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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的国土面积比较庞大，国家在土地管理以及保护上也出台了许多的法律以及法规的支持，在开展土地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技术以及政策等各个方面，管理内容比较复杂，管理任务也比较繁重。建立有效的土地管理共同责任机制可以使各层管理人员能够及时掌握土地资源利用的各种信息，进而实现土地资源的统一化管理，对开展土地管理工作有重要意义。
一、建立土地管理共同责任机制的主要方法
（一）建立健全土地管理共同责任机制
建立健全土地管理共同责任机制对解决我国土地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困难有很大帮助，这种管理机制主要是把我国各个地区的人民政府作为该地区土地管理以及土地保护的主体，他们要对该地区土地的利用情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比如说建设用地、农业用地、工业用地、未开发土地、林地以及土地总面等有一个综合性的掌握，并承担着最重要的土地管理以及保护责任。在实施土地管理共同责任机制的过程中，土地保护最高责任人是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而直接责任人则是负责土地管理以及保护的分管领导。国家各级政府以及国土资源管理局等政府部门要进行积极的协作，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在开展土地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土地保护法律法规，真正把国家政策落实到实际管理中来。
（二）各个政府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能
我国的国土资源管理局以及政府管理部门一定要发挥好自己的管理职责，按照国家的各项法规政策来履行自己的职能，真正做到对土地利用的合法性以及真实性负责。另外，国家发展改革部门在审查各种拟建项目时也要严格遵守国家的市场准入标准、产业政策以及发展建设规划等的具体条款，并严格按照土地开发的审批制度、核准制度以及备案制度来执行。对于城乡土地管理以及规划部门来说则必须要强化城乡土地规划的编制以及实施工作，不断强化城乡土地管理以及规划部门的监督职能。国家的农业管理部门在对土地资源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对我国农田以及其他类型的耕地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做好耕地质量建设以及管理工作，并结合国家土地资源管理部门以及其他部门及时对基本农田的补划进行必要的验收。我国的劳动保障局必须要充分了解被征用土地农民的基本状况，并根据审核意见书来落实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政策，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基本利益。而国家监察部门在土地资源管理中主要扮演着监督以及监察的角色，它的基本职能是与国家土地资源保护局进行积极地配合与协作，检查与监督其他职能部门在贯彻以及落实国家土地管理以及保护政策法规的情况，对于其中的各种违法乱纪现象进行及时的处理。除此之外，国家还设置有专门的部门以及公安部门，公安部门的主要职责是配合我国的国土资源管理以及保护部门依法对我国的土地资源进行检查与监督，有效保障我国的土地资源不受到任意破坏；部门是政府部门领导及管理人员与基层民众进行沟通的主要渠道，通过群众上访的各种案件及时了解基层土地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制定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建立健全土地管理共同责任机制的过程中，国家各级职能部门必须要充分发挥出其管理以及监督职能，并进行积极地进行协作与配合，为国家土地资源的管理以及保护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建立土地管理共同责任机制的主要作用
（一）建立土地管理共同责任机制有助于国家各种土地政策的有效落实
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之下，土地都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土地作为一种具有公共性质的资源，对人们的生存有重要意义，因此，对土地资源的有效保护和管理对国家以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同时也是保障各种社会生产以及生活活动能够正常运行的基础条件。近年来，我国在发展各项事业时都更加注重落实可持续发展政策以及科学发展观，土地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可持续发展政策以及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情况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必须要做好其对土地资源的宏观调控工作，严把土地开发与利用关，使管理水平以及管理意识不断增强。但是，在我国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中，各种管理问题依然时有出现，甚至还在不断蔓延。而在对土地资源实施管理与保护的过程中建立有效的土地管理共同责任机制对提高土地资源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资环节约观念以及土地保护观念有重要意义，通过建立有效的土地资源共同管理责任机制，使各个职能部门管理人员能够及时掌握与了解各种土地信息，进而促使其把国家的各项土地保护政策真正落实到位。
（二）建立土地管理共同责任机制可以规范各部门的工作行为
虽然，我国历来都比较重视土地的开发、管理以及保护工作，但在原有的管理模式之下仍旧存在较多的问题，致使管理比较混乱，各个管理部门的职责划分不够明确，在执行国家各项土地保护政策时难度较大，也缺乏必要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而建立土地管理共同责任机制是指通过建立健全管理、审批意见监督机制来规范管理过程中的各种不良行为，实现各个部门管理过程中的有效衔接，并明确划分出各个职能部门的主要职责以及工作内容，对工作程序进行必要的优化，使工作人员在开展工作时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另外，建立有效的土地管理共同责任机制还可以对各种违规使用土地的情况进行依法查处，在实施跟踪监管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违法使用土地资源的现象则必须要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及法规对其进行强制性查处。建立土地管理共同责任机制可以使我国各职能部门全面认识到自己在管理中的主要职责，不断提高其责任意识，使其在责任感以及社会压力之下来规范自己的工作行为，切实做好各种土地资源的管理以及保护工作，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现代化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结语：
土地资源管理是国家各项管理工作职工的一个重点以及难点项目，它不仅需要个职能部门做好自己的管理工作，还要求其积极与其他职能部门进行必要的协作。建立土地管理共同责任机制极大地方便了土地管理过程中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帮助其及时了解国家的各项土地政策以及基层土地利用情况，给高层管理人员对土地实施宏观调控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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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经济,合同关系是契约经济最基本的法律关系,合同信用是社会诚信建设的重要基石。我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履行合同监督管理职责中,从规范行业合同行为到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从促进企业发展到服务新农村建设,合同监督管理岗位上的工商人与时俱进,走在了新时代行政执法队伍的前列。在当前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新形势下,合同监管执法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理论基础和潜在价值。
一、合同监管工作的法理基础
1.“契约自由原则”的变迁,开创了合同监管工作的发展空间
“契约自由原则”(Freedom of Contract)即“合同自由原则”,是指当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决定是否订立合同,决定合同的内容以及合同的形式等。此原则与所有权绝对原则、过失责任原则共同构成了近代社会中商品自由交换的基本保障。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过分地强调尊重个人意志,会造成垄断行业对社会的支配。出现了拥有资源优势、信息优势、技术优势的一方,利用合同对弱势的另一方予以侵害的现象。合同参与方的平等地位,“合同自由原则”这一赖以建立的基础,已从根本上受到动摇,因此,对于契约自由原则的反省和批判也日益强烈,运用公平正义这一基本法律价值观对合同行为进行限制,显得势在必行。
《合同法》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负责监督处理。”工商部门利用自身监管地位的超然性,开展合同行政指导和监督查处合同违法行为,避免一方自由的滥用而对他方自由的践踏。这一职责正是消除自由的绝对性,使平等、公正与自由有机结合起来,确保整个社会的合同行为在诚实守信的原则下运行。
2.“契约信守精神”的传承,奠定了合同监管工作的理论基础
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些载负着历史文化的成语,都在传递着中国古代仁人君子坚守着的一个信念“守信”。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守信”的意义:人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在现代社会,人一出生,各种各样的规则就会对他产生效力。我们的社会之所以需要这么多的规则,原因就在于规则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为社会提供良好秩序的同时,还在总体上降低了治理社会的成本。规则的有效实施离不开规则的强制作用,但也不能仅依赖强制作用。理想的状态是,每位公民都养成一种很强的规则意识,让依照规则办事成为一种习惯。这就是契约精神。
中国古人的君子之风,法国思想家的启蒙之声,“穿越”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守信”精神在履行合同监管职责的工商人身上得以传承。一方面是针对自己而言,要求自己严守职责、公正执法、倾心服务,是为律己;另一方面是针对服务对象而言,要求他们“守合同重信用”,是为律人。
(1)用“合同文本工程”夯实合同履约的基础。
合同示范文本,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单独制定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联合制定,经过长期实践、反复调研、评审、正式规定后再予以公布,具有合法性、公平性和完整性,是从交易的源头上规范合同行为,有着较高的社会效益。目前,除国家工商总局制定的合同示范文本以外,各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的情况,从“政府关心的难点问题,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入手,通过制定和宣传推广各类合同示范文本,解决老百姓消费领域的难题,行业涉及房地产转让、旅游、装潢、物业管理等,从而有利地保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用“守合同重信用”活动打造合同诚信的表率。
开展“守合同重信用”活动,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依据企业合同履约的客观记录,经过严格评价、对合同履约信用程度达到规定标准的企业,向全社会予以公示,是弘扬企业诚信守约行为,促进全社会良好信用观念的形成,推动社会信用机制建立的一项重要措施。全国“守合同重信用”活动已开展20多年,在企业界形成了浓厚的氛围,“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的社会公信力和市场含金量越来越高,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守合同重信用”活动为平台,改进工作方式,激励企业信守合同,诚实履约,做诚实守信的表率。
二、合同监管工作的法理价值分析
1.监管工作长效化,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
公平和正义是法律的精神和灵魂,是执法者应当始终奉行的核心价值观。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订立和履行合同配置资源的同时,市场的盲目性、无序性也相伴而生,具体表现为:合同欺诈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霸王条款”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层出不穷;因当事人合同责任意识缺失导致的恶意违约行为屡见不鲜。因此,迫切需要强化合同监督管理。工商部门在推广合同示范文本、调解合同争议的同时,依法严厉查处合同违法行为,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手段。
合同监管工作秉承公平正义的理念,以求权利义务相统一以及合同双方的利益平衡,并最终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与社会正义。
2.监管方式多样化,实现刚柔并济的监管价值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高监管执法效能、提升服务发展水平推进自身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过去的30年,工商行政执法过多地采取了刚性手段,为改变群众心中“不是收费就是处罚”的形象,各级工商部门适时提出了“创新工作方式、服务经济发展”的理念,以动产抵押、订单农业、企业信用管理为重点,坚持依法行政、普法宣传、指导帮扶多管齐下。
推进“订单农业”,服务“三农”发展;拓展服务平台,帮助企业破解融资难题;注重培育引导,加强企业信用管理等柔性合同监管新方式,有效地弥补了刚性执法的盲点,最终达到市场秩序诚信稳定的监管目标。
3.执法办案专业化,实现和谐安定的社会价值
法的和谐价值表现在:通过协调和化解不同的利益,来缓和矛盾、化解矛盾;通过协调同一主体内部或不同主体之间的自由与纪律、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稳定等诸多方面的关系,来促进和谐。发挥法的和谐价值,要求在司法、执法中严格依法办事,在法律规定的方向和限度内,允许必要地自由裁量,加强法律监督。
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每年众多的合同纠纷已经给仲裁和诉讼机制带来了巨大压力,高昂的诉讼成本、困难重重的举证程序,普通消费者的合同纠纷甚至无法得到解决,从而给社会稳定带来了潜在的威胁。工商合同监管部门积极探索运用行政手段指导和介入民事法律关系的长效机制,完善监管,制度治本。制定合同示范文本正是发挥行政力量的灵活性与主动性,从合同关系的源头进行治理。通过规范、正义、公平的条款降低出现合同纠纷的机率,进而降低整个社会合同管理的成本,促使合同运行环境更加和谐。
