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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会开幕式上，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恢光平教授、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朱乃新研究员先后致辞。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南京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刘志彪教授首先作主题报告。他全面阐述了我国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攀升的必要性和路径，并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分别与全球资金流动、经济泡沫、环境污染和创新资源流动的关系，还向与会者提供了对全球价值链进行深入研究的思路。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刘惟蓝副主任在报告中强调要提高外贸增值率，强化自主品牌，提高服务贸易占比，注重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发挥好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同时要更大力度地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徐康宁教授在报告中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之说得不到普遍性事实的验证，更不是一个经济发展规律，增长“陷阱”与中等收入阶段并无内在联系，中等收入更不是“陷阱”的原因，而我国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空间仍然巨大，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于津平教授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和开放型经济“两头在外”的特点，揭示了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主要变化，提出了我国开放战略调整的方向。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朱乃新研究员在报告中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与对策，他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特点是低增长、多起伏、深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努力营造积极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召力，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原会长程极明教授今年已经84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他系统总结了美欧大国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认为发达的高等教育和领先的科技水平是支撑美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而重视实体经济则是德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他还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中美欧大国关系的发展态势和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
传统分工与贸易中的贸易利益分配
古典贸易理论在严格的假定前提条件下，尤其是假定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的前提下，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形成机理与贸易利益分配。由大卫·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提出的相对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只要根据自身的相对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即根据自身拥有的要素禀赋特点进行专业化生产，生产和出口本国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进口本国相对生产成本较高的产品，就能通过国际分工与贸易增加产品总产量，给国内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扩大消费选择范围，从而通过本国的要素禀赋获得贸易利益。因此，国际分工与贸易对贸易国双方都是有利的。
新古典贸易理论通过建立H-O模型将李嘉图提出的单要素模型扩展为包含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的双要素模型，并提出，在技术水平相同和资源禀赋不同的条件下，如果参与分工与贸易的两国都能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那么两国的国民福利水平将得到提高，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两国都能获得贸易利益。不过，各国国内的两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贸易利益是不同的。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会使出口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即本国的充裕要素的收入提高，而使进口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即本国的稀缺要素的收入下降。
新贸易理论突破了古典贸易理论中机会成本不变、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机会成本递增以及两者共有的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条件限制，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不完全竞争、机会成本递减、规模经济及垄断竞争市场的假设条件，提出了即使两国生产和需求条件都相似，规模经济的存在也能够提高国家福利水平，促进企业生产率水平上升，使贸易对双方有利并可以继续进行。
虽然传统贸易理论对传统国际分工与贸易的阐述不尽相同，但是传统的贸易利益分配具有以下几个共性：第一，贸易国之间的贸易对象都是最终产品，国际分工形式表现为产品分工。如果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那么最终产品可能分布于两个国家的不同行业，即初级产品行业与制成品行业。第二，国际贸易能够增加世界总福利和各国福利，不过各国国内的贸易利益分配表现为各要素之间收入的分配。第三，贸易国对于贸易产品可以获得完整的贸易利益，不需要将其中的一部分利益分配给贸易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章丽群，2009）。
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的贸易利益分配
