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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电影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探析
其一，营销模式的多元化发展。传统意义的电影传播模式基本都是靠大量的广告宣传作为营销手段，而微电影的传播模式则更加的多元化，不仅仅采用传统电影制作的传播模式来进行传播营销，还在网络、音乐、广告、文学等不同的领域开展新的路径来进行传播宣传，不断地探索与开发周边衍生产品。特别是在植入性广告方面，是微电影发展与盈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将品牌以及品牌内涵故事以巧妙的构思融合在短短的影片内，从而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其二，与传播受众之间的互动。微电影的传播模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电影传播与受众之间清晰的界限，其高效便捷的互动性是传统电影传播模式所不具备的。微电影的传播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传统电影依靠银幕与固定场所带来的限制，使得传播受众能够更好地参与其中。另外，微电影在传播手段上的多元化，利用自由点播、自由评论等手段，也在无形之中加快了微电影传播的效率。这使得传播受众在电影的传播过程中不再是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甚至使得微电影的制作与传播成为一种传播受众都可以参加的事情。其三，传播受众的定位。微电影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迎合了传播受众的心理，80、90后作为网络受众的主体，微电影在题材的选择上更加地贴近这一受众的生活与心理，从而使得传播受众更加关注微电影题材所传播的信息。其四，以“大众文化”作为切入点。微电影的产生与发展是基于网络以及影视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的前提下，在整体的网络社会背景下，微电影得到长足发展的切入点则是更加贴合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向。如今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传播受众的精神文化也逐渐地转变为大众文化，同传统意义的电影传播相比较，微电影更加注重对于大众文化的贴合，更加注重对于个体生活的叙述及表达。多元化发展模式，个性化表达方式，这正是微电影能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得到迅速传播的重要途径。其五，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传播“碎片化”。随着网络传播技术及模式的不断发展更新，微电影的传播模式也在随之不断地发生改变。新媒体时代下，传统传播模式变得不断的微小化、碎片化，个性化诉求的呼声在新的网络社会背景下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更加倾向于快捷方便的传播模式。微电影的出现恰恰在这一方面契合了传播受众的心理诉求，使得人们可以利用各种“碎片化”的时间段来观看微电影。
三、微电影传播发展的优势
其一，微电影在传播发展上具有门槛低、周期短、发行简单的优势。一是微电影在制作方面投入资金较低，相比较与传统电影制作模式，微电影在这一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二是微电影对于拍摄器材及拍摄周期方面要求较低，可以更快地速度制作出成品影片。三是借助网络媒体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微电影在传播发行方面更具有竞争力。其二，微电影更具有互动性、娱乐性。传统意义的电影制作，在场地、剧本、演员、资金等方面都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而微电影则具有更大互动性，利用网络传播平台，传播受众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兴趣，甚至自己可以参与进来，参与剧本的写作、影片拍摄等过程中。此外，微电影由于小成本制作，更加贴合大众文化，符合大多数传播受众的口味。其三，微电影的创作更加自由，空间更大。微电影的传播渠道主要是基于网络传播平台，作为一个新兴的事物，网络传播平台使得微电影在创作与传播方面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与空间性。传播模式的简单化也使得传播受众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个平台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与独特的风格。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必然能够推动传统电影制作的传播与发展。
四、微电影传播与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其一，概念问题。微电影作为新媒体网络传播时代的新兴产物，与传统电影制作与传播模式不同。传统电影在制作与传播方面更具有专业性、系统性，其不会因为网络传播媒体的发展而变得简易化与平民化，而从意义上来讲微电影其实就是短片，这在根本上决定了微电影的简易特性。从概念上来看，微电影究竟是属于传统电影还是网络视频，又或者是商业广告？其二，表达问题。微电影受到播放时间的限制非常大，虽然短时长播放在传播上能够更好地推动微电影的发展，但是受于时间的限制，微电影在表达方面也成了作品叙事的一个很大的障碍。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微电影的内容与创意才是其传播的核心所在，一部优秀的微电影作品，不仅要在叙事上做到圆满，更要能够贴合传播受众的心理，满足传播受众对于文化的需求。这样才能使得微电影在传播叙事及内容上更具有新颖性与审美性。其三，模式问题。微电影的传播与发展主要依靠的还是网络传播渠道，然而随着网络的不断开放与多元化发展，传播受众如何能在缤纷繁复的网络媒体爆炸化时代背景下更好地接收微电影所要表述的内容及含义，这也是每一个微电影人所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其四，版权问题。网络渠道的传播使得微电影在盈利方面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果商业传播模式下，微电影不能走出免费观看的圈子，那么其必将走入传统电影的发展模式与体系之下，随之而来的就是关于版权方面的审查问题。