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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按照西方经济学对公共财政学专业及课程的研究，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需要站在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方法开展研究分析工作。财政学专业建设应以对政府行为及活动的研究为中心，兼顾对学生理论及实践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 ：公共财政；财政学专业；国外理论与文献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5-0178-02
收稿日期：2015-01-10
基金项目：2014年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地方高校课堂教学向社会延伸的方案设计与实施”（编号：686）阶段性成果；2014年度沈阳市“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沈阳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编号：2014-28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忠华（1965-），男，吉林九台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校教学理论研究。
一、公共财政理论研究
经济学的主要范畴有两个：资源的运用和收入分配。亚当.斯密(Adam Smith)被人们称作“经济学之父”，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创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人们称他为经济学的创始人。《国富论》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对欧美各国的经济也有深远影响。他在《国富论》中有许多关于财政问题的讨论，如小政府的观点，轻税的观点，税收公平的观点，等等。直到今天仍被许多人奉为经典，也对后来的财政学教学和课程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92年，另一位财政学重要人物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了《公共财政学》，全面的阐述了他的财政理论和财政思想，被视为现代财政学学科的雏形，内容非常全面，现代的政府支出理论、税收理论、公债理论、国家预算理论等都可以在书中找到痕迹。另一位财政领域的巨星，现代宏观经济学创造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书，名字叫做《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是经济学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凯恩斯说，那只“看不见的手”解决不了经济危机问题，经济萧条，股市低迷，失业严重，解决的办法要通过“看得见的手”，就是国家干预经济。但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经济学家开始猛烈砰击凯恩斯。当国家大量投资时，经济没有刺激起来，物价反而上涨迅猛。西方国家的经济出现了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的怪象，人称“滞胀”。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争论后，1959年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出版了《公共财政学理论：公共经济研究》一书，“公共财政学”与经济学融合发展为公共经济学。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大促进了财政学科的独立与成熟，如李嘉图（Ricardo，1817）的公债效应分析；古诺（Cournot，1838）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税收归宿分析；埃奇沃斯（Edgeworth，1925）的关于税收对生产企业的效应分析；拉姆齐（Ramsey，1927）的最优商品课税理论；莫里斯（Mirrlees，1971）的最优所得课税理论等等。道尔顿在《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提供了更有别于其他人的观占，认为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出版了《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随之而来的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标志着以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学与政治学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
二、财政学本质研究
财政学从来都是同治理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从宏观层面上说，财政学是与政府主管下的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科技进步、社会保障、财政补贴、税收、公债、国家预算、宏观调控等联系在一起的。从微观的层面上来说财政收支与个人、企业的活动规模、活动方式紧密相联，以种种形式影响着个人和企业的决策。按照帕累托的观点，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指资源配置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在不使一些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没有可能会使另一些人的处境变好。政府的目标是以各种手段重新配置资源，使资源效率增大。从这样的角度考察财政学，主要在于发现财政活动的规律性；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政府应向私人学习”的解释，政府部门也是一个产业部门，只不过其具有特殊性。
三、财政学专业及课程研究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半个世纪以来高校的课程建设和经济社会、科学技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面对新的财政学科，新的课程建设理念和方法不断被创造出来。一般认为，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高校课程出现过三次改革浪潮，上个世纪50、60年代为第一次改革，70、80年代为第二次改革，90年代以后为第三次改革。总体来说改革具有三大特征。第一次改革称为“作为学科知识的科学”时期，目标是培养科学家，课程设置的导向是为新的科学发现奠定基础，课程改革的焦点是学科知识的现代化、结构化。第二次改革称为“作为相关知识的科学”时期，目的是将科学作为改善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工具，课程改革的焦点是理解理论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第三次改革称为“作为不完善知识的科学”时期，目的是缩小计划课程与实际实施课程之间的差距，其焦点是个人、社会和文化对科学知识形成产生的影响。”
古希腊文献记载：有人问斯巴达国王男孩子应该学习什么时，国王说：“他们应当学习他们成丁之后所要做的事情！”说明西方国家应用型教育的理念渊远流长。日本京都大学校长Kazuo OIKE在谈及课程建设目标时表示希望“能为整个社会做出贡献”。卡内基梅隆大学也认为，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在急速增加。让优质的资源拥有者采取措施来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为此，卡内基梅隆自2002年就启动了“开放学习项目”（OLI，Open Learning Initiative），通过建设一个共享的平台改造传统的课程。
四、总结
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需要站在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方法开展研究分析工作。由于财政学科经历的这种漫长的演变，使财政学科研究工作进入了一全新的时期。按传统经济理论，财政学产生原因的是政府为筹集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收入。财政学是研究政府（公共）如何取和如何予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关注资源的配置、充分就业、保护环境和稳定发展等经济和社会问题。
财政学从来都是同治理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从宏观的层面上说财政学是与政府主管下的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科技进步、社会保障、财政补贴、税收、公债、国家预算、宏观调控等联系在一起的。从微观的层面上来说财政收支与个人、企业的活动规模、活动方式紧密相联，以种种形式影响着个人和企业的决策。
财政学课程建设问题的研究是资源运用的范畴。从学生角度来看，就是如何用好学校和社会资源，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能力。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就是如何利用好大学这个平台发挥自已能动性和创造性，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大学生就业的相关理论
就业理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认识深化和不断发展的过程，大致分为三类：传统就业理论、凯恩斯就业理论和现代就业理论。
（一）传统就业理论
传统就业理论以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B.Say）为主要代表，他提出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传统理论认为，在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下，完全竞争市场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不会出现“非自愿性”的真正失业。因此，传统就业理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干预要素市场调节，这种观点在现实世界显然很难成立。
（二）凯恩斯就业理论
经济学家凯恩斯从理论上否定了市场价格机制会自动调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理论，认为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使社会就业平衡经常处于一种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经济来拉动需求，以实现促进生产、提高就业的目的。
（三）现代就业理论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滞胀”现象引发了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的批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失业问题与30年代有较大不同，它主要不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量失业，而是一种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失业。为此，提出应实行积极的人力政策，重视对劳动力的再培训，完善就业服务，以及通过多种综合治理政策增加就业需求。
国内关于大学生就业的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大学生就业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展开：
（一）大学生就业特征研究
1.群体特征。作为一个受过较长期教育的特殊群体，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受个体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表现出如下特征：首先，与大专生、技校生相比，大学生在知识的深度、广度和技能的熟练程度等方面优势明显，有些大学生在校期间就有一定工作经验或参与实际项目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求职有很大的帮助。其次，在考虑未来发展方面，与高中毕业时相比，大学生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自己的人生定位，对职业发展有一个相对长远的规划，因而求职目标更为明确、心态也更成熟。最后，随着我国高考制度对学生年龄限制的放宽，还有一部分大学生在就业问题上需要考虑家庭、婚姻等生活上的现实问题，受婚姻家庭等牵绊的压力较大，这也限制了他们在就业去向上的一些选择。同时，由于投入了较多的教育成本，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比较高，这主要表现在：对单位性质、薪水待遇、工作岗位、专业的对口度、就业区域等方面要求较多。
2.个体特征。大学生对自身认识定位不足，在求职过程中存在着不成熟的心理特征。第一，攀高心理，有些大学生总是拿身边同学的就业标准来定位自己，在此心理下，即使某单位非常适合自身发展，但因与他人选择的单位做不必要的比较后，也会彷徨放弃。事后却又后悔不已，导致一些毕业生落聘。第二，自负心理，一些大学生认为自己是社会中的高层次人才，所从事的工作也应是社会中高层次的，不屑做“小事”，不愿从基层做起。这种不合理定位是造成不少大学生择业就业时“高不成、低不就”的心理诱因。第三，功利心理，许多大学生把追求优厚的薪金和福利待遇、就业发展机会、社会人文环境和生活水平较高的地区作为自己择业的首选目标，对县以下和西部地区则持漠视态度。在国家需要、发挥个人专长与获得高收入、高社会地位之间存在两难选择时会不知所措。
