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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鲜汉字的历史
自古，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以汉字和汉文化作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古代朝鲜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借用汉字的意义和发音来书写韩国语言，即所谓的“借用汉字标记法”。汉字作为韩语书写的重要手段可追溯到公元前，中国的许多史书记载以及韩国的历史文献都可证明这一事实。早在汉朝在朝鲜半岛创立四郡开始，汉语便已传入朝鲜，这些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鸡林类事》等以及一些谚文材料、吏读材料、古代朝鲜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晰看出。汉字一直作为古代朝鲜的正式文字使用。“借用汉字标记法”主要有三种方法：吏读、口诀、郷札。很多学者均认为早在上古时期，汉语便对韩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15世纪朝鲜，即1443年，由申叔周创制出了《训民正音》，作为朝鲜语的标准文字记录工具，但是汉字仍然是朝鲜公文的正式书写工具。
二、朝鲜汉字音的概念
在古代朝鲜与古代中国交流的过程中，特别是朝鲜在借用汉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汉字及汉语语音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便产生了不论是对于韩国还是对于中国音韵史都有着重要意义的语音资料——朝鲜汉字音。朝鲜汉字音，又叫“韩国汉字音”或者“高丽译音”，这三种称呼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指的是包括韩国在内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域里正在使用的今儿曾经使用过的“汉字”的“读音”。
三、朝鲜汉字音国外研究概况
对于韩语中的汉字音研究，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之久，在这方面的先驱者并不是中国人和韩国人自己，而是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他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结合汉语音韵学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来研究《切韵》音系，在研究过程中，他使用了现存的汉语各地方音和朝鲜汉字音等，构拟了《切韵》体系的声母和韵母系统。在此之前，研究者们一直专注于通过古代典籍来研究汉语音韵学，而高本汉的这一方法开拓了研究的新境界，拓展了研究思路，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对音材料的研究，特别是朝鲜汉字音，研究涉及朝鲜汉字音的来源、性质和演变等一系列问题。
与高本汉同时代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著有《唐代长安方言考》。马伯乐基本同意高本汉的观点，而且还进一步地对朝鲜汉字音的形成过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日本著名学者有阪秀世提出，朝鲜汉字音的基础方言是10世纪宋代的开封音。河野六郎则提出朝鲜汉字音的基础方言应该是唐代长安音，并指出朝鲜汉字音有两个层次。
一些日本和韩国学者将朝鲜汉字音与日本汉字音进行比较研究，例如：河野六郎的《朝鲜汉字音日本吴音》、藤井茂利的《推古期遗文假名朝鲜汉字音》、高昌植的《韩日汉字语·音韵比较》等。
韩国和朝鲜国内也有很多学者研究朝鲜汉字音，例如辛荣泰、北朝鲜学者柳烈、韩国学者赵世用、李基文、崔爱玲、严冀相、金完镇、朴炳采、俞昌均、朴庆松等在朝鲜汉字音方面的研究都有着很重要的贡献。朝鲜、韩国学者构拟出中古和上古朝鲜语的语音体系，加深了朝鲜历史演变过程。
四、朝鲜汉字音国内研究概况
在朝鲜汉字音受重视之前，研究古汉语主要是围绕古代几部重要的韵书而展开，例如《切韵》、《广韵》等，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声音的变化无法直接从汉字上看出，因此仅依据基本韵书很难准确推出古代汉语的发音面貌。朝鲜汉字音作为古代汉语音系和古代汉语音系互协的产物，被中国和韩国音韵学家视为研究古代汉语和韩语的一扇窗户，逐渐得到重视。
起初学者们还是以语法和词汇为研究主要方面，很多学者都是针对这两本书中的语法及词汇现象进行讨论，例如：熙（1958）的《书后》，文章主要是对成书年代和版本问题的探讨，八十年代以后，谢晓安等《与语言研究》、李泰沫《四种版本语言研究》，康宴镇《研究—诸书之著成及其书中汉语语音语法之析论》、梁伍镇《语言研究》。谢晓安等合作撰写的《与语言研究》是一部对《老乞大》和《朴通事》二书的语法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他们利用先前编好的《与索引》对二书的语法面貌进行了系统的描写和定量统计分析。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了朝鲜汉字音对于研究古代汉语音系的重要性，著作和成果也逐渐增多。胡明扬的《和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依据对音材料整理出16世纪北方汉语的语音系统；姚俊的《朝鲜语语音研究》通过对三个版本的老乞大语音探讨，结合语音的组合特点，拟构出当时朝鲜语的音位音值，并在此基础上对《老乞大》所反映的16世纪到18世纪朝鲜语的语音变化进行描写；金基石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探讨了朝鲜对音文献里反映地近代汉语语音问题。金基石指出：在朝鲜李氏王朝刊行的《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四声通解》、《翻译老乞大》和《翻译朴通事》等一系列汉朝对音韵书和教科书文献里，保存着朝鲜汉学家对汉语近代音尤其是入声字的真实描写和深刻论述。（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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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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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盲人说书》里有扎实的田野调查，作者有很好的音乐研究修养，并且基于调查和文化背景做出了结论性的研究。笔者最为感兴趣的是，在三代和春秋时期地位如此之高的瞽，为何在汉朝时期地位遽变，被称为“狂瞽”，几乎沦为和侏儒一样供人娱乐的地位。对此作者认为，是因为“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先秦神权由东周瓦解，依附于神权统治的瞽阶层随着神权瓦解而瓦解，延至汉朝已徒留技艺、沦为与侏儒比肩”。2这个结论笔者不甚同意，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才疏学浅，一点思考，做此札记，与众读者商榷。
中国自春秋以来，下至战国，无论政治、学术、社会、思想等，均处于遽变之状态，笔者很难判断孰先孰后。
春秋时代，当时所谓“一国”，仅止于“一城”而已。一国之元首，即为一族之宗子，再广封同姓之宗亲或近戚，同治国政。国与国之间外交往来，或为朝聘，或为宴饮，或为盟会，或为庆吊，同家族之间往来无异。其时以言政治，则所谓“封疆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以言宗教祭祀，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言学术，则“政教不分，官师合一”，可见一国之历史、学术、宗教三者合而为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而典籍的掌管，在于史祝，藏之宗庙，非大贵族不能见，即同姓之宗亲亦未必能看，更无论普通下层民众。
在经历了春秋两百四十年之后，西周封建制度早已在日崩月坏之中；至于战国，变动日渐激烈，其中尤为重要者，即为封建制度渐崩，而郡县制渐起，二者并行，实属一事。其间诸侯兼并，大夫篡夺，屡见不鲜。封建诸侯逐渐沦亡，而军政国家规模形成，对内强经济，对外事吞并，普遍设郡县直辖于中央。根据《左传》记载，晋国早有县制，政权得以集中较早，也是国势日渐隆盛原因之一。任职食俸的官吏，逐渐开始替代贵族，也打破了世袭的传统，成为新兴的力量。各国争相废井田，开阡陌，尽地力，大力发展农耕，井田制废除，土地所有权从封君转于庶民，于是一夫耕田不限于百亩，而民田也得以自由买卖。同时山泽解禁，自由工商业兴起，各国大兴募军养士，开城渠，制兵器；同时君卿贵族争养食客，游士兴起，纵和连横，社会面貌与春秋迥异。
始皇二十六年尽灭六国，一统天下，政治措施最重要者，在于彻底废封建行郡县。其时丞相王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廷尉李斯曰：“周文、武所封同姓子弟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想诛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内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中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也。罢诸侯不便。”始皇从其议，于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置郡守。始皇、李斯不因一时同姓之亲，而除封建为郡县，实为遵循时势之变迁，因现状而为治。