传统电影在制作与传播方面，国家对于版权的审查已经有了一套完整且成熟的审核体系，然而作为新兴的微电影传播模式，国家相关部门对此并没有完整健全的体系来对此进行审核，在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微电影如何能够保持健康的发展，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促进英语口语习得传播意味着信息的传递和“运动”。在英语口语习得中，习得者不断地获取信息点，同时，又不断地交流和传递知识。课内的师生互动，课外的实践练习都可以被视为语言的传播。学习者在交流中利用传播渠道，获取信息，加工信息，进而沉淀为知识。在传播中，教师要培养学生的口语交流能力和善于向别人学习的良好习惯。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它会促使学习者抓住时机，利用各种氛围，做好英语口语的传播交流。在课堂互动期间，面对集体、小组或两人等形式的任务设置，习得者的人际传播的欲望和积极性激励他们有效介入。在这种人际传播交流中，学习者巩固了知识点，把交流中的点不断集结为模块，丰富学习的成果，夯实英语口语基础。在培养学习者习惯方面，要注重以下两方面：第一，让习得者充分做好自身“功课”。习得者要利用不同时间段，常回忆，勤动嘴，学会“自言自语”。从人内传播的理论角度看，习得者个体对知识在大脑中的储存、归位和自控式输出可以增加传播的频率，提高习得效率。养成动嘴的习惯，从自身努力，在习得中发挥学习者的聪明才智，勤奋努力，用内在的自身传播巩固所学。第二，勤于人际交流，加工和输出大脑储存信息。学习者要在课堂互动和老师布置和设置的情景练习中积极介入，在和同学的交流中突出自己的存在和话语权。从理论的角度看，内外传播对学生英语口语实践应用能力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
（二）通过传播建立师生的英语口语交流观
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基•西美尔（Georg•Simmel，1858－1918）认为社会是一个过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社会。西美尔指出交流的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互动的结果，二人间有可能互相依赖，三人组有可能把意志强加给别人，多人小组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混乱。西美尔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不同人数的组群在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影响和产生的效果。依据西美尔理论观点，在进行英语口语习得和指导学生的互动交流时，教师要及时引导学生，让学生积极参与活动。学生的交流活动要避开不利因素，让参与者能够发挥所长，在氛围的助推下，让输入和产出等量进行。教师应该有紧迫感，时刻把握英语口语实践的机遇，起到引领者的作用。教师的示范会让习得者积极效仿，在当今人才需求实践的社会大背景下，英语口语的实践性应该得到落实，教师是这个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其实，西美尔的理论观点也是基于这种需求，因为传播本身就源于实践。人际传播是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循环，以英语语言为形式的英语口语传播是提升和强化习得者英语口语能力的很好途径，传播不仅锻炼了习得者的英语口语，而且在交流中加强了人际关系，扩展了相关知识。习得者的交流传播在不同范围内的效果不尽相同，引导习得者适应英语口语在不同场合的实践需求，这样才能使习得者的英语口语得到真正的提高。在英语口语的互动交流活动中，教师要鼓励习得者的合作精神，要兼顾对方、理解小组内其他成员的诉求，让大家参与，大家有话语权。
（三）在传播中用情感
推动农村学校学生英语口语习得英语语言的交流是人内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综合体现，在这种传播交流过程中，少不了人的情感。富有情感的交流加强和增进交流的实效性，能够获取令人满意的效果。在研究和实施农村学校学生英语口语习得与教学实践中，应该避免单一的纯语言教学模式，教师对习得者要用情施教，富有亲和力，以此推动习得者学习的积极性，让习得者乐于张流。同时，教师要通过示范等形式让习得者之间的英语口语交流富有情谊，变得通畅自然，通过交流缩短交流传播者的情感距离。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认为“语言要成为一种交流的工具就不但要意义上一致，而且也要有（无论这听起来多么奇怪）判断上的一致”。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情感交流来实现，学习者之间的口语传播交流在认同感和同位性强的情况下交流的欢悦度就高，输出、输入的成就感就强，交流传播者的“一致”性就多了。所以，注重传播交流中的感情因素有利于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英语口语交流，能够加速成效的显现。
二、注重农村学校学生英语口语传播交流的技巧
把传播学应用在农村学校学生的英语口语教学中是本次研究的创新。我国学校开设英语课的历史较长，源起于十九世纪，但英语实践应用的效果还有待提高。农村学校学生英语口语教学需要调整思路，教师要注重社会市场需求，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落实英语口语习得中的技术与技巧。
（一）研究学生在英语口语传播交流中的心理
《2011年版初中英语课程标准》和《2012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要注重语言学习对学生的价值，英语口语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突出主体，同时要承认差异。面对学生的差异，就要研究学生在差异现实中的心理轨迹，英语口语是语言的外壳，是人们交流和传播的外化体现。针对差异化的学习者，施教者需要在统筹全体学生教学大局的同时，照顾差异，让全体学生在英语口语学习中受益，学习者的成就感是激励其继续学习的动力。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Karl．R．Rogers）主张要尊重个体的心理需求，促进学习者心理的良性发展和循环。由于英语口语习得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习得者遭遇多方面的压力，以至于产生压抑感，疏导学习者的种种不悦心理，倡导和扶植他们健康的心理是保证推进教学和习得顺利进行的前提。教师不能只抓好学生而放弃口语表达差的学生，这会造成部分学生的学习心理受影响。罗杰斯主张要给学习者创造快乐学习环境和树立学习信心，农村学校的学生受地理环境和各种条件的限制，在英语口语的学习和实践传播交流中有惧怕现象，走出这种困局，学生需要掌握学习技巧，需要教师给予技术指导。教师要对习得者有针对性地施以技术指导，让习得者在英语口语交流中学会使用技巧，以积极的心态和心理参与英语口语交流。
（二）把握好英语口语交流传播的时机