（二）大学生就业现状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对大学生就业的整体形势分析。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需求旺盛，从长远来看整体就业形势好，如屈百达（2004）通过对中美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指出美国的大学生就业己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近几年大学生失业与滞后状况加剧，越来越多的新毕业大学生不得不从事低层次简单劳动。相比之下，目前我国的大学生就业情况要好得多，不过某些学科、专业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也已出现就业难的苗头。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近年来随着高校本科毕业生普遍性就业难的问题日益浮出水面，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应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2.关于大学生就业的地区流向和行业流向的研究。宁小华（2002）指出，大学生就业的地区流向呈现出两个倾向：其一，在学校所在地就业的比例相对较高；其二，在北京、上海、广东以及东部发达地区就业的大学生比例高，而去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大学生相对比较少。另外，在行业流向上，大学生的就业单位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需要高学历层次的金融单位为主，国有单位依然是大学毕业生的主要吸纳单位。但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非国有单位就业已经逐渐成为今后的趋势。
3.关于大学生择业观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学生择业和择业期望值都比较高，而且他们的年龄较大，已经是成人，有些还存在婚姻、家庭问题，因此择业心态也更为复杂。还有学者指出，当今大学生择业观出现了趋于功利化的现象，许多人对功利标准的追求强于对事业发展和社会贡献的愿望，过分突出自我，片面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忽视对社会的贡献，注重经济效益，缺乏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三）大学生就业市场研究
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我国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变过去“统包统分”的分配体制为“由政府调控、市场导向、学校推荐，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由此确立了大学生就业市场。王春莉（2007）指出，大学生就业市场看“实力”不看“标签”，即用人单位越来越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他们在选用人才时不单要看学历和身份“标签”，更要求应聘者具备企业所需要的工作经验和能力。目前大学生就业市场存在主体发育不足、供求不平衡、工资机制不健全、运作不规范等问题，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以便更好的发挥市场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作用。
（四）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个人因素，由于自身学习周期的加长与教育投入成本的加大，学历层次的进一步提升，致使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就业期望值比较高，从而影响到个人就业。第二，学校因素，重视专业教育，忽视思想教育；忽视与用人单位的联系，缺乏必要的就业指导，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学校方面因素。第三，家庭因素，家庭价值观会对对大学生的择业观产生较大影响，一般来讲，家长文化程度愈高，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水平也愈高，反之亦然。第四，社会因素，社会因素主要是指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在促进就业或者人才流动方面所制定的方针政策，以及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对大学生就业所造成的影响。
（五）大学生就业政策建议研究
关于就业政策建议的研究一方面是基于问卷调查、个人访谈等实证研究，通过对部分地区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其影响因素，给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是基于理论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如纪军、杨鹰（2008）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出大学生就业难的几个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六）大学生自主创业研究
“以创业促就业”的大学生就业模式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大学生具有“心理素质趋于成熟；社会阅历丰富；拥有一定的启动资金；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等优势条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经验，高层次人才的创业将成为我国提高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竞争能力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
国外高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教学改革措施
（一）英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英国对大学生就业的研究一直走在国际前沿。他们研究得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形势是其中根本性的因素之一。个体影响因素方面，所学专业是影响大学生就业最重要的因素，且不同专业的就业差异非常显著。专业对进入工商企业及政府部门的影响不如对学术单位的影响大。其次，所就读的院校也会影响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如牛津、剑桥是英国传统的名牌大学，其大学生就业前景比其它大学好得多。大学生所获得的学位级别与其就业机会也有关系。再者，大学期间所学的学位课程实用性较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适应面就广。
（二）美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美国的大学生教育体现为多元化的培养目标，与培养目标多元化相对应，美国大学生培养模式也是多样化的，主要有专业式、协作式和以课程学习为主的教学式三种。专业式适用于培养教学科研型及其他高层次人才；协作式适合于应用型、开发型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而教学式则适合于专业学位教育及研究生课程教育。三种模式相互补充，以满足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多样化需求。此外，由于现代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加之市场竞争加剧，使得大学同企业界、工商界的合作日益加强，美国一些高校改革大学生培养模式，把教学、科研与生产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工商界所需各类人才，毕业后直接进入其合作企业中就职，或与企业界建立教育联合体，合作培养研究生。斯坦福大学就是通过与市场、企业紧密协作，创造了“硅谷”奇迹，成为高科技时代大学与产业界合作的成功典范。
（三）日本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日本的大学也敏锐地意识到，在21世纪，人类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科学技术与人类之间的接口问题，单靠对科学的探索和高新技术的开发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人类社会普遍意义上的理解和人文社会科学新思想的支撑，因而探索并创造了一种打破文科和理科壁垒的跨学科教育，并在日本东京大学成立了社会工学研究生院。该院以“创造人类与科学技术协调发展的社会”为理念，以“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群”为研究对象，以“新的理学”、“新的工学”为特色，创设了新的专业与课程体系，着力于新领域开拓。总之，该院毕业生输送到社会中，已不仅仅限于谋取一个职位，而是能够通过其理念与研究方法，解决人类社会重大问题，为全球作贡献。
结论
从上述研究内容来看，关于我国大学生就业方面的研究，特别是相关的综合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是以某一方面为主，对大学生就业缺乏系统性、逻辑性与前瞻性的认识。虽然也对个人、学校、社会三方面作了分析，但深入研究不足，如思想教育工作者关注的是大学生择业观念的变化；日常管理者关注的是大学生培养质量与就业的关系；就业指导工作者关注的又是如何改进和加强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等。事实上，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把大学生就业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总体对策的重要性。从长远来看，及时深入地研究和解决大学生就业中的问题，科学地提出应对方法，不仅对于做好大学生就业工作、促进大学生的个人成长、充分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刺激本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等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大学生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及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也具有非常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屈百达，白瑞林.美中理工科研究生就业对比及其启示[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4（1）
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一般是文学史、文学思潮、作家作品三者并重，而且是以史为线，作家作品是作为文学史发展和文学思潮的案例代表讲授的，这样的教学思路目前在国内高校外国文学教学中仍被普遍采用。但笔者作为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发现这种以史为线的教学思路越来越难以适应地方师范院校人才培养的需要。以史为线的教学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是用文学作品来验证文学史，这样的教学思路有时候会导致为抽象的文学观念及特殊的文学现象而寻找文本例证，其结果是把鲜活、生动、具体的文学作品变成思潮、概念的传声筒，让能够“生出许多思想而没有任何一特定的思想，即一个概念能和它相切合”[1]的美的艺术变成僵化理念的代表。地方高校的目标是培养应用型人才，设置的课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担负着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与创新意识的任务，对于外国文学课程而言，就是需要通过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运用所学文学理论客观理性地分析文学现象、解读文学作品的能力。高校中文专业通常不仅会开设文学史课程，也会同时开设文学理论课程，通常文学理论基础是文学史的先修课程，但二者容易出现脱节的现象，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阶段学生没有阅读的积累，不少文学理论教师也试图在课堂中多引入一些经典作品的分析，但学生在没有阅读或了解原著的基础上，仅靠听故事介绍或片段浏览是没有办法正确理解文学经典的，所以往往感觉很陌生很茫然。在外国文学课程教学中，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的传授是潜移默化式的，一方面教师在分析文本的基础上，适当给学生介绍一些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教师在讲授文学作品时也要尽可能自觉使用中外文学理论进行文学的批评与分析，尽量避免一味感性描述的弊端，从而为学生提供一个文学鉴赏思路与方法范例，以供学生学习并进一步在此思路的指导下进行文学欣赏的探索，不断提升文学阅读与鉴赏的能力。西方近现代的文学理论，如西方的实证主义、精神分析学、神话原型批评、形式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理论与方法，都可以运用到文学现象与文学作品的分析中。外国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既成的，但研究本身却是开放的，研究的理论和研究的视角也都是开放的，美学的、心理的、文化的、地域的、比较的都可以是我们观照的视角，在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将开放的文学研究思路与方法传达给学生。例如在讲《简爱》时运用女权主义批评视角，对《红字》进行伦理学的解读，分析《老人与海》时兼顾其中的生态美学，讲授DH劳伦斯时突出精神分析，介绍俄苏文学时指出其“为人生”的艺术功用观，评价现代主义文学时关注阐释学理论等。同时，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尤其需要比较的视野与方法，笔者在讲荷马史诗时，和学生一起探讨了文学的追寻主题；讲中世纪意大利的大诗人但丁时，与我国战国时期的诗人屈原进行了比较；讲《哈姆雷特》时，研究了中西文学中的复仇母题；讲《安娜卡列尼娜》时，联系了中外文学中美狄亚、简爱、繁漪等具有叛逆思想的女性形象；讲到《百年孤独》时，探讨了西方文学中的家族叙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注重知识体系的完整，注重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研究方法的掌握、理论水平的提升，教师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对各种文学现象的研究有一个基本的思路和方法，就能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通过课程学习获得基本的文学鉴赏能力，初步掌握文学批评的方法。学生掌握了研究方法，在面对不同文学作品时就能进行个性化的分析与鉴赏。