秦人僻居西陲，本无文化之传统，战国以来，东方文化逐渐移植，而秦人又未能化为己有；秦人信奉三晋功利文化，至于齐鲁礼乐文化，则很少受到感染。在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之后，最终瞩目的文化事件当属焚书。《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博士掌承问对，亦涉于议政。焚书的起因，在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等人上书议政，辩论废封建得失，引出了焚书之议。李斯拟出的焚书办法如下：1.史官非秦记皆烧之；2.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可见先秦学官与典籍的情况。大抵秦学官有两种：史官与博士。史官自商周以来由来已久，属于贵族封建宗法时代王官的传统；博士则始于战国，相对应的是平民社会自由学术的兴起。根据钱穆先生的考证，诸子百家大兴，乃有博士的创建。王官学掌于“史”，百家言掌于诸子，诸子百家之势盛而上浮，乃与王官史割席分尊，于是乃有“博士”。史官与博士的并设，是古代“王官学”与“百家言”对峙的象征。《汉书・艺文志》中以“六艺”与诸子来分类文献，“六艺”即古学，起先掌于史官；诸子为今学，所谓“家人言”是也。古代学术分野，莫大于王官与家言之别。3百家著述莫不源于《诗》、《书》，故《诗》、《书》者，乃王官故籍下流民间而渐自泯于家言之间者。《诗》、《书》的下流，和博士之上浮，交错相应，正说明春秋、战国之间王官学与百家言之盛衰交替之姿态。4秦博士掌承六艺，亦不专掌六艺，焚书源于博士议政，故博士所掌典籍亦在秦所禁止的范围之内。所以焚书以前，多有通五经、六艺之博士，如淳于越、伏生皆是也；焚书之后，博士制度没有废除，而通六艺、《诗》、《书》之博士，则必尽在罢斥之列矣。5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远古时代掌管鼓的乐正也非单纯的乐官，而是兼有巫师与乐官两方面的职能，后来钟鼓发展成后世礼乐文化的重要代表。6礼乐亦是六艺的组成部分。战国以来，王官失统，《诗》、《书》本用古文写成，流传又狭隘；随着秦统一文字、焚书和罢斥通六艺、《诗》、《书》的博士，文教影响匪浅，古代王官之学遂遭重创，相应的，从事礼乐活动的乐正、瞽们的地位也随之下降，其职能也逐渐开始改变。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定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其间仅十五年。秦之君臣，为时势所牺牲，然其开后世一统之格局，定郡县之制，影响深远。汉承秦制，高祖以三尺剑得天下，布衣将相开新一代政治格局，质朴本色，平民精神，相较于始皇、李斯以贵族地位、学识、峻法凌驾一世，更能合于时代之趋向。汉朝开国的君臣起于草野，对于贵族生活，几乎没有涉猎，更没有受到《诗》、《书》礼乐的熏陶，至叔孙通定礼，高祖“始知天子之贵”。汉兴至文、景两朝因袭秦之旧制，设有七十博士，为广学之路，有诸子，有方技，并不局限于五经。七十余年以来，实行俭约休息之政策，内力充盈，武帝雄才大略，造就西汉全盛之世。他的文教政策里。除了设立五经博士外，立太一之祀与兴乐府同样瞩目。
《汉书・礼乐志》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 祠太一于甘泉， 就乾位也； 祭后土于汾阴， 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 采诗夜诵， 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 略论律吕， 以合八音之调， 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泉圜丘， 使童男女七十人歌， 昏祠至明。”
又《艺文志・诗赋略》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 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 皆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 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云。”
因此， 西汉武帝、宣帝两朝的乐府歌诗的造作与武、宣两朝的制礼作乐有关， 其目的在于“兴废继绝”， 宣扬文武周公之道， 树立大汉帝国的道德文化信仰， 而最直接的原因是“定郊祀之礼， 祠太一于甘泉”。这一事件同时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乐府歌诗的创作。7汉家的制度中一开始就具备两个并行的音乐机构， 即属于外廷太常以掌宗庙礼的太乐和属于内廷少府以掌供帝王宫廷音乐活动的乐府。太乐的音乐是官方音乐， 禀承的是传统的雅乐而不是新声，多用于宗庙祭祀；而乐府则属于少府这样一个服务于皇帝日常生活的内廷机构， 其所掌多为汉家的楚声乡音或新造之乐， 所谓“赵、代、秦、楚之讴”， 以娱乐帝王与贵族。武帝既然创立了新的太一之祀，重用了乐府而不是太乐。由于定郊祀之礼、兴太一之祀皆是制礼作乐的创新举动， 故而史家特别重视，尤费笔墨，称之为“立乐府”。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废原先的七十博士，专立五经博士，虽致力恢复六艺，但无奈《乐经》的失传，雅乐衰落严重。根据《艺文志・六艺略・乐》：“周衰俱坏，乐尤微渺，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武帝要树立中央的权威，强调只有天子才能制礼作乐的资格，更是对一些儒生和诸侯王对古礼雅乐的尊崇之情流露出厌恶。武帝的弟弟河间献王性好古学，《史记・五宗世家》和《汉书・艺文志》记载河间献王学六艺，修礼乐，被服儒术；与毛生共采《周官》及其诸子弟言乐事，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远。武帝时，河间王来朝，献雅乐，对策三十余事，文约而旨明。但武帝对雅乐表现非常冷淡，“下太乐官，常存肆之，岁时以备数，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乐。” 即使大儒董仲舒等皆认为音乐应当符合雅乐的标准，但由于武帝的冷淡，也逐渐“希阔不讲”了。至宣帝时汉家制定国家祀典时，才重新出现了兴造雅乐，不过似乎没有太大的成效。
盲人乐师们所供奉的神之一是“东方朔”，奉他为祖师爷。有意思的是，东方朔本人恰是与侏儒一样，是皇帝疲劳抑郁时提供消遣娱乐之人，无传统的排忧解难之责。综上所述，我认为，盲人乐师们在汉朝时已徒留技艺，不能单以“春秋战国依附于神权政治的瞽阶层随着先秦神权政治的瓦解而瓦解”8来解释。自秦以来，统一的郡县制帝国从各方面对国家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它各方面都是积极的、反传统的。虽然武帝崇儒术，兴六艺，立五经博士，设太学，经学成为了经世利禄之学；同时凭借属于少府系统的乐府来制礼作乐， 隆甘泉太一之祀以取代秦之雍祀， 奠定了汉帝国的国家祀典，并在此制作过程中， 综合了战国秦汉间逐渐建构的郡县制统一国家的新式国家信仰， 融合了齐、楚、赵、秦等地的音乐和文化因素；而至宣帝朝， 由于儒家礼乐思想的影响， 在国家祀典中进行了兴造雅乐的尝试， 试图以古代的雅乐更替赵、代、秦、楚之讴， 标志着汉帝国向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回归9，但毕竟时代已变，难以回到过去，正如作者所说：“他们被纳入汉朝以来的新秩序之中”。他们失去了与神对话的权利，被迫接受新的世界。秦汉之间盲人乐师们地位的转折和职能的彻底转变也对后来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皇”的传统建立，并不只是对皇权的拥护，一方面为了得到官方的庇护，另一方面也逐渐成为盲艺人们新的崇拜，成为他们共同的核心精神信仰，也加深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他们逐步建立了这个以师徒关系为纽带，讲尊卑、序长幼、扬善道的代代相传的互怜互助的组织，并在往后与庙院得以紧密相连，娱乡民，宣教化，在官府、庙院、乡民中间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一代代的盲艺人就在这夹缝中得以艰难的生存。
注释：
1《盲人说书的调查与研究》，冯丽娜，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10页。
2《盲人说书的调查与研究》，第198页。
3《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钱穆，九州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56页。
4《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第160页。
5《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第160页。
6《盲人说书的调查与研究》，第15页。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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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官属数十人持校印绂三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劳庸
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孙不知将
（敦981）〔1〕
官属，即属官府管理的人，实际上是无人身自由，并为官府从事劳动的人，是相对于私属而言，王莽改制，称奴婢为私属，而汉代本也有官奴婢。《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诸官奴婢十余万，......税良民以给之。”河西边塞也有奴婢，如
永光五年六月辛卯敦煌太守禹谓玉门都尉
毋所争取粟五十石时丞相临予以奴婢多
（敦1558）
校尉，是汉代军队高级武官。《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应劭注曰：“自上而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又引张晏注曰：“有卒徒武事故曰尉”。《汉书·卫青传》颜师古注曰：“校者，营垒之称，故谓军之一部谓一校”。《汉书·陈汤传》：“（汤）益置杨威、白虎、合骑三校。”师古曰：“一校则别为一部军，古称校耳。汤特新置此等诸校名，以为威声也。”下面接着又说：“即日引军西行，别为六笑，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经大宛，其三校都自将......”。校尉当是根据这一部一校的编制而来。汉代特设的校尉和都尉，级别都相当高，均为秩二千石或秩比二千石，如《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列的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故骑校尉等。在进攻匈奴的朝廷大将直接指挥的部队中，也设置有校尉，如李广利的军中有执马校尉、驱马校尉，卫青军中有轻骑校尉。那么这里的校尉指的是什么样的校尉呢？我们结合敦煌汉简中的材料进行一番分析。敦煌简中有一皇室的诏书
尚书臣昧死以闻
制 曰可购校尉钱人五万校尉丞司马千人候三万校尉
史司马候丞二万书佐令史人万
（敦1300）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校尉属下还有秩次较低的校尉丞、司马千人、候长等，再往下还有校尉史、司马候、丞、佐令史。（1）简出土于马圈湾，当与王莽时期征西域这一重大事件有关。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威将王骏率兵征西域，戊己校尉郭钦、左率何封率军配合。除郭钦外，王骏所部的校尉还有射声校尉任巨通。因此，我们认为，这里的校尉很可能是王莽时期驻扎敦煌的军队中的一位高级军官。绂，系印的丝带。《汉书·匈奴传》：“解故印绂，奉上将率，受若新绂”。
驴，是汉代敦煌地区常见的蓄力，简牍中常见，如
钟政■私驴一匹雏牡两 丢齿六岁
久在
（敦536）〔2〕
名曰劳庸，就是打着劳庸的名义。劳庸即被雇佣。汉简中的庸不仅指雇工、雇佣、或佣工，含义更为广泛，谢桂华先生认为有“取庸代戍”的含义。在（1）简中的意思为雇佣。
部校，同校尉。以下（1）简文的意思是：除校尉以外，城中其他的人都不要说这件事，显然这次到蜀地的长途劳作是一次秘密行动。
（2）、出广汉八稯布十九匹八寸大半寸直四千三百二十给吏秩
百一人元凤三年正月尽六月积六月
（居90.56，303.30）〔3〕
广汉为汉代蜀地郡之一。稯是粗布。古代布帛在二尺二寸的幅度内以八十根经为幅的称八稯布。元凤为西汉昭帝年号，公元前80年——前75年。
（3）、正月癸酉河南都尉忠丞下郡太守诸侯相承书从事下当
用者实字子功年五十六状黑色长须建昭二年八月
庚辰亡过客居长安当利里洛阳上商里范义壬午实买
所乘车马更乘牡马白蜀车 布 并涂载布
（居157.24A）