赫舍尔（A．J．Heschel）指出，人和人在相遇之后很可能要建立联系，彼此要合作。这从发展的角度阐释了语言传播交流的人类属性。作为个体，习得者的英语口语学习和交流同时也是在集体中进行。让习得者养成合作的习惯，英语口语交流习得应该像日常的生活一样自然。走出英语学习少口语的误区，英语口语实践和提高就会变成可能。所谓合作是指习得者能够抓住机会，主动积极和别人或同伴进行英语口语交流，这种交流符合传播学的要求。习得者谈论彼此感兴趣的话题，实践学习内容，可强化口语表达能力。这种英语口语的人际传播是建立在人内传播基础上，习得者对习得内容的内在传播为英语口语的人际交流奠定了基础，使得与他人的交流变得顺畅。我国学者王怡红在《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中指出，传播中者会采取“策略”、“技巧”，进而形成“互动”、“关系”和“能力”等。这种观点十分符合语言交流传播的发展过程，它对指导农村学校学生的英语口语习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教师要把英语口语教学看作是语言交流，把对语法规则的解释和训练融入到口语交流中，避免把英语口语变成单一枯燥的规则课。教师应采取策略，教学中讲究策略，使用技巧，在课堂上充分互动，让教学内容在互动实践中进行，通过实践交流传播来提高学习者的英语口语能力。
（三）把新课标的要求落实
在技巧性传播交流中九年义务制英语教学大纲指出，英语教学要“充分体现语言学习对学生发展的价值”，要突出“语言学习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语言应用的首要目标是传递信息和人际交流，口语使用是最基本和最常用的交流形式。2012年修正的普通高中应用教学大纲第三部分把学生的语言技能放在第一位，在语言技能中突出了英语口语表达，《修正》充分体现了口语传递交流的重要性。农村学校英语口语习得要实现课标的要求，强化学生的英语口语实践能力，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理论指导，在实施中需要技巧。美国传播学学者丹尼尔•杰•切特罗姆（Daniel•J•Critrom）指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和传播而存在，也应该在传递和传播中存在。”切特罗姆从传播学的视角阐述传播和传递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英语口语在英语语言学习中也具有同样的作用。依据课标要求，正确把握语言的交流特性，依据传播理论，在互动、实践和传播中提升英语口语习得，让习得者形成用英语交流的良好习惯，让英语口语交流和传播存在于英语习得中，从而提高习得者的英语口语实际应用能力。
三、传播交流是英语口语的命脉
美国学者哈罗德•密芝尔（Harold•E•Mitzel）提出了有关教师、教学过程和教学成果的三大变量的学说。在教学的整体进程中，结果的变量来自于过程与付出，习得者英语口语提高需要个人、互动合作和教师的指导，形成交流圈。在英语口语习得的过程中，传播交流增进了学生的语言驾驭能力。因此，指导学生经常自己反馈，同时，抓住机会，扩大交流实践。
（一）英语口语交流与传播的对接
英语语言学概论把语言描述为“Languageissymbolofarbitraryvocalsymbolsusedforhu－mancommunication”，所以，语言的属性就是首先满足人们交流的需求。作为第二语言，把主要精力放在记忆语言规则上是不妥的，它偏离了语言交流应用的主流方向，弱化了对英语口语交流的训练。轻视语言交流传播实践的现象有悖于外语教学原则，重视英语口语互动习得，把交流和传播对接才是英语教与学的正确方向。教师应该指导学生在交流传播中实践英语口语，通过预设的环境氛围，让学生实践口语传播交流。根据传播学的人际交流精神，学生之间的交流传播是一种理想的实践和推动英语口语习得的方式，英语口语本身就是交流和传播的结合。无语言就无传播，不用以传播的语言就会退出语言世界，因此，从理论的角度看，把英语口语传播和交流的结合是有效提高英语口语的方法。二者的对接是从实践视角发展了英语口语习得。语言学专家贝纳德•斯伯尔斯基（Bernad•Spolsky）提出了二语习得中的几个因素，社会环境、诸多态度以及个人动机，英语口语的交流和传播符合斯伯尔斯基的观点，农村学校学生的英语口语习得要在交流和传播中实施。
（二）社会发展需要会英语口语交流的人力资源
世界的地球村发展趋势越发明显，人际交往的语言性也越发突出。农村英语教学不仅不能弱化口语，而且要根据新课标的要求，突出和强化口语教学实践，彰显语言交流传播的特性。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96％的学生认为学好英语口语很重要，84％的被访学生认为学好英语口语可以提升整体英语水平。对于英语口语在英语习得和社会需求中的重要性，学生高度重视。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酒店餐饮业涉外经营与交往、对外贸易、劳动力输出等经营活动的增多，我国社会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不断国际化。因此，能够进行外语交流，特别是英语口语交流的劳动者会更容易就业。以酒店为例，懂英语交流的管理者和服务者报酬高，工作面宽。现在的中学生就是明天的社会人力资源，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是当今各级学校教师的职责。捷克大教育家扬•阿姆斯•夸美纽斯（ComeniusJohannAmos）在《大教学论》中强调，教师要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教师要让学生在英语口语交流传播中形成好习惯，自觉实践，服务社会，受益终生。交流传播是英语口语生存的根本，懂英语口语交流的人力资源在社会市场竞争中具有优势。
传播学应当从传播学家的书斋、课堂里解放出来，成为造福于天下普通老百姓的有力工具。只有把传播学解放之路的起点从“信息”、“符号”退回到人类为何需用传播的原发点“传播的基元”，点中普通老百姓理解传播学的“灵犀”，传播学才易于为广大民众所了解、掌握。
Abstract:Communicationshouldbeemancipatedfromthestudyandclassroomofcommunicationexperts,andbecomethepowerfulinstrumentofbenefitingthecommonpeopleacrosstheworld.Onlyifthejumping-offpointoftheemancipationpathofcommunication,hasbeenmovedfrom“information”and“symbol”backwardstotheoriginthatthereasonwhyhumanbeingneedscommunication,whichiscalled“thebasicelementofcommunication”,constitutedthe“resonance”forcommonpeopletounderstandthecommunication,coulditbeeasierforthebroadmassesofpeopletoknowandmasterthissubject.