二外国文学是一门理论课
早在民国时期，纳撒尼尔・霍桑的传世之作《红字》就被翻译到中国，引起中国评论界的关注，之后有关霍桑及其作品的讨论更是长盛不衰，直至当今仍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早期主要以作品译介、作家介绍以及一些简单书评为主，进入新时期之后，各种研究方向大量涌现，分析角度更是异彩纷呈。
一、有关《红字》的研究
在有关霍桑的研究性文章中，有关《红字》的论文约占到一半以上。早期对《红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阐释作品中大量出现的各种意象，从作家经历出发探讨作品中的人性观，从主人公的命运出发探讨作品的宗教伦理观、道德观、救赎观、女性观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时代的变迁，研究方向开始往接受理论、文体特征、叙事策略、现代主义文学人际观以及比较文学等其他视角扩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作品主题的讨论
围绕《红字》中对“罪恶”的阐释，关于作品主题的研究主要立足于清教宗教观和人性观的解读。早期评论者一般将《红字》定位为霍桑对清教伦理、基督教伦理的申诉和控诉，但现在也有人认为该作品不能简单的视为对基督教伦理的抨击，苏欲晓认为“从作品的叙事观点、道德判断，人物的性格发展、命运走向上看，《红字》都深刻体现着基督教伦理精神：人的普遍罪性以及对这罪性的悲悯与救赎。”[1]大部分观点同意霍桑对宗教的态度是困惑的，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宗教情结。“霍桑一方面突出了犯罪的主人公不得不在众人面前体验可怕的难看和羞辱，另一方面又强调了‘罪恶’的净化、教育作用，他们虔诚的赎罪方式使自己也使别人都变得更富同情心。”[2]涉及罪恶观与救赎观的讨论往往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研究者通常从霍桑家族历史、成长经历、社会环境等方面出发，结合宗教原罪观，分析霍桑的罪恶观，进而讨论主人公的自我救赎之路。
2．人物形象解读：
国内大多数学者把海丝特・白兰解读为一位在苦难磨砺下挣扎生存并最终获得新生的形象，但也有学者认为海丝特不但没有获得新生，反而最终屈服于命运。“她最后自觉地又带上了红字，屈服于清教社会对她的审判，接受了清教社会对人生、人性及人类生存环境的认识。”[3]曹精华从相反观点出发，彻底颠覆海丝特的传统形象，认为“作品中最虚伪的人莫过于赫丝特・白兰。”[4]海丝特的女儿珠儿是《红字》中的另一位主要女性形象，她作为父母罪证的象征，是一个“会说话的红字”，是作家寄托理想和希望的依附。文中的两位男性人物同样不容忽视，丁梅斯代尔的内心则始终充满着矛盾、冲突与苦涩，他的灵魂在心灵的炼狱里走完了全部的过程，经受住了洗礼并得以净化。而齐灵沃斯则是“极具两面性的人物，可以说集‘人性’与‘鬼性’为一体”[5]，并不能简单的定义为邪恶的反面形象或是魔鬼的化身。
3．象征手法
《红字》中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是多年以来讨论的热点，尤其是红字A，对于小说中四位主人公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尽相同的意义阐释。对于珠儿来说“‘A’字代表纯洁无暇”，“意味着神圣的爱情，是天使的再现”，但“在齐灵沃斯看来，红‘A’字代表复仇的欲望，是报复的化身”[6]。海丝特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A”的含义逐渐由最初的通奸变成能干、可敬、慈爱再到天使，但丁梅斯代尔却在内心饱受痛苦、孤独的煎熬，与其他人疏离。文中其他意象，如人物姓名、针线意象、森林意象等，也有文章进行专门研究。陈榕把针线这一意象独立抽离出来，成为一个更够代表海丝特性别角色和阶级身份的符号。[7]而黄立则将森林意象与霍桑社会改造的愿望联系在一起。
4．多种研究视角
《红字》问世于19世纪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涨时期，在多数研究中，文中的海丝特是一位追求女性独立、向男权社会发出挑战的典范。但季峥和蒙雪琴认为“她（或者她们）身上具有女权主义者或者他所熟悉的强大女人的某些特点，霍桑对此有赞赏的方面，但更多的是加以批评”[8]。潘志明的两篇论文分别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来系统地讨论《红字》的叙事理论，认为无论是内在的含混特征还是外在的罗曼司题材，无一不是为了“掩盖其婚外情主题中隐藏的非正统道德价值观念”[9]。管雪莲则透过“白兰滞留”和“牧师之死”两个事件的巧妙的叙事安排解读霍桑在情节安排和叙事技巧方面的智慧。刘林把序言“海关”与《红字》结合起来，比较两者共同呈现出的“V”字型叙事结构。由于霍桑的小说创作与宗教思想之间的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学者便应用原型理论分析人物的圣经原型及其象征意义。任晓晋，魏玲从象征意义与原型的模糊性、多义性和矛盾性中解读出霍桑“困惑、犹疑和彷徨的心态以及隐晦、模糊的表现手法”[10]。金衡山“通过介绍三篇不同时期的对这部作品及其改编影片的评论，重新阐释作品对现实与人的心理的再现”[11]。安安“从肯定个人的自立、回归精神的家园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三个方面来探讨《红字》中所表现出来的作者与超验主义哲学一致的思想”。[12]田祥斌从读者理解欣赏的角度阐释了《红字》中大量出现的象征手法、矛盾性和模糊性带来的美学效果。蒙雪琴从《红字》中提炼出“人与人是无法沟通的，是注定要孤独的”[13]这一现代主义文学主题。
二、关于霍桑其他作品的研究
除《红字》之外，霍桑的其他作品也受到国内评论界的关注。在《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的研究中，除了关注象征手法、罪错观、哥特手法、罗曼司手法等传统研究方向之外，方文开的两篇论文分别从“阿拉贝斯克”式叙述结构和文化政治策略两个方面重新解读了这篇小说的艺术价值。《福谷传奇》一般认为是霍桑超验主义思想的体现，金衡山通过考佛代尔这样一个失败者的形象，认为考佛代尔“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社会面临变化时的心态，而这正是隐含作者的用意”[14]。《教长的黑面纱》一文中蕴含着与《红字》相似的主题和写作手法，其中黑面纱的象征意义以及文中涉及的宗教主题是探讨的热点。在有关《胎记》的研究中，陈榕结合女性主义观点，把主人公阿尔默解读为“杀妻”的凶手，而他的妻子间接成为该事件的帮凶。朱丽田从生态批评视角下研究《胎记》中的环境伦理观，认为霍桑试图通过作品表达一种对人与自然、科学关系的关注。应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方英从人格动力的角度剖析《小伙子古德曼・布朗》中主人公自我理想崩溃、人格异常及因此经历的焦虑和痛苦。刘炜关注文中楔子与正文的关系和作用，正文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及蕴含的意义和美。陈琳采用性别研究中关于“男性气质”的相关理论，分析主人公罗宾通过自身实践、知识更新和话语实践实现的“男性气质”形构。
三、关于霍桑的总论性研究
除了关注一部作品的研究外，研究者还试图从霍桑不同的作品中寻找共性。从作品体裁来看，霍桑本人坚持自己创作是一种罗曼司体裁。方成针对这种罗曼司体裁深入研究，分析其作为美国罗曼司传统个案的意义。从创作背景来看，霍桑作品中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与历史积淀，张华回溯霍桑家族的历史，从祖辈的经历中找出遗留在霍桑小说创作中的影响。从创作思想上看，霍桑作品中无一不渗透着作者自身对人性、生命、社会的思考，蒙雪琴、季峥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人性观分析霍桑的作品，说明霍桑把人的非理性因素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其作品中的人物是通过非理性的因素才最终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戚涛结合霍桑创作的历史语境，指出霍桑中后期的作品“主要旨在颠覆和解构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揭示其思想的利己主义实质。”[15]方文开的一系列论文分别探讨了霍桑小说中浪漫主义反讽的运用，作品中的梦境描写以及霍桑的审美现代性。另外，霍桑作品中常出现的几种主要人物也被归类总结出来，分为女性形象、自然人形象、知识分子形象、科学家形象以及魔鬼形象，通过分析这些人物进一步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其他学科结合的交叉研究也频繁出现，阳根华关注霍桑小说中的婚姻制度与家庭结构，把家庭主体形象的萎缩和他者角色的缺失阐释为作者对主体身份建构的精神焦虑及对他者的角色期待。张晓毓探讨霍桑小说中绘画艺术的集中表现形态，认为这一创作倾向与霍桑的绘画才能和他的浪漫主义美学原则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纵观新时期国内霍桑研究状况，虽然我们紧随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脚步，各种评论视角都有所涉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就现有情况来看，国内研究仍以《红字》为主，其余作品较少涉及，着重点反复停留在象征意义与宗教主题上，其他方面则未能深入探索，这种现象与霍桑本人在美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符的。因此，在将来的研究工作中，现代批评理论应更多应用于霍桑研究中，跨学科研究也会包罗更多未涉及的领域，有关霍桑及其作品的探讨还会向着更加深入的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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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梁宗岱；象征主义；纯诗；诗学意义；宇宙意识；本土化思
“五四”是新旧文学转型的时期，新文学在与传统决裂的同时缺乏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内在资源，于是“求知识于异邦”成为当时的时代潮流，在19世纪末产生于法国的象征主义与其他思潮一起涌入中国，20世纪20年代，象征理论已经在中国有所传播，穆木天和王独清的诗论标志着中国象征主义诗论的发轫，戴望舒的诗论则是中国象征主义诗论发展的标志，而成熟的标志就应当是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论。
1926年，留学在法国的梁宗岱在法国巴黎大学结识了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保尔・瓦雷里，他对瓦雷里很是推崇与崇拜，自己的诗学理论是深深的受到瓦雷里的影响，他传承着瓦雷里的象征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在与对梁宗岱的生平研究、诗歌创作研究、翻译研究，这几个方面的对比之下，梁宗岱的诗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是最为丰富的，受到关注最多的自然是象征主义诗学。然而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却没有对这些成果进行较为完整的整理与梳理，本文的出发点就是对已经取得显著成绩的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综述式的罗列。
1984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将梁宗岱在30年代研究外国文学艺术的两本论著《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合并一册出版。这两本分别出版在1935年和1937年的论著，收集了他的新诗批评文章，是他的代表性的批评论集，《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一共15篇评论（另有瓦雷里的3篇论文中译），大都是评说外国文学（主要是法、德文学及其代表作家、如瓦雷里、歌德、罗曼・罗兰、波特莱尔、韩波、马拉美等等），或者作中西文论比较的，而且偏重学术性。这些文章常被划入外国文学研究范围。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梁宗岱在对外国文学进行学术探讨时，或隐或显地总是连带作中国新诗的；他孜孜以求讨论的“纯诗”理论，也是从外国文学中袭取，以针对中国新诗的状况，再作出独特的理论阐发。梁宗岱的新诗理论是对中国新诗发展流弊――反诗倾向的反拨，对今天仍具有诸多的启示意义。
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学的研究，是卞之琳率先对梁宗岱的现代诗学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梁宗岱30年代的译述论评对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发展作出应有贡献：“译述论评无形中配合了戴望舒二三十年代已届成熟时期的一些诗创作实验，共为中国新诗通向现代化的正道推进了一步。”“较早参与引进法国为主的文艺新潮而促使新诗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纯正方向的迈进，作出过应有的贡献。”[1]近年来，对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学更多的集中在“纯诗”论、象征说、契合说，这三个方面也是构成梁宗岱象征主义诗学体系的最重要的部分。这些方面的论著也相对比较多，代表性的人物有：温儒敏、龙泉明、潘颂德、吴晓东、许霆、王泽龙、杨思聪、廖四平、段美乔、曹万生等的研究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
