道人物通讯为何物；同理，如果你说议论文不是真文体，而要求学生写“真文体”思想评论，学生肯定不知道思想评论为何物。能写人物通讯、科普小品、思想评论等那是“异能”，而“异能”的写作及培养要以“共能”为基础为前提。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文教学不仅要由简到繁，而且要化繁为简，而使用化繁为简的术语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十分必要。
四、在疯狂应试的氛围中不应只重议论文体
《史记》是传记文学典范，它同时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鲁迅曾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便是最好的明证。《史记》指次古今，出入，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学习《选读》的文学写作技巧、风格、语言是选修第二大方面的内容。用墨如泼和惜字如金相结合是《史记》语言的一大特点。如《高祖本纪》中未央宫戏父的语言描写，《项羽本纪》中霸王别姬和东城快战的场面描写等，司马迁都不惜笔墨；而《李将军列传》中：“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阵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前人评曰：“‘前’‘止’数字，准确传神，富有韵味，犹一字千金。”《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佶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另外，《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这些对纠正学生作文语言贫乏、华而不实的弊端起到了很好的引导和规范作用。
在叙事上司马迁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故事情节，通过传记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展示其个性特点。例如，教材选文《李将军列传》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这里的人物行动、对话简直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写尽了霸陵尉酒醉之后的势利情态和李广的落魄与无奈。又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场一波三折、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座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习司马迁的叙事技巧，写出有波澜的文章来。
“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史记》作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深远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进程，是构建中华文明阶梯的重要典籍。学习《史记》蕴涵的历史文化是《选读》重要的内容之一。《选读》以人物传记为体例，应学习传记主人的人格魅力和人文精神，从历史的角度感悟其价值取向，从中汲取民族智慧。《选读》通过眷顾楚国，不同流合污的屈原，在国家利益面前丢掉个人恩怨的廉颇、蔺相如告诉我们要热爱自己的国家；通过《太史公自序》告诉我们他的远大志向、坎坷经历和执著精神；通过《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告诉我们仁义与残暴对得失天下的影响；通过《管仲列传》告诉我们治国安邦、顺民富民的道理等。在教学中让学生充分讨论，深入到文本中去，真正领会《选读》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能对学生的品格修养、道德理想、精神追求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优秀文化典籍的学习将使学生们能够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关注社会，关注历史，从而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
综上所述，《选读》教学要本着选修的编写意图，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全面发展，结合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和人文性要求，既要落实双基，培养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又要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和文化品位。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