Keywords:communicationtheemancipationpaththebasicelementofcommunication
一，背景与目的
培根说：“科学的力量取决于大众对它的了解”。上世纪中叶，中国大陆曾掀起“围湖造田”、“毁林开垦”的热潮，自从生态学中的基本理念、环保意识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以后，又兴起了一个“退田还湖”、“退耕还林”的风尚。科学发展史上许多触目惊心的史实告诉我们，一门科学能否最大限度地造福于人类社会，取决于是否争取到大众对本学科的充分了解和特别重视。传播学是否能最大限度地造福于人类，也取决于它是否为最广大的社会民众所了解、欢迎。那么，从人类传播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传播学是否被社会大众所了解呢？
2003年暑期，我对党政干部、工程师、企业家、大学生、商人、市民、工人、农民、警察进行了一次简单的问卷调查，结果有93%的调查对象不知道传播、传播学。在回答知道的7%的调查对象中，我进一步问：“传播、传播学对你有用吗？”除1人能说出部分用处外，其余都答不上来，有一调查对象甚至反问道：“传播、传播学又不是锅、铲、水果刀，我拿它干什么？”。
可见，社会大众对传播、传播学还不甚了解。
那么，影响社会大众不甚了解传播、传播学的原因是什么？要把传播学从传播学家的书斋或课堂里解放出来，成为造福于亿万老百姓的有力工具，首先应从哪里着手呢？
这就是本文要考察、探索这一问题的原由和目的，下面报告考察、探索的结果，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二，传播的基元
这几年考察发现，影响社会大众不甚了解传播、传播学的原因很多，这里只交待其中最重要也是首要的原因，那就是在于我们解释传播时，没有从传播的基元出发。
什么是传播的基元？就是人类元初传播之所以发生的那个根据，即人类元初的传播为什么会发生，如何发生？
人，作为社会的人，必须相互结成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相互依靠，相互帮助，才可能生存，才可能发展。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其前提就是相互要交流思想感情。一个人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同情、支持、帮助、协作、配合，前提就是要让别人了解自己的需要、愿望、想法之类的思想感情，而人的思想感情隐蔽在脑子里，看不见摸不着。如何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思想感情呢？聪明的人类想出的办法就是：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符号来指代或描述头脑中的看不见摸索不着的思想感情。如果嫌这种通俗易懂的说法不准确，改为更确切的说法就是，用感觉器官可感触得到的符号来指代或描述头脑中的看不见摸索不着的思想感情。如示意图：
图中的“传受双方的共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传者在使用什么符号来指代自己脑子中的某一思想感情，必须要与受传者事前有个共识，否则，传者使用了某一符号也不能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给受传者。《儒林外史》描写过一个名叫严监生的人物，临死时脑中有个想法，但说不出话来，只好伸着两个手指作为符号来指代他那一刻的思想。但“两个手指”这一符号指代什么思想，在场的几个与他对此符号没有共识的人都不知其意，一个接着一个猜问。他哥哥的大儿子说：“二叔，是不是你还想见两个亲人？”，他听了吃力地摇头；他哥哥的二儿子说：“二叔，您是不是还有两罐银子埋在哪儿？”他听后瞪了一眼；抱着小孩的奶妈说：“老爷，您是不是想见孩子的两个舅舅？”他也是摇头；他的夫人赵氏揩着泪说：“他爷，他们说的都不相干，您就是为那个燃着两根灯草的油灯费油不放心。我去拨掉一根就是了。”赵氏过去拨掉一根灯草，严监生见自己的想法通过两个手指这个符号被夫人正确解读了，自己的愿望实现了，才将手放下，头一搭，放心地离开了人世。
这件事说明两个道理：
①，任何人，要让别人知道自己头脑中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感情，必须用别人感觉器官感触得到的符号来指代和描述；
②，传者要让受传者明白他使用的符号指代他头脑中的什么思想感情，事先要在什么符号指代什么思想感情上，与受传者达成共识。
这两个道理就是元初传播发生的根据，就是人类元初传播为什么发生，如何发生的基元。这基元，是广大民众甚至文盲、半文盲的民众理解什么是传播，为什么需要传播的“灵犀”。
如果从传播的基元出发，点一下这个“灵犀”，普通老百姓就会理解什么是传播。在一次乘坐三轮车时，车夫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研究传播的。他提高嗓门：“研究传播，传播是啥子（什么）东西？”我从传播的基元出发给他一解释，他释然地直点头：“我懂了，我懂了，原来传播是让人相互了解脑子里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感情的妙法，我们平常向别说活就是在用听得见的声音符号向别人表达我们脑子里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给亲人写信就是用文字符号向亲人表达自己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感情。这样说来，我们活在世上，人人都离不开传播，人人都得传播。照老师的说法，表达啥（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用啥（什么）话，写啥（什么）字，都有章法，不得乱用。呵，看来，这门学问有用、有用，我们这些卖力的粗人也得好好学一学啊。”
三，悬糊的理论及其阐释
为什么从传播的基元出发去解释“传播”连三轮车夫都会豁然开朗，而前面所述调查中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党政干部、工程师、大学生中的大多数人却不十分理解流行的传播概念呢？
这正是传播学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引进到中国以来所呈现的一个奇怪而又必须说明白的问题。之所以说它是“必须说明白的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是传播学的基础理论问题，是关乎传播学发展战略的大问题。