随着全球分工的发展和细化，实际的分工与贸易状况也在不断变化，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逐渐替代传统分工与贸易形式，成为当今国际分工与贸易的主流。在这种形式下，贸易对象不再是最终产品，而是各个工序（或生产环节）生产的中间产品，国际分工不再是产品分工，而是工序（或环节）分工，相应的贸易利益分配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曾铮，2009）。
（一）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以价值链上价值增值为依据进行利益分配
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再仅仅依靠各国自身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进行分配，而是以工序分工中价值链上价值增值为依据进行利益分配。正如价值链中所描述的价值增值曲线或“微笑曲线”一样，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并不是每个环节都能创造出等量的价值，只有某些特定的工序（或环节）才能创造出更高的附加值。在工序分工形成的价值链中，朝上的两端体现出更多的附加值，也就是说处于技术环节和市场环节的工序能产生更多增值，相应的要素收入或获利最多；而处于价值链底端的生产环节，附加值最低，即处于生产环节的工序产生的价值增值最低，相应的要素收入或获利最少。
随着全球经济转型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发达国家逐渐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科技研发与品牌营销等具有较高价值增值的环节，控制产品的核心技术与经营技巧，把加工制造等价值增值较低的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通过生产链上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外包，把本国相对缺乏的低技能劳动力转移到国外生产来降低其生产成本；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技术、资金与核心品牌，只能承接发达国家产业环节的转移，通过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参与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处于价值链中增值较低的环节。因此，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一种产品的价值中可能包含了多个国家多种要素的价值，产品生产不再完全是国内生产要素的函数，贸易利益不再是整个商品的获利都归一国所有，贸易利益的分配将更加复杂。
（二）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贸易利益的分配呈现非对称性
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能够通过跨国工序分工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中的比较优势（如低廉的劳动力等），而使发展中国家仅仅从事如加工、装配等价值增值较小的环节的生产，在全球形成了跨越多个国家的价值链和贸易链，所以，贸易利益的研究较从前更加微观化，更加偏重于工序分工利益，贸易利益的分配取决于各参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次，具体表现为在全球价值链中各阶段的增值，贸易利益的分配呈现出更强的非对称性。
第一，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获得高额的贸易利益。由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掌握着资金、技术等核心生产要素，控制着整个产品价值链的生产和分工，掌握着更多经营信息，因此具有一定的垄断优势，能够通过利润的内部转移和歧视价格等手段获得较高的垄断利润。
第二，对于参与工序分工的其他国家而言，主要可获得税收收入。但是由于跨国公司对生产和分工具有极强的控制力和更多的内部信息，一般可通过其内部贸易的方式，运用转移定价等手段逃避税收，吞占参与国的部分贸易利益。
第三，参与工序分工的其他国家的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技术溢出效应。但是由于跨国公司具有更先进的技术和对分工与贸易的控制力，这些企业在技术上一般难以与之抗衡，只能参与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同时，由于跨国公司的高工资、高待遇造成的本地企业人才的流失，本地企业经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也面临着极大困难。因此，本地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第四，参与工序分工的其他国家的就业者而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资收入。外资企业尤其是大的跨国公司为了竞争得到更优秀的人才，一般给出的工资要比同行业公司的工资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国内就业者的工资。
有关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近年来虽然一些参与工序分工与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数量大增，但是只能获得出口利益中的极少部分，绝大部分贸易利益都被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获得。原本由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说明的本国丰裕要素通过贸易能够获得较高报酬的说法，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却成了本国稀缺要素由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在本国获得较高收益。比如发展中国家缺少资金和技术，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在本国进行生产，本国丰裕要素—低廉的劳动力只能参与加工工序生产，获得最低的价值增值和要素收入，而跨国公司自身的资金和技术却可以参与微笑曲线两端工序的生产，获得丰厚的回报。
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的转变
传统的贸易理论假定要素是不能在国际间流动的，各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产品并参与国际贸易，因此，贸易利益是贸易国通过发挥本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获得的。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条件下，随着分工的深入和细化，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可以通过跨国投资的方式实现全球流动和全球配置，贸易利益的分配机制发生了极大转变。此时，贸易利益的分配标准不再是销售额，因为一个产品的销售额中涉及到多个国家和企业，销售额并不能代表各自的利润所得，各个环节的价值增值才是此环节的分工与贸易利益，因此，贸易利益表现为各国在全球分工工序（或价值链）上的位次，具体表现为各产品工序中的价值增值。
（一）利益分配的前提发生改变
传统分工与贸易中假设要素不能在国际上自由流动，而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放弃了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前提，认为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可以通过跨国投资的方式实现全球流动和资源配置。
（二）利益分配的内容发生改变
