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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战略理论
长期战略理论是鲁伯等人根据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调查而总结提出的。他们的调查涉及80多个跨国公司，描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厂商的长期战赂考虑。
他们认为，第一种外国直接投资是以出口导向的投资(10％的产品用于出口)。该种投资旨在使一个跨国公司容易接近新的投入来源地，即原材料、零部件以及最终产品的来源地。第二种是市场拓展投资，产品主要在东道国内销售，其经济方面的兴趣在于当地市场的规模及长期的潜力，以及当地的生产成本。最后一种是政府倡导的投资，该投资主要是东道国各种补贴所引致的。
在上述学者看来，不同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例如，较之注重于东道国市场的投资，以出口导向的投资通常需要较短的回收期或较高的收益率。但是，如果把各种外国直接投资一并考虑，鲁伯认为，预期的投资利润率(而不是当前的利润率)对投资水平有着根本的影响。该研究还认为，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长期的战赂考虑，其中包括长期利润率、市场规模和潜力以及生产成本，投资刺激对以出口导向的投资选址有一些影响，并会增加市场拓展和政府倡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的流量。
鲁伯等人的研究是实证性的。他们把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归因于不同的因素，这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长期战略理论对于我国的指导意义在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应着眼于企业的未来长期发展战略，短期的利润率不应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同时，在投资的选址上，也应把企业未来的发展考虑在内。
二、以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性为切入点
1．小规模技术理论
威尔斯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界跨国公司》专著中对该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威尔斯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相对落后，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难以依赖绝对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起着重要作用。威尔斯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优势：
(1)小规模制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远远小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当地建厂所需达到规模经济的起点值。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使用已被发达国家抛弃的过时技术往往能满足这种需求。为了适应小规模市场的需要常常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又适合于当地劳动力丰裕，资本短缺的实情。因此，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规模的原因，其他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有了生存空间，并且有了抗衡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武器。
(2)当地采购和特殊产品。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较多地吸收和利用东道国的技术、设备、人才及研究开发能力，这既可能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又可能是因为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以及当地有能力提供跨国公司所需的有关设备。这种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截然相反的做法往往赢得了东道国的真诚合作。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有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东道国与投资来源国有血缘联系的种族社区需要的。
(3)接近市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的企业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即它们不是依靠商标优势或营销网络优势，而是通过低价格的方式销售产品。发展中国家形成低成本优势的原因有三条：一是雇员工资较低，二是基本建设费用较低，三是广告费用较低。上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所具有的竞争优势表明它们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没有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威尔斯根据有关资料，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出国门的几点动因：(a)保护出口市场。(b)突破配额限制。(c)寻求低成本。(d)种族纽带。(e)分散资产。(f)其他动因。除上述原因外，本国、东道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倡议和帮助，企业主为亲朋好友寻找职业，在海外培训人才等都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外扩张的动因。
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西方理论界认为是该领域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规模技术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摒弃了那种只能依赖垄断的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为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即使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的小企业而言，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和较大的市场空间。当然，该理论也有某些局限性和片面性。它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同时，该理论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无法解释当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日趋增长的现象。
2.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提出用技术地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拉奥深入研究了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尽管表现为规模小、使用标准化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在拉奥看来，导致发展中国家能够形成和发展自己独特优势的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
(1)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是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环境中进行的，这种新的环境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
(2)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他们的产品能更好地满足当地或邻国市场的需求，这种创新活动必然形成竞争优势。
(3)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不仅来自于其生产过程、产品与当地的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紧密结合，而且来自创新
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
(4)从产品特征看，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能开发出与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特别是当东道国市场较大、消费者的品位和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仍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不仅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形成竞争优势所特有的企业创新活动。在拉奥看来，企业的技术吸收过程是一种不可逆的创新活动，这种创新活动受当地的生产供给、需求条件和企业特有的学习活动的直接影响。与威尔斯相比，拉奥更强调企业技术引进的再生过程，即欠发达国家的对外国技术的改进、消化和吸收不是一种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技术的改进和创新。正是这种创新活动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虽然拉奥的技术当地化理论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描述是粗线条的，但它把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跨国经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微观层次，以证明落后国家企业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可能性。
技术地方化理论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及其产品对于当地市场的适应性，而且强调技术创新对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作用。此外，该理论还强调根据东道国市场特征不同开发出不同产品，以便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这对我们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有启迪意义的。
三、以对外直接投资原因为切入点
1．竞争优势发展论
竞争优势发展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著名企业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于1990年提出的。根据他的观点，竞争优势是动态变化的，一国要想在全球竞争中打胜对手，国内需要激烈的竞争。激烈的竞争，一方面促使企业向海外发展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又为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取是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紧密相连的，激烈的竞争是国家竞争优势不断提高的动因。波特认为激烈的国内竞争导致对外投资的发生，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并确保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它指出了国际投资应“先内后外”的发展顺序。
根据波特的观点，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力量、组成以及可持续发展会显示在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或显示在相对于该国主要竞争对手而言的增长中。因此，波特的竞争优势发展论与邓宁的投资阶段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期和能力，只不过是国家的经济总体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对外投资的程度。同时，波特的观点还隐含着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有可能是自发的，也有可能是被动的，也就是说，自发的外来直接投资刺激了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直接投资日益增加了。
2．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近年来，国际经济学者为了克服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西方学者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任何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在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而发生的。
所谓直接诱发要素，主要是指各类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技术、管理及信息知识等。直接诱发要素既可存在于投资国，也可存在于东道国。如果投资国拥有技术上的相对优势，可以诱发其对外直接投资，将该要素转移出去。反之，如果投资国没有直接诱发要素的优势，而东道国却有这种要素的优势，那么投资国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来利用东道国的这种要素。
所谓间接诱发要素是指除直接诱发要素以外的其他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a)投资国政府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鼓励性投资政策和法规、政府与东道国的协议和合作关系等。(b)东道国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东道国政局稳定及吸引外资政策优惠；基础设施完善；涉外法规健全等。(c)全球性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经济生活国际化以及经济一体化、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科技革命的发展及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和汇率波动等。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试图从新的角度阐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其创新之处在于强调间接诱发要素包括经济政策、法规、投资环境以及宏观经济对国际直接投资起着重要作用，而以往诸多理论都仅从直接诱发要素单方面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从而导致某些片面性和局限性。事实上，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建立在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共同作用之上的，两类因素作用大小与投资者自身情况及其投资目的有关。诚然，在一般情况下。直接诱发要素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诱发因素，因为对外直接投资本身就是资本、技术、管理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但是，单纯的直接诱发要素不可能全面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条件。尤其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在资本、技术等直接诱发要素方面往往并不处于优势地位，其对外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诱发要素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但这一理论只是对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分析，并没有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过程及发展规律进行分析。
四、以对外直接投资阶段为切入点
1．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这一理论是由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共同提出的。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主要从技术累积论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从而把这一过程动态化和阶段化了。他们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1)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自身的稳定提高和扩大，这种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2)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影响其国际生产活动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