这是一条有关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9年）追捕逃亡者的简。此人籍贯为洛阳上商里，曾客居长安，逃跑时乘的车驾一匹公马，马为白色。蜀车为一专用名词，当为蜀地造的车。
（4）、......蜀椒四分桔梗二分姜二分桂
（居136.35）
蜀椒为调料，这里是作中药用。边塞寒苦，常患各种疾病。这条简是一处方简。河西所见产于蜀地的药用物还有“蜀署”。
（5）、 常安今月十二日到拘校敦德泉谷日闻如公之蜀中军试士
（敦226）
这是王莽时期的一条简，王莽改敦煌为敦德，常安为长安。拘校，陈槃先生谓：有钩稽比较之意。这里有检查核对的意思。公指某人，是汉代对所尊重的人的称呼。蜀中军试士，可理解为到蜀地去招募战士。分析以上诸条简文，我们可确知：
至迟在西汉昭帝时，河西走廊已与蜀地有了经济贸易方面的联系；河西走廊在王莽时期已与蜀地有了直接的贸易来往，上述（1）简是明确的证据。这种交往主要通过官吏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调动人力和畜力等进行的。至于为什么由官商进行这样的长途贩运，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汉代对商人课以重税有关，这种重税抑制了商人从事这类长途贩运。正如《史记·平准书》所谓：“天下已平，高祖乃命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二、考古所见河西走廊与蜀地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根据简牍记载，车、布、药材等都是在河西被广泛使用的物品，再根据以上简牍中有关蜀地物品的内容，可以肯定这些物品有蜀地生产的。除此而外，河西汉墓的随葬品中有许多是来自蜀地的，如武威磨嘴子汉墓的漆器，铜扣耳杯上刻有“乘舆”字样，意思为皇室专用，均为蜀地生产。河西汉墓的葬俗与蜀地有相同处，而且这种相同处具有排它性，除蜀地及包括今云南、陕西汉中地区外，其他地区都没有。如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枝干状的连枝灯与四川及云南、汉中等地出土的铜质摇钱树的造型十分接近，类似造型的这类器物在武威晋墓和酒泉汉墓中均有出土，连枝灯和摇钱树的座也与四川等地的相同，如磨嘴子出土的上面浮雕有伎乐，武威晋墓出土的上面浮雕有三神山（嬴洲、方丈、蓬莱）。钱树是一种时代特征明显的随葬器物，出现于东汉前期，而到东汉晚期前后最为盛行。一般来说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类：（1）顶饰上的配置以佛像为中心；（2）枝干上有西王母，一般是坐在龙虎座上，周围有花卉植物和玉壁等；（3）凤鸟和人物等。反映了当时民间较为复杂的多神教信仰和崇拜。这种习俗反映了河西与蜀地之间在文化上的联系和共性。
我们认为两地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和共性，是由于两地在经济上的互补和交通上的直接相通所决定的，三星堆考古发现和近期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和成吨的象牙器说明早在商时期蜀地文明就已发展到可以与中原相媲美的程度。秦汉时期，蜀地是重要的经济区之一，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巴蜀沃野，地饶 、姜、丹沙、石、铜、铁、竹、木......然周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经过文景之治，巴蜀经济进一步发展，成都是著名的商业中心，位列“五都”。林果业有“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4〕冶铜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产铜之地有越 郡之邛都，益州郡之俞员、来唯、 古，犍为郡之朱提。纺织业方面，蜀布不仅远销边郡，如河西的敦煌、居延等地，而且还在对外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张骞通西域，曾在大夏见到蜀布。东汉末期，蜀锦名扬天下，〈〈后汉书·公孙述传〉〉说：蜀地的“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后汉书·西南夷传》也说：蜀地“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
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有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另外，漆器业也很发达，蜀地制造的铜扣错金银漆器时称“铜扣银耳”，十分的珍贵，漆器远销到今蒙古和朝鲜半岛，朝鲜乐浪汉墓出土的漆器上有刻写“乘舆”二字的。古代人口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尺，我们根据《后汉书·郡国志》统计了蜀地诸郡与河西诸郡的人口数，这说明两地在经济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郡名人口数（单位：万）
广汉10
犍为7
益州47
武都15
武威4
张掖6
敦煌1
河西走廊地区手工业落后，但畜牧业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这除了由于河西地区地广人稀，水草易畜牧这一自然条件外，与汉朝中央政府开发河西走廊的举措是分不开的。汉朝中央政府的开发措施包括设立河西四郡、移民屯田、建立驿址等。《汉书·地理志》指出：武威以西的河西四郡，“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河西走廊连同了蜀地与河西这两个经济上互补地区的贸易往来。封建社会的长途贸易一般是以物物交换为主要特征的，蜀地的各种手工业品被运到了河西.据我们统计，河西地区来自内郡的物品是十分丰富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邯郸造的工具、河内工官造的弩机、南阳造的刀等。我们认为河西用以与蜀地交易的货品主要是马、驴等牲畜。
蜀地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大量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运输，需要以马为主要畜力进行，如果要在外地引进马匹的话，距离较近的河西自然是最佳选择。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史记·货殖列传》谓关中：“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而其地距河西也近，但河西，甚至其他地区为什么很少有关中的物品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皇室是一个庞大的消费体，用度巨大；二是关卡林立，市场管理严格。另外从关中到河西的道路属于汉中央政府竭力经营的官道，居延简中的“刺书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般商人或官商要通过是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下选择一条方便而又实惠的道路来交往就很自然了。
（三）、汉代蜀地通往河走廊的路线
蜀地不经关中而通往西域的路线，我们认为有两条，一条是在关中的边缘，从蜀地到汉中，再溯西汉水而上到天水。天水一带是秦人的发祥地，近年在甘肃礼县发现的秦先公陵园进一步说明，早在先秦时期，秦人已经开始以礼县一带为基地向东西南北开拓。汉代已开辟了从河西经天水到长安的驿道，新出悬泉汉简中有一条简牍确切地记载了这条道路的具体走向
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东南。天水平襄二千八百三十，东南。东南去刺史三......一八十里......长安四千八十......（V1611③:39）〔5〕
东汉初年，窦融与刘秀在天水合围隗嚣，窦是准备将要经过“高平道”，再迂回到天水的。我们认为居延新简中的“刺书简”记载的从河西到关中的道路，从高平也可以到天水，具体路线是：高平（今宁夏固原）——静宁——庄浪——秦安，关于此问题我们已有专文进行过论证，此不赘述。〔6〕另一条道路是从河西到青海，再经临夏盆地逆大夏河或洮河到蜀地，逆大夏河的这条道路，学界前辈已有人进行过研究。冯汉庸先生指出：唐五代时有一条从西川不经过关中而直达西域的道路，唐时称为“西川路”，具体路线经过川西北的松州和甘青交界处的积石山。〔7〕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公元5世纪末，吐谷浑王与北方的凉土（河西地区的地方政权）、夏国和南方的蜀地有了交往。〔8〕马雍先生也说：“曹魏自不说，即令蜀国亦取道青海羌中与中亚有联系。”〔9〕实际上汉代已经开辟了从从敦煌到今临夏盆地的道路，有学者称其为“祁连山道”，也有先生称其为“羌中道”。这条道路的具体走向，初师宾等先生进行过论证。〔10〕我们在此主要论述这条道路的蜀地到临夏盆地的具体走向。
从临夏盆地到蜀地，中间横亘着黄土高原到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带。这一带的原始文化有许多共同点，早期的马家窑文化的南缘就一直延伸到甘南、川北以及陇南地区的白龙江流域。在环绕我国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型文化地带中，这个过渡带占有特殊的地位。学术界普遍认为先秦时期文献中的昆仑山就在四川、甘肃、青海交界的山区。有学者指出“巴颜喀拉山即昆仑之丘。今巴颜喀拉山南麓，石渠、德格等地属丘状高原地貌类型，可明显分为三重。积石山即今阿尼马卿山。巴颜“喀拉”为黑色或紫色之山。徐南洲先生说：“果落山正当巴颜喀拉山的‘东北隅’，‘昆仑墟’即巴颜昆仑山，为昆仑山（夏商及远古）南支。.......朝云之国即轩辕氏黄帝，在今甘肃洮河流域。司彘即赐之为雷祖（嫘姐）之族，今若尔盖西北的河湟地带。.......韩流（乾荒即高阳、即高唐神女）与广汉三星堆青铜人像对比，有 首、谨耳、人面 捉、鳞身、渠股、豚 等特征。‘高阳乃命禹于玄宫’正是三星堆遗址。阿女淖子来自蜀山。古之蜀山在今甘肃碌曲县郎木寺至玛曲县之间。即若尔盖泥炭沼泽的西北边沿第一曲的北岸。故蜀山氏就是禹贡雍州‘渠搜’之族。《世本》等书称淖子名昌仆，而昌意是她的祖辈。昌意也来自河曲。祖孙二人都是雷祖所生的卷族之裔。”〔11〕童恩正先生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黄河上游氐羌系统的民族即有一部分向南迁徙，进入川滇诸省。其中有的在川西北地区与当地原有的民族杂居，发展了一种农耕而兼畜牧的文化。在定居农业的过程中，他们与羌族的区别日益显著，从而构成了川西北氐族的先民。以后再从河湟进入当地的羌族，在经济文化上似乎还受过他们的影响。在秦汉时代，此种文化的传播已经遍及今阿坝、甘孜两州和西昌专区的一部，达到了最为繁荣的阶段。秦汉以后，川西北的氐族，一部分融合于藏族之中：一部分以嘉良夷、嘉戎族等名称二见于历史；另一部分则可能南下至川黔交界一带，最终与汉、苗诸族同化。当我们在考察西南的古代民族史时，这一民族在开发川西北和沟通南北民族交流等方面的功绩，乃是不应该忽视的。”〔12〕
根据近年文物普查和考古发现的结果，我们认为从临夏盆地到蜀地道路的具体走向为：
逆洮河而上的路：枹罕（今临夏）或令居（今永登）——安故（今临洮）——临洮（今岷县）——武都（今武都）——蜀地，需要说明的是汉代武都郡就被归入益州刺史部。从安故到临洮（今岷县）的路段，循洮水北行，经今临潭、卓尼二县交界处，过九甸峡经渭源县到安故（今临洮）。1964年，在今岷县二郎山发现一东汉时期的砖室墓。随葬品中的漆器脱片上有汉隶文字，一为“蜀雒王仲作”、另一为“蜀郡峡冈三丸酒”。《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条下有：“临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入东入河，《禹贡》，西顷山在县西，南部都尉治也。”