在1995年温儒敏的《梁宗岱的“纯诗”理论》[2]则是专篇论述梁宗岱的“纯诗”说，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象征主义不足以概括梁宗岱的批评，贯穿于他的代表性批评论集《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的，是“纯诗”理论，这是更能体现梁宗岱的理论批评特色的。从批评史上考察，与其把梁宗岱视为象征主义诗论的译介者，不如说他是“纯诗”理论的探求者。他联系了新诗的历史发展，重新审视梁宗岱“纯诗”理论的价值。吴晓东在《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3]、许霆的《梁宗岱：纯诗理论的探求者》[4]都对梁宗岱契合论和纯诗说的论析具体深入，认为中国新诗史上梁宗岱对象征主义阐释最精到。吴晓东谈到了梁宗岱对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的贡献“只有借助于另一个异质的文学传统的参照，民族自身所独具的文学特征才可能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异质的文学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对自身文学传统的重新观照和体认。中国新世纪的现代文学对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引进和接受，走的正是这一条路径。它不仅引入异域文明的诗学之花，更重要的是它把异质的根芽嫁接在自身的文学之树上，从而打破了中国古典文学近亲繁殖的生长格局，使两种诗学在互相融合中结出了新的果实。”许霆从梁宗岱倡导纯诗理论的原点是在于中国的新诗坛，是为了救治诗坛弊端和纠正主流诗学偏颇的现实动机而论开，揭示了梁宗岱纯诗理论提出的现实原因，纯诗审美发生的机制，纯诗追求的审美境界；接着他谈到了梁宗岱基于对纯诗的理解，在一系列诗学理论和批评文章中，从中外诗学中咀华掇英，重点探讨了象征主义，成为现代新诗史上对象征主义阐释最精到的诗人，而且这种阐释又是同具体的创作同我国传统诗歌理论结合着的，所以又是最切实的。段美乔《实践意义上的梁宗岱“纯诗”论》[5]，从梁宗岱结合中国二三十年代新诗创作现状，对纯诗理论作重大的调整和发挥，以强烈的针对性而使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来论述梁氏的纯诗并不是纯粹诗学理论，而是建立于一定的实践意义之上的。梁宗岱的“纯诗”理论的提出，实质上是对二三十年代中国诗坛风气的反驳，这种反驳是在一代新诗创建和先驱者对旧诗的整体性的反驳基础之上进行的。为诗与散文勾画具体的界限，强调生命哲学与宇宙意识，要求观念的具象化和戏剧化以及现实生活的背景化都是针对中国新诗坛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提出的，是对新诗内在艺术结构的调整。
潘颂德较早论述梁宗岱的象征诗学意义。潘颂德在《中国现代诗论40家》[6]中的《梁宗岱的诗论》一文中从梁宗岱对象征主义的象征意义和特性的解说，象征主义追求的境界，同时也提出了梁宗岱的诗论跟象征派的诗论之间也是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它跳出了象征主义强调表现“内心梦幻”的藩篱，提出了观察生活的现实主义的论命题；通过外国诗人格的与瓦雷里的比较中引申出了最高的智慧，也就是真正掌握真理，在于从一件特殊的事物或现象中找出它所蕴蓄的那把它连系于其他事物或现象的普通观念或法则。对梁宗岱提出的“诗人是两重观察者”的主张，对于纠正诗坛的偏颇是有益的。
龙泉明则将梁宗岱的诗论纳入中国现代诗学发展维度进行历史观照，认为梁宗岱是现代派诗学代表，在《中国现代诗学历史发展论》[7]一文中：“梁宗岱的诗论不仅在理论上较系统全面，而且结合诗歌创作实际深入阐发象征主义的本质特征，较李金发、穆木天等人的理论基本停留于介绍阶段是一个突破”；他关于“象征即兴”，“纯诗”论和“契合”论等的提出，为现代派诗艺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另外有一些论者将梁宗岱象征诗学建构的触角不仅深入到民族传统诗学资源探究，而且从世界文学视野审视其中透出的宇宙意识，阎玉清在《郑州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梁宗岱诗论的宇宙意识初探》[8]一文中，认为梁宗岱的诗学理论的核心是宇宙意识，这种宇宙意识的生发，是从“心斋”状态进入“陶醉”状态，进而达到形神两忘，最后完成与宇宙大灵的“契合”的。宇宙意识渊源既有庄学、玄学的余续，又有对西方象征主义的接纳，是中西合璧的体现。范劲《中国现代新诗中的宇宙意识的嬗变》[9]，此文从梁宗岱在《诗与真》中将宇宙意识的确立，作为他所倡导的“纯诗”创作的最高标准，希望中国新诗人在诗中表现出浩荡苍凉的宇宙精神出发，对这种宇宙意识的表现形态及嬗变线索进行梳理、阐发，探究中国新诗中有没有这种超越性的宇宙意识表现。从比较文学的主题角度入手，董强的《梁宗岱穿越象征主义》[10]将梁宗岱的创作、批评和翻译活动放置到法国乃至世界性的象征主义大视野中，从而对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学进行整体评价，将梁宗岱象征主义的一些重要主题进行了溯源整理。
在对梁宗岱的象征主义本土化的思考中，杜金玲的《象征主义的本土化思考――评梁宗岱象征主义诗论》[11]中，从本土化方面论述梁宗岱象征主义并非只是对西方象征主义诗论的继承，纠正偏于他对外国文学的评论，因为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学理论，既吸收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意象论、意境论，是综合了中西文论中寓言的思想而形成，分别从三个方面：意象与象征的关系；意境与象征的缠结；寓言与象征的区别，讨论了他的诗性智慧和诗化精神在本土化方面的体现。文学武、黄文丽在《梁宗岱诗学与中国艺术精神》[12]中从中国艺术精神方面探讨了梁宗岱诗学，在哲学层面他的诗学受庄禅哲学的影响，在文学批评的范畴和概念上受中国传统文论的影响，在批评话语的选择上也借助了中国传统批评话语的形式和方法。
至此，对梁宗岱象征主义方面的研究得到了些许整理，但如上的评述自然并不足以涵盖这么多年来梁宗岱象征主义理论研究的全部观点，对与梁宗岱这样一位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的诗论家来说，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可以研究的课题会越来越多，许多我们尚未发现的问题会得以进一步的揭示、讨论。全面客观的评价梁宗岱在象征主义理论方面的成就，以及这种理论的来源与影响仍然有待深入与拓展。除去前文所述，有一些尚未得以重视的角度也是有必要提出。
其一，翻译的角度。很多学者对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学中的“纯诗”理论的看法都是，梁宗岱吸收了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的纯诗理论后，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或者是结合中国的传统后自己的发挥，但是是否有从翻译的角度进行思考。虽然梁宗岱跟瓦雷里私交甚好，也颇受瓦雷里的教诲，然而梁宗岱是一个翻译家，他具备着能够融贯中西的知识，他对象征主义诗歌的翻译过程或者翻译诗歌本身也是能够对他的诗歌理论产生影响，而且看其理论的代表作《诗与真》这一书名与歌德的自传《诗与真》的书名是一样的，这也应该从翻译的角度去加以解释。对于翻译过程或者译诗本身对梁宗岱的象征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一方面的研究尚属缺乏。
其二、从传播学、读者接受等角度的关注还不够。这些是影响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象征主义诗歌发展的因素，同时也是对象征主义诗歌在新时期的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对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学的研究中，这方面的论述相对是很少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象征主义是以何种传播媒介传播，读者对这种理论的接受情况如何等等，这些能更好的让读者对象征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有进一步的了解。
在一个对诗歌这种贵族式的文体任意“践踏”的时代，口水诗、梨花体的滥觞到诗歌成为一种最简单的文体，在需要提高写作的难度，鉴赏的深度的时代，梁宗岱的“纯诗”理论或许正好是这种良方妙药，象征主义的优点会更多的体现出来，也会有更多的研究者对梁宗岱的象征主义理论进行阐析，将来一定有更多的成功问诸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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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莉・勃朗特生于1818年，卒于1848年，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创作出193首诗歌作品，她只创作出一部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其成为英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佳作。艾米莉被认为是勃朗特三姐妹中最伟大的天才型女作家，曾被赞誉为19世纪英国22位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代表作有《老禁欲主义》、《囚徒》、《纪念品》等。在西方，艾米莉文学研究已经成为著名显学，当代文学研究家对艾米莉作品有着不同声音的探讨，多种角度的研究均得到学界的关注，其中包括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批评主义、新历史主义、神话原型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层面。在国内也同样掀起艾米莉文学研究的热潮，本文以近三十年国内学者研究艾米莉文学状况为视角，深入概括和分析国内艾米莉文学研究的内容和特色，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后续研究需要注重的事宜。
一、近三十年艾米莉在中国的研究状况
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开始系统化研究艾米莉文学，根据本人的资料搜集和统计，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中，最早出现与艾米莉文学有关的研究是在1980年1月份，截止2008年10月份，一共收录359篇艾米莉文学研究论文。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艾米莉文学论文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从总体角度分析，艾米莉文学论文研究的数量表现为上升的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年均艾米莉文学论文研究的数量在两位数以内，80年代的总研究数量为40篇左右，这表明相关领域的研究处于萌芽状态。进入上世纪90年代，除了1997年研究数量明显增多以外，其他年份的平均研究数量仍保持在两位数以内，90年代的总研究数量为60篇左右，这说明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入前期发展状态。进入21世纪，艾米莉文学论文研究的数量出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其中2000年有20篇，并保持稳步增长的状态，在2007年研究的数量为50篇，创造历史新高。到2008年10月份时，艾米莉文学研究的总数量为259篇，这意味着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状态。
通过上面的介绍，能得到国内艾米莉文学研究具有逐步增长、总体增加的特点，经过对比统计分析说明艾米莉文学研究有着阶段性发展的规律。进入新世纪后西方评论界领域掀起新一轮的艾米莉文学研究热潮，在客观层面上也影响着我国相关领域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我国文学研究者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融合西方多元化的批评理论，在新世纪快速推动着我国艾米莉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
以阶段性发展为分析视角探讨国内近三十年对艾米莉文学研究的概况。
（一）1980年到1989年：起步阶段
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评论界主要研究艾米莉代表作《呼啸山庄》中的内容理解、创作技法、男主人公艺术形象以及综合论述等层面。随着国内出现大量《呼啸山庄》的译本，其会更好地推进艾米莉文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最初艾米莉文学研究者还具备翻译家的身份，也可以将其看做是学术评论家，在译本作品中著写的译序已经成为艾米莉文学的初始研究内容。譬如杨饮借助于社会学阶级属性探讨凯瑟琳的婚姻悲剧和希思克利夫的复仇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会引导本译作读者的阅读思路。早期杨静远对艾米莉文学进行全面而细致的介绍，方平的研究观点构成艾米莉文学研究的核心理论，他身兼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两种身份，拥有渊博的学识。他在《呼啸山庄》的译序用“希望在人间”来阐述自己的观念，分析和介绍原著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架构，涵盖着小说中的两种爱情模式。
综上所述，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研究艾米莉文学进程中受到时代环境的限制，既表现在论文研究的数量有限，也体现在研究的内容不够深刻，大多数研究观念局限在艾米莉作品中艺术特色的介绍。但正是经历过起步阶段，这才会为后续研究提供必要的前提。