在合同争议进入诉讼或者仲裁程序之前,合同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工商部门依据《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组织开展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工作,对合同争议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并制定《合同争议调解书》,经合同争议双方签订生效。需要履行权利与义务的,工商部门将监督签订双方履行约定,使由合同争议引发的矛盾及时化解,从而促进人们之间的和谐、促进社会的和谐。
三、以法理为视觉,探索合同监管工作的路径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各个国家都面临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改善民生的艰巨任务,在经济转型和改革方面仍面临挑战。工商部门作为主管市场监督管理的行政执法机关,急需要在执法中以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和谐作为价值追求的目标。当代中国又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东方大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十分艰巨。这就需要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的存在,需要依靠一个现代的、理性的、法制化的政治架构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各级行政机关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律发展走向的时代责任。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家工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周伯华同志审时度势提出了“五个更加”,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更加自觉服务经济发展”是根本任务,“更加高效加强市场监管”是职能所在,“更加有为强化消费维权”是民生所系,“更加努力推进依法行政”是必然要求,“更加严格锻炼干部队伍”是基本保证。“五个更加”的灵魂是服务,要义是发展,它要求我们牢固树立为民理念,切实增强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效能意识和协调意识,延伸职能不犹豫,挖掘潜力不懈怠,拓展服务不停步,不断提高服务的效能、服务的层次和服务的水平。
1.增强服务意识,,更加自觉服务经济发展
在工作中牢记“服务”宗旨,摆正位置,增强服务意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管理寓于服务之中,把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作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把群众满意与否作为检验自己工作的重要标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始终牢记我们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无论是监管还是执法,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保护人民的利益,更加自觉地运用工商监管执法权力为人民做事、谋利,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工商人的存在、工商人的价值。
以人为本、真情为民,把提升服务质量与维权维稳促经济发展有机结合。一是提升服务层次,由热情服务向效率服务转变,及时预见预测在服务经济发展中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注重提高服务工作的超前性,提前介入研究,及早应对。二是提升服务方式,由现场服务向网上服务转变。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与社会公众交流和互动,全面提高办事效率。三是提升服务举措,由政策优惠向机制创新转变。在工作中倡导简化环节、提高效率,积极探索,大胆尝试,确保成效。
2.增强责任意识,更加高效加强市场监管
增强责任意识,就要“在其位,谋其政;行其权,尽其职”。在实际工作中,就要努力做到:明确职责之所在,守土有责,胸中有数,尽心竭力把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完成好。把责任意识贯穿于监管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促进工商职能有效发挥,树立红盾队伍崭新的风貌。
维护稳定,促进和谐,把加强工商责任与强化市场监管有机结合。坚持站在主动服务、解难帮困、利民惠企的角度,始终着眼“群众得实惠”这一根本目标,全力做好助企融资、合同帮农、红盾护农、整治合同违法行为等合同监管服务工作。牢固树立执法是手段、规范是目的的理念,在严格执法中更加注重抓治本、抓规范、抓信用建设。努力为企业、群众解烦事难事,办实事好事,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果,赢得广大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信赖与支持。
3.增强创新意识,更加有为强化消费维权
首先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监管理念。要调解好心态,把自己从狭隘的思想笼子里解放出来,不能死守老一套,沉迷在过去的“经验主义”格局中。把上级部署与本地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其次是创新工作方式,积极主动作为。公开监管执法的内容、依据、程序、标准和服务承诺,对违反承诺规定的严肃处理。不能仅满足于会议部署和一般号召,要注重实效,提高工作效率,做到快想、快干、快出成效。
立足职能,开拓创新,把创新监管机制与强化消费维权有机结合。适应市场经济秩序不断完善、不断健全、不断规范运作的新形势,努力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上下功夫,做到高效率、高质量、高水平监管。一是不断拓宽监管领域,坚持实体市场与虚拟市场监管并重、低端市场与高端市场监管并重,不断拓展对新兴行业、新兴领域、新型业态、新型市场的监管;二是将突击式、运动式的监管向长效、规范的监管转变,将事中监管、事后处理向事前规范指导、预警防范转变,探索建立依法、科学、高效的长效监管机制,做好保护消费权益、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升级消费结构等工作,努力把消费过程中的矛盾解决好,为社会和谐奠定重要基础。
4.增强效能意识,更加努力推进依法行政
市场经济的发育与成熟,效能政府与法治政府的提倡,一方面要求工商部门改变以往那种单一的以强制为特征的行为方式,而更多地采用非权力性行政,借助柔性管理的方法,努力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要求工商部门努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完善法治工商建设。工商部门作为政府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监管的行政执法部门,努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完善法治工商建设,是职责要求所在。更加努力推进依法行政,就是要转变执法理念,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创新执法方式,提高执法科技手段,强化执法监督。更加努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完善法治工商建设,要加快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切实加强执法监督,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创新执法机制。
求真务实、精益求精,把高效行政与建设法治工商相结合。各业务部门分步推进,在严格依法履职尽责中落实法治工商建设长效机制。一是法制部门积极协调,对法治工商建设加强指导,进一步修改完善行政执法评议标准,扎实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和清理工作;建立诉讼与行政调解对接机制,提高行政调解、化解矛盾纠纷的效率,确保履行职责不越位、不缺位。二是大力提高行政执法透明度,推进阳光执法、和谐执法,通过上网络、上媒体、上墙面、上手册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公示执法权职的清单目录和办事流程。做到案情公开、调查过程公开、处罚结果公开,并通过案后逐一回访,实现行政执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5.增强协调意识,更加严格锻炼工商队伍
一方面,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较为复杂,涉及面比较广泛,经常会因为各职能交叉部门的多头管理,给工商监管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这就需要协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增强本行政系统的适应力、创新力,形成多部门联动执法、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协调内部纵横向的关系,以增强本行政系统的协作力、整合力。系统内部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形成整体的“合力”,为开展各项工作扫清障碍,以提高工作效率。
立足岗位,学以致用,把工商主体工作与建设工商队伍有机结合。广大工商行政管理干部就需要认真学习国家工商总局制定的《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职业道德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在潜移默化中加深对《规范》的理解,真正把《规范》的基本要求转化为自觉行为,切实增强服务科学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进而进一步提升队伍素质,推动“政治上过硬、业务上过硬、作风上过硬”的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任务更加艰巨繁重,社会管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出路也在基层。在目前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职能部门中,工商部门是唯一能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触角延伸到乡镇基层中的部门,是唯一能够进行市场主体准入、交易、竞争、退出全程监管的综合执法部门。从此项意义上说,各级工商部门具有与众不同的组织体系和职能优势,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上大有可为。工商部门的红盾卫士顺应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不断探索拓宽合同监管新领域,关注民生多角度多渠道为消费者维权,必将为创新监管手段、提升监管水平、建设服务型政府作出有益的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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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和山东有关规定，结合 山东省路桥集团路桥施工情况，特制定施工安全管理规定。
1、一般规定
①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安全帽，穿工作鞋。
⑨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级人员应坚守工作岗位。
②施工现场内电气设备必须由电工负责安装、维护和检修。严禁乱拉乱接电源，下班切断电源。
④施工现场内的洞、坑、沟边缘及梯口等危险处，要有防护设施或有明显标志。交通人行地段夜间设红示警灯。
⑤施工现场内一切防护设施要定期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应及时更换。
⑥上下交叉作业场区或交通繁忙地段施工，要设防护栏或安全网，交通路口派人值班。严禁在作业场区内上下抛物件或工具设备。
⑦上下班用的扶梯应设防护栏或安全网。
⑧凡操作人员在高空、悬臂悬崖和陡坡作业，必须系安全带或安全绳，严禁二人共系一条安全绳和垂直上下同时作业。
⑨离地面或水面2M以上，高空作业场或点要设防护栏或网
⑩特殊工种应持证上岗，各工种必须严格执行本工种的安全规程。
⑩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领用手续应齐全，严禁乱拿、乱用乱丢。
⑩禁止带小孩到工地上班。
②新工人进场，应经三级安全知识教育，方可上岗工作。
2、路基施工规定
①人力挖土方应从上而下分层进行开挖，严禁挖神仙土；严格分上下层同时作业。
②凡垂直挖基坑、孔桩，应设可靠的护壁，并设置必要的抽风设备和照明灯。地下水多的应设置排水装置，地面安排人员值班。
3、爆破施工规定
① 爆破人员应持证上岗，严格执行爆破工种安全操作规程，严禁无证人员担任爆破工作。
②爆破作业区域要有安民告示牌，统一指挥和统一放炮时间。
②使用爆破物品，严格执行实消实报原则，剩余的爆破物品当日退回仓库。严禁乱丢乱放、私存、倒卖、转借及炸鱼、炸兽行为。
④放炮前必须撤离所有人员到警界区外。
⑤离爆炮点水平距离300～ 500M外设置岗哨(警界)，放炮时间严禁一切无关人员及车辆、牲畜等进入危险区域。
⑥爆破结束5—10分钟后才能进入现场，井下爆破30分钟后才能进入现场，并由指挥员和爆破员对现场进行检查，
哑炮要标志清楚，对松
动、活动或有塌方等危险的，应先排除掉。确认安全后，其他人员、车辆等才可进入现场。
⑦对哑炮不得用任何工具掏取雷管及药物，不得重装炸药于哑炮眼内，应重新打炮眼(人力打眼离哑炮眼30公分以上，机械打
明离60公分以上)。
⑧接近村镇房屋较多地区。附近有电话线、高压线地段，应尽量避免放炮，必须放炮时应选好炮眼方向和酌减药量，并在炮眼
上复盖麻绳网或树枝代替，以免石块崩出伤人、畜，打坏房层和电线等。
4、筑路机械施工规定
①筑路机械司机应持证上岗，严格遵守各种机械的安全操作规程，严禁酒后作业和无证上岗。
②推土机在深沟、基坑或陡坡地区作业，必须有专人指挥。
②压路机转移工地或离作业点有10公里以上，应用汽车(平板车)装运，不得用其他车辆拖拉牵引。
④筑路机械禁止停放在路基边缘、斜坡及妨碍交通的地方。
⑤挖掘机装土石方时，严禁铲斗从汽车驾驶室上越过，车上有人禁止装土石方。
⑥挖掘机挖掘悬崖时应有防护措施，作业面不得留有松动大块石，发现有塌方危
险立即清理或将机开到安全地方。
⑦碎石机基础应牢固，皮带牵引处应设防护罩或其它安全设施项目，进料应均匀，让石料自由落入，不得用手脚强行推石；
注意石块忽掉入张力弹簧中，严禁将手伸进轧石斗内。
⑧拌和机、拌和楼等机械，操作者应遵守各机种操作规程专心操作。各机械的提升料斗运动范围内不得有人进入；确须进入
者必须通知操作人员停机。
⑨料斗提升料时，严禁手扶钢丝绳，滚洞或伸头观前进料情况。
⑩混凝土输送泵按操作规程作业、输送管道应连接牢固，架设平稳。
5、起重施工规定
①各种起重机械设备作业者应严格遵守各机械操作规程，专心操作，听从指挥。
②起重指挥人员应有熟练的起重技术，懂得起重机械性能，应站在能够照顾到全面工作的地点指挥，信号应统一，做到清楚、
准确、宏亮。
②起吊物重量和大小，应合理选用和正确使用钢丝绳及工具设备，严禁人员在起重臂吊物下面停留或行走。