在上述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根据坎持韦尔等人的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充分利用种族联系；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为获取更先进的复杂制造业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由此可见，坎特韦尔等人的阶段发展模式是以地域扩展为基础，以技术累积为内在动力的。随着技术累积固有的能量的扩展，FDI逐步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从资源依赖型到技术依赖型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是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地域扩展为基础的。随着技术积累固有的能量的
扩展，对外直接投资逐步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依赖型发展，而且对外投资的产业也逐步升级，其构成与地区分布的变化密切相关。该理论由于比较全面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而受到了西方经济理论界的高度评价。
2．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这一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邓宁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旨在从动态的角度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实证分析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联系，结果发现：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和能力大小，直接取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因为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都有较大差别，从而对直接投资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邓宁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小划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位也不同。
(1)处于第一阶段的是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引进外资规模也很小。因此该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
(2)处于第二阶段的是人均GNP在400～2000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随着本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仍为负值，且负数值有增加的趋势。
(3)处于第三阶段的是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其发展速度可能超过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但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仍为负值，不过数额日益减少。
(4)处于第四阶段的是人均GNP在4750美元以上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明显大于引进外资额，且差额不断扩大。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正值，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以人均GNP为尺度，来衡量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和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投资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发展趋势，即经济实力最雄厚、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往往是资本输出最多、对外直接投资最活跃的国家。但是，该理论仅用人均GNP单一指标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难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难免与现代国际投资实践相悖。
3．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
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是日本学者小泽辉智提出的。作为日本学派的主要代表，小泽辉智在对FDI进行分析时，竭力把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开放的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在一起，试图用一种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去促进经济转型，以及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在小泽辉智的分析框架中，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科层等级结构，这种科层等级对各国经济都十分重要，它为欠发达国家提供赶超的机会；而对发达国家来说则创造了一个转移知识与技术的机会。小泽辉智以日本经济为例，提出了FDI模式选择的问题，他认为FDI模式选择应能使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激发出来，并达到最大程度，因而发展中国家的FDI模式必须与工业化战略结合起来。他始终把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FDI作为相互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于一体分析。不断使本国比较优势增强，从而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进入的国家演变为向海外投资的国家的基本原因。小泽辉智把这一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阶段；第二阶段为输入FDI到输出FDI的转型阶段；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的FDI向技术导向、贸易支持型FDI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输入的FDI和资源导向型输出的FDI交叉发生阶段。
在小泽辉智对动态的比较优势增强的FDI范式中，FDI的发生及模式选择完全遵照动态的比较优势。这个理论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不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FDI模式选择的必要性，且还提出了选择的原则和实现模式的条件：以增强比较优势为基准，以出口导向战略为条件。
与邓宁不同，小泽辉智更多地强调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应性及各国动态比较优势的互补性，并作为FDI流动的原因，主要分析国家层次和产业层次上的变量对FDI流动及各国投资地位的影响，并没有更多地关注FDI发生的微观基础。然而一个现实的FDI发展模式，必须考虑到处于后发阶段国家在FDI选择时所面临的结构，在考虑“后发优势”的同时，“后发劣势”也不可忽略。
4．国际直接投资的两阶段理论
国内有关学者认为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总是经过“经验获得阶段”和“利润摄取阶段”。前者是试探、熟悉或学习阶段，企业希望在一定的时期内，获得有关信息，积累经验。对于后一阶段，企业希望其时间无限延续，以获取最大利润。
两个阶段的时间长短与企业自身的状况紧密相关。不同发展水平的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处于两种不同的状态，即或者处于优势状态或者处于劣势状态。优势状态是指企业的总体营销能力高于东道国企业的一般水平，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企业只需熟悉东道国市场运作的方式，因此第一阶段会相对较短，而后可以通过适当规模的追加投资充分发挥优势，在竞争中获得超额利润。劣势状态是指企业的总体营销能力低于东道国企业的一般水平，处于该种状态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仅要熟悉东道国市场运作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学习与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总体营销能力，从而形成一种追赶国际先进企业的态势，以保证在竞争中不会轻易“出局”。虽然这种学习阶段可能较长，还有可能要“交学费”，即仅获微利甚至利润为负，但是，在总体营销水平较高的国家进行经常经营，与先进的技术资源更为接近，能够更多地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参与更高水平的国际市场竞争，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作用要大大超过进出口或国际技术转让。在东道国市场上因处于不利地位而带来的损失可以通过提高竞争能力在母国(或第三国)更好地经营来弥补。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是为了提高其长期的国际竞争力，即使在短期内必须付出一定代价，发展中国家企业也应该积极对发达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除上述理论外，近年来还有一些国际经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就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某一个方面进行论述，进而形成一些理论，如风险分散理论、企业管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市场控制理论、国家利益优先取得论、提高公司形象论等。这些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各自强调某种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的手法较为单一，缺乏理论分析应有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因而也就无法充分解释纷繁复杂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活动。
一、国外研究成果及评价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于70到90年代，其理论重点
是投资动机、投资决策和投资流向三个问题，其中，投资流向就是区位（投资地点）选择问题。考察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区位选择问题。
1.以区位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以成本学派和市场学派为代表。杜能（J.H.Thunen）等成本学派认为跨国公司进行区位选择的目标是成本最小化，由于各国的劳动力成本和技术水平不同，运输和通讯费用不同，相关产业发展水平也不同，使得在投资国选择时成本因素至关重要。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勒施（A.Lorsh）的市场学派认为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运输成本已不再是决定选址的主要因素，产品的销售才是中心问题，因此，关税、自然资源、风险、行政手续都需考虑。
2.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以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海默（S.Hymer，1960）认为企业到海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原因在于拥有特定优势，力图借此牟取更大的利润。凯夫斯（R.Caves，1974）、约翰逊（Johnson，1970）和巴克利（P.Buckley，1976）等对去进行补充，认为中间产品市场是不完全的，必须通过内部化来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因此，那些造成市场不完全的国家正是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的投资区位。
真正将区位因素和对外直接投资结合，并明确提出来的学者首推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Dunning，1977）。他认为，区位因素是决定对外投资的充分条件，它不仅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而且也决定了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的类型。
3.以国际贸易学说为基础的理论，以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为代表。小岛清（Kojima K）提出的该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己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母国属于边际产业，居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却拥有潜在的比较优势。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必然按照母国的边际产业顺序进行，投向在这些产业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
通过比较以上理论，我们发现区位理论以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出发点决定企业的投资地点，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以企业的自身优势为出发点，附带推导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但这些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在指导沈阳市的对外直接投资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一些复杂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及流向仍然无法做出合理地解释和说明。
二、国内研究成果及评价
我国学者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发展的特殊性出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而从FDI区位选择本身来看，中国理论界提出的主要观点如下。
1.就近基准。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初期的区位选择应遵循地理上的“就近原则”。“就近原则”，也就是考虑到东道国区位和投资国的地理距离因素。这一基准的本意是通过对邻近地区的投资降低经营风险。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地理位置因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正在逐步弱化。因此，地理相近将不再成为对外经济活动关系的主要依据。
2.“慢半拍”基准，或称“地区渐进原则”。该基准强调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当首先从那些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近或稍微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开始，随着投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的扩张，投资区位逐步向发达国家扩展。应当承认，这种按照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确定区位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慢半拍”是一个仅仅适用于部分产业的区位选择思路，它将中国企业的FDI限制在有限的国际空间内，不利于架构多元化的FDI格局，不能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普遍的区位选择基准。
3.多层次或多元化区位选择思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架构一个多元化或多层次的FDI区位格局。可以说，实现FDI多元化或多层次化的区位格局，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FDI区位战略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不在于要不要实现投资区位的多元化，而在于如何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多元化区位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本战略，是以合理区位选择为前提的，或者说是合理化区位选择的结果。
