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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是，中华民族（按2005年的统计资料，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汉族）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人脉、历史、文化未发生断裂，仍然充满生命活力，人口最多的古老民族。如果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文明是一种糟糕的文明（最近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被或明或暗、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地这样告知），那就只能得出文明与民族的生存、发展毫无关系的结论。不能接受这样荒谬的结论，那就只能承认中华文明也许是当今世界最优越、最先进的文明（如果文明可以作这样的比较），这是为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所考验、所证明的，是有可能发展成为大同世界普世文明的文明。
在这一点上，我们（站在中华文明基本立场上的人）与亨廷顿截然不同。亨廷顿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根本的，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他虽然说，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各大文明之间要进行对话，但他对此前景是“悲观”的。他研究的重点是，美国（或者扩大为西方）如何在文明的冲突中未雨绸缪，立于不败之地。在他看来，文明只有特殊性，没有普世性。
亨廷顿得出这样的结论毫不奇怪，因为他的理论可以说是崇力文化话语在当代最重要的果实。而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崇德文化，优越性正来自崇德文化，永葆青春活力的奥秘也就是崇德文化。我们在“文明”是“文化”的积累成果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词，因此，从崇德文化角度看来，文明虽然一定有地域特性（因为交流是文化的最根本的功能之一，无特性就无所谓交流，地域特性是文明的一种重要特性），但又一定是具有普世性的，是能为人类所共享的。
这就可以解释一个有意思的事实，与亨廷顿持相反观点的西方“普世价值”论者，却与亨廷顿的思维方式何其相似。亨廷顿的理论有个潜在的前提，就是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西方文明优越”论。亨廷顿要“提醒”的是西方政治家，本来优越的西方文明正面临中华文明（亨廷顿把中华文明概括为儒家文明，可见西方学者对中华文明多么隔膜、多么无知。可悲的是，相信自己传承了中华文化道统的中国学者，很多还及不上他，他至少还对儒家文明表示应有的尊敬）、伊斯兰文明的严重挑战，再不惊醒，文明的强势地位可能失去。在这一点上，西方“普世价值”论者的理性自觉还不及亨廷顿，他们理论的预设“公理”是，西方世界的一些价值标准（还是文艺复兴时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价值标准），就是普世价值。所以，相信文化普世性的“普世价值”论，直接推导出了“人权高于”的结论，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更霸道、更颟顸，也更具危险性。从同是崇力文化的角度来观照，对这种表面相反、实质一致的怪现状，就一目了然了，不过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而已。但由此也可以看到，在当今中国与世界弘扬中华文明，倡导崇德文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
古往今来，人类文化，以价值取向定位，只有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两大种。
中华文明之所以那么优越，就因为2500多年前，《老子》明确提出了“道德”的概念，确立了崇德文化话语。
从崇德文化角度看，人类历史开始于和谐社会，主要的人际关系是合作关系，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起了纷争，以强凌弱，迷失于崇力文化，但社会分崩离析、环境日趋恶化、人际冤冤相报、因果恶性循环的前途，开始使人警醒，向往和谐社会，这其实是历史的回归，对人性善的回归。
因此，崇德文化之“德”，是指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品质；崇力文化之“力”，是指为个人与利益小团体谋利的能力。崇德文化是“无（超越）我”的文化，崇力文化是“有（执著）我”的文化。但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因此对一种历史现象是“崇德文化”还是“崇力文化”的判别也是复杂的。判别主要依据其价值观的本质属性，“价值多元”还是“价值尚同”，是“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标志。
东方有崇德文化话语，也有崇力文化话语，西方亦复如是。我们论述了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崇德文化，但从本质意义上，不能说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崇力文化。因为在我们看来，崇德文化是正面的文化，崇力文化是负面的文化，判别正面与负面，与判别善恶一样，也以是否有利于社会化生活为标准。文化有正面与负面、精华与糟粕之分，文明就是正面的成果，是人类的共同遗产。然而，当今世界以西方话语为主流话语，而现代西方话语又是崇力文化话语占主导地位，以崇力文化来阐释西方文明精神，故而，这个意义上的“西方文明”，也可以说其核心是崇力文化。也正是针对这样阐释的“西方文明”，才提出“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崇德文化”这个命题。所以，本文选取中华传统崇德文化与西方现代崇力文化为样本进行比较。
崇德文化产生于农耕文化，崇力文化产生于以游牧文化为代表的逐利文化，包括商旅文化、殖民文化与海盗文化。农耕文化是居民的文化，游牧文化是武士的文化。农耕文化以家庭、家族为社会细胞与系统，游牧文化以团队、集团为社会细胞与系统。农耕文化以亲情为人际关系的纽带，用礼义来规范；游牧文化以利益为人际关系的纽带，用契约来约束。农耕文化重历史传承，重在“久”；游牧文化重新奇开拓，重在“强”。农耕文化推崇圣人，游牧文化崇拜英雄。农耕文化是过日子的文化，重“和光同尘”、远悦近来，整体的安定、统一，以保持整体内部的多样性与发扬个性为前提；游牧文化是以战争为生活常态的文化，重竞争、征服，整体的效率、团结，以权威与实力为转移。农耕文化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农耕文化使社会生活稳定、持久，是由保持家庭、家族的传统来实现的。或者说，家庭、家族在这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家庭、家族是农耕社会的基础。中华农耕文化主要的特色有两条：一是以祭祀保持道德精神的传承，二是以历史理性替代偶像崇拜。
崇德文化在宗教观、价值观方面体现为人本主义，崇力文化在宗教观、价值观方面体现为神本主义。人本主义也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崇德文化表现为和谐理念、建设思维，崇力文化表现为冲突理念、战争思维。和谐理念、建设思维同样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从以上简略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道德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基础。“道德”观念的价值取向就是普世性。在“道德”价值的基础上，“仁”、“义”、“礼”、“智”、“信”、“廉”、“忠”、“孝”等价值才能被正确界定，不走极端。真正具有普世性价值，人们是乐意遵守的。因此，老庄之道、孔孟之道、禅之道，尽管几千年来遭到百般歪曲、篡改、遮蔽、打压、妖魔化，却一直积淀在中国人的人格深层，成为中华民族青春常在的精神源泉。有学者说，你们说中华文化优秀，但优秀的都在书本里，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中华文化都是很糟糕的。这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不错的，也是很沉痛的话，但是浅见。汶川大地震，中国人整体人性大爆发，就可以证明，中华优秀文化不仅留存在书本上，更积蓄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感受到这种爆发，也深为之感动的中国人，昨天还可能为弥漫中国的道德沦丧、世风日下而唉声叹气、痛心疾首；时过境迁，又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怨天尤人、灰心丧气的心理状态中。对伦理道德现状的不满，正说明心头有杆崇德文化的秤。
崇德文化是解决当代社会危机的法宝
记者：但是，有人就否定了中医药的这种文化价值，鼓吹中医药无用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曹洪欣：究其原因，一是对中医的先进理念和实践不认识；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不了解。国际上对中医药越来越重视，有中药的国家大概有160多个，有中药医疗、保健机构的大概有130多个，作为中医科学院院长，我接待和亲自服务的，有多个国家的首脑和30多个部长以上的代表团，他们都表示了对中医药的信任。中医药治人，是中华文化的一种重要传承形式，把中医药取消了，就把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取消了，如果一个民族连自己的文化都想取消、连自己的文化都不想传承，这是不可想象的。
记者：基层的老中医没有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按他们的状况，他们也很难考取医师证，那么，他们该如何行医？甚至有人说他们是非法行医，国家是不是有政策扶持？
曹洪欣：在中医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属于家传，很多老中医，他们的治疗技术在当地为民众的健康一直在做着贡献。国家已经高度重视，已经出台了相应的政策，这些医师通过相关的考试，不是很难。比如，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民间医生考核管理办法》，和一般临床医师考试方式不一样，对他们的要求不能像本科生那么高，但他们确实有一技之长，在合理的情况下，应该把他们和中医药的作用发挥出来。
记者：有人说西医看重的是“治病”，而中医药看重的是“治人”，实际上“人”的概念更大。
曹洪欣：西医也在从“治病”往“治人”上变化。西医是根据还原论的方法、根据器官的变化来治疗。比如，国际公认，肿瘤的研究进展不是很大，过分强调了细胞的概念，用了很多方法，肿瘤杀死了，人也死了。但中医药的方向是，注重病毒载量上没什么变化。
记者：在中医药治未病方面，您有什么样的理念？
曹洪欣：未病先防、既病防变、预后防治是中医药治病的先进理念，和世界先进的医疗理念相吻合。其实，西医还是有很多局限的，西医必须确诊才能治疗。中医是根据生命健康状态、生命信息，从饮食上调节，不是病，未病先防。我们常常听人说“生命在于运动”，但这个提法是不科学的。中医讲究动静结合。“动静结合”的理念比“生命在于运动”先进多了。中医的食疗、运动、太极拳、刮痧、药物治疗等，不是找病因，而是根据表现介入。
记者：在今年的两会上，您的提案是哪方面的？
曹洪欣：医改提案两个，一是关于把中药纳入国际化的范围，二是关于虚假网络医药广告。网上医药广告，什么样的假的都有，有人就把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网页全搬了过去，什么都抄我们的，就是电话和信箱是他的。就一个信箱一个电话，地址都没有。如果不净化网上环境，势必会影响国家形象，影响行业形象，损坏老百姓利益
记者：中医药有着特殊的文化价值，国家在中医药发展方面，有无政策或者财政倾斜？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5-0145-02
1 前 言
经典的文学创作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精华,中华传经典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养料。中华传经典诵读是我们延续上千年的优良教育传,尤其是在现代语文教育中是完全不能被忽视的。近几年来,经典诵读的浪潮在逐渐涌现出来,特别是出现了很多有关青少年诵读经典文学作品的事件,进而也产生了很多的争论,逐渐朝着“读经现象”发展。正当中华传经典诵读在全国开展很激烈的时候,中学语文却出现了对开展中华传经典诵读不平衡的现象出现。其中有些中学非常重视中华传经典的教育价值和文学价值,同时学校也开发出了很多有关经典诵读的课程,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相反,有些中学却忽略了中华传经典的教育价值和文学价值,只是在语文教学中略微涉及一点有关中华传经典的内容,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系；还有一部分中学根本就不学习中华传经典诵读的内容。由此看来,中华传经典和语文教育是不可分割的。本文主要从提升语文素养、凝聚精气神以及发扬传文化阐述了开展中华传经典诵读的文化价值,并具体提出了一些开展中华传经典诵读的有效途径。
2 开展中华传经典诵读的文化价值
2.1 可以提升语文素养
(1)可以大量积累文化知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内容也比较独特,在日常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可能涉及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有很多,例如：建筑、饮食、服装、文学、舞蹈等。教师在语文课堂上讲解中国传文化,如果只讲解一些观念文化,而缺少具体的文化成果的讲解,那么教师并没有全面的将中国传文化介绍给学生,更不要说提高学生学习中华传文化的兴趣了。不管我们生活在什么样时代,积累文化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人们大量诵读中华传经典,可以积累更多的文学知识,开阔视野。例如：中国的传节日文化不仅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传节日都具有独特的来源。例如：春节是新一年的第一天,代表着做任何事情都顺利,有一个好的开端。正月十五是元宵佳节,是新的一年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人们每年都有赏灯、猜灯谜的习俗。清明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同时也是一个节气,清明节正值春天,万物复苏,人们在这一天要插柳、放风筝等。八月十五中秋节,人们要赏月和吃月饼,代表着一家人团圆、幸福美满。
(2)扩展阅读视野范围。提高人们的文学修养,是和语言文字所蕴涵的文化素养转变为人们自身的文化修养是分不开的,然而文化修养的提高就是需要学生进行大量的阅读,这在语文教学中叫做阅读教学。现如今,大多数中小学教师都在努力研究提升学生们阅读能力的方法,但是,大量的阅读是提高语文修养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现如今,在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却存在很大的危机,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网络技术逐渐代替了传的读书看报形式,人们逐渐在怀疑阅读的意义,特别是对经典阅读的程度大大的下降了。中学生应该大量吸收各类知识和信息,但是,由于他们学习的科目较多,学习时间紧张,相对阅读的时间就很少,这使得他们将阅读的内容仅仅局限在了课本和考试的材料中,阅读面较小,不能开阔阅读视野,这样将直接阻碍语文素养的提高。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有很多,例如，网络、电视、光碟等,是一个发展比较好的趋势,同时也是文化多元化的内在要求。然而,中华传的经典作品也是学生阅读的主要来源。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经典作品,同样,阅读这些经典作品也是不可缺少的环节。中华传经典诵读不仅具有文化价值,而且还有一定的教育价值,同时也能扩展阅读视野范围,在头脑中积累大量的知识,尤其对于提升中学生的语文素养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3)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对于中学生来说,语言表达的逻辑性和层次性越来越受到教师的重视,不仅要将表达的内容表达完全,而且还要带有一定的情感,解决语言干瘪的问题。经常诵读是让学生在头脑中快速储存各种材料和知识的最有效的途径。中华传经典内容丰富多彩,覆盖了很多领域的信息。如果经常诵读中华传经典作品,将文字背后作者的思想感情熟记在头脑中。经过不断的积累,很多经典语句慢慢的内化语感。如：古代的经典诗歌,尽管和现代相隔的距离较远,但是,我们可以经过想象,领略作者真实抒发的情感,从而不会阻碍现代人的阅读。
2.2 凝聚精气神