传播就是人们使用感觉器官可感触得到的与别人已有共识的符号，相互间传达、交流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感情的活动。这样表述的“传播”之所以让人很容易明白，是由于这个“传播”不是悬空的，而是与人们传播实践活动血肉相联，是从人们的传播际出发、从人类之所以产生传播的原发点出发的。这个原发点就是，传播是人们用来交流思想感情的，由于思想感情隐蔽在脑子里，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才生出用可感知的“符号”、“信息”来指代它的需要。交流隐蔽的思想感情是根，是因，是出发点，“符号”、“信息”是“根”上生出来的“芽”，“因”上结出的“果”，是从出发点上路后的第一个站点而不是始发站。“传播”的流行解释之所以让人胡涂，就在于既不管“符号”、“信息”是“根”还是“芽”，更不问这“符号”、“信息”是“因”还是“果”，便轻率、冒失地以“符号”、“信息”为传播的基点、始发点来解释传播，结果，人们听了这种解释后还是不明白生成传播之因：为什么会发生传播；不明白传播的根：传播是如何发生的；不明白“传播”、“符号”、“信息”与人类实际生活有什么关系，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什么作用。而且，撇开“交流隐蔽的思想感情”这个根，把“符号”、“信息”作为解释传播的基点、立足点、出发点，不仅增加了说明传播含义的困难，更增加了理解的困难，特别是增加了广大民众理解传播含义的困难。
例如，被我国传播学界推崇为“传播学集大成者”、“传播学宗师”威尔伯•施拉姆，在其《传播学概论》一书的第一章的“传播的含义”这一节里，先从communicationr的多种含义谈起，引言竟花了15。4%的篇幅。接着再拿61。5%的篇幅说“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之后才涉及这一节的主题，说，传播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来到一起，试图共享某种信息”。至于哪些东西带有信息？除了“言词”之外，施氏例举了“一个手势”、“一个接吻”等一大堆“都携带着信息”的事物。他为了要读者注意传播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竟用了16。4%的篇幅。在引用了金斯利•戴维斯的话后说：在传播关系中，人们总是带着“第三只耳朵”倾听的。接着就强调，无论传播关系“顺当”与“不顺当”，都会起“作用”：“使我们能够在头脑中构成印象观察我们的环境和指导我们的行为”。①由于施氏在这里把传播的含义立足在“共享信息”上而不是立足在“交流隐蔽的思想感情”上，脚不着人们现实传播的实地，悬空，决定了他说不清楚“传播的含义”，只好东拉西扯，越说越让人糊涂。可是长期以来，这段毫无条理，逻辑不连贯的关于“传播含义”的论述却被奉为经典，当着“皇帝的新衣”来赞美。面对这样的论述，随着传播学中国化的深入开展，已到了该说老实话的时候了。
立足于“信息”来说明传播含义是悬空之举，糊涂之果，那么，立足于“符号”呢？
例如，美国学者B•贝雷尔森说：“所谓传播，即通过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主要媒介。。。。。。所进行的符号的传递。”②对于普通读者，特别是广大民众读者看了这个定义不但不会明白什么是传播，反而更糊涂：什么是符号？为什么要传递符号？与我们的生活、生存、发展有什么关系？我们离不离得开传播？。。。。。。等等，也是悬空之举，糊涂之果（顺便指出一点：B•贝雷尔森在这里犯了“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他在定义项里使用了包含被定义项的概念）。
可喜的是，国内有学者近乎脚踏实地的指出：“传播是一个符号化和符号解读过程。符号化即人们在进行传播之际，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意义）转换成语言、音声、文字或其它形式的符号；而符号解读指的是信息接受者对传来的符号加以阐释、理解其意义的活动。”③说这一解释“近乎脚踏实地”是鉴于：一方面指出“传播是一个符号化和符号解读过程”是非常正确的，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两个不足。不足之一是没有用“隐蔽的思想感情”而用“意义”，这就突不出“隐蔽性”、“不可感触性”，也未突出“符号”的可感触性。人类之所以需要传播是因思想感情的隐蔽性，才产生了使用可感触的符号来指代、描述的传播行为。思想感情的隐蔽性与可感触的符号的使用，是我们解释传播时不可忽略的两个特性。忽略了这两个特性，我们就说不明白为什么需要借助符号来传播，广大民众也难于明白人类为什么要传播，如何传播的道理；不足之二是只说“信息接受者对传来的符号加以阐释、理解其意义”，没有交待受传者是“按传受双方对什么符号指代什么思想感情的共识”来理解“传来的符号”的意义的。因为，缺了“传受双方对什么符号指代什么思想感情达成的共识”，受传者是不可能理解“传来的符号”的“意义”的，正像普通人不能理解敌国间谍传来的密电码是什么“意义”一样。
不仅离开传播的基元我们说不明白传播为何发生、如何发生的道理，而且，离开了传播的基元，符号学家也说不明白符号为何发生的道理。请看，被称为符号学之父的皮尔斯的符号理论：
这位符号学之父皮尔斯是这样解释他的符号模式的：“符号对某一个人而言，在某种情况或条件下，代表着某种事物。它向某人表达，也就是在该人心中创造一个相同的符号，或者是一个更精致的符号。该人所创造的这个符号称之为原先符号的（解释义）。这个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即指涉物。”④
请看，这个模式及其解释由于没有从传播的基元出发，没有说清楚也不可能说清楚人类为什么要用符号？人类拿符号来干什么？人类是怎么使用符号来相互传达、交流自己头脑中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感情的？仍然是悬空之举，糊涂之果。
三，小结
上面我们把从传播的基元出发解释“传播”与从信息、符号出发来解释“传播”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我们看到：
一，从传播的基元出来解释“传播”，点中了亿万民众理解“传播”的“灵犀”，使他们一下子明白了“传播”是怎么回事以及“传播”与他们的血肉关系，因而容易引发他们关注、重视、学习、掌握传播学知识，这就容易把传播学解放出来成为造福于亿万老百姓的有力工具；
二，现在流行于传播学著作中的那种做法，基于或立足于“信息”、“符号”来解释“传播”，那就把“传播”悬空起来，不着实地，脱离民众的传播实践，很难把“传播”的机理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受众也越来越糊涂，不利于把传播学解放出来普及到民众去。
三，要把传播学解放出来，成为造福于亿万民众的有力工具，首先，就必须从传播的基元出发来解释“传播”，而不应从信息、符号出发来
[注释]
①，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1．2完善实习机制，弥补媒体实习资源的紧缺状况专业型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一名校内的理论型导师，一名校外媒体实际部门的实践型导师。校外实践型导师大多是资深的编辑、记者和管理人员，虽然其在本单位人脉广泛、“控制力”较强，能够为自己所带的研究生提供实习机会，但媒体的容纳量毕竟有限，再加上权威媒体“喉舌”的“特别重要性”，实习学生也只是看得多，做得少，很少能真正上手，对实习岗位只起一个辅助的作用，学生实习回来后多有一知半解之感。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可以“模拟”并“重现”媒体工作的过程，从而使学生消化实习中的问题，化解困惑，弥补媒体实习的不足。