在全国各省市中，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位列第一，达到了 116.3亿美元。上海位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达到60. 43亿美元。上海和广东作为中_经济的领头羊，许多行业都是处于全w领先地位，尤其是制造业，而且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也还是以制造业为主。
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有目的国的环境因素、政策因素、中国的市场因素、政策性因素等等。但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宏观层而的，这些h益增长的对外宵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样的企业贡献的?剔除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同的行业因素和不同的冃的国的影响，什么样的企业更容易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与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乂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企业层面的复杂差昇很难由一个笼统的调查阐释清楚，因此只有通过对企业层面进行严谨的分析，才能回答上面的问题。
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视的。
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的描述仅有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贸易理论中虽然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但企业还是同质的(homogeneous)典型企业，即所有企业都从事出u。然而，近十几年的贸场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为什么一辟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有些企业选择fdi?对上述两个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melitz首次通过异质企业模型将上述研究规范化，出现了以企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贸易理论是同际贸场理论的前沿，能够很好的解释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现实情况，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该理论主要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以melitz (XX)为主导的方向主要探索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又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简称hft);以antras (XX)为主导的方向主要研究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又被称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从现有文献来看，该理论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关于异质企业的理论假设需要更加详细的企业面的数据来进行检验。
本文将沿着melitz的研究方向，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山发，就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问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采用上海和广东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而数据，来重点考察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阐述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论基础。接着论文结合上海和广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给出相对明确的结论，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决策上的支持和指导。
第1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难点及解决办法，并对本文的框架和结构做出相关的说明。
第2章是文献综述部分，是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首先简单介绍了不同文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假设、理论框架等相关内容的分析，为本论文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接着对有关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论证，进行相应的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实证假设。
第3章是分别对上海和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做出了分析，通过对这两个典型区域的相关研究，来发现这两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劣之处，从而为我国企业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两地出口企业与fdi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比较，从而来验证hmy模型的相关结论，即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fdi企业的生产率，即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效应的结果。
第5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相应的分析，对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做出总结，并对我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献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动态和第2章的文献综述，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在前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在主要贸易理论中的体现进行了回顾和归纳，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运用了定性分析法，通过对相应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来说明上海和广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处。
3、实证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度出发，在己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经营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验证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解释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习效应的结果。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6-0108-02
2004年9月22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了《2004年度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提出当前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趋势是转向服务业。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出版的《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称，2011年进入中国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首次超过了制造业，然而服务业FDI在服务业的投资结构亟待提高，像房地产、贸易和商业服务类行业一直是吸引外资的重要行业，金融、保险、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所占比重却很小。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励服务业FDI在我国产生促进作用，同时减少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政府和企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也使得服务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学术研究关注的重点，本文立足于此，力图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1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国外研究成果
目前因为服务业的相关统计资料不健全，所以具体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文献虽有一定发展但数量相对较少。
一、引言
江苏省外向型经济显著，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85年的19.87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5456亿美元，贸易规模和发展速度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其中2015年出口额为3386亿美元，进口额是2069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江苏省生产总值的48%。与此同时，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发展，2015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已经达到103亿美元。但是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都是促进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因素，它们之间联系紧密。因此，研究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江苏省的相关数据，运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对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于对外贸易有所益助。
二、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一）理论基础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理论研究有两种比较重要的理论：替代关系理论和互补关系理论。
1.替代关系理论。蒙代尔（R.A.Mundell 1957）利用两个国家、两个产品和两种生产要素的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得出以下结论：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对外投资厂商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安排自己的生产，从而使得对外投资处于最佳的效益或者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之上，这样能够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出口的完全替代。按照蒙代尔的逻辑：资本要素的国际流动与商品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即限制资本流动可以促进贸易，增加贸易障碍可以刺激资本流动。
弗农（R.Vemon）于1966年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3个连续的时期：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这三个阶段产品的要素密集型会发生变化，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地点也会变化，各生产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也会发生变化。第一阶段：创新阶段的产品往往是知识密集型产品，技术创新国是生产国，也是理所当然的出口国；第二阶段：技术逐渐稳定，市场上开始出现仿制者和竞争者，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增大，为了降低成本，创新企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减少，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发生替代效应。第三阶段：生产过程和机器设备都标准化，产品由技术密集型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创新国完全成为该种产品的进口国。
2.互补关系理论。日本学者小岛清（Kojima，1977）在其代表作《ν庵苯油蹲事邸芬皇橹刑岢隽硕酝庵苯油蹲世砺郏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这种对外直接投资能过扩大本国比较优势的幅度，带动相关的产品出口，并且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就业，加速技术的创新，从而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两者结合起来。20世纪80年代，Markuson也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是互补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也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二）文献综述
针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很多研究。国内学者张应武（2007）运用2000～200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资料，使用引力模型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魏刚（2009）根据我国1983 ～2007年的数据，运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进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因果关系，出口贸易对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显著的拉动作用。李良新（2011）运用湖南省1985～2005年的数据，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表明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是对外贸易的原因，而对外贸易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胡兵（2015）根据我国2005～20014年的数据分析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稳健的促进效应，认为随着生产销售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可能会与出口存在替代效应。
国外学者Wakelin（1998）对11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替代效应。Lipsey（2000）对美国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随时间越来越强。Head（2001）运用日本的数据分析了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与投资的方式有有关。以垂直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互补；以水平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两者关系是替代的。