④使用二根以上的绳的扣吊物、绳间夹角应不大于l00度。
⑤严禁无人指挥的吊运作业和用起重机吊运人员。
⑥各种吊绳(千斤头)接头编接不少于30公分：吊重物用的不少于40公分或另行加工其它。大重型吊物严禁用罗纹钢材制作
吊钩、吊扣。
6、沉井施工安全规定
①钢材沉井制作，电焊与氧割应分开距离，电线与气管不得交叉铺设，制作场应有人值班，严禁闲人进入场内。
②吊装、转运及连接应经技术计算，确保安全情况下进行，并统一指挥。
⑧用空压机吹沙下沉时，各机械气管及水管等，应符合压力标准的管道，并应排列整齐和畅通，不得有漏气漏水现象。
④各空压机汇集一起的小型贮罐制作应经安全计算，焊接要牢靠，不得有漏气现象，作业时应装有压力表。
⑤小型汇集罐各开关应操作灵活，压力表应灵敏，作业时应有专人负责，听从指挥，人员不得离汇集罐太近，汇集罐不得
放在沉井面上。
⑥采用抓斗抓土下沉时，井孔内不得有人作业和有设备。
⑦沉井内外或钢模框格仓内外水位高差一般不得超过3M，防止水压过大沉井破裂及漏水进格仓。
⑧在旱地人力挖土，机吊下沉时，井孔内挖土，待土斗装满和井下人员躲开后，方可起吊，井面上应有人指挥和有人值班。
⑨钢壳沉井在框内罐水强制下沉或加压下沉时，井面作业人员应离开或采取安全措施，井框内外水位高差一般不超过2M。
⑩沉井采用放炮振动下沉时，炸药应掷在沉井内孔中间，防止爆裂井脚，引爆时所有现场人员应离开沉井面，药量不能过多。
7、水上设施施工规定
①水上浮箱平台应连接牢靠，各牵引稳定锚绳应有保险绳并锁紧，各锚机安全设备应齐全和有效，应常检查。
②水上设施应有航行标志，晚间应有灯警标志和有人值班。
⑧水中施工平台应按图施工，一般搭高度尽量超过当地水情最高水位，各支承护筒或板桩入土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若不
能震动压入应报施工负责人同意或采取其它安全措施。
④各护筒之间(包括钻孔护筒)应连接牢靠，并常检查护筒脚入士情况，以防洪水冲刷冲空护筒脚，造成平台倒塌。
⑤水中平台应有一定数量的救生设备。
⑥钻孔作业中发现塌孔应立即提升钻头。
8、潜水施工规定
⑦潜水作业各级人员应有对国家财产、人民利益和阶级兄弟生命高度负责精神，服从指挥，坚守工作岗位，严禁擅自离开岗位。
②各种潜水设备应有专人负责管理，确保完好。潜水作业临时平台应搭设牢靠，扶梯应捆扎好。
②潜水作业前应认真检查空气泵、气管、潜水衣，通讯话机及线路等可靠，对作业点水情应了解清楚。
④潜水作业时，空气泵、气管、通讯设备等各种应分工专人负责，统一指挥。
⑤潜水作业中遇潜水衣被划破应迅速通知水面指挥员，并采取紧急措施。
9、贝雷拱架施工规定
①贝雷拱架各连接销应有销扣，各连系梁及方木垫应锁紧牢靠。
⑨贝雷拱架下缘应设安全网，拱架二侧设工作便道，靠外一侧应设护栏。
②贝雷拱架吊运拼装，应设专人指挥，开机人员应坚守岗位，严禁擅自离岗位。
④在吊运拼装作业时，严禁人、牲兽及车辆进入拼装拱下停留和行走。
⑤严禁无关人员爬越拱架。
⑥各组安全保险扣绳及缆风绳应牢靠，上下班时应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施工负责人，并采取其它安全措施。
⑦拱架上作业人员，严禁蹦、跳和打闹。
⑧拱架上面材料应堆放平稳，临时堆放料平台应搭设牢靠。
10、塔架及索道施工规定
①塔架或索道安装和拆卸时，严禁非工作人员或牲兽及车辆进入作业区内。
②塔顶作业平台木板应铺设牢靠，平台二侧应有防护设施，作业人员所有工具设备应放稳或随手放入工具袋内。
②主索道地锚应锁紧，并加设保险绳，合理选用锁环。锁环相互间隔不少于40公分，并做好标记，经常检查，发现问题及
时报告和采取安全措施。
中图分类号：F27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1-045-02
一、虚拟企业的和谐互动
毫无疑问，虚拟企业的和谐互动是这样一种理想化的虚拟企业伙伴间的双向沟通和协调博弈过程，以至于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一般说来，虚拟企业的和谐互动基于如下理论假设，那就是：虚拟企业伙伴间的行动往往依赖于从混沌到和谐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在对虚拟企业成立的考察、虚拟企业效益的评估和虚拟企业建模时，应该保持一种清醒的“和谐互动”意识。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虚拟企业的复杂演进过程，以及未来虚拟企业的发展趋势。
毋庸讳言，在网络环境下形成和经营的虚拟企业行动中，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沟通”和“整合”不和谐的问题。一般而言，虚拟企业在初始阶段时，企业经营和管理者之间往往能够很好地进行合作，伙伴之间能够达成柔性配合的良好局面，企业也会得到转换的发展。然而，随着虚拟企业的发展、“虚实世界”管理整合难度的加大，虚拟企业伙伴间的互动过程中就会有大量的“不和谐”问题显现出来。在虚拟企业互动中，企业或团队有各自不同的动机、规划和目标。而且更重要的是，虚拟企业大多具有明确的核心技术和能力创新的意识。但很少有企业能够保持一种明晰的“和谐互动”或“和谐整合”的意识，这不能不令人颇感忧虑，任何企业家或管理者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就是在市场博弈中为了取得“双赢”的经济绩效，除了要尽可能地促成企业内部的“和谐互动”之外，还必须推动虚拟企业外部(即虚拟企业伙伴间)的“和谐互动”。因为，不管一个虚拟企业其核心竞争力有多强，都无法将自己和自己的企业行动截然分开，更不可能将本企业和其他企业的企业行动完全分开。也就是说，虚拟企业家或管理者可以利用外在的刺激物(即市场博弈的对象)审视自己，努力尝试各种不同途径的虚拟企业行动，然后再作出如何选择虚拟企业伙伴和优选虚拟企业合作博弈目标等策略行动。
从逻辑上说，虚拟企业的对和谐互动的寻求，还和虚拟企业的互动形式以及互动企业的类型不无关系。在虚拟现实的社会环境下，管理者面临各种令人困惑的企业互动形式和互动企业。为了更好地认识虚拟企业的和谐互动过程和实现机制，我们不妨将现代企业社会划分为几种企业互动的形式和互动企业类型。当然，虚拟企业互动的形式和互动企业的类型的认定，事实上只是相对而言的，在数量上的多少，也具有一定的变动性，这一点显然是由虚拟企业所处的网络空间所具有的虚拟性、时空抽离性等特质决定的。在某种意义上，虚拟企业的互动形式可分为内部互动和外部互动，或是在线互动与线下互动，以及水平互动与垂直互动等。而互动者的类型则按不同角度可分为：虚拟企业家、虚拟公司(如新浪、阿里巴巴、百度、搜狐、博客中国等)和虚拟团队。抑或是初创企业、成熟企业以及知名企业与陌生企业等等，不一而足。
二、虚拟企业和谐互动的企业家认知
从管理学理论和认识学派的观点看，虚拟企业的和谐互动是只有得到企业家认知才能充分实现的。特别是虚拟企业的和谐互动过程作为一个从复杂的认知对象到复杂情境，对它的演化和运作机制的理解又是十分困难且至关重要的。一般说来，企业家对虚拟企业和谐互动的社会认知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虚拟企业的企业家认知特征。作为虚拟组织经营者的企业家。其独特性不仅在于身心关系个性的独特，更在于其对虚拟企业和谐互动行为过程的认知、思维及其处理冲突问题方式的独特性，这就是虚拟境遇下企业家所具有的独特的认知特征。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认知水平如何，实际上都与其是否具有独特的认知特征有关。由于虚拟企业与传统的实体企业所处的管理情境不同，因而也就使得企业家在认知特征、认知建构与认知路径上存在着许多特质。以虚拟条件下企业家所经常使用的探索性方法为例，如果企业家拥有满意的处理技术，认知对象的复杂性就不会包括境遇的复杂性。也就是说，企业家对虚拟企业和谐互动的认知的复杂性除了表现在境遇上之外，还涉及到认知对象的方方面面。在人们看来，企业家还存在着由不同的境遇影响下的风险认知。这些风险认知往往是和认知风格、自我效能、成就动机、自信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的。在虚拟企业和谐互动的特定境遇下的企业家，总是将其认知方向与积极乐观的未来发展联合起来，并有意识地增强不确定性情境下虚拟行动决策的主体认知的适应性。
2.虚拟企业的企业家认知框架。所谓认知框架，亦称认知模式。它通常是由一系列相似的概念来代表，如图式、脚本、原型、知识结构和解释体系等。企业家的认知框架或认知模式作为一种代表和裴载的知识的“容器”，它不仅关系到企业家思考的深度，而且也关系到企业家的决策水平。在虚拟企业的和谐互动过程中，企业家所扮演的角色是与认知框架酌使用分不开的。尤其是在捕捉虚拟行动的机会认知和创新认知上，更是显得不可或缺。并且，企业家在虚拟境遇下形成的认知框架对解释某种内在的企业家认知机制也极为有效。
3.虚拟企业的企业家认知策略。在虚拟企业的和谐互动过程中，企业家的认知策略或方法显得十分重要。这些认知策略或技术方法包括企业家对虚拟情境下企业行为的创新思维、学习技巧、适应性和观察方式以及启发性的管理智慧等等。其中，还有对虚拟企业伙伴间社会网络关系的独特认知和感悟能力。与此同时，虚拟企业运行中的企业家认知策略也存在着一些不适当的认知偏差，如情感性偏差、典型性偏差、可得性偏差和自我归因偏差等。由此所导致的企业家在虚拟企业互动情境下的选择性失误和适应性的下降，常常会给虚拟企业的决策和创业理性带来不利的影响。要解决企业家在认知上的问题、克服其认知局限和偏差，重要的是应把企业家行为视为认知与情境相互作用的建构之物，因为企业家行为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主观感知的，它们只有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实现企业家行为对虚拟现实情境的适应性。
三、虚拟企业和谐互动的理性选择
如果说表现在对虚拟企业和谐互动过程中的企业家认知还多少包含一些非理性的主观感知因素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则是对虚拟企业和谐互动的理性选择问题。确切地说，这一理性选择本质上也是与企业家认知的理性态度或立场相联系的，否则就无法应对来自虚拟企业运行中诸多复杂情境因索的挑战。而且，也很难处理好传统企业的贯
例情境下的约束因素(包括企业家的认知和企业的权力、信息、协调、内部关系及外部关系等)在虚拟组织竞争与合作过程中的协同管理问题。因为即便是可能导致社会资源损失、网络关系无序和低效率的惯例因素也仍然具有存在的理性基础。
诚然，虚拟企业和谐互动过程就是从个体选择到交互行为的过程。在这一理性选择和策略行为中，既存在着以企业家行为主体为基础的个体理性，同时也存在着以虚拟企业组织为主体的集体理性。虚拟企业组织和企业家行动的理性选择行动是包含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而且，这种理还体现出社会选择的正义和自由等特质以及个人偏好0。当然，无论是虚拟情境下的企业家行为理性还是虚拟企业组织行为理性都充满了复杂性，因而应当泰然处之，不可盲目崇拜理性能力，要防止对人类理性的致命的自负。面对不确定性的虚拟企业环境，应采取有限的“理性协调”态度。因为即使是“协调一致”也要管理，这是因为在企业合作过程中协调一致事实上也有的负面效应。企业家在人力资本、创意和整合投入品等方面的能力及其理性选择，如果运用得过度一定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在虚拟企业互动行为和沟通管理过程中，这种情形也是常常发生的。
四、虚拟企业的和谐互动情境下的管理沟通
1.虚拟企业和谐互动的管理学实质。对于大多数虚拟企业而言，其和谐互动的取得来自良好的管理沟通。反之，虚拟环境下的有效管理沟通是虚拟企业和谐互动理想状态的重要条件。而面向网络空间，身心关系的影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管理沟通就是一种能够协调相关组织间关系的“关系技能”或“关系资本”。它作为一种协调和整合企业内外部生产经营活动的技能，反映了企业在内外关系管理和社会治理过程中所形成的信息交流能力。从科尔伯特的组织资源理论的观点看，在包括信息沟通在内的企业家行为中，关系资源的关键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存在于关系之中”的组织资源是“系统层面”的资源，是最具“不完全的转移”特性的社会资源或社会关系资本，也是获得伙伴间合作成功和取得竞争优势的基础。实际上，在虚拟企业的和谐互动过程中管理沟通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这是因为比较来说，虚拟企业对信息沟通和关系嵌入的依赖性更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管理效能发挥得好的虚拟企业都是注重管理沟通的。而那些在虚拟经营中忽视管理沟通的虚拟企业或虚拟团队，则都是缺乏和谐互动或是信任缺失的。在网络条件下虚拟企业最缺少的稀缺资源不是经济资本和交易机会，而是关系的和谐与良好的管理沟通。因此，虚拟企业的和谐互动过程在本质上是与信息、关系的管理沟通一致的。和谐管理的实质不在于技术和工具本身的优良，而是体现为一种注重企业之间信任关系的缔结和试图营造良好的虚拟沟通情境或状态的管理思想和智慧。
2.营造虚拟企业和谐互动管理情境的意义。在上文中，曾经对虚拟企业和谐互动的企业家认知及其与管理沟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现在我们要谈论的是营造虚拟企业和谐互动管理情境的意义问题。应该说对具有复杂性的虚拟企业行动过程进行管理情境及其意义的讨论是比较困难的，但又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一般说来，在我们把虚拟企业互动过程当成复杂的认知对象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其可能显露出来的整体境遇(situaton)或情境因素的作用及其所衍生的管理问题。在此问题上，包括了互动行为者的目的、活动领域和认知对象在内的复杂性、相对性的三个维度，使得我们对于知识和行为的区分变得十分困难。如果将知识和行为视作“虚拟企业互动知识学习”和“虚拟企业互动行为过程”的话，那么，我们对虚拟企业互动的整体情境的认知似乎就容易一些了(如图1所示)。而且，它也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虚拟企业(VE)和谐互动的情境管理的意义。
在上述笔者绘制的简易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构成虚拟企业和谐互动的情境管理的“情境――知识――行为”三因素交互作用的情形。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我们能够不断地加深对虚拟企业和谐互动的运行机制和情境管理的意义的理解。
一、EVA价值管理在我国的发展及研究状况
EVA是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的英文缩写。它是STERN-STEWART管理咨询公司于1982年注册的绩效评价指标。上世纪90年代，在STERN-STEWART公司的大力推动下，EVA不仅在国外实务界得到广泛的应用，学术界也对EVA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如何修正EVA指标以改善其业绩评价能力；（2）如何根据我国会计准则进行调整以精确计算EVA；（3）EVA价值管理与其他管理方法尤其是预算方法的融合，如：刘俊勇（2006）全面分析了将EVA应用于全面预算模式的优点，刘远文（2006）通过对传统预算和全面预算管理的比较，特别是以EVA为起点的预算模式相对于传统预算模式的优越性后，建设性地提出以EVA为核心的预算管理模式将是对传统预算管理体系的变革。韩鹏、陈刚（2005）设计了基于EVA的经营预算模式。展雷（2006）对EVA在预算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讨论，并指出EVA应用于全面预算管理中的优点与局限性。李蕾、杨爽（2004）对EVA在制定预算目标中的应用进行了讨论，认为“EVA综合考虑了企业各项资本成本，因而可更准确地衡量企业为股东创造的实际价值”。
2009年12月28日，国资委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引入了EVA指标对中央企业进行业绩考核，并明确了EVA的计算规则，标志着我国EVA价值管理进入新的时期。
面对利润与EVA双重指标的考核，可否将EVA价值管理与利润预算融合为统一的管理方法，怎样融合成为当前中央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从EVA价值管理与利润预算的互补性入手，提出EVA价值管理与利润预算的模式融合的原则，以期为中央企业进行管理改革提供参考。