1．3充分发挥实验室教学、科研、服务的三大功能与学术型研究生相比，专业硕士生更重视实验课程。虽然学术型研究生也有一些类似的实验课程，但教学效果的优劣往往不会引起教师和学生的足够重视（重视程度甚至低于本科生），有些甚至流于形式。原因在于其更重视理论和学理性的探究，技能性的课程只是了解一下而已。专业硕士生则不同，学会技能是其就业的“看家本领”之一，因而学生和教师都格外重视。实验室精良的设备、完善的服务、科学规范的管理为教师课堂演示、操作和学生实际模拟、操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实事求是地说，良好的实验教学是培养新闻传播学专业型硕士的重要硬件之一。实验室也是完成科研成果的重要场所。专业型研究生可以承担或参与媒体或导师的部分课题，并在实验室完成。教师的涉及实验的课题也可以在实验室完成，甚至本科生的有关传媒的课题绝大多数也是在实验室完成的，传媒实验室是学生和教师科研成果的重要出产地和科研的基本场所，为学生和教师的科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验室也同样很好地发挥了服务的功能。除了服务师生的教学科研以外，至少还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服务。对内，专业型研究生可以在本校的新闻中心兼职做主持人、编辑、记者，通过策划、采访、摄像、剪辑、制作、播出等环节，展示了学校的风貌，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服务了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外，专业型研究生可以把实习岗位的部分工作转移到实验室来做，或是承担的媒体的课题也拿到实验室来完成，这既缓解了社会媒体的资源紧张状况，又使社会媒体受益，同时也达到了服务社会的目的。
1．4专业硕士生有研究成果，增加了学生就业前自信心相对于学术型的硕士来讲，专业硕士生似乎更容易在媒体找到工作。这是因为媒体固然需要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但更需要上手快、会操作的复合型人才，且这部分人占媒体聘用人的大部，如编辑、记者等。专业型研究生在实验室制作的作品，可以参加省里组织的“DV作品大赛”、“专题片大赛”、“图书装帧设计大赛”、“杂志封面大赛”、“广告创意大赛”、“网页制作大赛”等，获奖作品可以作为就业求职的成果，用人单位自然愿意录用有成果的应聘者。也就是说，在学校就实现了由“校园传媒人”向“社会传媒人”的转变。专业硕士生有自己的获奖成果，就为求职增加了自信心，增加了“命中”的可能，从而缓解了以往许多研究生由于手里没有“过硬的成果”，面对用人单位的种种提问，倍加忐忑的尴尬状况。
1．5倒逼了导师的实践能力专业型研究生的实验课一部分由校外实践型导师来上，但大部分实验课是由校内理论型导师和一部分非导师来上。校内导师一般理论水平较高，但媒体实践经验、操作技能相对缺乏，带学术型的研究生还能凑合过关，带专业型的研究生就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缺陷和短板。因此导师必须适应专业硕士生的培养要求，强化技能。新闻类的实验课要掌握电视片的拍摄、剪辑、配音、制作等全部技能。传播类的实验课要掌握广告的设计和制作，图书的装帧设计、排版和印刷等技能，报纸、杂志的排版，杂志的封面设计，网页的制作等相关技能，这对学术型的导师来说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虚心学习并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专业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倒逼理论型导师强化自己的实践技能，使导师自身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赢。
2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中的实施方案
2．1实验室的配备要实现全媒体模拟培养职业型、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没有装备精良的实验室是难于奏效的，实验室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一是从规模上看，实验室要实现全媒体模拟。也就是说媒体有什么设备，实验室也要有什么设备。媒体大体有哪些工作流程、工作环节，实验室也需要具备同样的工作流程、工作环节，只是程度、精准度不同而已。二是从水平上说，实验室设备的型号、参数、配置要与现代媒体同步，至少要不低于当下媒体的水平。具备了这2个要件，学生才能把媒体的工作拿到实验室来做，才能实现媒体与实验室的“兼容”。实验室的全媒体模拟，为相关高校提出了硬性要求，相关高校要高度重视，舍得投入，要像建设工科实验室一样建设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如果仍然沿用培养学术型研究生的方法来建实验室，专业硕士生的培养目标便无法实现。
2．2完成平时作业、结课成果和社会实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对专业硕士生考查的重点，因而教师在布置平时作业和结课成果时，一般是选一些实践性较强的题目供学生选择，既可以是媒体或导师课题的一部分，也可以自拟题目完成一项应用性的成果，而这些都是在实验室完成的。实验室又为专业硕士生进行社会实践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必备条件。学术型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往往流于形式，甚至个别研究生找个单位开个证明蒙混过关。专业型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就不能敷衍了事，必须扎扎实实做好。依托实验室这个平台可以很好地完成社会实践的任务。实验室既是学校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专业型研究生可以在学校的新闻中心兼职，担任主持人、编辑、记者，通过在实验室拍摄制作节目，为校报、杂志社排版，承担校报和杂志社的部分编辑任务，设计、校园公益广告等社会实践活动，使研究生亲身感受校园传媒的实际情况，增长见识，积累经验，为进入社会媒体岗位实习打下基础。
2．3完成毕业论文专业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大致分为毕业设计和调研报告2类。其中毕业设计可以采取“作品＋报告”的形式，如新闻学专业的可以是“新闻调查片＋报告”，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可以是“专题片＋报告”，广告专业的可以是“广告设计＋报告”，编辑专业的可以是“图书装帧设计＋报告”等，这些离开了实验室是难于完成的。调研报告可以以媒体在工作中或管理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作为选题，重点考查研究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调研报告不仅要有调研采访，更要有相关数据资料的统计分析，这些内容也离不开实验室。实验室是毕业论文的出产地和加工厂。