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整个国家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分省份分地区研究的比较少，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来研究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本文研究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故选取江苏对外直接投资额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江苏省进口额、出口额作为解释变量。用符号OFDI表示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用符号IM表示江苏省进口额，用符号EX表示江苏省出口额。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是1996～2015年的年度数据。数据都来自于江苏省历年统计年鉴。其中，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OFDI）选取江苏省历年统计年鉴中的中方协议投资额来表示。江苏省进口额和出口额均是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总额。为了降低异方差的影响，对所有数据都取对数Ln。
四、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由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会出现伪回归问题，所以本文首先对上述序列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表1 ADF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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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D（）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检验类型（c，t，1）中的c代表有截距项、t表示时间趋势、1表示滞后1阶。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上述时间序列的原序列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原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均在10%的水平下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说明上述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以继续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二）协整检验
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序列。若它们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也就是协整关系。本文采用检验多变量协整关系的Johansen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表2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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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都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没有协整关系、至多有1个协整方程、至多有2个协整这三个原假设，说明方程至少存在三个协整方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变量OFDI、IM、EX之间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三）最小二乘估计
由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所以回归结果有可性度，用OLS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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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回归结果，R2=0.934672，表明模型有很高的拟合优度。每个变量的参数T统计量的P值都小于一般显著水平0.05，说明各解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单独影响显著。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OFDI=-18.98-4.03IM+5.77EX
从模型结果看，江苏省进口总额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二者存在替代效应，江苏省进口总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会降低4.03个百分点；江苏省出口总额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两者存在互补效应，江苏省进口总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5.77个百分点。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进一步研究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
表4 格兰杰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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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IM不是OFDI的Granger原因、EX不是OFDI的Granger原因，说明江苏省出口是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江苏省进口是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OFDI不是IM的Granger原因、EX不是IM的Granger原因，表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
五、结论与建议
第一，江苏省出口额、进口额和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并且江苏省出口额、进口额都是引起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江苏省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外贸大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了贸易顺差，为对外直接投资积蓄了动力，对外直接投资获得发展。
第二，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江苏省进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会降低4.03个百分点。
第三，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互补效应，江苏省出口的增加会带来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表明江苏作为外贸大省，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将出口收益用于对外投资，逐步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过渡。因此，江苏省在促进出口贸易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激发江苏出口贸易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正面促进作用，促进企业走出去。
第四，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对江苏省进出口影响不明显。这可能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总体比较小有关，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2015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约103亿美元，而江苏省2015年的出口额为3386亿美元，进口额是2069亿美元，从数据可知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故对进出口的影响不大。江苏省政府需要正视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结论是依据特定的样本数据得到的。如果改变样本的数量或者样本涵盖的时问，则上述结论可能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总的来说，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因此，江苏省在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也要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一、引言
中国是外汇储备大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政府和人民对外汇储备问题的关注度增强。2008年，为了适应复杂的金融环境，根据WTO的规则和我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国务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进行了修改和完善，这一次调整主要是为了实现推进外汇市场市场化、稳步推进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大力改善出口结构和缓解国际贸易纠纷和争端四个目的。
外汇储备可以进行如下定义：外汇储备（Foreign Exchange Reserve），又称为外汇存底，指一国政府所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的外汇部分，即一国政府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持有并可以随时兑换外国货币的资产。狭义而言，外汇储备指一个国家的外汇积累；广义而言，外汇储备是指以外汇计价的资产，包括现钞、黄金、国外有价证券等。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国际清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有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原则是“安全、灵活、保值、增值”。第一位是安全，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保值和增值才有基础。但由于储备资产是支付工具，应该随时能变现，因此必须具有灵活性，这两者缺一不可。当然，这里所说的安全，不仅是货币汇率、利率风险的防范，更重要的是变现、流通、兑换风险的防范。因此，为减少储备资产风险，在考虑对外支付的情况下，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手段，把储备当作金融资产进行管理和运营。在保值的基础上，不仅仅要获取基本利息的收益，还要努力争取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实现储备资产的增值。在“安全、灵活、保值、增值”的原则下，国家外汇局应该对外汇进行分散化投资，降低其风险，根据相关因素确定外汇货币的形式和数量，密切的注意国际经济情况，以及储备货币的汇率情况，及时对外汇储备进行调整。因此，影响外汇储备的因素是国家外汇管理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基于外汇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笔者选择了本文的题目进行研究。
二、相关文献综述
在介绍完本文的引言以及研究文献之后，笔者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为下文影响因素的总结作铺垫。
梁莉，陈金贤（2007）认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与年度进出口额、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年出口规模与外汇储备规模之间具有单向因果关系，是造成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规模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但影响强度较弱，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汇储备有负向相关关系，影响强度最弱。
胡尧（2008）在我国外汇储备剧增，大量闲置，投资成本低的背景下，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他认为，出口额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是构成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和GDP持续高增长是造成外汇储备高增长的客观原因。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我国外汇储备增长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机制。货币市场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是外汇占款增加即外汇储备增加的结果。随着研究的深入，结合国内外理论界对适度。
赵艳国（2009）认为我国净出口、资本流动、误差与遗漏都构成了我国外汇储备的来源，因此，他认为加工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汇率变动预期是影响外汇储备的相关因素。赵艳国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加工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人民币汇率变动预期与外汇储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协整关系；通过对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得出以FDI形式进行的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影响路径。
杨东星（2012）认为从长期来看，影响我国外汇储备的最重要因素是汇率，其次是外商直接投资，再接下来是货币供给量；净出口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影响相对较小。
三、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
在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进行文献综述以后，本文笔者将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三大类：
第一，经常损益类项目。经常损益类项目是至我国出口进口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出口可以增加外汇储备，而进口又会减少我国的外汇储备。因此在这个项目中可以选择净出口作为外汇储备最终的影响因素。
第二，宏观政策因素。通过文献综述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人民币实际价值的变动会引起外国资本流入和流出的改变，从而影响外汇储备。人民币实际汇率、人民币利率以及人民币货币的供给量变动都会引起人民币的购买力变化，从而引起国际资本投资的变化。在这个项目目中，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考虑国内外的经济因素，货币供给量主要考虑国内的宏观环境的变动，货币供给量变动是引起货币利率变动的原因。因此，笔者将外汇汇率变动与货币供给量当作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
第三，国际投资因素。涉及到外汇的投资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会一起外汇储备的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会引起外汇储备的减少。由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和方向是可以调控的，因此，在这个方面，笔者认为外伤直接投资是影响哇哦会储备的主要因素。
四、文章建议
在了解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之后，我国应该加强对中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对外汇储备的管理，中国应建立一个完善的管理框架，积极实行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投资策略，满足企业、个人和金融机构合理的持有、使用及投资的外汇需求，支持和鼓励我国民间对外投资，进一步推动由“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的转变。增加外汇储备的投资渠道，不能仅仅只为流动性而放弃收益性，应该根据投资组合原理来实现“风险最小，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来实现储备的管理，把流动性与收益性原则相结合，寻求流动性与收益性之间的平衡点，妥善安排外汇储备的资产形态。
参考文献：
[1]赵艳国.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汇储备影响的研究[D].中国硕士论文库，2009.
[2]胡尧.我国外汇储备的因素分析与规模合理化的研究[D].中国硕士论文库，2008.