二、EVA价值管理与利润预算模式的融合
EVA价值管理的目标是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利润预算模式的目标是企业利润最大化。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利润最大化并不必然导致股东价值最大化，经理人员为追求个人短期利益可能采取最大化短期利润的行为而使得股东的长期利益受损，产生委托问题。EVA的出现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EVA价值管理与利润预算并不矛盾。通过将利润预算纳入EVA价值管理模块，成为EVA战略管理的一部分，企业可以实现利润与股东价值的统一。以EVA为导向的利润预算可以弥补传统利润预算的缺点，有着明显的优势。
1.EVA价值管理与利润预算模式的互补性分析
(1)以EVA而非利润作为预算起点可使经理人员决策更具理性。传统利润预算模式的起点是会计指标而非经济指标，会计是以会计假设为基础，通过账户、核算及会计报表等一套完整的方法体系，在会计准则的约束下对企业经营投资活动的记录。企业的会计活动即使受到会计准则的约束，也会具有人为的可操纵性。
以EVA价值管理为导向的利润预算优点在于，计算EVA的调整事项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会计操作中的人为因素，并且考虑了权益的资本成本，因而能够更加准确地计量企业经营投资活动的经济价值，并使得企业的财务管理决策更具理性。
(2)以EVA为导向的利润预算可以有效降低委托成本。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的逐渐完善，现代企业作为各相关方契约的统一体正逐步走向复杂化。在现代企业层层委托关系的约束下，传统利润预算模式显然不能够解决委托人与人的利益冲突，不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成本，增加企业的融资竞争力。由于传统预算模式的绩效考评只考虑了利润，并不能激励管理人员行为上与股东利益一致，因此产生较高的委托成本。
首先，预算目标与企业目标出现偏差。在传统利润预算模式下，预算目标与企业目标之间存在差异，预算工作的推动并不完全导致企业目标的达成。某些情况下，管理人员为达到传统预算目标采取了短期行为，如只顾追求高额利润从而增加企业的财务和经营风险等等，严重损害股东的长远利益。以EVA为导向的利润预算综合考虑了资金的占用成本，促使企业注重财务杠杆与资本杠杆的效率。
其次，信息不对称会产生“预算松弛”问题。预算松弛指的是预算执行者(下属部门及员工)为了较为轻松地完成预算指标，在参与预算编制的过程中，倾向于制定较为宽松的预算标准。其主要表现为低估收入、高估成本费用、低估产销量甚至销售价格，夸大完成预算的困难。人性本位主义的理性表现为管理高层注重长远利益，而下层注重个人短期利益，高层与下层之间的博弈是公司长远利益与个人短期利益的博弈。利用EVA对员工进行绩效考核可以使员工的自身利益与公司的长远利益统一为公司价值的尺度。如果企业编制了EVA报表，董事会与股东就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企业的运营及财务信息，削弱信息不对称，压缩预算松弛的空间，使预算与企业管理更加科学。
2.EVA价值管理与利润预算模式的融合原则
EVA价值管理与利润预算模式融合的目的是扬长避短，建立以EVA为导向的利润预算模式，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与行业竞争力。为此，企业管理改革在通过可行性论证后，还应考虑以下原则：
（1）经济性原则。经济性原则指企业建立以EVA为导向的利润预算模式需考虑的成本与收益。一般而言，基于EVA的价值管理模式可以在长期内提高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与行业竞争力。中央企业在进行管理改革过程中，可以考虑在利润中心基础上建立EVA中心（或以EVA为导向的投资中心）以全面统筹规划。在确定EVA中心的职能方面，应综合考虑管理活动的成本与收益，量力而为。对于合伙制企业而言，实务中由于利润与价值统一程度较高，若无企业扩张产生的问题则不推荐。
（2）全面性原则。全面性原则指企业建立以EVA为导向的利润预算模式时需全面考虑模式的规划与人员的调动。以EVA为导向的利润预算模式既要求对预算目标EVA进行责任分解，又要求对实际EVA业绩进行事中控制与事后考核。企业需将所有营业活动与非营业活动纳入EVA价值管理考核范围，利用已有的利润预算模式进行EVA预算。在人员调动方面，企业管理改革需得到上下级的支持与各部门的积极配合，想方设法建立适合企业的EVA导向利润预算制度并调动起全员的积极性。
（3）一致性原则。一致性原则指一旦开始进行利润预算改革，需克服困难，循序渐进，按计划分阶段进行，不可朝令夕改或半途而废。EVA价值管理理念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相关企业制度尚不完善。我国企业在推行以EVA为导向的利润预算制度过程中必定会遇到种种困难，这时不应浅尝辄止，应按照计划有序地推行管理制度改革。这不仅有利于改革过程中企业内部的稳定，也有利于企业在长期内建立起稳定成熟的以EVA为导向的利润预算制度，并逐步向EVA预算制度过渡。
三、总结
面对2009年底国资委22号文件，中央企业高层管理者应正确认识到以EVA进行业绩评价的科学性，按照经济性、全面性、一致性原则积极推进管理改革，使其与传统利润预算平稳融合，并全面统筹经营、财务与投资活动为企业创造价值。
建立以EVA为导向的利润预算模式非朝夕之功。实务界与学术界应继续深入研究如何将目标EVA进行分解，如何衔接税后净营运利润预算与利润预算，如何统筹EVA价值管理部门与其他管理部门间的关系等问题，为我国企业采用EVA为导向的利润预算模式提供操作指南。
参考文献：
[1]刘远文. 对传统预算管理的变革――基于 EVA 为核心的全面预算管理模式[J].财经界.2006，11
[2]韩鹏,陈刚. 基于以EVA为核心的预算管理模式的探讨[J]. 价值工程.2005,10
自格式条款规定于《合同法》以来（《合同法》在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合同法》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学界和实务界对之尽是批评之言而鲜有赞美之意。（理论界和实践界在此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梁慧星先生在《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统一合同法:成功与不足》、王利明先生在《政法论坛》1999年第6期上发表的《对《合同法》格式条款规定的评析》、胡志超先生在《人民司法》2001年第1期上发表的《格式条款实务问题比较研究》等。）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司法解释，希望给逻辑相互矛盾的《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以下分别简称39条和40条)指明一条适用上的道路。（2009年5月13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第6、9、10条规定了格式条款。第6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第9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规定，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第10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本来，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作出以前，只存在《合同法》39条和40条之间的矛盾，可在司法解释做出以后，法条与司法解释以及司法解释之间又呈现出了冲突。于是，在我国规定格式条款的《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之间存在以下三层矛盾:第一，《合同法》39条和40条之间的矛盾。若从字面理解，39条规定了提供方提请注意和说明免除与限制责任的义务，可40条无条件地认定这些条款一概无效，自然39条之义务毫无意义;第二，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违反提示和说明义务的他方当事人享有撤销权，而第10条却规定违反上述义务且落入《合同法》第40条的5种情形时无效。显然，司法解释第9条和第10条之间在效力种类的规定上存在严重冲突;第三，司法解释与合同法规定之间存在激烈冲突。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违反《合同法》第39条规定者可撤销，但《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却是无效，即使按照司法解释第10条这些情形的无效也必须附加违反39条之条件，因此司法解释与合同法的规定实则大相径庭。鉴于上述三层冲突与矛盾的存在无论在课堂教学、实践处理和理论研究上都将产生巨大分歧并引发严重问题，因此，有必要将整个格式条款法律规制体系条理化，从而尽量减少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最大限度地避免有法却无从可依的境地。本文正是基于此而展开。
一、格式条款与合理的不公平
从《拿破仑法典》在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以来，合同自由原则便确立了它在近代合同法中的基础地位[1]。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批量生产和销售在市场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量。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基于对批量销售中合同模本的探索与总结，在现实中便出现了诸多由一方提供已经拟定好条款的契约，另一方不再具体参与单个条款的协商与制定，只具有附和与否的权利。（对于格式条款的定义，也有两点值得斟酌之处。根据现行合同法的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首先，将认为格式条款界定为“当事人重复使用”颇值疑问。在现实中，很多格式条款并非当事人一方制定的，有可能是委托第三方所制定，此时将定义严格限定在当事人怕与事不符;其次，格式条款制定出来后，是否重复使用只是其偶然属性，并非其必然特点。因此，建议立法在修订时将格式条款定义改为“格式条款是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提供，对方当事人只具有附和与否权利的条款”。）如今，标准化的格式合同已成为了合同法的主要问题之一，因为在标准化合同下，尽管需要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名义上似乃合意的结果，事实上非提供方往往没有就格式条款提出自己见解的真正自由。此时，持契约自由乃合同法根本的人会疑问:格式条款是契约自由的体现还是对契约自由的妨碍。目睹了法人制度和垄断的日益兴盛之后，格式条款的普遍运用更加使人深信不疑:它就是契约自由的敌人。（在德国法上，契约自由如何转向格式合同，罗伯特·霍恩教授等有精当的描述和梳理。(参见: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M]．楚建，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94－96．)）问题是，作为社会发展必然产物的格式条款，正如弗里德曼教授所总结的，其存在的合理性至少有以下两点支撑:降低起草合同的成本和减少雇员欺骗雇主的风险[2]。正因如此，以往契约中的特殊作法通过制度迅速转变为标准化文本，其结果当然是节约了信息成本和再协商成本[3]。然而，尽管它在效率上产生的价值无与伦比，但从追求公平作为第一价值的法律而言，格式条款会否违背公平原则，似乎已不是一个问题。且看《欧盟债务条例与指令全集》“不公平条款”的第二种情形:“如果一个合同条款是事先起草的，而且消费者不能影响该条款的实质内容，则总是被视为没有经过逐一协商，特别是对于事先拟定的标准合同。”[4]实践中，更能引人反感的是阿狄亚教授所讲的“标准格式合同一个极其普遍和令人讨厌的特征是免责条款的存在”[5]。不过，格式条款在世界的通行却是无需质疑的事实。因此，从源头上取消格式条款从而消除不公平情形实不可能，惟一的办法就是如何达成合理的不公平。对于规制格式条款的法律而言，合理的不公平正是其奋斗的目标。而要让格式条款本身的不公平成为合理，必然要以本来的公平作为坐标。
合同法应有的公平应从其根基开始。合同法的目的在于规制交易，而交易的前提是对财产权的处分。既然交易关联到对财产权的支配，因而谁拥有支配权、如何支配就成了这里公平性的基础。所以，财产权人如何处分财产必定成为认定合同条款具有公平性的来源。民法的私权神圣原则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决定者，当然对自己的私权拥有最终决定权。财产权也概莫能外。双方协商一致的合同之所以具有如同法律的效力，其原因正在于当事人拥有对财产的支配权。易言之，合同条款之所以能产生合法义务而约束当事人，正在于它们是权利人自由处分意思的产物。因而，从本源上讲，自由才是合同公平的根基。丧失了自由，公平必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格式条款之所以不公平，正乃不自由。李永军教授言，格式条款引起了人们对其公平性的怀疑，原由是它损害了契约自由[6]。那是否意味着自由达成的条款就必定公平?也不能作出这样的推断，否则《合同法》52条规定的5种无效情形以及《合同法》53条规定的两种免责条款无效情形将不会存在。在排除这些与当事人自由无关的情况后，自由应当是格式条款具有公平性的朝向。
那么，以自由来矫正格式条款的不公平性是否已在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得到了体现?首先，从第40条来看，法律径行规定一律无效，显然对格式条款免责或限制责任的情形在处理上没有顾及自由。因为非提供方在面对这些情形时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只能依循法律的规定使之无效。不过，从合同法第41条来看，合同法在矫正格式条款上遵照的价值有了重大转变。根据41条的规定，当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时，以非格式条款为准。这表明，当事人自由协商的非格式条款是矫正格式条款不公平性的依托。可见，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规定，在对待免责条款时完全不依据自由，而在解释上据情况不同可以采用意思自治来矫正格式条款。其次，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其第9条主张完全根据自由来矫正，因为它规定对合同法39条第一款义务违反时的效力状态为可变更、可撤销。然而第10条却遵循了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违反39条第一款、属于合同法40条那5项情况的统统无效。看来，司法解释同样采纳了不同的矫正标准。这些不同的标准在调整格式条款时是否能消除或尽力避免格式条款的不公平性?它们之间会否相互龃龉?这些都需要以对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详尽的探讨为前提。
二、矫枉过正的《合同法》规定
《合同法》制定甫始，梁慧星先生即撰文指出39条和40条之间存在矛盾。他认为，按照第39条第一款规定，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如果履行了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就有效。可第40条却认定“免除其责任”的免责条款绝对无效，因而与第39条的规定相矛盾[7]。不过王利明先生认为，39条和40条之间不存在冲突。他说，39条规定的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责任予以免除，但第40条却是对现在应当承担责任的免除[8]。那《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之间究否存在抵牾?