(1)有利于培养强烈的责任感。一个人身体里是不能缺少强烈的责任感的,在中国传文化中,主要宣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体验生活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在真实的生活中领悟自身存在的世界,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另一种途径就是从书籍中学到,和他们进行交谈,从而走进他们构造的精神家园。古时候的英雄和文学圣人的事迹都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他们精神的传递却从没有停止过。我们在阅读每一本经典作品时,作品所蕴涵的精神和情感都会融入到读者的心里。由此看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人所必不可少的东西。
(2)有助于培养旷达的精神。现代社会中,社会的环境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人们对理想的追求也有所不同。高考是每个学生都要面临的一道坎,高考考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分数,而且还是考察学生的心理素质。现在有很多学生承受不了高考带来的压力而出现了轻生的现象,真是让人汗颜。其实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小小转折点,如果因为一个简单的考试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么人生漫长的路有很多都是我们所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又该怎么面对呢？由此看来,保持乐观旷达的精神才能让人们在巨大的困难和挫折面前找到心灵归宿,让生命充满无限活力。
2.3 传承和发扬中华传文化
(1)增强学生对传文化的认识。每个人都是传文化的继承人,但是近几年由于传文化经典出现了断层,结果使上千年的传文化之经典渐渐地从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分离出来了。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在学校中听不到学生东渡诵读经典名句的声音。学生对中华传的经典作品不加了解,那么更没有办法理解其内在的真正含义和价值。现如今,文化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青少年更加喜爱西方的文化,他们在沉迷于西方国家文化的同时也逐渐将中华传的经典忘掉了。例如：青年朋友喜欢圣诞节超过了春节,外国的情人节是情侣之间送玫瑰花和巧克力来表达各自的情意的,他们却忘了中国的情人节也蕴涵着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甚至有些青年人连端午节、中秋节是哪天都不清楚。因此,学生要大量诵读中华传的经典,从而增强学生对传文化的认识。
(2)可以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现如今,我们又重新提到经典诵读,而且将中华传经典诵读归纳到教育体系中,从而构建了传文化和现代文化沟通的桥梁。通过经典的无穷力量,将民族文化血脉注入到青少年的心里,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展示出中华文化无穷的魅力。
3 开展中华传经典诵读的有效途径
3.1 构建宽广的诵读平台
学校可以开展中华传经典诗歌朗诵比赛。通过对优秀作品的朗诵,用比赛的形式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到活动当中来。比赛获奖只是表面形式,而真正的目的是为学生创造更多诵读中华传经典作品的机会,让学生的阅读视野扩大,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他们口语表达能力。也可以建立开放式的图书馆,让学生在课余时间阅读一些中华传经典的作品。
3.2 开发具有特色的课程
鼓励学生多诵读中华传的经典作品,最终目的是为了继承中华传的经典文化,从而进一步提高语文综合修养。所以,中学生读经典作品不能只是一味的追求诵读的数量而不求诵读的质量,而是要将诵读发展成为学生学习的兴趣。学校开发具有特色的课程,增加文化涵养。因为文化涵养可以让人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不只是表现在人头脑中储存能量多少,同时人的语言和行为也能表现出一个人的文化涵养。所以,开发具有特色的课程,不管是用什么形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注重增强学生的文化涵养。
3.3 充分利用教学资源
中华传经典诵读和历史内容结合在一起。我们在诵读中华传经典时,往往不清楚其历史背景,只有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才能真正读懂文字所要表达的真正情感。所以,在诵读中华传经典作品时将语文课本上的知识和历史知识相结合,打破学科间学习的障碍,从而扩展学生的视野。
4 结 论
总体说来,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都称之为经典的艺术作品,不仅代表着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且在这些优秀作品中还蕴涵着中华民族的传美德和伟大的精神。我们在欣赏和学习这些优秀的作品时,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学素养,而且也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我国古代的文学知识,同时也能增加我们的爱国情感,陶冶情操、树立远大的志向。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诵读中华传经典的文化价值,并找到一些开展中华传经典诵读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于守海,韩娇.经典诵读与人文教育［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2］宁殿霞,张青丽.开展经典诵读提升综合素质［J］.新西部(下旬刊),2011(2).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6-0249-02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创造了无数令世人瞩目的文化成果。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日常生活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在当代，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对于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一）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形成的、由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制度规范、风俗习惯、宗教艺术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悠久的历史以及博大精深的内涵。经过长期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思想和生活当中，影响着中华民族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种文化体系还影响着社会的各个领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在特有的经济结构、政治形态、思想意识等的基础之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特有的内涵，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展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具体来讲，中国传统文化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1.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与不同民族文化进行交流，积极吸纳各种文化的长处，通过不断的丰富、完善、革新，来适应中华民族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富于生命力并长期领先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体现了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特征。各派思想家通过百家争鸣阐述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吸纳了其他学说的观点，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学说。唐代，胡汉文化的交汇融合进入了高峰，外来的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原文化，使其展现了别样的生命力。对于外来文化，中国文化能够加以吸收，将其同化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明清时期，外来的宗教、医学、建筑学以及近代科学都在不同时期进入中国，被中国文化所接纳，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多民族文化融合成的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的适应性、开放性和生命力，使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2.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和谐。倡导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特征。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理念首先表现在人与人和谐相处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看得尤为重要，如孟子提出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儒家思想中曾经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应该以宽厚的态度和谐相处。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强调了通过推己及人的态度促进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儒家思想中还提出通过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方面培养人的道德修养，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中国道家思想中也提出了通过无争、无为，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其次，和谐理念还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上。中国传统思想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强调通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实现的人类的发展。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十分重视生态平衡，认为人与自然应和谐发展，即“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荀子认为，人类发展应该以顺应自然规律为前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从而提出了“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老子也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类发展应该顺应自然，以自然规律为发展的准则。
3.中国传统文化崇尚道德修养。道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在协调人际关系和规范社会秩序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强调用博大的胸怀和宽厚的态度对待一切，即“厚德载物”；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通过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不断完善自我，实现人生价值。儒家思想就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中国古代社会对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视程度。《大学》中还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通过用道德教育，使道德规范民众的思想行为，从而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在治国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统治者应加强道德修养，率先垂范道德，即“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强调通过将传统道德思想与政治相结合，以道德来治理国家，从而实现社会和谐。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依然有重要的价值，我们应该继承并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在当挥作用。
（一）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思想基础
以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倡导和谐的观念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思想生活当中。在当代，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思想基础。通过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使其贯穿于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可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增加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从人际关系方面来看，人际和谐为社会和谐提供了基础。通过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和为贵”、“推己及人”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利于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促进人际交往的和谐发展。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人与社会的和谐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协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同时使个人得到全面发展，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二）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内容支持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伦理道德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经过长期发展，传统美德在中国已经与政治、经济、文化密不可分，中国传统美德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当中。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相结合，既可以为社会主义道德提供内容支撑，又可以提高人民群众对道德建设的认同感，对道德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关于自身修养的优良传统，可以加深个人对传统美德的理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对传统优秀道德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可以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形成尊重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优秀道德文化的良好氛围，对提升全民族的道德修养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导向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整体，庄子就曾经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合一”。