[3]梁莉，陈金贤.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增长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7（27）：30-33.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6―0072―07
Abstract：As to outward-investment countries， the selection of industries makes a huge influence on the profits and potential benefits of the investments. Based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is paper builds a developing country's OFDI strategy model， and does empirical analysis by selecting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using regression model with Chinese OFDI data， export data， and other data related to industries analyz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as two of key industries of Chinese OFDI in the US， secondary indust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can support the growth of Chinese industry comparative advantage； Chinese OFDI in the US， the US's industry comparative advantage， FDI in China，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in each industry can help China increase industry comparative advantage； because of Chin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trictions， Chinese OFDI to the US is still doing little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industries' comparative advantage.
Key words： Chinese OFDI to the US； industry selecti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panel data method
一 前 言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是当代国际社会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和跨国公司对外扩张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一国产业资本要素实现国际化流动并达到全球化资源配置的最重要途径。近十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净额由2005年的123亿美元激增到2014年的1231亿美元，甚至在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仍然保持着增长势头。其中，作为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同时也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之一，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也在逐年增长，由2005年的2亿美元增长到了2014年的76亿美元。同时，中国对美投资领域广泛，既包括了采矿业、房地产业、制造业之类的投资重点产业，也涵盖了包括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业、建筑业在内的其他产业。
在国内经济新常态、国外经济新形势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侧重点，对于巩固现有成果，指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又好又快发展，提高中国产业比较优势，均有重要意义。我们通过构建评价指标，建立回归方程，结合数据，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比较优势进行实证分析，找出中国相对美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分析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中国比较优势产业的影响，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提出实质性的建议。
二 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对于OFDI对本国产业的影响这个问题，国外学者分别用不同的方法针对不同的案例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FengJyh Lin（2010）对台湾的IT行业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包括网络联动、市场扩张与政府政策，这些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积极的影响，进而推动国内产业发展。[1]Kevin Honglin Zhang（2014）对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行业竞争力的影响程度与影响路径进行了研究，最终得出结论：对外直投资对中国产业的水平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外直接投资对低技术含量产业的影响要远大于中技术含量产业与高技术含量产业，而且这种影响与当地人力资本成正比。[2]Jian Li，Roger Strange，Lutao Ning和Dylan Sutherland（2015）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得出结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的创新具有很大的影响，本地市场的竞争强度以及国内的吸收能力是国内产业创新的影响因素。[3]Kefei You和Offiong Helen Solomon（2015）通过GMM模型从产业层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内投资做了分析，并且得出如下经验结论：在中国，国内的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密切关联，而且对外直接投Y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取决于政府的支持力度。[4]Martin Falk（2016）通过引力模型，对50个国家2005-2011年间的FDI在服务业中的影响做了分析，并且得出如下结论：旅馆类的服务业投资与市场大小、语言的相同性具有很强的正相关，而与地理意义上的距离没有明显关联。[5]Di Fan，Lin Cui，Yi Li和Cherrie J.Zhu（2016）通过基于模糊集的分析方法（FSQCA方法）对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企业来说，如何加强本土化学习是一个重点问题，而且加强本土化学习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相关企业与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6]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则直接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章昌裕、任思颖（2012）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当有选择的对国内产能过剩的产业进行转移，这种投资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7]雷鹏（2012）从中观、微观的角度建立了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双目标模型，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应该采取渐进的、多元化、动态性的产业选择战略，将劳动密集型和成熟实用技术产业进行“梯度转移”，重视资源开发型产业的选择，加大对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服务业投资。[8]张兵（2012）对资源能源产业、制造业、服务业（非金融类）以及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制定产业战略选择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动因，并根据原则与动因确定各个产业的投资区位、进入方式与股权比例，并加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扶持力度。[9]李逢春（2013）通过灰色关联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认为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最大，欧美次之，非洲最小；同时，在产业方面，制造业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最大，资源类次之，金融业则没有明显作用，商务服务业之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最弱。[10]杨建清（2015）对我国东、中西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部的产业升级作用较为显著，中西部地区则不显著，西部的作用比东部要大。[11]武戈和马丹丹（2015）基于人民币对日元升值的视角对中国对日直接投资进行了分析，并认为中国对日直接投资要兼顾服务业与制造业、促进投资区域和产业多元化以及提升投资者对海外投资风险能力。[12]欧阳艳艳，刘丽以及陈艳伊（2016）通过构造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技术高度化以及产业价值高度化三个指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产业的影响进行了分省份研究，并得出结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经济“服务化”，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但无法提升整体产业的附加值。[13]
对比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国内外学者都沿用了经典理论，并运用了合适的研究方法对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作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国外学者更侧重于选择某一特定经济体、某一具体产业或者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而国内学者则更倾向于单独从分区位或分产业等某一范围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14]而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在什么具体方面有所侧重、应该选择什么具体行业这个问题，上述学者却均只是泛泛而谈，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回答。更进一步的，对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应该如何取舍这个问题，很少有学者进行直接的研究与回答。
三 发展中国家OFDI决策模型
（一）模型假定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可避免的受到两方面的约束，第一方面是内部约束（Internal Restriction，IR），即母国是否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则是外部约束（External Restriction，ER），即东道国的综合投资环境是否可以进行直接投资。同时，政府会依据对这两个约束的评价来实施干预（Government Interference，GI）。出于研究需要，本文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限定在两部分：增加产业比较优势，以及平衡国际收支。
（二）模型推导
设CA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比较优势，A为技术水平，FDI为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存量，K为国内资本存量，L为国内劳动力水平，r为折现率，t为时间变量，则产业比较优势收益函数可以表示为：
CA=∫T0g[A（t），FDI（t），K（t），L（t），GI）]/ertdt
该式表明，一国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作用于国内技术水平A、资本K、劳动力水平L，并在政府干预GI的作用下，促进母国产业比较优势水平的提高。母国产业比较优势的最大化的实现条件为：
CAFDI=0
接下来考虑国际市场收益最大化的实现条件。设π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总收益，πi为在国际市场销售的总收益，πd为在国内市场销售的总收益，Ri为国际市场利润，BCA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关于产业比较优势的偏好，r为折现率，t为时间变量，则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总收益可以表示为：
四 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衡量中国对美国产业比较优势的指标选取
为了能够对中国相对美国各个行业比较优势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同时结合对数据获得难易程度的考量，本文选取显性比较优势指数（Index of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静态集聚指数（Index of Static Cluster，SC）以及动态集聚指数（Index of Dynamic Cluster，DC）作为分析中国对美国产业比较优势的指标，并做了一定的调整以适应所研究问题。指标算法与指标读取标准如下表所示。
（二）衡量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本国产业比较优势影响的模型构建