这有必要先行阐释第39条的规定。根据39条的规定，提供方有提请注意以及应对方要求予以说明的义务。显然，该条的规定只是就正面的应当性进行了规定，对于违反或不违反情形却全未涉及。亦即，对于违反或不违反39条第一款义务的情形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效力状态，至少从39条看不出来。不过，要想使39条成为一个完整的立法体系，必定需要上述两方面的补充规定。从体系化视角而言，《合同法》第40条必定是对第39条的完善性规定。否则，第39条根本没有意义而无从适用。按照第40条的规定，格式条款合乎这5种情形的一概无效。细观该条，似乎和第39条并无联系，因为它没有特别提及若违反第39条则无效。不过，根据立法逻辑而言，第40条应当是第39条的立法完善。问题在于第40条是否真的完善了第39条?这有两个考察标准。其一在于，看它是否完整了第39条的全部整体外延。上文已经指出，第39条要想得到真正适用，必须囊括以下两点:第一，当提供方违反规定的义务时，法律该如何处理;第二，当提供方没有违反而非提供方也愿意接受时应当如何处理。第40条没有进行区分，而是规定不管提供方有无违反，一概无效。若只从是否丰富了外延这个逻辑角度，它还是比较完整的。其二，具体内容上是否得到了完整的映射。《合同法》第39条规定的对象是提供方免除或限制自己责任的格式条款，那作为完整的映射必定是对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进行完整规定。从《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5类情形来看，第52条的规定是整个合同无效的规定，只要格式条款合乎52条的5项情况必定无效，不管格式条款内容如何;第53条是免责条款无效的规定，倘若格式条款落入其两种情形之一，必定无效。但第53条指向的只是免责条款，并不包含限制提供方责任的条款;免除责任种类概念过于宽泛，完全是第39条免除的照搬，当然是其完整的映射，不过对它的理解应当结合第53条进行，指向的必定是不包含第53条两种免责情形在内的一切免责类型;加重对方责任的规定，很多情况下可以说是限制自己责任的对立物。限制了自己责任，在利益对立的合同中必定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这也可以当做限制自己责任的反映。可以这么认为，在具体内容上第40条也完整反映了第39条规制的对象。因此，第40条在外延上基本上完善地补充了第39条的规定。看上去在逻辑上相互补充和完善的法条，它们之间是否还有矛盾?
笔者以为，要确定39条和40条之间是否存在矛盾，首先需指认矛盾。梁慧星先生之所以认为这里存在矛盾，是因为若提供方不违反上述义务则有效，而40条却规定无效。概而言之，不违反39条第一款义务者有效是认定矛盾的前提。不过，无论从39条还是40条都不能作出这样的解释。根据当时的合同法立法草案第38条规定，“采用标准合同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标准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标准条款的一方未尽到提示义务或者拒绝说明的，该条款无效”。（合同法立法草案文稿的引用，来自于《政治与法律》杂志于1999年刊登的《关于合同法草案的意见》专栏。(参见:徐士英．标准合同条款的三维规制思路[J]．政治与法律，1999，(1):7．)）后来，徐国栋教授拟订的《绿色民法典草案》里直接将这两个关系进行了阐明。（根据该草案第8分编之第40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遵循公平原则，经与消费者协会协商后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自己一方责任的条款，按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否则，该免除或限制责任条款无效。(参见:徐国栋．绿色民法典草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509．)）若从其某个反面意义理解，尽到义务者自应有效。由此，39条所隐含的意思和40条的明文规定存在明显冲突。因为提供方违反39条第一款义务者无效，而不违反则为有效，可40条却不问是否违反一律无效。其对立性显而易见。看上去40条对39条进行了完美补充，使得39条规定的义务无论何种情况都可以被调整。但40条无条件地认定所有39条对应的对象无效，实际上必然否定提供方具有义务的意义，因为“提示不提示、说明不说明，该条款本身都无效，提示和说明纯属多余。”[9]但有学者认为，39条的规制对象是格式条款的成立而非效力，属于订约的程序问题。因而，39条和40条之间不存在矛盾[10]。易言之，倘若违反39条规定的义务，那这样的格式条款根本就未成立，自然不存在生效与否的问题。至于40条则是涉及到效力评价，因而两者隶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能认定它们之间存在矛盾。这一观点的合理性本文将在下一部分予以阐述，但以此认定不存在矛盾深值斟酌。诚然，将提供方对39条第一款义务的违反定性为不成立确实改变了逻辑前提，但这不是认定39条和40条矛盾的基础。之所以两个法条之间存在冲突，是因为事先确认提供方不违反义务则该格式条款有效。而一旦将前提落在了提供方的不违反义务上，则讨论决定成立与否的订立程序就毫无意义。如果提供方没有违反义务而非提供方未表示反对或欣然接受，该条款必定已经成立而呈现于效力评价。若按照合同法立法草案和学界的一般观点而将之定性为有效，则必定和40条无效的规定相冲突。因此有学者认为，若否定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实际上是在回避问题，不敢面对合同法的不足。不过该学者在论证上却遵循了王利明先生的思路，认为将第40条的“责任”改成“义务”便会避免[11]。我们认为，责任既可以是将来可能发生的对义务的违反，也可以是现实的对义务的违反。第39条的义务肯定是指向将来可能发生的责任，因为那时尚在合同的签订中。但第40条对免责条款的规制却是不分情形的，因而无论是将来可能的还是现实存在的一概无效。因此有学者认为，格式条款免除的是现在的责任还是将来的责任，本质上并无不同，对其合法性也没有根本性的影响[12]。同时，若认为将“责任”变为“义务”会改观这一问题，这也是一种误解。作为合同而言，没有责任可以理解，但没有义务在绝大多数合同下是不可理喻的，这完全不符合合同的起码条件，这也是失权条款无效的原因所在。另外，现实中比比皆是的并非免除义务而是免除责任的条款，因而将“责任”改为“义务”将没有多少适用余地。
当然，这样的矛盾并不会给司法适用带来任何困难，甚至对司法适用而言更为简便、快捷。之所以学界和实务界对此批判之声不绝于耳，不是从其适用上方便抑或逻辑上的全面，而是从其价值上而言的。格式条款之所以不公平，主要原因在于未体现合同自由原则。因而，合同自由原则是调整格式条款问题一个最重要的指针。但第40条却不问情由一概规定无效，看上去是在保护非提供方的利益，实则取消了非提供方在某些情形下的选择自由。例如，倘若格式条款并非52条和53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亦非免除自己主要义务和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失权条款类型，而仅仅是显失公平，甚或免除的责任或限制的责任连显失公平都谈不上，此时为何还要否定非提供方对自己利益的处分自由?因此，第40条存在的最大问题便是替代了非提供方，完全取消了非提供方决定自己利益的自由。因而，第40条对格式条款的规定确乃矫枉过正，这也预示了修正第40条的方向所在。
三、难解的司法解释再度矫正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正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倘若提供方违反《合同法》第39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导致对方没有注意这些条款，对方当事人即可以撤销这些条款。亦即，提供方违反39条的义务产生了可撤销的效力。显然，这一规定是针对第39条的违反情形而言的，是为了完善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可见，可变更、可撤销的规定表明了司法解释的倾向，即努力按照当事人最大自由来矫正格式条款。赋予当事人撤销权，相当于让当事人自己决定相关格式条款的效力。不过，对这一规定的理解有三点需要注意:其一，司法解释第9条没有改变39条任何具体情形，仍然针对提供方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形态;其二，提供方违反该义务的，格式条款为可撤销，即在提供方违反当时以及在非提供方撤销前这些条款皆为有效;其三，若提供方没有违反这些义务，此时并未赋予非提供方撤销权，那这些条款究竟是有效还是无效不得而知。正是因为司法解释第9条有这三种如影随身的无法摒弃的情形，才产生了后面诸多问题。
涌现出来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司法解释第9条和《合同法》第40条的关系。第40条规定只要具有这5种情况的格式条款一律无效，且毋需虑及提供方是否违反了39条规定的义务。稍一比较便可发现，司法解释第9条在两个方面改变了第40条的规定，即添加违反条件和将效力变更为可撤销。假若司法解释可以合法适用，那第40条的空间将只能是:提供方没有违反义务但格式条款合乎第40条规定的5类情况的，一律无效。如此一来，在司法解释和合同法规定所遵循的价值上出现了一个较为奇特的现象:违反义务者非提供方有撤销权，而不违反义务者却必定无效。从博弈论视角，格式条款提供方必定选择对39条第一款义务的违反，因为不遵守第39条第一款的义务必然使得格式条款发生效力，即使对方当事人撤销尚需撤销权的行使且还有除斥期间的限制。显然，司法解释第9条鼓励了提供方对自己应尽义务的违反，只因这一违反能给他带来利益。同时，司法解释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其对抗《合同法》第40条的合理性在哪?为什么凭空赋予非提供方撤销权?这些都是司法解释无法说清楚的。
产生的第二个问题是司法解释第10条与《合同法》第40条的关系。司法解释第10条明显是针对《合同法》第40条而来的，但对第40条有重大改变，即附加了提供方对39条第一款义务的违反。如果适用司法解释第10条，必须是提供方违反了义务且格式条款属于第40条规定的情形。可见，司法解释第10条严格限定了第40条的适用范围。倘若提供方没有违反或虽然违反了但不属于《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5项情况也不无效，但具有何种效力却不得而知。从法律适用上而言，司法解释第10条明显不如《合同法》第40条，因为它规制的范围极其有限。一旦出现上述两种情况法院该如何处理，尚无法可据。因此，若认定司法解释出台后即可取代合同法的规定，必定出现适用上的漏洞。
第三个问题乃司法解释第9条和第10条之关系。司法解释在针对《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作出解释时统一附加了“违反第39条第一款义务”条件，但在对待提供方违反义务时却有着天壤之别。第9条规定明显是以相对方是否知悉为主，倘若因为提供方对义务的违反而不知悉，则非提供方可以撤销这些条款。正如上文所述，这些格式条款的种类仍然是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而这些条款主要反映在合同法第40条的5项情形中。可司法解释却在第10条明确规定违反这些义务且落入《合同法》第40条情形的格式条款一概无效，显然与第9条存在激烈的冲突。因为第9条的格式条款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40条的5项情况，因而与第10条在调整对象上存在重合，但针对同样的对象在相同的条件下却有着不同的效力，这是匪夷所思的。可以想象，实践中一旦出现提供方对《合同法》第39条第一款义务的违反且又属于合同法第40条情形时，将导致法院抉择的不知所措。
可见，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在法律适用上不但没能真正意义上解决问题，反而使得问题更加突出和激烈。它不但使得原有合同法的问题继续存在，还带来了司法解释本身之间的严重冲突以及司法解释与法律之间难以化解的矛盾。当然它的功绩在于尝试着打破铁桶一块的《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希望从意思自治视角给格式条款的矫正注入新鲜血液。
四、格式免责条款下应有的公平
综上分析可知，格式免责条款之所以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在于未进行分类规定。首先，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没有真正按照“是否违反《合同法》第39条第一款义务来进行区分”。《合同法》第40条完全不管是否违反义务，一概规定无效;司法解释第9条和第10条只是讨论了违反时法律该如何处理问题，至于没有违反应当怎样适用法律，不得而知。其次，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就格式免责条款可能侵害的价值进行排列。合同法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规定无效，乃是将强行性条款、合同根本性条款以及任意性条款统一对待。合同法一刀切的作法与合同法本身的立法理念不相符合。从《合同法》第三章有关“合同效力”部分可以看出，合同效力划分为有效、无效、可变更、可撤销以及效力待定。格式免责条款同样作为合同条款为何要脱离一般性合同效力的规定?为何不能区分具体条款的不同情形而分别进行规定?最后，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都没有区分开第40条规定的5项情形，不清楚为何将加重对方责任、免除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与《合同法》52条、53条的强制性规定并列在一起。因此，要想使格式免责条款具有起码的公平，需要依据这三个分类重新界定。 转贴于 从第一个分类而言，倘若提供方违反了第39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亦即没有提请注意或予以说明，此时格式免责条款效力如何?根据合同法40条的规定，这样的条款一律无效;而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则为可撤销或无效。显然，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遵循了我国在此方面立法的传统。如《保险法》第17条规定:保险合同中有保险人责任免责条款的，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问题是，这一传统是否可行?从法律逻辑上而言，无效应是对已经成立合同的评价。倘若合同尚未成立，则谈不上生效与否。可见，立法与司法解释将之作无效情形处理是以格式免责条款成立作为前提的。但格式免责条款成立了吗?这涉及到提请注意和说明义务的意义。倘若提供方未提请注意或未作说明，此时对方当事人签字盖章，该如何进行认定。假若法律事先推定只要对方签字盖章，当事人对这些条款就达成了一致，那提请注意的义务何在?说明的义务何在?也许，现行《德国民法典》第305条第二款规定可为我们提供借鉴:只有在下列情形，合同当事人另一方赞同适用一般交易条款时，一般交易条款始构成合同的组成部分:1、使用人在订约时明确地向另外一方当事人指明一般交易条款……[13]。根据王全弟先生等进行的概括，德国的一般交易条件法从两个层面对一般交易条件进行了规制:第一，就一般交易条件是否纳入合同条款之要件进行规定;第二，在第一层面的基础上就这些条款进行法律规制，确定其效力[14]。可见对这些特别的格式条款而言，法律之所以规定提请注意和说明义务，正在于给这些条款设定一个准入的门槛。其实在德国，从旧的一般交易条款法到《德国民法典》的新债法，都遵循了这一原则[15]。易言之，倘若没有提请注意或说明，将视这些条款没有经过相对方同意，因而该条款不得被订入合同。在我国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尝试性探讨。如聂铄、胡克敏先生认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对这些条款若违反第39条第一款义务的，应当认定为没有订入合同，自然不会发生效力[16]。陈鸣先生认为，若格式条款的内容不为对方所了解，就不得进入对方意思表示的范围，不能进入合同而成为合同的条款[17]。喻志强先生亦认为，违反合同法39条第一款之义务，仅产生不订入合同条款的效力，关涉的是合同成立而非合同效力[18]。法律之所以赋予提供方对于这些条款如此特别的义务，是因为这些条款对当事人双方权利关涉甚大。假若提供方违反而相对方并未知悉，此时强行认定相对方已经同意，违背了法律依据意思自治对格式条款进行的公平矫正。基于此，笔者以为，只要提供方违反合同法第39条第一款之义务，即使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相对方知悉这些条款，也不能认定相对方已经进行了同意的意思表示。因此，提供方对自己义务的违反导致的必定是这些条款不被订入合同，因而在这些条款上双方当事人并未达成一致。依此理论，司法解释第9条和第10条的存在并无合理性。因为这两条的前提都是提供方对39条第一款义务的违反。