时至今日，这种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依然有重要的意义。当今，中国在各方面建设上取得了诸多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部分地区的不合理发展方式导致当地环境污染、资源锐减、生态破坏，不仅影响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也影响到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倡导“天人合一”的发展思想对于我们实现科学发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依然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继承并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念，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使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顺应自然，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通过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发展思想，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探索实践所形成的思想和智慧的结晶，它历史悠久、内容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发展依然有着重要作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实际相结合，使其在当代得以传承和发展，不仅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文化支持，也可以对现代化建设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朱哲.中国文化讲义[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2] 顾伟列.中国文化通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 高晶.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
[4] 刘军汉.论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J].党史文苑，2011，（4）.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1-0037-04
一、 如何理解普世性价值
以知识经济为基石、科技条件为手段的世界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一方面为人类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又引发了许多超越国家界限，超越民族划分，甚至超越人类自我的社会、生态、伦理危机。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生态和发展问题引发了全球性的道德危机和价值困境，现代道德体系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并非某个单一文明可以回答的。1988 年在美国召开的第十次人道主义大会通过了《相互依存宣言：一种新的全球伦理观》，宣言指出：“人类今天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需要去促进关于我们相互依存的一种全球性的伦理上的自我意识，以及去缓和妨碍这种共识达成的强硬态度。”［1］对于这些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客观问题和主观困境，人们自然会思考如何从本源上，也就是价值观层面上追问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解释。
目前学界关于价值普世的命题分歧很大，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伦理相对主义”的观点。正如路易斯P．波吉曼所说：“伦理相对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在这种理论看来一切道德原则都仅仅相对于一定的文化或个人的选择才是有效的；而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2］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普世性价值不是普遍性价值。“普遍伦理应该是实践理性的结果，而普世伦理却是对人类活动的实践和实际所遵循的规则进行观察的结果。换句话说，普世伦理所假定的在伦理道德问题上的全球一致，是一种被认为可以通过归纳而得到的对事实的概括，而不是通过实践理性的运作而得到的一种结论。”［3］普世价值作为全人类具备的最基本的道义规范和最起码的道德良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普世性价值应该具有最低限度的最大化能力。讨论价值普世性并非看不到文化价值的多元化，以及他们之间难以消弭的差异。我们探求的不是构建一套面面俱到、复杂高深的价值观体系，而只是要追问那些关于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道德理念，有关人类生存最本源的道德困惑。1993 年美国芝加哥宗教议会签署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明确写道：“我们确认，在各种宗教之间已经有一种共同之处，它可以成为一种全球伦理的基础―这是关于一些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标准以及根本的道德态度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4］普世性价值所承诺的就是最低限度的人类关怀。同时，普世性文化又追求关怀范围的最大化，这是一种关于人性的终极关怀，她的关注不因种族、民族、肤色、、社会阶层、经济等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大程度地构建普世性价值对全人类的道德承诺是其最核心的特征。
第二，普世性价值在理论层面是动态开放的。普世性价值既超越了国界、地域、制度、阶级、宗教、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程度，又不断地从这些多元化主体中吸收提炼那些具有兼容性的道德话语。从文化形态存在和发展的表现形式来看，文化“包含互相沟通的动态两极，即由某种地域特殊性而不断地向外生发，形成多层次的普世化的扩展活动。保持在这两极张力之中的文化形态，才可能具有其现实的生命力。”［5］普世性价值就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不断演化发展的，特殊性和普世性的对话与转化才能最终形成具有真正约束力的价值底线。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每个有效的规范都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即那些自身从普遍遵循这种规范对满足每个个别方面的意趣预先可计产生的结果与附带效果，都能够为一切有关的人不经强制地加以接受。”［6］人类对于终极信仰的执着追求，对于道德共识的不懈关切，推动人类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构建和探究着最低限度价值共识的本质。动态开放性使人类的这种努力成为可能。
第三，普世性价值具有关怀人类本身的平等性。普世性价值的第一要义不是满足人们对物质需求的欲望，而是关切人们对精神家园的向往。将人看做出发点和归属点，从根本上保证了其价值取向上的正义性。引申开来，普世性价值与不同文化的关联也是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的，“普世伦理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尊重诸道德主体和诸道德文化主体所享有的那些崇高道德情怀和道德信念为先决前提，来寻求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的基本道德共识的。”［7］41
二、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世性的可能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其价值的特殊成分，也具有普遍性价值的成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同样具有人类文化的这一通性。世界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一系列关系紧张化：“科学理性主义的普遍精神与现代科技的无限追求，商品化价值观念的凸显乃至宰制力量与市场经济的无限扩张运动，民主政治的社会理想与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实践，以及文化道德的普世主义信念与文化多元论的‘诸神竞争’。”［7］18现代道德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并非某个单一文明可以回答的。这是时代向世界诸多文化，当然也包括儒家文化，提出的人类摆脱道德困境之合理解释和可能路径的议题。拥有5000年历史积淀的儒家文化能否发挥其理论资源，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中华文化正在恢复甚至超越她昔日的风采。”［8］儒家文化从其内涵和特性上都具备了为解决全人类价值困境提供某种启迪或者共识的可能性条件。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不仅是中华文明极具民族特性的价值观体系，也具备与世界其他文明相互通融的某些共性，这部分内容就可以作为儒家价值观普世化的内容本源。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著名学者钱穆曾断言：“然此只有中国文化之潜在精神可以觊望及此。”［9］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中包含的具有最低限度普世价值的概念包括：
第一，“仁爱”价值观。一个国家无论是由何种文明、何种宗教主导的，仁爱思想都会对其维持社会和谐、处理各个层面的关系提供价值参考。《论语・颜渊》中，孔子对仁的解释是“爱人”，这反映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人”的关注；同样，西方文明最为灿烂的复兴也源于对“人”的崇尚。从这一点说，儒家的“仁爱”思想不仅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内核，同样也具有向外拓展的普世性。“仁爱”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普世价值，可以弥补现代社会中人与人关系功利性和经济性的缺陷。“仁爱”可以作为处理社群关系的普世价值，种族歧视这一社会顽疾正是因于“爱人”情怀的缺失。“仁爱”可以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普世价值，如果用“仁爱”的视角来看待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许多流血和冲突的都可能避免。
第二，“和”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理念可谓博大精深，它是对目前世界主流价值观单极思维的补充与纠正。军事上，安全困境预设下的军备竞赛增加了所有国家的不安全担忧；政治上，极端的政治诉求和膨胀的民族主义日益成为潜在的冲突导火索；文化上，文明和的差异成为地区动荡的深层诱因；生态上，工业化进程引发自然和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从根本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中国文化可以，也应该被借鉴到世界问题的解决中来。”［10］“和”的价值观为当今许多全球性危机提出了启发性的解决方案：既要认识到世界上所有行为体和合共生是人类延续的内生动力，又要理解和包容其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可以说，“和”从阐释上具有鲜明的中国儒家文化特色，从运用上却拥有可以推及世界的价值观意义。
第三，“中庸”价值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儒家中庸思想除了可以作为个人修养之道和规约处世之道的精神资源，还可以帮助现代人权衡工具理性和目的价值。“人类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表明，单纯的知识技术论人才观念是有局限的，它造成了现代社会唯科学主义的知识霸权，造成了现代教育理念和模式的严重扭曲。只注重‘工具（手段）价值的合理性’而忽略‘目的价值’的根本性意义，只注重人的知识技术训练而忽视人的道德信念培育，已经导致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严重缺失。”［11］中庸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视角，也是一种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价值提示。提倡这种思想并非为了扼杀个性或抵制冒险精神，只是为了儒家价值观最低限度的普世意义，试图为当代社会出现的信仰危机和价值困境提供一种可能的道德方案和思考出路。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上仅存的为数不多的没有断裂的人类文明之一，世代更迭、异域文化冲击、文化自身丰富和消亡等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挑战都没有削弱其演进动力。“今人所认可的某些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指向，也不能被看做是抽离了某种特殊实存内容的独立价值实体。文化意义上的普遍性所要求的是‘通’而不是‘同’。所谓‘通’，就是由文化差异的实现所达成之‘共通性’。文化之普遍性和普世性意义，也应当在这个‘共通性’意义上来了解。”［5］我们既然已经排除了普世性价值是单一的、垄断的，或者封闭的，那么完全可以期待从历经几千年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具体是儒家文化）中探究其普世性的文化资源。
三、公共外交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普世性的重要途径
一种带有民族特殊性的文化如何获得普世性的历史意义，不仅取决于该文化是否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底蕴，同时也需要人们有意识的推动。蒋国保先生指出，“从实践理性意义上强调：儒学现代复兴的关键在于儒学的普世化，而儒学的普世化只有通过儒学世俗化的途径才能实现。……必须彻底抛弃轻视民众世俗价值的精神贵族化的倾向，尊重普通民众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同情地理解他们的世俗情感、愿望、要求和行动，将儒学彻底化为与现代民众情感认同合拍的意识形态，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12］
公共外交的特征就是以外国民众为主要活动对象，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交流，特别是文化的跨国认同来实现不同国家的理解和认知。“超越国际是文化的天然性质。”［13］公共外交实践为载体，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世化提供了天然和有效的实现路径。儒家文化普世性和公共外交大众性互动的结果是，公共外交强调的“文化感召”和“心灵政治”满足了弘扬和展现儒家价值观的需求，进一步说，价值观输出本身就是公共外交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标之一。一言以蔽之，公共外交的实践过程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普世化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通过公共外交实现传统文化普世性实践之一是设立推广传统文化的专门机构。孔子学院是这方面努力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大亮点。以兴办孔子学院为标志，中国文化的符号开始了海外传播历程。孔子学院是通过汉语教学加深中国与其他国家信息沟通和理解的教学机构，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弘扬儒家文化的学术机构。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表明中国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增强中国软实力。