根据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双目标模型的第一个目标，本文设定的计量模型如下：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生产与出口该国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进口该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决定该国是否生产该产品的重要因素在于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本文选取中国各个产业的出口额流量（EXCHNi）作为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代表变量。
榱撕饬恐泄产业对美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本文引入各个产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OFDIi，理论上影响为正）。
考虑到美国自身产业比较优势可能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构成影响，本文引入美国各个产业的出口额流量（EXUSi，理论上影响为正）。
同时，考虑到潜在的可能对一国产业比较优势产生影响的因素，本文引入各个产业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存量（FDIi，理论上影响为正），中国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Ki，理论上影响为正），中国各行业从业人员数（Li，理论上影响为正）。
五 实证分析
（一）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比较优势评价指标分析
1.显性投资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出于统一统计口径的目的，计算显性投资比较优势指数所需的数据均直接从DEA数据库中获取并整理。
由于该项对美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很少，因此出于对企业隐私的保护，DEA数据库没有给出数值。其他产业：DEA数据库没有给出更细分的产业数据，且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其他产业中采矿业所占比重相当大，因此笼统概括为采矿业，不再细分。
从表5.1中可以看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各个主要行业中，批发业、储蓄性金融机构这三个行业的RCA指数较高，显性投资比较优势最强。金融业（除去储蓄业和保险业）、专业科学与技术服务业、采矿业以及房地产租赁业这几个行业的RCA指数一般，显性投资比较优势较强。制造业、零售业、信息产业的RCA指数较低，显性投资比较优势不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其他投资国家的投资总额远超中国；另一方面，部分产业中国仍然处于被动接受美国直接投资的状态。
2.静态聚集指数分析
出于统一统计口径的目的，计算显性投资比较优势指数所需的数据均直接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获取并整理。
从表5.2中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三大产业中，第一产业SC指数较小，静态聚集度极小，且呈稳态，说明第一产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很少；第二产业SC指数较大，静态聚集度较大，且呈下降趋势，说明第二产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较多，但正在逐步减少；第三产业SC指数最大，静态聚集度最大，且呈上升趋势，说明第三产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较多，而且还在继续增加。
3.动态聚集指数分析
出于统一统计口径的目的，计算显性投资比较优势指数所需的数据均直接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获取并整理。由于数据存在往复性，因此平均值算法采用算术平均法。
从表5.3中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三大产业中，第一产业DC值较大，动态聚集度较大，且呈下降趋势，说明第一产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正在向第一产业集聚，但是聚集速度放缓，投资重点正在变相的转移到其他方面。第二产业DC值较小，动态聚集度较小，且先增后减，最后稳定在0.8上下，说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2011年前后把重点转移到第二产业上来，然后稍微下调了一点第二产业的重点投资地位，第二产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产业投资转移。第三产业DC值较大，动态聚集度较大，且呈一定下降趋势，最后稳定在1.5上下，说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重点正集聚在第三产业，而且保持了第三产业投资重点的势头。
综上所述，第一产业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虽然有所聚集，但是由于投资基数太小，而且显性投资比较优势不足，因此第一产业不能算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重点。第二、三产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虽然呈下降后维稳的趋势，但是最终稳定在1左右，同时，第二、三产业投资基数大，部分行业的显性投资比较优势较强，因此第二三产业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重点。更具体的，第二产业的DC值最终稳定在0.8左右，显示第二产业的投资重点有转移的趋势；而第三产业的DC值最终稳定在1.5左右，显示第三产业仍然在聚集增长。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美直接投资呈现出如此走势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正在步入工业化中后期，因此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也相应较多；而由于美国第二产业较中国第二产业更为发达，中国对美第二产业直接投资不具有比较优势。实际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第二产业直接投资较对发达国家来说更多。
（二）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产业比较优势影响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该回归模型的样本数据中，为了保证统计口径统一，中国、美国第一、二产业的出口额流量数据均取自OECD数据库；中国、美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出口额流量分别取自历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与历年《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国各产业对美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均取自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各个产业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存量、中国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各行业从业人员数均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根据每年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折算为美元单位。
2.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产业比较优势实证分析
为了避免虚假回归或伪回归问题，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关系检验。输出结果显示，所有样本数据在二阶差分之后通过ADF检验，数据序列均为平稳序列；所有样本数据通过KAO协整检验，可以进行面板回归。
对样本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与似然比检验，输出结果显示，样本数据拒绝Hausman检验原假设与似然比检验原假设，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5.4、表5.5。
从回归模型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该回归比较完整的保留了样本信息，而且拟合优度很好，对模型的解释程度很高。从回归结果表中可以看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美国自身的产业比较优势、其他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中国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各行业从业人员数均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正相关，具有正的影响，这也与本文的理论分析相吻合。但部分变量的样本数据显著性不强。这表明，中国各个产业的从业人数的确对中国各个产业比较优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美国产业比^优势促进了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增加，而其他因素，尤其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作用则暂时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
六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如下：
1.我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作为我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两个重点产业，可以为提高我国第二、第三产业比较优势提供支撑。
2.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美国自身的产业比较优势、其他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中国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各行业从业人员数均有助于提高中国产业比较优势。
3.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提高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作用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于提高自身产业比较优势的作用暂时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究其原因，第一方面是由于数据本身的问题，国内统计还不成熟，口径、统计精确度均有偏差。第二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内部约束，中国发掘更多比较优势行业的能力不足，也没有足够的内部条件可以将对美直接投资带来的正收益完全转化为自身实力并体现出怼5谌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外部约束。美国为了避免产业空心化和资本外逃，提出了再工业化的口号，这就意味着美国不希望优质的产业比较优势转移到国外，因此中国转化来自对美直接投资的收益的难度和成本进一步增加。
本文针对三大产业的投资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对于第一产业来说，发掘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中国对美第一产业直接投资数量微乎其微的局面。而农林牧渔业则可以作为一个潜力行业进行发掘。美国中高端消费市场中对于绿色产品有着强烈的偏好和需求，而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如果能够进一步发展绿色产品产业，同时结合生态旅游项目，则可能扭转现在的局面，同时这也将是中国农业新出路的探索。
对于第二产业来说，以采矿业为代表的资源开采业的投资应该是战略重点之一。美国近期倡导页岩气革命，而中国资源依赖进口，因此投资资源开采业，一方面可以缓解资源压力，另一方面还可以提升与开采业相关的技术水平。同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另一个重点应该放在高新技术产业与制造业上。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释放殆尽，中国的劳动成本正在逐步上升，并将很快进入老龄化社会。欧洲部分国家（如德国）也经历了这样的阶段，但是依靠高新技术产业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这些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出现严重衰退。因此，投资高新技术产业与制造业，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个投资重点可以放在建筑业上。我国存在严重过剩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并且在积极的寻找过剩产能的输出路径（如一带一路），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在建筑业上有比较优势，因此可以考虑通过对美直接投资的形式将一部分产能以及部分落后的产业转移到美国，同时实现我国建筑业的产业结构优化。