由上，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对格式免责条款的规制只能发生在提供方没有违背提请注意和说明义务的前提下。问题是，是否违反义务者皆无效?司法解释对此没有规定，而合同法规定为一概无效。其实，这样一刀切的作法过于武断，因为它无视格式免责条款的实际情况。为此，必须区分5种情形。第一，格式免责条款隶属于的合同为《合同法》52条规定的无效合同，此时，格式条款必定无效;第二，若格式免责条款合乎《合同法》53条规定的无效免责条款种类，理当无效;第三，若格式免责条款指涉失权条款，即免除自己的主要义务或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此时合同一开始丧失了根基，应当认定为无效;第四，若格式免责条款涉及到的仅仅是上述以外的情形，但合同显失公平的，应当认定为可变更、可撤销;第五，若不属于上述五种，应当为有效。
至于第三个分类，对它们的区分从明晰类型而言甚为重要。根据第二个分类提供的价值标准，我们可以将40条的5项情形进行这样归纳。首先，《合同法》52条和53条规定的情形无效，这无可置疑;其次，对于“免除其责任”而言，应当界定为《合同法》53条规定外的免责条款，同时这一免责条款理当被限缩解释为“免除自己履行主要义务而来的责任”。之所以要进行这样限缩性的解释，一方面与后面的“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相对称，另一方面将“免除责任”与“限制责任”区分开来，否则“限制责任”没有适用的空间。基于此，可以将“免除其责任”与“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合并为“失权条款”;最后，在对“加重对方责任”理解时，应当与39条第一款的“限制其责任”相对应（有学者已经对此表明了看法。该学者认为，限制或减轻自己责任就相当于加重对方责任，而加重对方责任就等于限制或减轻了自己责任。(参见:任华．浅论格式免责条款的效力[J]．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0，(6):49．)）。同时，有必要对“加重”两字进行限制性解释，只有导致“显失公平”的才叫作“加重”，若提供方所限制的责任无关痛痒，尽管严格从字义而言必定加重，但不能理解为法律意义上的“加重”。因此，只有加重对方责任到显失公平的程度，才叫作这里的“加重对方责任”。有疑问的是，“加重对方责任”与民法上的“显失公平”之间，并不具有必然联系。因为“显失公平”尚需订立合同时双方优劣势明显作为前提。那么格式免责条款双方在签订时是否具有如此不对称的地位?本来，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合同义务应当基于当事人平等的交易能力而来的合同条款[19]，但现实中格式条款提供方往往为了规避自己的风险而将其进行单方面的转移，此时对方当事人无力抗拒[20]。正如学者言，使用格式条款的工商业组织虽将消费者尊称为“上帝”，但也通过格式条款将消费者驯服为奴隶，以至于消费者“上帝”的尊严只能从沿街叫卖的小商贩那里才能获取[21]。因此，由于格式条款提供方在专业知识、经济地位和信息掌握上的明显优势[22]，若“加重对方责任”至显失公平的程度，则完全合乎“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结合《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将格式免责条款的情形分为三类:第一，《合同法》52条和53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失权条款;第二，“加重对方责任”这一显失公平情形;第三，其它。而对于这三种情形的效力认定，理当将第一种情况确定为无效，第二种认定为可变更、可撤销，第三种为有效。
五、结论与修法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以为对格式免责条款的规制应当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第一，规定格式免责条款提供方有提请注意和说明的义务，若违反这一义务视为双方并未就该条款达成一致，因而这些条款不被认定为合同条款;第二，假若提供方没有违反这些义务而对方当事人接受的，若这些条款合乎《合同法》52条和53条情形，应强制性地认定为无效;倘该格式条款符合失权条款情形，即属于“免除自己主要义务”和“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亦应定为无效;如果上述格式条款只是“加重对方责任”的显失公平条款，即应按照可变更、可撤销来对待;不能被归类到上述三种情况的，则统统有效。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将来在修订《合同法》时可以对格式免责条款进行这样规定:
《合同法》第××条: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一方预先提供，对方当事人仅享有附和与否权利的条款。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违反上述义务者，该条款不被视为订入合同。其它法律有特殊规定的，遵照其它法律进行（之所以设定兜底条款主要是参考《德国民法典》第305a条的规定。(参见:德国民法典[Z]．2版．陈卫佐，译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00．)）。
《合同法》第××条:格式免责条款提供方尽了《合同法》第××条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未表示反对的，提供免责条款情形符合《合同法》第52条和第53条规定的，无效;提供的免责条款旨在免除自己主要义务和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无效;提供的免责条款加重对方责任致使显失公平的，可变更、可撤销;其它情形的，有效。
注释:
[1]拿破仑法典[Z]．李浩培，吴传颐，孙鸣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52．
[2]大卫D弗里德曼．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M]．杨欣欣，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85．
[3]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33．
[4]欧盟债法条例与指令全集[Z]．吴越，李兆玉，李立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69．
[5]PS阿狄亚．合同法导论[M]．赵旭东，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6．
[6]李永军．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57．
[7]梁慧星．统一合同法:成功与不足[J]．中国法学，1999，(3):108．
[8]王利明．对《合同法》格式条款规定的评析[J]．政法论坛，1999，(6):9．
[9]胡志超．格式条款实务问题比较研究[J]．人民司法，2001，(1):19．
[10]王宏军．论格式条款的无效情形[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6):64．
[11]王素芬．格式条款效力评析[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44．
[12]任华．浅论格式免责条款的效力[J]．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0，(6):49．
[13]Otto Palandt．Bürgerliches Gesetzbuch[M]．Bd2．verlag．München:CHBeck，2005:415．
[14]王全弟，陈倩．德国法上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一般交易条件法》及其变迁[J]．较法研究，2004，(1):63．
[15]杜景林，卢谌．德国新债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59．
[16]聂铄，胡克敏．对格式条款两个问题的思考[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76．
[17]陈鸣．略论格式条款的几个问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4，(1):128．
[18]喻志强．格式条款及其订入合同[J]．云南法学，2000，(4):49．
[19]罗伯特A希尔曼．合同法的丰富性:当代合同法理论的分析与批判[M]．郑云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一、今年以来的主要工作
(一)加强学习宣传，提高合同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
为适应合同审查、管理、监督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的工作性质，更好地为企业生产经营服务，6月份以来，我公司组织合同管理人员全面、系统地学习了《**合同管理办法》、《**合同管理实施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合同管理人员职业素质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严格规范合同审查工作人员行为，明确合同审查工作程序，依法履行合同审查工作职责，提升了合同管理战线的整体素质，为维护企业的正常经济秩序和企业利益奠定了基矗
(二)细化合同管理，保证了成本效益年活动的全面、 深入开展
按照《公司合同管理办法》、《公司合同管理实施细则》的要求，积极协助合同签订单位依法签订合同，参加重大合同的起草与签订，严格审查合同，所有合同条款、签订手续和形式均由本部门管理，各类合同签订时均经过审查，程序合法，杜绝了不完善和不合法的合同的出现，依法检查合同履行情况，协助合同承办人员处理合同中出现的问题和纠纷，会同合同承办人员办理有关合同文书，建立合同档案，有效制止了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合同行为，并依法监督合同承办人员的工作职责履行情况，依法执行合同审查制度，切实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总的来看，今年我公司合同管理工作以依法治企为方针，基本达到了集团公司法律事务处的要求。但客观地讲，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合同管理人员的素质和工作水平相对来说还有待提高。二是组织机构还有待完善。三是合同管理还需进一步细化。这些问题需要在来年的工作中加以解决。
（三）组织起草了多份公司急需的规章制度
我处今年陆续起草了包括：《运输合同模板》、《锅炉安装工程分包管理细则》、《**锅炉辅机设备、大宗材料采购管理细则》、《锅炉、部件委托生产管理细则》等多项公司急需的规章制度，发挥了本部门的作用。
二、明年的工作设想
(一)加强学习，全面提高合同管理人员的素质
按照集团公司法律事务处的会议精神和工作部署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习。重点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合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与相应的法律法规，提高合同管理人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素质，强化合同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遵纪守法意识，最大限度地保护企业利益不受损失，维护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二)完善组织机构，依法履行职责
（一）加强学习宣传，提高合同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
为适应合同审查、管理、监督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的工作性质，更好地为企业生产经营服务，一月份以来，我厂组织合同管理人员全面、系统地学习了《__*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管理办法》、《__*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管理实施细则》和《__*矿业集团公司审批自购机电设备、配件、材料物资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合同管理人员职业素质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严格规范合同审查工作人员行为，明确合同审查工作程序，依法履行合同审查工作职责，提升了合同管理战线的整体素质，为维护企业的正常经济秩序和企业利益奠定了基础。
（二）细化合同管理，保证了成本效益年活动的全面、深入开展
按照《__*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管理办法》、《__*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管理实施细则》和《__*矿业集团公司审批自购机电设备、配件、材料物资管理办法》的要求，积极协助合同签订单位依法签订合同，参加重大合同的起草与签订，严格审查合同，1-10月份以来，共签订三类自购合同共计14份，其中：由供应科签订的自购材料合同8份，总标的额86199元；由机电科签订的自购配件合同5份，总标的额24789元；自购机电设备合同1份，总标的额56248元，所有合同条款、签订手续和形式均由本部门管理，各类合同签订时均经局、厂联审，程序合法，杜绝了不完善和不合法的合同的出现，依法检查合同履行情况，协助合同承办人员处理合同中出现的问题和纠纷，会同合同承办人员办理有关合同文书，建立合同档案，有效制止了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合同行为，并依法监督合同承办人员的工作职责履行情况，依法执行合同审查制度，有效地保证了企业成本效益的全面、深入开展，切实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总的来看，今年我厂合同管理工作以依法治厂为方针，基本达到了集团公司法律事务处的要求。但客观地讲，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合同管理人员的素质和工作水平相对来说还有待提高。二是组织机构还有待完善。三是合同管理还需进一步细化。这些问题需要在来年的工作中加以解决。