孔子学院加速了儒家价值观的传播。“语言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原因”［14］。语言和文化是相生相伴的，接受语言教学也就意味着受到其背景文化的熏陶。汉语较其他语言来说，其构成和含义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孔子学院通过汉语语言教学增进了外国公众对中国文化的亲切感，潜移默化地将儒家价值观介绍给世界。“本土化的动力来自人们的实现心灵慰藉时对于身边的可依赖的支持的需要，即对家庭邻里，对文化习俗，对把我们与他们分开的意识的需要。”［15］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世化的前提，是价值观输出的一扇窗户。
企业哲学的第三层是“企业如何生存”，即“怎样，how”，即核心价值观( value )的问题。如果说愿景与使命是解决方向的问题，而核心价值观则是共同行为模式的具体指导原则。这里既包括对企业行为的指导，也包括对企业个体行为的指导。
什么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简而言之，企业核心价值观就是企业在企业哲学的统率下，为追求愿景、实现使命而提炼出来并予以践行的指导企业上下形成共同行为模式的精神元素。企业核心价值观是企业用以判断企业运行当中大是大非的根本原则，是企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赞赏什么、批判什么的真实写照。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motto、principal）就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坚持不懈，努力使全体员工都必需信奉的信条。核心价值观是企业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解决企业在发展中如何处理内外矛盾的一系列准则，如企业对市场、对客户、对员工等的看法或态度，它是企业表明企业如何生存的主张。如宝洁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是：领导才能leadership、主人翁精神ownership、诚实正直integrity、积极求胜passion for winning和信任trust。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在目前的国内企业文化建设中，在漫天飞舞的企业文化纲要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难以界定清楚的关于价值观的表述，包含但不限于企业精神、企业风格、企业宗旨、管理理念、经营理念、企业原则、经营思想、质量理念、人才理念等等。第一是杂乱无章的堆砌，可能企业自己都说不清楚那些到底是什么。第二是层次不分，难以形成对企业员工的有效指导作用。我们并不认同这样的做法，企业的价值观可以有很多，当企业面对企业管理的各层面时，都可以有价值观的判别问题，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只能有一条，能够将这一条细化固化并且坚持不懈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认为关键之处要重点将核心价值观单独提炼出来，同时围绕核心价值观再进行分解，形成在核心价值观支持下的能够对职能层文化、业务层文化及亚文化形成指导的各个价值观体系。
中国企业真正按照企业性质运作的时间很短，能够建立起并恪守其核心价值观的企业就更是寥寥可数，与西方具有一百多年的企业相比，虽然在企业文化这个名词出来之前它们并没有叫做企业文化或核心价值观，但它们已经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企业文化运作体系，并且企业家对企业文化的重视以及执着足以令中国大多数企业家汗颜。正如惠普公司共同创始人威廉.休利特所说的：“回顾一生的辛劳，我最自豪的，很可能是协助创设一家以价值观、做事方法和成就，对世界各地企业管理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的公司。” 由此可见，西方企业家对如何建立企业的核心观深有体会，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对企业的影响更是认识深刻。与此相反，中国许多企业家并不知道什么是核心价值观，或者以为核心价值观就是将一些时尚流行的管理哲理或警世名言贴在墙上或写在纸上就行了，要不然就罗列出一大堆管理书籍的理论或套路，使企业核心价值观成为挂在嘴上，写在墙上的绣花枕头。
金三峡的核心价值观
在否定中创新，在创新中超越。
——我们必须有高瞻远瞩的眼界以及大海般的自我否定的胸怀，才能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创新，超越自我，实现价值。
2、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为什么中国企业如此急迫地需要建立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因为中国企业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更多地经历抉择的阵痛。做强与做大、专业化与多元化、本土化与全球化、激进与保守、变革与稳定、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开放与封闭……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无一不时刻处在众多难以取舍的企业矛盾抉择中。这其中无一不是本土新旧文化以及中西管理文化的冲突、价值观的碰撞，最后归结于企业哲学的差异。欲理解那些获得成功的高速成长的当代企业，我们需要规划一个超越相对有限框架的哲学体系。它将促使企业内的所有个体树立起目标和战略意识，也包括确立必须能够指导他们集体行为的独特的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作用的最集中的体现便是当企业或者企业个人在企业运营过程中面临矛盾，处于两难选择时应当如何做的时候。这样做可以，那样做也可以，但必须有个决定，支持这个决定的便是核心价值观。
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弘扬什么？抑制什么？基本商业伦理和企业精神是什么？企业信仰必须遵循产业社会的一般道德准则，并且，有效地处理与人类社会以及个人价值准则之间的一系列重要关系；由此来约束与激励全体员工的决策行为，尊重相关者地位或满足相关者利益。
真正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必需符合如下标准：
1、它必需是企业核心团队或者是企业家本人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是企业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身体力行并坚守的理念，如有些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中有“诚信”的字眼，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诚信的行为，那么它就不是这家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角度说，核心价值观不能够去追求时尚，世界五百强企业有的核心价值观不一定就是你的核心价值观，如创新、以人为本或追求卓越等，它可以是你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但并不一定是你的“核心”价值观。
2、核心价值观必需是真正影响企业运作的精神准则，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因此它一旦确定下来就不会轻易改变。
3、所谓核心，就是指最重要的关键理念，数量不会太多，通常是五到六条。中国企业在建立核心价值观经常有一些错误的理解，喜欢大而全，所以请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撰写出一本本理念手册，殊不知这些理念可能只是哗众取宠的漂亮文字而已，结果是误导了员工又难于形成价值观体系。 二、如何建立核心价值观
1、立足长远，坚持基本商业信条
中国现在处于过渡时期，机会比机遇多，很多投机行为或不规范操作都可以使人一夜暴富，因此许多鱼目混杂的人都自称为企业家，他们的经营理念可以说是赚钱而不是事业。伟大的企业需要伟大的企业家，他们懂得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遵守基本的商业伦理，他们懂得权衡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利弊，他们知道为了获取更多的钱而如何放弃钱。所以他们会在当前中国没有正式形成诚信制度的情况下自觉恪守诚信的理念，甚至为此做出许多别的企业家觉得“傻”的行为，而这恰好是中国企业在未来如何区分优秀企业与一般企业的最大区别。因此，恪守商业伦理，坚持基本的商业信条，从长远出发，甚至为此不惜成本，这才是未来中国企业核心价值观的代表。
2、你所倡导的，就必须你去推崇
很多中国企业家都认识到企业文化的作用，他们将企业文化经常挂在嘴边，要求各层管理人员要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但他自己本人却依然高高在上，说的和做的两层皮或者要求员工做到自己却漫不经心，这是绝对的错误。作为企业家，其主要管理职能应该是战略、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也就是说他要做好战略的决策工作、建立吸引人才的平台，当好企业核心价值观的牧师。“你所倡导的，就必需你去推崇”！如果一家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不是由企业家本人身体力行，坚持不懈的宣导，那么你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员工去信奉这所谓的核心价值观，并将其行为化呢？
3、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中国企业现在处在高速发展阶段，中国式管理模式尚未形成，各种各样的管理思维和方法充斥着管理界，到底什么才是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理念，各有各的说话。我们认为，在核心价值观的建立上，必需采取“博采众长，以我为主”的做法，不能盲目去模仿所谓世界级公司的核心理念，但也不能不顾商业法则，违背公理而单一强调“合适才是最好的”。企业文化是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如果核心价值观与民族文化相违背，那么它根本就无法生存。因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跨国公司重视跨文化管理的问题。一个跨国公司的总裁，必然是一个跨文化管理的专家，因为无论是那一个国家企业的最“优秀”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不能与本土国家的文化相融，那它就会失去生存的土壤。因此中国企业不能好高务远，盲目追求缩短与世界企业的差距而建立所谓的世界级的理念，应该塑造一种基于民族文化和商业伦理，又是企业家内心追求的真正核心价值观，唯有如此，中国企业才能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价值观体系。
其实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在建立核心价值观的方法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关键是在理解核心价值观上的观念存在差异。就是说中国企业用什么方法去提炼和表达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是最重要的，你用西方理性的思维来表达，只要你的员工可以理解那就行了，你用中国传统的文言文表达你的理念，你的员工可以接受理解那也没有问题，关键是你所推崇的理念是不是你的“核心”理念，你能不能恪守这些理念才是最关键的。
在企业文化管理咨询操作过程中，我们运用了文化基石分析法进行专业化分析。在湖北某企业，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浓郁的关公文化忠义精神在企业中的影响；在粤东地区的企业中，我们又深刻体会到潮汕商人“商文并重、义利并提”的经营哲学；在河北的企业，我们更融入到了强大中原文化的体验等等案例不胜枚举，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企业最丢舍不得的深厚底蕴。本土企业家们实践他们潜意识中的传统哲学，形成具备独特个性的企业哲学以及核心价值观。
在2002年中国企业文化年会中评选出来的企业文化建设30强的核心价值观数据分析中，“创新”为约70%的企业所推崇，而“奉献”“诚信”为约30%的企业所明文规定，同时“团结”“艰苦奋斗”等词语出现的频率为较高——当然，这里面约77%为国有企业。在经盛国际的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数据库中随机抽取的100家企业（其中民营企业占75%）核心价值观中，“创新”仍然以46%高居榜首，“诚信”约占40%，“奉献”约占35%，但同时出现“个人”“员工”等理念的也有30%左右。《公司企业哲学》一书所载301家美国顶级公司企业哲学中出现的价值观关键词分析中，除了“团队”“承诺”等反映集体主义的词语频率高之外，更多出现的词语是“雇员”（158/301）、“个人”（78/301）、“价值”（185/301）、“表现”（82/301）、“最佳”（94/301）、“成功”（106/301）、“优异”（77/301）等等。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创新的价值观是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形成的主流价值观，但支撑其价值体系的基础仍在于社会本位、集体本位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优秀的已经成功或者即将成功的中国企业在全方位开放的竞争环境中都将不得不在学习战略管理的同时开始思考如何构建基于文化的核心竞争优势，进行基于核心价值观的领导，以确保自己能够活得长，长得大。企业管理的实践以及中华文化的复兴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强烈呼吁中国传统哲学的回归，让我们的企业家以及广大的企业管理者自觉地运用起博大精深的传统哲学为企业之道，为企业之本，在此基础上吸纳西方管理文明，形成以中华文化为大本大源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三、以核心价值观为主的企业文化制度设计
企业的核心价值理念能否最终落实到企业的行为上去，而不是停留在纸上或贴在墙上成为口号与标语，关键在于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制度设计，使核心价值观有制度，有措施，可规范，可考核。
核心价值观运用的宝洁案例
就信任（trust）员工、尊重员工而言，P&G是一家以信任为基础的企业，其PVP也清楚地揭示对员工的信任，同时落实对员工信任的承诺。绝大多数人都渴望被信任，并希望能尽情地放手一搏，有所成就与贡献，只要组织有效激励员工的自尊心与荣誉感，员工自然会竭诚以报，这就是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的道理，也是P&G员工主动积极的主因。管理大师杜拉克曾说：“今日组织的基础不再是权力，而是信任”，P&G在厚植信任与内在激励方面，一向不遗余力，且有显著的效果。当员工对组织及团队成员有信任感，并相信自己会受到公平对待时，就会促使他们全力投入工作。此外，信任也代表可以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开诚布公，异议可以公开表达，员工能够坦白说出真心话。以此为基础，员工才有可能针对棘手的问题进行开放性的全面讨论，化个人的不满为具体的建设性建议，创造出多元化而不相互冲突的工作环境，并形成高效益的合作网络。
为了让信任基础能够有效落实，P&G有周期的检查系统（check balance system）作为配套措施，以确保企业整体运作顺利进行。对于P&G而言，信任不意味毫无限制地放任，也不意味主管完全放手不管。因此，在组织运作上，就需要检查机制来整合。一方面P&G可以藉此落实以信任为基础的经营哲学；另一方面，检查系统让所有事情的进展都在掌控之中，不会因为信任而放任员工音讯全无，发生无法得知其表现好坏与事情进展等无法容忍的不确定性。由此可知，检查机制的确有其必要性，例如，通过定期与不定期的报告与讨论，主管可以充分掌握进度与状况，并给予适时的指导与建议，不仅无损于对员工的信任，反而更有效地落实信任。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我国封建时期的文化带有明显的“男尊女卑”特征，无疑是典型的男权文化。但如果没有女性的参与，封建文化是不可能得到发展和完善的，中华文化也不可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绩。当代女性正是在此前文化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从女性发展的连续性来看，我们不应该将封建文化看作是与当代女性完全无关的东西，而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思考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地位问题。需要探究的是，女性是如何进入男权统治下的主流文化场域并进行文化创造的。
一、班昭与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