对于第三产业来说，投资重点可以放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拥有更为丰富的经验以及更加成熟的产业运作模式，对美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该产业的扩张与盈利。另外，信息产业与科技服务业也应该成为我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一大方向。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美国在信息产业方面较为领先，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可以变向引进吸收美国的优势产业，促进国内信息产业与科技服务业的产业升级与发展。而对于金融业的投资，则需要谨慎。一方面，美国仍然没有完全从经济危机中复苏，金融业环境仍然不容乐观。另一方面，中国国内金融业还不够成熟，体系还不够健全，还需要政府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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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际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有溢出效应，使东道国技术水平得以提高，结合国内研究与发展活动可以提高一国创新能力。技术外溢的途径主要有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七十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在比较优势的原理上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他通过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得出对外直投应从本国有比较劣势而东道国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开始。而自从MacDougall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FDI的溢出效应问题，许多学者对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Globerman对加拿大的研究、Blomstrom等人对墨西哥的研究都证明了FDI溢出效应存在。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认为FDI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效应不明显，如Harris与Robinson。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沈坤荣等。
1987-199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FDI能够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潘文卿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研究表明外资还未产生正溢出效应，甚至产生了不太显著的负面溢出效应。
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理论方面发展并不完善，英国经济学家拉奥用“技术地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英国学者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共同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用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Kogut 和 Chang 运用实证分析，得出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美国的技术的结论。赵伟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引起的要素生产率变化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刘凯敏、朱钟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TFP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技术进步是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
虽然很对学者都对国际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进行了研究，但是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于我国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较少，也很少同时研究IFDI与OFDI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二、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
根据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可以将创新看做一种生产函数，因而可将创新能力用下面的公式表示：f=AKαLβ，其中f表示创新能力，K表示R&D的资本投入，L表示R&D的人员投入，A表示影响创新能力的其他因素。本文中，用IFDI和OFDI代表A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因而设定如下模型：
lnI=β1lnK+β2lnL+β3lnIFDI+β4lnOFDI+ε
其中，I表示1995-2010年的年度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K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L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I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外商直接投资，由于其以美元计价，用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O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其以美元计价，用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
（二）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1、平稳性分析
由于模型中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模型估计前要先进性平稳性分析。本文采用单位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I、lnK、lnL、lnIFDI、lnOFDI都是一阶单整的。
2、模型估计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对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估计发现lnOFDI不显著，将其去掉后，结果如下：
lnI=0.5942lnK+0.6683lnL+0.6738lnIFDI （1）
t检验值 （9.4778） （4.3182）（13.9139）
调整R2=0.995788
3、协整检验
经过单位根检验，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五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而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原模型的残差项平稳，所以lnI、lnK、lnL、lnIFDI、lnO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表二：回归方程（1）的残差序列的ADF检验
4、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分析证明了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确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还无法确定时间序列数据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来确定其因果关系。
表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经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R&D经费投入、R&D研究人员人数以及IFDI都是我国专利申请数量的格兰杰原因，而OFDI不是我国专利申请数量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
通过本文对国际直接投资与一国创新能力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中图分类号：F832.6；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100-02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日益国际化，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与此同时，我国的税收收入也不断增加。现有的对于税收与FDI关系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税收优惠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激励作用上，忽视了税收投入带来的经济效应所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考察税收对外资到底具有多大的吸引力，以及外资对我国税收有何贡献，成了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对税收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经济分析，能够为今后在各种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推动利用外资提供一定的借鉴。
本文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对我国1983—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与我国的财政税收收入进行研究，从根本上分析税收收入与FDI的长短期关系。
一、文献综述
（一）税收政策与FDI关系的分析综述
国内外学者关于税收与FDI的关系研究，多着重于税收的激励性政策与FDI的分析。就税收政策对FDI的效应分析大体也分为具有“有效性”和具有“非效率性”两种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税收激励政策对FDI是非有效率的。Jack M.Minz，Thomas Tsiopoulos （1992）在对中欧和东欧转型经济国家的FDI优惠政策研究后发现，税收优惠并不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方法。Aharoni（1966）对美国制造业公司对外投资方式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东道国政府的税收减让并没有影响外国公司的投资决定，所得税减免对外资的刺激很微弱。国内学者何永江 （1996）从理论上对外资优惠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作用进行了分析，并论证了取消外资优惠政策不会影响外商对我国的投资。郭培莉、王海勇（2006），通过三方面的分析来论证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后税负的提高不会影响FDI进入的规模和速度。薛睿、李翠华、王如渊 （2006）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对FDI的影响，认为如果仅靠税收优惠政策，我国很难在对FDI的竞争中继续占据有利的地位。
一些学者认为，税收激励政策对FDI是有效率的。Head、Ries、Swenson （1999）通过研究1980—1992年日本在美国的投资，检验投资鼓励政策对制造业外资的吸引效果。研究结果显示，贸易区、低税率等优惠政策的提供，对投资的区位选择有显著的效果。Buettner&Ruf（2007）通过使用公司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税收对德国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指出税收激励措施对FDI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李宗卉、鲁明泓（2004）运用面板模型分析不同种类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指出税收优惠政策不仅对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且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李永友、沈荣坤（2008）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税收政策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策略，特别是在我国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初期阶段，优惠的税价是增加区域FDI流入的主要手段之一。
（二）税收收入与FDI的关系综述
国内外关于税收收入与FDI关系的研究并不多。Gropp&Kostial（2000）在研究OECD国家1988—1997年的数据时，指出税率每上升10%，将减少0.3%的FDI流入同时增加0.2%的FDI流出。Foley&Hines（2004）通过分析美国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数据，实证研究了非收入税即间接税对FDI的影响，指出地方间接税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国外分支机构的资产减少7.1个百分点，产出下降2.9个百分点。张华（2007）用IS-LM模型的分析框架对外商直接投资和税收收入相互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税收收入的增长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张庆君、孙雅静（2008）用相关性分析、变参数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1993—2006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涉外税收的影响，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涉外税收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外商直接投资都促进了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关税和其他税收的增长。
二、理论与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83—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实用金额FDI以及税收收入T作为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因此，将FDI和T取自然对数，记为LNFDI和LNT。由于本文各变量的时间序列可能具有非平稳性，因此，我们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平稳性检验，若为非平稳，我们将采用协整检验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最后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因果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为了保证模型的有效性，首先应用Dicker-Fuller 标准的单位根检验（ADF）对外商直接投资序列（LNFDI）、财政教育支出序列（LNT）、LNFDI的一阶差分序列（LNFDI）和（LNT）的一阶差分序列（LNT）的稳定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发现时间序列FDI是不平稳，但其一阶差分在 5% 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稳的，为1阶单整 I（1）；时间序列T也是不平稳的，其一阶差分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稳的，为 1 阶单整 I（1）。FDI和T都是一阶非平稳序列（同阶），满足协整分析的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利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