（二）1990年到1999年：推进阶段
韩敏中于1992年在《无穷尽的符号游戏――20世纪的
（三）2000年到2008年10月：快速发展阶段
进入新世纪，《呼啸山庄》翻译水平和能力的显著提升，又促使评论界关注艾米莉文学的热度上升，相关论文的数量呈现出大幅度上升的趋势。评论者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也在不断拓展，这也体现出由观念认同到争议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学术界对艾米莉文学研究不断深化。
这一时期艾米莉研究的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继续探讨作品中的创作主题和创作思想，这也是传统的研究范畴。譬如有的学者分析爱的主题，有的学者分析故事主人公原型，有的学者将故事中的情节和希腊神话相联系，展现出神话母题的内涵。很多学者关注小说中的人性主题，并进一步探讨小说中的人性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双重人性等，并概括出人性复归的内涵。
其二，继续探讨艾米莉的创作意图和创作风格，以作者为视角探讨作品的内容。譬如有的学者从作者的生活时代背景角度思考，分析艾米莉的成长经历和性格，找寻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共性联系，探讨作者的父母、身世、处境和英国社会的现实状态，分析作品中的精髓和作者坎坷生活经历之间的联系，有的学者以人物形象塑造、创作风格体系以及主题思想发掘等角度探究作品所反映出的作者性格。譬如董春萍借助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研究自恋心理状态，发现作者在童年时期遭受的心理创伤造成其具有自恋性格。
其三，以人物形象塑造分析作品，已经成为热点研究方式。目前主要探讨的是男主人公希思克利夫的多重人格、性格突变以及现实的悲剧等。在上世纪90年代，分析希思克利夫的复仇成为研究重点，其中汪岚通过系统论方式详细研究了希思克利夫的多重人格；胡鸿在2006年《安徽文学》第9期上发表的《本我・自我・超我――中凯瑟琳悲剧命运的解析》分析凯瑟琳的形象，从弗洛伊德精神理论探讨造成凯瑟琳悲剧命运的根源。
其四，更多的学者热衷于探讨《呼啸山庄》的审美理念和艺术特征，主要集中在作品中哥特式的文艺风格。学者探讨文学主题、意境营造、人物塑造以及情节构思等内容。譬如蒲若茜在2002年第2期的《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与哥特传统》，他认为小说中充满着哥特式激情风格。邓颖玲在2005年第4期的《外语教学》中发表《论艾米莉・勃朗特对哥特传统的发展》，她认为小说中的哥特式风格可以凸显出小说所具有的时代现实感。
二、研究中的不足及应重视的问题
归纳总结我国近三十年研究艾米莉文学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其一，三十年的研究取得多种学术成果，也成为世界文学研究的宝贵经验。研究学者在各类学术期刊中发表大量论文，其中包括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既能够帮助读者更深入了解作品，也为相关研究提出新的观念。其二，研究学者从更多层面、更多角度探讨作者和作品，遵循世界文学批判方法，用开拓的视野和创新的理念分析，其涵盖着、结构主义、原型批判主义、女性主义以及社会学等理论。其三，在359篇论文中有350篇论文专门研究《呼啸山庄》，占研究总数的97.5%。这也表明《呼啸山庄》具有艺术和思想等多重研究价值和欣赏魅力，这也被称为是英国文学中“斯芬克斯”之谜。在不断的研究中，也让《呼啸山庄》这部小说持续绽放出新的光彩。
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研究艾米莉的文学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其一，国内艾米莉文学研究不够全面，出现偏离重心的问题。在359篇论文中，针对艾米莉诗歌的研究只有9篇，占论文总数的2.5%，其余的研究内容均是以小说为主，这也体现出艾米莉诗歌研究的盲点。其二，国内研究艾米莉文学时深度还有待发掘，研究的内容也容易出现重复的问题。一些论文还局限于传统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在选题和视角上出现趋同的现象，鲜有创新性观点。其三，国内艾米莉文学研究难以“中国化”，研究方式主要依赖西方现有的模式，尤其是体现在分析中的批判意识，客观上影响着研究的效果。其四，国内艾米莉文学研究资料有限，也存在着不透明沟通的现象。现在非常缺乏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包括作者的传记、书信和其他资料。国内的很多研究成果还没有得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可，这使得研究的效果出现边际效应。其五，目前国内研究艾米莉文学的学者很少，专业化从事研究的学者更少，出现严重的人才断层和人才流失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如下的解决建议：首先要重视本土化研究艾米莉文学的意识，在批判研究中要凸显两个主体存在的思路，有效处理研究的意图和研究的模式，融入创新性的研究理念。其次，在研究艾米莉文学时要完善作品的编译力度，拓展学者的研究视野，找寻更加丰富的材料，关注艾米莉诗歌艺术的研究，以此达到多元化促进的研究效果。
三、总结
我国学界研究艾米莉文学已经有三十年的历程，经历三个历史发展时期，进入新世纪，国内艾米莉文学研究达到新的，同时也为现阶段的后续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探讨的过程中，发现诸多问题值得考量。本文先介绍艾米莉文学研究的三个阶段，阐述国内学者研究艾米莉文学的四个内容，在此基础上分析存在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再根据研究的内容提出两个解决思路。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国内学者能够以更加开拓的视野、更具创新意识的思路，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作为亚裔美国文学的一个分支，美国华裔文学可往上追溯至20世纪初，以华裔作家水仙花为代表。美国华裔文学是随着美国华裔对自我的重新认识而发展起来的。而目前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也已不单纯只是对文学作品的讨论研究；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也开始通过对华裔文学的研究，来帮助他们对社会与历史进行研究。
而为了铸造“华裔的美国身份”的需求，中西方对华裔文化身份的探讨和研究也越来越多。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亦可看出，华裔文化身份的研究得到的关注也在与日俱增，并且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从华裔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在美国这个大背景下，华人作为美国的少数族裔，华裔文化作为美国的少数族裔文化，都受到了美国主流族裔和文化的强有力的冲击。
而美国华裔作家们，以考虑自身存在状态为契机，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消除文化对立、促进文化交融的重任。[1]如作为美国华裔作家代表之一的谭恩美，以其“作品中的新原始主义元素揭示文学创作，尤其是少数族裔女性文学创作，与充满神话性的原始色彩元素的关系”[2]。
通过分析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从中可以发现美国华裔在至少两方面的文化诉求：第一，为了寻求和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美国华裔坚持固守并强化自己的中国文化传统。
如在谭恩美的代表作《喜福会》中，故事的主人公，是作为第一代华裔的四位母亲，她们都是在中国解放前来到美国的中国移民。既为了怀念过去的中国生活，让自己在陌生的环境有所寄托；又为了学习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她们决定每隔一段时间聚会，并给她们的这种聚会取名为“喜福会”。
但从书中能看出，即便她们已经非常努力地去适应美国的环境与生活，她们的思维方式依然还是中国式的；如母亲苏安梅，强烈反对女儿嫁给美国人而非华裔――这说明了尽管已在美国生活多年，已持有美国护照，苏安梅内心深处，还是没有真正把自己当成是“美国人”。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许正是这些母亲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固守，让她们不能像她们的子女、第二代华裔那样，在美国生活中如鱼得水。如四位母亲之一的顾映映，在书中就谈起了幼时对月亮神的记忆，以及嫦娥后羿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基于神话故事无论对哪个民族的本族文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对于美国华裔们来说，即使他们已离开自己本身的中国原文化，神话故事却成为延续他们民族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即使“语言的障碍……强势的主流文化使得这些母亲们一直生活在一种边缘状态”[3]，但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坚持与执着，确保了华裔文化之根并未枯萎。
第二，第二代华裔及其后代因在美国出生成长，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同化，所以他们身上带有明显的美国文化特征和西方价值观念，甚至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主导着第二代华裔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导致他们理解与认知的实际上是从美国文化视角所接受的中国文化。
体现在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就可以看到有美国华裔作家对于中国文化记忆的混乱：如著名华裔作家汤亭亭（马克辛・金斯敦）创作的作品《女勇士》中，就出现了将花木兰和岳飞的故事相混淆的场景。因此，对美国华裔文化的文化本源的正确揭示，影响着美国华裔和美国华裔文化在未来的走向；亦可使华裔们不至于在探求自身主体性时，觉得无论中美哪种文化都是自己的桎梏，从而被压抑在这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无法成长。
而在《喜福会》中，面对文化冲突，四位母亲最终的选择是做出“‘最优策略均衡’：一方面坚持固守并强化自己的中国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美国文化的刻痕在这些母亲们身上越来越深”[3]。其实，顾映映的名字，就暗示了美国文化的刻痕在她身上所留下的印迹：自从与美国人圣克莱尔结婚后，顾映映即遵从美国习惯，改从夫姓，改名为了圣克莱尔・映映。
而第二代华裔对中国文化的某些误读，导致了他们无法接受中国母亲们所认为的“最完美的”中国思想：如“孝敬父母，听从母命”，“不表露声色，把想法隐藏在内心深处，在暗中掌握优势”，等等，都被认作是“老观念”[4]（p275）。
所以，在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不断交际与相互影响之后，最终得到的结果，就是美国华裔所认同的文化，既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也不是纯粹的美国主流文化，而是一个“第三度空间”――美国华裔文化。学者徐颖果指出：“华裔所认知的中国文化是在美国语境中的中国文化，是既非纯粹意义上的美国文化，也非纯粹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是第三种文化――美国华裔文化。”
美国华裔文化的形成，除了中美文化的影响之外，种族、性别、阶级等范畴亦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双重的文化身份，于华裔来说，往往却会陷他们于尴尬甚至禁锢之下，所以华裔文化必须要确立自己独有的文化身份。因自从离开中国，华人也就从自己的中国“原文化中被连根拔起”[5]，被移植到了异文化的土壤中；但若水土不服，产生排斥反应，华裔文化就会因找不到自己的根，而导致最终的枯萎。因此，美国华裔文化要延续自己本源文化的优势，方能不至于在文化归属性上缺乏明确指向，同时被中美两种文化排除在外。
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文化传播越来越快捷，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普遍。在美国，美国文化受美国华裔文化的影响出现了文化的双向转移，即不仅是从美国到中国，同时还有中国到美国的影响。因美国华裔文化脱胎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属于同一文化体系，而同一文化体系内部人员可共享一套对于其他体系成员来说是独特的文化特点；所以美国华裔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美国华裔文学所构建的跨文化语境。（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基础教学学院）
基金项目：华裔文化之生存状态研究 编号：14QN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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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uai’an 223001。Jiangsu，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metaphor in Heminway’s Snous of Kilimanjaro，we can see the author’s attitude and comprehension towards life.Through it，we can also see the author’s concise and implicit characteristics which form the author’s style of“Iceberg".