2．4吸纳社会资源，建立联合培养基地为保障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长远发展，学校要树立服务意识，切实加大投入，提供和保障开展实践的条件。如实验室与社会媒体建立联合培养基地，为学生学习、实践、创业等提供良好条件；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建立“实验室＋媒体”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这是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过程中需持之以恒的长效机制。另外，联合培养基地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文章上，应该在挂牌之后切实发挥基地的培养作用。导师在平时作业、岗位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等多个环节要加强和社会媒体培养基地的合作，多吸纳先进的社会经验，与时俱进。
2教学过程系统互动
教学是个系统过程，从课前预习到课程考核，从课堂教学到课外学习，笔者高度重视教学的系统性。首先，注重预习和课前预热。提前公布教学进程表，学生可以根据教学进程自主预习，带着问题上课。课前预热的方法是：结合上课内容，在上课前提出有趣的专业问题，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时间控制在五分钟内。这些措施使得上课有条不紊，有计划性。其次，强化教学互动与课后自学。理论课比较抽象艰涩，当学生听课状态欠佳时，抛出一些问题，进行互动，既能调节上课节奏和气氛，又能保证授课效果。每章提供深度阅读书目和课后习题，供学有余力的学生自学。笔者深知，课堂四十五分钟是整个教学环节的核心，但课时毕竟有限，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课后自学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延展与深化。除了课堂教学，课外学习也非常重要。笔者鼓励和指导学生申报科技创新项目，参加企业文化传播实践，将理论知识与专业实践结合起来，全面提升自己能力。笔者也计划组织一个小范围的“传播学读书会”，一起阅读，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3考核方式灵活全面
以前，这门课主要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考核，方式比较单一。鉴于此，笔者细化了考核环节：首先，强化了考勤和课堂发言的分值，占总分的5%。此举有助提高出勤率，激发学生课堂发言积极性。其次，进行教材比较分析，该项活动占总分的30%。具体方法是：将两个班学生分为十五组，每组一章，对郭庆光新版和旧版的《传播学教程》进行比较分析，制成PPT后每组依次在课堂宣讲，教师进行讲评。最后，将所有PPT上传课程邮箱共享。实践证明该项活动集娱乐性与研究性于一体，效果甚好。其次，学生要完成两道简答题，作为平时作业，占总分的15%。最后，期末考试占总分的50%。题型分为填空题、简答题、名词解释题、材料分析题和论述题五种题型。试卷题量适中、难度适中，既考记忆能力也考分析能力。通过这两年的学生成绩来看，优秀率在15%左右，基本上达到了本科教学任务和目标。
二、提高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传播有效性的策略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陆续有传播学者针对教育教学展开研究。90年代初期，已有一些教育传播学的教材与论著问世。教育传播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年来，课堂教育传播模式与效果成为教育传播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那么，基于对大学英语课堂传播模式的分析，如何利用传播学理论，来增强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传播的有效性呢？从传播因素的角度来看，传播活动是从传播者开始的，要想增强传播有效性，就要先提高传播者的素质。首先，教师是大学英语课堂的行为主体，教师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较高的学术水平能够保证其传播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权威性。其次，教师要和学生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体现教师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学生对教师不反感、不排斥，才有兴趣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再次，教师在备课的同时，也要“备学生”。传播心理学表明，信息接受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范围，包括知识、经验、立场、历史文化知识来接受信息。所以教师要把学生的经验和兴趣融入到教学中，扩大师生的共同经验范围，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传播效果理论分析，首先，认知一致理论认为人在认识过程中主动寻求平衡和一致，如果某人的观点与其他人不一致时，他有压力形成新的观点，达成一致。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一部分学生能够成功接受教师的信息，而另一部分学习基础薄弱、理解能力较差的学生不能在相同时间接受信息。后一部分学生通常会感到紧张，有的会加快步伐，追赶上其他学生；有的则出现放弃或者逃避的念头，表面看起来接受了教师的信息，其实则不然。这就要求教师不能“点对面”地教学，而应该采取“点对点”的教学方式，把握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基础和理解能力，让所有学生不仅接受信息，还要理解好信息。在大众传播学中，议程设置指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承担着设定议程的责任，比如，哪些内容该讲，哪些内容不该讲，哪些内容要重点讲，哪些内容要简要讲。大学生的思想已经比较成熟，教师带领学生学习“议程”时，要鼓励学生进行讨论、演讲等自主学习活动，提高课堂活动的效率和可控性。传播媒介是传递信息的载体，合理使用传播媒介是达成有效传播的基础。在大学英语课堂中，教师传递的信息是英文，这对母语是汉语的学生来说是具有难度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更应该科学利用传播媒介来辅助教学。在教材的选择上，既要有基本功的训练，又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在电子课件的设计上，要做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生动活泼，充满感染力和现场感；在多媒体设备的使用上，教师要多操作、勤练习，熟能生巧。