（二）协整检验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由于本文所取样本较小，因此，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来检验变量的协整性。
1.VAR 模型的确定
Johansen检验基于 VAR 模型进行。VAR 模型采用了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出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对 VAR（q） 模型来说，在建立模型过程中首先要确定最为合适的滞后期 q，为了选择最为合适的 q 值，本文根据 F P E （最终预测误差） 和 H Q（Hannan-Quinn）信息准则来进行判断，最终选择 q=2，此一选择也是出于样本量大小的考虑。所以，本文选择建立 VAR（3）模型。运用EVIEWS 6.0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LNFDI=1.576730*LNFDI（-1）-0.911032*LNFDI（-2）+
0.257193*LNFDI（-3）-0.378109*LNT（-1）+0.055558*LNT（-2）+ 0.354938*LNT（-3）+ 0.340884
LNT=0.137376*LNFDI（-1）-0.142930*LNFDI（-2）+
0.040047*LNFDI（-2）+0.918253*LNT（-1）-0.017336*LNT（-2）+ 0.095609*LNT（-3）+ 0.007784
2.Johansen协整检验分析
协整检验模型实际上是对无约束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得到的VAR模型。本文从五种不同的结果分别做检验，发现选择数据空间没有确定性，协整方程有截距项无趋势时协整方程最佳。在这种情况下，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的迹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模型存在一个协整方程。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考虑建立起将它们的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联系起来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3.VEC 模型的确定和分析
因为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3，我们选择最佳VECM滞后项2。利用 EViews6.0 计算 VECM 模型，由协整关系，我们可以得出VECM（-1）=LNT（-1）-8.111675*LNFDI（-1） +0.836849的误差修正项。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对应我国财政税收增加8.1%。
VEC模型结果
AIC=-3.05，SC=-2.41
上表第一列修正项系数分别为-0.004 663和-0.002 551，均为负值，说明偏离值自长期内能够达到均衡，符合理论实际。因此，根据VEC模型结果我们可以得到误差修正模型：
D（LNT）= -0.004663*VECM（-1）-0.071100*D（LNT （-1 ）） -
0.083930 D（LNT （-2）） +0.107803 D（LNFDI（-1））-0.041306*
D（LNFDI（-2））
D（LNFDI）=-0.002551*VECM-1-0.199928*D（LNT（-1））-
0.012128D（LNT（-2））+0.798269D（LNFDI（-1））-0.294150*D（LNFDI（-2））
其中，误差修正项VECM（-1）=LNT（-1）-8.111675*LNFDI（-1） +0.836849。上述两个方程的检验表明，残差序列满足正态分布，且无自相关性，从而验证了 VEC模型的有效性。同时 AIC 和 SC 值相当小，分别为-3.05和-2.41，说明模型整体解释力较强。
上述表达式中的 VECM 项是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核心部分，它表示对变量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期内的偏离可以起到调节作用。而它前面的系数估计值则反映了两个序列受到短期冲击后向长期均衡值调节的速度，其绝对值越大，则调节的速度越快。可以看到，T和 FDI的协整项对 D（LNT）的调整作用稍大。
（三） Granger 因果检验
基于 VECM 的 Granger 因果检验不仅可以考察变量间的短期因果关系，而且可以体现变量间由协整关系所形成的长期因果关系。本文采用的方法是 Wald- Granger 检验法，对建立的 VECM 模型中估计出的系数的显著性进行联合检验，来判断各变量长短期因果关系的方向。得到的检验结果为：在5%的置信水平下，FDI与财政税收之间存在短期的单向因果关系，即FDI是T变化的Granger 原因，但T不是FDI变化的Granger原因。
三、结论与建议
（一）有关结论
根据VEC模型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在长期内对我国税收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税收的增加在长期内也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提供了动力。根据基于VEC模型上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短期内增加外商投资可以有效促进我国财政税收的增加。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147-02
引言
中国自提出“走出去”的战略以来，对外直接投资（OFDI）得到了迅速发展：投资流量从2002年的27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47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64.4%；截至2009年末，中国已有1.2万多家境内投资者对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存量近2 500亿美元。中国OFDI的蓬勃发展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OFDI与产业结构调整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Kojima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认为，投资国应向国外依次转移本国的比较劣势产业，集中更多力量发展本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一国应根据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对外投资方式，以使企业在从具有垄断优势到退出产业结构的过程中获得最大效益，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Cantwell和Tolentino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的提高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企业技术的提高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1]。中国学者汪琦研究了OFDI对一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传导路径，认为OFDI可以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2]。范欢欢和王相宁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OFDI与第一、三产业结构变化无关，仅与第二产业结构变化有关[3]。肖黎明指出，OFDI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它不仅加快了中国传统产业向外转移，还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中国新兴产业的成长和壮大[4]。可见，关于OFDI与产业结构调整间关系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理论上，实证研究相对较少，本文用较新的数据，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1.模型的建立。构建如下模型对中国OFDI与产业结构调整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lnY=α+βlnOFDI+ε（1）
Y代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幅度。根据克拉克法则，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一产业产值占该国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第二、三产业占比会不断上升，所以，用中国历年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幅度。OFDI是中国历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数据来源及说明。本文选取1985―200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Y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前OFDI流量的数据来自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2002―2009年OFDI数据来自商务部公布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说明
1.单位根检验。用ADF方法对lnY和lnOFDI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页表1所示）。
下页表1表明，lnY和lnOFDI的一阶差分序列dlnY和dlnOFDI是平稳的。
2.协整检验。用EG两步法对lnY和lnOFDI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
下页表2表明，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说明中国OFDI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于只有平稳序列间才能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因此，用一阶差分序列dlnY和dlnOFDI来检验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表3表明，当滞后期为1~5时，中国OFDI不是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当滞后期为6时，中国OFDI影响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但产业结构升级一直都不是中国OFDI的Granger原因。
4.回归结果。用Eviews6.0软件对方程1做最小二乘估计，得到回归方程：
lnY=-0.3666+0.0468lnOFDI（2）
（-16.0728） （7.4488）
R2=0.71F=55.48DW=1.66
5.回归结果分析。（1）中国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因为：第一，中国OFDI的规模还较小，短期内还不能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带来较明显的推动作用；第二，OFDI对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一般是通过影响该国资源供给、对外贸易、技术进步等传导路径实现的，这就必然存在着资源优化配置和技术消化吸收的过程，从而使中国OFDI没有在当期表现出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影响 [5]。（2）中国OFDI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间只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产业结构优化不是中国OFDI发展的原因，这与中国的现状也是比较符合的。因为就目前来看，中国OFDI还不具备国内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先决条件，相反中国是想通过对外投资建立起国际生产体系，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3）通过方程（2）可以看出，中国OFDI每增加1%，产业结构升级的幅度提高0.0468%，说明中国OFDI的确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促进作用还有限。这主要是因为，中国OFDI产业分布还不尽合理：中国大部分OFDI属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高度集中于对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加工制造业的投资；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还较低，对国内波及效应强的产业投资还很不足[6]。这些因素就使得中国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四、政策建议
1.注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在加强对国内波及效应强的第二产业对外投资的同时，注重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因为这些产业的对外投资不仅有利于技术的获取，还与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方向一致。因此，中国未来应注重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2.加强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政府应在法律制度、产业政策、信息服务和企业融资等方面为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更好的条件，以进一步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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