Key words： metaphor； the cognitive function
隐喻是人类组织概念系统的基础，是人类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对人类的日常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莱考夫和约翰逊把时间就是金钱
之类的隐喻称做是“结构喻”（Structural metaphors），另外，还有一种所谓的“方向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s），即用诸如上下、内外、前后、开关、深浅等表达空间的概念来组织另外一种概念、系统。这类隐喻与我们的生理构造特点和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文化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根据Happy is up（幸福等于向上）这一隐喻概念，英语中可以说I'm feeling up today（今天我感到很开心）又如Good is up：bad is down（好是向上，坏是向下）。Virtue is up；depravity is down（美德是向上，堕落是向下）。各种空间隐喻之间有一种整体的外部系统性。因此，Good is up给与“好”有关的概念一种“up"的方向，如Happy is up，alive is up，control is up，status is up等。但要注意，我们的物理和文化经历为空间隐喻提供了许多可能的根据。不同的文化会选择不同的方向喻。例如：海明威的作品《乞力马扎罗的雪》（以下简称《雪》）一文中以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来隐喻人类崇高的精神追求和不朽，登山自然是向上的，攀登人类的纯洁不朽之山也是向上的，向上的路总是艰难又曲折的。正如《雪》文中，题辞里是冻僵的豹子，它隐喻着敢于攀登高峰而获终永垂千秋。豹子虽然在向上靠近（close to the western summit）峰顶的途中冻僵，其身体虽已冻僵，但豹子向上攀登的勇敢无畏的精神却给在黑暗里寻找光明的人们的精神家园送来了一缕灿烂亮丽的阳光。豹子的肉体已僵，但豹子的追求精神终将鲜活在有着同样向上追求精神的人们心上。正如诗人藏克家在一首诗中写的那些“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诗中的死活均超越了肉体的层面，是就精神而言的。死神离哈利越来越近，哈利离乞力马扎罗的峰顶也越来越近。终于，哈利和猎人梦游飞到了乞力马扎罗山峰，飞入了永恒的精神世界。
隐喻是人类组织经验的工具。隐喻通过某一领域经验来认识另一领域的经验。这样，就为人们利用相对熟悉或相对容易的经验领域，来组织相对不熟悉或较难把握的领域的经验，形成某种态度，并为采取相应的行动提供了可能。《雪》一文中，通过对弥留之际的作家哈利的心理、现实、梦境的交织描述，尤其通过乞力马扎罗山峰由平地上凸现了人物注定要面对的孤独、失败和死亡的宿命压力，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正视邪恶的现实世界，在不可测度的人生厄运中百折不挠，真正战斗到底——到死，依然保持着人理性的优雅和从容的风度。哈利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与海明威援用乞力马扎罗山来隐喻哈利的精神追求是密切关联的。主人公哈利的人格精神因敢于从容直面死亡，精神境界得以升华，如巍峨高耸的乞力马扎罗山峰般高大。大笔如椽地描绘海明威式的死亡，乞力马扎罗山式的雄健，激起的是威严与崇高。通过人作为个体濒死的绝境，以简洁、含蓄而著称的海明威其实是在简洁含蓄地告知文本的读者：生命确实注定要死亡——文本中关于死亡的众多隐喻喻体：大鸟、鬣狗、骑自行车的警察，特别是开头提到的那里在乞力马扎罗山峰，即“上帝的庙殿”近旁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尸。在这宿命的强大压力面前勇敢地选择抗争，临死不惧，与死亡斗争到底的强烈个性，即使面对死亡，也要保持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在绝境中显示出一种打不垮的风度。《雪》文中的哈利面对死神步步逼近，他恐惧、烦躁不安，但更多时候是清醒冷静地审视，阅读自己的人生读本：作为一名作家，他力图写出一种永恒。为此，他来到非洲寻找他的灵感，不幸却把腿弄伤了且无法治疗。在同死神搏斗的过程中，他突然领悟到自己苦苦追求的永恒还没有来得及写下便被死神夺走了肉体，但他的精神，他更生的愿望及美好理想的追求却胜利了。
隐喻是认识事物的新视角。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有些隐喻可以为我们提供看待事物的新视角，赋予日常活动以新意义。惠尔赖特（Wheelwright 1962：170）指出：新的语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视角，一种维度，通过它们，人们可以以某种方式，某种独特的、与任何其他方式不同的方式来看待现实。
《雪》文中的大鸟，骑自行车的警察，大鼻子的鬣狗，乞力马扎罗山峰的冻僵的豹子，还有味觉直观，比如大鼻子鬣狗。无形的死亡，在海明威的《雪》文中，由于隐喻手法的灵活，反复的运用被描得可观、可触、可嗅，几乎形神兼备，生动形象，从而构建了文本中浓郁的、几乎令人窒息的动态的步步逼近死亡程序。在这种紧张氛围之中，主人公哈利终于抛弃了腐臭的——曾耽于享乐的行尸走肉的肉体，从某种哲学意义上来说，他的死是思想境界的升华，精神世界的永生，就如乞力马扎罗山峰的雪。当然，需要说明的是，隐喻是一种语用现象，语用中尤其强调语境的重要性，如果说具体的文本是水，而置身于其中的隐喻则是鱼，鱼是离不开水的，隐喻意义是依赖于语境的，在语境里它生机勃勃，如鱼得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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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赵康太、海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孙绍先、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阮忠、书记韩捷进参加了开幕式并致辞。海南省重点(扶持)学科责任教授、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建设学科负责人毕光明主持了开幕式。开幕式后，张耀铭总编和阎晶明主编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出路
作为文学批评期刊主编，并且多半身兼文学批评从业者，到会专家首先关注的是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困境。冯希哲分析了当前批评的基本趋势：一、更为理性和自觉；二、整个批评界开始由外向内转型，自省、自察成为主题。但总体来说，80年代的自由活跃的批评氛围变了，现在是让人郁闷的环境，大家不愿意说，或者不知道说什么。他还把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困境归纳为四个问题：一、理论困境；二、评价尺度统一与多元矛盾突出，三、批评人格、伪批评和人情批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四，批评队伍分化。
张燕玲对这种沉闷的批评环境作了更具体的揭示：“现今，文学创作出现生活贫乏和思想匮乏的状态，尤其是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要立在时代的潮流，对社会包括对现状保持独立思考和批评立场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是相当有难度的。”
对于如何走出这种困境，代表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提出了几种解决途径。阎晶明首先指出，在文学建设方面，批评家要积极发挥批评的作用，要加强自身的发言权。谭桂林说：“当代文学学科是个不断成熟的学科。文学批评要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它对文学创作仍然有一种积极的鼓动作用。现在的文学批评期刊要发扬过去的传统。”吴子林认为，批评家首先要有问题意识，不能跟着西方的文学思潮亦步亦趋，而要用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研究中国问题，借用甘阳的话说就是“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其次是返回中国文化本原，将中国传统的感悟思维发扬光大。再者，将学问和生命融为一体，把感悟思维与理性思维相结合，做纵贯古今、会通中西的“生命的学问”。
批评有无力量，说到底取决于批评者所持的批评观。朱小如提出，批评其实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如果是深刻的就很有价值。但是，批评如果过于学术化反而会失去批评的力度。他认为在一片假话声中出现的几句真话才真正有价值。单正平指出：对一流作家，人们对他的批评还是很严肃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商业化批评，比如一些老板花钱请业内人士帮忙出书，另一个现象是人道主义批评，有人为了精神的寄托将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东西整理出来并自费出书。对第一种人，大家应该抵制，对第二种人可以适当鼓励一下。
当代批评期刊的生存困境与建设方向
当代批评期刊是反映当下文学状况的重要平台，张学昕更强调批评的支点就是当代文学期刊，没有期刊作者就无法找到支点，得到认可。因此，批评期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但是，当代批评期刊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现状和困境。就像韦健玮所说的：在办刊中越来越感觉困惑，很怀念80年代的批评环境。因为，在b0年代，批评期刊是非常活跃的，有一段很辉煌的历史，那时不管是作者还是编辑都有高涨的热情。但是现在很多编辑已经改行，一些期刊也消失了，其他的期刊能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坚持下来的刊物也面临一些生存问题，因为资金短缺，一些办刊人越来越觉得迷茫。
阎晶明指出当代批评期刊的生存比建设问题更加紧迫，文学体制也发生了十几年前难以预料的变化，而且文学内部分化很严重，很多东西的消极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建设力量。在这种条件下，文学批评期刊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很多机遇和挑战。