我们要讨论的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不仅仅是指女性能够认识并遵循相应时期的文化、伦理及其习俗等，而且是指女性能够积极参与到封建文化的建设中去，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意味着女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部分，登上了封建文化的历史舞台，开始适应这种文化并且有所贡献。从这一角度来说，班昭是封建时代女性开始参与封建文化创造的代表人物。
（一）班昭代表女性出场的外在条件
女性群体在先秦时代不乏活动在历史舞台上的佼佼者，她们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她们的实践也是封建时代女规范的直接源头之一。正如相关研究显示的那样，秦汉时期依然是父权制确立的时期，[1]450先秦时期的女性群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正在形成之中的封建伦理的影响和规范，但封建文化对她们的塑造是有限的。在具有某些共同点的同时，先秦时期的女性道德往往表现出与汉代以后的不同，以刘向《列女传》为例，其中很多女性的行为很难说具有“女性特征”，而是更多地趋同于男性，如《魏芒慈母》之“仁”、《鲁义姑姊》之“义”、《宋恭伯姬》之“礼”、《许穆夫人》之“智”、《鲁之母师》之“信”等，具有封建时代女性特征的伦理规范并没有能够确立其统治地位。而封建制度确立之后则不同，女性在社会整体压力下不得不就范于男权文化，并开始在这一文化中寻找自己的立身之所。可以说，封建男权制对于女性而言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压抑了女性的自由与个性，但另一方面又为女性特征的浮出水面提供了机会，它是女性实现自身自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正如社会性别理论指出的那样，女性是后天塑造而成的，那么在能够参与封建文化之前，女性有一个被封建文化塑造的过程。我们既然讨论的是女性在男权文化中的出场问题，那么在男权文化确立其基本架构之前，对女性的规范也不可能完成其建构，更谈不上封建文化对于女性的塑造。因此，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必然要在男权文化的核心思想确立以后才能出现。“从大量的史实来考察，秦汉的制度和后代的制度，不论从经济、政治、法律以至意识形态那一方面来看，都是近似的，这即是说，秦汉制度为中世纪社会奠定了基础。”[2]56因此我们可以认定，男权文化核心思想的确立当在秦汉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有奴隶制生产关系开始解体；在此基础上，封建生产关系得以确立，最终由秦统一六国，完成了封建制度在政治上的胜利。而封建文化的确立，则要等到“三纲六纪”在汉代的定型才能完成。[3]291女性能够在封建文化中出场，也应在此之后。
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到班昭所处时代，男权文化渐趋定型，并为进一步建构女性道德规范打好了基础。这一历史进程始于“礼崩乐坏”，中间经过诸子百家“各择一术，以明其学”的纷争，到《吕氏春秋》则“诸子之说兼有之”，开启了融百家于一炉的新篇章，[4]422最终在董仲舒以阴阳思想为核心统贯各家的儒学形态中得到了实现。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阳尊阴卑”，由此阐明了君对于臣、夫对于妻、父对于子的“尊”的地位，成为《白虎通》“三纲”思想的源头。[5]19因此，我们可以认定，作为封建时代核心价值观的“三纲”思想，直到东汉初年的白虎观会议才基本成型。而班昭恰恰活跃在这一时期，她能够完成封建女性道德的建构与此息息相关。
（二）班昭代表女性出场的内在素质
尽管女性有自身独特的气质，但要想在男权文化中对封建文化有所贡献，就必须首先“屈服”于男权文化，这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所决定，也是女性文化自觉所必由的道路。因为只有这样，女性才能真正对当时的文化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也才能对这一文化将来的发展趋向有一个自觉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参与到封建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中去。只有当女性认识到自己与男性的不同，她们才有可能将自己与男性区分开来，也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个性。在女性的发展方面，女性由先秦时期的“迷失”到汉代之后的“清醒”，构建了其清晰的历史道路。因此，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势必由这样一个“才女”来完成：她必须一方面拥有对于当时文化的整体把握，另一方面又能够意识到女性在当时社会中的卑微命运，因而能够从男权文化中获得并诠释女性在那种时代条件下的生存智慧。
班昭历史地承担了这个“才女”的重任，她不但对当时的男权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也对女性的卑弱身份有自觉。班昭对当时文化的熟知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文学方面，她才能出众，“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6]2785在学术方面，她于当时盛行的经学颇有贡献，不但续补并完成了《汉书》的写作，而且对刘向《列女传》进行了增补和注释，甚至是经学大师马融的老师，于东观向马融等授读《汉书》。[7]而《女诫》更处处体现董仲舒思想影响的痕迹，如“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阴阳殊性，男女异行”[6]2788等。这表明了她能在较为抽象的层面把握当时的文化。而且，班昭对盛行于汉代的“黄老”思想也颇有心得。据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尽管汉武“独尊儒术”，但作为权谋之术的“黄老”思想却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持续盛行于两汉。班昭父兄朋友都深有得于“黄老”，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班昭不但对之耳熟能详，而且以之成功地指导了邓太后的政治实践。
另一方面，由于班昭对男权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她对在这一文化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也了若指掌，并怀着深深的担忧。班昭担忧女儿们出嫁之后“失容它门，取耻宗族”，所以才将自己的经验汇为《女诫》七篇，“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6]2786她深刻分析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并试图以“阴以柔为用”“女以弱为美”的“柔弱胜刚强”的道家思想求得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一生平安。“女性在劣势的人生境遇下应该以谦顺柔弱而取胜，也就是说谦顺之德、柔弱之性，应该成为女性避免厄运的人生智慧。”[8]正如朱维铮所言，《女诫》七篇“篇篇都用儒家语言，表述老子、韩非早已透彻伸说的权术，也就是刘向确切定义的‘臣术’……正是妾妇与臣子都要娴熟的阴柔权术。”[7]一句话便点破了《女诫》的本质，善于权谋之术的班昭为后世封建社会的女性阐明了谋求生存的权谋之道。
（三）班昭代表女性出场的文化特征
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文化认知、文化认同固然重要，但关键还在于文化创造。因而女性要能够在封建文化中出场，必须具有这样的特征，即真正地参与到所处时代的文化创造当中去。由于其文化创造以承认和继承男权文化为前提，因此其思想能够被男权文化所接受和认可，成为此后封建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女性能够参与封建文化创造，除了能够认同于男权文化这一根本点之外，还有一根本点，那就是对女性及其在封建时代的卑微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能够从女性的角度为女性的生存提供建议。这是男性所无法替代的工作，只有女性才能通过自己的现实人生真正理解女性的遭遇，并由此观照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命运相似的女性提供有价值的生存智慧。说到底，这是女性在封建时代的自觉，是女性特征在封建文化中的体现。
由于对男权文化深有所得，对于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地位也有清醒的认识，班昭对源于《周礼》的“四德”范畴进行了全面的诠释，使之成为后世封建社会女性的行为规范。看似偶然的为女儿辈所做的《女诫》，却历史地成为了完成封建社会女性道德建构的标志。此后，班昭诠释的“四德”和刘向在《列女传》中借孟母之口扩大化了的“三从”相结合，[5]23共同成为统治女性近2000年的封建女性道德规范的代名词。
二、文化自觉视域中《女诫》的价值重估
对于班昭，研究者们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但只要牵扯到《女诫》，近代以来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否定式的。有的认为其“给妇女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是“中国妇女界第一个罪人”，有的甚至认为《女诫》是班昭“心理严重扭曲和对社会主体曲解的产物”，谴责她是二千多年来中国女性遭受苦难的“元凶”，“给古代的女性意识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些纯粹批评式的评价虽然反映了实际，却并未能正确解读《女诫》及其历史地位。“哪位中国史学家不知班昭？然而又有几人能够说清楚这位中世纪女性学术大师的生平和遗响？”[7]可见对于班昭，我们现有的研究远不足以表现其全部。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女诫》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一）从文化认知的角度看，《女诫》代表着古代女性学习当时文化以谋求生存智慧的最高成绩
朱维铮通过历史考证的方法，以大量的史料为证据，认定班昭在“赋颂”等文学成就之外，不但“是《汉书》的续作者和传授者，是东汉四世皇帝的后妃教师，是中世纪妇女伦理教义的集成者”，还是东汉和熹邓皇后专权的“主要政治顾问”，是当时文化中心（东观）的“灵魂人物”，是班固《汉书》和刘向《列女传》的“完型作者”，中国历史上“女性按照自己的尺度撰述妇女史”的“第一人”。[7]这一评价无疑是很高的，肯定了班昭在经学、史学、文学、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杰出成就。
不但如此，由于受家族友朋影响，班昭还深谙“柔弱胜刚强”的权术之道。张舜徽《道论足征记》认为，刘向、扬雄、王充均深于黄老无为之术。[9]77班昭叔祖班濉坝肓跸蛐C厥椤…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 [10]4203班逵肓跸蛲列并受赐“秘书”，是班氏走向学术研究的开端，此后班昭补刘向《列女传》并为之作注，表明班氏深受刘向影响。班昭父班彪便得益于“秘书”，“幼与从父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说明班彪、班嗣曾从扬雄等“好古之士”问学，因而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10]4205而班彪“性好老庄。”（《文选》李善注引《汉书》本传，今本《汉书》无。）王充为班彪弟子，弟子深于黄老之道，其师“性好老庄”当不为虚语。张舜徽认为，班彪“聆听父党扬雄等的议论，并得闻姑母班婕妤所谈宫廷秘辛”，得以深谙黄老之术。[7]班昭长兄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6]1330其《东都赋》有“仁圣之事既该，帝王之道备矣”[6]1361一句，说明他对黄老道术也是很熟悉的。班昭次兄班超也深有得于黄老之术，其离任西域时对继任者任尚所言：“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6]1586这虽是对于任尚的规劝，但他能经营西域三十年而功成身退，应该不无得益于此。而班昭姑祖母班婕妤“恐久见危，求供养太后长信宫”，[10]3985久居深宫练就了班婕妤退求自保的行事风格，可说是黄老之术的实践者。由此可见，班氏一族在黄老道术余波未尽的时代本就有服膺黄老的传统。
班昭受此影响，于黄老权术深有所得，而《女诫》便是以此思想为指导来阐明女性在男权社会的生存智慧的代表作。朱维铮遍考班昭及其子曹成在邓太后掌握政权后的事迹，认为曹成在受封关内侯之后，终班昭一生再无升迁，证明“班昭深通老子和光同尘的三昧”，并且认为，《女诫》的标题和用语都与儒家“礼”教一致，“但察其涵义，却贯注着《老子》以柔克刚、以屈求伸、以卑弱自恃而后发制人一类权术”，其所谓卑弱、事夫、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实际是“在夫家处理夫妇婆媳妻妾姑嫂种种关系的诀窍”，“正是妾妇与臣子都要娴熟的阴柔权术”。不但如此，“此篇但讲‘妇行’，不讲‘三从’，所论实为弱者取得权力的策略。”[7]则强调“卑弱”以求自保并非《女诫》七篇的最终目的，其最终是要让处于弱势的女性在家庭中取得权力以后发制人。班昭以其他女性难以兼具的才女特质，以黄老权术为核心，融纳经学、史学、文学、政治、文化、教育等的成绩于一炉，为男权社会中处于卑弱地位的女性阐明了一套安身自保的处世哲学，对于女性可谓爱之深切了。
班昭深知，在男权统治已经确立的社会，女性只有先与男权达成妥协，才能换取自身的生存空间。她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列举了近三十位杰出女性，其中有二十二位帝妃被列入“仁人”一列（为第二等），等于让“正史”承认了女性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尽管女性的真正贡献并未完全呈现），这便是她以上述思想为指导在男权社会为女性发出的声音。但这一思想岂是大多数女性所能领悟的，甚至对于脱离了黄老道术的大环境的男性知识分子而言也是难以明晓的。“东汉诸儒虽赞学论政，亦多识道之言，然仰视周秦西汉儒先之书，不逮远矣。”“自汉以降，解此者稀。”[9]40在这一形势下，其奥旨难以被人理解，《女诫》也就只剩下被人误解为宣扬女性服从于男权的封建教条的命运，只能被女性解放运动者斥为封建礼教的帮凶了。这真正是班昭及其《女诫》的噩梦。
（二）从女性发展的角度看，《女诫》及其时代是女性发展的必经阶段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女诫》由于对男权统治的承认而造成的对于封建女性的扭曲。但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男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普遍经历的一个阶段。“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想像的那样困难……”[11]87既然如此，屈从于男权是女性发展的必经阶段，《女诫》及其智慧是与中国社会在此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相适应的社会意识。
面对这一历史情状，我们应该追问，女性如何在这个阶段实现自身的自觉，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2]96而这种自觉只能建基于具体的历史的活动，“人的现实的‘自由’、‘自觉’必随他的‘生产生活’而变动，即必是历史具体的‘自由’、‘自觉’。”[13]因此，对于此一时期的女性来说，其任务之一便是自觉其与男性相区别的特性。正如《春秋》、《国语》、刘向《列女传》等文献显示的那样，其有选择地记录下来的绝大部分女性，其言行、价值观大都与男性并没有什么不同，如前所述刘向之《列女传》中诸女性，封建时代女性的特质并没能突显出来。但这一情况在《女诫》之后却大不相同了，以放弃广阔的社会天地为代价，女性已自觉其与男性的不同之处，在封建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正是以女性的牺牲和辅助为代价，中华文化在封建时代才能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女诫》是我国女性的第一次自觉，这当然也是否定意义上的自觉。
（三）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四德”的全新诠释标志着封建伦理建设的完成
从封建伦理建构的过程来看，白虎观会议无疑是其成熟的标志。但从《白虎通义》来看，这次会议解决的主要是男权社会的秩序问题，涉及女规范的只有卷一《爵》、卷八《三纲六纪》和卷十《嫁娶》等数篇，而且只是规定了泛泛的原则，而没能具体阐述“女德”的内容。白虎观会议的这一缺陷，使封建意识形态先天不足，无法为女性的日常行为提供具体规范。班昭集“才”、“女”于一身，既有男性学者所无法拥有的女性生活阅历，又有普通女性所无法企及的才华，得以在《女诫》中创造性地诠释了“四德”的内涵，恰恰弥补了这一不足。
白虎观会议确立的“三纲六纪”从总体上为男权社会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刘向《列女传》中借孟母之口重新诠释的“三从”和《女诫》创造性诠释的“四德”，则具体地规范了女的方方面面。自“礼崩乐坏”以来的社会秩序的重建，至此以封建伦理的确立得以基本完成，而《女诫》所诠释的“四德”恰恰是其标志。