逆大夏河而上的一条与魏晋隋唐时期的“西川道”相同。即由川西北的松、潘等地，进入甘南碌曲、玛曲县境，然后到夏河，与今川甘公路大体一致。
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在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西北部活动的游牧民族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往西南迁移的。如周贞王的时候“秦厉王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入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 陇。”〔13〕这里只记述了游牧民族翻越陇山的史事，实际上这个大迁徙的历程并没有完结，他们中的一部分就滞留在了陇南、甘南一带，另一部分则继续向前，溯洮河、大夏河而上到达蜀地。以后，秦人在这一带与羌族进行过反复的争夺。穆公霸西戎，羌人势力西移，河湟间成为中心。秦献公时，“兵临渭首，灭狄 氏。”〔14〕羌族首领 “畏秦之灭，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之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15〕“河曲西数千里”与“渭首”之间的交通，正是要经过今洮河和大夏河的。从此以后，牦牛羌定居越 ，白马羌定居广汉，参狼羌定居武都，还有一部分留居湟中。〔16〕
汉代对洮河、大夏河流域的经营，目的是护卫关中、蜀地及切断这里的羌族与匈奴的联络，保证关中通往河西道路的畅通。主要采取了设置护羌校尉和南部都尉，加强陇西塞的管理等措施。具体的进程分为以下几步。
汉朝建立，蜀陇两地被视为防御羌族进攻的前沿地带，“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17〕对于降服的羌人，除留一部分守陇西塞外，“徙留何于狄边、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汉武帝的时候，“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纨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18〕汉遣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平击之，始置护羌校尉。汉昭帝时，居住在武都的氐人与汉王朝发生了冲突，“赵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为尉将兵击定之，迁中郎将，将屯上谷，还为水衡都尉。”〔19〕在此以后，宣帝年间汉朝以赵充国为为营平侯，在湟水流域屯田，对阻止匈奴和羌的进一步联合，以及为更有效地控制从临夏盆地通往蜀地的道路打下了基础。可以看出，赵充国对匈奴的用兵，正是在这条路的东西两面进行的。东汉初年，烧党羌威胁陇西、金城。班彪提出：“......在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20〕光武帝遂以牛邯为护羌校尉，“持节如旧。”汉章帝建初年间（公元76——84），汉朝中央政府对羌战争取得胜利后，在洮河南岸筑索西城。“徙陇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复诸亭侯。”〔21〕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属先零羌的滇零与种羌向汉朝军队进攻，“断陇道。”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陇西校尉马贤率七千人进攻羌族武装，“战于临洮，，斩首千余级，皆率种人降。进封贤都乡侯，自是凉州无事。”〔22〕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汉朝再次“复制陇西南部都尉，如旧制。”阳嘉五年（公元135年）由于对匈奴用兵失败，“东西羌遂大合。巩唐种三千余骑寇陇西，又烧陵园，掠关中，杀伤长吏......”〔23〕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武都塞上白马羌攻破屯官，反叛连年。二年春，广汉属国都尉击破之，......马贤又击斩其渠帅饥指累祖等三百级，于是陇右复平。”〔23〕可以看出，从武都已经开辟了从临洮（今岷县）到武都（今武都）的道路，据悉在岷县发现的汉墓中，曾出土带蜀地制造的漆器。而从岷县顺洮河而下，就可以到达临夏和兰州一带，而这里是通往河西的必经之地。近年，在甘南的临潭、卓尼、合作等地也发现有汉代墓葬。这都说明汉代甘南、陇南地区都得到了开发。而这一开发是河西从这里通往蜀地的必要条件。 注释：
〔1〕“敦”即《敦煌汉简释文合校》，吴礽驤 李永良 马建华校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以下凡“敦”的简文均同。
〔2〕谢桂华《汉简和汉代的取庸代戍制度》，见《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3〕“居”即《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谢桂华 李均明 朱国昭校释，文物出版社，
1987年。以下凡“居”的简文均同。
〔4〕《汉书·食货志》。
〔5〕《敦煌悬泉汉简释粹》， 张德芳 生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6〕李永平《天水出土围屏石塌刻绘图案的内涵及相关的几个问题》，待刊稿。
〔7〕冯汉镛《关于“经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8〕松田寿男著 周伟洲译《吐谷浑遣使考》，见《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9〕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见《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2期。
〔10〕初师宾《汉代羌中道开辟小议》，见《西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2期。
〔11〕徐南洲《古代蜀人是怎样得名的》，见《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6期。
〔12〕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型文化传播带》，见《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90年。
〔13〕、〔14〕、〔15〕、〔16〕、〔17〕、〔18〕、〔20〕、〔22〕、〔23〕《后汉书·西羌传》。
〔19〕《汉书·赵充国传》。
中国最早的陶瓷是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随着中国原始艺术的第一繁荣时期的结束，迎来了新石器时代工艺彩陶的第二繁荣期的来临。
仰韶文化彩陶最早出现在河南省淹仰韶村发现。其中有半坡型彩陶，首先发现西安东郊半坡村，分布地区集中在关中平原。彩陶以黑色与红色为主。装饰图案有人面纹、鱼纹、鹿纹、蛙纹等。而中晚期的鱼纹从静态转为动态，不在注重形态，通过对口，眼腮尾鳍的描绘来表现鱼的动态。半坡型彩陶钟情于几何纹样的造型。说明了我们祖先的抽象造型能力。庙底沟型彩陶首先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主要分布在陕西中地区。庙底沟型彩陶整体造型的线条极为流畅。装饰图案多采用圆弧线，直线和点。构成雅致流美的神韵。马家窑型彩陶是庙底沟的延续和发展。首次发现于甘薯马家窑。硕士论文，陶瓷史。。马家窑型彩陶整体风格是豪迈、大气，有着极强的动势。图案中，大量出现平行线，平等圆弧线，同心圆，在漩涡式的滚动中所有出现在圆点，恰恰又产生出静态美。
到了夏、商、西周时期，陶瓷制作工艺大大提高，而且窖场规模也不断扩大。由于商饮酒之风盛行，所以陶质酒器很多如：觚( gu )、尊、壶、爵( jue)等。到了西周，陶质的酒器明显减少。装饰手法上更注重部位的选择比例的权衡虚实，繁简的搭配在这个时期已经体现出来。这个时期随着三层花，理性色彩的增强以及窃曲纹，波纹，重环纹，瓦纹等的出现更好的体现了夏商西周时期工艺的提高。
秦汉时期是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秦汉工艺美术是以强盛的打帝国为背景的大一统美术。以儒教思想为背景的礼教美术和以人生享乐为背景的神仙美术。其中，汉朝的陶瓷工艺有较高成就的有：釉陶，青瓷，彩绘陶，陶塑等。汉末晋初最好的青瓷窑是越窑。胎质坚硬，胎色灰白。这个时期的主要瓷器是青瓷。基本风格是清雅，装饰纹样的舒缓，釉色清新可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则以佛教美术的兴起哲学思想进入艺术领域，本时期主要以清淡，玄学，竹林七贤为主要的风格。大量的出现白瓷、青瓷。瓷是由陶演变发展而来的。与前面提到的陶有着本资的区别： 1.原料不同。陶用黏土，瓷用瓷土。2.烧制温度不同。陶器低，在800℃左右。3.质地不同。陶器质地松脆，有微孔；瓷器质地细密，敲击声脆如金属声。硕士论文，陶瓷史。。
隋唐时期是中国工艺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时期。无论是陶瓷上的南北交流清白并重，还是金属器皿上的中外合璧，都表现出匠师那种“不薄技术，爱艺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内在追求与气质。创造了开放的华美时代。
隋朝的白瓷，釉色光润。以青瓷为主流产品。唐三彩女佣的出现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唐三彩女佣那雍容华贵的大家风范，实在是大唐包容一切外文化的象征。唐三彩是唐代彩色釉陶的通称。多用白色粘土做胎；以含铜，铁,钴,锰等金属元素的矿物质为着色剂，配制低温釉，施于胚体表面在800—1000℃左右低温中烧成。其彩色并不仅限于三种颜色，一般有绿、黄、蓝、白、紫等多种色彩，但以黄、白、绿为主。唐三彩主要用于随葬。常见的有瓶、钵、罐、盘、杯、碗、枕等普通生活器皿，此外还有各种动物和人佣及建筑家具等。
随着市民生活的需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宋的工艺美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蓬勃气象。这时期出现了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均、定。
1.汝窑（以烧造青瓷为主），天青色，天青色在色彩上介于绿色和蓝色之间，既有蓝色之冷又有绿色之温。汝窑瓷器朴素、高雅是统治者沉淀于安逸享受的现实反应。体现了平淡、蕰籍之美。
2.官窑，胎有灰、黑和米黄数种，纹片大、小均有，釉色有粉青、米黄、深米黄等。北宋官窑窑址未明，南宋修内司官窑及郊坛下官窑窑址在杭州凤凰和乌龟山。硕士论文，陶瓷史。。
3.哥窑（龙泉窑），釉色有粉青，灰青，米黄之分，以灰青为主，釉面布满龟裂的裂片，有开片。弊病称为了一种纹理，好像冰裂变化万千形成自然雅致的天趣。
4.钧窑，在河南禹县，有天青、月白、灰蓝、海棠红、玫瑰紫等色。艺术特点为：“夕阳紫翠忽成岚”天青色于玫瑰紫色交织，釉色美如朝晖。铜的运用高温形成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5.定窑，是五大名窑中唯一烧的白瓷，兼烧黑釉，绿釉酱釉。地址在河北曲阳。釉层薄而滑腻滋润。釉色白中微微闪黄，好似古代妇女薄施粉黛。给人以柔润，恬美的美感。硕士论文，陶瓷史。。