二、二0__年的工作设想
（一）加强学习，全面提高合同管理人员的素质
按照集团公司法律事务处的会议精神和工作部署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习。重点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合同管[文秘站-www,,找范文请到文秘站网]理办法、实施细则与相应的法律法规，提高合同管理人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素质，强化合同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遵纪守法意识，最大限度地保护企业利益不受损失，维护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二）完善组织机构，依法履行职责
随着市场经济法制观念的逐步建立和国家依法行政工作的深入推进，人民银行及分支机构以往大多数按惯例、凭经验开展的工作，正逐渐依照法制的思维和方式，首选或优选合同形式来框定工作内容，明确双方权利义务，防范工作风险，确保履职效果，维护人民银行权益和声誉。同时，近年来，以人民银行及分支机构作为当事人对外签订的合同数量、合同金额不断增加，合同内容、合同范围也在不断丰富和拓展。以人民银行某地市分支机构为例，自2011年“六五”普法以来，累计签订各类民事合同60余份，年均签订合同近20份，并且呈现逐年增加态势。合同标的也从以往简单的物品、服务买卖扩展到事物委托、技术开发、基建工程等专业领域。因此，从确保依法履职、防范风险的角度来考量，加强合同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与日俱增。
（二）在规范管理的制度层面上，关于合同管理的相关规定散见于人民银行的一些规范性文件。
2006年7月，人总行颁布了《对外签订法律文件操作规程》（以下简称《操作规程》），明确了对外签订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工作程序，包括协商、会签、审批、授权、签署、盖章、归档等一系列互相联系、衔接有序的工作，首次涉及了合同管理的部分内容。2007年1月，人总行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集中采购工作规程》（以下简称《工作规程》），在第六章专章规定了采购合同，用6个条款对采购合同签署程序、形式、必备条款等首次做出了比较原则的规定。2010年1月，人总行修订了《中国人民银行集中采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在第五章采购程序管理中规定：采购合同须经本单位法律部门（人员）或本单位指定的法律中介机构审核。2010年3月，人总行制定了《关于建设工程领域应予注意的法律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用13个条款对合同签订和履行中应注意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提示，首次对人民银行系统工程建设领域的合同管理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范。2012年，人总行下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合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全面系统规范了合同管理事项，但迄今未正式制定印发。
（三）在加强管理的实践层面上，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正在对合同管理的内容和手段进行积极探索。
例如，人民银行某地市分支机构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合同管理的规范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在职责分工上，建立发起部门承办、法律部门审核的机制。明确所有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的合同，合同的签订、履行均由发起部门负责，合同中涉及的权利义务分配、责任承担等由法律部门负责审核，出具法律意见。二是在合同审查上，建立双审复核制和限时办结制度。即由法律部门A、B岗分别审查后，双人签名，再由法律部门负责人复核并签署意见；对涉及重大疑难问题的合同建立会审制度，即由法律部门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审查。同时明确规定法律部门应于受理后五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查意见，因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须经部门负责人同意，方以适当延长。三是在合同履行上，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注重法律部门与发起部门的业务沟通，认真听取情况介绍和背景说明，认为合规合理的应吸收采纳。注重法律部门与行级领导之间的信息沟通，审查意见书应经发起部门分管行级领导签署意见方可执行。注重审查意见执行情况的及时反馈，发起部门若有不予采纳的意见，应五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反馈，否则视为完全采纳。
二、目前人民银行合同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合同管理规定逐步建立，但仍然缺乏统一全面的合同管理基本制度。
梳理文件可以发现，迄今为止人民银行系统关于合同管理的有关规定，散见于一些总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中，自上而下尚没有形成一套统一全面的合同管理基本制度。一是2006年7月总行制定的《操作规程》，即便有合同管理的相关规定应当遵照执行，但从文件的适用范围来看，该规程仅适用于总行层面，不涉及分支机构及直属企事业单位。二是体现于集中采购类合同。2007年制定的《工作规程》、2010年修订完善的《管理办法》尽管在合同管理的局部环节上规定有所不同，但仍就集中采购类合同的管理提供了基本规范。首先，在对集中采购的定义上，指出集中采购是指采购单位使用预算资金以合同方式有偿取得纳入集中采购范围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这就将是否采取合同形式确定为满足集中采购行为的一个必要条件，足以显示合同在集中采购活动中的重要性。其次，在集中采购组织实施中，明确规定了采购合同的签订依据、法律审核以及签署对象三个问题。《管理办法》规定：采购单位根据中标（成交）结果签订采购合同。采购合同须经本单位法律部门（人员）或本单位指定的法律中介机构审核。合同签署由采购单位主要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最后，合同约定在验收和资金结算环节发挥着关键作用，《管理办法》明确要求根据合同的约定进行验收，并按照合同规定的付款条件履约付款。三是体现于工程建设类合同。由于工程建设类合同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合同标的大、履行周期长、施工情况复杂，所以2010年总行制定的《通知》要求该类合同必须采用国家有关部门的建设工程合同规范格式文本，对合同的审查应要求外部房地产专业律师进行初审并提交法律意见书，以及应关注合同签订主体的适格性等法律问题。实际情况表明，人民银行及分支机构目前签订的合同已不仅仅局限于集中采购、工程建设类领域。因此，履职实践中丰富具体的合同管理需求与规范统一的合同管理制度缺乏的矛盾，是目前合同管理的中存在的首要问题，亟需制定一部统一全面的合同管理的基本规范，使人民银行及分支机构全部合同的规范管理均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二）注重合同签订环节管理，对合同履行等重视不够。
梳理现有的制度规范可以发现：一是只注重合同签订环节的管理。如2006年总行制定的《操作规程》，规范对象仅限于包括合同在内的法律文件的协商、会签、审批、授权、签署、盖章、归档等一系列互相联系、衔接有序的工作。因此，就合同管理而言，《操作规程》制定的主要意图是对包括合同在内的法律文件的行内审批、办理流程给予明确，关注的焦点和重点是合同签订环节的诸多问题，尚未涉及合同签订后的履行管理等后续问题。二是在专项合同管理制度中，也较少涉及合同履行等后续管理内容。如《工作规程》关于集中采购合同的6个条款，其中有4个条款事关合同签订，1条是关于合同副本的持有备案工作，只有剩下的1条是关于合同履行事项的。《工作规程》第四十条笼统规定：项目需求部门应指定专人负责监督合同的履行情况，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问题，由签订合同的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后来制定的《通知》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工程建设领域合同履行中应注意的问题，包括合同生效后履行过程中，违约责任的约定、新加入文件的优先解释顺序、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不可抗力的规定、纠纷解决方式以及履约担保制度等涉及合同履行后续管理的相关问题。尽管该《通知》首次对合同履行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这仅适用于工程建设类合同，集中采购类合同的履行管理还很原则和概括，包括合同履行在内的诸多合同管理问题还尚未有明确全面的管理规定。三是实践中合同履行管理尚不到位。具体到实践层面，由于合同签订环节的相关规定明确具体，签订单位对合同签订环节的管理把关较严，具体操作也比较到位，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潜在的法律风险，保障了人民银行的合法权益。但由于制度建设滞后、部门职责模糊不清，加之受合同周期较长、情势变更等履行环节诸多因素影响［1］，导致对合同履行等后续环节的管理重视不够，合同后续环节的执行管理偏弱，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合同整体法律效果的发挥。
（三）发起部门合同管理责任不明确，职责落实不到位。
合同发起部门，是指根据业务或管理职责需以所属单位名义对外签署合同的部门。按照总行合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建议合同管理实行总行统一管理，各分支机构分级负责，法律事务部门与合同发起部门分工协作、各负其责的管理体制。按照这种管理机制和职责分工，在合同管理上，法律事务部门承担以下四项职责：即负责制定本单位合同管理相关制度、对合同进行法律审查、协调处理合同纠纷、总结和提示合同存在的法律风险。作为合同发起部门，分别负责合同起草、谈判、业务审查、送交法律审查、报批、签署、履行、保管、报告重大合同信息等工作。归根结底来讲，合同发起部门对合同的法律效果承担主要内部责任。如此规定显然有利于从职责分工上廓清法律部门和业务发起部门的职责，便于合同签订前的起草、谈判，签订后的履行、报告等环节的具体操作，从根本上而言有助于加强合同管理和提高合同效率。但在合同管理实践中，部分发起部门及经办人员对发起部门的合同管理职责认识不足，认为合同管理仅仅是法律事务部门或集中采购部门的事情，所以在起草、谈判合同时关键环节把关不认真、核心条款审读不仔细，致使条款表述瑕疵，数据计算错误，必备要素欠缺，合同后续管理松散等等。如工程建设类相关招标、建设、施工合同，约定的专用条款与通用条款内容自相矛盾现象时有发生，部分采购合同合同价款不清、验收付款等环节不能较好地保护单位权益等，给包括法律审核在内的合同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2］。具体到基层央行的合同审核，由于合同内容单一重复、标的金额较小、合同对象较为固定，受惯有的工作习惯和“熟人旧路”思想的影响，有的发起部门认为对所有合同进行法律审核似乎显得有些多余。加之合同需要进行法律审核，无形中延长了合同签订时间，有时候容易给发起部门造成法律部门有意阻碍或制肘拖延的顾虑和嫌疑。在合同签订环节，尚有法律部门把关审核和沟通提醒，合同签订生效后管理职责全在发起部门自己掌握，所以发起部门树立承担合同效果主要内部责任的思想认识，保证合同管理责任落实到位显得尤为重要。
（四）注重民事合同管理，对劳动合同、行政合同等管理尚处于空白。
就合同分类而言，前文述及的集中采购、工程建设等合同均属于民事合同类型。理论上来讲，关于合同管理的问题，不应仅仅局限于民事合同范围，还应包括劳动合同、行政合同等领域。在最早规范人民银行对外签订的法律文件、防范法律风险的《操作规程》中，规定合同仅是法律文件的一种形式，并将法律文件分为外事类、业务类、采购类和其他类，由此可见对合同的管理并不必然仅仅指向民事合同，尽管后者在具体实践中占据了较大比例，并呈现逐渐增加态势。随着《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加之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业务操作岗位和劳务派遣用工等多种用工形式的出现，致使劳动合同这一较为特殊的合同形式，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也屡次使用。此外，随着人民银行及分支机构对履职方式的不断探索，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再贴现贷款合同等此类行政合同的出现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尽管行政合同的法律地位仍有争议，但是行政主体以实施行政管理为目的，与行政相对一方就有关事项经协商一致而达成的协议，即行政合同已是现代行政法、行政管理中合意、协商等行政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现代行政管理的迫切需要。因此，随着上述新型合同种类的不断使用，尽管总行也制定了此类合同的范本，但是有关此类合同的管理，特别是审查、签订、履行、变更和解除等环节，具有不同于民事合同的法律特征、遵循原则、实施方式和救济途径，所以对此类合同的管理亦应有一定的预见和足够的重视。
三、人民银行加强合同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尽快制定出台统一全面的合同管理基本制度。
为了明确职责，加强内部控制，防范和控制法律风险和操作风险，建议尽快制定出台人民银行系统统一适用、全面具体的合同管理基本制度。一是建议明确基本管理制度所涉合同为民事合同，合同管理的内容包括起草、谈判、审查、审批、签署、履行、保密、保管和报告重大合同信息等行为，并对这些合同管理行为分别作出相对明确具体的规定，为民事合同基本管理奠定制度规范基础。二是根据集中采购、工程建设类合同的专业特点和存在的法律风险，进一步统一完善较为分散的相关专有规定，以总行规范性文件的形式，适时制定出台关于集中采购、工程建设类合同管理的相对详尽的专门规则，加强此类使用频率高、专业性强合同的管理工作，最大程度维护好人民银行及分支机构的合法权益。三是针对技术开发类合同的专业特点，考虑到近年来该类合同使用呈现出不断增加趋势，建议总行必要时制定出台技术开发类合同管理的专门规则，促进技术开发活动高效安全进行。