（四）从文化创造的角度看，“四德”发展成为封建时代女与女性教育的典范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概念虽首见《周礼・天官》，但《周礼》并未对之进行详细解说。《女诫》首次以女之“四行”指称之，并对之进行了详细阐释，具体规定了四者所包括的内容，《周礼》郑玄注和孙诒让《正义》都采用其说以训释经义，成为“后世封建社会‘三从四德’说中的‘四德’的最为权威的来源”。[5]28本为训诫女儿而做的《女诫》，却凭借其与男权的融合性和创造性诠释在当时便得到了世人的认可，“马融善之，令妻女习焉”，[6]2792其成为封建社会女性道德的代名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此后的《女论语》、《女孝经》、《内训》、《女范捷录》等女教著作无不深受其影响。由于其在封建女教中的经典地位，《女诫》以“四德”为中心的女规范，直接为封建女性点明了其在家庭中应有的定位和言行的价值取向，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重要一环。
《女诫》强调女性要提高自身素质，这与儒家的根本精神相一致。在班昭看来，“四德”就是女性之“仁”，是“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尽管只要“存心”就能做到“仁”，但“夫妇之道”的实践却是以夫、妇双方的“贤”为前提的，因此在“训其男”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于女性的教育，而相应的教育方法，班昭认为可以依“《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这等于是在为女性争取受教育的权利。以此为基础，妇在处理与夫的关系时，就不再是毫无尊严的“佞媚苟亲”，而是“专心正色”：“礼义居洁，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此则谓专心正色矣。”“礼义居洁”实即孟子“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思想的转语，而“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则是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的翻版。于此，班昭虽接受了“阴卑无外事”（《白虎通・爵》）的思想，将女严格束缚在了闺门之内，却又要求以儒家精神为指导来加强女性修养，实际强调了女性在成圣、成贤方面与男性的平等。
《女诫》之能成为女教经典，由此可见一斑，而其对于女性的期许，竟欲与男儿相颉颃。如果封建社会能够贯彻《女诫》的基本思想，封建时代的女性虽被限制于闺门之内，但一定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不会是“无才便是德”、只能依附于男性的配角。在此基础上，女性只要能够冲出家门的束缚，就足以获得施展自身才华的广阔天地。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封建礼教初立的时期，班昭便已援引儒家为代表的男权文化成果，为近代女性争取与男性的平等做好了准备。但历史不容假设，《女诫》因适合于男权的统治而成为封建时代女教的经典，而其中包含的那些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却因为不合时宜而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即便如此，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班昭及其《女诫》的时候，我们必以班昭为中国女性自觉运动之第一人。
参考文献：
[1]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季乃礼.三纲六纪与社会整合――由《白虎通》看汉代社会人伦关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汪中.新编汪中集[M].云点校.扬州：广陵书社，2005.
[5]安春焕.汉代女性道德研究[D].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朱维铮.班昭考[J].中华文史论丛，2006（2）.
[8]苏萍.班昭《女诫》的教育思想探析[J].妇女研究论丛，2005（1）.
[9]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武术文化相关概念的界定
武术的价值是指武术这一活动主体的特殊活动形式，以及自身的活动和功能，在使主体的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中对于主体所产生的效应。武术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则表现为武术文化的价值。价值是指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它不仅取决于客体自身的结构，而且也取决于主体的活动，是与主体的需要密不可分的〔1〕。体育文化是关于人类体育运动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2〕。从某种意义上说，体育文化以体育和文化为载体，广泛地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真正的占有过程，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回归过程”〔3〕 。民族体育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劳动、健身、锻炼、竞技和娱乐等生活方式创造的体育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是一种以动作技能、运动技术为文化符号的人体文化〔4〕。
2武术文化的价值及其内涵
2?郾1武术文化的价值
武术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之所以能伴随着人类文明史生生不息，绵延至今，并对今日世界产生全方位的重大影响，皆因为武术文化具有满足人和社会发展现实需要的功能，这种功能就是武术文化的价值。武术文化作为客体是一种社会客体，总是与人的需要和利益直接相关的。
武术文化具有教育价值、娱乐价值、健身价值、文化传承价值、文化艺术价值等，这些共同构成武术文化的价值体系。它是寓竞争、娱乐、地域及艺术观赏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文化形式。武术文化所体现的生命价值观、健康价值观和与此相适应的养生价值观，蕴含着有关人体科学的丰富内容，其注重身心统一、内外协调、动静结合的辩证思想，对指导当今人们健身和体育活动，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2?郾2武术文化的内涵
武术活动当中的民族意识、文化心理、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审美心理，同属于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文化，是武术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是围绕民族体育活动方式，通过抽象事物的艺术表现，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的物质内涵、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最终依托体育活动来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武术活动作为验证人的物化世界能力的象征，最根本的是促进了民族凝聚力的升华。
武术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以儒家“天人合一”、“身心一元”、道家“各安天命”、“无为而治”等为哲学基础，以“仁”为核心思想，以保健性、表演性为基本模式，以崇尚人的内在气质、品格、精神修养为价值取向的一种文化形态。武术文化历来提倡以和为贵、以人为本、人与人相敬相爱、人与自然相近相亲相和谐，这些应该也是世界大家庭不灭的理想，这与国际社会致力于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精神相得益彰〔5〕。武术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天人合一”，讲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人依赖于自然，又不断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武术文化，在体育形态上强调整体观和意念感受。 武术文化价值，主张利用体育活动修心养性，将体育活动纳入治心、修身、为国的教化过程中〔6〕。
武术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区域、特定的社会人群，伴随着一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现象。武术文化作为人类社会一项特殊的文化活动方式，孤立的个体活动是不存在的。尽管武术活动常常通过个人的行为方式来体现和进行，但永远脱离不开社会的联系而受制于社会，永远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3武术文化价值的特点
3?郾1时效性和多元性
武术文化价值的时效性表现为人们对武术的社会价值标准不断地改变、更新、转移和提高。武术文化价值的时效性取决于人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需要的不断变化。价值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在文化的传承中会发生变异，会不断地赋予新的价值取向。
人在为自己不同的需要进行武术活动时，希望获得某些价值的时候，其价值的体现可能是不同的，这就使武术有了价值多元性的特点。武术文化的价值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防身价值、健身价值、修身价值、医疗价值、娱乐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审美价值、文化交流价值、观赏价值等。
武术文化价值的多元性还表现为同一时期、相同的历史条件下对不同人群所体现的价值标准有所偏重，并且有主有次。
3?郾2客观性和包容性
武术文化的价值是有一定的客观标准的。 武术发展于相对封闭的农耕文明的社会，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息息相关。武术满足人和社会的需要，它的功能属性是客观的，武术长期的社会实践证明了武术文化价值的客观性。
武术文化的包容性体现了武术文化价值的包容性，具体表现为武术文化对本土文化和异质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是惊人的。武术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与多种文化形态相互渗透交融，彼此有着深远的血缘和形神相依的联系。中国古典哲学、伦理、宗教、中医理论都是武术的理论基础。同时武术与舞蹈、杂技、书法、绘画、摄影等艺术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武术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已被人们普遍接受，这是其他任何体育运动所没有的特点。对异质文化的吸收最好的例子是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另外，中国散手就是吸收了西方自由搏击的精华结合传统武术的技击动作创建的〔7〕。
4武术文化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价值
武术文化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价值变迁乃是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作为历史的连续体，武术文化的价值模式和价值取向仍然会保持一定的历史个性，并同时发展创新。武术在扬弃、融合、纳新中发展，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新旧文化的拼凑，而是深厚的民族文化结构在新的文化积累中实现的推陈出新、去伪存真。〔7〕这种突变和飞跃离不开原有的民族文化积累，离不开这种积累所形成的遗传趋势。因此，武术文化在体育强国建设中是武术文化价值更高形式的延续。
4?郾1武术文化的传承价值
武术这一经久不衰、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文化的存在，充分说明它具有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拥有适宜的生存环境，具有文化继承的深厚土壤，显现出民族体育传统自身的文化传承价值。这些都源于长期的农耕文明和儒家学说教化下所形成的固有的价值观和价值思维模式。随着中国渐渐崛起，必然要求民族文化复兴，这是武术文化价值重塑的重大契机，更是寻求传统体育文化自身更新的良机。而这将是继中国在经济上崛起之后，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的与时俱进。
4?郾2武术文化倡导的健身价值
中国人历来重视运动,重视生命,注重养生之道,所以在武术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和中国养生导引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凸显了它的健身价值。以武术文化的典型代表武术为例，轻柔缓慢的太极拳，以其独特的运动方式受到海内外人士的青睐，它松静自然，气沉丹田，中等强度的运动,不仅对心血管、呼吸系统有着良好的影响，而且有利于调节神经系统、陶冶性情、缓解压力等，在体育强国的构建中有更重要的意义。武术运动不仅能强身健体而且还可以丰富人们业余生活，陶冶情操，从而使人们由于工作、学习带来的精神紧张、大脑的疲劳和情绪紊乱得到积极的有益调节，获得积极休息，从精神上得到享受。
4?郾3武术文化具有较强的文化产业价值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武术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在满足新的社会需求上体现出独特价值，并以体育文化旅游、赛事推广等形式向产业化方向发展。武术在产业化过程中，一方面可通过市场经济杠杆和商业化途径，为自身发展筹集资金，促进自身的推广和发展；另一方面，可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当前，我国武术文化产业化的进程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许多制约因素，距离体育强国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故而应积极开发民族体育经济资源，培育民族体育市场，发展民族体育产业，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体育事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多渠道投人机制，以增强武术文化事业自我发展的活力。
现代社会中以武术为题材的小说、影视作品越来越多。这些作品既给人们以强烈的感官刺激、享受，又可以使人们从中了解一些诸如历史、武术流派、武术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据调查，许多青年人就是通过看武术小说和影视才迷恋上中华武术的。而在国外有些人不敢欺负中国人，也是影视武术的宣传在起作用。因此，进一步深入挖掘武术的文学艺术价值对弘扬中华武术具有重要意义。在进一步深入挖掘武术的文学艺术价值时，应以弘扬民族精神、重振国威、教化后代子孙等方面为题材进行创作，多出精品，以发挥武术作为重要文化载体在教化后代中的积极作用。〔9〕
4?郾4武术文化要拓展武术的竞技价值
武术文化要想更好地与世界主流体育文化——奥林匹克文化相融合，就必须坚持创新，拓展武术的竞技价值。对符合现代奥运会的要求、适合改良的武术项目加以科学整理，如竞技武术、中国象棋、围棋、风筝、龙舟竞渡等项目，力争逐步走向世界，实行武术的“奥运战略”。突出竞技性，借鉴奥运会的竞赛、管理体制，使其不仅作为世界了解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媒介，而且要让它们真正成为奥林匹克运动项目。
4?郾5 武术文化弥补了奥林匹克倡导的精神价值
当今的武术文化，已经不是孤立的体育文化现象，它已融人整个社会的发展当中。奥运前我们对武术文化目光多凝聚于对传统体育的挖掘与继承，而奥运后我们应更多地关注武术的创新与发展。要让世界现代体育真正接受武术文化，关键在于武术文化是否能够始终不断地为世界体育文化做出新的贡献。武术提倡人文关怀、性命双修的思想理念，更好地吻合了“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新格言，能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是奥林匹克追求的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而武术文化也能很好地借助现代奥运文明塑造武术文化的新形象。武术活动是以身体运动形式来表现不同民族的生活情趣、审美心理和文化价值取向的，而这些正式奥林匹克运动所欠缺的。
4?郾6 武术文化和奥林匹克文化将实现价值互补