南宋 足洗和明永乐、窖青花缠枝山茶纹扁壶都为上海博物馆的珍藏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硕士论文，陶瓷史。。
两宋时期瓷的发展有两大特征，一是南北瓷都在发展；二是官窑，民窑都在发展而元瓷的发展则集中在江西景德镇的发展上。其主要工艺是青花，釉里红，中国书画艺术与中国陶瓷工艺得以充分完美的结合。这是景德镇瓷工艺的重大贡献。而且元代还烧制高温卵白釉、红釉、蓝釉。硕士论文，陶瓷史。。
到了明朝，景德镇瓷器独领。主要瓷器品种为：青花、釉里红、五彩、珐琅彩、粉彩。极具宫廷贵族气象的典雅，其突出代表要数五彩冰梅蝶纹瓷瓶了。圈足与瓶颈装饰带采用红绿相间的民间抽象、写意的表现手法，与肩、腹、腰部的冰梅蝶的主体纹饰形成强烈的对比，色调雅致而明洁。清朝的宜兴紫砂壶制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文人雅士的积极参与其中。书画与紫砂壶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同时也反应了紫砂壶制作更加文人化了。
一部陶瓷史，就是一部中国古文明史和审美史的缩影。由于每个历史时期的制作工艺和审美感受的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陶瓷装饰形式。各个历史时期都有闪现时代光辉的精美之作，体现了各个时期的陶瓷发展特点。陶瓷烧制是一门博大精深的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陶瓷工艺也将展开新的一页。技术与时代完美结合，相信陶瓷事业将会变得更加辉煌。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六朝地志物类记述之溯源
第一节 先秦之物类记述
六朝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史部脱离经部的附属成为独立的门类,其中地志作品呈现出繁盛的景象。物类记述是这一时期地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文学价值。 物类记述最早应该追溯至《诗经》、《楚辞》中的动物、植物、器物等的描写,虽然其中的物类多起比兴、象征等作用,但它们对自然物性的潜在性关注是物类记述的滥觞,其中的不少物类也成为六朝地志中物类记述的对象。此外,《山海经》中大量异兽的描写,或实或虚;《逸周书?王会解》对所献物类的描述。至汉代,武帝开疆扩土,四方异物纷纷来献中原,蛮夷的物产风俗载于史册。名物罗列在西汉大赋中频频出现,题东方朔《神异经》、《十洲记》中记述了数量颇多的异物,而东汉咏物小赋往往对某一事物进行详细描摹。沿着这样一条发展脉络,东汉杨孚《异物志》的出现,直接开启六朝地志中的物类记述之先河。中国古代涉及动植物以及器物等物类的典籍较多,《诗经》、《楚辞》以及《尔雅》三书都涉及了大量的物类。《逸周书》、《山海经》中也包含了数量可观的物类记述,尤其是《山海经》中,记述了大量的奇异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或实或虚,或进行客观详述,或具有荒诞恍惚的神秘色彩。
1993年《兵车器集簿》出土于尹湾6号墓，连云港市博物馆编《江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首先公布了《兵车器集簿》图版[1]。滕昭宗《尹湾汉墓简牍概述》关注到《兵车器集簿》的价值，指出《兵车器集簿》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武器和车种[2]。《尹湾汉墓简牍初探》介绍了《兵车器集簿》的基本内容，“所记分乘舆兵、车器和库兵，车器两大部分，逐项记载武库所收藏兵、车器的名称和数量。两部分之末均有兵、车器种类及物件的统计数字，最后还有总的统计数字，共计240种23 268 487件[3]”。不过直到《尹湾汉墓简牍》[4]一书的出版，才推动学界对《兵车器集簿》研究的真正开始。本文主要就《尹湾汉墓简牍》出版后学界对《兵车器集簿》的研究成果加以综述，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文本考释
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初探》对《兵车器集簿》中的“薰毒（毒）”、“乘舆”等名物词语逐一进行解释[5]。张显成《西汉遗址发掘所见“薰毒”、“薰力”考释》着重对“薰毒”进行考释，认为《兵车器集簿》中出现的“薰”主要是作为战备药物来使用，而不是李均明所指“熏烟的原料藁艾之类”[6]。张显成《尹湾汉简释读短札―读》解释了《兵车器集簿》中的“乘舆”、“弩檗”、“蜚楼行临车”、“木卮”、“薄卢”等名物词语，特别强调过去对“乘舆”的训释有误。[7]张显成《尹湾汉简名物释读札记》在上文的基础上，对更多名物词语进行释读[8]。周群丽《尹湾汉墓简牍整理研究》一文，对《兵车器集簿》全文作了考释[9]。张显成《从看尹湾汉简的词汇史研究价值》从《兵车器集簿》的传统训释、汉语词汇量、词语用例缺无问题、词语词义产生的时代等角度强调尹湾汉简在汉语言文字史方面的研究价值[10]。李解民《尹湾六号汉墓6号木牍所书其他文字初探》对《兵车器集簿》正面第三栏右下部和反面第五栏后部所书的文字进行了考释。认为这两部分文字在研究汉代社会的遗产继承、婚姻制度、家庭结构等具有的直接的意义和特殊的价值[11]。鲁家亮《读所遗“置后”文献小札》在李解民一文考释的基础上，研究认为这两部分文字很可能都与汉代“置后”问题相关[12]。
二、东海郡武库的性质
关于《兵车器集簿》中出现的“武库”的性质，学界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中央直属武库
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初探》依据东海郡武库之官员配置与器材统计皆未见于六号汉墓其他木牍中，认为武库可能是汉朝设于东南地区的大武库，不属于东海郡直接管辖[5]。杜亚辉《从尹湾汉简武库集簿看西汉的武备建设》同意李均明的看法，也认为东海郡的武库不属于东海郡直接管辖，而是直属于西汉中央[13]。袁延胜《尹湾汉简所见西域史事探微》认为原为楚国武库，七国之乱后被撤除，藏品移交直属于中央的东海郡的武库，管辖着新楚国、东海郡、沛郡等郡国的兵车与武器等器物[14]。
（二）长安武库
[韩]李成《前汉帝国中央武库收藏目录之发现―关于尹湾简牍〈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之探讨》从“武库”的规模与掌管吏员、橐佗龟车、泾路匕首、郅支单于兵、乌孙公主使节、诸侯使节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该武库不会是东海郡内特设之武库，而是“在长安的执金吾之属官武库令所管辖的汉帝国中央武库”[15]。
（三）东海郡武库
邢义田《尹湾汉墓木牍文书的名称和性质：江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简牍读记之一》认为武库藏品原为楚王之物，后移交给东海郡管理，此武库是东海郡武库[16]。
（四）楚国武库
谢绍《江苏尹湾汉简所见的武库与使节辨析》认为《兵车器集簿》中所见武库非东海郡武库或中央武库，而原是韩信楚国武库，后为刘交楚国武库，一度称彭城郡武库，永始四年记录器集簿时为中央控制下设在彭城的楚国武库[17]。
三、兵车器、武库制度研究
李均明《研究汉代武器装备的珍贵史料―记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较早的注意到《兵车器集簿》在汉代武器装备研究上的价值[18]。卜宪群《尹湾简牍与汉史研究》指出《兵车器集簿》为探讨汉代武库制度提供了突破口[19]。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初探》认为《兵车器集簿》是迄今所见有关汉代武库器物最完备的统计报告，指标项目众多，数列明确，为我们深入了解汉代武器装备的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其中兵车器排列顺序，印证了汉代武库的武器确实是分类存放的。此外，强调武库中的皇室用品与非皇室用品分别记帐，不仅有政治上的意义（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亦有经济上的原因（经费来源有区别）。另对《兵车器集簿》所载器物分类加以叙述[5]。李斌《从尹湾看汉代兵种构成》一文，指出《兵车器集簿》的内容反映了汉朝军事技术的进步，作战方式和战术发生的深刻变化[20]。杜亚辉《从尹湾汉简武库集簿看西汉对武库的掌控》认为，《兵车器集簿》反映了当时兵器生产的盛况，从而使西汉政府拥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和武备保障，也说明了西汉时期中央军队人数众多和战争规模庞大的真实性。对西汉地方武库的功能、作用作了一番论述，认为西汉对地方武库的严格掌控是皇帝独占武力的一种手段，是中央集权制实施的重要保障，也是弱化地方势力、防止民众谋反，强化中央集权的标志[21]。朱绍侯《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资料》认为东海郡武库储存过量兵器等反常情况，表明《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文献[22]。卜宪群《也谈的性质》不同意朱绍侯的看法，认为汉代郡武库究竟有多大，藏有多少兵器才属于特殊或一般，因无其他资料可资借鉴，从理论上来说，不好把东海郡的情况作为特殊情况处理[23]。
四、使节问题
关于“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的断句及反映的西域史实，引起了学界广泛的注意。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初探》认为应断为“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指的是乌孙公主和有关诸侯出使时使用的旗形凭证[5]。李成《前汉帝国中央武库收藏目录之发现―关于尹湾简牍〈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之探讨》基本同意李均明的断句，但又指出这种断句也存在不少疑问[15]。袁延胜《尹湾汉简所见西域史事探微》认为，李均明和李成断句不当。强调“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不应断开，而是完整的一句。具体的理解应为“乌孙公主与诸侯（交往）的使节九十三”，但也不排除楚王国向乌孙公主派遣使节的可能。指出《兵车器集簿》记载的“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郅支单于兵九”两项内容，蕴涵着可贵的西域历史信息。乌孙公主诸侯使节揭示了乌孙公主与故乡楚王国的密切联系，“邺支单于兵九”的收藏表明了汉朝诛灭郅支单于的重要历史影响[14]。谢绍《江苏尹湾汉简所见的武库与使节辨析》认为，乌孙公主诸侯使节应该不是乌孙公主派来楚国的使者所持的使节，而是楚国派往乌孙的使者完成使命后回复上交的使节，一直在彭城的武库保存[17]。
综上所述，现阶段学术界对尹湾汉简《兵车器集簿》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在许多问题上还未形成定论，如“薰毒”、“乘舆”等部分名物词语的释读，《兵车器集簿》的性质，“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的理解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厘清史实。笔者相信，随着对《兵车器集簿》研究的深入，《兵车器集簿》的价值将会得到更多的体现。
注释：
（1）以下简称《兵车器集簿》.