除了生存问题以外，还有环境问题。目前，文学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危机，学术刊物正在失去读者。单正平认为原因在于：首先是经济因素，将学术刊物推向市场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第二是空间的大幅度压缩问题，作者想说的批判现实的篇幅被压缩了或者删减了，第三是新媒体和体制化的影响，有许多作者写文章的出发点是有疑问的。
张耀馅在主题发言中提出批评期刊要突出问题意识。他认为，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必须提高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是理论创新，思想性、时代性、规律性与创造性是理论创新的标志；必须突出问题意识，善于提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真问题，揭示时展中的瓶颈因素，深刻反映人类应对挑战的智慧及成果，必须肩负学术研究导向的使命，必须推出新人、扶持新人，为他们提供平台，必须关注学术的大众化，让一流的学术走进百姓的视野，成为经世致用的显学。学术期刊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张燕玲重述了首届研讨会提到的“艰守”与“坚守”问题，并针对批评期刊如何回到文学前沿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一个是生存建设，一个是思想建设，一个是学术建设。在生存建设方面：要重树自身建设的自信心，要重视网络文学的影响。一个杂志首先要生存下来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现自己的个性。罗勇肯定张燕玲的“艰守”与“坚守”观点。他指出这两个方面是有矛盾的，艰守，再困难你也要把刊物办下去，不能把它丢失。坚守，要坚持文学品位、文学情怀。他的最深刻感悟就是：不管是作品杂志还是理论杂志只要是把自己的文学情怀融入进去，哪怕再困难我们也可以迎来自己一个办刊物的硕果。周泉根也非常赞同张燕玲关于重视网络文学的影响，他认为我们要正视信息时代的写作是我们当前理论反思的重要任务，也是反思创作评论类期刊困境的重要角度。争取把网络上的东西跟学院派东西结合起来，甚至跟大牌网站合作，让网络的不羁的创造力和浪涌不竭的激情来重建我们的话语空间。只有有了话语权，知识分子才能在平权的时代重新找到自己位置，才能重新介入历史。
关于期刊杂志栏目设置方面，陈子善根据自己的办刊经验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介绍，他在办刊物时做了一些尝试：首先，每期都会做一个学术访谈，采访一些知名学者；其次，不限制富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的篇幅；再次，每一期出一两篇著名的外文翻译文章；最后，每一期都有史料考证文章，发表一些比较重要的对现代文学研究有价值的史料。
其他方面的建议有：王涘海认为文学期刊建设应有的态度是——自信，要坚守下去，以自信的态度来看待今天的社会和文艺事业，李云雷也说出了自己独特的办刊体验，就是从具体的鲜活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人手，站在时代的前沿，重新去看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李国平指出批评刊物应该回应文学现实和中国社会现实，刊物需要名人的作品，也需要年轻一代的吸引人眼球的、有锐气的作品。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0-0016-02
中国和伊朗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公元前2世纪开通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对波斯文明的探究自古就没有中止过。1971年，中国和伊朗正式建交之后，两国高层互访增多，各领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加强。2013年，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2016年1月，访问了处于“一带一路”中转站的伊朗，中伊关系翻开全新篇章。随着两国关系的稳步发展，我国学者对伊朗的研究也渐趋广泛、深入，中国的伊朗学研究蓬勃发展。
一、关于伊朗文学的研究
对伊朗（波斯）文学的研究始终都是我国伊朗文化研究的传统和重点所在，在上世纪未到本世纪初的几年里，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伊朗文学作品和一系列研究伊朗文学的论著，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自本世纪初起，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学界加大了伊朗政治、外交关系等的研究力度，而对伊朗文学的研究有所减少。
㈠对伊朗作家、作品的介绍和研究
伊朗的古典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仍是近年伊朗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如林姝的《一路荆棘，一路阳光――中的悲伤与美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专刊）介绍了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伟大史诗《列王纪》反映出的悲伤基调和人物及语言的优美。魏丕植的《读鲁米》（《黄河之声》，2013.10）介绍了波斯大诗人鲁米及其诗歌。王汝良的《在中国》（《东方论坛》，2014.5）认为，《阿维斯塔》的研究价值体现在宗教、神话学、历史学、文学、民俗学等诸多领域，在中国对其译介和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的基础，但仍存在广阔的空间。穆宏燕的《主线故事探源》（《国外文学》，2015.1）分析了《一千零一夜》主线故事从印度到波斯再到阿拉伯的发展演变轨迹。
当然，对现当代伊朗作家、作品以及文学思想的研究也是近年伊朗文学研究的内容之一。穆宏燕的《两大奖项与伊朗新世纪小说》（《外国文学动态》，2013.6）对获得古尔希里文学奖和贾拉勒・阿勒・阿赫玛德文学奖的新世纪伊朗小说进行了梳理。《20世纪的伊朗女性解放思潮与女性诗歌》（《职大学报》，2015.3）论述了伊朗几位女诗人在女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为20世纪伊朗诗歌的繁荣做出的重要贡献。武磊磊的《赫达雅特研究在中国》（《雪莲》，2015.21）对伊朗著名小说家萨迪克・赫达雅特的生平概况进行了介绍，对其作品的译介和研究现状也进行了梳理和归纳。
㈢中国文学与伊朗文学比较研究
中伊两国的文学都非常发达，这就使得文学比较研究成为可能，从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异同以及互动。张广兴的《酒里人生――李白饮酒诗与欧玛尔・海亚姆饮酒诗比较》（2011年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学位论文）探讨了李白与欧玛尔・海亚姆饮酒诗思想内涵的异同，并从跨文化的角度探析了其异同的原因。韩文慧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传播与影响――以对的影响为例》《昌吉学院学报》，2013.1）将波斯英雄史诗《列王纪》与中国新疆柯尔克孜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进行了比较，指出《列王纪》对《玛纳斯》在外部结构的谱系式与内部结构的悲剧意识方面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李丹的《从波斯文学中的儒道精神内涵看文化的相似与沟通》（《学理论》，2012.3）指出从中世纪波斯两位作家海亚姆与萨迪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影子。作者认为这种文化相似性是个体思维发展的共同之路、现实政治的被动引导以及两国文化的客观交流等因素所导致的。
㈢对伊朗文学名著翻译的研究
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代表作《鲁拜集》，因英国学者菲兹杰拉德的英译而闻名于世，“五四”时期经、郭沫若等人的译介传入中国。90多年来，《鲁拜集》的汉译层出不穷，它所引发的关于诗歌翻译的讨论也经久不衰。邵斌、缪佳的《互文性与诗歌衍译――以菲茨杰拉德和黄克孙翻译为例》（《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1.4）、王一丹的《跨越东西方的诗歌之旅――从（鲁拜集）的最初汉译看文学翻译成功的时代契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张建伟的《主要译本比较》（《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9）等论文对《鲁拜集》的各种译本及诗歌翻译的相关理论与途径进行了探讨。
二、关于伊朗电影的研究
伊朗电影经过100多年的曲折发展和几代电影人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品频频在世界各主要电影节上获奖，已成为一种独特的伊朗电影现象，引起中国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㈠对著名导演及其作品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朗影坛涌现出贾法・帕纳西、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马基德・马基迪等一批优秀的电影导演，他们为伊朗电影在世界上赢得了广泛赞誉，我国学者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唐灿灿的《从遮蔽到解蔽――解析马基德・马基迪电影的叙事方法》（《电影评介》，2014.17）用存在主义理论从叙事角度解读了的马基德・马基迪电影的叙事方法。梅云慧的《贾法・帕纳西・节制的现实主义大师》（《电影文学》，2015.1），结合帕纳西的生平经历及电影作品，探讨了隐现在其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元素。《往返运动中的旅行者：论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电影新作》，2014.1）论述了阿巴斯导演利用往返运动的主题深刻反思了伊朗现实的现代化进程以及个体的生命哲学。