我国武术文化正受到西方奥林匹克强势文化的强烈冲击。奥林匹克文化是当今依赖于科技的、物理属性的强势体育文化，它突出的是在国际体育中只倡导西方单一的竞技体育文化模式，而排斥其他的体育文化类型。奥林匹克运动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同时，极大地忽视了各国武术的发展，拒绝其他文化的广泛参与，因此也强烈制约了我国武术文化的发展〔10〕。但是，武术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公正、诚实、仁爱等文化特质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和完善需要的。在世界舞台上展现武术文化，必须注重展示与推广的策略和方式。我们应该加强“世界视域中的中国”之意识，注重中华武术文化发展与世界主体体育文化发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既要警惕民族主义高扬情境下文化保守倾向，同时还需要坚持多样化的追求。现代世界体育的主体文化——奥林匹克文化，其多样化是其宗旨的内在要求，是多元化互补、互动的过程。只有强化武术文化价值认同，寻找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新的定位，不断实现传统体育价值体系的自我更新，才能使武术文化不至于失去自我，使它的价值得到更大的彰显，进而为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5 结语
我们在体育强国的构建中展现武术文化的价值，目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强国，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同时让外界了解、理解、欣赏中国武术文化，而不是一定要别人学习或接受。对不同的传统体育文化，人类要学会相互欣赏，相互包容，面向世界的中国体育文化更应该有自信、包容的气度。武术文化不仅具有体育的价值，同时也具有文化的价值。这种文化力量对人们的行为取向、道德升华、心理感受、价值观念、文明导向等许多方面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影响力。在体育强国的构建中，武术文化的价值拓展途径有：对我国文化传统的传承发展，应借鉴融合先进文化以及适应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扬弃和创新。
参考文献
〔1〕肖前?郾哲学原理 〔M〕 ?郾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1998.
〔2〕卢元镇?郾中国休育社会学(修订本)〔M〕?郾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
〔3〕黄莉?郾中华体育精神研究〔M〕?郾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8.
〔4〕〔6〕文闻?郾体育文化及其价值〔J〕?郾中华文化论坛，
2009,4.
〔5〕孙鸿?郾浅谈多元文化下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价值认
同〔J〕?郾中国，2010,7.
〔7〕白晋湘?郾民族传统体育价值研究?郾国家体育总局网站，2006,11.
以“和”为本的宇宙观
中华文化的和谐理念滥觞于尧舜时代。《尚书》就有“协和万邦”、“燮和天下”的记述，《周易》中也贯穿着“天下和平”的政治理念。先哲的目光遍及万邦，所向天下，反映着中国上古时期人们对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协和”、“和平”生活的美好憧憬，对国家社稷安定繁荣的无限期望和对万邦归顺、诸侯称臣的和谐天下的向往。时至春秋初期，管仲明确提出“和合故能谐”的和谐观念。他认为只有协调、合作才能达到和顺、和睦、和谐，反之则会失度、失衡、失败。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思想家，管仲特别强调“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灾害横生。管仲在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他的“察和之道”。他把君臣之间、上下之间、百姓之间的和睦相处看作是国家政令通畅、政治昌明的文化标志。在法律制度并没有建立的古代社会，《管子》提出的和谐之道不仅具有引导国家政治的社会意义，这种推及家庭伦理，倡导父母、夫妇“不失其常”、“中和慎敬”的和谐思想，在客观上也为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价值观的实现，铺设一条从个人到家庭直至社会的基本架构。
以“和”为善的伦理观
在《管子》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自然观、人际之间和睦相处的伦理观、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观之后，道家哲学以“道生万物”为核心理念，对中国和谐文化的价值体系进行了丰富和延展。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阴阳两极对立基础上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一系列具辩证思想的基本命题，扩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将和谐从一般社会层面提升至哲学高度，赋予和谐理念更为普遍、深邃的哲学内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谐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无论是讲人类社会，还是讲客观世界，都是建构在“中”“和”的基础之上。在儒家的自然哲学中，“中”是“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只有“中”“和”一致，才能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天下。在思维方式上，孔子一贯秉承“执两用中”之道，反对偏执、极端的思维方法，倡导在相互对立的两极状态中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间状态，以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并非以取消事物个性差异为前提。实际上，孔子所谓的“和而不同”强调的正是在保持自我个性精神基础上的和谐与统一。《国语》中记载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强调的也是不同事物之间只有在保持多样化前提下，才能生存发展。如果完全趋同，和谐就失去了相互协调、共存的基础。
中国古代哲人还特别善于把精深玄奥的哲学理念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来进行生动的阐释。如《左传》所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这看似讲的是最寻常不过的饮食烹饪，实际上是以烹饪为例，强调众多差异性事物的中和汇聚是和合的基本要义，进而明确了事物之间各自的差异性、个性是和谐共生、相互发展的基础。所以，和谐并非要取消原有事物的自身品格，而是在相互认同基础上中和、融会。东汉史学家荀悦在《申鉴》中也认为，君子应当“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和”在此讲的并不是二者相加之和，而是和谐、和顺、和美、和睦之和。这表明中国的和谐观念是古代哲人有感于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而作出的理性升华，是东方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群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亦表明，中华民族的“和谐”观并非局限在国家政治、艺术美学与伦理道德等形而上的观念层面，也体现在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本身便是多种观念形态的多元统一，是中华民族理性思维与生活智慧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和谐社会的真诚憧憬和不懈追求，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具有传承与弘扬的历史意义与恒久价值。
文化,是人类群体在长期共同的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供后人学习借鉴并加以传承的经验总结和思想积淀。杨凤城教授认为,每个时代的主流文化都是那些经受了历史潮流的反复冲刷而保留下来的思想精华,所有被时代证明的有价值的文化最终都将成为传统文化。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历史使命,而作为培养教育者的师范教育是实现这一使命的前沿阵地。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师范教育的关系
谈到传统文化,梁启超认为:社会就像一个大茶壶,每泡一次茶,那个壶内就会发生一次变化,茶的“精”就悄悄地积在壶里。第二次再泡新茶时,前次积下的茶精便起一番作用,能令茶味更好。这样经过日久天长的反复渗透、冲刷和洗礼,壶内便产生了一种天然的底蕴茶香。这种每次活动所积下的底蕴茶香的“精”,便是文化[1],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唐君毅先生说:“中国文化精神……依于‘人者仁也’之认识,以通天地、成人格、正人伦、显人文是也。”[2]这种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的内在动力,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民族魂,我们有责任将其继承和传递下去。
师范教育,作为传递人类文明的一种教育方式,是培养教育者的教育,是发展人的能力、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领域。“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以传道为先。这个道是什么?我认为它首先应该是我们本民族一以贯之的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即民族魂。世界上每个成功的教育都无不重视对自己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师范教育作为培养人类灵魂塑造师的文化阵地,在传承民族文化、培养国家栋梁方面担负着尤为重要的历史责任。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师范教育中的价值表现
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而精神信仰和人文关怀相对缺乏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当前的青少年,他们严重缺乏集体意识和包容精神,缺乏自我约束能力以及感恩之心。这一切都需要我们重新界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进行正确引导,而对青年师范生的教育就是其中的一个重点突破口。
其次,教育的根本是爱与责任,教育不是培养机器,而是要培养人、塑造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的确重要,但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具备的起码常识,它应该成为教育的基本内容。而近几年的调查发现,很大一部分中国学生对中华民族一些常识性的文化知识都一无所知,这不得不说是中国教育的失误。而作为培养教育者的师范教育恰恰可以成为我们扭转局面、复兴中华文化的一个起点。
再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民族振兴的根本,“教书者必先学为人师,育人者必先行为世范”[3]。社会和学校要提高教育质量,就必须打造一支富于激情、业务熟练、道德过硬的教师队伍。而最近频发的学术腐败现象不得不给我们敲响警钟。怎样使学校教风越来越正,学风越来越浓,使教师这个灵魂塑造师真正成为为人师表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人”[4],这是摆在党和国家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教师素质的提高除了依靠经济、法律手段调节外,我们有必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的思想精华,对在校师范生进行素质教育,从源头上为提高教师素质打下坚实基础。
最后,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维系民族凝聚力的无形力量,需要我们用心去把握和推广。南怀瑾先生多次意味深长地说:“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凝聚力,始终像一盘散沙……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自信心,也不可能得到外人的尊重。”[5]社会越发达就越需要这种精神的凝聚力和民族的自信心,而这一切必须依靠传统文化这个载体才能系统地实现和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当前有必要通过对广大师范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形成一支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师队伍,让传统文化的这种凝聚力在教育的引导下充分发挥其应有价值。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大学师范教育中的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师范教育中实现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第一,当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国文化繁荣兴盛。其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的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之一。所以,在大学师范教育中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有理论和政策依据。第二,大学的师范教育拥有相对雄厚的师资力量和良好的人才基础。在这里,大多数学生的知识阅历和人文修养都比较丰富,同时经过的系统学习,能更好地把握经典,理解和运用经典中的思想精华。第三,目前高校都在寻求改革,以培养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实现途径。
首先,党和政府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需要继续鼓励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并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我们可以先在部分条件较好的师范类高校试点,形成一定模式后再加以推广。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应该给予这些高校以相应的支持和保障。
其次,师范类高校要自觉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落实相关教育政策,进行自身的教育体制改革,给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课的试行提供相应的课程空间。目前部分高校已经开始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作为思想道德修养课的一部分,重点通过德育课的学习来提高师范生的道德情操和文化底蕴。也有部分院校在不同专业课中,穿插了一些相关的古典名著。同时,我们还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系统的编写成一本实用的经典选读课本,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选读课作为师范生的一门公共课或选修课,通过一系列专家讲座来更加系统的从源头播下传统文化的种子。
最后,作为未来教育者的广大师范生应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真正传承、弘扬化之。学习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气魄和爱国情怀,做一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
总之,中国未来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根本在教育。“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6],因此,我们在进一步的教育改革中应该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师范教育中的价值,使之在推动民族振兴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九)[M].中华书局,1989.