参考文献：
[1]连云港市博物馆.江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1996，（8）.
[2]滕昭宗.尹湾汉墓简牍概述[J].文物，1996，（8）.
[3]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初探[J]，文物，1996，（10）.
[4]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东海县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初探[A].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综论[C].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86-120.
[6]张显成.西汉遗址发掘所见“薰毒”、“薰力”考释[J].中华医史杂志，2001，（4）
[7]张显成.尹湾汉简释读短札―读《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4）.
[8]张显成.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名物释读札记[A].李学勤、谢桂华.简帛研究（2001）[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37-442.
[9]周群丽.尹湾汉墓简牍整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39-53.
[10]张显成.从《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看尹湾汉简的词汇史研究价值[A].张显成.简帛文献论集[C]，成都：巴蜀书社，2008，392-419.原载于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简牍学研究（第三辑）[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19-32.
[11]李解民.尹湾六号汉墓6号木牍所书其他文字初探[A].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研究（第3辑）[C].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471-480.
[12]鲁家亮.读《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所遗“置后”文献小札[A].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珞珈史苑[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109-114.
[13]杜亚辉.从尹湾汉简武库集簿看西汉的武备建设[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14]袁延胜.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所见西域史事探微[J].西域研究，2008，（1）.
[15]（韩）李成.前汉帝国中央武库收藏目录之发现―关于尹湾简牍《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之探讨[A].长沙市文物考古所.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5，411-437.
[16]邢义田.尹湾汉墓木牍文书的名称和性质：江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简牍读记之一[J].大陆杂志，1997，95，（3）.
[17]谢绍.江苏尹湾汉简所见的武库与使节辨析[J].西域研究，2009，（2）.
[18]李均明.研究汉代武器装备的珍贵史料―记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N].中国文物报，1997-12-7.
[19]卜宪群.尹湾简牍与汉史研究[N].光明日报，1999-4-2.
[20]李斌.从尹湾《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看汉代兵种构成[J].中国历史文物.2002，（5）.
一、死刑由来及其特点
死刑作为最为古老，适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刑罚方式，其由来已久。在徒、流刑以及罚金刑出现之前，因其被统治者所青睐，故而适用相当的广泛。追溯其由来，从古文的涵义大致可以推断由“活人祭祀”或者“血亲复仇”演变而来，当时死刑的设置可能为了平息神灵的愤怒，惩罚那些触犯传统禁忌的犯人，亦或为了安定社会秩序，成为血亲复仇的手段①。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形态的进化，死刑逐渐成为了统治阶级惩罚犯罪的有力处罚方式。
死刑与其他的刑罚方式较为不同，其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
1.剥夺权利的同等性。死刑作为一种剥夺人生命权的刑罚方式，其所针对的犯罪人权利均是生命权，此种刑罚方式不同于徒刑与罚金等方式，徒刑与罚金等方式存在着多少的问题，而死刑则不会。
2.惩罚的极端性。死刑的极端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其刑罚方式最为严厉，直接剥夺了犯罪人的生命；其次就是此种刑罚方式具有不可变更的特性，因为犯罪人的生命被剥夺后，就无法再进行挽回，故而没有无法给予犯罪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3.适用经济、高效。死刑的执行，只需要对犯罪人的生命进行剥夺行为即可，像徒刑与罚金等人力、物力以及相应的监管方面是不必要的。
二、我国古代死刑的定罪、执行与发展趋势
1.定罪。我国古代可以认定为死刑的犯罪行为，一般包括以下几种：政治类的犯罪，如违抗命令罪、乱政罪、叛国投降罪、谋反罪、奸党罪等；侵犯皇权类的犯罪，如不敬、大不敬罪、擅闯殿门罪等；渎职腐败类的犯罪，如渎职罪、贪赃枉法罪等；侵犯人身、财产类的犯罪，如杀人罪、抢劫罪、盗窃罪、罪等；还有违反伦理与一般传统类的犯罪，如不孝罪、恶逆罪、不睦罪、不义、罪等。这些犯罪行为往往侵害到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利益，或者是严重损害了社会、经济秩序以及个人的生命、财产权，对于违背了伦理纲常，在古代也是有可能会被处以死刑，从以上的定罪罪名来看，在古代，很少讲经济类犯罪行为判处死刑（其中仅有的私自铸造货币罪在西汉曾经设置）。
2.执行。我国古代关于死刑的执行方式，种类繁多。在奴隶制时期，除了基本的大辟之外，还存在着较多杂类，如火烧、炮烙、剖心、剔刳（ku）、醢（hai）等多种残酷的行刑方式，其中诸多为商纣王创设。到了西周时期，又出现了腰斩、车裂、磔（zhe）、磬（qing）、踣（bo）等比较残酷的行刑方式。②死刑的执行方式在封建社会时期，种类在各个朝代有所不同，在秦朝，据史料记载，大约有十余种之多，如腰斩、阬、车裂、定杀、磔、戮（lu）、弃市、凿颠、绞、枭首等；在汉朝的死刑行刑方式大量减少，大致分为三种，弃市、枭首和腰斩；两晋时期的死刑执行方式大致与汉朝相类似，在南北朝时期亦是以此为基础，增加绞刑、车裂与磬；在隋朝《开皇律》废除枭首与车裂的死刑方式，规定死刑为绞、斩二等，这是中国古代死刑方式二元化的开始。但在隋炀帝时，又恢复了枭首与车裂。 而在唐朝再次废除了枭首与车裂，规定死刑为绞、斩二等。但在唐后期，又恢复了腰斩、枭首、车裂。宋朝法定的死刑为绞、斩两种。在宋仁宗时，凌迟成为了死刑的行刑方式，这种行刑方式是我国古代最为残酷的一种死刑执行方式。凌迟刑起于五代，法定于辽。南宋《庆元条法事类》明确将其与绞、斩一道列入死刑执行方式之中。在元朝的死刑则主要分为斩、凌迟两种。在明朝《大明律》规定的死刑方式有包括了绞、斩、枭首与凌迟四种。明朝的《大明律》公开恢复枭首刑，同时将凌迟刑通过法典的形式合法化。到了近代之前的清朝，其死刑方式主要是有绞、斩两种，凌迟与枭首也存在一定的非经常性使用。③
三、我国古代死刑评析
在前文中，笔者对于我国古代死刑的特点以及定罪与执行方式进行了一定的汇总、比较。我国古代死刑大部分以政治类犯罪行为、侵犯皇权类行为为主，还包括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行为。而从死刑的执行方式看，我国古代死刑方式从一元到多元、多元逐渐向二元化的方式发展演变，同时，各个朝代法律规定的死刑方式往往被敕令、条例等超越，使法典中没有的前朝酷刑又再次出现，总体而言，我国古代死刑方式一直都是多元化的。在《大清新刑律》之后，死刑又从二元归于一元，这充分体现出了我国死刑制度不断发展、不断前进与完善。
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方式，现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国家废除了死刑，我国在其存在与废止上，古代历史上亦出现过变革与争论。从文景之治开始的废除肉刑开始，到大唐天宝六年唐玄宗公开下诏废除死刑，由于某些原因，此诏令并为产生任何效力。随着经济、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西方诸多国家废除了死刑，而我国为何没有废除死刑，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东西文化的差异。我国古人的思想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此与西方的天赋人权等思想相差较大。同时，我国古代的“兵刑合一”、“重典治吏”等一贯理念在人民心里早已根深蒂固，故而，我国目前仍存在死刑的关键与此不无关系。（作者单位：1.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2.山西云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参考文献：
[1] 曾宪义：《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我国有丰富的政治哲学文化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挖掘、整理、吸收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对于加强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贾谊政治哲学的讨论,以期从中获得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和谐社会的参考价值,并有助于启迪我们的新思维,赋予传统文化以崭新的时代精神。
贾谊是“汉朝初年最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杰出的政论家”。生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卒于汉文帝刘恒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洛阳(今河南洛阳)人。
金春峰说:“先秦,以荀子为代表,儒家思想走上了新的轨道,即融合、吸收法家思想,为强化封建专制集权服务,从而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有性质的区别。贾谊的思想,体现了《荀子》思想的这一特色。”司马迁说:“贾生、晁错明申、商。”从学术思想源流上来看,贾谊受儒家和法家思想影响很大。
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首先是建立在对秦朝何以速亡反省的基础上的。贾谊认为,秦朝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废弃礼教的做法使得社会风俗大坏,宗法人伦失序,是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所以有陈胜等的揭竿而起。强大的帝国倾刻间轰然倒塌,变得那么不堪一击。这里面的原因不能不让人深思。总的说来,贾谊认为,秦朝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认为秦朝在取得政权以后,不应该再纯以法术诈力作为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而应该施行仁政。