随着国际分工形式由产品分工转向工序分工，贸易对象也随之由传统的最终产品转向工序分工对应的中间产品，所以，原本根据最终产品的一站式贸易利益分配也不再存在，贸易产品中开始包含多个国家或企业的价值贡献，利益分配的内容更加复杂。
（三）国家获得的贸易利益发生改变
在传统分工与贸易中，贸易国可以凭借自身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获得完整的最终产品的贸易利益，不必分配给贸易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而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由于贸易产品由多个国家或企业的多个工序生产，产品的价值本身就包含了多个国家多种要素的价值，因此，此时的贸易利益或产品生产收入不再完全是国内生产要素的函数。
（四）要素获得的贸易利益发生变化
在传统分工与贸易研究中，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表明，本国的丰裕要素可以通过贸易获得较高的回报，这是因为H-O模型告诉我们一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要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要素价格的均等化，本国原本丰裕的要素其要素收入会相应提高；而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本国丰裕要素并没有获得较高报酬，本国的稀缺要素由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的方式在本国获得较高的收入，比如中国丰裕的劳动力在国家开放的经济政策下依然只能获得较低的劳动收入，而本国稀缺的技术和资本是中国引进的主要内容，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回报。
（五）贸易利益分配的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传统的凭借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获得的互利互惠的贸易利益形式从根本上发生变化，转变成在工序分工与贸易中以工序（或价值链）上的分工位次和价值增值量为分配标准的利益分配形式。上述转变可以由表1清楚地展示出来。
基于以上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中国呈现出出口贸易数量大增、但出口利益并不理想的局面，国内技术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仍有待改善，建立在此贸易利益分配机制上的绝大部分贸易利益都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直接获得，贸易利益分配呈现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非对称性。
参考文献：
1.曹明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利益分配[D].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2.代中强，梁俊伟.分工与贸易利益：理论演进与中国经验[J].当代财经，2007（9）
3.顾磊.国际产品内贸易的模式、效应与政策研究[D].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4.梁碧波.工序贸易及其影响效应—一个基于工序分工的贸易模型及其政策含义[J].国际经贸探索，2011（12）
5.罗琳.国际分工、利益集团与贸易摩擦[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与日俱增，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随着FDI的进入，环境污染问题也进一步加剧，因此产生了FDI是否导致了环境污染，污染程度又有多大的疑问。以下将围绕这一疑问展开，并进行相应分析。
一、文献综述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国内学者逐渐意识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并且从中国层面或是地区层面开展相关研究。福建省作为对外开放的沿海重要省份之一，随着FDI的大量引进，环境也不断恶化，FDI的环境效应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
现有研究成果中，方苑（2009）运用1985-2007年福建省的时间序列数据，对福建省FDI实际利用量和工业“三废”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FDI的实际利用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之间分别呈现倒N型、U型、倒N型曲线关系。章贵军、付志刚、李妙萍（2010）利用福建省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采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分析的方法实证检验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福建省的FDI对环境质量影响效果各异。吴幼华（2009）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发现出口增长是福建省环境污染的格兰杰成因，但外商直接投资序列与福建省环境污染序列存在伪相关，因此不能确定FDI与福建省环境污染的相关性，“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在福建不成立。林美顺（2011）利用1985-2009年的福建省时间序列经济数据，构建了包含能源消费方程在内的四方程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工业整体污染之间都存在着 “倒U型”的曲线关系。
由于研究方法、研究数据选取不同，学者们关于福建省FDI环境效应的研究尚无统一定论。这些研究大部分是宏观层面的实证分析，较少涉及微观行业的研究，因此为了更好反应外商投资对环境的影响，以下将利用FDI集中的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数据，通过对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与FDI额进行相关性分析，从微观的行业层面来研究FDI对福建省环境状况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FDI与福建省环境污染现状
1.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在利用FDI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历程大致分为：第一，起步阶段（1979-1990），改革开放后福建省成为对外开放的第一批省市之一，从设立厦门经济特区开始相继开放各县市，但初期合同FDI额和实际利用FDI额都很小。第二，高速发展阶段（1991-1993）全省以经济特区为龙头，各类开放区为辐射，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开发格局，1993年合同FDI额达到113.66亿美元。第三，后退阶段（1994-2000）长三角、珠三角的崛起使得福建省拥有的政治优势不断弱化，加之基础设施落后，经济腹地狭小等原因，对外资吸引力开始下降，同时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严重影响了其招商引资的发展。2000年合同FDI额只有1993年的37.95%，而实际利用FDI额为1993年的75.70%。第四，稳定增长阶段（2001-2008），入世后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外商投资额大体呈上涨趋势。但2008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东南亚、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受创，而这些地区正是福建省吸引FDI的主要来源地，因此FDI额在2008年出现下滑。第五，再次高速发展阶段（2009年至今），200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标志着海西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福建省迎来了一个新的战略发展机遇期。至2012年3月底实有各类外商投资市场主体2.53万户，其中总投资在1000万至5000万美元之间的外商投资企业有2288户，5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431户。同年国家发改委《中国区域对外开放指数研究报告》，首次公布了大陆地区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对外开放度的得分和排名，福建省位居第五位，实现又一次的飞速发展。