[2]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3]魏训鹏,史华楠.高校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分析[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0,(1).
一、儒家文化的德育思想内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代表和主流是儒家文化，只有深入了解儒家文化的德育思想内涵及其特质，才能充分认识儒家文化在德育思想史上的重要作用。儒家文化是经孔子创立的儒学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累条件下，不断继承、创新基础上形成的综合文化思想体系。“所谓德育，即教育社会中的人学会在社会中如何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和行为准则，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自觉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和稳定的道德心理。”儒家文化的德育思想内涵极为丰富，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仁者爱人
“人文”一次出自《周易》：“观乎人乎，以化成天下。”从这一思想渊源来看，“人文”不仅是对人的主体价值的弘扬，也是一种治理天下的基本原则和手段。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核心是仁者爱人，“仁爱思想既是儒家文化的哲学思想和精髓所在，也是孔子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孔子认为“仁”就是要“爱人”，“仁”的最基本的含义是“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还包括“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以及“刚、毅、木、讷”，“恭、宽、信、敏、惠”等。孟子说“亲亲，仁也”，亲爱自己应当亲近的人，这就是“仁”，又说“仁者爱人”，“仁，人心也”，孟子突出阐发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强调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 而且还要爱百姓、爱万物。国家施仁政，孔子主张道德教化，“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施德治，政治安定，社会稳定。居家施仁，讲“孝弟”，父慈子孝，家庭美满；与民施仁，讲“忠恕”，人际和谐，相互尊重。作为道德规范的“仁”，用于人际关系时，孔子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由血缘亲情衍生、演绎而来，孝悌即为仁之本，其泛爱思想是血缘亲情的扩张与舒展。由此凝结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形成厚德载物的宽广胸怀。儒家提出的路径是“为仁由己”，“其方法上讲求‘慎独’，认真反省自己，使自己的行为不断合乎道德伦理规范，成为完整意义的人”，造就完善的道德人格。
（二）儒家文化的道德理性――见利思义
儒家文化强调道德理性，道德至上的价值体系主要包括义利、公私、理欲、群己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义和利之间的关系。儒家文化的义利观在价值取向中强调“以义为上”、“见利思义”。“孔孟在义利问题上有三个基本观点：其一，义与利是对立的，认为道德行为排斥个人利益，脱离功利。其二，主张重义轻利，把‘为善’还是‘为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其三，义为善，利为恶，利是产生不道德的根源。”儒家文化认为重义轻利具有道德至上的价值，同时认为“义”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君子和“义”有辩证的关系。
（三）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圣贤君子
历代的儒家学者都关注人伦、人格、人品等问题，提出了种种人生标准、理想目标，这就是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追求――圣贤君子、志士仁人。儒家文化讲求伦理纲常，概括出五项基本的人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样在全社会就形成了一个尊卑有序、亲疏有别、爱有等差的社会秩序和精神传统，这种社会规范和精神追求不断内化为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格，为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实现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内圣是指内有圣人之德，能达到对善的领悟，对仁德深刻把握；外王是指内在的道德修养推广到社会，以此实现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圣人是儒家文化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孟子曾将理想人格目标设置为“善――信――美――大――圣――神”：“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儒家文化关于理想人格的不同表述，“实质是从多个层次为教化对象确立了一个层层递进的德育目标，前者为后者之基，后者是前者的提升和推进。”儒家文化不仅提出了一整套理想人格理论，而且在实现理想人格的方法上也作了颇具意义的探讨：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关键是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克己修身、见贤思齐，强调个人的内在自觉性。如“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
（四）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天人合一
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追求“和”，从思想观念的提升到理想目标的追求，再到实践方法的运用，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和而不同”的主线：普遍和谐、注重整体、群体至上、中庸之道。“在儒家看来， 天本身是和谐的， 人与宇宙也是和谐的。人与人的和谐， 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文化的和谐是普遍意义上的和谐，汤一介先生认为普遍和谐包括四层含义：“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内外的和谐。”笔者认为，从儒家文化的传承和价值关怀上看，和谐思想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孔子强调“和为贵”，提倡“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主张不偏不倚、中庸。他还说“： 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 强调社会整体的和谐。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种境界。儒家文化孜孜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把天、地、人看作统一的整体，视“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
二、儒家文化对高校德育的精神资源价值
新时期高校德育面临着新的挑战，这是实现儒家文化德育思想与高校德育价值转化的前提和背景。首先是大学生自身的新变化：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社会认识存在片面性，价值评价上存在感性化。其次高校德育面临社会环境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深入进行，西方文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冲击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重视儒家文化的传统精神资源，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成为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新时期，实现儒家文化的德育思想与高校德育的价值转化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儒家文化的德育精神资源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重利轻义、仁爱思想、和而不同思想、诚信思想、勤俭节约思想等都是当代高校德育重要内容；此外儒家文化的德育思想还提供了重要的德育方法资源：如克己修身、学思结合、因材施教、环境陶冶、社会教化等都值得高校借鉴和吸收。
笔者在总结了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基础上，认为儒家文化对高校的精神资源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提高民族凝聚力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儒家文化倡导的爱国往往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忠君是爱国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爱国的实质是爱人民，爱民族。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突破了狭隘的忠君观念，爱国主义的深层内涵是对民族、同胞的热爱。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恋土归根、天下大同”的精神，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儒家文化重视整体主义思想，从价值追求上看，个体的价值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实现，个体只有在整体中、作为整体一分子才有意义。这种精神突出地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小我换大我，以牺牲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维护全局利益的独特品质，形成了以国家利益为上的思想品质，孕育了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形成了中华民族渊源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儒家注重情操和气节，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孔子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孟子更从人生价值的选择上概括说：“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俗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 他还说：“富贵不能，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也是人生的最高价值， 它可以成为我们高校德育中进行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二）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树立远大的社会理想
儒家文化特别推从伦理本位，伦理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崇尚道德、讲求人品作为人生准则。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是圣贤君子，把人们的理想追求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明确提出“学为圣贤”的理想目标。在孔子眼中，“圣贤”人格，完美无缺，至真至善，是一种极高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意境。在高校德育的内容中增加理想教育，教育学生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正是儒家文化的精神资源价值所在。同时，儒家文化强调重义轻利的道德修养，崇尚气节，重视情操，强调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唯义所在”、“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等都是儒家在道德修养上论述。高校开展道德教育，也应提倡理想信念教育，崇尚理想人格，注重个体与社会、集体相联系，把自己的理想融入到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中，坚定自己的远大理想。
（三）自教自律的修身方法
“修身是儒家强调的自我修养、自己自律的方法。儒家十分强调修身，总是把修身同治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儒家推崇的人生理想是“内圣外王”，“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它点明了从内圣到外王的实现过程，体现了修身在人的生活中及其在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高校德育中如何实现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塑造人的高尚道德，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关键是加强人的自教自律的道德修养。所谓自律即靠自己内心的约束，自己内心的意志力量来完成道德行为。儒家文化主张，道德贵在自律，人的道德行为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提出了许多道德自律修养的方法。“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不见贤而内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自省包括三种情形：当自己有问题时要自省，自己没有问题也要经常自省；他人出现过失时要自省，检查自己是否也存在类似过失；当自己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时要自省，从自身主观方面找原因。此外，特别强调道德的修养和完善应注意“慎独”，《礼记・中庸》提出“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意思是不在暗地里做不道德的事，不要再细小事情上违背道德，君子在个人独处的情况下也按道德规范约束自己。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中蕴含的修身方法赋予了高校德育以方法论的资源。
（四）以和为贵的人际交往方法
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蕴含了重伦理、重人际关系的和谐思想，作为一种传统的普遍的民族心理，对于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人际关系协调具有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孔子强调“和为贵”，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儒家文化的和为贵思想对于高校德育的精神资源价值就体现在和谐人际关系上，高校德育要注重培养大学生和谐的人际关系，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儒家文化的和谐思想不仅提倡人与人之间应该互敬互爱，以和为贵，而且强调社会整体的和谐。“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明确地把“和”视为全部社会制度的价值。儒家文化“和”的思想极富辩证之味，它积极地看待自然和社会中的差异、分歧与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积极作用，使得每个个体都得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与发展。这种对于人们的感望、所作所为，保持和而不同，符合礼法的道德要求，显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于当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在今天，进一步倡导和弘扬这种精神，对于协调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形成全社会合力，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