在总结了秦亡的教训以后,针对当时社会现状,贾谊认为,汉初以来的黄老无为思想虽然有利于经济的复苏,但是却无法调节宗法秩序。不仅如此,它还将最终危及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贾谊认为能够补救时弊的只能是“积极有为”的儒家思想。他欲借助儒家思想重整社会秩序。在贾谊的哲学思想中,“道”是作为本体出现的,所以“道”也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形而上依据,是贾谊认为“什么是美好政治生活”的终极性依据。贾谊追求的是合于“道”的政治生活。但贾谊的“道”是“其本者谓之虚”,它落实在现实社会中是表现为儒法两家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价值的。所以,贾谊认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如果能够合理地贯彻实现“儒法并用”的思想,也就实现了他的合于“道”的美好政治生活。因而贾谊的政治哲学也充溢着“儒法并用,以儒为主”的特点。关于如何实现美好的社会政治,面对当时社会的三个重大问题“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僭拟,地过古制”,贾谊主张“儒法并用”,主要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民本、礼治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想达到解决社会矛盾,扭转社会危机四伏局面的目的。
一、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
在贾谊的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形态应该是定于一尊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形态。皇帝应该是整个国家政治结构的金字塔的顶尖,是政治的核心。在现实政治中,他主张汉朝中央政权的绝对权威性。而当时的情况是“诸侯僭拟,地过古制”。贾谊面对此种情况感到痛心疾首。他认为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已经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建议文帝及早采取措施,解决诸侯割据一方的问题。他说: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霸羲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日“非徒病瘇也,又苦跖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这种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各地诸侯对中央政权来说已是“尾大不掉”,这样一来,直接削弱了中央的权威,并进而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已经到了非解决此矛盾不可的地步。为此,贾谊提出了“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希望通过让诸侯国分为若干国,分王其子孙,化大为小,以削弱诸侯国的力量。达到“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的目的。这就是说,贾谊希望通过这一措施,使诸侯失去作乱的形势,使诸侯只能听命于中央。进而树立中央的绝对权威,维护中央大一统的专制统治。
对反叛作乱的诸侯,贾谊建议汉文帝要儒法并用,恩威并举,“以刑去刑”,毫不手软,从而以儆效尤。他说: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丸,臣以为不缺则拆。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这是要求汉朝的统治者用“仁义恩厚”和“权势法制”的两手来对付诸侯。该强硬的时候一定要强硬起来,不能对枝大干小现象放任自流,更不能置若罔闻。如果一味地对诸侯仁慈宽厚,只能放纵诸侯的反乱之心,这是非常危险的。
对于如何防范诸侯王势力膨胀,贾谊提出了两个对策:一是定礼制,二是定地制。贾谊并不反对分封,反对的是诸侯王势力过大,威胁中央政权。他的对策“出发点仍是‘仁’与‘义’。因为所谓‘活大臣,全爱子’,正是‘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的具体表现”。
贾谊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主张,生前虽未被采用,但“其言验于身后”。他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后来被汉武帝以“推恩令”的形式而实行,彻底解除了诸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极大地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贾谊为汉初政治的完全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政治上的统一为思想上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民本思想
以民为本是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在西周时,《尚书·泰誓》中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战国时,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荀子说过:“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周桂钿说:“民本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从西周到西汉,是这个思想的确立过程。”贾谊的民本思想秉承了儒家传统民本思想。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提出了“民无不为本”的观点,从而把民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空前的理论高度。他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贾谊不仅把民众看作是国家、君主、官吏的根本,而且把民众看作是一切事业的根本。由此可以看出,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完全是立基于人民之上的。
贾谊还列举了民为本的各种情况,在《新书·大政上》中他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
贾谊认为,国家、君主、官吏都要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成功都要依靠民众才能成功,一切失败都是君主和官吏的过失造成的,和民众无关。这就是说,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君主官吏,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老百姓。民心向背是事业成败、战争胜负的关键,民众决定着国家、君主的前途与命运。“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切帝王要想使国家社会长治久安,就必须认真对待民众。民众不可违,民众是一切事业成功必须依靠的力量。
既然民众是一切的根本,那么君王在施政中就要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对于如何做到以民为本,贾谊认为:安民是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核心,只要民众安居乐业,社会就会稳定发展。他说:“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矣。”贾谊认为,要安民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爱民。贾谊说:“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又说:“德莫高于博爱人。”“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爱民是以民为本、安民的道德基础。
第二要富民、惠民。这是说当政者要注意人民的物质利益,要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好处和实惠,要让老百姓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贾谊认为,只要是圣明的君主当政,就必须使人民生活富裕,身体健康。他引用周成王的话说:“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贾谊提出的富民之法是驱民归农,发展生产。
两汉时期是宗教、谶纬、迷信猖獗，巫术方士盛行，祭祀活动频繁，几乎是月月有祭祀。《风俗通义·祀典》记述“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时盛矣。至平帝时，天地六宗已下，及诸小神，凡千七百所。”汉代人认为祭祀已经是生活中平常而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情，正如《后汉书·祭祀》所记载：“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豺獭知祭祀，而况人乎。”史籍所见两汉时期的祭祀活动不仅是时人精神生活的头等大事，而且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衡·祀义》曰:“世信祭祀,以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是以病作卜祟,祟得修祀,祀必意解,意解病已,执意以为祭祀之助,勉奉不绝。”
当前，学者对两汉祭祀文化的研究主要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汉祭祀文化及制度的研究
对两汉祭祀文化进行专门系统研究的专著稀缺，主要有陈戍国的《秦汉礼制研究》和王柏中的《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等，其著述主要从礼仪制度与国家政治关系的角度对两汉国家祭祀进行研究，对地方的祭祀制度和民俗未谈及。
研究两汉祭祀文化的综合性研究论文甚少。一类是对祭祀礼仪制度及习俗的研究，另一类是重要神灵研究。当代学者对两汉祭祀礼仪关注的焦点主要在郊祀礼、封禅礼、农业祭祀等。主要从文化制度角度进行研究祭祀礼仪，对祭礼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的深度远远不够，如徐迎花的《东汉光武帝时期郊祀制度研究》、杨英的《东汉郊祀考》等。这两篇论文只对郊祀礼仪进行简单梳理和介绍，对东汉郊祀礼兴盛的原因和对文学的影响并未提及。
两汉时期信仰、崇拜的神灵很多。国家祭祀神系基本沿袭先秦时期的神系，出于当时种种现实的需要，其主要祭拜的神灵有伏羲、女娲、太一、西王母等。对这些神灵的研究当今学者主要集中在原型、神话流传、演变过程等方面。学者们一般关注的是伏羲、女娲传说的原型、神格和神话传说的文化意义等。从神话传说角度研究伏羲的学者有孙玮、孙海洲、何新、刘雁翔、李炳海、常金仓等。新时期以来，女娲研究的中心问题主要集中在女娲神话的流传、演变、伏羲女娲的关系、女娲的族属及其原型和社会文化史的意义等方面。如杨利慧的《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二书可以说是近年来女娲研究的总结。近年来学者对太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宗教两个方面。从哲学角度，学者认为太一是宇宙的本原。从宗教方面则认为太一是宗教神灵，学者们对太一的神格和流传进行了梳理和考察，但对汉代太一祭祀兴盛的原因和太一的祭祀文化意蕴还未论及。西王母是当代学者研究的热点。从历史学、地理学的角度解读西王母原型的，如王伟章的《西王母形象考》、王卫东、曾煜的《西王母原型新探———上古巫文化研究之四》等。从宗教角度研究西王母宗教神学思想及受崇拜的原因，如李东峰、杨文艳的《汉代西王母与东王公神话的历史考察》、周静的《两汉时期的西王母信仰》等。还有的以画像石、铜镜铭文等作为第一手材料，如汪小洋的《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中心的形成与宗教意义》、郑先兴的《汉画中的西王母神话与西王母崇拜》等。汉代诸神灵研究，学者们或从宗教学或从神话传说角度去探究神灵原型，还未有学者从汉代祭祀文化的源流角度去探讨这些神灵崇拜祭祀兴盛的原因，以及这些神灵祭祀崇拜对祭祀文学的影响。
二汉代思想对祭祀文化的影响