2.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分布
与国内其他发达省份相比，福建省FDI产业结构十分不均衡。第一产业投资规模很小且无上升趋势，而第三产业近几年来开始呈现明显增长，外商投资比重由2002年的11.77%调整为2011年的36.42%。FDI集中投资于第二产业，2000年～2011年规模有所浮动，但第二产业合同FDI额所占比重均超过50%，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显然外商在福建省的投资存在着明显倾斜，三次产业发展很不平衡。
从外商投资企业工商注册资本金来看，外商集中投资于制造业，2009年～2011年制造业在外商投资工商注册投资总额中的比重相当高，分别为67.2%，67.9%，66.6%。同时制造业中比重较高的12个行业基本都是污染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装鞋帽，塑料，通信机械，化学原料等。2011年外商投资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达到9448家，占企业登记注册总数的52.99%，创造的总产值达到FDI工业总产值的71.2%。这说明污染密集型行业是外商投资的重要产业，可以初步判断FDI对福建省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当地环境污染。
3.环境污染的情况
（1）总体情况
随着FDI额不断增多，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二氧化硫、工业粉尘等工业废气以及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物成为福建省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从整体上来看，1999年～2011年福建省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以及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随合同FDI额的增加而增加，大体呈上升趋势，而工业固体废物由于综合利用率的提高，其排放量逐年下降。为了进一步分析FDI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利用spss软件对1999年～2011年福建省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与合同FDI额进行简单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与合同FDI额在显著性系数为0.00下，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890、0.889，显示很强的相关性，同时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与合同FDI额的相关系数为0.723，同样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可以推断外商投资与福建省的环境污染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2）地区分布
从环境污染的地区分布来看，福州、三明、龙岩、泉州、漳州四市污染较严重，2011年泉州工业污染情况最严重，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粉尘排放量均居全省第一，分别达到10.25万吨、5.06万吨；漳州工业废水排放问题较突出，排放量占全省比重的48.89%，这一情况与当地对外开放早，吸引外商投资多有密切的关系。厦门市也是属于对外开放早，吸引FDI多的市区，但由于在工业污染治理投入较大，整体污染较少。
（3）产业分布
FDI在福建省集中投资的纺织，服装鞋帽，塑料，通信机械，化学原料等行业产生了大量污染物，从2009年～2010年工业二氧化硫、烟粉尘排放情况来看，除了纺织、皮革、金属、非金属、通用设备四个制造业污染排放量略下降外，其他制造业污染排放均逐年上升，甚至是大幅度上升。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对环境污染最大，平均工业粉尘排放量达到全省的72.5%，此外纺织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工业二氧化硫、烟尘排放数量也占全省很大的比例。2010年污染密集型行业总体排放的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占全省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为33.56%、53.02%、63.75%，F二氧化硫的大量排放造成酸雨污染普遍，2010年第一季度福建全省23个列入统计的城市中，20个城市均出现酸雨，酸雨频率大于50%的城市有9个，而工业粉尘、烟尘的大量排放使得福建省空气质量不断恶化。
三、启示及政策建议
综上，FDI在促进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同时对其环境确实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恶化了当地的环境，据此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1.积极引导产业结构升级
FDI在福建省投资存在明显的倾斜，集中投资于污染密集型行业，这种投资结构的不平衡造成了环境的破坏，因此有关部门应积极引导FDI更多的进入第一和第三产业，减少在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特别是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等行业的投资，推动福建省产业结构的升级。
2.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引进外资时应避免保量不保质的问题，对那些资源利用率低下、高污染的企业坚决不予引进，对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小的外资项目则优先考虑，通过对引资结构的调整，引导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
3.加强污染治理
建立健全相关的环境保护法规，对重点污染企业进行监控，全面控制工业三废的排放量，加大对超标排放企业的惩罚措施，同时对环境治理情况好的企业予以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参考文献：
[1]方苑.FDI对福建省环境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林业经济，20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