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一、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二、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三、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2沟通的作用和环节沟通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人们把沟通当作一种取得信息的有效方式，通过沟通可以使人视野开阔、信息灵通、反应敏捷、思维方式多样化。农业推广的开展即为农技推广人员与农民沟通的过程，推广工作的效果取决于农业信息的传播与沟通。农业推广工作中取得农民的信任是和农民有效沟通的第一步，在沟通中以农民为中心，从农民的心理着手，和农民交流朴实热情，用词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关心农民的生产情况、采用技术情况、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和农民建立感情并与其做进一步的交流。让农民接受采纳新技术是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最终目的，沟通的第二步便是了解农民的需求是什么？生产中碰见的难题是什么？善于启发农民提出问题并及时给与农民可靠的市场信息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才能取得农民的信任和为其排忧解难。
3农业信息与沟通对肇东市农业的影响
3．1肇东市简介
肇东市，是全国闻名的粮食生产先进县标兵，有耕地面积378万亩，2010年肇东市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首批现代农业示范区，2013年又被评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其中农村人口占全县人口的62．3％，乡村农业信息站108个，农产品信息协会121个。
3．2农业信息的传播和获取
农民是农业信息的最终接收者，农民的理解及接受采纳新技术的行为取决于实际的成果。当前中国农村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科技含量少，农业市场信息闭塞，我们应当加强农业推广教育，提高农民的素质作为农业信息传播工作的核心重点。肇东市将建立农村信息服务站建设作为首要工作，大力发动政府部门、单位对其进行投资，广大的网络信息资源的及时获取加快了该市的农业信息化步伐。
微电影在我国的发展还不算长久，另外由于起步比较晚，发展相对缓慢，所以微电影还有许多需要提升的空间。2010年以吴彦祖的《一触即发》正式上映，标志着我国微电影发展真正的实现了高度的发展。微电影的最佳时间应该为30分钟左右，从9分钟到90分钟之间没有明确界定，都可以从属为微电影的范畴。所以微电影实际上在我国有着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在我国电影行业日益进步的今天，通过一种全新的方式，有了一定的特色发展方向。
（二）微电影的发展
微电影的发展在未来还有很多的方向，由于它只是占用人们碎片化的时间，因此这样比较符合当前的社会形势，也比较符合人们对于快餐文化的需求。微电影之所以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潮流，被越来越多的人群所认可，必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和特点，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并不富足的闲暇时光，要求人们不得不选择这种相对简短的叙事表现方式形成的影视作品，而另一个方面则是美学价值在微电影发展中的意义就是不可忽略的，这其中也包括了微电影独特的一种叙事方式。因此对微电影的叙事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究，有利于更好的明确微电影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从而有效的实现微电影在我国的更好发展。
二、传播视野下的微电影
传播视野下的微电影，非常具有代表性。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微电影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微电影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亟待解决。利用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来分析微电影，可以很好的实现对为电影叙事功能的理解，同时也可以针对微电影的叙事流行原因进行分析，最主要的是微电影用时短、情节紧凑的叙事方式可以更好的提升微电影在未来的发展空间。
三、传播视野下微电影的叙事
（一）叙事语言分析
微电影与传统的电影有所区别，主要就是叙事语言简明扼要，不像传统电影讲求一定的表现感以及语言的完整性。大多数的微电影，都是非常朴实的对话，讲述的内容也都是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影片当中主人公之间的交流也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语言，所以这些语言都很平实，没有太多的色彩添加，却给人一种亲切之感。
（二）叙事特征分析
微电影由于时间比较短，所以叙事都相对紧凑。对于一些事物的展现也比较直接，很少会有传统电影当中一些略带隐喻的方式出现。同时作为微电影，也比较注重故事情节的安排，不会有太多的跌宕起伏，主要是通过一些紧凑的故事安排，完成基本的叙事。另外在微电影的叙事方法选择上，也没有太多的花样，主要就是传统的正叙，倒叙和插叙，基本上正叙选择的机会比较多，也比较普遍，是一种比较常见也比较符合微电影叙述要求的叙述方式，对于影片内容的呈现和把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三）叙事主题分析
微电影的选材以及叙事的主题不难看出，主要都是一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或者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话题，所以在微电影当中，很少会看到一些比较大的主题，比如爱国，民族，战争，和平等，主要都是和人们切身相关的，也都是一些相对范围较小的话题。比如说微电影《老男孩》在国内就曾掀起了一种热潮，这部电影并没有多么宏大的主体更没有多么宏伟的场景，只是叙述了一种成长中的情怀，这样的主题并不会让人们厌恶，相反看多了院线电影的宏大，更需要这样一种贴心的主题来迎合自己的内心，让每个人都可以在电影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