汉代是一个思想比较发达、活跃的时期，研究汉代思想的专著比较多，如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龚鹏程《汉代思潮》，李中华《神秘文化的启示———纬书与汉代文化》，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等。李中华《神秘文化的启示———纬书与汉代文化》，一书从纬书与汉代经学、纬书与汉代哲学、纬书与汉代伦理、纬书与汉代科学、纬书与文学艺术、纬书与汉代神话等方面阐述了纬书与汉代文化的关系。纬书是沿着董仲舒的天人论的路数发展推衍而成，故其文学理论亦属“比德说”范畴。但不同的是，纬书更强调人与神的关系，其体系的基调与核心乃宗教神学，故其文学理论亦掺杂了神启或天启的内容。所以研究汉代文学纬书也不应忽视。
研究汉代思想的学术文章也很多，冯维林在《论谶纬与汉赋创作的关系》一文中认为谶纬与汉赋创作的关系是“谶纬不仅在汉代政治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汉赋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赋创作的实际情形基本上反映了谶纬在汉展的阶段性特征。”[2]吴贤哲的《汉代神学思潮与汉乐府郊庙、游仙诗》一文认为“汉代神学思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帝王的造神活动是汉代神学思潮涌动的内在动力,方士的积极参与是汉代神学思潮向前发展的外在推力,汉儒的天人感应、祥瑞灾异学说是汉代神学思潮的理论基础,方士和儒生的结合衍变出了谶纬神学,并导致了经学神学化和神秘化。汉乐府机构的发展和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汉代神学思潮的需要,汉乐府中的郊庙、游仙诗是汉代神学思潮的直接产物,反映了汉代神学思潮的某些思想内容。”[3]方蕴华在《阴阳在宗教祭祀文化中的动态功能》一文中认为“祭祀文化中的‘阴阳’，当其反映尊卑等级观念时，其内部的对应形式得到迅速的扩展，使错综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得到‘纲常’序列化表现，‘阴阳’在祭祀文化中的动态功能使中国古代文化彰显出‘伦理本位’特征。”[4]具圣姬在《汉代的鬼神观念与巫者的作用》一文中认为“汉代人信奉鬼神思想，汉代巫者是民间信仰的掌握者,事鬼神者,占卜者。因此他们在官府或民间能主管祭祀,进行下神、事神、占卜、依托鬼神的活动是神人之间的媒介者。”[5]
此外还有詹苏杭的硕士论文《谶纬与汉乐府》认为由于汉代帝王的好大喜功、寻求长生及方士的鼓吹等原因汉代谶纬思想兴盛，谶纬对汉代乐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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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郊祀诗产生的影响最大，郊祀诗中有很多内容是谶纬思想的反映。张文安的博士论文《周秦两汉神仙信仰研究》认为汉代的神仙信仰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兴盛后来由贵族化发展为平民化，同时神仙思想的兴盛促进了道教的形成。
三祭祀礼仪与两汉祭祀文学研究
当今学者对两汉祭祀文学的研究多伴与祭祀礼仪一起研究，其主要可分为：汉赋与祭祀文化的关系、祭祀诗与文化的关系、封禅文学三类。汉赋与祭祀文化的关系，主要从宗教思想对文学的影响和文学对政治的反映来进行研究，如王振军的硕士论文《汉赋与汉代国家宗教研究》主要从郊祀礼、明堂制度、封禅祀典、太一崇拜等方面阐述了两汉国家宗教对汉赋和赋家的渗透和影响。祭祀诗研究主要针对祭祀礼乐制度进行研究，而未对祭祀诗的文学性、祭祀诗与《诗经》《楚辞》的承继关系以及祭祀诗中的神系进行研究。如许倩的《汉〈郊祀歌〉与汉武帝时期的郊祀》一文只考述了郊祀制度的宗教思想与用乐制度，对《郊祀歌》的文学性并未论及。
封禅文学研究，主要从礼仪文化的角度对封禅文学进行研究，如杨晓芳的硕士论文《封禅文学研究》从封禅的源起与封禅历史、封禅的思想基础、封禅礼乐、封禅的现实功效等方面来阐述封禅文学的内容及思想。但迄今为止，全面、系统的从文化角度研究两汉祭祀文学的论文还鲜见。
【关键词】楚辞；两汉；传播与接受
一、楚辞定义与特点
西汉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以及汉代模仿屈、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楚辞的名称，汉以后才有，即在汉景帝与汉武帝之间出现的学术上的名称。”楚辞也是战国时期楚地的诗歌形式，它“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楚辞在句式上打破了《诗经》四言诗的传统，运用更为灵活的句式，除了运用五、七句，还有六字句，使得句式参差不齐，错落有致。楚辞吸收大量的方言，句式也较散文化，为以后“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楚辞”受当地巫术的影响。巫术的歌舞中多反映人神恋爱等故事，充满了想象力和神秘色彩。屈原作品《九歌》、《招魂》模仿当地民歌，且在其他作品中也充满着屈原的浪漫主义情节和奇特的想象力。如《离骚》中：“驷玉虬以桀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又如《九章·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同光。”朝发苍梧，夕余悬圃，命羲和驾车。登昆仑、驾青虬。“苍梧”、“悬圃”、“昆仑山”、“重华”和“羲和”，这些都是神话故事中的人和地点，使全诗充斥着浪漫主义情怀。
二、楚辞在两汉的传播和接受
（一）楚辞在西汉的传播
西汉对楚辞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一个从发展到高峰再到衰落的时期，西汉时期楚辞传播兴盛，是与统治者政治统治需要密切相联系的，而经历了秦代的“焚书坑儒”之后，西汉统治者吸取秦灭亡的教训，逐渐认识到思想的统一以及对文学作品进行儒家解读的重要性。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大体介绍了楚辞在西汉的传播与接受，他说到：“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因为汉代离着屈原所生长的战国时期时间较近，所以能较好的保留屈原的作品。后来的宋玉、景差等人慕名而作，吴王刘濞，枚乘、邹阳等人对楚辞的传播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楚辞的传播在汉武帝时期到达了一个高峰。汉武帝命刘安做《离骚传》，一方面是汉武帝本身对于《离骚》的爱好，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一方面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需要，屈原所代表的是爱国忠君的思想，他在《离骚》以及相关作品中充分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忠臣明君治世的渴求，这也正是汉武帝所追求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汉武帝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阅读和传播楚辞的风气，体现屈原等人忠君爱国思想，从而更好的巩固其统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汉武帝命刘安做《离骚传》的年代恰好反映了汉武帝当时的心理活动，龙文玲认为“刘安作传的这一年，正是汉武帝第一次尊儒改制在祖母太皇窦太后干预下惨遭失败之年。”①汉武帝固然有着对《离骚》的爱好，而更多的是在《离骚》中寻求情感共鸣。屈原有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忠诚之情，但更多的是他追求美政思想的失败以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持不懈的追求精神，“初次改革遭失败的汉武帝对《离骚》蕴涵的这份情感产生共鸣是很自然的”，②所以刘安作《离骚传》不光是汉武帝对《离骚》的热爱，也有对自己理想尚未实现追求精神慰藉的一种体现。
（二）楚辞在东汉的传播
如果说楚辞在西汉的传播注重的是统治阶级，政治背景的话，那么东汉时期更为注重的是文人自身对楚辞传播做出的贡献。
东汉时期骚体赋盛行，这不光是因为建立东汉之前，西汉灭亡后有一段动乱的时期，民不聊生，文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还有一个原因是东汉建立之初，统治者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来控制局面，也需要有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政治表述，于是楚辞的传播在文人之间兴起。
就像是西汉虽然有各种赋，但占主要地位的还是昂扬、积极向上，描写夸张汉代兴盛的汉大赋，东汉流行的，便是抒发文人内心情感的抒情小赋。“贤人失志”和在仕途与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使赋承担起抒情的作用。
东汉文人写作以抒情为主，更多的是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这也为后来魏晋时期成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奠定了基础。楚辞中浪漫的抒情主义精神被这个时期的文人加以利用，继承西汉时期阅读楚辞的传统，在此基础上，经过自觉的加工和学习，创作出于西汉时期风格不同的作品。“东汉文人自觉学习，摘用，或稍事修改，融入自己的作品，使作品在整体风格上表现出楚骚那种浓郁的抒彩。”郭令原：“东汉时期，由于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辞赋家的生活遭际也与西汉大不相同，他们要用赋这种文体去反映自己对于一个新时代的感受，这种感受较西汉赋的内容为丰富，于是较多的借助于楚骚”。③
（三）楚辞在两汉的接受
两汉时期对屈原的评价很高，班固在《离骚序》中说道：“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楚辞在两汉的传播不光是因为屈原的创作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声，还有一点就是楚辞是当时的流行体。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都是模拟楚地语言所写的。到了西汉成帝时期，刘向编辑的《楚辞》既有屈原和宋玉的作品，也有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和刘向的《九叹》等。两汉时期还出现了“骚体赋”，即从楚辞中发展而成的，是汉赋的一种类型，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骚体赋”继承楚辞抒情传统，注重抒发怀才不遇内心不平的思想感情。
三、楚辞的发展和影响
楚辞发展了“赋”这一形式，两汉时“赋”这种文学形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经历秦代“焚书坑儒”，汉代要吸取秦的教训，而且大一统的局面需要一个铺张华丽，且具有昂扬向上特点的形式，因此《楚辞》为代表的形成了一系列的赋。两汉时期赋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无论是汉大赋还是抒情小赋，骚体赋，都为表达文人的内心情感作出了贡献。
屈原所代表的忠君爱国思想，“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遗彭咸之遗则”的遗世独立的态度，以及“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注重个人修养的品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不懈的精神，鼓舞了历代文人的情感走向。汉以后的魏晋时期，文人开始走向自觉创作的道路，屈原的理想抱负和高尚品德也正是魏晋时期人们所需要的。不光是魏晋时期，甚至于整个文学史的发展都离不开屈原对诗人的鼓舞作用。宋代晁补之有《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朱熹有《楚辞集注》，正是历代文人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的解读与再创作。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为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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