（二）加强合同履行等后续环节管理。
一是要摒弃以往思想认识上“重签订、轻履行”、“紧审核、松实施”的合同管理旧思维、就习惯，让合同管理“全过程、系统性、动态性”管理的思维贯穿于合同始终。认识到合同管理就是由洽谈、草拟、签订、生效开始，直至合同失效为止。不仅要重视签订前的管理，更要重视签订后的管理。二是要学习正确全面的合同管理知识，使相关管理部门认识到，合同管理不仅仅是起草、谈判、审查和签订合同，这些行为的完成才标志着合同的生效。合同生效后的履行、变更、解除、争议处置和权利救济等等后续环节，也是合同管理的分内事宜，不容忽视。凡涉及合同条款内容的各部门都要一起来管理，要注重履约全过程的情况变化，特别要掌握对自己不利的变化，及时对合同进行修改、变更、补充或中止和终止。三是要对合同履行等后续管理涉及的履约担保、情势变更、验收付款、维保售后等环节，明确相关单位和部门的管理责任，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合同后续管理按照规定、稳步有效推进。
（三）夯实合同发起部门的管理责任。
一是要彻底改变合同管理仅仅是法律部门或集中采购部门等一个或几个部门职责的思想认识。要在工作理念和职责分配上明确：合同管理实行总行统一管理，各分支机构分工负责，法律事务部门和合同发起部门分工协作、各负其责。二是要明确合同发起部门对合同的实施效果承担主要内部责任。法律部门仅负责制定本单位合同管理的相关基本制度，在签订之前对合同进行法律审查，当合同履行中出现纠纷时协调处理，并及时总结辖区合同存在的法律风险，适时进行风险预警提示。除此之外，有关合同的其他所有行为或活动，都属于合同发起部门应该负责或牵头协调的职责范围，发起部门应当履行职责，不容推脱。三是要加强对合同发起部门负责合同管理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使负责合同管理工作的人员通过《合同法》及总分行合同管理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学习，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业务知识和总分行合同管理的有关制度规定，为合同发起部门顺利履行合同管理职责奠定基础。
第二，石油合同监督方面存在风险。在合同的签订之后，一些石油企业不注重合同的跟踪监督，导致合同的执行和实施得不到有效的跟踪处理，给石油企业的发展带来较大的经济风险和管理风险。部分石油企业的履约意识较差，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往往还面临着违约风险。在某些情况下，石油企业因为对自身管理不到位导致合同履行难以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终影响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稳定发展。
第三，石油合同签订和管理过程中存在法律风险。石油企业在签订合同或者管理合同时，往往因为条款的合法性和恰当性而给合同带来一定的问题和风险。由于法律上的风险带来的经济利益侵害将会将石油企业带入到合同纠纷的旋涡，最终可能因为经验的不足而导致纠纷问题处理的不当，产生经济利益损失或者名誉损失。
二、规避石油企业合同管理风险策略
（一）完善管理机制，建立清晰的权责关系
首先，要建立合同归口管理部门。石油企业应该完善管理体制和制度，企业领导应该承担起建立合同归口管理部门的职责，积极地进行部门建立和资源分配，对合同档案保管和中大?济合同谈判制定规范的管理制度，明确合同签订专用章，将合同的归口管理落在实处。
其次，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明确各部门的沟通职责。企业要清晰地划分财务部门、业务部门和合同归口管理部门的职责，并在各个部门之间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渠道，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实时沟通、定期了解。
再次，要完善并落实管理制度。在结合现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石油企业可以针对合同管理各个层面进行职责划分，确定各部门签订经济合同的范围和条件，明确合同审批流程和权限，并对经济活动的关键环节设置详尽的流程以供遵循，在明确要求的基础上坚实地落实各项制度。
最后，要注重合同档案管理。档案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地进行资料整理和更新，根据合同谈判和签订的进程来收集、整理和保存档案资料，各部门还应该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建立合同台账。
（二）有效地规避合同管理系统风险
石油企业在签订合同之前要做好市场调研工作，进行国际形势变化预测，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将风险管理和企业管理有效融合的方法和对策。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企业应当在考虑市场现实状况和综合分析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考虑签订事宜，分析合同签订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可能潜在的风险，及时做出风险评估和预警方案，提升企业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和合同管理能力。石油企业应当针对合同管理系统风险形成自己的一套科学化和有笑话的管理方案，让合同管理能够有章可循，使得各个合同管理部门能够明确自身的职责，在无形中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合同签订的每一个过程都要有明确的记录和记载。除此之外，石油企业还要加强对合同管理相关人员的培训，使得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能够在合同管理过程中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以便胜任将来更多的合同管理工作。
（三）进行事前调研、做好源头管理工作
第一，对采购需求进行审查。在实施采购活动之前，石油企业首先应当对采购需求进行调查，论证采购目标的合理性，如果合同涉及到较高的专业技术和复杂的法律关系，还要组织技术专家、财务人员和法律专家参与到合同的签订过程之中来，力求使得采购需求合理合规，避免资源的浪费和重复的购买。对于不同金额和不同重要程度的采购合同，要采取不同级别的立项审批流程。
第二，加强合同订购的前期审查。石油企业需要在签订合同前对对方当事人的资信状况、履约能力、资质情况、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进行详尽的调查，论证其是否能按时履行合同、合同履行质量高低以及产品质量保证程度，将合同风险降到最低。
（四）注重合同审查，强化监督程序
（一）传统电力工程合同管理的现状分析
1、没有完善的合同管理网络，大多数企业都没有形成职能明确的管理网络，部门职责不清，现有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不高，尤其是缺乏专职合同管理人员；
2、没有规范的合同管理工作流程，工作要求及职责不明确，且管理方式还以手工管理方式为主，合同管理水平低下，使得施工项目工程的管理和执行得不到有效保障；
3、没有规范的文档管理制度，在签订书面合同时，往往不够规范，周期长，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够理想且易给企业造成不可预计的损失；
4、合同管理数据不能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丢失现象严重，查找调用费时费力，造成后期合同管理困难。总的说来，合同体系不规范不健全，合同管理水平低，仍是我国建筑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基于此，传统的合同管理已无法满足现代化建设电力施工企业发展的需求。
（二）电力施工企业合同规范化管理建设存在的问题
1、思想认识不足，投入力度不够。大多数企业对合同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建立完善的合同管理机构，对合同风险缺乏防范意识，没有认识到合同管理是企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经费等方面支持不够。
2、电力施工企业合同管理流程不够明确，职责不清。大多数企业都没有制订统一规范的合同管理工程流程，由于缺乏统一的要求，各部门权责不分明，意见很难统一，造成权力大家争、责任大家推的局面。甚至有些企业合同管理部门与其它相关部门缺乏沟通，各自为政，造成合同管理脱节，效率低下。这些都是企业管理之大忌，最终将给企业带来重大的隐患。
3、合同文档不规范不统一。建筑行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需要有规范统一的合同文档来全面体现双方的责任、权利和风险。但有些业主和承包商不能完全按照合同规范文本签订合同，采用一些自制的、不规范的文本进行签约。有些业主甚至通过自制的、笼统的、含糊的文本条件，避重就轻，转嫁工程风险。
4、合同监督管理不到位。现阶段，在电力施工企业合同管理过程中，合同的申报审批、谈判签约、合同评审、履行等整个环节因无规范化管理，难以对合同全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
5、电力施工企业合同管理中信息化程度还比较低。不少企业在进行电力施工企业合同管理的过程中，常常还是以传统的手工操作为主要的管理方式，比如，在签约前的合同审批和评审环节，涉及人员众多，程序复杂，周期长，造成有些合同长时间不能签定，严重影响电力施工企业的进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建筑电力施工企业合同管理的成本费用，还严重影响了建筑电力施工企业合同管理效率，制约了建筑电力施工企业合同管理的现代化进程。
6、合同管理人员素质不高。许多企业合同管理人员思想品德不过硬，文化水平不高，业务不精通，没有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缺乏系统的法律知识，无法对合同涉及的各项法律问题作出正确判断，无法对合同进行有效的管理。
三、实现电力施工企业合同规范化管理的措施
（一）加强思想引导，加大宣传力度，制定科学合理的合同规范化管理建设实施措施。不断强化思想的引导，加大宣传的力度，让工程企业的主要领导和相关管理人员树立正确的工程合同管理意识，促进企业对电力施工企业合同管理的重视。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学习建筑企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合同管理知识，尤其是对于相关的《合同法》、《建筑法》等，从根本上提升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和专业知识，进而制定科学合理的合同规范化管理建设实施措施，有效增强建筑电力施工企业合同管理水平。
（二）结合行业特点，引进技术，建设集合度较高的电力施工企业合同统一管理平台。传统的管理方法效率相对较低，在当前信息化时代，运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来进行合同管理是现代企业合同管理的必然趋势。应鼓励工程企业根据相关工程行业的实际情况，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引进相关科学技术，以合同相关法律法规作为基本原则，结合合同操作全过程中的因素，构建具有网上申报、审批、审查、签订管理、履行管理、数据统计、数据分析汇总等功能，属于企业自己的集合度较高的电力施工企业合同统一管理平台，有效推进本企业工程合同规范化管理进程。
（三）建立电力施工企业合同规范化管理流程。要确保电力施工企业合同统一管理平台有效运作，实现工程合同的规范化管理，笔者认为前提是需建立统一且规范的合同管理流程。
首先，企业需形成一个完善的合同管理网络，明确合同主管部门、承办部门及其它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及要求，从而保障统一管理平台各个环节运作的有效性。
其次，企业需形成一个标准化的合同操作流程，明确每个操作环节的功能及要求，以及操作的标准流程指向，使操作人员有明晰、规范的工作指南，从而确保统一管理平台快速、有效、规范的运作。
（四）企业还应制定一系列与合同相关的统一标准程序文件，如在建工程一览表、合同项目申报表、合同评审表、合同标准模板、合同管理数据台帐等，以保障统一管理平台操作的有效性。建立电力施工企业合同的规范化管理流程，除了能够保障统一管理平台的有效运作，还能够全面完善合同管理数据，易于对合同各个环节的控制，易于对合同项目全过程的监管，也易于企业管理层查阅调用合同管理数据，快速做出经营管理决策。
四、电力施工企业做好合同管理主要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提高思想认识、制定合同管理标准程序，加强合同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培训企业决策层应认识到合同管理的重要性，制定出合同管理的标准程序，使合同管理工作程序化、科学化、规范化。合同管理应明确管理机构及职责、合同订立程序、制定承办人制度、审查会签制度、授权委托管理制度、审计监察制度、合同管理考核及责任追究制度等。定期针对合同管理人员开展管理交流与业务培训活动。
(二)认真分析招标文件中的合同条款
现建设工程基本采用招标方式，招标文件中均附有合同条款，在招标阶段应对合同条款详细分析，如：如何计量、如何计价、价差如何调整、甲供材料范围、进度拔款比例、付款形式等都是关注的重点，分析研究后制定相应的投标报价策略。
(三)组建精干谈判队伍，合同谈判前统一意见
参与合同谈判的人员应经验丰富、思维敏捷、语言表达能力强、有主人翁责任感，谈判队伍中要有把握谈判重点的领导，也要有关注细节的技术、经营方面的专业人员。合同谈判前全面分析合同条款中不明确的内容，如：施工量与清单量有差异时价格如何调整；材料价差调整品种；材料价差风险范围等往往在招标阶段描述并不十分清楚，在谈判前谈判队伍内部要先进行评估，提出哪些问题，如何提，谈判要达到什目的，让步的底线，都要事先做好准备，形成统一意见。谈判前还应尽可能的多了解对方的情况，掌握主动权。谈判过程中要有耐心，不急不燥，逐步试探对方底线。
(四)重视施工前合同交底，提高全员合同管理意识
工程开工建设前，应组织施工、技术、经营、物资、财务等方面管理人员参与合同交底，交底内容主要包括：施工范围，发承包方的职责及技术方面要求，材料及设备合同双方供货范围，质量、安全、进度、保修等方面要求，合同价款构成、费用结算、进度款支付条件等，树立起“合同管理是每个人的责任，更是我的责任”的意识，促使企业员工工作重点围绕合同约定开展。
(五)注重合同履行过程中承发包双方地沟通，并形成书面记录
合同履行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有些会引起工期变化、有些会引起费用变化、还有的会引起工期及费用均发生变化。当事件发生后，电力施工企业要及时与发包方沟通，就造成的损失提出书面补偿意向，也就是施工索赔。做好合同管理中索赔管理的作用，首先，可以为结算提供支撑资料；其次，可以保护企业利益，预防和减少损失；第三，可促进和提高承发包双方基础管理工作水平。
(六)定期进行合同管理检查
根据建设电力施工企业施工期可每月或每季度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检查，主要包括：进度、质量、产值、索赔、合同变更情况等方面。
(七)进行合同管理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