㈢对某部电影作品的多角度研究
阿斯哈・法哈蒂导演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在2011～2012年大放异彩，斩获了包括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在内的40多个奖项。我国学者撰写了大量论文，从电影的主题、拍摄手法、叙事风格等多个角度对这部电影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述，仅中国知网收录的就有40多篇。如唐灿灿的《“私欲”与“道德”的博弈――论中宗教力量的镜语表达》（《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5），王向辉的《西敏的离婚诉求――从看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朱自然、唐科霞的《浅析电影（一次别离）叙事中的新现实主义色彩》（《环球人文地理》，2014.14）等。
对其他电影作品分析的论文也有一些，但数量上远远少于《一次别离》。如赵鑫、黄兵的《寻找与希望一（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读解》（《电影文学》，2012.24），黎燕敏的《电影（天堂的孩子）的叙事艺术》（《电影文学》，2012.14），张爱民的《残酷与爱的双向书写――（背马鞍的男孩）评析》（《名作欣赏》，2011.17）等。
㈢中伊电影作品比较研究
中伊电影作品的比较研究，既有具体电影作品的比较，如肖鹰的《中国电影要国际化视野，不要全球化模式――与的比较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2.3），张金尧、韩天棋的《文化背景和美学修养的比较一以伊朗电影（一次别离）和中国电影（亲爱的）为例》（《电影评介》，2015.21），唐仁跃的《真情摹写与矫情错位――和之比较》（《当代文坛》，2014.3）；地有类型电影的整体比较，如王春鸣的《伊朗与中国的儿童电影叙事风格比较》（《电影文学》，2013.19）。
三、关于中伊文化交流的研究
丝绸之路的打通为两国文化的接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两国的文化交流从政府到民间，从双边到多边，形式和内容都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检索的结果来看，有三篇硕士学位论文以中伊文化交流为题进行了研究。分别是田鸿坡的《中国――伊朗文化交流研究》（2011年西南大学硕士论文）、李巧茹的《论蒙元时期中国和西亚的文化交流》（2013年湖南师大硕士论文）和张欢的《元至明初中原地区与伊斯兰地区文化交流状况研究》（2013年景德镇陶瓷学院硕士论文）。前者回顾了中伊文化交流的历史，论述了交流现状，分析了影响因素，并对交流的趋势进行了预测。后两者则论述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和伊朗进行文化交流的情况。
关键词:艾米莉・狄金森 诗歌 生态批评 生态美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是美国最伟大的天才诗人之一,与美国文学史上爱伦・坡、惠特曼齐名,“被公认为标志着美国诗歌新纪元的里程碑”。她以诗风独特、文字细腻、观察明锐、意象突出而著称。她的诗被誉为“美国文艺复兴的一部分”,她也被称为“美国诗歌的开拓者”和“现代美国诗歌中其他一切传统的先驱”。
狄金森一生潜心创作了1775首诗,对自然、爱情、人生、死亡等层面作了新颖深刻、细腻纤巧的描写。评论家威廉斯说:“迄今为止,在诗歌这个人迹罕至的精神领域里,狄金森和惠特曼代表了19世纪美国心灵拓荒最高的才智。”然而,在生态意识日益高涨的今天,从生态批评的角度重读狄金森的诗歌,我们可以体味到诗人对于和谐的自然之美,孩童般的纯真之美的赞叹,了解她对于人和自然界关系的体验和认识,从而揭示其诗歌的生态美学价值。
一 生态批评理论
生态批评是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家彻丽尔・格罗费尔蒂(Glotfelty.C)指出,如果说女权主义批评从性意识(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批评把生产、经济、阶级的意识纳入文本阅读,那么,生态文学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中国学者王诺认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为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思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
在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面前,人们提出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口号,并重新审视、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生态批评把文学放归大的整体世界中,借助文学文本呼唤自然生态意识的觉醒。正如克来格・加拉德(Greg Garrard)指出的:“生态批评在当代的文学和文化理论中独树一帜,正是因为它与生态科学的密切关系”。
二 狄金森诗歌中人性的自然美
生态文学主张“普遍共生”与“生态自我”的原则,主张人类与自然休戚与共,将人类的“自我”扩大到自然万物,成为自然之友。
狄金森用其女诗人独特的明锐观察和细腻文笔表现了自然与人类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她的诗歌中没有激烈的生态批评言辞,但主张人与自然是平等主体关系的生态意识处处可见。她把蝴蝶说成“丛林中美丽的居民”(J.111);把被人嗤之以鼻的老鼠说成“简练的房客”,并描述了鼠与人之间“根本无法打破”的“合法”的“均势”(Equilibrium)(J.1356);把蟋蟀的“啾鸣”比作一种重大的庆祝活动(J.1068)。她在描绘禽鸟、昆虫等动物时能充分感受它们的生活体验,从而能够将其看成是平等的生活主体。她在观察自然物时所带的真诚与欣赏,比科学家的锐利高出一个境界,因为她观察时的亲昵眼神表明她是沉浸在自然中去感受,而非居高临下冷眼旁观。在狄金森的诗歌中自然界的一切和人同享着自然赋予的灵性。这正是狄金森人性自然的体现。
诗中大量拟人手法的使用更显示出狄金森把自然的种种当作生活中的朋友来看待。在《雨落苹果树》(J.794)中描写夏天阵雨时,想象丰富:轻轻的“雨点在跟屋檐亲吻”,而他们的“亲吻”惹的“山墙”发笑,有些“雨滴去帮助小溪”,小溪则奔泻而去“帮助大海”。在《晨曦比以往更柔和》(J.12)中,诗人将秋天的草莓、玫瑰、枫树和田野都人格化了:“草莓的脸颊更加丰满――/玫瑰已离开小镇――/原野穿起鲜红衣衫――/枫树披上艳丽的头巾”。
三 狄金森的诗歌中童真的自然美
生态文学认为文学作品在描绘自然和感悟自然同时要以人为中心、以“我”(作家)为中心,把人以外的自然物当作工具、符号、对应物,来抒发、表现、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进行文学领域里的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
狄金森将昆虫,小鸟等视作朋友,用孩子般天真而又独特的想象和比喻来表现复杂的内心世界及人生哲理,在不经意间进行了自然的人化。因此她的诗歌流溢着童真的光彩,她的语言质朴清新,有如小儿学语那样天真。她写自然如家园,细致入微、准确生动,平凡的景象在她的笔下总是使人感到一种无可置疑,确实存在,而又不曾为常人意识到的美。
在《我品尝了一种从未酿造过的酒》(J.214)一诗中,狄金森写道“当房东把喝醉的蜜蜂/赶出毛地黄的家门/当蝴蝶否认它们的酒浆/我还要饮得更多!”她把蜜蜂、蝴蝶及毛地黄描绘的栩栩如生:蜜蜂被喻为喝醉的人,蝴蝶也成了酿酒者。我们很容易发现狄金森的童真。而最为特别的是“I”的形象,“我”坐在了一旁,安静地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 沉浸在自然中去感受,一静一动,仿佛在向我们播放一出儿童卡通剧。
诗歌《草丛中一个细长的家伙》(J.986)视角独特地向世人描绘了自然的生灵之一,蛇。在一般成年人的心里,蛇往往是和“vicious”,“cunning”和“surreptitious”相联系。但在这首诗歌中,狄金森把它称为“一个细长的家伙”,就像是在称呼她的宠物一样。而“the snake divides the grass as the comb divides the hair”,让我们察觉到这一个生物细微的移动。当作者还沉寂在遐想中的时候,蛇已经在以十分迅速的速度溜走了。诗歌的最后一节狄金森性格纯真的一面跃然纸上:“其他生物对我都十分的友好,只有它,这一条蛇是如此的冷酷”。她表现了自己对蛇的不满的情绪,就似一个孩子在抱怨他的同伴一般。动态的童真美通过狄金森的笔下顿时舒展开来。同时,在这首诗歌里,与其说蛇分享了人的高级情感,毋宁说它使人失去了优越性,于是蛇自然的身份便凸现出来:并非它有许多人的特点,而是和人同享着自然赋予的灵性。我们可以看出在诗人心中人与自然是主体间平等对话的关系,人以外的动物同样也是“生活的主体”(subject of a life),有体验生命、感知苦乐的能力。
这位在美国文学史上与惠特曼比肩站在一起的女诗人,喜欢以自然界及其生灵为主题。一片树叶、一只小鸟、一缕清风都是她灵感的源泉。她细致入微,准确生动的描绘,总能让读者感受到一种不为常人所觉察的自然的纯真之美。
四 结语
生态批评认为大自然具有自己的运行节奏。具有美感的自然写作应该自觉地追求这种节律,通过审美形式把这种节律传递给美的接受者。
狄金森的诗歌正是如此。她并非像站在风景之外的游客,而是全身心地融入进去周围的世界,她用心灵去看、去承载、拥抱和感悟一切。诗歌代表了她的诗意和生态思想的集结,是她对发生在大地上的事情的了悟,是对最原初风景的深情缅怀,是对善良而微小的事物的关注。与之相应的是她温厚、亲切的文体,让自然自己活动起来言说的叙述方式,把人过去在自然面前的傲慢态度抹去。
文学的生态性与美感成为同一种特质的不同表述,这在狄金森的诗作中体现得十分完美。在其诗歌中,狄金森对自然的感悟充满了和谐的精神。她以特有的方式去感知大自然,讴歌它的和谐,写它给人类带来的愉悦。狄金森在空气、露珠、树木、花朵等的小世界里找到了纯真友谊和欢娱,她对自然的敏感显示出她已把自己的生命节奏调谐得与自然完全合拍。她紧随自然跳动的韵律,诠释着她对自然的体悟。“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体现了狄金森强烈的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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